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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gic (从头再来),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第六章 夹缝中的独立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12月14日15:30:20 星期五), 站内信件
第六章 夹缝中的独立
第一节 活佛之死
1、忧郁烦燥的活佛
1924年的春天,从太平洋海域吹来的热带季风,登上了深居内陆的蒙古高原,
把覆盖在这片土地上的西伯利亚冷空气赶进了北冰洋。转眼之间,枯黄的草原披上
了一层绿装,南下的飞鸟,这时也顺着季风的方向返回了北方的家园。草原显得一
片生机勃勃。
蒙古的草原上,开始出现了牧民们放牧的身影,充满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们,
穿上各式各样的蒙古服装,骑着健壮的马儿在自由自在地奔驰、追逐戏嬉;有的姑
娘悄悄地躲在河边的草丛中,脱掉自己的衣服,一边洗澡,一边欣赏着大自然的美
妙。春天给她们带来了感受生命的勇气,春天也给她们带来了思念情人的契机。
可是,在这美妙春光的另一面。这个世界却依旧是在残忍地撕杀和冷酷地对抗
以及无休无止地征伐之中。蒙古草原上,也有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和荒原。这也正是
外蒙古人民当时命运的写照吧。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外蒙古
这片封闭、落后、保守的土地。经过几年的激烈斗争,终于实现了苏维埃化,整个
蒙古国家完全按照俄国革命后的形式进行发展。
到1924年的时候,全国都已经控制在以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政府”的手中
。
外蒙的“克格勃”们在国内实行红色恐怖政策,把一切可疑的动乱因素都除掉了。
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苏维埃式的发展。从库伦的政府
,
到外蒙古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剥夺了领主王公和僧侣喇嘛们的
权力和地位。
作为蒙古民族的精神领袖的喇嘛教“最高圣僧”博克多格根,面对红色蒙古的
一系列措施,忧心忡忡。他不禁对蒙古民族在近代的命运感到悲哀,但又毫无办法
。
虽然他们靠过沙皇俄国,也勾结过日本天皇,同时也曾同中国的军阀们有过来往,
目的都是想成为成吉思汗的大汗,脱离外来势力的干预,可是现在,自治的蒙古是
没有了,蒙古也“独立”了。
有时,他一个人靠在活佛宫殿的宝座上独自冥想,也不禁黯然神伤,叹气道:
“唉!想不到我堂堂的蒙古喇嘛教活佛,如今却落到这步田地、真让人寒心啊!”
当他见到年老的僧侣喇嘛时,也情不自禁地发一通感慨,“蒙古啊,说是叫蒙
古,其实却快要变成苏俄的一个共和国了,遍地是苏俄红军,到处是平民的造反活
动。我们这些世代继承下来的领地,财产和地位,只怕再也保不住了”。说着说着
,
禁不住流下了苦涩的眼泪。
的确,当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埃,博克多格根最担心的就是俄国的红色思想传入
蒙古,所以,他防止赤祸象防止瘟疫一样谨慎。后来,为了保证外蒙古的“自由”
,
他主动提出归附中国,取消自治,也是为了让外蒙古免除俄国的赤祸。再后来,徐
树铮领兵进了库伦,使博克多格根对中国也大为失望,于是转向投靠沙俄白匪恩琴
。
可是,流亡在苏俄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却竟把苏俄红军招引到了外蒙古、占领了
外蒙古。他这位在蒙古至高无上的活佛变成了一个虚假的摆设——聋子的耳朵,一
切都沿着他不愿发生的方向发展下去,每每想到这里,他都感到十分痛心。
于是,他阴谋促成恩琴出进西部蒙古,鼓励沙其喇嘛反抗。然而,与他有共同
想法的原人民政府总理鲍陀,早已横尸法场,多少熟识的牧主和僧侣都相继死去。
他为这些人的死感到悲痛,同时内心也感到深深的歉疚。因为,正是他鼓动他们反
抗人民政府的。
事情一天天地过去了,博克多格根想推翻人民政府的梦想也一天天地化为泡影
,
他感到一阵阵的凄凉和辛酸,也感到一种梦想幻灭后的绝望。他的心事一天天加重
,
精神也慢慢地消沉下去了。
2、走向死亡
到四月中旬,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但博克多格根的脸色却越来越阴郁。他们
在豪华的库伦活佛宫殿里,进出都有喇嘛侍候,但却终日无事可做,也无活可说,
闷闷不乐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
在前年沙其喇嘛事件中。他开始是竭力支持沙其喇嘛组织起来反抗人民政府,
可在沙其被人民政府逮捕以后,他又感到十分为难,最后被迫当着沙其的面揭露沙
其的罪证,以图能自保。当时“人民政府”首脑苏黑巴托尔认为还不到让博克多格
根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就欣然把他当成革命的“朋友”加以赞扬了一番。博克多
格根算是逃过了这死亡关口。
在鲍陀事件中,他做得十分秘密,因而没有被“人民政府”发觉。但“人民政
府”里的人都十分明白,博克多格格是反对人民政府的总代表,只是暂时还没有找
他算帐罢了,博克多格根因此既感到庆幸,又十分害怕,终日提心吊胆的。
苏黑巴托尔在库伦被毒药毒死,使博克多格根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他对身边
的亲信说:“这件事足以看出蒙古人民对这位新兴起的独裁暴君的恨恶到了何种程
度。但是,杀一个苏黑巴托尔又有什么用呢?整个蒙古都被苏俄红军牢牢地控制着
,
有他们作后盾,蒙古就不会有自由的另年天。现在,杀了苏黑巴托尔,只能招来他
们在全国更大规模的赤化。蒙古的一切都将打上苏俄的标签啊!”
博克多格根预料得不错,“人民政府”在苏黑巴托尔被谋杀之后,进行了一场
严厉的整肃运动,剥夺了一切封建领主的特权和财产,如果稍有反抗,蒙古人民军
和苏俄红军就立即进行镇压,用武力推行苏维埃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继承苏黑
巴托尔的遗志。
在乌里雅苏台,有一位地位很高的世俗王公,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一直追随博
克多格根。他在地方上德高望重,深受当地官民们的尊敬。当苏黑巴托尔推行的改
革进行到乌里雅苏台时,他也主动配合,把自己的一部分家产让出来捐给“人民政
府”,因而受到的当地人民的加倍信任与爱戴;
但是,在苏黑巴托尔被杀以后,各地都进行了反封建主的斗争。这位王公在乌
里雅苏台也不能幸免地受到了镇压。当他偷偷逃到库伦,找到博克多格根诉苦时,
博克多格根悲伤地对他说:“事已至此,哭也没用。你最好是回到内蒙古去,请他
们带中国军队来,赶走这帮俄罗斯强盗和他们的走狗!”
这位王公后来果然逃到了内蒙古,但打回外蒙古的梦想却最终落了个空,贫弱
的中国怎么能和苏维埃俄国发生重大的对抗呢?博克多格根面对剧变的国内形势,
感到自己被“人民政府”一脚踢开的日子不远了。所以,内心的焦灼日益加重,久
而久之,又因年老体衰,终于一病不起。
1924年5月20日,这位曾经在外蒙古翻云覆雨奔走一生的活佛静静地死在他自
己
的宫殿里。
蒙古人民听到自己的精神领袖、最高圣僧博克多格根活佛的死讯后,有的跪在
地上为他祈祷;有的为之抱头大哭;有的来到喇嘛寺院祈祷他早日轮回。人们都感
到在精神上失去了一种支柱。蒙古传统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对自己心目中的圣僧感
到无比的崇敬,而活佛的死自然就使他们的心情无比伤痛。
3、活佛升天之后
就在博克多格根死后的当天,“蒙古人民政府”在乔巴山、丹尚等人主持下召
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把博克多格根的大汗印鉴交还给“政府”,也就是说,政
府从此废除蒙古大汗的位置,取消“蒙古人民政府”之上的这种虚位。
乔巴山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蒙古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经过一段艰苦的
阶级斗争,已经取得了社会改革的巨大胜利,剥夺了封建主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把
它还给了广大的阿拉特贫民,这是苏黑巴托尔同志的遗愿,也是我们革命的目标。
但是,国内各种反动势力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权力的,他们时刻想着如何推翻
‘人民政府’,重新恢复他们的特权。在这个关健的时候,反对“人民政府”的总
代表博克多格根死了,这对广大的宗教信徒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失,但对我们革命的
蒙古人民而言,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同志们,我相信在不久,我们的蒙古就会变
成一个崭新的国家了!”
人们对他的这段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当时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政部长对到会的人说:“博克多格根死了。
帮助我们‘人民政府’解决了一个心头的隐患。因为博克多格根是封建主势力的象
征,而且在蒙古人民的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我们的‘人民政府’刚刚建
立时,群众基础不够稳固,因而保留了他做我们的大汗。现在,我们的革命任务已
经基本完成了,正好他也死了,这可以减少‘人民政府’与封建主之间的矛盾,迅
速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具体地说,就是让蒙古毫无顾虑地从君主立宪过渡到人民共
和国。”
这句话说得十分响亮,大家都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好象博克多格根的死给他们
带来了幸福的兆头似的。
博克多格根的葬礼举办得十分隆重,这是按照蒙古传统的宗教仪式举行的,博
克多格根的棺材被高高地抬起,走在送葬队伍的中间;前面是长长的喇嘛,边走边
散着白纸花;接着是吹鼓手吹着沙哑的号角;再后面是各地僧侣的领袖,还有一些
幸存的王公贵族。“人民政府”派丹尚发表了讲话。西藏也派喇嘛教代表前住参加
葬礼。送行的队伍很长,有的人甚至在队伍里哭泣。到处都站着革命政府派的武装
警察,以防坏人暗中捣乱。
博克多格根的那些贫苦的阿拉特信徒依然跟在道路两旁,为他们的活佛送行,
同时也祈祷着新的活佛转世成人。
第二节 “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台
1、别了,封建的君主制
1934年6月7日,乔巴山、丹尚等召开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会议由丹尚主持,乔巴山做了主题性发言。
乔巴山说:“同志们,我们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蒙古民族遭受外来帝国主义的
重重侵略和压迫,内部封建主和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从
1921
年发动革命以来,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今天,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
中也有很多令人吃惊的错误:我们把革命的敌人鲍陀当成了革命的同志,结果导致
他利用党对他的信任,阴谋改革党的路线,妄图把蒙古拉回到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
。
幸亏苏黑巴托尔和党的其他领导及时发现了他的阴谋,使我们的革命免受了一次可
怕的危险。
现在,苏黑巴托尔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遗愿却有待于我们去完成。为了广大
的贫苦的阿拉特人的利益,为了彻底消灭人吃人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我们推行
了政治和经济的全面改革,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就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博克多
格根死了,这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来说是件好事情。他活着,蒙古人民心目中多了
一个活佛,但却得忍受贫苦的折磨;现在,他死了,我们可以彻底告别旧蒙古,这
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崭新的蒙古。”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告别昔日的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的政体,把最高权
力还给人民”。
“人民政府”按照人民革命党的方针,通过了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决议
。
乔巴山的讲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
“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一点?国内局势才刚刚稳定,就急急忙忙建立共和政
体。是不是会与蒙古的具体情况相脱离呢?”一个中等个子的军官说。
“用不着担心,咱们有苏维埃红军当靠山还用怕谁?革命只是迟早的事,晚革
命不如早革命,小革命不如大革命嘛!再有,咱们死了一个苏黑巴托尔,还有乔巴
山在为我们顶着,革命就不会失败的!”另一个穿蒙古服装的中年人对这位军官说
。
“是的,我们有苏俄红军的支持,我们还有乔巴山将军的领导。但是,我们不
能置蒙古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不顾,我们不能有了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
我们应统观全局,从整体利益出发!”那位军官显然有点急了,跟这位中年官员争
执起来。
乔巴山听到他们的争论,走过来问:“你们在争论什么问题?”
