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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略论宋代的“恢复”情结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1月15日10:58:00 星期三), 站内信件


略论宋代的“恢复”情结

程兆奇

宋代是帝制时代中国民族意识最昂扬的时代，其成因一在于宋代始终没有摆脱边患的困
扰，一在于宋代特有的士人自觉精神的高涨。民族意识昂扬的一个表现，便是终宋一朝
士人都好言“恢复”。民间私议固然如此，朝政也往往为之左右。所以要理解宋人的意
识世界，理解宋代的外交军事政策，比如为什么既有联金的覆辙在前而又有联蒙之祸在
后，不认识这一不为今人所重视的“恢复”情结，终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宋以前人也说“恢复”，比如安禄山陷洛阳长安后唐人所说的“恢复两京” [①] ，比
如周世宗给江南主信中所说的“恢复内地” [②] ，但包括南北朝人在内，当时所谓的
“恢复”都仅是就失地而言，并没有宋人“恢复”所特含的华夷意识。宋人的华夷意识
，是与“正统”观念一起，伴随着士人自觉精神的萌发成长和外敌压迫的日益严重而强
化的。庆历时反对对元昊用兵的知谏院张方平，说过这样一句话：“陛下犹天地之父母
也，岂与犬豕豺狼较乎！” [③] “犬豕豺狼”四字，最可见宋人对“夷狄”的警惕、
仇视和不抱幻想。及至靖康之难，边鄙之微恙成为腹心之巨祸，华夷界限遂成不可逾越
的天堑，“赤子尽为左衽” [④] 也因此成为极大事。

一
宋承乱世五代而来，五代数十年八姓十三君篡僭相继，宋太祖亦凭枪杆子从孤儿寡母手
中抢得江山，因此，铲除掌军武人坐大的温床，保全赵氏的皇脉，避免篡僭的历史重演
，在宋太祖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宋太祖曾对江南（南唐）使者许铉说过一句霸气十
足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⑤] 太祖此语，是被许铉:“李煜无罪，陛下
师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 [⑥] 的质问逼出来的
。其实，不仅是对外的征讨，宋初释宿卫兵权，收强藩行政权，削宰相兵、财权，为后
世垂“家法”，其脉络的源头也就是这句话。
太祖既取贬抑武人的立场，任用文士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太宗尝说：“王者虽以武功
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⑦] 有宋一代，上自宰执，下至知州知县；包括枢密院的
所有政军财法部门，以致于经略安抚那样的武职，多由文士充任。蔡襄曾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臣，文士也；边
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⑧]
不过，要追根溯源，重文并不是太祖的成算，不是因为太祖在古今帝王中对“文化”独
有偏好，而爱屋及乌泽被文士。惠及文士，只不过是太祖贬抑武人的副产品。宋代后嗣
诸君多好文爱士，如真宗“圣性好学，尤爱文士” [⑨] （太宗则为“天下无事，留意
艺文” [⑩] ），如英宗以皇子入宫时“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 [11] 
，至有与艺文极亵者（如徽宗），实是重文风气已成后的别话。就太祖而言，任用文士
仅仅是因为文士的无足于侵害赵宋的皇脉。
《涑水纪闻》中有一段为人引用很多的话：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宰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王钱俶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
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顿首谢曰：“臣未
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
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 [12]
赵普贵为百官之首，又是建立赵宋王朝的一等功臣，只能得到所谓“彼谓国家事皆由汝
书生耳”的待遇，可见文士在太祖眼里是极不足道的。（王夫之以为此语出于太祖对普
之“疑忌”而“相刺”，似未尽惬 [13] 。）太祖这样说恐非一时的兴之所至，当是胸
中蕴蓄的不经意流露 [14] 。他对普说的另一段话对此有极坦率地表白：“五代方镇残
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15] 文臣为害，非仅是“贪浊”，也未必不能如武人那样撼动根本，但发作毕竟较缓
，不象武人的威胁骤然勃发难以抗御。而且，太祖生长在武人气势嚣张文士极其卑猥的
五代，自己亦靠枪杆子夺得天下，在他心目中，文臣自然不足为虑。这种不足虑，不是
说他对文臣的品格别有高估，以为文臣没有为恶之心，而是他根本不相信文臣有为恶的
能力——无非就是“贪浊”而已，还能使出什么大坏来！
对文臣如此，对士人初时亦不宽贷。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门人有被黜退
者，兰入贡部理论，结果落得“决杖配商州” [16] 的重罚。可见太祖的成算只有“抑
武”而并无“右文”。

二
但贬抑武人任用文士终会使时代风气发生转移。自“五胡乱华”，边鄙之武习浸润我华
夏，晚至唐五代尚武轻文仍为社会的时尚。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17] 
，足以传达“书生”在社会价值中的无足轻重。而杜甫所说的“健儿应斗死，壮士耻为
儒” [18] 更可见时风对文事的鄙薄。后汉宰相杨邠尝说：“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
，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旧五代史》批评此语是“不识
大体” [19] ，殊不知彼时的“大体”就是如此的！与邠同居相位的王章便“尤不喜文
士，尝语人曰：‘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耶？’百官俸廪皆取供军之余
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价，估定又增，谓之‘抬估’。” [20]
宋代风气则为之一转。若殿廷胪传第一，公卿大夫，无不耸观，虽皇帝亦为之注目。自
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相连，观者拥塞通衢。至有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
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 [21] 对西夏作战立有殊勋
的狄青，某次为部将焦用向韩琦求情，说：“‘焦儿有军功，好儿。’魏公（琦封魏国
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 [22] 
“岂得为”一语所充满的蔑视感，真是表尽了宋代文人的倨傲；而焦用之被杀，则是宋
代武人屈辱、辛酸的一个写照。金人南寇，国家不能不赖军队守卫，武人地位有所回升
，但社会取尚的价值并未因此而转变。“韩世忠轻薄儒士，常目之为‘子曰’。主上闻
之，因登对问曰：‘闻卿呼文士为子曰，是否？’世忠应曰：‘臣今已改。’上喜，以
为其能崇儒。” [23]
宋代大儒张载，年轻时有志于边事。当时正值宋夏战争期间，范仲淹正经略陕西，张载
上书言军事，仲淹知其有远志，责之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24] 不仅对
年轻书生如此寄望，仲淹对行武中人也诲以习文。狄青初时被尹洙推荐给仲淹，仲淹授
以《左氏春秋》，告诫青：“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青由是折节读书，“勉励
