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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汉代的养马业及对马种的改良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Jan 11 12:55:30 2007), 转信

安忠义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农业考古》2006年4期

    马是人类重要的家畜之一，尤其在古代，无论军事、交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
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占人说：“马者，兵甲之
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1)我国自古对养马非常重
视，马被列为六畜之首，特别是在被称为封建盛世的汉唐两代，养马的规模更大。后世有
“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2)的说法。汉代大力发展养马业有深刻的历
史背景和现实根源。

    首先，骑兵的发展成为直接推动力。虽然在楚汉战争骑兵异军突起，屡立战功，由此
成为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后来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骑兵却难以与强大的匈奴骑
兵抗衡。由于长期战乱，国弱民贫，“人相食，死者过半”马匹更是少得可怜，“自天子
不能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3)“平城之围”就使汉朝统治者清楚地意识到汉朝不是
匈奴的对手，不得不委曲求全，采取和亲手段，以换取一时的和平，积蓄力量，将来反击
。同时更意识到“车骑者，天下武备也”，因此要巩固汉朝政权，抵御匈奴的侵袭，就必
须大力发展养马业，壮大骑兵力量。

    为此目的，从汉初开始，汉朝就积极筹集资金发展养马业。高帝四年(前203年)八月
，开始征收“算赋”，“为治库兵车马之用”。(4)如淳注引《汉仪注》曰：“民年十五
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补车骑马”，此所
谓马口钱。同时，设置和健全了马政的管理机构，命太仆(武帝时改为仆)专管养马事务，
下设太仆承，以及下属马厩的令、巫或长、垂。据《汉旧仪》：太仆所掌的“天子六厩”
：未央、承华、、骑马、路和大厩，每厩“马皆力匹”。其它散见于史籍的厩名有翠华、
大格、果卫、扼梁、大宛、胡河、金厩、家马等。到汉武帝时，“厩马有四十万匹”(5)
景帝时，“始造苑马以广用”，在西、北边郡设“牧苑三十六所，以郎为苑监，分养马三
十万匹”(6)。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
(7)汉印中可见“右苑泉印”、“萃闺苑监’，、“右牧官印”、“北地牧师骑承”等，
都可证明设立牧苑的事实。此外，又可见所谓“未央厩丞”、“未央厩监”、“厩印”、
“长沙厩印”、“马府”、“中马府”、“外马”等，显然都是当时官府养马机构用印。
汉代郡国也养马，在郡县设马丞，在王国设仆及其属吏厩长、厩丞等，负责马政。《汉印
文字征》、《十钟山房印举》等书中著录的马官用印有数十个，如“唯陵马丞印”、“上
虞马丞印”、“齐中左马”、“齐中右马”、“代马丞印”、“西河马丞”、“淄川厩长
”、“鲁厩垂”、“虢县马丞”、“下密马丛印”、“东平陆马丞”等。甚至地处西北边
疆的居延地区，也有“昭武厩令史”、“吞远厩”、“口郅连厩”及“马丞”等厩名及官
名，可见汉代官府养马的普遍性。

    在政府养马的同时，汉代政府还积极鼓励百姓养马。文帝时，颁布了“复马令”，“
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以免除兵役的办法鼓励私人养马。武帝时继续实行“
复马令”，当时“兵戈数动，民多买复”，又不愿为吏，“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
欲者出马”。(8)汉朝政府还禁止偷盗屠宰马牛。居延汉简中有一支云：“府移使者口所
诏书，毋得屠杀牛马。”(9)《盐铁论·刑德篇》云：“今盗马者死，盗牛者加”。还禁
止优良种马外流，《汉书·昭帝纪》说：“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
与现代种马相比，汉时体高五尺九寸的马确属相当优良的种马。严禁优良种马外流，对养
马业的繁荣有积极意义。汉武帝时更加重视养马业，“天子为击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
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10)皇帝甚至以“解乘舆驯”作为鼓励
养马的宣传手段。经过政府的大力提倡和鼓励，到汉武帝时仅厩马就达四十万匹，苑马和
地方养马尚不算数。民间已是“众庶街巷有马，吁陌之间成群”。(11)《盐铁论·未通》
记述：“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

