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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北宋统治的腐败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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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铁血

北宋统治的腐败与改革[转帖]

统治的腐败与改革的建策

 

一、儒佛道的提倡

 

后周时，周世宗柴荣北伐辽朝，立志统一，下令限制佛教，废除各地非敕额的寺院
，又贬斥儒学，废除孔子后代的免税权。周世宗执政，亲自掌握赏罚大权，整顿政
务，为实现统一准备了条件。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于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制
的统治，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周世宗的政策。太宗任用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
渐兴起，佛教也渐流行。但太宗主要还是以执赏罚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太宗起
用大臣，多来自下层官吏，说儒生是“迂儒因循之人”，只给俸禄，而不予“差遣
”。真宗自称“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大力提倡儒术，同时又提倡佛教，信奉道
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统治。

科举崇儒——宋朝建国后不久，孔子的四十四代孙孔宜考进士不中，上书给宋太祖
，说他是孔子的后代，乞求给个官做。太祖只赏他做个曲阜县主簿。太宗时，封他
做文宣公，并恢复了被周世宗废除的免税权。真宗即位，孔宜子孔延世袭封文宣公
（仁宗时，延世子宗愿改封衍圣公），做曲阜县令，成为一县之霸。一○○八年，
真宗到泰山祭祀后，又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对孔氏家族大加赏赐，以表示他对孔
子的尊崇。真宗又命国子监祭酒（学长）邢昺（音丙b！ng）等校定《周礼》《仪
礼》等书的“正义”（注解），完成九经“疏义”，大量印行。一○○五年，真宗
到国子监看书，问书有多少。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到四千，现在已有十余万部”
。邢昺还说：“我年少时学儒，常见学生们不能具备经疏，因为传写不齐。现在大
量印板，普通人家都有，真是儒者逢时之幸”。真宗自撰《文宣王赞》，歌颂孔子
是“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又撰写《崇儒术论》，在国子监刻石，说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一再表明对儒学的崇奉。

宋太祖、太宗实行科举取士，但下层官吏实行吏治有成绩，仍可不经科举而被起用
。太宗时，科举选官并且考试刑律。真宗即位后，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奏报说：现
在自朝中到朝外，由刑法进用的人甚多。“循良之吏”“改节”去务刑名。进士科
考试诗赋策论，也不去探讨“五常”和“六经”的主旨。因此，他建议“正儒术”
，明令规定考试依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者都不准采用。对于张知白的建议，
真宗大为嘉许。科举是官员的来源，考试依据儒学，便利了儒学控制政治。

提倡佛教——周世宗坚决反佛，但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国仍很流行
。宋太祖统一后，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以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河南府进士
李蔼作《灭邪集》反佛，太祖说他是“非毁佛教，诳惑百姓”，把他流配沙门岛。
太宗进而认为佛教“有裨（有益。裨音必b@）政治”，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
等处修建寺庙，在开封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
，太宗时雕版完成。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六万
八千多人，太宗时增加到二十四万。真宗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写《崇儒术论》的
同时，又作《崇释论》，说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真宗继续建寺译经，并亲

自作佛经注释。全国僧徒增加到近四十万，尼姑六万多。真宗统治时期，成为赵宋
一朝僧徒最多，佛学最盛的时期。

信奉道教——宋太祖时，道士们进见，劝他“无为无欲”“恬淡寡欲”。太祖不予
理睬。太宗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音团tu2n），赐给封号，命南唐降臣徐铉校正道书

，又在东京、苏州等地修建道观。道教逐渐得到朝廷的提倡。真宗是道教的狂热的
信奉者，对人说：“释道二门，有补世教”，又说：“三教（儒、道、释）之设，
其旨一也”。唐朝皇帝信奉道教，自称是道教祖师李耳的后裔。真宗也和道士们编
造神话，说玉皇在他梦中传告，赵氏始祖，是轩辕皇帝。真宗尊玉皇为玉皇大天帝
，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参知政事丁谓等制定礼仪，大事祭祀。东
京修建玉清昭应宫，用银五千两铸造玉皇像，金五千两铸造圣祖像，又用金五千两
造真宗像，在旁侍立，表明他是道教的忠实信徒。真宗又命宰相王钦若主持续修道
藏，搜编道书四千三百多卷。全国各地大修道观。道教得以广泛流行。

