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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七篇  皇上也是冤大头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Aug 12 17:24:48 2003)


第七篇  皇上也是冤大头 

  一 

  明朝也流传着一些官场笑话,《万历野获编?补遗》中就记载了有关钱能的两 
条。 
  钱能是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的著名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 
南。镇守太监这个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设立的。皇上不放心下边的官员,就派那 
些经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太监下去盯着。应该承认,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明朝的 
官员经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譬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 
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掏钱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 
上。所以,派遣家奴们下去替皇上盯着,这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博弈的 
第三回合了。皇上被逼无奈,到此亮出了最后的武器。试想,再不派他还能派谁? 
而且仔细想来,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应该比一般 
官员的私欲少些。设身处地替皇上想想,我们不能不敬佩皇上选贤任能的良苦用心。 
  问题在于,钱能之类的最后预备队也乐意被收买。更要命的是,镇守太监们权 
力极大,有合法伤害众人的能力,下边便不敢不来收买。 
  当时云南有个富翁,不幸长了癞。富翁的儿子偏偏又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很为 
父亲的病痛担心。于是钱能把这位孝子召来,宣布说:你父亲长的癞是传染性的, 
要是传染给军队就糟了。再说他又老了。现在,经研究决定,要把他沉入滇池。孝 
子吓坏了,立刻就想到了收买。他费了许多心思,掏了一大笔钱,反复求情,最后 
总算取得了钱能的谅解,撤消了这个决定。 
  当时云南还有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财,当地人都叫他槟榔王。钱能听 
说了,便把这位姓王的抓了起来,道:“你是个老百姓,竟敢惑众,僭越称王!” 
书上没有仔细描绘这位槟榔王的反应,但我敢肯定,无论是什么季节,他听到这个 
罪名之后一定汗如雨下。擅自称王就是向皇上宣战。谁抓住这个王,谁的功劳就大 
得足够封侯了。槟榔王深知这个罪名的厉害,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灾免祸,史书上说 
他“尽出其所有”,才算逃过了这一劫。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说,钱能的贪虐,古来无有。后来,在镇守云南的官员 
中,贪求无厌的人也不少,但是听说钱能做的这两件事,没有不失笑的。《万历野 
获编?补遗》完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作者沈德符是浙江嘉兴人,与钱能 
的精彩演出相隔150余年,相距约2000公里。可见此事流传之久远。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 
败的人们,最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没有 
流民,老百姓安居乐业,闯王恐怕只能当个小团伙的头头。甚至闯王李自成本人也 
不会去闯,他没有土地,又被驿站(邮电局兼招待所)裁员下岗,走投无路才加入 
了老闯王的团伙。钱能啃净了槟榔王,其作用正是制造李闯王。本来那位槟榔王可 
以给众多农民和小商贩带来生意,现在其中一些人却要失业甚至成为流民,从这个 
角度看,钱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考虑到本来还会有很多人愿意学习槟榔王,创 
造出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而槟榔王等人的遭遇却将他们吓了回去,钱能的影响 
就更显得要命了。 
  性质如此要命,并且影响久远的一个祸害,皇上又是怎么对付的呢? 
  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况,御史和镇守太监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们之间也 
有互相监督的义务。 成化六年(1470年),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1)给皇上写报 
告,专门汇报了镇守太监钱能的情况。郭瑞说:“钱能刚强果敢,大有作为,实现 
