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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3 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Jul  5 11:11:35 1999), 转信

发信人: bluebird (子衿), 信区: History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Thu Jun 24 14:25:16 1999), 站内信件

五、东雍书院还堂事件始末

　　据十七世纪的教会文献所记，知韩霖兄弟在绛州所捐建的景教堂于入清后遭知
州下令摧毁，此事引起通政使司的重视，遂要求地方官将原明王府抵偿，亦有文献
称当时管钦天监事的汤若望，曾透过其所交游的满洲权贵向地方官施压，此一由王
府改建而成的天主堂，乃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占地最广的教堂。

　　康熙四年，驻留绛州的金弥阁(Michel Trigault, 1602-1667)和恩理格(Christian 
W. H. Herdtrich, 1625-1684)因受「历狱」时禁教令的影响，遭解送广州，此后有
十余年的时间，绛州一带均不见传教士驻堂。「历狱」平反之后，恩理格因长于历
算，又于康熙十年奉召入京，在内廷供奉，十五年，奉准告假住绛州天主堂，二十
三年，卒于当地。二十六年，康熙皇帝下旨将法令中原有的「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
谋叛」字样删去，耶稣会士于是先后公开进入绛州传教。

　　康熙末年，在「礼仪之争」的波及和影响之下，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日益萎
缩，教会已不太有能力持续派遣教士至绛州照顾教务。雍正元年十二月，清廷更从
浙闽总督觉罗满保所请，将各处的西洋人均遣送出境，不许行教，且将教堂改作书
院、义学或祠堂。绛州知州万国宣因此于雍正二年将在当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何天章
(Francisco-Xavier de Rosario, 1667-1736)遣送回澳门，并在地方士绅的请求之
下，将天主堂改建为东雍书院，且于后殿的三贤祠，祀辛全、党成和李生光三位乡
里先儒。

　　何天章为保护教产，曾于临行前呈称：

章所居本堂，入官公用，但有正平坊房院一所、窑院一所、窑顶地一块、安元坊房
院一所，俱系现任钦天监治理历法戴进贤私业，文券俱存京师。向年著马保禄、陶
齐贤、赵宋印收管房租，恐章去后，有无知愚棍，借端生事，为此恳祈大老爷准赐
执照，庶保禄等照管有据矣！ 


万国宣当时即依何天章所请，将属于钦天监治理历法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 1680-1746)
的私产发给执照以为凭据。

　　清廷对天主教的禁令，随著鸦片战争的败战，遭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迫解除。在
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即注明：「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
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须一体保护」。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清廷由全权大臣奕诉分别和两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中在《中法续增条约》第六
款中，规定原先被没入的天主教财产，不论原属何国的传教会或传教士，均须先赔
还法国的驻华公使，再由其转交「该处奉教之人」。清廷原指示地方官吏必须查有
确据，方准还堂，且若旧址已为有主之业，则裁示应另以空闲的官地抵给，避免失
却民心。然而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之下，加上太平天国的牵制，稍后即听任法国
教士「任意指控」，并在应付求索或讹诈时，屡屡「许以一二」。此后的一、二十
年，各地即因此不断发生「给还旧址」的交涉与纷争。

　　咸丰十一年六月，即有法国传教士梁多明（西名及生卒年均待考）至山西抚院
求见，声称绛州东雍书院的基址系由天主堂改建，要求中国政府归还。梁多明索取
东雍书院一事，引起地方上的议论纷纷，许多关心此事的绅民因此联名向知州上呈，
称东雍书院原为明王府，系清初遭西洋人据为天主堂，故不属教会的私业，且举该
书院的栋梁尚绘有五彩龙纹为例，证明书院确为王府的旧址。

　　在该公呈中，也对教会所称戴进贤拥有私业的现况做了调查，这些绅民主张，
为避免将来可能的纷争，教会应出示房地的原始权状，以为索回的凭据。知州李廷
樟同意此一主张，于是向山西巡抚英桂呈称：「卑职查该绅民等所呈，诚系确切不
易之论。但事关大局，卑职未敢擅便，理合据情详请核示饬遵，□为公便」，其中
「事关大局」一语，即充满百般无奈。

　　咸丰十一年九月，山西巡抚英桂呈请保留东雍书院，但另买地给还教会，总理
衙门也指称此一办法「□为两便」。然而法国则希望遵照条约将东雍书院等产业给
还。十一月二十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 1809-?)送交总
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诉一份照会，称：

