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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khl (飘渺公主), 信区: History
标 题: 10 忠孝牌坊与十字架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Jul 5 11:56:50 1999), 转信
发信人: bluebird (子衿), 信区: History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Thu Jun 24 14:11:23 1999), 站内信件
六、结论
历史真相的追索,往往囿于直接史料的欠缺以及真伪辨定的困难,而无法克竟
全功,然而真相本身或许并不是历史研究所追求的唯一目的。魏学濂其人其事几乎
不见近代史家著墨,但他在明亡之际的行为与出处,却引起当时社会注目,各种说
法与评价不仅散见于典籍,且往往呈现两极化的情形。前文偏重于爬梳学濂的生平
事迹与恩怨情仇,虽尚未能揭开真相的最后一层面纱,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此一个
案却提供了我们极佳机会去揣摩一渺小个体在世变中的无奈心境,并反思许多历史
评价背后所蕴含的复杂因素,且对朋党之争在鼎革中所造成的影响能有一较深刻的
体会。
魏学濂所留下的诗文绝少,以致难以确切判断其降闯的真正动机,但从他于崇
祯初年行乞入都,并在血书上称自己「家难较诸臣倍惨」的悲愤;从其兄学□对友
人所称「足下读书万卷,见古忠臣之死,有惨毒如先子者哉」的冤气;从学濂次子
允札祭拜祖父之坟时,所赋「摧岳填冤终不尽,倾河泻憾浩难收」句中的怨怼,我
们应可明显读出深受明季腐败政治之害的魏家子弟,其内心浓稠的愤世之情。此外,
对一天主教徒而言,自杀(即使是为殉国)乃属违反「十诫」的重罪,何况蝼蚁尚
且偷生,亦即魏学濂在城破国亡之际改事李自成的举动,其实并不特别超乎情理。
况且,当时魏学濂的许多朋侪也对大顺朝充满憧憬,这些人当中还包括了韩霖、
李天经等同奉天主教的士大夫以及汤若望等传教士。由于教会在历经二十余年的努
力之后,虽然促使许多中国士大夫对西学或西教抱持较友善的态度,但仍无法正式
且大规模地开展其在华的活动,其间甚至还因「南京教案」而遭逢禁教的严重打击,
这些奉教人士或因此更迫切地企盼能把握此一骤变的政治环境,为天主教的传教事
业开创一崭新的局面。
当时天主教徒对其它各分立的政权亦拥有相同的寄望,如毕方济即尝奉弘光帝
之命赴广州「通洋舶」。毕方济在隆武朝中也曾利用皇帝对他的倚重及其与皇帝的
私交,而上呈〈修齐治平颂〉,劝皇帝无邪思、无二妇、勤仁政、敬上帝,并以
「宣谕使」的身份受命赴澳门求援,隆武帝在御赐的赠诗中,还有「借旒安世后,
太昊委来真」句,应允在借兵成就大业之后,将许西士在华自由传天主(太昊)之
教。
至于奉教的司礼太监庞天寿以及瞿纱微(Andreas Xavier Koffler, 1603-1651)、
卜弥格(Michael-Pierre Boym, 1612-1659)等耶稣会士,则活跃于永历朝中,瞿纱
微不仅成功地替王太后、马太后、王皇后以及皇子慈□等皇族付洗,还特意将慈□
的教名取作当定(Constantine),希冀他能效法罗马皇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今译君士坦丁大帝)于西元313年颁布信仰自由诏书的事迹,成为中国第一位允许
天主教自由传教的君主。
此外,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 1606-1682)和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 1611-1677),也在张献忠的大西朝中获赐「天学国师」的尊衔,受命制
作天文仪器与翻译历书,张献忠且应允在政权巩固后,为其修盖大教堂一所。而汤
若望亦率领许多奉教的天文官生成功地获得清朝钦天监的掌控权。
