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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anders (山德士),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Feb 19 20:27:33 2005), 转信
作者：江奇涛 求实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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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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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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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
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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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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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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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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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
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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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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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
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03年4月25日写于沪上云水山庄)
本文节选自《汉武帝新传》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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