 

二、统治的腐败

 

南宋哲学家叶适曾经评论真宗、仁宗时的状况说：“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
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真宗、仁宗、英宗时期，在因循苟简的思想统
治下，国家军队和官员、皇室都一天天在腐败。

庞大腐败的军队宋太祖时选练禁军，成为作战的精锐，全国有禁军十九万三千。太
宗时，增加到三十五万。真宗时增到四十三万二千。仁宗时，对西夏用兵，各路郡
县招募兵士补充禁军。禁军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
千，变得空前的庞大。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太祖、太宗时选练的禁兵多已死去，老弱的又不能裁减。后来的兵士没有听过战鼓
，不识战阵。平时缺少训练，“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不得不骄惰。太祖时，
禁军领月粮，营在城西者在城东给，营在城东者在城西给，都由自己背负。仁宗时
，禁军领粮，甚至要雇人挑。首都东京的禁兵整天在街上嬉游，买卖“伎巧绣画”
，衣服举措都不像军兵。陕西路沿边的骑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
军，自称不知道作战，见到敌人就怕死。宋对西夏作战屡战屡败。据说，西夏听说
宋兵多禁军，就举手相贺，以为必胜。禁军由精锐变为腐败虚弱，在对夏作战中完
全暴露了。

宋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成功地制止了军阀割据，但将帅无权，军队缺乏训练，矛
盾逐渐显露。太祖、太宗或亲自领兵作战，或自定阵图，指挥各地战事。他们出身
将帅，显得从容而自如。真宗以下的几个皇帝，生长深宫，不懂军事，由皇帝制定
阵图，只是束缚将帅，难以临阵指挥。将帅作战多请示朝廷，群臣往往争论不决。
主帅要与钤辖、都监等聚议，也是“人人各出意见，议论不一”，往往坐失战机。
帅臣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西北边地的将帅一年之间换三、五人。“兵不识将
，将不识兵”的结果，是士兵平时缺乏训练，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
。宋败于西夏，有人上疏说：“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宋朝军事制
度的弱点也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各地的厢军，到仁宗时也增加到四十三万多人。其中经过训练（教阅）的，多已陆
续补充禁军。大量的厢军只是运输官物（纲运）和服杂役。州郡官经常迁调，每当
新官到任，都要用厢兵修建馆舍，甚至有的州官用厢军织毛缎等货物出售谋利。仁
宗时，宋祁上疏说：“现在天下的厢军不择瘦弱，全都收配，只图供役，本不知兵
，而且朝廷月费粮饷，岁费衣服。士兵数口之家不能自养，于是相继逃亡，成为‘
盗贼’。”宋祁的话，暴露了厢军的腐败，也透露了农民士兵因遭受压迫在不断地
反抗。

宋朝大量的禁兵、厢兵的主要来源是招募。宋朝对西夏作战，广泛募兵。各州官能
募兵到一千人者，特升一官，因此兵额大增。遇有灾荒，宋朝为防止农民起义，大
批招募“饥民”当兵。如仁宗时，河北路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至三十余万，安抚使

富弼选募强壮者充禁军，次者充厢军。关中、川峡各地也都在流民中大批募兵。

募兵以外，还有在农民中强迫抽丁的乡兵。宋初，在沿边各地农民中征雇，粮饷器
械都由本乡自备，不隶国家兵籍。应征者在手背刺上义勇、弓箭、弩手、土丁等名
号。真宗以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因对外作战，乡兵不断增加。仁宗、英宗
时三路共达四十二万人。来源是在民间强迫抽丁，一般是三丁抽一。乡兵原来只在
本土，对夏作战时，陕西路每家出一丁编为禁军，号保毅军和保捷军，到边地作战
。梅尧臣《田家语》诗说：“三丁籍一壮，……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
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据诗序说：“
主司欲以多媚上，……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所记当近事实。韩琦在陕西大
量招兵，自称他的功绩是“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事实恰好相反。大
量募兵和大量抽丁的结果，民间丁壮越来越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都发生严重困难
，挣扎在死亡线上。

