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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NewZerg (千金买一醉),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剑桥中国明代史 中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Mon Nov 29 15:50:52 2004)

茶市和马市
中国人最重要的战略需要是为庞大的常备军取得充分供应的马匹。中国
本身产马很少，而且马的品种不佳。14 世纪60 年代后期元蒙军队被赶出中
国以后，明军对马匹的迫切而经常的需要最初是在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和
贵州通过以各种专卖的商品——如茶、盐和纺织品——换取马匹来解决的。
但是对西南的依赖是短暂的，大约只维持到1387 年，这时北方诸省——特别
是山西省——成了购买马匹的更重要的来源。政策的变化部分地是中国与草
原民族恢复贸易的结果，但因帝国首都在15 世纪20 年代从南方北迁到北京
而加快了。此外，在永乐时期对蒙古的几次征讨中，中国的军队经过几次胜
利的战斗后，并且由于夺取了边境的牧马场地，能够增加其战马的数量。
但是，这些都是非固定的收获。北方边境的固定和正规的马匹收购主要
通过专卖的茶与马匹的易货贸易进行，而且政府的明确的政策是把这项茶马
贸易置于它的严格的控制之下。易货贸易不是在蒙古边境而是在陕西西北（今
之甘肃）的西宁、河州和洮州进行，那里设有专门的茶马贸易司。易货贸易
每三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官方的贸易定额规定，在每个茶马市场，100
万斤（150 万磅）茶将换得1.4 万匹马。大部分的马由青海地区的游牧部落
饲养，它们的酋长被授予金牌形式的纹章。纹章的一半由朝廷保存，相配的
一半由各该部落长持有，以表示他们有进行这项贸易的资格。
1449 的土木事变（见下文）使这项官方的边境贸易中断了一段时期。它
在天顺年间（1457—1464 年）以后才恢复。在此间歇期间，马匹通过与其他
国家——朝鲜、日本甚至琉球群岛——的易货贸易取得。与朝鲜的规模较小
的官方马匹交易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已在进行，而在1407 至1427 年的20 年
中，朝鲜已提供了1.8 万匹马。1450 年以后，这项贸易重新恢复，提供了两
千多匹马；朝鲜的纳贡使团每匹马收5 匹丝绸，再加上数量不定的白银和薄
纱。琉球政府偶尔也以马换取丝绸、瓷器和铁器。
1470 年以后，边境的马匹交易得以恢复，但它日益落入私商之手。新的
茶区已在汉中（陕西南部）发展起来，这个地区的产品由私商在直接交易中
开价收购。到1500 年，约60％的茶马易货贸易由私商进行。这种状况容许
在整个16 世纪继续下去，这说明马匹交易在保持中国军队成为一支打击力量
方面的重要性。解决缺乏马匹的一个长期办法是最后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发展
一种新的养马制度。
军事形势
根据15 世纪初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及由这些对外关系产生的战略
问题，15 世纪30 和40 年代的防御政策，特别是在关键的北方边境地带，显
然是远远不够完善的。洪武帝和永乐帝征讨蒙古人的几次战役取得的巨大胜
利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筋疲力尽和不愿在国境外进行干涉主义的行动，也许
最为危险的是，使国家对已取得的成就产生很不现实的自满情绪。在永乐帝
死去之前，政府已开始把边境的守卫部队集中在新的首都北京的周围，似乎
军事领导层对未来的危险已有某种预感。永乐帝死后，边将和内阁的大学士
都就边防的缺陷提出过警告，但他们的抗议被置之不理。1435 年和1438 年，
对边防作了小的变动——关闭一个战略要隘和加强警卫哨所。但在其他方面
一切听之任之，继续不予改变，直至1449 年。
不但缺乏任何新的战略思想，而且明初期建立的军事建制自永乐帝统治
时期起已经严重地缩减。地方军队的卫所兵制到1438 年已经丧失了原来的约
250 万兵力的一半，125 万士兵已经脱离世袭的行伍而没有得到补充。同时，
旨在供养军队的边境一带的整个屯田制度已经任其变质。粮食被私人售出，
土地被侵吞或出售。军官往往变成土地主，他们的士兵则沦为农场的劳工。
这使地方供养军队建制的整个制度陷于混乱，需要把大批粮食从内地省份运
到边境，从而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到15 世纪中期，这个制度既不能充分
提供军队所需的人力，也不能充分提供军队的后勤支援及部队的训练和军事
技能。
但是，不应把永乐帝统治以后的这种总的退化看成王朝开始全面衰落的
迹象。它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造成的结果，这种传统的根子是国家
的农业结构；也不如说是特殊类型的军队——农民军队——造成的结果，它
们的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徭役劳动者而不是当作职业士兵，更多地被视为征募
兵而不是当作志愿兵，而且在这种军队中甚至包括被判去服兵役的罪犯。这
样的士兵从全国各地轮流调往北方边境，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中生活，以致丧
失了战斗意志。一有机会，他们宁愿开小差而返回故乡，或者逃往南方各省
去寻找新的生活，甚至到中国官府势力所不能及的蒙古人定居地去避难。他
们的军官也一样；他们十分热衷于贪污应付给那些开小差或潜逃的士兵的饷
银和口粮，从中大饱私囊。整个军事体系产生于对待军队的一种主要的官僚
主义态度。因此，15 世纪中期的形势不是产生于王朝的衰落，而是产生于中
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中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和实践。
快到永乐统治期末年时，当时华北的实际防御设施已经形成。几次深入
蒙古的征讨虽然取得胜利，却不是决定性的，蒙古军队没有被消灭。因此，
中国撤去长城一线之北的守军并把防御体系集中在北京周围是有充分的理由
的。必须记住，当时的边境本身只是以一系列自永乐时代起已经熄灭的烽火
台作为标志，仅仅由中国的骑兵巡逻。在15 世纪70 年以前没有长城；保卫
北京的唯一坚固地建造的城墙是北京城本身的砖面墙，它有九个要塞化的城
门，在1445 年刚竣工。
北京北部的防御体系是以山西北部的两大卫戍城市宣府和大同为基础。
宣府是主要的卫戍中心，驻有9 万名士兵。大约3.5 万这样的士兵承担实际
的防御任务，5.5 万士兵则在训练之中。这些士兵中有2.5 万为骑兵，宣府
的守卫有充分供应的火器：除了约9 万支轻型手操纵火箭外，各配备了3000
件重臼炮、轻型的手雷和信号炮。宣府基本上是一个挡住从西北向北京进逼
的固定的要塞。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的设施可靠。它的军队以骑
兵较强。它的指挥集团包括两名游击将军。它的兵力中有3.5 万匹马，其中
1 万匹马留在城内。大同一直是山西边境的一个危险地点，在一个生产力极
低的区域维持这样一支军队的后勤费用是很高的。为要塞提供足够粮食和为
如此众多的战马提供饲料，意味着源源不断的供应车辆要进入这一人烟稀少
的区域。这个防御三角形的第三条边是北京本身，它的附近驻守着约16 万名
士兵。再往南，中国东北其他地方（山东、北直隶和河南）的守军则作为后
备部队。
第一条防线是一连串的边境卫所，根据设想，这些卫所应该在主要卫戍
部队大本营之一派出打击力量以前牵制敌人和推迟他们的前进。在洪武时
期，长城一线以外的东胜、万全、广宁和大宁的驻守地，作为一条防御的外
线和对收集情报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些边境哨所已被撤回。例
如，多伦的边境指挥部到15 世纪40 年代已被撤至今之张家口附近的独石口。
边境的缓冲区被放弃。外沿的东段和中段的总指挥部宣府离京师只有100 英
里。整个防御体系缺乏纵深，而实际的边境守卫哨所事实上兵员远不足额，
战斗力比宣府指挥部或北京想象的要弱得多（其原因已如上述）。整个战略
依靠的是在敌人进攻时所作的迅速而有力的反击，这个方案在有效率的指挥
结构和有能力的领导下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条件，则充满了危
险性。
1446 年当真的进攻发生时，这些必要条件都没有具备。
土木之灾
前面谈过也先已经重新统一蒙古各旗和在沿满洲到哈密的整个中国边境
区建立其权威的过程。明朝廷没有对他采取有力的措施，并且肯定低估了他
在蒙古人中的权威和他的军事力量，而仍把东蒙古的脱脱不花汗当作真正的
统治者。1448 年，明朝廷接纳了一个瓦剌纳贡使团，当它试图索取过高的款
项以偿付他带来的马匹时，被王振所拒。根据某些记载，有些通译为突出这
种侮辱，曾未经官方批准而提出建议：也先可以把其子入赘明朝的皇室。当
也先试图为王朝通婚进行一次谈判时，对上述的非官方建议毫不知情的朝廷
断然加以拒绝。
不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如何，也先在1449 年7 月大举入侵中国。他兵分
三路发动进攻：脱脱不花率兀良哈各旗进入辽东袭击；他的部将知院阿剌围
攻宣府；他本人向大同进军。他的军队在大同东北的阳和击溃了供应很差和
领导无能的中国军队，并且直逼大同。这时朝廷采取了一个反常和完全荒谬
的决定。年仅22 岁的皇帝在王振鼓动下要亲自率军与也先的部队交战。也许
是西南的胜利和在福建镇压叛乱者成功的捷报的结果，皇帝本人及其顾问们
同样都过高估计了军队的力量。也许是皇帝受到了在幼时与其卫兵玩军事演
习游戏的鼓励，相信自己能够在战地指挥一支军队。也许是其声誉因南方诸
战役而提高了的王振认为明军是所向无敌的。
朝廷对这个决定大为震惊，并提出抗议，力劝皇帝不应亲自冒险。但这
些抗议在王振的鼓动面前被置之不理。8 月3 日，皇帝指定他的异母兄弟朱
祁钰在他亲征期间摄政，一支大军（有的说有50 万士兵）匆忙组成。以皇帝
为首的指挥部包括20 个有战斗经验的将军和一大批高级文官，由王振担任战
地统帅。这支大军准备不足，供应很差，领导无能。这次征讨即将成为明代
最大的一次军事惨败。
皇帝于8 月4 日离开北京。其目标是穿过居庸关的内部城墙前往宣府，
再向西进军直奔大同。然后计划从大同出发率军深入草原征讨，再通过蔚州
和紫荆关沿南面一条较少暴露的路线返回北京（见地图）。返回路线之所以
这样计划，部分地是为了避免在一个季度内因大军两次穿行而骚扰农村，部
分地是因为宦官统帅王振的家乡和产业在蔚州附近。据说军队带有一个月征
战的口粮；所以深入草原进行的打击必须是短暂而猛烈的。
从一开始一切都出了问题。行进的军队因大雨不断而陷入泥潭。那些希
望先在居庸关然后在宣府停止进军和把皇帝送回北京的文官武将不断提出反
对的意见。王振则报之以更加傲慢狂暴的专横态度。8 月12 日，有些朝臣认
真讨论了暗杀王振、让御驾回銮北京和让武将们率军前往大同的可能性；但
是密谋者缺乏勇气去实现他们的计划。8 月16 日，军队踏上了遍布尸体的阳
和战场，也先率领的蒙古人已在那里屠杀了由王振的宦官门徒之一带领的一
支大同部队。当皇帝在8 月18 日抵达大同时，这名宦官和其他守卫指挥官的
报告使王振相信，深入草原的战役实在太危险。因此决定班师，并且宣称“远
征”已取得了胜利的结局。
8 月20 日，军队向蔚州前进，但这时士兵们变得越加不安分和不守军纪。
王振担心如果他们通过他的家乡，他们将对他的庄田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
于是这时他又采取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向东北进击，沿原来的路线返京，
这样当然就会暴露在蒙古人的攻击之下。到8 月27 日，混乱不堪的军队抵达
宣府。8 月30 日蒙古人攻击宣府东部的后卫部队并将其消灭。一支强大的新
的后卫骑兵被派遣去保卫皇帝一行。它的指挥将领是年迈无能的朱勇，他把
部队直接领入鹞儿岭的蒙古人伏击圈：这支部队也被消灭。蒙古人在主力军
后面只有15 英里。8 月31 日，军队扎营于土木驿站。有城墙的怀来镇只在
前面八英里之处，距离很近，官员们力促皇帝进城避难。但王振再次拒绝，
因为这样将意味着放弃他自己的大批行李，于是把群臣压制了下去。
士兵们在土木的扎营地无供应人马的水源。也先派一队人马阻止他们接
近营南的一条河流，并且逐渐地包围了中国军队。9 月1 日清晨，蒙古人开
始阻止明军毁营前往怀来，然后提议谈判。王振不理睬他们的主动表示，仍
然命令军队向河靠近。这时中国军队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蒙古人于是大举
进攻，中国的士兵惊慌失措。军队被击溃：共丧失了约原来兵力的一半，无
数的兵器、甲胄和战争物资被遗弃在战场上。所有中国的高级将领和朝臣（包
括宿将张辅和两名大学士曹鼐和张益）被杀。根据有些记载，王振被自己的
军官杀死。皇帝于9 月3 日被俘，被送往宣府附近的也先的大营。
王振和皇帝的美梦就此破灭。整个远征本来没有必要，而且考虑不周，
准备不足，而王振不负责任的决定更把它变成了一次十足的灾难。对也先来
说，他对这次胜利的规模（据有些史料，土木之战是由只有两万名蒙古骑兵
的先锋部队打赢的）和皇帝十分意外的被俘在思想上毫无准备。这时北京在
他面前已经门户洞开，毫无防卫。如果他充分利用他的优势，那么他的收获
是无法估量的。事实上，他决定把被俘的皇帝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带着他
的士兵能够携带的战利品回师，再去集结他的人马。③
③ 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
》[583]，Ⅰ，第113
页。要了解这种田赋的减征，见本章黄仁宇前面的评述及注119。
北京的防御和新帝的即位
也先起先试图利用被俘的皇帝从明廷或边防戍军那里索取赎金，并且试
图取得宣府或大同，从而取得控制边境的要塞。虽然朝廷和大同筹措了赎金，
但也先仍决定扣留他的俘虏，即使边境要塞坚决拒绝向他敞开大门也在所不
惜。
似乎可以不必怀疑，就皇帝而言，他愿意与也先谈判王朝联姻之事——
不过他机敏地拖延结婚日期，直到他被送回北京为止。与他一起被俘的宦官
助手喜宁显然完全投到了也先一边，他在政治上和策略上为也先出谋划策，
并且为后者拟定目标。
在北京，土木之灾和皇帝被俘的消息使朝廷陷入一片混乱。皇帝的生母
孙太后和他的钱皇后，立刻筹措一批珍宝作为赎金送出，以使皇帝获释。朝
廷在开始时倾向于听取以精通战略闻名于世的徐有贞（1407—1472 年）的劝
告：由于北京周围的守军这时已减少到不足10 万，同时大同和宣府的命运仍
吉凶未卜，他极力主张朝廷应该南迁。当1127 年女真人攻取宋朝的京都汴梁
（开封）时，宋朝已经这样做了。他以有权威的星象显示应该撤退的理由来
支持他的论点。有的官员已将家眷和财产迁往南方。
但他的论据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反驳，后者回答说，应把那些主张撤退
的人处死。由于于谦是北京的高级军事人物（兵部尚书已在土木阵亡），他
的言论是有分量的，他得到朝廷的金英、兴安和李永昌三个宦官以及大学士
陈循、吏部尚书王直和礼部尚书韩雍的支持。李永昌把孙太后争取了过来，
于谦一派胜利了。
一旦作出了留在北京进行抵抗的决定，王朝的继承就成了迫切的问题。
必须有一个新皇帝登基，以体现明王朝实现稳定局势和鼓舞军民的天命。由
于皇帝的长子还是婴儿，明显的人选必然是皇弟郕王朱祁钰，他是皇帝的异
母兄弟，在皇帝率军亲征时已被指定为居守。一旦于谦一派明显地取得了优
势，孙皇太后就立刻命郕王以监国的身份负责政务，同时皇帝一岁的儿子被
立为太子。
在他担任监国后不久，形势立刻变得一清二楚，即朝廷需要更稳定的控
制。都御史对王振及其追随者提出了长长而无法逃避的指控。当监国表现得
犹豫不决时，官员们群起把矛头指向王振的几个宦官同伙，并把他们打死。
这时蒙古人正以俘获的皇帝的名义与边将打交道，因此这些边将得到指令，
内容是以后的谈判只能以“国家为重”，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命令应予拒绝。
一个边境将领这时报告说，也先打算将他的妹妹嫁给皇帝，并护送皇帝回北
京重登宝座。
9 月15 日，经皇太后同意，群臣力促郕王亲自登基，因为皇帝被俘，而
他的尚为婴儿的儿子又不能治理国家。他最初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样会搞
乱王朝的继承顺序。只是在皇太后的批准和于谦关于国家亟需领导的主张的
推动下，他才最后被说服。在他登基的前一天，南京的一个翰林学士上奏，
建议他继续任监国——试图搞一个妥协，以保持规定的皇位继承顺序。但是
一个新皇帝的登基势在必行，因为这样立刻会降低也先把皇帝做人质的价
值。郕王不得不让步。9 月23 日，皇帝被俘后刚三个星期，郕王在最简单的
礼仪下登基，并宣布在次年（1450 年）采用新年号景泰。被俘的皇帝得到了
太上皇帝的称号。对这一不合宪制的行动颁文作了简单的解释，说被俘的皇
帝已经亲自促进了这一变动。
只有一名朝臣敢于提出抗议，他立刻被处死。给各卫颁布了命令，蒙古
人通过被废的皇帝下“令”的任何企图都应不予理睬。使者被派遣去把所做
的一切通知原来的皇帝。后者同意了，同时要使者警惕也先再次发动进攻的
意图。
统治者的这一变动立刻减低了原来的皇帝在蒙古俘获者手中的价值，同
时给了北京政府一个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喘息时间。但它仍造成了一个有若干
问题的后果。在一次危机中，国家的政治和策略的需要在继位问题方面可以
压倒礼仪顺序和礼节，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王朝的稳定性和成为正统世
系的权利。由于原来的皇帝仍在世，这个事实又使情况更为严重了。在皇室
两兄弟之间久不消失并毒化了15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朝廷的皇位危机，其根
源就是这个十分必要的决定。
由于这些事件都因军事的发展和防御的迫切需要而发生，新政体不可避
免地将是一个军事化的政体。原来的兵部侍郎于谦（1398—1457 年）被提升
为尚书，而且在年轻皇帝的充分支持下对所有文武官员行使权力。最紧迫的
需要是加强北京的防御。约8 万名由杨洪率领的宣府军撤至京师，其他的部
队则从辽东召回。为了使北京的军队达到编制的人数，凡在训的兵员、沿海
的守军和运输部队都被派往北京，并且受到严格的训练。北直隶、山西、山
东和河南的后备军被动员起来。到敌人在10 月份迫近北京时，土木所受的损
失基本上已得到补充，守军又达到了22 万人左右，同时，兵器的制造逐步增
加，城内的粮食有了储存，对北京所依赖的几个通州大粮仓也采取了防卫措
施。
北京城内的指挥按照不同的城门进行改组，以西北的德胜门的指挥官石
亨（死于1460 年）为总指挥。他和兵部尚书于谦都指挥突击部队，它们由在
城外迎击迫近的敌人的久经沙场的将领率领。一名骑兵校尉奉命护卫皇宫，
一名都御史被授予行政权力，以治理城内的居民和军人。总的说，武将负责
城外的士兵，而文官则指挥驻守北京城本身的部队。
大批主张稳妥的改革政策的奏疏接踵而来。户部尚书金濂和河南的税务
专使年富一起工作，为北京的防务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全城出现了高度同仇
敌忾的情绪、信心和高昂的士气。这时也许是北京最美好的时刻。
在此期间也先已在集结军队，而他集结的部落首领们决心要让英宗重登
宝座。他们首先袭击大同。皇帝再次被带到城门前，蒙古人说明了他们要把
他重新扶上皇位的目的。但守城者拒绝了，而英宗本人则告诉守军的密使，
要他们不要屈服。在又遭到阳和守军的断然拒绝后，也先放弃了通过居庸关
攻击北京的计划，而采取了通过京师西南的紫荆关的另一条路线。在这里，
守军能够阻止蒙古人的推进达数日之久，但最后仍被打垮了。两天后，即在
10 月27 日，蒙古部队已出现在北京城外。最初，也先重申了他的“外交”
解决方式，但是他派出的使者遭到中国人的攻击。军事行动开始了。蒙古人
被击退，在土木被俘而变节的宦官喜宁的怂恿下，也先请中国人派重要的官
员前来护送英宗回京，以期取得更多的高级人质。但中国人只派了两名低级
官员，他们立刻证实蒙古人的提议是一个圈套。
随之展开了一系列战斗，有的规模很大，而且动用了火炮。也先的军队
有7 万人，而守卫者的人数以三与一之比超过了他们，而且他的东部纵队已
被居庸关的守卫者罗通成功地挡住而不能通过此关前来支援他，所以在包围
北京仅仅五天后，也先了解到他已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撤军，一路上劫掠
农村，但未攻取城池。明军迅速肃清了华北的蒙古人残部。
对中国人来说，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但对也先来说，它标志着末日的开
始，他受了喜宁的煽动，去追求至少征服华北的一部分和在北京立一傀儡皇
帝那样的不切合实际的目标；但是他失败的迹象一旦显示出来，他对一贯不
安分的蒙古部落的控制开始逐渐消失。在他从北京撤军后不到几天，他的君
主，即蒙古的脱脱不花汗正在向明朝廷派出纳贡使团。可是也先的部队依然
强大和完整无损，喜宁仍继续向也先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浮夸的计划。他提
议通过西北发起进攻去夺取南京，然后另立英宗为皇帝；另外还提出一些同
样不切合实际的计划。也先的部队继续袭击，有时在京师以北和西北的边境
以相当大的兵力进行。为了对付这种袭击，中国人逐步加强战略要隘，同时
骑兵又开始定期地从大同和宣府出发，深入草原进行扫荡，不过这一积极主
动的政策效果甚微，并使后勤工作非常紧张，因为这一地区在前一个秋季已
被蒙古人的入侵搞得一片荒凉。于谦亲自计划这些措施，他有力地压制住了
一切抗议。
1450 年，也先派喜宁出使中国。他立刻被中国人抓获，审讯并处死。也
先于是失去了他的中国事务的专家和他的宏伟的入侵计划的制订者，退入草
原。边境一带仍时断时续的发生战争。
原先专注于存亡问题和紧迫的防御工作的朝廷，这时开始认真地考虑英
宗的未来了；英宗这时正处于严重的困境，他的大部分随从在进攻北京时期
已经把他抛弃。蒙古人屡次试图谈判，但是中国人也许不无理由地怀疑，也
先会利用英宗回京的问题作为发动一次新进攻的借口。有些朝臣提出抗议，
要求采取措施以保证他的返回，但朝廷拒绝进行争论。新皇帝也在逐渐巩固
他在朝廷的地位。英宗的母亲被抬至显赫但无实权的至尊的皇太后的地位，
他的皇后则迁至一座离宫，而景帝的母亲和妻子则成为皇太后和皇后。事情
变得很明显，这时的景帝，即原来十分勉强地登上宝座和在最初的日子里证
明是十分优柔寡断的朱祁钰，此时决定保持他的权力，而他的前任皇帝的返
回作为一个潜在的难题，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他面前。
结果在1450 年8 月，当一个使团终于被派往蒙古的大帐时，使者礼部侍
郎李实（1413—1485 年）因发现委托他带去的信中竟只字不提英宗而大为惊
奇。景帝显然不急于让他的异母兄长返回北京。李实发现这位从前的皇帝的
生活条件很糟，并且甚至希望作为一个平民或皇陵的看护人回到中国，李实
劝他写一封信，表示他对以前执行的政策的悔恨，并保证他不对皇位提出任
何要求。此后不久，当以前曾为英宗效劳并在土木得以逃脱的都御史杨善
（1384—1458 年）率领的一个使团奉命出使时，指示中又没有就前帝返回进
行谈判的命令。但是，也先显然看出再扣押他的俘虏已捞不到好处：杨善不
得不亲自负责赎出英宗。只要纳贡关系尽快地恢复，即使给他少得可怜的礼
品（杨善不得不自己出钱购买），也先也同意释放他的俘虏。
也先为他的人质安排了一次盛大的送别活动，杨善把他带回，仍由一支
瓦剌的护卫队严密地护送到中国领土。景帝仍吝啬而又猜疑地对待被废黜的
皇帝。已经放弃一切皇位要求的英宗在返回的途中因皇帝的命令和迎接他的
礼仪细节的争吵而引起了几次耽搁以后，终于在9 月19 日回到北京。他受到
皇帝的欢迎，并且很快被护送到南宫中的新居。三天后，他安然返回的消息
在太庙宣布，一份颁布的诏书确定在位的皇帝为君主。至少从表面看，土木
之灾得到了圆满的结局。
土木危机的后果
土木事件的后果在中文中常用“土木之变”来表示。“变”这个词指的
是中国历史中一些事件的某种重要转折，不论它是中央的政变，或是具有全
国意义的农民骚乱的突然爆发，或是一次大规模的外国入侵。上述的第一种
和第三种肯定与在土木发生的事件相关联。蒙古领袖对北京的攻击已经使正
统皇帝沦为俘虏，从而导致了中国的行政和军事组织的全面整顿。至少就这
方面来说，传统的“土木之变”的说法是恰当的。但尽管边境防御体系受到
严重冲击，北京派出的战斗部队已被打败，而且损失惨重，许多部队被歼，
但大力加固的北京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明朝廷没有被赶出它的新首都，并且表现了它要保持它在华北的地位的
决心。从其他更早发生的事件看，这种反应就显得更加坚定和果敢。明朝刚
刚结束在麓川的旷日持久的征战，福建、江西和浙江交界地区的大规模的农
村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开封附近的黄河决堤引起了大洪水并切断了大运
河。除了这些祸灾外，还有瓦剌的入侵和皇帝被俘引起的围绕皇位的危机。
但是这一多方面的危机似乎对明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信念起了激励的作用。
坚定而果断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出现了。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甚至在发生这些
主要事件的京城，官僚体制依然稳定，文武官员决心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各
省本身几乎没有卷入这些事件。明朝在15 世纪余下的时期中的相对稳定，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木事件的震动和北京的新领导为了应付危机而采取了大
胆和有效的措施。
应该记住，土木危机应该从敌人的虚弱这一角度来评价。也先不是成吉
思汗，瓦剌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构成相当于13 世纪初期蒙古人的那种威胁。在
也先的时期，蒙古人的真正利益不是领土征服，而是维持与中华帝国的紧密
和有利的经济关系，他们的领袖也很清楚这一事实。也先未能扩大他的战果，
他在释放原来的皇帝之后又与明朝廷保持一般的友好关系，部分地是出于这
种考虑，部分地则是由于他自己的虚弱和在蒙古人中的不稳定的地位。当
1453 年他最后自立为汗时，内部冲突立刻爆发，并导致了他在1455 年的死
亡。
但是蒙古人的虚弱和内部分裂并非完满的解释。在15 世纪，中国保持了
比较有效的行政，它的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能够顺利地应付各种各样的内
部的和外部的问题。
景泰政体
景泰时期，即景帝统治时期（1450—1457 年），普遍地被人们判定为恢
复了稳定、由干练的大臣们卓有成效地治理、进行合理的改革以及为北京和
北方边境制定正确的防御政策的时期。传统的历史学家也判定，与前十年邪
恶无能的宦官不幸地把国事搞得一团糟的情况相比，它的政府要受到赞誉。
但是新政体不仅仅是一个从宦官统治向官僚恢复权力的过渡。至少在景帝统
治的初年，新的改革受到以兴安为首的高级宦官的支持，而且是与任何官僚
或将领一样热诚的支持。更确切地说，新政体的力量必须被看成是“民族觉
醒”的结果，即在土木灾祸之后人们对国家需要进行彻底重建的普遍认识。
新政体与15 世纪30 年代王振取得权力前由三位大学士负责的前政体有
某些共同点，这种延续性尤其在年长的王直（1379—1462 年）身上体现了出
来。1443 年王直被杨士奇任命，从此他是与王振抗衡的主要人物之一，皇帝
征讨也先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又是土木灾祸后处理北京危机时于谦的主要合
作者之一。1450 年当讨论英宗返回的问题时，王直是主张派使团前往蒙古人
那里的主要人物之一。1451 年当他已72 岁和希望退隐时，他作为一个元老
政治家，仍留在朝廷担任吏部尚书，但这时多添了一位尚书与他共事。从1451
至1453 年，何文渊（1418—1457 年）也担任吏部尚书，然后在1453 年由王
翱（1384—1467 年）接任，王是都御史，他先在辽东，后在广东、广西负责
防务时成绩卓著，这时还得到于谦的支持。
王直和王翱在关键的吏部都留任了很长时期（分别为1443—1457 年和
1453—1467 年），他们识别和选拔官员的能力可从15 世纪第三个25 年的总
的行政质量中看出。高级官员的稳定性是景泰政府的特点。户部尚书金濂、
礼部尚书胡??（1375—1463 年）、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石璞以及兵部
尚书于谦本人（从1455 年起石璞也任兵部尚书）都在整个景帝在位时期任
职。都察院的主要官员陈镒（1445 年被任命，1454 年退隐）、杨善、王文、
萧维慎和李实都留任而没有变动；军队的高级指挥机构也是如此，它包括了
像石亨和宦官将领曹吉祥（死于1461 年）和刘永诚（1391—1472 年）那样
一些有很高素质的人。
虽然王振已在土木被杀，尽管在1449 至1450 年进行了大量不利于他死
后名声的批判，但新政体决不意味着宦官权力的消失。在土木灾难以后，于
谦在集结朝廷力量保卫北京时最重要的支持者中就有主要的宦官金英和兴
安。金英在15 世纪30 年代已经很有权势，但在宦官的集团中丧失了原来的
支配地位而被王振取代。这时他又成为司礼监的负责人。但是他经常支持被
俘的英宗的活动使他在1450 年后期受到审讯并被关押。他被兴安所接替，兴
安在1449 年以前相对地说是一个次要人物，但这时成了宦官集团中的无可争
议的首领，在关于释放英宗的谈判和在1452 年5 月指定新皇太子中起了主要
的作用。他还以对佛门慷慨布施而闻名于世。他在整个景泰统治时期一直左
右着朝廷。宦官在军界也保持着强大的势力，主要人物有曹吉祥和刘永诚，
前者在麓川之役中和在镇压福建叛乱者时曾率军作战，后者曾长期在北方边
境任职。两人在1453 年的军事组织改革中都起了作用。
这个稳定的统治集团可与后来在嘉靖初期或万历初期控制政府的那些杰
出的文武官员的集团相比，但是不论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它与更早的三杨政
体之间的延续性也同样是明显的。不过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景泰的政体却很
不相同。大学士陈循和高穀是平庸之辈，虽然内阁成员在1457 年以前几乎保
持不变，但内阁在制定政策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
不幸的是，新政体没有长期保持真正的统一。英宗在南宫的存在经常给
新政体投下了阴影。1451 至1452 年，新政体中不容置疑的领袖于谦与他原
来最亲密和最重要的合作者，即有野心的石亨发生了一系列的争吵，因为石
亨及其家族滥用职权，贪污腐化。皇帝退回了石、于二人的辞呈，从而失去
了解决这场争吵的良机。1454 至1455 年，于谦得了重病，再也没有恢复他
个人特有的冲劲。这种紧张状态明显地影响了朝廷和政府的气氛。使官员们
日益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因素是负责司礼监的兴安开始越权行事的方式。正如
下面将要谈到的那样，原来的皇帝的继续存在和尚未消失的继位问题也在政
策问题方面破坏了朝廷的团结。
防务的改革
很明显，在经受了土木之变的影响后，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明代军队的彻
底改组。当永乐帝在北京建立帝国的首都时，他从全帝国的戍军抽调战斗部
队，并把他们集结在北京地区，组成了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他再从这
三大营抽调他的征战军队的核心。以后某个皇帝总是从这些部队中抽调人马
以支持亲征。因此，英宗率领征讨也先的军队，即1449 年在土木被彻底击溃
的那支军队，是由这三大营抽调的士兵组成的。1451 年，当时的兵部尚书于
谦开始重新组织新的戍军，他先从所剩的部队选拔10 万名战士，并把他们组
成五个团营；1452 年，戍军的兵力增加了5 万人，并被改组成10 个团营。
在征募戍军的过程中于谦还彻底改组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机构。④
对戍军的控制权原来由贵族和宫廷宦官分掌；戍军中的每个营完全自
主，分别受训，并各由它自己的战地将领统率。当来自各营的士兵必须共同
作战时，这种情况在战场上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在于谦计划的安排下，每个
团营由一个战地将领统率，整个戍军由一名从将领中选出的战地统帅控制。
对戍军的监督到那时为止只由宦官负责，这时扩大到京师的官僚集团。总之，
他建立了统一的指挥，并且加强了京师武将监督戍军的作用。①
水利的兴修和黄河的治理
景泰统治时期另一个突出的成就是有效地进行了修理1448 年秋造成的
黄河堤坝裂口的工作。自前一个世纪末以来，黄河的治理屡次出现问题，黄
河的河道明显地不稳定。②1448 年的洪水使黄河下游的河道一分为二，南面
的主河道通过颍水和淮河在山东半岛以南入海，它的北支流冲垮了两岸，淹
没了山东西部的地区，在那里与大运河会合。1448 年的洪水不但像以前无数
次洪水那样淹没了大片农田；而且这一次更加严重，因为它夺去了大运河主
要河段的水源，常常引起堵塞和停航。1449 年，被派去进行修理的工部侍郎
发现他无法修理，于是就把一部分河水引入山东以北的大海。每年都有水灾；
1452 年工部尚书石璞重建了堤坝，但一旦秋汛开始，它们又崩溃了。
④ 关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简明背景，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
[254]，第294—05
页。
① 根据《明实录·宣宗实录》[380]这些措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诸如以下各地的受灾区
加以推行：1427、
1428、1432、1433 和1434 年在北直隶；1427、1432、1433 和1434 年在南直隶；1426、
1433 和1434 年在
山东；1427、1428、1430、1432 和1434 年在山西；1427、1433 和1434 年在河南；1427
 和1433 年在陕西；
1433 和1434 年在湖广；1432 和1434 年在浙江；1433 和1434 年在江西。见《明人传记
辞典》[191]，第282—83
页。
② 关于《明实录·宣宗实录》[380]中这一时期中蒙关系的官方记载，见羽田亨等编；《
明代满蒙史料：蒙
古编》[198]，Ⅱ，第41—36 页。可简略地参看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
27]，第35—9
页。
1449 年因主张朝廷撤出北京而失宠和此后担任次要职务的徐有贞在
1453 年提出了一份治水的详细计划，他被任命为佥都御史，被派去进行修复
工作。在处理影响广大地区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时，他证明具有非凡的行政才
能。
他乘小船四出考察，以确定主要的出事地点，然后制订一项复杂的施工
计划，让许多独立的劳动队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施工，结果他雇了5.8
万名劳工劳动500 天以上，他的计划不仅仅是修复破损的堤坝；一条几乎长
达100 英里的河渠被凿成，这样，黄河的河水就可引入大清河，进而通过济
南府入海。为了保存大运河，他沿运河建成几个集水池和水库，它们装有新
式的水闸，以维持正常的供水。此外，他组成一个灌溉体系，使山东北部约
200 万英亩的土地到到水源。整个体系在1455 年完成，并取得完全的成功。
它在1456 年经受了灾难性的洪水，并维持了34 年。徐有贞受到厚赏，在1457
年被任命为副都御史。
民众骚乱和自然灾害
虽然传统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景泰时期本质上是以两帝间尚未消失的
冲突为基础的政治紧张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则敏锐地强调，15
世纪中期和晚期潜在的阶级的紧张对立则是更基本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官方
记载满是关于地主所有制的发展、徭役问题、农民骚乱和起义以及宦官专横
跋扈方面的材料，有的学者主张，这种紧张状况显示了明代专制政治即将来
临的危险。
但是至少从北京来看，景泰时期的基本问题是恢复稳定。前面已经谈到，
军队的改革已经恢复了边境的稳定。但是，边境不稳只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
一个威胁。15 世纪50 年代在内地省份出现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在长期受
盗匪活动和地方非汉族居民动乱困扰的广东和广西，首先建立了一个由王翱
领导的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此以前，王翱先巩固了东北边境的防御设施，后
来成了吏部尚书。1449 和1450 年，福建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贵州也出现
了问题。从1450 至1452 年，对贵州和湖广省的瑶、苗少数民族必须进行镇
压，广东出现了严重的动荡，福建和浙江交界区不断发生农民骚乱。1453 年，
福建和湖广又发生起义，1454 年四川南部发生起义，1455 年广东和浙江发生
起义。1456 年，湖广的苗族是征剿的目标。
这种骚乱大部分限于南方的土著居住地区。它一方面是被剥夺生计的汉
族农民及矿工的起义，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起义，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分。
20 世纪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平定”这些不安分的少数民族和反当局集团描
绘为“无情的镇压”，而从中央政府的观点看，这种“平定”却是巩固帝国
以及建立有秩序的行政和汉族人统治的一个必要行动。作为对那些认为15
世纪50 年代的叛乱是农村动乱大爆发的人的一个反驳，值得指出的是，尽管
景泰时期是一个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期，但有关华北和华中的人烟稠密地
区存在广泛的不满情绪的证据却很少。
1450 年，山东发生饥荒。1452 年，大雨和大洪水使河南的黄河和淮河流
域、北直隶、南直隶以及山东受灾，必须采取特别的措施救济江北。潮湿的
天气持续到1453 和1454 年，1453 至1454 年出现了异常的酷寒；山东、河
南、南直隶和浙江下了很大的雪，从而使灾情更加严重。淮河河口的海出现
冰封，淮河流域所受影响特别严重，数万人在这个地区冻死。1454 年初，江
南出现了一场长达40 余天的大雪，苏州和杭州有无数人因冻饿而死。往南甚
至远至湖南南部的衡州也不断下雪，许多牲畜被冻死。1455 年，出现了大范
围的干旱，使南直隶、湖广、江西、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受灾。下一年，
即1456 年，又是一个反常的潮湿之年，夏秋两季阴雨连绵，使北直隶、山东、
河南、南直隶粮食歉收和受到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长江流域、浙江和江
西遭受严重的旱灾。所有这些灾害不但有破坏性和造成死亡和苦难，而且使
国家因减少收入和拨出巨额救济款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皇位继承问题和“夺门”
几乎不用怀疑，由继位引起的各种问题继续给朝廷投下了阴影。由于景
帝不愿就原来的皇帝的问题与蒙古人谈判和勉强地接受他的兄长返京，以及
在他兄长返京后他所采取的一连串的小动作（如不让英宗过自己的生日，不
让接待瓦剌的使者或参加新年的庆典），本来就很难处理的局势就更趋于恶
化了。虽然皇帝成功地把原来的皇帝英宗排斥在一切公众事务之外，并逐步
地把他孤立起来，但是有些著名的官员（其中主要的是长期任礼部尚书的胡
??）在英宗返京之前和以后都公开地为他说话。同时，景帝接受皇位的条件
已经含蓄地规定，他的即位是暂时性的，因为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未来的
宪宗）在景帝任监国的同时已公开地被定为皇太子，而且在景帝登上皇位以
后仍继续为皇太子。这就确保皇位的继承权最后将回到英宗的正统世系之
手。
但是景帝不但决心继续留在宝座上，而且要使自己的一系保持继承权。
1452 年5 月20 日，皇帝采纳了指定新皇太子的奏议，而不顾他的大学士（提
升他们是为了要他们服从）和许多重要官员的反对。英宗之子被贬为沂王，
而景帝的独生子朱见济（1440？—1453 年）则取而代之，被立为太子。同时，
新太子之母杭妃被立为皇后，以取代景帝的正妻汪后，后者在1450 年已被立
为皇后。
这一赤裸裸地出于私利的行动对提高景帝的名望和威信毫无帮助；不论
他可能取得什么好处，当一年多以后新太子去世时这些好处也随之丧失。新
皇后也在1456 年死去。再也没有皇子可以定为太子，所以景帝没有指定继承
人。当有些官员提出重立前太子朱见深时，他们被关押并受到残酷的对待，
有几人被鞭笞致死。
这些事件似乎使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转变成了直接的反抗。在缺乏坚强领
导的情况下，朝廷分裂成派系，取代他的密谋开始形成。不用说，密谋者的
动机并不是崇高的理想，也不是对皇帝行为的道德上的不安。自1452 年以来
与于谦的关系不断恶化的石亨将军不但有野心，而且为人爱抓权，又贪得无
厌。他与于谦的纠纷从一开始既是他自己的贪污行为造成的，更是他的亲戚
和食客们的这类行为引起的。京师卫戍部队的都督张??是石亨的助手。宦官
将军曹吉祥也有类似的野心，他自认为是一个新的王振，在以后的年代中证
明是一个极为腐化和不值得信赖的人。他的周围也是一些贪污腐化的亲戚和
助手。徐有贞从没有忘记他在土木之变以后所受的冷落；他野心勃勃，希望
利用朝廷的不安气氛，试图取得最高的权力。还有都御史杨善，他曾把被监
禁的英宗带回，却从没有得到应得的封赏。
他们的机会在1457 年初期来临了，当时皇帝得了重病。他不能上朝听
政，新年的庆贺被取消。以兴安为首的宦官们试图掩盖皇帝病情的严重性，
但消息泄露而让密谋者知道了。密谋者既掌握了石亨、张??和曹吉祥控制的
军事机器，又得到了徐有贞、杨善控制的都察院的支持，于是集合了约400
名禁军，赶到北京南城原来的皇帝的居住地，让惊讶的英宗坐上轿子进入皇
宫，他们在这里“夺门”，让他登上皇位，并召集了高级官员。在官员们平
静下来以后，新登基的皇帝就上朝了。
这次“夺门”行动将成为明代历史上的一次典型的政变，将被认为是另
一次严重地违背礼仪的事件。当然，“夺门”行动远比1449 年景帝的登基更
为严重地违背礼仪。那次登基取决于土木灾难后危急的军事危机，而1457
年统治者的变动是一次纯粹的政变。立景帝为帝，使处于混乱和极度危险的
国家趋于稳定，而1457 年的政变则是一次引起大量牟取私利和追求官职的政
治机会主义的行动。数千文武官员从提升中获益，其中的主要人物将在下一
代皇帝时期形成统治小集团。
与此同时，原来的景帝被贬为郕王，死于1457 年3 月14 日，按照某些
记载的说法，他被宫中的一名太监勒死。政权的接管在一开始被得意地称为
“夺门”，不出几年又重新称为“复辟”，即真正合法的世系恢复了皇位继
承权。
英宗的第二次统治：天顺时期，1457—1464 年
很少统治时期的事件能像天顺（顺从天命）时期的事件那样使人对其年
号产生如此彻底的误解。在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和迅速完成的政变以后，第
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算旧帐。报复和仇恨似乎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在前一
皇帝统治时期已有牢固根基的领导集团遭到彻底而残酷的清洗。中国历史学
家有充分理由赞美为明朝救世主的于谦被指控为严重叛逆，这一指控体现了
其政敌的仇恨和恐惧心理，这些人甚至要他受凌迟处死之苦。但是，皇帝最
后减轻了对他的判决；他与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文及四名大太监（王诚、王
瑾、张永和舒良）一起在2 月16 日被公开斩首。资深的大学士陈循、刑部尚
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大学士萧鎡和商辂及其他人被削夺官职，有的人
被判去戍边。户部尚书张凤和其他大臣被调任无实权的职务，或者像礼部尚
书胡??、兵部尚书石璞、剩下的最后一名大学士高穀及大太监兴安在不久以
后那样被迫退隐。曾经反对另立皇太子和在景帝朝廷作为元老留任的王直最
后获准退隐。唯一留任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翱。
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谦和王文之死的那种赤裸裸的不公正现象普
遍地惊讶不已：整个中国也承认他们为先烈。只过了九年，于谦追封了原来
的官衔，并取消了对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几个世纪以后，参加进士考试的士
子要到北京东部为纪念他而建立的祠庙中祈求于谦在天之灵给予他们能否中
举的某种征兆。
重建另一个“新政体”
经过对高级官员这样广泛的清洗以后，政变导致了职务的大量提升和变
动。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徐有贞被任命为首席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同时封
为武功伯；为首的将军石亨被封为忠国公。他的臭名昭著的腐化的侄子石彪
被封为侯；宦官将军曹吉祥被提升为司礼监提督太监，这样就成了宦官集团
的首脑和北京京师卫戍部队的总指挥。他的养子曹钦被封为伯爵，几个侄子
都担任了高级军事指挥。其他的政变参与者也得到预期的封赏。御史杨善被
任命为礼部尚书；王冀被封为世袭食邑的侯，并在退隐前短时期地任兵部尚
书；张??也得到封邑。除了这些有名的人物外，一批次要的合作者和追随者
也要求并得到了爵位或职位，其滥封的程度甚至引起了朝廷和整个官场的普
遍不满。
反作用很快来临。徐有贞不久就到处伸手。政变后只有四个月，即在1457
年6 月28 日，他因被控“滥用权力”而被捕，最后由于他的同谋（主要的是
曹吉祥）的阴谋，他被发配外地。三年以后，在1459 年11 月，个人的骄奢
淫逸已成为公开丑闻和其专横终于使他失去了皇帝支持的石亨，因在一件贪
污案子中与石彪有牵连而被命令退隐。但是随着更多的犯法行为的暴露，他
被审讯并在1460 年3 月8 日死于狱中。他的侄子石彪和其他的亲戚被处死。
在1457 年的一件臭名昭著的侵吞土地的案子中与石亨有牵连、但已设法使此
案变得对自己有利的曹吉祥，这时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尤其是
因为负责调查罪行的锦衣卫指挥逯杲是一个敌对集团的成员。1461 年他和他
的几个侄子和养子曹钦——曹钦处于这些人之间，控制着北京的全部卫戍部
队系统——计划谋反。
起事定在8 月7 日，由曹钦带头，但是阴谋被忠君的将领孙镗和吴瑾得
知，他们向皇帝禀报了。曹吉祥被捕。曹钦杀死了逯杲，试图猛攻皇城；但
是虽然他的士兵杀死了吴瑾并攻破了一座城门，他们却失败了。到拂晓时刻
忠君的士兵打败了叛乱者，叛乱就此结束。曹钦自杀。曹吉祥与他的几个侄
子和支持者一起被处死，他的大量财产被充公。随着曹吉祥之死，1457 年带
头发动政变的那个集团彻底地被消灭了。
皇帝对他的复辟和复辟后的事件的无情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那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为所欲为的强烈特征，这一特征在明代的几个统治者身上经
常表现了出来。但是，当政变出人意外地把他重新扶上皇位时仍不过30 岁的
英宗所经历的人世沧桑，却足以解释他的专制的行动。他登基时毕竟是一个
儿童，并且经历了被俘、被废黜以及他的老师王振和他的支持者之死和死后
被人唾骂等事件。然后他又在他兄弟统治下蒙受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以外之
耻。所以他采取强硬的措施以确保稳定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不足为奇了。一
旦他兄弟的支持者被当作国家的敌人而被肃清，英宗似乎已采取行动，把一
些能重新稳定朝廷和政府的干练官员安排到政府的重要职位上，而那些在
1457 年为他策划政变的人一旦表现出超越他们权力的举动，就立刻被除掉。
在他复辟的最初几个月以后，他的大臣和主要朝廷官员竟不同寻常地很
少变动。在他统治时期，1458 年以后，没有重要的大臣被罢官，重要的部的
一切人事变动都是退隐或自然死亡的结果。内阁的情况也是如此，内阁中多
才的三人小组李宪（1408—1467 年）、彭时（1416—1475 年）和吕原（1418
—1462 年）在整个英宗统治时期一直任职（吕原在1462 年他去世前在职）。
英宗逐渐依靠以下三人来指导行政：李宪，主要的大学士；王翱，老资格的
吏部尚书，英宗对他特别敬重和有感情；马昂（1400—1476 年）， 1460 年
被任命的兵部尚书。此外，几个户部尚书，特别是1460 年任此职的年富，都
颇有政绩。
石亨和曹吉祥流产谋反的失败，对正常的施政没有什么干扰。受影响最
大的却是这两名将军在军界中的亲戚和他们的许多追随者。
第6 章 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 年
两位皇帝
朱见深，谥号宪宗，生于1447 年12 月9 日，在其父，即复辟的英宗于
1464 年2 月23 日去世时登上皇位；他宣布在下一个新年（几乎整整一年以
后）开始使用新的年号成化。他死于1487 年9 月9 日，即在他满40 周岁前
三个月，共统治了23 年。他的在世的长子朱祐樘于是在17 岁时登基：朱祐
樘生于1470 年7 月30 日，以弘治为年号统治了18 年，死于1505 年6 月，
那时他刚差一个月35 岁。在历史上，他死后的庙号为孝宗。
在1368 至1644 年期间进行统治的16 位明朝皇帝，只有五人活过40 岁，
而在1425 至1521 年这个世纪中在位的皇帝都不满40 岁。可是这些短命的统
治者并非死于战场或意外的原因——除非我们接受一种似乎很有理的推测，
即几个明朝皇帝因服用如内含汞合成物有毒成分的长生药而意外地早死。不
管这种推测是否属实，在15 和16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一种不健康的气氛
笼罩着明代的帝制。在明朝中叶，中国一直被一些不中用的年轻人所统治，
他们短暂的一生往往被他们的后妃、母亲、祖母及侍侯他们的宦官所控制。
宦官中最臭名昭著的大致与所侍侯的皇帝同年。对比之下，在朝廷和中央政
府任职的士大夫却大都是老人。那些从他们开始教导统治者一直到他几年后
在皇位上死去时仍能够与他保持正常接触的地位显赫的人，几乎都是皇帝的
父亲和祖父一代的人。疏远和不信任越来越成为明代中期皇帝与官员的关系
的特点。
本文论述的成化和弘治这两代皇帝统治期反映了以上概括的几个方面。
一般地说，它们代表了一段平静的间歇期，没有发生重大的民族危机。的确，
弘治时期在传统上被人认为是君臣之间有良好感情与和谐关系的一个时代。
更周密的考察可以看出在这种理想化的关系中有许多缺陷，并且暴露出两个
统治期的某些倾向的开始，这些倾向后来激化，进而产生了明晚期特有的政
治弊病。
这两个皇帝的统治期标志着明代政治史的形式上的里程碑。明代皇帝在
职能上是行政的中心；他们虽然不是15 和16 世纪的欧洲君主那样的知名人
士，但是在中国特有的环境的范围内，他们的个性和个人素质，是说明每个
统治期特有的气氛和许多行政活动具体内容的终极原因。因此，这两个皇帝
的个性是正当的注意焦点。但是他们不过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中心人物。而整
个明代中期的政治舞台却表现了许多思想活力和认真地献身于公众生活的精
神。
尽管有这些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弊病，多才的和有个人成就的士大夫精英
对政治事业的大力追求，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在形式和物质手段方面越
加丰富，而且随着15 世纪进入更加蓬勃发展的16 世纪（采用我们的时代里
程碑的概念，而不是中国人标志历史时代的里程碑的概念），它也呈现这种
前景。在进入16 世纪之际，我们发现许多中国作者评述了社会的有力扩张和
并非尽如人意的社会变化的后果。这里我们将考察这两位15 世纪后期的统治
者、他们的朝廷和政府，以及在1465 至1505 年期间东亚环境中的更为广大
的明代社会。
宪宗朱见深
这个明朝第八代皇帝在他幼儿时期已经经受了给他的性格留下伤痕的各
种痛苦经历。当他父亲英宗皇帝于1449 年被瓦剌蒙古人在土木俘获时，他不
到两岁。在随之而来的国家的严重危机中，英宗被他的异母兄弟景泰皇帝接
替。一年后英宗被遣回北京，但在七年中被幽禁在皇城中与外界隔绝和严密
防卫的地方，不能享受一切荣誉和安逸的生活。他的儿子在1452 年被废除皇
太子的身份，而由景泰皇帝的儿子代替；他然后与被废的皇后（不是他的生
母）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生活条件很艰难痛苦。当1457 年一次政变使他
的父亲重登宝座和消灭他的叔父时，他年九岁。他又成为皇太子，以后的七
年他在这样一个朝廷中长大：在那里冲突造成了迟迟不会消失的忌妒和报复
心理，冲突的一方是他父亲的支持者，另一方则是通过支持他叔父当皇帝在
1449 年危机中拯救王朝的人。
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他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映迟钝，说话严重
地口吃。据说他父亲怀疑他的智力和治国的能力，但被一些大学士所说服，
他们认为如果合法的继承受到干扰，王朝的稳定会遭到损害。当他在1464
年登基时，他已把原来侍侯他祖母的宫女万氏纳为宠妃。当时她35 岁，年龄
比他大一倍。她控制着他，操纵皇室和内廷的成员，并随心所欲和无原则地
对行政施加影响。
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没有保持过去的派系仇恨或寻
求报复。在一定程度上他重视朝廷中的正直和干练的官员，但是他也几乎不
加鉴别地使用为人卑鄙的侍从，在决策方面优柔寡断，对待朝臣（不论是好
是坏）的好恶也是任性的。他尤其不愿意对后妃及通过她们抓权的外戚、卑
鄙的宦官、谄媚者和冒险家的事务严加控制。不能说他们控制了他，可是也
不能说他尽力对他们严加约束。
我们可能会想，这个皇帝有点反常地与他们一样贪婪；于是，他为了增
加自己收入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就让他们比以往更加肆无忌惮地放手进行贪
污活动。早期明代国家的健全的财政基础已经被英宗皇帝的愚蠢的军事闹剧
和建设计划所削弱。到他儿子的统治时期，皇帝及皇室需要更多的钱。从没
收阴谋反对过他父亲的一个宦官的巨额财产开始，他把土地充公以建立巨大
的皇庄，从中收取的沉重的地租直接入了他的私囊。一名御史指责道：四海
之内皆陛下所有，奈何与民争利？他对这种指责置之不理，于是使这种做法
变本加厉。朝廷的一些奉承者从统治者的贪婪中得到了启示，把免税的皇庄
或（皇帝赏赐的）庄园骗到手中。
明朝政府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这个平庸之君引起的，他在财政
管理方面不去请教政府的专门人才，或者交有关各部和司署处理。万氏的腐
化的追随者为她想出了一套办法，在封官、发准许证和赏赐皇恩时绕过行政
活动的正常渠道，但不论朝中的政治家们多么有力地谴责，皇帝却拒绝干涉。
有无限权力的天朝统治者为了分享不应有的利益，竟助长自己的官员集团的
堕落，这是明代政府明显的反常现象之一。
一个明代皇帝的私人生活当然会直接影响行政；就宪宗而言，这种情况
可以从他与皇室妇女的关系中看得最为清楚。他的母亲周氏是一个爱吵架的
悍妇。她原来不过是英宗皇帝的妃子，地位低于钱皇后，但她生了未来的皇
帝。当他登基时，她大吵大闹地要求取得与钱皇后相等的皇太后地位。宪宗
在这两名争夺地位的遗孀之间左右为难，于是他把难题交给了主要的大学士
李贤，要他想一个礼仪上恰当同时又能满足她们的妥协办法。两人都被封为
皇太后，而钱皇后的正式称号表明她资历深，品位在前，但是周妃却不顾这
个解决办法的细枝末节，经常为了更多的利益而施加压力。
年轻的皇帝设法避开这两个激烈争吵的妇女，而与他以前的保姆万氏厮
混，后者是他的祖母孙皇太后（死于1462 年）在他幼年时给他的。她喜欢穿
武士服装和在宫中的庭院内领头进行军事操练以供他娱乐，如果这不能说明
她是一个悍妇，那么她至少是一个比他大17 岁的机智和有坚强意志的妇女，
不论是作为他儿童时代的保姆，或是后来作为他的配偶，她懂得如何去使他
高兴。她在1466 年36 岁时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为此她升为贵妃。幼儿不到
一年就死去，她再也没有怀孕，但是她严密地监视宫中的其他妇女，在10
年中通过她的宦官代理人，务必使其他怀孕的妇女流产，如果做不到这点，
就务必使男婴及其母亲都死亡；在这两方面，她几乎完全成功了。
年轻的皇帝在1464 年登基后不久，就娶不到20 岁的吴氏为正式皇后，
她立刻流露出对万氏的不满，并因后者表现无礼而予以鞭笞。不到一个月，
皇帝找到了一个废黜吴后的理由，这就向整个朝廷和政府显示了万氏控制他
的事实。吴后住在皇城偏僻的后院中，一直到45 年后她死去时为止；从她协
助拯救皇帝的长子（即未来的孝宗）以阻挠万贵妃的野心所起的作用这一点
来说，她一定得到了几分安慰。王皇后在1464 年晚些时候作为吴后的继承人
被立为后，她受到合乎分寸的恫吓；她没有儿女。她之能够活下来，是因为
她一切都听从万氏，直至后者在1487 年皇帝去世前几个月死去时为止。
朝廷对皇帝未能生育一个后嗣深为关切；京师和各省的政治家们纷纷上
奏，力请他疏远万氏，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妇女生育子女。对这种请求，他的
答复是；“此乃朕之私事”；而万氏则又表现了她的凶残。但这个问题也使
他萦萦于怀。1475 年的一天，当宦官侍从为他梳头时，当时快到28 岁的皇
帝照着镜子，不禁惨然叹气，说他正在变老，但仍无子。一个宦官侍从下跪
激动地说：“陛下有子。”皇帝惊讶之余，便问他的儿子的下落，于是纪氏
在1470 年生下一子的真相便大白于天下。
纪氏据推测是一个年轻的瑶族土著，1467 年征讨广西的瑶民时随军的一
名宦官把她带进宫内。她被分配掌管宫中的库房，1469 年的某一天皇帝遇见
了她；他问她一个问题，被她的应答的仪态所迷住。按照委婉的说法，他于
是对她“宠幸”，她怀了孕，而他一直不知道，但万氏不是没有发觉此事。
向皇帝透露那个儿童下落的宦官声称，万氏曾派他给纪氏服引起流产的药，
但是他知道皇帝渴望一个子嗣，反而把纪氏隐藏起来，直到她能安然怀有胎
儿。婴儿生下后被废的吴后知道了他的下落，就提出把他及其母亲藏在她的
偏僻的住所，他就这样已经活到5 岁。
皇帝这时非常激动，前去看他的儿子，并把他放在膝上，在激动人心的
场面中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朝廷立刻正式得到通知，整个皇城除
了万氏的居住地外，笼罩在欢乐气氛之中。她因生气而得病，并发誓不肯罢
休。皇帝把儿童安置在安全的周太后的宫中。但是儿童的母亲纪氏不到一个
月就被万氏的一个爪牙毒死了。
在整个这些事件和在以后的几年中，皇帝的作用是最为令人不解的。他
的确与万氏疏远了，不再定期住在她的宫中，并在以后的十年中成功地使宫
内的一些妇女生了其他17 个子女。与万氏勾结的朝臣给他阅读性交指南和淫
书；记载暗示，他的私生活变得有点放荡了。他认识到必须对她进行防备，
以保护他的后代。他的母亲甚至警告她的孙儿，即她保护的幼年太子，要他
去万氏的住地时，千万要拒绝一切饮食。
尽管皇帝已完全认识万氏的个性，他依然喜欢她。他并不想惩罚或约束
她。相反，他常常惩处那些抱怨她非法交易、兜售权势、贪污公款和浪费国
库的官员，这样就给了她明确的信号，让她继续这些活动。所以即使她不能
再控制他私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两人在1487 年死去之前的11 年的余年中，
她对行政仍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几乎一切可以追根溯源到成化时期的以后明代政府的堕落倾向必须归因
于万氏的影响。两种堕落倾向前面已经提过：（1）通过没收普通耕作者劳动
的土地去建立皇庄，使这些人成为佃农，并把这些土地从税册上去掉；（2）
从宫内颁布诏令直接封官（称传奉官），而不是通过吏部的正常的任命和批
准手续。后一种倾向值得进一步评论。这位年轻的皇帝本人在他登基后几个
星期内首先搞这种活动，当时他命令一名宦官起草任命一名工匠为文思院的
副使，这个机构隶属于工部，负责制造供宫内使用的金银餐具。
这个职位虽然很低，但通常需要有文官品级和官衔的资格，外廷的部本
来不会批准任命一名来自宦官管理的宫廷机构的工匠担任有品位的文官。很
明显，这样做违反了正常的手续，为的是去满足万氏或她随从中的某个人一
时的念头。虽然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所有的传统历史都指出，这为后来
以同样方式对大部分工匠、军人、佛僧道士和为皇室服务的形形色色的食客
所作的几千个任命开了先例。它成了这一代和以后几代皇帝统治时期滥用任
命权的陋习。被信任但常常又不值得信任的宦官接触御玺，能够背着皇帝以
他的名义起草任命诏书。他们还能接受贿赂，把某个人列入这种诏书中，这
实际上等于卖官鬻爵，兜售特权。
成化时期出现了在朝廷和整个政府中大量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而这个
时期的汪直是传统中所称的明朝四奸竖之一。可是他从没有像15 世纪40 年
的王振和1506 至1510 年的刘瑾那样完全控制政府。一方面，皇帝的谨慎和
不易激动的性格使他不能完全被人操纵。16 世纪的历史学家郑晓在写他时
说，他的性格宽宏大量而且通情达理，有洞察力而且能理解人：
临权莅人，不刚不柔，有张有弛。进贤不骤，而任之必专；远邪不亟，而御之有法。①
这段文字为王朝的史臣所写，它受到了约束，即必须颂扬一切能认定的
德行，掩盖一切批评。由于这一统治时期的稳定和某些方面扎实的成就，这
种赞誉看来很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它也暴露了宪宗对那些他并不很急于疏远
的奸佞之徒的非法活动的矛盾心情。他的几个高级宦官和他们的最坏的同伙
在他们的滥用职权方面是臭名昭著的。
他的最为臭名昭著的宦官汪直是瑶族人，在15 世纪60 年代征讨广西的
瑶族时他还是青年，净身后被送进宫去伺候人。他属于万氏的扈从，在她的
庇护下其经历相当顺利。但他仍处于宦官等级体制之外，从未掌握司礼监太
监的那种权力。代替这种权力的是，1477 年当皇帝命令按照当时存在的东厂
① 在薛禄指导下构筑的防御工事是在赤城、雕鸮、云州，独石口和团山。见波科梯洛夫：
《明代的东蒙古
人史料》[427]，第36—7 页。开平位于前蒙古首府上都。关于放弃开平卫的意义，见田村
实造：《明代的
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5 页。
的模式建立称之为西厂的警察组织时汪直任提督西厂。他很快使西厂比东厂
更加令人生畏。
一名善演喜剧并在朝廷受宠的宦官俳优在皇帝面前演出一出滑稽短剧，
它幽默地提示汪直在通过京城的街道时所引起的恐惧更甚于对天子本人的恐
惧。皇帝对此似乎并不很在意，最后一笑置之，使所有在场的人松了一口气。
这件发生在1481 年晚期的事表明，在宦官的官僚集团中存在着一股反对汪直
的有力的力量。可是，明代在此以前从没有人像他那样使京师和地方的官员
陷入如此恐怖之中，他行使可怕的权力达六、七年之久。1483 年，他最后降
到守卫南京明太祖陵墓的宦官部队中的一个低下的职位。行动迟缓的皇帝在
1482 年的大部分时间已经把汪直拒之于朝廷之外，最后才收回他的恩宠和支
持，而在当时，只是在东厂的一名宦官对汪提出了控诉，并且表现得更加得
力以后，他才这样做的。
弘治时期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为梁芳，他在宦官集团中的生涯比较正
常，在15 世纪70 年代起发迹，一直升至为宫中制造家具和木制品、偶尔还
印书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在万氏的庇护下，他集合了一批制造春药和把有
趣的口头传说编写成书以供皇帝消遣的专家。梁芳把他的服务扩大，控制了
一部分对珍奇物品的采购，进而又控制了对外贸易，并垄断了给西藏和其他
外来僧人以及医药和异国技术方面的外国专家颁发执照的权力。他代表万氏
和皇帝的利益，有着许多有利可图的投机机会，但他本人似乎没有发大财。
他的事业直到皇帝死后才中止，而在当时，他也不过受降职的处分。
其他的宦官取得了种种任命去监督征收特种税，同时利用他们的权力去
掠夺华中和华南的一些富庶的府。还有一些宦官主持京师和各省的寺庙的建
造。这些宦官专权的弊病有助于建立宦官及其卑鄙的同伙能够延续到以后几
代皇帝统治期的一些模式和定制。因此，成化皇帝由于不注意这些不正当的
行为，就让种种积累性地威胁王朝利益的邪恶风气得以产生。这些弊病把有
些能干的政治家赶出政府，并在有些情况下迫使人们在行政中在一定程度上
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它们并没有破坏国家和政府。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能够
缓冲沉重的震动。
孝宗皇帝朱祐樘
1487 年7 月3 日，万氏突然患病死去，终年57 岁。皇帝取消了朝廷的
一切会议，整整致哀七天，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姿态。9 月1 日，皇帝本人
患病。4 日，他命17 岁的子嗣朱祐樘去主持文华殿中大学士集会的议政。9
日朱见深去世。朱祐樘于9 月17 日正式登基，宣布新年号为弘治，于下一个
新年1488 年开始使用。
年轻的弘治最初采取的一些行动反映了必须整饬腐败的朝廷和扬弃他父
亲的个性（他父亲以前容忍了，甚至助长了这种腐败现象）这两方面的紧迫
感。声名狼藉的道教术士兼春药专家李孜省被揭露和流放，然后被关押，他
死于狱中。同样贪婪的和尚继晓及其他几个人被处死。万氏家族成员和她的
几个主要的宦官同谋者也被夺官，但是其中突出的作恶者很少被处死，尽管
愤怒的官员们此时提出大批性质严重的指控。朝廷被禁止传布万氏本人的经
历。2000 名不合法地任命的官员被断然罢官，另外还有近千名原来受朝廷庇
护的佛僧和道士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年轻的皇帝在他父亲的寝宫中发现了一本特别使他震惊的性书，上面刻
有“臣万安呈上”几个字。万安是一名善于奉承的官员，伪称与万氏有亲戚
关系，并利用她的恩庞在朝廷建立了他的权力地位。最后，他已成为权位较
高的大学士，并以此身份起草了新帝登基的诏书。在统治的第一个月内，年
轻的皇帝用尽心机，让一名非常笃实的大太监把此书带进殿内，在那里召集
一些大学士以此书质询万安；那个老人在羞辱之下匍匐在地，无言以对，最
后不得不奉命退隐。他再也没有被召回朝廷，并在一年内死去。朱祐樘正在
向人们发出信号，情况即将不同了。
他们父子二人在体质、心理和智力这几方面有明显的区别。朱祐樘是一
个瘦小和胆小的人，长有明亮的眼睛和飘逸而稀疏的胡须。几幅皇帝的画像
表明，从朱祐樘起的几个皇帝有着不同的、更像南方人的外表；他和他的儿
子武宗（1505—1521 年在位）是少数民族纪氏的后代。这大概可以从他们的
外表的长相看出，不过这与武宗以后的世系并无关系。
从心理上看，孝宗似乎与他父亲完全相反。在他登基前几个月，他已娶
张氏；这时他宣布立她为皇后。他对她十分宠爱。她生下二子三女；尽管谣
传武宗之母曾是一名侍女，但他显然与其他妇女未发生过关系。房兆楹推测，
他很可能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上唯一的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①他曾在万氏控
制他父亲和皇室的不祥气氛中被他的爱吵架的祖母周太后扶养；他自己的母
亲已成了万氏的受害者。他一定因失去她而深感悲痛。他登基后，宣布早已
不在人世的母亲为皇太后，并派官员到广西去寻找出她的家族。出现了冒名
顶替者，但被揭露，没有发现她的亲属。他命令在广西和京师建造纪念她的
祠庙，并以强烈的虔诚心照料京师的祠庙。
在思想上，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完全信奉儒家学说和伦理价值。在明代，
也许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像他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关于君主身负重
任的传统主张。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如此努力去履行那些要求做到的义务。他
在上朝听政，执行各种规定的礼仪活动，重新制定和认真举行经筵，特别是
任命那些值得尊敬和体现儒家行为的模范人物为朝廷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等方面，都是一丝不苟的。他深切地关心人民的福利。他探索执法的办法，
组织对刑法及贯彻刑法不力的一次研究。这就导致一部钦定的关于刑律及其
案例的重要著作《问刑条例》的问世。
虽然声名狼藉的西厂重新开设，但他把它及其地位相当的东厂的工作限
制在正当的调查活动方面。他任命领导这两个机构的人大部分是正直的官员
（在这些部门中这种官员确实很少），他们受到整个政府的尊重。锦衣卫的
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在过去也是政府实行恐怖活动的手段。他削减朝廷的奢
侈品消费，撤掉许多宦官管理的采购机构。儒家思想的政治家们从未碰到如
此温顺的统治者，对他的报答是在他们写的历史中把他描写为一个完美的模
范人物。他给官僚们灌注了一种充满巨大希望的精神，明朝早期的某些活力
和责任感也得以恢复。
可是事实上他当一个完美的模范人物还不够格。他很注意帝国的问题，
但是他既不能向国家展示一种开阔的前景，也不能给它提供雄才大略的领
导。此外，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感恩戴德的官僚们掩盖了他的一些错误，其
① 关于1440 年前与瓦剌蒙古人关系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
》[413]，第46—
77 页。关于也先事迹，见他的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16 页。
中包括他过分地宠爱和依赖他的张皇后。她是一个愚蠢和爱提要求的妇女，
易犯小错误，而这些小错误也包括需要贵重物品，轻信最花言巧语的和尚道
士的教义，以及对她家族，特别是她的两个极为贪财的兄弟无限溺爱。
这两人就是张鹤龄和张延龄，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
金氏的持久不衰的支持，靠着肆无忌惮地滥用他们幸运地取得的高官的职权
而青云直上。他们的父亲张峦在他女儿选进宫时，原来不过是国子监的监生，
在1490 年已被封为寿宁伯。次年秋季，他的女儿生下了在1492 年春季被宣
布为皇太子的儿子，使张氏家族取得了有特权的地位。不久，也在1492 年春
季，国丈呈交一份不得体的奏疏，要求提升为侯；虽然许多高级朝廷官员因
没有先例和不适宜而加以反对，但皇帝仍提高了他的爵位。三年后，当此时
已为寿宁侯的张峦死去时，其爵位被他长子张鹤龄继承。他本人又被追封为
地位更高的昌国公；尽管官员们指责，他的一座豪华的陵墓是以公帑建造的，
按照他的品位，这违反了礼仪的规定。次子张延龄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
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被封为伯，最后封为建昌侯。
张氏家族的许多堂兄弟、叔伯、养子和结拜弟兄以及形形色色机会主义
的食客都得到了官衔、官职，最后取得了土地和参与贪污腐化的机会。整个
明代没有其他外戚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既证明皇帝对他妻子的依赖，又证明
他对最接近他的那些人不能采取坚定立场。他的外戚屡次因具体和严重的不
法行为而受到指控，但是皇后和她的母亲，以及一个阉党和其他投靠张氏以
从中取利的心腹朝臣始终为之辩护。虽然他们不能操纵皇帝去恫吓他们的政
敌，他们却一直能向他求情，以致使他干脆对这些指控置之不理。他统治时
期以后年代发生的两件事清楚地说明他的进退两难的心情。
《明史》中张氏两兄弟及其父亲的本传告诉我们，皇帝听到张氏兄弟在
北京南部的故乡强夺周围农户的田地时，在1497 年②派高级官员中一名调查
坏事的无所畏惧的人，即刑部侍郎屠勋和另一同样大胆而正直的宦官萧敬前
去调查。他们带了一份指责二张的报告回京，报告中包括关于皇后家乡的民
众对她家族的行为的不满给皇帝造成损害的大胆的评论。他们坚决要求将田
地归还所有的受害者，以及以后限制再发生这类行为。皇后大怒，而据《明
史》记载，“帝亦佯怒”。但是他同意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后来他私下对萧
敬说：“汝言是也”，并赐给他一件金质的礼物。①
1505 年皇帝去世前的两个月，著名的学者和文人李梦阳——当时是一名
年轻的户部郎中——呈上一份很长的奏议，批评了朝廷和政府的许多方面的
现象；他特别指出了容忍张鹤龄的赤裸裸的滥用职权给王朝造成的长期损
害。张鹤龄本人、他的姐姐张皇后和她的母亲都愤怒地提出要李梦阳脑袋的
要求。皇帝真的不知所措了。作为与他妻子和岳母妥协的第一步，他下令把
李梦阳投入狱中，然后私下认真地垂询几个大学士。一个大学士提出李梦阳
的言词“狂妄”，但另一个则说李所写的都是“赤心为国”。①
② 见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Ⅱ，第319—27 页及第9、11 两章；王伊同：《
中日之间的官方关
系，1368—549 年》[549]，第60—4 页，及第4、5 章各处；郑梁生：《明史日本传正补
》[66]，第367—81
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330、334、348、365 页；又见王崇武
：《明仁宗宣宗事
迹旁证》[541]，各处。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329、331、335、348、383、386 页；
又见王崇武：《明
皇帝倾向于后一种意见，经过了一阵犹豫后，他甚至不愿鞭笞李梦阳以
取悦于他的几个女眷；他代之以罚李三个月的官俸，把李释放，于是李成了
朝廷和京城的一个英雄。后来皇帝又问另一个权位较高的官员关于老白姓对
此事的议论。答复是人民因皇帝的宽宏大量而非常高兴，并大受鼓舞。皇帝
说道：“朕知之。方朕询及宦者时，其所答反乎此。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
我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②
总之，官员们能够信任这个皇帝，因为明朝再也没有其他皇帝能像他那
样采取正确的态度，克制他的愤怒，和一心一意地去尽为君之道的更重的责
任。但是他们不能总是依赖他采取这些态度含蓄地体现出来的行动。不管他
们多么严厉地批评时政，并且以明确的暗示批评他，他愿意耐心地聆听，并
且至少要对他们的关心报之以感谢的赞许。有几次他下令作出所请求的纠正
行动；但是他常常评论说，他们如此令人钦佩地陈述的高明的主意此时不宜
用，以此把事情搁置起来。人们逐月地阅读他的统治的《实录》时会得到这
样的印象：所有那些有抱负的官员，不管是出于真心或是仅仅为了出风头，
要求他没完没了地温习儒家的伦理道德、经典的和历史的先例，和考虑他们
详尽地陈述的各自的政策观念。他的政府官员对他纠缠不休。在他的统治时
期，风险是小的，所以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在明代各代皇帝治下，有勇气
的、偶尔是有洞察力的官员得负担起往往是以死相谏的责任。在宽厚的孝宗
皇帝治下，这种情况是很个别的；他的性格引起了大量批评性的忠告。
他并不强壮，在他统治的后期，他不得不常常称病而不上朝。甚至在那
时，他也不能摆脱朝政，例如在1502 年阴历十二月（实际上是1503 年1 月），
他的大学士们责备他耽误了关于采取措施以救济受洪水灾害的南京的决定。
他们劝他应孜孜不倦地注意决策问题，以便在政府中激励更高昂的士气。这
位一向谦恭的（虽然是筋疲力尽的）年轻皇帝因他们良言相劝而表示感谢。
但是他自有主见。他与他的妻子一起，看来也虔诚地信奉道教；在皇帝
的赞助下，道士们定期在朝廷举行斋醮。这些活动可能像当时存在的医药实
践那样是一种合法形式，但它们并没有使皇帝放弃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
可是他的士大夫们却不能掩盖他们的藐视和不满；他们在报告自然灾害时常
常威胁说，这类背离理想帝王准则的行为，会造成表现为旱、涝、瘟疫和饥
荒的宇宙运行的失调，使他的统治陷入困境。1504 年当他封道士崔知端为太
常寺卿时，引起了一片喧闹；这个职务是兼职的（即无实权的）礼部尚书的
荣誉官衔。在朝廷看来，礼部这一以儒家准则纠偏的堡垒被这一任命所玷污。
但是皇帝坚定地不顾所有的抗议。崔知端在成化时期曾为万氏小集团不合法
地任命的僧侣之一，在弘治时期，他曾受“奸”阔李广的庇护（李强烈地偏
爱道教，已不光彩地被迫自尽）。我们应当假定，崔知端（关于此人的材料
甚少）与李广一样也是张皇后的宠幸。
在这个不幸的皇帝统治的18 年期间，自然灾害显得异常频繁和严重，尤
其从15 世纪90 年代后期至1505 年他去世时更是如此。他多次批准对这些受
灾地区减免税赋和采取救济措施，史籍证明他对黎民的苦难深为不安。但这
里我们在解释记载时又必须留意，因为全国的官员不断利用他们自己及其他
成祖朝鲜选妃考》[538]，第171—76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8 页。
② 这个估计数根据《明实录·宣宗实录》[380]中论述东南亚各国的有关条目，材料收于
赵令扬等编：《明
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Ⅱ，第263—40 页。
官员的关于自然灾害的报告，作为促使这位最易接受意见和谨慎的统治者承
担改革他政府的某些方面的责任，以便恢复宇宙的和谐。他越是肩负起儒家
的责任，他们越是把问题堆到他的身上。
一种不断发生的灾害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位于山东的黄河堤坝每年决
口引起的洪水，那里正是黄河和大运河相交之处。在堤坝失修时已经形成的
黄河的几条支流之一越过了位于章丘（约在济南西南80 英里处）的运河，危
及大批人的生命并中断了运河的运输。这里邻近徐有贞在1453 至1455 年进
行大规模修复工程的沙湾。这时似乎需要更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1493 年，
当时在地方上任职的高级官员刘大夏经吏部尚书王恕推荐，负责这项工作。
刘大夏绝对不是一个有水利工程专长的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
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他研究了河流管理工程的历
史，招收了地方上所能找到的最有经验和技术最佳的人，采取了著名的前辈
特别是14 世纪中叶伟大的水利工程学家贾鲁使用过的技术。从离裂口很远的
上流（几乎远及河南的开封）开始，刘大夏堵塞了通过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
部流向东北的黄河的几条支流。这样就使主河道转向东南，流向江苏北部的
徐州，进而流向淮河的主渠道入海。这样就改变了黄河的主流，使它在山东
半岛南部流动，这一改变一直延续至19 世纪中叶。在进行堵塞、开渠和筑坝
的大工程时，一次使用多达12 万人从事长达两年多的劳动。刘大夏成功地计
划和管理这一工程，这使他在历史上赢得了名声，并深得皇帝的宠爱。他历
任高级职务，最后在1501 年晚期至1506 年中期担任兵部尚书，然后退隐。
他在最后的这几年中成了皇帝最亲近的心腹，而这时这位年轻的统治者的精
力和治国的注意力衰退了。
前一个皇帝统治期间新出现的行政弊病在他的后期又任其重新出现；这
表现在设立皇庄，绕过主管的部直接封官，贪污盐业专卖款，朝廷官员接受
贿赂。以上弊病没有一项达到成化时期那样的腐化程度。这些他并不知情的
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这位善良、谨慎、勤奋和由于某些原因劳而无功的
年轻统治者的历史记录。他给王朝留下的最坏的遗产就是他的继承人。1505
年夏当尚未满35 岁的朱祐樘临终时，他在病床上召见最受尊敬的大学士们，
把他的当时只有13 岁的儿子托付给他们，并对他们说：“东宫聪明，好逸
乐??”③他的儿子，即统治期短暂的正德皇帝，浮夸和玩世不恭地藐视他父
亲的一切真挚的儒家理想主义，抛弃了他父亲树立的样板，其方式比18 年前
朱祐樘苦恼地摆脱自己父亲的榜样更为直截了当。明代后半期的开始并不吉
利，但根据所有的传统史书来判断，回想起来，弘治之治是一个值得怀念的
时代。
③ 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23—4 页；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
政策》[51]，第
94—5 页。
成化和弘治时代文官政府中的问题
内阁的地位
人们经常注意到，明代的开国皇帝并不十分信任他的官员，所以不让一
个负责任的内阁制度发挥作用。所以当他在1380 年取消了宰相之职时，他实
际上不过是使制度的现实与他的理想的观念以及他作为皇帝的活动相一致。
在他统治时期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他的几代继承者更愿意把权力委托给别
人，但是机构的变化则没有形成，所以不能提供一种宪制的基础而把负责任
的行政权力委托给宰相或任何高级的顾问集团。明太祖留给其继承者的《皇
明祖训》明确地禁止这样做。结果，每一代在位的皇帝不得不参与无数的日
常行政活动，这样做需要他掌握情报的详情，然后相应地作出决断。这种情
况当然是不现实的。
永乐皇帝精力充沛，有高度理性，并且只对行政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
北方边境的军事问题）感兴趣；他已经开始了把行政权力正式委托给受信任
的文官的过程，这些官员包括主要的部（吏部和户部）的尚书，特别是委托
给翰林院的七名年轻翰林学士组成的集团，他们因自己的学识和机敏而被他
选中。他还承认他对宦官（他皇室的奴仆）的依赖，这些人中有的通文识字，
并且专门受过行政的文牍工作的训练。经过了已形成的明初政治的黄金时
代，在1425 至1435 年的十年中，他的儿子和孙子继续组织内廷顾问的这一
精选的集团。依赖这些人（这时他们是权位较高的翰林院官员）的格局很明
显地形成了；他们最后都拥有内廷大学士的头衔，而且他们在外廷各部同时
拥有较高的官阶。担任高级职务的任期从这个世纪第二个十年一直延续到第
五个十年的三杨（死于1440、1444、1446 年），集中体现了这种发展，并且
成为后来明代政府出现的一种非正规的内阁制度的象征。
就在他们任职的时期，高级的顾问大臣——大学士及其翰林院的助手—
—开始使用在皇帝进行考虑的每份奏议的封面上贴纸条的办法，纸条上概括
了奏议的内容，并提出答复奏议的诏书应采用的形式。1435 年作为一个八岁
的儿童登上皇位的英宗继承了他父亲和祖父的一批年迈和受人尊敬的顾问。
在他未成年时（这种情况《皇明祖训》没有提到），对奏议起草答复的制度
由内阁全力实行；于是在谘询官员进行讨论和确定如何起草命令之前不提交
政府实行就成了定制。
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是官员提议的对奏折的反应——即皇帝颁发的批
准一切行政活动的诏令——占了上风，还是懒散、堕落或者有独立意志的皇
帝容许其他的方式——也许是他们口头上把答复下达给他们的担任秘书工作
的宦官侍从，也许是由这些侍从主动拟定其他的答复——以代替这些官员们
的答复，还是到头来干脆不采取行动或根本就置之不理。把准备好的命令草
稿贴在那些要求皇帝采取行动的文件上的制度，其后果是皇帝不必再直接与
他的大臣们商讨。明朝最初几代皇帝的统治是通过廷议进行治理，这种方法
在1435 年以后英宗未成年时肯定被中断了。
建议皇帝如何作出反应的纸条是一个代替面对面商量的日益被接受的方
法；他和他的宦官们宁愿采用这一方式，而舍弃统治者及其最高级的政策顾
问们通过对问题的一致理解而作出决定的办法。因此这一方法使统治者与他
的朝廷容易相互疏远。最后，这个制度可能败坏到要求皇帝采取行动的奏议
始终没有让皇帝研究的程度。皇帝及其做秘书工作的宦官可以简单地把它们
埋在堆积如山的大量送来的文件之中，而不作任何反应，虽然通政司在收到
不断送来的奏议时保存和分发了案卷。或者皇帝在答复时可以不给内阁或执
行的部以研究有关的事项和提出合适的答复的机会。
使有条不紊的行政程序趋于崩溃的全部潜力来源于明太祖坚持他的继承
者必须发挥自己的宰相的作用的这种态度。那些不能或不愿发挥作用的继承
者可能就简单地放弃了治国的大权而交给了见风使舵的人，而身处君侧的宦
官往往更有条件来抓住这种机会。
追溯到1435 年关键的转折时期，年轻的英宗甚至在十五六岁直接进行统
治之前，已经处于明朝第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独裁者王振的影响之下。王振
非常乐意地看到一些受人尊敬和权位较高的大学士一一去世，从而使他能够
把谘询大权从内阁转到与易受影响的年轻皇帝最为接近的宦官手中。王振于
1449 年在土木之战的溃败中被杀。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强大的外廷官员们
接过了权力，有力地进行治理而度过了危机，他们作出了取代英宗的皇帝（他
们的工具）正式批准的一切决定。但是在被俘的英宗在1450 年返京和在1457
年最后复辟的同时，于谦承担了强有力的行政权，这使他容易遭到渎职的指
控，其他几百人，特别是那些在反对王振及其同伙时集结起来的人，也受到
猛烈的攻击。一种造成严重分裂的派系活动盛行起来了。
土木事件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危机；它带来了考验帝国政府的时期。到
那个时候，以前顺利发展的以翰林院为基地的高级士大夫的责任谘询制度已
因王振的把持朝政而陷入一片混乱。其年轻无知曾引起1449 年危机的皇帝在
1457 年的复辟、皇帝对朝臣的不信任，以及派系活动产生的敌意，都预示着
内阁制度的不稳定性会继续延长下去。在英宗于1464 年死前的最后几年，有
些内廷的高级人士力图诱导统治者去注意制度化的劝谏，并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是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还必须等待宪宗和孝宗皇帝统治
下出现的朝廷和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到1505 年孝宗去世时，内阁制度可
以说已达到了发展的新高峰。
前面已经指出，宪宗尽管有种种缺点，却是生性宽厚的人；他很快成功
地消除了长时期相互间耿耿于怀的不满情绪，或者至少使人们知道机会主义
的朝臣们再也不能利用那些老问题上下其手了。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他与
其朝廷的官员合作得很好。只有一个派系活动的基础在当时似乎没有消除，
那就是北方人与南方人对立的潜在的派系活动；虽然他偏爱北方人，却没有
成为排斥南方人的集团的一员。事实上，南方人的势力在他统治期间增强了。
当他登上皇位时有三名大学士：李贤（死于1467 年）、陈文（死于1468 年）
和彭时（死于1475 年）。李贤是北方人；陈、彭二人都是江西人。在所有负
责协助年轻的皇帝保持皇位的人中，李贤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他在英宗的最
后几年中曾经真正地左右过政府，而在成化统治期的最初三年又是朝廷中压
倒一切的人物。
李贤让他提名的有才干和良好名声的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虽然父
子两代皇帝对他的恩宠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士大夫，但李贤始终极力主张集体
讨论，尤其坚持一切未决定的文武官员的任命要与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讨论
后作出。因此人们对他的权力并无不满。但是他与年轻的宪宗相处时并不一
直能够按其意愿行事。例如，他在打消皇帝对门达的信任这一方面就没有成
功，门达是一个无耻的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又是李贤在朝廷的死对头。李贤
几次要求退隐，但皇帝都没有批准；李贤的父亲在1466 年去世时，事实上皇
帝甚至没有批准李去服丧。皇帝对李贤的信任很可能部分地产生于一件事：
李曾经说服垂死的英宗必须让他的正式的继承人继承皇位，并且在皇帝临终
时使父子两人在一起充满感情地和解了。
在当时，李贤及其周围的高级官员出于许多原因，正处于能影响新皇帝
统治的强有力的地位。尤其是李贤，他决定施加最强烈的可能起指导作用的
影响。有一次，在1464 年夏天，还不满17 岁的皇帝登基后不久，老祖父似
的55 岁的李贤就一次袭击京师并把太庙的树连根拔起的带冰雹的风暴的含
意与他认真地谈了一次话。李贤告诉这个青年：“天威可畏，陛下当凛然加
省，无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图国是。”①历史学家评论说，在一切可能
的情况下庄重地提出这样直率的私人劝导，对这个年轻皇帝及其统治初期具
有约束性的影响，并且把内阁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也许是这样。但是宪宗也表现了超脱的不偏不倚的品质；他似乎从不为
任何官员集团或任何中心政策所左右。当他统治初期的三名权位较高的大学
士被人接替和其他人被增补时，他把一些像刘定之（死于1469 年）和商辂
（1477 年退隐）那样的杰出的士大夫安排到内阁中来。但他也任命了不道德
的万安（死于1489 年）和刘吉（死于1493 年）及其他一些名声不佳的人。
从15 世纪70 年代起，他对声名狼藉的宦官汪直（1476 至1482 年掌权）和
梁芳（1476 年至1487 年掌权）以及对万氏庇护下的一批无耻之徒的依赖，
危及了正直官员的影响和削弱了他内阁的审议作用。更糟糕的是，他发展了
不顾他的朝廷的毛病。他不必直接与朝廷官员商讨，所以长达几年没有答应
他们提出的私下商讨的请求。
对比之下，孝宗皇帝实际上在处理一切事务时尊重他内阁的判断，而只
保留小范围内对本人有重要意义的事务的个人处理权。他顽强地抓住这个独
立行动的狭小的回旋余地，并且后来在他的皇后和她的家族的影响下，独立
行动的范围略有扩大。这个范围包括庇护宗教，任命受宠的人，封赏财富和
地位，以及少数人的一些比较次要的事情。它并没有严重地削弱他的内阁的
影响，也没有破坏他政府的高昂的士气。
为了总结在这两位皇帝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内阁的地位，人们必须先确定
与它有关的政治问题。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控制政府决策权的主要斗争是
在皇帝的两套顾问班子之间进行的。一套班子来自士大夫集团。他们的组织
基础是翰林院及它对内阁职务任命的垄断。这个集团容易产生派系活动和正
当的政策分歧，但是在大部分士大夫心目中，这类分歧不过是伦理和思想价
值观念总的一致下的一个枝节部分。与之竞争的一个集团是皇帝的私人的官
僚机器——宦官——连同他们管理皇宫的以司礼监为首的24 个宦官机构。
明代制度规定，自从1380 年取消宰相的职务以后，这两个集团都没有行
使谘询职能的明确的宪制基础。它们都属于内廷，都是皇帝亲密的私人随从，
它们的权力都来自它们与皇帝的关系。两个集团都寻求先例，以使它们的职
能正规化和扩大它们的权力基础。翰林学士似乎拥有压倒的优势：他们取得
了社会能给予的最高声望。他们是履行正确礼仪和寻求先例及传统的学术根
据的专家。那些人是中华文明中理论权威的最高源泉。因此，他们十分自然
① 见朱偰：《郑和》[102]，第62—6 页；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63—4 页；J
.V.G.米尔斯译：
《马欢<瀛涯胜览>》[377]，第14—9 页。
地加强了外廷官员的力量，并且维护着全社会的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念。他们
的社会根基、思想上的世界观以及伦理道德的信仰，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
使他们成了全社会公认的代表。
在15 世纪后期，一万名或一万多名在职的宦官中，大部分似乎可能与士
大夫们持有同样的价值观念，并且还与他们合作。但是，那些并非如此的所
谓的奸阉，则是我们更容易在历史上看到的那些人。得益于接近和了解内情，
并利用成为他们与皇室成员之间关系的特征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他们知道
谁容易听从他们和受他们的诱惑。他们能够利用皇帝和皇后、妃子以及外戚，
去支持他们反对高级官员，因为作为报答，他们可以给这些皇室成员提供至
关重要的个人恩惠和奉承，为这些人采办物品，支持这些人去反对士大夫规
范的压制性的和束缚人的控制，提供许多我们认为可以使一个被严密禁锢的
皇室集团中受限制的成员取得“自由”的许多形式——总之，提供使个人取
得满足的一切形式。当然，这样就能够影响皇帝及其政府对政策的实施，但
是，当宦官集团的领袖努力想进而控制某个皇帝时，生死攸关的问题就很少
是国家政策本身的事情了。如果说真正的政策分歧常常破坏官员集团的和谐
关系，那么有野心的宦官则对统治者及皇室成员好恶的变化更为敏感。
有一些含糊的暗示，说有些臭名昭著的宦官独裁者对治国之道有新颖的
想法，或者说有些皇帝之所以宁用其宦官侍从而不用他们的内阁，是因为他
选择了官员们所反对的政策；但是这些问题似乎从来没有成为内阁和宦官为
了引起皇帝注意而产生的冲突的核心。皇帝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听从这一类或
另一类顾问，也可以冷静地扶植这两类集团，使之互相倾轧。迟钝的宪宗表
现为后一种类型的统治者，虽然他更多的是通过不问不闻而不是通过计谋做
到这一点。还不清楚他用心计和有目的地进行操纵的程度；他可能只是缺少
怎样进行统治的明确的意识。但是他的儿子孝宗皇帝则是明代统治者中最完
美的榜样，即他完全听从他的儒家顾问，并认为他的内阁和朝廷机制是与他
本人的皇帝威严相当的负有重任的组织。这就是在15 世纪终了时内阁权威大
为增强的根本原因。它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先例，但却不能提供一个使这种
现象持久不衰的宪制基础。
宦官官僚政治的成长
孝宗完全和真诚地接受士大夫的谘询作用，特别是由三至五名大学士组
成的他的内阁的审议职能。反过来，他们得到了通过每三年的考试直接选入
翰林院任职的最佳学者的补充。一旦进入这个精选的集团，他们就作为幕僚
助手开始其前程；所有未来的大学士将在他们之中指定。虽然诚心诚意地喜
爱士大夫代表的价值观念，可是孝宗像他的前几代皇帝和直至明朝灭亡之前
的他的继承人那样，甚至也完全接受宦官官僚政治的思想，宦官政治不但已
在宫内发挥作用，而且在全帝国的文、武行政职务中也是如此。
成化和弘治两朝出现了宦官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这是以前的
宋、元两朝无法相比的；虽然15 世纪后期的心情不安的官员喜欢引用汉、唐
宦官滥用权力的例子，但是明代把庞大的宦官行政编制正规化的情况，甚至
在以前宦官肆虐的朝代也确实是没有的。《明史》过于虔诚地宣称，明太祖
曾经打算让他的皇室只使用约一百名宦官，不准他们识字，不准他们以任何
方式与士大夫们私下交往，而且以任何方式参与行政活动就要处死。一块上
面写有以上最后一条禁令的铁牌被认为曾经立在宫内，只是在15 世纪40 年
代第一个声名狼藉的宦官独裁者王振使用了奸诈的手段，它才被搬掉。
《明史》谴责永乐皇帝，因为他背离了开国皇帝的意愿，在15 世纪的第
一个25 年中不论在宫内还是宫外，都指定宦官去执行其范围大为扩大的任
务。一位现代的学者已经论证过，《明史》无非重复了关于宦官这一题目的
流行而不实的传说；对于这个题目，大部分明代史学者都未加注意，而且这
方面的系统材料现在仍难以收集。②他明确地指出，明太祖使用识字的宦官并
在宫外的政府中委以重任；而明史中最令人厌烦地反复提出的传说之一，即
立铁牌的传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不错，永乐帝大大地扩大了使用宦官的范围。
他不但是在开国皇帝原来实行的基础上实行，而且在求助宦官侍从去处理大
量要求皇帝注意的文件中，他是屈从于他无法控制的现实。这个现实是，开
国皇帝取消宰相的事实留下了一个严重受损伤的政府结构。对皇帝来说，宦
官侍从是一个针对外廷领导遭到破坏的临时性的反应，在以前的朝代中，这
种领导给统治者提供了可靠的行政协助。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明代开国皇帝最严重的判断错误。它影响行政的
许多方面，特别是它造成了内阁和主要的宦官之间棘手的关系，因为两者都
被要求去填补这个空缺。宦官能够不费劲地把这种局势转化为适合他卑鄙目
的的情况，在明朝大部分皇帝的统治中真是太明显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大
部分已经转到在最高层公开滥用权力这一方面；一个同样重要但尚未研究的
问题是在宫外被委任文武官职的宦官编制的扩大。
1485 年，一名都察院的官员抱怨说，宦官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0 大关，
并已成了一个财政负担。在1644 年李自成的乱军灭亡明朝时，京师的宦官也
许多达70000 人，而且还有其他许多宦官在全国各地任职。不论这些数字是
否十分精确，它们却正确地反映了这种趋势。它们说明到成化和弘治两个时
期，宦官的编制已经发展到帝国政府中全部有品位的文官官职的数字，而且
很快就超过了这个数字。
文官官僚集团和宦官官僚集团在治理帝国时协同发挥作用。这两个等级
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在竞相控制皇帝和来自皇帝的各方面的权力时势不两立，
但在大部分情况中，他们常常不得不合作。这两个官僚集团都被高度组织起
来；凡加入各该集团的人都各需要特定的和客观地评定的条件。它们都有自
己的管理制度，以及既定的办事程序、承认考核功绩原则的晋升阶梯、细致
地分成有固定收入和地位的等级、规定和先例。二者中的宦官官僚集团相对
地说很不稳定，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能大大地限制它的作用，缩小它的规模，
并且为此而赢得赞誉；事实上在16 世纪第二个25 年嘉靖统治时就发生过这
种情况。可是总的说来，宦官官僚集团积累性的发展却远远超过文官集团的
发展。
在制度方面，宦官注意扩大他们负责的官僚集团，并且注意使它取得不
断加大的重要活动范围，以使统治者和政府比以往更加依赖他们。在病态性
多疑的明太祖立下的传统中，一些皇帝也有兴趣让他们的宦官发挥遏抑官员
的监视作用和充当抵销官员势力的一种力量。只有一个以身负明确的重任的
② 关于详细情况，见徐玉虎：《郑和评传》[235]，第118—19 页；陈文石：《明洪武嘉
靖间的海禁政策》
[51]，第85—6 页；罗荣邦：《明朝水军的衰落》[358]，第151—54 页；德雷尔：《明初
政治史》[146]，
第232—33 页。
宰相为首的强有力的外廷才能阻止宦官力量的发展。17 世纪的历史学家，即
那些反思明代历史上出现过什么问题的同情明代的人，曾提出一种观点，即
大学士不得不作为不能拥有宰相官衔的实际上的宰相而发挥作用，因此他们
不能完全履行他们的职能。他们还提出一种看法，即这样行使的宰相的权力
是分散的；内阁的这种临时性的权力基础可以很容易地被司礼监的宦官所拥
有的与之竞争的权力基础所压倒。宦官的制度方面基础的扩大，使得宦官官
僚集团的领袖们成为越来越可怕的竞争者。
汪直，这名万氏的宦官，宪宗在1477 年让他独揽新建的西厂大权，已被
人称为明代四大声名狼藉的宦官独裁者之一。可是在宪宗和孝宗的统治下，
比在最高层滥用宦官权力更为严重的情况无疑是宦官官僚集团扩大的职能的
正规化。在15 世纪的后半期，在军事，监督马匹的采购和兵器及其他军需品
的生产，控制纳贡制度下的大部分对外贸易，管理皇家的丝绸及瓷器工厂，
为朝廷采购和运输国内的产品，管理大部分皇宫、皇陵和寺庙的建造等方面，
以及在执行众所周知的全国性秘密警察的调查、审讯和惩罚的任务方面，宦
官们终于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虽然宦官的官阶不得高于正四品，但主要的
宦官们终于被承认为是与他们一起执行特殊任务和从事正规工作的首要文武
官员地位相当的人。
例如，大学士彭时（1416—1475 年）曾在他的著名的回忆录中写道，在
1464 年2 月24 日，即在英宗死后的一天，一个由12 名高级武将、文官和宦
官——宦官占12 人中的4 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奉命成立，以审议政策和
向新皇帝提出建议。①虽然官方史料都没有记录此事，但彭时本人是这12 人
之一，所以似乎没有理由去怀疑这样一个集团的组成。他说，这个顾问集团
是按照宣宗皇帝在1435 年去世时提供的前例组成的，当时明朝第一次由一个
未成年的人继承皇位。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明太祖留给后代的使他
们受宪制安排约束的《皇明祖训》并没有提供为未成年的或无能的统治者摄
政的任何形式。于是经皇太后的批准，一项让权位较高的官员（主要为三杨）
审议和建议的安排被制定出来。但是，没有记载写明1435 年宦官已正式被任
命参加这一高级谘询大臣的集团，虽然他们对年仅七岁的英宗的日常生活的
控制使他们有机会去影响事态的发展，从而到15 世纪40 年代使王振能完全
左右政府。到30 年以后英宗去世和需要另一个这样的组织时，司礼监四名为
首的宦官被正式任命参加。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司法行政工作中找到。都察院、刑部和两京的独立的
司法复审机构大理寺在一起被称为三法司。它们在每年秋季审查判决，以确
定哪个案件可疑，哪个可以减免，哪个严重得需要皇帝批准处以最严厉的判
决（肉刑或流放）。自15 世纪40 年代以来，宦官们偶尔代表皇帝参加这些
复审。复审在非常严肃的气氛中进行，大学士和三法司的负责官员在这种场
合表现出他们的司法知识。1459 年以后，有功勋的贵族在最后的朝审中参加
这些官员的工作。
1481 年，成化皇帝作了改变。每年例行的复审（录囚）仍继续进行。但
是他规定每五年一次的大审来代替每年的朝审。这时大审正式由京师负责司
礼监的宦官（或南京的内守备）召开，三法司的首脑参加。②在他统治时期，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9、287 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6 页
。
② 这两部著作全文收于《明实录·宣宗实录》[380]。关于书目评论，见李晋华：《明代
敕撰书考》[320]，
他的宦官代理人在年度复审中已在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他们常常不同意大
学士们的决定，并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内阁和朝廷中学识渊博的专家。这时
大部分被排斥在复审活动以外的那个集团恰恰包括了那些内阁的官员，于是
司法复审活动成了宦官行使权力的另一个方面。
从以上两个事例可以看出，15 世纪后半期宦官官僚集团变化的特征恰恰
是他们从实际权力的增强转化为对他们作用的正式承认及其作用的制度化。
有人也许会争辩说，宦官行使他们的行政和监督的职能会与一般士大夫一样
出色，也许还不会给社会增加更多的费用。但是说到费用，它肯定不会少于
维持一般文官的支出。宦官取得的品位越高，他们越是像大官那样生活。他
们建造华丽的宅第，资助寺院，取得土地，有私人的奴仆和随从，而且像那
个社会所冀求的那样也想供养家庭。许多宦官收养义子（一般为其侄子），
并力图为他们优先取得朝廷中最易受他们影响的官职的任命——在锦衣卫或
其他京师军事单位中任百户或千户之职。
但是，士大夫——宦官的竞争者以及社会的道德维护人——却不认为宦
官是权力和地位的合适的拥有者。这种偏见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充分根据的。
的确，他们之中的历史学家热情地记载一些杰出的好宦官，这指的是那些生
活简朴、忠于皇帝、在频繁的宦官派别活动中反对坏宦官以及与好的官员合
作的宦官。《明史》指出，这类品德高尚的宦官在孝宗统治时期为数非常之
多。除去这种值得注意的偶尔出现的例子，士大夫明确地贬低宦官和不断地
指责他们。他们接二连三地上奏，要求惩处那些唆使青年男子自阉（通常由
其父母强制阉割）以期这些人万一被接纳入宫而使自己能免税和致富的人。
他们要求减少招收宦官的人数。他们揭露这些人为非作歹的罪恶昭彰的例
子。他们还要求减弱这些人治理国家的作用。
在分析整个中国历史——尤其是集中分析明代经验——的宦官弊病的文
章中，最有力的论证文章是17 世纪的学者顾炎武的两篇批判性研究论文。③
他在第一篇论文中相当详细地引了1464 年呈给新登基的皇帝宪宗的一份奏
疏，以加强他的论点。奏疏来自以王徽（约1407—约1489 年）为首的一批
南京的都察院官员，是他们呈上的两份要求改善宦官待遇的奏疏之一，但是
从上下文看它却要求严格地限制宦官，只让他们执行宫内的不重要的任务。
1464 年夏初呈上的第一份奏疏的最后部分简明而有力地阐明了这个问题：
自古宦官贤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权，致令败坏，然后加刑，是始爱而终杀之，非