那位军官说:“报告将军,我对我们这个决议中的某些建议还有点不能理解。
”
“有什么不明白的?”乔巴山问。
“我觉得,我们现在推行的政策已经脱离了蒙古的实际了。”军官回答说。
“这话怎么讲?”显然,乔巴山对这位军官的提议感到吃惊。
“我觉得,在对内政策方面,不应该把阶级斗争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
在蒙古民族中,贫富对立并不象俄国那么严重,而且在王公贵族和僧侣喇嘛当中,
也有许许多多深受人们尊敬的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真正支柱。如果不分青红皂白
,
凡是有钱有势的,就一块儿杀掉,这只能使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受到摧残。所以,我
认为,不能太早地成立人民共和国,而应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让那些很有名望的
封建主和上层喇嘛也来参与我们国家的建设。”
军官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得很痛快,乔巴山沉默不语。他说到这儿,稍停了一
下,看了看乔巴山的脸,乔巴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问道:“还有呢?”
那位军官见乔巴山还想听下去,就来了精神,接着说:“还有,在对外政策方
面,也不应该一切都向苏俄看齐,象是人家的附庸一样,而应堂堂正正地与中国、
日本、美国,还有欧洲各地建立外交关系,这才象个国家的样子。”
即位军官满以为乔巴山会给他几句奖励的话,没有想到乔巴山只是冷冰冰地回
答到:“多谢你的指教,不过,你这个想法倒与鲍陀十分相似。你要记住,鲍陀因
为他的思想可是掉了脑袋的呀!”
那位军官听了这番口话,象是吃了一口沙子一样,没法子咽,也没法子吐,只
是向乔巴山敬了个军礼,就走出了会议室。
这份军官名叫彭楚克,在军事部担任要职。他出生在一个阿拉特牧民家庭,小
名叫木贴儿,长大以后改名彭楚克。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他与年老体弱的母
亲相依为命,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为了供养全家,彭
楚克到牧场主那去当牧奴,挣几个钱,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牧奴的悲惨生活。因
而,就到库伦给清朝驻蒙古的老爷去当听差,对清朝的政治生活了解得较多,清帝
退位后,沙俄扶持博克多克根建立“自治蒙古”,彭楚克出于生计加入了由俄国人
操纵和训练的自治蒙古军。沙俄十月革命后,中国军队回到库伦后,解散了非法组
织的自治蒙古军,彭楚克就落草了,练就一身胆识,为人精明强干,处事十分干练
,
深为蒙古弟兄们椎祟。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起来时,彭楚克已经三十五了,就投奔
过去,因满脸胡子,被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尊称为“胡子大哥”,被任命为第二骑
兵团团长,与布麻曾德地位相同。
彭楚克出外谋生以后,他的母亲和弟妹因为一场疾病全都病死了,这在彭楚克
的心灵投下了很大的阴影。当他参加苏黑巴托尔的人民军的时候,只有一个简单的
想法,让每一个蒙古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而苏俄传播来的列宁主义正
是宜传这种思想,所以,他很快成为人民党的骨干。
在人民军进入库伦以后,他一直负责库伦的保卫工作,直属于军事部。每次举
行党内重要会议,他都参加。但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很少明确地表述自己的意见,
今天,在这次决定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重要会议上,他觉得有必要讲明自己
的观点。于是向乔巴山讲了这一番话。设想到,乔巴山给他了一个令他失望的回答
。
2、向苏俄看齐
乔巴山听了这位军官的一番话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以后,他独自一人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正当他在愁思冥想之际,他的妻子伊斯娃端着一杯烫烫的茶水
,
轻轻地走了过来,对他说:“刚刚开完会,又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们革命革了半天,终究是图个什么?整天这样忙忙碌碌的,而很
多人对我们的行动还说三道四的。现在,苏黑巴托尔去世了,很多事情连个商量的
人都没有了。”乔巴山不无忧虑地说。
“你应该对自己的行动有足够的信心才对,尤其是现在,博克多格根刚死,你
们又想取消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所以最好还是谨慎从事,既不能过于武断,也
不能太优柔寡断。”伊斯娃对乔巴山关切地说。
“你说得对,在这个时侯,如果我过于武断,很可能造成革命阵营的严重分歧
;
而如果我过于优柔寡断,那么。几年的革命成果很可能会毁于一旦。”乔巴山说着
,
心中依然感到格外沉重。
伊斯娃和他是在患难中结识的朋友,也是革命道路上的战友伴侣。当乔巴山在
俄国念书的时候,正好在那所学校里见到了伊斯娃,两人一见倾心,彼此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伊斯娃出生在外蒙古一个小封建主的家庭,生后虽不富裕。但也不贫寒
。
由于她天资聪明,被当地工会送到俄罗斯古读书,希望将来能成人才。
乔巴山与伊斯娃在俄国念书时,就十分关心蒙古民族的命运,经常在一起讨论
一些问题。也就在那时,他们接触到了一些苏维埃革命的思想,逐渐产生了共产主
义信仰。
十月革命以后,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联合组建人民革命党,她也是积极支持者
之一。在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城市流亡期间,她既是乔巴山的妻子,同时又是乔
巴山的秘书。直到革命一步一步地发展,伊斯娃都毫无保留地帮助和照顾乔巴山,
尤其是苏黑巴托尔死后,乔巴山的工作更加繁重,伊斯娃也同时背负起了更加重要
的担子。
现在,蒙古人民政府成立不到三年,就出现了沙其喇嘛的阴谋反叛,鲍陀的阴
谋反叛以及苏黑巴托尔的暴死,此时,乔巴山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真有点拿不准
主意了。乔巴山又想到彭楚克:“这位出身贫苦的革命干将思想怎么会和鲍陀一样
,
这是很危险的,这会把蒙古引回到帝国主义的怀抱,让蒙古再次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
这不行。我们只能和苏俄建立很好的关系,绝不能和那些军阀和资本家的政权勾结
。”
接着又陷入了沉思。
伊斯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只能通过话语言安慰丈夫,给丈夫以新的勇气
和力量。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乔巴山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对身边的伊斯娃和其他
工作人员大声地说道:“不能再犹豫了,革命是残酷的,但革命是推动动历史前流
的动力,我们今天的革命,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幸福。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杀一批人
,
剥夺一批人的财产和特权是应该的!所以,革命不能手软,手软就不要革命。苏俄
是我们革命的航标灯,一切向苏俄看齐,是的,要向苏维埃俄国看齐,同苏俄兄弟
一道,反对中、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算是一个真
正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蒙古人民的儿子。”
说到这儿,乔巴山又捧起了1921年在恰克图召开人民党第一次大会时的纲领,
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驱逐外国侵略者,反对国内封建压迫,建立人民政权的自由国
家。他好象找到了归宿一样,坦然地笑了。
就在这次全体会议之后十天,蒙古“人民政府”于1924年6月13日公布了会议
的
决议,宣布“蒙古为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属于大呼拉尔。”
这也就是说,大呼拉尔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决策机构,而在大呼拉尔休会期
间,由人民政府行使其权力,人民政府则自始至终负责执行全国人民的一切决议。
第三节 两虎相争
1、一个会场,两个派别
1924年8月4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库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蒙古人民在
新的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作了详细的讨论。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会议的观点就分
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源。
这次代表大会由人民政府副总理兼人民军总司今丹尚主持。在大会的开幕式上
,
丹尚很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我们蒙古民族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伟大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人类
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但是,自从元朝灭亡以后,我们的蒙古祖先就
退居在蒙古草原,直到明朝末年,满洲旗人努尔哈赤与我蒙古联合,攻占了中原,
于是满蒙联合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清灭亡后,中国成立了中华民国,蒙古则投入
了沙俄的怀抱,建立了不伦不类的“自治蒙古”,博克多格根软弱无能,一而再、
再而三地被人利用,使我们蒙古民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蒙古人民的英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元帅,经过艰苦努力
创建了我们人民党。在我们人民党周围,团结了蒙古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蒙古民
族的解放奋不顾身,经过革命斗争,取得了革命的政权,建立了人民政府。
但是,作为贫苦人民利益代表的人民政府,并没有狭隘地从小处着眼,而是从
民族整体利益着眼,分析了蒙古的现状,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离中世纪并不远,
因而,在考虑社会改造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个事实。因此,在我们人民军占
领库伦以后,我们选择了君主立宪政体,保留了蒙古人民精神领袖大汗的地位,使
革命处于稳步的前进中。
现在。我们宣布成立了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归于蒙古人民。我们的目标仍然
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繁荣和富强,为了蒙古儿女的自由和解放,我们必须对内联合一
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积极向上的封建主、喇嘛教僧侣以及蒙古的各行各业的人民
团结起来,建成统一战线,发展国民经济,推动社会的进步。对外,我们必须联合
一切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国家,与外国广泛地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为
建成崭新的蒙古而努力奋斗。鉴于目前我国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现实,我们要允许一
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存在,作为发展社会经济的加速器。
这一段长篇大论,讲得十分精彩,在座的人大多数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满怀热
情地准备为蒙古的建设出力。
但是,坐守主席台上的乔巴山听着听着就感到不是滋味了。尤其是那位曾经在
西部蒙古被围困四十二天,现在做了苏联驻外蒙古大使的贝加罗夫将军听了以后,
更感到不是汉味,因为,他听着丹尚的讲话,好象在外一位西方自由主义演说家的
演说一样。丹尚对苏俄政府及其红军给予蒙古的援助似乎已经淡忘了,对苏俄红军
为蒙古的自由解放而流的血已经记不起来了,这使贝加罗夫将军大为恼火。心里骂
道:“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第一天的会议开始后,就在会场内产生了骚动,两
种不同路线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人反对丹尚的讲话,认为这是向帝国主
义暗送秋波;一些人则支持丹尚的讲话,认为这是蒙古振兴的必由之路。
这样,就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
最后导致彻底的决裂。
2、内斗仍在继续
由于乔巴山感到丹尚的讲话与他的政治观点大相径庭,于是决定召开紧急会议
,
由人民政府和党中央的重要代表参加。在会议上,苏俄驻蒙古大使贝加罗夫将军也
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贝加罗夫说,“今天的党代会、我作为苏俄的代表,是来旁听的,本来不想发
表意见,但是,听着会上某些同志的讲话,实在让我无法再忍受了。蒙古是我们苏
俄的邻邦,而且是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了人民党,人民政府,现在又建成了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苏俄一向都是以蒙古人民最可靠的朋友的
身份出现的,可是,现在却有人提出要同中国、日本、美国,甚至西欧各国建立友
好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对我们苏俄表示不信任呢?我作为为蒙古人民解
放而吃过苦流过血的老战士,深感痛心啊!”