    大规模的使骑兵数量也大大增加，文帝时已能抽调八、九万骑兵防御匈奴。武帝时反
击匈奴，前后动用骑兵一百二十万，每次参战的骑兵多达十多万。从汉武帝时起，汉朝军
队已由车骑并用转变为以骑兵为主，步兵仅为运送辎重。如元狩四年(前119年)北伐匈奴
，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私负从马达十四万匹”，而“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
(12)。汉军充分利用骑兵的快速机动，采用远程奔袭，分进合击的战术，取得辉煌战绩。
特别是元狩四年的这次战役，卫青与匈奴大战于漠北，直追匈奴于竞颜山赵信城：霍去病
与匈奴左贤王接战，杀七万余人。“封狼居青”。为能快速突进，汉朝骑兵多备副马(居
延汉简中多作“萃马”《汉书·赵充国》传作悴马，颜师古注曰：“悴，副也”)。经过
这次战役之后，“甸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13)对汉朝的威胁基本解除。从这场战争
中，汉朝得到了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还有大量的牲畜。但汉朝也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海内虚耗，户口减少”，战马损失也相当严重，如元狩四年，“大将军骠骑大
出击胡，军马死者有十余万匹。”(14)《汉书·昭帝纪》应劭注曰：“武帝数伐匈奴，再
击大宛，马死略尽。”《汉书·武帝纪》云：“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
万。”注引如淳语曰：“贵平牡马贾，欲使人竞畜马。”《汉书·食货志》谓，汉“自(
卫)青围单于后十四岁，以汉马少，故久不伐胡。”到李广利出征匈奴时，因为马匹缺乏
，不得不用步兵，所以导致失败。

    在马匹缺乏时，政府不得不征调民间马匹服役。如汉伐大宛，汉军仪六万人，而从民
间征发的牲畜有“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驼以万数”。二伐大宛，在马死略尽的
情况下，汉武帝下令征发“酒泉驴、臭驼负食出玉门关”(15)为随时征调，汉朝政府就“
籍吏民马，补车骑马”。(16)颜师古注曰：“籍者，总入籍录而取之。”对于隐匿不出的
人处以重罚。如《汉书·文帝功臣表》“黎倾侯廷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马，要斩”。颜注：
“时发马给军，匿而不出也。”有时向民间买马。《史记·汲黯传》元狩二年(前121年)
“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三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后来
就出现官贷民牧的方式以解决官马不足的问题。《汉书·食货志》云：“武帝以新秦中千
里无亭激”“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
”李奇注日：“边民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而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
息什一也。”这一作法，后来发展为亭养母马制度，元鼎五年，因“车骑马乏，买马难得
，乃著令，令天下封君至三百石以上差出牡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17)《汉
书·昭帝纪》应韵注在“马死略尽”之后说，“乃令天下诸亭养母马，欲令其繁孽。”昭
帝时对武帝时的马政进行许多修正。昭帝始元四年(前84年)诏“往时令民供出马，其止勿
出”。“五年，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孟康注曰：“旧马高五尺齿未平，弩十石以上
，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18)元风二年(前79年)又诏令“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
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勿敛今年马口钱。”对马政的调整，是以北边、西边的军事压力减
轻为背景的口汉成帝时，也曾“罢六厩”，“减乘舆马”。(19)但在必要时政府仍从民间
买马。如居延汉简第三○三·十二号：“元风三年十月，……请谴□官持□□□钱去□□
，取承相从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案所占畜马二匹，当张舍从者，如律令”；第一
九·四四号：“□张掖、酒泉、敦煌，乘(应为案字)家所占畜请(为马字误释)□”(20)。
还有一简：“元延二年(前11年)十月乙酉，居延令尚、垂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谴亭长
王丰，以诏书贾买马酒泉、敦煌、张掖郡中。前二简中“案家所所占富马二匹”，有人解
释为依据各家所报养马数，官就其中取二匹，不象武帝时悉数收买。(21)民间养官马、征
调马匹的事，此后常见于记载。如王莽天凤六年(19年)，“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缓吏皆保
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地皇元年(20年)，“乘传使者历经郡国，日且十辈”，“传
马不能足，赋取道中马，取办于民”。(22)

    东汉以后，官府养马业大大衰落。《后汉书·百官志二》云：“旧有六厩，中兴省约
，但置一厩。”又有“牧师苑，分在河西六郡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汉和帝
永元五年(93年)，“诏有司省内外厩马及凉州诸苑马”。(23)虽然安帝元初时增设了越的
长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设置了万岁苑，键为设置了汉平苑。顺帝汉安元年(142年)
：“以远近献马众多，国厩充满始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24)都未能重振西汉养马业
的雄风。但东汉民间养马一直繁荣，政府需要马匹时，也常取自民间。如光和四年(181年
)，“初置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25)中平元年(184年)攻
剿黄巾军，又“沼公卿出马”，并令“厩马非效祭之用，悉出给军”(26)。

