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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读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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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迟云飞 

晚清新政与张之洞研究的新进展
——读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大为兴盛,而从
前热门的政治史则颇有冷落之感。在有数的几个还比较受学术界关注的政治史课题里
面,晚清最后10 年的新政应该算是较重要的一个。笔者也是晚清新政的研究者和热心
关注者之一。因此,李著甫一出版,笔者便仔细拜读,并写就以下的评论,以就教于作者
李细珠先生及学术界同仁。
    
    一、关于晚清新政和政局

    前面说过,晚清新政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中较受学界重视的课题之一,对此问题的关
注当然与我国现实的改革开放有关。改革开放需要我们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而改
革开放的现实进展更会引导人们关注以至反思近代中国的改革历程。另一方面,史学
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也推动学者们摆脱过去那些僵化教条的束缚,以
新的视角和更开阔的视野,努力探寻那段历史的真相。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扎扎实实
、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实际上并不多见。关于晚清最后10 年的清政府新政方面的研究
著作,就笔者阅读所及,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① 和关晓红《晚清学部研
究》②,应该是较扎实较有分量的两部;而新出版的李著,是我所见的第一部全面探讨
新政时期的张之洞及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关系的著作,就晚清新政研究来说,应是又一部
较有分量的专著。可以说,这部著作以新政为中心,对那个时期张之洞的政治活动及其
推行的改革措施做了全面的探讨,并以张之洞为中心深入探讨了晚清最后阶段的政局
,提供给我们关于晚清新政的很多新知识,推动了新政的研究。

    (一) 关于清政府重大新政措施决策过程特别是地方督抚参与决策的过程

    对于晚清政治变革的进程,笔者非常关注一个重要问题,即清政府是如何决策重大
事情的? 进一步感兴趣的是,地方是如何与中央沟通并对中央施加影响的? 我们知道
,自湘、淮军及其领袖崛起以后,地方官员对中央朝政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清朝统治最
后10 年间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练新军、废科举、预备立宪、1910 年国会请愿
时18 省督抚将军联合上奏请开国会,等等事情,都涉及地方官员的影响问题。但是,地
方官员,特别是张之洞、袁世凯这样的地方官员究竟是如何影响中央的决策的? 他们
的建议或压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清政府的政治运作,也涉及中央
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前学术界曾有不少人(包括笔者在内) 提及,但具体情况究竟如
何,并不是很清楚。进一步而言,这一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版。以下多简称
“李著”。
①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②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又,关于晚清时期的著作尚多,但非专门研究清政府,
 恕不一一列举。

    问题还有更大的意义,即传统国家以及从传统迈向近代的国家,在遇到重大事情时
是如何决策的。尤其是,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ㄓ钟衅渥陨淼奶氐?且在
步入近代的过程中又发生了若干变化,我们了解其真相有相当大的难度。而这些问题
对我们理解传统中国皇权的性质及其变化,理解步入近代以后国家政权的变化、晚清
政局的变幻、革命的发生、清王朝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都是十分重要的。

    了解上述问题并非易事。如笔者长年研究清末预备立宪问题,迄今为止对清廷决
定预备立宪和中央官制改革的决策过程虽已有所了解,但“钦定宪法大纲”是如何制
订和颁布的,设资政院和谘议局是怎样决定的,9 年预备期是如何确定的,“皇族内阁
”又是如何出笼的,等等,还远远没有弄清楚。

    读了《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我以为本书在这方面的研究, 有了明显的进展
。

 
   我先注意到的是作者对新政开端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酝酿起草直到奏上,以及
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妥协的研究。熟悉晚清新政的人都知道,“江
楚会奏变法三折”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文献,甚至有些学者径直称其为新政的纲领。我
在编撰《清通鉴》时,已注意到这三折的产生过程和一些关键问题并不清楚,这些问题
不仅反映了张之洞和刘坤一的理念,而且关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指导思想,很有进一步
研究的必要,但我并没有继续进行这项工作。① 现在,由于李细珠的研究,这一过程比
较清楚而且生动地显现出来:张之洞等人在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前就做了许多发动工
作,新政上谕颁布后又做了各种各样的试探,这些试探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开新与保守
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而后,张之洞顶着慈禧太后的压力,坚持要把“西法”写进改
革建议中。他们曾试图联合各省督抚联衔上奏,既是为加重改革建议的分量,也是要向
清廷施加较大的压力。由于清廷坚持要求各省督抚分别上奏,张之洞与刘坤一退了一
步,即仅由两人联衔上奏,但坚持“采用西法”的提法。由于地方与中央双方在奏折递
上之前就各自做了反复的试探、争论和妥协,所以在三折奏上后,终于得到最高统治者
慈禧太后的首肯,使初期的新政大体沿着三折的路径启动并顺利进行。李著也显示,在
酝酿起草三折的过程中,不仅有督抚与中央朝廷的抗争和妥协,还有社会名流或低一级
的官员如郑孝胥、沈曾植、张謇、汤寿潜、梁鼎芬、黄绍箕等施加的影响。