他的话让大家都感到震惊,尤其是丹尚,当他听到贝加罗夫的这种质问的口气
时,感到很有必要对自己的观点再作一番解释。于是他转过脸,对贝加罗夫说:
“贝加罗夫同志,你作为我们的朋友,我们是表示热烈欢迎的。对苏俄朋友在
过去的几年中,从物质上、军事上和精神上给予蒙古人民的支持,我们是永远不会
忘记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们是有恩必报的。只是目前蒙古的形势实在不容我们
过于乐观。我们只能面对蒙古的具体情况去实行合乎时宜的政策。所以,我们不能
一切都向你们俄国看齐,更不能受你们政府的控制。我们不能一切都听从你们政府
的调度,我们应按照本国的法律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至于同中国、日本、美国以
及西欧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我们的内政,应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所以,请贝加罗夫
同志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丹尚的话句句在理,使贝加罗夫哑口无言。坐在丹尚旁边的乔巴山却一下子站
起来对丹尚说:“丹尚同志,我们的人民党党纲中并没有提到说与资产阶级政府建
交的事啊,只是反复强调了同苏俄政府和苏俄红军建立亲密的友谊。你一心想把蒙
古拉到帝国主义的阵营中去,一心想包庇国内的封建主阶级,究竟你用心何在?”
这一问,反而把丹尚给问呆了;他没想到乔巴山居然会怀疑他与帝国主义相勾
结。他感到十分气愤,据理力争地说道:
“我的居心是让蒙古民族重新走向繁荣和富强,每一个蒙古人及其家庭都能过
上舒适的生活。”
“不,丹尚同志,我不会相信你的这一套漂亮言词的。在你上午的讲话中,你
口口声声强调的是蒙古的自由和富强,可是,你有没有从人民党的利益出发去考虑
过问题呢?”
“乔巴山同志,这话是什么意思?”丹尚反问道,心里一阵不舒服。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还有我们党内的一些在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上有问题
的人,请你们记住,蒙古人民党是在列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她的使命是推翻外国侵略者在蒙方的势力,推翻国内封建主阶级,解放劳苦的阿拉
特人民,并为阿拉特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到底。我请问,你们有谁还记得苏黑巴托尔
元帅临终前的遗言?”
一位年老的官员说道;“苏黑巴托尔临终时嘱咐我们:要神圣地保持人民已争
得的自由,必须永远使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措施服从于劳动阿拉特群众的利益,使阿
拉特摆脱内外敌人的枷锁,巩固他们的自由。”
“说得好!他要我们一切都必须服从于阿拉特的利益,”乔巴山说:“在苏黑
巴扎尔同志的墓碑上刻着什么话,谁还记得吗?”
另一位比较年轻的官员回答说:“苏黑巴托尔同志的墓碑上刻着他的遗言:
“注意!别让我们争得的自由再落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主的手里。为了不失去
这个自由,我们必须深入革命,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答得对!他要我们为了不失去争得的自由,必须同敌人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
。
我们的革命路线是列宁的路线,他要求我们在国内要实行彻底的阿拉特革命,先建
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等时机成熟后,再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直接建成社
会主义制度,这就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丹尚听到这儿,已经忍示可忍了,他狠劲地拍了一下桌子说。“乔巴山同志,
你在过去的革命中是深受人民尊敬的。因为你的思想与蒙古人民十分接近,所以,
也得到了他们的爱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们会把你的错误见解也当作真理来
接受。请你注意:刚才你向我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有值得重新考虑的必要,你说人民
党是在列宁的革命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当时的沙俄白匪和中国
军队,推翻反动的封建主阶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忘记联合一切
国内的可以团结起来的力量,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们的国家。应该把民族的振
兴作为我们党奋斗的目标。
“在自立自强方面,我们摆脱了沙俄的欺辱,打退了中国军阀军队的入侵,恩
琴白匪的独裁,可是现在,上十万的苏俄红军驻扎在蒙古境内,难道不同样会加重
蒙古人民的负担吗?作为独立自主的蒙古,在独立之初需要苏俄的支持,但在独立
以后,为什么还要让这么多的军队留下来,这难道不正说明了我们在政治上的软弱
吗!”
“至于苏黑巴托尔同志的遗言,我想提醒一句,苏黑巴托尔的话,就一定是真
理吗?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死人的思想来捆绑住活人的灵魂呢?我们为什么不面对
现实,去实实在在地处理实际问题呢?”
丹尚的话使乔巴山瞠目结舌。他厉声说道,“丹尚同志,你作为蒙古人民政府
部长会议副主席,同时又是我军事部总司令,怎么可以这样地说苏黑巴托尔同志呢
?
对你这种肆无忌弹地攻击革命,攻击革命领袖的行为,人民党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
在坐的到会代表,面对丹尚和乔巴山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论,都不知道该如何处
理,因为这两个人现在在党内都有很高的威望。
正在这时,代表大会上的一位年轻的代表巴伐桑站了起来,向乔巴山说:“我
认为,丹尚同志的某些建议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对内政策方面,对封建主的
确应该放宽政策,不应该打落水狗。他们手中的财产除了用非法手段获得的以外,
大都是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才建立起来的,我们借用革命的力量剥夺他们的财产,是
对他们的一种侵略和过激行为。”
乔巴山听见这位代表为丹尚帮腔,十分气恼地转过脸,对巴伐桑说:“是吗?
你说不打落水狗,落水狗可是会跳到地上来咬你的。历来的封建主的财产都是阿拉
特的劳动果实,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特权,是我们革命的职责。你要当心自己的头脑
,
别被某些人的妖言迷惑了!”
大家都楞着不说话,乔巴山终于宣布体会,下午继续召开全体党员代表会议。
3、被苏联红军逮捕后处决的“蒙古人民军总司令”
这次会议散了以后,大家心里都感到闷闷不乐,忧心忡忡的,不知道将会发生
什么事情。天慢慢地阴沉下来,不久就下起了细雨。大家的心请更加沉重了。
丹尚回到休息的住地,心中象浪涛翻滚一样不能干静,他感到大祸要临头了。
今天上午,从与乔巴山之间发生的那场口角中,可以后出,乔巴山是不会轻易向他
屈服的,而如果他丹尚失败了,那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丹尚一边想着乔巴山那张难看的脸,一边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对策。这时,他忽
然想起鲍陀来了。鲍陀由于把蒙古民族的利益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东西,因而与苏黑
巴托尔发生了争执,结果主动提出辞职,却被苏黑巴托尔的秘密警察抓获,执行了
枪决。后来苏黑巴托尔本人也被谋杀了。难道说乔巴山会用苏黑巴托尔对付鲍陀的
办法来对付我吗?
他对自己说:“在这个关健时刻,不能有半点犹豫,如果乔巴山对我下毒手,
我该怎么办呢?只能先下手为强,对,我先把自己的卫戍部队拉到会场周围,如果
他们敢动手,我就朝他开枪,逮捕他们这些苏俄的走狗,还有贝加罗夫。”
经过精心的布置,他的卫戍部队偷偷地把会场包围了起来。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会议的主题是乔巴山讲人民革命党的改组计划。但乔巴
山却把矛头指向了丹尚。
他非常尖锐地攻击丹尚的政治阴谋和野心,要全党都要起来反对丹尚。他列举
了丹尚的几大罪状:
“丹尚是潜藏在人民革命党内部的帝俄间谍。在1921年革命以前,他是博克多
格根自治蒙古政府的小官吏,后来受帝俄收买,成了蒙古人民的内奸!帝俄被十月
革命推翻以后,这个老奸巨滑的间谍又投靠了自己的新主子——日本帝国主义者,
他奉日本军阀政府的指使,于1921年潜入了苏黑巴托尔的革命团体,骗取了党的信
任,窃取了重要的职位,成了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政府中最危险的敌人。
他为了达到个人发财的罪恶目的,利用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为许多中国商
行和企业的股东,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很深的联系。他利用自己作为部长会议
副主席的地位,命令齐齐尔哩克省公署向该省人民索讨他们在革命前欠一个中国商
号的旧债,这些债务是被革命法令所废止了的,而丹尚却还要人民去为资产阶级还
清债务,在此之前,据蒙古人民政府内务部调查,丹尚曾秘密同中国军阀头子联络
,
力图作为内应,为中国军队入侵外蒙准备条件,以实现他早已梦想的外蒙中国化的
所谓“中国梦”。
丹尚听着乔巴出所列举的这一系列罪状,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从主席手里拿下
话筒,向坐在台下的几百名党员代表说:“各位蒙古弟兄们,你们刚才听到的一切
,
我向大家证明全是真的,我丹尚全部接受。但有一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伤害任何一位蒙古的弟兄。我只想让他们变得更加公正,合理、
自由!。
乔巴山站起来,命令会场中的军队把丹尚捆起来,丹尚顺手掏出手枪对天放了
一枪,把人们都吓坏了,会场顿时大乱。
听到会场里传出的枪声,站在门外的一连士兵立刻冲开会场,封锁了所有的出
口,但他们都是来捆绑丹尚的。
丹尚一看,冲进来的不是他手下的蒙古人民军,而是贝加罗夫带领的苏俄红军
,
心里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狠狠地跺了一下脚,束手就擒。嘴里大声骂着乔巴山:
“乔巴山,你这个俄罗斯的走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蒙古人民总有一天要跟你们
算帐的,蒙古自由万岁!”
丹尚的卫兵没能冲进会场来,原来,当上午的会议结束时,乔巴山顶料到丹尚
可能会用武力包围会场,他十分担心自己的处境,于是到苏联红军驻蒙部队司令贝
加罗夫那儿寻求帮助。贝加罗夫十分高兴。他对乔巴山说:
“乔巴山同志,你是我们苏俄的好盟友,丹尚是我们的敌人。要知道,他手里
掌握着蒙古人民军的大权,我们一定要防备他。”
乔巴山说:“下午如果丹尚带兵冲进会场,那我们怎么办?”
贝加罗夫笑着回答:“没关系,那我们就把丹尚和他的军队一起搞掉!”