所以保全之也。愿法高皇帝旧制，毋令预政典兵，置产企业。家人义子，悉编原籍为民。
严令
官吏与之交接。惟厚其赏赉，使得丰足，无复他望。此国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①
这份奏疏没有立刻得到答复，但在这一年晚些时候皇帝降了大太监牛玉
的级并予以惩罚（因为牛要对他不幸地选中第一个而后又很快予以废黜的皇
第41—2 页。
③ 关于宣德帝关心公正的行政，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4—15、1
32—34、260—
261 页。又见黄章健的《<大明律诰>考》[245]中所引的官方记载，载《明清史研究丛稿》
[242]，第195—
198 页。
① 关于近代史学家对宣德帝的评价，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5—57 页；王崇武
：《明仁宗宣宗事
迹旁证》[541]，第201—03 页；吴辑华：《明仁宣时内阁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
6]，载《明代制
度史论丛》[580]，第193—97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9—88 页；德雷尔：《
明初政治史》[146]，
第226—36 页。
后负责）以后，王徽及其助手被抓和投入监狱。在狱中，他们呈上了第二份
奏疏，大意是：臣等早就言之，同时以牛玉的失宠垮台为例重申他们的论点，
这一次对这些论点的陈述更为生动详细。其中的一段特别是针对朝廷官员和
宦官之间的棘手的关系：
内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识廉耻，多与交结。馈献珍奇，伊优取媚，即以为贤，而朝夕誉之
。
有方正不阿者，即以为不肖，而朝夕谗谤之，日加浸润，未免致疑。由是称誉者获显，谗
谤者
被斥。恩出于内侍，怨归于朝廷，此所以不可许其交结也。
皇帝被激怒了。他说这份奏疏的作者们完全是为了沽名钓誉，甚至不顾
许多政府官员对他们的大胆而坚定的支持，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远地区担任
低贱而艰苦的职务。在宪宗统治的以后的时期里，宦官们对他们紧追不放，
阻挠对他们的宽恕和不让他们担任较好的职务。王徽活到1488 年孝宗登上皇
位，当时他经杰出的吏部尚书王恕荐举而担任朝廷中一个高级职务；他不久
去世，终年82 岁，即使没有得到补偿，却得到了昭雪。
这些抗议者不过是因反对宦官而毁了自己前程的几百人中的一小批。他
们提醒我们，作为宦官政治发展的另一个后果，我们必须考虑到它对官员们
士气的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对两京中其前程必然与宦官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官
员的士气的影响。宦官们造成的局势常常使与他们合作的“卑鄙的”机会主
义官员与“正直”清廉的官员发生对立。可是没有一个高级官员能使工作卓
有成效，除非他能取得与宦官领导集团的良好的工作关系。易接受士大夫指
导的孝宗大大地改善了这种恶化的气氛，但是他没有作出结构的变革，并留
下了隐患，使宦官的弊病在他的不寻常的儿子兼继承者统治下又迅速达到无
以复加的程度。
军事问题
政府的军事力量
成化皇帝统治的23 年和弘治统治的18 年，不但在它们面临的国内和边
境的军事问题的性质方面，而且在它们作出的反应方面都互不相同。简而言
之，朱见深与他的有军事头脑的祖父和父亲〔宣宗皇帝（1425—1435 年在位）
和英宗皇帝（1435—1449 和1457—1464 年在位）〕相同，向往他们的生气
勃勃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姿态，并且厚赏有成就的军事将领。与之相
反，朱祐樘尊奉儒家的和平主义理想，不鼓励那些采取侵略性政策的人。在
成化帝在位期间，共封了九个伯爵和一个侯爵，作为对军功的报偿；在弘治
帝在位期间，只封了一个授给有功勋的贵族的爵号，而这个爵号是追封一个
在1504 年于北方边境战死的英勇而顽强的老将。虽然在这两代皇帝统治下，
北方边境是明朝军事上主要和持续的关心点（这是不易摆脱和一直存在的一
些根本原因所造成的），但那里出现了不断变化的形形色色的敌对领袖和联
盟。（那里地形势将在以下的《北方的边境战争》一节讨论。）
成化统治的更带侵略性的军事姿态反映了三个因素：（1）军事威胁来自
更强有力的敌人；（2）皇帝的态度保证了中国人作出积极的反应；（3）爱
搞权术的官员——象宦官汪直——认识到可以从凯旋或报捷中获取个人利
益，就在成化统治时期为这类行径制造更多的机会。不像他们的大部分前辈，
这两个皇帝都没有亲自出征，以后的明代皇帝除了喜欢模仿英雄的正德皇帝
（1506—1521 年）外，也没有这样干过。
宪宗虽然喜爱武功，本人却不壮健；温和和主张和平的孝宗在整个明代
的皇室中是最不可能成为战地统帅的人。可是他有一次相当含糊地提出，也
许他要义不容辞地率军对其北方的敌人进行一次讨伐。1504 年夏季快到他的
统治结束之时，大同的边防区又遭受了几乎是每年发生的袭击。他召集他的
一批大学士私下讨论了这一他似乎认为会使人们怀疑他统治的正义性的永无
休止的问题，也许他还想起了公元前12 世纪周武王向商代的暴君发泄的那种
令人钦佩的义愤，结果他便去考虑如何制服桀骜不驯的蒙古人的种种办法。
在认真思考后，他的儒家的责任感明显地克服了他对战争的厌恶，同时一名
勇猛的指挥及他率领的一支所的人马在敌我人数悬殊的情况下英勇殉国的消
息又进而激发了这种责任感，于是一向谨慎的孝宗经过长期的犹豫之后就提
出：“太宗频出塞，今何不可？”这一与他性格不一致的提议一定引起了众
人的惊奇，他信赖的兵部尚书刘大夏克制了这种情绪，以完美的朝臣的机敏
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他引了永乐帝时期的
一件事以证实他的论点，最后他下结论说：“度今上策惟守耳。”
对于刘大夏对明初帝国的军事形势与一个世纪以后的军事形势的比较，
我们完全可以作更深入的发挥；前后形势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史学家已
经注意到在明初几代皇帝时期造就的勋贵的衰落以及职业军人和皇帝之间紧
密关系的减弱。到15 世纪中期，对军事的控制和对封赏的垄断，正在从以往
英雄人物的第二和第三代有爵号的、但往往是无能的后裔转到了文职官僚和
从事军事的宦官手中。军事政策日益由文职官僚来决定。15 世纪后期几个最
能干的军事领袖像16 世纪初期最著名的王守仁（哲学家王阳明）那样，都是
科举出身和从其他行政职务转任军事领导的人；突出的例子有：韩雍（1422
—1478 年）、王越（1426—1499 年）、项忠（1421—1502 年）和马文升（1426
—1510 年）①。对比之下，与他们同时的一些最高级的世袭军事将领却大都
无能而不值一提。此外，在位的皇帝已不再是擅长军事和能够亲自严密监督
整个中国军事制度去执行任务的人；优秀领导人的出现和使用都带有偶然
性，支持军事的结构再也得不到严格的维护。这种变化是逐步的，在暂时的
更有利的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总的说来，刘大夏
关于明中叶诸帝掌握的军事手段“远不逮”以前几代皇代掌握的手段这一判
断是很深刻和正确的。
摆在宪宗和孝宗时期的明政府面前的军事问题是组织问题——如征兵、
训练、部署、后勤支援及军队领导——和在国内及国际上必须使用武力的那
些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按以下顺序在下面作简要的论述：组织问题，盗
寇和叛乱引起的国内大事，与其他国家——这里是指亚洲内陆——在边境上
进行的战争。
中国兵制的组织结构在这两个统治时期没有大的变动。它的基本部分是
驻守在全帝国的大约500 个卫及组成它们的所；每个卫名义上有官兵5600
人，他们理论上来自世袭的军户，而实际上往往由雇佣的人代替。帝国所有
的卫名义上的兵力应该接近300 万名官兵，但到明中叶，可能略少于此数的
一半。它们由五个大都督府指挥，而不是由中央统一调动。此外，还有以类
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专门的禁卫军，其数超过70 个卫，分别驻于北京及其附
近。名义上，这些卫又可提供将近100 万士兵，但它们的人员严重地不足，
事实上其士兵大部分不带武器，而是作为劳工从事劳动。它们有其数以千以
万计的超编军官，这些职务不加区别地授给那些与朝廷有关系的人的亲属。
京卫独立于五个都督府而不受其节制。还为北方边境的九边设置一个专
门的指挥机构，九边为长城沿线保卫中国不受亚洲内陆侵袭的几个地区。这
种军事力量得到较为适当的维持；这时它的实际兵力约30 万人，它的供应和
训练都优于各省的卫，不过也有领导素质差的问题。不论是镇压国内的骚乱，
或是保卫边境，为大规模的战役建立专门的指挥机构成了定制。到成化和弘
治时期，这类紧要事件一般需要专门征募民兵，或者专门集结专业的战斗部
队，因为旧的卫的建置在军事上已不再是举足轻重的了。背上了一个早已衰
败的制度的包袱，这两个皇帝及其军事顾问只能试图改造和零星地改进。
一个旨在改进京师防御的这种组织改造就是统一训练的做法，它在1464
年由精力旺盛的兵部尚书于谦在1449 年危机时提出，然后又被放弃了。宪宗
登基后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是下令恢复这个制度。各有10000 人的12 个“团
营”从30 多万士兵精选出来，这30 万名士兵原先组成了三个专门轮换训练
步兵、骑兵（主要是蒙古人）和火器兵的京营。三个营的士兵名义上是从北
京附近各省的卫轮换送来，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超龄而合法或非法地被留下
作为仆人或劳工从事劳动。在新制度规定下，选拔出12 万名最优秀的士兵；
不合格者再分配任务或退役。这样组成的12 支训练部队之所以称为“团营”，
是因为它们的训练把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职能合在一起，并且把这三个组成
的兵种的指挥统一起来，以便形成更大的战斗力。
宣宗皇后的兄弟孙继宗因他在1457 年英宗复辟时所起的作用而被封为
① 关于更详细的论述，见牟复礼：《1419 年的土木之变》[400]，载《中国的兵法》，小
弗兰克·A.基尔曼、
费正清编（坎布里奇，1974 年），第243—72 页。
会昌侯，这时被任命为12 个团营的指挥，由此可见朝廷对改革的重视。但是
与这项工作有关的最重要的军事人物却是杰出的宦官将领刘永诚，他当时已
经73 岁，是一个从永乐皇帝时期起的久经沙场的老将，这时负起了指导新的
训练活动的实际责任。12 个团营也各有一名宦官监军，作为指挥的第二把
手。
恢复的制度后来经历了若干修正，并且一度显得很有成效。汪直于15
世纪70 年代中期掌权以后，团营完全变成由宦官指挥和领导的事业。常常有
一半以上在编的兵力不知去向，他们非法地充当了高级军事领导人和宦官的
劳动力。宪宗于1487 年登基后不久，把12 个团营的领导权重新转交给文官。
他挑的指挥官的人选是新任命为都御史（后任工部尚书，继而又任兵部尚书）
的马文升，他作为一名军事行政长官的非凡能力已在北方边境的长期和杰出
的工作中得到了证明。这个制度从此历经变迁，直到它在1550 年被废除为
止，当时重新出现的蒙古入侵再次要求朝廷进行组织改革。
1494 年，一份诏令为征募和利用民兵确立了全国性的准则，这些民兵名
义上是百姓中志愿服兵役的人。在边境，这些人称土兵，在各省，他们称为
民壮。自1449 年的危机以来，紧急时期在百姓中征募志愿民兵的做法已经非
正规地发展起来；而现在在使这一做法正规化的同时，卫所制度的缺点也进
一步被人们认识到。1502 年据说有30 万民壮已被吸收进卫所，这样有助于
填补卫所兵员的缺额。又经过了50 年，专门征募的部队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在
全国许多地方有完全代替卫所驻守部队的倾向。
1496 年夏，兵部尚书马文升呈上一份长篇的奏折，详细陈述了自开国皇
帝和永乐帝统治以来中国军事建置衰落的各个方面。在一道显然与马文升商
讨后起草的批复诏令中，皇帝接受了若干改革，其中最引人兴趣的是大力招
收“将才”的活动。他提出自宪宗设武举——与文官科举考试相对应的考试，
在1464 年晚期宣布开科，在15 世纪70 年代加以扩大——以来，已经造就了
能充任日益增多的武职的人，但是那些具有杰出将才的人却没有被吸收。他
极力主张地方官员应该物色精通战术战略和具有领导素质的人，并根据武举
规定的程序吸收他们。以后不久，他授权通过更体面地直接任命这些具有卓
越才能的人担任应该担任的工作来召集他们。①但是历史学家沮丧地指出，没
有人曾经应皇帝之召。
在中国军队中，奖赏和晋升除了高级将领外都根据各个战士俘获或杀死
敌人的记录，并通过交出的俘虏或其首级来核实。以首级核实的办法远为方
便，并更普遍地被采用。奖赏的规格取决于发生战斗行动的战区。也就是说，
奖赏根据战斗带来危险的大小和敌人的凶猛程度分为几等。在战斗中抓获一
名敌军将领或其他指挥官会得到特殊的奖赏。另外，在北方和东北边境砍下
敌人首级带来最高奖赏，从西边（西藏）边境和在与西南土著战斗中得到首
级次之，而在与盗寇或叛乱者作战时取得汉人首级的奖赏则属于末等。在特
别危急的时期，奖赏制度有了变动，对当时最危险的新敌人的首级给予更高
的奖赏。这个制度受到许多人的批评，特别是有和平思想的儒家政治家的批
评，他们认识到这样会牺牲无辜者——凶残的将领常常被指责在战区，甚至
① 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 年；1974 年北京再版），170，第4545 页；夏燮编
：《明通鉴》[210]
（约1870 年，1959 年北京再版），26，第1049—050 页。《明史》兵志提供的数字是错
的；参见《明史》，
89，第2177 页。又见富路特、房兆楹合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1609 页。
远在战线后方斩杀不幸的非战斗人员，以便扩大他们的战果。反黩武主义的
御史们也常常揭露一些将领的虚假战报。他们与个别的战士不同，当他们宣
布“胜利”时可以从他们的部队获得的首级的总数中得益，并要求奖赏。但
是这个制度虽然常遭批评，却没有变动。
总之，在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中国的军事制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结构
变化，尽管人们日益认识到它的缺点。一个值得注意的积累性的变化是宦官
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他们正式行使“监军”的职能，监军即使不是在名义上
指挥驻守战略要地的部队和战地的军队，也是指挥机构的第二把手。他们的
权力结构的最高等级是宦官官僚集团的领导（司礼监）而不是兵部或五个都
督府。这并不能提高军事专业的声望。在这两代皇帝治下进行改革的最雄心
勃勃的企图是在京师12 个团营中恢复训练活动，这项改进能短期地提高京师
防卫士兵的战斗力，加强对他们的支援体制和提高士气。但是，这样拼拼凑
凑的改进不能实质性地改变更大的现实情况。
在明代中叶，战争是国家政策的一个不得力的手段，它本身在这个时期
对国家的存在并没有关键性的影响。军事机构虽然在明代政府是最庞大和最
花钱的组成部分，却是建立在一盘散沙之上。作为一个在注重功勋的社会环
境中的名义上的世袭制度，它在明代社会中没有稳固的位置，在公众的心目
中也不处于受尊敬的地位。除了把军事当作他们所偏爱的用以控制社会的标
准道德手段中的一种极端制裁手段外，大部分文职官僚并不信赖它。军队中
的职业领导人，不论是世袭和处于最高层的贵族军人，或是从武的宦官，一
般几乎得不到威望，更不受人尊敬。军队是这样一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它越
来越面向和平，除了保卫边疆和维持国内安宁外，没有其他军事目标。因此
在明代中叶，许多人已看到了军事上带根本性的组织缺陷，但只有少数非凡
的政治家才认真注意这些缺陷。
盗寇和叛乱者
在中国人对社会动乱的分类中，盗寇与叛乱的区别有点像传统中国动物
学分类中家鼠和老鼠的区别——它们属于同一类，但后者大于前者。名称的
内容是部分重合的，行政官员不得不辨别的一个重要区分是，盗寇行为对地
方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而叛乱则对国家提出挑战，可能危及它的安全。成
化统治的初期受到了更大规模和更具威胁性的一类动乱以及边境战争的折
磨。这几年的地方盗寇活动也多于往常。当爆发的应称之为叛乱的一类事件
属于非汉族的土著——当时仍支配着南方和西南各省大部分领土的部落民—
—的动乱时，这就增加了问题的重要性。如同北方边境问题和中国与亚洲内
陆各国的关系，在中国的官员中也存在着关于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许多争
论。作出的反应在严厉的军事镇压和各种政治及文化诱导的形式之间交替变
化。这个时期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作一些有价值的初步探
索。
大藤峡之战（1465—1466 年）和针对非汉族民族的其他国内战争
广西瑶族人民的叛乱由一个能干的首领侯大狗——瑶族四“大族”之一
的头人——领导；这个叛乱自15 世纪50 年代以来已经在酝酿之中。它在1464
年正当宪宗登基时全面爆发。对这个区域的几个行政长官来说，危机更因邻
近的苗族和壮族同时发动的起义而加剧。受影响的中心区位于广西中部（今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浔州城（今桂平）西北长达75 或100 英里的浔江（黔江）
流域。浔江的这一段迂回曲折，穿过森林覆盖的陡峭山岭，它的峡谷既深又
隘，土人靠在那里生长的大藤越过峡谷；悬挂的大藤宛如吊桥，因而给峡谷
起名为大藤峡。历史上的这一事件也以此命名。
叛乱和镇压活动波及包括邻近的今湖南、贵州、江西和广东四个省的区
域，在广东，它一直蔓延到珠江江口的新会，直达省府广州的门口。当这次
土著的起事发生在偏远的边境区而侵入了具有大城市和经济、政治权力中心
的人烟稠密的沿海地带时，整个华南大为震动。经过远征军不到半年的征讨
后，侯大狗在1466 年被俘，但要平定这个区域还需要好几年，而且以后叛乱
屡次发生，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事实上，广西部落零星的叛乱延续到了
近代。因此，15 世纪60 年代的所谓平定叛乱必须放在漫长的历史背景中去
考察，但是它至少解决了当前的危机。
地方部队在1464 年对最初叛乱的反应未取得成功。在1465 年初期，兵
部尚书王竑分析了形势，认为需要迅速和果断的军事行动。他认为省级官员
由于想用大赦和奖赏的办法争取瑶族的叛乱者，已经把问题搞糟了。王竑认
为，这种办法就像对待宠坏的孩子那样，而且给人的印象是，国家不准备采
取果断的措施。他提出，新任广东副使韩雍具有这个任务所需要的文武才能。
在都督赵辅的麾下设一战地指挥部；赵来自世袭的军官集团，能力不强但地
位很高。赵被任命为这次战役的总兵，而韩雍则为第二把手，此外还有两名
高级宦官担任的监军，以及核实向上呈递的奖赏要求的御史和其他文、武官
员。但是作战的指挥权完全操在韩雍手中；他作出所有的决定。幸而赵辅和
两名高级宦官把他当作领袖并与他合作。这在明代中叶的军事行动中是不多
见的。
韩雍在2 月份被任命，到7 月初期已经赶往南京，去完成集结他将率领
南下到广西省的野战军的工作，并与他的参谋军官商讨战略。一个文人政治
家，广东人丘濬在一封给首辅大学士李贤的信中，递呈了一项作战的计划，
李贤随即转呈给皇帝，并附上赞赏的评语。韩雍在南京接到了要他采纳丘濬
的战略的命令，战略提出要兵分两路：一路进入广东，扑灭已在那里蔓延的
所有叛乱，另一路进入广西的峡谷区，以压住在其根据地的瑶人，然后等待
他们投降。韩雍究竟采纳了这项计划，还是认为它过于胆怯而予以拒绝，记
载所述不一。但是可以肯定，他在战地现场作出一切决定。
30000 名士兵，其中包括1000 名其勇猛残忍使人畏惧的蒙古骑兵弓箭
手，到夏末浩浩荡荡前往广西，在那里据说有16 万名本地士兵与之会合。韩
雍在峡谷区边缘很快向瑶人进行攻击，赢得了斩首六、七千人的初步胜利，
并诱使一些瑶人投降和加入官军。韩雍不顾所有眼光狭隘的建议，决定直接
攻打峡谷区中央瑶人的栅寨。在1465 年12 月和1466 年1 月的一系列激战中，
两路大军在大藤峡会合，攻进峡中，焚烧了部分峡谷，并击溃了敌人。侯大
狗和他的近800 名追随者被生俘和解往京师斩首。许多栅寨被毁，所获首级
超过3200 个。中国的军队在此以前从未能深入瑶人的居于心腹要地的堡垒。
厚密达数英尺的大藤被砍掉，同时为了加深人的印象，其名改为断藤峡。
以后的斗争进行得非常严酷残忍，为的是恫吓瑶族人民。军队被调往邻近各
省，以镇压叛乱的外沿区。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区域，韩雍设想的军事和政
治调整方案送呈朝廷并被采纳。这些方案包括在峡谷入口处设立一个新的
州，加强治安，强化广东广西这两个最受直接影响的省份的文武事务的协调，
任命一批瑶族部落首领为这个地区的负责官员。韩雍本人被指定留在那里进
行监督，直至1468 年后期。
最后将成为广西主要部落民族的壮族单独地受到特别的注意。他们是凶
猛的战士，因其毒箭而使人非常畏惧，这种毒箭能“立即致人死地”。中国
人用他们去对付瑶人，征募他们之中最优秀的战士为设在峡谷区中央的一个
所的士兵，并且“根据习俗”由劝诱他们投降的中国军官率领。到这个世纪
结束之前，这些壮人还两次叛乱。
瑶族的大藤峡起义是15 世纪后期最震撼大地的一次部落起义，但只是这
个时期许多起义中的一次。在这次起义的余波中，有苗族人民发动的大规模
动乱，苗人在1464 年已与瑶人一起叛乱，而在次年与他们一起遭到镇压。但
是遍布中国西南的苗族在他们的几个中心之间保持一定的联系。其中的一个
中心是湖南西南位于与贵州交界处的靖州，广西的动乱似乎已蔓延到那里。
李震率领的一支大军不得不在1467 年初期镇压1466 年后期在那里爆发的一
次起义。李震出身于世袭的军官阶级，并继承了卫指挥使的官阶。15 世纪40
年代以来，他已在与西南的土著交战，他的英名使他们胆战心惊。他这时已
成为贵州都指挥使和西南防御结构中的中流砥柱。他代表了明代控制部落民
族的力量中的一股势力，即主张单纯使用武力的一派。他通常迅猛地获得成
果，但这些结果很少能持久下去。他宣布1467 年在靖州平定了苗族，杀死数
千人。他们在1475 年再次造反，他在1476 初期又宣布平定了他们和杀死数
千人。
一次据推测也是苗族的山都掌部落民发动的严重叛乱在位于播州、泸州
和叙州的四川和贵州两省交界处同时爆发。虽然发生在贵州省的对面，但它
可能与李震征剿的几次叛乱有关系。一支新任兵部尚书程信也参加的远征军
在1466 和1467 年的大部分时期中在那里征讨；他们报告说，叛乱在1468
年的仲夏被决定性地镇压下去，当时程信被召回京。但是苗族和其他民族于
15 世纪70 年代又在那里叛乱，这需要进行直到1480 年才结束的三年战争。
中国人强加给土著人民的真正苦难（虽然这不是中央政府的本意）看来
引起了许多动乱。但是，有的动乱仅仅是土著更加好武的生活方式的产物。
后一种类型的最令人注意的例子是弘治统治快结束时发生在与云南交界的西
南贵州。许多西南的部落民族有女性领袖；明朝朝廷完全承认那些社会的女
权思想的合法性，并且批准一批妇女的世袭领导权。其中之一是贵州省普安
府一位名米鲁的妇女，她领导了1499 至1502 年的众所周知的叛乱。叛乱蔓
延到云南省“罗罗”族（今彝族）的据点曲靖府，她可能也属于“罗罗”族。
她谋害了一批可能与她争夺领导权的她丈夫的家族成员，与她丈夫的一个下
属发生关系，然后与此人成婚，一起公开叛乱。
她的追随者日益增加，并且威胁两省的一些重要的府，最后政府组成大
军去镇压她的叛乱。征剿需要四个省的官军，再加上80000 地方军（可能大
部分是部落士兵），其中一支经过五个月的追剿，最后把她俘获并斩首。这
次战斗破坏了几百个部落栅寨，造成数千人死亡。这一次叛乱不同于许多部
落叛乱，似乎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叛乱，而不过是她生涯中的特别无法
无天的行动。
在以后的整个15 世纪，如同整个明朝的大部分时期，官员们就如何处理
经常发生的非汉族人民动乱这些朝廷面临的政治问题争论不休。来自有大批
非汉族部落民的区域的官员常常极力主张采用本地部落领袖领导的形式，以
取代强加给本地人的不论是否有部落民任职的中国组织形式。促使表达这种
思想的两个事例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
1500 至1503 年期间，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了一次相当严重但有地理局限
性的部落叛乱，这是一次该省黎族的起事。他们对一批批贪婪而残酷的州府
官员的虐待非常不满，就组织了一次以该省内地可靠的山区为基地的抵抗运
动。他们由一个受尊敬和能干的部落领袖领导，他集结了武装的团伙以反击
沿海的华人社区。在危机发展到高潮时，朝廷收到户部主事冯颙的奏疏，冯
颙本人也是海南岛的汉人。他陈述的观点得到朝廷的认可。
他的计划是吸收过去有世袭职务的黎族部落领袖的儿孙担任负责任的部
落土司，这些职务由朝廷批准，并具有朝廷授予的治理黎族部落的权力。这
些职务原先已被取消而代之以正规的汉族官职。冯颙极力主张，这些黎族的
天然领袖这时应被容许去组织负责维持安宁的军事部队，在那些取得成效的
地方，这些人将如以前的成化时期那样，可以世世代代拥有其祖先的土司的
地位。这表示从把土著吸收到汉族统治的中国社会之中的这一措施后退了一
步。但是冯颙认为，这样将把对黎族交战的责任交给黎族人民，免去了中国
的统治者这一艰难的任务。他争辩说，这样将保护黎族不受剥削和消除汉黎
两族社区之间冲突的根源，这一点也许在冯颙心目中是更加重要的。虽然冯
颙的分析得到赞同，并被命令采纳，但是海南的危急局势即将出现；更强硬
的措施也被采用，其结果是迅速赢得胜利。黎族的起义在1503 年被镇压下
去，从大陆开来的汉、蒙士兵伤亡沉重。①海南岛的黎族周期性的造反持续到
20 世纪。
在有的地方，骚乱的部落民占领了省际交通运输的战略要地，或者直接
威胁汉族统治者的利益，他们的起事就直接引起当局的注意，通常受到武力
镇压。在15 世纪60 和70 年代四川南部爆发的如上所述播州、泸州和叙州叛
乱的一连串起事中可以看到一个例子。重庆西南的这个区域横跨贵州、云南
和四川三省交界的长江。当李震于15 世纪70 年代后期在毗邻的贵州省镇压
苗族时，四川巡抚张瓒也在此区域内进行征剿。他在呈给皇帝的报告中称主
要的叛乱集团为“生”苗；在1476 年宣布他们被“平定”以后，他奉命前往
四川省西北角镇压一次藏人的起事，这项任务使他忙碌到1478 年。1479 年，
苗人又操起武器，这时他们反对的是已经强加给他们的新的地方行政机构。
张巡抚急忙赶回这个旧战场，并报告朝廷，他必须再次与他们交战。
在这场危机中，礼部右侍部周洪谟在1479 年年末呈上一份奏疏，其中生
动而深入细致地讨论了四川的土著民。②其部分内容如下：
臣叙人也，叙之夷情，臣固知之。戎、珙、筠、高四县在宋元时皆立土官，以夷治夷。羁

縻而已。国朝代以流官，不通夷语，不诸夷情。其下因得肆行苛刻，激变其党。洪武、永
乐、
宣德、正统年间四命大将徂征，随服随叛。景泰初年，势益滋蔓。得汉人缚之于树乱射之
，曰：
“尔害我亦已久矣。”天顺、成化间，累出为恶。臣于是时尝言，剿之不能，抚之不从，
唯立
① 吴晗：《明代的军兵》[593]，《读史劄记》[594]（1956 年；1961 年北京再版），第
106—07 页；《明
史》[41]，89，第2178 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及以下的内容，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514]（北京，1957 年），第
468 页以下。
土官治之，为久远之利。诸夷忻然悦服。都御史汪浩徼倖边功，诬杀所保土官及寨之二百
七十
余人。诸夷怨入骨髓，以为官军诱杀之，转肆虏掠。后兵部尚书程信统大兵，仅能克之。
臣谓
虽不能如前代（宋、元）设总管府长官司，亦合设冠带把事，分抚各寨。令夷人自推公平
宽厚
者一人为大寨主，许以世袭。其有不任，别选贤者代之。如此则汉不扰夷，夷不仇汉，可
相安
于永久矣。
这个建议在最高层被批准，但没有得到贯彻。和平是通过军事手段而恢
复的，维持了10 年左右。但西南各省苗族人总的不安分的情况，像大部分臣
服民族的情况那样，是当局不断关注的原因。的确，在许多地方，土司之职
在明朝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下一个王朝，但是它们大部分存在于最边远的
边缘区域。在明代的国家战略考虑被视为至关重要的那些地方，当时非汉族
少数民族的相对的自治和以后一样就被置之不顾。在明代中叶，土著的部落
和民族仍有余地，可以让出地盘而迁往更远和更偏僻的边区。不幸的是，中
国的史籍记载倾向于——这完全可以理解——用地理的而不是种族的名称去
认定它们。因此，有关控制它们的军事和政治措施的大量记载使学者仍难以
对华南的人种学理出头绪。它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向明史学者提出了许多挑战
性的问题。
荆襄叛乱，1465—1476 年
15 世纪中国人反对明朝的最大一次叛乱，及1399 至1402 年的内战和17
世纪初期的最后的混乱之间在某些方面最为严重的社会动乱，是以湖广（湖
北北部）西北的荆州和襄阳两个府命名的叛乱。它又称郧阳之乱，其名来自
1476 年末为了加强这个不安宁地区的治理而设立的一个新府。这是对几十年
来一直未消失的一个社会问题所作出的几种政治反应之一；在这里，姑且以
1476 年标志这次叛乱的结束。但是，只有在最大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才
能最清楚地了解荆襄叛乱。
荆襄地区大致为200 平方英里：新的郧阳府地处中央，南北150 英里，
东西超过100 英里。因此，郧阳府约相当于美国弗蒙特和新罕布什尔两个州
的总面积，而荆襄区的大小相当于苏格兰。虽然多山，这个地区有几条大河
流流过，土地肥沃。在唐宋时代，这个地区人烟稠密，秩序井然，当时它更
靠近帝国的政治中心。从10 世纪起，特别在元代，外国的入侵引起了一定程
度的破坏，以致到14 世纪这个区域已变成实际上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战争
和饥荒的难民纷纷从其他地方逃到这里，以摆脱正规的管制。背井离乡的擅
自占住的居民桀骜不驯，容易接受盗寇的领导。
在明朝建国之际，当时的杰出将领之一邓俞奉命在1369 年和1370 年去
清除这些目无法纪的人口，并且令人费解地不让那些流离失所的人进一步渗
入此地。也许是因为全国秩序全面恢复，明初的政府不可能预见到促使走投
无路的人民逃离其华北故土的未来的压力，但是到15 世纪30 年代后期，有
人注意到河南为饥饿所迫的人又向西迁移，进入荆州和襄阳。荆襄区正西面
陕西南部的汉中的一名军事将领当时警告说，严重的动乱肯定又要在那里爆
发，因为在日益增长的人口中，既然官府没有正式形成权威，各种不正当的
权力网络就在形成，以便剥削他们的劳动力和产品。但是朝廷决定对值得怜
悯的流离失所的人民进行温和的说服，所以没有采取坚定的措施。
到15 世纪50 和60 年代，已在这个区域居住而没有登记的流亡人口已达
数十万人。15 世纪60 年代出现了一个名刘通的领袖；他得到了象征一个有
凝聚力的叛乱运动的一批宗教和民间顾问的帮助。刘通曾举起放在他故乡河
南中部西华县县衙门入口处的一个据说重达1000 斤的石狻猊，因而出了名。
由于这次挑战性的显示力量的举动，人称他为“刘千斤”，他也拥有有助于
领导叛乱的超人法术。
这个区域一些小股盗寇领袖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在藐视法律和领导团伙
进行袭掠的能力方面互争高低。刘通向他们之中的一批人建议，要他们都当
他的副手，共举大事。他们占领一个小城，扯起一面称帝称王的黄旗，举刘
通为汉王，宣布年号为德胜。设立了大部分为武职的官职，以与他合作的各
种人选充任。刘通的几个儿子领导左和右的主力军，据说它们的人数达数万
人。后来成为孝宗时期著名的吏部尚书的陕西人王恕，当时正任副都御史兼
西北湖广的巡抚，专门负责这个区域游移不定的人口。他就起义之事上报皇
帝并评论说，虽然一般困苦的人可加以关怀和照顾，但是奸民和制造混乱的
人非动用武力不足以使之慑服。关于采取什么适当方式的争论，与土著起义
引起的争论相似。
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后，朝廷作出了使用武力的反应。如同同时期的大藤
峡事件和其他的起义，一支由资深的职业军官率领的野战军组成了，这一次
由抚宁伯朱勇率领，他后来在北方边境有突出的表现。工部尚书和后来任兵
部尚书（1467—1474）的白圭作为实际上是第二指挥的提督军务与宦官监军
和核实请赏要求的御史等一批通常的编制人员一起前往。邻省军事领导人，
特别是当时的湖广军事指挥官和新近因战胜苗族而抽出身来的李震，把守卫
他们本省的部队调来，组成一支庞大的野战军。它在1465 年后期出发，所向
披靡，直捣叛乱的中心，在1466 年仲夏，抓获刘通及其40 名主要的助手；
他们被解往京师斩首。在这一年的以后时期，其他的领袖和叛军残余被追逐
至四川境内。
这个区域的主要问题并不因胜利的军事行动而有所改变。数万名居无定
所的人继续住在那里。朝廷派官员去提供有限的和表面的救济和照顾，但是
一旦叛乱被打垮，看来当局并没有认识到做进一步工作的必要性。当1470
年刘通的几名以前助手又从隐藏的地点露面领导一次新的叛乱时，人们才认
识到真正的问题继续存在。这一年整个华北出现自然灾害；据报道，多达90
万名新难民已从邻近区域逃荒而聚集在荆襄。新的叛乱领袖自称太平王，这
是对灾难形势的一个吸引人的反应。
1470 年末，当时在京的右都御史和这个时期士大夫出身的最卓越的军事
领袖之一项忠被调遣去镇压新的叛乱。他在1471 年初期到省，得到湖广的李
震的帮助，到这一年年末又完成了军事行动。据报道，他们的联军多达25
万人，官方记载声称，除了处决几百名叛乱领袖外，他们把将近150 万人强
制遣返原籍，把被认为与叛乱有牵连的人发配边境。在1474 年担任刑部尚
书，然后又任兵部尚书之前，项忠很快被调到更重要的北方边境执行任务。
七年中的第二次荆襄叛乱已被镇压，这个区域被“平定”。在战役结束
后，项忠的捷报立刻受到质疑，他被指控为滥杀无辜。这些指控不论是否属
实，却反映了当时朝廷的政治。他和李震可能不比其他将领更加涂炭生灵，
他们虐待难民的行动与既定的政策也不背道而驰。他为他的行动呈上一份有
力的辩护辞，皇帝不顾对他的弹劾，仍提升了他。
由于项忠强制驱散这个区域的非法居民，荆襄的问题已经有所变化。除
了这个行动外，他在呈上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提出并被政府采纳的关于稳定这
个区域的建议无非是军事改组和警察活动的内容。甚至驱赶居民也只暂时起
了变化。1476 年6 月，回流的流动人口再次叛乱。这一次，都察院的文官原
杰奉命前往调查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政治和社会的手段。在上报新的社会动乱
时，朝廷进行了一次争论；士大夫们在呈上的奏疏中提出建议和论点，并写
出专题文章，在京师散发。
周洪谟作为一个熟悉该省土著问题的四川人，在1480 年所写的一份奏
疏，其部分内容已载在上一节，这一次他和别人一起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写
的《流民说》极力主张以社会的措施去代替到那时一直在试行的军事解决办
法。他提出给荆襄区难民以土地，并把他们安置在更完善的、行政更具同情
心的地方政府治理下的地方。其他官员也以类似的语气上书言事，朝廷为他
们所动。总之，新叛乱的规模并不大。原杰的使命是去寻找贯彻这种政策的
手段，从而使有儒家思想的政治家有机会显示其基本原则的真理——利民即
利国。
有的历史学家把原杰视为整个荆襄事件的真正英雄。他一到荆襄，就四
出彻底调查情况，并向人民解释朝廷的仁慈用心。他告诉他们，他们可以要
求取得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耕种好几年的空地；现在可以而且应该登记而
成为这个区域的合法居民；在新地能够生产之前将得到减税待遇；在选挑村
长时有发言权。立刻受他影响的户超过11.3 万，登记的人口达43.8 万。在
他的建议下，有一些县脱离了遥远的府治之地，在1476 年后期另外成立一个
新的郧阳府，从而在这个地区的中央建立了一级重要的行政机构。另外，组
成一个以这个府城为基地的新的湖广行都使司；它受权控制郧阳府及其邻近
的县，其中有的县位于其他省份。几个世纪以来，就这样第一次给这个区域
迅速带来了一项保证社会秩序的实质性的稳定措施。
在郧阳一年多以后，竭尽全力的原杰被调走。1477 年晚些时候，他在赴
新任的途中，死于一个路边的驿站。传统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荆襄之民
闻之，无不流泣者。”①
其威胁性可以称得上达到真正叛乱的程度的其他地方动乱和盗寇活动的
事例，在这两代皇帝的治下相对地说是很少的。长期存在的军事问题是北方
边境一带无休止的战争。
亚洲内陆关系
在成化统治时期，以及程度稍小地在弘治时期，明朝试图在北方边境一
带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态势。它成功地与一批批蒙古人交战，从1470 至1480
年的10 年中赢得了几次大胜利，这是1449 年土木惨败以来的最初的几次胜
利。明朝还大规模地建造和重建防御性的长城，特别是穿过陕西和在山西边
境的几段，同时还扩大了以这几段城墙为基础的整体防御体系。明朝还与朝
鲜联合，共同与在今之东满洲的建州三大女真部落联盟交战。它们至少暂时
成功地在那里限制了女真族势力的扩大。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那些建州
的女真人将在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取代蒙古人而成为中国人北方的最具
① 引自谈迁编：《国榷》[498]（约1653 年；1958 年，北京再版），40，第2544 页。

威胁性的敌人。在1644 年，作为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他们将侵入中国灭掉明
朝。15 世纪后期与蒙古人的几次战争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讨论的重点更为
广泛，把明朝与亚洲内陆各国关系的更广泛的内容包括在内。
在整个这一时期内，蒙古民族分裂成若干国家和部落，它们分布于西起
新疆，东至满洲的地区。如此众多的单位，以及女贞、维吾尔、西藏及其他
民族的其他单位，通过纳贡制度而与中国人进行正规的交往。进贡活动容许
每个得到承认的单位——民族、国家、部落和更小的实体——派代表团前来，
代表团大部分由商人及其军事护送队组成，人数有时达数千，他们来到边境
的过境地点，即位于长城沿线易于防守的少数指定的关隘。在很多情况下，
规模略小但大部分仍由商人组成的代表团获准前往北京，作为中国皇帝的客
人住在宾馆达数周至数月之久。
这个时期来自亚洲内陆的纳贡者，一般地说试图扩大他们的志愿使团的
规模和增加来华的次数。他们迫切的关心是要取得亚洲内陆得不到的贸易货
物，这些货物即使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也至少是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的
必需品。在整个这一时期，特别是蒙古人常常不得不袭击边境哨所，狂热地
要求更多的贸易特权，以便取得铁、粮食、手工产品以及奢侈用品，他们恫
吓中国人，有时迫使他们作出军事反应。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在边
境与之作战的一批批使团，却作为纳贡者在北京出现，一年中的某个月指挥
边境袭掠的领袖在同年的另一个月又带着贡品来到北京。
从现代的观点看，这些边境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虚假内容，当时的中国官
员也发现蒙古人像谜那样不可捉摸。在当地和从历史上了解亚洲内陆的司律
思在论述中国人对这个时期亚洲内陆发展情况的知识时写道：
不论明朝政府多么强烈地感到需要关于蒙古发展情况的情报，有时他们似乎了解得非常不

够。在15 世纪后半期，他们只有关于在蒙古谁继承谁和谁影响最大的模糊的概念。这个时
期明
朝往往不知道诸“小王子”的名字。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甚至蒙古的年代史编写者也记述
得很
不确切，甚至很不准确，而且这些年代史是在以后很晚时期才编成的。这里的问题是，明
朝对
同时期的事件了解得很不够。一般地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1550 年仇鸾作出的关于蒙古
人对
中国的了解远远多于中国人对蒙古的了解的论断，适用于明朝的大部分时期。①
由于材料的不完整和不准确，当时如同现在，明朝和蒙古的关系之谜对
现代历史学家来说决不是易于看清楚的。他们面临一种不完整的记载。他们
还必须处理双方的虚构的事实。最持久的虚构之一是出于当时和现在政治的
需要，对明帝国在亚洲内陆存在的范围和意义作了大量错误的报道。事实是，
总的说来中国的行政到长城沿线为止；越过这条线，中国的官署和官衔，以
及他们在那里设立的行政结构，与其说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不如说是公认的
虚幻，而且是离北京越远，情况越是如此。
一个例外是西南辽宁的沿海区。它在明代称为山东北道或辽东都司。它
与受其节制的山东（今山东省）并不毗邻。它从京畿区（今河北省）向东延
伸到位于山海关的长城东端。从山东通过海路渡过渤海湾的狭窄的航道很容
易到那里，这就成了行政上它依附于山东的根据。这条狭窄的沿海地带从中
华帝国的早期就由中国人居住，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在10 世纪中国
的力量衰落前，它一直由中国治理。辽东都司意味着恢复了对长城外的沿海
① 富路特、房兆楹合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376 页。

中国居民的统治，但它治理的范围大大地向北方延伸而超过了旧的中国行政
区，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的直接治理分区，它一部分是事实，一部分是假象。
反映载于明代史料中职官表的中国地图并不分清假象和现实。中国最佳
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地图显然使人产生一个虚假的印象，即明朝的北方和西方
边疆甚至比同一个地图声称的版图最大的清帝国的边境更为广袤，也远比今
日中国的边境更为辽阔。①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它是通过以下的办法做到这
一点的：模糊了中国本土的各个区域与主要在亚洲内陆和满洲的北方和西方
的更加辽阔的领土之间的区别，前者直接由中国的地方和省的政府文武官署
治理，而在北方和西方的领土上，中国和当地的掌权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面
的联系纽带——基本上是名义上的纽带。也就是说，抱有期待心理的中国朝
廷封给较小的部落首领以王、都司直至卫指挥的头衔。这种做法由来已久，
但在明代，它的使用的范围却是前所未有的。
受朝廷封赐了中国官衔的人，把那些官衔加到他们以其他的方式所取得
的本民族的有实权的官衔上。但是，中国的官衔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有些情
况下，拥有中国的官衔有助于加强几个敌对的争权者之一的合法性，而中国
人也感到不得不通过外交的或军事的手段去帮助有中国官衔的人。在其他情
况下，除了保证给有中国官衔的人以重要的经济特权——参加纳贡贸易的权
利——以外，中国的官衔和行使权力毫不相干。但是，无论如何，在中国人
居住区以外，这类官衔就丧失了在中国境内的那种重要意义，在中国境内，
它们表示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官僚结构中的职务。
当独立的国家和部落的非汉族领袖们争取到承认他们已经担任的职务的
证书时，其结果将有利于他们参加贸易和得到源源而来的朝廷的丰厚的礼节
性礼品。为了给边缘区普遍地赐予恩泽（从中国人的观点看），中国的朝廷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朝廷并没有幻想通过这些手段去真正地管理这些边缘
区，而是，可以这样说，它通过在遥远的领土上飘扬中国的旗帜，来施加一
定程度的限制性的影响。
在极西的蒙古民族的几个部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并且深深地卷进了中亚
和西亚的政治事务之中。瓦剌（准噶尔、喀耳木）蒙古族的征服者也先力图
把从亚洲内陆偏远的西北直至东面满洲的所有非伊斯兰化的民族统一起来；
随着他在1455 年死亡，这一努力也成为泡影。过了一个世纪，才又出了一个
蒙古领袖，即来自鄂尔多斯的俺答王（1507—1582 年），他的业绩可以与也
先的短暂的成就相比，甚至还超过了后者。在成化和弘治时期，一度令人生
畏的瓦剌人由于已远远地向西撤退，很少与中国接触，只是他们屡次与以河
中地带为基地、但一直朝中国方向延伸到土鲁番的莫卧儿斯坦的察合台蒙古
国进行的战争，才明显地促使中国人力图保留他们在中突厥斯坦（今新疆）
的一定的影响。在成化统治时期，中国对中突厥斯坦的兴趣转到对其首都位
于现在的同名城市的古维吾尔国哈密的控制方面；哈密城在甘肃西部最后一
个中国驻守地西北约500 英里之处。①
哈密连续地被一批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王所统治，中国人封他们以“王”
① 这个时间及某些细节系根据屠勋的讣告；见焦竦：《国朝献征录》[76]（约1594—616
 年）；《中国史
学丛书》，6（台北，1965 年），44，第71 叶。关于萧敬，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
]（1736 年；北京，
1976 年再版），304，第7784 页。
① 《明史》[41]，300，第7676 页。
的爵号，而赐给一枚金质的官印；它定期地向中国纳贡并与中国进行贸易。
维吾尔王与社会的上层很可能使用蒙古文（它以他们的维吾尔文书写，与维
吾尔文属同一语系），作为重要的第二种政治语言。进行统治的哈密王处于
莫卧儿斯坦蒙古王的影响之下，最后被后者所杀害，后者自称吐鲁番苏丹，
他的领土紧邻哈密的西面。这位蒙古王在其西北的伊犁河谷还与仍为“异教
徒”的瓦剌蒙古人交战。这样在15 世纪70 年代初期，接着又在1489 年直到
15 世纪90 年代连续地发生动乱，在动乱中，中国试图进行军事干涉。
在以上两起动乱中，可以预料得到朝廷的争论转到了中国是应求助于武
力，还是用文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断绝一切贸易往来。
1473 年，首先试用武力。一名中国将军及作战幕僚，连同一支小分队被派到
哈密和西甘肃的中国边境之间的两个最大的蒙古军事行政区。中国人已给它
们起名为赤斤卫和罕东卫，它们的卫指挥实际上是其部落王子，拥有中国朝
廷发给的委任状。这两名靠近中国边境和受中国影响的蒙古领袖愿意帮助中
国保持穿过他们领土的商路一直畅通到哈密及更远的地方。他们把据说兵力
达30000 人的部队置于中国人的麾下，一起向哈密进军。这支中国人领导的
蒙古军队快要攻取哈密城和实现中国人恢复维吾尔王系的目的时，他们得知
来自土鲁番的强大的蒙古部队正在计划的行动不是在哈密正面进攻，而是直
趋此时无兵力守卫的赤斤和罕东基地。蒙古的指挥放弃了他们对中国将领的
诺言，赶回故土保卫自己的国家。人数不多的中国军队这时失去了主力军，
被迫不光彩地撤退；哈密被敌对的土鲁番蒙古人所占，直到15 世纪90 年代
初期。
当时突厥斯坦不断的夺权斗争似乎又给中国人提供了干涉的机会，从
1489 年起是外交干涉，1495 年又进行军事干涉。一支又由大部分愿意合作的
蒙古人组成的中国部队从甘肃向西北进军。这一次土鲁番人后撤，同时带走
了维吾尔王和他的金质官印。哈密被中国人占领，但为期短暂，又毫无意义；
在年末前，土鲁番军队重新进城。这时中国人求助于另一种更有威力的武器。
这发生在非常能干的马文升任兵部尚书的孝宗统治期的中叶。国策由有经验
和有创见的大臣来执行。中国人禁止通过丝绸北路的一切贸易。到1497 年，
禁止贸易给正常地参加这一重要贸易的亚洲内陆诸政治实体造成的困难，促
使土鲁番人作出妥协。他们释放了维吾尔王，归还他的官印，1499 年中国人
护送他回哈密重登王位。不幸的是，这个王颟顸无能，本国的人民痛恨他，
因此政治局势依然很不稳定。
中国和土鲁番争夺控制哈密的斗争在16 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呈拉锯战形
势，但以后中国的地位逐渐削弱。②马文升在他仕宦生涯早期曾多年在西北边
境任职；也许是出于这种经验，他对蒙古政治的洞察力，多于其他中国政治
家通常所具备的。他在15 世纪90 年代预言，蒙古人最终会在突厥斯坦占上
风；他说，那里不同民族的居民早就适应了蒙古的霸权，而不会加以抵制，
特别是在成吉思汗的一名真正的后裔出现时更是如此。总之，在这种环境中，
蒙古的皇权象征比与之竞争的中国的皇权象征更有力量。
哈密的例子是说明问题的。前往哈密的中国使者和军队在离开长城西端
中国行政领土中最后一个前哨嘉峪关时，一直被描述为出塞，这说明中国和
亚洲内陆的分界线并不是现代地图显示的那一条。越过长城，就是离开了中
② 夏燮编：《明通鉴》[约1876 年，北京1959 再版），40，第1530 页。
国。但是这条界线以外的中国影响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与中国的关系对哈密
的王公和哈密与甘肃边境之间的蒙古首领们是重要的；这一事实就成了迤西
诸国关系中的一种力量。中国可以结盟，有时成功地让内亚诸国为中国而战
和把亲中国的首领扶上台。另外在少数情况下，中国会使用一种更加强有力
的武器，即贸易，去努力压制遥远的首领们，这种手法与它通常利用贸易去
诱使四面八方的国家忍受中国纳贡制度的约束完全一样。
使现代的读者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没有一贯地和合理地利用它相当强的
经济实力去支持它的外交目标。司律思和其他学者争辩说，如果它这样做了，
它完全可能清除造成北方边境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这个时期的中
国不能更充分地做到这点，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解释：明代的贸易是作为纳
贡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作为国家对它有兴趣的一种独立的活动来管理的
（这个解释适用于整个明代，但不适用于它以前的朝代）。因此，贸易不受
财政思想和经济管理的制约；它的形式是作为普天之下的君主与四海的礼仪
关系的一个方面而由礼部制定的。
容许与纳贡相结合的贸易——也就是说一切陆上的对外贸易在法律上应
由国家进行和经营——是作为皇室的一种特权进行的。（一切法定的贸易决
不是只在陆地边境上存在；在沿海边境，政策同样有限制性，而且在1567
年海禁解禁以前都知道是行不通的。）礼仪性的礼物交换以外的各种贸易和
交换，至少在名义上是为了取得供皇室使用和享受的物品而进行的（军马和
兵器则是例外，它们的采购由兵部负责）。这样，一切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宦
官手中，以皇帝私人利害关系的名义来经营，一般不受制于朝廷所制订的政
策。蒙古人认为明朝是一个被腐化和贪权的宦官所控制的国家；他们就伴随
纳贡活动的很不合心意的贸易而不断地与中国争吵、摩擦和交战，由此积累
的经验很容易说明，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的看法。
总之，中国试图通过外交去保持它在整个亚洲内陆的利益。可是，如同
司律思注意到的那样，中国在成化统治时期似乎已经停止向所有不同的蒙古
国家派出使团，以后也没有再派出。因此中国的外交变得依靠来到北京的使
团和使者的单方面的活动。在蒙古人眼中，这样做主要是要求赏赐和从贸易
中取利的机会。中国用来支持其外交活动的制裁有两种：一是军事惩罚，主
要依靠蒙古人去与其他蒙古人交战；一是利用贸易。但是中国人不能充分地
利用后者，把它当作一种资源或者一种武器，因为不合常情的和不像商业经
营的管理操在为自己和为内廷服务的宦官手中。明朝与亚洲内陆抗衡的地
位，既不像许多优越条件使它应有的那样强大，也不是高度合理的，也不能
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灵活地调整，以便为中国的持久利益服务。
北方的边境战争
在整个明代中叶，蒙古人是中国的民族敌人。在北方边境与蒙古人的战
争是最持久、费用最大和最危险的战争。北方边境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可
以定在成化统治时期；这就是新建长城和改组利用长城的防御体系。
从15 世纪后期的中国史料中可以认定的蒙古集团从东到西依次如下：所
谓的兀良哈三卫；山西北部的土默特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部；
在旧蒙古故土（今外蒙古）并向南延伸到从今之热河往西直至陕西和甘肃的
中国北方防区的、明代中国人称为鞑靼王国的虽然并非一贯团结却是庞大的
蒙古部落集团；西北长城内外的不同的蒙古领地，其中上述的赤斤和罕东两
卫是其代表。
兀良哈是一个笼统使用的蒙古部落名称；在兀良哈三卫治理下的人民并
不都是这个部落出身的蒙古人，甚至也许不全是蒙古人。三卫在洪武时期已
经设立，为的是给那些试图逃避当时整个蒙古普遍存在的内部纷争和接受强
大的新的明王朝的庇护以保持其自治的蒙古人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和稳定。
它们的基地是在西满洲沿西辽河（西拉木伦河）的大兴安岭的东麓，正好是
10 世纪建立辽帝国的契丹族的故土。
契丹人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们多半已被吸收到蒙古民族之中。他们
的肥沃的牧地已被赠给有世袭卫指挥头衔的朵颜、泰宁和福余的王公们。在
中国的史料中，这三个卫被视为中国在东北的防御联盟中的中流砥柱。中国
人授予三卫以有纳贡国特权的保护领地的地位，以期促使它们脱离其西面的
所有蒙古人和充当防备其东面跃跃欲试的女真人的屏障。但是也先在15 世纪
40 年代已经成功地压制住它们，使它们在15 世纪40 年代至少是半心半意地
与他的统一蒙古的运动合作，而中国人一直担心新的大蒙古运动将破坏它们
与中国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内，它们是蒙古人社会中
最稳定的部分，中国的对蒙政策在那里执行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在行政上，整个东北，从大兴安岭西麓往东穿过满洲直至海滨，从辽东
往北直至在北极地方的一条模糊的界线，被称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根据《明
史》，奴儿干与三卫一起，共包括难以置信的384 个卫，其中大部分是授予
小的女真部落首领的空头衔。③当时的战略思想是，必须使三卫的蒙古人继续
成为该区域稳定的核心。但是在奴儿干以西，变动的形势使蒙古社会的其余
部分在15 世纪较晚的时期处于流动的状态。在它的中心部分，即中国人所称
的鞑靼王国，它的所谓的小王子们（他们作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有权要求
领导全部蒙古人，而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则很少）的命运正在好转。
这个时期出现了杰出的巴图蒙克（约1464—约1532 年），他蔑视明朝
皇帝，自称大元可汗。他的11 个儿子将成为以后几个世纪重要的蒙古领袖的
前辈，而他正在促使统一的蒙古的力量重新强大。在他的孙子俺答的统治下，
这个运动将在下一个世纪中叶达到高潮。从1483 年起，当巴图蒙古成为中国
史料中记载的小王子时，蒙古人正向南进逼长城的防线，并且肆意袭击。巴
图蒙克诸子成了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的可汗，即王公。一个全部东蒙古人
的强大联盟正在形成。
以这种形势作为背景，我们也许比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将军更容易了解
中国人为何能在15 世纪70 年代整个十年中连续地在与蒙古大军作战时赢得
重大的胜利，可是在平定不断发生的边境袭击时却没有进展。一个有关的、
有时是合理的担心是，越来越坚持不懈地南下向山西、陕西和甘肃进逼的蒙
古集团的袭击将与定居在长城南面从而从内部威胁北方边境防御的蒙古人联
合起来。这种担心在1468 和1469 年强化了朝廷对固原起义的反应，并且无
疑地促使它采用了在以后十年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反蒙姿态。
固原是北方的九边之一；当时明朝把它当作陕西西部的一部分来治理，
但是后来它被包括在甘肃省东南的突出地带内。它大致位于兰州和西安中
间，按直线计，在九边中的另一个边，即黄河河畔的宁夏以南将近200 英里
③ 《明史》[41]，286，第7346—347 页。
之处。明代史料称固原的蒙古人为土鞑，这个名称用来称呼北方几个省的蒙
古人，这些人在元王朝灭亡后已远在中国本土内部定居，并且保留了某些自
治权。固原起事的蒙古领袖在中国的史料中音译作满四（有时作满俊）。他
是世袭的部落领袖，又是把丹之孙或曾孙；把丹是一个杰出的蒙古领袖，在
1378 年已向明朝的开国皇帝投降，并获准与他的部落在当时汉人很少的一个
区域——固原——定居。
明朝希望，这些蒙古人将接受和平的和定居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拥有
肥沃的牧地的情况下，他们通过牧马、练习箭术和狩猎，保留了他们的武艺；
他们生活得很好，不必被迫去务农，所以他们在文化上依然保留蒙古的传统。
现在还难以断定满四造反的原因。有种种迹象表明，鞑靼小王子的太师，即
刚健的孛来，煽动了“土鞑”去响应其边境以北的蒙古同胞。还有一些证据
证明，一些道德败坏的当地中国军官正在进行盗匪活动，并且用谴责本地蒙
古人的办法以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不管是什么压力促使满四在1468 年5
月造反，他把大批追随者带进固原北部崎岖的山区中的一个严密加固的要
塞。地方的官员轻率地进攻，在整个夏季笨拙地作战，最后惨败，损失重大。
当战果上报朝廷时，一个以项忠（上面已经谈过他是在15 世纪70 年代初期
战胜荆襄叛乱者的将领）为首的战地指挥部成立，它得到了当时任陕西巡抚
的都御史马文升的协助。这支军队在1468 年晚期开进固原，包围了满四的山
区要塞，断其粮食，在1469 年初期攻占。
在军事上，这次叛乱相对地说是一件小事，但它的政治影响却是深远的。
危言耸听者不但认为蒙古民族可能联合起来，而且认为它可能与西面的西藏
人联合起来，这种观点引起了朝廷的一些严肃认真的政治家的不安。叛乱还
鼓励了一个机会主义的主战派，他们想寻找机会去率领新组合的京营卫戍
军，以便追求晋升、战利品和进行掠夺。这一次，大学士彭时和商辂不得不
就西北的危机而与谣言散布者进行斗争。他们争辩说，已在战场的项忠和部
队完全有能力战胜固原的叛乱者。彭、商二人不惜危及自己的前程，打赌说
项忠会取得胜利，以便阻止不必要地扩大军事反应。但是在以后十年的边境
危机中，皇帝常常支持主战派。因此，固原事件可以看成是15 世纪70 年代
在鄂尔多斯进行的几次战争的前奏。
鄂尔多斯，中文称河套，与陕西的西部、北部和东部接壤，长期以来已
是中国和草原互相影响之地。自明代开始以来，陕西北半部这一块贫瘠多岩
的丘陵及沙漠平原的杳无人烟的地区，与较肥沃的南半部之间的往来已被一
系列军事战略要隘所切断。这些重兵防守的要隘旨在保护南部的中国居民不
受从边远北部通过鄂尔多斯这块不毛之地进入的掳掠者（即蒙古人）的袭扰。
这一系列把该省一分为二的防守要地成为北方边境的九边之一，根据陕西东
北边缘的要隘而得名，称为榆林；或者根据那里的两个最重要的府称为延
（安）绥（德）。山西和大同两边镇位于其东，宁夏和固原两边镇位于其西。
蒙古人在自己的内部压力下，在这几十年中正在逐步南移而进入长城边
境区。小王子麻儿可儿吉斯及其太师孛来在1468 年从满州的辽东袭击榆林，
下一年再次袭击，这时大同的总兵官王越在1469 年末被派去迎击。王越虽然
科举出身，却是军人集团中最能干的人；尽管与宦官和声名狼藉的朝臣有联
系，他却是一个杰出的战地指挥官和军事行政长官。他在1470 年初期宣布一
次胜利，这是他和其他将领在这一年夏季声称的一系列胜利中的第一次。虽
然这些胜利总的说没有宣告有大批敌人被杀，但它们是对大规模和顽强的蒙
古人进攻的决定性的打击。据说它们大大地提高了居住在边境区内的人民的
士气。
但是，由于敌人想长期居住在以往杳无人烟的鄂尔多斯的意图日益明
显，朝廷充满着危机感。主战派的反对者和对战地指挥将领不满的兵部尚书
白圭，派余子俊（1429—1489 年）作为副都御史和总兵官前往那里。余子俊
是一名能干的行政官员，因监督大工程而政绩卓著。在以后十年中鄂尔多斯
稳定之得以实现，主要归功于两名比较年轻的文官，他们虽然在朝廷代表对
立的两派，却出色地完成了互补不足的任务。王越（1426—1499 年）是明朝
仅有的四名因军功而被封为伯爵的文官之一。余子俊在21 岁时就早年得志而
中了进士，在41 岁被指定在鄂尔多斯任职时，已因在福建监督一项大水利工
程而赢得了名声。王越征战虽然残酷无情，却打得很出色；余子俊计划和执
行把鄂尔多斯与南面隔开的600 英里城墙的建造工作。当时他任该省巡抚，
直至1477 年，在此期间巩固了以城墙为基础的一个新防御体系。
1475 年前在那里指挥军事行动的王越在1471 年和1473 年又宣布了几次
大胜利，但是蒙古人又回来发动新的进攻。1472 年，余子俊又呈上一份奏疏
（以前的一份已在1471 年被驳回），为他的城防体系概括地陈述了一个全面
的计划。朝廷最初因费用而犹豫不决，但最后在1474 年初期批准。据说一支
有40000 名士兵的劳动大军在几个月内建造了1770 里（约600 英里）的平均
高度为30 英尺的城墙，另外还有数百个大小不一的支援性要塞、烽火台和栅
栏。城墙建于最后一条丘岭之顶，然后群山随着它们伸入其北面的沙漠而逐
渐平坦。城墙改变了防御战的性质，从此导致更广泛的筑城建设。其最后结
果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长城，它大部分建于16 世纪。
在1482 年严厉地考验城防体系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以后，鄂尔多斯的防御
被认为已经稳定。一个后世的历史学家写道：
方余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是寇入犯，被扼于墙堑，不得出，