无怠” [25] 。后青积功破例至枢密使，诚有其武功显赫的因素在，但青若是不文匹夫
，恐也难有这样的殊任。
范仲淹倾心武事，有“儒将”之称，又因对西夏作战战绩，而被敌方惧尊为“小范老子
”。（“大范老子”指庸将范雍，夏人以为可欺。故相戒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
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26] ）所以，文武两事在仲淹心目中尚有如此轻重之
别，可见重文轻武之时代风气已牢不可破。（和仲淹“一党”的余靖，对青亦甚推崇，
但当朝廷对青任以方面时，他在奏疏中却说：“泾原有可忧之势，岂青匹夫可以当之！
” [27] “匹夫”两字最可见武人在宋代地位之不尊。）

三
宋代取士之多，待遇之优渥，都大大超过前代，而且比之前朝后代，处罚尤可谓甚轻。
方孝孺式的灭族之事自然未及一见，诛杀文臣以至士人，亦为极端之罕例（士人之至冤
者乃为陈东，但高宗不能不旋即“悔过” [28] ）。从正面之赏和反面之罚之积极消极
两个方面而言，宋代实为我国士人生存环境最好的时期。
宋代的重文风气，对士大夫的厚赏，尤其是薄罚，造就了最宽松的言论环境，养育出了
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之气。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
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9]
范仲淹这句传唱千古的名言，是宋代士人精神的最好表述。
士人精神之高昂，首先表现于议论。敝友杨国强，尝撰文论清代士风，说清代是一个“
没有议论的时代” [30] 。宋代议论之盛，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历代名臣奏议》十
之七八取之于宋代，其他各种官私文献也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士人议论。这些议论，不仅
数量庞大，内容广泛，从政军财学到百姓日用无所不包容其间，而且言锋锐利，指斥无
忌，虽乘舆宫阙亦不稍避。这样的风发议论，除了春秋战国和上世纪前半期的短时间，
在漫长的国史上实不二见。
伴随着士人自觉精神的萌发成长，先儒思想亦得以发扬光大。其中“华夷之防”和“正
统”观念，由于前代武人篡僭的教训，本朝优奖士人的政策，以及边患困扰的环境等等
因素，而尤其得到强化，成为时代的“主义”。
正统观念，本出先儒，它既指政制（尤其表现为血脉，所以反对篡僭）的其来有自，一
脉相承；亦含人主须行德治，以仁德化天下（所以肯定尧舜传贤，也不反对“汤武革命
”）。然而，长期以来不断的所谓“禅让”“革命”，不过是野心家们的暗攘明夺剧。
正统观念之深入华夏民族之人心，实自宋人起。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两个事异而趣同的例子。
张邦昌在北宋倾圮时受伪楚帝命，受百官拜时只敢东面拱立而不敢面南而坐，任官不敢
不加“权”字，用“手书”而不敢用“手诏”，自称“予”而不敢称“朕”，受群臣称
“相公”而不敢命以称“陛下”，金人拟留兵为卫不敢谓可，金兵退不敢不迎哲宗废后
孟氏听政，不敢不奉还大宝于康王，及至见康王亦不敢不“伏地恸哭请死”。尝自谓“
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 [31] 帝位乃帝制时代之
至尊，邦昌受之却若临难，金人甫去立即奉还。虽如此，邦昌已不能为人情所容，不数
月即被诛。
宋代诸帝，以高宗为最无耻，前杀士人陈东，后杀大将岳飞，斥李纲等忠良，亲秦桧等
巨奸，及金兵稍迫，居然乞哀金将：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搏僬侥耳，以
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抗，况方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若偏师一
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奚为哉！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
，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窄，天网恢恢，将安
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諰諰然
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恭维元帅阁下，以宗英之重，行弔伐之师，谋略如神，威权
不世。其用兵之妙，与皇帝争驱。遂北平契丹，南取中国，极天所覆，混为一区。此岂
载籍所有哉？顾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自此一者。盖知天命有归，而欲仰以存一尊
之人也。如此，则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学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隶也。是天地之
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以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 [32]
不惜篇幅详引这样一篇乞和书，实在是因为它的卑屈无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若以
今天的观点来看，作为个人，求生本是一个最充分的理由，作为国家代表，为了“长远
利益”的权且其情也可原，但即便如此，也还总有个尊严的界限在。赵构身为传统时代
的一国之主，又怀抱着国亡之巨痛和家破之深仇，而居然认贼为父，其厚颜无耻不能不
让人痛愤！可惜，就是这样一个最不堪的皇帝，一旦苗刘兵变被废黜，大臣军将仍无不
如丧考妣。抗金骁将韩世忠得讯，痛哭流涕，以酒酹地：“誓不与此贼共戴天” [33] 
。
以今日观之，邦昌诚可怜也，赵构实可恶也，而宋人仍目邦昌为国贼，奉高宗为不可一
日无之之至尊，此何事耶？吕好问所谓：“中国人情所向”也！ [34] （邦昌和高宗之
事，最可见宋人对皇脉的“人情所向”，但仅仅是血脉之尊，则不能尽儒者的“正统”
之意。人君之尊，不仅是势位，更在于“道德”。此即大儒程颐所谓：“人君惟道德益
高则益尊” [35] 。而宋儒亦特以规正人君为己任。）

四
[36]
宋代优奖士人而使正统观念得到强化，这也是华夷之成为严防的一个特殊背景。但华夷
之防得以激发，则是因为“夷狄”成祸（今天中性化的说法叫“民族矛盾尖锐”），衣
冠文物、王朝、“种族”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华夷意识在我先民中久已有之（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7] 即是），但至唐五
代为止并不占统领的地位 [38]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先民对异民族抱持的是一种开
放的态度，绝非欧洲史上狭隘种族主义可比。《春秋公羊传》所谓：“中国亦新夷狄也
”，何休解释说：“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 [39] 用韩愈的名言，就
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40] 说明我先民的认同标准在于
文化而非种族。这种以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本是一种最健康的态度。华夷之防在宋人意
识中居于中心位置，是随边患加深逐渐形成的。
宋初对外多取攻势，虽然从歧沟关之役起宋辽攻防已经转换，但因辽属燕云非石晋以后
中原王朝之旧疆，而宋辽之役起于宋取燕云的主动，所以就大势而言，其时的交攻并不
是辽单方面的压迫，夷狄问题也没有因此而形成。宋初士大夫不仅华夷意识淡漠，而且
不乏“以德怀远” [41] 、“绥之以德” [42] 之论。曾任兵部侍郎的赵安仁还专门集
“和好”故事，编成《戴斗怀柔录》。文官之外，宋初武将也多能以持平的态度待“夷