了一元化的领导。如今钱能生了病,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乞求皇上圣恩,怜悯云 
南百姓,永远令他镇守云南。”皇上回答说,知道了。 
  耳目把皇上糊弄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齿地说:“钱能这个 
大恶棍,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 
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但这只是气话。郭瑞们乎并没有出什么事, 
没人去追究他。蒙骗皇上又怎么样?蒙了还不就是蒙了。由此看来,皇上是个容易 
糊弄的冤大头。
  钱能糊弄皇上连连得手,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开始打越南和云南少数民族 
的主意。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事关边疆的稳定,动静很大, 
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压住。果然,钱能派出的亲信惹出了 
麻烦。朝廷担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监察部常务副部长)王恕去云南 
调查。王恕为人刚正清严,数年后国内将传开两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 
恕。”两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大部, 
这是明朝全套高干班子。可见王恕声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钱能的问题,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分量的几句话是: 
“当年在越南问题上,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当年 
还要严重。为了安定边疆,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么?”王恕的这笔利害关系账替皇 
上算得很透彻,钱能害怕了。他立即托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哥们儿活动,将王恕 
召回。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部当领导,钱能之围立解,一点事也没有了。 
  不仅没事,钱能还继续走运,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撺掇皇上派 
了他一个苦差事。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军区。以职务而论,南京 
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大名 
鼎鼎的太监郑和,当年下西洋回来,也就当了个南京守备。(2) 
  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 
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 
平,揭发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这样的主人,不 
是冤大头又是什么? 
  以上说的皇上是成化皇上朱见深。这位皇上身材粗壮,说话有些结巴,反应也 
有些迟钝,但是心眼并不坏。奈何在去世前的十多年里,30多岁的皇上迷上了春药 
和房中术,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受到一个善于影响他的贵妃及其亲信太监汪直的控 
制。辅佐这位皇上的大臣也不得力,当时京城内外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之说,可见那几位总理副总理和政府部长尸位素餐、混事糊弄的德行。这样的皇上 
不说也罢。 
  成化皇上的儿子弘治皇上,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好皇上。他身材瘦弱,据说长 
着明亮的眼睛和稀疏飘逸的胡须。这位年轻人满怀儒家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人生意 
义之类的问题感兴趣,而且努力按照圣人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可惜17岁即位,35 
岁就去世,只当了18年皇上。在这样一位好皇帝的治下,钱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487年9月17日, 弘治皇上登基。第二年年底,户部员外郎(财政部副司长) 
周时从上疏,请求依法惩办先朝遗奸汪直、钱能等辈,同时考核两京和各地的镇守 
太监。面对共同威胁,宦官集团迅速反击。他们仔细研究周时从的奏书,挑出了一 
个书写格式方面的错误。本来,在提到皇上、祖宗、社稷、宗社之类尊贵词的时候, 
一定要另起一行,越出格外,顶着天书写,就好像“文革”中报纸上引用最高指示 
一定要用黑体字印刷一样。而周时从奏中的宗社就没有越格。这不是蔑视宗社吗? 
于是将周时从逮捕,交司法部门处治。钱能又平安无事了。(3) 
  钱能最终也没出什么事。《明史》上说完他的经历,最后交代了一句“久之卒”。 

