Histor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trijif (世界真在方法之外),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代序）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Apr 13 16:18:41 2005), 站内

　　在历史资料使我们所能确知的范围内，能与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变等量齐观的，
大概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一场巨变，古人以“封建废而郡县行”来描述那一场历史巨变
，当代中国占优势的看法则至少字面上与此相反，认为中国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 
　　本书无意于在久争不下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再添一说，而是想首先重新考察并质疑
各期“封建社会”说的共同前提或范式（paradigm），弄清这一范式的来龙去脉，并暗示
理解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及其带来的新问题，例如，如果中国不是相当早地进入，而是相
当早地脱离了“封建社会”，就有一个并非“中国封建社会为何如此之长”而是“为何如
此之短”的问题，以及远为重要的∶如何解释中国此后两千多年自成一个格局的社会等等
。

　　所以，甚至对上述流行范式的考察也只是一个起点，本书还希望对春秋时代中国社会
的结构及其变迁提出另一种观察角度、另一个解释框架。笔者无意于否定和抛弃既有的解
释框架，但却赞成历史解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赞成社会历史向新的解释开放，尤其在今
天中国学者有可能摆脱西方观点的笼罩性影响，而开始尝试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
中引申出自己的社会理论的时候。

　　“世袭社会”即为本书提出的一个试图用来描述和分析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或
可上溯到西周乃至更早）的解释性范畴。划分社会结构的历史形态可以有种种标准，有生
产力或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例如马克思有时说到的“手工磨社会”和“蒸气磨社会”；
贝尔等人所说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伦斯基等人所说的采集
社会、游牧社会、园林社会、工业社会等等。有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标准，如斯大林明
确提出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形态。
这些划分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既极其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它对社会结构来说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
历史”，而阶级斗争又肇源于经济关系；韦伯不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然，但他也认为
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经济发展的历史，韦伯研究的主要的问题从对象上说，明显
也具经济的性质∶即为什么西方产生出了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等等，
虽然他在此重视的原因是精神和价值观念。

　　显然这些都恰当地反映了解释历史者不能不具有的某种处境、立场和先见——而且是
处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先见，我们正身处其中，不能甚至也不宜摆脱它。但我们却应当
对此有一种自我反省，有一种足够清醒的自我意识和某种恰如其份的警惕：例如先前的人
们对他们所亲历的历史许会有自己的看法；作为后人的我们的处境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
同处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地域的差别也可能仍然很大。因而人们还是有可能质疑：
如果把从某一特定时期和地域的现代社会的形态（即便是最典型的一种）引申出来的范畴
，普遍地运用于古代社会（尤其是非西方的古代社会），究竟能在多大的范围内适用？因
为在此首先涉及到的毕竟还是对历史而非对现代的解释。人们可能怀疑：把这些范畴用来
解释传统社会是否显得过于重视经济？是否过于强调社会结构而忽略了社会中生活的人？
是否所述的发展趋势过于必然，所述的一般规律又过于普遍？而“进步”的观念在此是否
又过于强烈，以致使前面的社会形态都只是趋赴最后的社会形态的手段，甚至都是黑暗和
不幸而要被后面的光明否定？总之，这些质疑集中到一点，即这些范畴是否过于现代？

　　我们可以举西方学者中的一个质疑者为例。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认为∶在
“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经济基础广泛地决定着市民社会内将个人联结在一起
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的关系，个人的权利、财富和尊严要未完全由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
权来决定，要未完全按照他们提供给市场的经济能力来决定。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是由
经济来决定一切，适者生存，社会关系减少到了最基本的几种形式，很少有繁文缛节和文
化分异的立足之地，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仅仅是经济的，甚至可以把人说成是“经济人”，
凝聚他们的是契约关系。然而，在一个“纯粹的传统社会”里，居统治地位的人们往往是
借助于法律、文化、宗教仪式及其他一些手段掌握和控制着进入上流社会的途径，他们以
荣誉和教养为个人价值的主导原则，凝聚他们的主要是传统和宗教。换言之，在一个建立
在传统而非市场基础的社会里，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依赖于他们正巧拥有什么，而是取决
于他们被法律或文化术语定义的一切，取决于他与生具来的身份、血统是否高贵，是不是
特定家族的成员，有没有在相应的文化模式里受过教育，有无受尊重的气质。传统的社会
分层形式趋向于封闭的社会等级或种姓。

　　特纳强调了传统社会有别于现代社会的特殊性，但他对传统社会的概括可能还是有所
遗漏，还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并不仅呈现出封闭的社
会等级这一种情况，不过，我们暂不涉此，而是注意特纳在社会分层方面所持的一种“三
个面向”的观点，这三个方面是∶第一是“阶级”表示的经济差别；第二是“身份”或“
地位”（status）表示的政治法律差别；第三是生活方式、态度和文化气质表示的文化差
别。他反对认为某一方面总是比其他两个方面重要，总是决定着其他两个方面的“化约论
”立场，主张究竟由那一个方面占支配地位，只能通过历史与经验的分析才能确定。