① 参见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19 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8654 —
 8657 页。

    这件事情表明,由于内外形势的逼迫,1901 年以后清政府不得不决心推行较大力
度的改革,但在改革过程中仍然充满犹豫、矛盾和冲突,它一方面说明了改革的艰难性
和复杂性,一方面展示了作为重臣的张之洞影响朝政的风格,即准备周全,获得各方妥
协和认可之后,再一锤定音。

    我第二个注意到的是1905 年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实行了上千年,与中国的政治
、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旦废除,必然对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所以废科举的课
题也受到了学术界相当的重视。香港王德昭先生长期研究清代科举制度,并于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版了《清代科举制度研究》①,书中用了不少笔墨探讨清代以来朝野人士
对科举制的批评以及关于科举制存废问题的讨论。不过,书中关于1905 年清政府最后
决定废除科举制的过程, 叙述却比较简略。在中国大陆史学界,20 世纪80 年代以前
,似没有人关注此问题。80 年代中期,好友郑焱兄曾以此为硕士论文①, 他在论文中
指出,科举制的废除对于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包括社会心理、思想方法、价值观
念的变化;废科举促使新教育体系确立,新知识分子数量激增并转向革命;科举制的废
除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基础,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并开了10 年后新文化运动的先河
。90 年代以后,我又读到罗志田教授的论文②,罗教授认为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的社
会、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比如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读书人价值观
的巨大变化等等。不过,从实证的角度探讨科举制的废除过程的研究成果仍然欠缺。


①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 年版;中华书局1984 年影印版。

    而这不仅涉及到这一制度究竟是怎样废除的,也关乎清政府究竟是怎样认识科举
制的弊病,究竟怎样认识新教育制度及其与科举制的关系,从而也就关乎这一中国文化
的大转折的真相。史学界都知道1898 年百日维新期间提出废八股改试策论引起的激
烈争议,那么,1905 年废除科举制是顺利的吗? 现在,李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
陷。通读李著,我们可以明了,当晚清推行新政之时,张之洞等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科
举制妨碍了新教育的发展,妨碍了新人才的成长,从根本上说,它是国家孱弱并遭受列
强侵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科举制一定要废除。当时科举制的废除虽已是大势所趋
,但仍经过了相当的曲折。“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分科递减科举名额并逐步以学
堂取代科举,但清廷只下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未对废科举表示意见。以后,张之洞
为废科举做了不懈的努力,并且与袁世凯等督抚联合向清廷施加压力,甚至通过私人关
系进行疏通。有意思的是,科举出身且为探花公的张之洞, 与不是科举出身的直隶总
督袁世凯,同是废除科举的大力主张者、推动者。不过,李著指出,他们废科举的办法
,与戊戌变法时的改革科举有很大不同,那就是他们考虑问题相对较周密,不但主张给
予传统士人一定的出路,而且主张分科递减。这既是为了减少废科举的阻力,也是为成
百万读书人的出路考虑。这种改革的思路和做法,我以为今天仍有可以借鉴之处。由
于1904 —1905 年日俄战争的刺激,加上一直反对废科举的军机大臣王文韶退休,袁世
凯和张之洞不再提递减科举名额,而是主张立即废除科举,并联合其他地方官员一起上
奏,以施加压力。这一次终于获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存续上千年的科举制终被废除。当
然,对废科举究竟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以及废科举的利弊,学术界仍然可以继续讨
论研究。③ 

①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84 年。其中的一部分以《1905 年废科举论》为题发表
在《史学月刊》1989 年第6 期。
②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4 期。
③ 科举制是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产生的,科举废除至今已近百年,而仍然没有形成


    一个比较完善的选官制度,即是说没有一个科举制的替代物,这也应当是废科举的
影响之一。还有,科举制废除前后,读书人所读的书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即中国知识人
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问题也有待研究。