庞大腐败的官僚机构宋朝统一后，旧官加新官，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真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科举取士越来越多。一○○○年（咸平
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
，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仁宗一朝
，十三次科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都陆续加入各级官员的行
列。科举以外，还有所谓“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

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
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有的大臣提出建议，改为五岁授官食禄，但遇节日
郊祀，还可有例外。一○四七年一年，单是属籍皇族授官的就有一千多人。皇后、
皇太后、太皇太后家族也都授官。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
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此外，还有多种授官法。遇有灾荒，地主如
肯开仓出粮，按出粮多少授官。韩琦在陕西修城，要地主雇人伕，按出工多少授官
。朝廷甚至公然卖官，如出钱六千贯给予簿尉官，万贯给殿直官，如此等等。官员
越来越多，越来越滥。

仁宗时，户部副使包拯上疏说：“真宗时，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在内外
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
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了一倍多。”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
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宗室吏员受禄者一万五千多人。各级官
府还有大批不受禄的吏员，公然允许贪污受贿，数量更多。三班院（供奉官，左、
右殿直，合为三班）的武官，最初不到三百人，真宗时四千二百余人，仁宗时一万
一千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外地州县官吏更是多到数不
清。仁宗时，宋祁上疏说“今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官员可以额外增多，因此“
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真宗时，一次裁减各路的冗吏，就有十九万五千
八百多人。没有裁减的，当然要几倍于此。而且，真宗以后，又在不断增加。当时
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真宗宣扬遵循“祖宗旧法”，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成持重相标榜。官员们遇事唯恐
承担责任。田锡上疏说：“枢密院和中书省”“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检旧
例，无旧例则不行”。结果是，“臣下得优逸，而君上担焦劳”。宋制，三年一次
“磨勘”（考核），官员们只要在任内不发生过错，就加升迁。官员们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一心只怕招人非议，影响官位。李沆做宰相，接待宾客，很少讲话，弟
李维对他说：“外边人议论，大哥是个没嘴葫芦。”章得像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
升到宰相。宋朝的御史，许据风闻（无证据）弹劾官员。御史以找寻官员的过失为
能事，更加助长了官员的因循。仁宗时，张方平上疏指出：“自将相而下，至于卿
大夫，惴惴（音坠zhu@）危恐，一举一动，就说恐招人议。苟且因循，求免谤咎，
那里还有功夫用心思为国呢？”各级官员层层苟且因循，只是坐待升迁。腐朽的官
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