狄”。何继筠备边二十年，为一代名将，子承矩承父业，“承矩自守边以来，尝欲朝廷
怀柔远人，为息兵之计。” [43] 在这样的气氛下，虽然宋初的立国规模是在征战中奠
定的，当时的宋臣却多主静守，反对兴师。不仅对“夷狄”，对中原割据方国也是如此
。比如宋代首任宰相范质的态度即是“端坐镇静，不轻举动” [44] 。开宝二年（969年
）宋军攻太原，太常博士李光赞上疏，认为：“太原得之未足为多，失之未足为少。国
家贵静，天道恶盈。” [45] 。
金兴前宋的邻国以北方的辽为最强大。但如上所述，宋初的宋辽战争出于宋的主动，与
夷狄成祸不同，没有引发宋人的华夷意识。以后宋辽在澶渊立盟，北边的问题得以暂时
解决。宋代的夷狄之扰，首起于西夏李继迁，至元昊以后逐渐困扰宋廷，成为不能不正
面对待的大问题 [46] 。庆历熙宁两次求强盛的变法，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解决西夏的侵
掠。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夷之防开始在宋人意识中抬头。
神宗对夷狄问题已有相当明确的意识。他曾以诗明志，诗曰：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
志。 [47]
“内府”，指太祖为取燕云而贮岁余的“封桩库”。神宗时复以金帛成帑，以藏开拓西
北的专款。神宗又作诗二十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
。”以一字揭于一库，后称为“御前封桩库”。神宗计划的第一步是开拓青唐，然后“
经略银夏，复取燕云” [48] 。当时所患在“银夏”，神宗却想到了“燕云”，这不是
简单的由西事牵出北事，而是在神宗的意识里，夷狄问题已经上升为总体性的问题，单
靠究治局部已不能解决。
华夷之防在宋人意识中渐居中心位置，宋代的外交军事政策，遂不能不受其影响。

五
宋辽在澶渊立盟，使两国无战事达百余年，这在两国关系就是全部国际关系的时代（西
夏对宋辽关系不具制约力），可以说已是一个奇迹。虽然盟约规定宋须输辽银绢，因而
名义略亏 [49] ，但立盟后得以通商，宋也从中得到了实利。北宋末“议者谓祖宗虽徇
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
几。” [50] 应是实情。金兴后宋置“久和之义” [51] 于不顾，固然有错综复杂的原
因，如“上（徽宗）厌岁币” [52] ，如“王黼欲功高蔡京” [53] ，如“兼弱攻昧”
 [54] 的渔利心理等等，但华夷意识的高涨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意
识形态的支撑，才使宋决策层有了排除一切的道德理由。
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使辽，燕地汉人马植初献联金攻辽之策，童贯即“约其来归”
，马植至京入觐，徽宗降尊“临轩慰劳” [55] 。可见马植的主张合于宋君臣的心愿。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宋取联金攻辽的政策，在内部只受到很少的质疑，而决策层对实
行这一政策的态度却非常坚决。所以尽管在这一政策初议时就有人从义利两方面指出了
断不可行，但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这一政策的实施。
宣和间燕云之役将兴，参议宇文虚中上书言不可开衅，“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
 [56] 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童贯、蔡攸率师出征，朝散郎宋昭上书反对。《三朝
北盟会编》记：“师既行，即降旨：‘妄议此事者，必罚无赦。’执政、廷臣皆不敢言
，独昭上此书论之。书既上，王黼见之，大怒，除名勒停，送连州编管。” [57] 宋昭
被押往编管地是枷着项的，极其严厉。
宇文虚中在上书中这样说：
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
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
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
，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
，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
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 [58]
宋昭上书不约而同，以为：“灭一弱虏，而与强虏为邻，恐非中国之福”，“本朝与北
虏通好，百有余年，一旦败之女真，果能信其不逾乎？异日女真决先败盟，为中国患必
矣。” [59]
在当时的局面下，金之不可联，辽之不可灭，已是显然之事，并不需要高明的识断才能
看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的决策层仍一意孤行，拒不接受任何劝戒，除了上举上不了台
面的因素，便是由于已为自设的道义使命所笼罩。说“自设”是因为，宋的决策层以为
的幽燕之民“延颈款关愿归中国” [60] ，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估计。《茆斋自叙》记录
了辽的秘书郎王介儒使宋时的一个插曲：
介儒云：“……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
！”仆（指马扩）答曰：“……若论父子之情，谁本谓的（嫡）父耶？知有养父，而不
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 [61]
介儒的这句话很重要，它不仅反衬了马扩强词夺理的无力，也现出了国人在这方面意识
的偏狭。郭药师也有一个同具说明意义的例子。药师率“常胜军”投宋，徽宗召入朝，
礼遇甚厚，药师也极尽谦恭，但当徽宗要药师取辽天祚帝时，药师“涕泣如雨”，说：
“天祚，臣故主也，国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毕命他所，不敢辞，若使反故主，
非所以事陛下，愿以付他人。” [62] 药师投宋，出于无归的选择，也可以说这一选择
只是在宋金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宋人——不仅是宋人，总以为边鄙之民，尤其是
北地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是一相情愿的误断。正像介儒所说，契丹——也可
以放大到许多边鄙民族——并没有宋人所想象的那种归宗感。此事颇关宋以后国人的对
外意识，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此处为题旨和篇幅所限，不能详论。

六
现在再回到前面的话脉上去。童贯在出征时宣称宋师的使命是“奉辞问罪，务在救民”
 [63] ，就是说要把“陷于左衽”的“中国之民”从夷狄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陈义如此
之高，战略上是否可行，力量上占否上风，诸如此类的得失利害就很难再有考量的余地
。这点，从宋“收复”燕京可以看得很清楚。
金入燕京后进行了毁灭性洗劫，宋以高价赎回的只是一座空城 [64] ，但即便如此，宋
还是视之为太祖对普之“疑忌”而“相刺”，似。这里面童贯的欺瞒固然起了相当作用
，如燕京由金军取得，而童贯在《复燕奏》中却含混其词地说：“金国十二月五日入居
庸关，与王师夹攻，收复燕城了当。” [66] 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复幽燕是宋“二百年
有志未遑” [67] 的夙愿。蔡京在《贺表》中歌颂燕京的回归，说：“举全燕之故地，
弔介狄之遗民，戴白垂髫欢呼而解衽，壶浆箪食充塞而载途” [68] 。蔡京与王黼、童
贯等人被以后史家认定为靖康亡国的祸首，蔡京的这几句话也溢美过头，劫后的燕京既
已是“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空城，何致有“壶浆箪食充塞而载途”之事，但蔡京的
话确实可见那种取地便是功的心情。