遂大衄。于是边人益思子俊功云。①
余子俊在榆林边镇建造的城墙远远没有解决成化和弘治时期的整个北方
边境的防御问题。蒙古人不断地考验城防体系，并且在防区的其他八个边镇
向南进逼。1475 年以后，任何一方都没有赢得大规模的胜利，但是袭击和讨
伐战在这个时期连续不断。如果说北方边境战争没有真正地威胁中国的存
在，它们仍占用了越来越多的防御预算的资金，并成为皇帝、政治家、将军
和北方边塞内外长期受苦难的人民的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
① 《明史》[41]，181，第4813 页。
第7 章 正德时期，1506—1521 年
正德初叶
1505 年9 月19 日，在弘治皇帝死后11 天，他的13 岁儿子朱厚照登上
皇位，成为明代的第10 个皇帝。在三代之中，在位皇后嫡出的儿子（实际上
是唯一的儿子）第一次继承了皇位。虽然谣传这个孩子是皇后的一个近侍宫
女所生，但这从未得到证实，很可能是不确实的。他的父亲非常疼爱他，1492
年立他为太子。据说他是一个优秀学生，专心，勤奋，对他的师傅们彬彬有
礼。他在他的父亲面前表现很好，小心谨慎地亲自履行给他规定的职责。他
喜爱的娱乐是骑马和射箭。①
年轻的皇帝一继位就得处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三个难题。第一，没有足
够的收入；第二，西北诸卫不能击退蒙古人；第三，太监和文官们在应当如
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常持不同意见。靠太监即位的皇帝偏袒太监。他的大学士
们很难向他说明他们对于太监掌权的忧虑。
皇帝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三个大学士，他们当中最年轻的56 岁。他并不
特别喜欢他们或他们为他设想的职责。他从执政最初的日子起就不听他们的
劝告。1505 年晚期他开始派太监担任军事和财政监督人，尽管这种职位在大
学士们以他名义颁布的即位诏书中已经予以废除。
在他的妻子于1506 年8 月立为皇后以后不久，他就不再和她住在一起。
他反而宁愿和他的太监伙伴们四处走动，他们起初以骑马、射箭、角牴和音
乐使他总是高高兴兴。1506 年夏季期间，他还开始化装离开皇城，在北京的
街道上闲逛。他借口他的母亲或祖母正在探望他而照例取消他每天的学习时
间。他常常醉酒。很快就弄清楚，他不想亲自处理国家事务，他宁愿把这些
事务托付给太监，而不是托付给文官。1506 年10 月，他陷入和他的大学士
们的一场争论，因为他已经同意让一个太监用盐引采购纺织品。盐引准许持
有人从一个指定的帝国盐专利机构中认领盐斤。拥有的盐斤超过引上规定的
数额是严重的罪行。①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 年）尽力说明这个问题。
他说，太监无疑将为他自己的利益而取得额外的盐斤去出卖。如果他在飘扬
着绣有“皇盐”大字黄旗的御船中在运河上扬帆行驶，没有一个官吏或商人
将敢于和他冲突。皇帝没有被说服，他反而反驳说：“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
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①
尽管在这一事例中，他终于同意给这个太监一些采购的银锭，他却从没有改
变对文官们的看法。
在他统治的初期，横阻在他面前的最紧迫的事情是收入不足。1506 年5
月他命令户部调查国库的情况。户部尚书报告说，岁入银两定额定为每年150
① 《明史》[41]，176，第4676 页。
① 黄章健：《论〈皇明祖训录〉所记明初宦官制度》[241]，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集刊》，32（1961
年），第77—8 页。
① 见彭时：《彭文宪公笔记》[423]（15 世纪后期；重印，《纪录汇编》，126 号，161
7 年；重印，《丛书
集成》，2796 号，上海，1936 年），第14 叶。《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99 页把它说
成是“摄政委员会”，
这夸大了它的法律地位。
万两，而支出银两定额定为100 万两左右。当这两种定额都实际达到时，保
存银锭的太仓藏有的结余应在200 万到400 万两之间。但是，由于拖欠和免
征，预期的税收很少能收足；而到16 世纪初年年度支出银两已达每年500
万两。
当皇帝拒绝用他的任何个人收入偿付任何支出时，情况变得更糟了。明
代皇帝的惯例是用他们自己的款项支付赠品和奖品。1506 年7 月，户部尚书
韩文（1441—1526 年）抱怨说，皇帝的父亲为了他即位时的赏赐，只从户部
库中动用了30 万两银子，而这位年轻皇帝只这一项用途就已花费了140 多万
两，全部是从户部库中支付的。
朝廷官员们除了提出节约的办法外，没有提出增加收入的其他建议。相
反，太监们提出了许多常例之外的增加资财的方案。皇帝由于需要更多的钱
财，乐意实施它们，而不顾他的大学士们和尚书们的反对。这些方案大多数
涉及新的租税、通常的运输税、牲畜饲养和荒地税，以及皇庄土地的附加税。
他照例批准这类方案，但仍然感到缺少资金。
刘瑾控制下的朝廷
1506 年早期，太监刘瑾（约1452—1510 年）开始提出许多增加收入的
办法，而皇帝给了他实施它们的自由。刘瑾认为，收入下降是文官们严重管
理不善和贪污所造成的。他提出一项对负责财政事务的官员进行普遍审查的
建议，对那些已被发现玩忽职守的官员处以罚金。
刘瑾和另外七个太监在皇帝即位后不久，便成了他个人的工作人员，他
们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侍奉他。刘瑾被委负责宫廷音乐，也就是说他对皇
帝的娱乐全面负责。他擅长这个方面，筹办了舞蹈、角牴、珍稀动物的动物
园，当然还有乐队。就是他首先向皇帝提出，皇帝说不定会乐意化了装去北
京街头闲逛，而皇帝的确喜爱这种活动。所有这些娱乐使年轻的皇帝对国家
事务不感兴趣，他渐渐把国事的安排托付给了刘瑾。
1506 年6 月，刘瑾受命负责皇室事务，并被授予检查监督京师守军的职
权。大学士们对刘瑾的迅速提升感到忧虑，对这一任命提出疑义，但被置之
不理。清除刘瑾的第一个实际的计划是由大太监们提出的，他们因刘正在增
长的权势和对皇帝的影响而感到直接的威胁。他们想把他驱逐到南京去。但
是，大学士们坚持他应被处决，尽管很明显，皇帝更可能驱逐他，而不是处
决他。终于对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大学士们和各部的高级官员将共同诸求
处决刘瑾，大太监们则将呈递这份诸愿书并劝说皇帝照此办理。
1506 年10 月27 日，户部尚书韩文呈递了一份请愿书，恳求皇帝处决他
个人的工作人员中的全部八个太监。这不是商定的意见；商定的意见是只处
决刘瑾一人，而不是皇帝所有的八个亲信。皇帝情愿考虑驱逐他们，但不是
处决他们。大学士们仍不让步；他们要求处以死刑，尽管吏部尚书许进（1437
—1510 年）曾经警告，这一行动方针失之过急，不大可能成功。大太监们勉
强同意敦促皇帝批准这一请求。所有朝廷的官员于是请求皇帝在10 月28 日
早朝时执行这一判决。
但是，刘瑾在朝廷的一个代理人得到了这一密谋的消息并告诉了他。10
月27 日夜刘瑾带领其余七个太监到皇帝面前。他们又是下跪又是哭诉又是乞
怜。刘瑾于是告诉这个孩子，整个事件是一个限制他行动的预定阴谋，掌司
礼监的大太监在这个阴谋中和大学士们合谋。皇帝信了他的话，大发脾气。
他立即让刘瑾执掌司礼监。其余的七个太监取代了在各个重要宦官机构和军
事职位上的刘瑾的敌人。曾经反对刘瑾的大太监们被免职、驱逐，后来在去
南京的路上被暗杀。
1506 年10 月28 日晨，当官员们正为朝见而集合时，显然有什么事情出
了差错。京师的官员们因某种原因而受到特别召唤。一个大太监很快露面。
他通知大学士们和朝廷官员们，皇帝将慢慢亲自决定八个太监的命运。事情
就结束了。除了李东阳以外的所有大学士立即提出辞呈，而刘瑾接受了他们
的辞职。把反对刘瑾的密谋告诉刘瑾的焦芳（1436—1517 年）在四天以后成
了大学士。
刘瑾随即打击反对过他的官员。1506 年12 月13 日，韩文因渎职罪而被
解除职务；刘瑾诬陷他和一件舞弊案有牵连。1507 年2 月，21 个对辅政的大
学士们的免职提出过异议的官员受到责打并被贬黜为民。照直声言反对刘瑾
的官员们接着照例被责打，拷问，免职。1507 年3 月，他开始给那些不听从
他的官员带上沉重的枷——只是由于视微的触犯，例如未经允许而坐轿。在
此以前枷只用于严重的罪行，而且按照惯例是从不用于官员的。但是刘瑾现
在对于任何冒犯的行为却想用就用。
到了1507 年夏，刘瑾已经能够控制京师和各省的行政管理工作。1507
年3 月，他发布命令，让镇守太监实际上在级别和职权方面和各省最高级的
文官们相当，并且给予这些监督人员审查任何行政或司法事务的权利。所有
重要公文这时都首先送给他，在他认可后才能发各部和内阁。
刘瑾的主要工作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为挥霍无度的皇帝增加收入。在1507
年9 月的时候，他从太仓金库提取了350000 两巨额银子为灯节买灯。还拿其
他的款项去支付北京以南的一座皇家庭园的房屋修缮工程。与此同时，皇帝
开始在紫禁城的外面修建一座私邸。①这座私邸和附近其他宫殿及庙宇的修建
继续了多年。所有这些都得开销，刘瑾当然知道，必不可少的钱无论如何是
增加了。
1508 年1 月，向福建和四川的银矿摊派每年20000 两银子的定额，尽管
地方官员们曾经上报矿脉已经耗尽。这实际上是对两省的附加税。刘瑾的一
些代理人还插手食盐专卖，超过规定的限额进行销售以筹集款项。一个官员
在1508 年4 月逮捕了他们，他就被关押起来。6 月，刘瑾批准向任何一个人
出售军职，只要这个人向西北某些戍军交付规定数额的粮食。
1508 年夏，他开始对在任何方面触犯过他的官员们科以大量罚款。并不
富有的韩文被命令向大同戍军交付1000 石粮食，这使他家陷于贫困。为了供
应这些戍军的粮食，对其他官员也科以类似的罚款。朝廷官员们这时都被刘
瑾吓住了。连那些普遍被认为很有节操的人也开始贿赂他，以便避免这种罚
款。
尽管刘瑾在1507 和1510 年之间把持了朝廷，但他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
或遭到挑战。皇帝当太子时也侍奉过他的太监张永（1465—1529 年），和刘
瑾关系不好。他们两人至少有一次当着皇帝的面打了起来。张在军事事务方
面的技能使他保持了皇帝对他的宠爱，刘瑾不能免去他的军事指挥权。当刘
瑾开始指望张和另外六个太监服从时，他们开始憎恨他。
1508 年7 月23 日早朝时，一份由反对刘瑾的一些太监起草的匿名书被
投放在御道上。匿名书详细地列出了刘瑾的罪行。它被一个御史拾起并被呈
送给皇帝。刘瑾知道它的内容后，命令所有的朝廷官员跪在紫禁城主要庭院
的朝觐大殿前面。刘以为这事是某个官员干的，在他查明他是谁之前，所有
官员都要受苦。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他让官阶最高的尚书们退出。他上午晚
些时候才露面。翰林官们立即为他们所受的对待而提出抗议，指明他们向来
没有受过太监们如此的虐待。刘瑾让他们退出。后来一个御史抱怨这种处理
的办法违背了王朝既定的律令。刘瑾反驳说，正是他和他这种人把帝国的事
情办糟了，他对王朝创建者的法令实际上一无所知。留下的官员们被命令站
到他们朝见时占有的位置上，以便刘能查出谁靠近文件被发现的地点。
这时一个大珰提出反对的理由说，四品以下的官员在朝见时并不是按次
序站立。谁会傻到返回那个地点去？刘命令他们重新跪下。为了找到草稿，
① 《明实录》[380]的条目中没有明确说明。见《明实录·宪宗实录》（1491 年；台北再
版，1961—966
年），214，或申时行编：《大明会典》[265]（1587 年；上海重印，1964 年），177、2
11 和214；本文解
释根据《明史》[41]，94，第2307 页，和《明通鉴》[210]，34，第1307 页。
派了卫士去搜查他们的宅第。同一个大珰又反对。他问道，这样一个官员是
否会傻到在家里留下一份草稿。
这时已快到中午。这天天热，无云也无风。几个官员已经在他们的位置
上倒下并被拖走。另外一个司礼监的太监把冰过的瓜送出来给官员们。刘瑾
马上伪造了一道敕令迫使两个大珰离开。下午过半，所有官员都被捕，并被
带到锦衣卫监狱。第二天，当他发现匿名书是一个太监所拟，他才下令释放
官员。
这种恐怖统治仍在继续。1508 年9 月，刘瑾在宫中设立了一个新的保安
机构以审查太监们，接着几十个太监被驱逐到南京。在这几个月里他继续下
令清查粮仓和金库的帐目。如果发现即使是最少量的损耗，或者即使是一丁
点数量短缺，曾经负责它们的高级官员们也要被罚款。刘瑾认为，惩处平民
和主管的低级官员既不适当也不实际。首先他们没有钱财缴纳罚款；其次，
负责的官员们应当受到责问。1509 年，西部边境一些管区的好几百名官员因
不能达到分派给他们的定额而被罚300 至500 石粮。
1509 年夏，刘瑾开始审查东南的盐政。又有几十个官员被罚款，并被命
令把他们的罚款解往北京皇帝的私库。1509 年8 月，他提高了西部边境一些
管区注册为军田的土地的税额，以便补足当时的收入。1508 年他已废除了每
年从皇帝私人所得中拿出补助金来补足这些戍军的收入的惯例。这种收入的
减少必须补上，但新的税额引起很大不满。
1509 年，为了供应陕西、湖广、辽东和宁夏的戍军，刘瑾的代理人被派
往这些地区去筹集更多的地方收入。他的代理人首先提高税额，然后利用其
他不合常规的勒索方法以获取所需的收入，但不是没有引起当地军户的反
抗。骚乱爆发了。1509 年8 月，辽东的两支戍军不服而造反，这次反抗只是
在发给不满的部队2500 两白银后才平息下来。帝国对偏远西部和帝国北方周
边的控制是无力的。任何干扰现状的尝试都将导致不稳，而不稳常常导致暴
乱。安化王朱寘鐇（死于1510 年）正是利用这种对刘瑾控制下的帝国施政的
普遍不满作为他1510 年5 月叛乱的一种托词。
安化王的叛乱
1492 年朱寘鐇承袭了陕西中部安化（今庆阳县）的封地。很长时间以来
他认为自己是皇位的一个适当的候补人，并且聚集了一个杂凑起来的具有这
种看法的心腹人的集团：几个军队的指挥官、一个学者、一个萨满教女巫和
一小批士兵。1510 年以前他的愿望没有引出什么事，而在这一年，刘瑾派到
陕西的朝廷官员开始对军田实施新的税率，并下令逮捕和责打欠税的人。欠
税人当然也是隶属于戍军的士兵。他们忿怒，容易被煽动。情况适宜于骚动，
安化王于是决定起事。
1510 年5 月12 日夜，这个地区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被邀请到安化王府赴
宴。宴会当中，叛乱的士兵被领了进来；他们把几个军官、官员和镇守太监
杀死在他们的座位上。另外一些士兵被派去杀害那些拒绝赴宴的官员。他们
的衙署随后被洗劫和焚烧。
这时，安化王发布了一篇檄文。他宣称，他集结了一支军队，要为朝廷
清除太监刘瑾，然后他列举了刘瑾的罪行。这篇檄文被送给许多地区的指挥
官，安化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援。这些地区的指挥官害怕刘瑾的权势，
拒绝响应。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向朝廷呈交了安化王的檄文。尽管刘瑾隐瞒了
这篇檄文，但他不能掩盖这次事变。
一支军队被召集起来去惩罚安化王。杨一清（1507 年4 月刘瑾曾迫使他
去职），受命为最高统帅，太监张永被任命为监军。但是在他们到达陕西以
前，暴动已被镇压下去。安化王于1510 年5 月30 日被捕获。一个曾经假装
归顺他的事业的骑兵指挥官用计捉住了叛乱的首领们，然后抓获了安化王本
人。这次流产的暴乱仅仅持续了19 天，张永只不过押送安化王回北京处决而
已。
张永和杨一清在征途中议论过刘瑾。张并不感到受刘瑾的威胁。皇帝为
张永这次出征送行，并赏赐他很多表示尊重的物品。他说他什么也不怕。但
是，杨说服了张，刘瑾很快就要叛乱，张本人处于致命的危险当中。他劝他
把这次暴乱归咎于刘瑾，并且请求处决他。张并不情愿。如果计划没有成功
那将如何？杨让他放心，并补充说，一旦处决刘瑾的请求得到批准，他定将
立即执行判决。杨还指出，张因刘瑾处死必定大有所获。张同意了这个计划，
并立即动身返回北京。
表面看来，刘瑾想暗杀皇帝，并立他自己的从孙为帝。据传的暴乱将在
1510 年9 月10 日发生。刘瑾的兄长刚死，他的葬礼择定在那一天。表面看
来，刘打算在所有官员去吊丧时进行攻击。张永已经请求在同一天朝见时将
安化王献给皇帝，当刘瑾将献俘的日子推后时，张怀疑暴乱已迫在眉睫。他
不理刘的指示，突然赶进北京。
1510 年9 月13 日，张永在早朝时献上安化王和其他俘虏。那天晚上他
和另外七个太监被邀与皇帝一道参加宴会。在刘瑾退出以后，张把危及皇帝
生命的阴谋告诉了皇帝，并且告诉他必须马上把刘瑾抓起来。已经沉醉的皇
帝最初并不相信他的亲信已经背叛了他。但是张和另外的几个太监力劝他采
取行动，他终于勉强同意了。四个卫士奉派把刘瑾拘留在宫内他的寓所里，
他的财产被抄没。
第二天皇帝把张对刘瑾的告发告诉大学士们。他命令他们起草一道敕
令。刘瑾将被驱逐到南京。他派出的监督人将被召回，他的新税额被废除，
他的其他行政方面的改革作废。皇帝决定要在他检视了刘的财产，亲眼看过
密藏的金银财宝、甲胃武器和通往宫内的通道，以及藏在刘瑾扇子里的匕首
——据说是图谋他的匕首——之后才处决他。
刘瑾于9 月16 日被捕。皇帝命令在紫禁城主要城门午门前面公开审问
他。当刘到场时，朝廷官员们都保持沉默。刘质问他们当中有谁没受过他的
某种恩惠，谁胆敢审问他。他们都向后退缩。最后，一个皇帝的亲属开始严
厉地责问他。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盔甲？如果是为了保护皇帝，为什么要把它
们藏在他的住所里？皇帝确信他有罪，诉讼便结束了。
他受磔刑而死，从9 月27 日开始，持续了三天。在帝国各地榜示了这一
诉讼结果以及他的一系列罪行的说明。在他死后一个月内，他的改革都被废
除；10 月，他的党羽大部分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撤职。他的被没收的财产解交
给了皇帝的私库，暂时减少了这个君主对收入的需求。
刘瑾是否真的想要暗杀皇帝仍不清楚。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所编纂的记载
以确定的措词说，刘计划篡夺皇位，但除了午门前的简短质询外并没有正式
审理，而刑部现存的文件只包括旁证。刘瑾没有承认他的罪行，尽管在谋叛
案件中一般都要求这样的招供。而且执行他的死刑判决异常迟速，因此没有
机会上诉或复审罪行。确定无疑的是，刘瑾之死结束了改革帝国行政管理的
任何尝试。
实际上，刘瑾试图改革帝国的行政管理，以便文武官员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将从属于中官或和中官平等，并且在所有财政事务中都对中官负有责任。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这是没有先例的安排，同时由于刘瑾的过激改革受到大
多数文官成功的反对，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了解他的行政改革的详情。在他
死后几天之内，所有他所施行的法令的痕迹都从记载中被抹掉。改革王朝制
度和通过太监代理人扩大皇帝直接控制权力的唯一具有实质性的尝试完全失
败了。
1510 年后的帝国行政
刘瑾筹集款项的尝试失败了，但必须找到别的办法。皇帝仍然需要更多
的钱财，他仍旧依靠太监为他筹款。既然文官们在任何行政改革中都不会合
作，皇帝便完全采取征用的办法。于是太监被给予了索取他们所需供应和劳
力的权利，而拒绝和他们合作的文官当局要受到粗暴的惩罚。
刘瑾死后，另一个在皇帝当太子时侍奉过他的太监魏彬受命执掌司礼
监。皇帝个人的工作人员中的其他太监和亲信仍然负责监视机构和京师戍
军，他们也都仍然在紫禁城外的他的宫中侍奉他。皇帝就是通过这些随从人
员中的一人结识了一批新的好友——一批西北戍军军官，他们在对北京以南
的盗匪活动进行镇压。
1509 年晚期，北京以南地区爆发了多次骚乱。刘瑾试图提高摊派给军户
的定额，这引起士兵离开他们的防地。这些逃兵很快和盗匪结合在一起，开
始在农村任意抢劫。到了1510 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在文安（北京以南约
80 英里的一个城市）一个想要暴动的匪首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个匪首在
1510 年晚期被捕获，但是他的部下逃走了，重新聚集，并发动叛乱。到1511
年2 月，他们已经聚集了一支几千名骑兵的部队，并正在攻打一些行政城市。
3 月，委派了一个指挥官去扑灭这些匪军，同时派了来自京师一些戍军的一
支部队巡逻皇城附近地区。
这些部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军纪和防御松弛。帝国的各支军队宁愿避
战，而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文官想招降。1511 年8 月，几股匪军围攻文安。
京师各戍军紧急待命，兵部尚书在这次战役期间要求把2500 名骑兵部队从遥
远的西部边境的一些防区调到内地。这为随后的多次调动开了先例。同时，
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官员因渎职而被召回。盗匪投降了，但又再次反叛。这
时关心这次战役的皇帝需要帝国的军队去打仗。胜利并没有到来，而匪军于
1511 年10 月烧了在往北京的运输途中的上千艘皇粮船。情况非常严重。
1511 年11 月任命了几个新指挥官，但是他们的部队没有取得多少成绩。
1512 年1 月匪军攻打北京以南只有60 英里的行政城市霸州。官员们担心这
些匪军甚至可能试图在祭天时袭击皇帝本人，祭天必须在北京的城墙外面举
行。京师地区的防御增强了。这次战役延续了整整一春，帝国军队没有取得
一次决定性的胜利。1512 年夏，河南的几支匪军分裂，有几股向南移动，渡
过长江进入江西，另外几股向东进入山东，最大的部队向西南到了长江沿岸
的武昌。
这支最大的匪军（只由大约800 人组成）在长江上向东航行，没有受到
认真的抵抗，沿途进行抢劫。8 月28 日，船队在靠近江口的行政大城市通州
停泊，但当地部队阻止他们上岸。当天晚上，他们的大部分船只、给养和战
利品在一次台风中都损失了。活过这一夜的那些人向东南逃到狼山，这是一
个险要的高地，他们希望在这里自卫。1512 年9 月7 日，帝国军队包围了他
们，把他们逼上山头，终于在那里把他们屠杀了。这次战役就此结束。上报
了胜利，帝国各支军队奉命返回北京。
向南逃入江西的由多股组成的几大支匪军，到下一个10 年仍然是一个问
题。盗匪活动仍在河南蔓延，尽管规模大大缩小了；在四川中部也仍然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对北京和运河漕运设施的威胁排除了。帝国其他地区
的盗匪活动现在可以依次对付了。
当得胜的帝国军队在1512 年秋天回到北京时，来自隶属于宣府戍军一个
军户的骑兵军官江彬（死于1521 年），设法得到了一次觐见皇帝的机会。为
了得到这一恩宠，他收买了皇帝当时的亲信锦衣卫的指挥官钱宁（死于1521
年）。钱宁曾经讨好刘瑾，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了皇帝的青睐。他娴于箭术
（能用两手开弓），很快由于他的军事技术而受到宠爱。他应邀住在皇帝的
住所，常常和他一起喝醉酒。他终于受命主管诏狱，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人。
他靠迎合皇帝保持这种恩宠。他给他介绍合意的乐师，为他的后宫搜罗穆斯
林妇女，引见擅长黄教的秘教巫术的西藏僧侣。他总在寻找新的娱乐，他答
应引见江彬，因为他知道皇帝想见他。
皇帝最早听说江彬是在1511 年。江在淮河流域对盗匪的一次战斗中，中
了三箭，其中一箭射在脸上，射穿了耳朵。他拔出箭继续战斗。皇帝听说这
事以后很受感动。他在朝见时看见江彬脸上的伤疤，知道这事是真的。江是
一个健壮的仪表堂堂的勇士。长于击技，爱讲战斗故事。皇帝喜欢听他讲，
因而邀江住在他的私邸里。钱宁很快发觉自己在和江彬争夺皇帝的青睐。钱
试图说他的坏话，但为时已晚。江已经代替他成了21 岁的皇帝宠信的伙伴。
江彬这时想确保他的地位。他利用皇帝着迷于战争，建议把北方四支戍
军的部队轮换到北京，由他统率。江争辩说，京师戍军没有战斗经验，而且
在京师地区防御盗匪的活动中已经证明是没用的。边境军队受过战斗和艰苦
生活的锻炼，是更好的战士，他们能够保卫京师。从另一方面说，京师戍军
需要某些实际的战斗经验，而在边疆他们无疑能够获得这种经验。皇帝觉得
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在1512 年12 月发布命令照此办理。
从边境调3000 人的军队到北京的命令当即遭到反对。大学士李东阳提出
10 条反对的理由。但是，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反对这样办主要是因为
京师戍军缺乏战斗经验，不能胜任边境的勤务。他们可能没有能力抵挡蒙古
人。他进一步反对的理由是，边境军队可能难以管束，可能干扰皇城的秩序。
他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拒绝起草所需的敕令。皇帝的主意已经打定；他颁布
了他自己的诏书。1513 年2 月，侍奉过皇帝母亲的最后一位大学士李东阳辞
去职务以示抗议。
1513 年2 月，边境军队到达北京。江彬和许泰两人受命统领京师戍军和
边境部队。宣府戍军的指挥官许泰是江彬的主要伙伴和顾问，江后来的许多
奸计事实上都是许泰想出来的。边境军队组编成四营，由为江、许设立的两
个新的官署掌管。邻近皇城西墙的一些地区的房屋被拆毁，以修建操练场地
和兵营。戍军部队此后便驻扎在北京城内，在皇城内操练。1513 年3 月，靠
近皇城的一个仓库区和一些马厩又被接管，以便为宣府部队提供房屋，皇帝
开始把这支部队看作他个人的军队。
这时他把自己想象成和王朝第二个奠基者永乐皇帝（1403—1424 年在
位）一样的伟大的将军皇帝，他想当好这个角色。他的行为并不只是可笑的；
他对蒙古人抱有一种不同的态度。他父亲在位的时候，大学士们曾经认为明
军不再有能力和蒙古骑兵对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后撤和隔离；只能和蒙古
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尽可能不予理睬。这位皇帝却想表现他自己的军事威风，
作为一种警告和实力的显示。他要让这个游牧民族懂得，大明皇帝是和巴图
蒙克一样伟大的军事领袖，巴图蒙克这时已经赢得了大部分蒙古人的忠诚，
并且占领了黄河河套干旱的草原鄂尔多斯。这至少是他持续地对军事事务感
兴趣和几次巡幸西北这两者后面的动机之一。他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厌恶这
种想法，不愿和他合作，但他发现江彬是一个自愿的合作者。
皇帝的军事冒险最初限于在皇城中进行打猎和战斗演习。他和江彬穿着
同样的盔甲，一块儿骑马，在演习场上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1514 年9 月，
皇帝在一次这样的狩猎中被一只老虎严重伤害，他在休养时有一个多月不能
上朝。有个官员劝他多保重身体，当即被贬到远离北京的一个次要职位上。
皇帝无疑想继续打猎，尽管有危险。
他的军事游戏引出了另外一次事故，结果是紫禁城中一些主要寝宫被
毁。皇帝从幼年起就喜欢花灯。他常常为了灯节（新年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
花费大量款项去采购新奇的、装饰精巧的品种，悬挂在宫殿的庭院中。宁王
朱宸濠（1478—1521 年）知道他爱好花灯，为1514 年的庆祝活动送去大批
精致新颖的品种。宁王的侍从奉派安装花灯；这些花灯之所以新颖，在某种
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被固定在房屋和走廊的圆柱上，而不是悬挂起来。给人
的印象是很壮观的。主要寝宫前的庭院光明如同白昼。
在此之前皇帝已在宫殿庭院的边上搭起帐篷，有些帐篷被用来存放在紫
禁城中进行的战斗演习的火药。事故发生在1514 年2 月10 日，也就是灯节
的晚上。火药爆炸，烧着了居住区的所有宫殿和朝觐大殿。大火延续了整整
一夜，几座寝宫完全焚毁。起火以后不久。皇帝就撤到他的新居。路上，他
回头看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这是“好一棚大烟火也”。
①
这场火后大约八个月，他命令陕西的镇守太监购置按照他的详细说明而
制造的162 顶帐篷的帐篷宫殿。这些帐篷于1515 年晚期送到北京。这些帐篷
组成了一个宫殿区，有全套的大门、居住区、庭院、厨房、马厩和厕所，最
初设置在紫禁城内，后来皇帝每次巡幸时也开始利用它们。尽管他这时宁愿
住在帐篷里，几座宫殿仍然必须重建。1515 年1 月，工部上报，重建这几座
宫殿将耗费100 多万两银子。这将在五年中以一种普遍附加税的形式按一年
20%的比率征收。当这个部请求皇帝从他私人的储备中借用这一总额的一半
时，他拒绝了。1515 年夏，从京师戍军和锦衣卫调了30000 军队营建这项工
程，工程最后于1521 年完工，也就是在火灾七年之后。
皇帝这时完全不顾朝廷的礼仪；一切事情都是在他方便时去做。1515 年
1 月，一个给事中抱怨，新年献祭太庙是在下午晚些时候举行的，祭天开始
得很晚，以致皇帝的侍从半夜才回到北京。两种典礼都应该在黎明开始。2
月，大学士杨一清抱怨皇帝很少视朝；如果视朝，是在下午晚些时候，而不
是按惯例和礼仪在黎明开始。所有朝臣从清早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守候在午
门外；紫禁城的入口好像一个市场；官员们在黑暗中散开时，一片混乱。
1515 年7 月大学士梁储（1451—1527 年）报告，他和其余的大学士们在
街上听说皇帝常常潜出皇城，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过夜。他希望知道这是否
真实。1516 年1 月，另一个给事中庆贺皇帝，因为皇帝按时到达祭天，但这
个官员同时指出，朝见是在傍晚举行，而且常常是在御宴时举行。同时，朝
见时没有纪律；官员们在新年朝见后散开时，一个将军竟然在混乱的人群中
被践踏而死，当时外国使臣都在观看。
① 顾炎武：《宦官》和《禁自宫》，载黄汝成编：《日知录集释》[292]（1872 年；《国
学基本丛书》，17—8
转载，上海，1935 年），9。
就皇帝来说，他想尽可能少和他的官员们发生关系，对有关他的行为的
抱怨充耳不闻。几乎所有帝国的事务这时都交付给了太监们。太监们从不怀
疑皇帝的命令，或批评皇帝的行为，不管它们有什么缺点，而缺点是很多的。
他们唯命是听。
喇嘛们的事例是典型的。这些来自西藏的术士-僧侣由钱宁引见给皇帝，
皇帝觉得他们很有魅力。1514 年，一个御史批评他和喇嘛们交往，御史说，
连其他的佛教徒也避免与他们来往。他建议派这些身着赭袍耳戴铜环的人去
吓跑来自极西边境的妖精。皇帝并不觉得有趣；喇嘛们留下了。
1515 年晚期，他决定派一个太监到西藏去请回这些喇嘛推荐的一个“活
佛”。这个人实际上是噶玛派教派的一个领袖，他的保护人仁帮王于1498
年占领了拉萨（西藏的主要宗教中心），同时他从幼年起就被当作奇迹的创
造者而受到称赞。噶玛派僧侣和他们的同盟者这时正企图压制他们的主要对
手，政治形势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活佛”不大可能离开西藏。
然而皇帝还是想见他。他指出前几朝曾经派太监去西藏；他说，这有先
例。宫廷办事机构的太监刘永奉命负责这项任务，并被授予征发他在途中所
需任何供应和勤务的权力。大学士梁储立即提出异议。向外地宗教领袖派遣
使节，这是没有先例的。出使人员必经的四川多年遭受匪患，只在最近才安
定下来。他担心不正当和不受控制的征发将引起当地的骚乱和可能的普遍暴
动。他拒绝起草所需的命令。皇帝颁发了他自己的命令，太监刘永动身走了。
梁储是正确的。刘沿长江一路征用了几百艘船，并征发几千人拖曳他的
船队通过上游峡谷的险滩。到他抵达四川省城成都的时候，他的随行人员单
是食品每天就需要100 石米和100 两银子。他为这次出使购买礼物而在四川
逗留了一年，最后动身时带了上千骑兵的护卫部队。这次出使以灾难收场。
当“活佛”拒绝离开西藏时，明的护卫部队试图胁迫他。这个喇嘛的保护人
对明营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抢了所有礼物和贵重物品，并在这一过程中
杀死和打伤了一半以上的护卫者。太监张永为保命而逃走了。当他几年以后
终于到达成都时，皇帝已经死了。
1515 年，这时二十三四岁的皇帝对在北京生活已经感到厌烦，同时被朝
廷官员们连续不断的批评所激怒。1516 年早期，他开始考虑离开北京，到西
北大约90 英里的宣府定居。这个主意最初由江彬提出，他想把皇帝和他的主
要对手钱宁隔开。江彬告诉皇帝，那里有比北京多得多的乐师和标致女人。
而且，他在那里能够看到真实的边境的小规模战斗，比起皇城中的模拟战要
让人激动得多。1516 年4 月，负责京师地区的御史报告，他曾经听到有关皇
帝在宣府的行宫的传闻。刚过一年，皇帝便第一次到那里巡幸。
皇帝的巡幸
皇帝从短途游览开始他的巡幸。1517 年1 月他通知朝廷，他想在祭天以
后在北京以南的南海子皇家庭园里打猎。大学士们表示异议。这样的事以前
从来没有过。要是他碰上什么麻烦的事该怎么办？2 月3 日，这次祭祀以后
不久，他让朝廷官员们陪伴他到北京以南的皇家庭园，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候
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然后他们被打发走，并被告知在北京的城门等候皇帝的
銮驾。皇帝半夜前后到达，并接受朝见。第二天，他把猎获物分赐挑选出来
的朝廷官员们。几天以后，他再次在这个皇家庭园里打猎。当不再有异议提
出时，他开始计划一次远一些的巡幸。
1517 年夏，他作了到宣府镇城（今宣化）的第一次尝试。1517 年8 月
17 日，他化装离开北京往北边大约20 英里的昌平城。第二天，大学士们（他
们已经听说他在北京的街上启程，这样的新闻在那里传播很快）在路上赶上
他，请求他返回。他拒绝了。五天以后，他抵达北京以北约30 英里的居庸关。
负责居庸关的御史下令锁上南门，然后带走了钥匙。
御史拒绝开关。当皇帝下令负责居庸关的太监开关时，御史威胁要把太
监当场斩首，如果他试图打开关门。御史然后进呈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
说，一定有什么人伪造了一道诏令；只有接到用了皇后和皇太后印玺的命令，
他才会打开关门。同时，他威胁要杀死皇帝的一个使者。皇帝不能到达关外，
决定返回北京。
1517 年9 月8 日，他再次微服离开北京，赶到居庸关。这次他成功了。
他在四天内到达，在一个农民家里过夜，并在主管御史不在时，于9 月13
日赶快通过。他留下他的一个亲信，太监谷大用，执行不许朝廷官员们出关
的明确的命令。9 月16 日，他到达宣府，住进他的新宫。他在行动中完全不
自检束。为了自己在晚上消遣，他可能闯进有钱人家，抢夺妇女以充后宫。
1517 年10 月，他开始自称军事指挥官和将军，把他的宣府住所叫作军事指
挥部。他的命令和征用文书都用将军印章，他不愿用他的皇帝的印玺和尊号。
大学士们表示反对。他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样的命令实际上是皇帝颁发
的？他们请求他用御玺。他不顾这些请求，反而命令户部从它的库中调拨100
万两银子到他的宣府宫中。大学士梁储反对。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得到这笔
钱。户部现有银子只有200000 两，而太仓金库只有150000 两储备。户部尚
书在多次反对以后，最后同意送去要求金额的半数。皇帝觉得他的官员们表
现出来的这种态度是难以忍受的。怀疑他的命令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1518
年1 月，他实际上把在北京的朝臣监禁了起来。主管城门的官员被告知：朝
廷官员们不得离开这座城。
在这期间，1517 年10 月他看到了他来边地所要看的事情。10 月15 日，
他在宣府西南大约40 英里的一个小要塞里。几天以前，蒙古的一支大突击部
队在巴图蒙克的率领下已经穿越边界。他最初听说这次入侵时，便把它看作
施展他的军事才能的一个机会，并开始为一次大战作准备。每支戍军的兵力
增强了，并为一次战役而任命了指挥官。
这次侵袭于10 月16 日开始。第二天有几次小接触，但蒙古人在每次遭
受伤亡之后都撤退了。10 月18 日，在大同以南大约40 英里的一个戍军驻防
城市应州附近，一场大战开始了。10 月19 日，皇帝带着增援部队赶到。10
月20 日，他指挥了这次战斗，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黄昏时刻，蒙古人撤退了。
皇帝命令他的部队追击他们到边界，只是由于一场猛烈的尘暴而不可能进一
步追击，才结束了这次战役。尽管在这次战斗中他几乎被俘，他却把它看作
一次胜利。这实际上是16 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而皇
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
1517 年11 月，他回到他的宣府宫。他派一个太监通知朝廷，由于边境
局势不稳定，他将不能按时回北京举行祭天大典。大学士们反对，理由是以
前从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试图去朝见他，但在居庸关被赶了回来。最后，由
于他自己的原因，他决定返回。他在他离开刚过五个月之后，于1518 年2
月15 日抵达北京。
朝廷官员们奉命在北京西北城门以外等候他。他们在暴风雪中等了一整
天。他于黄昏将尽的时候到达，戎装跨马，带着一队骑兵护卫。在接受了他
的官员们的致敬（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在泥中下跪）以后，他下马并向一
顶帐篷走去，大学士们在那里给他献上酒和果品。他告诉他们，他真的亲手
杀了一个蒙古人，然后离开，到他个人的宫里去。在朝廷官员们回到北京以
前，已经过了午夜。
三天以后他主持了祭天大典，在这以后他到皇家庭园去打猎。他在京师
住了不到20 天，1518 年3 月又离开北京到他的宣府宫。他于3 月22 日返回，
只是因为他的祖母王皇后在三天前去世，他想看看为她下葬所作的安排。5
月他又离开去视察皇陵，然后继续往东视察密云（北京东北约40 英里）和喜
峰口的戍军，在喜峰口他召见了几个东蒙古人的首领。他返回京师参加王皇
后的葬礼。她的灵柩于7 月22 日离京，他骑马跟随在后；他在墓地附近的一
顶帐篷喝酒，度过了下葬前的夜晚。
1518 年8 月7 日，他命令大学士们起草一份奇怪的诏书。他告诉他们，
边境军纪松弛，将派某个将军朱寿所统率的一支作战部队视察边境，他们应
该起草所需的诏书。这个将军不是别人，就是这位皇帝。他给自己取了一个
新的名字。朱是这个皇帝的姓，寿字的意思是活得长，因此是，活得长的姓
朱的人。在他这一朝的余下时间里，他继续假装，说这个将军是某一个人，
而不是皇帝。作为皇帝，他也命令兵部授予这位将军一个崇高的爵位，因为
他在抵御巴图蒙克的战役中立下了功勋。大学士们被激怒了，但是无法阻拦
他。1518 年10 月，朱寿被正式授予公爵，每年的俸禄是5000 石米。
9 月，他返回他的宣府宫（他开始把这里叫作他的“家”），准备巡幸
西北边境。9 月晚期他动身前往大同防地，然后向西南前进，经过偏头关到
紧靠蒙古疆域的榆林防地。他这时离北京差不多有400 英里。大学士们不再
知道，是否就是他批阅送到他的指挥部的朝廷文书，或者谁发布将军朱寿的
命令。是皇帝还是他的副手江彬在发号施令？
从1518 年11 月到1519 年1 月，他留在榆林，拒绝返回北京过冬至，也
就是拒绝为献祭上天而挑选牲畜。命令是从他的指挥部以军令的形式发布。
他不肯利用内阁或宫廷办事机构。1519 年1 月13 日，他离开榆林，到山西
省首府太原去访问晋王。他这次访问有一个特殊的原因。1518 年10 月他在
偏头关停留时，见到一个歌女，他很喜欢。她被带来和他一起喝酒和唱歌，
他发觉自己被她迷住了。他弄清她是晋王府的一个乐工的眷属。当他回北京
途中路过太原时，他召见她，并留下她和他在一起。她成了他心爱的伴侣，
其后他和她一起消磨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江彬和皇帝的其他亲信对她十分敬
重，把她叫作“刘娘娘”（通常专用于皇后的一种称呼），因为他们知道皇
帝现在听她的话。
应当在1519 年2 月11 日举行的祭天典礼，在皇帝返回北京的路上的时
候，不得不展期一个多月。这次他带着骑兵护卫队骑马到祭坛，身着戎装举
行仪式，接着到京师以南的南海子皇家庭园去打猎。他回来后不到20 天就命
令朝廷官员们开始为巡幸南直隶和山东作准备。他想去看看帝国的南都南
京。大学士们不赞成；礼部尚书反对；给谏们请求他放弃这个想法。他不顾
这一切，仍然计划在4 月18 日离开。
4 月13 日，官员们开始呈递以各种理由反对他巡幸的奏章。这种情况延
续了几天，到这时已有100 多官员请求他放弃这个想法。但是他不想被迫停
止。4 月18 日他让锦衣卫逮捕了为首的进谏者，又命令卷入的100 多名官员
在午门前从早到晚跪五天。两天以后，其余的官员仍然继续抗议。他们立即
被捕，并被迫加入午门前的行列。4 月23 日，他下令公开杖责所有反对过他
的官员。
然而抗议仍在继续。更多的官员被捕和受到杖责；到1519 年6 月，至少
有12 名官员因伤致死。有个官员当着他幼小儿子的面被打死。连皇帝也被打
动了。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他决定推迟巡幸。
朝廷官员们这次反对巡幸，不是根据典章，而是因为他们担心，这次巡
幸是把皇帝扣留在江西宁王府或在途中暗杀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官员们几年
来竭力告发宁王的谋反活动，但是他们的告发不知何故从未打动皇帝，或者
至少从未使他相信。然而他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1519 年7 月，宁王反叛了。
宁王的叛乱
宁王朱宸濠从正德统治时期的初年起就对皇位怀有野心，尽管最初他想
靠奸诈而不是靠武力得到它。宁王是这个朝代创建者的第17 子的远代子孙。
第一代宁王，因为他以优秀的野战指挥官而闻名，得到了大宁的封地，这是
北京以北草原地带的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前哨基地。但是在1399—1402 年的内
战中，他被这场冲突的胜利者永乐皇帝迁移到了北京，永乐皇帝怀疑这位亲
王对他的事业的忠诚。他原来的封地赐给了三个蒙古王（兀良哈部族的首领
们），他稍后又被重新安置在江西省。天顺统治时期，（1457—1464 年）在
位的宁王牵连进一桩谋反案以后，被褫夺了维持一支卫队的权利，而且后来
再也没有恢复。
朱宸濠不是一个军人。据传他有几分文学才能，也以文艺爱好者和追求
享乐的人而闻名。但是，他奸诈而有野心。他逐步拟定了策略；直到最后，
他依靠的是诡计和阴谋，而不是军事力量。然而他很需要某种军事支持，所
以他首先努力设法恢复他的王府卫队。1507 年夏，他派了他府里的一个太监
带着给刘瑾的巨额私礼到北京。太监转送了礼物，转达了宁王的要求。宁王
希望有卫队，并有维持给他恢复了的卫队的收入。刘瑾同意了。尽管兵部反
对，宁王的卫队还是恢复了。1510 年9 月刘瑾伏诛的前一日，卫队又被取消。
宁王不怕受挫折。1514 年他又一次争取。这次他是通过陆完（1458—1526
年），陆完在1513 年12 月当了兵部尚书。宁王第一次见到陆完是在几年以
前，当时陆是江西的提刑按察使，已经成为他的庇护人和支持者。现在他需
要支持。他向陆完提出同样的要求。陆完答应去办，但这事说起来比做起来
容易。大学士费宏（1468—1535 年）拒绝起草，也就是说拒绝批准这道命令。
他了解宁王要干什么。但是，宁王这时已经得到许多皇帝亲信的协助：钱宁
（他新近把陪伴皇帝的地位丧失给了江彬）、皇帝喜欢的乐师藏贤，以及皇
帝个人工作人员中的几个太监。他们共同制定了一个避开费宏的计划。
他们知道，1514 年4 月9 日费宏要将廷试答卷分出等级，定出入选考生
的最后名单，将不能到内阁去。已经安排好，宁王恢复卫队的要求将在那天
提出，并立即转给司礼监。这样，大学士们在诏令颁布之前连文件也看不到。
钱宁已贿赂办事机构的太监准备所需的诏令，到时作为中旨颁布。4 月28 日，
皇帝的命令恢复了宁王的卫队和维持卫队的收入。朝廷官员们提出了反对的
理由，但皇帝并不在意，把对宁王的指控当作毫无根据的谣言，不予考虑。
这时江西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南京的一些御史经常控告宁王。1514 年1
月，南京的一些御史报告，宁王把肥沃的土地据为己有，科敛富户，恐吓地
方当局，他们不敢抱怨一个亲王的作为。御史们希望向江西臣民发布一份公
告，所有被宁王掠夺的财产应当归还；他的爪牙闹的任何乱子可由民政当局
予以惩处；地方官员不应交结宁王。没有对这一请求作出反应。
1514 年4 月，一个负责在江西镇压盗匪活动的官员报告，主要由于宁王，
土匪仍是一个问题。他既保护现存的土匪团伙，有时利用他们当他的爪牙，
由于抢夺财产而把许多百姓驱而为匪，除此而外，又干预这一地区的贸易和
商业。兵部尚书把这些指控当作不实之词，搁置不问。
1514 年6 月，宁王在卫队终于到手以后，不但为他的卫队请求衙署的印
信，而且也请求给予他管辖当地监军和他所在地区守卫部队军官的权力的印
信。这一请求被批准。同时，他又招募了大约100 名盗匪的私人卫队，作为
他本人的心腹。
1514 年8 月，他要求准许他审询并惩处他管辖范围内的皇族。这个要求
也靠兵部尚书陆完的建议而被认可。皇帝由于听到宁王专心致志于他职责的
细节而感到高兴，仍然把反对他的报告当作诽谤而置之不理。可是这时宁王
已经开始把自己叫作君主，把他的卫队叫作皇帝侍从，把他的命令叫作皇帝
的敕令。有一次他实际上试图让这个地区的文官们穿戴正式朝服随侍他，好
像他的确是一个皇帝。巡抚代表他的部属说，这不合礼仪，并拒绝这样做。
甚至这种荒谬的行为也没有受到北京朝廷的指责。
宁王由于某种原因仍然没有受怀疑；对于其他诸王被认为不忠的行为，
在他却被宽容。1514 年晚期，鲁王的孙子（他是一个熟练的射手）错误地被
牵连进一桩谋反案，被定罪并废为庶人。他的罪过是熟谙箭术和有野战指挥
官的才能。可是，把自己的命令当作皇帝敕令颁发的宁王却仍然未受触动。
1515 年初期，宁王开始为他的事业延募战略家和谋士。他的主要谋士是
一个通晓军事策略的举人。匪首们依旧寻求他的保护，他则利用他们去威吓
他的敌人。公开反对他的官员要冒生命危险。1514 年，大学士费宏在到江西
的回家路上，差点被他设法杀害。当江西的提刑按察使于1515 年上报宁王谋
反时，他也几乎丢了命。宁王试图毒死他。其后他使他被抓了起来，几乎被
拷打致死。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地方当局要末和宁王合作，要末默不作声。
尽管宁王在为一次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作准备，他仍然希望通过其他手
段得到皇位。1516 年春，他贿赂钱宁和其他几个受宠信的人，求他们建议把
他的长子送到北京。他想让他的儿子在太庙举行的仪式中承担太子的任务。
1516 年6 月，他提出移居紫禁城，但省里的官员们阻止了他。1517 年5 月，
他府里的几个大太监秘密到北京报告他的不法行为。宁王暴怒。他让他的同
盟者，掌锦衣卫的钱宁，伪造诏书，命令将这几个太监逮系锦衣卫狱，加以
责打并予放逐。他不可能太久地掩盖他的计划。他开始组织他的武装力量，
到西南土著居民中招募了更多的军队，并贮存盔甲和包括火器在内的武器。
1517 年秋，他派密探到北京，以便向他报告那里的情况。同时他设立了
一个驿传系统给他传递消息。他的谋士们警告他不要谋反。他应当等到皇帝
去世，届时在随着发生的混乱中，起而宣布他自己是皇帝。1517 年10 月，
皇帝差一点被蒙古人俘虏；他很少在紫禁城里，总是去冒险。可是宁王不能
无限期地等待他的死亡，他有理由首先考虑在这时暗杀皇帝。
与此同时，他保护下的土匪部队事实上正在和省及地方当局作战，抢劫
粮仓和金库以充实他的库藏。他们还为他报仇。1518 年10 月，他开始袭击
在江西东部过退隐生活的费宏。费氏家族的人在县城里躲避他的一支土匪部
队，但土匪捣毁城门，抢劫了县城，并将费宏的亲戚肢解。费宏只身逃脱。
没有正式调查这一事件。只在费宏直接向朝廷请求帮助以后，才从北京派来
一个高级官员调查此事。
江西的新巡抚孙燧（1493 年中试）奉派对费宏的请求作出反应。他负责
镇压土匪活动，可是还要为一次可能发生的暴动事件作好准备。1518 年晚
期，他捕获几个宁王保护下的匪首，把他们关在南康府城的监狱里。宁王怕
他们可能在拷向下泄漏他的计划，派他的军队袭击这座城市以营救他们。在
其后的严重水灾中，盗匪活动更加蔓延，地方当局几乎不能控制农村的大部
分地区。
到1519 年春，孙燧已递送了七份关于宁王谋反的报告，再三再四地说，
宁王的确将要反叛。但都不起作用。不过宁王却渐渐变得不安起来。皇帝能
够被蒙蔽多久？皇帝原来想在1519 年春季和夏季巡幸长江以南，宁王可以指
望在途中的什么地方要末把他暗杀，要末把他扣押。但是这次巡幸由于朝廷
官员们反对而被推迟了，因为即使皇帝对宁王的意图仍不觉察，他的官员们
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宁王还没有反叛，这只有一个原因。皇帝不理睬他的后
妃，人们普遍认为他不会生下后嗣，所以宁王仍然希望通过他的儿子被指定
为太子而得到皇位。这样他就能避免被指为叛逆者和篡位者，至少装出合法
继位的样子。
据说，在朝臣提出异议以后，只是由于江彬把这种情况看成永远推倒他
的对手钱宁的一条门路，皇帝才在1519 年夏终于注意到了这种情况。钱宁至
迟从1513 年起就和宁王勾结。在皇帝于1517 年开始巡幸以后，钱（他留在
北京）很容易拦截和消毁敌视宁王的奏疏。
在皇帝的銮驾于1519 年2 月返回北京以后，江彬及其同伙看出形势已经
变得非常危险。1519 年春宁王收到了他所等待的对他的请求的答复。钱宁蒙
骗了皇帝。他要皇帝批准宁王的请求，允许他的长子参与太庙的献祭，并将
诏令写在一种特殊的纸上。这种“异色龙??”依照惯例是专用于与监国的联
系的。如果没有太子，监国就代皇帝行事。如此，如果皇帝去世，宁王就将
被召到北京监督帝国的行政。这不符合江彬的利益。
他同太监张永勾结，决定首先下手，并迫使宁王摊牌。他们先在皇帝的
心中引起对钱宁的动机的怀疑。为什么他总是称赞宁王孝顺和勤谨？这不是
在嘲笑皇帝？为什么他胆敢这样做？皇帝很快改变了他对宁王的看法，而钱
宁在朝廷的主要同伙太监张锐（他掌管北京的监视和保卫系统），当他了解
阴谋已被揭穿时，马上就反对钱。他已弄清楚，某个御史知道了宁王犯罪的
详情，呈递了一份关于宁王谋反的奏疏。
钱宁这次不能隐瞒文件。当他面对皇帝的时候，他控告这个御史在皇室
中进行挑拨。但是皇帝已起疑心；他说，真相总会查明。御史无地可走；如
果他诬告宁王谋反，他将反而受罚。
他将奏疏送给大学士们，要求提出建议。大学士杨廷和（1459—1529 年）
建议他仿效宣德皇帝所树立的先例。1426 年，当宣德皇帝的叔父朱高煦（约
1380—1429？年）公开反叛时，皇帝率领一支军队去把他的暴动镇压下去。
朱高煦没有挣扎就投降了，而皇帝饶了他的命。另一个叔父朱高燧（死于1431
年）承认他牵连进了这一阴谋，但没有采取不利于他的行动；把不利于他的
陈述的副本交付给他，作为对未来罪行的一种警告，就算完事。杨建议像处
置朱高燧那样处置宁王。可以派几个高级官员和皇亲去告诫他，并且夺去他
的护卫。就宁王几乎要公开反叛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宽大的惩戒。连他也弄
错了皇帝派遣使者的目的。
1519 年7 月9 日，当宁王出席祝贺他的生日的宴会时，一个从北京来的
密探带来了已经派出一些高级官员来逮捕他的消息，因为这是北京所谣传
的。宁王突然离开宴会，召集他的谋士的紧急会议。他们一致认为，他的密
谋已经泄漏，他不能再延迟。一致同意一个计划：第二天，当所有文官来答
谢他的宴会时，他要宣布他的意图，并将任何拒绝支持他的事业的人杀死。
7 月10 日，他在聚集在一起的官员面前露面，他们被他的几百名卫兵包
围着。他发布了一份难以置信的通告。他声称，太监李广欺骗弘治皇帝，使
他认为正德皇帝是他的儿子。据他说，皇位上的这个人是一个平民的孩子。
然后他问这些官员是否知道，他曾经接到皇后的诏书；又告诉他们，他曾奉
命惩罚这个恶棍——所指当是皇帝。江西巡抚孙燧要求看皇后的诏书。他被
拒绝时，他就指控宁王谋反。他和其他几个不愿合作的高级官员马上被处决。
其余的许多人被捕，随后被迫顺从宁王。
为了确保通往长江的道路，军队立刻从他在南昌的总部出发。九江于7
月13 日陷落，府城安庆（离南京150 多英里）于7 月23 日被包围。但是，
宁王和军队的主力直到7 月26 日才向南京出发。当时江西南部的巡抚王守仁
（1472—1529 年）用计使宁王延迟出发。王守仁听说7 月14 日的叛乱时，
他开始集合一支军队。同时，他传播假报导说，北京来的一支很大的帝国军
队正向南昌前进。只是在宁王探知这些报导是假的以后，他才敢于离开他的
总部。
战役从一开始就不利。第一天，当宁王为他的事业的成功而献祭时，祭
坛坍塌，祭品掉到了地上。最先启航的一些船在一场暴风雨中被毁。1519 年
8 月9 日，主力部队抵达安庆，安庆被围已有10 多天。宁王的军队在袭击这
座城市时，人员伤亡很多。在攻占它的最后尝试失败以后，他下令撤围。他
很着急。要是他的军队不能拿下这座府城，他怎么能够指望拿下南都南京？
与此同时，王守仁已经集结了一支帝国军队，并已定下了抵御宁王的战
略。南昌的总部守军不多；宁王带走了大部分军队。王守仁计划首先攻占南
昌，然后在长江与宁王的主办交战。他推断宁王将赶回去保卫他的总部，但
到那时他的部队将是虚弱而疲惫的，在激战中他将处于不利地位。
王守仁军的先头部队在1519 年8 月13 日晚抵达南昌，次日猛攻这座城
市。两天以后，进攻部队伏击了预料要赶回来保卫南昌的宁王的军队。帝国
军队的主力于8 月20 日晨，正当宁王上朝时，赶上了宁王的船队。小船被烧
着，让其飘流入宁王船队。宁王在他自己的船着火时，被迫逃走，随即被俘。
他的军队完全被击溃。叛乱只持续了43 天。
南巡
叛乱的消息于1519 年8 月7 日传到北京。皇帝想率军南征，因为这将给
他提供一个巡幸长江三角洲的极好机会。他颁布一道诏令，命令他化名的镇
国公朱寿集合边境部队，镇压宁王。大学士们、兵部尚书和其他高级官员反
对，但皇帝以必死无疑威胁任何敢于再反对的人。
他率领他的军队于1519 年9 月15 日离开北京。第二天他接到王守仁的
一份报告，王在报告中告诉他，宁王已经被俘。王守仁恳求他返回北京。据
王所说，宁王始终希望皇帝亲自率领军队。曾经沿南行
路线布置刺客。即使宁王已经被俘，皇帝仍然不安全。皇帝将这份报告作为
秘密保守，继续南行，他早已发觉他是处于危险之中。1519 年8 月，在他离
开北京以前，他曾布置江彬监视钱宁和太监张锐的活动，他已经怀疑他们两
人都牵连进了宁王的叛变。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北京并不比他在其他任何地
方安全。
1519 年9 月晚期，皇帝銮驾抵达州城临清，这是大运河岸的一座重要城
市，在北京以南大约150 英里。皇帝离开北京时，他宠幸的妃子刘娘娘生病，
不能随行。他答应稍后派人去接她。她把她的一支玉簪给他，作为识别接她
的使者确是由他所派的凭证。他刚到北京以南就把这支玉簪丢了，再也找不
到。刚到临清，他就派遣几个使者去接刘娘娘到南边来；但他们到了却没带
来这支玉簪，她不肯和他们同行。皇帝知道以后，便秘密地带了一小队骑兵
护卫队亲自出发去接她。朝廷官员们发现他不在时已经过了几天，这时阻拦
他已经太晚了。他离开差不多有一个月。
他平安无事地回到临清，继续向东南的扬州进发。他从徐州起便悠闲地
走水路，路上停下来打猎、捕鱼、拜访致仕的官员和太监。他习惯于把猎获
物赏赐给各级官员和随从；但是他指望得到精巧的银或丝绸的礼物，作为那
怕是一羽一脔的回报。何时何地合他的心意，他便接见朝臣。冬至的朝觐是
在一个致仕的太监的住所举行的，在此之前不久，他曾在御船上接受对他生
日的祝贺。
他于1520 年1 月到达南京，此后的八个月他都留在那里。他过得很愉快。
他从即位最初的日子起就喝酒，从没有戒除这一嗜好。这时他变得嗜酒成瘾。
他的一个侍从专门负责带着一坛热酒和一把勺到处跟随着他，以便他在任何
地方都能喝上酒。相对来说，喝酒是他的一种无害的消遣。顶多只不过为了
取乐，让官员们当着他的面喝醉酒罢了。他的荒谬的诏令和蛮横的勒索诡计
后果更为严重。
他到南京前不久，颁布了一道非常古怪的诏令。他禁止饲养和屠宰猪。
他这样做，表面上是因为他认为猪不洁净，是疾病的一个来源。在皇帝巡幸
过的西北部，穆斯林广泛地怀有这种信念。但是，据说他颁布这道诏令，还
因为“杀猪”一语发音和“杀〔姓〕朱〔的人〕”相同。这是一道非常不受
欢迎的诏令。在长江三角洲，肉就是猪肉；人人都养猪。猪肉在皇帝的大多
数献祭中是主要的供品，也是大多数荤菜的主要成分。然而面临被永远放逐
到帝国最遥远的边疆，许多人还是服从了命令。
最蛮横的勒索诡计涉及强取民间人家的女子以充后宫。从1517 年起就一
直这样做，可能是江彬出的一个主意。他在南巡时试图以更大的规模进行。
强夺女子有两个目的。第一，她们可以实际上被收入后宫；第二，如果不收
入后宫，她们的亲属可能尽力用钱赎回她们。许多殷实人家开始贿赂他的伙
伴，以求避免这种皇帝恩宠的殊荣。那些没钱的人家则忍受悲惨的结局。许
许多多的年轻女子被送往北京的浣衣局（宫廷妇女年老退居或被送往受惩罚
的院落，位于皇城外），等待皇帝返回。1520 年早期，朝廷官员们就抱怨，
没有更多的房间安置她们，供应不足，有些妇女已经饿死。
他途经南京附近精耕细作地区的狩猎旅行也引起巨大骚动，因为銮舆所
经之地实际上都被蹂躏。为了抚慰刘娘娘，他终于削减了这类活动，但已经
造成了巨大损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欧洲王国的第一个使臣来到了帝国朝廷。里斯
本一个药剂师的儿子比利（约1468—1524 年）在1516 年被任命为葡萄牙到
中国的使节，带着国王曼纽尔一世（1495—1521 年在位）的一封书信于1517
年晚期抵达广州。广州的文职官员们以为是葡萄牙海盗，总督请求准许调集
一支舰队把他们赶走。
这种反应并不十分奇怪；葡萄牙人在中国名声不好。1511 年，一支葡萄
牙舰队侵入马来半岛的满剌加苏丹的领土（一个名义上在明朝廷保护之下的
王国），迫使苏丹逃走。他立即派使者把这次入侵告知中国，葡萄牙人就这
样第一次引起朝廷官员们的注意。他们被认为来自马来亚以南的什么地方，
并没有被看作欧洲人。而且，既然这样一种人从来没有入贡的记载，北京的
礼部便拒绝接待1517 年的使节。1518 年2 月，礼部建议命令比利离开广州。
在此期间，有人贿赂负责广州海上事务的太监，获准让这个使节继续北
上。1520 年5 月，使节及其一行到达南京，并设法得到皇帝的允许赴北京朝
见。比利一行中的穆斯林商人火者亚三可能靠贿赂江彬把他引荐给朝廷而作
出了这一安排。比利在得到这难以得到的准许后就不走运了。尽管他到了北
京，却始终未能朝见。皇帝于1521 年1 月回到北京时，已经病重。他于三个
月后去世，第二天比利及其一行便被赶出北京。①
1520 年春季和夏季，皇帝留在南京，部分地是因为他在等待江彬和太监
张忠统率的边军从江西返回。王守仁俘获宁王以后，请求准许在北京向皇帝
献俘，但是皇帝及其亲信不愿放弃他们的军事行动。王奉命与宁王留在江西。
江彬想让皇帝在鄱阳湖的一次模拟战中捕获宁王，在此之后，他和其他亲信
指望由于他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而获得大量赏赐。王守仁拒绝和他们
合作。他带着宁王离开江西向南京进发，他想在那里亲自把宁王交给皇帝。
他既不信任省的官员们，也不信任皇帝的亲信们，怀疑仍然存在释放宁王和
杀害皇帝的阴谋。
他抵达杭州时见到了太监张永，张永负责这个地区的军务。由于致仕大
学士杨一清的建议，他同意将宁王移交给张永，杨一清认为张永可以信赖。
王还告诉张永，江西的局势不稳定。如果允许边军进入江西，他担心他们的
需求将导致一场暴动，比宁王的暴动还要严重得多。
在此期间，他的计划已经受到阻挠，江彬开始在皇帝面前诋毁他。江彬
暗示，王守仁其实与宁王相互勾结。张永设法为王守王说情，这种指控才得
以清除。但是，江及其密友不愿失去他们的赏赐。1519 年晚期，边军奉命到
① 两份奏议部分地引用于《明史》[41]，180，第4767—768 页王徽传和《明通鉴》[210
]，29，第1160 和
1163 页。正文中的英译文系根据前者。
江西扫灭宁王残余的徒众。同时，王守仁奉命回江西当这个地区的巡抚。1520
年夏季期间，他千方百计地努力控制边军造成的损害，而且终于赢得了他们
的敬重和顺从。江彬看到他自己作为他们指挥官的地位正受到损害，决定终
止军事行动，返回南京。
1520 年9 月，皇帝命令王守仁呈递平定宁王之役的另一份报告，在这份
报告中，江和皇帝的其他亲信对俘获宁王都有功绩。1520 年初期，张永已带
着宁王返回南京。整个夏季，这次战役的所有战俘都被关押在碇泊于长江的
船上，而不顾大学士们的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可能发生某种事变。皇帝仍然
希望他的亲信们因这次战役的胜利而立功，在这个问题处理好以前，他不肯
承认宁王已成战俘。在王守仁呈上他修改过的报告以后，皇帝正式接受了这
次战役的战俘，开始准备返回北京。
1520 年9 月23 日，他带着宁王从南京出发，坐船沿运河向北行进，沿
途又停下来去钓鱼和拜访致仕的官员、太监。他仍然过得很快乐，总是喝醉
酒。这次快乐的旅行于10 月25 日突然结束。他正在一只小船上独自捕鱼（很
可能喝醉了酒），船翻了。在他的惊慌的亲信能够把他从水中拽出来以前，
他差一点就淹死了。因为他嗜酒成癖，他已经很不健康；由于这次事件，他
病得很厉害。他感到好些又能上路时，马上就不停顿地向北进发，于1520
年12 月抵达北京正东的通州。
他决定亲自审问宁王；就在通州，而不是在北京审问。按照江彬的建议，
他开始了一项调查，旨在惩办任何曾与宁王交往的人。王守仁正好预料到会
有这样一次清洗，因而在他于1519 年攻占南昌时，已经把大部分证据（宁王
馈赠当地、省和朝廷许多官员的礼品的清单）销毁。派往搜集证据的太监张
永，只拿到宁王原始档案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共谋者都因留下的证据而受到
牵连。钱宁已于1519 年12 月被捕。吏部尚书陆完在1520 年12 月15 日被捕，
并与许多太监和锦衣卫的军官一起被带到通州。
皇帝这时一心想要雪恨。他特别恨钱宁和陆完，他们辜负他的信任，以
谋反来回报他的恩惠。他命令将们他两人剥光衣服，反绑两手，推到为了他
凯旋入城而即将向北京进发的囚犯们的前面。他们和其余的共谋者将受谋反
的刑罚——凌迟处死。1521 年1 月13 日，宁王被允准自尽，然后皇帝命令
将他的尸体焚烧。宁王谋反一案结束，而皇帝在江彬的怂恿下不是计划返回
北京，而是到他的宣府宫去。
江彬和朝廷官员们都很清楚，皇帝病重，他可能很快就死，还没有为继
位作准备。他去世时，谁在他的身边都可以提名他的继承人，因此江彬想让
他离开帝国的朝廷。但是皇帝感到虚弱，他的医生终于能够说服他，在他再
次旅行以前暂时返回北京休养。
1521 年1 月18 日他进入北京。几千捆绑着的俘虏排列在皇城正门通道
的两边，每一名都用标帜予以识别。他打扮成一个将军，耀武扬威地骑马穿
过俘虏间的通道进入皇城。这是他最后的表演。三天以后，当他在北京正南
的天坛献祭时病倒了，被送回城里。
空位期
整个1521 年春天，他仍然病重，不能上朝或主持帝国的祭祀；他仍旧没
有为继位作准备。江彬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将占据皇城，拥立住在大同镇城
的代王。江彬只需要皇帝死时在他的身边。谁能对他所说的皇帝的最后命令
提出质疑？为了保证他能用武力作他的言词的后盾，1521 年4 月15 日，他
伪造了一道任命他指挥在北京的边军的命令。这个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但
是29 岁的皇帝在1521 年4 月19 日夜死于他个人的宫中时，江不在他的身边。
只有两个司礼监太监在场，他们记下了他最后的话：
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联意传达太后〔张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

