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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咸豐六年江南大旱與社會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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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from Drought and Social Reaction of Jiangnan in the Sixth Year of Xianfeng Period

馮賢亮

《社会科学》2006年第七期

[内容提要]  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最大的自然灾害是水患，但旱灾的发生也很频繁。本文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咸丰六年江南特大旱灾为中心，对地方灾害与社会应对问题，作
了初步的清理，既解明了灾害的严重程度及影响，也细致地分析了灾害发生背景下的地方
民生与政府应对问题。本文指出，政府对灾荒的救济，在清代历史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转
折，即咸丰朝前后政府救济的力度和重视程度，因内乱外患、军政频兴而有很大的差异。
自咸丰朝开始，民生的救赈已基本转移到地方政府身上，而以绅商地主为代表的地方力量
在其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地方秩序稳定已成了第一要务。

[关 键 词]  江南；咸丰；旱灾；社会应对

[作者简介]  冯贤亮，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062

一 引  言

江南虽属水乡泽国，但水的分布因地形差异而有不同，所以表现在水旱上，仍然是高地患
旱，低地怕涝。在历史时期，这一地区最大的自然灾害，一般认为是洪涝灾害，文献中有
关这方面的水灾、水利政策与具体治水工作，都有详细的纪录。但是，细稽史料，在如此
富余水资源的环境中，旱灾却也是经常性的事情，而且历史上不乏特大旱灾的事例，不能
不令人感到惊讶。可惜的是，现有研究中，有关江南旱灾的分析探讨，与其水利史的研究
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目前为数不多的具体研究，基本上是将明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太湖平原地区的旱灾。
汪家伦曾专门作过分级：在同一年内灾区辐员在五县以上或府、州辖地范围大于五县以上
的，列为“区域性水旱”；灾区较广、灾情较重、作物收成大歉的列为“大水大旱”；全
区域大水或大旱的面积超过三分之二，记载大水或大旱的县份在二十个以上而灾情特别惨
重的定为“特大水旱”。以此为标准，太湖地区在明清时期的特大水灾年为1510、1561、
1587、1608、1624、1823和1849年；特大干旱年则为1544-1545、1589、1640-1641、1679
、1785、1814和1856年。他统计了清代（1644－1911）旱灾的次数为41，发生频率为6.4
。[1][①] 尽管他的统计还有不够充分的地方，但是对水旱情况的历史变化仍可藉此得出
一个大致的认识。其他如陈家其的《太湖流域南宋以来旱涝规律及其成因分析》，是从一
个小区域的角度，对太湖地区的水旱情况也作过初步的分析[2][②]；夏越炯对宋、元、
明、清时期湖州、嘉兴、杭州三府发生的旱涝灾害从气候学的角度，也曾作过细致的数理
分析。[3][③] 

然而，上述研究由于覆盖时段过长，对区域上的一些细部问题处理得尚不够完满。相比之
下，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来旱涝分布图集》[4][④]，显然
要详尽得多，所制定的旱涝等级序列、清代水旱资料及其分布图表，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
极大便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些研究，大体上都是就旱灾本身所作的分析，几乎未涉及旱灾的危害
性影响和地方社会的相关反应。

基于有关江南旱灾的研究，目前尚无细致的清厘，笔者曾以苏、松、常、嘉、湖五府地方
志书为主，各府又参照了若干部县志作为补充，从而有选择性地从细部的角度，更加直观
地反映清代江南旱灾的主要情况，全面展示那些被人们深刻记忆的旱灾。我们发现，江南
旱情的出现，一般在夏、秋两个时期，其次较多的是春季，冬季较少；有清一代发生过的
特大旱灾，至少有14次，即发生于顺治9年（1652）、康熙10年（1671）、18年（1679）
、32年（1693）、46年（1707）、53年（1714）、61年（1722），雍正元年（1723）、2
年（1724），雍正11年（1733），乾隆50年（1785），嘉庆19年（1814），道光15年（
1835），咸丰6年（1856）。这14次旱灾，在各地文献记载中基本都能得到反映，而且受
灾的程度等级也大体一致，将它们定为重灾，应是没有疑义的。所以，方志中出现的“大
旱”记录，多数在江南地区是有普遍性的，可以认定，这些“大旱”是属于大灾的范围，
其灾情的具体表现相对也有详细的记录。由此亦可看到，以往学者在统计江南特大旱灾时
，显然不够全面，除了4次（1679、1785、1814和1856年）与本文统计一致外，其他尚有
10次大灾都被忽略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存在，可能的解释是，两者的统计依据也存在差异
。[5][⑤]

