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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7 忠孝牌坊与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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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学濂降闯事迹析辨

　　明亡之后，民间出现许多记甲申前后诸事的著述，其中对魏学濂降闯之事，详
略差异颇大，卞□和曹尔坊于顺治七年(1650)所纂的《启祯条款》以及苏□于顺治
末年或稍晚所撰的《惕斋见闻录》二书，可说是目前已知尚存的文献中，叙学濂生
平事迹最丰富者，然而两书对其评价却迥异。

　　《启祯条款》中的学濂小传，乃据邹漪于崇祯十七年冬所撰的《启祯野乘·魏
庶常传》增补而成，文中连篇称颂学濂，将其形容成「行隆忠孝」之人，此一态度
或与编辑者的背景有关，因曹尔坊与魏家为通家之好，其父曹勋并事大中如兄，尔
坊之兄尔堪年轻时且与魏学濂、其弟学洙、其堂弟学渠、郁之章、吴亮中、钱继振、
蒋玉立等人为文字交，每月于邑中的柳洲亭会文，时称柳洲八子，而其中除吴亮中
不详外，余七人还同入复社。

　　至于苏□，字眉函，嘉定人，明诸生，除《惕斋见闻录》一书外，尝仿元好问
于金亡后不仕而著《中州集》之意，编撰《续练音集》，阐扬遗佚，以致有称其为
「史氏之功臣」者。他在《惕斋见闻录》一书中，对降闯诸臣（尤其是学濂）的批
判不遗余力，对降清贰臣，也不太留情面，但对殉节的侯峒曾、黄淳耀、夏云蛟、
唐培等东林或复社人士，则表扬有加，行文中并视在弘光(1645)朝秉政的马士英和
阮大铖为「小人」之流，知其应不致对复社特别怀有偏见。

　　虽然当时还有《降臣异态》一书，专记学濂投降丑事，惜该书或已佚。下文即
以《惕斋见闻录》和《启祯条款》为主（如未加注，即请参见此二书），并参酌其
它文献中的叙述，尝试□清学濂降闯诸事，惟其中部分叙事，现或已不易辨别真伪。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闯军攻破北京。魏学濂原本欲微服南归，但据说他在
夜观天象后，整夜绕床而行，忽然悟曰：「一统定矣！」，明晨即邀周锺、史可程、
朱积、吴尔熏等同年庶吉士，共商应如何投效新朝。学濂与其以崇祯十六年新科进
士为主的朋侪，似乎很快就接受了明亡的既成事实。或为博取注意，魏学濂与复社
领袖周锺，并于二十三日合奏请葬已自缢身亡的崇祯帝，但此举遭大顺朝文谕院大
学士顾君恩讥为「好名之事」，并将其疏牍撕碎。

　　由于与魏学濂邻寓的同科进士赵□（亦有作赵频者），是大顺朝丞相牛金星的
乡试同年，有称学濂于是透过赵□的引荐而得以谒见金星，金星对其曰：「汝是忠
孝之家，正要借重」，加上学濂的同教相知韩霖(1596?-1649)，亦在李自成面前替
其扬誉，遂于二十四日被特授为户政府（相当于明之户部）司务，掌理草场军需。


　　明代的户部司务虽仅为从九品，然因大顺朝的官制初改，各机构精简甚多，该
职位在户政府中仅次于尚书、侍郎和从事（大顺朝改明之主事为从事），亦即应已
较其原在翰林院学习的庶吉士高出许多，尤其重要的是，还可使其免于遭到拷掠逼
索的命运。此故，传闻当学濂叩谢时，曾谄媚地对李自成曰：「小臣何能，不过早
知天命有归耳」。是日，数千位前明文武官员在隐匿不出将遭罪的威胁下，俱自出
投牒，李自成从这些降官中选出了九十二名授职，其中学濂的同官友人周锺任弘文
馆编修，史可程和朱积留任庶吉士，吴尔熏获授县令，余未录用者，则押出严刑拷
讯，追赃充饷。