妥为商议便了。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涉。①
当管事的太监们来到时，他已经死了。
首辅杨廷和是最先知道皇帝去世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也已为这一可能发
生的事件作了安排。4 月20 日晨，当官员们从司礼监给他带来皇帝的最后指
示时，他已经作好了行动的准备。皇帝在临终时把一切事情都托付给了大学
士们，但没有实际指定继位人。一段时间以来杨心中已有一个候选人：皇帝
的堂弟，兴王的13 岁的儿子。他起草了一道遗诏，他在遗诏中指定这个孩子
为合法的继位人，吩咐司礼监太监把遗诏送呈太后批准。到中午这件事情就
已办妥，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满意。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 年）反对杨
的专横的决定。他想向整个朝廷提出这件事，但已太晚。4 月21 日清晨，已
有一批人出发去护送这个亲王来北京。只留下一个严重的威胁——江彬。
4 月22 日，江彬进紫禁城去听宣读皇帝的遗诏。杨廷和在遗诏中命令边
军返回他们各自的防地，这实际上剥夺了江彬的指挥权。江的同谋者怂恿他
采取行动，但他犹豫不决。他派他的主要顾问许泰暗中监视大学士们。杨设
法使许相信，他并不想对江彬采取任何行动，那是由继位皇帝决定的事情。
江听到这些话以后，决定仍然退居住所。尽管许多朝廷官员想马上逮捕他，
杨廷和却反对。他担心，此事如果处理不慎，可能随即发生一场血腥的战争。
4 月24 日，杨说服掌司礼监的太监们请求太后下令逮捕江彬。他发现很
难得到他们的合作。主要的掌权太监魏彬因婚姻而与江彬有亲戚关系；张锐
（他曾在江彬的帮助下设法掩盖了他和宁王谋反的牵连）也尽力包庇他。杨
最后对他们两人进行了威胁。他说，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将以他们拒绝
请旨逮捕江彬为理由使他们牵连进去。魏彬同意拘留江，但不让他个人承担
任何特定的罪行。杨则同意不把任何太监牵连进这一案件；只有江在军事上
的同伙将同他一起被捕。
1521 年4 月24 日，江彬再次进紫禁城，参加坤宁宫落成的庆典，坤宁
宫是寝宫之一，在1514 年的大火中被焚毁。杨廷和已经得到逮捕江彬的意
旨，命令皇城守门卫兵们在江彬试图离开时将他拘留。杨只担心，张锐可能
在卫兵们接到他们的命令之前，已把这个计划告知江彬。在典礼进行当中，
有一个太监走近江彬，向他低声说了什么，于是他向北门逃走。他试图虚张
声势地夺路而出，质问死皇帝怎么能够发布命令，但是卫兵们逮捕了他和他
的护卫。稍后他的主要同谋者也被逮捕，和江一道被送往锦衣卫监狱。继位
① 这一段所列的人及本章所列的其他大部分人在《明人传记辞典》[191]中都有传记。
不再有危险。
在正德皇帝去世到他的继位人来到之间的35 天中，杨廷和实际上统治着
明帝国。他立即动手拆散已故皇帝的朝廷。从边防驻军召回镇军太监们；将
京师的部队交还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们，边军则返回他们原来的防地。遣还外
国贡使，让皇帝私人宫中的僧侣返回他们的寺庙。在北京待召的工匠、乐人、
船工被准许返家，浣衣局的妇女们被送还她们的家庭。所有这些措施都被当
作正德皇帝遗诏的条款来执行，遗诏实际上是杨廷和写的。
与此同时，朝廷官员和太监们正就谁应迎接并在何处、何时、按何顺序
迎接新皇帝不停地争吵。他们全都担心未来会带来什么，都想最先得到新皇
帝的恩宠。无论谁，即使是安排继位的杨廷和，都不能确定前途如何。
对本朝的评价
16 世纪和17 世纪初期进行著述的明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正德皇帝有其特
点，是一个机警、聪明的人，精于诗歌、音乐和技击。这类评论也许透露，
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找出某些方面来赞扬，却不能找出其他的话来说；但是他
们的评论也可能包含某些真实情况。即使他不聪明，至少他也狡猾而粗暴，
足以保存他自己和维持他个人的权力达16 年。
18 世纪官修《明史》的编者们称道他的尚武精神和他制止明代军事力量
下降的成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军事力量从15 世纪中叶以来就在下降。他们
认为他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大体上稳定，他的功劳在于在政府高级机构任用能
干的文官们；他们断定，如果他喝酒不是那么多，他可能成为一个中常的君
主。
他总是因他对待他的地位的态度，因他不肯像君主的权力把他置于高于
一切的位置上那样发挥作用，而受到非难。正德皇帝把自己想象成军人-统治
者，这与礼仪以及他的官员们期望他实行的官僚政治的准则是不相容的。他
自身的行为，他对朋友的选择，他对文官们的无礼，以及他的酗酒，都被认
为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和皇帝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即使唐代和后来北方一些
王朝的皇帝（还有明代早期的皇帝）也常常骑马、打猎、参加战役，到了16
世纪大多数文官却觉得这类事情在一个皇帝来说是不能被接受的。然而有关
正德皇帝纵情享乐的态度和对礼仪、习俗、规矩的蔑视的故事仍然很受欢迎，
到20 世纪已以多种书名出版。①
① 《明实录·孝宗实录》[380]（1509 年；1964 年台北再版），114，第7 叶。《明通鉴
》[210]，38，第1450
页。
第8 章 嘉靖时期，1522—1566 年
皇帝的选择和继位
明代的第11 个皇帝朱厚熜1507 年9 月16 日生于湖广省安陆（今湖北钟
祥县）他父亲的庄园里。他的父亲兴王朱祐杬（1476—1519 年）是成化皇帝
（1465—1487 年在位）的第四子，邵贵妃三个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他爱好诗
歌和书法，不肯参与他同辈的其他许多消闲活动，而是纵情于艺术和文学的
消遣。未来皇帝的祖母邵贵妃被她的父亲卖给杭州的镇守太监，他训练她写
字和吟诵唐代诗歌，然后把她当作礼物献给成化皇帝。她的孙子于1521 年即
位时，她已是一个失明的老妇，退居于浣衣局，这是位于皇城以外的安置退
居或失宠宫廷妇女的院子。未来皇帝的母亲蒋氏妃是北京卫军一个军官的女
儿。她于1492 年与兴王成亲，1494 年随他到他的安陆庄园。①
这个朝代的史学家们照例记载了与标志这个未来皇帝这样显要人物的诞
生相伴随的奇异的吉祥征兆。例如，他们写道，他诞生的这一年黄河水清五
日，紫色祥云布满天空，因为这类奇迹标志真命天子的出世。
这个孩子被认为是非凡的。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吟诵唐诗，
他经过几次尝试便常常能够准确地背诵诗句。他稍稍大点以后，在他父亲的
直接指导下，开始学习古籍。他爱学习，证明是一个聪明而勤奋的学生。①
这个孩子和他的父亲似乎很亲密。兴王除了亲自辅导他的独子以外，还
让他参加他自己王府的一切例行仪式和典札，并且当他到北京觐见皇帝时，
也把他带到北京的皇帝的朝廷去。因此，这个未来的皇帝还是孩子的时候，
便已熟悉仪式和典礼的规矩，这种知识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对他很有用。
兴王生病于1519 年7 月死去时，他的儿子接手管理王府。王府长史袁宗
皋（1453—1521 年）帮助他做这项工作，后来随他到北京。袁从1491 年起
就为王府效力，立下殊勋，证明是一个正直而能干的管理人。在嘉靖朝的最
初几个月里，他成了新皇帝最信任的顾问和知己。
1520 年10 月，正德皇帝在他从南京返回北京的路上，在一次乘船游玩
的事故中几乎淹死；他的健康状况从此不断恶化。到了1521 年春，他已不能
上朝，他的医生报告说，他已不能治愈。他既没有生下一个后嗣，也没有过
继一个；1521 年4 月19 日他去世时，没有留下关于继位的明确指示。一切
事情都交托给了他的大学士们。
首辅杨廷和已经预料到皇帝死后随之而来的困难，并已作好迎接困难的
计划。皇帝死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专门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皇帝年幼的
堂弟朱厚熜缩短为他父亲服丧的时间，并承袭他的兴献王爵位。皇帝死的当
天，杨命令掌司礼监的大珰们请求太后的懿旨，指定这个13 岁的孩子作已故
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他告诉大珰们，依照《皇明祖训》中规定的“兄终弟及”
的条款，皇位理应传给兴王，他是弘治皇帝（1488—1505 年在位）弟弟的独
子、已故皇帝的堂弟。他并没有指出这条规定只适用于正妻的儿子，也没有
① 《明实录·孝宗实录》[380]，193 和201。
① 实际日期是1480 年1 月29 日；关于以下所引的奏疏的部分内容，见《明实录·宪宗实
录》[38]，198，
第2 叶。
指出，任何相反的解释都要受到砍头的惩罚。他要把这个幼小的孩子推上皇
位，并且找到了做到这一点的办法。①
大学士杨廷和这时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确定的继承顺序是王朝稳定的
最大威胁之一，而已故皇帝并没有选定太子或继位人。此外，已故皇帝亲信
之一的江彬将军（死于1521 年）所统率的边防驻军的部队驻扎在京师，杨担
心他任何时候都可能试图发动政变。朝廷本身充满了已故皇帝的图谋私利的
亲信，以及急于保持其地位的有力人物。在北京街头居民传播着即将发生一
场暴乱的流言。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草拟一份继位的诏书似乎是一桩小事，
对于这件事情杨并没有花费许多的时间或进行思考。在他削减已故皇帝亲信
的权势的巨大努力中，朱厚熜的继位只不过是部署之一。①
继位诏书只说兴献王的长子“来京嗣皇帝位”。①这一安排的详情没有记
载，因为在杨看来只可能有一种安排。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属都没有任何合法
继位的要求。他的父亲是一个妃子的儿子，她始终没有晋封为帝后，而这样
的妃子们的儿子及其后代依据其自身应有的权利是不能继承帝系的。因此，
杨冒称，这个孩子可以根据他是过继来的已故皇帝的弟弟的身份，作为皇帝
延续帝系；这样，为了礼仪他将把他的已故伯父弘治皇帝和他的伯母张皇后
当作他的父母亲对待；他也将把他的亲生父母当作他的叔婶来对待。尽管这
种安排在普通人家和皇室中是常见的，新皇帝及其亲属却没有接受这种作
法，因为诏书没有提到这样的安排。他们认为，孩子从未立为太子，他对已
故君主或他的世系就不负礼仪上的那种义务。他下令登基继位而不及其余。
总之，他们是以一种与大学士杨廷和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方式解释诏书，这种
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在新君抵达北京城外的那一天变得明显了。
1521 年4 月21 日，即在正德皇帝死去两天以后，一个由司礼监、勋贵、
皇室、内阁及帝国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湖广省的安陆。年轻的兴王在他
们到达时迎接他们，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他的藩邸即皇帝位，作为新皇帝
接受这些官员的朝贺。1521 年5 月7 日，一行约40 人簇拥着皇帝从安陆出
发，不间断地旅行了20 天。在向北京行进时，年轻的皇帝表现极好，拒绝了
官员和勋贵们的礼物，吃住节俭，不顾他旅途的困难。
大学士杨廷和曾经指示负责仪式的官员们，用适合于太子的而不是那种
适合于皇帝的仪式迎接这个孩子。当皇帝就在北京西南的良乡被告知这种安
排时，他的长史建议他不管这个大学士，像一个皇帝要做的那样经过礼仪上
的主要城门进入京师，在主要的朝觐大殿上即位，在那里接受他的朝臣的朝
贺。1521 年5 月26 日傍晚，皇帝抵达就在北京城门外的临时住处，当晚他
发布了他自己拟定的登基方案。5 月27 日一大清早他进入宫殿，在黎明前的
朝见中接受他的朝臣们的祝贺。新皇帝在和大学士们的较量中获胜，这是一
① 例如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293]（1658 年；重印于《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上海
，1936 年；台北影
印，1956 年），第38 页。
① 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600 年》[458]（布
鲁塞尔，1967 年），
第526 页。小王子是成吉思汗的一代代的继承人，他们声称有权统治蒙古民族。
①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制：《元明时期》[114]（《中国历史地图集》[114]，第7 卷
，上海，1975 年），
第38—9 页。这部地图集一般地来说反映了历史学和地图学的杰出成就。更早的舆地图，
像艾伯特·赫尔
曼的《中国的历史和商业地图》（坎布里奇，1935 年；诺顿金斯堡编，芝加哥，1966 年
），即使没有那样
夸大，也同样未能把真实的和名义的边界区别开来。
场权力、威信和正统性的长期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权力斗争
关于大礼的争论
1521 年6 月1 日，皇帝继位以后的第五天，他命令礼部的负责官员们提
出适合于他父亲的大礼和称号的意见。大学士杨廷和指示礼部尚书依据两个
先例作出他的回答：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继位。他又说，谁不同意他就
是奸贼，应被处死。
杨廷和挑选了两个不寻常而又有争论的事例。公元前7 年汉成帝（公元
前32—公元前7 年在位）去世，前此二年，他安排让他的侄子定陶王继承他，
延续他的世系。但是，这个孩子一掌权便不顾已故皇帝亲属的反对开始给予
他的家庭成员以封号、俸禄以及其他恩惠。公元前4 年，在两个朝臣的请求
下，皇帝把他的两个祖先提到更高的地位，并提出建立家庙，这项提议得到
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一心想尊崇他亲生父母的
皇帝也不大可能开的先例，因为这只不过证明皇帝最终能够为所欲为。
作为英宗皇帝（1064—1067 年在位）而掌权的赵曙，是濮王的第13 个
儿子，宋代第一位皇帝的远代子孙。没有男姓后代的仁宗皇帝（1023—1063
年在位）于1036 年收养了这个孩子，随后又将他立为太子。1064 年他一即
位，朝廷关于他父母的封号的争论就开始了。朝廷上高级官员们有两年忙于
有关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一批人认为皇帝应当给他的父母上尊号，并继续
称他们为父母；另一批人认为他只应当承认他的前任的世系。这场争论很快
恶化成一场主要以皇帝权力的适当限度为中心的派系争吵。皇帝和他的顾问
们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皇帝承认他的亲生父母，并制定了对他们的祭祀
制度。但是，南宋的思想家们强烈反对这种安排，并写了反对的意见。哲学
家程颐（1033—1107 年）草拟了最有影响的反对意见，大学士杨廷和向皇帝
送呈这个先例供他考虑时，附上了程颐对这个事例的议论。①
明代朝廷上的这次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
和“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大学士们为之辩护的观点，
认为继承某人的人应是某人之子，这是家族惯例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年
幼的嘉靖皇帝受到敦促，要把他的伯母和伯父当作他的父母对待，把父母当
作叔、婶对待。但是对方指出，在这个事件中皇帝从未入继或被他的前任立
为太子，进行统治的家族的合法继承和家族惯例的平常的常规有明显的区
别，过去从未制定皇帝继承的规定和条款。
明代继位的历史已经由于篡位和一系列的叛逆而被弄得很糟，最晚的一
次叛逆发生在1519 年，当时宁王试图废黜正德皇帝。关于正当的大礼的争论
围绕着一种没有说出的忧虑：嘉靖皇帝谋求创立的礼仪准则将开危险的先
例。这种准则认可在继位的合法顺序中建立皇室的一个旁支，这个旁支在其
他情况下是无入选资格的。这种准则因而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嫡系的气
氛。就大学士们而言，1519 年的宁王谋反仍然是令人不安的往事。争论的不
是孝道和君权；争论的问题是皇帝世系的稳定性。
可是在皇帝即位以后，国家的这个重大问题变得可以讨论了。大多数官
员已经承认皇帝，既不想废黜他，也不想接受他的退位；大学士们在事情发
① 《明史》[41]，329，第8511 页记载，哈密离嘉峪关1600 里，嘉峪关标志着长城防御
体系的西端。
生以后也决不可能对他适合当皇帝或他的合法性提出怀疑，因为他们已经挑
选了他。既然他能够不被迫接受大学士们的主张，既然他能够不被废黜，大
学士们就只能对他施加压力，说服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大学士杨廷和直到他
1524 年被迫离职为止，随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
于皇帝。但是在这个孩子和他母亲的身上，这位大学士却遇到了对手。
杨廷和利用这一争端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
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
机构中反对他的人。1521 年5 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1459
—1532 年）被革职，关押，放逐到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同样的策略也应用
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名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
人。
皇帝因杨的专横而苦恼，但他的手是被捆着的。1521 年6 月殿试时他再
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出了一道追荣本生父母以何为宜的文章题目，目的是要
诱导出对他的立场的某种支持。①但是，没有一个文章的作者敢于反驳大学士
们的主张。在此后几个月中，礼部三次呈递它有关大礼的建议，皇帝每次都
反对。
在相持了三个月之后，皇帝终于接到了一项投合他心意的建议。提建议
的张璁（后来名叫张孚敬，1475—1539 年）来北京参加会试，他在七次失败
之后于46 岁时才考中。大学士们发表他们的主张之后不久，张告诉他在礼部
的一个朋友，挑选的先例不适用于当今皇帝的情况，他建议他的朋友在他的
同僚中传播这种主张。张的朋友紧接着调任南京的一个职位，而张决定不声
张。但是，当他看到皇帝继续驳回大学士们的主张时，他渐渐改变了主意。
1521 年8 月张向皇帝表明了他的主张。他认为遗诏本文只说兴献王长
子，而没有提到杨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汉、宋继位的事并没有提供据以
作为先例的历史的相同之点，因为在这两个事例中，继位者都曾嗣养于皇宫，
然后才被立为太子。皇帝把张的奏疏转给大学士杨廷和，杨送还奏疏，加上
这样的评论：“书生晓得什么大体？”①但是，皇帝看出了在这场争论中达到
他的目的的办法。他继续迫使大学士们接受他的意见，他们也继续封还他关
于这件事的诏令。这时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朝廷上争论的一个题目。其他的几
个官员发表意见支持张的主张，到了10 月，情况迫使大学士们缓和了下来。
1521 年4 月30 日，也就是皇帝继位后的第三天，他派了一批人去护送
他的母亲从安陆来北京。1521 年10 月4 日，当她到达北京正东的通州时，
危机扩大了。她听说她将被当作王妃而不是当作皇后受到迎接，他的儿子正
被迫要称她为叔母，她拒绝进入京城，并威胁要即刻返回安陆。皇帝听到此
事时，他告诉太后，他想避位，和他母亲一道返回安陆。这种威胁迫使大学
士们采取礼部尚书毛澄（1461—1523 年）所提出的妥协立场。盖有太后印玺
的一道懿旨给予皇帝的父亲、母亲和祖母以帝、后的称号。此外，朝廷被迫
接受了皇帝为迎接他的母亲而提出的礼仪，这种礼仪给予她最高的尊荣。这
时她才同意进入京城。
但是，张太后仍旧把皇帝的母亲当作一般的王妃看待，用适用于皇妃的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所写的阿黑马、哈只阿里和满速儿的传记，分别载于《明人传记辞典
》[191]，第1—、
479—81 和1037—038 页，及《辞典》所引的书目。
① 《明史》[41]，90，第2222 页以下。
礼节接待她，尽管她的称号是皇后。她的态度激怒了皇帝的母亲，也同样激
怒了皇帝；从此以后他利用一切方法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以及她的亲属。
1522 年2 月，在皇帝祭天的那天，皇帝母亲居住的宫殿院落中发生了一
场起因不明的火灾。大学士杨廷和把这一事件看作皇帝祖先不满于祭祀的安
排，尤其是不满于这些新的称号的明显朕兆——火是主宰所有礼仪事务的自
然力。他逼迫皇帝至少暂时撤消他双亲的帝、后称号。
就杨来说，大礼问题终归是次要事情。本朝的开头几年，他主持帝国的
行政，把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制度和人事的改革。其中，他试图恢复那些在前
一个皇帝统治时被占作皇庄的地产的税收登记；遣散几千名多余的锦衣卫成
员；禁止帝国教育机构中的异端学说；以及限制太监的权力和势力，太监们
妄自霸占了许多民政职务。
但是，大礼的争议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只能激起皇帝对杨和他一
伙人的怨恨。当皇帝的祖母于1522 年12 月去世时，杨建议她的丧期只用一
天，对她的葬礼的细节进行争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使自己和皇帝更加疏远了。
所有对杨的态度专横傲慢的批评就这样被皇帝自身的感受证实了。
1523 年6 月30 日，皇帝命令大学士们到他跟前非正式地觐见他。他亲
自指示他们给他的家庭成员的称号加上帝、后的尊称，大学士们当他的面不
能拒绝他。他们一退出就立即声明反对这一敕令，拒绝奉行，结尾还问道：
陛下何能仍避而不顾正理以任一己之私情？①在杨的指挥下，大学士们实际上
像丞相那样行事，向皇帝口授方针。
1524 年1 月，皇帝开始得到对他的立场的更广泛的支持。南京的一个次
要官员桂萼（死于1530 年）收集了几份支持皇帝立场的奏疏上呈皇帝。其中
一份是当时的湖广巡抚席书（1461—1527 年）写的，那时他惧不敢上呈。他
在奏疏中非难大学士们，批评朝臣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们的指令，同时完全支
持皇帝关于大礼的立场。席书长期以来是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王守仁（1472—
1529 年）的一个奖掖者，他的看法大量地吸收了王的学说。席的奖掖者杨一
清（1454—1530 年）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深政治家，在1521 年已经非公开地
反对大学士们；由于这份奏疏，变成公开而正式地反对杨廷和了。大学士杨
廷和不能实现他的方针或影响皇帝，于1524 年3 月致仕。
在随后的五个月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变得非常激烈。双方都激烈
地提出派系性的指控；设下阴谋要致皇帝的支持者于非命或撤去他的反对者
的职务。到了1524 年8 月，反对皇帝的最直言不讳的人都已被迫去职，由可
望支持皇帝及其方针的人接任。朝臣们以种种理由有力地反对这些任命，但
都不起作用。
1524 年8 月11 日，皇帝诏令礼部恢复他母亲原来的皇后尊号。这道诏
令立即遭到对立的翰林学士们、在京的御史们、朝廷郎官们的抗议。皇帝命
令锦衣卫逮捕、关押抗议的首领们。他盛怒地训斥三个在职的大学士阻挠他
的愿望。毛纪（1463—1545 年）因而向朝廷宣布将在四天之内上帝、后尊号。
三天以后，8 月14 日，两百多个朝廷官员在早期以后拒绝散去，仍然跪
伏阙下，抗议皇帝的诏令。皇帝于朝见后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开始斋戒，发
觉有骚动。他派几个太监去让官员们散去，但是他们没有书面的诏令便拒绝
离开。当诏书随要随有时，他们仍然拒绝走开。快到中午时，皇帝索要抗议
① 《明通鉴》[210]，34，第1316 页。
者的名单，然后把为首的人投入锦衣卫监狱。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
呼喊并敲打朝堂的门。
皇帝迅速作出反应。所有低级官员都被投入监狱，其余的被命令等候判
决。五天以后，180 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受到责打；17 人受伤致死，其余的人
被谪戍。皇帝于第二天奉立他父亲的神主，并给他上了皇帝的尊号。①
开始时的不和在三年之中变成了影响几百名官员的前途和整个政府施政
的权力之争。杨廷和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两个敌对官僚集团之间的斗
争。对大学士们的抨击由杨一清和席书领头，他们两人是在省里发迹的有影
响的官员。他们谋求削弱杨廷和与他的翰林同僚们所已掌握的过大权力。就
他们来说，关于大礼的争论对实现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争论在发展，双方的论证变得
更老练、更明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
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
普遍兴趣。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
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
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
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12 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
（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1472—1529 年）
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
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
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
官员在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时间内就闻名
于整个帝国，到17 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和有争论的问题。
最后，这场争论的解决标志了专制皇权的复兴。和大学士们商讨政策然
后才付诸实施，这已经成为明代皇帝的惯常作法。大学士毛纪在1524 年8
月提出他的辞呈的时候，批评皇帝的统治作风说：
迩者大礼之议，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

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罚延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与
闻。①
他并非完全公正。1519 年正德皇帝曾经责打100 多名官员，因为他们反对他
南巡的计划，他也很少和他的大学士们商讨任何事情。毛纪的话适用于嘉靖
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1488—1505 年在位）时的一般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
适用于更早的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待高级文官有某种程
度的尊重。
嘉靖皇帝仍然按照他的堂兄的粗暴而专横的作风进行统治。为了达到他
的欲求，他蔑视所有的忠告和惯例；他不能容忍冒犯，不能容忍对他本人和
① 朱厚照或以其年号称为正德皇帝，或以其谥号称为武宗（字面的意思是“勇武的祖先”
）。正德年号出
于《书经》《大禹谟》（关于传说中的圣王禹[公元前2205—公元前2197 年在位]所行善政
的格言集）的一
段话：“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
德，利用，厚生，
唯和??’”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 年；第2 版，牛津，1893 年；重印，香
港，1960 年；
重印，台北，1969 年），Ⅲ，第55—6 页。
① 关于盐政，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英国，1974 
年），第189—24
页。
他的政策的批评。他的臣子们在毫不怀疑地实现他的愿望时，保有他们的职
位，而当他们没有或不能实现他的愿望时，便很快丢掉职位。
1524 年的大同叛乱
从16 世纪初期起，对边境戍军的控制能力就已衰退。当骚乱发生时，朝
廷实行一种姑息的政策，暂时使士兵平静下来，但纪律渐渐变得松弛，军队
更加不服从命令。1510 年宁夏的新任巡抚被忿懑不平的军队杀害，1521 年甘
肃省的巡抚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没有严重的报复临近时，已经变得很明显，
朝廷不能或不愿干预这类事情，而这类消息在军队中引起了一种危险的看法
——他们可以放手屠杀。②
1524 年8 月，大同戍军的士兵杀害了大同的巡抚和戍军的参将，放火烧
了许多官署，然后逃离这座城市。发生这一切是因为巡抚试图将2500 人的军
队调到位于这座城市以北大约30 英里的五个新堡。军队拒绝调动，巡抚于是
命令他的卫兵到这些堡去。卫兵军官尤其怠惰，非常舒适地住在城里。当他
们拒绝服从命令时，参将便责打他们。戍军部队受他们军官的煽动而骚乱，
袭击总兵公署，将他杀死，并将他分尸；然后他们用同样方式处置巡抚。这
次事件上报到朝廷，下令进行了例行公事的调查，为空下来的一些职位任命
了新的官员。但是那个地方的骚动并没有结束。
朝廷在边境政策问题上暂时出现分歧。一种看法认为，管理边境应当宽
大，并采取守势；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朝廷应当对所有边境事务的积极而可
靠的部署感兴趣。持第一种看法的人们认为军事行动费用大，而且往往是徒
劳无益的。军事力量顶多只能威吓军队中难以管束的分子，而且只是暂时的，
可是平民百姓却要忍受无休止的征发。当京师地区的安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
时，这批人主张通过赠与和宽恕保持平静。另一批人则认为，这样的态度玷
污了朝廷的威信和声誉，最终导致整个防御体系的衰退。军人和他们的支持
者也宣扬侵略政策和征伐，部分原因是这样的政策给与他们提升和受赏的机
会。
负责调查的官员赞成宽大政策。两个辅政的大学士持相反的意见。皇帝
本人认为，巡抚对动乱负有责任；他希望只逮捕领头人而宽恕参与这次叛乱
的士兵。一支从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队碰巧途经大同，这被错误地看成是
来讨伐的。叛乱的士兵再次占领这座城市，并将城门关闭。这样的行动是向
朝廷权威的明显挑战，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从锦衣卫火速派了一支3000
人的骑兵队伍去解决大同事件。在这支队伍到达前，士兵已将当地知县杀死，
不久以后他们又包围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邻近的宣府防区以求保护。
骑兵指挥接近大同时，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乱领头人的计划，但他只获得
有限的成功。许多叛乱的首领逃脱，稍后又因他们的伙伴被捕，返回来进行
报复，焚烧并洗劫官署。骑兵指挥于是请求处决所有曾经与领头人共谋的人。
面临贬黜的负责调查的官员最后于1525 年4 月诱捕并处决了余下的叛乱首
② 王士贞：《中官考》[554]，载《弇山堂别集》[555]第90—00 卷（1590 年；重印，载
《中国历史丛书》，
16，台北，1965 年），94，第4153—154 页。参见《明实录·武宗实录》[380]（1525 年
；重印，台北，
1961—966 年），第515 页。
领，事件就被认为是解决了。①
大同戍军仍然难于管束。1533 年发生了另一起较大的暴动，戍军的总兵
官在暴动中被杀；1545 年那里又在酝酿一起牵涉皇室成员的不成功的政变。
蒙古人卷入了这两次事件，或者是作为潜在的帮手，或者是作为策划者，他
们常常利用叛逃的戍军在明防线的后方当间谍和向导。戍军官兵和许多蒙古
首领之间的不正当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人们继续不断地来来往往穿过
防线，交换货物，也交换信息。但是遥远西部的更为严重的纠纷妨碍了对大
同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注意。①
1513 年，土鲁番的苏丹满速儿（1484/5—1545/6 年）占据丝绸之路东端
的绿洲战略城市哈密。14 世纪晚期起中国人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于15 世纪
晚期派兵保护它，但是这次朝廷只派了一个文官去交涉归还这座城市的帝国
印信问题。交涉没有成功。满速儿继续向更远的东方袭击和抢掠中国领土。
满速儿在帝国朝廷的奸细写亦虎仙终于安排好一个和解办法，让满速儿控制
哈密并允许他照旧通贡明廷。
1521 年，写亦虎仙因叛逆罪被处决，满速儿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
应杨廷和的请求，批准了对土鲁番的敌对政策。这随即导致进一步的入侵，
最后造成1524 年对甘州的袭击。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组成的明军奉派进行反
击，他们获得相当成功。但是，零星的战斗一直继续到1528 年，这时满速儿
放弃了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满足于突然袭击。他已经能确保对哈密的控制，
明朝廷承认了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力。这时朝廷的政治倾向已经改变，杨廷和
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击。①
李福达案
张璁和桂萼这时成了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他们好几年以来尽力排除杨廷
和在官僚机构中的坚决支持者。斗争在一连串抨击和清洗期间于1527 年达到
顶点。对峙于1526 年夏天从一件叛逆案开始。
1526 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勋（1475—1524 年）被某些官员牵连进一件
叛逆案，这些官员反对皇帝的政府和他所任命的人。这是一件奇怪的案件；
连被告发的人的姓名也不可靠。据说他是一个叫李福达，或李午，或张寅的
人。根据40 多年以后的1569 年获得的证据，有某个姓李的人曾经反叛，被
充军，脱逃，又于1512 年再次反叛。那时据说这个人于1526 年以别的化名
露面，在太原戍军里当军官。他受到郭勋的关照，因为他的一个儿子被侯爵
选作侍童。但是这桩案件关于他的说法是多年以后根据新的证据推想的，是
可疑的。法庭的审讯把注意力集中于郭勋家里的这个人是否的确就是很晚才
在1512 年被打败的那个叛逆者。
这桩案件最初于1526 年8 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据说被告发的人曾经一
① 皇帝把这座位于紫禁城西北的宫殿叫做他的“新宅”。这座宫殿也叫做“豹房”。见毛
奇龄编：《武宗
外纪》[371]（清初；重印，载《艺海珠尘》，嘉庆时期[1796—820 年]；重印，载《百部
丛书集成》，38，
台北，1968 年），第3—叶。
① 《明实录·武宗实录》[380]，第2204 页。
① 关于葡萄牙人到达中国的更多资料，见伯希和：《明代历史的火者和写亦虎仙》[419]
，《通报》，2，38
（1948 年），第81—92 页。
度被带往侯爵家，侯爵看重他炮制春药的技术。后来他在回到他的家里时，
被一个仇人认出就是在山西领导过一次暴动的那个叛逆者，他也是一个声名
狼藉的术士。当这个人在地方当局出庭时，他被辨明无罪，而告发他的人则
被充军。但是在这期间，当时在北京的他的儿子曾经恳请侯爵求负责的那个
御史放过这一案件。御史拒绝了，反而在诉状中加上了郭勋的名字。
这个人在他的儿子被捕后，向当局自首。他被控叛逆，稍后郭勋也被加
上了同样的罪名。1526 年9 月，郭被进一步告发，占用预定给京师戍军的大
量银谷。皇帝只命令他说明关于叛逆的指控，郭因此指明他曾多次被司法当
局指控卷入了种种案件，原因是他在本朝最初的几年中支持过皇帝。
1527 年，当这个案子移送北京再审时，刑部把诉状改成施行巫术。所有
共谋者仍有被砍头的连坐罪。但是皇帝在诉状改变后渐渐起了疑心。他最后
站到了郭的一边。1527 年10 月，他将所有涉及这个案子的官员逮捕，命令
他的谋臣们再次重审。他们按照他的指示撤消了对被告的指控，并开始审查
那些支持诉状的朝廷官员们。有10 个官员被打致死，40 多个官员被谪戍边。
当事情结束时，都察院和各部与杨廷和及翰林集团有过联系的那些官员都被
清除了。
这桩案件的真象从未弄清。最后的裁决认为，被指控的实际上是一个叫
张寅的人，认为原来不利于他的证据是互相矛盾的，既说他是名叫李午的术
士，又说他是名叫李福达的叛逆者，尽管他实际上只是逃离本土的一个无籍
匠人。同时，在有关年纪和日期的细节上还有其他的不符之处。皇帝确信朝
廷官员们串通起来攻击部勋，并有证据证实他的这种确信。他还担心官员中
有一派人反对他和他的支持者，他要坚决肃清他们。这桩案件最终和被指控
叛逆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它是政府里的翰林集团对皇帝的支持者的攻击，它
以对他们的灾祸而告终。①
皇帝于是集中注意力于翰林院本身。张璁猛烈地进行了这次清洗。自
1524 年他成为翰林院的学士时起，他蒙受了出自翰林院学者们之手的欺凌和
屈辱。连翰林院最低级的成员也拒绝向他致意；对待他像对待一个无赖。
1527 年11 月他进行反击。他建议对翰林官进行考察；那些被认为不合
要求的人到地方上任职。20 多个官员被贬黜，所有翰林院资历最浅的成员，
即庶吉士，被任命为知县或各部的属员。重新给翰林院调配的人员是以前和
它并无关系的一些京师官员，与此同时翰林学者的选拔放宽到包括翰林院以
外的高级官员。这种安排的目的在于杜绝别的翰林派系的兴起。对翰林院的
任命不再限于它的人员，或受它的官员们控制。①
与此同时，张和桂萼想方设法控制内阁。他们尤其讨厌首辅费宏（1468
① 杨廷和：《视草余录》[611]，载《杨文忠三录》（1607 年；重印，京都，1972 年，
第1 叶。关于正德皇
帝之死的这一记载，《御批历代通鉴辑览》[89]（1767 年）的编者们收入了乾隆皇帝的看
法，这份文件是
伪造的：“当时豹房寝疾，左右无人，其言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其辈恐朝臣论其前罪
，故矫传此命，
以托为解免之由。固未足尽为凭信耳。”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增添了后两句，但是把继位
之事托付给大学
士们，太监们从中是得不到好处的，因此至少文件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真的。语言很像口语
，可能反映了皇
帝实际说话的情态。见清高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杨述曾编（1767 年；重印，上海
，1883 年；摹印
本，台北，1959 年），108，第3 叶（第3524 页）。
① 例如，见《正德游江南》[67]（无日期；重印，载《中国历史通俗小说——三种》，台
北，1976 年），
《白牡丹》[412]（无日期；重印，载《中国通俗章回小说丛刊》，9，台北，1971 年）。