由于这14次大旱在清代江南地区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将以转折时期的咸丰六年大旱为论述
中心，主要依据地方志、地方官员的从政记录和私人文集，对水乡旱灾、地方民生、政府
救助的转变与社会秩序控制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而对咸丰朝以后的国家动力支配问题
，更应值得重新考量。

二 江南大旱

同治十二年七月，长期在浙江为官的宗源瀚[6][⑥]，在嘉兴府任上时讲述了清代的一些
特大旱情，时间上主要在乾隆朝以后。他给上级政府的汇报中这样说道：[7][⑦]

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以来，除道光初年及二十九年两次大水外，其余乾隆乙巳（五十
年）、己酉（五十四年）、嘉庆甲戌（十九年）、己卯（二十四年）、咸丰丙辰（六年）
，无不大旱。

宗源瀚讲的是嘉兴府的情况，可能与江南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但大旱的总体情形，却是一
致的。以咸丰六年（1856）这次特大旱灾为例，当时乡村的灾情，据嘉定人王汝润（
1793-1868）的日记云：[8][⑧]

是年之苦亢旱，春间无雨，黄梅又不雨，河水尽竭。余家太仓，航船不能通，停止二十余
日。自七月十六日有潮水进内河，方能通。是年之旱，同于嘉庆十九年，而米价自二十八
文长至三十八文。柴，自个七毫长至四、五文不等，较三年分稍好些。乡间苗存五分，木
棉存三分。计雨数，自四月以来至六月初十方雨，约计一寸。七月初七，雨约七分。十四
日，雨约计二分。县尊王佛云现在乡下堪荒，未知其如何结局也。……八月初五日，蝗虫
蔽天，自西北至东南。初六日，城中仍有。……四扇旱荒，至秋不雨，故有此虫。莫大之
灾，老年及见，不幸也。

王汝润所云的嘉庆十九年旱灾，也是清代发生于江南的一次特大旱灾。譬如，在无锡地区
，当时夏季由于旱期太长，乡间的地上都长了毛，河港全枯，行路已不必再循桥坝，各随
走向。[9][⑨] 在大旱期间，宝山县人王曰纶专门写了《忧旱乐府》四章，反映了当时乡
村受灾的情况。如其中《踏车谣》一章，讲的是乡村民众车水救田的辛苦以及无水地区田
苗的惨状：[10][⑩]

夏雨足，水车堆满屋。

夏苦干，水车轣辘飞。

鸣湍踏，车声逐歌声。

长炙肤，皲足愁骄阳。

低田有水高田坼，弥望稻苗未盈尺。

王汝润说咸丰六年灾情与嘉庆十九年的相同，因此上述嘉庆十九年灾情似可以作为咸丰六
年旱灾影响程度的一些参考。从总体上看，江南地区咸丰六年的大旱具体表现，大致是自
五月至六月不雨，枝河皆涸，地生毛，禾苗枯槁，此后城乡秋蝗蔽天，食稼伤禾，以致米
价腾贵。[11][11] 灾情在江南各地大同小异，详参表1。

表1  咸丰六年江南旱情的初步统计

 