　　前文所提及的韩霖，字雨公，号寓□居士，教名多默(Thomas)，山西绛州（今
新绛县）人，天启元年中举，尝向徐光启学兵法，并从耶稣会士(Jesuit)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8?-1640)学炮术，因而得以兵学闻名。崇祯十七年正月，大学士李建
泰自请提兵攻打李自成，他除起用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随行负责「火攻水利」之事外，还礼聘有姻亲之谊且同年中举的好友韩霖担任军前
赞画。十七年年初，闯军席卷山西和陕西一带，韩霖遂投降担任李自成的参谋，其
所掌握的西洋火炮知识，或许是闯军最感兴趣的。

　　韩霖随李自成入京后，获授礼政府从事，他并力荐魏学濂、陈名夏、周锺等人
任官，其中陈名夏尝与汤若望等教会中人往来密切，而当时在大顺朝中的刘肇国、
龚鼎孳、薛所蕴、方以智等降官，对西教西人的态度也多十分友善。至于稍后向李
自成劝进的李天经，更有称其为一天主教徒者，李氏曾于崇祯六年因徐光启的荐举
而继其负责历局之事。

　　韩霖的友人李建泰在保定城破时降闯，随即入京，初虽遭拷追一万金，但旋获
李自成特赦，并命加礼。至于曾随李建泰军攻闯的汤若望，除代原吏部文选司郎中
沈自彰输金之外，亦未遭拷掠，若望且与大顺官员往还，这些或许都是受到新贵韩
霖的关照所致。

　　魏学濂在就任户政府司务后，据部分文献中所记，其表现相当积极，当日即连
上三疏：一、因李自成之父名务，故请改司务的职称以避讳；二、建议□粮；三、
针对自己的家乡献〈平两浙策〉。学濂并与何瑞徵、韩四维、杨廷监、周锺等人领
班劝进。他在降闯诸人当中也相当突出，如陈名夏等降臣或为报荐举之恩而邀宴韩
霖等人时，学濂即「藏钩觞政，警绝无伦」，令「伪党骇服」。

　　在魏学濂授官的次日，前明庶吉士张家玉上书李自成，建议应表忠彰孝，如赠
恤殉明的范景文和周凤翔，隆礼刘宗周和黄道周，并尊显魏学濂和史可程等人，指
称唯有如此才可使大顺朝中人知有君父。其中史可程之被提及，或欲笼络他在南京
担任参赞机务兵部尚书的兄长可法，而魏学濂则或因其父兄的事迹蜚声士林，而具
有相当高的利用价值所致。

　　四月初十日，李自成出告示宣布将于十七日登极。十二日，百官群集在午门外
习大典之仪，是日下午，都城内哄传吴三桂合各路明兵以及清军数十万，大败闯军，
且即将入京，人心因而鼎沸，降臣亦多有悔意。十三日，李自成领军挟太子和永、
定二王出城攻吴三桂，登极之事因此暂缓。十四日，吴氏派间谍在京张贴告示，称
官兵大集，即日将起兵勤王，并拥戴新天子恢复都城，城内因此戒备森严。十五、
六日，城中谣传吴军两败闯军，并已奉定王在永平府监军。十七日，又谣传闯军在
血战后，伤亡过半，至是，京城出现逃亡潮。二十二日，吴三桂联合清军在一片石
大败闯军。二十五日，礼政府下令速备登极仪物。二十六日，李自成回京。二十九
日，登极称帝。翌日，闯军放火焚烧宫殿并西奔。

　　据苏□所称：「闯贼自四月十六、十七败后，京城降官俱散」，如徐敬时、程
兆科和方尔仙等人均于四月十四日出都，其中方氏且曾向学濂辞行，翁元益的家人
于十六日出京时，也亲见学濂正整理行装，嘉兴谭贞良亦于十六日离京。至于魏学
濂，苏□则称他是在十九日与会稽王自超和云间盛国芳分途离京的，当时并有武林
顾中翰与其「连镳南还」。苏□谓前述有关学濂降闯后的事迹，即是由这些降官在
南归后向人叙及的。

　　根据苏□的说法，学濂在授官之初即遣家仆张顺返家报信，张顺于五月初一日
还抵嘉善，学濂长子允枚在得知其父的现况后，为避免乡人物议，乃佯替学濂发丧，
称其已于四月初九日自缢，另一方面，则遣二仆入都联络。但由于自京师南归之人
渐多，学濂任官大顺朝一事终为乡人所周知，遂有欲毁其门所悬「家有忠孝世家牌
坊」之匾额者，惟因有谓：「逆止一人，无与父兄事」，乃止。稍后，亦有欲焚学
濂之家者，赖其母出对曰：「吾子必当死难，若等姑待之」，众人始退。