—1535 年），费宏鄙视他们，并且抑制他们参与内廷事务。为了抵消费的影
响，他们策动让杨一清回来。由于杨年资深，他接替费当了首辅。杨起初愿
意听从他们，他们依靠杨而在学士中有了更大的影响。1526 年12 月他们开
始在皇帝面前说费的坏话。但是皇帝喜欢费，不注意他们的话。可是他们继
续攻击他，费宏终于在1527 年离职。六个月以后，张璁成了大学士，1529
年3 月桂萼也得到了同样的职位。
张璁入阁后不久，便发动了对杨廷和及其支持者的最后清洗，这次清洗
于1527 年晚期开始，首先逮捕了杨所任命的管理西部边境事务的陈九畴。有
40 多个官员牵连进这个案子。陈曾上报满速儿于1523 年的战斗中死去。当
弄清他仍然活着时，桂萼指控陈虚报满速儿死亡的功劳。这引起皇帝怀疑管
辖边务的所有高级官员串通一气。陈被谪戍边境；其余卷入的官员被免职。
只有杨廷和仍然未受触动。
1528 年6 月，皇帝惩处了所有在朝廷关于大礼的争论中反对过他的官
员。杨廷和被正式判处死刑，但是皇帝减轻了他的刑罚；他的官阶和特权被
褫夺，他被贬黜为平民。他的长子杨慎（1488—1559 年）已经被谪戍云南的
一个偏远的边境哨所，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所有卷入的高级朝廷官员
都丢掉了他们的职位，所有年资浅的官员都被褫夺官阶，贬黜为民。他们的
刑罚从来没有被减免。在其后的每次大赦中，皇帝都把这些官员特别排除在
外，任何为他们说话的人都立刻受到惩罚。①
紧接这次清洗的最后阶段，关于帝国对吐鲁番的政策的争论又重新开
始。1528 年晚期，满速儿的一个将领牙兰要求在明的地区内避难，他的要求
得到允准。满速儿提出，如果朝廷同意将牙兰交还给他惩处，他便交还哈密
城。同时，他请求恢复互市，1524 年当他入侵甘州时，互市中断了。再次出
任兵部尚书、负责西部边境事务的王琼谋求恢复互市，得到皇帝的亲信张璁
和桂萼的支持。他的反对者认为，我宽恕而彼不正式赔不是，这只能助长这
些西部民族的傲慢，引起更多的麻烦。王反对说，蒙古部落已集中力量袭击
北部边境。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立即稳定西部边境的事态是明智的。尽管
皇帝怀疑满速儿的意图，他还是被说服，恢复了他的通贡权利。因此，西部
边境的战况多少平静了些，朝廷腾出了手来对付蒙古人，1528 年以后蒙古人
开始沿着北部边界更加频繁地进行袭击。
在1528 和1529 年期间，大学士们继续争夺权力。首辅杨一清在一切问
题上都不肯听从张璁的指挥，他们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张和桂受到滥用权力
的指控。1529 年9 月，两人都被免职，但是他们在朝中的支持者继续攻击杨。
霍韬（1487—1540 年）指控杨收取他举荐在皇室任职的太监们的贿赂，并说
他勾结朝廷官员们诬告桂萼。当这些陈述被证实时，张和桂恢复了职务，而
杨被允准致仕。
张和桂于1530 年控制了内阁几个月，但他们得意的时间不长。在严酷的
夺权斗争中，桂萼疏远了他的同僚，既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也丧失了他自己
① 朱厚熜一般或以其年号称为嘉靖皇帝，或以其追諡的庙号称为世宗。这个年号出于《尚
书》的一段话。
周公（周代创建者武王〔公元前1027—公元前1025 年在位〕的兄弟）在他的《无逸》中引
述商殷统治者
武丁（公元前1324—公元前1266 年在位）的范例：“无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
时或怨”。“嘉
靖”一语被选用来批评前代的普遍状况，也表示对新皇帝及其朝廷的期望。见李雅各：《
英译七经》[309]
（1870 年；第2 版，牛津，1893 年；重印，香港，1960 年；重印，台北，1969 年），
Ⅲ，第466—67 页。
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531 年2 月致仕，死于第二年。当张璁婉言拒绝为皇帝
实行朝廷仪礼的种种改革时，皇帝很快找到了一个愿意这样做的人。1531 年
以后，他把皇帝的恩宠丧失给了夏言（1482—1548 年）。但是，在他因身体
不好于1535 年致仕以前，他仍然断断续续地执政，仍然能够影响朝廷的政
策。
大礼的变化
尽管皇帝在1524 年结束了关于他双亲尊号的一切争论，但有关他们的礼
仪的争论仍在继续。现已接近20 岁的皇帝用种种计谋试图提高他父亲的身
份。1524 年春，他提出为他父亲的神主立庙。这个想法最初于1522 年提出，
当时国子监的一个监生提议，应当在北京建立这样一座庙。1525 年，同一个
人响应皇帝的建议，提出皇帝父亲的庙应当建在太庙内。这两次，皇帝一点
也没有得到对建议的支持。当他在1525 年坚持这个论点时，礼部提出一个折
衷方案，应当在邻近太庙的地方为他父亲建立一座单独的庙。这个方案得到
了他的赞同。1525 年夏，这座庙已在建造中。礼部甚至没有尽力去找一个合
乎正统的先例来支持这项建议；选取的一个先例并不合适，只不过是为了装
装门面。
1525 年5 月，皇帝威胁着要就请求把他父亲的神主安放在太庙的一份奏
疏自己作出决定，即使整个朝廷都反对。他没有得到一点支持，便转向另外
的计谋。10 月，他坚持要改变刚刚完工的他父亲的庙的神道。他要求通过太
庙院落的正门出入，而不是通过侧面的入口。1526 年11 月，他命令他父亲
庙里的献祭要在太庙献祭的同一天进行。每一次他都一意孤行。朝廷在次要
的事情上对他让步，但在把他父亲的神主安放在太庙这个问题上，舆论却坚
决反对他。他让事情停顿下来，改而注意其他的朝廷礼仪。
在1527 至1531 年之间，他常常由皇后陪同亲自主持每一次大礼。开始
的时候，大学士张璁使他对朝廷礼仪不会造成损害的细节发生了兴趣。1528
年，皇帝重新颁布并分发了关于官员正式服饰的有说明的手册，1529 年，他
改变了朝臣的正式服饰。1530 年他仍然提出要改定主要的大礼。大学士张璁
以及以前支持他的其他官员都不愿贯彻他的建议，并提出相反的忠告。皇帝
坚持要进一步讨论，并在朝廷发现夏言是一个代言人。夏从理论上把皇帝的
宏大计划解释成王朝复兴的一个方面，表示赞成。以前支持皇帝的霍韬仍然
反对，在几个方面批评了夏。夏驳斥了这些反对的理由，再次赞成皇帝的建
议。
1530 年4 月6 日，皇帝赞扬了夏的看法，命他就朝廷事务直接上报皇帝。
4 月7 日，他逮捕了霍韬。4 月8 日，礼部上报了朝廷的舆论：192 名官员赞
成某种形式的分别献祭；206 名反对；198 名完全没有意见。皇帝立刻批准了
夏言对天、地、日、月的四种单独献祭的建议，命令有关的尚书们与夏商议
细节。
1530 年12 月，皇帝在南郊新的圆形祭坛主持了首次对天的献祭；1531
年6 月，在北郊新的方形祭坛主持了对地的献祭。1531 年8 月张璁被免职。
他由于不肯在这个方案中合作，失去了皇帝的恩宠。
孔子（他于738 年获得了王的身份）的献祭和封号于1530 年11 月改定。
皇帝要停止用帝王对天献祭的礼仪来献祭孔子，他还要废除所有曾经授予孔
子及其门徒的贵族的荣誉和称号。他不喜欢当他在孔庙主持仪式时，不得不
在孔子像前行礼；他认为皇帝在王前下跪是不适当的。他再次一意孤行。对
孔子的献祭简化了，完全和帝王的献祭分开，孔子的爵位被取消。1530 年晚
期，他把对以前的帝王的献祭和皇帝对天的献祭分开，并为这种典礼建立了
专庙。这些以及其他的改变，由于使皇帝的献祭和其他一切典礼在性质上有
了差别，全都提高了皇帝的身份。
皇帝于1532 年停止主持对地的献祭，于1533 年停止主持对天的献祭。
在他统治的随后33 年中，他再已没有参加这两种献祭。他对朝廷礼仪的兴趣
和使他的父亲身后成为正统皇帝的计谋始终联系在一起。在重定大礼中，他
不能为他的父亲获得其中的一个位置，他因而失去了兴趣。
1534 年9 月，他又提出了重新布置北京的太庙问题。南京的太庙在8 月
焚毁，接着朝廷奉命讨论应办事宜。夏言知道皇帝想的是什么。他建议重新
安排和太庙有关的所有位次，放弃重建南京太庙的想法，在北京举行所有重
要的祖先献祭。①在这个新的安排中，每个皇帝都将有一座单独的庙。新建筑
群的工程于1535 年春开始，九个新庙于1536 年12 月完工。开国皇帝和他的
祖先的神主留在中央向南的庙里，而其他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较小的庙里，
这些庙排列在中央那座庙的前面，向东和向西。他在10 月已经更改了他父亲
的庙的名称，他父亲的庙仍然和这些庙分开，以便符合用于新的太庙建筑群
的名称。他现在只需把他父亲的神主送入太庙了。
1538 年7 月，他在一个退职的地位较低的官员的建议下，恢复了一种古
老的仪式，以便他父亲能够在一种对上帝的献祭中祔祭，就像本朝最早的两
个皇帝在皇帝对天、地的献祭中祔祭一样。这个建议的提出者是丰熙（1468
—1537 年）之子丰坊（1523 年中试），丰熙领导了1524 年8 月朝臣的抗议，
此前一年在谪戍中死去。只有属于皇帝世系的人才能在这种对天的献祭仪式
中配享。自古以来已故的皇帝就作为配享的人包括在最重要的献祭仪式中，
以敦促受祭者享用祭品。这种新的仪式也应当每年秋季在所有帝国的行政地
区中举行，在那里，皇帝的臣民都将供奉他，正像他供奉上帝一样。
1542 年，他干脆以这种新的仪式代替在南边祭坛举行的皇帝的献祭，又
制定另外一种对天神的献祭，这种献祭代替在北边祭坛举行的献祭。在皇城
的西苑内修建了两座新殿以举行这些新仪式，自此以后他便在这两座殿内献
祭，他已故的父亲配享。皇帝借助于恢复这些仪式，实现了他的两个目的。
第一，他给予他的父亲一种只给予已故皇帝的礼仪方面的职分，由此确立了
一种把他父亲包括进皇帝世系的托词；第二，他制定了一种对皇帝的崇拜仪
式，这有利于提高他自己在整个帝国的威望和权力。
皇帝使他的父亲这样暗暗地挤进了皇帝世系，于1538 年10 月给予他通
常留给一个朝代的次要的或辅助创业的皇帝的谥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首
先必须给予永乐皇帝一个新谥号。他通过把永乐皇帝的谥号由太宗改为成
祖，给予他以给予开国皇帝的相同的礼仪身份，开国皇帝也具有“祖”的谥
号。他这样做，便暗暗地认可了本朝的另一个皇帝在和他所具有的同样基础
上（弟接替兄），在名义上继承了皇位，并建立了在位皇室的一个并列的支
系。他用这种方式把他自己和永乐皇帝相比，借以避免对他的行为的一切批
① 嘉靖皇帝1524 年他16 岁时的书法样品，见《明太祖世宗御笔》[393]（上海，无日期
）。
评，因为那时没有人会怀疑永乐皇帝的正统性。①
他父亲作为皇帝世系的一个成员，他的神主便应入太庙。皇帝让它安放
在他的伯父弘治皇帝的庙中，并排列在他的堂兄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尽管
他的父亲事实上曾是正德皇帝的臣子。他在17 年之后终于让他的父亲像太庙
中所有其他皇帝一样成了一个皇帝，除了一个细节——他父亲的庙仍和其他
的庙分开。
1541 年4 月30 日，在一场凶猛的暴风期间，太庙院内发生了一场火灾，
所有九座新的祖庙都被烧毁。只有分开的皇帝父亲的庙未被波及。他的下一
个策略的舞台布置好了。1543 年12 月，他下令依照原来的布局（1535 年他
改变了原来的布局）重建太庙，以便包括他父亲神主在内的所有神主都能一
起竖立在一个庙里。新建筑群于1545 年7 月竣工，他于8 月7 日规定了神主
的排列顺序。第一个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庙的中央，向南，其余的在它前面
排列左右，向东和向西。他再次把他父亲的神主排在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
仿佛他的父亲在他之前确曾统治帝国。现在，在他最初掀起大礼的争端24
年之后，他终于对排列顺序满意了。
皇室
皇帝有三个主要配偶。他的第一个配偶娘家姓陈，是他的伯母为他挑选
的，于1522 年立为皇后。皇帝对她的父亲陈万言（死于1535 年）很好，有
几个朝廷官员批评过他的宽宏大量。但在1528 年，当进讲《诗经》时，皇后
因嫉妒其他两个妃子而发了脾气。皇帝被激怒，皇后（她已怀孕）变得非常
焦急，以致流产，不久以后于10 月21 日死去。
他的第二个配偶娘家姓张，是锦衣卫一个军官的女儿，于1526 年进宫。
她满足皇帝对精心制定的朝廷礼仪的爱好，到处陪伴着他。当两个皇太后指
示皇帝从后宫中选一个新配偶时，他挑选了她。她于1529 年2 月8 日立为皇
后，并到1534 年她被废为止，一直是皇后。她在那个期间参加了所有重要的
朝廷仪式，1530 年1 月在崇尚养蚕的新仪式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北京北郊
建了一座祭坛，1530 年4 月24 日在那里举行了一种精心制定的仪式，这是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5000 名太监仪仗队排列在行进的路线上，还有5000
名环绕祭坛。所有皇帝的嫔妃和宫女陪伴着皇后，仪式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宴
会。皇帝觉得她在这次和其他仪式中的举止非常动人。
但是，这位皇后不能生育后嗣。1531 年，在大学士张璁的建议下，他额
外选了九个嫔，希望由此增加生育的可能性。张皇后于1534 年颇为突然地被
废，可能是由于她曾试图为皇帝的伯母说情。她于1536 年去世，埋葬时没有
举行仪式。
前两个配偶是北京附近地区的北方人，第三个主要的配偶却是南京附近
地区的南方人，娘家姓方。她于1530 年入宫，在皇帝母亲的建议下于1531
① 在规定皇帝诸王子正当行为的一个条款中出现的《皇明祖训》[385]的这段文字，原文
如下：“凡朝廷无
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
当守分勿动，遣
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应即斩奸臣。其三年朝觐，并如前代。”这段文字
明显地指同母所
生兄弟，而不是指异母兄弟或堂兄弟。见明太祖：《皇明祖训》（1395 年；重印于《明朝
开国文献》[388]，
台北，1966 年），Ⅲ，第1633—634 页。
年被选为嫔。1534 年1 月28 日，在张皇后被废后的第九天，她立为皇后。
据说她入选是因为她举止彬彬有礼，她也在朝廷仪式中设法使皇帝感到高
兴。
1542 年，她阻挠了一次谋杀皇帝的企图，但在这一过程中处决了他宠幸
的一个妃子。皇帝后来认为她对他爱妃的死负有责任。1547 年她的宫着火
时，他不肯营救她，她在大火中丧生。但是，因他对她深感负疚，他为她的
下葬精心地安排了仪式。
在皇帝的八个儿子中，只有两个达到成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在他26 岁生
日的前一个星期，即1533 年9 月7 日出生，两个月后于10 月27 日死去。他
的第二个儿子朱载壑（1536—1549 年）于1539 年三岁时立为太子，在他12
岁举行冠礼后两天死去。他的第三个儿子朱载壑（1537—1572 年）继承了皇
位。1539 年，当第二个儿子立为太子时，第三个儿子成了裕王，第四个儿子
朱载圳成了景王。由于太子于1549 年死去，裕王应立为太子，但皇帝认为不
吉利，把这件事搁置了起来。这两个王子之间展开了一场竞争，但谁也不能
使对方退出，所以竞争没有结果。1561 年景王离开北京到他的封地去，他在
那里死于1565 年。但是在50 年代，宫里公开争夺继位，景王想要取代他的
兄长，这在宫中是众所周知的。
皇帝和在北京的皇帝的亲属们的关系是紧张的。他特别讨厌他的伯母张
太后，他认为她在1521 年他母亲初到北京时对她很坏。1524 年春，他拒绝
了她在她生日时的正式朝贺，而几星期以前，他曾精心安排仪式以庆贺他母
亲的诞辰。提出抗议的官员们被逮捕，皇帝让大家知道他不能容忍对他个人
生活的更多的批评。他显然要在各种朝廷仪式中，尊崇他的母亲以奚落他的
伯母。
1525 年4 月15 日，一场火灾烧毁了他伯母的寝宫。她和她的侍从在重
建旧宫期间不得不移居一座较小的宫。皇帝起初同意以较小规模重建这座旧
宫的方案，因为那时正在建造中的他父亲的庙需要材料。但是在8 月晚期，
他却提出停止这座宫的工程，表面上说是要减轻他的臣民的负担。大学士费
宏指出太后因住所而感到不快，但皇帝不为所动。10 月，当工部尚书建议停
止几项皇帝的建筑工程时，他在太后这座宫的工程也予停止这样一个条件
下，表示同意。
1533 年10 月，他把她的兄弟张延龄逮捕入狱。张于1515 年杀害了一个
人，但已通过一个有势力的太监的调解，设法了结了这宗告发他的案子。一
个卫指挥想敲诈一些钱，威胁要重开这一案子时，张也把他杀害了。但是卫
指挥的儿子坚持把他父亲的诉状上呈皇帝。皇帝把这一控告看成是向他伯母
进行报复的一种手段。起初他想使张承担谋反的罪名，这种罪名当坐族诛。
当他的伯母要求进见以恳求宽恕她的兄弟时，他拒绝了她。大学士张璁指出，
张太后是张姓一族的成员，也将被处死，只是在这之后，谋反的罪名才被去
掉。皇帝改而褫夺张延龄的爵位，判处他死刑，命令将他关进监狱等候处决。
1534 年，当一个军官恳求宽大处理这起案件时，他被逮捕，拷问，责打，
剥夺官阶，并被贬为平民。1536 年，一个在押囚犯提交了张亲笔书写的讥刺
皇帝的证件，他的刑罚由于这一功劳而被减轻。皇帝倾向于相信所有种种指
控，批准了张的死刑判决，这一判决终于在1546 年执行。
1537 年12 月，他关押了她的另一个兄弟张鹤龄。张前此已被削爵并贬
为南京卫军中的一个指挥官。他后来被诬告用巫术反对皇帝，连张皇后也受
到这一指控的牵连。皇帝还是将张鹤龄逮捕。他饿死于狱中，死于这个月的
月末。同时原告也被终身遣戍边境。
总之，皇帝抓住不管怎样微不足道的每一事件去折磨皇帝的亲属们。1529
年11 月，当一个皇亲的儿子请求继承他父亲的爵位时，他回答的诏书宣布，
皇亲具有的一切爵位今后将不能世袭。11 月他还亲自干预北京的一桩谋杀
案，推翻判决，以致原告——他守寡的堂嫂夏皇后家的一个侍从——将被处
死。1535 年2 月夏皇后死时，他拒绝穿孝服，声称她不是他家的人。当他的
伯母张太后最后在1541 年死去时，他以可以允许的规格最低的仪式埋葬了
她。
据说张太后在她的兄弟于1537 年死后，图谋亲自报复皇帝。当他的母亲
于1538 年11 月服用某种药物而死去时，他认为她是被他的伯母毒死的。1539
年，他亲自出巡他以前在湖广的他的王的封地，以便决定他的母亲应否安葬
在那里。1539 年3 月18 日，在这一行人出发后的第12 天，他的行宫发生了
火灾，他差点死去。他的工作人员无一幸免。他被陆炳（1510—1560 年）救
出，陆炳是他的卫队的一个指挥的儿子，这个指挥是1522 年和皇帝的随从一
起到北京的。在皇帝的銮舆起程后，皇帝的行宫前此已经两次着火，而另一
次行宫着火是在第二天。这不是偶然事件。即使在他的伯母于1541 年死去
后，他在紫禁城里也并不安全。他的急躁脾气和苛刻作风招致许多人的怨恨，
连他的嫔妃也渐渐害怕他的来临。很多人都乐意摆脱他，想和他拚命的尝试
并不只有一次。1542 年，一批宫女差一点就成功了。
1542 年11 月27 日晚，皇帝回到他宠妃的住处去喝酒和休息。当他睡着
时，妃子和她的侍从退出，留下沉醉的他一个人。不久以后，侍从妃子的一
个侍女领了几个宫女进入他的卧室。她们拿了一条系床帘的丝带，打上结，
偷偷地绕到他脖子上，同时用她们有尖的发夹刺他的鼠蹊。
这时一个宫女看到他没死，惊恐而告急。一个值班太监注意到发生的事
情，赶紧到方皇后住处报告。她跑到妃子的住处，松开了绕在她丈夫脖子上
的圈套。宫女们在慌乱中打了一个死结。她们没能拉紧圈套，皇帝仍然不省
人事但还活着。当即被召来的御医开了一付猛烈的药方。大约八个小时皇帝
仍然不省人事，直到下午过半他才终于坐起来，开始咯出已经凝结的血块。
他仍然不能说话。方皇后以他的名义颁布诏书，命令将牵连进这次阴谋
的所有妇女即时而可怕地处死，包括皇帝的宠妃在内。她因前一天侍候皇帝
的另外一个宫女而被牵连；这个宫女说他的宠妃必定知道这个阴谋。到这天
结束时，她的证言已经成为无法辩驳的了；所有目击者都已死去。
在这次谋杀未遂罪行以后，皇帝（这时他刚30 多岁）完全退出了朝廷和
紫禁城的正常生活。他和他的配偶和嫔妃住进皇城西苑的永寿宫，再也没有
在他的紫禁城内的寝宫里居住。他于1534 年已停止出席惯常的朝觐。除了一
小批被信赖的谋臣外，他和帝国的官僚没有直接的接触。可是他拒绝放弃他
的任何权力，继续通过这个核心小集团进行统治，逐渐组成一个朝廷中的朝
廷。在以后的30 年中，他继续着迷于通过药物、宗教仪式和秘教的养生之道
追求长生不死。
宦官施政
当皇帝最初于1521 年到北京时，他以在他的王的封地侍从过他的太监们
担任紫禁城中的主要职务，同时他赞成杨廷和消除前朝宦官施政的方案。京
师和各省监督仓场的太监半数于1522 年召回，其余的于1535 年免职。1527
年，负责浙江海上贸易的太监被免职，1529 年废除了这一职务。1530 年9
月云南的镇守太监被撤回；1531 年4 月四川的镇守太监因非法行为和腐化被
免职，还有七个镇守太监于1531 年7 月被免职。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缩小宦
官管理的权限。皇帝只是把他继位前被任命的和不忠于他的皇帝的代理人免
职。
有权势的太监们仍然保有他们的势力，并设法获得皇帝的任命。1526 年
一个太监监督被派遣到陕西去监视纺织品的征购，另一个于1527 年被派遣到
南京，尽管朝廷强烈反对。1533 年1 月，一个太监被派遣到真定去征收木材
运输税；1538 年，在郭勋的劝告下（郭勋受贿而在皇帝面前提出此事），所
有在30 年代初被免职或召回的镇守太监又都复职。但是，1539 年早期他们
又全都被免职，因为高级文官们仍然反对这类任命。在这之后，没有其他的
镇守太监被派遣，就这一点来说，太监在各省的权势下降了。
在整个嘉靖统治时期，宫里有权势的太监们的权力在继续增加，渐渐地
他们甚至使大学士们相形失色。1548 年或1549 年，在宦官施政方面发生了
一个重要的变化：掌司礼监的太监被委负责皇帝的安全和监视机构东厂。在
此之前，负责东厂的太监和掌司礼监的太监是平等的；两者都能直接向皇帝
提出秘密的报告，当其中一人报告或被询问时，另一人都得退出。在这种安
排下，这两个太监官僚机构中的最有权势的官员保持互相监视。1549 年以
后，掌司礼监的太监在太监官僚机构中掌握了绝对权力。1552 年设立的内武
府也是在他的管辖之下。②
这种变化也可以在大学士们日益尊重司礼监的太监们这个方面看出。20
年代张璁掌权时，他为司礼监的太监们所尊重。30 年代夏言掌权时，这些太
监把他当作地位相等的人对待。他的继任人，40 和50 年代一直掌权的严嵩
（1480—1565 年）实际上顺从他们。
② 参见本书第7 章《正德时期》，《空位期》。
对外政策和防御
蒙古的政治情况
15 世纪前半期，西蒙古的瓦剌诸部控制了草原地带，并把他们的政策强
加于居住在他们南方和东南方的成吉思汗的王朝的后代蒙古游牧民族。15 世
纪末叶前后，在几十年自相残杀的战争以后，蒙古游牧民族开始聚集在新的
军事领袖巴图蒙克（1464—1524 年）的周围。
在巴图蒙克的领导下，蒙古人开始向瓦剌诸部的霸权挑战。瓦剌诸部在
15 世纪早期逐渐把他们的控制扩大到蒙古游牧民族，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在也
先（死于1455 年）的领导下，达到了顶峰，也先于1543 年自称蒙古可汗，
尽管他和成吉思的家族决无关系。两年以前，即1451 年，因为蒙古可汗脱脱
不花不称呼他的孙子为太子，他把他赶走并杀死。在这次冲突中，巴图蒙克
的父亲，当时的一个孤儿，和他的母亲一起被带到东蒙古，被置于兀良哈一
个指挥官的保护之下。
也先成为蒙古可汗的计划失败了；他因僭称可汗而于1454 年被他的一个
部属推翻并杀死。在这之后，蒙古的继位权在1486 年别的可能继位者多数被
杀以前被争夺而依然不能定一。巴图蒙克的父亲成为一个适当的入选者而被
拥立。他于1487 年被杀，由他的儿子继立，他的儿子在以后的38 年中继续
掌权。
在1508 和1510 年之间，巴图蒙克征服了山西以西的河套的鄂尔多斯地
区，1512 年他任命他的次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吉囊，亦即统治那个地区人民的
副王。巴尔斯博罗特的两个儿子，继承鄂尔多斯和吉囊称号的究弼哩克（1505
—1542/3 年）和继承山西以北地方的俺答（1507—1582 年）对嘉靖时期大多
数对明的入侵负有责任。
当巴图蒙克于1524 年去世的时候，他得到了所有帕米尔以东的蒙古人的
效忠。他的称号传给了那时只有21 岁的他的孙子。但是，这个孩子的从父巴
尔斯博罗特试图篡位。又一次自相残杀的冲突随即发生，这次冲突导致巴图
蒙克所创立的蒙古人联盟的瓦解。巴图蒙克的孙子继续统治东蒙古人，而巴
尔斯博罗特直到他于1531 年去世的时候，事实上对鄂尔多斯和西蒙古人实行
统治。当巴图蒙克的孙子于1547 年去世时，他的继位者为俺答所迫，迁移到
了蒙古的东部，俺答于是逐渐控制了整个蒙古南部和鄂尔多斯。③
当巴图蒙克于1510 年占领鄂尔多斯时，他赶走了西蒙古人的主要首领亦
不剌因，亦不剌因逃亡到西南靠近山西边境的地方。亦不剌因于是和土鲁番
（莫卧儿斯坦的蒙古-突厥王国的东部首府）苏丹满速儿结盟，并于10 和20
年代与他勾结起来开始抢掠和入侵山西西部。他对巴图蒙克仍然是一个威
胁，巴图蒙克不成功地指挥了几次抵御他的战役。他在1533 年终于被究弼哩
克击溃。
在本朝的头10 年中，因为蒙古人专注于内部的斗争，他们的袭击是分散
的，一般限于获取军事行动的供应物资。在巴图蒙克的后继者们得到鄂尔多
斯和山西以北的地区后，他们开始每年入侵明的疆土，通常是在春天和初秋。
边境戍军的军纪非常松弛，以致指挥官们常常不能集结有战斗力的军队去抵
③ 《明实录·武宗实录》[380]（1525 年；重印，台北，1961—966 年），第3681 页。
太后诏书措词相同。
御入侵的部队。入侵因而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代替贸易的办法，因为事实上
必能取得成功而损失通常是轻微的。
边境戍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同戍军于1533 年10 月再次叛乱。仅仅两年以前，
在1531 年，这个地区最近一次遭受了一支有60000 名蒙古骑兵部队的袭击，
新任总兵着手建造濠堑和其他防御工事以增强防御地区的北边防线。他规定
的工程完工的限期使惯于什么也不干的官兵负担很重。这次叛乱的直接起因
是一件小事。监督工程的军官要求在驻防城市休息一天，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10 月24 日，这些军官唆使他们的士兵洗劫这座城市，而他们自己则杀死了
总兵。叛乱的士兵在黎明时散去。
新任命的这个地区的巡抚被事情的变化吓住了，由于别无更好的办法，
他上报说总兵激变了部队。巡抚的报告送达朝廷时，他被控与叛乱士兵相互
勾结，一场关于朝廷对戍军的政策的争论开始了。这支戍军10 年前于1523
年曾经叛乱，那次朝廷以给每个士兵三两银子和普遍赦免予以安抚，事实既
然是这样，争论就复杂了。那种政策的批评者要求这次坚持武力解决的办法，
最初并批准了军事解决的方案。
朝廷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学士持对立的态度，主要是由于政治的而不是战
略上的原因。张璁（他于1532 年失去皇帝的宠信）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提出
成功的解决办法而恢复他的权势。他要派一个总督带领一支军队去扑灭叛乱
者。他的主要对手夏言发觉皇帝并不是真的赞成军事解决的办法，因此他暗
中支持提出宽大处理办法的礼部侍郎。
总督的使命责成总督处决主要的谋反者而宽恕那些被迫追随他们的人。
他却不顾他的使命的目的，带领帝国军队接近这座城市，帝国军队开始在城
郊洗劫和抢掠。这时城中的士兵确信他们注定要死，关了城门。总督于是围
攻城市，试图淹城，发起猛攻，挖掘地道进入城市，用烟熏出守城的人，骗
他们出降，但都没有成功。围攻拖了整整一冬，到1534 年2 月，总督在朝廷
已失去支持。他被解除了指挥权，另外几个官员奉派调查此事，事情很快平
静下来。皇帝在他最后的诏令中总结说：“岂非官多事扰乎？”①
1535 年，由于类似的原因，东北的几支戍军发生了几起暴乱。在每一次
事件中，都有一个帝国官员受到惹起骚乱的责备。辽东戍军当新任巡抚试图
整顿当地的防御机构时，叛变了。在现行制度下，每个士兵被给予三个余丁
的劳役和每匹马牧地50 亩，巡抚退还三丁之一（《明史》《吕经传》作“余
丁之二”——译者），编入均瑶册，并将所有牧场充公；同时他下令紧靠一
条严格的逾越即杀的界线修建防御工事。当戍军军官们来对此叫屈时，巡抚
准备逮捕并责打他们。他们开始攻击他，他被迫翻墙逃离衙门。
不出一个月，这个巡抚便被召回。他的所有改革都被废除。调查的官员
上报说，这次事变是由巡抚的指示挑起的，请求赦免部队。都察院反对任何
① 程颐写道：“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人生之大伦也。然
所生之义，至尊
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明实
录·世宗实录》
[380]（1577 年；重印，台北，1961—966 年），第80—1 页。宋代历史著作中有关程颐
论点的议论见刘
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355]（九龙，香港，1963 年），第235 页以下各页。
赦免，但皇帝这次拒绝支持军事行动，准许予以赦免。
当失宠的巡抚返回北京时，他在广宁卫停下来收集他的财物。戍军的指
挥送给他一份临别的礼物，这是他用拨作士兵饲料补助的款项买的。当这事
被发现时，不平的士兵袭击了巡抚和指挥。两人都被剥去衣服，挨打，被赤
身裸体地反剪着，在城中游街示众，最后被关进牢里。士兵们强迫负责供应
的官员把钱分给他们，迫使镇军太监告发已被他们关进牢里的这两个官员。
皇帝再次拒绝批准军事行动。一个官员照直表明他赞成更加依靠权力的
处理办法，当即被锦衣卫逮捕。朝廷随后的一致意见认为，辽东最近发生的
暴乱是苛刻的政策、士兵寻衅闹事和部队久不经战等诸种原因引起的。几次
暴乱的领头人必须处决以示儆戒；其余的可以赦免。这是皇帝希望听到的，
迅速执行了这个方针。这些领头人的首级不出一个月便用竿挂在他们叛乱的
那些驻防城市的城门外。这个方针代价小而容易奏效。直到1539 年，没有再
发生事变，而那次暴乱只牵涉40 来个士兵，他们全被立即斩首。在这之后，
这个地区很少发生骚乱。
安南之战
1537 年，朝廷上由武定侯郭勋和几个有权势的太监领头的黩武集团，在
他们试图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受到挫折以后，又争取得到批准以发动一场反
对安南的、代价很高的战役。出现这一情况，与通告皇帝的一个儿子于1536
年11 月诞生有关。大学士夏言反对派使臣向安南人通告皇嗣的诞生，理由是
安南已有20 年没有朝贡，同时，现在的统治者事实上是不合法的。兵部尚书
建议派兵讨伐以惩戒安南人不入贡，郭勋支持他。这项建议立即受到批评，
被认为是一种过分而不必要的花钱的事，将从负担已经过重的南方几省征集
士兵和供应物资。
1537 年3 月，一个安南使者意外地来到朝廷，请求支持合法的统治者，
使者声称他已被他的主要大臣废黜。使者被留下，几个官员被派遣去调查他
所说的情况。几个锦衣卫的军官还被提前派遣去为一次战役作准备。皇帝起
初赞成一次军事行动，因为他把停止朝贡理解为对他的尊严的一种冒犯。但
是，广东的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既然安南并未试图侵犯帝国疆土，既然这个
国家的内战还未决出胜负，因而应当慎重，等待它的结局，然后迫使入贡。5
月，全体朝臣请求发动军事行动，皇帝同意了。但是，当其他地区和其他当
地官员开始说出反对的意见时，皇帝突然改变他的主意，于6 月宣告停止这
次军事行动。9 月，当别的一些当地官员仍然提出一个新的策略时，他又下
令开始进行准备。
1538 年4 月，终于任命了一些指挥官。可是皇帝觉得互相矛盾的劝告令
人不安。当邻接安南的地区的总督于5 月上报这次战役耗费的银子将超过200
万两，而且只能在不熟悉地形的困难情况下进行时，他命令兵部再次就是否
进行这次战役作出决定。兵部再次建议把问题提交全体朝臣。皇帝虽然明知
多数文官私下反对这次战役，仍然反对由兵部决定这个问题，不过兵部显然
不能这么办。他厌恶地终止了这次战役。他从没有真正赞成一种军事解决的
办法。当安南的王位觊觎者于1540 年向明的官员交出他的版图时，他作结论
说，他反对赞成军事行动的建议是正确的。
他在关于大礼的争论期间第一次对朝廷官员们的行为感到不满，那次争
论留给他的印象是，他们是一帮共谋而图私利的人，不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诸如这次军事行动这类事情上不能提出适当的策略，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
印象。到了1540 年9 月，他已渐渐变得和他的朝廷非常疏远。以致他完全赞
成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因帝国管理的可悲状况而谴责他的官吏见利忘义。
对蒙古人的政策
只有一个地区皇帝从始至终迫切要求军事解决。他讨厌蒙古人，认为他
们冒犯了他的威风和尊严，难以容忍。他们必须受到惩罚。他拒绝考虑关于
互市的请求，即使他的能干的指挥官们大多数反复建议这样做。为了表示他
的轻蔑，他在晚年甚至要求把他用来指蒙古人为北方野蛮人的字样在所有诏
书和奏章中写得非常小。这种不让步的态度只能导致灾难。当俺答关于互市
的请求被拒绝时，他便入侵。
俺答王希望达成与明廷的互市协议，以便推动他自己的政治目标。诸如
茶、金属器皿、精致织物和草药之类的货物在草原上被视作珍宝，在结盟和
结婚时可能有用。俺答的牧场比鄂尔多斯的牧场要差一些，更易受到变幻莫
测的天气的影响。没有明货物的输入，他便不能达到他的更宏大的政治目的，
或者在困难时期保证他的臣民的生活。
他在40 年代保住了他作为戈壁以西、以南的蒙古人的主要领袖的地位。
1551 年，他和东蒙古人的领袖、1547 年被他赶走的小王子（1520—1557 年），
达成了协议。他在达成这个联盟后，于1552 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西北的瓦剌
诸部的战役，这次战役把准噶尔（天山山脉以北的地区）纳入了蒙古人的控
制之下。反对瓦剌诸部的零星战斗继续到60 年代，征服它们一直是俺答的主
要军事目标。对明疆土多次较大的入侵是要确保这许多次军事行动的供应物
资，或者要在40 年代和50 年代持续而普遍的干旱和饥荒时期，为他的臣民
提供救济。①
明军在老练的指挥官们的率领下击退了多次入侵，并使蒙古人蒙受了伤
亡。在1536 年对陕西的一次入侵期间，蒙古指挥官的军旗被夺走。但是，即
使某一地区的防御是坚强的，蒙古骑兵却攻击别的什么地方。1537 年，当据
说有40000 人的一支大的入侵部队攻击大同管区时，整个管区连同它所有的
卫所只能调集14000 名士兵。到增援部队到了时，入侵的部队才离去。这是
一个多年存在的问题。没有一支戍军强大到足以打退一支入侵的大部队，可
是部队调动的后方勤务工作妨碍了快速增援。而且，指挥官们通常只巡逻直
接在他管辖下的地区，不肯参加别处的战斗。
有些官员，如1542 至1550 年负责大同和宣府一带战略地区的翁万达
（1498—1552 年），推行切合实际的防御方针，尤其是修建边墙，加强军纪，
利用侦察手段以查清游牧部落中的情况。皇帝一般赞成修建边墙和防御工
事，愿意将大笔款项拨给这类项目。这些措施顶多不过使蒙古人的入侵更加
困难和代价更大；但它们不能消除入侵的原因。
到1541 年8 月，华北和蒙古南部已经几乎一年很少下雨。不得不从帝国
的粮仓中发放粮食供北京的居民食用，饥荒遍及北方几省。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俺答王派了一个使者到大同管区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利。兵部以三个理
① 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154]（未标页码的抄本；格斯特东方图书馆，普林斯顿大
学），1。
由予以拒绝。蒙古人已有40 年没有入贡；他们每年入侵，不能信赖；他们的
目的可疑。反而悬赏购俺答的头。10 月，几支入侵部队抢掠山西北部和西部，
没有遇到抵抗，用武力抢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物资。
1542 年1 月，朝廷不得不运送25000 石粮食到宣府、大同赈饥。需要更
多的款项；供应物资仍然不足。旱灾仍在继续。7 月，俺答又派了一个使者
要求互市的权利。这个使者证明原是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明的臣民。大同巡
抚上报他用计擒获了他，并将他送到北京，在北京他被当作卖国贼处决。俺
答大怒，进行了一次深入山西的惩罚性攻击以作报复。
7 月24 日，30000 多骑兵在山西西北边界以内扎营。8 月4 日，帝国的
军队在山西管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广武被击溃。8 月8 日，省的首府太原城郊
被焚烧和抢掠。蒙古人没有阻碍地继续南进。8 月晚期延绥巡抚上奏，蒙古
入侵部队打算往东向北京郊区前进。皇帝很惊慌。他命令各部作出决定而无
需先上奏，并委派一个最高统帅以协调受攻击地区的所有部队的行动。蒙古
人到这时已抢掠了山西最南部的一些府，没有受到袭击地正在后撤。山西遭
受了蹂躏。作为救济的措施，免征田租两年，并发放100000 两银子。明军没
有打赢一仗。
1543 年整个夏季，蒙古骑兵入侵山西，并且就在黄河以西扎营，以便整
个冬季也同样能够进行袭击。这时俺答的兄长究弼哩克已死，他的儿子们瓜
分了他的领土。这就使俺答成了蒙古南部年长的、最有势力的王，因为他现
在控制了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区。
旱灾延续到了1545 年。1 月，据报时疫在边境地区和北京突然蔓延。4
月，尘暴毁坏了大部分冬小麦和大麦作物。6 月，俺答又遣使到大同以北的
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利。他因一个被俘的中国军官的劝说而求和。他的使者们
刚到边界便被扣留，被一个地区指挥官的仆从所杀害，这个仆从以为他将像
别人在1542 年那样为此而受到重赏。
这个地区当时地位最高的官员翁万达上报了这一事件，他建议把仆从立
即处决，并把他的首级当作诚意的一种标志在边界以外示众。他劝告皇帝不
要把这个机会放过。他的劝告被置之不理。皇帝要惩治蒙古人；他需要一种
进攻性的策略。
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
大学士夏言自1539 年他第一次被免职以来，失去了他对皇帝的影响。
1545 年他被召回，并于1546 年1 月再次成为首辅，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
他以前的下属严嵩（1480—1562 年）和他争相控制内阁。夏看出皇帝赞成军
事行动，便支持收回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这个想法最初由兵部尚书白圭
（1419—1475 年）于1472 年提出，但由于费用太大，按一种估计每年要投
入900 万两以上的银子，而被放弃。
这时曾铣（1498—1548 年）提出了一个计划，曾铣是镇压1535 年辽东
叛乱的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他于1544 年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并于1546 年受
命负责西北所有的边境事务。1547 年1 月，他提出两种防止蒙古人入侵陕西
东部和山西的策略：在陕西修筑一条从宁夏向东到山西边界的防御工事线；
连续三年在暮春发动进攻鄂尔多斯的战役。皇帝立即发放200000 两银子以作
准备，并命令曾铣征求边境地区的官员们关于这些军事行动的意见。
好几个巡抚不肯响应。一个巡抚当受到催促时，便以有病为由请求致仕。
皇帝谴责他无能，将他贬黜为民。他定要进行一场战役。当曾铣于1547 年6
月上报他已将蒙古人从边境赶走时，皇帝认为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他再次拒
绝考虑俺答的互市要求。夏季晚期，当俺答建议与明联合反对小王子和东蒙
古人时，没有人敢于上报。
但是，1548 年2 月，皇帝突然收回了他对这次军事行动的支持。在曾经
上报饥荒的山西和陕西，征发引起了骚乱。又谣传曾铣曾经克扣军饷。严嵩
确知皇帝知道这种传言。当皇帝谕令作出估计以弄清这次军事行动的后果，
并断定是灾难性的结果时，他开始批评这整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严嵩否认
对这些军事行动有任何了解，说这件事是由首辅处理的。朝廷完成改变了以
前支持进攻性策略的一致意见。曾铣于4 月，夏言于10 月被处决。直到1551
年为止，出征蒙古人的念头被放弃了。①
1550 年入侵北京
1548 年6 月蒙古人袭击宣府，打败了帝国的军队。10 月他们又入侵，劫
掠和屠杀远到南边的怀来，怀来距北京只有骑一天马的路程。严嵩把入侵归
咎于他的对手夏言的进攻性策略，但他自己提不出对抗这些策略的作战方
针。11 月，入侵的一些部队突入了保卫北京的内部防线，接近皇陵。
1549 年3 月，当俺答再次袭击宣府时，他击溃了帝国的军队，但明军设
法堵住了他的退路，打胜了几次遭遇战。在这次入侵期间，明的几个指挥官
受到警告说，要是不准互市，北京将在秋天受到袭击。皇帝在被告知这一情
况后，他命令采取措施以挫败这种计划。
到1550 年3 月，已有150 多天没有下雨雪。谍者报告说，游牧部落正在
为一次较大的袭击而集结。在大同附近的几次小接触后，蒙古人被这个地区
的总兵官收买而到别处去，于7 月东驰。9 月26 日，整个入侵部队突破北京
东北仅仅40 英里的古北口的防线，向南到达通州（大运河北方的终点，北京
以东约15 英里），在那里建立了营寨。9 月30 日，一支先头部队抵达北京
城门。10 月1 日，这座城市受到围攻，郊区遭到洗劫。
在1550 年，京师诸戍军的军籍簿登记了约140000 个人名，但只有50000
或60000 人派给了军事任务；其余的人在建筑工程上干活。当能找到的士兵
集合起来被迫到城墙外并作战时，他们不肯动一动。到来保卫这座城市的增
援部队没有粮食，而且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找到。他们正饿着肚子，不能胜任
打仗，但有能力洗劫。兵部尚书狼狈不堪。他只能等待蒙古人撤退。他因严
嵩的建议而命令各总兵官不要追击，因而入侵部队能够在几天以后，带着他
们掠夺来的东西一无损失地撤走了。
1550 年后的局面
1550 年10 月6 日，兵部尚书因不能保卫北京而被处死。太监们在这座
城市东北的财产被洗劫，他们抱怨文官们使军队退缩不前，因而蒙古人到处
抢掠。皇帝非常愤怒。10 月2 日，他举行了自1539 年以来的第一次朝觐，
① 张廷玉等撰：《明史》[41]（1736 年；重印，北京，1974 年），第5037 页。
但不肯向朝臣讲话。他的谕旨是在午门上宣读的。所有文武官员都不负责，
玩忽他们的职守；只此而已。严嵩曾劝告兵部尚书不要派出军队，理由是，
在京师附近地区战败是不能掩盖的。但是，当皇帝要这个尚书的命时，严却
不愿为他说情。
皇帝这时把北京的军务委托给仇鸾（1505—1552 年），他就是在7 月贿
赂蒙古人从大同旁边过去的总兵官。仇的部队在靠近北京的居庸关扎营，他
们到来保卫京师在10 月2 日，皇帝因而十分感谢。可是当仇鸾于10 月6 日
与蒙古人交战时，失去了千余人，他仅仅保住他的命逃了回来。然而报了捷，
他得到的奖赏是统率北京周围的所有戍军和京营的职位。严嵩也因导致1548
年夏言被处决的证言而感谢他，安排了这一任命。
1551 年1 月，仇从边境戍军调了60000 名部队到北京训练。兵部反对，
理由是这使边境地区易受攻击。但是，仇打算出征蒙古，尽管他在战场上有
过损失惨重的经历；他需要一支可以开出北京城门的军队。
1551 年4 月，俺答派他的养子托托（死于1591 年）来要求互市权利，
尤其是开设马市。仇和严嵩两人都力请皇帝允准这一要求，以便拖延时间作
进一步的准备。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俺答手下的蒙古人，作为对两个每年一
次的马市的回报，将停止入侵边境。实际上仇鸾害怕蒙古人，不想和他们对
抗。
蒙古人有六个月停止入侵。后来他们希望用牛羊交换粟豆。他们的这种
要求被拒绝，他们在1551 至1552 年的冬季便又开始入侵。俺答这时坚持这
一要求，答复说，他的比较贫穷的臣民没有其他东西交换，正在挨饿；要是
这种交易被拒绝，他不能对其后果承担责任。当俺答接着谋求适合于他的交
易时，他遭到拒绝，他的使者被逮捕。马市就此收场，尽管直到1552 年10
月马市并没有正式停止。
仇鸾于是不得不和蒙古人交战。1552 年4 月，他的部队在大同以北的草
原上被伏击并遭受严重失败。仇又报捷，但皇帝不相信。既然沿边的入侵仍
未减少，仇的命运便已注定。他的权谋受到抨击，他于8 月31 日死于溃疡恶
化。在死后被定为谋叛罪以后，他的尸体于9 月13 日被掘出并肢解，他的首
级在边界以外示众。这一点也没有阻止住入侵，入侵继续到了冬季。
1550 年以后，入侵的性质有了变化。以前的入侵限于陕西和山西，由俺
答发动，只包括他自己的臣民和鄂尔多斯的游牧部落。东蒙古人参加了1550
年的入侵，证明非常成功，以致此后他们开始在辽东和沿东北边境入侵。在
其后的20 年中，入侵事件沿整个北方边境发生，某些范围较大的入侵是相互
配合的。这使边境戍军承受了大得多的负担。不再能够调动军队去摒挡一个
地区所受的攻击，每支戍军的力量都必须增强，因为入侵部队的规模加大了。
已经变得很明显，不可能把蒙古人从边疆赶走。
1553 年4 月，开始修建一道土墙以防止北京南郊再遭劫掠。1541 年曾提
出类似的建议，但没有任何结果。在1550 年的大范围劫掠之后，需要这样一
道墙是显而易见的，修建的建议立即获得批准。这道墙在七个月内便完工，
部分原因是许多人逃荒到北京，因而有大量劳动力可用于完成这项工程。
1550 年的事件使皇帝确信他不能依靠京师的戍军保卫紫禁城。1552 年，
他建立了在皇城内训练的由太监组成的内武府。没有人敢于反对。皇帝是正
确的；他不能依靠京师戍军。内武府成了一个有权势的机构，一个完全由太
监组成的军事官僚机构，不受朝廷官员们的节制。
从1550 年到1566 年，蒙古人每年都入侵。在1557 到1558 年的冬季期
间，大同附近一个被围攻了六个月的要塞，这时几乎弃守。发生这一事件是
由于俺答长子辛爱（死于1586 年）的一个妾和与她有私情的一个被俘的中国
人逃到大同边境，被收容。辛爱想索回这个妾，迅即发动袭击。被吓住了的
总兵官归还了这个妾，她此后不久便被处决。辛爱在此以前已确定中国不会
开仗，继续围攻，同时在山西劫掠。到1558 年4 月，这个要塞已陷于绝粮境
地，严嵩建议予以放弃。皇帝拒绝了。相反，他下令向这个要塞运送给养，
保卫这个要塞。粮饷没有到来，但当增援部队抵达时，蒙古人撤退了。
到了1558 年，保卫北方边境的费用已经常不能如期支付。1552 年早期
户部和工部已上报，1550 年10 月以后计划用来保卫边境的总收入总计约为
1000 万两银子，而总支出超过1300 万两银子。皇帝于1553 年下令铸钱时，
他被告知，太仓所有不足以支付边境费用。1556 年1 月，一次大地震破坏了
山西大部和陕西东部。只渭河流域据报就死了800000 多人。此后几年不能征
税。1557 年，紫禁城内的三个主要朝觐大殿和南边的门楼全被焚毁；必须立
即为修建费用支付款项。当皇帝于1558 年向大同附近被围困的要塞运送给养
时，户部上报说，太仓所有不足200000 两银子，不能供应这个要塞。
这种情况从未改善。在1550 和1560 年之间，许多戍军的粮饷倍增，而
可得到的收入仍然是固定的。差额只能从北京的太仓支付，太仓常常是空空
如也。
在这个10 年里，明军只赢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1560 年，大同总兵官
在大同西北80 英里的归化（今呼和浩特）指挥了一次对蒙古据点的袭击，并
放火烧了它。这证明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挫折。入侵仍在继续，蒙古人并没
有从边境地区撤退。只能指望各支戍军在各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关口打退入
侵的部队，这些关口通向华北平原和京师。没有提出或者实施进一步的进攻
性的战略。1550 年以后，皇帝自己对军事部署很少关心；他沉溺于对长生不
死的追求。
道教和朝廷政治
皇帝对道教的兴趣最初集中于据说将导致或增强生育能力的仪式和实
践。早在1523 年，朝廷官员们就抱怨他因他从不离开嫔妃而不听进讲，以及
他为道教仪式的献礼而花钱过多。这类为生育能力而祈祷的仪式前一朝已经
在举行，因一个太监的推荐而在皇室中继续了下来；这个太监可能也向皇帝
介绍了道教的春药（被称为“不死药”）。皇帝在其统治的头10 年没有孩子
降生，他对生育能力的关心增加了；在他能够立嗣以前，他自己的地位是不
够有力的。
1524 年，他从江西征召一个叫邵元节（1459—1539 年）的道教名人到朝
廷，他是他的师傅——一个有势力的道教大师——推荐的。到1526 年，邵因
求雨和禳灾已博得皇帝的恩宠。1521 年以来，整个帝国上报的水灾、旱灾和
地震的次数异常多，1525 年尤其是一个坏年头。1526 年3 月当邵的地位提升
并被委以全部道教事务时，北京仍然受到一次严重饥荒的控制。他禳灾似乎
是不灵验的。1527 年，洪水横扫皇帝从前在湖广的封地，而北京或北京附近
不下雨。被看作不祥之兆的彗星于1529、1531 和1532 年出现，最后一次历
时115 天。这几年，皇帝的政策仍然受到怀疑，这些朕兆被认为是上天对他
不满的表示。
皇帝拒绝接受这种解释。1532 年11 月，当一个御史认为最近的彗星是
需要削减修建项目的一种警告时，他没有被理睬。相反，皇帝想找到吉祥的
兆头。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他是受命进行统治，而不需要对他的一切措
施和决断的无休无止的批评。因此，当像白兔、白鹿之类的吉祥物作为善政
的证据而被呈进时，他通过祭告皇室祖宗而吸引人们对它们的注意，并吩咐
朝臣向他祝贺。
不管怎样，他似乎对邵祈祷生育能力的功效更感兴趣，把1533 年以后生
了几个孩子归功于这种祈祷。1536 年10 月，他的第二个儿子诞生，几个月
后邵再次被加恩。在1533 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幼年即死之后，皇帝渐渐为立嗣
并加以保护而感到烦扰。这次他甚至不肯把孩子托付给嫔从们，改而从平民
中征召了一批保姆。
邵这时已有70 多岁，身体又不好。当皇帝于1939 年3 月巡幸他以前的
封地时，邵病重以致不能陪伴他，不出一月便去世。受邵保护的陶仲文（约
1481—1560 年）接替了他。
陶的经历开始时是一个小官。他在30 年代后期到北京以前，曾经在辽东
管理仓库。他年轻时在江西见到邵元节，当他因官员们考绩而到北京呈报时，
找到了邵。邵这时生病，他告诉皇帝，这个门徒能够除掉在宫廷院落中看到
过的“黑眚”妖魔。表面看来，陶成功了。在皇帝1539 年巡幸湖广期间，陶
准确地预告了一次在大火中暗杀皇帝的企图。这给了皇帝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很快把陶当作心腹，让他负责所有道教事务。
陶仲文擅长配制春药和扶乩。在他的引导下，皇帝开始相当详尽地探索
道教的这些方面。春药一般由铅丹（四氧化铅）和砒霜（天然存在的三氧化
砷）组成，配以其他物质，做成丸子或小颗粒。这些“不死药”据说使人感
到轻快、强壮，增强一切欲望，并导致强烈的性冲动。1540 年9 月，皇帝告
知朝廷，他想隐退几年以求长生。当一个朝廷官员断言这是无稽之谈而春药
危险时，他被逮捕并杖死。
皇帝应当注意到这个警告。相反，他却变得嗜爱这类兴奋剂，并在整个
帝国内搜寻。他使自己在20 多年中渐渐中毒致死。小剂量铅和砷的中毒作用
是慢慢表现出来的。长生不老药的中毒症状包括皮肤和胃的疾病、无缘无故
地发怒、痴呆，所有这些皇帝在他接近60 岁时都表现了出来。
到了1540 年，他坚定地信奉道教，连受了骗子们的骗也不能动摇他的信
仰。他曾决定隐居，部分原因是一个自称能够将不值钱的物质变成银子的方
士向他保证，要是他隐居并用这种银子的器皿进食，他将变成一个不死的人。
1543 年，这个方士被揭露，是一个骗子，并被处决。陶仲文由于最先推荐他，
担心自己也将被牵连进欺骗行为。当他提出辩解时，皇帝只是说：烧炼术行
之已久，但只有真正的行家才能精通。他最初也受了骗。
到1545 年，他已开始依靠扶乩决定国家事务。扶乩所用的工具是悬挂在
沙盘上的一个T 字形物件。从T 字的长臂吊下一个锥子，两个降神者扶着短
臂的两个末端。锥子在沙上写下对祈祷和请求的事情的答复；祈祷和请求的
事用金色墨汁精心地写在暗青色的纸上，向某个道教的神致意，然后焚化，
假定烟将把信息飘送给这位神。既然陶仲文指导扶乩仪式，控制了降神者，
并解释这些答案，他就能够影响有关政策的决定和人事安排。1548 年2 月，
皇帝在这样一次扶乩之后，突然改变了关于鄂尔多斯军事行动的主意。严嵩
明白这种决策的办法以前给了他什么样的好处，他乐意参加道教仪式，尽力
讨好陶仲文。
陶在50 年代继续向皇帝提供获致长生和不死的新方法，皇帝的反应是热
诚的。道教徒的想法是，为这样一种转化而自我修炼能够达到肉体的永生不
朽。这种修炼需要提炼内、外丹。外丹包括植物和矿物的合成物，笼统地称
为“不死药”。提炼内丹靠增强“阳”，也就是生命要素。这种观念认为，
这可以靠和14 岁以后第一次来月经的处女交媾而达到目的，据说这时“阴”
（隐秘的力量）中的“阳”（生命力）最旺盛，这时交媾它可以被吸收。
陶仲文建议皇帝为此目的而征集年轻的姑娘。1552 年他为宫廷机构选了
800 个8 至14 岁的女孩，1551 年他又选了180 个，都在10 岁以下，用来提
炼内丹。尽管这种作法受到一些官员的批评，但事实上，在较小的规模上，
在富有而有文化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南方，这种作法是并不少见的。
1556 年，皇帝要求礼部查明现在何处生长古代所用的神奇植物“灵芝”，
以及如何加以炮制，因为道教典籍中提到这类能够延年并使人变成神仙的植
物。尚书回复说，他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类植物，也不知道何处可以找到。他
仅仅呈上从有关神奇植物的古典著作中选摘的引文。皇帝不满意，命令所有
地方官员在偏远和多山地区寻找这类植物，和在百姓中打听这类植物。这类
植物显然是存在的。1558 年礼部呈献了从整个帝国收集来的1860 株新鲜样
品，此后又数以百计地呈献。这类植物准确地包括哪些品种并不清楚，但皇
帝的确服用了，并继续寻找。它们的炮制被当作特殊的恩宠只托付给大学士
们。
在陶仲文于1560 年11 月去世之后，皇帝开始寻找接替的人，但他没有
找到任何合意的其他道教名家。
严嵩掌权
皇帝在1539 年6 月第一次免除夏言的职务之前不久，开始批评夏怠慢不
恭，指出他原来是从低级职位被举荐提升的，他是随皇帝之意而取得高级地
位的。为了表明这一点，夏立即被解职。尽管他很快又受到恩宠，他还是一
再因为在执行他的职务中不够灵活而受到批评。
严嵩利用夏言和武定侯郭勋之间的长期敌视而获得他在内阁中的最初的
职位。1541 年8 月，郭勋拒绝接受皇帝的一道诏令。他的傲慢激怒了皇帝，
皇帝从这时起便有意缩小他的权力。郭以前曾因非法行为和贪赃而被弹劾，
但皇帝总是原谅他。这次他却不这样。10 月郭被弹劾并被捕。因为郭在皇帝
统治的最初几年里是皇帝极少几个助手之一，他不肯下令把他处死。郭在他
1542 年11 月去世之前一直留在牢里。夏言在病床上指挥了这次弹劾行动。
尽管夏言在30 年代参加了各式各样的道教仪式，1540 年以后他却开始
反对这类作法。1542 年7 月在他随侍皇帝时，他率直地不肯穿戴道教的冠袍，
因为它不是官员的服装。皇帝把夏的态度看作对他的权威的一种冒犯和对他
本人不恭的一种表示。严嵩利用皇帝一心树立他本人的权威和尊严而迫使夏
言致仕。
严嵩是在夏言的赞助下晋升到礼部尚书的高级职位的，他从1537 年至
1542 年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夏对他不以礼相待，尤其认为他没有能力，天赋
不高。在这方面他是错了，因为严嵩又机智又狡猾。严穿上皇帝赐给他的道
教冠服，并毫不走样地执行他的命令。当他终于被问及关于夏的缺点时，他
强调了一点：夏言主管言官。郭勋是在他的指导下被弹劾的；虽然关于夏本
人，什么也没有说。他盗用了皇帝的特权。皇帝于1542 年8 月免除夏的职务
时，强调了这一点。在1545 年10 月之前夏一直没有职务，严嵩在这期间达
到了控制内阁的目的。
严嵩在1542 年9 月成为大学士时，已经60 多岁。他知道他完全是靠皇
帝的恩宠而任职，起初他非常小心谨慎，在所有事情上满足他，又把一切事
情呈请他裁决。同时，他利用他的新职务把他的那些敌人免职。
1543 年他首次耍了一次手腕，这使他后来得了一个坏名声。他使皇帝不
知不觉地为他报了仇。严早些时候因接受两个想提高俸禄的王的贿赂而被一
个御史弹劾。他好不容易才设法避开了责任，开始怨恨这个御史。10 月，他
告诉皇帝，1543 年山东乡试关于边境政策的讽刺性策问实际上是这个御史拟
的。皇帝觉得这种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妄自尊大。他将这个御史逮捕，并
下令予以杖责，谪戍边卫。这个御史没有被谪戍；他因异常猛烈的杖责而死。
在京官考绩期间，依照严的命令，出现了更多的例行降级事例。
1545 年10 月，为了抵消严嵩日益增长的权势，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
夏刚回内阁便不理严嵩，不肯和他商议事情，将严任命的人免职，以支持他
自己的人接任。夏还攻击像陆炳这样有权势的皇帝的宠信者，陆炳于1539
年救过皇帝的命。陆炳被控贪脏，夏只是在陆向他行贿、下跪、乞求宽恕以
后，才撤消了控告。严嵩曾经蒙受类似的羞辱，终于和这样的人勾结起来除
掉了夏言。
最后的对抗发生于1548 年2 月，表面上是关于在鄂尔多斯地区讨伐蒙古
人的一项建议。夏言曾经支持并指导实施这项建议，而没有和严嵩商议。他
对发生的事情单独负有责任。皇帝曾听到关于陕西骚乱的传言；扶乩预告了
不祥的结果。他改变主意，收回他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不过他无意处死夏言。
但是，既然陆炳提出了夏言牵连进掩盖战败的一次密谋并在别的方面保护其
下属的证件，严嵩提出了夏言曾经受贿的罪状，皇帝怀疑他是受了欺骗而赞
成军事行动的。这些罪行从未得到证实。实际上使皇帝不安的是夏言的傲慢。
尽管夏言表面上受到参与密谋的指控，他却是因不服从而被处死的。皇帝再
次于不知不觉中处死了严嵩的一个敌人。
严嵩控制下的朝廷
严嵩自1549 年直至1562 年他去位时为止，控制了内阁。他清楚，他的
同僚们没有多大权力；即使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他也顺从皇帝的心意。例如，
1549 年3 月他把其他大学士的人选问题提交皇帝，说他不敢作出决定。皇帝
赏识这种姿态，而严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尽力使自己迎合皇帝。
他在整个存在危机的10 年当中，靠让别人，要末是尚书们要未是皇帝本
人作出决定而设法保住他的位置。当1550 年俺答包围北京，要求互市权利
时，严把这件事交付专管入贡事务的礼部尚书。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他让灾
难的责任落在兵部尚书头上，其实兵部尚书是按照他的指示而行事的。
虽然他装出要把行政权力归还给尚书们的样子，他却暗中努力以求掌管
政策和人事事务。1550 年11 月，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不久，严因保证升任和
任命令人艳羡的职位而接受作为报酬的贿赂，因压下奏议，因纵容他的儿子
严世蕃（1513—1565 年）滥用职权，以及因胁迫朝臣以致无人敢于反驳他而
受到弹劾。皇帝最初因这种揭发而不安，但陶仲文暗中为严说情。陶利用皇
帝不信任他的官员们的心理，说对严嵩的所有攻击是由朋党性质的嫉妒引发
的。皇帝倾向于把他的官员们想得很坏，接受了这种解释。严嵩在整个50
年代期间因种种罪状而被弹劾，但他利用这种策略而避开了谴责。他利用皇
帝的猜疑和疑心，一再表明对他的攻击要末是朋党性质的嫉妒，要末是想通
过皇帝的主要大臣批评皇帝而引发的。
在他担任大学士期间，他从未使自己陷入他那个时代最紧迫的行政问题
——财政管理。正如他将其他的困难问题留给礼部和兵部尚书一样，他把财
政管理这个难于处理的问题留给户部和工部尚书。
财政危机
尽管在1522 至1524 年间当杨廷和任首辅时，制定了经济制度，1525 年
兵部尚书还是上奏说，主要的帝国粮仓只拥有相当于三年支出的结余，而粮
食的需求正在增加。例如，他指出皇城里的染织作坊（这只是北京许多皇家
制造业中的一种）雇佣了11000 多人，每年消耗粮食超过150000 石。由于运
河运输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每年只能船运400 万石粮食到北京，这些粮食必
须用来养活帝国机构和朝廷的人员、北京戍军、建筑队伍和边军。①
当30 年代任户部尚书的梁材（1470—1540 年）因拒绝增加派到修建工
程去做工的人数，而于1540 年被解职时，有40000 多人在各种修建工程中做
工。工部尚书上报说，他只有60000 两银子可用，而应付而未付的物料和劳
务的款项有270000 两。他指出从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起，用于修建宫殿、祭
坛和庙宇的全部费用已经超过600 万两银子。他断定不能再照现在这样供应
工程的经费。皇帝同意除他自己在皇城西苑的建筑工程外，停止所有工程，
而西苑工程是所有工程中最费钱的。
30 年代期间，国库的银锭储备有时因支付特殊的修建工程而耗费一空。
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和传统的徭役制度相比，朝廷已经开始更加依
靠银两去购买货物和支付劳务，徭役制度不能满足皇帝的特殊要求。对银锭
的需求很快超过了可以得到的补充量。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户部于1544 年建
议，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30％折银缴纳，这项建议被批准。1540 年以后，实
物税折银和用银偿付徭役变得普遍了，尽管税种表面上保持不变，折银率以
及用现金缴纳和用实物缴纳的比例各地都不相同。
面对连续不断的亏欠和缺额，皇帝于1549 年下令对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
起的帝国财政进行一次全面清算。户部上报说，从1522 年至1532 年京师粮
仓平均每年收粮370 万石，其中280 万石分配给军队、工役和工匠。粮仓通
常拥有相当于8 年或9 年开支的结余。1532 年以后，平均每年的支出增加到
530 万石，结余下降大约一半。储存银锭的太仓金库平均每年收纳200 万两
银子，其中的130 万两拨作边境防御之用。1529 年北京的国库拥有400 万两
结余，各省省库一共拥有约100 万两。但是40 年代期间，每年的常规支出增
加到3470000 两银子，每年留下超过1400000 两的亏空，结余很快消失。
户部提出，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整顿能够实现节约。它建议建立一种整顿
帐目的制度，划分为四类：年税额，年收入，年支出和年储备。各部、朝廷、
军事管区和文官衙署年终应上报这种账目。户部尚书希望用这种方法，对当
时常见的不协调的现金和实物收付制度求得某种全面的写照。这一方案被批
准并付诸实施，但财政状况仍然继续恶化。
1543 年，皇帝同意拿出他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以支付边境防御费用，直到
1558 年仍然生效的这一办法给太仓金库每年的收入增加了大约100 万两银
子。1551 年两淮盐政转卖余盐每年获得300000 两银子的利润，这一办法直
到1565 年仍然有效。这些措施以及其他的办法使金库预期的岁入银两达每年
500 万两左右，但很少能够征足这个总额。
1552 年户部上报，用于帝国和边境防卫的费用每年总计支付银子已达
① 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154]，3。
5950000 两，而每年收入的银两，由于免征和拖欠税款，总计不足这个总额
的一半。为了达到收支平衡，户部尚书建议在长江三角洲的富裕各府征收200
万两附加税。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此后这成了征收用银子缴纳的附加税以
偿付特殊费用的普遍方法。但是，在50 年代期间，东南的富裕各府受遍布的
海盗和盗匪之害，又遭受了异常多的自然灾害。在许多地区连正常的税也不
能征收；根本不可能考虑附加税。
1553 年，南京的官员们抱怨，省库储备经常耗尽，没有留下可用于赈济
淮河流域的天灾的款项；但是户部没有款项可以提供，也没有现存的救济物
资。在接踵而来的严重旱灾和洪水泛滥中，几千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求食。
米价上涨了一倍多，饿死是常见的，街头堆积着尸体。到了1554 年春天，这
座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时疫。不得不分发现有的无论什么款项和物资以养活北
京的居民。
50 年代期间，每年支出的银两在300 至600 万两之间波动，每年都有亏
空。必须依靠种种额外税收和附加费，依靠直接征用物资，依靠行政方面的
节约来弥补这些亏空。50 年代期间东南进行的军事行动，是靠遭受袭击的地
区的巡抚征收附加税和派款提供资金。由于这些军事行动拖长，通常是靠对
所有负担徭役的家庭摊派附加税，提前征收以支付军队给养。而且，当需要
的款项增加时，还要强派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五花八门的特别税，其中的许
多种此后再也没有撤消。1562 年以前就这样征收了400000 到500000 两银
子；1562 年停征了一些税。但是，尽管这些费钱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皇帝
仍然把省的款项拨作己用，让地方的行政官员们想办法偿付一切费用。
在紫禁城的几座主要朝觐大殿和南边的门楼于1557 年5 月被焚毁以后，
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它们必须马上重建，而宫殿的修建费用很大。（1596 至
1598 年间重建紫禁城内两座主要寝宫花费的银子超过730000 两。）这次，
工程进行了五年，宫殿和大门1562 年才完工。而在1561 年，当这项大规模
的建筑工程正在进行时，皇帝在皇城西苑的寝宫又被焚毁。
12 月31 日，皇帝在喝了一夜酒之后，和他当时的亲信到在宫中建立的
一个貂皮衬里的小帐篷里就寝。当他们嬉戏的时候，一盏油灯不慎被打翻；
火立即从寝具蔓延到帐篷，然后延及整个寝宫。没能救出任何东西。皇帝的
全部服饰和珍藏的无法弥补的贵重物品全都毁于火灾。这座寝宫也必须立即
重建。由于利用搜集来修建皇帝朝觐大殿的物料，这座寝宫只用四个月便完
工了。所有这些工程都是在建筑师徐杲的指导下完成的，徐杲在名义上拥有
工部尚书的身份。
南京戍军的反叛
这些费钱的修建工程引起了对银锭的更大需求，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节约
办法被提了出来以增加银两的收入，有时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大多数的建
议涉及利用粮银比价的波动，以便换算的比率和市价可以更紧密地结合起
来。这样就能控制换算的比率和价钱，使之有利于政府，能够赚得少量利润。
这些节约办法很多是以牺牲南京戍军的利益而实现的。这支戍军是在50
年代期间招募来保卫南京以防大群海盗的劫掠的。这支戍军的粮食定额最初
在1558 年被削减，并连续不断地进行审查以保证把死亡士兵从名单中去掉。
当这些节约办法证明还不够时，南京的户部尚书提出，通过降低一年两个月
的换算比率（支付的银两每石从0.5 两降到0.4 两），能够可靠地省下一笔
钱。1560 年，南京负责粮仓的户部侍郎建议，停发新兵每年12 石名为“妻
粮”的补贴。①
这是一项不合时宜而欠考虑的措施。1559 年，长江三角洲发生了一场严
重的旱灾，到1560 年春，南京的米价涨到每石0.8 两银子，为上述新换算率
的两倍。1560 年3 月，当南京戍军的士兵们发现上述口粮补贴最近被削减时，
他们怕这种办法很快便会用到他们身上，他们暴动了。户部侍郎被从他的衙
署拖了出来，杀掉，并被赤身裸体地从一座牌楼悬挂出来，士兵们在那里向
他的尸体射箭。
南京的所有高级官员在守备衙署集会以便决定怎么办；但是，当暴动的
士兵包围了院子时，他们被迫逃命。在户部发给他们40000 两银子后，部队
终于平静下来。局势非常不稳，以致朝廷甚至拒绝调查这一事变，戍军没有
受处罚。
这些问题还和对省库的经常而不断增长的另一种需求——皇族成员的俸
禄——掺合在一起。到1562 年，当一个御史提出这一问题时，被王侯之家占
用来支付皇族族人俸禄的粮食超过了850 万石（或所值银两）。这个数量还
不够，需要支付的俸禄逐代增多。没有一个明智的官员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
想过问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但是，皇帝仍然只同意这个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在1564 年以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年，100 多个皇族族人包围了陕西
巡抚府第，要求付给他们这时欠下的600000 石俸禄。省里的官员只能筹措到
78000 银子，不能使这些皇族族人满意。最后皇帝只好把所有皇族族人降为
平民，并警告他们的亲王不要让这类事件再度发生。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
而俸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70 年代以前，帝国的岁入没有增加。朝廷官员们没有提出革新的政策，
南京的叛乱突出地表明，行政上的节约措施能实际付诸实施而无麻烦后果的
是多么少。这些年对银两的不断需求确是酿成了税收制度方面持续时间很长
的改革，这些改革后来整理成为“一条鞭法”。在这种制度下，从前按户摊
派的徭役和其他杂役负担被折算成银两缴纳，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逐渐并入田
赋。这种改革最先在东南沿海省份开始，那里银子充裕，同时由于大规模的
贸易和商业，在商业事务中长期以来都愿用银两。
① 关于这些事件的更充分的说明，见卡尼·T.费希尔：《明代中国的大礼之争》[163]（
安阿伯，1978 年）
和中山八郎：《再论嘉靖朝大礼问题之起源》[405]，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
（东京，1962 年），
第37—4 页。
贸易和海上抢劫
在20 和30 年代期间，小群海盗沿着从浙江到广东的东南海岸到处袭击。
这些袭击由隶属于不同首领的帮伙进行，他们和当地民兵打仗，也同样多地
互相交战。海盗帮伙常常包括因各种原因而被迫过非法生活的平民和没有自
己的计划或抱负的百姓。当他们能够依靠贸易赚钱时，他们便从事贸易或为
其他的商人和海盗当掮客；当他们不能做买卖时，他们便抢劫；他们常常既
做买卖，又进行抢劫。为了减少这种非法行为，朝廷再三颁布海外贸易的禁
令。但是这种禁令不易推行，因为当地行政和军事当局本身都卷入了这种违
法贸易的行为。①
沿海戍军的纪律已经变得松弛，多数军官（他们保有世袭的职位）没有
战斗经验。应该查禁海外贸易的军队的官员们反而充当海盗、外国商人和当
地商人之间的掮客。1529 年，福建温州的几个指挥官由于这样干而被谪戍。
其后皇帝命令地方当局扣押并毁坏这个地区有权势的家族用于海外贸易的所
有大船。当地的同业者拒不合作。当地社会大部分都在某些方面和这种非法
贸易有联系。富有之家为船舶（常常装有大炮）和货物提供资金；军官们在
交易中充当掮客；平民百姓在商船船队中做工，出卖他们能够在内地买到的
货物。海外贸易构成了许多人的生计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查禁海外贸易对
谁也没有好处。
地方当局根本不理皇帝的敕令。1532 年，广东巡抚被召回，因为他不能
扑灭当地入侵沿海地区几近10 年的海盗。1533 年，兵部抱怨已经颁布的禁
令没有予以实施，武装的船队沿着海岸任意抢掠。1534 年捕获的一个海盗有
50 多艘大船听他的指挥。他入侵浙江沿海地区已有好几年，最后在一场血战
中被捕，血战期间死了许多帝国的士兵。当地方的司法当局在这一案件中从
轻判刑时，皇帝命令他们改变他们的判决，还派了一个朝廷的官员去指导他
们重审此案。他希望判处所有卷入的人死刑。地方的当权者必须受到警告，
这已不是小的罪过。
40 年代期间，这些根本不同的海盗和商人的帮伙变得更有组织了。他们
在浙江和福建海岸以外的岛屿上聚集，在那里为进行海外贸易而汇合成大的
船队。他们在浙江的主要据点是宁波府海岸以外的许多岛屿。他们可以在安
全的港口卸下货物并将它们分散，会见外国商人，储备武器和物资，准备在
岸上买卖货物。这种海外贸易最初是在靠近宁波的双屿锚地进行，最晚从
1525 年起这里就被用来作为交易地。1539 年，葡萄牙商人（他们于1522 年
被禁止在广州进行交易）被带领到这个岛子，1545 年日本来的贸易船队首次
被带领到这里。
1545 年日本人的来到使一切事情都起了变化。在此之前，和日本人没有
大量的民间海外贸易。尽管福建商人早在1537 年就在博多港开业，同时从
16 世纪初以来小股日本武士就断断续续地入侵中国海岸，但大部分接触都是
在朝贡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的。直到15 世纪末，这种安排都使日本人感到满
足。但是1496 年，日本贡使在从北京回国的路上杀死了几个人，在这之后，
每个使团被允许的人数从400 减少到了50。这时，三个有权势的家族（伊势、
① 《明史》[41]，第5046 页。照英译文标点——译者。
细川和大内）为了控制与中国的贸易认真地开始了竞争。因为只有一个由50
个使者组成的使团被允许到北京去，在这些家族之间便为得到这种允许而展
开了猛烈的竞争。1510 年和1511 年来了两个朝贡的使团，每一次大内家族
的代表都威胁，要是他的一方得不到进行贸易的许可，便要采用海盗手段。
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政策
1523 年，两个朝贡使团再次到达宁波，一个代表细川，一个代表大内。
细川使团先到（但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大内的使团收买负责宁波海上事务
的太监给予他的使团以优待。当细川使团发现大内的船只将先被检查时，他
们便攻击大内使团。代表大内的使者（一个中国人）逃走，细川使团于是在
宁波抢劫，抢了许多船只，然后扬帆而去。派去追击他们的明的指挥官在一
场海战中被杀死。
在这一事件之后，几个朝廷官员指责地方当局所作出的反应，他们指责
地方当局处理失当，玩忽职守。浙江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被控受贿和首先引
起纠纷。但不起什么作用。1525 年，那个太监事实上被给予了更广泛的权力，
统辖负责海上事务和沿海防御的地方官员。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部分地是
由于1524 年攻击太监们处理海上事务不当的许多官员也在大礼问题上反对
过皇帝的方针。②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请求和奏疏总是立刻被驳回，而有利
于那些支持过皇帝和赞成贸易的官员的请求。在1527 年以前，并没有在浙江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一年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在一次对正德时期的镇守太
监的普遍清洗中才被解职。1529 年，市舶司被撤消，理由是浙江只需要一个
太监官员。海上事务的职责改归镇军太监，镇军太监一般负责地区的防务。
总的来说，沿海海盗和贸易的问题在朝廷上仍然不受重视。
1527 年，又允许日本的朝贡使团每10 年贸易一次，条件是其中没有武
士；使团不超过100 人和3 艘船。但是，以前组织这种正式使团的那些家族
已不再有足够的权势以垄断和中国的贸易。30 年代和40 年代期间，日本的
小规模贸易船队开始沿中国海岸扩大接触，而中国商人建立了接待他们的靠
近海岸的贸易中心。1523 年以后，很少交易是在朝贡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
的；在浙江的市舶司于1529 年撤消之后，帝国当局对海外贸易的控制能力甚
至比以前更小了。
在1524 年的宁波纠纷之后，首次提出了任命一个对有关海岸防御一切事
务有管辖权限的巡抚的建议。这种方针的支持者认为，日本人是和蒙古人一
样大的威胁，在北方边境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因此也应当应用于沿海地区。
应当派遣一个有权自主行事的高级官员去协调和审查地方官员们。浙江负责
海上事务的太监于1525 年建议让他担任类似的职务。1526 年，朝廷官员们
反对，提出另外的建议，批评太监当权，再次强调有必要任命一个文官。尽
管这个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终于在1527 年被撤回，但没有任命一个文官来代
替他，这件事就此了结。
1529 年，在沿海地区一支戍军暴动并逃走参加海盗帮伙以后，夏言（他
于1537 年成为首辅）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派了一个御史去检查沿海防务，协
② 1510 年的暴动是因太监刘瑾试图从这些戍军所控制的军田得到更多的税收而发生的。
见本书第7 章《正
德时期》。
调镇压海盗的行动，惩办暴动的首领。但是，派去办这事的两个官员都不能
制止海外贸易或扑灭海盗。1531 年，负责防务的御史被调走而没有任命接任
的人。局面仍和以前一样。大学士张璁（他来自浙江沿海地区的一个府）反
对任何这种干预，并且在他1535 年离职之前能够拖延或阻挠所有推行防止海
外贸易的禁令的努力。30 年代期间，朝廷的监察官们反复抱怨地方官员们放
任海外贸易，不肯推行皇帝的敕令，置海盗的骚扰于不顾。关于此事有16
年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在这期间，朝贡制度完全中断。1539 年，当1523 年以来的第一个日本
使团抵达宁波时，地方当局收缴了使者们的武器，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督
之下。他们没有机会和中国商人交易，因而没能从这次出使赚到钱。因为下
一个使团不应在1549 年以前来到，1544 年当另一个使团到来贸易时，官员
们拒绝和使者们打交道。组织这个使团的日本人于是求助于中国的商人。一
个中国商人王直随这个使团返回日本。1545 年，他带领一个私人的贸易代表
团回到双屿锚地。此后，这类私人代表团变得很常见，而往返航行日本的船
队的规模每年都在增大。
由于贸易额增加，与之有联系的暴行也在增加。在许多情况下都发生了
激烈的争吵，因为和非法贸易有关的富有之家拒不向海外贸易团伙偿付他们
的欠款。这些富有之家有时威胁要用他们的权势迫使地方官员们采取行动反
对他们的债权人。商人们则以抢劫和焚烧违约的富有之家的财产进行报复。
绍兴府一个谢姓的庄园在1547 年夏就因这种缘故而被抢劫和焚烧。这份产业
属于谢迁（1450—1531 年）的弟弟，谢迁在三个皇帝下面当过大学士。
朱纨
1547 年，一个御史再次上奏说，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活动失去控
制。他建议派一个有权自主行事的高级官员到这个地区去几年，以便根除海
海盗活动的根源——海外贸易。1547 年7 月，朱纨（1494—1550）被委以浙
江和福建的沿海防务，他从1546 年起曾经负责镇压江西南部和福建边境地区
的盗匪活动。
朱于1547 年11 月就任，在福建海外贸易的主要中心漳州设立指挥部。
在他压制海外贸易的军事行动中，地方官员们不肯和他合作，所以他招募了
自己的人员。1547 年年末，他离开漳州往北去巡查沿海地区的防务。1548
年2 月，他再次建议严厉而有力地推行海外贸易的禁令。在他提出这一建议
之后不久，一大帮海盗侵入浙江沿海的宁波、台州等府，杀人，放火，抢劫，
而没有遇到帝国军队的任何有效抵抗。到这时为止，这是规模最大、破坏性
最烈的一次入侵。扑灭海盗活动的必要性看来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在1548
年2 月，起草朱的委任令、支持朱的政策性建议的大学士夏言因不忠罪而被
解职并被判处死刑。①朱纨于1548 年4 月抵达宁波时，他在朝中已经没有一
个有权势的支持者。
此后不久，他拟定了攻击双屿和九山贸易地的计划，这两个地方是浙江
海岸外的主要海外贸易中心。对双屿的攻击在暴风期间的夜晚发起，港里的
① 这五个堡于1539 年建立并派兵驻守，但此后不久于1540 年又被放弃。见富路特、房兆
楹编：《明人传
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词条《梁震》。
许多船只逃走，然后在更南的小岛的海面上重新聚集。在这些商船船队随后
的重新聚集中，出现了一个新首领——王直。王于1544 年在双屿参加了这个
集团，他也就是1545 年带领第一支贸易船队到日本去的同一个人。他在一次
奇袭中杀死了他的主要对手，逐渐控制了残存的船队。海外贸易在继续。1549
和1550 年，王组织船队往返航行日本。双屿被浙江和福建海岸以外的一些小
岛上的安全港口所取代。
朱纨严格行使他的职权，这导致了他的毁灭。他不顾地方官员们的强烈
反对，处死了1548 年4 月突击中捕获的每一个人。被处死的人中有一个是宁
波的司法官员的父辈；这个官员仅仅是许多想要阻遏朱纨的浙江和福建籍的
官员中的一个。1548 年8 月，朱的权力被削减。福建籍的一个御史认为，一
个官员不能独自管理这样一个大辖区。然而朱继续推行海外贸易的禁令，带
领他的部队和战船沿着海岸向南行动。1549 年3 月，他进攻停泊在福建南部
海岸以外的一支大商船船队。捉了许多俘虏，其中的96 人经朱许可立即处
决。
正当朱纨的军事行动看来有把握成功时，他被解除了职务。一个御史指
控他不经应有的批准便杀人。他未能等到执行判决的许可从北京来到。弹劾
他的事项是由都御史指导的，他也是宁波人。朱已病了很长一段时间。面临
某种耻辱，也许是被处死刑，他于1550 年1 月自杀了。他的作法大多很快被
废除。他的保卫海岸的舰队被遣散，1550 年早期，浙江的地方官员们请求松
弛海外贸易的禁令。②
50 年代的贸易和海盗活动
像王直这样的中国商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影响朝廷对海外贸易的
政策。王直这时已经组织了一个大型贸易共同体，并统率一支武装良好的船
队，配备了能够保卫它的水手和士兵。一旦有事，这支贸易船队能够改变成
为一支私人海军。但是王直和他的同行们首先是商人。减少沿海海上抢劫的
发生率（要末迫使海盗船队参加共同体，要末摧毁它们）也是他们的利益所
在。
在1549 和1552 年之间，王直有几次和地方军事长官们合作，至少捕获
了两个海盗头子，他把他们交给了当局。他指望地方官员们作为回报，放松
海外贸易的禁令。但是禁令反而严了。1551 年，连渔船（以前的禁令把渔船
除外）也禁止出海。一切海外贸易都被取缔。王在通过妥协和合作不能达到
目的之后，开始使用武力。1551 年以后，突击变成了组织得很好的对官署、
粮仓、府库和县库，偶尔也对周围的农村的大规模攻击，它们被洗劫一空。
1552 和1556 年之间，在连续几年天灾和普遍骚乱以后，发生了大规模
的入侵。据报浙江在1543 和1544 年发生了饥荒，而在1545 和1546 年夏季
长江流域出现了严重的旱灾。成千上万丧失生计而到处流浪以求食的人成了
入侵团伙和匪帮的理想的新成员。到了1550 年，浙江沿海地区的盗匪活动非
常普遍而常见，以致城镇和村庄都不得不为了安全面设置栅栏。
起初，以海为基地的入侵者进行快速袭击，随即撤回他们的船只。1552
年春，一些几百人的入侵团伙袭击整个浙江沿海地区。1553 年夏，王直集合
② 见司律思：《16 世纪在南蒙古的中国人》[447]，《华裔学志》，18（1959 年），第
1—5 页。
一支几百艘船只的大船队袭击台州以北的浙江沿海地区。几个要塞暂时被占
领，几个县城被包围。在这次入侵以后，已经变得很明显，有可能建立沿岸
的陆上基地。
1554 年早期，浙江沿岸建立了设防基地。由水手、海盗、日本武士、外
国冒险家、中国盗匪和流浪者组成的较大的入侵团伙，从这些营地出发进行
深入内地的军事活动。到了1555 年，这样一些入侵团伙逼近了杭州、苏州和
南京等大城市；到了1556 年，从南京以南到杭州的整个地区都失去了控制。
扑灭海盗和盗匪活动的努力
1552 年，山东巡抚王忬（1507—1560 年）被委以浙江和福建沿海几个府
的军务（自朱纨于1549 年被撤职后，这个职位一直空缺）。王立即把曾在朱
纨手下任职的指挥官们释放出狱，组织了一支军队。在1553 和1554 年，这
支帝国军队屡次遭受失败。一些入侵团伙接管了20 多个行政城市或防区。
1554 年3 月，松江城遭受袭击，知府被杀；5 月，嘉兴失陷，通州被围，崇
明岛被占；6 月，苏州附近的一些城市受到袭击。王只有一个有效的方案。
他建议在遭受过抢劫的众多城市周围修建城墙。①
1554 年11 月，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死于1555 年）被委负责东南的所有
军队，被给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全面负责镇压海盗行为。这时入侵者已在浙
江沿海地区的许多城镇和市集建立了设防基地，以联合起来的20000 人的武
装力量戍守这些基地。张首先发兵扑灭占据这些陆上设防基地的入侵者。为
此他需要一支大得多的军队，因此他从广西和湖广招募约11000 名狼土兵以
补充已在浙江的帝国军队。但是在1555 年春季以前，这些增援部队没有到
达，在这期间，帝国军队只控制着有围墙的城市和粮食仓库，听任其余一切
地方遭受劫掠。1555 年早期杭州遭受袭击，周围农村里的几千人被屠杀。这
些帝国部队留在杭州和嘉兴，因为张经在他所需要的全部狼土兵到达之前，
不肯发动攻势。
1555 年3 月，严嵩的一个代理人，御史赵文华（死于1557 年）奉派考
查浙江的军事情况。一些入侵的团伙这时对南京以北的皇陵，对通过长江三
角洲的皇粮船构成了一种威胁。这种情况不能再不予理会。在赵抵达以后不
久，他便强要张经发动攻击。张的官阶比他高，张不愿这样办，拒绝讨论他
的作战方针。赵于是秘密上报说，张经乱用款项，不能保卫这个地区。在严
嵩证实这一报告后，皇帝下令逮捕张经。
在这期间，张经的联合部队于1555 年5 月包围了嘉兴以北的一个入侵的
大团伙，斩首1900 余级。一些帝国军队能够打败抢劫者的一支大部队，这是
第一次。皇帝得知他的胜利后，开始询问严嵩。严嵩告诉他，张经只是在他
听说了赵的奏疏后才进军，这次胜利的功劳应归于赵文华和胡宗宪（1511—
1565 年），又说胡实际上是戎装前往战场；其实他当时远在南方的杭州。张
经恳求宽恕，被置之不理，严嵩把他的名字列入秋季处决的监候名单。他于
1555 年11 月被斩首，朝中普遍认为，严嵩为了包庇他的门徒赵文华而安排
① 关于这一时期明与中亚诸王国的关系的资料，见伯希和：《明代历史的火者和写亦虎仙
》[419]，《通报》，
2，38（1948 年），第81—92 页。
了张的死刑。
赵文华（他也是宁波人）从来不赞成海外贸易的禁令。1549 年，他曾试
图以升迁诱使朱纨离开浙江，但朱拒绝了他的提议。张经在1555 年拒绝和赵
商讨他的作战方针，部分地是因为他怕赵可能泄漏作战计划。尽管皇帝在
1554 年曾拒绝考虑宽大和安抚的策略，赵仍希望招降王直并作为既成事实而
提出这一策略，借以改变皇帝的主意。胡宗宪与王直是安徽同一个地方的人，
他同意在这个方案中进行合作。
胡宗宪与徐海
胡宗宪于1554 年开始和赵文华发生联系时，是考察浙江军务的御史。
1556 年，他是东南地区最有权势的文官和武官。在这三年中，他尽力执行赵
的方案，常常面临他的那些反对宽大和安抚的直属部下的直言不讳的对抗。
1555 年5 月，胡请求允许派遣使者去日本，名义上是在与海盗行为的斗争中
要求日本国王的帮助，实际上是要引诱王直投降。7 月，在他受命巡抚浙江
后不久，他使王直的家属从狱中释放出来，移送到他在杭州的指挥部。但是，
正在使者离开之前，皇帝又悬赏缉拿王直，不论死活。胡当然知道，他执行
的是赵文华所提倡的政策，这一政策违背了皇帝的敕令。
1556 年春，胡的使者带着王直的养子返回，报告说，王愿意扫除浙江的
海盗帮伙，以之作为赦免和允许从事海外贸易的回报。王直还发来一个警告。
他的共同体中的一个商人徐海计划入侵浙江，已经来不及对此采取什么行动
了。这个消息打乱了赵的计划，因为他现在面临一个严重的军事上的危险局
面。
1556 年，胡宗宪成为南直隶、浙江和福建部队的总督。在1555 年最后
几个月期间，帝国军队受到严重挫折。张经从西南地区招募来的狼土兵袭击
帝国军队，并在乡下抢劫；军事情况恶化，袭击连续不断。1556 年1 月，赵
返回朝廷设法提升胡宗宪。他完全知道他不能因镇压海盗活动而立功，他不
想承担失败的后果。杨宜（他任职只有六个多月）因不能对入侵者发动进攻
而被弹劾，胡宗宪于1556 年4 月接替了他。胡任总督的头六个月是用于努力
对付徐海对浙江的进攻，徐海的进攻于4 月19 日开始。
徐海的经历开始是当和尚，但在1551 年他离开杭州的寺庙，去为他的一
个父辈（王直的共同体中的一个商人）干活。在1551 和1554 年之间，他参
加了每一次到日本的航行，逐渐赚得了一小笔财产。但是在1555 年，当他的
这个长辈未能从到广东的航行中返回时，大隅岛主（他是他的长辈的庇护人
和债权人）吩咐徐海以指挥一次对浙江的大规模袭击来补偿他的长辈的债
务。他的船队于1556 年早期起航。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抢劫杭州、苏州和
南京等城市。
胡宗宪知道他不能打赢抵御徐海部队的对阵战，争取通过谈判使徐海投
降。由于这个缘故，他不肯自己投入或指挥他的部下进攻。所有可以利用的
部队都被用来戍守胡在杭州的指挥部。但是，浙江的新任巡抚阮鹗（1509—
1567 年）决定主动出击。他被打得大败，被迫进入被包围的城市桐乡，他和
他的部队在那里被围困了一个月。在这期间，胡宗宪（他在南方只有60 英里
的杭州）拒绝派遣增援部队去解围。他认为，只有和徐海以及其他首领达成
某种协议才能解桐乡之围。胡告诉徐海，王直已经接受投降条件，要求他也
这样做。徐海同意投降以求得赦免，于1556 年6 月自桐乡撤退，作为真诚的
一种表示。
在这期间，赵文华在朝中遇到了麻烦。1556 年早期他上奏过他在扑灭海
盗活动方面的成功；但在6 月，皇帝读了关于徐海入侵，要求增援的报告后，
命令严嵩说明发生了什么事。赵不得不自动请求返回东南地区。他被命令采
取进攻的作战方针并根除海盗。现在已很明显，皇帝决不会赦免徐海。
徐海于6 月自桐乡撤退，赵文华于8 月抵达浙江，在其间的六个星期中，
徐海和胡宗宪专心一意地商谈投降或撤退入侵部队中的各种各样帮伙。在入
侵者中，徐海本人只是几个首领中的一个，同时整个集团的组织和配合是松
散的。尽管徐海指挥围攻桐乡，但有许多入侵部队参加。当胡宗宪派出人员
向包围这座城市的几个海盗首领表示愿意赦免时，只有徐海响应并撤走。其
他的帮伙那时离开是因为包围延续的时间太长，同时农村已被抢劫一空。这
些帮伙继续抢劫，仍然是一个问题。
入侵各部队的首领们对于投降的问题有争论。许多首领不信任帝国的官
员们，拒绝考虑投降的提议。胡和徐海商定一个协议。那些要返回日本的，
将为他们提供船只；那些要留下的，将被授予军事职位。同时，徐海的部队
在苏州至海之间沿吴淞江参加清扫海盗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与王直养
子所开展的对沿岸海盗据点的攻击相配合。胡的策略似乎正在顺利执行。来
往海外的商人正在做帝国军队所不能做的事情。徐海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钱
去偿还大隅岛主，他愿意撤走他的部队，而胡表示他能够对此作出安排。但
是，赵文华于1556 年8 月到达时，一切事情都起了变化。
赵文华抵达浙江后不久，他就公开地否定胡宗宪的安抚政策。他拒绝表
明，如果不选择投降，危机将如何解决；那是胡宗宪的问题。胡这时知道，
在能够做别的什么事情之前，他必须利用撤退的提议拖住入侵者。这时入侵
集团中的许多帮伙开始内部争斗，胡便利用他们的内讧，通过种种诡计和谋
略除掉某些首领。徐海继续与胡合作，仍然指望被允许撤走。他于1556 年9
月，在赵文华返回三个星期以后，正式向胡宗宪投降。
徐海是被迫投降的。赵文华曾派人告诉入侵者，他们可以撤走，但另一
方面他却秘密地命令一个反对安抚的官员，当他们撤退到海岸时伏击他们。
徐海逃脱，撤退到附近的一个庄园。他不再信任赵，但他无路可逃。他不得
不争取商定某种协议，他和他的部下借此可以撤走。胡宗宪仍然给予他援助，
但赵定要消灭他。帝国军队开始包围他的营地，而徐为应付这次进攻作了准
备，加强了他的阵地。最后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直到最后一天，结局还
没有确定。徐海被发现溺水而死。包括他兄弟在内的几个首领被俘，随后被
处决，他的部队被追击并被歼灭。①
王直投降
赵文华仍然认为他能够设法赦免王直。首辅严嵩赞同他对沿海形势的分
① 这桩案件于1569 年再次复审，这时提出了新的证据，裁决被推翻。这样做主要是要让
1527 年被贬黜的
官员在身后或生前恢复他们的官职、俸禄和特权。16 世纪史学家们的著作对于这些新证据
的重要性看法不
一，有的认为彻底理清了这一事件，有的认为并不可靠，有的认为这桩案件的详情决不可
能完全了解。参
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 页。
析。通过赦免参加贸易的人，通过招募他们去攻击海盗，通过允许他们经营
他们的生计，迫不得已而进行海盗活动的人数将下降，而愿意去镇压海盗活
动的人数将增加。王直将被吸收进当地的军事机构，并奉命去镇压海盗活动。
但是，1557 年9 月，在王直到达浙江之前的几个星期，赵被免职。他冒
犯了严嵩，又触怒了皇帝。在紫禁城主要的门楼于1557 年5 月焚毁以后，皇
帝下令立即重建。赵作为工部尚书，在专业上对此负责，尽管他已在南方任
职。当皇帝看到工程在进度上仍然晚了四个月时，他吩咐严嵩告诉赵，他应
请求退职。随后他把赵贬黜为民，并让他和他的儿子一起戍边，但在判决被
执行之前赵便死了。没有一个人敢于弹劾过他。皇帝不得不亲自在专门事项
上贬黜他，皇帝还责备严嵩没有上报赵的任何罪行。他开始怀疑严嵩也不完
全可靠，尽管任职时间很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严嵩不可能劝说皇帝完全改
变他的扑灭海盗的政策，或敢于请求赦免王直。
1557 年10 月，王直带领一支贸易的大船队抵达浙江海岸以外的舟山岛。
他立即派使者到胡的指挥部去告知他来投降，并要求允许贸易。胡让使者返
回；王依约等候他的命令。胡宗宪这时面临困境。他不能让王直走；但是，
如果他接受他的投降并保证他的安全，他可能被迫处决他。他决定接受王的
投降。王于11 月来见，随即被拘留于狱中，尽管胡努力寻求某种解决办法。
胡最初上报王被捕获时，补充说，王可以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一个岛上的防
区去。他的部属激烈地反对这一建议。胡怕他的计划暴露，收回了他最初的
报告，最后只是说，王直的命运由皇帝裁决。
把王直看做妖匪的皇帝暂时把这事交给胡决断，王被诱相信仍然会安排
好某种形式的赦免。他在狱中日渐衰弱，直到1559 年12 月，胡才终于执行
皇帝的命令将他处决。
王直入狱以后，他的养子和他的部下退回他们在舟山岛的据点，确信他
们受了陷害。他们不想再从事贸易。1558 年4 月，另一支入侵的日本大部队
和他们结合起来，这支合并成的部队开始进攻浙江和福建北部的城市。7 月
晚期皇帝免去了胡宗宪的主要将领戚继光（1528—1588 年）和俞大猷（1503
—1579 年）的统帅地位，命令他们在一个月内扑灭浙江的海盗活动。如果他
们不能做到，他们和他们的上司胡宗宪将被逮捕并被带往北京。
胡针对朝廷上对他的策略日益增多的批评，早些时候曾上奏说，可以在
一个月之内把浙江的局势置于控制之下。他的敌人认为他对此负有责任。但
是，舟山岛不能攻下，帝国军队在他们几次攻击主要港口时又遭受了重大损
失。与他的作战报告一起，胡呈献了在岛上捉到的一头白鹿。皇帝因这一吉
祥的兆头而感到高兴，宁愿宽容他的失败，抨击了批评他的人，命令胡照旧
任职。
他的将领们没有这样走运。1559 年4 月，俞大猷根据胡宗宪的命令而被
捕，因为他没有追击1558 年12 月放弃舟山岛的海盗船队。尽管帝国军队未
能夺回这个岛子，但海盗被包围，受到多次袭击，为时将近一年。当弄清楚
他们打算撤走时，俞和其他的将领想追击他们，反而就是胡宗宪让他们扬帆
而去。1559 年早期，一个福建籍的御史指控胡放海盗到福建去，为的是他不
必再和他们打交道。胡怀疑俞（他也是福建人）向这个御史透露了这种情况，
所以他反过来以同样的罪状告发俞，设法使他被免职。
戚继光也在1559 年夏被免职，但他奉命训练一支军队，并在战斗中赎
罪。戚从杭州以南的农村（这是一个以农民难以管束而闻名的地区）招募了
3000 人，用设计来与日本武士作战的专门战术训练他们，戚认为他们是优秀
的战士。这支军队后来以戚家军而闻名，证明是很有成就的，在1567 年以前
被用来镇压海盗和盗匪活动。
1560 年以后的海盗活动
在残余的王直船队于1558 年放弃舟山岛之后，只有一些小股海盗留在长
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是在沿长江北岸的扬州府。这些帮伙在1559 年夏逐渐
被消灭。在60 年代期间，南京以南地区的多数动乱由遣散的部队引起，这些
部队是50 年代中期招募来镇压海盗活动的。
1559 年，一场可怕的旱灾毁坏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夏季作物。在多年的
盗匪活动之后，当地农民被迫艰难地活过另一个季节。饿死的事很普遍，又
不能得到救济。盗匪活动的报告很快开始送达朝廷。1559 年12 月，南直隶
巡抚在一伙几百当地恶棍攻击他以后，被迫逃离苏州。这伙人在海盗入侵的
高峰时期被招募来保卫这座城市，后来不肯解散。在这一事件之后，他们逃
离这座城市，逃到太湖的船上，在那里继续成为问题。1560 年1 月，类似的
被遣散的士兵团伙攻击了长江以北的一些城市。这些团伙没有给地方当局引
起真正的困难。他们没有海外帮手，能够被孤立起来逐个消灭。1560 年以后，
从南京往南到杭州湾这个地区继续保持平静。大规模的入侵和盗匪活动这时
限于福建、广东和江西南部。
在1560 年至1563 年之间，剩下的海盗帮伙聚集在福建海岸以外的岛屿
上。残余的王直部队于1559 年拿下金门岛，和广东的海盗船队联合，主要开
始袭击福建南部和广东北部。1562 年12 月，一支入侵的大部队在围攻一月
之久以后，占领了兴化府城；周围多数行政城市也被占领。朝廷的监察官们
报告说，局势失去了控制。
1563 年早期，戚继光和他的部队奉命到福建。他与当地部队合作夺回兴
化，到5 月已摧毁了海盗在福建海滨的最后的主要基地。1564 和1566 年之
间在江西南部和广东进行的一连串战役中，那些设法逃走并扬帆驶往更南地
区的海盗逐渐战死或被俘。在这些战役中，以前掌握在盗匪手中的许多地方
和许多人回到了帝国的控制之下。在这样一次对广东北部一伙盗匪的战役期
间，夺还的人有80000 多。从16 世纪初年起即为盗匪渊薮的广东、福建和江
西南部之间的多山地区又被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
到了1567 年，海盗活动已不再是东南海滨的严重问题。对海外贸易的政
策仍然是一个争端，主要因为皇帝拒绝改变他的主张。但是，在他于1567
年1 月去世之后不久，福建巡抚就请求撤消海上贸易的禁令，建立海运关税
机构。由于严嵩的继任者大学士徐阶（1503—1583 年）的建议，这一请求被
批准。40 年以前开始的朝廷对海外贸易政策的争论终于结束。
在1565 年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最初了解这个其他方面差一些的殖民
地可以作为与中国进行大量贸易的基地的同时，东南滨海地区意外地开放了
海外贸易。最先到这个群岛的舰队指挥官于1569 年写道：“我们将得以和中
国贸易，从那里得到丝绸、瓷器、安息香、麝香，以及其他商品。”这种贸
易实际上始于1573 年，当时有两艘西班牙大帆船——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
—装载着中国丝绸和瓷器回到阿卡普尔科。到了1567 年，中国和美洲之间的
贸易关系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不间断地继续到了下一个世纪。①
① 1529 年，因为大学士杨一清抱怨内阁制敕机构的人员不足，挑选了一些庶吉士在翰林
院培训，1532 年后
他们再次正式地被委以内阁职务。
严嵩之死
1560 年，严嵩已有80 岁。他的心力和身体都已衰弱，不能再像他从前
那样勤恳地侍奉皇帝。一些年来皇帝的多数敕令事实上是由他的儿子严世蕃
草拟的，当他入值时，严世蕃陪伴着他。在严的妻子于1561 年去世之后，他
的儿子必须在家里伺候他，这是严能够让他的儿子避免离开北京去照料他母
亲葬礼的唯一办法。这时戴孝的他的儿子不能再和他一道到皇城的西苑去侍
奉皇帝。严这时甚至不能看懂皇帝的手诏；他为了回奏，必须把皇帝的诏令
带回家中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常常喝醉或者干些其他放荡的事，因而什么
东西也不能及时准备。当皇帝派太监去催要答复时，严不得不自己起草点什
么，而他草拟的东西却被发现原来是不合格的。继续干这种工作，他的确是
太老了；他毕竟不是道教的神仙，而是一个有病的老人。他容易受到责难，
很快就倒了楣。
严嵩在内阁的副手大学士徐阶，最初是夏言在朝廷上推荐的，夏言于
1548 年被严嵩处死。徐阶和严嵩从来不和，在他于1552 年成为大学士之后，
他努力削弱严在皇帝面前的有利地位，反对他的政策，提出相反的建议，暗
中指挥对严和他的代理人的弹劾活动。严怀疑徐以某种方式背地支持弹劾他
的各种企图，但他什么也不能证实。他有几次试图使徐被免职，但每次都失
败了。徐继续在政策问题上向皇帝提出建议，他终于被允许筹办不死药和草
药，这项工作以前是只交给严嵩的。
皇帝从未完全信任严嵩。他有时会干脆不理或拒绝严的建议，以便行使
他裁决事情的绝对权力。当严不能再侍奉他时，他开始寻找一个代替的人。
徐阶等待这个机会已有八年。他知道皇帝觉得严嵩已不再有用，知道他瞧不
上严的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就加深皇帝的不满。1562 年，他
亲自照管1561 年12 月焚毁的皇帝寝宫的重建工程。严嵩反对重建这座宫，
另外建议皇帝移居到上世纪50 年代被废黜的英宗皇帝实际上被当作囚徒时
住过的另一座宫里去。皇帝拒绝考虑这个建议。他的宫只不过四个月便复原，
1562 年6 月，在他重新定居以后不到两月时，严嵩便被免职。
在皇帝的知己和顾问陶仲文得病而于1559 年从朝廷告退以后，他只好重
新挑选一个道教名家来指导扶乩仪式。他的新的扶乩者最初只是焚化交给他
的密封的问题，而皇帝很少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
去。扶乩者和送交包封的太监开始在焚化包封之前阅读所提的问题。他们因
而能够按照皇帝的意愿而占卜答案。
徐阶和这个扶乩者联合，开始攻击严嵩。在严被免职之前不久，他是一
连串扶乩所得答复中的话题。当皇帝按惯例询问帝国为什么没有治理好时，
他被告知，那是因为好人没被任用而不孝顺的人没有退职。问及谁孝顺和忠
诚，谁不孝顺不忠诚时，他被告知，徐阶忠诚而严嵩不忠诚。当这个答复随
后在别的占卜中得到证实时，皇帝变得非常不安。有关这件事的消息被一个
太监非正式地传给了一个御史，这个御史立即弹劾了严嵩的儿子。当严试图
代他的儿子说情时，皇帝指责了他。很明显，他已经不再受宠，他于1562
年6 月被迫去职。
皇帝这时信任徐阶。1560 年，当陶仲文和陆炳在几星期之内相继去世
时，皇帝失去了仅有的亲密伙伴。他把陶当作同等的人对待，把陆炳（陆在
1539 年救过他的命）当作兄弟对待。严嵩走了。只有徐阶仍然受宠。徐小心
谨慎，不立即攻击严嵩和他的党羽；他反而显得很和解。当1562 年晚期接到
弹劾胡宗宪的奏疏时，皇帝说胡不是严党中人，而徐也没有催逼这个问题。
他不能冒险批评皇帝。过去每一次贬黜严嵩的尝试都因为上奏的人不能
把他们的批评限制在严嵩身上而失败了；他们常常也攻击了皇帝的某些政策
和决定。立太子的事已经搁置了10 多年，而皇帝不想讨论这件事。可是上奏
的人认为不得不联系严嵩的罪恶而提出这个问题。皇帝有可能终于对上奏者
非常生气，以致他可能忽略他的奏疏的主旨，反而惩罚他。徐阶记住了这一
点。
1562 年，严世蕃在他父亲去职时，被谪戍瘴疠之地。他不前往他的戍地，
反而回到他在江西的祖居，他在那里开始招募一支大的卫队。1564 年9 月，
在皇帝生日的时候，严嵩进呈一篇如何召鹤（道教神仙的使者）的文字，同
时请求允许他的儿子从戍地回来照顾他。这个请求被拒绝了。1564 年12 月，
一个御史上奏说，严世蕃实际上住在江西，并且招募了4000 多人。严世蕃和
他的同伙被控谋反，被捕，并被带到北京受审。
对严世蕃的最初的控告书，其中也指控他和几个官员的死有牵连，这几
个官员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被处决的。当有人把控告书的草稿给徐阶看时，徐
把有关谋反罪行的材料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删去了。皇帝立即批准了判决。他
长期以来就瞧不上严嵩的儿子。1565 年4 月，严世蕃被处死，他的父亲被贬
为平民，严家的财产被没收。严嵩，一个在朝廷上无人可求的无家可归的人，
死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
皇帝的晚年
皇帝至少从1560 年起就患失眠症（金石药中毒的一种症状）。他常常彻
夜工作，批阅奏疏和案卷。1564 年早期，徐阶请求皇帝选拔更多的大学士，
部分地是因为他不能独自处理工作。这时皇帝的情绪还常常容易波动，变得
时而抑郁，时而激怒。随侍他的太监只要可能就尽力顺着他。1564 年夏，他
们开始在他睡着时把桃子放进他的床里，过后告诉他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
神仙所赐。他很高兴。
到了1565 年，他的脑力无疑减弱了。1566 年3 月，他告诉徐阶他大病
了14 个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强他的生命力。尽管他一再提出此事，
徐阶每次都劝阻他，认为在他当前的健康状况下，他经不起旅途的艰苦。1566
年11 月以后没有颁布过手诏。皇帝挨过了两个月，1567 年1 月23 日，他的
健康状况恶化。他从他的西苑宫被移到他在紫禁城里的寝宫，正午前后死在
那里。
18 世纪的《明史》的编者们认为嘉靖皇帝是“中材之主”。明代史学家
谈迁（1594—1658 年）说，嘉靖皇帝比许多依靠道教的灵丹妙药追求长生的
汉、唐和宋的皇帝多少要好一些，但从整体来看并无区别。他作为君主的主
要缺点是常见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年）的评论适当地总结了这
种缺点：
君王工作的障碍多而且大：但最大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的意向。因为[泰西塔斯说]向对