    随着作者的探讨和叙述,我们初步了解了张之洞这样一个有实力的地方官员是如
何影响朝政的,而其影响方式,又由于张之洞个人的风格而有突出的特点。关于晚清新
政中张之洞影响朝廷决策的事情,书中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从书中的叙述我们还可以看出,地方督抚不仅对朝政有巨大的影响,而且饶有兴味
的是,他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就晚清新政在地方上的实施情况而言,袁世凯主
持的直隶和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是公认的两个模范省,在将教育、军事等项改革措施向
全国推广的时候,究竟采用何种模式,湖北和直隶就存在竞争。竞争的结果,新军体制
基本采取了袁世凯的模式,而教育体系则更多采纳了张之洞的模式,而这两项改革恰恰
又是清末改革中最为显著的。这些模式不是出自中央而是出自两个地方官员, 虽是督
抚权力扩张的结果,却也显示了朝廷无人,预示了清王朝的灭亡前景。

    就地方督抚能够如此突出地影响朝政,笔者也联想到,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此清政府已非原来的满族贵族王公大臣垄断权力的清政府,而一定程度上是汉族官员
特别是汉族地方官员与满族权贵合作和妥协的政府,这种状况离清政府被推翻———
满族贵族完全让出权力,实际上已不太远了。因为这种合作一旦被破坏,双方就会分裂
,汉族官员就可能撤消他们对清廷的支持,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清廷也就失去了其存
在的基础。

    (二) 关于张之洞推行新政的实际情况

    毫无疑问,近10 余年来新政研究得到了史学界甚至史学界以外人士的广泛重视,
但是,这种重视一方面仍然没有摆脱以往那种单纯评价式的习惯思维(这一点当然也包
括笔者在内) ,或单纯从新政推进现代化的角度立论,或以为改革好革命不好;另一方
面, 大家注重的仍然是对公开的纸面上的政策条文和法令的解读、分析和研究,而对
新政的具体实施情况则不够重视。新政到底做得怎么样,对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
些问题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仅举新式学校来说,晚清最后10 年,从中央到地方创办的
新学堂确实相当多,也相当引人注目,但是,这些新学堂办得到底如何? 比如,有基本合
格的师资吗? 都有合宜的教学场所吗? 图书资料、实验设备如何? 各门课程的教学水
平到底如何? 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水平到底怎么样? 中国这么大,各地的差异又到底
如何? 其他如振兴实业等,地方官员到底做了多少事? 效果如何? 相对来说,只有军事
改革得到了较多的研究。① 

    在这个问题上,李著的研究有相当大的推进。作者分教育、经济、军事、法制、
立宪与政治体制等几个方面展示了张之洞这样一个地方官员对新政所做的艰苦努力,
同时也部分展示了新政在地方上的推行情况。应该说,对于1901 年以后张之洞在地方
上的继续改革,以前的相关论著中也曾有所涉及,但基本上是零星的,不够系统,也不够
深入。而李著则使我们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地方改革的情况,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清末最后10 年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它不像19 世纪中期的自强运动那样零碎、片面
,其改革的力度、范围和对社会的实际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事实上,李著还向我们透露了很多信息,新政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及当时的人们
为此进行的谋划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复杂的问题有时甚至使改革的当事人举棋不定。
比如,怎样既能废止科举制又不致引发大的社会震荡;学部设立的时机问题;地方上是
废学政还是将学政转为固定的教育管理机构,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对今天我国的改革
仍有借鉴意义。

    晚清最后10 年,无论如何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对于清政府在这最后10 年
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及其影响,目前中国学者虽然比较重视,但分量足够的研究成果尚不
多见,尤其是相对于学界对革命党的细致丰富的研究而言。而在国外,此课题似尚未引
起足够的重视。② 所以,还有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必要。

① 关于清末教育,日本学者倒是有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见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
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1993 年版。

② 20 多年前,费正清、赖肖尔在他们的著作中曾指出:“清代从1901 年到1911 年的
最后10 年与其说是处于崩溃时期,倒不如说是处于新的开创时期。”(陈仲丹等译: 
《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98 页) 惜未做深入讨论。


    二、关于张之洞

    张之洞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影响毋庸赘言,正因为如此,他也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对
象。但是,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张之洞的文化观念上;如果就他一生经历的各个阶段来
说,则研究大多局限于洋务运动或叫自强运动时期,而对于那以后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
以后的时期则研究较少。① 换句话说,学术界比较了解的是1898 年戊戌变法以前的
张之洞,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尤为突出。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曾展开关于
洋务运动的争论,当时几乎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都参加了这场争论,因此,人们
注意作为洋务派的张之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张之洞。从中
国政治全局来看,张之洞比较多的发挥影响,恐怕在1898 年以后;张之洞在湖北改革的
成效,应该是到1898 年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辛亥革命首先在
武汉地区爆发,就与张之洞多年的改革及苦心经营造成的武汉地区率先步入现代化历
程的客观形势有很大关系。所以,1898 年以前作为自强运动主要人物的张之洞固然应
该研究,而以后作为新政主要人物的张之洞更应该研究。现在,李著在相当程度上弥补
了这方面的不足。阅读李著,我们注意到晚年张之洞的两个突出特点: 