　　特纳沿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来说明他的有关社会分层的“三
个面向”的观点。他说∶在奴隶社会里，法律与阶级关系溶为一体，形成了一种使社会流
动非常有限的社会分层系统；在封建主义制度中，法律政治关系对社会等级或封建等级的
形成起着决定作用，而经济阶级关系则从属于法律和仪式的分层原则；最后，在资本主义
制度中，具有经济特性的经济关系逐步占居了统治地位，而身份差异则因现金交易关系和
市场的首要性而日趋淡化。

　　我仍然相信∶经济因素始终在社会基础或底层起着极其重要（甚至仍可说是决定性）
的作用。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与几乎总是显得有限的资源近乎是
一个永恒的矛盾，而人们解决这问题的不同方式就常使社会呈现为一些不同的类型。但是
，那种直接以经济为决定因素来解释某一时代、某一事件、甚至某一人物的作法却未免过
于简单。经济因素实际上变化得相当缓慢，张光直曾指出夏、商、周三代在经济上差别不
大，而二十世纪中叶黄土高原上一个农民所使用的工具、生活方式乃至于他所介入的经济
组织都可能和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农夫相差不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中国只是近十几年，或
至多几十年的事情，在西方也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情。而在中国前此数千年的历史中，
社会、政治、文化等许多层面都发生了大得多的变化。古代中国人，至少是那些左右形势
的人们，看来并不把经济发展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把财富的不断和大量的增长作为人
们幸福的主要成分和必具条件，所以他们在平时常要面对人口的压力，在近代遇到西方的
挑战就更陷入了困境。

　　由于西方率先进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遂使世界各国也不能不进入“现代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世界化和加速化的进程有极精彩的分析
），因此在“现代化”的话语中，不能不是西方的声音占支配地位。在前述是否“太现代
”的质疑中，于是就隐含着是否“太西化”的质疑。

　　而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又确实表现出与西方文明相当不同的特点。法国杰出
的史学家布洛赫1941年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曾经写道，“今天，谁能否认存在着一
个中国文明呢？谁又能否认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大不相同呢？” 如果说西方的封建社会
是一个相当“武化”的封建社会，而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封建社会就已经具有浓厚的“
文化”色彩，那么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文化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用看来就
更加重要和明显了。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社会实际上由一种“血而优则仕”转变成一种
“学而优则仕”了，而由于“学”有文学和德行两方面的含义，德行又难于作为一种客观
和普遍化的标准，所以到后期甚至变为一种“诗而优则仕”、“文而优则仕”了。由一些
以诗文为进阶的人们来治理国家，这确实是世界史上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

　　这就回到了我为什么要提出“世袭社会”这一范畴的一些考虑，它意味着一种观察角
度，在我看来，判断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形态和结构是否公正合理，最终还是要看生活在其
中的人们是否确实生活得好，他们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是否觉得快乐或幸福，这一考
虑自然与作者所受的伦理学专业训练有关，但也包含了作者对社会理论的一种看法∶社会
结构不能脱离人，不仅不能脱离人们的行为，也不能脱离人们的生活。

　　简单的说，提出“世袭社会”这样一类范畴所依据的标准就是看社会提供给个人的上
升渠道和发展条件，看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有多少实现和发展自己的机会。在此我对
社会结构的理解是实质性的，即社会的等级分层结构，注意的中心是这种分层结构与人的
发展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西方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中国从孔夫子到
孙中山所悬的社会理想中的一个共同因素∶社会要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尽所能。虽然他们
对何为“各得其所”，如何“各尽所能”有相当不同的理解。在马克思所提出的“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人们往往更注意后者，更注意分配，而我
则远为重视前者。我所理解的“各尽所能”，并不是要将其作为手段，通过它来达到“按
劳分配”或“按需分配”，而是认为“各尽所能”本身亦是目的，亦是幸福。在中国几千
年的传统社会中，由于有一种权利、财富与名望这三种主要价值资源联为一体的情况，而
政治权力又是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所以“仕”成为主要的出路，就象现代社会“突出经济
”、“经济弥漫一切”一样，传统社会也有“突出政治”、“政治弥漫一切”的色彩，但
是，如何能够入“仕”，可能是更关键、更优先的，而在这方面，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显
然摸索着走出了一条在世界文明中极为独特的道路，在此文化的因素可能起了一种直接的
决定作用。

　　但是，本书还不是探讨这一道路，这一历史，而宁可说是探讨这一道路转变的前夜。
在这本书中，我想分析一种从古代的政治封建延伸而来的“社会封建”，分析一种世袭等
级制社会的成熟形态。它虽然可以和恰当界定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行不悖，但现在注
意的目光主要不是投向政治或经济，而是投向社会与文化。本书尤其注意春秋时代那些在
社会上居支配地位，最为活跃、世代沿袭的大夫家族，围绕它们描述和分析世袭社会的成
因，运行以及文化、心态的各个方面，探讨为什么这一社会的鼎盛期同时也就是衰亡的开
始，说明促使它解体的诸因素以及孔子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何怀宏　　

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于北京六郎庄

※ 修改:·trijif 于 Apr 13 16:19:08 修改本文·[FROM: 221.212.1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