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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16 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Jul 5 11:54:52 1999),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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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熙历狱」的政治背景
为了对「康熙历狱」两造争斗的过程或策略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探讨前述择
日事与「历狱」之间的关系前,我们有必要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先做一番理清。
清初自多尔衮摄政后即好延揽汉人,顺治帝亲政以后政策仍前。然在顺治朝,
对许多政治事件的处理方式,满、汉官的意见常壁垒分明,如在顺治十年议总兵任
珍罪一案或顺治十一年议隐匿逃人罪等事中均甚明显。顺治帝即尝责大臣曰:
凡事会议,理应画一,何以满汉异议?虽事亦或有当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
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
本节即以顺治九年迎达赖喇嘛入朝一事为例,尝试究明自顺治初一直掌理钦天监的
汤若望,在满、汉官的对立中所采取的立场,并试析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的新政治
环境,对若望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清太宗时,为笼络边外部族,曾往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入朝,至多尔衮摄
政时亦尝往请,但直到顺治帝亲政后,达赖始决定启行。顺治帝当时为是否亲至边
外迎接一事,命诸臣各抒所见。然而当时满、汉大臣的意见泾渭分明,满洲诸臣以
「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故主张上应亲自往迎,汉臣则以「皇上为天下国家
之主,不当往迎喇嘛」。
满人当时所信的宗教以萨满教及喇嘛教为主,又透过联姻等方式与大多笃信喇
嘛教的蒙古诸部王族建立密切的关系,如在太宗的十四名后妃中,蒙族即占七人,
其中顺治帝的生母孝庄文皇后亦在内,故宗教方面的认同或即满臣主张礼应崇极的
重要原因之一。
九年九月庚辰,顺治帝裁定将亲至边外代噶地方迎接达赖喇嘛。但至戊戌日,
大学士洪承畴及陈之遴却以天变示警为由疏谏皇帝,称:
臣等阅钦天监奏云:昨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窃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
敢于争明;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入,上天垂象,诚宜警惕……达赖喇嘛
自远方来,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劳圣驾亲往为
也?天道深远,固非臣等所能测度,但乘舆将驾,而星变适彰,此诚上苍仁爱陛下
之意,不可不深思而省戒也。
在《清朝文献通考》中,更详载了此二天象,其文曰:
九年九月……乙未辰时,太白昼见翼宿三度。丙申酉时,有流星起中天,大如盏,
赤色,尾迹有光,入紫微垣。
顺治初,凡瑞变皆由礼部于岁终汇题,但稍后即改令由钦天监随时具奏,而有
清一代,凡瑞变占辞,监中皆以《观象玩占》为据。经查此书中太白昼见与流星入
紫微所分别代表的星占意义为:
有兵兵止,无兵兵起。一曰:为兵丧,为不臣,为更主,强国弱,弱国强。一曰:
太白昼见各以宿占,其国兵起。又曰:太白,秦星也,昼见为秦国强。昼见而与日
争明,大臣持政执权,四海兵起,女主乱政。
赤星入紫微垣中,天下乱,兵入天子之都,列大夫多亡者……流星入紫微宫……石
氏曰:臣犯主,天下多死者,一曰:使者来复□也……一曰:诸侯有使来,以其所
起言其国,以色言其吉凶。《荆州占》曰:使星入紫微宫,匈奴起兵,亦为水旱不
调。
其中「不臣」、「更主」、「强国弱,弱国强」、「臣犯主」等凶兆很容易被附会
至达赖喇嘛入朝事,且当时「南方苦旱,北方苦涝」亦应了「水旱不调」的占辞。
结果顺治帝以「此奏甚是,朕行即停止」,接受了汉臣的主张,仅遣和硕承泽亲王
及内大臣出边外代迎。
然而钦天监所奏的星变,事实上并不特殊。据笔者以电脑推算,金星当时相当
亮,在日出后不久,仍可能在东南方地平上见到。但在钦天监上奏星变之前一个多
月间,金星的光度一直保持在-4.5等左右,变化甚微,亦即在这段期间内,只要天
候许可,金星均可能昼见,而钦天监恰拣在此一特殊时机上报,其动机颇值得推敲。
又由于金星的亮度乃反射太阳光所致,故不太可能在某一瞬间突然发生极大变
化,而达到足以「与日争光」的程度。因此奏疏中「与日争光」的描述,或为洪、
陈二人为遂行其政治目的而刻意夸大的。事实上,在《清朝文献通考》中,钦天监
所留下的记载仅称当时金星昼见。
至于「流星入紫微宫」的天象亦值得深入探讨。虽然在一清朗的夜晚,每小时
平均约可以肉眼见十颗左右的流星,故夜见流星划入紫微宫的机会本不甚小。但若