太祖统一后，据说曾立誓约，不杀大臣。太宗也对臣下极宽，曾对宰相说：“弊病
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宰相吕蒙正对答说：“小人
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都好办了。”太祖、太宗依据这个“
大度宽容”的方针，争取到后周和南方各国的大批官员，成功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真宗以下的皇帝，继续标榜这个“祖宗旧法”，但逐渐流于
对官员的放纵。除叛逆谋反罪外，京朝官犯罪，只是贬黜任地方官，俸禄照旧，罪
大者也只是降级到“远恶军州”安置，“过岭”（大庾岭）“过海”（到海南岛）
算是最重的处置，但仍然作官食禄。官员们相互庇护，有恃无恐，自宋初即公然贪
污行贿。真宗以后，更加放手敲剥人民，生活极其奢靡腐败。宰相吕蒙正每天必吃
鸡舌汤，杀鸡的鸡毛堆成了山。丁谓作相，勾结宦官雷允恭，贪污挥霍，密令皇宫
后苑工匠制作金酒器，“四方赂遗，不可胜纪”。仁宗时，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
，宋庠（音祥xi2ng）在政府，叫人对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
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咸菜。音激jī）饭时么？”宋祁大笑说：“寄
语相公（宋庠），不知某年吃■饭，是为了什么？”意思是说，当年在州学读书受
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梁适做相，留大商人郭秉在家作买卖。张璘（音砚y4n）
向梁适行贿，得作三司副使，有人在殿上揭露说：“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
王钦若知贡举，举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三百五十两，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
妻李氏。李氏命奴仆把任懿名字写在手臂上，把贿银数密告王钦若。任懿果然得中
。历朝的大臣，几乎无不贪污受贿，无不穷极奢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州郡文帐送上三司，随帐都有贿
赂，各有常数。足数即不发封检核，不足便百端刁难，成为通例。仁宗时，杭、越
、苏、秀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
苏州三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中饿死甚多
。魏兼所到的各州，都遣送妓乐迎候。民间流传歌谣说：“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
哭。”蒲宗孟（曾任尚书左丞、知州）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
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么！”宋朝在各地军
政机构设有“公使库”，准许谋利作为官员用度，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
卖熟药，无所不为。各州军又有“回易务”，经营商贩，并将货物，抑配人户，强
行售卖，甚至贩卖盐酒违禁之物，图规厚利，交结权幸。全国各地大批的吏员，没
有规定的俸禄，贪污受贿，成为合法的收入。官员们“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
宋朝自上至下的大批官吏，遇事因循苟且，而又贿赂公行，侈靡腐化。庞大的官僚
机构日益腐烂了。

马克思曾把剥削制度社会的国家政权，比做“寄生赘瘤”。列宁写道：“官吏和常
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
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①马克思、列宁这一深刻的揭
露，对于宋代的封建国家也是完全适用的。宋王朝豢养着的大批的官吏和大批的军
队，日益显示出他们是封建社会躯体上的大寄生虫，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膏血。不断
有大臣上疏说，养兵的费用，已占国家岁入的十之六七。官吏的俸禄虽然好象比养
兵之费少，但通过多种途径贪污剥夺的财富，却比兵费还要大。用人民血汗养肥了
的官吏和军队，又反过来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事实说明，只有人民群众起来扫除这些寄生虫，历史才能前进。

侈靡腐朽的皇室宋朝皇室是最大的寄生虫，也是最大的耗费者。澶渊之盟后，真宗
与王钦若定计，伪造“天书”，举行“封禅”（祭泰山和泰山南的梁父山），妄想
以此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挽回他的“天威”。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
）正月，真宗对群臣说：“去冬我梦见神人，说当降天书。”这时，皇城司果然奏
报在左承天门南发现黄帛二丈如书卷，有文字。宰相王旦等都跪拜祝贺，说是“天
书”降临，拜读后藏于金匮。龙图阁待制孙奭（音式 sh@）对真宗说：“以臣愚所
闻，天不会说话，那里还有书？”真宗只好默然。六月间，王钦若又上言，泰山也
发现“天书”。真宗说：“我五月间又梦见神人，说来月当赐书于泰山。”十月，
真宗由庞大的仪卫扈从，亲自去泰山行封禅礼。王旦等随行。十一月，回京都，群
臣争颂功德，说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编自演的这次所谓“东封”，竟耗费八百余万
贯。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一○
一三年，又去亳州太情宫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应宫（道观），铸造神像
，并安放“天书”，命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丁谓制定的计划规模宏大，需修
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继昼，七年修成。宫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间，金碧宏丽
。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劳至死，还要诬指为逃亡，收捕妻
子。全国各地也都因“天书”降临，修建天庆观。当时就有御史上言，“今费造竞
起，远近不胜其扰”。伪造“天书”、大修道观成为一大祸害，不知耗费了多少民
财，带来了多少灾难！仁宗以大庆殿为明堂，又举行大享明堂礼（祭天地祖宗），
用法驾卤簿（仪仗）达一万多人，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祭祀如此
，生活的侈靡可知。仁宗晚年服丹药，沉溺深宫，不问政事。大臣奏事，只是点头
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
否，岂是为人主之道。”渑池县（渑音敏m!n）主簿苏辙在仁宗策问时答卷说：“
听说近年以来，宫中贵姬有几千人。陛下上朝不听议论，便殿不问政事。不要说好
色于内不害外事啊！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可是宫中赏赐没有限制，要什么给
什么。大臣不敢谏，管财政的官也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
、西夏的奉赠，陛下又自做一个大坑来耗费其余。恐怕陛下要因此受诽谤而不得人
心。”仁宗整天在宫中宴饮享乐。后宫数千人，赏赐动以万计。国库的红罗，都被
消费一空。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皇室的侈靡和大量的冗官冗兵，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宋
太祖曾对左右说：“军旅（战事）和饥荒要预作准备，不可等临事再向民间征敛。
”在国库左藏库之外，另设一内库称封桩库，每年用度的赢余，放到这里封储。但
到真宗、仁宗时，消费巨大，不但没有盈余，而且“年年亏短”，不断“支诸宿藏
”，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一○六五年（英宗
治平二年），朝廷的剥削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但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
亿二千三十四万，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多，仍然亏短一千五百多万。这
些数字说明了宋朝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到了多么残酷的地步，也说明了宋朝的财政日
益陷入了危机。