马扩在《茆斋自叙》里记载了他和王黼的一段对话，也很能看出这一点。金使李靖来议
燕地赋税，马扩给了王黼一则札子，札子中讲了“许制女真三策”，其见解是当时的“
时见”，算不上特别的高明，可叹的是王黼的对应：
黼读至“姑苟目前之利，徐为善後之计，是为下策”，叹曰：“何谓‘苟目前之利’也
，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于公下策中更待添些物色。”仆曰：“更添物色，便是无
策。”黼云：“……朝廷大议已定，今又差公作计议使，但著刚著柔，交割取燕山便是
功也。余不须论。” [69]
王黼的话是台下私语，不必以高义作门面，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当时宋的决策层只是在
“恢复”的心理下随波逐流，不仅对应不应联金灭辽、能不能联金灭辽毫无成算，对攻
防之备也完全没有计宜。燕京不能如约自取，以高价赎回的只是空城，宋发兵时所说“
务在救民”已经落空。以后金军南下，所过之处屠戮洗劫，三镇，金帛，子女，金予取
予求，终至徽钦“北狩”，宗室、后宫、府库被掳掠一空。国家倾圮，我先民陷入极度
的苦难。

七
宋人的华夷意识随边患加剧而抬头，至靖康之难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妨再以上
已提及（注39）的张齐贤的主张为例，通过对同一事态的不同看法，观察宋人的立场变
化。
上面提及的张齐贤，就是太祖曾说“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尔” [70] 的张齐贤，他
的《论幽燕未下当先固根本》，是上太宗的奏章。当时太宗拟亲征契丹以取幽、蓟之地
。《续资治通鉴长编》说“议者皆言应速取幽蓟” [71] 。但《长编》未录“速取”的
意见。也许这些意见在李涛眼里无足轻重，也许这些意见本不足观，“议者皆言”一语
仅成了加重张齐贤上疏分量的铺垫。张齐贤上奏说：
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则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六合者以天
下为心，岂只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
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
。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矣。 [72]
张齐贤的“人民本也”的意识，在我先民中有着悠远的渊源，只要不是昏暴者当道，只
要国事尚有回旋的余地，对战议都会是一个有力的约束。
翰林学士李昉在同时的上奏中以为“幽蓟之壤”“合势而攻，指期可定”，但也还是主
张“申戎羽卫，旋师京都” [73] 。可以说当时虽有主战之议，但反对征伐燕蓟的主张
在士大夫中占着上风。
然而，到了南宋，张齐贤的言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吕中说：“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
徒知辽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盖燕蓟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
左衽，二则中国之险移于夷狄。” [74] 李涛也持同调，认为：“齐贤徒知契丹未可伐
，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为齐贤不之知，虽赵普、田锡、王禹称亦不之知也！” [75
]
姑不论张齐贤的主张在当时是不是得策，吕中等与张齐贤所见之不同，实是由于至北宋
覆亡，腠理之微恙已成腹心之巨祸，华夷界限遂成不可逾越的天堑，“中国之民陷于左
衽”也因此成为极大事。当时虽然亦多苟且之人，但持正之士对“夷狄”必取严正立场
。绍兴八年（1138年）宋廷决计主和，枢密院编修胡铨上书抗言，说：
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此膝一屈而
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76]
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尹焞也上书反对议和，说：“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臣切为陛下痛
惜之！” [77] 同时移书秦桧，警告说：“和议一成”“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 [78
] 绍兴九年兵部侍郎张涛自西京朝陵还，“上问诸陵寝如何，涛不对，唯言：‘万世不
可忘此仇！’” [79] 朱熹亦尝言：“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
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 [80] 朱熹每言及“夷狄”，语气皆极沉重，坚持“君父
之仇，不与共戴天。” [81] 在当时人留下的文字里，“不共戴天”四字触处可遇，用
得十分频繁，可见至其时华夷之防已不可动摇。
朱熹等如此看，绝非任情偏狭，而实在是国破家亡的惨痛所由激发。辽自入宋以后，已
为华夏文明浸润，中华文物倍受崇仰。澶渊之盟后宋辽得以相安百余年，固在于宋辽之
武力大体相侔，实亦因辽人“久渐圣化，粗知礼仪” [82] ，已为我族文化所化，契丹
族祖先的剽悍和血腥已被吸收殆尽。而其时的金则尚处于初兴民族特有的暴烈凶横的阶
段。所谓“女真性刚狠，善战斗，茹毛饮血，殆非人类” [83] ，未免夸张，但“金人
以黩武为至德” [84] 则为确事。金勃然骤发，以其劲悍野蛮掩扑文弱家园，杀我忠良
，残我百姓，毁我衣冠，演出无数悲惨故事，至今读之，亦不能不让人落泪伤心 [85] 
。

八
王夫之说：
会女直以灭契丹，会蒙古以灭女直，旋以自灭，若合符卷。悬明鉴于眉睫而不能知，理
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 [86]
为什么至明的道理而不能知？理宗君臣真是“愚不可瘳”么？如果冷静地看一看靖康之
难燃起的对金人的仇恨烈焰，就不能不让人感到“会蒙古以灭女直”正是必至之事，绝
不可笑。
可以这样说，北宋末的联金攻辽，不论“恢复”大义对肇事的宋君臣有多大的激励，但
辽之于宋毕竟没有像金之于宋那样的“君父之仇”，所以联金并非“只此一手”，无可
选择。联蒙则不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87] 已是南宋人的心声。
当时天下之大事，“至大者莫如恢复” [88] 。所以只要灭金机会真正到来，不论是不
是“理宗君臣”，都不会取置身事外的立场。
当然，这样说的有效性并不能包容南宋初君高宗。但高宗是一个“非常”的特例。按常
理来说，“君父之仇”对高宗已不是泛指，所以若论国破家亡之痛，就君父之仇集于一
身而言，天下莫过于高宗。但正是这个高宗，对金一贯表示雌伏 [89] ，即便在对金形
势十分有利，“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 [90] 之时，心中所有也惟“和议”
二字。高宗之如此，自有其说得出和说不出的“苦衷”。建炎绍兴初的流离颠沛，使他
丧失了战胜金军的信心，也使他对失败极其恐惧。但他也害怕胜利，甚至更害怕胜利。
怕武将势大后难于控驭，正像朱熹回答“武将骄横”的题目时所说：
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驾驭他。若撞著周世宗、赵太祖，那里
怕！他驾驭起皆是名将。缘上之举措无以服其心，所谓“得罪於巨室”者也。 [91]
朱熹所说的“有才者”，即岳、韩、张、刘等宋初大将，高宗是不敢放心的。高宗还有
一个无法表露的心结，即，徽钦二帝迎回了何以自待 [92] ？帝位和亲情关系之微妙，
远非常人所能体味。
至于“骄将”收服，徽钦二帝成为故人，求和的特殊理由逐渐消除，高宗仍卑屈如故，
则是因为和议既为基本“国是” [93] ，否定和议就等于否定自己，这是高宗断不能接
受的。《齐东野语》卷三记：
在德寿日，寿皇（孝宗）尝陈恢复之计，光尧（高宗）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后却
议之。” [94]