　　苏□并称允枚所遣的二仆，北行至淮上即遇到学濂和其亲随张登，遂于五月十
九日一同返家，而潜返故里的学濂，因听闻福王朱由崧已于十五日在南京监国，心
惧国法难逃，乃令张登假装扶榇初归，并授意允枚拟具一番说辞，称他曾因「拒贼
伪命」，而于四月初五日被闯兵砍折一臂，至于学濂之所以未立即殉节，则辩称因
其希望能翼辅皇嗣，遂忍辱偷生，且谓他曾联络孙奇逢率义兵勤王，并指海宁祝渊
于四月十三日起行离京时，学濂即因此对其泣曰：「真、保（笔者按：指真定和保
定两府）间消息杳然，万一不济，当以死继之」。据允枚的说法，至四月二十日左
右，因义军杳无踪影，且太子和二王俱已为闯军所得，学濂知事已不可为，乃决意
一死，并于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登极之日投缳自尽。

　　允枚还称其父在张顺于五月初一日携回的家信中，有「留其身以有为，将来必
能自拔」等语，且死前更有绝命词曰：「忠孝千古事，于我只家风……不能张空拳，
与彼争雌雄；不能奉龙种，再造成奇功。死且有余罪，何敢言丹忠……」，并称盛
国芳、祝渊、顾中翰和吴江沈元龙等人，均在自北京还家后致函告知其父自缢的死
讯。

　　在魏允枚提出这些说辞之后，地方上的反弹相当激烈，当时嘉兴和嘉善均出现
声讨魏学濂的公檄，其中〈嘉兴府绅衿公讨伪户政府司务檄〉全文尚存，极力丑诋
其降闯的行为，称：

反逆伪官魏学濂者……挟牛耳之要盟，广招丑类……趋□于晋贼韩霖之闼，鸣吠于
伪相金星之阶，与吴尔熏等聚议，敢言一统无疑。偕陈名夏等授官，私喜独膺优擢。
疏衔为闯父避讳，受牛贼叱嗤；拜爵颂天命攸归，作同官领袖。持钦授户正名刺，
通谒狐群……合周锺、朱积之辈，庆复社之同心……。 


虽然此文主要是攻讦魏学濂以大明之官却改事「流贼」的举动，但我们从其中「挟
牛耳之要盟，广招丑类」和「合周锺、朱积之辈，庆复社之同心」等句，亦知此文
的作者对复社似乎颇不友善。

　　苏□在《惕斋见闻录》中，对允枚的说辞也提出强烈驳斥，他指出允枚在五月
初为其父发丧一事纯属蓄意造伪，此故他在得到家信后，抵死不肯借人一观，即使
是宗族亲戚亦然，且当邑人探询时，竟然嘻笑迎客，毫无悲痛之情。而所谓学濂于
四月初五日遭闯兵砍折一臂之事，苏□亦存疑，称如其事属实，为何南还的方尔仙
和谭贞良均不曾对人提及，苏□并讥学濂难道有神胶之助，而得以在旬日之内即续
臂如初！

　　由于祝渊出京之时，城中已遍传吴三桂正举兵复仇，故苏□又进一步指斥学濂，
称其如真有心，何不私奔关外，助举义旗，反倒寄望于一布衣之身的孙奇逢！此一
说法或有相当道理，此因在四月间，大顺朝的县令冯氏，曾奉李自成之命徵聘避入
易州（今河北易县）五公山中的孙奇逢入京授官，孙氏虽不赴，但可知大顺的势力
范围已伸至当地，而孙氏的行动亦深受注意，在此一状况下，他应颇不易号召义军，
事实上，孙奇逢当时乃欲渐图南徙避难。