   (一) 关于张之洞的“与时俱进” 

    20 世纪90 年代以前,学者们多认为洋务派的思想止于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而经
济改革也是尽量把新式企业控制在官方手里,他们完全拒绝甚至反对政治改革。而张
之洞在维新运动中与康、梁的微妙关系和他写的《劝学篇》是这一观点的重要支持论
据。

① 当然,对清流时期的张之洞的研究也不足。

阅读李著,我们会注意到,事实上,庚子事变以后,张之洞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有了很大变
化。第一,从主张改革科举制到坚持完全废除科举制。一个科举出身甚至还是探花公
的人,以科举为安身立命之本且有着相当感情和自豪感的人,却带头要求废除科举制,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从张之洞的角度看待此问题,他持此主张殊非易事。而这本身足以
说明戊戌以后张之洞的变化。第二,原来他曾极力反对的民权、议院、宪政这些可能
导致政治变革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再反对,有的甚至给予相当的支持。第三
,张之洞的主张从单纯的经济、军事改革,发展到包括教育、经济、司法、政治等全方
位的改革,且每一方面的改革几乎都比1900 年以前更有力度和深度。如教育这一张之
洞毕生努力的事业,变化就特别大,1900 年以前只是零星办一些新式学校,1900 年以
后则是建立现代教育体系,这与自强运动时代有本质的不同。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张之
洞的思想和政治方针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张之洞与清末宪政改革的关系问题。晚清最后几年的预备立宪
是全国各方关注的焦点,为此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改革官制、颁布宪法大纲、成立谘
议局和资政院、推行地方自治、修订法律、平满汉畛域等等,都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
响。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学界探讨预备立宪时,对张之洞这样一位重臣的意见和表现
显然缺少研究。即使是专门研究张之洞的著作,讲到这一问题时也往往一带而过,以至
张之洞生命历程的最后几年似乎成了空白。笔者在研究预备立宪问题的时候,也将目
光主要放在袁世凯和端方身上,并主要以他们二人的观点讨论清政府中主张立宪的官
员的立场。① 其间也曾想研判张之洞的立场,但因为搜集资料比较困难,加上没有下
足够的功夫,所以只根据有限的

① 迟云飞:《清季主张立宪的官员对宪政的体认》, 《清史研究》2000 年第1 期。


材料,简单地把张之洞定位为支持立宪的官员,这虽不够严谨,但也确属无奈之举。前
些年,旅居美国的孔祥吉先生根据他新搜集的资料,指出张之洞是宪政和开国会的支持
者①,但孔先生的论文只是一些具体事例的研究,还是不能反映立宪过程中张之洞的全
貌。邓红洲《张之洞“从缓”“从速”立宪论》② 一文,则主要探讨了张之洞对立宪
的态度问题,认为张的态度有一个“观望—缓进—激进—缓进”的变化过程,不能简单
地做“激进”或“缓进”的判断。现在,本书作者花了很大的功夫收集史料,认真考订
,对宪政改革中张之洞的主张、作为和影响,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梳理,使我们比较
全面地了解了张之洞这方面的情况。李著认为,维新运动时期,张之洞虽然反对民权和
议院,但他对西方的议院制度是有相当了解的,他之所以反对设议院,主要是认为民智
未开,时机不到,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议院。在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时,张之洞
曾提出过一个选拔官员的办法,即除军机大臣及军官外,上级官员由低一级官员选举产
生,最低一级的州县官员则由各省绅民公举。李著认为,这是对西方选举制度的一种变
通仿效,表明张之洞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认同。只是因为刘坤一
觉得时机未到,这一想法才没有正式写进奏折。及至日俄战后立宪呼声高涨,张之洞也
是宪政问题的热切关注者,并且他的宪政思想“应有一定的水平”。只是因为不清楚
朝廷的意图,他才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官制改革开始后,张之洞对于中央官制改革也就
是关键的废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问题未公开表态,只是内心站在反对袁世凯设责任内阁
的主张的阵营,而对于清廷企图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张之洞则坚决
反对。这并不表明张之洞

