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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rijif (何时了啊何时了), 信区: History
标  题: 魏晋清谈研究述评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Oct 30 14:02:08 2006), 转信

刘 强
  
摘要:魏晋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古代的清谈
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
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魏晋清谈,研究,述评 

  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因其伴随魏晋玄风而兴起,故习惯
上常称之为魏晋清谈。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指的是魏晋时代
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
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1] 由此可见,清谈作为玄学思潮的一
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文化上之意义要远比其学理上之价值来得重要。 

  关于魏晋清谈,古今关注点颇不相同。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
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如玄学的“有无之辨”实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
择,而“才性四本”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仅作名士身份之
装饰品也”。 [2] 清谈家们祖述虚无,好为玄远,对政治上“不以物务自婴”的风气不
能没有影响,对社会上放达任诞之士风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古代,清谈常成为“
五朝不竞”的替罪羊,正视不足而讨伐有余。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中的一段有名的话
最能说明问题:“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
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
《晋书》本传)范宁更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
罪,深于桀纣”!(《晋书·范汪附子宁传》)余如干宝、葛洪、裴頠、江惇、卞壼、应
詹、熊远、陈 頵 等亦著论严辞批评,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桓温、王羲之诸人,也都或
自责或反省,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 

  可以说,“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后人追加,而是清谈当代士大夫阶层多数人“痛定
思痛”的共识。既然“肇事者”主动投案,无怪后人盖棺论定时要作诛心之论。唐修《晋
书·儒林传序》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
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
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
亦称:“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又说:“有
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
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
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将“亡天下”之罪
一概归诸清谈。赵翼《廿二史劄记》“六朝清谈之习”条亦溯其源,察其变,于清谈习尚
之弊端致意再三。古今虽偶有持平之论, [3] 然终难翻案。 

  总之,古代对于清谈的评论无论褒贬毁誉,皆与政治有关,直至近代,人们对于魏晋
清谈的认识才真正由政治批评转向文化研究。近代以来的清谈文化研究,首先发端于东瀛
,以市村瓒次郎发表于 1919 年的《清谈源流考》 [4] 振起先声,其后方波及海内,至
今不绝。察波观澜,其所注意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谈的起源问题 叙述清谈文化兴衰嬗变之过程,尤以近人钱穆所说最为简明
生动。钱穆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
。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
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
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 [5] 话虽不多,清谈之起、承、转、衰无不一一点逗清楚。
而清谈起源之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清谈的思想源头,二是清谈风气之肇端。对
前一问题,学界不约而同追溯至东汉,但在思想渊源究竟出自王充还是马融则存在争议。
 20 世纪 20 年代,钱穆以翔实材料和滔滔雄辩,率先接橥王充《论衡》一书对于魏晋玄
学思潮形成的开创意义,指出:“寻至于典午清谈,视亡国若无事,亦未始非王氏之论有
以助成之也。” [6] 40 年代,探讨和争鸣仍在继续。先是贺昌群 在《清谈之起源》一
文中将汉末大儒马融作为清谈“一启蒙人物” [7] ,而孙道昇则认为“王充的哲学思想
是魏晋清谈家之思想的唯一源泉,魏晋清谈家之思想,滥觞于王充,导源于王充之《论衡
》” [8] 。两年后,杜国庠撰《魏晋清谈及其影响》一文,认为“清谈的滥觞也不能限
自正始”,在东汉一些经学大师如贾逵、许慎、卢植、郑玄、马融的身上,“已或多或少
地表现出了清谈的作风和因素”。 [9] 近年来,范子烨又提出清谈“由西汉时代著名学
者和作家扬雄开其先河”的观点。 [10] 其实,一味地上溯还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庄子,
但也会使论题离清谈的思想实质越来越远。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孙道昇等人的“
王充说”较为妥帖可靠。 [11] 对于清谈作为一种谈辨风气的形式肇端问题,学界大多持
“汉末清议说”,陈寅恪、唐长孺、杜国庠等学者多持此说,几成定论。 90年代, 唐翼
明在钱穆、余英时的基础上,力驳众议,认为汉末“清议”主要在于议论时政和品评人物
,实无关于抽象之哲理,故可排斥于清谈定义之外,而清谈之风则源自汉末太学的“游谈
”之风。 [12] 尽管唐氏魏晋清谈之概念或有可商,但其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的确使许多
前人无暇深究的问题得到了廓清。 