    汉代养马业的第二个推动力来自政治上的需要。车骑仪卫是封建等级制度制度的重要
标志之一，汉代的各级官员，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均有数量不等的马匹以充车骑仪卫，
并运用法律手段，严格规定了车骑使用管理的权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车骑仪卫使用管理
制度，以“别尊卑之序”。天子车骑之马为乘舆之马。《后汉书·舆服志》载：天子“所
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三辅黄图》载天子出行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
大驾、法驾、小驾”，最大规模的为大驾，有“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备千乘万骑”
。皇帝出行，千乘万骑，威势齐天。如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出巡五原，“至朔方，
临北方，勒兵十八万骑，族旗千余里，威震匈奴”。(27)武帝出猎时，也有“从数马万匹
”。(28)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子用马皆有差。这些乘舆之马，数量大，吃得好，平
时又很少使用。如元帝时，有厩马万匹，天天食粟，“苦其肥大，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29)《盐铁论·散不足》说：“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故而灾荒之年，常
减乘苑之马，禁民间粟马。如《汉书·文帝纪》：“以比岁不登，禁内郡马粟”，违者“
没入之”。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马，以振困乏”。九月又令
“太仆减谷食马”。(30)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月，诏令“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
减半食”。(31)

    汉代官员“公卿以下至三百石长导从，……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
加导斧车”，“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32)所以
汉代官员出行、郊游、赴宴、田猎，都必备车骑，“列羽旎，陈戎马”“出入逾侈，辎耀
日”，“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如东汉末年交州太守士燮出行时“车骑满道，……妻妾
乘辎轩，子弟从兵骑。”(33)汉代官员出行时这种车水马龙的仪仗在考古发掘中经常见到
。实物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窦绾墓中有车4辆，马13匹。甘肃武威雷
台东汉墓中出土铜马39匹，铜牛l头，铜车l通辆，铜俑45件，组成一个庞大的阵势。最前
方是举世皆知的铜奔马为前导，然后是17名骑士组成的行列：2骑吏并列为领，15名骑士
两列为从；随后为主骑1匹，从骑4匹；稍后是斧车1辆，轺车4辆，各有1马系驾，“御奴
”5人，从婢2人；再后为“冀张君”及“夫人”乘骑车马，共3马，2车，3奴1婢；“守张
掖长张君”及“前、后夫人”乘骑车马，共3马，2车，3奴2婢；“守左骑千人”乘骑车马
，共1车，1马，2奴。最后为“车”3辆，马3匹，牛车1辆，牛1头，驾车奴1人，从婢8人
，凭几1个。(34)汉代墓室壁画中反映官员出行的场面也很多。如河北安平熹平五年(176
年)墓室壁画，环绕前室四壁上部绘车马出行图，分上下四列，共绘出车马80余乘之多，
每层每面为17名武士的行列，2骑吏并列为导，15名骑士分3行为从，后面有轺车5乘。
(35)据推测此墓主身份为二千石或郡国相之类的官员。同雷台汉墓的主人大致相同。通过
以上两个实例可以看出，组成各级官员仪仗的马匹数量很大，一般都由层层政府饲养，为
保证政令通畅，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显示封建权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养马业第三个推动力是驿传用马的需要。汉代“驿马三十里”，在中央由典客属
下的大行令职掌，在郡国有邮书椽，再到每个驿站的驿侯、驿令、驿承等吏负责，构成一
个不同于地方行政系统的邮传管理制度。从西汉时起，既沿用前代的传车制度，又采用逐
渐盛行的驿骑制度。此外还有步递和船递。当时大致以车传送称为“传”，步递称为“邮
”，马递称为“驿”，驿传中间停驻之站称为“置”，步递停留之处称“亭”。但往往邮
驿并称，邮亭相联。《汉书·高帝纪》引如淳汁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
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
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清代顾炎武也说；“汉初尚乘传车，
……后患其不速，一概乘马矣。”(36)

    汉代邮亭驿马遍及全国，密如繁星。《论衡·感虚》中说：“星之天也，为日月舍：
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也。”随着汉代疆土的扩展，邮亭在新疆土上迅速蔓延，特别是在
边郡地区。如元封三年，虏楼兰王，遂破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王门矣。”(37)后击
大宛，“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38)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
数百里，远者数千里筑城列亭至庐胸。”(39)就连一向不养马的南方也设邮亭。如汉武帝
元光六年(前129年)“南夷始置邮亭”。(40)《后汉书·卫飒传》：“(飒)迁桂阳太守，
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后汉书·和帝纪》注引谢承《后汉书》：“
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

    王国维说，在边郡地区，“汉时邮递之制，即寓于亭隧之中”。(41)陈梦家先生也说
：“邮为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它往往与亭、传、置并为大道上有关交通的设置。且往往
重叠相互通用。”(42)既传递着军事情报，又保证了政令畅通，为政治统一和军事成功创
造了条件。如《汉书·西域传下》：“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汉成帝时，西域都护段
宗会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43)享隧也为边郡地区人民
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汉书·赵充国传》：“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里，
乘塞列隧有卒吏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郭塞烽火追
虏”。对于敌人的突袭，亭隧对百姓有保护义务。居延汉简有云：“葆、部界中民、田、
官畜牧者，见赤幡，各便走所近亭、郭、坞辟□□马弛以急疾为故。”(44)