魏学濂做为近代最早奉天主教的士大夫之一,他很可能也和徐光启等许多同教
之人一样,背负著传递福音的十字架。亦即他在城破之初如真心投降李自成,其决
定虽主要是顺应时势,但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受其本身和同教友人宗教热情的影响。
有关魏学濂最后的出处,虽然笔者在以情理判读史料之后,较倾向于他不曾自
杀的说法,但因南明政府从不曾就此事获得确据,且当时如谈迁和杨士聪等人,虽
不齿学濂其人,却均仍相信他是以失望自经,故我们尚无法完全排除他乃自杀身亡
的可能。
如学濂确在闯军败离北京之前就南还,他不见得就是衔李自成之命回江南策反,
而很可能仅是为藉机脱离北京混乱且令其失望的局面。他采取假死的方式隐姓埋名,
最初应是畏惧南明朝廷治罪,当清朝一统江南之后,此一顾忌虽然消失,替代的则
是担心舆论无形的审判。
学濂之所以成为许多人唾弃的对象,当然有相当原因是由于阮大铖等阉党藉机
煽动报复,另一方面,则或因复社成员平素自诩清流,但在国亡之际,其整体表现
却颇失众人的热望。而身为东林诸孤的领袖以及复社重要份子的学濂,尤其肩负忠
孝世家的盛名,以致社会对其节操的期许,更远超乎寻常的标准,学濂很不幸地或
因此成为当时一般人不齿「清流」失节的主要发泄对象。
至于黄宗羲等支持者,则多因执著于同志之情而替魏学濂力辩,宣称学濂是为
了伺机复明而隐忍降闯,惟因内外均无法获得奥援,遂以自杀明志。如此说属实,
则当□濂面临城破国亡的关键点时,他或陡然失落在中西两文化的夹缝之间,无助
地发现其父兄以血泪换得的忠孝牌坊与其信仰所寄托的十字架,竟是无法并容!在
「忠孝千古事,于我只家风」的包袱下,社会对忠节的期许沈重地加诸在他身上,
然而自杀却是天主教所不允许的重罪,他于是痛苦地选择了苟活图存。但当李自成
突然撤离北京时,学濂进退失据,不知该如何面对随后的变局,此一压力大到令其
不得不以违反教义的方式结束一生。
学濂身上忠孝世家的鲜明烙印,令清初以来许多人对其未能于城破之初殉国一
事大肆抨击,而采正面评价之人,所强调他在李自成登极之日自杀赎罪的行为,又
严重违反了「十诫」的教规,此故,学濂虽在崇祯十六年因登科而声名大噪,但他
在鼎革世变中的表现,或导致此后的教会文献中一直不愿突显甚至提及他为教徒的
事实。
其实,李自成当时如能一统天下,魏学濂恐怕亦将如同明初的刘基和宋濂等人
成为开国名臣,后人或时人对他的评价很可能就大不相同。况且,即使从朱明正统
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不论学濂曾否自杀,其节操也应较那些降闯之后随即又转而降
清的贰臣们为佳,且亦应不逊于那些虽不曾投降大顺但却臣事清朝的万千明臣。
崇祯十七年秋,阮大铖在马士英的护持之下,成为弘光朝中的新贵,他于是遣
其伶人教师陈遇所对避乱至南京的冒襄曰:「若辈为魏学濂仇我,今学濂降贼授官,
忠孝安在?吾虽恨若,□爱其才,肯执贽吾门,仍特荐为纂修词林」,愿有条件地
泯除前仇,但双方嫌隙已深,冒襄因此回称:「祸福在天,吾辈□众。余已自来南
京,任彼荼毒,『执贽』二字唾还之」,冒氏后幸获朝中友人周全得免。至于其他
的复社或东林名士,当时亦均成为阮氏报复的对象,有因此入狱者,有弃家僧隐者,
有托庇于左良玉军中或史可法幕中者。
弘光政权瓦解之后,有关阮大铖的出处众说纷纭,钱秉镫和沈士柱等复社人士,
指其初投奔在金华的同年朱大典,旋遭仕绅以公檄声讨其罪而斥逐,乃改投方国安
部,但他不仅未痛定思痛,积极复国,还潜通清人为间谍,暗输江东虚实,长达近
一年,顺治三年六月,清军渡江,阮氏独至江头迎降,获授为军前内院,随即自请
攻金华,以报先前的讨檄之恨,城陷之后,焚戮甚惨。阮氏稍后在随军入闽时,死
于仙霞岭,有称其中风堕马,有称其突然自挞己面而堕马,亦有称其被士卒挤坠下
岩,并谓当时因干戈遍野,以致数日后始得一棺,入殓时,尸虫四出,仅存腐骨。
但如徐□(1810-1862)和邓之诚(1887-1960)等学者,则怀疑阮大铖因是当时
「众恶所归」,故传闻往往极力丑诋其人,当中或多未审之言,并指阮氏在降清后,
还曾会同马士英等降臣与南明政权暗中联络,此事后遭查获,马士英被斩于市,而