① 孔祥吉:《张之洞与清末立宪别论》, 《历史研究》1993 年第1 期。
② 《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3 期。


是立宪的反对者,而是因为地方与中央的权力纠葛及切身利害关系,甚至还有他与袁世
凯的微妙关系搀杂其中。后来入京任军机大臣后,张之洞支持速开议院,并在中枢做了
许多具体的有关预备立宪的工作。关于张之洞与清末立宪改革的研究,可以说是李著
的又一重要贡献。

    读李著,笔者还联想到,在近代中国,张之洞总还算是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旧知
识体系中的知识人。张之洞以后,如梁启超、蔡元培这些新旧兼通或先有旧知识再学
新知识的知识人,再到胡适这种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新知识分子,张之洞在这一变化链条
中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典型代表。我们由张之洞的变化可以观察这一代知识人在外力压
迫下不得已发生的艰难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变化,也是整个中国
近代史的缩影。

    (二) 张之洞的矛盾和彷徨

    张之洞是晚清新政的推动者,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新政的设计者,但是在新政改
革的过程中,张之洞也表现了很多的矛盾和彷徨———对某些改革措施,他大力提倡和
支持,而对另外一些措施却又加以反对和抵制。其原因,有的是张内心新与旧、开拓与
保守的互相冲突,就如同《劝学篇》中反映的体、用的调和与矛盾,有的恐怕是自身的
利害关系所致。其实,这种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和彷徨,我们今人也不能免。只
有全面反映这些矛盾,才能展示一个真实的张之洞,才能更充分地反映那段充满矛盾和
曲折的历史。应该说,李著不但没有回避,而且比较好的展现了张之洞的这一侧面。修
订法律是晚清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清政府试图收回治外法权的努力之一。1907
 年,负责修订法律的沈家本等人草拟出了一个比较符合世界潮流与现代文明的新刑律
草案,但草案中的不少条款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伦常观念,如新刑律草案中,对颠覆政府
之罪,虽为首魁而未必处死刑,且侵入太庙、宫殿等处射箭、放弹,仅处以100 元以上
之罚金;旧律殴打祖父母、父母者处死刑,殴打子孙者处杖刑,新律草案则伤害尊亲属
都不处死刑;旧律妻妾殴夫者杖,夫殴妻妾者,非伤勿论,而新律草案无妻妾殴夫专条,
即与一般人同例,等等。在这场“法理派”与“礼教派”的争论中,张之洞成为礼教派
的首领,而在此前,张氏却曾是法制改革的倡导者,这充分表现了他内在的矛盾。由于
礼教派的反对,晚清法律改革的进程受到了干扰。

    司法独立也是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之一。晚清的司法改革,虽然并不是真正要司
法独立,也就是没有准备将司法权独立于皇权之外,更没有考虑法院对皇权的监督,但
是按改革方案的设计,在地方要设立专职的法官、专门的法院,并且不受地方官员控制
。这一改革虽然并不彻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地方官员既管行政又兼司法带
来的种种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各项权利。这项改革显
然会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当然也可能削弱地方督抚弹压地方、控制社会的能力。①
 所以,张之洞又带头反对。作者认为,张持反对立场,主要是因为这项改革会削弱地方
督抚的权力,关系到自己的利害,其中包括控驭地方的威权。可见改革一旦触及权力,
张之洞便不肯轻易放弃。行政官员控制同一级司法,是中国的传统做法,并一直延续到
现在。今天看来,行政官员控制审判权,同级司法不能监督同级行政官员,实是官员腐
败的重要根源之一。所以,尽管有权力之争的成分存在,但孰是孰非,我们对张之洞的
这一做法应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以上都是李著第6 章的研究和描述,其他部分也有。

    只有既描述了勇于改革并有显著成绩的张之洞,又展示矛盾、彷徨和有时裹足不
前的张之洞,呈现给读者的才是一个有血有肉

① 清廷的此项改革措施,也可能包含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的用意。

的、丰满的张之洞,一个比过去的研究相对而言更真实的张之洞。此外,以往学术界多
把张之洞当做一个洋务派官员看待,但实际上张之洞其人至少有两方面的身份和史学
观察的意义:其一,他是高级官员;其二,他是士大夫,或用现代语言叫知识人。他的一
生,可以体现出这两类人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局下的追求和变化, 因而具有一定的普
遍意义。每当中国遭受列强的一次侵略和打击,如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等,上述变化都表现得更为突出。李著通过庚子以后这个时间段和新政这个侧面,让我
们了解了张之洞晚年的心路历程。