立的一方行使意志力， Sunt plerumque regum voluntates vehementes ， et inter se

contrariae[君主的愿望多半是强烈而前后矛盾的]，这在君王们是常见的。因为想左右结
局但
却不容忍中庸，这是权力的误用。①
① 例如，在1533 年9 月13 日宣布的祝贺皇帝长子诞生的大赦中，大礼争论中反对过皇帝
的官员们都被特
别排除在外。
16 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16 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
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
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
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
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
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
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
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
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
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
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1127—1279
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公
元前1067—公元前1065 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
治”。①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
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
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
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
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
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
证据。
到了16 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
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
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
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
的情况在1512、1531 和1545 年增加了很多。①
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
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
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
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① 皇帝曾经于1531 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
他的监督下进行。
① 参见本书第4 章《永乐时期》。
第9 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 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
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
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
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
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
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
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
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容易地解
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
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
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
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
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
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1488—1505 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
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
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1506—1521 年
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
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
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
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1522—1566 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
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
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
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
皇帝在最高一级以专横的决断解决任何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个人不公
正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的不公正的行为并非出于本人的恶意。当嘉靖皇帝
和他的首辅的派系发生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时，他的与个人无关的统治的能力
削弱了。这一事态不但为无休止的勾结和阴谋开了方便之门，大学士严嵩还
给帝国朝廷投下了恐怖和猜疑的阴影，延续了几十年。这种状况在严嵩死后
并未改善：嘉靖皇帝的后继者们的一些顾问仍旧仿效他的依靠告密，甚至依
靠背信行为的统治方式，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有关隆庆皇帝（1567—1572 年在位）朱载垕的资料是笼统而相互矛盾
的。他不参与朝政，但他对官僚的权力名义上仍然存在。史官们称颂他节俭
和仁厚的记述，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无实际内容；更多的有损于他的性格和
品格的记载，实际上却可以得到证实。①
隆庆皇帝设法回避了争论，因为他从未作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在大
学士高拱的回忆录中，他让读者得到皇帝智力非常有限的印象。他笨口拙舌，
怜惜自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权利，更不用说作为君主的权利了。尽
管高拱著作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疑，但他对缺乏个性和力量、对国事没
有兴趣乃至好奇心的皇帝的描述与社会上的传闻并不是不一致的。
隆庆皇帝曾被他的父亲长期压抑。即使作为皇帝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儿
子，他也没有被给予太子的头衔，当他终于被立为太子时，他也没有被给予
合乎他的身份的荣誉和待遇。嘉靖皇帝坚持，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要被同等
对待。事实上，当有必要在奏疏中提到这两个王子时，朝臣们总是小心谨慎
地对待他们，仿佛他们是孪生兄弟。当这种姿态含有深远意义的年纪到来时，
这种安排促成了这样的推测：隆庆皇帝将被废黜，他的弟弟将被宣布为太子。
在未来皇帝正好于他29 岁生日前一个月登上皇位之前，这种怠慢和不安全的
状态给他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虽然隆庆皇帝接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可是他没有受过他那个时代的治
国之术的特殊训练。没有证据表明，他对他周围的情况和他自己作为皇帝的
任务的真正意义有过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确实是精
神失常或智力迟钝。奇怪的是，与他有关的最值得注意的公务是他参加国家
典礼，这些典礼在盛大和壮观方面超过了以前的朝代。场面最盛大的典礼中
有两次是1569 年对京师戍军的大检阅和1570 年的冬至庆典。有理由相信这
种盛典是他的富有事业心的大学士们安排的，以皇帝的到场来使公众获得深
刻印象。根据记载，似乎皇帝甚至不能把他早朝的程式化的谈话继续下去，
而由大学士们代他讲话。
这位皇帝因他过度沉溺于个人的享乐而只能受到责备。总之，标志他统
治时期的这五年半的相对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
导而继续进行。他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
大学士们干得更好。但是他所造成的损害是制度上的，而且长期起作用，因
为他需要一个其决策要由皇帝显然予以支持的主要行政官员。某种形式的掩
饰是需要的，因为将皇帝权力托付于人是违反王朝传统的。既然皇帝不能完
成执掌政务的主要工作，内阁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加剧了。此后，地位最高的
大臣们要保持公众的信任变得甚至更加困难了。
① 见下文《1550 年后的形势》。
万历时期
隆庆皇帝的儿子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20 年在位）的统治时期不应
当作为一个怠惰和不负责任的朝代而概括地草草带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做
法勾勒出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全面的画像，模糊了他失败的体制上的原因，因
而使得随后的事件难于理解。
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
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有关他青年时期的故事描绘出一
个创造的活力经常受到阻挠的不肯安静的青年。他被迫承担一个与世隔绝的
君主的任务。除了因夜间与太监们一起喝醉而受到他母亲和大学士张居正的
训导外，他还因时常练习书法，因骑马，因主持射箭比赛而受到批评；所有
这些消遣被认为是与他当皇帝的职分不相容的。他在其统治的早年关怀百姓
的福利和他关心官吏的腐化及边疆防御的恶化，常常被批评他的人所忽略。
由于他母亲（虔诚的佛教徒）的影响，他通常不判死刑。鹿善继为向军
队紧急交付一笔未经批准的款项而从内库提款，因而曾被皇帝降级，他在皇
帝死后评论说，他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宽厚。即使是对万历皇帝或多或少持批
评态度的现代史学家，也特别提到他不让厂卫骚扰他的官吏和百姓。可是他
手下的大太监刘若愚说，皇帝有时想让进谏的官员们被打死，但他不是一贯
残忍。
但是皇帝可能报复心切。他容易感到伤心，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的宽
宏大量很快就被他的防卫心理压倒。身为大学士和皇帝讲官的张居正，在他
努力引导冲龄皇帝成为道德模范的过程中，曾得到他母亲同意，强使他接受
一种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包括俭朴生活的某些标准。皇帝决没有忘记他受
张居正威压的那些日子的屈辱。在这位大学士死后，皇帝发现他的讲官自己
过着浪费的生活时，在他找到逼使服从的时机以前，暂时期待着报复的机会。
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一个王妃告发他非法接管她的家产；皇帝乘机下令籍
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同时，他下诏公开指责张的
罪恶。张的“罪恶”于死后揭发对年青的皇帝有深远影响。他发觉了他的高
级官员们的双重标准，变得愤世嫉俗。他自己还变成了财物的收藏者。这个
天之子所表现出的极度贪婪，在他的统治期结束之前一直使财政发生困难。
皇帝刚想掌管帝国事务，其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不
久，这时皇帝大约20 岁。在使政府摆脱张的追随者的运动期间，监察官员们
发现，他们可以安然无事地告发地位很高的朝臣。掀起的论战性辩论是如此
之多，以致皇帝最终也变得吃惊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他自己任命
的人他们都不中意，照他们看，还有别的什么人更有条件补充官员的空额？
这个问题暴露了皇帝的孤立无援，同时于无意中承认了政府中根本的体制方
面的缺陷。没有井然有序的办法就任何有关政策和任命的事项在官僚中达成
一致意见。因此消极的批评总有胜过积极建议的趋势。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
以批评和指责负责的人；但是，如果他推荐适当的人或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他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1585 年以后，皇帝本人变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进谏的官员们批评他怠
惰，对他私生活是否适当提出疑问。被触怒了的皇帝下令责打进谏的官员们
和泄漏消息的宫廷人员，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皇权的神秘性必须保持
非个人的性质。皇帝由于卷进他的官僚们的阴谋，不但损害了他个人的声誉，
而且削弱了他的政府的效力。此外，君主的惩罚权必须保留以解决重要的争
端。在以前的几朝，皇帝公正无私的严正性及其不可预测性平息了反对的意
见。可是，当万历皇帝依照惯例却又优柔寡断地行使这种君权时，这一切都
已丧失。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
取当前的名声。在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下，皇帝才决定不批复令人烦恼的谏
章。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害。而不理睬令人不快的诤谏的做法使皇帝走上了被
动抵抗的道路——在他统治时期的全部剩余时间里，他开展一场反对他的官
僚们的运动，给帝国施政的效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皇帝的继任问题1586 年早期就已提出。皇帝通过授予他宠爱的郑妃以贵
妃称号，把她提升到所有他的嫔妃之上，让她在等级上仅次于皇后。朝臣们
了解他的意图并不困难。他想利用子以母贵的原则，把他的第三子朱常洵提
升到高于他的长子的品级（他的次子夭亡）。这一步骤引起了造成分裂的争
端，没有朝臣能够置身事外。有些官僚在原则上维护长子继承权；他们把它
看成天理的主要部分。可是其他的人卷入了“国本”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
选择两个王子中的一个作为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错
误的一步，即使这时无声无息，当继位问题最终确定以后，也可能断送他们
自己的生命，并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灾难和耻辱。
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他
没有透露，为了讨好他所爱的女人，他已提升了他的幼子。他自己反而空口
承认长子继承权的原则不可违背。他没有在官僚中谋取一个心腹的帮助以推
进他的事情。他在选定继承人方面的拖延仍然引起了他的最高级的官员们，
特别是首辅申时行（1534—1614 年）和王锡爵（1534—1611 年）对他的怀疑。
在一个派别活动已经有减弱行政机构施政能力危险的时代，皇帝不采取行动
为党派性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焦点，这种论战在他死后延续了很长时间。
这一连串事件揭示了万历皇帝无力满足晚明存在的君主政体的需要。可
是，这些事件也揭示了强加于君主的无法忍受的状况，这种状况是由情势而
不是由阴谋偶然形成的。尽管是专制君主，万历皇帝却没有立法的权力。尽
管是最后的裁决者，他却不得不在合法的迷雾中行事。而当他要朝廷承认他
的人性需要时，他发现他什么也不能得到。在处理继任问题中，万历皇帝处
境孤立。1601 年，在来自他的顾问们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下，他才同意立他的
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过了13 年之后，如王朝的则例所要求的，他打发他的第
三子之藩。在其间的年代里，他变得完全和他的官员们疏远了。
这位统治者和他的朝臣们之间的这种对抗性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588
年当皇帝的继位问题还未成为争端时，这一朝的实录记载，一份谴责他从太
监张经接受私礼的谏章已经使皇帝对他的公职职分的热情减弱了。此后，他
减少了公开露面，并终于无限期地暂停朝廷的早朝。将近16 世纪末，他只出
席成功的战役之后的祝捷庆典。帝国朝廷的事务全部以书面形式处理，这给
了皇帝留下一些公文不予批阅的选择权，而万历皇帝常常予以利用。
到了他统治时期之末，他已不补京师和省的许多重要职位的空缺；高级
官员们的辞呈也不予答复。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擅自离开他们的职位，皇帝
仍然不对他们采取行动。这种僵局是全面的：皇帝谋求使帝国的官僚们气馁，
官僚们反过来谋求约束皇帝，支配他的行动，即使是他私生活的细节。
万历皇帝的聪明促成了他不尽君主之责。尽管他从未明白说明，但他似
乎了解，他不能改革作为制度的帝国官僚机构。①他无力革新，和对皇帝一样，
这对王朝也是不幸的。他不得不实行并不治理的统治达48 年，闭居宫中，像
是他的官僚们的事实上的囚徒。
① 冈田英弘：《大元可汗传》[408]，《亚洲传记》，11（1966 年），第46—5 页。
张居正的10 年：耀眼的暮光
权力斗争
一场权力斗争在嘉靖皇帝死后立即开始。1567 年早期，在隆庆皇帝即位
之前，首辅徐阶主动为已故皇帝准备了一份“遗诏”，并秘密送呈当时的太
子以便得到他的同意。这份文件表达了已故皇帝对于在他统治时期因各种原
因而给予进谏官员们的严厉惩罚的懊悔。他吩咐他的继位人给予补偿。一旦
公布，便不会有人怀疑这份文件的真伪；推翻以前的判决也就无可非议。但
是，这份遗诏的制造者的意图却受到了批评。通过采取主动，徐不但和前一
皇帝的不受欢迎的政策无关（他曾担任他的主要顾问），而且还装出一副被
召回的官员们的庇护人的姿态。当有些被贬谪的朝臣重新被任命为御史和给
事中时，大学士徐阶在官僚机构内获得了可靠的权力基础，此后能够容易地
使人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谋略受到他的一个同僚高拱的批评。
作为政治家，高拱属于不同的集团。在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度过多年以
后，他看透了高层的手段，并切望运用他的学识。他也已聚集了一批追随者，
一个官员的小团体，这些官员由于以前的交往尊重并遵从他，当作他们的指
导人。而且，在被任命为大学士之前，高拱曾经担任太子即现在的皇帝的侍
讲。这个背景使他能够与徐阶争夺对内廷的控制。
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闯劲。他对官场的惯技有清晰的了解，并从不隐瞒他
对其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的藐视。在贯彻政策中，如果一种方法有效，高拱情
愿不去理睬官样文章；即使严格地说他的方法与法令的文字抵触，他甚至也
不担忧。由于这些原因，他是科道人员的当然敌人。他认为他们小心眼，碍
事，各自抱住职位去保护某个集团的利益，往往利用弹劾手段报复那些威胁
他们利益的人。
1567 年春，高拱被几个御史弹劾。他合乎情理地怀疑弹劾是徐阶策划
的，并怂恿他自己的一个追随者控告徐阶在担任嘉靖皇帝的顾问时，曾经阻
挠选定隆庆皇帝为太子，显然希望在皇帝和他的首辅之间煽起怨恨。于是两
人都受到批评。如在这种情况下的惯例那样，徐和高同时以健康不佳为借口
退居在家。实际上，他们是把他们的争端交给皇帝仲裁。但是，皇帝随后的
诏书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心。两位大学士都被敦促恢复视事。
在这个案件最终了结以前，有许多指责高拱的文件呈递上来。这位皇帝
以前的讲臣据说“奸险”、“不忠”。比较温和的控告要求他去职；更加敌
对的控告要求将他处死。控告者不但包括科道官员，而且包括北京六部的官
员和南京机关的一些官员。总计上呈了28 份控告他各种罪行的奏疏。1567
年6 月，高拱被迫告退。
一年以后高对徐阶进行了报复，而张居正在这一密谋中起了重要作用。
张是次辅，是高拱多年来的密友。和高一样，他在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有长
期经历。和高一样，他也当过隆庆皇帝的讲臣。而且在应当如何指导帝国行
政方面，他和高拱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当高急切从事而直言不讳时，张
却以沉着谨慎而闻名。他情愿等待时机。
1568 年夏，高的机会来了。徐阶遭到一个给事中指责。主要的指控和边
境防务有关，但也重新提到嘉靖皇帝的遗诏。徐阶被控利用遗诏暴露已故皇
帝的缺点。因为指控者与徐有私怨，而不是代高拱行事，这位大学士不很警
惕。他当然请求皇帝辨明自己无罪；同时他提出辞职，满心希望皇帝将要求
他留在他现在的职位上。但是张居正指示票拟隆皇庆帝诏书的官员接受他的
辞职。
徐阶刚退职，态度温和的李春芳就成为首辅。张居正又等了一年半才采
取他的下一步骤。1570 年早期，一场朝廷的争论迫使吏部尚书去职。张与皇
帝亲近的太监们商议，商定召回高拱当次辅并兼任刚空出来的尚书职务，这
是一个临时的步骤。张与皇帝私人工作班子的紧密联系这时很少引起注意。
高拱回朝以后，做了一些后来玷污了他的声誉的事。他立即惩罚那些反
对过他的御史和给事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悄悄离去，而高拱以他作为吏部
尚书所掌握的权力在重新安排其余的人方面并无困难。这时，司礼监的太监
们成了皇帝的代表，张居正与他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高和张已经形成的合
作关系把帝国政府最高层的几个部门结合了起来：内阁和各部，政府的科道
部门以及编撰-教育部门都在这两位大学士的控制之下。
李春芳于1571 年夏退职，使高拱当了首辅。但是即使在这以前，高也已
经脱颖而出，成为隆庆皇帝朝廷的支配人物。
朝廷非常需要一个领袖。几年以来这两位大学士竭力填补这个空缺，并
竭力使被动的官僚们有一种管理的意识。当杨博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时，宣布
了一项普遍适用的政策。从此以后，兵部的高级职位只给予有军事经验的官
员；他们不参加一般职务的轮换。此外，边境地区今后由中央政府定期视察。
当黄河泛滥并使大运河上的运输中断时，研究了建造一条向东的平行水道的
建议。同时，进行了把从南方船运粮食转到海路的航程试验。在为地方职务
选拔有才能的人方面，高拱和张居正是最擅长的。
已经镇守苏州的戚继光，受到鼓励为其他防御基地提供样板。任命张学
颜为辽东巡抚和李成梁为他下面的总兵，对不肯安静的东蒙古人准备了一个
有力的答复。调能干的将领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和山西军务，证明甚至是
一个更大的成就。正是王崇古诱导俺答接受了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同时，
殷正茂当广东提督，一再打败了他地区内的造反者，还有海盗和土著居民。
虽然不引人注意，这些行动却在几十年的失败和挫折之后带来了某种程度的
满足和希望。高拱管理政府时，使用特殊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他从来没
有试图系统地改革官僚政治。本朝的官修史书引述了他的话：“吾捐百万金
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
的。两人都有才华，两人在同一竞技场内为个人的权势而竞争。张是否打算
利用高为自己扫清场地仍然不能断定。但是，尽管他们有相同的见地，他们
在气质方面的差别非常明显也是不能不予以考虑的。同样，高拱易于让暂时
的成功吸引住他的注意力，而张居正的眼光是深远的。因此，张最终占了上
风。
当时的资料列举徐阶事件的后果作为导致这两个人之间的分裂的主要原
因。高拱回朝以后，任命一个心腹为苏州和松江府的监司，辖区包括徐阶的
家乡，专门告发这位退职的首辅和他的亲属。高拱的代理人在搜集不利于徐
的亲属的证据方面没有碰到困难，他们大规模地放高利贷，并通过欺诈和恫
吓兼并农民土地。他逮捕了徐阶的三个儿子，并建议籍设徐家的财产（据说
包括60000 亩土地）。徐阶只能预料，也必将给予他某种惩罚，死刑也并非
不可能。这时张居正居中代为说情，因此高拱同意减轻惩罚。但是他后来相
信了谣言，张因为接受了30000 两银子的贿赂才代徐恳求。这种说法出现在
他们的交谈中，对这种说法的争论把他们永久地分开了。
正在这时，在1576 年夏，隆庆皇帝死了。徐阶和他儿子的案件暂时被搁
置一边。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对抗的时机成熟了。有一种记载说，高当首辅
时，一个太监带着继位的冲龄皇帝的口信走近他，他以一个问题作出反应：
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 ①这句话反映了他对于通过太监接到的口头命令
的真实性的怀疑态度，但也可以被解释成对皇帝的诽谤。他的话的含糊性给
了掌司礼监的大珰冯保方便，冯是高拱的敌人，却是张居正的亲密朋友。冯
在和张商量后，把高的失礼的口气夸大到了煽动性的乃至谋反的程度，并将
其向年轻的皇帝的嫡母和生母告发了，她们在这一事件后将很快成为太后。
京师官员们立刻被召集到宫门。在他们面前宣读了据称是万历皇帝和他
的两位母亲共同署名的诏书。高拱被控妨碍皇帝行使其权力和威逼皇室。他
被剥夺了官秩，并被命令返回故里，他在那里终身被置于地方长官的监视之
下。
这样，张居正在47 岁时成了首辅。他就要开始他10 年的施政；他这10
年的施政可以被看作明王朝暮色中的最后的耀眼光辉。
10 年
从1572 到1582 年的张居正施政时期是晚明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段阶；张
居正在这一时期所积累的国库储备方面成就很显著。在他死前不久，北京粮
仓有足够的存粮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紧急时刻不能支取的太仓库
古老储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600 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另外400 万两，南
京的库房也藏有250 万两储备。广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库平均存款在15 万至
80 万两之间。这和16 世纪平常的情况形成了似乎是不可能的对比，那时完
全没有储备。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现行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结构上的改革的情况下
做到的。张的个人权势，代替实现结构上的改革所需要的立法程序，起了作
用。但是，他的成功既博得了后世史家的赞赏，也受到了他们的责备，他们
称赞他的功绩而批判他的方法。改革本身从未宣布；张只声称他的目的是恢
复王朝创建者们的制度上的安排。这种姿态给了他一种合乎正统的气派，使
他能够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方案。实际上，由
他主持的实现这一方案的办法基本上限于人事安排和靠公文进行管理。此
外，张可以见到厂卫的报告；当他需要时，他随时可以利用只属于皇帝的惩
罚权力。
张居正有大珰冯保和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的支持，在指导年轻皇帝
方面并无困难，他把他从首辅提升为元辅。次辅们（他们全由元辅提名）接
到皇帝的命令，明确地让他们服从张。同时，虽然从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张
居正还对吏部和都察院进行控制。在这1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任职的两位吏部
尚书张瀚和王国光受他的指挥。都御史陈玠甚至更是一味顺从。在他延续了
将近六年的整个任职期间，陈只弹劾了一个省级官员，这个官员在张居正告
① 《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3560—561 页。关于这次叛乱的更充分的说明，见盖
杰民：《明统治下
的北京，1368—644 年》[186]（安阿伯，1979 年），第120—37 页。
假住在他的湖广省故里时没有露面，因而冒犯了这位学士。
张能够选拔他个人的亲信任尚书、侍郎、总督、巡抚。除已提及的几个
官员，他派凌云翼去广东，张家胤去浙江，梁梦龙去辽东代替成了户部尚书
的张学颜。同时，潘季驯被委总理河道。才干已被证明的军事领袖们，尤其
是戚继光和李成梁，仍然得到这位大学士的信赖。他们留在他们的职位上足
足有10 多年，这在晚明是不多见的。所有这些人都有事业心，有革新精神，
并知道他们处于高位的支持者。
张居正作为大学士并没有权力提出政策，只容许他发布命令。但是他通
过私人的交往避开了这种约束。这位大学士给他那些在帝国政府中身居要职
的下属主管官员们写长信，敦促他们提出他所赞成的提案。然后，他作为皇
帝的主要顾问，代替皇帝草拟诏书批准那些就是他所提出的政策。他在信中
利用笼络、劝告、抱怨以及温和的谴责等手段以达到他的意愿。他有时预先
告知接受者随之而来的任命或晋级，让人明白他对接受者的擢升负责。
信中讨论的事情涉及种种问题。张在详细阐述细节的时候，谈论的题目
多种多样，诸如引起麻烦的部族首领的个性、铸造铜币的物资来源、大运河
的漕粮船年中及早出发的好处，和沿北方城墙修建望楼的规格等等。这些详
尽的书信透露，为了补救帝国官僚机构体制上的缺点，他不得不注意没完没
了的琐细小事。在官僚政治的体制中没有关于低层的独立自主办事的条令；
新问题必须上达上层以求得解决。因此，上层有才华的人不得不自己处理所
有的行政琐碎小事。
根据这一事实，张在国家事务中小心谨慎，这并不令人惊奇。作为与俺
答和平解决的一个早期倡导者，他驳回了好战的兵部尚书谭纶提出的建议：
在干草原上对蒙古游牧部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他给有能力发动这样一次
进攻的戚继光以明确的指示，他的主要目的是保持武装和平，而不是进行进
攻性的军事行动。
毫无疑问，对国家财政的关心决定性地影响了张的政策。在16 世纪的最
后25 年，帝国处于财政混乱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粮食定额不等
地、不正规地换算成银子缴纳，徭役折成银子缴纳，以及每当需要军需款项
时在基本税额之上增加各种各样的附加费。要是这类各行其是的更改继续下
去而不受抑制，它们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因为张没有能力重新制定帝国政
府的财政结构或使财源的分配一体化，他便着手检查账目；同时，他实行影
响政府所有机构的严格的财政紧缩。
在这位大学士的指导下，所有不必要的和不重要的政府活动不是中止就
是延期。由政府给予定期津贴的学生的人数被减少，宫廷太监的采购任务受
到严格监督。地方官员们奉命减少他们的徭役需要量，一般减至现有水平的
1/3。帝国邮传系统提供的驿站设施也削减到最低限度。进行这些削减并没有
同时相应地减轻向人民征收的赋税；由此而节省的钱完全收归帝国国库。由
罚款、没收、减刑而得的收入要查账。拖欠租税者受到有力的法办；作出了
真正努力以征收欠税。
这种经济紧缩方案还扩大到军队。因为已与蒙古人讲和，边军和边境巡
逻部队现在可以减少。这使全面节约成为可能，并使更多的人解脱出来到军
队的农场干活。负责边营的总督们被要求减少他们的开销，以便把他们每年
财政援助的1/5 储存起来。军队的种马由民户饲养以充他们的部分徭役义
务，这些民户的服役义务还折银缴纳。
地区账目的复查于1572 年开始；但在1579 年以后，县和府必须将它们
徭役征发的账簿上呈户部复查。山东和湖广的账簿已知是张居正亲自检查
的。在复查审核并完成以后，账簿被交还，而地方政府奉命要将它们公布，
作为半永久性的预算方案。虽然仍不够划一，不过这些报表还是抑制了地方
官员在财政管理方面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随着16 世纪中叶的军事紧急情况
而增大了。和这类账簿的公布一起，最后在整个帝国正式规定了一条鞭法。
按照这一制度，所有各种徭役征发、附加费以及五花八门的征用都合并成单
一的银两缴款额。原来形容这一制度的用语“一条边”和“一条鞭”同音，
因此这一制度被纳税者叫做一条鞭法。
张居正利用政府的科道部门以加强行政纪律。他要求科道官员们运用他
们的弹劾权力支持他的计划，而不要在琐碎而肤浅的问题上互相攻击。通过
检查公文的去向，他确保在报告中一度提及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在适当的时期
内予以解决。这位孜孜不倦的大学士制定了一种方案，给事中们由此要将欠
税和帝国各府县的盗匪案件造册。所有欠税必须全部征收，所有盗匪必须捕
获。中央政府每月和每半年要总结任何未了事务。一个长官除非由给谏官署
辨明无罪，他便不能被提升或调职。在某些未清情况下，官员们甚至于退职
后被召回以回答有关未尽责任的问题。
很明显，从1572 年年中到1582 年年中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
顶点。这个顶点还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的束缚下人力所能
做到的极限。张居正的施政没有依靠镇压行动，能够和一般在新王朝建立后
不久而为人所知的那种声名赫赫的施政相比。
张的方案的缺陷及其失败
在缺乏结构改革和调整的情况下，这位大学士加于现存政府机构的负担
也是空前的。从整体来看，张居正谋求的是效果。他不处于可以改变帝国官
僚政治结构的地位。他没有立法权，不能创设或撤销任何机构，改造指挥系
统，以至修改不切合实际的官员薪俸的安排。他横向地对所有单位施加压力，
无疑在许多方面导致困难。例如，强制减少经费在某些机构比在其他机构导
致效率更差。税额在某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难如期收齐。他所委托的副手
的成绩也不能吹毛求疵地予以分析，因为他们也必须用他们所能有的任何手
段去达到派给他们的定额。因此，从他的反对者的观点看，这位大学士只是
滥用权力以提升他自己的人；他们责备他牺牲有真正品德和正直的人来建立
施政效率的假象。由于以他这一方的不过是虚假的合法性攻击既得利益，张
居正使自己容易受到有组织的挑战。
张以前在1575 和1576 年曾受到两个御史个别的攻击，他们单独地说出
了他们自己心里的话。1577 年，他父亲去世。王朝的律令和礼仪准则要求他
放弃他的职守，并遵守在家27 个月的服丧期。有人提议召回张居正负责内
阁。这时，或者是照张居正自己的建议或者是得到他的默许，他在宫廷中的
支持者说服这时只有14 岁的万历皇帝，以皇帝的诏书答复这位大学士的丧假
请求，说他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该免除他服满全部
丧期。虽然并不是没有先例，皇帝的决定仍然在朝廷上引起一片喧嚣。部级
官员们要求张去职。政府的编撰-教育部门的成员，作为一个集体，在张居正
自己的住所访问他，在这个伦理-礼仪问题上质问他。
即使几个进谏者根据皇帝的命令受到责打，对抗停止了，张居正也从没
有恢复他在同事中的威信。此外，这一年年终之前张在一次不惜冒险的恢复
控制的努力中，组织了一次不在计划中的人员考核，命令所有四品以上京官
提交自我鉴定。这一部署是除去政敌的一个巧妙计谋，也把人事安排改变成
了党派政治斗争——一种将使明朝廷继续遭受几十年灾祸的新手段。
可是，张居正的最大弱点却在于他没有能力摆脱王朝统治方式的模式，
这反过来意味着他改革帝国官僚政治的努力不可能系统化。他赞助戚继光建
立一支新模范军（“戚家军”）；他却不能制定一种方法向其他军镇扩大戚
的招募办法、训练和战术。他在帝国国库中积聚了巨额银锭；可是他找不到
投资的办法，甚至找不到利用它作为基金以创立管理国家财政的帝国金库的
办法。他把政府的各个部门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可是他的权力仍然依靠
个人的政治关系。在明朝的制度下，他没有政府承认的权力以制定政策或进
行统治。同时，他扩大内阁对于吏部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他的同僚们的同意；
而他和接近皇帝的中官，皇帝的私人办事人员的非正式联系，完全构成了对
王朝皇室法令的违犯。由于张的严格说来是“违制”的应变措施，以许多职
能上分离的行政部门为特征的洪武皇帝型的政府又再次成为可以运转的了。
但是，当其协调人，这位大学士，一旦去职，整个事业就又不存在了。
在这10 年快要结束时，张居正进行了一次改革帝国税收管理的重要尝
试。他以皇帝的命令安排了一次土地测量。皇帝的命令于1580 年12 月颁布。
当这位大学士大约一年半以后去世时，统计表还没有完成。
这次测量不能认为是成功的。河南省用了一年半时间才提出统计报表，
后来发现是重新提出的旧资料。这正是张试图克服的歪风邪气。省的官员们
受到申斥，并被命令再次进行测量；在第一次报表被驳回之后六个月内上交
了另外一套簿册。虽然大亩（240 步〔每步5 英尺〕长1 步宽）被指定为全
帝国的标准测量单位，但据说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与此不合的事例。张居正
死后，人们普遍抱怨从事土地测量的地方官员们被迫多报他们地区的耕地面
积以邀功。局面变得很难控制。帝国朝廷不得不宣布1581—1582 年的测量统
计表设有约束力；各地区有权选择接受它们作为征粮根据，或者利用这次新
测量之前存在的资料。如果张活得更长并把这事进行到底，土地税制度上的
合理化可以得到保证也是有疑义的。但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仅仅是由实际出
现的情况联想到的。
后果
1582 年7 月9 日张居正之死结束了一个时代。大约过了几个月，这位大
学士本人于死后被控接受贿赂，生活奢侈，安插不胜任的党羽于要职，滥用
权力，设法使他的儿子们在文官考试中得中并进入翰林院，勾结太监冯保，
压制舆论，蒙蔽皇帝，并且甚至试图篡夺皇位。虽然有些指责有事实根据，
但这些罪状大部分是由张执政时受过害的和急切希望以牺牲他为代价来为自
己辩护的朝臣们提出的。总之，他们试图完全改变他的政策，停止他在办事
手续上的改革，同时一有可以就根除他的势力。
张居正受到公开指责，他的财产被没收。此后政府的最高层保持没有领
导的状态。内阁里的权力斗争实际上受到了抑制；任何个人这时都不再可能
对这个机构进行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具有张居正这样才干的政治家在明代
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没有人具有张的早期对手高拱和徐阶的才干，或者即
使是像15 世纪40 和50 年代严嵩那样得力。
张居正死后，他的被保护人张四维担任这个职务约一年。他正确地弄清
了公众意见和万历皇帝的意向。因此他对职务的主要关心是使自己与他前任
所主张的严厉控制脱离关系。他情愿清除张居正的做法。这在他立即停止土
地测量的建议中表示得很明白。他的继任者申时行是另一个接受过张居正保
护的人，迈出了更远的一步。他说服皇帝停止张对公文的检查，提出有说服
力的论点：政府的地方机构没有配备人员像所要求的那样有效地去进行管
理。申任职超过八年，可是他的调停和折衷的工作没有进展。皇帝在亲自统
治方面的努力也是不成功的。1591 年，申时行当他代表朝臣在继位问题上充
当斡旋者时，由于大多数朝臣表示对他不够信任而被迫去职。在他之后，万
历皇帝的几个首辅没有一个处境稍好一些。
中央施政的衰落
但是，继位和张居正的政策并不是1590 年以后分裂帝国朝廷的仅有的两
个问题。申时行以后在万历皇帝手下任职的八个首辅中，没有一个曾和张居
正交往。事实上，前三个王家屏、王锡爵和赵志皋是以反对过他而为人所知。
朱赓从退居生活中被召回；他远离朝政被认为是有利的。李廷机、沈一贯和
叶向高由高级廷臣们推荐。可是，与第八个方从哲一道，他们任职全都是不
愉快的。只有王家屏当他呈递辞呈时，没有受到御史的弹劾。他只任职六个
月，获得盛名是由于他干脆避开与皇帝争执的问题所引起的党派争论。赵志
皋和朱赓都死于任内，激烈的指责伴随他们到死。关于李廷机的事迹甚至更
为荒谬。
在他任有名无实首辅三年零九个月的几乎全部时间里，他自称有病，不
肯料理他的公务。可是皇帝不肯免去他的职务，虽然监察官员们不肯停止因
他失职而对他进行的攻击。他受到各方面的憎恶，逃到一座荒庙去躲避这种
攻击。只是在他呈递了120 多次辞呈，并在1613 年迁出北京城以表示他决意
割断他和朝政的关系后，万历皇帝才终于批准他退职。
回顾起来似乎是，主要依靠思想控制、只略微依靠专门技能的明代官僚
政治的程式化管理，已被原来为之拟定这种程式化管理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
变化所倾覆。从这种观点看，张居正试图以个人管理代替彻底的制度上的改
革，是帝国统治问题在没有达到改朝换代地步时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但
是，当这位果敢的大学士声称他身非已有时，他的方案加于社会机构下部基
础的难以忍受的负担，是他的同僚们所不欢迎的。和承认他的政策中的基本
原理相比，他们更多地注意这个要人私人生活的“违法”和“不道德”方面。
张居正的做法一旦被废除，朝廷对其广布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就更进一步衰落
了。科道官员、编撰-教育部门的官员和吏部官员的一些小党派这时不受大学
士们的控制，并意识到他们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他们忙于争论和尽力清洗
张的党羽，而不是忙于恢复和复兴的尝试。皇帝不够果断无疑无益于这种局
面。他不能达到他的官僚们的有德之君的理想，但他也缺乏个人才干像有力
的专制君主或暴君那样行事。
他笨拙地处理时间拖得很长的继位问题，排除了内阁作为复兴帝国施政
根基的可以性——已由高拱和张居正着手的一项工作。为了促成他个人所希
求的事，万历皇帝试图把几个大学士引为心腹，但没有成功。更糟的是，他
这样做在其他官僚眼中玷污了他们，其他官僚怀疑他们与皇帝共谋，反对他
们的愿望。当这几个大学士不能在文官和皇帝之间充当斡旋者时，便再也没
有任何办法利用他们的机构来监督整个帝国的行政。
税矿中使
当皇帝于1569 年派遣一些太监到各省当税使和矿监时，他进一步疏远了
官僚们。皇帝委派太监们去监督各省的行政工作到这时已成惯例。这些中使
自己接办行政工作，把原来主管的文官降到机构属员的地位，这也是常见的。
而且，在16 世纪末年，城市工业、内地贸易和矿业无疑被看作可能的税收来
源。因此，这种政策既有实效，又是有例可援的。
在1569 年第一批督察太监被派遣时，他们与文官们协力工作，同时他们
的工作限于局部地区。1599 年，规模扩大了。到了这时，所有重要的口岸都
有大珰驻守；他们逐渐扩展权力，终于开始和当地文官政府的正常职责发生
了冲突。没有商事法规和周到的检查程序，文官们本身在工商资源的税收管
理方面过去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①地方官员们习惯于按照不变的定额掌握收
入和支出，总的来说，在按变动的数额予以管理方面却是无能的和未经训练
的。有效的查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官僚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管理的技术上的
限制，对营业税按不变定额实行控制。预定的收入来自由商业行会首领办理
并征收的某种形式的摊派份额。如果地方官员们不能强使商业税以定得很高
的定额缴纳，收入就将减少而不是增加，那末整个工作和他们自己的仕途都
将陷入危险。他们对采矿工作的嫌恶甚至叫嚷得更凶，因为采矿企业的倒闭，
除了极少数例外，使处于困境的采矿工人变成了盗匪。
官僚们办坏了的事太监们也没有希望办得好一些。他们不能补法定的空
缺职位。他们因他们的同事们而负较小的责任。并且没有设立正式工作班子
的先例和传统的做法，他们只能把一伙伙地方上的恶棍和投机分子搜罗在他
们的周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活动受到文官对手的阻挠，他们还引起了很
多城市骚乱事件。矿税实际上常常是一种敲诈的形式。太监管事们威胁要在
房屋和祖坟下挖地采矿，只有他们从业主勒索到若干报酬后才发善心。
1606 年，一伙军官联合骚乱者杀了云南的矿监杨荣。这个消息令人不
安，甚至足以使得肥胖的、放纵的万历皇帝倒了胃口。可是这样做已经延续
了很长时间，他不能完全废除他的政策。当受到催逼时，他在这个问题上作
了让步。尽管在太监管理之下的税矿工作以信誉的极大损失为代价，只带来
极少的收入，然而整个万历统治时期都在继续。这个问题分裂了官僚们。产
生了一个毫不变通的英雄李三才，他作为淮安巡抚逮捕了他地区内许多太监
的追随者，并将其中的一些人处死。这还使加之于大学士沈一贯的责骂增多
了。这位大学士被他的同僚们认为，他曾有机会要求皇帝停止矿税使的活动，
但他敦促皇帝不够卖力。
① 冈田英弘：《16 和17 世纪的外蒙古》[409]，《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5（1972 年
），第69—5 页。
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
东林党
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
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
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
东林书院的主要人物始终包括在这个集团内，但是这个党从来没有一种排他
的成员资格。因为朋党之争在发展，任何知名人物仅仅由于他政治上的同感
乃至他的社会联系，就能取得成员资格，有时是在死后。最后，这个称号终
于被看作一种光荣的标记。
作为一个集团，东林党人以他们坚持儒家正统和他们严格遵守真正的道
德行为而闻名。当张居正谋求义务性质的服丧期的一个例外时，他在他们的
眼中被评定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在他们看来，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这
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也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他们
不能说服皇帝同意他们的看法，便支持那些敢于在这个问题上毫无顾忌地表
示意见的人，并以很深的猜疑看待那些有矛盾心理的人。这种态度有时简直
成了深仇大恨的挑剔。
开创东林运动的人是地位低下的年轻官员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以这
种身份公然反对皇帝的权威，并因这种反对遭受酷烈的惩罚而赢得了正直的
名声。快到明末时，在押的和被放逐的东林支持者比在职的多。因为他们把
个人品德置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他们也就容易因个人的行为而出名。作为
一个集团，他们逐渐在攻击下互相援助，并在任职时采取一致行动清洗官僚
机构中的他们的敌人。由于这个缘故，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显得好争论和起
破坏性作用。张居正预料到他们的敌对行动，于1579 年2 月17 日发布命令
关闭所有私人书院。万历皇帝本人对东林党人强烈反感。当东林支持者的朋
友上疏皇帝为他们辩护时，他照例将给予他们的不重的惩罚改成较重的惩
罚。皇帝一点也不了解，他自己感情上的憎恶有助于激起这场运动的狂潮，
而不是使它平息下去。
东林运动的成员有一种共同的思想上的假定：一个学者-官员真正的毕生
事业是修养他的品性。简洁地表现这种观点的《大学》的教导，在个人道德
和公共道德之间没有做出区分。自我修养始于自心，扩大到家庭，然后到社
会交往，最后到公共事业。这种生活方式由高攀龙（1562—1626 年）作出了
最好的范例。在禅宗式的顿悟中找到一种个人自由（如许多著名的明代新儒
家那样）之后，高从未期待一种平静的退隐生活。几十年中无论在职或去职，
他始终都深深地卷入了北京的朝廷政治斗争中。东林党人在被放逐中从来没
有想组织一个“忠君的反对党”。正是他们被迫去职的事实意味着邪恶势力
在进行统治，他们必须想办法通过谋略和发表议论以“救正”局势和恢复职
位。这种不实际的态度使他们不能被叫做“自由主义者”（他们有时被贴以
这样的标签），当然，他们也不是革命者。
尽管对政府机构中的合乎道德的行为的宣扬代替了任何特定的政治原理
本身，东林运动在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上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东林的代言
人有力地说出了关于内阁机构中“擅权”的担扰。徐阶和高拱的不法行为以
及张居正的失败无疑加强了这种确信。为了抵消内阁的权势，他们维护科道
人员的独立性，科道人员能够抑制政府中的编撰-教育人员的势力和吏部的自
主权，并对太监的活动限制在宫廷范围进行检查。从他们的观点看，这些制
约的实现将意味着一种“清明”之治，比较接近于王朝建立时所树立的榜样。
这些改革的方案并不图谋改进帝国行政的体制或改变其权力的结构；它
们完全是以道德的考虑为基础。新近的经验使他们确信，以集权机构（如张
居正当政时的内阁）的命令为基础的行政管理，没有以牺牲正直的人为代价
而使无节操的投机分子得利的卑劣的个人行为，是不能实现的。
他们向往一种组织上松散的政府（具有向皇帝直接报告的各自独立的各
种机关，并具有独立的报告途径），有时达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1583 年，
后来都和东林发生了联系的魏允贞和李三才，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争论说，
应当规定大学士们的儿子没有资格参加文官考试。这个建议的两个发起人想
使内阁这个机构减少吸引力而降低其权势。10 年以后，东林运动的主要创始
人顾宪成（1550—1612 年），作为吏部的高级官员，成功地阻挠了任命一个
翰林学士来领导他自己的部，理由是，所有大学士已是翰林成员，由这样一
个排他的内廷集团控制外廷的一些主要职位将有损于健全的政府的利益。
东林党人保持一种组织相对松散的文职官僚等级制度的倾向，对现代的
读者来说是不易看出的。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事实：16 世纪晚期，
帝国的官僚机构已经用尽它的技术能量通过系统的、有条不紊的方法以解决
行政问题。它对太大的领土和太多的人民负有责任；它的活动太程式化，也
太表面。此外，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
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
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
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的退却。
但是在16 世纪晚期，正统的儒家道德价值具有的吸引力比我们可能或乐
意了解的要大得多。在注重实行方面，它们弥补了体制上的缺陷。孔子本人
曾经详细阐明这样的原则，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应当为了仁爱随时准备献出生
命。孟子曾经要求个人放弃自身利益以服从公共福利。经史中不懈地提出的、
农村塾师和更高层次的学官不断重复的对于自我牺牲和坚毅的号召，被这些
正统的儒家认为提供了令人畏惧的蓄积起来的精神力量，比任何体制的或正
在使用的力量都强。热心公益的精神，当其由承担了领导任务的学者-官员的
核心指导时，就会做出惊人的成就。它保证黄河溃决的堤堰将被修复，边境
游牧部落的入侵将被击退，无论有无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在皇帝面前苦
谏的官员们的拚死的正直，是明代所特有的，表明了对人生目的的同样理想
化了的态度。宋代的新儒家学者已经解释过，所有这种道德上的训导和实践
都和他们所认为的天理是一致的。赴义所隐含的吸引力满足了那些东林追随
者，他们喜欢这个在失败和挫折的时代不公正地被迫害的高尚的运动。
此外，儒家对亲属关系和家长权威的崇敬已被吸收进法典，把明代的国
家和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东林支持者对这些原则的紧密依附，带来了这
样的希望：统治方式的实践和理论彼此可能更接近一些——这种一致是张居
正执政以来所缺少的。地方政府直到这时是作为间接的、防范性的管理机构
而发挥作用。农村精英在引导未受教育的群众在社会习俗的范围内谋生方
面，其有效性对于这种最低限度的管理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一种体
制下，技术的效力是不相干的；法律和命令必须置根于男人的无上权威、对
长者的尊敬，以及对社会差别的严格遵守。整个行政机构都建立在这些前提
上。当中央政府将其重点转移到征税和刑事诉讼时，它造成了一种不能再被
简单地叫做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学术争论的局面；倒不如说是，上层建筑以一
种下部基础不能跟上的方式重新认定它的活动方向。农村村社从来不能提供
所需人员和专门技术的支持来实现像张居正当政时所宣布的那种改革。
张试图严格管理帝国的徒劳无益，东林领袖们甚至在他们把注意力转向
道德和精神问题之前已经预见到。1581 年，当仍在张的管理之下时，户部尚
书张学颜曾上呈皇帝《万历会计录》，这是到那为止关于帝国资源的最全面
的会计概要，编辑这部概要占用了14 个工作人员，费时两年多。可是它表明，
承认了很多有所改变的财务单位和特殊的会计手续，暴露出可悲的现实，即
整个帝国普遍存在的差异决不可能全部并入一种统一的管理制度。这一著作
的编辑者中有顾宪成、赵南星和李三才，他们当时都是户部资历不深的成员，
但后来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在他们生涯的这样一个早期阶段曾被给予这样
一个少有的观察高层管理的机会，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后来的年代里
行事如此不同。看来他们似乎已经确信，通过抽象的道德劝勉比依靠所有层
次上的查账，更能符合帝国的利益。①
从1953 年京察到东林书院的建立
研究这段时期的学者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个范围的原始资料都
偏向东林集团。道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同时代作者的观察力，以致他
们的记述变成了为各自的目的而利用事实和争端的评论、辩解和攻击。在这
些记述中能够发现某些错误和矛盾。例如，《实录》无疑认定万历皇帝大约
在1587 年之前曾试图实施他的个人统治；朝廷那时做出的重大决定都出自他
自己，包括贬谪未来的东林创始人顾宪成在内。但是《明史》却明确地谴责
申时行干了这件事。据说这位大学士让他个人的好恶支配朝廷的选择。
把个人道德等同于行政才能的习惯，由于过分强调官吏的品性而流行开
来。赞成这种看法的较早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把那些比关心道德的纯洁性
更关心政府正常发挥作用的人评述为品格低下，乃至邪恶和无耻。大学士王
锡爵当他断言后来成为东林集团一个最受尊崇的领导人邹元标是“朴愿书
生，无他奇略”时，无疑损害了他在道德方面的名声。①同样，给事中刘道隆
（1586 年前后）不能洗清他那谄媚者的形象，因为他讥讽地评论说，靠反对
首辅（张居正）可以博得盛名和令誉；靠拥护他，即使他说的只是不加渲染
的实情，也会赢得不朽的恶名。①
当东林运动的成员决意卷入朝廷的人员考核过程时，他们明显地暴露了
他们运动的狭隘而有偏见的性质。他们只希望除去那些在他们心目中品性有
缺陷的官员。张居正早已利用考核过程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1557 年，由于
① 关于鄂尔多斯军事行动的更充分的说明，见阿瑟·N.沃尔德伦：《鄂尔多斯的收复：明
代的一次战略争
论》[530]。学位论文，哈佛，1981 年。
① 对这个时期财政管理问题的全面讨论，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
[254]（剑桥，英国，
1974 年），第44—1 页。
① 15 世纪期间每石米用银两计算的平均价格在0.4 至0.5 两之间。在16 世纪前半叶，平
均价格稍有提高，
约为每石0.6 两，但高低米价的涨落远远超过以前的记录。许多地区这个时期的价格一般
不很稳定。见彭
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 年；重印，上海，1958 年），第495—02 页。
他没有为他的父亲服丧，面临朝中有组织的反对，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
道命令，要求在常例六年一次检查之外进行一次额外的人员专核。结果，51
名官员被解除职务。预定的下一次考核于1581 年进行，以京师的264 名官员
和南京的67 名官员降级或免职而结束。这两次清洗据说引起了许多朝臣的对
抗。
1587 年，当首辅申时行应当进行张居正去位后的第一次考核时，他进行
得很谨慎。在他的指导下，只有33 名进士被降级或免职，同时没有一人属于
吏部、翰林院或科道机构——通常引起党派性争论的三个部门。但是在编制
了名单以后，科道官员还是按传统被给予权力在考察拾遗名目下提出另外的
批评案件。这时他们乘机要求曾和张居正保持密切关系的工部尚书何起鸣去
职。批评显然是党派性的。皇帝被激怒，因为他只在一个月前委任何这个职
务。因此，当何从行政机构被罢免时，都御史也被命令退职。四个对这起诉
讼负有责任的御史被调任地方职务。
两个给事中以御史职务的豁免权利受到侵犯为理由上疏皇帝，表面上为
御史说话，实际上却提出各自的抗议。皇帝的诏书反过来在短期停俸之外又
给予他们每一人以申斥。没有卷入考核过程的吏部司官顾宪成，由于进一步
为御史们和都御史辩护向皇帝上疏而出了名。万历皇帝很烦恼，召来三个大
学士面谈。商谈以后，顾在调任地方职务以前被贬三级。这一事件实际上标
志了最高的制度上的权力和威信斗争中的一个僵局。当皇帝和官僚们双方各
自维护其权力——给予惩罚的皇权和御史弹劾的职权——时，并不存在能够
阻止这种带来消极影响的有害论争的制度化了的机制。
六年以后，在1593 年的考核期间，这种冲突以更激烈的程度再次开始。
到了这时，内阁直接受到了牵连；而当骚动平静下来时，东林党人的命运也
是如此，因为1593 年的检查过程被利用来消除内阁在人事安排上的影响。这
一过程计划得很好。当吏部尚书孙■负责时，他的主要助手正是顾宪成，他
在六年期间设法从放逐中回到了吏部考功员外郎的职位。此外，考功郎中是
顾的亲密的老友赵南星。为了突出这次检查公正无私，孙■指定免去他自己
侄子的职务。考功郎中赵南星也牺牲了因婚姻关系而和他有联系的一个给事
中。但是名单中指定从行政机构中免职的官员大多是那些与大学士们保持关
系的人，包括次辅赵志皋的兄弟。
这份名单有一个深一层的目的。1593 年早期，王锡爵刚被召回，成为首
辅。在他到达时，皇帝向他透露，他打算同等地授予他的三个儿子以王的称
号。王锡爵相信任何情况也要比继位问题上的僵局好，不适当地表示愿意接
受这一安排，虽然他强调必须加上一个正式的声明：指导皇位继承的长子继
承原则不因这一行动而受到损害。这受到皇帝和王锡爵的同僚们的拒绝。皇
帝撤回了提议。在此期间，朝臣推测王锡爵一定是把这一新的职位当作一种
贿赂来接受的；同时授予三个皇子以王的称号被看作一种巧妙的摒弃长子资
格的办法。于是在舆论反对他的同时，他的追随者的免职此刻便意味着，既
可作为对皇帝的抗议，也可作为对王锡爵的警告。
王锡爵不能完全改变考核过程，要安排或指导这一过程，他自己回朝太
晚。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进行报复。据说他曾策划考察拾遗调查。吏部的
确曾把对三个官员提出的批评搁置起来，他们和考核官们接近。当这个案件
重新提出时，吏部的答复只能使情况更加恶化。当都御史为考核官们进行调
解时，皇帝在他的奏疏上写道，这三个被批评的官员，和考功郎中赵南星一
道，都应免职。几个中、低级朝臣针对皇帝裁决的规谏使规谏者遭到了贬黜。
他们当中有些是江苏太湖周围地区的人，包括顾宪成的兄弟顾允成。所有这
些人后来都成了东林书院的共同创立者。
顾宪成本人经受住了这次争论。他于1594 年由于另外的原因被免去行政
机构的职务，并再也没有担任官职。高攀龙（一个低级官员，他后来终于成
为东林书院的领袖）也因这个争端而被降级。高与赵南星和顾宪成都接近，
又是顾的家乡无锡人，他于1593 年晚期返回京师。他立即为他的朋友的案件
辩解。他被贬到一个县政府的添注典史的职位上，在他返回家乡参加东林集
团之前，在这个职位上供职三个月。在顾宪成于1612 年去世后，他成为东林
书院的山长。
这样，在1594 年夏季之前，所有具有这个运动的特点的要素都已经显露
出来：可能的成员，领导人物，蔑视迫害的高尚理想和思想论战的才干。富
饶的长江三角洲为学者的聚集提供了极好的环境。有几个上面提到的人物出
身于富裕家庭。他们无疑并不缺少敬慕者和赞助者。原始资料除了提到顾宪
成在他被迫退职的第一年病重以外，从没有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建立这
个书院之前等待了10 年。但是官方记载表明，1594 年早期一份报告引起了
皇帝的警惕，报告说：“江南豪荡之子暗相号召，包藏祸心。”①似乎这种公
开的攻击足以威胁顾和他的支持者，使他们延缓他们的更大的计划。
同时，北京的领导能力继续降低。1593 年以后，中低级官职的委派由掣
签决定。高级职位（包括内阁）的补缺人选通常是在朝廷上由公开推荐决定，
实际上是要出席外廷的最高机构九卿会议的每一个人提名一人来决定。皇帝
然后从他们的名单中挑选一人。由于那些对行政自主叫得最凶的鼓动者已经
离开朝廷，1599 年的人员考核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派系争论便结束了。但是
由于继位顺序未定和被贬谪的东林支持者集团势不两立，那种坏人在北京当
权的确信并没有减弱。相反，当万历皇帝派遣太监到各地当税监时这种确信
增强了。
1604 年东林书院的建立标志了朝廷上持续很久的权力斗争的另一个阶
段，这种权力斗争其组织者从未放弃。这种权力斗争还集中注意力于根本不
同的一些地方的讲学团体，在此期间，这些团体已经吸引了顾宪成等人。所
有长江下游地区的学者都被邀请的三天集会标志了东林书院的建立。这次集
会采纳了支持儒家正统的政纲。集会的学者按协议保证通过修养、正直的生
活和正确的研究支持这个政纲。他们没有虚伪地说他们论及的问题与政治无
关；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救世。因为书院的创立人被赶出帝国朝廷以来已经过
去了10 年，这次集会这时没有被看作是颠覆性的。事实上，知县和当地知府
以公款资助了书院房屋的建造。后来巡抚还莅临了一次这样的集会。
这个书院事实上起学术机构的作用，但它也充当公开的讲坛。每月为期
三天的讲会吸引了广大地区感兴趣的学者们。此外，顾宪成在附属的学校中
经常讲课。年度的集会通常在秋季举行，其记录是公开的。哲学方面的讲演
很少不触及当时的事件。顾作为主要的讲演者，习惯于评介个别官员的品性。
他在北京朝廷的年青官员中尤其有影响。回顾起来，20 年以后对领导书院的
人物的控告并不意外。顾宪成和他的友人们进行的直率而公开的批评，对于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的基本情况以及文献的讨论，见苏均炜：《16 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
海盗》[474]（东兰
辛，密歇根，1975 年）。
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的确是难以忍受的。
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直到万历统治时期结束，没有与东林书院有联系的主要人物曾经重新进
入政府机关。1608 年曾提出给予顾宪成一个在南京的荣誉职务，他拒绝了。
但是在多年讲学和写作之后，他已在政府中聚集了一批支持者。他们和其他
支持者一道被看作东林党人，即使他们和书院没有直接联系。他们终于和反
东林的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
斗争于1605 年从一次关于人员考核结果的小对抗开始。首辅沈一贯是独
立自主的，但独立自主还不足以公然反抗皇帝至于东林党人所希望的程度。
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敌人。这次考核由吏部侍郎杨时乔和都御史温纯掌握，
两人都是东林支持者。温与沈一贯由于以前的一次争吵尤其有矛盾。①考核者
们的不公开的会议提出了记载上最苛刻的一系列建议：207 名京师官员和73
名南京官员被免职和降级。此外，这份名单包括几名对沈一贯很好的御史和
给事中。皇帝知道这次考核的实质，把报告留在宫中，不肯加盖他的印鉴予
以发布，因而违反了这种考核自动地得到正式认可的王朝的传统。为了减轻
被批评官员中的两人的压力，一份皇帝的诏书明确要求他们继续工作。
抗议连同控告和反控告（其中有些反对考核者们），开始塞满官方渠道。
这次争论从冬末拖延到夏季。凑巧6 月的一个落雷击倒了天坛的旗杆。这个
兆头迫使一些官员辞职。接着全部京官开始提出他们的辞呈，使帝国行政陷
于瘫痪。经过大量争论以后，决定曾被控告不公正的都御史应当退职。在争
论中讲话最大胆的两个官员被允许“引疾归”，而不是被免职。名单上的其
他人照考核建议的那样予以处理。最后，使得沈一贯的地位很难维持，以致
他在下一年被迫辞职。
这向东林党人表明，他们控制了朝廷中相当多的反对势力。但是他们要
找到一个领导中央行政机构的人却有困难。1610 年，他们似乎发现李三才是
这样一个人。李任淮安巡抚超过13 年，是顾宪成的密友。他对待中使们的态
度使他赢得了无畏的名声。他慷慨地花钱，在很多地方结交了朋友。最初认
为可以给他推荐一个内阁中的职务。如果被任命，他将是长时期以来第一个
非翰林成员的大学士。这种前景对早期的东林组织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
们自己不是翰林成员，看到那种独占被打破会感到高兴。但是当李的候选提
名不得不被搁置时，又提议使他成为都御史，或者可以考虑他当辽东总督。
辽东军事上的成就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使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晋级候选
人。
反东林集团并非没有看出这一着给他们造成的威胁。他们揭露李和顾宪
成的联系来强调使帝国朝廷被一个贬黜的官员遥控的危险。东林党首次被叫
做朝廷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恶势力。同时，李三才财务上的廉正也成了一个激
烈争论的问题。突然提出了12 条奸诈和贪污的罪状来反对他，其中之一具体
指明了他曾接受的贵重财物，并指出了赠送人的名字。李三才陷入窘境，呈
上辞呈，被政治争吵弄得厌烦了的皇帝没有回复。李未经批准便放弃了职务。
另外一个可能的大学士候选人王图受到两个集团的奉承。
① 参见本章前文《关于大礼的争论》。
1606 年，王的地位特别重要。作为吏部侍郎并主持翰林院，他取得了反
东林的政府编撰-教育部门的支持，也取得了吏部尚书孙丕扬的信任。后一关
系在六年一次的人员考核再次到期的这个时候特别重要；孙尚书年近80，不
能指望他照管所有琐碎事情。①
事实表明，王图耍了两面派手法。他赞成东林集团，可是他没有拒绝这
时以宣城汤宾尹和昆山顾天埈为首的那些反东林集团的建议。汤刚升任南京
国子监祭酒，而顾新近免去了他的喻德的头衔。两人因此在政府编撰-教育部
门内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他们还将科道人员集合成叫做宣-昆党的集团，这是
按照这两个首领的故乡命名的。
不管是否由于王图的策动，1611 年的考核给了这两个反东林集团致命的
打击。皇帝再次看出这次考核的实质，不肯公布考核的报告，并再次将它们
留在宫中以达到搁置提案的目的。但是1611 年这次考核有一个罕有的特点：
报告附有一份访单，具体说明了七个被批评著名人物的声名狼藉的个人品
格，打头的是汤宾尹。皇帝扣下这份报告，但其内容泄漏了出去。更糟的是，
不太克制地宣扬被批评者的家丑的伪造弹章这时在京报上披露。在这种情况
下，皇帝不得不公布这一考核报告。名单中打头的汤宾尹被控“不谨”，顾
天埈被控“无行”。两人都被列入行政机构停用的名单。
可是1611 年考核的结果王图不是没受损伤。他在考察拾遗中受到了批
评，因为他的当知县的儿子从事不法的财政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据说王图
不宜委以要职。他自己和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关系也被揭露。但是，王
随后的辞呈却被皇帝再三拒绝。他没有再任职，一年以后才被允许“引疾归”。
他的离职使东林党人在万历统治时期可能获得高级职务的任何希望成为泡
影。此外，虽然孙丕扬主持的北京的考核一般被认为有利于东林党人，南都
南京的同一事项却不这样。南京考核中被免职的官员大部分是东林党人。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1611 年以后朝廷仍然进
一步渐渐趋于瘫痪。两年以后，方从哲就任首辅，他担任这个职务（大部分
时间没有副手）直到万历皇帝于1620 年去世。他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优柔寡断
的官僚。皇帝对论战性的奏疏无意作出任何反应，在高级职位出缺时这时又
习惯于让它们空缺。官僚机构的减员因科道部门的作用而扩大。御史报告中
提到的人写出他们的辞呈，屈从于这种文件，未经批准便离开了职务，这类
现象已经变得很常见。御史和给事中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形成了几个
地方性的集团，被叫做齐（山东）党、浙（浙江）党和楚（湖广）党，这三
个党有反东林的共同倾向。1617 年的人员考核大体上反映了这种倾向，这种
倾向有时波及停用名单上的官员们。
① 参见本章前文《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严嵩掌权》。
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东林运动只实现了一个政治目标。它彻底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
的企图。这证明皇帝没有他的官僚们的同意，决不可能改变他们认为的王朝
的根本法则。在职或被贬谪的对立的领袖们能够给皇帝，或者在做不到时，
给他的主要顾问首辅，再做不到时，给下一级的官僚们施加压力。科道部门
是朝廷反应灵敏的机构，掌握大部分的信息。许多批评和弹劾与这个根本的
冲突有关；寻求个人满足或报复也能包括在这一冲突内。如果东林集团没有
积极卷入这场权力斗争，定期人员考核所揭示的重要人物的不端行为决不可
能暴露。
上述政治结构似乎有可能将君主专制政体改变成某种形式的提供参加机
会的议会的政体。非常明显，在16 世纪晚期，皇权没有保持一支它自己的军
队；也没有由之获得经济实力的坚实的土地基础。这个王朝创建者们的军事
征服者的作用已经消失于幕后；皇帝现在仍然是皇帝，只是因为所有文官承
认他是皇帝。文职官僚也经历了变化。表面上，文职官僚是通过公开的竞争
考试被吸收进行政机构的。可是作为一个集团，它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代表帝
国的中上层地主。这些因素，连同有地方精英支持的东林领导人这时已在帝
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建立一个联系基地这一事实，使得一些学者把这个运动
和西方世界大约同一时期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兴起同等看待。
但是形式的类似决不能掩盖实质的不同。在西方，形成民主的中心从来
没有和财产权的概念分离，财产权是可以流通的，可以分割的，可以让与的，
还有可能提交法院审理。东林党人鼓吹他们所认为的道德问题；按照他们的
新儒家解释，道德问题等于天理。他们和皇帝相持不下，因为万历皇帝天生
是上天（宇宙秩序）的代理人，不过，他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根据他们的
意见，将打乱万物的根本自然秩序。按照他们的观点，这是一场伦理的，而
不是一场制度上或法制上的斗争。
经济确是加入了总的斗争；但在道德的绝对权力面前，分散而难以划分
的经济利益不够重要。万历皇帝能够反对公众利益而保留他的税监矿监，却
不能够在他更改继位顺序的努力方面成功，这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要
性。同样，尽管李三才因遏制那些税矿使而赢得了声望，但他从来没有获得
足够的党派性的影响来和顾宪成、赵南星以及邹元标相比，他们通过道德上
的争论树立了他们的社会形象。这场斗争的道德气氛由于人员考核过程而进
一步增强。由于这一过程而被免职的所有东林或反东林的主要人物，都被想
方设法地贴上不道德和没有节操的标签；没有一人被说成在职务的本分方面
不够坚毅或缺乏专门技能。
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特征。主张
人类行为的复杂情况可以分为绝对好和彻底坏两种道德上的典型，这反映了
官僚政治中缺乏结构上的深度，官僚政治是以它所统治的村社的准则为模
型。（换句话说，也就是上层建筑仿效下部基础的结构。）这种官僚政治不
能更精密地管理它自己的成员，不懂得掌握任何类似立法的权力以制定可以
调节背道而驰的经济利益的法律，而对参与关于法律的议会式辩论的权利听
之任之。东林运动决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反之，如果这时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这个运动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任何变更都可能等于采用一种新结构的
推理方法。相反，这个运动只是捞取从个人道德的没有变化的修辞水槽中汲
取来的抗辩的论战术。
这种统治类型的保持产生了特殊的社会性后果，这种社会性后果反过来
又反作用于官员集团，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东林运动演戏似地表现了这种
反作用过程。晚明的上层阶级职业上的出路很少。没有证据表明，国家经济
已变得多样化，足以诱使最好的人材去经商，和以可观的资力去积累财富。
另一方面，汤显祖作为剧作家，冯梦龙作为故事作者，吴承恩作为小说家，
王世贞作为散文作者，李贽作为独立不羁的思想家，以及董其昌作为画家和
书法家所表现的一切富有创造力的独特性，和他们作为职业官僚的“正常”
经历无关，都得到了发展。在政府任职，就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抱负来说，仍
然是唯一的出路。（注意到这批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并不置身于论争之外，也
是饶有兴趣的：汤显祖被看成东林成员，董其昌被看成东林分子，而李贽受
到了东林的指责。）
在文职官僚机构这个巨大的文人-官员汇集的部门内，由他们著作中无数
次提到的他们闲暇生活的范围看，未加利用的精力其总量一定是相当大的；
这在袁宏道的著作中尤其明显。在张居正以后，大部分官僚再次处于没有多
少事可做的状态。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行政机构的经历获得成就和声誉。
这样，虽然有些政府官员认真地担任他们的职务，其他的人通过了文官
考试，便以冷淡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可是仍然热切地追求社
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受迫害者的褒扬有其不平常的吸引力量。
和这种才能的浪费一道，存在没有投资的财富。出售珍品如象牙和犀牛
角的过高价格，以及铸造用具和埋在地下的贵金属（同时代的人常常报导的
一种现象）的总量，作为例子证明了资金可能被冻结而不能产生经济价值的
习俗。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个过于讲究的、虚饰的时代，这可
以从有些学者在他们自己身上挥霍他们的财富的方式略窥一斑。在那个时
代，一锭珍贵的墨在价值上可能超过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一个富裕人
家庆贺生日可能延续10 天，有从远方来的客人；简单的祝贺短文变成了冗长
的精巧的歌颂文章。同时，乡绅们让他们的轿子为随从所环绕；捐得官阶的
人在他们的住宅前竖立旗竿。换句话说，当社会不能引导它的成员面向目标
时，他们便转而面向身份地位。历史上的正直的知名之士被给予最高一等的
地位。这种名声，如果持续不替，不但比纪念有德之士而建立的石碑更长久，
而且保证这种荣誉能伴随一个家庭几代人之久。
皇帝的悲剧是他为东林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据。如果没有关于继位的
事端和关于矿税使的争论，①党人持续他们几十年的斗争可能是有困难的。碰
巧，小问题和小事件纠缠进了关于继位问题的普遍争论的更大框架；继位问
题的争论由于与皇帝政策的可疑的和隐含的联系，在帝国的政治词藻中被叫
作关于“国本”的争论。下述表面上不足道、但对东林运动的历史却很紧要
的一些事例，能够说明问题。
1603 年，还在东林书院建立以前，楚王（年长的皇帝的族人，受封于楚
的王朝创建者的第六子的直系后代）被30 个男亲属对他的继承权利提出异
议。他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甚至据说，被说成是他父亲的前一位王长期无性
① 关于更充分的说明，见罗兰·L.希金斯：《明代的海上劫掠和沿海防御，政府对沿海骚
乱的反应，1523—594
年》[202]（安阿伯，1981 年）。
交能力。尽管这事发生在这位父亲去世32 年之后，并在批准这位王的爵位
25 年之后，署礼部尚书郭正域仍然请求公开查勘。想把这一案件的影响减少
到最低限度的首辅沈一贯，主张调查应秘密进行。正巧郭以前是太子的主要
讲官，他的同事们公认他是顺序地继承帝位的主要维护者。他还公开声言反
对派遣矿税中使。另一方面，沈一贯被认为是皇帝的一个工具。这个涉及楚
王合法性的案件就这样无意中导致了朝廷上所谓好人与恶势力的冲突。
在郭的坚持下，省的官员们进行了公开调查。证据大体上有利于楚王。
但是，郭再次请求皇帝让证据在最高级的朝廷官员中传阅，以便详细调查他
们的意见。这一请求被接受，37 个领导官僚提出了他们各自的意见。这些意
见不但彼此矛盾，而且有时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和躲躲闪闪的陈述，透露出派
性的考虑妨害了他们对于在其他情况下应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的思考。按照礼
部另一个侍郎（他在这期间受命接过了郭正域的职责）的建议行事的万历皇
帝这时赞同楚王的合法性，并宣告这个案件结束。
这事刚一发生，皇帝就因弹劾过多而不胜其扰。支持沈一贯的科道官员
们没有耽误时间。他们声称，郭正域为了报私怨，曾和一个不满的皇帝的族
人勾结。郭以控告首辅欺骗进行反击。沈一贯和另一个礼部侍郎据说曾压制
反对意见。郭更进一步，揭发说，当这个案子还悬而未决时，楚王的一个代
理人曾和他本人接洽，愿出10000 两银子以换取有利的裁决，但他拒绝了。
他暗示，楚王很可能以高得多的代价取得了他的合法性。万历皇帝对这样的
争论很厌恶，对它们置若罔闻。当皇帝对这些弹章不作回答时，官僚们之间
的控告和反控告逐渐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个案件。其中，户部尚书和国子监
祭酒因他们的意见有利于楚王的合法性而受到攻击。但是都御史和次辅支持
郭正域。划出了派系界线。
最后皇帝接受了郭的辞职，显然希望这样做可以结束这个案子。但是它
对皇帝继位问题的含意是所有人都清楚的，这个事件也没有就此结束。到这
位前礼部侍郎已整装离京时，北京的街头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小册子，有的被
投入一些高级官员的门内。这一印刷品宣告，一个废黜当今太子、以皇帝的
第三个儿子取代他的阴谋正在进行中。它接着说，如果这个阴谋成功，大约
有12 个武官和文官将受到奖赏，他们的姓名列成了清单。然后它预言，最高
的功勋无疑属于像首辅沈一贯那样的人。
看到这一印刷品，皇帝被激怒了。厂卫逮捕了几个嫌疑犯，但嫌疑集中
于郭正域。一个给事中上疏皇帝，他把郭对楚王案件的处理和这一煽动性的
印刷品联系了起来。但是，郭的朋友们怀疑，他是遭到了沈一贯的党羽的陷
害。最后，两方的嫌疑都消除了。一个和官员集团没有关系的朝廷随从被定
了印刷小册子的罪，并被处死。但这个案件拖延了六个月，提醒每一个人，
有一个支持皇帝和首辅的党派，还有一个支持太子的党派。他们相互之间的
仇恨和猜疑是强烈的。最细小的偶发事件，不管怎样无足轻重或并不相干，
都可能在任何时候逐步升级为重大的对抗。
1603 至1604 年的事件只和东林党人沾点边。在搜查神秘小册子的作者
时，有一个叫于玉立的人牵连进了这个案件。他的书信被发现为一个嫌疑犯
所持有。于玉立是刑部的外郎，随后被免除了行政机构中的职务。他后来在
京师和东林党人的一些组织者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些事件，不管它们显得多么琐细，却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影响了
随后例行的文官考核的结果和做法。1605 年的人员考核是在关于楚王的合法
性的争论和小册子引起的骚乱之后不久到来的。主持这一事项的官员正是都
御史温纯，①他曾是侍郎郭正域的后盾，和大学士沈一贯意见不合。在考核期
间他指名免职的主要人物大多数是在上述两起事件中颇为沈一贯尽力的科道
人员。另外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成了这一连串事件的牺牲品。礼部侍郎李廷
机曾建议万历皇帝承认楚王的合法性，自此以后被东林党人看做不受欢迎的
人。他最后面对正在增长的反对，只好推卸了首辅职位。他反东林的态度是
明显的，因为他偏袒沈一贯。①
万历皇帝在处理这两起事件时，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做得很好。他能自由
使用的权力很少，在涉及楚王的事件中，他允许朝臣们说话，但一旦作了决
定便拒绝重新讨论这一案件。在处理神秘小册子时，他一再嘱咐涉及的高级
官员们保持镇静。在派厂卫去逮捕搞阴谋的人时，他避免使这一案件损害那
些嫌疑犯。由于京师被小册子中的说法所震动，他把太子叫来面谈，有宫里
一些太监在场的他们的谈话，被送交内阁的机关公布。不过，尽管有这一切
骚乱，他并没有通过选定太子来解决继位争端，因而没有消除侵扰外廷的猜
疑的根本原因。
当小册子最初在北京街头发现时，他已授予福王称号的他的第三个儿
子，将近18 岁。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的王朝惯例要求他离开北京，到一个遥
远的地方去住。但是皇帝固执地拖延他心爱的儿子的行期。既然皇帝没有实
行这个对于保证顺序继位至为重要的惯例，局外人推测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并
未最后确定就只能是自然的事情。在此后一些年里，这种猜疑将引起更多不
可避免的争论。1614 年，在福王28 岁时，他才终于离开京师。但下一年发
生了“梃击”事件，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福王支持的党派杀害太子的一次不成
功的尝试。随着这次据说是暗杀的尝试，东林党人聚集在了太子周围，太子
就是未来的泰昌皇帝，他在位只有30 天。
在万历皇帝统治期间，东林运动从对道德律的狭隘解释得出它的伦理的
优越性。在对张居正不肯请丧假的指责中和在东林党人积极参与关于楚王的
合法性的争论中，这是显而易见的。经受了多次考核过程以后，东林党人后
来只好把他们权力的基础放在继位问题上。他们希望在太子继承皇位时，在
他下面实现他们的政策。当“国本”（继位制）看来真受到威胁时，他们的
关心证明是有道理的。①
① 关于地方对这些袭击的反应的详尽研究，见梅里林·菲茨帕特里克：《浙江北部的地方
政府与对1553—556
年海盗入侵的反应》[164]，学位论文，国立澳大利亚大学，1976 年。
① 有关双方战术和策略的详细说明，见贺凯：《胡宗宪对徐海的战役，1556 年》[266]，
载小弗兰克·A.
基尔曼和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 年），第273—07 页。
① 见威廉·莱特尔·舒尔茨：《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446]（纽约，1939 年），第2
7 页。
衰落期中的思想状况
统治能力的衰落
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向把万历统治时期的中叶当作明帝国历史中的一
个转折点；在此以后王朝的局面变得难以维持，它的崩溃不可避免。在得出
这个结论的过程中，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皇帝的性格上。朝臣之间的
派系争论也受到了谴责。这种解释倾向于掩盖一个认识还不很清楚的基本事
实。一个其公开承认的目的是保存农村村社的农业单纯性的相对松散的政
府，是没有能力应付新的时代的难题的。
可是在王朝政体的框架内，上述历史学家的论点不是没有真实意义的。
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改组和财政及法律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这些评论家在
把皇帝和他的官吏之间的拖长了的僵局以及官吏本身之间的争论，当作王朝
不能保持其政权的主要原因方面（如果不是唯一的原因），证明是有道理的。
在这种僵局以前，那个时代有头脑的人已经试图减轻这个高度程式化了
的政权结构在行政工作中所保持的思想控制。当全面改革不可能时，就主要
的行政官员来说，已在谋求某些行动的自由。例如，张居正曾经打算吸取反
对传统观念的王艮（1483—1541 年）所提倡的儒家类型的功利主义。王艮认
为，利他主义不过是自我保存的一种行为，犹如以一己之舍对换他人之舍。
他的“左翼王阳明学派”的思想似乎包含了更多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实用
主义的对社会问题的观点。①但是，在沿着这条路线的什么地方张很可能得出
结论，他自己对一个特定的思想学派的赞助将不可避免地要树立一个坏的先
例。最后，他成了下令关闭帝国中所有私人书院的人。 ①
李贽，一般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反对传统思想的人，提出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建议。包含在当时社会准则内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仍然应当适
用于普通群众，但有异常才能的男人和女人，当他们的成就比他们对准则的
违犯更有价值时，应当不受传统要求的限制。证明这种例外有道理不是根据
法律上的理由，而是根据哲学上的理由。李贽是王阳明的心学学派的追随者，
他认为，因为终极的实在只存于心中，具有胜过邪恶的天生能力的卓越的心，
应当被给予更大的行动自由，即使牺牲社会道德。①他的给予杰出大臣和将领
更大便宜行事权力的有限目标，不能被认为是“激进主义”。但是，他的建
议的激进方面在于他所寻求的赖以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在一个法学不发达
而哲学说教至高无上的时代，李贽提出，包含在有关法令的法律中的传统行
为准则可以被思想认识取而代之，因而迈出了更远的一步。由于这种观点含
蓄地怀疑道德律的超越地位，李因拥护这种不符合传统规范的思想而不得不
死于狱中。他于1602 年自杀；即使是通过间接的、善意的手段来改变王朝高
度程式化的政体及与之伴随的道德准则的任何尝试，也就到此结束。
不过，涉及万历皇帝和他的官吏的法制上的僵局没有发展成为危机。的
确，需要皇帝出席的礼仪活动是被放弃了。和关于皇帝职责的争论一道，有
些关于实际问题的建议被留在宫中未予答复，实际上被皇帝否决。然而其他
① 弗朗西斯·培根：《关于帝王统治》，载《弗朗西斯·培根文集》[3]（纽约，1908 年
），第84—5 页。
① 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Ⅲ，第316 页。
① 关于这个论题的更详尽的论述，见王毓铨：《莱芜集》[557]（北京，1983 年），第1
10—41 页。
的事务继续进行，这些文件显然受到了皇帝本人的注意。（1620 年，在他死
前约三个月，他向首辅方从哲抱怨说，大量公文仍然需要他考虑。）当高级
政府职位仍未补缺时，副职和职位较低的官僚照常处理工作。饥荒的救济品
分发了，国内的叛乱被制服了，边境游牧部落的入侵处理了，虽然这些事件
的解决往往引起了批评。
万历时期晚期最实在的成就是泇河的完工。在大运河反复因黄河被淤塞
和泛滥以后，打算建造一条在东边与之平行的代替的河道，以完全避开徐州
附近的急流。这项建议曾经吸引了张居正的注意力。但是，工程于1593 年才
开始，而且这个项目很快陷入困境。必须清除的石头比预料的多，工程由于
经费短缺几次停止。然后工程于1603 年重新着力地开始。这条新河道长110
英里，最后于1609 年开通运输。
政府继续衰落，虽然不那么令人注目：衰落是逐渐的，但是是继续不断
的。官僚机构只能依靠它的成员的忠诚和信念以正常地发挥作用。①东林运动
的道德上的狂热只是那种信仰的一种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作用中这种信仰
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万历皇帝没有对维护社会道德做出什么贡献。相反，
他的私事进一步打击了那些希望重振皇权的人的情绪。
他对中央官僚机构中的派系冲突（这种冲突常常由他的荒谬行为和报复
态度引起）的反应是，堵塞得以正常领导政府的官僚政治的渠道。他对内廷
和外廷的日常工作都干脆不理。最显著的是，他不肯对要求任命或辞职的奏
疏表示承认或作出所需要的行政上的答复。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在他分析皇
帝这方面的态度所造成的最高官僚机构中职位大量空缺的事实时，断定这种
现象表示了大约从1600 年起皇帝作为政府首脑所起作用的变化的几个有关
的要点。第一，他曾一再受挫于他的官吏，屈从他们的意愿，他心怀怨恨地
拒绝合作，作为报复他们的一种办法。第二，当他满足于让政府的许多部门
在人员配备过少和无领导人的情况下竭力支持时，他显然把所有那些与积累
财富有关的文官机构排除在这种处置之外。第三，他满足于让人员减少，是
因为没有付给那些不值一谈的官僚的薪俸可以转入他的内库。①
为了说明这种僵局的范围，我们可以引证首辅沈一贯1603 年早期的悲观
失望的奏疏，他在其中向皇帝报告说，都察院的13 道监察御史中有9 道仍然
长期空缺，尽管再三推荐了补缺的候选人。所有这些推荐都被置之不理。1604
年，吏部尚书急切地报告说，国内几乎有一半知府的职位空缺，在南京和北
京都有一多半尚书和左、右侍郎的职位仍未补缺，任凭一再努力以求补上这
些空缺。皇帝干脆不理这些请求。京师仍然在职的官员们在皇帝（他这时如
果有过的话，也是极少上朝）不想上朝时，好几次想出了接近皇帝的特殊办
① 对隆庆皇帝节俭和仁厚的驳斥，见孟森：《明代史》[375]（1957 年；重印，台北，1
967 年）。隆庆皇帝
不能当众讲话的最有力的证据得自高拱1572 年在万历皇帝继位后不久所上的一份奏疏，其
中据说，隆庆皇
帝早朝时甚至让大学士代他从宝座上作例行公事的回答。高拱强调，这种做法损害了公众
的信任。这一情
节参见下文。这份奏疏见于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57]（平露堂，1638 年；摹印
本，台北，1964
年），301，第8 页。这一资料也见于《病榻遗言》[282]（16 世纪后半期；重印于《纪录
汇编》，1617 年；
影印本，上海，1938 年）有关隆庆皇帝的话中，该书被认为是高拱所作，但真实性可疑。