　　此外，四月二十日左右，城中已哄传闯军大败于通州，故苏□又质疑学濂为何
反谓事无可为，难道是「惜闯贼之事无可为」。苏□还指顾中翰与沈元龙等均为降
闯之人，他们与学濂有「狐兔之谊」，因此其言并不足信，且谓传闻学濂曾派死友
二人，走恳祝渊作书为其圆谎，而「义甚高，名震天下」的祝氏，也以同为刘宗周
弟子的师门之谊不忍推辞。

　　在苏□和魏允枚两人各执一辞的情形下，或许我们可根据情理和其它文献试作
辨析。魏允枚或因乡里中人甚在意其父的出处，如告以实情，必犯众怒，遂于家仆
张顺还家后不久就替其父发丧，佯称学濂已于四月初九日自缢。稍后，又改称学濂
乃在四月二十九日自缢，且谓家仆张登于五月十九日扶榇归里，并称盛国芳等人先
前均曾遣人报知此事。

　　衡诸当时兵荒马乱下的交通状况，此说似乎与情理不合。如崇祯皇帝自缢之事
乃于三月二十一日左右为北京城中人所周知，此一噩耗南传的速度理应远快过其它
任何讯息，然而帝崩的确讯也一直要到四月十七日始传抵南京，费时二十五天，而
从南京至嘉善还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再以四月十五日离京的陈济生为例，他仅携
带轻便行李，且沿途兼程赶路，但直到六月初二日始还抵长洲，而张登护送笨重的
棺木，何能后发先至，并以不到三周的时间即回抵尚在长洲之南约一百公里路程的
嘉善！

　　又，苏□在其《惕斋见闻录》一书中，提及好几位自北京南归之人的事迹和说
辞，以支持其论辩，当中许多虽已难觅对证，但亦有部分可在其它文献中获得旁证，
如苏□指称盛国芳于四月十九日离京，其事即可见于冯梦龙的著述中，而陈济生于
四月十八日南逃至通州附近时，也提及谭贞良已抵达当地，此与苏□所称谭氏于十
六日离京的说法颇合。亦即盛国芳和谭贞良等人均不可能以其在北京亲见或亲闻的
消息向魏家通报。

　　此外，魏家对外宣称学濂于四月二十九日投缳自尽，并以数首绝命诗造成殉难
的形象，其一有云：

始闻天子且出亡，继云亡虏放还乡，既望义旗起四方，三者于今皆已矣。当死不死
真羞惶，几家阖门自焚死？几人投缳从天子？……君亡国破虽易代，正统日月虚悬
在；待彼篡位吾死之，吾死固晚免下拜……。 


解释学濂因有所期待，故不曾死于城破之初。然而在前述绝命诗中所称「待彼篡位
吾死之，吾死固晚免下拜」的理由，委实令人奇怪，因学濂在出任大顺朝户政府司
务一职时，肯定已向李闯下拜。况且如他真欲以死明志，何不选在获知登极消息之
初，甚至大典进行的当中，始更突显悲壮之情，反而选在闯军溃散离城且风传吴三
桂即将拥太子入京之际，无怪乎，苏□等人质疑类此的死法岂真为国。

　　苏□还抨击魏学濂当时曾贿嘱邹漪在著作中演饰其事，经查邹漪的《启祯野乘》
一书，确可见邹氏特意护持学濂，如在其〈魏庶常传〉中，竟无一言提及他降闯之
事，且连篇引录学濂的各种说辞，文末的议论也极力为其辩护，称：

论人于死生之际亦难矣哉！甲申之难，有欲死而即死者，范文贞、倪文正数先生，
名垂日月，节炳丹青，允矣！……若夫迟死而竟死，后先无间、忠孝同揆，惟公一
人而已。乃好事者犹以后死为口实，善乎？……余故特表之，为能死者劝而，并以
见吴儿好诋舌剑唇轮，不顾人祸天刑之随其后也！ 


认为学濂不过是较范景文和倪元潞等殉国之臣迟死，但其行为仍可称的上是「后先
无间，忠孝同揆」，并责好事者不应以其后死为口实。

　　此外，邹漪在《明季遗闻》中，亦以超乎寻常的分量褒扬学濂的「死节」，如
该书共以九百余字的篇幅，逐一叙述四十多位官员和勋戚在京殉国的事迹，但对学
濂一人，却足足用了两百余字纪述，且同样无一字言及学濂任官大顺朝之事。故不
论邹漪曾否受贿，他在评述学濂事迹时，似有过情之嫌。