同样属于水乡地区，一般水田与旱地对水的需求方面，本来就存在很大不同。在桐乡县，
田、地相匹，东面的嘉善、平湖、海盐，西面的归安、乌程，俱田多地少，田忧水旱，地
不忧水旱，时有“千日田头，一日地头”之俗语，体现了人们在田、地上相应付出的劳作
和努力的巨大差异。[12][12] 大旱的到来，使水乡的民生更见艰辛。唐甄（1630－1704
）早已指出，江南水田如果“天久不雨，诸苗将槁”，百姓辛勤的车汲之声四处可闻，但
是“灌东亩而西亩涸，灌南亩而北亩涸”，人力虽多，但车救农田的效果甚微。
[13][13] 而低山丘陵与平原相间的地区，就更加惧怕旱情，常州地方甚至家家养牛，用
于缺少雨水的季节借助牛力转动桔槔，戽水救旱[14][14]；但旱情的到来，仍然会加剧地
方矛盾，争水之事屡屡发生。[15][15] 有的虽处平原，滩涨田在没有纳入官方经常性的
管理内容前，常常成为地方百姓争夺的乐土，但却是“旱则无水可戽，潦则积水不退”的
地方[16][16]，遇到大旱，首先受害。

 

三 政府救助

按照一般的做法，灾荒发生必然要对蠲赈作一番评议。时间上，夏季勘灾上报不得过六月
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1][17] 原则上都限定在45天以内，将成灾轻重分数等情况，全
部勘明，造册申报。[2][18] 如果此限后仍有被灾较重的，允许再延限20日申报。
[3][19] 

考虑到有的地方比较特殊，生产状况异于他处，需要作特别的安排。如东部的嘉定县等地
，广种棉花，五、六月间雨水时常较多，对生产不利；而八、九月间，禾稻登场，晚棉刚
刚结铃，最忌风雨。这两个时段灾情的产生，实际上已经过了地方上报灾情、申请蠲赈的
期限。[4][20] 

再如，西部的杭、嘉、湖盛产稻米的地区，流行种晚稻，一般要近十月底才能收获，补种
的就更晚了。这样的地方，勘灾员要将被灾田亩提前勘报，补种的也按庄、圩勘实亩数，
在勘报册中说明其特殊性，须等到八月底察看收成后，再定受灾等级。[5][21]

当时许多人还强调了赈灾期间的各种办法，首推担粥法。这是明末嘉善乡宦陈龙正提倡的
，在清代仍然十分流行。这种办法主要针对的是饥民，优点在于“无定额，无定期，亦无
定所”，所要做的只是在每天早晨，用白米数斗煮成稀粥，然后派人分挑至通衢要路及郊
外地方，遇贫、乞等人，就可令其列坐就食，每人分给一杓，这样大概每担需米五、六升
，可让五、六十人饱食一餐，十担就可挽救五、六百人一天之命。政府推行“粥担法”后
，如有仁人义士继续予以施行，就能使许多人的生命得以维持下去。显然，这种方法可以
避免粥厂救赈中的弊端，也可“时行时止”，具有极大的灵活性。[6][22] 林则徐在《担
粥说》中进一步重申了这种做法，要江南地方普遍实行，并制造粥桶，酌分地段，早晚两
次挑行于城乡地区，救济饥民。时人黄懋的《散米说》有这样的评论：“赈饥之法，莫善
于散米，莫不善于施粥，莫善于各图散米，莫不善于笼统。”[7][23] 都反映了时人对施
粥赈饥的普遍看法。

与施赈同样重要的，是平抑物价，两者并行，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民生的解救。嘉庆十
九年大旱时期，德清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较有成效，既努力散钱赈荒，从十月份起每人
大口给钱14文，小口7文；又派人招商从福建运米，并免其关税，很快平抑了米价。
[8][24] 

从成灾的角度讲，旱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还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疫病流行，如雍正十
一年旱灾，不但歉收，而且大疫[9][25]；当然，更多的则是蝗灾的大面积产生。
[10][26] 