    汉代对驿传用马有严格规定，必须持有政府发给的使用证——传信——才能使用。《
通鉴》高帝五年条注引《汉律》说：“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传信，封以御
史大夫印章。”并且仅限公务使用，不得另作它用。如居延汉简记载：“建武五年(29年)
十二月辛巳日且入时，胡虏入甲渠中隧，”城北隧隧长王褒即使吏李月骑驿马一匹弛往观
看，结果李月被俘，驿马也被略去，王褒因擅自使人乘用驿马，被“下居延狱，以律令从
事”。(45)汉代对邮驿传递的速度和期限都有严格的规定。对于紧急文书，《汉官仪》说
：“奉玺书使者乘弛传，其骑驿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一般文书，居延汉简规定
：“书一日一夜当行百六卜里。”(46)若留迟失时则加以严厉处罚，“不中程，百里罚金
半，过百里至二百里罚金二两；不中程，车一里夺更主者劳各一日，二里夺令口各一日。
”(47)又如“士吏传行各界勿得迟时必坐之。”(48)正是由于严格的规定，汉代驿骑传递
的速度极快。如赵充国与羌人战于湟中，与朝廷的奏报往来不过6、7日。现今西安至西宁
间12．42公里，可知当时驿报的行速为每日400里左右。又《后汉书·张衡传》载：“(地
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成怪其无征，后数日骆至，果地震于陇西。”当
时的陇西距洛阳二千二百二十里，驿骑仅用数日，也可见当时驿传效率之高。古诗有云：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便是驿骑狂奔飞驰的写照。

    在邮亭里头或附近往往设有马厩，由令史、厩啬夫和厩徒负责。备有“鞍勒”，供应
食宿。还编有驿马车舆册簿，将马匹的毛色、性别、年齿和身高都作详细的记录，定期向
上级呈报查阅，作为每次考核的根据。居延汉简中有“传马名簿”，悬泉出土的汉简巾有
“车舆簿”。马的数量从几匹到十几匹。马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蜂传的效率，因而政府十
分重视充实驿马。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令“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49)

    还有一些豪强权贵自备驿马。如太子舍人郑当时以任侠自喜，“常置骤马长安郊”，
(50)日夜接待宾客。《史记·酷吏列传》说：王温舒为河内太守，“具私马五十，为驿自
河内至长安”，奏行往来不过二三日，“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迅。”《汉书·昭帝纪》
谓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置蜂往来相约结”，以图“杀光，废
帝，迎立燕王为帝”。

    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汉代民间养马之风盛行。汉代的西部和北部边境，有许多水草
茂盛的草场，是发展畜牧业的首选地区。如北方，“燕、代田畜而事蚕”，“龙门、揭石
北多马、牛、羊”，(51)西北河西走廊，“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
凉州之畜为天下饶”，(52)河东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上广人稀，饶谷多畜”。
(53)汉代三十六所牧苑，大抵分布在这一带。即使内地，许多地区是宜农则农，宜牧则牧
，农牧结合。如关中地区，“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者数世。”(54)司马迁自己也
说，“迁出龙门，耕牧河山之阳”，(55)“上党，其地宜畜牧”。就连洛阳，自古号称“
天下之中”，(56)汉武帝时，“卜式，……以田畜为事”。(57)当时有许多人以畜牧为业
，以至社会出现许多大畜牧主。如《汉书·序传》中说其上祖班壹值始皇之末，“避地于
烦楼，致马牛羊千群”，“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还有桥姚“致马千匹，牛倍之
，羊万，粟以万钟计”。(58)东汉的马援，“至有牛马羊数万头，谷数万解”。(59)以至
汉代社会上出现一种喜马尚车的风俗，许多富贵之家出行常常车骑满路。王符形容为：“
牛马车舆，填塞道野”，(60)《盐铁论》为“云行于涂，毂击于道”。史书还有“车如流
水，马如流龙”．“千乘雷起，万骑纷纭”等形容。如《汉书·卢给传》载陈过赵时，宾
客随之者千余乘。《疏广传》载疏广告老还乡时，送行车数百辆。窦融进京奏事时，属官
宾客相随驾乘千余辆。这种情况在汉代壁画砖壁画石上多有反映。汉代戍边的骑士也都有
各自的私车私马，并且成为认职的条件之一。对于这些车马，一般都不征税。汉武帝时的
算令云：“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61)可见对这些用车采取免税的鼓
励政策。这些私人马车的马匹均为自养。如济南王刘康，“拥有厩马千二百匹”。(62)《
论衡·骨相》说：“豪富之家，役使童仆，养育牛马”。《昌言·理乱篇》也说豪门大户
“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如内蒙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大墓后室南壁壁画．展现出一处庄
园景色，其中有马厩、牛圈、羊圈等。牧马图中，马群膘肥体壮，牧人骑着骏马跟着马群
奔驰。(63’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也是政府所需马匹的一
个主要来源。