　　综前所述，虽然我们还未掌握有关魏学濂最后出处的确凿证据，但魏家的整套
说辞似有许多破绽，反之，苏□在《惕斋见闻录》中的叙事，其可信度则尚未遭到
挑战。如据苏□的说法，学濂最后并未自杀，而是于四月十九日假借领「泛海平浙」
之敕离京南返。在当时散传的〈嘉兴府绅衿公讨伪户政府司务檄〉中，亦持此说，
且斥学濂：「潜柬逆儿，播流言以招众叛；密领伪敕，持片檄而胁东南」，指其先
以密函命子允枚四播流言，稍后，更亲领李自成的密令回江南策反。

　　魏学濂藉口南还的可能性应不小，此因他在降闯之后不久，或已对自己在新朝
中的前途由殷盼转成失望。学濂虽任闯官，但因属新降之臣，故并不受尊重，如大
顺旧臣在京可乘轿或骑马，但做为一新臣，却只许骑驴。且吏政府大堂宋企郊，尝
对候选的诸降官实说：「前日考选，安人心耳！岂可以为实事。为诸公计，不如早
归」。又，学濂在草场督刍时，众兵亦哗不听命。在李自成率军亲征且战报不利之
后，降官的悔意更加普遍。此故，陈济生于四月十八日自北京逃抵通州附近的官河
口时，就发现当地已群集了四百余位在十七日以前出都的文武大小明官，而如项煜、
陈名夏等已授职而私逃者亦在其中。

　　清初相信学濂并不曾自杀死节的人或不在少数，如陆应□撰于顺治间的《樵史
通俗演义》一书中，尝叙及弘光朝时复出的阮大铖欲整魏学濂（书中将其名误作学
廉）事，马士英称学濂当时乃居嘉善家中，阮即谓可利用他曾任流寇伪官一事为题，
拿他至南京处置。从此书论明季与南明诸事的态度，近人孟森在重刊之序中，判断
其作者「盖东林之传派，而与复社臭味甚密」，而目的在「吐东林之气」，因知即
使是同情东林或复社者，也颇有人相信学濂不曾死节。

　　虽然南京刑部尚书解学龙等人于崇祯十七年八月奏拟从逆诸臣之罪时，曾建议
对「已故」的魏学濂免议，且同月巡按浙江御史任天成在奏劾该省士大夫从闯一事
时，亦指魏学濂「惭愤自缢」，但在弘光元年定降闯诸臣罪案时，学濂则被列入
「有报已故，未确行察者」，亦即南明政府一直无法获得学濂死亡与否的确证。此
故，在黄宗羲的《留书》中，即记马士英曾下令追捕魏学濂和陈名夏。

　　除了魏学濂曾否自杀一事仍众说纷纭外，他在大顺朝中任官究竟是发自诚心抑
或怀有贰心，亦不易辨明。对其抱持友善态度者，传称学濂在初受命担任户政府司
务时，一仆曾劝他不应有辱先人，学濂哭对曰：「汝言我心痛，然我岂真为贼官，
久当见尔！」，并谓他当时还特意结纳降闯的前明副将黄相等人，图谋起事，但在
李自成于山海关遭吴三桂军和清兵击溃之后，学濂很失望地发现黄相等人竟然均未
随闯军败还京师，而孙奇逢先前所应允的义军，也了无踪影，加上原来共商起义的
好友唐通，亦犹豫不前，且东宫与二王又为闯军所得，希望完全破灭的魏学濂始决
定以自杀结束一生。

　　前文所提及的唐通，字达轩，陕西泾阳人，明季尝任密云总兵官，崇祯十七年
三月，守居庸关时降闯，旋奉李自成之命赴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后在一片石遭清军
大败，唐通于闯军败离北京时，率部下千余人退取山西和陕西交界的保德、府谷等
州县，并杀李自成的长子。九月，李自成派李过引十余万大军攻通，通乃向清朝靠
拢。