① 这样一种理解的最有力的根据是1590 年8 月25 日皇帝和申时行的谈话。这一记录见《
明实录·神宗实
录》[380]（1630 年；重印，台北，1961—966 年），第4186—191 页。英译文见笔者：
《1587，无关紧
要的一年：衰落中的明王朝》[251]（纽黑文，1981 年），第230—34 页。
法来恳求他批准政府例行的任命，和允许那些没有得到正式批准便已长期离
职的官员退职。有几次他们一起跪在宫殿的院子里，齐声呼号以引起他的注
意。但都徒劳无益；任凭没有答复的奏疏一年又一年地堆积起来。
太监机构中的许多空缺职位，尤其是像司礼监的那些主要职位（在正常
情况下，这些职位的补缺需要外延或大学士们共同认可），也没有补人。这
表现出皇帝看不起这个太监官僚机构的主要部门，在他看来，这个部门是京
师官僚机构在对他强加约束方面的一个听话的代理机构。只有那些直接从事
税收和开创新财源的太监（矿税使）的和外廷的官僚行政机构的部门才受到
他的密切注意。这些部门保持满员或扩大，并被责成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个
君主得到了（无论他应否得到）历史上最爱财、最贪婪的皇位占有者这个名
声。他继续不断地想出不把税收给予政府和增加他自己的私人宝藏的办法。
官僚们对这位皇帝所感到的轻蔑遍及政府各部门，并对官僚政治的道德有深
远的影响，这更进一步降低了不但人手不足，而且还不给予职位升迁的行政
机构的能力。最大的损害是在“梃击”事件的余波中造成的，这次事件充分
暴露了万历皇帝不但不适宜当皇帝，而且也不适宜做他自己家属的领导人。
“梃击”案
夏初一天的傍晚，一个挥舞大棒的强壮青年在皇城内的太子住所被逮
捕。他已经伤了一个侍从太监。刑部官员的审问确定这个闯入者的姓名是张
差。法庭打算断定这个人精神错乱，想要了结他和两个宫廷太监的怨恨；他
曾在城外碰上他们。这时这个案件可能以立即判处这个人死刑结案，因为法
令对于甚至即使是用姿态威胁宫廷的罪犯也要求处以这种极刑。但是，这种
判决被一个负责监狱的低级官员阻拦而没有最后定下来。这个官员，王之宷，
对精神错乱的断定提出异议。在牢房的一次个人的讯问中，他已证实这个囚
犯神志清楚而机警；他曾受指导以执行一个阴谋。由代表刑部所有各司的人
员当众进行的对这个案件的复审由于说出了两个作为唆使者的宫廷太监，而
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讯问结果。他们与郑贵妃和她的兄弟接近，这似乎证实了
普遍的怀疑，这个闯入者是被派去杀害太子，以便她的儿子福王可以最终登
上皇位。张差据说曾被许以豁免和奖赏。①
在随后的抗议和批评中，万历皇帝采取了一个没有先例的措施：他把所
有的官员召进宫里。正式的礼规被免除。皇帝在跪着的朝臣们和站在他下面
一两级石头台阶上的太子及其三子一女的前面临时讲话。他有一会儿抓住太
子的手以表示对他儿子的个人感情，并让官员们放心，继位制度是不能改变
的。他然后要求把张差和两个牵连进这个案件的太监处决。这时刑部的几个
高级官员表示反对皇帝对所有三个嫌疑犯给予死刑的裁决。随后大学士们进
行了调停。张差被判决于第二天处死。但是这两个仍然收押在宫中的太监将
被移交给文官们审判。皇帝同意这样办。①
① 不管怎样，这段情节似乎有坚实根据。举一个例来说，申时行：《赐闲堂集》[466]（
序，1616 年；缩微
胶片第865—66 号，国会图书馆），40，第22 叶提到了这一情节，包括这里引述的话。王
世贞：《嘉靖
以来内阁首辅传》[553]（16 世纪晚期；重印，《明清史料汇编初集》，1，台北，1967 
年），6，第24 叶
指出，冯保向太后报告说，高拱想以周王取代万历皇帝。
① 见黄仁宁：《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 年），第226—44 
页。
可是这两个太监最后也没有移交。在张差执行死刑以后，他们被带到文
华门由文官们审问，但他们仍然由内官监禁。他们坚持他们无罪，因此不能
拿出裁决的意见。这时太子出来为他们说话，声称他们实际上是受疯子张差
的陷害。审问的行政官员们于是请求皇帝准许再次反复询问他们，但是没有
得到准许。在皇帝接见后的第五天，两个可疑的太监据说监禁在宫内时已经
死了。过了两年，在1617 年的人员考核时，曾经审查此案的积极的官员王之
宷以贪污而被撤职。①几个以前主张迅速了结此案的官员这时被叫做浙党。派
性的界线决定了这个案件的结果。
行政机关的自信被动摇了，它的管理观念消失了，变成了难以管理的机
构。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逐渐地但却是不可逆转地蔓延到了低层行政机构。
在明代的制度下，地方上的施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地方长官的品
格和廉正。在制止地方士绅对民众的剥削时，他们经常被迫单独地行动。现
在，他们的美德很少被承认，他们的刚毅得不到支持。这种党派政治败坏风
纪的影响因而扩展到了各级帝国行政机构。
没有选择余地
我们从16 世纪晚期和17 世纪早期游历过中国或从澳门对中国有过短暂
观察的欧洲人的叙述可以了解，这个帝国被认为是一个安排合理的统一体，
但是不能制止它行政机构中的许许多多违法行为和普遍的贪污腐化。这些作
者还对许许多多的市镇和城市，对这个国家生产的种类很多的货物印象很
深。这就产生了一种一致意见，中国非常富裕，但却虚弱。在这个航海和发
现的时代，这种状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军事征服的诱惑。事实上，由于来自
世俗，也同样来自宗教团体的热切恳求，西班牙腓力二世一再受到怂恿派遣
一支远征队去征服中国。这个武力打开中国的建议，如果实现，要比鸦片战
争早约两个半世纪。但是事实上腓力依然没有动心，这个建议没有什么结果。
由几十年后对荷兰殖民者发生的事来看，马德里做出的决定不是不明智的。
西方列强还没有获得它们技术的优势。只有在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后，它们才
能维持一支使中国的帝国体系结束所需的武力。
万历晚期的明王朝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它的虚弱已暴露给欧
洲，同样也暴露给本土的目击者，可是它能抵挡内、外两方面的攻击。明代
的情况表明了天命说法的持久的效力。并不是中国民众生来对治理不善具有
更大的忍受能力。但是农民（只在整体上能被操纵）是在同样分散的官僚的
支配之下。②除非学者-官员阶级同意或被迫改变它的忠诚，王朝的更迭就不
会发生。换句话说，王朝不是靠它的实力，而是靠它的没有竞争的地位而延
续。没有有力的竞争者足以保证它继续存在。
在16 世纪将要结束之前，万历皇帝还曾庆祝他三次主要战役（“三大
征”）的成功的结局。①在他长期统治的最后30 年中，很少有一年是在没有
① 编辑者的名单见于《万历会计录》[550]正文前的书页，该书由王国光辑，张学颜编（
版本不详，约1582
年），其微缩胶片可以在几个图书馆找到，其中有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也
见富路特和房兆
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82 页。
②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4806 页。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4790、4812 页。关于刘道隆的话见第4812 页。
某种国内叛乱或边境危局中度过的，这样说就够了。
社会动乱和边境危机
在这个时期，有几省发生了国内起义。最严重的起义中有白莲-弥勒教所
支持的山东的起义，1587 年暴发，又一次在1616 年。
在俺答于1571 年受安抚以后，沿北京以北和以西的边境少有入侵事件。
一度强大的蒙古联盟开始分裂；俺答的后继者撦力克和卜失兔不能控制所有
的部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鄂尔多斯部入侵甘肃-青海边境地区。在随后防
御鄂尔多斯游牧部落的战斗中，明军大体上是成功的，部分地是由于这一地
区的藏族和维吾尔族部落的援助。但是在这整个时期，边境冲突和小的战役
不断发生。同时，东蒙古人继续向南迁移进入辽东（在近代的满洲内），他
们在那里时常袭击中国的边境前哨基地。1598 年，部族成员成功地伏击并杀
死了明的总兵官李如松。直到满族人在女真（满族）领袖努尔哈赤领导下出
现时，蒙古人仍旧在东北占据了明军的注意力。他们能够把30000 至50000
骑兵投入一次战斗。
在西南，明军和缅甸人之间也在断断续续地打边境战争。1582 至1583
年，刘綎率领的一支讨伐军深入缅甸；1584 年，刘再次打败缅甸人。尽管有
这些胜利，边境仍然易受攻击。在16 世纪的最后10 年，缅甸人再次入侵云
南边境。在这个混乱的时期，连越南人也变得不安定了；1607 年他们沿云南
和广西边界进行袭击。
这些危机和起义没有一次能够倾覆明政权，尽管它们引起了够多的问
题，有时还引起了担忧。它们没有对帝国的体系构成严重威胁：没有一个集
团设法建立后勤基地或设法获得足够的领土以支持进一步的发展。要做到这
点，它们需要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支持。如果一个起义者不能团结地方士绅作
为他的事业的后盾，他的救世主的使命就只能在来世提供救助。如果一个边
疆的首领不能吸收足够的合作者按照中国的样式来创立一个国家（如俺答一
度试图去做，如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后来实际做到的那样），他就不能希望在
中国建立一个王朝。这些事例再次使人明白了这一点，中国传统思想状况的
代替物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明帝国的失败可以归因于它的成功。它构想的政
治制度使它能够牢靠地依靠它的指令；只要这种状况仍然存在，就只能忍受
它的错误的行政管理。
文化隔离
万历时期的明政权缺乏它早期的活力；自从王朝建立以后，朝贡制度便
已衰落。不过这一制度决没有被放弃；它仍然符合帝国的利益，对它很有用。
但是条款现在是易于协商的，而在早期它们是由明朝廷提出的。俺答和他的
部属曾经受到朝贡关系的一种有所修改的方式的对待，赠品和商品的交换是
在边境贸易站而不是在京师进行。丰臣秀吉差点被说服作为承担纳贡义务的
日本“王”而出现。1590 年，扣下给予撦力克的财政援助（与朝贡关系相联
系的一种特殊照顾），这被认为是使蒙古人屈从的一种手段。1594 年，云南
巡抚能够联合纳贡国暹罗发起对缅甸的攻击。1615 年，即努尔哈赤公开和明
朝廷决裂的前一年，他派了他最后到北京的贡使。但是，把外援和接受者对
天朝的自愿臣服联系起来的政策是有限度的。这类安排可能加强武装和平，
但它不能代替武装力量。这一点被努尔哈赤所充分证明，而安南（越南）提
供了另一个适当的例子。当明朝廷不能对黎和莫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执进行仲
裁时，它对安南的支配地位便消失了。
欧洲人的到来引起一个新问题。明帝国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不让沿海贸易
扰乱其农业社会的社会生活。葡萄牙人被允许在澳门继续居住；这个殖民地
的合法地位从来没有提出，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发生争执。实际上，葡萄
牙人向香山县知县缴纳一笔规定的租金，而中国在澳门的市舶司征收进出口
税和吨税，对葡萄牙人用特惠税率。1574 年，一道界墙被建立起来以封闭这
个殖民地，把外国人限制在里面。但是，葡萄牙人在这个殖民地内享受自治。
在腓力二世占有葡萄牙王位后，澳门居民决定在其本国所承认的市民权的基
础上成立一种议院行政机构，最后是从印度总督获得批准的。因此，虽然口
头承认腓力是他们的国王，殖民者设法使他们的港口城市摆脱了西班牙的干
预。
这些详情和中国人无关。尽管官员们承认不能禁止对外贸易，他们却被
指望制止中国人出洋，因为他们不能处理由混杂的中外人口造成的问题。按
照外国法律管理的侨民区因而符合他们的意向。对外贸易的关税和吨税并不
作为国家的收入。未经仔细稽核的收益用来支付地方的用项。中国的资料证
明，在征收了他们自己向来的税以后，官吏们很少提出问题便让关税申报得
到批准。
1567 年，明朝廷解除中国人参与对外贸易的禁令，还指定靠近现在厦门
的月港为这种海上贸易应当通过的港口。这是对参加海盗活动和武装起义的
福建居民的特殊让步。当地居民现在被允许出海。这项政策实际上支持移居
国外，说明了许多福建人的村社这时在东南亚出现的原因。
贸易由澳门向上游转移到广州似乎已于1578 年开始。在这一年澳门的葡
萄牙人被允许到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去购买中国货物。在整个16 世纪，广州间
断地禁止和开放对外贸易，决定其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和秩序。广东的地
方官员们拟定了一套详细办法来控制他们管辖之下的对外贸易。外国人必须
在指定的地区内居住。他们由一个同业组织的管理人所指定的一些富有中国
商人“担保”。贸易期限于一年一次（后来是两次）。中国人还发展了强制
的方法。他们不给不遵守这些办法的外国人提供服务和生活用品。当征收关
税从澳门移往广州时，所有19 世纪公行制度（实际上这是朝贡制度的变体）
的因素都已经有了适当的位置。
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
在澳门葡萄牙人获得他的殖民地的同时，西班牙人也试图通过外交谈判
在中国取得一个类似的立足点。这一计划的前景暂时似乎是良好的：中国官
员们在肃清海盗首领林凤（在西方资料中也叫Lin A-feng、Limahong〔林阿
凤〕，或Dim Mhon〔李马奔〕）方面也共享好处。
西班牙人于1570 年到达一小批中国人已在那里长久居住的马尼拉，并建
立了一个殖民地。1574 年晚期，林投降中国当局的提议被拒绝，他带领62
艘船只进入马尼拉湾，装载着男人和妇女、武器、农具，目的显然在于开拓
殖民地。林的士兵在他们的路上并不困难地打败了一艘西班牙船，但他们和
西班牙人在陆地上的战斗却失败了。这伙海盗于是转向北方，最后在仁牙湾
的邦阿西楠建造了一个要塞。1575 年3 月西班牙人组织一支远征队，突然袭
击这批中国人。他们摧毁大部分海盗船只后，围攻这个要塞。围攻继续了四
个月。当战斗在继续进行时，正在寻找林凤的指挥两艘战舰的中国舟师军官
王望高，也到了吕宋。他应邀到马尼拉，并受到热情接待。王反过来同意随
他带回以这个传教区的创建者拉达修士为首的西班牙使团。
很明显，中国官员们这时想要西班牙人为他们打仗。而西班牙人，除了
得到吕宋岛以外，为了贸易和传统事业还谋求打开中国大门。当西班牙使团
到达福州时，它的成员受到热诚的招待；中国巡抚答应把他们的要求转呈北
京。意外的是，当这个使团仍在福州的客馆时，林凤率领的海盗（西班牙人
认为他们已被包围）已秘密地建造了30 多艘船，并挖了一条水道逃到海里。
把事情搞得更糟的是，一度在公海上自由行动的他们回到了台湾海峡，给福
建官员们造成了一些问题。于是这些官员对促进西班牙人的事情的热情减低
了。拉达使团空着手回去了；进一步的争论只能加剧双方的恶感。这些情况
激起马尼拉的总督和拉达修士提出军事征服中国的建议。①
建议的这次远征没有具体化，因为腓力二世不接受这个建议。①但是大规
模的流血还是发生了，遭难者是在吕宋海岸上的中国平民。在西班牙人于
1571 年在马尼拉立定脚根以后，中国移民大批拥到这里，很使西班牙殖民者
沮丧。1602 年，根据一个叫张嶷的人的建议，福建矿税使得到万历皇帝的准
许在一个偏僻海上小岛的机易山上开采贵金属。没有证据表明，皇帝了解这
个岛在哪里，或者他知道即将和西班牙人发生的冲突。他是不顾他的科道官
员的强烈抗议而给予准许的。事实上，“机易”山很可能是吕宋岛上的甲米
地城。
当一个中国代表团（包括张嶷）到来调查这种可能性时，西班牙当局被
激怒，代表团被赶了回去。但是总督唐佩德·布拉沃·德阿库尼亚怀疑这是
某种中国阴谋。就在九年以前，由西班牙人统率的新应征入伍的中国人的叛
乱要了一个总督的命。谣传中国即将入侵，中国移民将帮助入侵者。当西班
牙当局采取预防措施，搜查中国居民的武器甚至铁器时，恐慌蔓延开来。
中国人的村社马上开始设法自卫。跟着发生的1603 年10 月的大屠杀很
可能因水冲突而被引发。但是，由于已经取得势头，它变成了一场西班牙军
队和中国人村社之间的名副其实的战争。追击从马尼拉开始；被打败了的中
国人被赶到八打雁，在那里土著的菲律宾人也袭击他们。据说，死亡总数按
中国人的计算超过20000，据西班牙的记载是15000。这一事件直到一年以后
才上报皇帝。万历皇帝处死了张嶷，他的不实报告引起了西班牙的暴行。除
此以外，什么也不能做。1605 年，新任福建巡抚向西班牙人送去一份照会，
只要求将寡妇和孤儿送回本国。兵部提出“逐内洋红夷”①，这个建议和自称
天朝是一致的，却是完全做不到的。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5017 页。
① 参见下文《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① 但是王图的吏部侍郎头衔没有给予他吏部内的实权。1611 年考核期间在孙丕扬手下实
际负责的吏部侍郎
是萧雲举。不过王图接近孙丕扬，并被认为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两人都是陕西人，
且被他们的敌人
叫做“秦党”。
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士
这样大量的流血只能增加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隔阂。建立联系的工
作，通过一些非暴力的方法应当可以获得成功，耶稣会的会士们正朝这个方
向前进。自从方济各·沙勿略于1551 年在上川岛死后，在1/4 个世纪的时间
里，人数日渐增多的基督教徒鼓吹有力地打开中国对基督教的大门。1557
年，范礼安到达澳门时，给传教事业定了一个新方向。他作为东印度耶稣会
布道团的新视察员，制定了文化顺应的政策；他要求到中国的传教士首先中
国化。范礼安自己从未涉足中国；他留在葡萄牙在澳门的殖民地。但是他的
努力产生了效果。他的追随者罗明坚和利玛窦很起作用。从肇庆的小教堂（在
今高要，广州以西50 英里）于1583 年建立起，利玛窦终于设法到了两个直
隶地区，1595 年到南京，1598 年又到北京。在他1602 年第二次到北京的时
候，他在那里永久地定居下来。这使他能够把他生命最后的繁忙的10 年，致
力于在帝国朝廷的成员中宣讲基督教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他在北京的成功
使在其他城市的传教工作成为可能。
利玛窦赢得信任的才能是很出名的。他有无穷无尽的耐性和一种直接学
会关于中国的东西的才能，他是一个理想的使节。他不但被中国受过教育的
精英所接受，他实际上把他们吸引住了。尽管他获得了成功，他并没有消除
文化的壁垒。他只在上面开了一个孔，从孔中挤了进去。这个耶稣会神父自
己的日志透露，他没有把他的工作看成令人惊奇的成就，尽管他使一些人皈
依，其中有几个中国的显贵。利玛窦抱怨说，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寻求自身的
教化，而不是确定他们的信仰。另一方面，下层阶级又沉迷于偶像崇拜和迷
信。这是不难理解的；他所描述的一分为二的情况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结构的
反映，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官僚统治着无数农民，两个集团都不是深切地关
心一种外国宗教的争端和教义。在裁决者的作用因超越认识的原因而由国家
首领承担的时代，真主和耶和华是没有多少余地的。这样，中国并不需要打
一场宗教战争以解决争端。所有信条都由它们的相对价值来评价，但没有一
种自以为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只留给对国家的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在18
世纪终于使中国皇帝反对罗马教皇的“礼仪之争”是不足为怪的。
文化顺应的政策已经在教会内引起某些曲解。利玛窦的指定的继任者龙
华民，在这位能人1610 年死后没有等待多久便表示了不同意见。1617 年，
在万历皇帝（他不是一个宗教上固执的人）的统治行将结束之前，在中国的
新教会遭到第一次迫害，虽然是一次轻微的迫害。
万历朝晚期的三大征
“三大征”是晚明史学家们编史工作的一种杜撰说法。没有什么历史上
的正当理由把在西南扑灭一个土著首领的战役、在西北镇压中国人-蒙古人兵
变的战役和在朝鲜半岛上和日本的战争，当作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事件而凑在
一起。这三次战役，规模和范围不同，它们的历史根源也无相似之处。这三
次战役也都不是像明代作家们所断言的那样以明显的胜利而结束。朝鲜战役
是一次奇怪的战争，双方都处理不好，发展成了僵局。丰臣秀吉的意外死亡
才导致了有利于明帝国的解决。举行了胜利庆典；战俘被献给皇帝，后来被
处死。①
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这一切差异，这三次战役传统上都被当作相互关联的
一组事件。明史学家谷应泰在他的条分缕析的明史中，用了连续三个部分来
记这三次战役；这些事件的当代人冯梦龙，在万历朝结束后不出10 年内发表
的短篇小说集中，也在他的一个故事的引言中把这三次战役组合在一起。①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这种组合的含义。历史学家们试图夸大晚明帝国的军事
威力以颂扬一个衰落中的王朝，自觉或不自觉地赞许那样一种思想状态，即
使是以牺牲真实性作为代价。
西南的播州战役
防御杨应龙的战役可以被看作少数民族集团居住的西南地区中国化的一
个方面，这种中国化整个明代都在进行。杨本人以中国血统而为人所知，尽
管这实际上是说他出身于混血世家，他所控制的地区和时代是不合拍的。他
的最早的知名的祖先，一个唐代的将军，征服了9 世纪叫做播州这个地区的
土著民族，能够把它当作这个国家之内的一个自主的国来控制，并在以后的
七个世纪中传给他的子孙。几个朝代兴起又衰落，而杨氏接受了不同形式的
分封和任命；但这个家族对于邻接湖广、四川和贵州三省多山地区（这个区
域东西延伸200 多英里，南北略短）的控制，在杨应龙死亡之前从未遭受一
个帝国政府的破坏。
在这个土著居民社会特有的一种分封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中，杨氏的封建
领主权力是通过七个有势力的家庭行使的，这七个家庭还组成了他的议事机
构。情况表明，这些附庸家庭在它们对中国人和对土著苗族的忠诚方面是有
分歧的。杨应尤以支持苗族的事业著名，在他叛乱期间土著居民终于团结起
来支持他的事业。
当时记载所描述的导致他叛乱的事件，似乎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据说杨
① 这个问题的经济含意不应被夸大。许多不赞成派遣中使的人利用了孟子的论点，国家决
不应当与民争利，
这种考虑是道德的而不是经济的。他们反对开矿还出于风水的考虑。另一方面，强调东林
党人代表商人利
益的现代学者们过分依靠1613 年亓诗教上呈的一份反东林的奏疏，转载于《明实录·神宗
实录》[380]第
9691—693 页。这份文件在揭暴“富商”出席东林会议时，决没有表明党人采取了一种亲
商人的政纲。正
相反，富商是和其他不受欢迎的社会分子一道列入名单的。上奏疏的人以这种方式通过坚
持正统的儒家态
度为他自己在东林党人被认为优于他人的领域内博取声誉。
① 参见前《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于1587 年和其妻张氏离异，以他的田姓的妾取而代之。接着他杀了他的前
妻，她的亲属于是报告中国当局杨即将暴动。更可能的是，这一家庭纠纷打
破了部族结构内的力量平衡，而中国人决定干预，因为张姓和田姓都属杨氏
的附庸家庭，很可能导致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不能排除中国的税收作为叛
乱的一个原因。明的官员们曾通过杨应龙设法从苗的部落得到人力和物资，
主要是建造宫殿的木料。而且在杨“叛乱”的10 年中，他两次主动地向明当
局投降。每一次他都被判处暂缓执行的死刑。第一次他要求以20000 两银子
赎身；第二次判刑是以两倍于此数的罚款抵偿，再加上未说明数量的木材。
两次他都没有缴纳。朝鲜战争使政府十分忙碌，官员们因而不能加强他们对
他的压力。杨应龙一旦行动自由，他便对明军发动袭击和偷袭。可是他不敢
像他的同伴所建议的那样，发动大胆攻击以占领四川。
政府于1590 年处理他的问题。除了1594 年谈判时暂时中止外，杨应龙
的叛乱整个90 年代都在继续。最后的解决发生在1600 年。在朝鲜战争结束
之后，北京朝廷立即任命李化龙为总督，命令他镇压杨应龙。1599 年晚期他
到达重庆。他非常详细地计划了第二年春天的攻势。针对杨应龙四、五万人
的兵力，他动员了一支20 万人的军队。部队远从陕西和浙江来到。朝鲜战役
的老兵，一小批从朝鲜来的日本人也被征召。大部分军队是从地方的辅助部
队和其他土著部族成员抽调的。部署了火器。每一支先头部队都由精锐部队
带领。地形事先进行了研究。总督本人在心理战方面是内行，他有效地利用
了告示和传单。
实际的战斗持续了104 天。李上报说有22687 名叛逆者被杀，1124 名被
俘。这一比率表明了残暴的程度。杨应龙自杀，他的尸体被送往北京予以污
辱。随着杨氏氏族世袭的封建领主地位的消除，播州本地的酋长制被改成了
直接治理的两个府。
鄂尔多斯战役
防御哱拜的战役的内容要少得多。现存的记载并未证实他打算造反的断
言；在举起他的旗帜之前，他可能已和鄂尔多斯蒙古人达成了更好的谅解。
有些记载表明，他是事件的受害者，后来被明的官员们挑选出来当作叛乱的
首领。
哱拜是蒙古人，他的家庭曾长期服中国的兵役。1592 年他以都指挥的身
份退职。他的军阶由他的儿子承袭，他的儿子用中国名子哱承恩。按照惯例，
这个家庭保有1000 多“家丁”，也就是受他们的指挥官主人指挥，常常被他
雇用的经验丰富的战士。评论家曾经评论说，保留这样一支私人军队，和他
们父子都被卷入的这次兵变相比，很可能使他们更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因
为哱拜和他的儿子被安置在战略城市宁夏，他们和草原上的敌人蒙古首领们
的可能联系终于使中国当局感到忧虑。
1592 年3 月，一个中国军官刘东旸起来造反。他因欠薪而发怒，杀了这
个地区的巡抚。在暴动的过程中，刘和他的部下还迫使这个军事地区的总兵
官自杀。然后他宣布自己为总兵，让哱承恩和另外一个中国军官任他的左、
右副职。哱拜在这一连串暴力事件中从来没有接受任何头衔，但他被确认为
这次叛乱的幕后策划人。从一开始，负责西北边境的总督上呈皇帝的奏疏就
大事渲染哱拜和他儿子的作用，而对中国人员的作用轻描淡写。通过夸大珰
拜和蒙古人的联系，他希望使这一事件呈现出边境战争的特征，而不是由下
级指挥官管理不当而造成的一次内部的暴动。
下几个月正与日本侵略朝鲜的时间巧合，是朝廷非常焦急的一段时期。
叛乱者和政府军之间在宁夏周围的边境辅助哨所的较量加剧，叛乱者时时得
到草原蒙古骑兵队的帮助。防线以内的中国指挥官们在待命中，奉命对蒙古
人深入明疆袭击做好准备。从邻近地区调入了增援部队。注意了欠款问题，
户部从陕西、河南和四川运送银子给战斗人员发饷。但是鄂尔多斯大部队在
附近地区出现的传闻是不真实的。①皇帝两次严责官员们给他提供虚假的报告
和矛盾的建议。如果鄂尔多斯蒙古人投入了兵力，这次叛乱能否被镇压是难
以预料的。但实质上，到了仲夏，政府军已经包围了宁夏镇城。
1592 年7 月最后一天，李如松带领东部军区的援军到达。这标志着战役
的转折点，可是围攻的军队又过了两月也未能攻占这座城。终于找到了一种
解决的办法。修建了一道与城墙平行的堤堰，把中间的空地灌满水。这道堤
堰完工时有3.5 英里长；其中的水达到9 英尺高。城墙的一些部分不久开始
崩塌。从洪水中逃出来的叛乱者完全失去信心。1592 年10 月20 日，宁夏城
被占领。哱承恩在城陷以前杀了刘东旸，并将刘的首级悬挂在城墙外面，显
然希望因此而得以黩身。哱承恩没有被宽恕。他到政府军的大营时被扣押，
后来在西安被处死。哱拜自焚。1578 年以来整个宁夏镇现役的花名册只有
27934 人，卷进叛乱的士兵数目不可能超过20000。宁夏城的人口当时的文献
记载是300000。政府方面军队的总数不详，但它包括北方边境所有军区的部
队。
朝鲜战役
朝鲜战争和上述两个战役不同，是在外国土地上作战。丰臣秀吉在准备
侵略时，据说动员了大约300000 人。此数一半左右参加了1592 年在朝鲜的
战斗。1597 年的第二次侵略涉及差不多同样数目的人。这些数目使明军不可
能具有它常有的那种数量上的优势。
因为丰臣秀吉的真实动机仍不清楚，历史学家们不可能十分肯定地论述
这次国际冲突。他在宣告征服中国是他公开的目的后，甚至没有进入朝鲜以
落实他野心勃勃的计划。他1592 年的第一次突袭使朝鲜人大吃一惊。日军在
1592 年5 月晚期在朝鲜半岛登陆，在两个月内便把汉城和平壤都占领了。到
了1592 年秋天，两支先头部队已抵达鸭绿江和图门江。没有做出努力越过这
两条江前进，以至侵入中国境内。没有利用这最初的优势可以归因于朝鲜水
军和朝鲜的非正规军，他们骚扰日本人，威胁他们的后方。但丰臣秀吉，和
他愿意承认的或资料所透露的相比，可能持有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战争目标。
乔治·桑塞姆怀疑他了解大陆战争的一些难题，或预料到严重的中国的介入。
①碰巧，统率一支18000 人的先头部队，并和中国人打了大部分的仗的小西行
长这个日本的“基督大名（Christian daimyo）”也在战地上进行了大部分
和谈。这种双重任务要求他时而战斗时而友好地拜访中国将领们。休战很可
① 参见前《后果》和本节前文。
① 关于东林党人在随后国家事务中的作用的论述，见后《梃击案》及其以下的文字。
能起了对明军比对日本人更有利的作用。
中国人考虑到他们派往朝鲜的象征性军队在1592 年被日本人消灭，在这
年晚些时候开始动员。集合了一支规定兵力为42000 人的远征军，部队由北
方五个军区提供。一支精通火器用法的3000 名士兵的部队来自南中国。整个
帝国奉命战时警戒。所有沿东海岸的海港都被关闭，以免16 世纪50 年代的
海盗入侵可能重演。东方的访问者证明了对外国人的普遍怀疑。既然事已至
此，万历皇帝发布命令调集一支由100000 人（有的来自遥远的暹罗和琉球群
岛）组成的远征军以夺回朝鲜，并最后侵袭日本。①和一般的做法一致，文官
宋应昌被任命为经略，同时李如松被委任为提督。
这支远征军于1593 年1 月渡过鸭绿江。它的第一次战斗旨在收复平壤，
是中国人的一次明显胜利。但20 天以后，李如松在一次勇敢的追击中，亲自
率领1000 骑兵走在他的军队主力的前头，却遭到了灾祸。在汉城以北约15
英里，他被一个三倍于他自己部队兵力的日本战斗队列所阻。中国人被击溃；
提督本人好不容易才免于被俘。这次战斗结束了这次战争第一阶段的敌对行
动，接着进行了和平谈判。
中国谈判代表团由沈惟敬率领。很奇怪，他既不是文官的一员，也不是
一个军队的官员。他由兵部尚书推荐，轻率地被委以战斗的职责，作为游击
去和日本的战地指挥官们面谈。他和敌方的谈判被认为为日本人于5 月撤出
汉城作好了准备。撤退背后的真实问题是，侵略者面临严重的后勤难题，他
们已经遭受了一个大粮库的损失，它是被中国-朝鲜的代理人烧毁的。丰臣秀
吉命令日本人在釜山附近建立他们的阵地。中国人没有所需的力量以摧毁这
个桥头堡。僵局就这样出现，随之而来的休战持续了将近四年。
这种拖长了的解决难题的外交努力和处理谈判及其连带的礼仪的缓慢步
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化因素造成的。但是，一个好奇的读者很可能
怀疑在起作用的丰臣秀吉的心计。这个日本的新霸主知道，如果他过分坚持
这个争端（他供应他的军队已经有困难），可能跟着发生严重后果；他愿意
等待时机。此外，如果在朝鲜受到挫折，他在日本掌权就不可能仍然是牢固
的。
1593 年夏天，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了日本，沈惟敬在代表团充当顾问。
丰臣秀吉于6 月接见了代表团，代表团在他的宫廷停留了一个多月。这一轮
谈判毫无结果，但朝鲜局势的紧张程度减轻了。中国人决定在半岛上保留
16000 人以维护这种武装休战；撤回了其余的远征军。证据表明，已先倾向
于和平解决的日本人在他们自己之间不能就条件取得一致意见。丰臣秀吉到
中国的使节小西如安（中国人叫小西飞）首先必须在釜山和代表侵略军的将
领们讨论。②他和中国谈判者的讨论也在北京引发了一次类似的争论。大多数
意见赞成战争。结果是，这个使节在朝鲜和满洲滞留了一年多。但是，兵部
尚书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列举了继续战争的财政困难。这得到皇帝的亲自干
预以使他的论点占上风。一个低级官员被查明是吵嚷得最凶的应对阻挠和平
解决负责的人，被免去了行政机构中的职务并被逮捕。这时这个使节小西飞
才被护送到京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
① 见黄宗羲：《明儒学案》[259]（1667 年；重印，《四部备要》C79－82，台北，1970
 年），32，第2、
11 叶。
② 参见前《东林党》。
北京朝廷满足于日本的提议，派出一个使节去授予丰臣秀吉以日本王的
称号。和解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日本在朝鲜的军队完全撤退，这遇到了某些阻
力。漫长的讨价还价随之出现。中国使节从1595 年5 月到1596 年7 月，先
是滞留在汉城（在中国占领之下），然后是在釜山（在日本占领之下超过一
年）。应该转交给日本那位霸主的皇帝的册文和绸袍变得很脏，以致都不再
合用，必须从北京赶紧送来新的。在谈判期间，主要的中国使者担心他的性
命，放弃使命并逃走了。他的职位只好由他的副手填补，只是在日本军的主
力渡过朝鲜海峡以后，他才渡过朝鲜海峡到了日本。釜山的侵略者还是留下
了一小支驻军。
1596 年10 月丰臣秀吉应允的对明使节的接见，是所有时代最大的外交
大错之一。这个日本霸主认为自己在战争中是胜利者，愤怒地发现他将被置
于向中国皇帝承担纳贡义务的附庸地位，并将保证决不再进行对朝鲜的另一
次侵略。他曾指望分割朝鲜，送来一个朝鲜王子作为人质，和与一个明公主
结婚。只要这样说就够了：日本已经发展得不适合于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念，
以及它的从天朝京师放射到边缘地区的突出的文化影响。不难理解，谁都不
敢把这一新的发展上报万历皇帝。220 年以后，即使在一个异己的满族统治
者之下，当英国国王的阿美士德使团于1816 年被派往中国时，中国朝廷仍然
紧紧地抱住它的世界帝国的特殊观念不放，这种观念对它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问题的费解方面是，丰臣秀吉见过沈惟敬不只一次，他
的代表们也和中国人保持联系多年，直到册封的册文实际放在他的眼前时，
他对争论的是什么仍然一无所知。
无论什么可能导致这一误会，其结果是和平谈判停止，而战争进入了它
的第二阶段。1597 年早期，双方恢复了敌对行动。在中国使节被给予回国通
行证之后不久，据报200 艘运载军队的日本船已抵达朝鲜海岸。夏季期间，
另外1000 艘这种军队运输船停泊在釜山。北京朝廷任命杨镐为一支新军的经
理。控制满洲和北京附近地区的总督担任后方梯队总部和后勤的指挥官。这
个官员邢玠作为防御的协调者，最后行使了高于经理的权力。同时，那些先
前主张和平解决的官员被贬黜。沈惟敬到死被搁置一边。早些时候很得皇帝
信任的兵部尚书因皇帝坚持而被处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据报他死于狱中。
中国文献指出，为这第二次战役起初调集了38000 人的部队。它们由一
支21000 人的水师协助。邢玠说他计划了动用100000 人的冬季攻势，但似乎
是，他的军队的总数是这个数量的一半左右。一个近代日本学者认为，明的
兵力和丰臣秀吉140000 人的侵略军相等，但这似乎是太不可能了。③中国军
队是靠在全帝国调动现役部队和招募而组成的。涉及所有的边境地区，有些
士兵还来自遥远的四川、浙江、湖广、福建和广东。一个现实的估计可能是
把明在战役高峰期间的陆军和水师加起来的兵力估量为75000 人。
③ 在许多当代中国著作中，李贽要末似乎是平等主义的维护者，要末似乎是一个放荡不羁
的人。尽管关于
他已经写了很多文章，但他的主旨并没为被充分了解。缺乏了解部分地是由于李自己没有
写一篇系统的论
文造成的。他的随笔和历史评论以旁注的形式出现，没有用推理方法来予以加强。许多语
义学上的陷阱很
容易引起误解。但是，如果读者全面地、批判地研究他的著作，包括《焚书》[315]（159
0 年；重印，北京，
1961 年）、《续焚书》[316]（1611 年；重印，北京，1959 年）和《藏书》[317]（159
9 年；重印，北京，
1959 年），他的论征还是不难概括地论述的。他的传记材料也常解释了他的个别观点；见
《明人传记辞典》
[191]，第807—18 页。liketradingone’ownroomforthatofanother，据此翻译——译者
。
第二次战役在几个方面和第一次不同。这一次，几乎整个战役都在纬线
36°以南，而不是沿南北延伸的战线进行。1597 年8 月，日本人推进到离汉
城50 英里以内；但是当明的援军到达时，战线变得稳定了。当冬季到来时，
侵略者不得不撤回南方。此后他们便取守势。在第一次战役中已经认为重要
的水师的军事行动，对第二次战役的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朝鲜人起初把水
师将领李舜臣投入了监狱，并委任一个不胜任的军官指挥他的舰队；他们很
快把闲山岛上的基地丢给了敌人。这个错误被纠正了。在这一年结束之前，
水师将领李舜臣回来了，由于他的返回，朝鲜人很快恢复了对海峡水道的控
制。他的成功迫使日本陆军沿东部蔚山到西部顺天海岸采取守势。
中国人也没有忽视海军力量的重要性。按照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万历
皇帝下令筹办一支舰队，并派往朝鲜领海。它被置于中国水师指挥官、炮术
专家陈璘之下，于1598 年5 月到达朝鲜海域。①天津的港口和山东半岛及辽
东半岛的港口被利用来运送给养。这支水师最后在和朝鲜人的联合部署或者
在和中国陆军的配合进攻中加入了战斗。
尽管有这些战略上的优势，陆上的军事行动也决不是容易而顺利的。伤
亡的巨大数字证实了战争的激烈。这次战役的中国一方还开始了党派性的争
论，尤其是在战斗部队面临不利局面的时候。例如，1598 年2 月围攻蔚山，
据说已接近于成功的结局。但是一支日本3000 人的救援部队在最后时刻的出
现引起了中国攻击部队的溃逃。经理杨镐因这次失败而受到指责。他因制止
最后的攻击和其后逃命而受到批评。虽然他承认几百中国士兵死于战斗，他
的对手却坚决认为这次损失很可能超过20000 人。他和有很多敌人的大学士
沈一贯的密切接触和这次批评有联系。这导致了杨镐的免职。
1598 年春小西行长警告说，日本在朝鲜的阵地是守不住的。日本人依次
下令撤退将近半数的侵略军，在朝鲜主要留下岛津氏族成员的指挥官们隶属
的萨摩军人。这些人打仗很凶猛。在10 月后期之前，丰臣秀吉于1598 年9
月18 日死去的消息没有传到日本营地。那时，他们已在顺天和泗川打退了中
国人的进攻。顺天之战是严重的失败，这在中国官员集团内是被承认的，虽
然日本人声称他们斩首38700 级，似乎是显著地夸大了。
这最后的挫折将北京朝廷（它还不知道丰臣秀吉之死）置于困境。提出
了停止攻击和采取守势的建议。皇帝已经召集了主要大臣的会议以商议这个
问题。就在这时福建巡抚向朝廷报告了丰臣秀吉之死。这个消息作为谁也不
想继续的七年战争（日本人认为这次战争是“龙头蛇尾”）事实上的结束而
受到了欢迎。
① 参见前文《东林党》、后文《“梃击”案》。
满族的挑战
帝国的创建者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生于1559 年，这使他比万历皇帝年长四岁。他的通古斯人的建
州部属于女真族。1635 年以后他的后代才开始把他们自己叫做满族，这个词
的起源不清楚。但是“建州卫”这个名称是明代新造的用语。永乐皇帝承认
这些部落的作战能力，用这个名称于1412 年设立了这个部族的卫，因而在理
论上使这个部族成为中国帝国军队的一个附属部分。可是这种承认没有什么
内容。明帝国从没有明确地划定这个卫的疆界；除了可能在最初的年代以外，
没有证据表明，这个部族的首领的顺序继承是保持在帝国的严密监督之下。
在整个明代，满族人从他们靠近现今朝鲜和苏联之间的边界地区的较早
居住地，移居到西面大约300 英里的满洲中心地带。在16 世纪，他们沿着相
当于现今辽河以东的南北铁路通道一线和中国人做买卖。和中国居民的冲突
变得频繁了。努尔哈赤最终成了在腐败而专横的中国官员们手下受到恶劣对
待的直率的满族人的维护者。实际上，满族部落之间的内部冲突是频繁的。
其模式通常是以婚姻关系和联盟开始，而以背叛和吞并告终。中国的地方指
挥官们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他们不能避开日益增长的满
族人口的压力，常常在较弱的首领和较强的首领争夺权力中谋求给予前者以
帮助。他们以这种方法改变力量对比，对局势保持某种控制。这样，到了17
世纪第一个10 年，明政府、它的军队和中国移居者都已长期参与了和满族人
的各种关系。
努尔哈赤自己的亲属（他们对首领地位的要求，按照父系和母系血统似
乎都被证明是正当的）成了异常情势的牺牲品，这种异常情势使他开始了作
为满族人首领的生涯。1582 年晚期，这个未来清王朝的创建者的父亲和祖父
都在阿台的要塞内，阿台是和明将李成梁交战的一个首领，这时他们因中国
军队猛攻这个要塞而遭到杀害。后来才发现他们是李秘密联系的人。在这一
事件以后，努尔哈赤去见李，李安慰他，待他很好。有的记载甚至说，这个
未来的满族首领成了李成梁的义子。
1583 年，努尔哈赤24 岁，开始创建他的帝国。他后来夸耀说，开始时，
他的军队只有13 副盔甲。他有李成梁的同情，并借口他是为他的先人之死报
仇，他能够不受惩罚地采取行动。但是在1587 年，当他开始加强他驻地的防
卫时，辽阳巡抚断定努尔哈赤被纵容得过分了。他组织了一次先发制人的反
对这个建州首领的战争，但他后来不得不予以放弃。如同当时典型的中国政
治关系，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局面存在不同意见。一个和辽东巡抚意见不合的
下属地区的行政官员坚决认为，应当靠引导或“抚慰”把努尔哈赤争取过来。
使得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个下级官员从北京监察官员们得到的支持比巡抚
本人多。在努尔哈赤可能变得过分强大以前摧毁他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在这次事件之后，这位满族人的领袖还是以不太好战的办法向着他的目
标前进。他已经控制了黑图阿拉（后来的兴京）河以南的地区，和四个女真
后裔的主要部族政权保持真诚的关系，与其中一个首领的女儿和另一个首领
的孙女结了亲。较小的部族被劝诱承认他为他们的领袖。他仍在等待时机，
与明帝国同样和好。结果，万历皇帝于1589 年授予他称号和军阶。第二年他
以他自己的朝贡使团首领的身份到了北京，后来在1597 年，他再次访问了中
国京城。
中国和丰臣秀吉的战争给努尔哈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1593 年他击
溃了他的叶赫部的内兄弟所组织的联合进攻，扩大了他对在满洲的蒙古人的
影响。他提议率领他的部队参加明在朝鲜的远征，被婉言谢绝。尽管如此，
北京朝廷还是不得不谦逊地对待他。他还从垄断与中国人的珍珠、貂皮和人
参的交易中获利；这样获得的财源有利于他的扩张计划。几乎不能相信人人
在这时都能看出努尔哈赤迟早将起而向明王朝挑战，可是也没有提出抑制他
的办法。1592 年，在抵御丰臣秀吉的战役的前夕，来自满洲的一份中国公文
表明，这位满族首领大约有了30000 到40000 骑兵，加上大约40000 到50000
步兵。努尔哈赤精锐部队的质量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深刻；普遍认为它甚至
胜过日本人。①
在这个世纪结束前后，努尔哈赤采取两种措施把他的机构提高到高过部
族政权的水平。一种措施是在1599 年研制一种独特的女真字母字体，代替以
前所用的蒙古字体。另一种措施是在1601 年创立“旗制”。在四个旗的每一
旗下大概各有25 个300 户的牛录；1615 年又增加了四个旗。这些旗和牛录
不只是作战的单位，还起军事行政区的作用。全部居民都在它们的下面登记，
包括部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奴隶。在和平时期，它们是
行政和税收单位。在战争时期，登记在牛录的士兵很少同时被征召；它们奉
命从每一牛录出规定数目的士兵，这取决于动员的程度。
1603 年，努尔哈赤与明在辽东的将领们达成一项协议以划分他们之间的
疆界。此后满族人的土地便紧靠中国的移民。中国人没有实行这项协议，这
种情况曾被努尔哈赤作为他的“七大恨”之一而提了出来。
努尔哈赤的战术的核心是由10000 至50000 骑兵组成的骑兵兵团的灵活
性和打击力量。由他的儿子和侄子们统率的各旗配合得很好。这些作战兵团
行动的高速度使它们能够抵挡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火器。在1619 年的战役中，
努尔哈赤能够迫使中国在开阔的战场上（满洲人擅长于此作战），而不是在
围攻和消耗战（中国人擅长这种作战）的一系列正面战斗中和他打仗。努尔
哈赤于1615 年派遣他的最后一个朝贡使团到北京，显然是为了分散朝廷对他
真实意向的注意力和掩藏他的即将发动的叛乱。
他看出明帝国的虚弱已有很长时间。例如，他告诉他的部下说，如果一
个明的将领奉派来惩办他，这个将领只是形式上奉行调遣，然后谎报他的功
劳。他把以鲁莽出名的明的山海关总兵官杜松说成是疯子。总之，他是怀着
仇恨和轻蔑对待中国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从不缺乏中国顾问，其中
之一据说为他尽力达30 年之久。
最后的迹象
到了1618 年，除了叶赫和海西外，努尔哈赤已并吞了所有的满族部落；
叶赫和海西在中国人保护之下，没有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不能消灭它们。这一
年春季时机成熟了。5 月8 日满族人放出风声，第二天3000 建州部族的人将
到抚顺关作易货交易。在指定的时间，当城镇居民和戍军的士兵涌进城门外
的市场极想做买卖时，努尔哈赤发动了他的攻击，杀死一个千总，并迫使一
① 孟森：《明代史》[375]，第282 及以下各页。
个游击投降。辽东镇的总兵官匆促出击。满族人于是撤出抚顺，向他们自己
的地区撤退；但是，他们途中又折回并包围了中国人，这次杀死了这个总兵
官。
努尔哈赤仍然声称希望和平解决，这时发布了他的“七大恨”，实际上
强调了三个主要问题：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杀死；明当局给予他的部族对
手以帮助和支持；明的移居者蚕食他的疆土。这些恨只能以让与他疆土和以
金、银、丝织品的年金——实际上是北京的贡品——来补偿。这些条件对于
北京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明朝廷深受派性斗争的困扰，以致它不
得不鲁莽行事。除非努尔哈赤很快被彻底打败，应负责任的官员们没有一个
能够希望避免指责和弹劾。在这种压力下，连万历皇帝也决定采取行动。有
几个月，关于辽东的公文得到了他及时的注意。计划于1619 年春季讨伐。但
是，在所有能胜任的官员中，又是有争论的杨镐被任命为经略。几个受到高
度重视的将领——帝国能调的最好将领——也被派到辽东。边境戍军和远到
浙江和四川这些内地省份的士兵、马匹和装备被集合起来以建立一支进攻的
军队。当需要更多的人员时，便以新兵补充队伍。叶赫和朝鲜人也被要求参
加这次战役。①
财政是一个主要问题。在张居正当首辅期间积聚的国库储备，在早一个
10 年已经全部耗尽以供给其他一些战役的资金。正常岁入决不能抵补这种巨
大开销。总是不愿放弃自己财产的万历皇帝，只为这次战役出了100000 两银
子，虽然在内库里他有几百万两。在户部尚书建议下，在除贵州以外的所有
省份，对于土地税都增加了银两附加费。在其他税收外，这项增加预期提供
300 万两银子，这笔款项在当时被认为足以使辽东事件获得圆满结局。到1619
年3 月，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杨镐的全部兵力在有些资料中说有200000 人。实际上他可能只有此数的
一半，其中大约有83000 中国部队，包括那些派给勤务和供应职务的人。余
数由朝鲜和叶赫援军组成。所有努尔哈赤的部队一到达战场就投入战斗。在
这次战役的高峰时刻，他或许有50000 至60000 人。尽管记载中夸大和缩小
了军队人数的数字，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总的来说中国人具有大约两三万人
的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在战场上，数量上的优势却在满洲人一边，因为杨镐
把他的兵力分成了四路，而努尔哈赤实际上在一切场合都保持了以他的全部
兵力攻击的机会。
回顾起来，杨镐的作战方案应该受到它所受到的一切批评。可是，这个
作战方案类似于在抵御杨应龙战役的末期中和在朝鲜战争第二阶段中所用的
方案。这类方案通常是由文官而不是由战地指挥官提出的。文官按照惯例被
任命为最高指挥官，但职业军事指挥官却不能指望高升到超过野战最高将领
的地位。一个指挥一个军团的将官通常已经达到他的履历的顶点。这也是
1619 年战役四个指挥官的情况。他们的服役经历和他们的声望大致相等，谁
也不能被指望从属于任何别的人；谁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以调动大于上
述四个纵队的作战编制。
由这种缺乏军事领导能力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更和缺乏专门技术和后勤
的支持搀和在一起。军队由分散在许许多多行政单位中的各种来源提供资
① 关于郑贵妃，见前《万历时期》。
金。它的人员包括新兵，也包括世袭军户的成员。它的装备来自地方征集的，
比来自中央管理之下的合乎标准的工厂的要多：因此，不能指望质量检查。
16 世纪晚期到中国的西方访问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在战斗中很脆弱；
但是不管它质量怎样差，它在数量上却能弥补。在和丰臣秀吉作战期间，朝
鲜人看到没有甲胄保护的中国士兵迎面攻击日本的火器部队并遭受巨大伤亡
而感到惊骇。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不能机动地调遣。它需要富有经验
的战士组成的精锐部队打开攻击的道路，以便大批士兵因而能够在他们后面
蜂拥而进，维持攻击的势头，开拓成果。不过这些作战兵团由勇敢的人指挥，
他们本人精通技击，在勇敢的冲锋中亲自带领他们的士兵。
1619 年战役中的所有指挥官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评述：他们当中没有一
个有资格叫做足智多谋的人，更不必说，战略家，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
是被完全认定了的。在战斗中，他们被指望负责他们的“家丁”，即誓与他
们的指挥将领们共生死的老兵的部队。例如，这四个野战指挥官之一的刘綎，
是一个职业军事指挥官，他在1582—1583 年战役的缅甸前线指挥，从此开始
发迹。1619 年他带着736 个这样的家丁到了辽东。既然次一级的将军们顶多
不过担任大队的指挥官，最高指挥部的选择余地便受到限制。由于这个缘故，
战略和战术只能老是简单的。
对杨镐应做到完全公平，其他可减轻错误的因素也促成了他的失败。在
他派马林到北面，刘綎到南面以后，他显然保持着对已在辽东的明军的指挥，
包括叶赫和朝鲜的援军在内。朝鲜人离开他们的本国基地不能被有效地使
用。地形是另一个影响他的决断的因素；从西方通向赫图阿拉的路线受到限
制。所有的进路都在浑河的北面相交，而在南面，高山终归是一个严重的障
碍。
在作战方案已经决定时，杨镐作为经略，和在场的多数军官一起，于1619
年3 月26 日在辽阳主持仪式以发动这次战役。4 月5 日以后在不同日子派出
了几支部队，这取决于每支部队到达敌人都城必须行军多远。在举行仪式时，
在前一年的战役中进攻不力的一个指挥当着集会的军官的面被处死。杨镐约
定，自将领以下任何人在当前的战役中如果犯了类似的错误，都将施以同样
的极刑。3 月31 日下了一场大雪，这就必须重新安排这次战役于4 月9 日开
始。
只要努尔哈赤专意保卫赫图阿拉，让明的几支纵队围攻他，或者把他的
兵力分散在广阔的地区，因此明军可以保持数量上的优势，杨镐的方案便有
某种成功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满族领袖没有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对努
尔哈赤的才能估计不足注定杨镐和他的军队要遭到不幸。
碰巧，带着估计有25000 人兵力从抚顺关动身的指挥将领杜松因这次战
役的失败而受到了责备。据说他在萨尔浒之战中两次遭到伏击。4 月14 日一
早，他渡过浑河，并在北岸放弃了他的装载着轻型炮的战车营。在南岸的小
接触中他很快消灭两个堡垒，俘获了14 个满族人。他受到这一成功的鼓舞而
突进，正中努尔哈赤的埋伏。他的部队面对30000 蒙古人。在激烈战斗期间，
杜松试图占领一个山顶，不料又陷入另一次埋伏。日落之前，这个“疯子”
将军和他的两个分队指挥官一起都已被杀；渡过浑河的人很少生还。
监察官员们谴责杜松“欲贪首功”。他的恶劣行为包括擅自把他的起程
日期提前，放弃火器，反对他部下的建议而渡过浑河，以及背水而战。这次
战役失败的严重责任最终落到杜的头上——这种判断为皇帝所接受。但是，
这些批评完全以一个监察御史推敲出来的一份战地报告为根据，而他的报告
又完全以四个士兵提供的口头叙述为根据，其中三个士兵执行侦察任务，只
有一个士兵在这次战斗中实际作战。这些批评者不考虑最高统帅给指挥将领
们添加的不适当压力，更少考虑大学士方从哲对整个战争工作所施加的压
力，方从哲本人正面临不满的朝臣们的批评。
事实上，杜松的部队应当在4 月14 日出发。他实际上是在4 月13 和14
日之间的午夜起程的，这在技术上和他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他战术上的错
误可能是受缺乏充分侦察的限制。可是杜松的部队一旦投入战斗，他便不得
不靠占领一个突出的高地来保卫他的阵地。战车营被留在后面不是指挥决断
的结果。仓促碰上敌人，杜松赶到了前线。后来车营的指挥官证实，浑河的
急流使得带着重型装备和黑色火药渡河很困难，所以他停止了前进。但是前
线部队仍然有许多枪。对杜的指责因而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指责他没
有使用火器。应当指明，对任何战争或这次战役的结果，火器都没有决定性
的影响。在其后的尚间崖和牛毛寨的战斗中，中国和朝鲜的轻型炮都不能够
快地射击以击退坚决进攻的骑兵大兵团。后来，在开原和铁岭战斗期间，也
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1619 年4 月15 日在尚间崖的战斗重演了前一天战斗的格局。中国人的
战术指挥再次把自己分割开。努尔哈赤在攻击敌军主力之前，再次消灭了敌
人派出的突击部队。当努尔哈赤重新部署他的各旗时，明军再次不能够快地
行动以夺取战术优势。唯一的差别是，在这次战斗中明军有时间占据防御阵
地。从另一方面来说，满族人后面还有一天成功的激烈的战斗。在尚间崖，
中国的指挥将领马林没有死于这次战斗；他撤退到了安全地带。派到他指挥
部的高级文官潘宗颜监督后方梯队，在战斗中被杀。因杜松在前一天战败的
消息而感到沮丧的中国士兵，一看见敌人就溃逃；潘的致命创伤是射在他背
上的一支箭造成的。
这两天的战斗彻底摧毁了明前线的北部防区。只剩下南面的李如柏和刘
綎。努尔哈赤开始放下心来。他派出两支蒙古诸部组成的先头部队，一支由
1000 骑兵组成，在4 月15 日；另一支由2000 骑兵组成，在4 月16 日。做
完这些，他花时间为他的胜利而感谢上天，在界藩献祭了八头牛。4 月16 日
晚些时候他才动身往南去。他本人没有走出赫图阿拉，他在京城保留4000
人的部队作为预防李如柏从鸦鹘关进攻的措施。对刘綎的军事行动由他的儿
子大贝勒指挥；另一个儿子洪台吉和他的侄子阿敏台吉也参加了这次战役。
按照满文资料，牛毛寨之战发生于作出向南行动决定之后的第四天；那就可
以把它定在4 月20 日。朝鲜的记载注明的日期是4 月17 日，这事实上是不
可能的，因为这时满族部队还在向南的途中。
最后的对抗
牛毛寨之战是在杨镐事先不知道，并且违反他的希望的情况下打的。在
北方战线崩溃以后，这位经略马上命令南方的两支纵队停止前进。在极为困
难的地区作战，并只和满族斥候接触的李如柏，及时撤出以避免更大的灾祸。
但是刘綎没有接到这道命令。当满族人的袭击临头时，他的纵队仍处于行军
队形。朝鲜资料说这时士兵们正在村庄中抢劫。中国通讯系统的低效率是太
明显了。
可是按照满文资料，刘綎的部队能够顶住大贝勒进攻的最初浪潮。这位
中国将领在他纵队的前面指挥明的各支队伍，带枪的朝鲜部队跟随在后。在
他们后面更远一点是朝鲜步兵的余下部分。为了重新发起攻击，满族人派出
骑兵队悄悄插入这些兵团，并占领了它们西边的一些高地。正面攻击得到了
洪台吉指挥的对侧翼的向下冲锋的援助。当中国人被击溃时，他们的指挥将
领也和他们一起丧生。中国人后来声称刘綎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满族人说他
被俘并被处死。朝鲜人说他点燃他身下的黑色火药而自杀。
满族人在一个星期之内，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赢得了一连串辉煌的胜
利。这次战役以后三个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杀了马林。这之后七个星期，
他扬扬得意地进入铁岭。余下的女贞部落被吞并。北京最后不得不下令逮捕
杨镐。他死刑临头达十多年之久；他在1629 年才碰上了刽子手的大刀。原来
四个战地指挥官中唯一活下来的李如柏，和他的经略一样，在他撤退之后的
一年半被捕。他宁愿自杀，而不愿面对他和他的亲属曾和满族首领亲善的指
责。
在辽东受挫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京师的粮价因居民开始感觉到围城的
可能性而突然飞涨。1620 年早期，军队报告说出现了空前比率的逃亡现象。
有时团营规模的部队一夜之间便消散了；士兵们成千地逃走。原来指定只生
效一年的土地税上的附加税不能停止，相反，却增加了。明朝廷还能找到一
个可以代替杨镐的人熊廷弼，不过他受到他的党派性敌人的恶毒攻击。仍然
勉强抗拒让出他私库中银锭的建议的万历皇帝，于1620 年夏天去世。在他死
前大约三个月，他告诉大学士方从哲，辽东文武官员们之间和之中的不和导
致了这场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那么多别的人做出过判决的万历皇帝不知道历史
家们将给他做出的判决就死了。虽然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病得很厉害，头
晕眼花，长期卧床不起，甚至不能阅读带给他的奏疏，但他作为天之子，仍
然要对帝国内所有出了毛病的事负责。他生病和不能做什么以改变帝国体
制，事实上并没有差别。总有人要承担最后的责任，这个人就是这位皇帝。
第10 章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 年
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仍然倾向于把明朝统治的最后25
年看作是王朝衰落与最后崩溃的重演，这出古老的戏文以前已经演出过许多
次了。然而，简单地用我们所知道的对汉、唐或宋王朝结局的看法，去套泰
昌（1620 年8 月28 日至9 月26 日）、天启（1620 年10 月10 日至1627 年
9 月30 日）、崇祯（1627 年10 月2 日至1644 年4 月24 日）三朝，是忽视
了它们的许多独特与具有重大意义之处，因为17 世纪上半叶，中国在经济、
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等重要方面，是一个跟过去很不相同的国家。甚至从
16 世纪初期起，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对目前研究的这个时期，而且
对此后中国文明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任何企图把晚明的历史轻
易地归结为朝代盛衰周期性的不可抗拒的结果，理当受到坚决果断的拒绝。
但是，明帝国是在17 世纪40 年代被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满族入侵者及
其联盟征服的，而本章的目的之一是探讨这一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如何发生。
使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探讨必须同有时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作斗争。首先
是明代中国的疆域之广与差异之大。譬如，从中国北方平原北部边缘的北京
到亚热带的广州，距离差不多有1200 英里，相当于从哥本哈根到巴勒莫，或
从多伦多到迈阿密。从青葱的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靠近现在的上海）到多
山的西部省份四川的成都，有1000 英里，这大致等于从伦敦到布达佩斯或从
华盛顿特区到堪萨斯城的距离。
尽管在气候、地形、农业、人口密度、语言和地方风俗上有巨大的差异
（更不必说运输和交通上的困难），明朝的官员做了一件令人钦佩的工作：
在该朝276 年历史的许多时间里，保持了这片广袤领土上的和平与稳定。不
过，同样明显的是，他们在有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有成效，这个事实反映
在关于这个帝国的有些部分的资料很丰富，关于其他部分的资料很贫乏。因
此，要自信地概括诸如“明代的经济环境”之类的题目，或稍微精确地估计
一下一个地区发生的事对另一个地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如果不是不可能，
也往往是困难的。
第二个困难来自对上面讲到的有些可变因素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例如，我们公认的关于东亚气候史的基本知识表明，在17 世纪中叶，中国跟
北半球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几百年来最寒冷的冬天（也许还有格外
凉爽与变化不定的夏天）。②然而，这种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迄今都没有
认真或详细的讨论，当考虑到在此后发生的许多事情中，“坏天气”和“歉
收”将是两个循环不已的主题时，这个事实就特别令人感到遗憾。
对明代人口统计的研究，也基本上停留在初步阶段而无多大进展。在14
世纪发生的在某些方面与欧洲相似的可怕灾害之后，中国人口明显地从大约
② 西方著作中缺少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叙述，使笔者不得不对此花费些篇幅。提醒读者，
多数中国作者由
于受有关这个案件的道德含意的干扰，倾向于保持一种有选择性的眼光。最重要的第一手
资料，《明实录·神
宗实录》[380]只是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第10014、10016、10020、10026、10029、10031、
10032、10041、
10043、10047、10056、10061、10064 和10067 页的记载和多数第二手资料有相当大的不
同。顾秉谦等编
撰的《三朝要典》[291]（1626 年；影印本，台北，1976 年）中的关于此案的反东林的不
同看法也应查阅。
1.2 亿下降到6500 万至8000 万，①此后，这个国家的人口在15 世纪的大部
分时期内似乎增加得很慢而且不均匀。16 世纪初是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的一个
时期，这时经济上先进地区的城区显然在迅速扩大。①到16 世纪后期，中国
的总人口也许已经达到1.5 亿至1.75 亿。然后，在16 世纪末或17 世纪初的
某个时候，这种惊人的人口增长到了一个终点，在此后一个长时期内，人口
总数或者不变，或者某些地方实际上下降。
这种人口统计上的突变，它发生的时间和它的地区性变化，刚开始被了
解。其中一个促成因素必定是气候。在1586—1590 年间和1637—1644 年间，
伴同或者跟随洪水、干旱和其他摧毁收成、造成食物短缺的自然灾害而来的，
是某些致命的时疫。不过，这类灾害有许多是地区性的。主要的粮食生产与
出口地区，如湖广南部和江西中部，看来只受到轻微的影响。的确，除去北
直隶、河南的某些地区和落后的西北部外，许多受灾地区是以商业化的农业、
先进的手工业和众多的城市人口闻名，或者是位于重要的贸易路线如大运
河、黄河和长江沿岸。②这里面的一个含意是，像在欧洲那样，北部边缘地区
较之南部富庶地区也许更加严重地受到气候变化特别是更冷的气温的影响。
另一个含意是，这些灾害并不说明古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正确，即人口的迅
速增长剥夺了农业地区抵御灾害的能力。还不如说，它们似乎反映出（至少
是部分地）某些经济先进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巨大的内部和地区间
谷物市场上哪怕是暂时的混乱的打击。的确，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即使在17
世纪40 年代初折磨长江三角洲的可怕的“饥馑”中，当地仍有大米可买。问
题是本地的歉收和其他种种因素促使价格高涨，许多人根本买不起罢了。
但是，为什么在17 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里，对于食物的支付能力竟
然成为问题，为什么明朝政府对缓和局势显然无能为力？要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简单扼要地考虑一下16 世纪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某些重大变化。这
些变化丝毫不是由于中国参与了有时被称为“欧洲的扩张”的开始阶段，而
是有比那个术语所包含的意思复杂和有趣得多的原因，至少对研究亚洲历史
的学者来说是这样。16 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经济有了虽不稳定然而是实质性
的增长，这再次与欧洲的发展相平行，或者还以某种迄今尚不了解的微妙方
式与其发生联系。然后，随着长崎和马尼拉在16 世纪70 年代成为主要的贸
易中心，商业活动在东亚水域急剧增加。没有多久，中国的丝绸就在京都和
利马的街上被人穿着，中国的棉花在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市场上出售，中国的
瓷器成为从堺到伦敦的时髦家庭中的用品。
中国由于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银和西班牙-美洲白银，这个事
实明显地影响了16 世纪后期中国某些经济部门的增长。这种增长证明一是件
好处多于坏处的事。在积极方面，在这个国家的先进地区，如南直隶南部、
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已经是很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变得更
快了。商人、放债者和实业家趁此机会大发其财，奢侈品开支和个人劳务费
用的增加证明了这个事实并在这个时期的通俗文学中有生动的描写，①此外，
① 见前《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① 参见《东林党》，《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及本节上文。
② 参见下文《万历朝晚期的三大征》。
① 福建省的官员们于1575 年过早地上报林凤即将被捕获，这没有多少疑问。一份中国资
料在1575 年11 月
1 日这个日子下记载了以下互相矛盾的两条：“海盗林凤克吕宋国”和“吕宋献俘”。应
当指明，这个时
会馆、当铺、银号和钱庄的激增也证明了这一点。②
明朝政府也从这种货币流通的增长中得到好处，因为这使它能够对复杂
与过时的赋税制度进行早就需要的改革。①尽管复杂并受制于区域性甚至地方
性的差异，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从而使王朝立足于
也许是从未有过的比较健全的财政上。军队的编制加强了，陆疆和海疆是安
定的，这个帝国的绝大部分似乎沉浸在一种普遍的和平与繁荣的气氛中。
这种气氛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输入的白银不能解决晚明中国的所有难
题。的确，它助长了这样一些新问题的产生，如严重的物价上涨，无控制的
城市发展和投机生意，一些论者说，这些发展加大了贫富悬殊与社会紧张。①
17 世纪初，当部分地由于政府改变了开支政策而导致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
紧张加剧了。例如在1570 年以后，岁入白银虽有惊人的增加，但仍赶不上政
府开支的迅速上升。②
军事开支猛增。16 世纪90 年代在朝鲜对日本的两次花费很大的出征，
在西南边疆与暹罗、缅甸以及土著居民之间不断发生的问题，在北方和西北
方蒙古人恢复了的压力，在东北方满族力量的不祥的增长，这些都增长了防
御费用。还有大笔的款项用在维修和改进大运河网，加固长城的某些部分，
重建北京毁于1596 和1597 年火灾的几座宫殿。①
万历皇帝的穷奢极侈，使帝国的财力更加紧张。在他的财政上稳健的首
辅张居正1582 年去世后，他就开始了挥霍，为自己、皇室，特别是他的儿子
们的婚事和授职仪式任意花钱。①这位皇帝除了每年大笔的金银收入外，还征
收丝绸、瓷器、珠宝和其他奢侈品。他仍不感到满足，经常挪用国库银两，
征收特别捐税，用来付账和填满他的内库。虽然皇帝的花费无疑刺激了明朝
经济的某些部门，但万历皇帝的挥霍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好处。
除帝国的即官僚的控制外，其他一些因素也给晚明经济带来有害的影
响。其中重要性不算小的是国家货币制度的性质。14 世纪末和15 世纪初，
随着本朝纸币的崩溃，一种基于用银两和政府发行的铜钱进行交易的货币结
期许多中国人把新来的西班牙人和土著的菲律宾人混淆了。见谈迁撰：《国榷》（约1653
 年；重印，北京，
1958 年），第4276 页。这两条未见于《明实录·神宗实录》。拉奇将“吕宋贡使”系于
1576 年。见唐纳
德·F.拉奇：《欧洲发展过程中的亚洲》[302]（芝加哥，1965 年），第789 页。这源于
申时行：《大明会
典》[465]（1587 年；重印，台北，1964 年），106，第8 叶。这一失真报导的创始者是
福建巡抚刘尧晦。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1264 页。
② 参见前文《没有选择余地》。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7536 页；《国榷》[498]，第4934 页。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6168 页；朱国祯：《涌幢小品》[107]（1621 年；
影印本，上海，1953
年），第18—9 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1658 年；重印，台北，1956 年）
，62—4。
② 冯的短篇小说题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161]，见于他的《警世通言》（序，1624 年
；重印，北京，1956
年；第2 版，北京，1981 年），是其中第32 个故事。它被译为《妓女的宝箱》，载杨宪
益和戴乃迭译：
《妓女的宝箱：10 至16 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612]（北京，1981 年），第246—71 页
。
① 有些资料指出，鄂尔多斯蒙古人提供了30000 坐骑支援叛乱者。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
末》[293]，63。
发生的事情是，1592 年9 月12 日鄂尔多斯蒙古人和哱拜之间一封允诺大量援助的信，据
说被中国人截获。
这一消息传送到北京已经过时。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4696，4700 页。
① 见乔治·桑塞姆：《日本史，1334—615 年》[445]（斯坦福，1961 年），第22 章；
也见小西行长传记，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8—33 页。
构发展起来。由于在本朝的许多时期质量好的铜钱供应不足，白银就在经济
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只要中国依靠国内的白银，国家对进入货币供应
领域的金属数量就有所控制。但在16 世纪后期外国银块大量流入后，这种控
制就丧失了。
这样，虽然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的白银对刺激晚明经济有帮助，但银块的
不平衡流动产生了某些危险。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
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上掠夺和船舶失事，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17 世纪
的对外贸易自始至终很不稳定。在目前讨论的这个时期特别变幻莫测。在17
世纪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当这种波动跟折磨中国和东亚其他部分的气候
反常、洪水、干旱和歉收巧合时，影响就特别严重。
泰昌朝，1620 年8 月至9 月
尽管万历朝的最后几年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造成了灾难，但1620
年的大多数敏锐的观察家完全不相信王朝已经没有希望。不过他们知道面临
严重的问题。例如，在1620 年4 月，自从1618 年东北的军事情况变得严重
以来，第三次增加了田赋。②由于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的内库决不是空的，他
只不过拒绝用自己的钱财来保卫这个帝国，因此举国上下对这次增加田赋都
很不高兴。1620 年夏，御史张铨代表他的许多同事率直地警告皇上说，继续
加赋不能解救辽东，但能耗尽国家剩余的财力，从而为内乱创造条件。①
张铨在1621 年慷慨就义，因其忠勇，死后受到朝廷追赠，他并不反对军
事行动本身。他只是认为，中国人必须在充分认识本朝有限的物力、财力的
条件下去抵抗满洲人。鉴于明朝军队前两年在东北蒙受的灾难，①这种见解也
许是有道理的。但这种见解在朝廷和军队中受到轻率分子有效的反对，最后
给中国一方带来悲惨的结局。
虽然张铨的奏议对政府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他关于内乱危险的警告
却不是没有根据，因为那时北京就接到报告，说中国北方出现了新的反政府
活动的浪潮。许多这类活动是由所谓白莲教的成员带头的，白莲教是一个类
似宗教的组织，在这个王朝的早期，它曾引起不小的麻烦，当万历朝后期山
东和北直隶的经济情况开始恶化时，它再度变得活跃起来。①这样，明朝当局
就受到双重的威胁，因为在万历皇帝于1620 年8 月18 日去世之前不久，满
洲军队继他们头年的惊人胜利之后，又在辽东各地对中国居民点和军队的前
哨基地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
朱常洛登基
尽管有这些危险和困难，许多1620 年住在北京的人（包括朝廷许可住在
那里的少数耶稣会会士），把万历朝48 年统治——其中许多年充满了争吵—
—的结束，看作是王朝从头开始的一个机会。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朱常
洛（1582—1620 年）身上，在经过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在继承问题上的长
期激烈争论之后，他于1601 年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①部分地由于朱常洛不
是他父亲的选择，部分地由于他们父子的关系从来不密切，新皇帝的支持者
希望他能迅速地完全改变他父亲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进行他们认为必要
② 这个布告很可能对朝鲜人比对日本人更有影响。关于原文，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
鲜王朝实录》[93]
（《李朝实录》）（1400—445 年；第二次印刷，1603—606 年，摹印本，汉城，1968—
970 年），30，
第1—叶。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31 页。
① 《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关于它和中国、朝鲜和俄国的国际关系
》[296]（伯克利，
1937—940 年），Ⅰ，第171 页。但是，使用这部著作必须慎重，因为它带有浓厚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日
本国家主义的色彩。桑塞姆说，朝鲜国土上的全部侵略军达到接近150000 的数量，都是“
一级作战人员”。
见桑塞姆：《日本史》[445]，第539 页注19。
① 见陈璘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7—74 页。
① 《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30，第16 叶（97）；第4—叶（55—3）。

的改革。他们没有失望。1620 年8 月19 日，在万历皇帝死后仅一天和朱常
洛正式即位前14 天，从内库中拿出了白银100 万两供边防之用。同时，取消
了自16 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引起争吵的矿税和商税，并召回万历皇帝派往
各地督税的受人憎恨的太监。①
我们不知道朱常洛是否根据他父亲的遗诏发出这些命令，因为据说万历
皇帝在临死时终于承认了他的错误。在中华帝国后期，“遗诏”常常被窜改，
以适合新统治者或朝廷重臣的需要和愿望。十分清楚的是，朱常洛继续使他
父亲从前的批评者高兴。8 月21 日，他从皇室积蓄中又拿出100 万两用于辽
东。
新皇帝在1620 年8 月28 日正式即位，按照惯例，在这种时候宣布下一
个太阴年的第一天（1621 年1 月22 日）是他的统治正式开始的日子。朱常
洛选择“泰昌”一词作他的年号，它使人想起和平与繁荣。皇帝和他的顾问
们用这种方式表明他们决心扭转王朝衰落的命运，这种命运笼罩着万历皇帝
在位的最后几年。
泰昌皇帝登基后，在他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需要他迫切注意的，也许就
是给帝国的官僚机构配备人员了。因为万历皇帝在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多年
中，对大臣们恳请他任命已经空出的职位，一直不予理睬。结果，到1620
年夏，北京和一些地方的许多部门和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官纪不振，效率
低下。新皇帝立即行动起来，恢复了许多人的官职，这些人有的是被他父亲
革职的，有的是因对政府事务的处理不满愤而辞职的。在最先召回的人中有
邹元标（1551—1624 年）和冯从吾（1556—1627？年），两人都与开始为人
所知的东林运动有联系。①
这个“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第一个
组织由不满现实的学者和退职的官吏组成，他们聚集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
院，从事讲学和哲学讨论，致力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复兴。他们
深信当时的腐败和道德沦丧是由于传统的儒家教育和价值观念的衰落，认为
只有当从事教育的老师们再次培养出正直不阿的官吏和学者时，才有可能恢
复好的政府和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
第二个组织更具有政治性，以卷入朝中持续的党派论争的人为代表，他
们企图恢复政府人员的正直。②这些人的确跟东林书院有联系，但跟书院的许
多成员不同，他们都是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者。不论他们在具体问题上可能有
多么大的分歧，他们在目标和理想上有足够的一致使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列为
一“党”，在一个把忠诚、一致和政治上的团结看得很高的社会里，“党”
是一个含有贬义的词。东林的积极分子以同样的方法回敬，他们在朝廷里同
其他党派的斗争成为万历朝的一个突出的政治特点。①在这里具有特别重要意
① 1619 年的这些军事活动，在我的论文《1619 年的辽东战役》[252]中作了充分的分析
，《远东》，28（1981
年），第30—4 页。加里·莱迪亚德教授曾建议我利用朝鲜资料。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动的初步研究》[106]，见《中国科学》，16，2（1
973 年5 月），第
240—45、252 页。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953 年》[205]（坎布里奇，1959 年），第3—3 页
；和德怀特·H.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968 年》[424]（芝加哥，1969 年），第194—01 页
。
① 韩大成：《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197]，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
题讨论集》（北京，
1957 年），第1048—050 页。又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
城市网》[440]
义的事实是，后来参加到东林事业中去的人，在16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关
于皇位继承的争论中，曾支持过朱常洛。当朱常洛终于登上皇位，虽然不确
切知道他的政治意图，但他似乎是乐意慷慨地报答他们的。的确，在1620
年8 月和9 月的一个短时期中，邹元标、冯从吾和他们的朋友们很像是控制
了政府。
红丸案
这时灾难突然发生——至少对那些指望泰昌皇帝完成政府改革的人来说
是如此。9 月6 日，在任命了几个东林党人担任政府要职后一天，38 岁的皇
帝突然患了重病。京城几乎立即充满了关于一个暗杀阴谋和与此关连的宫廷
密谋的谣言，据传这涉及万历和泰昌两个皇帝的后妃、太监和各种宫廷人员。
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据说泰昌皇帝病后不久，一个同郑贵妃②（约1568
—1630 年，她的儿子在继承皇位上是泰昌皇帝的主要竞争者）相勾结的太
监，给皇帝吃了什么药，引起无法控制的腹泻。皇帝暂时在床上继续做一些
工作，但到9 月17 日，他衰弱下去，不久就开始公开谈到他的迫近的死亡。
最后，在9 月25 日，他命令一个声称有灵丹妙药的次要官员将药送至寝宫。
不顾大臣和御医们关于此药可疑的警告，泰昌皇帝服了两粒这个官员所进的
红丸。他在第二天早晨黎明时死去，在此后好几年，称为红丸案的互相指控
给政治辩论增加了党派色彩。①
移宫案
从泰昌皇帝生病的消息传开时起，朝廷的官员，包括忠于东林党的人如
兵科右给事中杨涟（ 1571—1625 年）和御史左光斗（1575—1625 年），②
就担心皇帝的权力落入宫中奸人之手。他们的担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没
有母亲的14 岁的太子朱由校（1605—1627 年）①据说处于泰昌皇帝的宠妃李
氏的影响之下。李氏有政治野心，皇帝死前不久有一次接见大臣，她闯进来，
要求封她为皇后，这个地位将使她对继承人有相当大的法定权力。皇帝拒绝
了她，这表明皇帝也不信任她。
当9 月26 日早晨皇帝的死讯传出后，杨涟、礼部尚书刘一燝（1567—1635
（普林斯顿，1973 年），第41—5 页。
② 见海伦·邓斯坦：《晚明的时疫：一个初步调查》[149]，见《清史问题》，3，3（19
75 年11 月），第
9—0 页和第52—9 页上的地图。
①          例如，在《金瓶梅》的几乎任何一章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见克莱门特·埃
杰顿译：《金莲：译自小说<
金瓶梅>的中文原文》[150]，4 卷（伦敦，1939 年）。
②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204]（台北，1966 年），第40 页；和彭信威：《中国货
币史》[421]（1954
年；第3 版，上海，1965 年），第741—52 页。
① 关于这些改革，见梁方中（音）：《中国的一条鞭法税制》[337]，王毓铨译（坎布里
奇，1956 年）：黄
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 年），第112—33 页；和杰
里·登纳林：《财
政改革与地方控制：官绅联盟经受住征服》[143]，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52
8]，小弗雷德里克·韦
克曼和卡罗琳·格兰特编（伯克利和洛杉矶，1975 年），第86—20 页。
年）②和其他大臣去到乾清宫，要求见太子。起初，他们的要求遭到同情李选
侍的太监的拒绝。以杨涟为首的大臣们强行入宫，并查问朱由校的下落。一
个曾经在别的事情上与东林党人合作过的太监，这时护送太子出来见他们。
他被带到附近的文华殿，群臣在那里正式叩见他们的下一个皇帝。
宫廷里的政治斗争是邪恶的。李选侍拒绝离开乾清宫，虽然朱由校已经
脱离了她的控制，但她宣称，太子在个人生活和国家大事上都需要她的帮助
和指点。但杨涟、左光斗和其他东林领袖不打算把太子交给一个他们根本不
能信任的人，因为他们刚失去一个与他们志同道合的皇帝，为此他们曾等待
了二十多年。左光斗指出，一个未婚男子和一个既不是他母亲又不是他父亲
的法定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是非礼的，他实际上是指责李选侍图谋篡位，像
唐朝的武后那样。③这样的指责引起李选侍及其支持者的忿恨，但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9 月30 日，她移居到紫禁城内的另一个住处。东林势力虽然赢得了
一个重要胜利，但权力斗争并未缓和。实际上这桩移宫案只不过刚刚开始。
② 威拉德·J.彼得森：《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425]（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第64—0
页；和袁清（音）：《城市的暴乱和骚动》[623]，见《从明至清：17 世纪中国的征服、
地域和连续性》[476]，
乔纳塞恩·D.斯彭斯和小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第280—20 页。

③ 全汉升和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122]，《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6，1（1973 年
12 月），第169—42 页。
天启朝，1621—1627 年
1620 年10 月1 日，朱由校成了明朝的第15 位皇帝。根据一个东林领袖
的建议，决定将8 月28 日泰昌皇帝即位起到阴历年底（1621 年1 月21 日）
这段时间称为泰昌朝。新皇帝的天启年号从1621 年1 月22 日起开始使用，
“天启”出自《左传》，意为“天开辟[统治者之道]”。①
天启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灾难时期，在明朝没出息的统治者中，天启
皇帝的名声最坏。②他父亲有16 个孩子（只有5 个活到成年），他是其中之
一，体弱，教育不够，也许在智力上还有缺陷。鉴于晚明时期政府的高度集
权性质，他显然是国家在危机时期经受不住的那类统治者。尽管他的一些顾
问鼓励他学习并在政府事务中起积极作用，但这位皇帝对这类事情很快就失
去兴趣，宁愿缩在深宫里过一种较少需求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平静地寻乐
和从事他的业余爱好，他的爱好之一是木工，据说他对此很擅长。当他在制
造优美的家具和设计精致的宫殿模型时，万历时期的官僚战争正在朝中的党
派之间继续进行，国家对重要问题的决策，愈来愈多地留给皇帝宠信的内廷
仆从去自由处置。在这些仆从中有一个太监，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
彰的人物之一。
魏忠贤和客氏出场
这些年来，把太监看成邪恶化身的中国传统看法已经不那么盛行，而把
他们仅仅看作参与宫廷里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的一个集团则已经被人们接受。
因此有人提出，太监刘瑾（死于1510 年）维护的一些政策是有远见的，应该
得到官方的支持；张居正在万历朝初期的成功，则多亏他和太监冯保的良好
关系；甚至东林领袖如杨涟、左光斗也要倚重像王安（死于1621 年）这样的
“好太监”在宫中宣传他们的观点。我不想反驳这些具体论断，并承认在现
存资料中对太监有极大的偏见，但对于魏忠贤（1568—1627 年），① 很难有
什么好话可说。
魏忠贤在家乡肃宁县（今河北省）度过名声不好的青少年时期，然后自
愿当了太监，据说从那时起，他用30 年时间爬上了一个影响宫廷政治的位
置。尽管对他被描绘成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近来有所怀疑，但大家都知道
他在17 世纪初服侍过朱由校的生母。当然，那时未来的泰昌皇帝的长子朱由
校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但大多数资料暗示，魏忠贤已经在作长远打算。如果
是这样，他就是非常成功的。多病的朱由校特别喜欢这个太监和一个叫做客
氏的乳母（死于1627 年）。他们成了他的心腹和经常的伴侣，传说他们引导
他“淫乐”。
不论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它们无法得到证实，当泰昌皇帝死时，魏
忠贤和客氏显然处于有利地位。新皇帝即位不到一月，两人都得到封赐，他
① 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279—86、301—05 页。
② 贺凯：《朱翊钧》，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
76 年），第334 页。
①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见贺凯编：《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纽
约和伦敦，1969
年），第117—18 页。
们的几个亲戚也得以入锦衣卫任职。魏忠贤自己则从宫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次要的职位转到权力很大的司礼监，这个机构经过多年已成为京师和全国的
宦官活动中心。魏忠贤不识字，照理不会考虑让他担任这样一个职务。但官
修的《明史》指出，这是客氏通过她对皇帝的影响替他谋得的。②总之，魏忠
贤正是从司礼监指挥了17 世纪20 年代中期的恐怖统治。
虽然我们不清楚朝廷里的东林党人从什么时候起觉察到魏忠贤和客氏是
个政治威胁，但饱读诗书的杨涟、左光斗和他们的同盟者，对宦官的弊端和
宫中肆无忌惮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造成的潜在危险是很担心的。自从最后一
次宦官擅权以来，尽管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即使是一个不经心的观察家，也
不难看出宦官的权势在万历朝有了发展。万历皇帝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
上委宦官以重任，而且在他将近50 年的统治中，允许他们在人数上有相当大
的增长。当时的耶稣会会士的记述指出，在16 世纪末和17 世纪初，按常规
选入宫中的太监，一次就有3000 人之多，宫中及别的地方所用太监的总数接
近16000 人。其他资料提供的数字还要大。③
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虽然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跟像王安这样的太
监打交道，但很明显，他们对皇室的情况感到不安，并及时把他们的看法公
开说出来。在天启皇帝即位之前，就有一个与东林有联系的御史，上书要求
惩治向泰昌皇帝进药从而导致皇帝病情恶化的太监。接着，与李选侍有联系
的太监受到抨击，李选侍被控盗窃内府珍宝。在随后的调查中，有人想贿赂
一个倾向东林的官员，要求他不要深究。这个官员向他的上司揭发此事后，
他立即被从刑部调到工部。在新岗位上，他又立即卷入同魏忠贤控制下的太
监的一连串争吵，问题涉及修建万历和泰昌皇帝陵墓时滥用款项与处置失
当。①
1621 年2 月，魏忠贤和客氏受到直接批评。御史王心一（1572—1645
年）对皇帝给予他们的封赐提出抗议，指出这种事传到辽东，将挫折与满洲
人作战的军队的士气。②他的上疏未被理睬，但那年晚些时候，王心一和其他
一些东林集团的官员重新发动进攻。他们要求将客氏永远逐出宫门，因为她
继续留在宫中可能引起政治分裂。皇帝犹豫不决，但王心一和其他几人终因
他们的直言不讳受到惩罚，客氏仍旧保持她的影响。1621 年夏，她和魏忠贤
策划了一次宫中清洗，支持东林的王安被谋害，和他接近的人也被撤职。
朝廷中的党派斗争
在17 世纪20 年代初，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客氏还算不上是一股政治力量，
② 夏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 年；重印，北京，1959 年）；4，第2953 页。张
铨传，见张廷玉等
编：《明史》[41]（1736 年；重印，北京，1974 年），291，第7454—456 页；和恒慕义
：《清代名人传
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944 年），第34 页。
③ 关于这些灾难，见本书第9 章，《满族的挑战》。
① 关于白莲教的活动和教旨，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
[25]，《汉学》，
10，4（1969 年），第211—33 页。
② 关于这一争论，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1658 年；重印，4 卷，载《国学
基本丛书简编》，
上海，1936 年；影印，台北，1956 年），4，第24—6 页；和朱常洛传，见《清代名人传
略》[271]，第
176—77 页。
尽管他们的名声愈来愈臭，在宫中的权力愈来愈大。要等几年后他们才强大
到敢向他们在朝中的敌人挑战。与此同时，官僚们在自己中间进行着激烈的
政治斗争。天启朝这些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中有首辅方从哲（1583 年进士，
1628 年去世），他是东林党的宿敌，由于对红丸案和移宫案的处理而受到攻
击。③使他的批评者特别气愤的是，他允许“非知脉知医者”向泰昌皇帝进药
和没有强迫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尽管这些指责可能不公平，但在天启皇帝于
10 月1 日即位后不久，方从哲请求辞职，并于1621 年初告退。
方从哲的离去，无疑使朝中的东林党人感到高兴。对天启皇帝保留刘一
燝、韩爌（约1558—约1637 年）、叶向高（1562—1627 年）①为首辅，也是
这样。他们虽然不是积极的东林党人，但他们同情东林党，并在此后几年的
许多次争论中援助过他们。当邹元标于1621 年年中来到京师，并和一些同他
意气相投的人如高攀龙（1562—1626 年）、赵南星（1550—1628 年）、刘宗
周（1578—1645 年）相结合时，东林党的影响就更大了。刘宗周几乎立即就
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到礼部任新职不久，就上疏指出，魏忠贤可能成为第
二个赵高，赵高是秦朝声名狼藉的太监，被认为应对秦二世的死和秦朝的崩
溃负责。魏忠贤虽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还没有力量奈何刘宗周。①
这样，在17 世纪20 年代初期，组织松散的东林集团成了朝中占优势的
一派。不过他们的势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并经常受到重大的政治挫折。1622
年初，两个东林的同盟者周嘉谟（1546—1629 年）和刘一燝，在一再受到据
说是听命于魏忠贤的官员的指责后，各自辞去了吏部尚书和首辅的官职。②
那个夏天，另一个东林的重要支持者礼部尚书孙慎行（1565—1636 年），在
同东林的宿敌、太监以至皇室成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争论后，离开了政府。①
对东林运动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1622 年秋。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建立的一
个促进哲学讨论的书院引起了争论，他们两人在争论中辞职。由于大多数参
与这些哲学讨论的人与东林有牢固联系，东林的反对者就指责这个书院的建
立是为了党派性的目的。
当皇帝下令关闭书院后，邹元标和冯从吾被迫提出辞职。邹的离去严重
地影响到政府的稳定。他自复官以后，是东林领袖中最温和的，作为左都御
史，他曾努力统一政见，并帮助政府集中注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离去后，
双方的极端分子都上升到突出地位，带来的后果对几乎所有有关的人都是灾
难性的。
东北边疆的事态发展，1620—1626 年
③ 《明史纪事本末》[293]，3，第237—50 页，和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
第302—03 页。
① 关于这个运动，见贺凯：《晚明时期的东林运动》[270]，载《中国的思想和制度》，
费正清编（芝加哥，
1957 年），第132—62 页；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和哲学旨趣》[13]，载
《华裔学志》，
14（1949—955 年），第1—63 页；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意志自由的代价：明清政
治中的知识分
子》[526]，载《代达罗斯》，101（1972 年春季），第35—0 页；彼得森：《匏瓜》[42
5]，第8—0、72—4
页和本书前一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邹、冯两人列传
，见《明史》[41]，
243，第6301—306、6315—316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8—59、1312—314 
页。
① 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 页。
② 见第9 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8—11 页。
文官控制军事是晚明中国的一个已经确立的原则，而万历和天启朝的党
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军务。在天启朝，这类事件中最著名的，涉及杰出的军事
战略家熊廷弼（约1598—1625 年）。②在满洲人于1619 年4 月击败一支中国
和朝鲜的联合远征军之后，③熊曾被任命为辽东经略（明朝军队在东北地区的
最高指挥官）。他在担任经略的第二年，逐渐改善了防务，恢复了军队的士
气。然而，他的谨慎却被朝廷中的一些人视为怯懦，他的直率和傲慢又使他
在长期和充满争论的官场生活中到处树敌。1620 年10 月，他被撤去经略的
官职，由他的一个部属袁应泰（约1595—1621 年）代替。④
袁是一个杰出的文职人员，但缺少军事经验。他的致命错误是决定用蒙
古部族成员补充辽东的中国军队，这些蒙古人是为了躲避饥荒和满洲人的进
攻而逃到明朝边疆的。1621 年春，这些蒙古人中有一部分在紧要关头叛逃。
由于他们的帮助，满洲军队在1621 年5 月4 日占领了战略城市沈阳，几天以
后又陷总部所在地辽阳。袁和几个官员宁愿自杀而不肯投降；他的其余的同
事均战死。夺取辽阳后，满洲军队就控制了辽河以东的全部属于明朝的领土。
虽然新近的研究指出，在17 世纪20 年代初，满洲军队要比他们那时看
起来弱小得多，⑤但中国军队的拙劣表现使朝廷陷入一种近乎惊慌的状态。
1621 年5 月16 日，北京宣布戒严，援军被仓促派往前线。皇帝周围的人纷
纷献策，特别是建议起用熊廷弼。皇帝不顾激烈的反对（其中许多来自反东
林方面），同意了这个建议，熊于7 月24 日再次成为辽东经略。不过，这时
他的总部设在山海关，这个战略要道在长城的东端终点，距京师仅有175 英
里。许多在上次参与促成熊的免职的官员被降级、调离，或者，像一个坚决
反对东林的人那样，被削去了官僚的身份。
不幸的是，熊廷弼与该地区的新巡抚王化贞（1613 年进士，1632 年去世）
不能很好合作，王驻在山海关和辽河之间的广宁。①这两人在战略上不一致：
熊廷弼想采取一种谨慎的防御性战略；王化贞坚持要反攻。当王的一员将领
毛文龙（1576—1629 年）②9 月初在满洲人的后方进行一次大胆的袭击，占领
了鸭绿江上的一座城镇时，王大为高兴，他使朝中的许多人相信，现在是进
攻的时候了。熊廷弼坚决不同意，认为这种出击不会有任何益处。照他的说
法，这些独立的、互不协调的行动有损他的威信。但是，朝廷极想从前线得
到好消息，就不顾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告诫，而干涉战场上的指挥官。毛文
龙得到提升，王化贞由于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1551—1635 年）的支持，①
② 关于此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43—0 页。
③ 杨和左的传记，见《明史》[41]，244，第6319—333 页；《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892—93 页；《明
人传记辞典》[191]，第1305—308 页。
④ 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0 页。
⑤ 传记见《明史》[41]，240，第6238—242 页。
① 谈迁编：《国榷》[498]（约1653 年；北京，1958 年重印），5，第5177 页。关于武
后，见崔瑞德：《剑
桥中国隋唐史，589—06 年》（即《剑桥中国史》[剑桥，1979 年]，第3 卷），第244—
21 页及各处。
②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279]（1815 年；台北1971—972 年重印），5，第3874 页；
李雅各：《英译
七经》[309]（1870 年，香港1960 年重印；第2 版，台北，1969 年），第124—25 页。