乔巴山用感激的目光希着贝加罗夫,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贝加罗夫同志
,
我代表蒙古人民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下午开会的时候,乔巴山和贝加罗夫照常参加。
那时,丹尚的军队已经埋伏在离会场不远处的一座小楼里,而贝加罗夫则乘会
议正在进行之机悄悄离开会场,把苏俄红军整整齐齐地拉了出来,包围了会场,同
时也包围了会行周围的房子。而丹尚军队中的一位士兵不小心暴露了自己,被苏俄
士兵发现,立即,苏俄士兵包围了那座小楼,逮捕了所有埋伏在那里的士兵。
所以,当丹尚的枪声响起的时候,正是苏俄红军面不是丹尚自己的军队,冲进
了会场,并很快控制了整个会场。
逮捕了丹尚以后,会议继续进行。会议最后通过了乔巴山起草的关于蒙古实行
非资本主义的宣言,大体内容如下: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革命由农奴制阶级地位解放出来的阿拉特
经济,本身包含着两个发展趋势: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
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社会基础是从阿拉特中分化出富牧阶级来。得到帝国主义者
和某些封建主支持的资产阶级分子企图把蒙古转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蒙古走
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想法的代表,就是丹尚。他想让蒙古的经济永远依
赖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广大的贫苦的阿拉特牧民阶级。他们在蒙古
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剥夺了剥削阶级的特权和财产,实行以公有制为
基础的合作社制度,把蒙古引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通过避免发展资本主义,
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这是我们人民革命党通过对蒙古的形势的分析、
制定出来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能够顺利发展的主要条件就是苏俄朋友给予我们的
大力支持!
同时,大家也应该注意,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有人说,我们
应该立即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去,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在防范
丹尚的右倾思想的同时,警惕“左”倾分子的捣乱。
会议接着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丹尚进行了短期审讯,然后,就把丹尚和
巴伐桑推出库伦城外,执行了枪决。
阴风凄凄,天气阴暗,见不到阳光,丹尚和巴伐桑的尸首躺在库伦城外的荒野
上。雨仍在下个不停。
第四节 1924年“宪法”
l、大呼拉尔万岁!
1924年11月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在库伦开幕。出席
这
次大人民呼拉尔的有四省,科布多区、库伦市、沙双管理机构和居住在“蒙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代表。到会的共77人中,71人是下层阿拉特牧民,其中有部
分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或共青团员。
大呼拉尔听取了“蒙古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报告,并批准
了1921年11月5日同苏维埃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条约,同时责成“人民政府”不断
地
加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把它作为蒙古独立和自由民
主地发展的主要保障。也就是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都应以苏联
作为不可动摇的靠山,亲苏的外交政策是不可更改的国策。所以,苏联红军从此驻
扎在库伦和蒙古其它地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国家建设方面,大呼拉尔责成“人民政府”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以及司法
制度进一步地进行民主化,广泛地吸收阿拉特代表参加政权机关,把政权牢牢地掌
握在贫牧民和中牧民手中,而不要让原来的封建主和富牧阶级参加。这也是大呼拉
尔的使命。
在军事力量方面,要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并使全体劳动者都能受到军事训练
。
在经济政策方面,大呼拉尔责成人民政府加强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化的商业,发
展国营和合作社工业,邮电通讯,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实行货币改革,对牧
民中的贫牧户给予经常性的帮助,真正做到人人都有衣食温饱。没收原来封建主的
财产,收归国家所有,使国家按照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按比例协调地进行。如果
有必要的话,可以请求苏联政府的有条件援助。
在人民教育方面,大呼拉尔表示,要“人民政府”不断地扩大学校的数量,并
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使更多的蒙古阿拉特子弟都能进学校读书。发展专科学校,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以此来准备国民经济务部门所需要的干部。并且能使悠久的蒙
古民族文化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发展,使蒙古人民早日脱离愚昧、落后的状
态,进入到文明,发达的状态。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建立在对封建主的剥夺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它使广大的阿拉
特牧民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使他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收入和福
利待遇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是革命政府为蒙古人民做的一点贡献吧,它使“人
民政府”在阿拉特牧民心中有了更高的地位。
大呼拉尔会议的召开,在形式上给了蒙古人民一次享受政治权力的机会。所以
,
他们都认为达到了革命的理想目标。有人高呼口号:“大呼拉尔万岁!”
2、我们也搞个“人权宣言”
大人民呼拉尔经过近二十天的讨论,终于在1924年11月26日通过了蒙古历史上
第一部“宪法,因而,使第一届大呼拉尔成为蒙古的“人民制宪”会议。
“宪法”的序言部分《蒙古人民权利宣言》中的内容,基本上概括了“宪法”
的核心:
一、蒙古是独立的人民共和国,一切政权属于真正的人民。人民通过大人民呼
拉尔及其选出的政府来实行其最高权利。
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铲除封建神权制度的残余,巩固以国家管理
完全民主化为基础的新的共和制度。
所有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年满18周岁的共和国男女公民和人民革命军战士,都享
有在呼拉尔(包括大呼拉尔,小呼拉尔和地方呼拉尔)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全国土地、森林、水力等皆为全民的财产,在此方面不允许出现私有的状况。
国家拥有经济政策的领导权,不允许私人对外进行贸易。
为了保证人民共和国不受内外敌人的侵略,“人民政府”可以使用一切办法来
巩固蒙古人民革命军并普及全体劳动者的军事训练。
全国实行政教分离,宣布信仰是每个公民私人的事情,人民政府不加干涉。
一切居住在蒙古本国内的部族,男女一律平等,国家保证言论、出版、结社、
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人民政府”保护人民的这些自由。
在“宪法”的条文里还按照全世界劳动者团结的原则,在宪法里规定:
“鉴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力求把资本主义根本消灭并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
我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应该实行符合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和革命人民群众的利
益和基本任务的外交政策。”
通过“宪法”的制定,“蒙古人民共和国”以立法的形式把蒙古人民革命的成
果巩固了下来。它的内容是模仿《苏联宪法》来制定的,它的原则和基本精神都完
全遵循了苏维埃的模式。
大呼拉尔第一次会议的77个代表,基本上都是受教育不多的阿拉特牧民,他们
对于“宪法”上的各种漂亮的口号,什么主权归于人民啦,政教分开啦,出版,结
社自由啦等等内容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的,所以,蒙古的“宪法”对于广大的蒙古人
民来说,只是一外华而不实的梦。
三、华而不实的梦幻
蒙古人民在中世纪的等级专制制度生活了几千年,想让他们一夜之间都都成长
为成熟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太现实的,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
的现象。
在大呼拉尔期间,乔巴山,布麻曾德,彭楚克,还有贝加罗夫等一些人,与参
加大呼拉尔的阿拉特们接触,商量国家的未来。
“老兄,你是从乌里雅苏台来的吧?”乔巴山问一个年纪有四十岁左右,但眼
睛十分明亮的人,想从他那儿了解西部蒙古的情况。
“是的,我从西部的乌里雅苏台来。”那位中年人回答道。
“这几年,你们那儿变化如何,你对我们的宪法有什么意见没有?”乔巴山问
。
“这几年,我们那儿的变化太大了。过去那些有钱有势的老爷们,现在死的死
,
逃的逃,留下来的都象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出门。他们的日子活得真惨啦。你们这
些当领导的,也该给他们想想啊,不能把人家一棍子打死。我们人民革命竟是要让
每一个蒙古人都能过得上好日子,而不是为了专整治人家有钱有势的人。请领导好
好想想。至于这个宪法么,说真的,我没有读几天书,对这些问题都弄不太懂,所
以,只要是你们领导说同意了的,我们举手赞成就是了。”中年人回答。
乔巴山低着头,想了一想,默不作声。大概这位中年人的话勾起了他对丹尚的
愤恨和怜悯。可怜的丹尚,这儿还有你一位同志呢!
乔巴山走到布麻曾德面前,问他:“你对我们的宪法有何感想?”
“乔巴山同志,我坚决同意你所起草的宪法。我们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建成一
个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所以,对我们的宪法持赞成票。”布麻曾德显
然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也是苏黑巴托尔的信徒。
乔巴山转身问旁边的彭楚克:“彭楚克将军,你对我们的宪法看法如何?”
彭楚克自从上次受到乔巴山的冷淡以后,心中仍然有余悸。此时,也被迫说了
违心的话:“不错,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宪法,这表明我们蒙古人民的觉
悟也在迅速提高,文明程度在不断加深。这也是我们人民革命党的骄傲。”
乔巴山听后,心里充满欢喜。他终于在蒙古实现了自己在很早以前就想实现的
梦幻。在他的身边,再听不到博克多格根的牢骚,也听不见鲍陀的叫喊,也听不见
丹尚对他的谩骂。苏黑巴托尔死了,现在,彭楚克服从了,布麻曾德仍然是坚定不
移的革命者。今后的道路将是越走越宽了!
第五节 苏俄言不由衷,外蒙主权属于中国
l、以强凌弱,以大欺小
从历史上讲,自从近代中国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在北方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
俄罗所。从康乾盛世开始,俄罗斯强盗就从西伯利亚到我国的新疆和东北地区进行
抢掠。
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强迫清朝政府割地赔款,侵占了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大片领
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沙皇俄国又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北方的外蒙古。
清帝退位以后的1912年,沙俄政府竭力扶植外蒙古的博克多格根集团为傀儡,
力图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上独立出去,沙俄政府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国政府和
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中国与俄国鉴定了“中俄声明”,宣称蒙古的中国领土神圣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把它从中国割裂出去。但是,外蒙古的政治,经
济和外交大权实际上都落到了沙皇俄国的手中。”
1919年,博克多格根为了防范俄国十月革命的火陷烧到外蒙古,曾经提出取消
自治,于是外蒙古再次回到中国的怀抱;但是,过了不久,白俄匪军首领恩琴率领
他的“亚洲骑兵团”,以解放蒙古为口号,赶走了驻扎在库伦城的中国军队,恢复
了外蒙古的“自治”。
1921年,苏俄红军直接开进了中国的外蒙古,扶植起了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为
首的“蒙古人民政府”,他们无视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这一事实,一心想把外蒙古
从中国独立出去,尤其是俄国苏维埃政府也支持外蒙古搞独立,这就使中国政府感
到难以容忍。
当外蒙古成立“人民政府”宣布成为“君主立宪国家”,“看成”是拥有独立
主权的“国家”。中国北京政府立即向苏俄驻华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外蒙古历
来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概红军未经中国政府许可,擅自进占中国领土,是对中
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外蒙古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来
加以干涉。因此,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在他自己领土上建立的任何傀儡政权!”