传教士亦呈送本大臣（笔者按：指布尔布隆）所有上年教民完纳天主堂钱粮执照，
其上载明所收钱粮系天主堂交纳。缘天主堂尚有当年泰西传教士（指戴进贤）所置
私业，雍正年间，曾由泰西人何天章呈明本州（指万国宣），请给执照在案，现经
州牧（指李廷樟）将何天章原禀钞送传教士，并据州牧允许赔还私产，但不肯还天
主堂，故该省署主教（指时任山东代牧兼管山西的方济会士江类思；Luigi Moccagatta,
 1809-1891）请本大臣转烦贵亲王（指奕诉）力为裁处，饬即给还此堂地四十余亩，
务望贵亲王悉心查阅，遵照律例条约，秉公妥速办理。 


由前引文中所称李廷樟将何天章原禀（前文已录）钞送传教士一事，知李氏对此案
确实秉公处理，而未曾故意刁难。在传教士提出先前教民完纳天主堂钱粮的执照做
为证据的情形下，李氏同意将此一原属戴进贤的私业归还，但对布尔布隆索求的四
十余亩地，他则根据相关文献认定应属东雍书院的产业，而与原天主堂无关。

　　十一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其文有云：

中国崇奉儒教，与贵国信奉天主教无异，势不能废其建立日久之书院，致该处士民
有所不服。 


强调为避免教民与一般士民对立，故山西巡抚已饬所属另择它处抵给绛州天主堂的
产业。

　　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指称《中法续增条约》第六款载有
「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赔还」
之语，且称在道光二十六年正月的上谕中，亦有「除已经改为庙宇外，其余皆须赔
还」之说，而其中并不曾将已改建的书院包含在内。照会中甚至蛮横地称：「书院
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
且称如江类思不愿收领抵给之地的话，即必须按条约归还原天主堂。其实，道光皇
帝在前述的上谕中，乃指示对已改为庙宇或民居的天主堂，可「毋庸查办」，在此
一精神下，做为教化重心的书院应属不须赔还之列。

　　十二月初六日，奕诉在给法国的照会中强调：「本爵前议择地抵给，乃系持平
办法」，并称：

贵国传教士现来中土，与我国士民相接，彼此聚处之日甚长，总须化去畛域之见，
相孚以信，相接以和，永无嫌隙，方可日久相安，共为保护，于传教士甚为有益。
倘主教及传教士必欲固执己见，偏护习教之人，恐不习教者心怀不服，将来必致激
成事端，殊非两全之道。 


奕诉的建议对两造均属有利，然而教会当局的眼光却不及此，只看重当前的利益，
而未顾及天主教将来在地方上发展所可能遭受的影响。

　　同治元年(1862)正月，法国公使馆派德尔位到总理衙门，并将该署预备发文至
各省处理还堂事宜的文稿均带回查看。稍后，德尔位函称在发送绛州等地的咨行内，
文句不妥，要求更改删添数语，否则「不但于布钦差之心狠不舒服，而且耽延时日」，
并称：「请烦按布钦差公道之意作速办完，以便将贵国咨行内情形，即行知会本国
水陆官兵」，语句中充满了蛮横的威胁。

　　德尔位在该函中亦对宣化府的处理方式提出异议，称：

查宣化府虽传教士未有确据，断不能疑惑前时没有天主堂基，所给之处，居民甚少，
半属旷野之地，与传教士不甚相宜，宁可于该处三座空庙之内，拣取一座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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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在无确据的情形下，法国竟然可以「断不能疑惑前时没有天主堂基」为由，要求宣
化府赔还，甚且挑剔所拨之地，那索还东雍书院更振振有辞了。

　　正月二十七日，奕诉在法国的压力之下，行文英桂速将东雍书院和戴进贤的私
业给还，对绛州绅民在公呈中所提出的忧虑（指教会并无戴进贤私业的文券，恐将
来另起争端），则引法国前在照会中所称：「法国所请中国交还之天主堂、坟茔、
房廊等件，如他国有言，法国自行办理，不涉中国之事」，认为不必过虑。至于在
书院给还天主教会之后，应如何奉祀先师各贤，并如何觅求士子肄业之处，则要英
桂自行斟酌，妥为安排。