　　虽然清将高勋在顺治元年九月向唐通招降时，尝称其：「一意雪先帝之仇为念」，
且十月唐通上奏清廷解释自己为何仍沿用崇祯年号时，称：「意欲灭贼之后，再改
年号，再交印信。胜，则皇上自是重用，倘战殁疆场，乃明朝之鬼，此臣之本心也」，
然而唐通实为一骑墙派的两面人物，因他如真的忠于明朝，就不致于未战即降闯，
且也不会因清帝稍怀疑他有贰心，旋即更改前意，下令所属改用顺治年号，并在乞
请清廷颁给各官印信的同时，又作态具一祭文叩奠崇祯皇帝。此故，后人全祖望(1705-1755)
在跋学濂墨迹时，即尝评其曰：「欲以唐通为应，则无知人之明矣，唐通岂可恃耶！」。


　　至于孙奇逢，则因避入五公山中，而未能应魏学濂之约率兵勤王，以致「坐负
卖友之名」。但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在孙氏的诗文集中，却不见有片语只字提及此
事。由于魏大中一直以「国士」相待孙奇逢，丝毫不因其为布衣而稍存轻视，此故，
孙奇逢对魏大中感念异常，尝曰：「吾家兄若弟受（大中）恩最深，而余之辱知不
浅」，如果其中的「辱知不浅」一语并非泛泛的谦词，所涉可能也不一定是指他未
能于北京城陷后与学濂里应外合一事。

　　因魏学濂与孙奇逢的相约，原在京师被围之前，但由于无人逆料城破如此之速，
孙氏应变不及，故前述的「辱知」之慨，或指奇逢痛悔自己未能及时率兵勤王，且
与故人之子共赴国难。惟在学濂降闯之初，学濂很可能因受同僚和同教朋侪的影响，
转而接受朝代嬗替的现实，对联络义军的原议或已不再感兴趣。至于奇逢，也因见
大局无法挽回而意气消沈，并避难山中。稍后，在社会普遍不齿学濂降闯行为的情
形下，学濂或其亲朋遂用奇逢失约等说辞加以辩解，而奇逢则可能为了报答大中的
知遇之情，隐忍不置一言，或希望其个人的受冤，能有助魏家维系其忠孝世家的虚
誉。否则，以当时江南社会对降闯诸臣深痛恶绝的气氛，他的任何辩解（不论真实
与否，尤其大多无从验证）均将为众人所接受并加以发挥。

　　此故，与孙奇逢之子及外孙有交的王弘撰(1622-1702)，即称己从不曾自孙氏后
人与闻孙、魏之间有密约一说，并称：「锺元先生（笔者按：即孙奇逢），以老孝
廉，所居逼近都城，何从结义旅乎？……作者盖以锺元先生有盛名，故借以为重耳！」。
对唐通之事，王弘撰亦质疑曰：「至云贼愿内应，事变仓皇，亦何遽得与贼密契」，
且谓在黄宗羲替魏学濂所撰的墓志铭中，居然丝毫未提及唐通之事，类此「为说不
一」的现象，显示这些说辞或多为魏学濂友人的「回护之词」，以致「粉饰太过，
反滋人疑」。

　　虽然部分文献中所记学濂降闯后的丑行，也的确存在遭喧染的可能，但它们仍
恐非全属空穴来风。如许多曾与学濂往来密切的复社同志，在他们于清初出版的诗
文别集中，竟然均罕见收录与学濂交游的文字，或即提供了一间接证据。此外，我
们从东林名士史可法对学濂的负面态度，也可稍窥端倪，可法尝在其〈论从逆法宜
从重疏〉中有云：

即如庶常尽逆，已奉明旨，不在疑列，而魏学濂一人，尚云行察定夺，则犹之疑也。
臣谓宜先定罪而行察，不可疑死而悬科也。 


指出翰林院的庶吉士几乎全在北京城破时降闯，经奉明旨应将这些人定罪，然学濂
却因有疑其自杀殉国者，而暂入行察定夺之列，故他建议应先将学濂定罪后再查察。
史可法如非对学濂在大顺朝中的行事相当不满，或不致有此强烈反应。至于他对学
濂的了解，很可能是得自吴尔熏。因吴氏在降闯授县令后不久，即藉机南归，并投
入史可法军中，未几，且与可法一同死节，而吴氏似无动机故意去污蔑同年且同任
庶吉士的魏学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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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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