    还应该指出的是,就晚清地方官员来说,袁世凯也是清末新政中堪与张之洞齐名的
最有影响的一位,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其地位权势甚至还超过了张之洞。袁世凯在直隶
推行的新政,虽也备受学界甚至学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也有一些学者在进行研究,但至
今还没有系统性的能够反映袁世凯与新政关系全貌的成果。希望能够早日见到这方面
的论著,因为这无论对于全面了解袁世凯这个人,还是了解当时的清政府和当时的中国
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资料运用

    作者非常重视实证研究①,这也是近10 年来不少学者着意强调的史学理念。从已
有成果看,作者确实比较长于实证研究,这在作者的前一本著作《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
———倭仁研究》② 中已

① 参见李细珠《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刍议》,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专辑》,2003 年。此外,作者在本书绪论里也认为“清末新政的价值和意义需
要更多深入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来阐释与证明”。
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现其端倪。当然,究竟何为实证研究,是近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可以反复验证的类似科学
实验的研究,不加以推导引申和理论的阐释, 还是仅指占有充足的史料然后再推导出
事实,或许多学者所说的靠史料说话,学界会有不同的理解。不过无论如何,严谨的治
学态度,足够的史料功夫总是实证研究的前提。然而,做足史料功夫又能准确解读史料
是个极其艰苦、细致而又枯燥、繁琐的过程,所以真能做到扎扎实实的资料功夫的,实
在难得。我们从作者的此部著作,又能看到这一特点———这是一本扎扎实实的、没
有投机取巧的、下了功夫的书。

    这里笔者先要指出的是,作者非常注意学术规范,其一端就是学术史的功夫。书中
所研究和涉及的问题,凡前人研究成果特别是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作者必定指出并给
予比较恰当的评价。不仅书的开始有总的学术史回顾,而且各个部分讨论问题时也指
出前人的研究。这样一来,哪些问题前人已有研究,哪些是作者所取得的进展,读起来
一目了然。对此有的读者可能并不十分留意, 但要明白作者为此所付出的劳动和求实
的、尊重前人劳动的精神。我以为学术研究一定要了解和钻研前人成果,做足学术史
的功夫, 尤其是专题性的和实证性的研究一定得如此,真正把前人的研究作为自己研
究和思考的起点,这样学术研究才能真正有所进步。20 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史
学界对学术史的工作并不重视, 以至经常出现重复劳动,这种失误笔者也曾有过。90
 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界开始重视学术史的工作,这当然是学术事业的一个进步,李著无
疑是这方面的一个好典型。

    毫无疑问,张之洞留下了大量的资料,但是,如果真的细细考察当时很多关键事件
的过程,资料却又显得非常不足,非认真搜索考证,不能见事实的真相。如果史实不清
,考证不明,则论断论证如同海市蜃楼,经不起推敲考验。此中甘苦,只有我等史界中人
方能体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张之洞后人捐赠的张之洞下来的大量资料,即
张之洞档案。据作者说,其数量很大,有490 余函,约达2000 册。这是一个大宝库,此
前尚无人系统研读挖掘此资料。而对此资料的研读,成为本书的第一大资料特色。作
者还参考了新近出版的《张之洞全集》和民国时期印行的《张文襄公全集》。应该说
,这几种资料数量都相当庞大,研读殊非易事。作者还广泛应用了诸如档案、报刊以及
各种各样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的研读为本书的研究和撰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笔者注意到,李著表现出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学风较高的解读史料功
力。可以说做到了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史料不足则不随便推测和引申。正因为如此
,我认为作者在本书中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得以对张之洞与新政的关系做出全面的和较细致的考察,这在前面已经说过
,不再赘述。

    第二,张之洞档案中,不仅有张氏个人的文稿,还有大量张氏当时人来往的函、电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还藏许多未刊的当时人如鹿传霖、瞿鸿礻几等的
档案,作者据此不仅比前此更深入地了解了张之洞其人以及晚清新政,还了解了以前我
们所不大知道或不大清楚的张之洞的人际关系,为深入了解张之洞和他的时代提供了
不少新的信息。

    第三,作者对涉及张之洞及晚清新政的史事做了不少考证,澄了不少史事,也纠正
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说法。比如前面所说的废科举过程、张之洞与预备立宪的关系等。