高宗并不寄望他的政策“百年后”仍能得到贯彻，但他决不愿意看到身前就被人改变。
所以高宗对金的态度，并不能以常情看。
南宋的常情就是与金势不两立。所以只要灭金机会真正到来，联金沽祸的前鉴是起不到
为后事师的作用的。这不是说宋人对此没有意识，早在嘉定四年（1211年）蒙金战争初
起时，户部员外郎余嵘使金亲见金军溃败，归后即说：“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
。而金人沮丧销耎，有旧辽灭亡之势。” [95] 真德秀在稍后也上书说：
昔宣和中，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识者豫知必贻中国之患。盖虽均为戎狄，然习安者易
制，崛起者难驯，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倾鱼烂，势必不支，万一鞑靼遂有其土疆，封豕
豺狼，本非人类，却之则怨，接之则骄，重以亡虏旧臣，各图自售，指嗾之计，何所不
为，设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礼，从之则不可以立国，拒之则必至于交兵，宣
和旧事，可为殷鉴。 [96]
“鞑靼”，即蒙古。“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对南宋人来说已不是“一般的”道
理，而是血的教训。而且，宋蒙交往一开始就显出了蒙古是一个更“难驯”的对手。
蒙金战争开始不久，蒙古即寻求宋的配合，但即使在这时，只要事关利益，蒙古也决不
让步。金的统治弱化后，金地“盗贼纵横，边圉驿骚空，一国之事，力已不足以支矣”
 [97] ，宋乘机招纳以为己用。蒙军南下后，全然不顾这些大小势力是否已接受宋的收
编，能迫降的即迫降（如“济南治中”严实），不能迫降的则攻剿（如大名路总管彭义
斌、京东总管李全）。即使对实实在在的宋的土地军民，蒙古也毫不留情。宝庆三年（
1227年）蒙军抄掠利州路阶、凤、成、和、天水五州。绍定三年（1230年）到下一年，
蒙军又以攻金为名，强“借”宋境为道，攻略武休、仙人、七方三关等蜀口广大地区，
兴元、洋州、天水、西和、同庆等都邑遭到屠城，宋军民伤亡巨大。
当时的局面虽与金兴时相仿佛，实际则更危险。因为这种危险确已显然如“悬明鉴于眉
睫”，所以直至金亡之际仍不断有人提出告戒。如权工部尚书赵范在金亡前二月上书说
：“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 [98] 但“刷会稽之耻，
复齐襄之仇” [99] 实在是宋人久积的愿望，三百余年后李贽在说到灭金时还说：“在
宋家亦是一件快心事” [100] ，所以联金灭辽的历史教训已无法阻止宋重蹈联蒙灭金的
覆辙。
以后宋和蒙元进行了长达四十五年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其最终失败，有许多原因，不能
简单地归于联蒙。但有一点可以决言，即，灭金后蒙古注定会成为宋的仇家和前所未有
的可怕敌手。

九
两宋之亡于金元之手，有从体制、政策、国力、民心、人主昏庸、佞小当道、边鄙民族
之盛衰变化以及宋军之萎弱金元之强悍等等方面的大量探讨。这些探讨的趣向因时代而
呈现出不同。比如北宋之亡，王夫之说：“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
本。” [101] 这种以安石赏祸首的观点，靖康时人实已启其端，如胡舜陟叙述“金寇”
“长驱于中原，问罪于都城”时，就追至“熙宁间王韶建开边之说，王安石主其议，遣
兵用将，无岁无之。” [102] 南宋人亦如是说：“晋人以王、何清谈之罪，深于桀、纣
。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 [103] 虽然指义不同，但以安石
为“祸首”则无异。这种观点在传统时代颇为流行，但今天则绝少同调。反之，今天的
有些说辞，大概也会骇煞古人。南宋之亡亦复如此。其实，两宋之亡这样的大关节目，
从体制、政策、君臣品质、敌我力量对比等等方面都可作出有价值的解释。以上从“恢
复”意志说北宋君臣的盲目联金，从复仇心理看南宋君臣的执意联蒙，其意并不在排斥
已有的有效解释，而只是在已有的解释之上增加一个解释层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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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册，第3462页。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册，第1544页。
[③] 《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册，第10354页。
[④] 《宋史》卷三七四《胡铨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80页。
[⑤] 岳珂《桯史》卷一《徐铉入聘》，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为十月之误）己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第1册，第133页。《长编》记此事时未录上述太祖语（卷十二开宝四年二月
辛未附注[第100页]中有此语，但未注明出自太祖之口），《桯史》只说徐铉“其言累数
千言”而未及具体，两者本为一事。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太平兴国七年十月癸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1册，第201页。
[⑧] 《蔡忠惠公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任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
页。
[⑨]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⑩]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7页。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八月辛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
册，第1825页。同卷记赵曙（英宗名，当月癸未改）不受皇子命时委记室周孟阳代作辞
表，每表饷十金，“凡十八表，孟阳获千余缗。”（页同上）如此则“无异寒士，有书
数厨”，不免情伪。但于此更可见以读书为尚的时代风气。
[12]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页。
[13] 王夫之之语见《宋论》卷一之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5页。
[14] 《云麓漫钞》（卷二）、《湘山野录》（卷中）分别记录了太祖在内南门和朱雀门
说的完全一样的话：“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中华书局
1996年版，第31页；文瑩《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也许两事是
一事，也许都是误传，然而不约而同虽不足以说明事出其有，但却可以说明事有其传。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开宝五年十二月乙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
册，第112—113页。
[1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二月壬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
第4页。
[17] 《从军行》，载《全唐诗》卷五十，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册，第611页。