就东部冈身地带的嘉定县地区而言，蝗灾的发生多紧接着旱灾。咸丰六年旱蝗并灾，政府
发动以工代赈，动用了义仓本、息银两，挑浚东北乡各河道达2万余丈，每土一方，发挑
工钱95文，共费去挑工筑坝和戽水钱18978千，杂费1777千。[11][27] 水利工程的及时展
开，有利于旱情严重的状况下，保证灾后农业仍有一定的收成。嘉兴府石门县知县丁溥，
在咸丰六年大旱时节，大力开浚运河，从玉溪引水到羔羊堰约有十里，仍灌溉了数万顷的
农田，当年农业最终仍有一定的收成。[12][28]

同时，常规的平粜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市场物价的混乱和饥民数量大幅度的增长
。嘉定县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13][29]  

首先，从咸丰七年二月初一起，到三十日为止，粜米2100石，捐减钱945文；根据年龄配
发赈钱，大口103631，日给钱4文，小口38974，日给钱2文。 

其次，三月六日起，到五月五日止，共赈钱28563376文，贫生大口配发67文，小口37，照
饥民的比例加倍，共费39672文。 

而在上述计划之外，拨补留养江北灾民的经费77千钱，捕蝗经费钱791千文。在咸丰六年
一年间，又展开了以地方救济本地的办法，实行义赈，所谓“以厂济厂”，在澄桥、徐家
行、樊家桥、曹王庙、吴家行、唐家行等厂，由城局贴赈十日，陆渡桥厂贴赈钱350千文
，不敷处由各厂自行筹补，其余各厂通同捐赈。

清代江南地方政府，一般都按通行的赈饥与荒蠲常例，来开展对地方社会的救济活动。赈
济对象分“极贫”与“次贫”两类，政府通行标准一般是这样的：

“极贫”包括：并无私人产业、房屋，靠佃田耕种且全荒者；并无个人田产和房屋，靠佃
田耕种，成灾过半，家庭人口较多者；外乡或外县农民携眷来耕种的，搭寮居住，田已全
荒，无力佣工的。这些，无论大小口数多寡，都要全赈；16岁以上为大口，16岁以下到能
行走的为小口，尚在襁褓中的不准入赈济册。

“次贫”包括：虽无个人田产，但有房屋、牲畜，而佃田全荒的；虽无个人田产和房屋，
而佃田还有一半收成，家庭人口不多的；自种个人业田，但只有几亩而全荒的；自种个人
业田，只有几亩，却有少量收成而家庭人口较多的；搭寮居住耕种的外乡或外县农民，佃
田成荒过半，而无力佣工的。上述情况涉及妇女的，不论老少，全部赈济；少壮丁男则不
准给赈；残废无力营生的，与老人、小孩一体给赈。[14][30]

至于具体的荒蠲常例，详参表2与表3。

 

表2        清代江南地方奉行的赈饥常例

表3      清代江南地方奉行的荒蠲常例

 

宝山县在咸丰六年秋旱后，政府层面的主要政策是“缓征”。[15][31] 这一举措，也是
江南其他许多州县的经常性工作。然而，具体的赈恤内容，还要复杂一些。在给赈的时间
上，也有规定。如给赈4个月的，十月份起赈；3个月的，十一月起赈；2个月的，十二月
起赈；而1个月的，次年正月或腊月中给赈。[16][32] 蠲赈“常例”在江南每个地方都看
到实行的情况，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方政府的救赈力度不同等原因，其赈蠲的实
际数目，各地差别较大。

四 社会反应

民间常年特定的水旱占验“吴中田家五行”等经验性认识，自宋代以来，就存在十分成熟
的表达形式。

譬如，在立春日，在种春田时卜水旱。嘉兴府的崇德地区，塘东高阜怕旱，宜水；塘西低
下怕涝，宜旱。所以这里的东西两乡百姓都备好麦苗，在立春日一大早到地方衙门前，乘
尚未开始传统的“打春”仪式活动，东乡百姓在东街种麦苗、西乡百姓在西街种麦苗，各
观征兆，以断水旱丰歉，据说“多有奇验”。其他如“上元日晴，主一春少水”，“清明
无雨少黄梅”，“夏至无云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等等，都是传统的“田家五
行”中最富经验性的记录。[17][33] 

