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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8 忠孝牌坊与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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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世对魏学濂的评价

  明官投降大顺朝并出仕者颇多,但很少有像魏学濂一样在社会上引发如此激烈
的反弹以及如此两极的评价,此或有多重原因:一、因魏大中和学漪父子乃当时忠
孝节操的表率,深受时人敬重;二、大中个性孤傲,即使与同在朝中为官的一些嘉
善同乡亦不合,而学濂亦恃才傲物,颇遭部分人士所忌;三、东林和复社中人与阉
党之间的斗争牵扯其间。

  原任龙安知府的林有麟,在其上呈弘光帝的〈感时触事疏〉中,曾论及当时朝
中对降闯诸人评价混淆的情形,其文有云:

在廷之臣所喜,则誉之、庇之;所恶,则毁之、抑之。犹是死节也,而出于同声相
附之人,出于科甲高□之列,则相与为赞扬;不则,共造为疑案。甚至四、五月之
间,犹见颜食息于长安者,皆诬以为死难矣。犹是降贼也,而非其门生故吏,非其
合类同郡,则相与为吐骂;不则,曲为之解饰。甚至已降之人,亦随声附和,以自
解于大逆者矣。如此则必有以忠而蒙蔽,以罪而幸免者。 


知南明政坛往往将「顺案(笔者按:因涉案之人皆投降大顺而得名)」当做政治角
力的筹码与藉口。

  由于阮大铖在获马士英推荐起用时,举朝皆以其为逆案中人而攻之,阮大铖乃
上〈孤忠被陷之由疏〉,辩称诸臣皆以魏学濂等人于崇祯初年所上之奏疏为辞,指
责其为逆党,「乃欲以受贼伪命乱臣贼子之仇口,为铖孤臣孽子之定案,岂尚有人
心者乎?」,并极力撇清自己与魏忠贤的关系,称两人之间如「冰炭水火之不相容」。
阮氏稍后授兵部添注右侍郎,未几,更进兵部尚书,为报先前的排挤之仇,即倡言:
「彼攻逆案,吾作顺案与之对」,藉机大举逮杀东林和复社中人。

  时人对魏学濂的评价,除了牵涉党争之外,也屡渗入私人的感情因素。如黄宗
羲在其所撰的《弘光实录钞》中,胪列了降闯诸臣的名单,但其中却不见学濂之名。
而在黄宗羲于康熙二十一年应魏允札之请为乃父所撰写的墓志铭中,更将有关魏学
濂失节的传闻,归因于同邑忌嫉之人和阮大铖阉党的造伪,尝曰:「同邑忌之者,
造作飞条,言其倾侧荒朝,不持士节。阮大铖时方得志,附益增张,以报血书之役,
君子亦多信之」,其中「飞条」即前文提及的讨逆公檄,而「血书之役」则指的是
崇祯元年学濂为报父仇而刺血疏控阮大铖一事。

  黄宗羲虽然颇相信学濂的气节,但他也对学濂的个性有所批评,指出学濂之所
以遭忌,有部分乃肇因于他「矜贵自喜,不知盛名之难居也」。此言或一语中的,
因学濂甚为自负,即使对复社的许多同志亦不太看得起,甚至对名震当代的古文大
家钱谦益,他也「未尝以一代作手归之」,终致「天生此才,仅供丧乱之摧剥」。
时人钱饮光的看法亦相近,称:「子一只是性气刚,不能容物,故忌之者众,遂诬
谤者多」。

  与魏学濂有通家之谊的曹尔坊,亦极力为其辩解,如在邹漪的《启祯野乘·魏
庶常传》中,即曾转引其议论,称学濂是因谋求翼护皇嗣才隐忍不死,其言曰:

结连豪杰,意在报韩。隐忍图存,冀翼皇嗣。至必死而未死,可归而不归,人臣处
此,亦极难耳!卒以立孤勿克,感愤自经,虽不成程婴存赵之功,庶无忝姜维复汉
之节。 


其中所谓的「程婴存赵之功」,乃指春秋时程婴佯降以存赵氏孤儿一事,而「姜维
复汉之节」,则指的是三国时蜀国被灭,姜维伪降魏将锺会,欲杀之以复蜀土之事。
今查稍后曹尔坊所参与编纂的《启祯条款》一书,其中的魏学濂传末亦收录此一论
述,惟将文字略加修饰,以更彰显其节操,如改「意在报韩」为「义在报韩」,强
调其联络孙奇逢之事,乃「义」的表现,并改「隐忍图存」作「隐忍局地」,辩称
其忍辱投降以图谋之举,实令其内心窘迫惶惧,避免被人认为其隐忍乃是「图己命
之存」。