[18] 《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载仇兆螯《杜诗详注》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
册，第238页。杜甫《草堂》又有：“健儿胜腐儒”，虽前句说原因在于“天下尚未宁”
（载同前，第3册，第1116页），但终是当日风气之写照。
[19] 《旧五代史》卷一○七《杨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册，第1408页。《新
五代史》亦谓此语“不知大体”。（卷三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册，第333页。）

[20] 《新五代史》卷三十《王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册，第335页。
[21]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22] 王銍《默记》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23] 庄绰《鸡肋篇》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页。
[24] 《张载集》附录《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1页。《宋史
》卷四二七《张载传》在“名教”后有“可乐”两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册，第
12723页）。
[25]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页。
[2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己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
册，第1162—1163页。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又谓有“龙图老子”之称（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页。
[27] 靖语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六《论狄青不可独当一路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
989年版，第5册，第4228页。
[28] 陈东死后，高宗屡屡表示“朕甚痛之”“深悔过之”，直到绍兴四年（1134）还说
：“八年于兹，一食三叹”。（《少阳集》卷六《追赠朝奉郎秘阁修撰诰》，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集部第75册，第330页）又，胡铨上书“请诛秦桧以谢天
下”，高宗震怒，欲杀铨。“谏者以陈东启上，上怒为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甲集《请斩秦桧》，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可见高宗对陈东之冤死有特殊敏感
。
[29] 《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30] 《世运和士风——清儒气象论》，《中国研究》1995年6月号，第33页。
[31] 《宋史》卷四七五《张邦昌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册，第13792页。
[3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建炎三年八月丁卯，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册，
第524—525页。
[33]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册，第11359页。

[34] 好问劝止邦昌时所说，见《宋史》卷三六二《吕好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
32册，第11331页。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元祐二年三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
册，3758页。
[36]
[37] 《春秋左传注》成公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818页。
[38] 如唐太宗尝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
。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卷一
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甲寅，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3册，第6215—6216页）
[39] 《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二十三年，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
，第2327页。
[40] 《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此处所谓“诸
侯”与“中国”同义。清《康雍乾间文字之狱》转述此语时谓：“韩愈有言：中国而夷
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中华野史》《清朝》卷二，泰山出版社
2000年版，第1460页）即将“诸侯”替换成了“中国”。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张齐贤《论幽燕未下当先固
根本》中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184页。
[42]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二李至《乞怀柔北狄》中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5册，第4443页。
[43] 《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册，9332页。
[44]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上太祖谏伐河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
，第1315页。
[4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润五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
，第87页。
[46] 所谓“当今之急务，强兵为第一事。”《蔡忠惠集》卷二十二《论兵十事》（历本
作九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47] 《挥麈录》《后录》卷一引《裕陵遗事》，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4页。
[48] 同上。
[49] 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宋史》
卷二八一《寇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册，第9531—9532页。）此语出自王钦
若之口。钦若的用意在于挤陷寇凖，正可见它是一个可以耸动听闻的理由。
[50]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四宣和五年二月一日乙酉引《茆斋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上册，第96页。