湖州府地区，当地的占验有些独特。当地人在蒹葭初生之时，就剥食其小白花，品尝其味
，味甘主水灾，味馊则主旱；梧桐花初生，其色发赤则主旱，色白则表明有以水灾为主；
冬青花开时，如不坠落则主水，否则主旱；五月份凤仙花开，主水，否则主旱；扁豆花如
在芒种前开，主水，否则主旱。[18][34] 

在松江府地区，有用瓶装水称重量以占水旱的习俗，在时间上从元旦到十二日。八日晚上
要看参星过月。立春日，在地上树八尺之表以候日影，短则旱，长则水。十五日晚上，竖
一尺五寸之表在地上，至子正一刻候月影，以卜岁中水旱，影子到七寸半的地方，意味着
风调雨顺；不到七寸半，则要旱。另外，还有占风云的习俗。在元旦清晨，占风云，如果
云为青色，将有虫灾，白色则表示有兵燹之灾，赤色则为旱灾，黑色为水灾，黄色最佳，
意为丰年。三月份也有以蛙声卜水旱的，三月十六日则以晴、雨天气定水、旱之灾。
[19][35] 等等。

江南地方占测水旱的经验，尽管个别在时间上有差异，但具有很大的共同性，可以算作预
防灾变的先行认识和心理准备。

此外，积极的备荒应灾工作，往往要在灾害发生以后。由于江南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大，使
政府在困难时期有了更多的依靠，特别是在咸丰朝，内乱外患迭起，中央穷于应付不逮，
遑论地方救荒了。因此，更多的救荒工作，就落到了地方社会力量身上，而且大多仍由地
方州县指导而展开。

在很多情况下，开明绅士其实并不能真正得到中央的嘉勉，他们的义举善行却能获得地方
政府和民众的极大信任，可以为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长久稳固，为其成为民间的“乡望”
，奠定重要的基础。在地方文献中，关于他们在城乡地区的“义赈”事例，屡见不鲜。如
在宜兴的潘承基，被时人目为“乡望”，咸丰六年大旱、蝗灾发生时期，倡导义赈，亲定
仓储谷数千石，还准备了麦子，以防不足。以农起家的宋鹤皋，在咸丰六年大旱期间，创
议疏浚各河渎，并亲自督率工程，结果他所在的家乡该年的秋收较他处为佳。谈铭，在大
旱期间捐米百余石，并将贫困人家的租逋，烧掉契约。周子斌，大旱期间在宋渎地方设郭
善堂，施粥振饥，救活了很多人。[20][36]    

嘉定县在咸丰六年旱灾后发动厂赈，所谓“以厂济厂”。[21][37] 与厂赈相类，图赈法
虽然也是以地缘为中心的救赈举措，但却更为流行。图一般是地方基层系统中乡都以下的
建置，基本与“里”一致。具体做法是，以各图所捐之钱米各赈本图的贫困；另一方面，
各图贫富有差，即以富图之有余，协济贫图之不足。

以嘉庆十九年的大旱为例，在常州府无锡县，由于地势较高，比金匮县受灾更重，乡村地
方“赤地数十里，民间炊无米、爨无薪、汲无水”，发政府的常平仓平粜，偏远乡村就很
不便，且极贫民户根本无力籴米，很需要地方的富户捐资接济，这是救荒的关键。实行的
措施就是“图赈法”，具体是这样的：

令图自举一人焉，以经理之。其钱即存于捐者之家，而不必入于公局。官与公局之董事者
，第纪其数，为之调拨而已。某图饥口若干，捐银若干数，协济若干数，各书一榜于其图
内，使贫富见之晓然明白。施者知其财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来，则捐者无所迟疑
，不捐者无所藉口。且以富稽贫，其户口必清；以贫核富，其捐数必实，于恤贫之中寓保
富之意，则事易集，而官不劳矣。