这份严正的抗议书让苏俄的扩张主义者看到,中国广大的人们对外蒙古的所谓
“独立”是坚决反对的,那种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做法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
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了避免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避免两国的直接对抗,为苏维
埃俄国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苏俄政府只好在1921年同外蒙签定《蒙俄协定》,
协定规定了“蒙古人民政府”同苏俄人民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但苏俄始终不敢公
开提出蒙古独立的事情,所以,只能以非法的形式驻兵中国外蒙古,并给予外蒙古
以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不过苏俄的援助绝不象他们自己吹虚的那样高尚,
外蒙古为此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外蒙古的各种自然资源,马匹、牛奶等物资都源
源不断地流进了苏俄境内。苏俄在外蒙古的驻军,使得他在远东地区拥有了一个更
具有威慑力量的军事基地。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锟、吴佩孚想用武力消灭这个背叛中国的政权,但由于当
时直奉两系正在展开激战,吴佩孚无力北伐,所以只好忍气吞声用外交的和平手段
向苏俄施加威胁,拒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时,在东北沈阳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想
一举拿下库伦,免得夜长梦多,但由于他的内应鲍陀被杀,加上直奉战争打得正紧
,
所以都没能够顾得上外蒙古的事务,只是在舆论上给苏俄施加压力。
苏俄政府因为未经中国政府的许可,单方面出兵中国外蒙古,严重违反了国际
公约和法则。他们利用中国军阀正在大规模内战的有利时机,肆无忌弹地干涉中国
内政,在中国政府的不断抗议之中仍然不断地向外蒙古派兵,推行苏维埃制度,造
成外蒙古事实上的独立,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2、中苏开始谈判,苏俄大使戏弄中国总理
1923—1924年与苏俄的谈判。旨在恢复中国与苏俄间的外交关系。当时苏俄方
面的代表是加拉罕先生,他以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在此以前,苏俄曾派越飞先生出
使远东。
越飞先生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想同中国制定一个他称之为两国合作的计划。虽
然他在中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未能达到莫斯科的预定目的。
加拉罕先生就是来接替他的职务的。1919年和1920年,加拉罕先生曾以苏俄外
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一项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并宣布
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早在
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州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
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州以及西伯利亚和朝鲜境内
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局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
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苏俄不信任他,所以加拉
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个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
俄总经理的职位。但加拉罕失败了。之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当时,以作为中国
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中心而著称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多次为加拉罕先
生举行欢迎会和宴会。
加拉罕通知中国外交部,他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
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
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此时,中国
对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已经非常恼火。俄国人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
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分离出去。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在外蒙
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这些事件不仅在中国政府内,而且在中国国民
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因此,中国之所以不愿意与加拉罕先生谈判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外蒙问题
上有自己的条件;二是加拉罕先生提出了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这
两个条件妨碍了谈判的举行。
本来,只要苏俄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放弃在外蒙所采
取有损中华民国地位的措施,那么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俄对此颇
为犹豫。数月之后,莫斯科企图把俄国人在外蒙古的活动说成是由谢苗诺夫将军领
导下的白俄分子干的。
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强有力的中国舆论界对于谈判的迟迟不能开始大加指责
,
非常不满。北京大学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堡垒。当时蔡元培是校长,而且也是公认
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直至大选完毕,曹锟就任总统职位,并且组成了
在他领导下的第一届内阁之后,政府才得以着手准备举行谈判。
谈判的第一步是指派王正廷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苏俄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
。
1923年3月4日,黄邦将军任外交总长时,王正廷被任命为中苏谈判代表代表团团长
。
根据外交部的决定,此项任命是由王正廷本人通知加拉罕先生。两位全权代表之间
通过书信往来,并不通过外交部。这样,王正廷有权进行谈判,拟定一个协议草案
,
但无论他与谈判对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须以政府同意为准。
谈判如期开始。王正廷的助手中有一部分是从外交部选派的,其中包括外交部
外政司第一科长赵权等人。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直到3月,王正廷和加拉罕才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草草签署了一
个
协议草案。
那天的谈判在天黑以前就开始了,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正廷,饭后继续进行谈
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位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
签字程序刚一结束,苏方就拿出了香槟酒,加拉罕先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
祝酒干杯。并将酒杯伸向王正廷,称之为“未来的中国总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
这种言语有失外交官的身份的,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得知协议草案已经签署后,立即给王正廷打电话,认
为王没有向他汇报就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是失职行为。王正廷听罢此言,只好解释
说,协议草案尚未正式签署。于是,顾维钧想看一看草案全文。
一、二天后,那个被称为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的协议草案送到了顾维钧的手
中,当他仔细审阅那个草案时,不禁大失所望,极不满意。于是顾维钧认为其中的
一些条款必须加以修改。他起草了一个报告,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纳为二条:
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
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
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
的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
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
“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
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
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
条款的含意也今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
提出种种条件。
顾维钧认为这种修改是必须进行的,因此他起草了一个报告,连同王正廷与加
拉罕签署的协议全文一起呈交内阁。
或许有人会问,王正廷如此匆促地与苏俄特使达成协议,他个人动机究竟何在
?
这个协议在内阁又能否通过呢,还是让历史来告诉你吧!
3、内阁否决王正延——加拉罕协议
顾维钧的报告呈交内阁之后,内阁成员们都对此事极为愤慨。原因有二:第一
,
王正廷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他是在代表一个政府谈判,从而表现出对政府的轻蔑态度
;
第二,他们也极力反对有关外蒙的二项条款。
不过,财政总长王克敏更加反对的是与处理庚子赔款有关的条款。庚子赔款是
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很可
观的份额,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款又同时规定,
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
王克敏先生坚决反对这笔余款的支配完全交给苏俄,因此,他建议立即解除王正廷
的职务,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他的一切活动。
顾维钧外长的态度比较缓和。他认为王正廷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这一事件
的处理方式必须无损于中国的国际声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孙宝琦总理并没有为王正廷辩解。在内阁会议期间,报据
孙宝琦的要求,王克敏提出的“免职查办”一辞未被列入政府颁布的命令之中。命
令只是简单地说,政府代表与加拉罕先生所进行的谈判将转由外交部继续进行。
命令发表之后,加拉罕肯定是大吃一惊。他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
四十八小时之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理由是这一协议是由具有全权的中国政府代表
正式签署的。他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
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顾维钧外长在复函中认为,王正廷签署协议草案的行为,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
。
证书上明确规定,他所达成的任何谈判结果,都必须呈报政府,并应经政府批准。
虽然王正廷签署的协议草案没有得到孙中山和南方政府的明确支持,但在各省
的高级将领中的确得到了支持。除此之外,苏俄使用的宣传机构在王正廷的政治盟
友们的协作下,也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宣传影响。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
部要求与外长面谈。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与加拉罕先生
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
原因所在。
于是,顾维钧外长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
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正廷无
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面不置于废
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顾外长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
治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
顾维钧对他说:“作为个人,你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
为中华民国的外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
力的侵犯。”
由于李大钊与顾外长的见解完全相反,于是顾维钧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
告退了。
顾维钧还收到了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
电报,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够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
的第一个协议。
现在顾维钧外交总长所能采取的,而且也的确采取了的唯一措施就是将此问题
呈报曹锟总统。尽管总统本人对外交和对外政策问题不甚熟悉,他自已也曾多次对
此公开承认,但他完全理解内阁对协议草案所持立场,并且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内
阁和外交部的观点。他对拍来电报赞同协议草案的吴佩孚将军非常生气,他认为吴
干涉了与他无关的政治事务。为此,他将派自己的私人代表马上去见吴将军,让他
住口。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正廷的煽动下
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
。
然而,外交部和内阁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却完全出于对维护中国的威望负责,没有
夹杂任何政治企图。
最初,加拉罕先生企图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得到答复的办
法对外交部进行恫吓,但以失败告终。
由于僵局仍然存在,我外交部的立场又坚定不移,所以在最初的几天里,加拉
罕先生便致力于煽动中国的舆论界对顾维钧外长施加压力,但最终也只好改变战略
,
转而采取了和解和谈判的方针。
4、中国外交总长家里的“炸弹事件”
协议修正本签署之前还发生了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炸弹事件。
这一事件,是拥护加拉罕——王正廷协议者,为了影响顾维钧外长的观点,对
顾施加压力以便让他改变立场的一次事件。
那是在秘密谈判之前,在顾维钧外长家发生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大概是由于
炸弹事件仍丝毫未能改变外长的态度,所以加拉罕先生才被迫建议进行谈判。尽管
炸弹事件本身并无任何重大意义,但因为涉及到中苏谈判,所以倒也值得在此一提
。
加拉罕——王正廷协议签署后大约一周到十天左右,顺维钧外长到孙宝琦总理