似乎得了善终。《万历野获编》说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师,弘治的儿子正德皇上登 
基,又赐葬最胜寺,哀荣也不算差了。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么?不是说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么?钱能怎么就一漏再漏,作恶多端仍有善报呢?沈德符说,这使 
人们怀疑,究竟还有没有天道。 
  当时的人们显然不肯接受这种现实,就编了一个故事,说钱能的养子钱宁负责 
掌管他的钥匙,为了得到他的遗产,在他生病的时候下了毒药,把钱能毒死了。沈 
德符说,如果是这样,钱能也就不算漏网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 
故事编得显然不合情理。除了钱宁这么一个养子,钱能在中国再不认得别的亲戚, 
遗产不给他又给谁?连钥匙都掌握在手里了,又无须亲自端屎端尿,何必给一个垂 
死的老人下毒呢?顺便交代一句,钱宁确实不是好鸟。后来他当了正德皇上的干儿 
子,皇上赐他姓朱,他的名片上就写着:“皇庶子朱宁”。朱宁掌管特务机构,在 
政界的实际地位排在最前边的三五位里,比养父还有出息。 

  二 

  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混过关,并不是什么个别例外。即使励精图治的弘治 
皇帝,也经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涂。 
  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刘大 
夏。当时皇上34岁,已经登基17年。刘大夏年近70进士出身,但工农兵和财政监察 
都管过,中央地方都干过,可谓阅历丰富。皇上召见刘大夏,是为了追问一句话。 
  起初,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身体不好,推辞了多次。但皇上 
坚持让他干,刘大夏只得上任。见到刘大夏,皇上诚恳地问道:“朕好几次任用你, 
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恳,说:“臣老了, 
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 
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感震动。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 
追问道:“你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 
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 
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皇上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 
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皇上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 
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4)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17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 
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 
问题在于,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支配运行的。 
钱能敲诈并走运的个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规模民困军穷的现实也表明,这种规 
则已经通行天下。而皇上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 
天真呀。 
  我得声明一句:在皇上身边工作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著名的 
清官王恕当了一段吏部尚书(中组部长),选拔推荐了一大批刘大夏这样正直能干 
的人,史书上说:“一时正人充布列位。”这在明朝要算相当难得的一段好时光。 
那么,皇上怎么会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状况的程度呢?他身边的好干部对情况又了 
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近似中宣部和外交部部长兼国 
务院副总理)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现象, 
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东阳给皇上写了份汇报,描述了亲眼见到的形势,分析 
几条原因。李东阳是当时的大笔杆子,这份上疏又写得直言不讳,一时广为传诵。 
  李东阳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 
挽舟拉织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 
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 
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 
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 
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臣如果不是亲自经过这些地方,尽管在政府部门工作已久,每天还接触文件汇 
报和各种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详细情况,更何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调查,大家都说现在吃闲饭的太多,政府开支没有章法,差 
役频繁,税费重叠。北京城里大兴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榨得力尽钱光。到了部 
队演习操练的时候,宁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权势人家,豪门巨族,土地已经多得跨 
越郡县了,还在那里不断请求皇上的赏赐。亲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养竟要二三十 
万两银子。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托名为皇亲国戚的仆从,经常在渡口关卡都市的市 
场上征收商税。国家建都于北方,粮食等供应依赖东南,现在商人都被吓跑了,这 
绝对不是小问题。更有那些织造内官,放纵众小人搜刮敲诈,运河沿线负责政府税 
收的官吏也被吓跑了。小商贩和贫穷百姓被搅得骚动不安,这些都是臣亲眼看见的。 
  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 
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宽容和隐瞒在开 
端处很小,蒙蔽的结果则祸害很深。 
  臣在山东的时候,听说陛下因为天灾异常,要求大家直言不讳地反映情况。然 
而,尽管圣旨频频下发,下边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况,一旦事情涉及到内廷和 
贵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弃了。我 
恐怕今天的这些话,还要变成空话。请皇上把从前的建议找出来,仔细研究选择, 
决断实行。 
  皇上看了,称赞了一回,又感叹了一回,批转给了有关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当事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李东阳说了:“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 
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这大意是不错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老百姓 
和皇帝之间只隔了两道信息关卡,即郡县和朝廷。实际上,在充分展开的情况下, 
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这是第一关。衙 
役要向书吏汇报,这是第二关。书吏再向州县官员汇报,这是第三关。州县官员向 
府一级的官员汇报,这是第四关。府级向省级官员汇报,这是第五关。各省向中央 
各部汇报,这是第六关。中央各部向内阁(皇上的秘书班子)汇报,这是第七关。 
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 
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 
传递仍不失真。 
  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在无数信息之中,注 
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 
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 
官吏每天面对的选择。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 
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 
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 
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 
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 
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 
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 
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当然还有监察官员,包括御史、给事中和钱能那样的宦官。这是一个控制了信 
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 
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则可能遭到反击。 
一般说来,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 
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官场关系学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反 
正,最后的结果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到了最严 
重的时期,譬如《万历野获编?补遗》说到的嘉靖末年,上边的恩宠和下边的贿赂 
互相促进,上下彼此蒙骗,作者竟说,他没听说过向皇上揭发贪官污吏之类的事情。 
贪赃枉法者无人揭发,这就意味着监察系统的全面失灵,皇上整个瞎了。 
  最终摆到皇上面前的,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在这种小眼筛子里漏出的一点 
问题,摆到皇上面前之后,也未必能得到断然处理。皇上的亲戚和亲信将拖延和减 
弱皇上的惩办决定。这也难为普通的皇上们。就连毛泽东主席那样的雄才大略,他 
的秘书田家英还说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还有江青在旁边捣乱。我们怎么 
好苛求那些在皇宫里长大的年轻人呢? 
  总之,都说皇上如何威严了得,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块头很大却又聋又瞎 
的人。他不了解情况,被人家糊弄得像个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侵犯了他家的根 
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顿,左右又有亲信拉手扯腿,说他认错了人。说不定这人还 
真是他的亲戚。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 
们一并收拾了吧? 