  (二)清谈的分期及流派 这一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对清谈起于何时、宗于何人、如何
发展嬗变等诸多问题的回答。古之学者如 赵翼称“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以何晏、王弼
为宗,“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论列清谈流变甚清楚,但尚未作出明确分期。(
《廿二史劄记·六朝清谈之习》)现代学者方始措意此一问题。陈寅恪根据与政治之关系
将清谈分为前后两期,以“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
《魏晋南北朝史讲录》)视野宏通而略显笼统。缪钺则认为:“魏晋清谈之变,可分为四
期。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冰茧庵丛
稿》)线条清析而失之简单。同持“四期说”的还有无畏,他将魏晋清谈分为“正始”、
“正元至景元”、“咸宁至元康”、“永和”四期,较为具体而有欠舒展。 [13] 唐翼明
采用的是“三分法”,将汉末“游谈”及魏太和初作为清谈的“酝酿与成形”期,魏末至
西晋至元康为“将绝而复兴”期,东晋及南朝为清谈的“重振与衰落”期,时间和空间的
广度均有拓展。范子烨在其新著《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综合 诸说,以年号和公元纪年
两种方式出之,将中古清谈厘为萌芽( 147-239)、形成(240-249)、鼎盛(250-
419)、衰落(420-589)四期,思路清晰,针脚绵密,遂将中古清谈演变之迹尽显其中
。至于清谈的流派问题,一般在分期问题中就被涉及。通行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刘大杰的
“名理”和“玄论”两派说, [14] 一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清议”和“清谈”两派说
, [15] 一是汤用彤的“贵无”和“崇有”两派说。 [16] 三说着眼点不同而各有理路,
特别是汤氏之说,将魏晋清谈各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有机贯穿,乃最具通识之卓见。 

  (三)清谈之内容 清谈谈什么?自然是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其最著名者当首推汤
用彤氏的《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有关清谈的主要论题大都做了深
入探讨。此后,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了此一问题,较为深入的专著有王葆玹的《正始玄
学》(齐鲁书社1987年)。研究表明,清谈核心的内容就是由《老》《庄》《易》所组成
的所谓“三玄”。“三玄”之说大概兴于南朝,而始见于《颜氏家训·勉学篇》,其文略
曰:“何晏、王弼,祖述玄虚,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
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洎于梁世,兹风
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王僧虔《诫子书》也提到“诸玄”,亦
当指此三书。在关于魏晋玄学家们的记载中,善言《老》《庄》《易》的说法屡屡出现,
何晏、王弼都注过《老子》,王弼、钟繇钟会父子及阮籍等皆阐发《周易》,向秀之前,
注《庄子》者已有数十家。可见“三玄”在玄学清谈中实有至高无上之地位。其它作为“
言家口实”的尚有(1)本末有无之辨,(2)才性四本之论,(3)自然名教之辨,(4)
言意之辨,(5)圣人有情无情之辨,(6)名家论理之学,(7)佛经佛理,(8)养生论
,(9)声无哀乐论,(10)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等等众多所谓“理中之谈”。(详 见
唐翼明《魏晋清谈》)清谈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玄学的内容,许多问 题已经 偏离了更具形
式感和现象学意味的清谈文化本身,成为纯粹哲学思想史上的研究课题了。 