    还有不少问题,作者也做了相当精当的考察。如张之洞与袁凯的关系。1902 年湘
军宿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去世之后,张之洞和袁世凯就成为最重要的地方官员,地方上
的新政措施,也是这两人做的最为出色。地方官员之中,论对朝政的影响,也是这两人
最为突出。而两人的关系也显得相当微妙。对于此一层关系,虽然作者没有专章讨论
,但是通读全书各章所展示的他们的合作、矛盾和作为改革样板的竞争、争权等等,还
是可以了解相当多我们以前不太清楚的情况。他们的合作曾大大推动新政措施的实行
,而他们的竞争和矛盾也为政局变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作者对许多有意思的细节有敏锐的观察、捕捉能力。有的地方有独到的视角和考
察方法。如第7 章第4 节《从信息来源渠道对张之洞西学程度的估量———以宪政思
想为中心》,就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考察方法。因为张之洞对宪政没有做更多的文字
论述, 所以这一方法可以辅助我们捕捉真相。

   当然不能说作者在资料的搜集上尽善尽美了。据笔者所见, 尚有一些资料可以继
续挖掘,一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赵尔巽档”和“端方档”,一为湖北地方的报刊
资料。“端方档”和“赵尔巽档”虽未必有关于张之洞的直接资料,但间接资料、可
以互相印证的资料应该有。特别是,赵尔巽在张之洞进京任职后一度任湖广总督,对于
湖北的行政,他需要经常征求张之洞的意见,也就是说张之洞对湖北的事情还有相当的
影响,档案中应有涉及两人关系的资料。至于湖北地方的报刊、档案之类的资料,可以
更进一步了解新政的具体实施和影响。

    四、几点不足

    没有缺点的著作和没有缺点的研究成果是永远不会有的,本书自然也是有缺点的
,当然这些缺点决不会掩盖此书的学术价值。第一,依笔者愚见,如果说在史料搜集解
读运用上,在实证方面,本书实属扎实的上乘之作,那么在理论上,本书尚有可以充实、
改进和提高之处。笔者对学界否定理论的倾向,有不同的看法。

    提到理论,许多人常常会有一个“空”的先入为主的感觉或见解。这种感觉完全
可以理解,因为过去我们的确见识过了太多的空洞和教条的所谓“理论”。时至今日
,还是有人拿过去的明显已经过时的教条当真理唬人,也有人拿生吞活剥的异域“新”
理论来蒙人, 以至人们不能信服。但是真正的理论并不空,它与实证研究一样, 也需
要长期艰苦的探索、思考和努力,决不是一拍脑袋就可以得来的。范文澜先生“板凳
要坐十年冷”的名言,如果放到今天,我以为不应仅是指挖掘史料,求证史实,而且也应
该包括理论的思考—— 不追赶时髦的艰苦的理论探索。

    理论不足的主要表现是书中缺少对晚清新政及新政时期的张之洞的总体把握,如
果有更好的总体的理论把握,我以为可以使这部著作更有分量,更有深度。

    第二,对张之洞思想的分析尚有欠缺。作者在一些地方已经提到张之洞思想的前
后变化,但是整体的把握还嫌不够。从《劝学篇》问世、戊戌变法失败,再经过庚子事
件的强烈冲击,许多人的观甚至包括慈禧太后的想法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新政之所
以能够推行,这种变化当是重要的原因。相信这一过程中张之洞的思想也会有不小的
变化。如近代以来中体西用的原则系经张之洞的阐释而流传,但是究竟何为体,何为用
,恐怕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有不小的变化;而体与用的关系是否也有变化? 比如作者几次
说张之洞在涉及纲常名教的时候便会动摇不定或坚持原来的观念,但是立宪法、开国
会、实行君主立宪等,无论如何也是背离传统的纲常名教的,那么这些事项在张之洞的
心目中又是如何纳入他的中体西用体系的? 作为读者,我就非常想了解这一问题。

    第三,相对而言,作者探讨张之洞的新政措施和建议多,而对新政在湖北的实际效
果和社会影响的考察似嫌不足。由于张之洞的苦心经营,湖北在经济、文化、教育等
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武汉则成为仅次于上海的
第二大城市。不少学者已指出武昌起义的发生与武汉及湖北地区发展存在密切关系。
研究张之洞与新政,似不能少了这一环节。