    东汉末年，山于战乱，马匹又开始减少，于是商民士大夫开始使用牛车和驴车。《晋
书·舆服志》载：“(牛车)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以为常乘。”进入三国时期，战乱
更加频繁，几乎所有的马匹都供给军队使用，社会上的马匹就更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养
马高峰过去了。

    为提高中原马匹的品质，汉朝统治者还大力引进良种马，对原有马种进行改良。中原
地区原有马种，由于长期圈养和驾车，其奔跑能力及耐力均大大降低。对于速度和耐力要
求极高的骑兵来说，这种马并不理想。汉文帝时晃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
“(匈奴人的马)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原之马弗如也；险道倾仄，且弛且射，中国之骑
弗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及也o"(64)《敖铁论·备胡篇》也说：“匈奴
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千里马于是就成了中原人梦寐以求的宝马。中国北部和西
部自古盛产良马，那里有广袤的天然草场，是钊畜的乐园。生活在那里的匈奴人，“随畜
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驼、驴、骡、  、  、。”(65)中原人很
早就知道这些马，并不断引进。甲骨文中就有“取马”、“氏马”、“来马”、“入马”
的记载，说明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的羌、马羌、鬼方、土方等少数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引
进他们的良马。西周时周边少数民族也经常向周王朝进贡马匹。战国时期从周边流入内地
的马更多。《荀子·王制》：“北海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人得而畜使之。”《战国策
·楚策》中苏秦对楚王说：“大王诚听臣愚计……燕代之良马佗必实于外厩”。但是中原
地区的饲养方法使这些马的优点很快丧失。古人云：“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66)不是
因为马吃了粮食而足重不能行，而是由于马的生长条件，特别是从放养盖圈养，从骑乘改
拉车，使马的速度和耐力大大降低。所以只有利用引进马种对原有马种进行改良，才能使
中原马的性能大幅度的提高。

    先秦时期，地处西北的泰国与羌戎长期杂居，秦部族本身就善长养马，其祖先非子“
好马及畜，善养息之，……马大蕃息。”(67)秦马很早就很出名，更兼“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68)秦始皇时在边郡设立牧师苑，开苑养马。秦国“乌
氏保畜牧，及众，斥卖，求奇增物，间献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用谷量马牛
。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69)战国时期，秦国战马最强。“秦马之良，戎
兵之众，探前后，蹄间三寻者不可胜数0”(70)李斯也说秦国骏马缺腿充实外厩。有人对
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陶马进行研究，认为秦马主要是河曲马，(71)主要产于甘肃、青海、
四川相毗邻的黄河弯曲处。应该为戎马。它形体高大粗壮，后肢发育良好，挽力强，能持
久耐劳，但奔跑速度低，腿短耳大，仍是挽型马。“历史上所指的秦马主要就是河曲马。
”(72)秦国马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又不断吸收蒙古马的成分，使马种获得进一步的改良
。

    入汉以后，北方草原上的优良马种蒙古马继续引入内地。蒙古马体质粗糙结实，四肢
坚实有力，蹄质坚硬，抗严寒，适应性强。在荒漠、半荒漠地区生长良好，体型属兼用型
，乘用、挽用持久力强。汉初，汉朝通过与匈奴的互市获得马匹。自汉武帝时，双方发生
战争，但仍愿意通关市。但是汉朝通过战争获得的马匹数量更大。如汉宣帝本始三年(前
71年)，汉与鸟孙出击匈奴，校尉常惠等共获其马、牛、羊、驴骡、驼七十万头。公元89
年东汉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单于于私渠比海，获其马、牛、羊、驼百余万头。同时匈奴归
降汉朝的人带来的牲畜就更多。所以《盐铁论·力耕》说：“是以骡驴，衔尾入塞，马，
尽为我畜。”对于内附归降的匈奴人，汉朝政府在边郡地区设置“属国”，“因其故俗”
，以资安置，即不改变其原来的游牧经济和生活方式。还在他们生活出现困难时给予接济
。如东汉建武二十六年(49年)匈奴发生严重雪灾，光武下令由河东郡转拨匈奴米二万五千
斛，牛羊三万六千只。建武二十九年又赐南单于羊万头。建初元年，南匈奴又发生蝗灾，
章帝命禀给其贫民三万口。匈奴人与汉人杂居相处，相互学习，逐渐接受了汉文化。汉人
也跟他们交换马种和学习养马技术。所以说，汉代养马业的发展与匈奴地区马匹的大量输
入分不开。