的官邸参加午宴。回家之后,顾象往常一样,急趋书房,以便查看一下是否有需要
他签署的重要电报或急件。当时,外交部有一个惯例,即每当外长不在部里时,他
们便将收到的或要发出的重要电报及其它急件送到外长家。
那天,当顾维钧跨进书房。目光落到写字台上的时候,桌子一件样子十分奇怪
的东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东西看来似乎是一根直径大约三英寸,高约数英寸
的生铁棒,外观是一个圆柱体,上面有张红纸条,纸条上写道“敬赠中国外交总长
”,
左边的赠者落款为“河南南阳考古研究所”。
当顾维钧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该物时,觉得份量很重,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
小的玻璃管。这使他感到此物极不寻常。因此立即派人将他的管事老崔找来,让他
小心谨慎地把它拿走,扔到铁狮子胡同的顾家花园中的人工小湖里。
老崔将该物携出后几秒钟,就传来骇人的爆炸声,顾维钧立即意识到爆炸声肯
定是该物发出的,便立即冲出书房,向出事地点赶去,但却被管家拦住。
“我已听到爆炸声,一定是在大门附近有什么东西爆炸了。”管家着急地说。
“不对,声音一定来自人工湖的方向”,顾维钧肯定地说。
当他们走近中国式主体建筑进入外国式的那部分住宅时,发现那里烟雾弥漫,
有两个人躺在地上。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厨房里。隔壁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屋里
和桌子上都各有一个洞。
当警察查看现场时,一位女佣人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她说管事老崔刚才捧那件
东西来到这里之后,便大声呼唤所有的人都来观看这件宝贝。他说此物外边写的是
“白金”肯定值很多钱,不知主人为何却让把它扔掉。由于想看一看里边是否有块
秦朝的印,他将炸弹放在走廊上的一张木桌上,试图用刻刀把它打开,但他刚一打
开,炸弹就爆炸了。
警察厅长认为这件暴行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声誉。因为他要对首都的治安以及政
府官员们的安全负责,这件事会显得他无能。于是,他便下令进行调查,并几乎每
天都向顾外长汇报调查进展的情况。
事隔大约十天之后,警察厅长亲自来向顾外长报告说,线索已经查明。他们对
两名被怀疑与炸弹有关的学生进行了审讯,从他们那里得知,炸弹是在哈德门外一
家玻璃匠店铺中用土法制作的。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供认以上情况,但不
直接承认自己与事件有关,只是供认他们是在一些高级人员的唆使下订购监制这颗
炸弹的。
他们不愿披露这些人的姓名。警察厅长肯定,这一事件是由一些中国政客策划
的。他还怀疑此人与谈判关系重大,并得到加拉罕先生的鼓励。
很难断定谁是炸弹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但可以肯定,这—事件与中苏谈判及顾
维钧外长所坚持的立场有关,但炸弹事件并未能使顾维钧改变态度。
5、1924年5月31日签署的协议
炸弹事件之后不久,加拉罕派他的秘书前往外交部,问候顾外长的安全与健康
情况。
当加拉罕先生听说顾维钧外长因高烧卧病在床时,他到了顾外长家,似乎尽力
做到通情达理,非常急于打破僵局。
于是,加拉罕的秘书和顾外长的秘书在中国外交都外政司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
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正式谈判。外交部和苏俄使团有协议中有意见分歧的条款交换了
修正案。其中两点与外蒙有关,即维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和苏俄从这一领土撤军。
最后,加拉罕先生对此两点都作了让步,同意所提出的修正意见。双方就需要
修改的各点,曾多次互换照会。显然是为了换回苏俄代表的面子,加拉罕先生提出
了如下方案:协议草案仍保持签署时的原样,通过交换照会进行修改。因此声明中
明确规定,互换的照会是协议草案的一部分,并与协议具有同等的效力。最后剩下
的程序只是选定日期——1924年5月31日——请加拉罕先生到外交都来签署修改过
的
协议了。
这些间接的谈判有个有趣的特点,即都是密秘进行的。实际上,这是加拉罕先
生为修改条款问题而提出的条件。由于考虑到刚刚与王正廷签署协议后自己所处的
境地,加拉罕先生特别希望谈判能秘密进行。
互换照会的签署仪式于1924年5月31日片外交部正式举行。签字后,加拉罕与
顾
维钧握手,从此,中苏两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苏协定》包括《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
7个声明书。协定规定,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苏俄将在第二年初将苏俄红军撤出
外
蒙古。
1924年《中苏协定》的签署,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是一个巨
大的冲击。
但是,《中苏协定》未能完全解决外蒙古问题。虽然1924年协定承认外蒙古为
中国之一部分,但没有废除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同意苏军驻扎外蒙的《苏蒙条
约》,从而种下了日后接连不断发生冲突的种子。
6、冯玉祥大骂“俄国佬”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立
”
的国家。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内部的高级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逮捕了当时
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重新在北京组建了新内阁,并通电全国,邀请孙中山先生
北上,商量召开国民会议之事。吴佩孚却因在战场上失利,逃回了河南,而张作霖
则长驱直下,进了北京。后来,为了政治上和平解决即内争端的需要,又请出了山
东的段琪瑞出山主政,建立了北京联合政权。
当冯玉祥发动政变时,苏俄驻华大使曾同冯玉祥会面,向他介绍苏维埃革命的
经验,想借他在中国的地位,使中国向苏俄靠扰。
“冯将军,你作为出身寒微的高级将领,可以说很了解贫民的生活疾苦。我们
都深知将军有一颗为天下百姓着想的赤子忠心,以深感敬佩,我们苏维埃俄国是为
工农服务的政权,一切为贫苦人民的生活着想。在中国也建立起贫民的政权。”那
位苏俄驻华大使说。
“多谢贵国的盛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与俄罗斯一概而论。你们革命成
功的某些经验,也许值得我们去借鉴,但要想在我们中国建成俄国那样的政权,恐
怕不大可能。中国有四亿人口,有广大的土地。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大都蒙
昧无知,没有什么政治觉悟。中华民国建立十几年来,各种势力互相争斗,相待不
下,混战了十几年,弄得国破家亡,民不聊生。所以,我实在忍不过去,发动了政
变,要让这些没有良心的军阀们把枪放下,共同协商建国事宜。对了,我还邀请了
南方的孙文,他们在南方发展革命的力量,听说还得到过苏俄的帮助呢!”冯玉祥
客气地笑着说。
第二天早晨,当冯玉祥从睡梦中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当时正值初夏,天气
非常晴朗。古老的北京城象似刚披上了一层绿装似的,漂亮极了。
吃过早饭,冯玉祥坐上了一辆黑色的美式轿车里,从住地前往政府办公楼。一
路上,他看到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心中充满了喜悦。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刚坐下不久,那位苏联驻华大使又来了“冯将军,我来
是想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可以吗?”苏联驻华大使十分谦虚地对冯玉
祥说。
“当然可以。不知你们政府对外蒙古最近的事态有何看法,听说最近那儿的苏
俄红军增加了许多,而且独立分子的行动十分猖狂。”冯玉祥十分随和地答道。
原来,这时外蒙古的大汗博克多格根死了。接着,外蒙古的乔巴山又决定成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公开背叛了中国。中国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向外蒙古人民政
府通电表示:“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在中国领土上不允许有第二个独立国家政权
。
所以,奉劝外蒙古的朋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取消独立的计划。具体事宜可以和
北京直接协商解决。”
同时,中国政府还向苏俄通电指出:“苏俄红军1921年单方面侵入中国外蒙地
区,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和践踏。中国政府曾多次发出严正抗议,但苏俄方面
至今未能作出反映。有鉴于此,中国政府要求苏俄政府在一个月之内,无条件撤兵
。
否则,一切后果由苏俄方面承担!”
苏俄政府接到中国政府这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后,不禁吃了一惊。他们没想到
中国政府的态度怎么会一个子变得如此强硬。不知中国方面究竟想通过什么方法来
解决外蒙的问题。于是,苏俄政府向苏俄驻华大使发出指示,要他争取北京临时内
阁中的冯玉祥将军,争取能让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
苏俄大使见冯玉祥并不拒绝自已的拜见,于是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苏联政
府的观点:
“情况是这样的。外蒙古在明朝的时候,并不是中国版图,只是到了清朝以后
才被并入了中国。清帝退位以后,外蒙古的喇嘛活佛博克多格根请求沙俄帮助他们
实现独立,但由于中国的反对,只实现了自治。后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博克多
格根又主动取消了自治,将主权归属中国。但1921年,蒙古人民的英雄苏黑巴托尔
和乔巴山到莫斯科,请求苏俄政府出兵帮助他们在外蒙古建立了独立的政权,苏联
红军这才应邀出兵外蒙古。现在,他们在全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政府的苏维埃体制,
并且同苏俄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不久,他将公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
所以,我们请求中国政府也能以蒙古人民的利益为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主权。”
冯玉祥听着听着,不禁火冒二丈虎手猛地一下拍击桌面,站起身来,大吼一声
,
“住嘴!”
然后,他从桌子后面定到苏联大使坐的地方,厉声地责问:“你们这些侵略成
性的俄国佬,在你们眼里,中国是个什么东西?喔,你们想要打,就可以打;要想
怎么欺负,就可以怎么欺负吗?”
这句话问得苏联大使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我告诉你们这些俄国佬,不要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们中华民国是
堂堂正正的世界大国,她的主权是神圣的,是不允许外来的侵略者干涉的。我虽然
是一个当兵的大老粗,但我也多少懂得,我们中国的事情用不着你们外国人来管!
”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外蒙古的事情,纯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政,外蒙的主权,居于中国,而不属于
你们苏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告诉你们,我们中国人绝对不是好惹的!”
冯玉祥越说越激动。
“回去告诉你们的政府,请他们按照通电上的要求,在一个月之内,从外蒙古
撤军。如果拒不听从,那么,就不要怪我们中国人不客气了!”
他故意把“不客气”三个字说得重重的。
这位苏联大使被冯玉祥大骂了一通,心里很不是兹昧,灰溜溜地回到了大使馆
。
第二天,这位大使是这样向苏联政府报告的:“中国政府执意不肯承认外蒙自
治,严格要求我方从外蒙撤军。如不服从,可能有军事冲突的危险。”。
苏俄政府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加之国际社会对苏俄的压力,所以它
被迫采取措施,缓和中国与苏俄之间的紧张关系,以避免冲突。但从实质上,苏俄
从未改变想把中国的外蒙古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的野心,无论他采取和平、还是武力
手段,企图控制外蒙古是它的一贯策略。
这样,1924年5月中苏签署的协议,只是苏俄政府言不由衷的表示,中国政府
表
面上收回了外蒙的主权,但实质上外蒙仍被苏俄所控制。
正因为这样,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张作霖、段琪瑞和冯玉祥联合主政以后,在
外蒙古问题上准备一致采取强硬措旋,以迫使苏俄撤军和外蒙古取消一切独立的活
动,以恢复中国的主权。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惜诉诸武力。
于是,苏俄又演了一场欺世盗名的“撤兵”丑剧。
第六节 “撤兵”与增援
1、欺世盛名的“撤军”
苏俄政府迫于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同中国签定了一个《中俄解决
悬案大纲协定》。苏俄言不由衷地承认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它将于1925年初把进
入外蒙古的军队撤出来。而实际上,这只是它贯用的一种缓兵之计。它真正的用意
是,利用签定协约的方式来缓和双方的矛盾冲突,并转移中国人的注意力,然后再
趁此机会大力推行其俄罗斯化政策,在外蒙古搞苏维埃化改革。所以,正是本着这
种邪恶的动机,才演出了一场欺世盗名的“撤军”的闹剧。
苏俄在名义上虽然承认了外蒙主权归属于中国,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外蒙古
政治、经济的控制。乔巴山依然忠实地奉行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来改造蒙古社会。
他们为防止鲍陀、丹尚的思想再次抬头,实行了更加彻底的革命,完全剥夺了原来
封建主和喇嘛的经济政治权力,使他们处于人人监视的境地,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
经过改造以后的外蒙古,已经不象是中国开发了好几百年的一个行政区了,反
而象是苏俄刚刚革命后的共和国。全国到处都建立了合作社企业和国营企业,绝大
多数的阿拉特牧民经营集体经济,过去那些封建王公、寺院喇嘛僧侣、阿拉特畜牧
、
高级官吏和蒙古商人,都被镇压或者被剥夺了,在1923年至1924年,阿拉特会议所
选出的什户、巴格、苏木、县和省的领寻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不会读上级发下来
的文件,不会答复询问,不会传达,更不会写报告或作报告。
苏联正是利用外强古贫民蒙昧无知这一致命的弱点,扶植乔巴山等人在外蒙古
实行统治的。外蒙古看上去好象是蒙古人在自治,在独立,但是,在这个面具后面
作支撑的,正是贝加罗夫的苏联红军。与此同时,苏联开始进行自己的国家建设,
国力逐渐地开始强盛起来。
1925年1月24日,苏联政府通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撤退从1921年
起
驻扎在外蒙古的红军。苏联政府在大会中说:
“在蒙苏两国军队的保卫下,由于人民政府的革命行动,贵国国内已经建立了
安定的秩序,贵国进一步的民主化和成立共和国及召开全民大呼拉尔的条件有了保
障。又因为残余的白匪帮已被完全肃清,苏联政府认为苏联红军的解放使命已经完
成,再无驻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必要了,所以,决定将苏联红军撤回苏联国内
。”
这个照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苏联红军到蒙古来,就象是世界警察到一个出了
乱子的地方去维持地方治安似的,而不象是在(协定)中所说的“外蒙古主权属于
中国”这类动听的话语。由此也可以知道,苏联红军的行动,只是为外面的舆论作
掩护罢了,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三天以后,“蒙古人民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采林多尔济鉴署了蒙古
政府给苏联的照会:
“尊敬的苏联朋友们,我们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经过认真的研究,决定同意撤
退兄弟友邦苏联现在驻扎在本国境内的红军部队。苏联红军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优
秀的军队。他们在军事素质上具有严格的训练,作战勇敢,所向无敌;在教养、纪
律和对人民的忠诚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象你们这样的外国军队,不但不欺辱
我们,不打骂我们,相反却来跟压迫、侮辱和蹂躏我们的那些敌人作战,这是我们
头一次看到的创举。你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不是侵略者,而是保卫者,我们蒙
古人民共和国怀着最大的满意和最高的感激,向苏联红军表示致敬!”