此星确如《清朝文献通考》中所称为「大如盏」,则平均或约需一个多月始可能见
到一颗如此大的流星,而若欲见此等亮度的流星划入紫微宫,则或需一、两年始可
能有一次机会。故钦天监在「金星昼见」的次日,即上报此一占辞内容与时事攸关
的天象,时机亦相当巧。
又由于流星出现的时间极短,且其轨迹仅局限在天空一小块区域,故即使一群
人同时观星,因彼此的注意点或视线不同,往往出现有见、有不见的情形。亦即当
某人宣称看到一颗大流星时,其他人很难因自己或大多数人均未见而加以质疑。
汤若望在达赖喇嘛尚未入京时,尝藉日体中出现的斑点,上言此乃因喇嘛僧徒
遮掩住皇帝的光辉所致,而当达赖入京觐见后,若望又上疏将当时战事失利、痘疫
流行等事,附会为上天对人们过于敬重喇嘛的一种惩示。做为一位欲在中国扩展天
主教势力的传教士,若望欲藉职务之便以求压制喇嘛教气焰的举动应是可理解的。
但此等利用天变以挟带政治主张的事例,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若望有可能蓄意虚构出
「流星入紫微宫」的天象。
由于钦天监所奏天象的时机及其星占意义与时事太过巧合,且洪承畴及陈之遴
亦极适时地藉天变劝谏,再加上汤若望亦尝将顺治帝不至边外迎接达赖喇嘛的决定,
直接归功于己所上的谏章,故汤若望很可能与洪、陈等汉臣共谋,利用时人对天人
相应关系的笃信,假借天变以遂行其共同的主张。
汤若望在顺治朝廷臣对立的环境中,较倾向汉官的作为或相当自然,因若望自
明季来华后,为求在中土扬教,即多与汉人士大夫交结。鼎革之后,若望虽接掌钦
天监,成功地在中国官僚组织中建立起一非正式的宣教据点,惟或因其不甚通满文
之故,以致一直无法打入满人权贵圈中。但在清初尝任侍郎、尚书或大学士的汉人
高官中,现已知的即有陈名夏、金之俊、胡世安、王崇简、龚鼎孳、薛所蕴、魏裔
介等多人,留下与若望交游的记载,或为若望所著书作序,或相与饮酒赋诗,若望
七十大寿及荣荫义孙时,多位汉人官绅更曾撰文祝贺,许多贺文(如胡世安、王崇
简、金之俊等)文末更以「通家侍生」自称,颇见他与这些汉官间的关系或非泛泛。
恩格德在达赖喇嘛入朝时,乃任礼部满侍郎。由于迎接达赖过程中的宾礼为礼
部的重要职事,故他很可能曾参与满、汉臣间的争执,并与若望抱持敌对的立场,
但两人是否确曾因此而结怨,则尚无直接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在荣亲王薨时曾
先后与恩格德同任礼部尚书的汉官胡世安与王崇简(均与若望交好),在监官疏告
礼部一案中均丝毫未遭到波及。
顺治帝虽在二十岁以后已较向佛,但若望在顺治朝中一直深受知遇,如十二年
八月,汤若望因「供职有年,著有勤劳」,奉特旨加恩加通政使司通政使职衔,著
用二品顶带,但照旧管钦天监事,十五年正月,更诰授光禄大夫,恩赏其祖先三代
一品封典。
十七年五月,布衣杨光先上疏攻讦钦天监所制的历法以及在择荣亲王葬期时所
用的择日术(此部分详后文),并强烈抨击天主教为邪教,但通政使司却异于常规,
在未加封驳的情形下,将杨光先呈进的疏论原本发还。汤若望此时虽仍加通政使职
衔,但并未在通政使司实际管事,然而或因他在政坛上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使得
身为布衣的杨光先,其所上奏疏根本未获受理。十七年十二月,光先又上〈正国体
呈稿〉,攻讦新法谬乱,并控西人有谋反之心,但礼科亦同样不曾处理。
然而在顺治帝于十八年正月以出痘病重而驾崩后,政治局势立变。孝庄文皇后
因对顺治帝「好汉语、慕华制」的作法甚不以为然,故联合辅政大臣,藉顺治帝遗
诏中的十四条罪己事,严肃地批判其对满、汉臣的态度,如其中有云:
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
罪一也。
十八年二月,甫登基的康熙帝亦以「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为由,将
顺治时设立的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并称「内官俱永不用」。六月,更谕吏部曰:
世祖章皇帝遗诏内云: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渐习汉俗,
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朕兹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
命。
因康熙帝此时年方八岁,故这些矫正顺治朝汉化政策的举动,无疑地均出自孝庄文
皇后及四辅政大臣。
汉官在此一强调「首崇满洲」政策的辅臣制政体下,渐脱离权力中心,且与若
望交往较密切的几位汉人高官(如大学士胡世安、金之俊及礼部尚书王崇简)亦多
在此时退休。此种政治环境的重大改变,对在顺治朝颇受隆宠的若望而言相当不利,
或因此令杨光先得以在稍后成功地掀起「历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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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 修改:.coco 于 Jul 4 22:49:56 修改本文.[FROM: 2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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