    汉代大量输入的另一马种是浩门马，它主要产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长期适应高原环境
，体质粗糙结实，是挽乘皆宜的地方品种，并以善走对策步著称，这种步伐可使骑手减轻
颠簸之苦，有的马经调教才会走，有的会永久遗传给后代。青海安平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
所刻绘的马就走对侧步(73)。浩门马传入河西走廊后形成有名的岔口绎马，也善走对策步
，俗称“胎里走”。生活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羌族人，约在三、四千年前就在湟水流域至
青海湖周围游牧，放养包括马在内的各种牲畜。周秦时所称的“西蕃马”，《穆天子传》
记载周穆王西巡各地所献的马，以及《竹书纪年》中周孝王五年西人来献马，大多都是这
地方所产。春秋战国之时，秦国称霸西戎，秦立公曾拘执羌人首领无弋爱剑为奴隶。羌人
“畏秦之威”，远徙“出赐支河曲数千里”。(74)秦统一六国后，使蒙恬西逐诸戎，修筑
长城，以阻隔羌人。汉初羌人追随匈奴寇略汉境，汉武帝打败匈奴后，羌人要求内附后又
与匈奴通谋反叛，被汉平定。后汉朝设护羌校尉，专管羌人事务。宣帝时，羌人又反叛，
赵冲国平定羌人后，在河涅一带屯田。到王莽时在羌人地区设西海郡，治所在今青海湖边
的海晏县。东汉时羌人屡屡反叛，成为汉朝西部的主要边患。在与羌人的战争中，汉朝得
到的牲畜数量很大。如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护羌校尉邓训，“发涅中秦胡、羌兵四
千人，出塞掩击(迷吾子)谜唐于写谷，斩首六百余人，得马、牛、羊三万余头。”(75)永
元二年，邓训再次发兵袭击，前后斩首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得马牛羊万余头。
《后汉书·段传》记载段颖镇压羌人起义凡百八十战，获马、牛、羊、骆驼四十万七千五
百。汉朝对归顺和俘获的羌人，与对待匈奴一样，迁往内地，设属国安置。羌人与汉人杂
居，共同劳动，交易。如《后汉书·孔奋传》载：建武时，天下扰乱，惟独河西得安宁，
姑减一地称为富邑，与羌胡“通货”，“市日四合”。有的羌人放弃了畜牧而转向农耕或
半农半牧。羌人同汉人一样，被征发当兵，羌骑是汉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永平十六
年伐北匈奴的汉军就由郡兵、募士、羌胡三部分组成。羌马是走遍天下，成为一个重要的
马种。

    汉朝除了从北方，西北苹原引进优良马种外，西南山区出产的马种也不断传入内地。
云、贵、川、黔等省由于地形复杂，自然生态多样。自古以来，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就选
育马匹，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西南马体形矮小，但挽力强，善走山路，适于驮乘，是山
区理想的运输工具。秦汉时期，这里生活着夜郎、邛都、越、笮、冉、白马等十多个少数
民族。他们有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有的过着游牧生活，“随畜迁徙，勿常处。”(76)
有些部族的名称就是他们所养的畜名，如白马、。，《尔雅》释为毛杂色而面额白的马。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出土了东汉时的陶马，铜马蹄，墓砖上还有车马出行图，云南昭通出
土东汉时期的车马画像砖，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贮贝器上有骑兵形象，这都表明这一
地区早在两千多年盛产马匹。汉初，巴蜀商贾就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取其
笮马、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77)直至东汉仍是如此，“第五伦为蜀郡太守，蜀地
肥饶，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78)汉武帝时，使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
试图打通通往印度的道路。冉、白马等请求，于是汉朝在这些地区设立郡县。西南与内地
的联系更加密切。各地出产的物资运销内地，《盐铁论·通有》说：“徙邛、笮之货于东
海”，说的就是这种状况。以后各族时平时叛，每次平定后，汉朝都再次设置官吏安抚，
赐给大量财物。汉朝也从战争中获得大量牲畜，如建武二十一年(45年)汉武威将军刘尚破
栋蚕，“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79)东汉时还在西南设立牧苑
养马，开发这里的种马资源。当然民间商人从事马匹贩卖的就更多。历史上西南马对于其
它品种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唐、宋时期，西南马作为贡品，元代在那里设定了专门的养
马区，西南马更成为南方重要的马匹来源。