蒙古所以能从强盗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走上发展自由的现代文化,发展经济,
建立真正人民政权的大道,苏联红军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也是不可忘怀的。请贵
国政府将蒙古劳动人民的最大谢意,他们的永远感激和不变友谊的保证,转致贵国
的工人和农民,转致世界上唯一坚决保卫被压迫与被奴役大众的英勇红军,转致他
们的领导机关和贵国的政府机关,以及伟大的列宁同志。列宁同志虽然已经离我们
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却会永存。
蒙古劳动人民及其政府认为,从此以后,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将被不可分割的
共同命运,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以及人民政(权)的共同的伟大理想联系起来,贵
我两国今后的生活,将在真挚的友谊以及患难时相互的援助中渡过。特别是,我共
和国人民和政府坚信,如果一旦发生类似1921年所发生过的那种事情,苏联政府和
苏联红军一定会来援助我们的。”由这份长长的照会,可以看出苏联红军进入中国
外蒙古以后,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给外蒙古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份照会里,你找
不出丝毫的外蒙古曾作为中国领土几百年的痕迹,也找不到丝毫的外蒙古几千年的
民族传统的痕迹,剩下的只有苏联精神和行动。
在这样一个已经彻底苏联化的世界里,即使你宣布它是中国的领土,也未必真
的就能属于中国。因为外蒙古人的心灵,外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从中国的大家庭
中被割裂了出去、而硬被嫁接到了俄罗斯苏维埃的树枝上去了。所以,苏联红军即
使真的撤走了,外蒙古也同样会被牢牢地控制在苏联的手中。
然而,事实上,苏联的所谓“撤兵”只不过是一场欺世盗名的游戏罢了。他向
世界公开宣称自己撤了兵,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撤兵,相反,他的部队依旧在蒙古
的草原上纵横驰骋。苏联所撤的,只是服役期满的第一批进入外蒙古的贝加罗夫的
红军部队,但紧接着,又迅速派来了新的苏联红军,而且数量比原来增加了好几倍
。
从乌里雅苏台到塔克图,在今天的苏蒙边境线上,也到处都是苏联红军,而且,还
有一部分部队驻进了库伦。
2、着急的“外长”:撤兵后可怎么办?
采林多尔济是一位贫苦的阿拉特出身的牧民,从小就跟苏黑巴托尔认识。他曾
和苏黑巴托尔一起学习蒙古语文,受到了一点教有。后来,他在苏黑巴托尔的部队
里当兵,颇受苏黑巴托尔的赏识,并很快同乔巴山、布麻曾德以及贝加罗夫建立了
密切的关系,他经常跟人说:“哎,如果我今生能见到列宁一面,那真是不白活啊
!”
不过很可惜,直到列宁去世,他也没能见到列宁一面。当他得队列宁逝世的消
息时,不无遗憾地说:“哎,后来这辈子真要白活了。”
乔巴山听了他这丧气的话,就鼓励他:“我说老兄,只要你好好地按列宁说的
去干,没准将来还能成为个大人物呢!”
“我还能成个大人物?别开玩笑了。瞧我这副奴才象,天生就是给人当差的料
!”
采林多尔济时常这么说。
不过,他待人倒是挺老实的,好决有什么雄伟的理想,这也使他比那些目标远
大,理想宏伟的人活得更轻松自在些。
他小的时候给人家打工,雇主经常扣他的工钱,他不敢当面提出,只好背地里
生气。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想报复一下他的主人,他表面上装出一付可怜兮兮的
样子,要求老板给他多一份工钱,老板不答应,他就跑到老板饮水用的缸里撤了一
泡尿,以泄他心头之恨,他的老板倒从来没有发现这件事,后来他又干了好多次,
然后暗地里看着那位可恶的老板喝他的尿。长大以后,他仍然有这个癖好,跟人从
不当面较量,却总是事后在暗地里报复对方。
丹尚被枪毙以后,乔巴山身边没有了得力的助手,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起
用这位年仅三十多岁,虽然识字不多,但却很靠得住的老战友,让他担任“部长会
议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职务。
“采林多尔济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认真考虑,决定任命你为我们的部长会议主
席,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你看怎么样?”乔巴山亲自到采林多尔济的家,向他宣布
了这个决定。
“我,别开玩笑了。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要文,我不能识字读书;要武,我
不会调度军队。你还是找别人去吧!”采林多尔济说。这几年的风雨,教他学会了
沉默。
“不行,采林多尔济同志。现在苏黑巴托尔同志去世以后,国内又出现了丹尚
的叛变,国家急需要人,你虽然说阅历不多,但至少是我和苏黑巴托尔同志信得过
的人,有这一点,也就够了。”乔巴山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最后,采林多尔济终于被乔巴山说服了,就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部长。”
正在这时,苏联政府向他提出要撤兵,他惊奇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蒙
古人民共和国”要不是靠着苏联的支持,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早就在恰克图被恩琴
的白匪军碎尸万段了。可是现在,苏联政府突然想撤兵,采林多尔济不知将要发生
何事,急忙跑到乔巴山的办公室,向乔巴山询问具体的对策。乔巴山回答说:“这
件事是明摆着的,如果苏联不撤兵,那么,它就会在国际社会受到谴责,尤其是他
同中国鉴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向中国政府表示要在今年年初撤兵,所
以,苏联政府向我们发出照会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采林多尔济有点迷惑不解:“那么,我们蒙古就全靠我们自己的军队来支撑了
。”
“不,我们自己的军队数量少,战斗力也不强,根本保证不了蒙古的独立和安
全。我们只能仍旧求助于苏联!”乔巴山语气坚定地对采林多尔济说。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既然已经鉴约要撤兵,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住苏联
红军呢?”采林多尔济问。
“这么办,我们请苏联红军撤离以后,重新调军队驻扎在外蒙古与苏联的边境
上,同时,派一部分军队秘密驻扎在库伦,一旦有事,苏联红军会立即采取行动。
保证万无一失。”乔巴山十分自信地对采林多尔济介绍他的计划。“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回答苏联政府的照会呢?”采林多尔济问。
“这很容易!把最好的赞颂和感谢送给他们,把他们送回苏联,然后又悄悄地
请进来,谁会把咱们怎么样?”乔巴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并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样,才有了采林多尔济签署的那份给苏联政府的照会。
第七节 “复辟时期”的外蒙古
1、丹巴多尔济主政
乔巴山在外蒙古推行的“赤化”政策,激起了蒙古人民党内的极大震动,很多
人对乔巴山的这种残暴的独裁统治严加指责,认为这是一种极左的错误。
因此,乔巴山在党内的地位很快下降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具有较高的修养的
“政治精英”,如丹巴多尔济、札丹巴和札穆察拉诺等人。这时期,由于列宁的逝
世,苏俄上层正在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正处在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对外蒙事务
无心进行过多的干预,因而外蒙古才可能有这么一个宽松时间。
丹巴多尔济出身于乌里雅苏台的封建主家庭。他从小受到中国《四书》、《五
经》的儒家影响,同时又笃信喇嘛佛教。他的家庭在西部蒙古地区具有很高的威望
,
而且对人十分和善,因而深受西部蒙古地区的封建主、喇嘛僧侣和下层阿拉特的爱
戴。
丹巴多尔济的父亲曾在清朝为官,为政廉洁奉公,深受官民爱戴,清帝逊位以
后,博克多格根投靠沙俄,搞“自治蒙古”,他依然维持地方的稳定和繁荣,不参
预“自治”闹剧,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多次嘉奖。也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
十月革命后,苏黑巴托尔领导的人民革命党的革命兴起后,他极力反对。苏俄红军
进库伦后,他多次请内蒙古和北京政府出兵,均未获成功。后来,他孤身逃到了内
蒙古。丹巴多尔济认为,革命事关蒙古族兴亡,他不能置身事外,于是主动向贫穷
的阿拉特分发财产、粮食和土地,也受到了人民政府的赞扬和提拔。
丹巴多尔济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外蒙古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看到苏黑巴托尔为
了实现苏维埃制度,而打倒了鲍陀;看到乔巴山为了坚持苏黑巴托尔的路线,而枪
决了丹尚。因此,他对乔巴山等人的统治很不满意。经过精心准备,他联合了几百
名党员代表,在第四次蒙古人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库
,
苏俄上层困于权力斗争,对此偏远地区顾不上干预。从此,他掌握了外蒙古的命运
。
他上台以后,对过去“革命”的过激行为作了一些纠正,禁止人们向各地的封
建主和喇嘛寺院发动进攻,鼓励各地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同时大力宣扬,吸引外国
商人到蒙古投资。
在思想上,他一改过去那种空喊口号式的单调的苏维埃宣传,而是高举蒙古民
族主义的旗帜,要蒙古人要为实现蒙古的振兴而奋斗。同时保全喇嘛教,并使喇嘛
教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
当时的蒙古思想家札穆察拉诺打出口号:要把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
者用佛教思想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组织上,人民党大量吸收喇嘛和封建主入党扩大党的基础。
在一次党代会上,丹巴多尔济向全体会员发表演讲说:
“蒙古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其他民族一挥,都是伟大的民族。”
“今天,我们蒙古民族经过艰苦的努力,实现了独立自主,我们的命运掌握在
了我们自己的手中,因此,我们要把目光放远大一些,视野放宽一些,去为我们蒙
古的美好未来而奋斗。我们自从1921年独立以来,走过了一段极为不寻常的道路。
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不少的缺点。我们人民党的使命就是为了蒙古人民
的自由和幸福而努力奋斗,可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有的人却把党的利益同民族的
利益对立起来,为了实现党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惜牺牲一大批优秀儿女的生命!
这是我们的错误!”