宋朝的财政入不敷出，便不断增加对人民的剥夺，但这又和大地主大商人发生了利
益冲突。大地主用各种方法逃避赋税。真宗、仁宗时不断有人主张清查田亩，但最

多只能在个别地区试行，便遭到大地主和官僚们的反对而停止。大商人垄断商行，
左右赋税，冲击专卖，也不断地从各方面向宋朝争夺着剥削人民的权利。宋王朝的
财政危机更为加深了。

 

三、改革的建策

 

从真宗统治时期以来，朝廷中就在议论着各种各样的改革的建策，仁宗朝这种议论
更加发展。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主张和实施方案。


王禹偁的“五事”——真宗初即位，知扬州王禹偁即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
谨边防，通盟好”（对辽夏）；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从而减少“山泽之利”
的税收；三是严格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五是“亲大臣远小人（宦官
）”，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的建议，主旨是在减少官兵
冗员，他认为这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宋祁的“三冗三费”——一○三九年（仁宗宝元二年），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
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一）天下有定官无限员
，各级官员增加到以前的五倍：（二）厢军几十万人不作战而耗衣食；（三）僧道
越来越多，没有定数。没有受戒的，已有五十多万。“三费”：一是道场斋醮（音
轿ji4o），百司供费不资；二是京师多建寺观，又多设徒卒，添置官府衣粮；三是
大臣罢黜（音触ch)），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国用。宋祁最后又建议仁宗和后宫应
节俭，不得妄费。宋祁的建策，主旨仍在裁减官兵，节省靡费，是沿袭王禹偁而略
有发展。

范仲淹的“新政”——一○四三年（庆历三年），仁宗任用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
、韩琦为枢密副使，要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九月，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说：“历
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夷狄（指辽夏）骄横，寇盗（指农民起
义）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所上十事是：（一）“明黜陟（音治zh@）”。
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异行”者，可
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处分。（二）“抑侥幸”。改
变贵族官员子弟“恩荫”作官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省冗官。（三）“精贡举”
，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择官长”。严格选择
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州县长官。（五）“均公田”。各地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
等的“职田”，用来“责其廉节”，防止贪污。（六）“厚农桑”。每年二月，提
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七）“修武备”。京师招募卫兵
五万人，以捍卫朝廷。（八）“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地减少。（
九）“覃恩信”（覃音潭t2n）。朝廷有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十）“重命令”
。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一。

范仲淹提出的十项建策，除兴修水利属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其他各项都在于整顿政
权机构，以加强宋朝的统治。范仲淹疏上，仁宗颁行全国，号称“新政”。只是修
武备一项未能付诸实行。次年，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抵御西夏，朝中官员
对新政多有指责。一○四五年初，仁宗即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范仲淹
被罢免。富弼因附和改磨勘法，被指为范仲淹朋党，也被罢免。韩琦上书谏罢富、
范，不准。韩琦被迫出朝，知扬州。范仲淹提出的所谓新政，前后只一年左右，便
因贵族、官员们的反对而失败。一○五二年，范仲淹病死。