　　英桂在接文后，随即委派候补知县章寿嵩于二月赶赴绛州，会同知州李廷璋处
理此事。当地的士绅和书院的生员在得知总理衙门的决定后，群情汹汹，经多方开
导劝谕之后，众人「始各屈从」。三月二十五日，梁多明抵绛州，双方分别派人将
书院和戴进贤的私产按册点交。章寿嵩当时虽要求梁多明开立收据，但梁氏却称：
「俟一切查明后，再行付给」，又曰：「东雍书院碑记所载，尚有地三十余亩，并
戴进贤私产历年租钱，须一并给还」。章寿嵩告以碑记系雍正十三年所立，事在何
天章离绛之后，如日后查出此地亩确系天主堂所置，必当归还。至于戴进贤私产历
年的租金，早经充做士子膏火之用，事远年湮，如必追索，章氏担心恐犯众怒。

　　正当两造在商办之际，又有一传教士张武良(Paulus Carnevali, ?-1875)抵绛，
张氏声称乃奉新任法国公使哥士耆(Comte Kleczkowski, 1818-1886)之命前来催问
结果，曰：「今既收到东雍书院并戴进贤私产，至地亩查无确据，不给亦可，惟戴
进贤私产，当年并未入官，所收历年之租，理应赔还」。经章寿嵩告以：「事非一
年，官非一任，无人赔还」，张武良应允在回覆哥士耆之后再作处理。梁多明和张
武良于是令教会中人看守收到的房屋，随即先后动身返回所居的祁县。

　　章寿嵩在回省城请示后，又奉命回绛查办。他为理清此事，除传讯地户外，并
调验当年的租约和乾隆初年的粮册，发现在梁多明所指的地亩当中，只有在三林里
的一亩五分地，系天主堂所置，余均属东雍书院所置，遂又同意给还三林里之地。


　　六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致函哥士耆，说明给还房地的过程，并希望能传知天
主教会，毋再向地方官索讨从前的租钱。二十六日，哥士耆回函感谢对绛州还堂一
事的处理方式，并称已嘱江类思不得再索取从前租钱。哥士耆且因梁多明在处理此
事时，「未能敏达」，而函请江类思考虑将其调离绛州。

　　此事原本应已告一段落，但九月时却又生变化，十五日，哥士耆致函总理衙门，
称前一日来京的江类思主教对其曰：「该处地方官于此事丝毫未曾办理，反将书院
中石块、木植，拆毁数件，移去建造朝殿庙」，故请奕诉设法查办。哥士耆在函中
称此事既未办妥，不如在太原城内另择一地抵偿，并谓已在太原勘得日兴寺和晋阳
宫两处，要总理衙门在京即指定其中一处，并行文要地方政府照办，「免得再有推
诿」，且要奕诉知照英桂，命其必须面见山西副主教副安当，亲自商定此事。

　　哥士耆改索省城更合适地产的新建议，不知是否受到江类思的怂恿，抑或江类
思是受到梁多明和张武良的蒙蔽，待考。然其说辞显然多非实情，如其所称书院中
的石块和木植被拆去建造朝殿庙一事，即遭绛州绅士李学钊等人加以驳斥，其言曰：


所有书院碑记匾对，因字语文理均与天主教相悖，绅等移于朝殿庙存放属实，并无
拆毁木石建造朝殿庙之事。伏思书院既已让给，岂有复行拆毁之理。果有拆毁，曷
如当时勿让。……况州属习天主教不乏其人……绅等若拆而毁之，伊教人有不拦阻



经英桂委派候补知县陶良骏亲往察查后，当地奉教的傅朝梁和负责看守书院的张长
春，均指证书院在交清之后并无外人入内拆毁木石或砖瓦。

　　李学钊等人乃是在归还书院之前，即将石碑五块、木匾七片和木对七付移至朝
殿庙寄存。此举显然是为保留书院中的重要文物，尤其其上屡见抨击天主教的字句，
如不预加迁移，恐难逃被毁坏的命运。李学钊当时在压力之下，乃称如天主教愿要
这些碑屏匾对，亦不吝归还。