在政府的首倡下，共得资金124000余缗（缗，成串的铜钱，每缗1千文）；同时又在城乡
地区设立十多个粥厂，救济饥民。[22][38] 

在中央不能正常从度支中对地方提供支援的情况下，“图赈法”，也就是按地区，因地制
宜，依靠民间的力量实行救赈，就显得十分重要。桐乡县在咸丰六年大旱后，根据下辖募
化、千金、保宁、清风、永新、梧桐6个乡、14区、31都、173图的区划，“地势肥硗不同
，高下不等，乃择被旱较重之区，分图劝办”，发动各地城镇殷富捐助，共得钱数百万、
米数百石，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四月，编查户口，按月散发给灾民，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23][39] 

由此，“图赈法”被官民誉为良法。

另外，除了上述较为积极的救赈工作，祈雨活动在旱灾来临时已普遍展开，尽管这种形式
有很大的消极性。当时人认为，祈雨的态度绝对要虔诚，等雨要有耐心，抬神出巡，步行
祷雨更是十分重要的大事。其具体情况，各地因风俗之异，可能还会有所不同。

桐乡知县戴槃，曾在咸丰六年大旱期间作了一篇《桐乡祷雨记》，对桐乡地方的祈雨惯习
讲得十分明白，特别是在旱情严重时节，要让地方神灵偶像集中暴晒于烈日下，更是其他
地区少见的有趣风俗：[24][40] 

夏大旱，五月不雨，六月又不雨，民以为忧。余乃虔诚步祷。桐邑旧俗，旱甚，即将各庙
神灵聚集于惠云寺院，每日拈香祈祷，士民观者如堵；再甚，又将各神于日中之时，聚于
荒郊外，作祷雨状。余步随于后，至其地，则百拜稽首，一日之中内，步行十余里，东西
南北周历各庙，自朝至于日暮，一而再，再而三，且桐邑各图一百七十有三，四境之神，
乡人肩舆来城者，更番迭至。余罔不随时叩祷，凡行香后，于士民齐集之所，晓以常情，
喻以大义，如家人父子聚于一堂，士民咸感余之诚。……是年两浙全旱，嘉、湖尤甚……
余知下民感余之诚而祈祷益急。自丙辰五月下旬至七月中旬方雨，余终日祷求至于三，无
一间断。问之僚属，僚属不能；观之耆老，耆老不能；责之书吏，书吏亦不能。余乃于酷
暑烈日之中，奔走四旬月余，而天始降甘霖，俾地方不被全灾，虽不敢谓祈祷之灵，然亦
可以对桐之民而无憾矣。

而在沿海州县，像平湖、海盐、海宁、金山、川沙、南汇、上海、宝山、嘉定、常熟等，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借助潮汐进行灌溉等。旱期的河港枯竭，不但使农田无法得到灌
溉，而且饮用水也出现困难。因此，在旱期，除了祈雨，人们大多是希望潮神能将潮水及
时送到，以缓解饥渴。[25][41]

五 秩序控制

清代江南的灾害救赈，除了政府常规的举措，在咸丰朝以后，因国内外军政祸乱迭起，实
际上大多已成为一纸空文，地方社会的维护和稳定，更多依赖于地方上的开明绅商地主，
当然他们的良善行为，明显是受到了那些有着很强责任心的地方官员的表率和努力“劝谕
”的影响。

咸丰五年刚刚到桐乡担任县令的戴槃，次年即遇特大旱灾。戴氏以其切身体会，指出在咸
丰年间内乱纷起后，政府的常规蠲赈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朝廷抚恤灾黎，向有大赈。
缘军政倥偬，募兵输饷，度支日绌。”[26][42] 募兵招饷尚恐不及，遑及救赈灾荒了。