  (四)清谈的形式研究 此研究包括清谈活动的场所、阶层、程式、术语、道具等诸
多方面的探讨,是最具文化色彩的课题。唐翼 明的 博士论文《魏晋清谈》专设一章,主
要利用“清言渊薮”《世说新语》中的清谈材料,从参与方式、程序、术语、准备、理想
境界、游戏与社交色彩诸方面勾勒了清谈论辩在形式上的大致轮廓。指出清谈“是一项精
致的、学术性很强的智力活动,跟一般的游戏不同,即使有争胜的心理羼杂其中,而求真
的本性始终未去”。 [17] 唐氏的研究细致而周到,有填补空白之意义。同样是对“清谈
之方式”的研究,范子烨则拈出“口谈”一词,对口谈的场所、基本模式、音调、“番数
”、道具等问题进行“历史还原”,生动翔实,别开生面。 [18] 此外,叶柏村、信应举
等人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 20 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文化
研究。 

  (五)清谈的评价问题 前面说过,“清谈误国”是古人对清谈的总体评价,考虑到
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及士大夫所特有的天下关怀,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
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进步, 20世纪以来,学者观照清谈之意义,则多从哲学思想史及文
化发展史的角度入手,重新认识魏晋清谈的价值。除了从学术思想上做客观研究,不少学
者还对清谈文化注入了主观感情,大作翻案文章。1934年,容肇祖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
》一书,开篇第一节标题便是:“何晏、王弼的冤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何、王、阮、
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并称何、王之思想“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 [19] 从
而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这种思想几乎主导着整个学术界对清谈的认识和评价,如孔
繁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
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 [20] 蒋凡也在其近著中
专列“清谈未必定误国”一章,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
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
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 [21] 于此,我们可以窥见 20世纪人们对魏晋清谈的
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到,魏晋清谈自它产生之日起,就牵动着政治精英和文
化精英的神经,吸引着历代知识阶层或艳羡或鄙夷的目光,对于清谈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
今天,从政治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型,不仅体现了认识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也是当代
文化生态在价值取向上日益多元化的一种折射。 

 

(原载《学术月刊》 2005年第10期) 

 

注释: 

[1] 参见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10 月版,页 43 。
这个定义的好处在于,既没有采用清谈的广义的用法(即将魏晋清谈作为魏晋思潮的代名
词),又排除了具体的“政治批评”(“清议”)和“人物批评”(“品藻”)的含义,
从而将清谈的内涵和外延凸现出来。 

[2] 参阅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及《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
毕条后》二文,三联书店 2001 年版,页 201 - 229 ,又页 47 - 54 。 

[3] 如王通《中说》、叶正则《习学记言》、朱彝尊《王弼论》、钱大昕《何晏论》及章
太炎《五朝学》等,皆为之辩护,文繁不赘引。 

[4] 《史学杂志》 30 卷 4 、 5 、 6 、 9 、 11 号 连载。 

[5] 案:此段原文中有夹注,今略去。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六章《魏晋清谈》,商务
印书馆 1997 年版,页 141 - 143 。 

[6] 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 

[7] 原 载《文史哲季 刊》 1 卷 1 期, 1943 ,收入《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
馆 1947 年版。 

[8] 孙道昇 《清谈起源考》, 《东方杂志》 42 卷 3 期, 1946 。 

[9] 原载《新中华》复刊第 6 卷 11 期, 1948 ,收入《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 

[10]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 社 2001 年版,页 149 。 

[11] 按:《后汉书·马融传》:“卢植……少与郑玄师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
而不受章句。”贺昌群误读此句,谓指马融。故其以马融为清谈“一启蒙人物”,实于理
难安。余英时对此已有驳正。详见《士与中国文化》,页 353 下注。 

[12] 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13] 无畏《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 ,《中国文化 》 2 期, 1946 。 

[14]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 1939 年出版,今可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蓬莱
阁丛 书”本。 

[15] 宫崎市定《清谈》,载《史林》 31 卷 1 号, 1946 。 

[16] 此说出自汤用彤《崇有之学与向郭学说》一文, 原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
版社, 1984。后作为附录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魏晋玄学论稿》 , 
2001 年版。 

[17] 唐翼明《魏晋清谈》第二章《清谈形式考索》,页 37 - 62 。 

[18] 参阅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篇《从黄金到土泥:名士清谈及其历史时代》
。 

[19] 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东 方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30 。 

[20] 孔繁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载《文史哲》 1981 年第 6 期。 

[21] 蒋凡《世说新语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69 - 138 。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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