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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5 ）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Mar 19 18:20:37 2005), 转信

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  题: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5 ）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4年12月02日07:21:54 星期四)

    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
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
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
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
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
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
盛世。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
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
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
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以青苗法为例。陕西地方官推行时，效果不错；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在自
己治下地区实行时，也一样大受欢迎。因此，王安石相当有信心地在全国推行。
谁知，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其
原因相当复杂。如果根据史料还原当时的情形，则大体情况是：

    青苗法肯定是适合农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
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
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很欢喜；而一旦出
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
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一途。农民便只好变
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部分
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

    这样显然不行，因为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
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
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在上司眼中的
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其中最普遍的
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
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
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
了提高自己的政绩，还欺上瞒下、自说自话地或公开或变相将贷款利息提高到了
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显，这种情形蕴含着相当凶险的潜在后果。它意味着，一旦出现饥荒之
后，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一网打尽，舍同归于尽一途，无处可逃。唯有官府可以
旱涝保收。而各级政府官员只要足够心黑手辣，则自然政绩卓著。于是，一件本
来具有功德性质，明明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在帝国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吏的运
作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
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
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
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
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由此引发的后果成为十足的灾难。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
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
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
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其后果
当然不难想像。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
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
安的局面。

    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一致的，则是国家
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
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
是后话。

    在这种情势下，帝国管理阶层出现的最显著变化，就是士大夫阶层迅速分裂
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线。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
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
密的朋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王安石执掌大权之前，给予过他相当无私
的极大帮助。比如，有一位名叫韩维的官员，是神宗皇帝登基之前的主要幕僚与
导师。他有一项工作，是给未来的皇帝讲解经义；每当他发出高论，引起赞赏时，
他都会告诉皇帝：这不是我的见解，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皇帝曾经
准备任命他担任一项更加显赫的职位，他谢绝了，却推荐王安石出任该职，他的
理由是，王安石比自己有水平得多，他应该获得用武之地。这是皇帝很早就对王
安石产生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后来，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对这位反对某些变
法政策的韩维，给予了相当无情的打击。我们知道，这并不能构成非议政治家的
理由，但是，却至少可以表明当时的某种态势。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
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
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
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
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
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
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
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
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翻检当时与后世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
苏辙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反对变法是
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守、僵化等等。从资料中
判断，元老重臣中确实有那种保守到了昏聩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马光、苏
东坡、苏辙和黄庭坚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力强的
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反对变法，怎么样猜想也一
定应该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对。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代与后世获
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们保留下来的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记载着他们忧虑的文字，
其中可以看到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痛苦挣扎的情形。比如，作为变法之一的
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
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一般来说，只有这种来自民间的呻吟，最容易使这些具有社会和文化良知的
文人们激动起来，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留在历史与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由是观之，如果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某种
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场才反对变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苏
东坡们在写下所有那一切辉煌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
们落后而反动；在经济上，他们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们虚伪而心理阴暗；
在个人品德上，他们狡诈而伪善。否则，我们将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我们所受过的所有教育、一切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在在都在告诉我
们，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们，很难如临其境地体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在很大程
度上，我们只能根据那些文献史料、经验与常识去推测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
假如我们仔细思索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的话，通过这
些我们曾经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再回过头去观照发生在一千年前的那场变法，自
然会生发出许多不同的观感。这样做很有可能比单纯理论上的推导更可靠。

    在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行一场变革，其艰巨复杂的程度自不待言。从安
徽小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
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
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
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
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从中国改革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来看，
上述判断应该不算冒昧。

    以此返观一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我们会发现，上述需要满足的必要与充分
条件中，只有第一条，即政治善意与目标勉强可以算是得到满足了，其他所有条
件，不是残缺不全，就是根本无从谈起，有些甚至相反。

    从变革的实施及其结果看，今天中国改革的每一步进展，均伴随着部分人群
的欢欣鼓舞与相对少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这使变革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并
一次次渡过相当痛苦的阵痛。以此一步步推进的结果，累积成为整体的社会进步、
相对富足、国力增强与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同。

    返观一千年前的情势，则相当令人沮丧：王安石变法的一些重要内容及其推
进，时常伴随着特定阶层小部分人群的兴高采烈与其他阶层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
落；强行推进的结果，积累成为国库的迅速充盈；其代价则是国家管理阶层的彻
底分裂，演变的后果是政治空气的极度恶化与堕落；民间的肃杀与萧条，演变的
结果是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甚至反抗。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对人群，包括了
不同阶层的人们。

    由是观之，我们大致可以相信，相隔一千年的两次变革，完全无法等量齐观
；任何将两者进行类比的企图，都只能放回到各自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或者从哲
学意义上说，对于这两个基本不同质的、变革方向正好相反的事物，根本就无法
进行比较。而若要采用今天的理论框架，对一千年前的变革进行进步或者反动的
价值判断时，如果不想使自己显得可笑的话，就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因为诚如我
们所知，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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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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