阮大铖方游山,闻讯自投崖死。我们在涉及阮大铖出处的各种说法中,依稀见到魏
学濂的翻版,个人的主观因素明显夹杂其间,史料判读的艰难又再度呈现。
前文中所提及的魏大中、黄尊素、方孔□、钱士升和朱大典、杨维垣、阮大铖
等人,均同登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然而朋党之争却令这些同年势如水火。魏
学濂因报父仇,而与阮大铖间所产生的长达约二十载的仇隙,具体地勾勒出明季党
争的惨烈轮廓。复社夏允彝在《幸存录》一书中,尝平心论曰:「二党之于国事,
皆不可谓无罪……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惨【操】独立之人」,其子
完淳在《续幸存录》中,亦对阮大铖稍宽,称其非不愿为君子,但东林中人持论太
苛,遂酿成奇祸。黄宗羲对党争之于南明的覆灭虽亦颇有所感,尝曰:「未有本朝
国统中绝,而朋党尚一胜一负,浸淫而不已,直可为一笑者也!」,惟其门户之见
仍重,以致还特撰《汰存录》一卷,指斥夏允彝之说,并谓其书应改作「不幸存录」。
魏学濂和阮大铖间的争斗,瓜蔓颇广,如冒襄尝在其〈往昔行〉一诗之后,详
细记述他与阮氏间的多次严重冲突,而这些即皆因学濂而起。在满人入主中原的前
三十年间,冒襄以奉母为名,足不出里,亲授十数童子以声歌之技,放情于乐府酒
色。每与客谈及启祯遗事以及在南京冶游的往事时,「虽酒阑灯с,坐客头触屏欲
睡,尚娓娓不肯少休」,而当间及门户之争时,更常变色改容,「须髯倒张,目□
怒裂」。
冒襄也一直与复社同志的后人保持十分亲密的情谊,如顺治十七年冒襄过五十
岁诞辰,陈贞慧之子维崧即曾率同魏允□等众晚辈为其祝寿,在由陈维崧主笔的寿
序中,我们可以发现与阮大铖间的冤仇依然是维系两代人感情的重要触媒,在这些
人的记忆深处,亡国的惨痛或许远不若私仇的悲情来得清晰!
康熙十六年,冒襄至吴县过访周顺昌之子茂藻和茂兰,应门的老仆见到他后,
兴奋地飞奔通报,该仆年轻时曾伴随茂藻和茂兰赴魏学濂在冒襄寓馆所举行的大会。
好友重逢,把臂谈旧,然而世事却早已全非。明季时,「饰车骑,鲜衣裳,珠树琼
枝,光动左右」的冒襄,由于其家业在变乱之际深受折损,以致需仰赖家伶所组成
的戏班出演赚钱,以「谋食款客」,此景与崇祯间避居南京的阮大铖颇为相像。又,
冒襄本人虽力持晚节,但其亲友们却大多接受现实,不仅认同清朝,甚至还积极出
仕。
冒襄虽不齿阮大铖的行事为人,但另一方面却又极为佩服其在戏曲创作上的才
华。康熙二十四年,冒襄在自宅招待友人观赏阮大铖的杰作《燕子笺》一剧,前事
忽然尽涌心头,遂慨赋一诗曰:「《燕子笺》成极曼殊,当年看骂动南都。非关旧
恨销亡尽,细数同声一个无」,并自注称崇祯间联名刊传〈留都防乱公揭〉的一百
多人以及合请董姬听戏时痛骂阮氏的三十余人,竟已皆作古,仅其一人尚存,文辞
间真是百感交加。
世事变幻莫测,阮大铖所训练的家伶,后居然辗转归冒襄,并在其家班中担纲
主唱。明清鼎革之变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虽有形容为「天崩地解」者,但戏台依旧
伫立。戏梦人生,真真幻幻。这些伶人在演唱《燕子笺》或《清忠谱》等剧的同时,
或也冷眼看尽了政坛中的险恶以及戏台下众士大夫的百态。
丙子仲冬,初稿完成于风城脉望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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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原文,收入《新史学》,第8卷第3期(1997),页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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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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