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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cowlyKnight (思念远方的爱人), 信区: History
标  题: 朱祐樘的困惑与张居正的无奈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6月13日12:07:51 星期五), 站内信件


周荣

　　通览《明史》，明中后期的朝政实在乏善可陈。皇帝们好像在为别人坐江山，不是躲
藏
在深宫，便是游荡于山川；臣子们竞相奉迎宦官，趋炎附势，结党营私。真可谓君无君道
，
臣无臣纲。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孝宗朱祐樘和明神宗时的首辅张居正便成为容易让人记起
的
人君和人臣。披阅两人的事功，不能不感慨于他们的困惑、无奈和悲哀。

　　朱祐樘是明代第十位皇帝，他继位时正值少年，也曾意气风发，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不
是所托非人，便是身不由己。最终，他心灰意冷，含恨而去。即位之初，朱祐樘便发现大
学
士万安竟然利用为他起草登极诏书之便，企图抑塞群臣的言路，而且还曾干过向先皇进献
房
中秘方之类的苟且之事。为了顾及先皇的颜面，孝宗只得劝其辞职。接着，孝宗又发现，
父
皇晚年的重要辅臣原来都是些庸碌之辈，被时人戏称为“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孝
宗
决心以史书所载的历代明君为榜样，断然采取黜佞任贤的举措，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给他
更
大的打击：弘治十一年（1498年），孝宗最宠信的太监李广突然服毒自杀，在李广的家中
搜
出了一个受贿的账本，内中记录有某日某文臣馈黄米若干，某日某武臣馈白米若干的字样
，
初步估计，共“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当少见多怪的孝宗知道这里的黄米指的是黄金、白
米
指的是白银时，恼怒和失望之情按捺不住，便愤愤地说：李广欺朕纳贿，罪既难容，文武
百
官，无耻若此，更属可恶！盛怒之下，孝宗本欲严惩这些无耻的臣僚，却发现文武百官中
不
向李广行贿的极少，而这些官员们又求救于张皇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黑压压地跪倒在
他
的门前。经皇后从中劝说，孝宗只好“乃寝勿治”。“痛定思痛”的孝宗免不了又来一番
励
精图治的举措，然而他所期望的政通人和、民物康阜的清平之世始终没有出现。弘治十五
年
（1502年）和弘治十七年（1504年），孝宗与兵部尚书刘大夏有两次意味深长的对话，绝
望
之情溢于言表。弘治十五年，刘大夏被授予兵部尚书职，推辞几次才就任。孝宗不解地问
：
“朕数用卿，数引病何也？”得到的回答是“窃见天下民穷财尽”，恐难胜任。孝宗听后
默
然无语，但对“天下民穷财尽”这句话一直耿耿于怀。二年之后，孝宗又召见刘大夏于便
殿
，问曰：“卿前言天下民穷财尽，……何今日至此？”刘大夏举出了朝廷政策执行中的种
种
弊端及地方征敛无常的诸种表现。孝宗又问军士的情况，刘大夏的回答是“穷与民等”。
孝
宗听后，深深地叹息：“朕临御久，乃不知天下军民困，何以为人主！”不到一年，三十
六
岁的孝宗朱祐樘便在忧郁中一病辞世了。

　　张居正辅政的时间与孝宗时相距近一个世纪，明代的政治黑暗进一步深化。不可否认
，
张居正是明代最杰出的宰辅之一，史称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起衰振隳，不可谓
非
干济才”。然而回顾张居正一生的仕途，他的宦海生涯似乎并不光彩。他之所以能位极人
臣
，大半要归因于他“沉深有城府”的性格。张居正深谙栖身官场的为人、为官之道，因而
常
能做到左右逢源，保持官位的稳步上升。早在世宗朝，大奸相严嵩排斥徐阶，与徐阶相友
善
的朝臣都避之不及，而张居正却能周旋于严、徐之间，应对自如，并受到严嵩的器重；后
来
徐阶上台，也“倾心委居正”，而且朝中同僚、邸内中官“莫不善之”。穆宗朝，张居正
已
经进入内阁，为了排斥李春芳、赵贞吉等资深阁臣，他暗中托请司礼太监李芳在后宫活动
，
召用他的老朋友高拱“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待李、赵之流相继引去之后，张居正又以
高
拱为政敌，但不露声色。高拱“性直而傲”，同僚者皆不堪忍受，“居正独退然下之，拱
不
之察也”；关键时刻，张居正便毫不留情地向他的政敌下手，而且不择手段。隆庆六年（
1572年），穆宗大渐，年仅十岁的神宗朱翊钧继位。张居正认为这是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
，
为了扫除高拱这块最后的“绊脚石”，张居正与神宗身边的宦官冯保密切往来，在高拱力
图
铲除宦官干政的弊害时向冯保告密，并在张太后跟前中伤高拱，终于使太后下令将高拱免
职
，而他自己则升任首辅。勿庸讳言，无奈的宦海经历着实给张居正“素以豪杰自许”的自
画
像蒙上了一层阴影！

　　历史证明，张居正以此“非常”手段击败政敌，并非只是为了一己私利，他力图革除
明
代的弊政，实现明代的中兴。在掌权的十年时间里，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为政以
尊
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确实开创了明代一百多年来未有的新局面。张居
正
本人在有生之年也受尽荣宠。但是，他死后却迅即身败名裂，险些落个“斫棺戳尸”的下
场
，改革的成果自然付之东流。张居正和他的改革如同一道闪电，使黑暗的夜空为之一亮，
随
后又一切如初，漆黑如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朱祐樘和张居正的悲剧不是他们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写的。明
代
中后期，官场积弊已深，腐败不堪。社会上弥漫的是媚谄之气，流行的是钻营之风。面对
这
样的官场与社会，明孝宗即使有一丝贤明，也难免不被蒙蔽；张居正即使本性正直清廉，
也
难免不陷入流俗。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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