    从汉武帝时开始，西域马匹更是中国马种的又一重要来源。西域是马的故乡，自占盛
产名马，尤其以乌孙马和大宛马最为著名。这些马属沙漠种系统，种质特点是体轻、千燥
、灵活。中原马与之杂交后，体形由挽型变为挽乘兼用型，外貌由粗糙变的干燥结实，性
情变得更为灵敏，行动变得敏捷，役用挽力没有减少，速力则有了增加。正是由于这些马
具有许多突出优点，汉武帝才不惜血本要引进这些马。鸟孙马主要产于乌孙国，西汉时乌
孙地处今伊犁河一带。汉武帝时因畏惧匈奴，“以千匹马聘汉女”，以求联姻，汉武帝遣
宗室女江都翁主细君出嫁乌孙，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后来汉武帝又得知大宛(地处
今中亚费尔干那带)有汗血马，比乌孙马品质更优，遣使求不得后，即派贰师将军李广利
两次兵伐人宛，得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汉武帝十分高兴，为大宛
马建造豪华厩舍，举行盛大礼仪，“更名乌孙马日‘西极’，名大宛马日‘天马”’，并
作歌日：“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80)“后岁余，……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81)每年进贡两匹与汉武帝的要
求相差太远，《史记·大宛传》云：“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自至“汗血之马，充
于黄门。”(82)古人对大宛马有许多神奇的描述，如《史记·乐书》说：“大宛有天马种
，踢石汗血，号一日千里。”《西域图记》说：“相传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
因取五色马置山下与集，所生之驹，皆为汗血，因号为天马子。”东汉时期，西域马匹仍
然源源不断地输往内地，如永平年间，耿恭“移檄乌孙、大昆，弥宣谕威德，皆遣使献马
，求入侍天子。”(83)东汉政府还常诏长史“奉书献马”。晋张华《博物志》也说：“大
宛有汗血马，天马种，汉魏西域时有献者。”西域马种的引进，使中原马的品质有了很大
的提高，“既杂胡马，马乃益壮。”从这时起，天马就成了良马的代名词，张衡《东京赋
》中说：“天马半汉”，反映的正是这一状况。

    东汉时，又从藏国(今朝鲜中部)引入果下马。《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载：“(国)
又出果下马，汉桓(帝)时献之。”注云：“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后汉书·东
夷传》也说：“出果下马，使来献之。”果下马在汉宫中被当作玩赏的动物，很可能又与
其它地方马种混血，以致让其变得也很矮小。

    汉代马种还混入一部分野马的成分。汉代野马在北方经常出现，仅汉武帝时就出现两
次，元狩二年，“马生余吾水”，应邵注日：“在朔方北边。”元鼎四年，“马生握汁水
中”，献于汉武帝后深受爱幸，并作《天马之歌》：“太一贡兮天马卜，洁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距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84)居延汉简中也有野马的记载：“口野马一匹
出珍北侯长。”(85)野马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良马，《逸周书》所载北狄向汤王的物品中
有之，还有“”，注解为野生良马，犬戎的贡品中，有“古疆”的野马，有红鬃，身上有
条纹。《穆天子传》说：“野马走五百里。”司马相如《子虚赋》：“轶野马，。”从以
上记载看出野马在地位。现代证明野马与家马交配，可以大大提高马仔的产量。

    从考占材料可以看出汉代马匹改良的实际效果。汉初马的造型特征与秦始皇陵所出陶
马相同，仍保持着体矮，颈粗、多呈水平颈，头、耳前伸、头大、多直头或微兔头，胸廓
宽、腰背弯曲，四肢短等特点，基本上属于蒙古马或河曲马，体形为挽型马。以陕西茂陵
霍去病墓前石马，咸阳杨家湾出土的陶马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丛葬出土陶马为代表。值得
注意的是杨家湾出土的陶马中，已有部分陶马的体高基本等十体长，耆甲高，腰背短，头
向上昂，张口嘶鸣，造型比较生动。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的鎏金铜马，虽然还带着中国原
有马种的特点，但更多反映了大宛马的形质，四肢变得修长劲健，直头，头小颈细，腰背
宽平，双目炯炯有神，反映了大宛马对中国原有马种改良的初步成果。更接近大宛马的是
陕西固陵出土的玉仙人奔马，长颈弯曲，昂首前视，身体浑圆，筋肉丰满，口鼻方正，马
尾高扬虽四肢仍较粗短，但西汉良马的神韵完全具足。

    从汉武帝时开始直至魏晋，头小英俊，颈长弯曲，腰围宽厚，躯干粗实，四肢修长，
臀尻圆壮的“天马”，取代了原来马种。考古发现的马文物，除了画像石、画像砖外，还
有木、漆、陶、铜等多种质地，遍及陕西、河南、河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
这些马一方面体态矫健，生动传神显示出“天马”的特征。另一力面仍显示出与其出土地
马种相似的特征。如四川绵阳何家山，贵州兴义汉墓出土的铜马，体格短小精悍，头重，
颈长，四肢细长，躯干短，符合西南马的特征。还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体躯长
广粗重，腰背宽直而短，尻形正，肌肉厚，头小、清秀、干燥，眼大，耳小，鼻直，颈细
长弯曲，呈鹤颈，四肢中等长，特别是对侧步的走法，为甘肃天祝岔口走马、青海海北浩
门所具有的遗传性状。这匹马多种类型的马结合在一马身上，是汉代最佳马的样板。反映
出汉代对中原原有马种的成功改良。