    五、几点商榷

    下面讨论的,并非李著的缺点,而是笔者对于一些问题的不同的学术见解,特提出
来就教于该书作者,也就教于史学界同行。第一,关于张之洞的宪政观念。

    张之洞晚年对于立宪、开国会抱支持态度,这一点,笔者同意李著的见解。不同的
是张氏对于宪政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水平,李著倾向于张之洞对宪政有较准确较深入的
理解。对此,笔者有不看法。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张之洞,而且涉及那一代人甚至整个代
中国人对宪政和民主的理解水平问题。我认为清末甚至整个近代,国人对于宪政多半
做工具性的理解,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宪政,无论是出发点、目的、功能、实施方式还是
现实应遵守的原则, 都有很大差异。不仅张之洞,甚至孙中山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当
时人对宪政之所以抱有极大的热情,多半是因为他们觉得实行宪政能使国家迅速发展
和强大起来,从而摆脱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张之洞的认识基点也大致如此,这一点李
著其实已经指出。然而, 我认为西方人决不是为此而实行宪政的。① 换句话说,按西
方的标准,近代中国很少人能够从西方本来的意义上认同宪政,无论是有君主的宪政还
是共和的宪政。退一步说,有了相当的理解和认识,便能够真正认同并愿意真正按照西
方的宪政原则行事吗? 在近代中国,这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许多人在野的时候主张
宪政, 但掌权之后却把宪政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清末,对于宪政问题,显然袁世凯比张
之洞要积极得多,但很难说袁世凯是宪政的忠实信奉者。从前笔者写过《端方与清末
宪政》,把主张立宪的端方定位为“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①,现在想来,这一论断
显然有简单化条化之嫌。我甚至认为,近代中国人的主流政治信念,与其说是宪政和民
主,不如说是强有力政府或今天常说的权威主义(现代权威主义) 。如果说某个时期主
流思潮倾向宪政民主,那多半是基于宪政能强国这一点上。目前学术界探讨近代中国
民主思想的著作已有多种,但我以为还应系统研究近代中国的权威主义甚或是独裁主
义思想。

① 关于宪政的目的、功能等,显然非这样一篇书评所能容纳,但我认为西方宪政的基
本精神是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此才对统治者的权力加以明确的规定和限制。

    第二,关于金融货币问题。

    作者在第4 章第2 节探讨了张之洞的币制改革问题,认为铸银元、铜元、发行纸
钞票,俱是有意义的改革措施。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我以为这些措施最初确有解决
通货不足的积极意义,不过到后来,实已成为袁世凯、张之洞等督抚解决本省财政困难
的手段,甚至成为他们的生财之道,很难说是真正的改革措施。如果真的要实行金融方
面的改革,张之洞应督促清廷下决心统一货币,设立真正能起作用的中央银行,并统一
货币发行权。而这些问题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才得到基本解决的。

   第三,关于张之洞的局限。

    如果说李著对张之洞的改革和与时俱进等命题所做的研究和分析较为充分的话,
那么我感到对张之洞的局限的分析似嫌不够。我以为张之洞的最大局限,仍是19 世纪
洋务派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方式。张之洞看到了中国的不足,明白中国应该
移植西方的东西来进行补救,但是西方究竟如何,中国究竟比西方差了哪些,应该怎样
分阶段来弥补中国的落后与差距,怎样逐步解决当时清政府面临的诸如财政、权力下
移等等问题,张之洞似没有总的计划。张之洞虽然写了《劝学篇》,提出了中体西用的
模式,但显然还比较笼统比较肤浅。当然,这不仅是张之洞的局限,也是那个时代包括
立宪派和革命党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局限。这种局限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有些方面我
们可能还比不上张之洞。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有力度的、扎实的研究著作,在学风浮躁、一些学人不能够坐
冷板凳的今天,应该肯定和提倡。

    末了,笔者还想　嗦几句。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对于社会史、化史、区域史、乡
村史、城市史的研究非常盛行,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与此同时,政治史包括重要政治
人物的研究,还是应该在史学家的视野之内。政治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它对
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有着无法摆脱的影响,因此,忽略政治史的研究,将无法全面认
识人类的历史。当然,究竟如何研究政治史,如何提高政治史的研究水平,使之既有学
术价值又不落入以往那种僵化教条的老套,需要学界同道艰苦不懈的努力。

①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9 辑,中华书局1997 年版。此文
发表于90 年代,写作则在80 年代中期。

　　〔作者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　100037〕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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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崛起的过程中，力量会赢得尊敬，也会让别人警惕。唯有文明的创造，才会获得真正
的尊严。文明复兴的中国梦，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到全世界，更应该是让中国价值为世界文明
价值增添浓重的一笔。
　　任何秩序从来不会自动建立，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两分选择。秩序是在不同价值观的
融合中产生，在动态的平衡中获得延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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