文彦博的“省兵”——皇祐元年（一○四九年）十二月，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
，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裁减禁军归农。沿边诸将反对，说是兵士都会弓刀，裁
减后必“相聚为盗贼”（起义反抗）。文、庞同奏：公私困竭，只是由于养兵太多
；万一“聚为盗贼”，两人愿拚死去镇压。仁宗采文彦博等的建议，下诏陕西保捷
兵（禁军）年五十以上和短弱者放归农。共放归三万五千人，存五万人。据说陕西
沿边养一兵一年需钱七十贯，省兵后，每年可节省二百四十五万贯。但此后，王德
用为枢密使（一○五四——一○五五年），又选厢军补禁军，兵额又增。

王安石上万言书——江西临川人王安石在一○四二年（仁宗庆历二年），中进士，
年二十二岁。当年签书淮南判官，一○四七年调任鄞县（鄞音银yín）知县。文彦
博建议省兵，王安石持异议，在鄞作《省兵》诗说：“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
”他指责宋朝兵制是“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提出“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
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一○五三年，王安石
通判舒州。在地方州县做官的王安石，不像朝廷士大夫那样只看到了官僚机构庞大
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大地主、大商人的残酷敲剥，将激起农民
的反抗。在舒州作《发廪》诗，指出“贫穷主兼并”，说：“三年佐荒州，市有弃
饿婴。……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感事》诗说：“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
有？虽无剽盗（指农民起义）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取
资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又作《兼并》诗，直指“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
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不知方，掊克（敲剥
。掊音p%u）乃为才”。真宗以“不抑兼并”作为国策，王安石这时已逐步酿成了
诛抑兼并的变革思想。一○五七年，王安石调知常州。次年，移任提点江东刑狱，
被召入朝，向仁宗上长达万言的奏疏，要求培植人才，改革法度。

王安石指出：国家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在于法度不合“先王之政”。如
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又患人才不足，所以人才是当务之急。他建策从教养取任四
个方面培植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再审视时势人情，变更天下之弊法。万言
书提出了“流俗所不讲”的一些新意，如说官员诚然冗多，但官俸微不足道。前人
理财是“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理财能得其道，
即使官俸增加，也不致有损国家经费。又说当今“法令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
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是所谓“不能裁之以刑”，治之非其道。万言书奠立
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但并没有被仁宗采纳。

司马光上三札——陕州夏县人司马光，一○三九年中进士。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
校勘。庞籍出知并州，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建议筑麟州堡以制西夏，结果宋军大败
，庞籍因此得罪，司马光改任开封府推官。一○六一年，司马光任同知谏院，向仁
宗上三札子。一是论“君德”，说人君大德有三：仁、明、武。要仁宗“以天性之
至仁”，“善无不录，恶无不诛”。二是论“御臣”，任官信赏心罚，不要只是“
累日月以进秩”。三是论“拣军”，“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司马光的三札，
重复提出了范仲淹的“明黜陟”和文彦博的“省兵”，强调“君德”“天性至仁”
，是宣扬儒学，以别善恶。

南宋思想家陈亮曾经指出：“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但对改
革的方针和途径，官员士大夫中显然有着不同的主张。司马光、文彦博等所主张的
，只是局限于财用的节省和官兵的裁减升降，也就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现状，不作更
大的改革。较为激进的范仲淹，也还是着重于官僚机构的整顿。王安石所提出的，
是另一种主张，即从他所说的“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不是单纯地用官员升降
的办法，而是以加强法治来整顿吏治；不是单纯地主张节省，而是以“理财”来增
加国用；改革的方向也不是仅限于官兵，而且指向了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
兼并之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两种主张的对立在
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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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书弹剑走黄沙
  瀚海天山处处家
  大漠西风飞翠羽
  江南八月看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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