秦汉刚人对“天马”的钟爱上升到神话的程度，他们根据《易经》：“行天莫如龙，行地
莫如马。”认为地上的马是变象之龙，视马也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在祭祀的时候以马代龙
。《汉书·郊祀志》记载：“秦祠四略，每畴用木寓龙一驯，木寓车马一骊，各如其帝色
。”李奇注曰：“寓，寄也。寄生龙于木也。”师古日：“一驯亦四龙也。”《周礼》中
将马高八尺以上称为龙。汉武帝《天马歌》第一首“今安匹，龙为友。”第二首“天马徕
，龙之媒。”(86)反映的是同样的思想，因而他在元狩四年下令“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
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二品。”(87)出现奔马之姿的货币马币。将“
天马”出世，如“马生余吾水中”，或“马生渥洼水中”，为福瑞现象。所以十分崇拜，
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常出现“天马行空图”。“天马”崇拜是汉代马文化的升华。有人
认为汉武帝喜好大宛马是因为迷信，(88)而对马的迷信正是因为人们时时刻刻需要它才产
生的。在中国古代杰出的帝王之中，汉武帝、唐太宗都喜好良马，原因都不会是因迷信吧
。

 

注释：

    (1)(59)引《后汉书·马援传》。

(2)王夫之《需梦》载《船山遗书》。

(3)《史记·平准书》。

    (4)《汉书·高帝纪》。

(5)《通典·职官·诸卿上》太仆卿注。

(6)(7)《汉书·景帝纪》。

    (8)(10)(11)(17)(28)(61)(85)《汉书·食货志》。

(9)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一一六)一七○·三号简。

(12)《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13)《汉书·匈奴传》上。

(15)《汉书·人宛传》。

(16)(83)《汉书·武帝纪》。

(18)《汉书·昭帝纪>。

    (19)《汉书·成帝纪》。

(20)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一一六)一七○·三。

(21)金少英《汉简臆谈及其它》。

    (22)《汉书·王莽传》。

    (23)《后汉书·和帝纪》。

(24)《东观汉纪·帝纪三·恭宗孝安皇帝》。

(25)(26)《后汉书·灵帝纪》。

(29)《汉书·贡禹传》。

(30)《汉书·元帝纪》。

(31)《后汉书·安帝纪》。

(32)《后汉书·舆服志》。

(33)《后汉书·笮融传》。

(34)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二期。

(35)河北省考古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

(36)《日知录》卷29“驿”条。

(37)《史记·大宛传》。

(38)《汉书·西域传》。

(39)《史记·匈奴传》。

(40)《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41)《观堂集林》卷一七《敦煌汉简跋》一一。

(42)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

(43)《汉书·陈汤传》。

(44)74．E．J．F3：80《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

(45)74．E．P.T68：81—92。

(46)E．P．S1T2：8A。

(47)E．P．S4T2：88。

(48)E．P．T57：40。

(48)《史记·文帝纪》。

    (50)《史记·汲郑列传》。

(51)(54)(56)(58)(68)(69)《史记·货殖列传》。

(52)《汉书·地理志》。

    (53)《后汉书·邓禹传》。

    (55)《史记·太史公白序》。

(57)《汉书·公孙宏卜式儿宽传》。

(60)《潜夫论·浮侈篇》。

    (62)《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济南安王康传》。

(63)内蒙占自治区博物馆文物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64)《汉书·晃错传》。

    (65)《史记·匈奴列传》。

    (66)《博物志校证》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

    (67)《史记·秦本纪》。

    (70)《史记·张仪列传》。

    (71)无戈《秦始皇陵与兵马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72)谢成侠《中国养马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

(73)《青海文物》文物出版社。

    (74)(75)《后汉书·西羌传》。

(76)(79)《后汉伟·西南夷列传》。

(77)《汉书·西南夷传》。

    (78)《后汉书·第五伦传》。

(80)《史记·大宛传》。

(81)《汉书·西域传》。

(82)《汉书·西域传赞》。

(83)《后汉纪·后汉孝明皇帝纪》。

    (84)《史记·乐书》。

(86)居新E．P．3"43：14。

(87)《汉书·礼乐志》。

(88)张维华《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土思想》《汉史论集》齐鲁传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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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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