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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3)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Mar 19 18:18:13 2005),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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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3)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4年12月02日07:19:44 星期四)


    很难说，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
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发生在他
做了皇帝之后。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
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告诫年轻的皇帝：“你
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两代人的不同表现，宿命般地预示了
帝国未来的命运。

    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富兵强的渴望。
不过，眼下不但谈不上这一切，就连惯例之下的开销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使刚过二十岁
的皇帝心绪格外恶劣。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
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
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
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
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
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
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
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
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大体表达清楚：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
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
。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
帝的那套说辞。”（18）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
法主张。

    促使皇帝作出此项决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则可能是下列两点：

    其一，帝国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天步艰难，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了；

    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论的确具有极强大的说服力量。

    至于年轻皇帝的争强好胜，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
责帝国的变法事宜。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龙椅上治理
这个庞大的帝国。虽然从疆域上看，不如汉、唐那般辽阔，可是如此花团锦簇一般的文明
昌盛，难道是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
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曾巩、
司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岁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
来到京城，并且一举中第，东坡在三百八十八位进士中，几乎名列榜首。据说，仅仅因为
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
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一位，就此才委屈东坡成为第二名。黄庭坚、秦观诸人也以
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一些年月才能大
放异彩。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
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然而，高处不胜寒，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忧心忡忡。他们最清楚，在这繁花似锦的后
面，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

    所谓积贫，并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
巅峰时代，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
易、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工艺改进等等，无一不是最辉煌的时期。不幸的是，
帝国同时又以积贫积弱著称，形成令人相当无奈的局面。

    积贫指的是帝国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
要的是冗兵与冗官。

    太祖皇帝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据说，这是开国
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相当得意的一项设计。史书记载说，赵匡胤曾经与赵普等二三重臣商
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们出了许多主意，皇帝都不满意。最后，太祖赵匡胤认为
只有养兵一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
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19）。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
，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
。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实际上，是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和地痞流氓
、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机构，使之不被放到社会上去滋事。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时间一长，则一塌糊涂。

    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
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
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
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
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
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
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

    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
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
，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
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
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
损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
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20）。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
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大宋帝国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
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

    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
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
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
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
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
、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
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
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
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21）。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
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
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
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
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
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
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
，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
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
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
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
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
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
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
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22）。不过
，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
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

    帝国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
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皇帝不得
不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会率一同听讲的弟弟们行大礼拜之，中外
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他继位之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就是说，他不图享受，
不贪女色，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而且，这位皇帝的心地相当善良、宽厚。这些，可
能是后世史家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宋神宗赵顼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却
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23）。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
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
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
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
，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对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
去了二十七年（24）。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
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
成为一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
主要原因。

    事实上，根本就是这些元老重臣们，将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为，所有这些人
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
，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独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怎
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干掉西夏蕞
尔小国？怎么样夺回我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我中原大国扬眉吐气？没有人能够告诉他、
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只有王安石知道答案，只有王安石和他想着同样的问题，
只有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地告诉他：陛下，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说汉唐盛世
，只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哉？不过在一振作间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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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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