  除了前述的黄宗羲和曹尔坊之外,冒襄和顾瑞徵等人,亦尝为学濂「雪冤」,
其中冒襄不仅为学濂挚友,也是复社名士。然而冒襄对学濂降闯之事初或无法释怀,
直到他在康熙二十一年出版的嘉兴府新志中,读到魏学濂小传所录的绝命词后,
「始知其降贼苦心」,再加上东林受难子弟们的加意辩解,其态度才发生转变。如
遭天启□祸的顾大章,其子麟生尝致函冒襄替学濂伸冤,称:「子一一段报汉热肠,
为邪党抹杀……此千古之恨事也」,他在信中强调学濂是忍辱图谋,并在唐通未能
依约举事之后投缳。至于魏允札,也尝去函冒襄,告知其父的学侣门徒已私□其为
贞惠,并恳请冒襄为学濂撰墓表或□议,允札还附寄黄宗羲的《撰杖集》一帙给冒
襄参考,该书中即收录有黄氏所撰的〈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志铭〉一文。

  当时,也有一些非复社或东林的学者对学濂等降臣的遭遇相当同情,如冯梦龙
在其《中兴实录》一书中,胪列了京师城陷时死节的忠臣以及遭刑辱或潜藏的臣子,
但对投降者,则认为「未便开列」,其理由是:

降虽降者,原逆贼之所迫耳,既以容生,亦难容死。生死交会之际,存亡纸隔之间,
降臣虽降矣,予思之,未必真心事逆,奈何势迫于此矣!……(其间)有降而后缢
者,间有逃而隐者,诸臣虽未尽忠死节,亦未有代贼奇功败国者,非降臣也。 


他认为这些在丧乱之际隐忍偷生之人,多为情势所迫,故只要未做「代贼奇功败国」
之事,即不应苛责。由于当时「降而后缢」者仅魏学濂一人,知冯梦龙并不视其为
真正的降臣。

  清初许多学者在批判学濆ナЫ诘耐保云渌降淖陨敝俣嗳愿枵娴钠
价。如彭孙贻虽不满学濂未能追随其同年好友孟章明于京城陷落之初即从容殉国,
认为此正显现「士穷见节义」的意义,然而他对学濂「至于贼势衰落,而后悔而殁
身」的行为,则认为又贤于许多明知福王已于南京监国,但却臣事满清异族政权之
人。至于王弘撰,虽对冒襄和顾麟生等人所提魏学濂未于城陷之初殉节的理由,仍
不敢遽定真确与否,但称其稍后自杀一事,显示「其克己之力,勇于徙义,亦不谓
之贤者不可」,「使钱谦益、王铎辈对之,当□汗浃背矣」!

  此外,在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一书中,虽引录了〈嘉兴府绅衿公讨伪户政府
司务檄〉一文,但其中的魏学濂小传则全文抄自《启祯野乘》,并在公檄之后评曰:


称人可过也,毁人不可过。此等文字,后生家不看也罢。然予录之者,取其胸中有
少许古书耳。所惜者,止欲自逞其笔锋,全不顾他人之死活也。善读者知之。 


亦即计氏认为此檄的内容过于偏激,希望读者善加判断。

  由于魏学濂长子允枚在〈嘉兴府绅衿公讨伪户政府司务檄〉一文出现之后,随
即亦出一辨揭,宣称其父乃为殉难,评价趋于两极,计六奇因而论曰:

甚矣!论人之难也。以身当其时者,而犹忠邪莫辨!贤逆难分,况传于千百世之下,
而谓有信史乎?要之,誉之者多溢辞,而毁之者亦属过诋,惟《甲乙史》所载,实
为学濂定论也! 


指称论人即使在当代都极难。对于魏学濂的忠逆,他则认为或以江上外史(笪重光)
在《甲乙史》中所持「学濂素负志节,一时堕误,知愧而死,亦愈于见颜求生者矣」
之说,较为公允。

  至于强烈不满学濂气节者,并非均属阉党中人。如杨士聪在其《甲申核真略》
中批评魏学濂曰:

不知自古有不受伪官而生为节士者矣,未有既受伪官而死为忠臣者也。户部司务业
已经月为之,李贼纵不即帝位,此司务果谁氏之官耶?欲盖弥彰,徒资笑柄而已。
 



  清初著名史家谈迁对魏学濂的评价亦颇差,他认为学濂本为一「□名逐利」之
徒,并论其人曰:

学濂自负忠孝门第,议论慷慨,时谓学濂必殉难,而惑于象纬,谓自成英雄,必有
天下,思佐命功,至是(笔者按:指李自成焚毁宫殿出走之际)愧恨……京师漆工
包某,望宫殿纵火,恸哭,北向拜,自经。其视魏学濂辈,狗彘勿若矣! 