　　十二月，哥士耆再施压力，函称如已还堂，为何不出示交清的字据，故他怀疑
「其中仍有别故」。哥士耆当时不知是否已知章寿嵩在点交书院等房产时，并未能
自梁多明处获得字据一事。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新任法国公使柏尔德密(Jules Francois Gustave Berthemy,
 1826-1903)，在照会中严辞抨击处理绛州还堂事宜的李廷樟和章寿嵩，称：

该州李牧及委员章令等，欲设法隐匿旧堂房地，暗获租赁之利，并拆毁物料等件。
是以延宕至今，并未点交。 


柏尔德密除要求按件估价赔偿所拆去之物外，还要奕诉即刻派员迳赴绛州处理此事，
并请奕诉将所给该委员的公文底稿，录寄一纸，「俾本大臣阅悉如何办理」。

　　英桂为谋求彻底解决，乃又命章寿嵩驰赴绛州，希望传教士能将前所点交的房
地，开立收据，但梁多明等却避不见面，亦不知去处。英桂因此于六月二十九日咨
呈总理衙门，希望法国饬令传教士速出面处理。七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在给法国的
照会中，也对梁多明的作法表达极度不满，称：

该教士因东雍书院一事，将来与该州绅民不能和协，以致绅民同生轻薄之心，系由
该教士自取，不能归咎中国无优待之礼也。 


法国自知理亏，乃于初五日的照会中提出解释，称梁多明早已调往它处，恐新教士
尚未到达，故已移请山西主教特派教士一人赴绛收领房地。

　　九月二十九日，新任代理山西主教事务的副安当，委派张武良至绛处理此事，
张氏随即会同章寿嵩以及新任绛州知州的章节文，一同点交房地，并开立收据，延
宕两年多的绛州还堂事件终于结案。

　　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国在照会中对此次处理结果表示欣谢，并称：「本大臣仍
望各处会办此事，均能迅速完结，不日俱可告竣，并似此次一切悉臻妥善」。十二
月初三日，奕诉覆曰：

本爵查山西绛州教堂一事，早经山西巡抚妥为经理，议定将东雍书院给还，无如该
教士延不收领，幸赖贵大臣洞悉情形，函饬该教士接收，始克会办完结。可见各处
还堂之事，非尽由会办者未能妥速也……贵大臣亦应饬知各教士，于接收各教堂，
亦不得有意刁难，以期彼此两速，是所厚望。 


其中对教士在还堂过程中的刁难，表达了相当程度的不满。

　　绛州绅民在西人索还东雍书院原址时，即以先前修建文庙的余金四百余两，另
购地基于城内贡院之东的卢家巷，乡绅任永兴、毛郁文、卫如圭、高舒文和高舒锦
等人均各捐巨款协助创建。当时所捐之钱除购地建屋（讲堂和斋房凡七、八十间）
外，还余银二千六百两发交当商生息。同治元年，附贡生刘国铨也将在城外南关的
房地捐给书院，从此东雍书院即有城内和南关两处。

　　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在处理还堂事件的蛮横霸道，令绛州的地方官和绅民激起
同仇敌忾之情，此一反教的情绪且持续不减。如同治三年任绛州知州的裕彰，在其
所撰的〈重建东雍书院碑〉中，虽仅略称该书院「为异教攘夺」，但其不满西人、
西教之情仍跃然纸上。至于光绪四年(1878)知绛州的李焕扬，则更公然抨击天主教，
在其为重建之书院所撰的碑记中，即称天主教所行乃「不经之说」，且指责教会将
原书院中供奉的圣贤木主均「摈弃于不洁之地」，并谓：

彼不经之教何如乎？诱之以货财，蛊之以声色，炫之以奇淫之技，痼之以□毒之媒。
虽其地既得矣，仅聚奇邪之男女，数日一礼拜焉，正人君子无一投足者。行且见其
地之鞠为茂草，而两书院人材蔚起，蒸蒸日上。 


其中「两书院」即指的是分处城内和南关的两东雍书院。

　　由绛人合捐数千金兴建书院的热烈反应，或可窥知绛州的还堂事件已激发并深
化了当地的民教对立，而这一波的反教情绪很可能有部分即发泄在韩霖身上，笔者
在下节中即尝试就此详加申述。


乎？……且木石所值几何，既将书院让给，而犹以区区木石，亦绅所不屑为也。 
※ 修改:．coco 于 Jul  4 23:01:32 修改本文．[FROM: 2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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