[51] 此语出自辽枢密承旨萧夔之口，夔对宋使强调作为“礼义之国”“兵贵有名”，其
言甚正。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五月十三日庚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上册，第42页。
[52]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己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
册，第4页。
[53]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宣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壬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
册，第61页。
[54] 《宋史》卷四七○《王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册，第13682页。
[55]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和七年七月四日庚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
第2页。
[56] 《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27页。
[57]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
第55页。
[58] 《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26—1152
7页。
[59]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
第54页。
[60]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宣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乙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上册，第114页。
[61]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宣和四年六月六日癸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
第55页。
[62] 《宋史》卷四七二《郭药师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册，13738页。
[63]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
册，第38页。
[64] 《大金国志》卷二《太祖纪》下记：“凡燕之金帛、子女、职官、民户为金人席卷
而东。宋朝捐岁币数百万，所得者空城而已。”（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30页）
《三朝北盟会编》亦谓其时燕京“城市墟丘，狐狸穴处。又将职官、汉民分路遣行，我
朝所得空城而已。”（卷十六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
册，第112页）又，《三朝北盟会编》记：“以百万缗谓之燕山路代税钱。”（卷十六宣
和五年四月十九日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113页]，议定增一百万缗过
程见同书卷十三宣和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乙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92—9
3页]。）
[65] 徽宗御笔加王黼等封爵中语，载《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宣和五年五月八日庚申，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118页。
[66]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宣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乙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上册，第115页。
[67]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宣和五年六月一日壬午引蔡京《贺表》中语，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120页。
[68] 同上。
[69] 转引自《会编》卷十三宣和五年正月初四戊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
第91页。
[70]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7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1册，第184页。
[72] 同上。
[7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戊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1册，第183页。
[74] 《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册，第82页。吕
中此语当出自《大事记讲义》卷五《太宗皇帝》“征契丹”条。《四库全书》独缺卷五
。不论“修书为了毁书”的概括是否片面，但此节主旨有触时忌，不胜其改，是故有意
芟除，亦不无可能。（台湾文海出版社景印清抄本《皇朝大事记讲义》[撰人误题吕祖谦
]亦独缺卷五。）
[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1册，第184页。
[76] 《宋史》卷三七四《胡铨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80页。
[77] 《宋史》卷四二八《尹焞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册，第12736页。
[78] 同上。
[7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九绍兴九年六月己巳，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册，
第2088页。
[80]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戊午党议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第7册，第1385页。
[81] 《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二》，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第1册，第188页。后人颇以清谈、禅谈讥宋儒，至以为宋亡殆由于此。如《学蔀通辨》
所谓：“清谈盛而晋室衰，刘石乱华矣。禅谈盛而宋室不竞，徽钦北高宗南矣。二代之
祸，如出一辙。”（卷八[续编卷中]，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第654册，
第116—117页。虽然此处由明道先生所谓“清谈为害”谈起。）如《十驾斋养新录》谓
：“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谈心性，亦清谈也……神京陆沉，其祸与晋等。”
（卷十八《清谈》，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434页）这种概括并不恰当。就以本文已提及