将学濂降闯的行为视同猪狗不如,且以漆工包某的节操与之对映。

  谈迁虽不齿学濂其人其事,然而他在书中仍指称学濂是「以失望自经」,还录
有其绝命词,亦即他与杨士聪相同,均不曾接受苏□或〈嘉兴府绅衿公讨伪户政府
司务檄〉一文中有关学濂最后出处的说法。有趣的是,在评价魏学濂一事与谈迁南
辕北辙的黄宗羲,对谈迁治史的态度,却是相当敬佩,在黄氏为其所撰的墓表中有
云:「君乃按实编年,不炫文彩,未尝以作者自居。异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
而不在彼也」。

  或因魏家忠臣孝子的清誉过高,以致同情和不齿魏学濂的两造,往往均过于情
绪化,甚而虚构出一些不实的叙事。如有谓学濂求死的过程颇为艰难,先是自缢不
死,饮药又不死,乃执利刃自击咽喉,「血出有声」,诸仆皆掩面痛哭,但昏厥后
仍未死,最后再勉力奋起投缳,乃死。此一过程实在太过戏剧性,极有可能是后人
为加强学濂殉节的印象,而刻意捏造出的。

  另一方面,有谓学濂获授户政府司务一职时,一仆以他堕坏忠孝家声,遂自刎
而死,由于文献中提及其仆的事迹既多且异(见前文),因此也颇令人怀疑其真实
性。又,有称学濂在受大顺朝官后,曾负责发放军粮,但有一卒不愿受,曰:「小
人,明朝卫士,乌可别领军食耶!」,学濂因此「投笔而起,入内,愧恨自杀」,
此一故事的可信度亦应不高,因该卒如真有不食异朝之心,就不致混迹于领饷的闯
军之中。

  此外,在诸降官向李自成所上的劝进文中,曾斥崇祯皇帝为「独夫」,并称颂
李自成「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相传这些皆周锺(字介生)之笔,
然而该文中还有「行义行仁,存杞存宋」一句,用周武王伐纣后,封夏禹之裔于杞、
封商纣之兄为宋公的典故,将崇祯皇帝比做暴虐无道的纣王,并将为收人心而分封
明太子和二王的李自成,比喻成仁义双全的武王,文献中有称魏学濂尝对人曰:
「此语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然而我们亦见有将该语一字不变系于龚鼎孳者。
时人为讥刺降官的失节,往往多有编造小故事流传以丑化其人的情形。

  明亡之初,社会对魏学濂的褒贬虽颇不一致,但在其乡里中,当亡国的激情不
再后,对他的评价则渐趋于正面。嘉善在入清之后所修的第一本方志刊于康熙十六
年,此为知县杨廉延乡宦郁之章、曹尔堪、柯耸、魏学渠等人所纂。其中郁、曹和
魏三人,明季曾与魏学濂等共结文会,满人入主中原后不久,即均经由科举入仕新
朝,他们与学濂之间或交情深切,无怪乎此志乃将其小传列入行谊之流。

  康熙杨志中并为学濂装演,称其在年轻时即「自分以身死国」,北京城陷后,
因此自杀多次,但均为仆人所救,且将学濂晚死之故,归因于其仆劝他「伺间得一
当以报」。而在其子允枚的传中,更为塑造魏氏忠孝传家的形象,指称允枚在学濂
「殉难」之后,曾「匐匍迎榇」。或因其亲朋在乡里中的深厚影响力,当嘉善知县
张镛于雍正四年(1726)报准将九十四位明清两代的乡贤入祀新建的忠义孝弟祠时,
魏学濂更得以混身其间。

  然而,官方对魏学濂的正式态度则有所不同,在雍正十三年定稿、乾隆四年(1739)刊
行的《明史》中,评学濂曰:「京师陷,不能死,受贼户部司务职,□其家声。既
而自惭,赋绝命词二章,缢死」,亦即并不承认其死乃为殉节。此故,在乾隆四十
一年钦定的明季殉节名录中,所收录者多达几乎四千人,学濂就不在其内。

  由于清初士大夫对学濂的评价,往往亦与他们对西学西教的态度有相当程度的
互动关系,故笔者在下节中将以学濂所接触之人为主轴,就此略论之,并顺便析究
西学西教在明末士大夫阶层中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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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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