① 在写这一节时，我从贺凯的《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 年）得益不
少，书中有对天启
朝政事的详尽叙述以及对某些机构的调整和明朝政府所独有的紧张状态的出色分析。
继续向辽河对岸出击，向满洲人挑战。
正如熊廷弼所担心的，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注意。1621 年12 月，他的
侄儿阿敏率领的一支军队，从朝鲜西北部驱赶毛文龙，迫使他逃到靠近鸭绿
江的一个小岛上。几个月后，王化贞在广宁遭到惨败，向山海关逃去。熊廷
弼没有兵力反攻，把剩下的军队撤进山海关，封锁敌人直接进攻北京的通路。
敌人没有直接进攻北京，但熊和王由于他们的“失败”被逮捕，并判了死刑。
不顾朝中的许多抗议，其中一些是京师的东林分子组织的，三年后，在一些
同魏忠贤有勾结的官员的支持下，熊廷弼被处死。王化贞直到 1632 年，在
魏忠贤死后很久，才被处死。
对气馁和混乱的中国军队来说，幸运的是，满洲人不能利用他们在广宁
取得的重大胜利。努尔哈赤从1618 至1621 年迅速而轻易地征服了辽东的许
多地方，没有时间对这些地方进行巩固；他对辽河以西的领土就更少控制。
虽然满洲人在1623 至1624 年企图实行进攻政策，但后勤问题、食物短缺和
后方的人民起义，迫使他们暂时停止进攻。②这给了明朝军队一个喘息机会，
并利用了它。
经过几个月的混乱之后，孙承宗（1563—1638 年）①被任命为蓟辽经略，
驻山海关。他立即开始改善该地的防务，在以后几年中，他和他的有才能的
部属袁崇焕（1584—1630 年）①夺回了一些王化贞丧失的领土。甚至当孙承
宗由于同魏忠贤的长期争吵而于1625 年11 月辞职后，袁崇焕仍能在山海关
以北120 英里的战略重镇宁远打退满洲人一次大的袭击。努尔哈赤在这次交
战中受伤，并于1626 年9 月30 日死于他的新京沈阳。他的死虽然并未解除
东北边境的危险，但中国在那里的处境在1626 年下半年不像1622 年3 月那
么严峻，当时王化贞在广宁正被击溃，熊廷弼竭力想阻挡满洲人的前进。
帝国其他地方的军事问题
在17 世纪20 年代初，满洲人不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在遥远的西南省份
贵州和云南，苗族和其他民族经常闹事，1621 年秋，四川的一个罗罗族首领
趁政府关注辽东之机，发动一次大的叛乱。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城市被占领，
省城成都被围102 天。②正当朝廷发兵前去平定时，四川、贵州、云南一些地
方的土司起来反对政府。政府面对双重威胁。它拿不出人力物力在西南进行
持续的战争；同时又丧失了这些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由于四川从宋朝起就
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省份，③而贵州和云南有许多全国最富的银矿，①那里
② 魏忠贤传见《明史》[41]，305，第7816—825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
—47 页。又见乌
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安
阿伯，1968 年）。
① 《明史》[41]，305，第7816 页。
① 乔治·H.邓恩（耶稣会）引用迪亚戈·德·潘托加的话，见《巨人的一代：明末几十年
中在华耶稣会士
的故事》[148]（印度，诺特丹，1962 年），第86 页。潘托加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词典》
[191]，第1116—117
页。又见贺凯：《明朝时的传统中国（1368—644 年）》[269]（图森，1961 年），第12
、80 页，注[9]、
[10]。
② 陈子龙：《安雅堂稿》[56]（崇祯[1628—644 年]；台北，1977 年重印），3，第968
—71 页。
③ 《明通鉴》[210]，4，第2975 页，和《明史》[41]，246，第6380 页。
① 贺凯：《监察制度》[262]，第185—86 页；方从哲传见《明史》[41]，218，第5759—
766 页。
的麻烦在经济上的影响是严重的。
1621 年11 月开始的成都之围以后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一个新的威胁。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东亚水域劫掠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舶已有20
年，对福建和广东的经济至关重要的海上贸易，不时受到严重的破坏。1622
年6 月，一支有8 只船的荷兰船队带了1000 多人进攻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企
图接管那个城市同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荷兰人在经历一
场激烈的战斗并伤亡四分之一的人员之后被赶走，他们沿中国海岸向北驶
去，至7 月初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登陆。②
在一个较大的岛上匆忙筑城后，荷兰人派了一个代表到厦门地区。要求
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并宣称要干扰和破坏中国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
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和恫吓。1622 年9 月，福建巡抚派一名官员带信
去澎湖列岛，命令荷兰人拆除他们的小城堡，立即离开。荷兰人拒绝接受，
10 月中旬，他们的船只开始攻击中国船只和沿海易受攻击的地点。他们暂时
得逞，但福建当局终于予以回击。1623 年10 月，一个带有谈判者通行证的
荷兰使者在厦门被俘，1624 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迫使荷兰殖民者从澎湖
列岛撤退到台湾。他们留在台湾直到明亡，虽是一个麻烦，但不是严重威胁。
经济问题和民间的骚乱
天启朝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下降。这种下降的一个原
因是新大陆的白银出口水平急剧下降，这个事实差不多同时影响到世界上其
他许多地方。①在中国，这种下降可以归因于秘鲁白银生产的下降。②白银产
量的明显减少不仅影响到马尼拉，而且使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下降，因
为正是白银把中国商人吸引到这些岛上来的。中国商人害怕同菲律宾贸易，
还因为南中国海有海盗的危险。中国同西班牙贸易的下降，对福建沿海地区
的经济活力有严重的影响，③而这些地区与明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有着广泛的
商业往来。
在1621 至1627 年间，明帝国的经济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有害影响。杭州、
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火灾，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家和商家。1622 年，现今
甘肃省平凉地区的一次大地震，造成重大财物损失，据说死了12000 多人。
1623 年，这个时期从山东半岛南部入海的黄河，在南直隶北部冲垮堤坝，淹
没了徐州及其周围的大片土地。1624 年8 月，南直隶洪水泛滥成灾，徐州再
次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由于广泛的军事行动、不断增加的赋税、政府的非
必需品订货的减少，以及有些观察家所看到的官僚机构的极端腐化与低效
率，已经使经济和社会陷入了混乱，而这些灾害使混乱加剧了。它们引起一
连串单独的或结合在一起的农民起义、城市动乱、土匪和海盗袭击，以及军
② 韩■和叶向高传分别见《明史》[41]，240，第6231—238、6243—249 页；和《明人传
记辞典》[191]，
第483—85、1567—570 页。
① 《明史》[41]，255，第6574 页。高攀龙、赵南星、刘宗周传分别见《明史》，243，
第6297—310、6311—314
页和255，第6573—59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8—32、701—10 页和《清代
名人传略》
[271]，第532—33 页。
② 周嘉谟传见《明史》[41]，241，第6257—259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63
—65 页。
③ 孙慎行传见《明史》[41]，243，第6306—31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9
—80 页。
队中的兵变，所有这些使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法律和秩序。
有白莲教徒参加的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1622 年。在万历朝，受白莲教教
义影响的小团体在中国北方很活跃。当局通过拘捕受怀疑的领袖和不时进行
镇压控制他们。1621 年，为躲避满洲人的推进，难民从辽东涌入北直隶和山
东，跟着发生的骚动使剩下的白莲教领袖有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这时正
当经济的衰退已经使大运河上的商业活动减少，给依靠运河为生的人造成困
难。 1622 年6 月，一次较大的白莲教起义在山东西南靠近运河的地方爆发，
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徐鸿儒的人。①
徐鸿儒的军队得到从中国北方其他部分来的新兵的帮助，取得了最初的
成功。7 月，他在山东的兖州占领了两座县城，8 月，他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
附近封锁了大运河，俘获50 多只运皇粮的船。由于他的封锁同时切断了对北
京和对北部及东北部边疆军队的供应，政府迅速地行动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这一努力起初遇到不利条件，因为通常驻在这个地带的军队有许多已被调往
别处。但是，政府军队逐渐取得主动，1622 年11 月下旬，他们从造反者手
中夺回最后几座城市。
徐鸿儒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被俘，他和他的十几个亲信随后在北京被处
死。徐鸿儒起义在其最高潮时，影响及于山东、北直隶、南直隶和至少其他
五省的部分地区。自从将近一世纪前的宁王叛乱以来，②这可说是对国家安全
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威胁。因此，朝廷有充分理由赏赐那些把徐鸿儒缉拿归案
的人。
东林的溃灭
然而，就在分发这些赏赐的时候，朝中东林集团与其对手的紧张关系有
增无减，对这一事态，东林集团要负相当大的责任。1623 年初，东林领袖赵
南星新任左都御史，他利用六年一次的京察算旧帐。许多过去反对过东林集
团的人被黜，有的甚至被削籍，从此失去做官的资格。同年晚些时候，赵南
星作为吏部尚书，继续他的整顿。他立即开始从全国特别是从北京的政府中
根除他和他的许多朋友认为是难以容忍的腐败。无论赵南星的观点有多正
确，他的刚严使他很快就同宫中的太监和京师其他一些满有理由希望维持现
状的人发生冲突。
虽然有不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北京身居高位，③但他们的权力经常受
到挑战。1622 年，有几个著名的东林人物离去或被罢官，1623 年2 月，顾秉
谦（1595 年进士）和魏广微（1604 年进士）被任命为首辅。④这两个人都和
魏忠贤有密切联系，后来传说他们的任命确实是这个太监谋划的。东林集团
对这个任命当然严重怀疑。
其他一些事件表明，东林的权力已经变得多么有限。1623 年初，40 多个
中官被派往东北边疆视察边情。东林英雄、辽东最高统帅孙承宗，认为这种
① 熊廷弼传见《明史》[41]，259，第6691—706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08
 页。
② 关于这次交战，见本书第9 章，《满族的挑战》。
③ 袁应泰传见《明史》[41]，259，第6689—691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7
 页。
④ 格特劳德·罗思：《满汉关系，1618—639 年》[439]，见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
E.威尔斯编：《从
明至清：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第1—
8 页。
视察可能影响他的军队的实力和士气，并担心开一个讨厌的先例。他向皇帝
上疏，用强烈的语言陈述他的疑惧。①其他的东林人物也同样直言不讳地反对
中官干涉军事事务。然而，由于魏忠贤在宫中影响的增长，他们的警告照例
被置之不理。例如，尽管东林企图阻止，但从1622 年春起，太监在紫禁城内
进行军事训练。②
太监同朝中各派之间的小冲突，贯穿1623 年始终，但争夺最高权力的真
正斗争开始于1624 年。2 月，魏忠贤被任命为东厂提督，这是一个由太监管
理的安全机构，负责肃清叛逆，并只对皇帝负责。③这个职位给魏忠贤以司法
和惩罚的权力，他用这种权力打击他的敌人，这被看成是晚明政治史上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
尽管东林党人不断地间接批评魏忠贤，但直到1624 年7 月15 日左副都
御史杨涟才上疏公开攻击他。杨涟的奏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1624 年上半年在
北京举行的东林秘密会议的产物。他还同左光斗和缪昌期（1562—1626 年）
讨论过他的意图，他们帮助他起草。①       不过，在北京的东林集团的有些成员不
支持在那时直接向魏忠贤挑战；缪昌期本人就有某些保留，东林御史黄尊素
（1584—1626 年）②直率地警告杨涟，如果他不能迅速剥夺这个太监的权力，
后果就不堪设想。首辅叶向高因为不愿让他所建立的尚可忍受的同魏忠贤的
工作关系受到危害，也表示反对。
杨涟的刚烈性格在1620 年的移宫案③中曾经受过考验，他毫不动摇。他
的奏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权，阴谋反对正直的大臣，操纵铨政，
谋杀宫中异己，强迫皇后堕胎，绝帝〔天启皇帝〕嗣子”。①奏疏一出，京师
为之震动。魏忠贤在朝中和宫中的支持者要皇帝严厉惩戒杨涟，但支持杨涟、
谴责魏忠贤的奏疏源源不断地送进宫中。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工部一个官
员万燝（1616 年进士，死于1624 年）的奏疏，它控告魏忠贤为自己建造宏
伟的坟墓，而拒绝为皇帝父亲的陵墓提供建筑材料。②
由于万燝本人曾任职皇陵工程，他的证词是无法抵赖的。魏忠贤进行报
复，矫旨廷杖，将万燝打得死去活来，几天后即死去。此后不久，就在政府
中开始了对东林分子的全面清洗。最先被清洗的人之一是叶向高。由于牵连
进另外一个官员得罪太监的案件，他在8 月被批准辞去首辅的职务。那年冬，
陆续去职的有赵南星、杨涟、左光斗和其他一些人，到1625 年，这些人和他
们的支持者的职位，有许多被同情魏忠贤或甘愿为他效劳的人所取代。
尽管形势看来对他们绝对有利，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仍不满足。1625 年1
月，不屈不挠的东林组织者汪文言③被捕，罪名是长时期支持现仍等待处死的
① 王化贞传见《明史》[41]，259，第6695—706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23
 页。
② 毛文龙传见《明史》[41]，259，第6715—71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7
—68 页。
③ 张鹤鸣传见《明史》[41]，257，第6617—619 页。
①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7—1 页。
② 孙承宗传见《明史》[41]，250，第6465—47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0
—71 页。
③ 袁崇焕传见《明史》[41]，259，第6707—719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4
—55 页。
① 《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0—2 页。
② 全汉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12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
（1948 年4 月），
第403—32 页；收入他的《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 年），Ⅰ，第278—79 页。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国十七世纪时的科技》，[492]，孙任以都（音）和孙绍全（
音）译（大学公园
前辽东经略熊廷弼。5 月初，汪文言在监禁中被折磨至死。他死后不久，魏
忠贤下令逮捕杨涟、左光斗和另外四个对他辱骂最厉害的东林人物。10 月中
旬，这六个被监禁在北京、在亲东林的资料中被称为六君子的人，通遭杀害。
9 月下旬，在东林的敌人如新首辅冯铨（1595—1672 年）④的催促下，熊廷弼
被斩首示众。
魏忠贤的恐怖统治到第二年春仍在继续，这时他下令逮捕另外七个政治
上的反对者，他们并不全都与京师的东林集团有密切关系。其中之一的周顺
昌（1584—1626 年）①，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官员，从1622 年起就已退隐苏州，
但他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轻蔑，是众所周知的。1626 年4 月，当周顺昌被捕
的消息传出来时，他在城中的许多友人和爱慕者展开了一个营救他的运动。
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周被严密看管起来，准备送往北京受审。知道这种审问
不会有好结果，愤怒的苏州士民掀起一次大规模的激烈示威，在示威中魏忠
贤的代理人受到攻击，有几人丧生。暴动的消息很快传遍江南地区。看来这
个太监是做过头了，一次反对他的武装起义可能在东南发生。但魏忠贤恢复
了秩序。那年的10 月下旬，周顺昌和同时被捕的另外六人或自杀，或被折磨
至死。
魏忠贤掌权
魏忠贤一方面残暴地处置他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一方面想方设法巩
固自己的地位。1625 年3 月，为庆祝泰昌皇帝陵墓竣工，他被授予大都督府
都督同知的世袭官职。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和客氏进一步得到加封；1626 年，
魏忠贤的一个从孙被封为安平伯，一个从子被封为东安侯，11 月，他自己成
了上公——一个特地为他创造的爵位。几个月前，浙江巡抚请建魏忠贤生祠
并得到同意。不久，这样的生祠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②在这期间，呈给皇
帝的奏疏，常常充满了对这个太监的德行与才能的热烈揄扬。他甚至因离京
师很远的军事胜利而受到称赞，归功于他的精通兵法，运筹有方。
只要魏忠贤在支配政府，阿谀奉承的官员就会得到好处。例如，1625 年
初，御史崔呈秀（1613 年进士，死于1627 年）③因头年的贪污受贿被东林领
袖揭发而被革职，就去请求魏忠贤保护，得以复官。据说这时他向魏忠贤提
和伦敦，1966 年），第235—47 页；全汉升：《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120]，
《新亚学报》，
11（1976 年），第61—8 页。
④ 伦纳德·布卢塞：《荷兰人对澎湖列岛的占领（1622—624 年）》[9]，载《在日本召
开的东方学学者国
际会议记录》，18（1973 年），第28—3 页。又见小约翰·E.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
海洋中国》[568]，
载《从明至清》[476]，第213—20 页；南居益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5—08
8 页。
① 关于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去看这个时期的问题，见鲁吉罗·罗马诺：《16、17 世纪之间
：1619—622 年的
经济危机》[430]，载《17 世纪的总危机》，杰弗里·帕克和莱斯利·M.史密斯编（伦敦
和波斯顿，1978
年），第165—25 页。
② 彼得·J.贝克韦尔：《波托西地区注册的白银生产，1550—735 年》[4]，见《拉丁美
洲国家经济和社会
史年鉴》，12（1975 年），第92—5 页；和哈里·E.克罗斯：《南美的白银生产与出口，
1550—750 年》
[131]，提交“近代前世界货币史讨论会”的论文，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1977 年8 月
28 日至9 月1 日。
③ 小叶田淳：《金银贸易史之研究》（京都，1976 年），第259—62 页；威廉·莱特尔
·舒尔茨：《马
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446]（纽约，1939 年），第342—52 页。
供亲东林和反东林的官员的名单。这些名单成了任命官员的参考，担任高官
的东林党人尽遭排斥。1626 年担任宰辅的七人中，只有一人是1624 年原来
有的，而他是太监的支持者。①京师各部的上层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①
党派斗争中得胜的一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撰写或重写刚刚过去的历
史，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天启朝发生的也正是这样的事。例如，一本泰昌
朝实录在1623 年完成，它对这个时期有争论的问题采取的态度，显然使当时
在朝廷处于支配地位的东林人物感到满意。然而，当东林的对头在1624 年末
和1625 年初掌握了权力，他们就决定对它进行修改。②当这个计划在进行中
时，魏忠贤及其支持者围绕万历和泰昌朝的三大案（1615 年的梃击案，1620
年的红丸案和移宫案）炮制出他们自己的本子。书名《三朝要典》，由首辅
顾秉谦主持编写，于1626 年夏刊行，极意诋毁许多东林人物，把他们在党派
争论中所起的作用追溯到16 世纪末。③
魏忠贤及其同伙在这个时期还使用别的控制方法。一份扩大化的涉嫌东
林同情者的黑名单，被刻印出来在全国散发。东林领袖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
京创办的首善书院，于1625 年8 月被毁。
二十多天后，又下令毁全国的书院，虽然真正的目标是那些与东林运动
有密切关系的书院。首先被毁的是东林书院，它从17 世纪20 年代起，就成
了全国特别是它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反魏忠贤的象征。①对于那些牵连进1624
至1626 年清洗的人来说，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的是，在1627 年，有人提议以
魏忠贤配祀孔子。当皇帝在1627 年夏末生病时，魏忠贤竟让他的一个从子代
替天子祭太庙。
天启末年的政治动荡
在17 世纪20 年代中期，明朝的军事指挥官如孙承宗和袁崇焕成功地挡
住了满洲人。但从其他战线传来的消息却不怎么令人振奋。1626 年春，四川、
贵州和湖广军务总理与苗族首领安邦彦战，兵败自杀，安邦彦自1622 年起就
在西南地区不断制造麻烦，并将继续到下一朝。②1626 年，川陕边界还发生
了一次较大的起义，这是魏忠贤派往该地区的官员的贪污腐化所激起的，另
一个原因则是一个时期以来该地区经济情况的恶化。
1627 年，事情更糟了。从陕西到广西爆发了起义，海盗在东南沿海进行
袭击，满洲人成功地完成了对中国驻朝鲜军队的进攻。满洲军队一旦巩固了
他们的东南翼，就破坏他们同袁崇焕达成的停战协议，对宁远和辽河以西其
他战略据点施加压力。不久，袁崇焕由于在许多有关边防的问题上同魏忠贤
的党羽发生争执而感到绝望。他于1627 年8 月辞职，他的职务立即被一个他
从前拒绝与之合作的官员顶替。
朝廷里也是充满了紧张和猜疑空气。魏忠贤的党羽一旦控制住政府，他
① 徐鸿儒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87—89 页。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
，第72—5 页。
① 关于这次造反见本书第7 章，《宁王的叛乱》。
② 《明史》[41]，243，第6299—300 页。
③ 顾秉谦，魏广微传见《明史》[41]，306，第7843—846 页。
① 《明通鉴》[210]，4，第3027—028 页。
② 《明通鉴》[210]，4，第3008 页。
们自己就起了内讧。1625 年，首辅魏广微对当时残酷惩治东林人物感到不
安，上疏皇上（亦即建议魏忠贤），劝告加以制止和给予怜悯。③魏忠贤对这
种想限制他的清洗的企图，非常愤怒，魏广微担心自己的安全，几次请求辞
职。1625 年9 月下旬，他的辞职得到批准。此后不久，对魏忠贤的旨意更为
顺从的人被任命为首辅。1626 年7 月，冯铨在与崔呈秀发生争吵后离开了政
府。不到四个月，首辅顾秉谦也辞职回家，显然这是由于他从前的盟友冯铨
和魏广微不在跟前而感到不安全。
通过所有这些，魏忠贤和他的家族继续得到皇帝的赏赐和加封。例如，
1627 年9 月初，这个太监的两个亲属分别被加上太师和少师衔。但就在赐予
这些头衔的时候，身体从来不好的天启皇帝的健康不行了；他死于1627 年9
月30 日，时年21 岁。由于他的五个孩子均在襁褓中，皇位就由他在世的长
兄朱由检（1611—1644 年）继承。④
③ 关于东厂的简介，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21（1958 年），第
25 页。
④ 缪昌期传见《明史》[41]，245，第6351—353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6
7—069 页。
崇祯朝，1628—1644 年
天启皇帝死亡本来是朝廷庄严哀悼的时刻，但许多官员在听到这带来无
穷灾难的一朝已经结束时，都感到欣慰。一些乐观的观察家甚至把朱由检的
继位看成是进行深远改革和复兴明朝的机会。回想起来，在1627 年秋，这种
乐观主义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新皇帝就像他的差不多七年前即位时的兄弟一
样的神秘。尽管朱由检后来成了一个比许多年来任何一个皇帝远为认真负责
的统治者，但这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
促成他的王朝的覆灭。⑤无论将来的研究可能揭示出什么，朱由检都不大可能
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统治者。留下的是一个悲剧事实。他是一个把
自己吊死在御花园里的皇帝，这时造反的军队正涌过京城的郊区。
魏忠贤的垮台
朱由检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他在发育时期受到好几个皇妃的照料，
其中一个据说是在天启朝因冲犯了魏忠贤和客氏“愤郁”而死的。⑥在当时的
政治形势和皇宫中高死亡率的背景下，朱由检在他兄弟在位七年之后居然活
了下来，单是这个事实就可能比一般所了解的更值得注意。他在1627 年10
月2 日正式成为明朝的第16 个皇帝，年号崇祯。他死后有三个庙号（思宗，
毅宗，怀宗），分别为明朝皇位的几个觊觎者所谥。他又称庄烈帝。
新皇帝还不到17 岁，他上台时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京城里没人知道他将
对魏忠贤采取什么态度。最先知道的人之一就是这个太监。10 月9 日，皇帝
即位后七天，魏忠贤请求让他退休。①虽然受到拒绝，但告发魏忠贤的一些最
忠实的党羽的奏疏，很快如雪片般飞向皇帝。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崔呈秀，
在经过相当犹豫之后，他被允许辞去兵部尚书的职务。12 月8 日，魏忠贤自
己也被命令离开京师，去南直隶北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祖籍担任一个礼仪上
的次要职务。
魏立即服从命令，几天之内，他和他的庞大的扈从队伍就从北京旅行125
英里到了北直隶南部的阜城。他是在这里从他的效率很高的情报网知道皇帝
下令逮治他的，他的罪名开列在那些源源不断送进宫中的奏疏中。他对等待
着他的下场感到害怕，和一个关系亲密的太监在12 月中旬一起缢死于阜城。
此后不久，崔呈秀自杀。不管怎样，无论是他还是魏忠贤都没有得到好死。
两个月后，他们受到公开的凌辱；他们的尸体被磔，他们的首级被分别悬挂
在各自的家乡，以警告那些可能想步他们后尘的人。
魏忠贤死后，开始了对他的党羽的清洗。有二十多人被处死或被迫自杀，
其中有客氏、她的兄弟、儿子和魏忠贤的一个从子。其余的人被充军、戍边、
削籍或受到别的惩治。②在全国各地所建的魏忠贤生祠或被推倒，或被派作其
⑤ 黄尊素传见《明史》[41]，245，第6360—364 页。
⑥ 见本章，《移宫案》。
① 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 页。关于这个奏疏的详细讨论，见贺凯：《明代中
国的监察制度》[262]，
第200—05 页。
② 万燝传见《明史》[41]，245，第6367—368 页。
他用场。下令重修泰昌朝实录，并在翰林院的倪元璐——一个年轻的东林同
情者的恳切请求下，③将魏忠贤的《三朝要典》的底版焚毁。同时，皇帝对魏
忠贤弄权时被杀害或被处死的人的家属，公开表示关切。许多人作为烈士受
到赠恤。他们的遗族受到馈赠并得荫官职。
残余的东林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似乎必然能像他们在天启朝初年那样
主宰朝政。1628 年末，韩爌回到北京并成为首辅。他立即联合其他新近任命
的同情东林运动的官员，编一份魏忠贤党羽的名单，刊布全国。就在开始编
辑这份名单之前，已有其他东林人物在京城担任了重要官职，袁崇焕则恢复
了东北前线最高统帅的职务。袁崇焕与东林集团的确实关系不甚清楚，④但东
林成员同情他在魏忠贤掌权时的遭遇，力主将他召回。
尽管东林的命运有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但年轻的皇帝看够了万历和天启
朝的政治，努力使他的政府不受任何派别的控制。①1628 年末，东林的追随
者钱谦益（1582—1684 年）②被推为阁臣。他在此之前被魏忠贤罢黜，是刚
召回北京的。按当时朝中普遍反对宦官的态度，他似乎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然而他的提名遭到礼部尚书温体仁（1598 年进士，死于1638 年）的有力反
对，温体仁在侍郎周延儒（1588—1644 年）的支持下，指控钱谦益在1621
年典试浙江时结党受贿。①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话，认为钱谦益应受到惩处。他
被罢官并被削籍；他的几个支持者也受到惩戒。温体仁和周延儒的企图得逞，
崇祯朝遂失去免于党争的一线希望。
海上贸易的发展，约1628—1634 年
17 世纪20 年代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因荷兰人和中国海盗在台湾
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活动而受到严重的干扰。但由于著名的海盗首领和走私犯
郑芝龙（1604—1661 年）向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1607 年进士，死于1640
年）②投降，情况有了戏剧性的改变。郑芝龙答应帮助政府控制他曾经参与过
的非法活动。他结果很成功，三年内，福建和浙江沿海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
善，熊文灿建议恢复这个地区正常的海上贸易。
不管菲律宾的海运、关税和其他记录是多么不完全，却都表明中国商人
并没有等待政府的批准才做生意。在17 世纪20 年代末，他们再次开始了同
西班牙的大规模贸易。③到1632 年，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人手中的白银数量，
每年达200 万比索，④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⑤不完整的和有时是矛盾的贸易
③ 赵翼：《廿二史劄记》[46]（序，1795 年和1800 年；上海，1937 年重印；台北，19
71 年重印），第514—15
页。
④ 冯铨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40—41 页。
① 周顺昌传见《明史》[41]，245，第6353—355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4—
77 页。又见贺凯：
《苏州和魏忠贤的代理人：〈开读传信〉译文》[268]，见《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
年纪念论文集》
（京都，1954 年）第224—56 页。
② 《国榷》[498]，6，第5330 页；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2—13 页。
① 崔呈秀传见《明史》[41]，306，第7848—850 页。
② 《明史》[41]，110，第3379—381 页。
③ 《明史》[41]，112，第3492—495 页。
④ 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 年），第17、32 页。
数字，使概括发生困难，但看来在17 世纪30 年代初，由于葡萄牙人通过澳
门运入大量白银，中国同日本的商业活动也大有起色。①这些发展似乎给明帝
国的这些与海上贸易最直接有关的地区带来了暂时的繁荣。
经济衰退和西北的叛乱，1628—1631 年
其他地区没有这么幸运。1628 年春，萧条的西北省份陕西受到严重干旱
的打击；到冬天，一些地区的情况骇人听闻，卖儿卖女很平常，人相食的事
时有所闻。当政府无能提供食物以减轻饥荒时，就爆发了叛乱，特别是在这
个省的东部和中部。②
       1629 年初，当皇帝为了削减政府开支而减裁驿站数目和人员时，局势恶
化了。①这壮大了造反队伍，因为被裁的人员无以为生。官军中的逃兵和叛变
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据报告，造反活动很快就蔓延到全省。1629 年3 月，
为了对付迅速恶化的局势，左副都御史杨鹤（约1604—1635 年）②奉命总督
三边军务，管辖陕西的大部分。
杨鹤虽是一个尽职的文官，但不是一个使人鼓舞的军事统帅。他在陕西
两年半导致的结果有好有坏。尽管他在劝说造反领袖投降方面取得一些成
功，甚至使他们的军队为政府所用，但他未能消灭那些不能信任的造反者。
批评者指出，许多已经投降的造反者一有机会又叛变了。其他一些造反者根
本拒绝投降，有一伙人使杨鹤大伤脑筋，他们从1630 年夏至初秋占领了陕西
东北一个战略城镇。1630 和1631 年，陕西的造反者对邻省山西进行了毁灭
性的袭击，这个事态发展在当地和北京部引起了惊恐。虽然杨鹤初期的绥靖
政策曾受到热情的支持，但皇帝渐渐醒悟。1631 年10 月，由于陕西的造反
者愈来愈多，杨鹤被解除职务并被逮捕。
1629—1630 年的满族人入侵
1629 年12 月，努尔哈赤第八子和继承人皇太极（1529—1643 年）①率领
军队出人意料地从山海关西边入长城，直捣北直隶。不几天，他们占领了遵
化的重要铁厂，并迫使袁崇焕从边境驰援北京。在他12 月30 日到达之前，
城里就流传满族人散布的谣言，说他密附满族将领。满族人害怕袁崇焕的军
事才能，希望引起崇祯皇帝对他的怀疑。谣言容易被人相信，因为几年前袁
崇焕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1630 年1 月13 日，他以通敌罪被
捕。
随后的几个月，明朝军队在北直隶遭到一连串失败。1630 年1 月14 日，
满族人分兵占领北京以南30 英里的固安。十几天后，受尊重的将领满桂（死
⑤ 同上，第17—8、63—4 页。
① 布希：《东林书院》[13]，第57—6 页；和约翰·梅斯基尔：《明代的书院与政治》[
376]，见《明代政
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1969 年），第171—74 页。
② 《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8—1 页。
① 《明史》[41]，第7845 页。
② 朱由检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1—92 页。
① 例如，见艾伯特·詹：《明朝的衰亡：内因研究》[18]，哈佛大学学位论文，1953 年
，第10 页。
于1630 年）②在永定门外战死；2 月中旬，当满族人终于退出北京地区时，
国门前真可说是尸横遍地。③但是，满族人的出征并没有结束；他们接着扫荡
了北直隶东部的几座城市，然后在山海关西南仅几英里的地方停下。
1630 年4 月，皇太极回到盛京沈阳，派阿敏去巩固，并如可能就扩大四
个月前意外获得的长城内的据点，阿敏是朝鲜战役的英雄，当皇太极不在沈
阳时，由他摄政。5 月初，阿敏抵达北京以东125 英里的永平（今卢龙），
抵抗前辽东经略孙承宗指挥的一次进攻，孙复职才几个月。六月下旬，阿敏
由于在几个方面受到中国军队的压力，他的供应线又有被切断的危险，被迫
从山海关西边50 英里的冷口退出长城。
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皇帝，他相
信了谣言，于1630 年9 月22 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阿敏
的遭遇比他好一些。他一到沈阳就被捕，受审，被判了各种罪，其中包括从
驻地逃走。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罪名，是他从北直隶撤退时，允许在几座中国
城市进行杀掠；这对皇太极想取明而代之的计划是一个严重打击。①阿敏被免
去死刑，于1640 年在幽禁中死去。
大凌城之围及其余波
在1631 年9 月初皇太极包周新筑的大凌城之前，东北边境这时相当安
静，大凌城是明要塞锦州北边的一个战略前哨，在山海关东北125 英里。10
月，派去的救兵被满族人击溃；到11 月中旬，大凌城守军粮尽，食马，甚至
同伴的尸体。最后，在11 月21 日，总兵官祖大寿（死于1656 年）②投降，
投降之前至少杀死一个希望继续战斗的将领。③祖大寿接着说服皇太极让他回
到锦州，设计诱降守者。他后来食言，但皇太极已经在心理和战略上赢得一
个重要胜利，因为许多明朝将领，包括张存仁（死于1652 年），①这时投降
了满族人。
这些事件也影响到山东的政治稳定。1631 年末，驻在山东登州的军队（他
们许多来自辽东），奉命回东北抵抗满族人。当这些军队通过北直隶南部时，
发生了兵变，叛军说服指挥官孔有德（死于1632 年）②参加造反。孔有德迅
即率领他们一路杀回来，横穿山东北部，围登州；1632 年2 月22 日登州失
陷。中军耿仲明（死于1649 年）先叛降孔有德，为叛军开了登州城门。③这
② 《明史》[41]，114，第3542 页。
③ 《国榷》[498]，6，第5387 页。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3 页。
② 倪元璐传见《明史》[41]，265，第6835—841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87
 页。又见黄仁宇：
《倪元璐：一个新儒学学者和政治家的“现实主义”》[253]，载《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
会》[137]，狄百
瑞编（纽约和伦敦，1970 年），第415—49 页。
③ 刘伯涵：《论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351]，《历史研究》，4（1958 年），第11—
7 页。
① 詹：《衰亡》[18]，第10—1 页；和杰里·登纳林：《嘉定义士：中国17 世纪的儒家
领导阶层与社会变
迁》[142]（纽黑文和伦敦，1981 年），第28—9 页。
② 钱谦益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48—50 页。
③ 温体仁、周廷德传见《明史》[41]，308，第7923—937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277—79、
1474—478 页。
次叛乱的意外受害者是登莱巡抚孙元化（死于1632 年），④他信天主教，善
西洋炮法，登州陷落后被俘。叛军领袖后来释放了他，但皇帝不愿宥其“败”。
这年晚些时候他在北京被处死。
同时，孔有德和耿仲明继续他们的叛乱。3 月，他们包围登州西南60 英
里的重要城市莱州；4 月，他们占领莱州和胶州湾之间的平度；8 月，他们用
计抓住几个重要官员。然而他们的好时光完了。10 月初，六个月的莱州之围
无功而解，10 月10 日，孔有德在莱州东北受到严重打击，被迫退到登州。
当官军开始长期围困这个叛军据点时，形势就改变了。孔有德和耿仲明几次
企图突围都没有成功，于1633 年4 月乘船逃往辽东，他们在那里投靠了皇太
极。不久，他们就帮助满族人攻占了辽东半岛尖端的战略城镇旅顺。这两人
都在对明朝的征服中发迹。
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这些军事挫折对朝廷有重要影响。1629 年12 月开始的关内战役，不仅
导致袁崇焕的被捕与被杀，而且导致他从前的几个支持者的辞职。第一个离
职的是辅臣钱龙锡（1575—1645 年），①他是东林的同情者，于1630 年2 月
因受到政府中反东林分子猛烈批评而辞职。几星期后，首辅韩爌也辞职，部
分原因是他与袁崇焕和钱龙锡的密切关系受到攻击，袁崇焕考进士时，韩为
试官。其他倾向东林的官员在这时离职的有刑部尚书乔允升（1592 年进士）
和左都御史曹于汴（1558—1634 年），他们两人在魏忠贤掌权时都因他们的
政治关系受到牵连。 ②
这种逆转并不意味着东林集团在朝廷已经失去一切影响。在这个时期，
崇祯皇帝显然想在真正的或传闻的东林支持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搞平衡。
1630 年2 月，当北直隶的军事危机达到顶点时，皇帝任命了三名官员为辅臣，
其中两人与东林有关系。第三个是周延儒，他在两年前曾帮助温体仁罢免东
林党人钱谦益。③温体仁则于1630 年6 月入阁。到年底，在1629 年时曾经是
亲东林的内阁，似乎由东林党人和他们的反对者平分秋色。
但是，这个平衡政策实际上把更多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政府。1631 年7 月，
间或支持东林运动的大学士钱象坤（1559—1640 年）④在与周延儒争吵后去
④ 郑芝龙、熊文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10—11 页；《明史》[41]，260，第
6733—738 页；
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2—66 页。又见威尔斯：《海洋中国》[568]，第216—2
0 页；刘香的传
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947—49 页。
① 皮埃尔·昌努：《古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16、17、18 世纪）：方法与活动
迹象介绍》[50]（巴
黎，1960 年），第148—60 页；和埃玛·海伦·布莱尔和詹姆斯·亚力山大·罗伯逊编：
《菲律宾群岛，
1493—803 年》[8]（克利夫兰，1903—909 年），23，第29—2 页。
② 布莱尔和罗伯逊：《菲律宾群岛》[8]，24，第254—55 页。
③ 例如，这个时期输入欧洲的西班牙-美洲金银的估计，见厄尔·J.汉密尔顿：《美洲财
富与西班牙的价格
革命，1501—650 年》[196]（坎布里奇，1934 年），第34 和42 页；对这些数字的评论
，见皮埃尔·维勒：
《黄金与货币史》[523]，朱迪思·怀特译（伦敦，1976 年），第193—94 页。
④ 查尔斯·R.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澳门与古日本贸易史，1555—640 年》[10
]（里斯本，1959
年），第115—44 页。
职。两个月后，大学士何如宠（1598 年进士，死于1641 年）⑤也辞职回家，
他在1625 年时因同坚定的东林成员左光斗的友谊而被罢官。他辞职是因为同
周延儒和温体仁合不来。⑥1631 年12 月，坐镇山海关的孙承宗因东北新近的
军事失利在朝廷受到猛烈批评而引退，他是东林的英雄，也是内阁成员。
1631 年，发生了另一个政治上的不祥之兆。10 月初，中官再次被派往北
部边境监视军队，这种做法在1627 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皇帝的改变
主意反映出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满意，并想有他自己的消息来源。朝廷里
经常不断的勾心斗角，可能使他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
这并不是说皇帝想回到前朝的黑暗日子，那时太监控制了皇宫和政府。
相反，他似乎下决心独自对政策作最后决定。不过，1631 年以后，太监的影
响继续增长，尤其是充当皇帝的特别侦探，当时皇帝在北京和外地有一个庞
大的侦察网，①对那些怀着义愤和恐惧回想东林在1625—1626 年的溃败的
人，这种事态发展是很不愉快的。
大学士温体仁没有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他在17 世纪30 年代初的政治动
荡中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增加了对皇帝的影响，他让皇帝相信他在政治上是
中立的，对党派斗争不感兴趣，只为皇帝的利益服务。尽管在现存资料中有
反对他的意见，尽管他建立了自己的党派，但他在将近10 年中保持了一个聪
明、多疑、勤勉的皇帝的信任，其中四年担任首辅。但是，温体仁从来也没
有像张居正在1572—1582 年支配万历皇帝那样支配过他的统治者。这表明，
通常都归咎于温体仁的明朝政府在17 世纪30 年代中期的许多失败，其实应
归咎于那个维护他的权力并向他下命令的人：崇祯皇帝本人。②
温体仁在1630 年7 月入阁后，利用他政治上的敏锐，整掉一个又一个反
对者而未引起皇帝的怀疑。正如他以前对钱谦益的攻击所表明的，他最喜爱
的靶子是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在17 世纪30 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他们
之中有几十人离开或被赶出了政府。其中著名的有大学士文震孟（1574—1636
年）、何吾驺（1619 年进士）、钱士升（1575—1652 年）、工部左侍郎刘宗
周、国子监祭酒倪元璐、少詹事姚希孟（1579—1636 年）。①
温体仁在看准时机时，也反对那些通常被视为东林运动的敌人的人，决
不犹豫，特别是当他们妨碍了他的时侯。1633 年上半年，曾在钱谦益一案中
支持过他的首辅周延儒，被控犯了种种罪行，包括一条荒谬的指控，说他接
受陕西一个造反领袖的贿赂。当周延儒向温体仁求援时，温体仁不理。他在
那年7 月被迫辞职，而代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温体仁。
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干旱、饥荒和叛乱，1632—1636 年
虽然杨鹤在1631 年10 月罢官后陕西的军事形势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
基本上是一个假象。造反者不过是涌进别的省份以逃避官军或陕西恶劣的经
⑤ 下面一段大大有赖于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农民起义》[418]（图森，1970 年）
，第1 章。也见李
文治：《晚明民变》[334]（上海，1948 年），第15—1 页。
⑥ 《国榷》[498]，6，第5469 页；李文治：《晚明民变》[354]，第24—5 页。
① 杨鹤传见《明史》[41]，260，第6725—728 页。
② 皇太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页。
① 满桂传见《明史》[41]，271，第6957—96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1—
62 页。
济情况，因为那里的许多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劫掠了。到1632 年底，造反
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山西东南、北直隶西南和河南北部，那里的一些造反者得
到相当大的成功。他们占领了山西和河南边界的城镇，杀掉官员和许多地方
名流，很少遇上官军。从政府角度看，最可怕的情况是，造反者不仅证明他
们有能力在山西中部汾河沿岸相对富庶的地区有效地作战，而且他们已经转
向中国北部平原，能够进犯北京了。②
朝廷迅速行动起来应付这个威胁。1633 年初，官军在山西和河南边境对
造反者取得一连串胜利。尽管他们在山西南部不时受到挫折，但到12 月，他
们已经迫使许多造反队伍退过黄河，进入河南中部、湖广北部和陕西南部。
这些地区由于受到1633 年的干旱与饥荒的影响，③当造反军不去他们的老
巢，而向西部和南部推进时，就给他们提供了补充兵源。12 月27 日，河南
西北的渑池陷落；四天后，渑池西南的卢氏受到攻击；到1634 年，一些造反
队伍在湖广北部的汉水沿岸自由来去。1634 年3 月和4 月，造反军对长江沿
岸展开袭击，他们在那里穿过湖广和四川之间的巫山峡谷。
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1634 年初，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造反军的
陈奇瑜（1616 年进士，1648 年去世）①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专办“流
贼”。不出数月，陈奇瑜设计在河南西部靠近陕西边界一个偏僻的峡谷中，
诱陷数千名造反军。然后，他在一个引起争论的行动中断送了自己前程。他
接受李自成（1605？—1645 年）②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的投降，派人将他们
及其部下遣送回陕北。但是造反者的投降是假的，他们杀掉护送的人，在陕
西具有战略意义的渭水流域开始了一连串成功的袭击。这次灾难后，陈奇瑜
继续留任了几个月，随后被逮捕，由洪承畴（1593—1695 年）③和卢象昇（1600
—1639 年）④代替，他们有以前在西北作战的经验。
洪承畴和卢象昇用了两年时间同流动的造反者作战，同时努力驾驭他们
手下难以驾驭的人员。1635—1636 年，造反活动扩大，⑤对朝廷幸运的是，
1635 年初造反领袖们在河南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像它的策划者期望的那
样，达到目的上和组织上的统一。⑥不过，在1635 年的2 月和3 月，仍有两
股造反军在发动一次深入北直隶北部的战役中，设法尽量做到互相配合，他
们蹂躏了汾阳，掠夺属于皇室的财产。但他们没有在那里站住脚，第二年，
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西北。1636 年他们第二次窜犯南直隶，
被卢象昇击退。
尽管造反者未能在帝国的经济腹地获得一个坚强立足点，但他们的人数
却大大增加了，常常对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造成重大损失。1635 年8 月，名
②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
[126]（纽约，1974
年），第342 页。
③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26 页。
① 祖大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9—70 页。
② 《明史》[41]，271，第6966 页。
③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56—7 页。
④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35—36 页。
⑤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16—17 页。
⑥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6436—43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86
 页。
望很高的总兵官曹文诏（死于1635 年）①和他的两千多人在甘肃东部遭到伏
击，全部战死。下个月，已经成为重要的造反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占领陕西
中部的两座州城，杀了两地的州官。李自成因陕西缺食，欲渡河去邻省山西，
被山西巡抚吴甡（1589—1644 年）②击退，被迫重新回到他的家乡陕西。虽
然李自成继续逃避，但1636 年8 月，陕西的官员们设法在咸阳西南的周至县
附近捉住了富有经验的造反领袖高迎祥（死于1636 年）。高迎祥被送到北京，
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处死。
即使有这些胜利，政府在17 世纪30 年代中期的工作仍有不少缺点。它
的工作由于外地不断出现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大为复杂化。西北地区令人震惊
的经济形势为造反领袖不断地提供补充兵源。此外，各地官军的素质一直在
下降。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恢复和保持民心对镇压造反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这个时期生活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许多地区的人民，认为某些政府将领
和他们的不受约束的军队跟他们要去镇压的匪徒一样危险。北京当局深知这
种局势内在的危险，但他们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愿尽力。的确，朝廷很可
能感到它需要一切它能调动的军事支援，而过多地讲求方法和忠诚会起反作
用。
东南部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约1634—1638 年
明朝辽阔的国土，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很难作
出估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634 年初秋在南直隶的桐城县发生的一次武
装起义。③一种资料说，桐城的谋反者计划在一支造反军从西边到来时举行起
义。这支造反军始终没有来，谋反者就潜伏下来等待时机。9 月14 日晚时机
来了，一伙“暴民”攻破桐城，大肆焚掠。一个当时的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乱民斩关、焚掠、结寨、扬旗、举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变也。桐固鼎盛，而浇

漓怨毒风俗久变，讵知遂变而刀兵哉？④
另外一些观察家对暴力不太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富人自找的，因为他
们蛮横地和经常非法地对待社会和经济的下层人。尽管桐城起义很快就平息
了，但那里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于17 世纪30 年代中国东南
的其他地方，紧张关系的造成，除了别的原因外，是由于地方官、腐败的衙
门和地主豪绅的勾结。许多地主豪绅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⑤
由于中央政府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愈来愈重的负担就转嫁到小土地所有
者身上，他们无财无势，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
这类小土地所有者中的许多人最后面临两个不得己的选择。他们可以把
土地送给有势力的豪绅，作为佃农耕种它，用高租换取保护；或者放弃他们
的土地逃亡，希望别的地方的情况会好一点。不论他们作何选择，他们的土
地或者荒芜，或者落入那些有能力逃避赋税的人之手。应交的赋税就压在剩
下来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① 钱龙锡传见《明史》[451]，251，第6484—486 页。
② 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6553—557 页。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④ 钱象坤传见《明史》[41]，251，第6492—493 页。
⑤ 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6491—492 页。
许多纳税人的处境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北京政府不得不减少不
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在1618 至1637 年间估计增加了六倍。
虽然关于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传统说法，①最近有
一些学者表示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赋税的增加是“对一架已经是疲敝不
堪的财政机器增加新的和额外的紧张??并]把不能忍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
分纳税人”。②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以17 世纪的标
准看，可能是低的），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这是一种难以得到
的东西。①
在中国东南部，这种情况在17 世纪30 年代中期更加恶化，这是由于1634
—1636 年间西班牙当局在马德里和阿卡普尔科采取了一系列决定。他们决定
减少从新大陆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从而减少了控制那里的中国-西班牙贸
易的福建和葡萄牙商人的白银收入。②这种减少没有立即在中国引起财政危
机，一方面因为它对经济的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示出来，一方面因为从
日本继续流入大量白银。①不过当时东南最富庶的地区的记载，表明经济情况
已经迅速恶化，一些官员和地方名流准备应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动乱。②他们
的担心很快就证明是对的。
杨嗣昌的浮沉
北京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1634—1638 年间，在内阁任职的不下19
人。③除此之外，虽然温体仁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保持首辅的职位，但当
令人沮丧的报告几乎从全国各个角落向皇宫飞来时，他也感到很难安慰皇
帝。令皇帝特别悲痛的事，是1635 年3 月造反者袭击凤阳时，皇室的陵庙被
亵渎了。④朝廷里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很快指出，温体仁的一些支持者应
对凤阳的防守负责。他们的论据显然给皇帝留下了印象，在那年晚些时候，
皇帝任命一个东林党人为内阁成员。
但温体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以后两年里，在京师激烈的官僚斗
争中，他通常是胜利者。不过，1637 年初，他走错了一步，诬告并逮捕了他
① 《明通鉴》[210]，4，第3165 页。
② 《明史》[41]，305，第7827—831 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56—7 页；和
邓恩：《巨人的
一代》[148]，第253 页。
① 例如，见《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1477 页。
② 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5718—719 页
；251，第6487—488
页、6495—499 页；253，第653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7—39、1467—47
1 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22—2 页
；和李文治：《晚
明民变》[334]，第26—3 页。
② 虽然其相互关系（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17 世纪30 年代初，印度北部的
许多地区也遭受
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从爱克巴到
奥伦寨：印度经
济史研究》[394]（伦敦，1923 年），第205—19 页。
③ 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6729—732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5 
页。
④ 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91—93 页。
的宿乱钱谦益和他的一个亲密同事。北京的东林势力发动一场猛烈的反攻，
许多奏疏都指责他，最后迫使他请求告老回乡——显然认为他的请求会被拒
绝。然而却得到批准；1637 年8 月，他回到浙江，第二年死去。
温体仁的突然离开政府，并不标志东林在朝中重新得势。他在内阁中的
替身之一是他的老助手薛国观（1619 年进士，死于1641 年），①他从天启朝
起就反对东林集团。薛国观随即成为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在以后几年中，
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极难使他们的意见为朝廷所接受。1638 年夏，忠于东林
的黄道周（1585—1646 年）②和他的几个支持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皇帝当时宠
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1588—1641 年），③就受到贬谪。
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杨鹤在1631 年因未能平息陕西的叛乱而被罢去总
督之职。杨嗣昌在父亲失宠后，胜任地担任过西北的几个重要军事职务；到
1634 年，他成了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宣府、大同和山西
北部。1635 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以丁忧去职。但1636 年末，在规定的27 个
月的守丧期满期之前，他被召到北京任兵部尚书。在守丧期做官，在明朝始
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杨嗣昌也不例外。尽管皇帝坚持认为，当时国家
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和专长，黄道周等人却不同意，认为由
此引起的道德标准下降，其恶果远过于可能得到的利益。但皇帝不为所动；
杨嗣昌的任命继续有效。
1637 年春杨嗣昌担任新职务时，他面临的是个令人沮丧的局面。1636
年，皇太极称帝，国号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朝。在17 世纪30 年代中期，
满族人继续对中国领土进行不时的袭击，并通过征服内蒙古最强悍的部族和
派遣远征军深入黑龙江地区巩固了他们在长城外的势力。1636 年夏，皇太极
派异母兄弟阿济格（1605—1651 年）④和其他人率军进入北直隶，在北京附
近成功地作战一个多月才撤退。12 月下旬，皇太极亲自领导对朝鲜的入侵，
朝鲜长期以来是明朝最重要的盟国。不出两月，朝鲜军队投降，满族人在两
翼和后方的安全得到保证之后，现在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国。
杨嗣昌对这个威胁的对策是讲和，目标是订一个条约，像1571 年和蒙古
人所订的那样。⑤他想赢得一些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的叛乱问题。杨嗣
昌的讲和计划毫无结果，因为它在朝中遭到强烈的反对，而皇太极正在抢占
大量领土，也看不出讲和对他有什么好处。1638 年下半年，皇太极的军队在
他们初期得手之后，紧接着在北直隶和山东进行了五个月的毁灭性战役，有
60 多座中国城市——其中包括济南和天津——受到进攻。满族军队回到沈阳
时“带着无数战利品和许多俘虏”。⑥在这次战役中，宣府和大同地区的总督
卢象昇战死。卢象昇在1636 年造反军入侵南直隶时显示出他的才能，后来他
是杨嗣昌与满族人讲和计划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17 世纪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满洲人在东北取得的成功，影响了政府在
① 洪承畴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8—60 页。
② 卢象昇传见《明史》[41]，261，第6759—765 页。
③ 见地图26。
④ 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0 页。
⑤ 曹文诏传见《明史》[41]，268，第6893—898 页。
⑥ 吴甡传见《明史》[41]，252，第6521—525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94—
495 页。
西北同造反军的作战。①杨嗣昌特别沮丧；在1637—1638 年间，气氛本来很
乐观，以为叛乱问题会很快解决。1637 年，张献忠（1605—1647 年）②和其
他造反领袖在南直隶北部与官军的几个月战斗中，取得不大的胜利，但到秋
天，大多数造反者回到河南南部或湖广北部，这里已经成了他们主要的中间
集结地。不久以后，张献忠在河南西南受到官军的攻击。在以后几个月中他
在汉水流域被赶来赶去，直到他终于在湖广西北的古城站住脚。
1638 年初，张献忠同新上任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谈判，熊文灿由于10
年前说服海盗头领郑芝龙投降并为明朝所用而著名于时。他不顾部下的强烈
反对，深信这样做有助于平息叛乱。1638 年5 月，熊文灿接受张献忠的投降，
并将他安置在谷城任军事指挥。①这个安排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官军
给活动在陕西、河南和湖广的各造反军特别是给李自成以很大压力。1638 年
末，李自成在陕西和河南边界遭受了一次严重失败，不得不在以后两年中用
大部分时间重建他溃散了的队伍。
1638 年，正当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满洲军队又入侵了。由于北
直隶和山东的城市一座接着一座落入侵略者手中，政府被迫从西北抽调人力
物力。不出数月，它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1639 年6 月，张献忠复
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官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
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最后送到北京受审。他在官僚机构中有势力的朋友
都撒手不管，他于1639 年11 月被处死。
在战场上代替熊文灿的是他从前的庇护人杨嗣昌，他受到强大的压力要
兑现他的军事胜利的诺言。1639 年秋，他到达湖广北部，立即受到他的两个
最重要的将领的敌视，他们不仅反对他的平叛战略，而且不喜欢他本人。尽
管他在1640 年初对造反者取得了某些胜利，但不能给他们以最后的打击；而
到1640 年夏，张献忠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突破了杨嗣昌的长江防线，进入四
川东部。那年和1641 年，他们在四川造成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张献忠。
1641 年，李自成在河南西部重新开始活动，杨嗣昌面临的问题恶化了。
河南省的严重饥荒，为李自成的事业提供了志愿战士，1641 年的头三个月，
李自成占领了许多城市，包括在3 月初攻克的洛阳。在洛阳抓到的俘虏中，
有一个臭名昭彰的放荡王子，他被处死、肢解，并被象征性地吃掉，以表示
造反者对那些生活穷奢极侈、不顾百姓死活的人的憎恨。当河南北部发生这
些事情时，张献忠突然从四川攻入湖广，在信阳俘虏并处死了另一个王子。
张献忠的大胆行动，对杨嗣昌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他无法对抗造反
者，遂自杀。
经济危机，约1639—1644 年
1639 年，日本和菲律宾所发生的事情对明朝经济的关键部门造成严重困
难。1639 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许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贸易。这样，这种近一
个世纪以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就突然结束了，它曾从日本给广州和中国其他市
① 英文著作中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讨论，见彼得森：《匏瓜》[425]，第36—7 页：和希
拉里·J.贝蒂：《中
国的土地与门第：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6]（剑桥，1979 年），第43—5 页。
② 彼得森引方以智的话，《匏瓜》[425]，第36 页。
① 关于这些弊病和试图改革它们的详细讨论，见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143]
。
场带来大量白银；尽管在整个17 世纪40 年代，荷兰和中国的商人继续从日
本输入白银，但比起这个世纪初期中日贸易的全盛时期来，数量大为减少。②
葡萄牙人从日本被赶走后几个月，中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已经大为减少的贸
易，实际上停止了。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暴
力冲突，有两万多中国人死亡。结果，在随后几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银
流入中国。③
由于国内的银锭生产不敷需要，这些事态发展对已经问题成堆的经济具
有强大的紧缩通货的影响。17 世纪40 年代初，东南先进地区的银价猛涨，
同时许多商品作物和制造品的价格直线下降，低到无法想象。这就导致货币
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银从流通中消失，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付更坏的日子。
1639 年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崇祯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税收，以实行杨
嗣昌宏大的平叛计划。④无论这次增税可能征收多少额外收入（许多人无法找
到足够的白银付旧税，更不用说交新税了），政府为了应付军事需要从民间
榨取更多的白银，使货币供应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紧接1639 年增税之后，是一个坏天气时期，这种天气给这个国家的许多
地区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些地区在17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未
受到或只受到轻微的影响。1639—1640 年浙江北部洪水成灾，1641 年干旱和
蝗虫成灾，1642—1643 年既有水灾又有旱灾。据目击者的记述，这个地区在
17 世纪40 年代初饿死许多人，到处是乞丐，杀害婴孩，甚至人相食。①在这
个时期，类似的描述也见之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其余地区，②在许多地区，
紧接饥荒之后发生了时疫。③由于普遍的粮食囤积和投机，食物价格上涨，而
流通的白银量急剧紧缩，情况更加恶化。在17 世纪40 年代，尽管水、旱、
虫灾很严重，但在许多“饥馑”地区，显然仍可买到大米，问题是价钱太贵，
许多人买不起。
这些自然灾害也给政府财政带来重大损失。江南、福建沿海和其他从前
的富庶地区，纳税人拖欠税款，或抛弃他们的财产；佃户攻击地主和收租人；
奴仆反对主人；城区工人闹事；盗匪活动增加；饥饿的农民在乡村到处流浪
觅食。到1642 年，大城市苏州明显衰落，许多住家“人去屋坍”，④而曾经
是富裕的乡村，土地没有了主人，只有武装的人才敢去。
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约1641—1644 年
②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第121—22 页。
③ 同上，第119 页。
④ 这时中国许多地方的情况似乎与法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情况相似。简·德弗里斯：《
危机时代的欧洲
经济，1600—750 年》[141]（剑桥，1978 年）第63—4 页。
① 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8]，30，第51、69—0 页。
② 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10]，第145—58 页；小叶田淳：《日本16、17 世纪
的金银生产与使用》
[288]，W.D.伯顿译，《经济史评论》，第2 辑，18，2（1965 年8 月），第256 页。
③ 这些问题的讨论，见杰里·登纳林：《许都和南京的教训：江南的政治一体化和地方防
务，1634—645
年》[144]，见《从明至清》《476》，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
伦敦，1979 年），
第89—32 页。
④ 《明史》[41]，110，第3386—389 页。
在杨嗣昌于1641 年4 月自杀五个月后，薛国观被崇祯皇帝赐死，他是东
林的另一个重要政敌，以前的首辅。他在1640 年因受贿罪被革职。虽然东林
跟这件事的关系不甚清楚，但薛国观临死前的话牵涉到它的一个成员。⑤10
月，刚好在一个月后，周延儒回到北京当首辅，东林集团对这个任命出了力。
由于周延儒在崇祯朝初期对钱谦益的削职起过作用，①东林支持他似乎令
人惊奇，但他的复职是朝中互相斗争的派别妥协的结果，他们试图解决他们
之间的分歧，使政府能全力以赴地应付威胁着王朝生存的军事和财政困难。②
这个妥协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某些理想主义的东林党人不能接受
用以维持妥协的实用主义的做法。1643 年初，一些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企图赶
走周延儒；尽管他在以后几个月中继续受到皇帝的信任，但他的四分五裂的
政府在重重困难面前不能有所作为。
1641 年初，张献忠在成功地侵入湖广之后受到一些暂时的挫折，但到年
底他已恢复过来，能和其他造反领袖一起进攻南直隶的西部。③1642 年，他
攻下这个地区的庐州、桐城和另外几座城市。但每座城市都不能占据多久。
1643 年初，张献忠把进攻南京的计划搁置起来，引军向西进入湖广，使那里
的政府很快瓦解。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向他投降，包括省城武昌，它是1641
年7 月15 日在短时期的围攻之后陷落的。张献忠有在武昌建立政府的念头，
但官军从东边迫使他向南转移。10 月初，他夺取长沙和衡州，随后几个月，
他进入广东北部和江西中部，官军再次迫使他后退，1644 年初，他回到湖广
西北，考虑再次入川。
同时，李自成在北方取得更大的成功。到1641 年秋，许多独立的造反领
袖归顺李自成，在这年最后三个月里，他袭击了河南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
区，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然后他向北移动，在1642 年1 月中旬包围开封，
这座省城是他在1641 年想夺取而未取得的。2 月中旬，他把注意力转到这座
城市南边和东边靠近山东的地区，在这里停留了几个月，击溃地方防御，积
累力量，在5 月再次包围开封。这次围攻持续了将近5 个月，围攻结束时城
中有几十万人死亡，有的死于饥饿或疾病，其余的死于穿城而过的洪水，因
为造反者在10 月初挖开了黄河上的几处关键堤防。由于开封破坏得很厉害，
李自成没有在这里久留，便转向更有希望的地区。到11 月，他回到开封西南
60 英里的南阳附近。
政府很快从陕西调来一支军队，这使李自成感到意外，他于是调头向东，
歼灭了河南残余的少数官军，消除后顾之忧。然后进入湖广北部。1643 年1
月，他轻而易举地击败明将左良玉（1598—1645 年）①指挥的纪律败坏和完
全丧失士气的军队。左良玉和他的人马沿汉水流域溃退，李自成占领了战略
城市襄阳。在随后几个月里，李自成除掉了造反队伍中潜在的竞争者，巩固
了自己的势力，建立起政府的框架，代替明朝的统治。襄阳改称襄京，给这
座城市增加了帝王气氛，在传统的官僚机构中任命了新的官员，李自成暂时
⑤ 关于这次袭击，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9 页。
① 薛国观传见《明史》[41]，253，第6537—541 页。
② 黄道周传见《明史》[41]，255，第6592—601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45
—47 页。
③ 杨嗣昌传见《明史》[41]，252，第6509—521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
8—542 页。
① 阿济格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页。
忍住没有称帝，而是称新顺王。
但他一心一意要推翻明朝，1643 年夏末，他回到河南，准备进攻北京。
首先，他必须对付总督孙传庭（1619 年进士，死于1643 年），②他曾在1642
年在南阳打败过他。自那时以来，孙传庭在陕西建立起一支可观的军队。虽
然他怀疑实行进攻战术是否明智，但还是服从了京师来的命令，在秋末渡过
黄河进入河南。在这次对造反军作战的初期，孙传庭相当成功，使北京的军
事策划者很高兴。但后勤以及其他的问题，使他不能继续进攻，到11 月初，
他开始全面撤退。李自成追赶他，通过潼关进入陕西，11 月中旬，孙传庭在
一次勇敢的最后抵抗中被杀。1643 年11 月22 日，李自成占领省城西安，并
在两个月内控制了该省的绝大部分。他现在的事是向北京进军了。
他这次进军像过去许多次那样，得到满族人的威胁的帮助。满族人迫使
明廷把人员和物资调往东北前线，而不能用来对付陕西和别的地方的造反
者。1641 年9 月，总督洪承畴（他是在1638—1639 年冬从西北调来抵御满
族人入侵北直隶和山东的）企图援助在锦州附近被围的明将祖大寿，但在山
海关东北100 英里的地方落入皇太极设下的圈套。一切救援的企图都失败
了，在1642 年的3 月和4 月，这两员明将先后投降。1642 年4 月8 日锦州
陷落后，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崩溃了。
1642 年夏末，皇太极在与明廷的秘密讲和失败之后，③派他的哥哥阿巴
泰（1589—1646 年）④和其他将领乘胜进入中国东部，远至南直隶北部作战。
这次战役持续了将近七个月。当它结束时，明廷在许多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
削弱；无数官员和地方领袖在战斗中被杀或自杀。单是阿巴泰一人据说就攻
下了94 座城镇，俘虏360000 人，夺得大量战利品。⑤不管这些数字怎样被夸
大，无庸置疑的是，北直隶、山东和南直隶的破坏，使明朝丧失了免于失败
的机会。
这次战役也导致了首辅周延儒政治生涯的突然而可耻的结束。1643 年5
月，当满洲军队从山东北移，对北京构成威胁时，周延儒自请去京师东边几
英里的通州督师。皇帝立刻接受了他的请求。他去通州显然是决定与敌人交
战，如果情况变得绝对必要的话，但是由于满族军队撤到了长城以北，通州
没有什么战斗。尽管这样，他仍然声称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于6 月下旬回到
北京，大受奖劳。20 来天以后，皇帝知道了这次“胜利”的真情，将他罢官。
这年的晚些时候，他以贪污罪被捕，于1644 年1 月15 日赐死。
这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一位作者对此作了贴切的描述：
1644 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

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
没有
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 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
气和
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
一个
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
完。①
② 关于条约，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 页和第1372—373 页。
③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16 页。
④ 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24 页关于这一点的简要讨论。
⑤ 张献忠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7—8 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4—65 页关于这个决定的讨论。
顺朝过渡时期
对当时生活在中国的许多人和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明王朝的结
束是在1644 年4 月25 日午夜刚过不久，当时崇祯皇帝在一个忠心的太监陪
同下，爬上御花园里的一座小山，自缢于寿皇亭。①
49 天前，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军队横扫山
西，进入北直隶北部，到4 月24 日，就在北京郊区扎营了。崇祯皇帝拒绝逃
往南方和以他的名义在那里组织抵抗运动，最后企图打扮成太监逃出皇宫。
这个企图失败后，据说他就不太高贵地去寻死，临死前把眼前的这场灾难归
咎于几乎每一个人，就是不归咎于他自己。他的一些大臣表现得要高贵一点，
他们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以自杀来报答皇帝和王朝给予他们的恩惠。
1644 年4 月25 日早晨，李自成的士兵终于在京城的街道上出现，他们
以值得注意的克制态度执行他们的任务。对老百姓施加暴力是不予宽恕的，
抢劫者被立即处死；当李自成在午后到达皇宫时，城市已笼罩在一片平静气
氛中。这种纪律和秩序主要归功于从前的明朝官员和儒生顾问，他们是在李
自成在西北最后几年的战斗中参加进来的。这些人下决心帮助他建立一个名
副其实的新王朝。任何有损于李自成威严而合乎情理（如他们所认为的）地
接替皇位的事情，都在禁止之列。
当李自成知道崇祯皇帝死了时，他似乎真的感到悲伤。弗雷德里克·韦
克曼认为，这是因为他“感觉到了在中国的政治看法中弑君者可怕的负担，
他可能还认识到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通常要被一个对推翻前皇室没有责
任的人所接替。②这可能说明为什么李自成一再推迟他的登基仪式，而宁愿保
持顺王的头衔，这是1643 年他在咸阳自封的。
无论李自成对登基有什么疑惧，组织与充实他的官僚机构却不能等待。
虽然大多数重要职位由1644 年以前投奔他的人担任，但由于他自己的队伍中
缺乏合格的人员，他不得不从一开始就从成千留在北京的明朝官吏中选用有
才能和专长的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使人困窘的安排。李自成从前的许
多反政府宣传，曾直接指向北京的当权者，他和他的助手都不想原谅或忘记。
由于这个原因，挑选出来为新政府工作的人，大多数是低级官僚，至少从理
论上说，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导致明朝覆灭的政策。
在没有在顺朝政府中得到职位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不久就面临比失业更
坏的命运。李自成进北京几天后，就面临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所面临
的同样问题：如何给他的军队发饷。李自成期望在国库里找到的大量财富并
不存在。5 月1 日，他同意从拘留在城内各军营中的许多明朝官员身上筹措
款项。知道要他们自愿捐输势必很难，负责这些军营的将领们就开始实行一
套使人毛骨悚然的拷问，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许多俘虏困此丧命。到
5 月12 日，就连李自成也看出事情做得太过分而下令停止。但将领们对他们
努力的效果感到很满意，当得到释放剩下的俘虏的指示时，他们很快把注意
① 岩生成一：《朱印船贸易史之研究》[277]（东京，1958 年），第327 页；奥斯卡·纳
霍德：《十七世纪
时荷属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关系》[402]（莱比锡，1897 年），增刊，63；和博克瑟：《
从阿马康来的巨舶》
[10]，第159 页以下各页。
② 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8]，29，第203—58 页；昌努：《菲律宾》[50]
，第157、159 页。
力转向北京的商界。
这种不正当的做法，导致军队纪律的松弛。不久，顺朝的士兵就在大白
天抢劫商店和居民，使那些从“腐败残暴”的明朝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
到一个月的人感到恐怖。李自成企图恢复秩序，但不成功，当他在5 月18
日骑马出京去指挥北直隶东部的一次战役时，他的王朝的命运看起来无疑是
晦暗的。当他在东北受到最后一个明朝统帅吴三桂（1612—1678 年）和满族
将军多尔衮（1612—1650 年）①的沉重打击，于14 天后回到北京时，他的王
朝的命运看起来就更加晦暗了。6 月3 日，在最后一次疯狂的抢劫和流血中，
李自成终于在武英殿的一次匆匆组织的仪式上称帝。第二天，他放弃北京，
去西安准备即将来临的许多次战斗。
1644 年6 月5 日早晨，多尔衮的前锋到达京师郊区，当天下午，多尔衮
和他的近侍住进了紫禁城。在近30 年的公开战争之后，满族人终于开始统治
中国。多尔衮立刻派兵追击向西逃窜的李自成。这事留待清史开头几章再讲。
在那时以前，明史的最后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远的地方——在明朝原来的京
城南京展开。
① 《明通鉴》[210]，4，第3318—320 页；《明史》[41]，21，第6514—515 页。又见《
明人传记辞典》
[191]，第1540 页。
第11 章 南明，1644—1662 年
弘光政权
1644 年夏，当造反军在山西、北直隶和山东横冲直闯时，中国南北交通
遭到严重破坏。黄河以南的明朝军事当局陷入混乱、拖拉与缺乏指挥的状态，
邮传和运输路线上的在职人员，大都放弃职守，道路上挤满了难民，他们把
瘟疫、惊慌、敌探和关于北方情况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带到南方。4 月5 日，
崇祯皇帝曾下诏天下勤王。但在造反者攻陷北京21 天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
法仍未发兵。又过了20 多天，崇祯皇帝自缢的可靠消息才到达南京。
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和北直隶的官场和社会贤达，而且传遍南方，
在晚明的社会动乱中掀起新浪潮——城市暴乱、佃户和奴仆反抗主人、工场
和矿厂工人罢工、土匪袭击、各式各样地方武装集团造反——这股浪潮在许
多地区几十年都没有平息。第一个南明朝廷正是在地方失去控制和整个社会
缺乏有指导的、协调的军事化的情况下，企图建立一个恢复北方和明帝国的
基础。
首先要考虑的是崇祯皇帝的继承者。当时谁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
或他的两个幸存的弟弟的下落，②有些人出于这个理由，主张推迟新君主的选
择。但更多的人感到及时拥立一个君主对于团结全国是迫切需要的。到5 月
22 日，当留都南京职位最高的在职官员第一次聚集拢来商讨这一问题时，几
个从河南和山东的封地逃出来的明朝藩王已经到了淮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
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③
严格从继承顺序考虑，在崇祯皇帝自己的几个儿子之后，显然就是福王，
然后是另外三个藩王，他们这时还不知在南京附近的什么地方，潞王是第五
位。但潞王得到一些有影响的人的支持，一则因他在品格和智力上被认为优
于福王，再则因许多“鲠直”派官员担心福王成为国君后对他们不利，甚至
带来灾难。这种担心的缘由要往上推三朝。万历皇帝曾想越过他的第一个儿
子，指定福王的父亲为皇太子。这个意图许多年受到激烈反对，最后为东林
的拥护者所挫败，导致一系列派别斗争与不和，直到崇祯朝仍未停止。④因此，
福王一旦做了皇帝，他可能因为这个缘故而向“清流”报复。史可法由于知
道福王名声不好，更容易受到那些心怀疑虑的东林党人的影响。
不过，绝大多数官员担心越过世系选择君主的潜在含糊性，大多数意见
赞成福王。凤阳总督马士英看出这一点，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政治花招。他一
方面赶忙把福王弄到南京郊区，一方面在镇守江北的将领中进行支持福王的
活动，将来新朝廷的安全要依靠他们。史可法看到这种压力，当福王在6 月
初到达长江边时，他放弃了他的保留意见（如果找到皇太子将出现分裂），
而接受了马士英的既成事实。
1644 年6 月5 日，福王以藩王仪制进入南京，第二天，他暂时即监国位，
② 邓斯坦：《晚明的时疫》[149]，第12 页。
③ 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23 页；和居密：《明清棉纺织业与农村社
会经济的变化》[563]，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2（1974 年12 月），第525 页。
④ 见前地图26。
仿照1449 年景泰皇帝的先例。6 月7 日，他搬进皇宫，俨然就是一国之君了。
作为监国或事实上的摄政，他在七天内正式任命了六部和内阁等文武百官，
以图重振这奄奄一息的留都。
从15 世纪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起，南京作为南方的京城已名存实亡。这
里有与中央的大多数部门相似的部门，不过这些职位人员较少，也没有声望，
被看作是过渡性的，经常空缺。对王朝来说，南京主要有两个功能：首先是
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保卫和管辖富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和大运河运输
网；其次是作为最重要的行省南直隶实际上的省城，南直隶以产品或因转运
而供养北直隶。因此，明末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南京的户部尚书和安全上的
“三执政”——兵部尚书（他通常又是参赞机务）、五军都督（通常是一个
太监）和操江提督。①
除去充实南京原有各部门的许多空缺外，这个新政权还必须重建北京的
几乎全部政府机构，包括京城警卫系统；改变赋税和运输的流向；调整行政
范围；重建或修复旧皇宫中的宫殿和住所。所有这些都是在相当大的混乱中
开始的，缺乏胜任的或有经验的人手。但是，在明朝原来的国都复兴明朝，
这里不仅有开国者而且有建文帝的陵墓，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在万
历朝，建文皇帝重新成为开国者合法的继承人，作为正统的象征和抵抗北方
不道德的残暴势力的象征，他在南方恢复了声望。②
最初的高级官员选择，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似乎是既适当又公平的；
尽管有少数几个知名人物拒绝参加，或勉强参加，或被迫参加，但许多有着
鲠直名声的人接受了重要职位；例如，史可法、高宏图和姜曰广都当了大学
士。此外，明显出于对稳定的关心，大家认为监国福王有尽早择吉即帝位的
必要。为他的登基草拟了25 条施政纲领，以争取官僚、贵族和百姓的广泛支
持。它们包括招纳贤士，审慎地任用被造反者驱逐或因党派斗争而离职的人，
宽大处理那些曾“身陷”造反者手中的官员，反对随便征税，减少晚明加派
的捐税，豁免特别困苦地区的赋税。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初步措施，仍然
很快就出现了分歧，首先是文职与武职人员之间的冲突。
早期的问题与后果
起初，作为报酬，马士英得到作为兵部尚书和大学士的有名无实的职位，
但实际上他仍是凤阳总督。因为是他使福王成了皇帝，所以他感到现在他不
能被排除在国家的最高议事机构之外。他很快领着一支军队来到南京，催促
① 叶绍袁：《启祯记闻录》[615]，见乐天居士编：《痛史》（顺治〔1644—662〕初年；
上海，1911 年重
印），第3 卷，ⅩⅤⅢ，2，第10 叶。关于这个时期中国东南的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社
会动乱，见傅衣
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北京，1961 年），第92—24 页；以及他的《明代江南
市民经济试探》
[182]（上海，1957 年），第94—5 页；森正夫：《明清时代之土地制度》[397]，见岩波
正典编：《岩波
世界历史讲座》（东京，1971 年），第12 卷，第7 章，第235—45 页；和马克·埃尔文
：《中国过去的
模式》[151]（斯坦福，1973 年），第245—47 页。
② 到明史的这个时期，一个名为复社的东林附属组织深深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为
了方便起见，在
以后发生的事情中，东林一词将用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倾向于夸
大复社在晚明政
治史上的重要性，见威廉·S.阿特韦尔：《从教育到政治：复社》[2]，载《新儒学的演变
》[138]，狄百瑞
编（纽约和伦敦，1875 年），第333—67 页。又见登纳林：《嘉定义士》[142]，处处可
见。
监国福王赶快登基，并事实上胁迫朝廷委派他到南京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6
月19 日福王正式成为弘光皇帝时，马士英随侍左右。第二天，由于几个受马
士英影响的有权势的将领的建议，史可法要求解除他在朝中的职务，去长江
以北督师。他不久就在扬州设立了行辕。这一事态发展不仅震动了官场，而
且在南京引起了反对的舆论，认为像史可法这样一位能干和得人心的大臣应
当留在皇帝身边，而马士英作为一个在将领中闻名的军事战略家，应当到战
场上去。但史可法没有鼓励这种抗议活动，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同马士
英的冲突，以维护这时内阁中脆弱的团结。
初期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把当时在南直隶北部到处乱窜并造成破坏
的各支军队编为四镇。各镇的领兵将领和防区如下：（1）高杰占据南直隶北
部的黄淮地区，负责河南北部的战事；（2）刘良佐占据淮河以南的南直隶中
西部地区，负责河南中部和南部的战事；（3）黄得功占据长江以北的南直隶
中部地区，负责支援在他北面的高杰和刘良佐；（4）刘泽清占据淮安州，负
责南直隶东北和山东南部的战事。每镇的士兵，要靠耕种被遗弃的或瘠薄的
土地来取得粮食；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则靠每个防区在本区征收的税款来
购买。此外，每镇定员30000 人，每个士兵每年由中央政府发给饷银20 两。
史可法和他的30000 人的军队集中在扬州和徐州之间，作为他们的督师。
除此之外，来归顺弘光皇帝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来者，即湖广的左良玉
和他的50000 多散漫杂乱的军队，他将作为第五镇的统兵将领。在安庆和镇
江各部署了一支军队，它们之间有几处驻扎着江防军，以保卫长江，它们中
间的南京则另有一支60000 人的应急军队。此外，还加强了操江提督在南京
对岸浦口的军队。九江和凤阳的两个总督以及在安庆-芜湖、怀安-扬州和河
南东部三地的巡抚，将部分地得到中央政府配给的支援。
这样一个军事部署的总开支预计要700 多万两——就是说，至少超出南
京户部当年预计的收入100 多万两。而预计的收入还得用于薪俸、建设和朝
廷的礼仪开支。由于豁免了遭受土匪劫掠地区的赋税；地方赋税被挪用来增
加军事设施；失去了福建和两广③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南京只能指望南直隶南
部和浙江的赋税收入，而这些地区到晚明时在粮食上已不能自给自足和从地
区间的贸易获取财富。此外，当年严重干旱。即使军队的数量不急速增加，
即使有最好的财政官员和军需官员，供应也将不足，何况弘光皇帝两者都没
有。
为了获得军队的忠诚（这是它非常缺乏的），朝廷用两种办法讨好他们。
一是允许军队在各自的防区内有获取食物的完全自由，甚至可以自己任命管
理人员，一是对带兵的将领滥予加官进爵，不是为了赏功而是为了激励他们
的军事才能。这种政策导致严重的冲突。文官看不惯武将的贪婪和自负，认
为他们全是无功受禄；居民反对在他们的城镇驻扎军队，而军队则认为驻在
城镇比乡下和军垦区舒服，因为这里更富足，货源更充分（而且有墙把各小
队保护起来，互不干扰）。此外，各个防区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平均，加剧
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
平民鄙视士兵，而一些士兵则鄙视另一些士兵，把他们看作吃皇粮的土
匪。的确，许多部队原来就是叛乱的团伙。特别是在河南中部的大多数地区，
那里布满了堡砦，其中一些就是由当地的叛乱者和刚得到弘光朝廷任命的人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指挥的。①但这种情况并不使他们与正规军有何不同。他们都是大伙武装起来
的人，靠打、砸、抢为生，有的得到军官的庇护，有的则不。
朝廷本身从一开始就由于高级文官与勋臣之间的分歧而分裂。后者控制
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他们企图参与政府大计并得到民政官员更多的尊
重。当时的操江提督刘孔昭就企图在内阁中谋一个职位。他受到吏部尚书张
慎言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先例。其他的勋臣和刘孔昭联合起来指责张慎言在
任命官职上轻视武将；文臣则反驳说，武官无权过问朝廷的事。这次争吵的
结果是张慎言辞去官僚机构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
这类争吵本身已够严重了，它们还同马士英的竭力增加个人权势和朝中
“清流派”与“逆党”之间的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这些斗争始于16 世纪末
的东林党人。尽管马士英是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胸怀宽大的人也可以与他
共事，但文官都不喜欢他，东林党和复社的不妥协的追随者尤其不喜欢他。
马士英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文职机构以外，他拉拢那些不满分子：将领、
勋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职机构以内，则拉拢那些由于清流派的反对导
致仕途受到阻挠的人。“清流派”前辈、左都御史刘宗周严历的奏疏，使马
士英更加感到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刘宗周常批评军人，对朝中的“小人”提
出警告，强烈要求惩治某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主张将马士英送回凤阳。②
马士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对他的这班文官进行斗
争。这个决定启动了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势力。
“清流派”不信任马士英，是因为他同阮大铖向来过从甚密，而阮大铖
是复社深恶痛绝的人。据说在17 世纪20 年代，阮大铖为了争夺一个他垂涎
的职位，曾与臭名昭彰的太监魏忠贤勾结，陷害东林的一个盟友。后来，崇
祯朝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阮大铖作为次要人物被列入“阉党”，
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还不足以抵消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他们中
间的一些人甚至公开辱骂他，把他排斥在官场和上层社会之外。①阮大铖想当
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
身。弘光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
刺激与羞辱来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
“清流派”的反对激怒了马士英，他决定替阮大铖复官，明知这会引起
一场风波。不仅因前朝对阮大铖有永不叙用的定案，更糟的是，这次任命出
自中旨，不是按照惯例先行推荐，然后再经过朝廷大臣的审议。这种走捷径
的办法，始于成化年间，此后常被滥用，在天启、崇祯两朝曾引起很大的争
论并导致恶果。②阮大铖终于在1644 年9 月30 日成了兵部右侍郎，这加速了
高弘图、姜曰广和刘宗周的去职。第二年他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
江防，他的高升给那些既想升官又想报仇的人指出一条途径，即依附马士英。
为了肃清政府中的反对派，马士英和一些过去受到排斥的人如通政使杨
维垣等诡称，应当受到惩治的“邪党”不是那些与天启朝的太监有所谓联系
的人，而是那些与北方的造反者有勾结的人。他们还企图为列入逆案的人翻
① 登纳林：《嘉定义士》[142]。
② 关于张献忠在17 世纪40 年代初的活动，详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142—5
6 页；和李文治：
《晚明民变》[334]，第78—9 页。
① 左良玉传见《明史》[41]，273，第6987—998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1
—62 页。
② 孙传庭传见《明史》[41]，262，第6785—792 页。
案，甚至要求重新出版《三朝要典》，一本由阉党编辑的诬陷东林官员的书。
①某些“清流派”官员在为南京朝廷定策时不赞成拥立福王，也作为一个重大
问题被提了出来。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超过马士英的初衷。最为世诟病
的是，阮大铖诬陷他的仇人周镳通敌，因为周镳的一个远亲曾在北京的李自
成政权中为官。周镳不像许多复社名士那样在阮大铖得势时被逮捕，但他也
没有逃走，1645 年5 月初他奉命自杀。
这种清洗可能加强了马阮集团，但大大削弱了政府。它转移了政府对更
重要的问题的注意，把好人赶出朝廷，并对制定一项对于那些被怀疑对李自
成抵抗不力或甚至予以帮助的人的明确政策增加了困难。这些人有的受到欢
迎，有的受到恐吓。有的复官，有的被处死，基本上根据党派关系决定。因
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宁愿留在弘光朝廷的势力范围之外，即在造反者或满族
人一边。
马士英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还从政治目的出发任命将领。此外，他也怂
恿某些明宗室干预朝廷事务，只要能利用他们攻击他的政敌。在谴责马士英
的政敌的将领中，刘孔昭和刘泽清叫嚷得最响，在宗室中，朱统■依附马阮
集团迫害反对派，以期获得官职（宗室一般不得担任官职）。由此引起了宗
室钻营官职之风，但这比起防御指挥的政治化来，还是个次要问题。史可法
在驾驭江北四镇骄横的将领方面，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加之他们与南
京兵部（受马、阮控制）有直接联系，史可法就更加为难。这个情况引起的
严重后果是，刺激了左良玉，他早先曾受到一个东林人物的很深的影响，憎
恨马、阮。马士英为了防范他，故意克扣军饷，并企图在他和在九江的总督
之间制造不和，尽管马士英也担心左良玉的纪律极坏的军队可能叛变。御史
黄澍利用这种情况竭力鼓动，首先检举马士英“十大罪状”，随后说服左良
玉起兵反对马士英。
对马士英的成功和弘光朝廷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和皇帝的关系。朱由崧
本来不愿继承帝位。他像所有的藩王一样，习于享乐，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
他从来不曾显示出坚强的性格、决断，或对政府事务和统治权的知识，而这
些都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不过，在他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确实作出很大
的努力履行皇帝的职责，直率地承认他需要一个有能力的首辅的指导和帮
助。虽然他起初选择了高弘图，但不久马士英就设法取代他成了首辅。
他利用皇帝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迎合他想把一团糟的朝廷事务委托给
某个人的愿望，达到了这个目的。各种检举、清洗和政治花招所强调的，是
“清流派”想拥立鲁王，是东林集团冤枉了朱由崧的父亲和祖母，是某些人
竟然胆敢议论皇帝的亲族（突出的宗室）以及其他的人阻止太监想把部分税
银解入内库的企图。虽然皇帝既未发动也未鼓励这种制造分裂的指责，但也
缺乏加以制止的决心。他依靠伴随他从河南来的少数太监，而疏远先前驻在
南京的政治上更机敏的太监。
皇帝逐渐缩入深宫，引起种种谣言，如关于他的好色、放荡、不理朝政，
以及马士英和阮大铖助长这种荒淫的卑鄙手段。不论这些传说真实与否，马
士英之获得有限制的权力主要不是靠赢得皇帝的信任，而是靠架空他。为了
支付内廷的糜费，特别是选择皇后和举行结婚大礼，导致政府的财政支绌。
① 罗荣邦：《和战政策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
[263]，贺凯编（纽
约和伦敦，1969 年），第68—9 页。
财政上的危急情况引出了各种对策，其中大多数是老一套办法，即增加
赋税。除派出官员和太监催促赋税和食盐专卖收入的运送外，相当大的注意
力是放在苛捐杂税上。有人提出开矿和取消海上贸易限制以取得更多的关
税，同时政府在江南对酒和房地产征收新税，并铸造弘光钱币。政府标出价
钱，卖官鬻爵，罪犯可以花钱减刑。
但对政府的名声影响最坏的，是任命一切官职都需要行贿。马、阮及其
同伙公开这样做，表明这是他们筹措政府经费的一种公然手段。但这种意图
从未正式说明过，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的腐败行为。在人民的眼里，则是“长
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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