者而言，程子对人君的规正，张子早年的“慨然以功名自许”，虽非百姓日用之用，但
都是有针对的用。至于少言夷狄之事，则是因为金兴前夷狄问题没有成为时代的中心。
及至南宋，儒者的态度多如朱子。如陆子“少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报仇之义，至是
访求勇士，与议恢复大略。”（《宋史》卷四三四《陆九渊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37册，第12880页。）以“禅谈”“清谈”等拟之殊不当。宋人亦已对“清谈误国”不
以为然，所谓：“兴亡毕竟缘何事，专罪清谈恐未公。”（刘克庄《新亭》，载《宋诗
抄》，中华书局1986版，第3册，第2515页）
[82]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七宋昭《论女真决先败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5册，第4503页。此亦《宋史》卷三四○《苏颂传》所谓：“颇窃中国典章礼仪。”（
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0863页。）
[83] 同上引宋昭奏。
[84] 《宋史》卷三七三《朱弁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53页。
[85] 李慈铭读《归潜志》颇兴感叹，“余尝谓自古非亡道而亡国者，莫如金源。……而
亡国时青城之惨，百倍徽钦；幽兰堂一炬，犹令人流涕。”（《越缦堂读书记》，辽宁
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册，第778页）青城之惨固可哀矣，哀宗烬余之胔骸仍不得完
全固可哀矣，然靖康金人南下所过河北河南几无生人亦大可哀痛矣！莼客先生何以见此
忘彼出此“百倍”之绝情语邪？！
[86] 《宋论》卷十四《理宗》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14页。
[87] “欲倾天上河汉水，净洗关中胡虏尘”（《剑南诗稿》卷七《夏夜大醉醒后有感》
，中国书店1986年版，《陆放翁全集》中册，第117页），此类非深仇不能宣出之语，每
见于当时诗文。是故《满江红》虽非如传说为岳飞所作，但其情不伪，确是靖康后宋人
心情的写照。
[88] 《宋史》卷三九五《楼钥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4册，第12046页。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谓：“淳熙中，黄河决入汴。梁、宋间欢言，谓之‘天水来’。天水
，国姓也，遗民以为国家恢复之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1页）不论“遗民”有
否此言，但确可见宋人的冀望。
[89] 有人以为绍兴屈辱议和咎在秦桧。秦桧要负多大的历史责任，姑不细论，但他说的
“和议之谐，断自宸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八月癸丑，中华
书局1988年版，第4册，第2564页）确是事实。正如高宗在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丙寅诏中所
说：和议“断自朕志”（同上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丙寅，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
4册，第2827页）。秦桧死后，更张之议起，如果和议不是高宗素志，他正可归罪于秦桧
，而高宗却下诏重申：“和议出于朕意，故相秦桧只是赞成。”（《朱子语类》卷一三
一《中兴至今日人物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册，第3162页）
[90] 《金佗稡编》卷十二《乞止班师诏奏略》中语（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册，第871
页）。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上此奏时，宋军屡挫金军，若非高宗顽固要求班师，收
复旧京，逐金军出中原，应是当时大势下必有之事。
[91] 《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中兴至今日人物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册，第31
48页。
[92] 所谓“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题宋思陵与
岳武穆手敕墨本》下阕，转引自《南宋故都杭州》，中州书画社1984年版，第7页。
[93] 可参余英时《宋代“国是”考释》，载《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39页。
[94] 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
[95]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五《余尚书神道碑》，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
缩本”，第6册，第1272页。托名金张师颜所作的《南迁录》向被认为是伪书，但其中提
及余嵘使金时金为“北兵”——蒙古困扰事则当不假。（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丛书集
成初编，第3903册，第16—17页。）
[96]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七《使还上殿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册
，第4370页。
[97] 《大金国志》卷二十三《东海郡侯纪》，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314页。
[98] 《宋史》卷四十一《理宗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册，第799页。
[99] 《宋史》卷四十五《理宗纪》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册，第889页。时人颇有
机不可失之议，如著作郎吴泳以为这是个实现“恢复之说”的机会。（《鹤林集》卷十
九《论中原机会不可易言乞内修政事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
集部第115册，第186—187页）閤门舍人王霆在谈到“恢复之说”时自戒“轻进恢复之说
以误上听”（《宋史》卷四○八《王霆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册，第12314页）
，可以从反面看到此议之盛。
[100] 《史纲评要》卷三十五《南宋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下册，第1007页。此处
之“亦”，或是因为所批之本文是“金亡入蒙古”。
[101] 《宋论》卷九《钦宗》一，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05页。
[102]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五○《上钦宗论反正六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下册，第1722页。
[103] 《宋史》卷四三三《林之奇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册，第12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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