  三 

  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处境并非他个人所独有, 
他只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的一环。这是一场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看 
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别的朝代不说,在 
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我们到处都能 
看到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国之前,中国的形势很像是一场四国演义。朱元璋先吞了西边的 
一个,又惦记着吞东边的张士诚。他派人打听,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 
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 
  朱元璋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 
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平定中国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务网,监督官员,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污吏的概 
率和力度。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但是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 
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 
轻重都杀了!”(5) 
  在这段话里,我听出了焦躁和疲惫。这种不耐烦的感觉将直接影响对局者的战 
斗意志。一旦松懈下去,失败就要降临了。 
  朱元璋是个责任感很强,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劳的意志坚强的人。他都 
不能取得彻底胜利,他的那些在深宫里长大的后代能超过祖宗么? 
  两个世纪之后, 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25日午夜刚过,崇祯皇上 
来到景山的一棵树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崇祯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了遗书, 
但他最终怨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断糊弄他的官僚集团。他写道: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 
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 
不要伤害一个百姓。(6) 
  崇祯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17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 
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 
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亲自 
指挥的,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 
听话者升官,不听话者严惩。官员们也表态说,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 
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胁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临。 
于是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背叛一次,没有反应; 
再背叛一次,还没有反应。即使你本人没有进行这类试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试探 
结果。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 
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 
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 
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 
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 
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 
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造成好 
人。 
  譬如钱能,大家都知道他满肚子坏水。后来他当了南京守备,类似南京军区政 
委。不幸的是,他的对头,“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个王恕,也去南京当 
了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正好管着钱能。王恕的才干足够对付钱能,斗争的弦儿 
想必也绷得很紧。在王恕的威慑之下,钱能表现得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 
对人说: “王公,大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7)由此看来,钱 
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让冤大头惯坏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 
头,钱能未必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最后还得做两点修正。 
  第一,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只是泛泛而论。朱元璋杀官如麻,为了一个开空白 
申报单问题(史称空印案),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杀掉了数百个在“空白介绍信” 
上盖章的官员。如此过激的反应,不仅不是冤大头,连“睚眦必报”的形容也显得 
太弱了。不过,明朝十六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睚眦必报的也就一个半。放宽标准 
可以算两个半,百分之十几而已。所以,我们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准确性在百分之 
八十以上。 
  第二,我们说皇上是冤大头,是把皇上当成天道的代理人来说的。他作为个人 
可能非常贪婪非常苛刻,斤斤计较,甚至带头糊弄天道。对这样甘愿当败家子的皇 
上,我们也就不好说他是冤大头了。天道才是冤大头呢。 

  注: 

  (1)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御史阿内情”作“郭瑞”,《明史》卷三百 
四作“郭阳”。 
  (2)(7)参见《明史》卷一百八十二,王恕列传。 
  (3)参见《明通鉴》纪三十六,弘治元年十一月甲申。 
  (4)参见《明通鉴》纪四十,弘治十七年六月。 
  (5)刘辰《国初事迹》,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第108、196页。 
  (6)《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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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百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做钹吹,管我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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