本来灾歉等级达到五分以上，都属大灾，要停征一切漕粮，但到咸丰年间，受灾区稍有收
成的田地，仍然必须完纳。所以，一些地方行政长官都清醒地认识到，依靠中央的蠲赈来
振救地方，是不现实的。戴槃就放弃了按亩履勘标记灾田和将田亩所受之灾统合到全县均
摊的两种传统做法，独创性地根据乡村区划，酌量地势之高低，分别灾数的多寡，每区明
定分数，一一榜示，再行赈济，得到当时民众的普遍赞同。不久，邻近的嘉兴、石门等县
，也仿照了这个办法来推行救济工作。[27][43] 

所以，在应对灾害的紧张情势下，官方必须要作表率，显示出积极的态度，否则，在救赈
尚未周全的情况下，必将引起地方的骚乱和民众的不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
村民众担心勘灾官不去；二是担心灾田在勘察时被“以荒作熟”，穷人无法承受，富人则
“买熟作荒”以减轻赋税压力。许多地方还有“灾头”，向民众敛钱以作上诉的经费，或
者在勘灾官下来时，让妇女们前去哄闹，捏报灾情。[28][44] 

上级政府代表的勘灾活动，其实对民间是一种很大的苛扰；本来已经发生灾荒，地方州县
听说要来勘灾，就辍耕以待，其实使乡村再荒，还不如由地方政府自行勘灾为宜。至于勘
灾中弊端的产生，多由书吏的不法需索造成，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轻为重，以重为轻
，是经常性的事情。富人还出钱买荒，希望免去输纳；贫者无钱注荒，转受追比之苦。
[29][45] 这是地方政府在灾荒时期应该注意的一大问题。冯桂芬反复强调，地方上每逢
水旱大灾，吏胥就有“注荒费”的名目，所谓“有费即荒，无费即熟”，勘荒官下来，四
顾茫然，完全依靠地方吏胥的指划，所以不如不勘。[30][46]

咸丰六年的嘉定县，蝗虫伤稻达十分之二，该年收成，嘉定县约计三分多，县令张元揆报
灾时仅报了二分八厘。于是，有灾民就到县堂吵闹，县令只好答应他“劝捐济荒”。
[31][47] 同一时期，浙东、浙西都是大旱，嘉兴、湖州形势已十分严峻，各地乡民藉灾
滋事也相继而起。首先是秀水、海盐，继之平湖、嘉善，又继之嘉兴、石门，乡民聚众閧
闹公堂此起彼伏。嘉兴地方还出现殴打官员、拆毁衙门的严重情况。而在桐乡县，上任不
久的县令戴槃，因处置妥当，没有依靠那些不愿承担艰苦工作的同僚、乡村耆老和书吏，
虔心祈雨、赈济饥民，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地方社会晏然无事。[32][48] 

要之，本文以清代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为论述中心，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旱灾发生情势下，江
南社会的诸多侧面。可以发现，以中央为代表的救赈工作，从咸丰年间开始，已出现了极
大的萎缩；而地方府州县为代表的行政支配，在救灾工作中，仍然具有了较大的作用和导
向性意义，特别是在倡导、劝谕绅商士民等地方精英积极投身救荒工作方面，就更为明显
了。而且，大旱期间的地方社会控制，往往是政府于救赈工作之外，时时在意的大问题。
江南因太平天国军队的东进，时刻处在危难之中。就在咸丰六年春，旱灾爆发前，安徽的
宁国府已经失守，江南连连告警，“各处土匪蠢然思动”，地方富户已有迁移之势。如果
不及时处理灾难时期的民生，必将产生大的祸乱，所以在当时，“欲攘外必先安内”是官
方重要的指导思想。[33][49] 

另外，江南地区除了旱灾，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是水灾，此外还有蝗灾、疫病、潮灾及兵
燹等。这些灾害的发生，许多具有周期性，危害的程度并不亚于本文所述的旱灾。因此，
这是在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当中，特别应予重视的方面，不能仅据一些显示生产与生活都
良好发展的个别史料来论析当时的民生，而必须认真考虑负面影响因子的存在，分析讨论
才能更为全面合理。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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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热爱，我们为什么痛切，我们又为什么选择？我们是为了爱而痛，还是为了痛而
爱，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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