他扫视了一下全体与会人员,又接着讲:
“为了使我们蒙古人民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我们要联合国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
人,包括一些善意的封建主、商人、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为了蒙古的富裕而努力。
同时,我们还要保护喇嘛僧侣的利益和信仰的自由,不允许私自侵犯僧侣们的权力
。
在思想上,要把佛教的慈悲度的思想同共产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建设一个崭新的
蒙古。”
丹巴多尔济的演讲,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丹巴多尔济的执政,确实使一大批恢复权利的有知识的封建主走上了建设蒙古
的道路。蒙古民族也因此大有“复兴”的迹象。
丹巴多尔济政府的对内政策,明显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取消了乔巴山过去奉行
的那种“红色恐怖”的高压政策,而尽量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较大的余地,让他
们比较自由地发展。丹巴多尔济大量地吸收喇嘛和封建主进入人民革命党,这一方
面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又影响着党的政策朝着比较“自由”的方向发展
。
当时通过的《临时党纲》中就指出:“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领域内,党将
推行的政策是把一切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
代替能使国家重新被外国侵略者奴役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
,
同时党将努力推行社会集体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合作社的方式等等,借以使国
家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国家既没有压迫者,也没有被压迫
者,就是说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党纲”,保护了国内封建主、王公、贵族和寺院的经济。
虽然“宪法”上已经剥夺了封建主的选举权,但由于很多封建主在地方上的崇
高威望,使他们仍然在中央或地方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尤其是新兴的阿拉特干部,
绝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文盲,他们既不会阅读文件,也不会传达会议精神,因此不
得不请那有知识的贵族和喇嘛来主持政务。这样一来,阿拉特对封建主阶层的态度
也由过去的对抗变成了联合。
丹巴多尔济在人民革命党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报告说:“作为政治力量来说,过
去的封建主在国内已经是一种无力夺权的‘死货’了,他们决不致于发动任何反对
革命制度的叛乱行为,他们已经成为一些政治上的僵尸。而那些逃到中国和其他地
方的封建主们是没有危险的,只要我们的政策合适,他们反而会支持我们搞建设的
。”
对外蒙古允许自由市场存在的做法,党中央副主席札巴丹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
扎巴丹是出身于库伦的官吏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蒙古式的教育。他同样是怀
着为重新振兴蒙古的民族精神而走向革命的。乔巴山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时,
他就深感忧虑,后来,他终于联合了丹巴多尔济等一批人,通过党代会的选举控制
了人民革命党。对蒙古的经济政策,他主张不加干涉的放任自由。
1927年春,札巴丹在当时开幕的全蒙古集市大会的讲话中,说:
“我们蒙古过去一直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处于封闭、落后、保守的状态中,这
种状况对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具有严重的压制作用。在旧经济制度中,只有贵族、王
公和上层喇嘛们才拥有财产的主权。而现在,我们允许每一个蒙古人通过自己的正
当劳动获取自己的劳动成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财致富机会。有人说,这样,我
们的蒙古就会变成资本主义,但我告诉你们,蒙古没有商业资产阶级。”
在这种趋势下,蒙古经济委员会主席所发表的计划也向蒙古人民表明:“蒙古
现阶段的经济水平十分有限。需要大量的外国资本的支持。以带动本国的民族资本
的发展。要把外国资本从国内商业中排挤出去,至少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只
有到那时,蒙古合作社才能开始掌握国内商业。”
当时的蒙古共青团中央书记布扬聂姆呼也认为:“在当今世界上,由于除了苏
联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是由资产阶级当权,所以,在蒙古发展点资本主义并不是可怕
的事。当我们蒙古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消灭了封建主义以后,新兴的劳动者一定
会消灭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
丹巴多尔济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改变了过去的做法。过去,苏黑巴托尔和乔巴
山完全把苏联作为自己的唯一盟友,而把其他的国家都当作帝国主义而拒之门外,
他们一切都要看苏俄的脸色行事,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主张。丹巴多尔济主持政务
以后,他知道,蒙古要想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不借助西方各国的支持,是不
可能的。尤其是当时的欧洲,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复苏过来,经济正在
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增长,因此,丹巴多尔济决定向欧洲学习,放弃过去的亲苏政策
。
1926年初,丹巴多尔济派札丹巴率领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代表团,经苏联到欧洲
参观访问。他们到了德国、法国,并同两国政府建立了友好联系,并签定了协约,
允许派遣留学生到德、法两国去学习。
丹巴多尔济决定向德法派留学生的决议,是他外交政策的重大突破。他说:
“蒙古要想成为世界瞩目的先进国家,就必须放开视野,拚命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
,
尤其是欧洲的先进技术,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成功捷径。”
他派遣教育部长巴图汗亲自率领留学生前往德法两国留学,给他们在国外提供
了充足便利的学习、生活条件,以便更好地学习欧洲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
1926年秋,蒙古政府派人到德国外交部,同德国面谈关于购买德国机器设备的
事宜。并要求德国政府向蒙古派遣医疗卫生队和各种专家考察团。
1928年底,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丹巴多尔济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亲自
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考察,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2、班禅活佛的冲击波
蒙古族在元朝的时候,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们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
不太限制,而是任其发展。基督教在那时也称也里可温教,有很多传教士从欧洲到
中国传教。但蒙古民族主要还是接受西藏的佛教——喇嘛教。一直到明代后期,满
蒙联合,满族人也接受了喇嘛教。此后清朝几百年里,喇嘛教一直是蒙古民族的精
神支柱,蒙古人民十分虔诚地相信他们的佛的化身博克多格根(活佛)哲布尊丹巴
呼图克图。因而,宗教信仰在蒙古人心目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班禅活佛,也就是班禅喇嘛,在喇嘛教世界中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人物,在喇
嘛世界中拥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他的影响力不仅波及到西藏的喇嘛,而且对青海、
蒙古、满洲人的影响也很大。当外蒙古发动革命时,班禅活佛对蒙古的喇嘛僧侣们
也十分关切,要他们无论如何要阻止任何违反宗教信仰的行为,维护寺院的权利不
受侵犯。因此,外蒙古的喇嘛都十分严格地执行班排的号召,维护喇嘛教在外蒙的
地位。尤其是博克多格根死了以后,转生佛还没有寻找到,外蒙古的喇嘛僧侣就更
加亲密地以班禅活佛为领袖,坚定自己的信仰。因此,班禅活佛虽不在外蒙,但却
吸引了千百万象古喇嘛的心。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建立了人民政府以后,强硬地推行赤化政策,剥夺了封建
主和上层喇嘛僧侣的财产和权力,并向喇嘛寺院征税。于是,寺院的僧侣们激烈地
反对苏黑巴托尔的法令,他们认为“政府”所推行的累进征税原则,征收寺院牲畜
税,推行市民的职业捐及所得税等,只会使“人民政府”的收入大大地增加,而广
大喇嘛僧侣的生活却只会越来越苦。他们纷纷联合起来,反对“人民政府”的措施
,
并准备联络一些封建主王公贵族,反对“人民政府”。
丹巴多尔济主持政务以后,对喇嘛教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政策,并把佛教的思想
提高到民族精神基础的地位,使蒙古喇嘛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蒙古的喇嘛们
可以自由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政府绝对不会干涉。正因为这样,国内喇嘛的数
量迅速地增加了。1925年,蒙古境内的喇嘛是87300人,到1928年,增加到了
94900
人。尽管人民政府的法律禁止寻求呼毕勒罕(转世佛),但他们还是在罕恭什利省
找到了礼尔罕札呼图克图的化身。最后喇嘛僧侣请求丹巴多尔济的许可,请了新的
博克多格根(活佛)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化身佛转世。但是,到了1928年底
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乔巴山再次得势,把丹巴多尔济的政策全部
推翻,重新实行“赤化”政策。乔巴山还掀起了整党运动,把一些政治观点比较温
和的人清除了出去。喇嘛僧侣再次遭受到打击,宗教信仰自由被取消。大批封建主
的财产被没收。乔巴山政府强迫寺院喇嘛交税,对喇嘛的牲畜、住所、家庭用具、
祭扫用品等征收赋税。为了限制喇嘛数量的增长,他们还兴起了喇嘛还俗运动,实
际上是强迫喇嘛还俗。所有这些行动,激起了蒙古人民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乔巴山
政府组织的反宗教宣传运动,实质上变成了对宗教信徒的粗暴的嘲笑,结果极大地
伤害了阿拉特信徒们的宗教感情。但蒙古的喇嘛教信徒们并没有屈服。政府的迫害
不但没有削弱喇嘛教,反而加强了喇嘛教;不但没有分化喇嘛教,反而使喇嘛教的
上层僧侣和下层阿拉特信徒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在这种形势下,班禅活佛对蒙古的喇嘛僧侣的生命和安全深感担忧,于是决定
亲自到外蒙古去。
第八节 忧心忡忡的蒋介石
1、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
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
1923年8月16日,年轻的蒋介石将军率领代表团动身前往莫斯科。
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逗留近三个月。尽管孙中山
在临别赠言中曾经要求蒋介石了解筮(布)在群众中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征求该党
对国民党在华南组织政治工作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取军事援
助的问题上了。
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就去拜会了托洛斯基以及齐契林(外交人民委员)、
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等人。
这位代表团团长对鲁祖塔克说:“我们几个人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
,
到这里来主要是想通过俄共(布)中央了解俄国共产党。”
当时,苏维埃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激烈辩论。
鲁祖塔克用了两个小时,向蒋介石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创建时的条件,回顾了
俄国发生的主要革命事件,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同蒋介行的
交谈中他还谈到,俄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性质方面是接近的。蒋介石边补充说,国
民党“一向认为俄国共产党是自己的亲妹妹”。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孙中山的这位使者,首先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经验表
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考察了红军的组织政策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军事干部的培养
情况,参观了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等。
这位看上去比较年轻、比较瘦弱、长着一对机灵黑眼睛的中国官员,并没有引
起周围人的特别好奇。在莫斯科,他曾会见过各种民族的人士,其中有不少中国人
。
在那些年代,中国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和知识分子代表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渴望学
习和领悟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原理。旅居莫斯科的中国人都在关注着
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他们很感兴趣的问题是,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普通
军阀,还是国民党的一般工作人员,10月初,他们聚集在一起,听取了蒋介石所作
的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报告。孙中山这位代表的讲演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难道马克思没有讲过?……难道俄国的经验没有证实?……”没有多久,听众就
感觉到,报告人在理论方面是贫乏的,他在回答问题时,对革命者的国际主义政治
经验表现出一种冷漠态度。蒋介石挑衅似地说:“我不是在讲俄国!……我是在讲
中国。你们在谈外国理论以前,还是应该研究一点你们自己国家的情况”。听众中
有人立即作出了反应:“民族主义!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
此后,蒋介石对苏俄从内心里就十分反感,反对苏俄的赤色政权,更反对他们
进行的“革命输出”。
2、苏联对外蒙有野心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于蒋介石一行代表团的接待,虽然显得很殷勤,但
一涉及攸关苏联利害的问题,便会突然改变态度;尤其显得异常关心的,是“外蒙
古问题”。
早在帝俄时代,当1911年12月正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纷乱之际,便已经趁火打劫
,
卵翼外蒙古“独立”,并且更向演变为其属国的方向推进。
及至俄国革命之后,在表面上对于亲俄时代的外交方针和行动已经有所修正,
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长)加拉罕曾于1919年和1920年两度发表宣言“放弃帝
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特权”。又有访问中国的苏底代表越飞和孙文于1923年发表
《共同宣言》,声明“绝无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成向。”然而蒋介石访回苏联,积
其党和领导者及政府负责人谈起来,却可以从他们的语气中听得到对于外蒙古的侵
略野心。
外交人民委员契林便曾表示:“蒙古人希望脱离中国人的支配。”于是,蒋介
石便在和他会谈之后写了一封劝告的信给他,内容是这样的:
“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外蒙古所怕的,是现在中国
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
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亲爱
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
蒋介石的这封信,对苏联对外蒙存有野心感到忧心忡忡。
3、苏联的话只能相信三成
在苏联的旅行,使蒋介石隐隐约约感到了苏联片外蒙古的野心。
蒋介石回国后,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考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
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广州后,又向孙中山作了口头
说
明。
对于苏俄之旅所得印象,蒋介石认为:“一言以蔽之,就是俄共政权一旦致于
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野心复活,则并非不可能。”
他说:“每言念及此,我不禁担心到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前途,会不会
带来灾祸?”
当时,有一些相信苏联是真正友好的中国国民党员对于访俄报告书有所批评。
廖仲恺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蒋介石乃将在正式报告中所未能尽情披露的本意,毫无保留地写在答复
廖仲恺的手书中。信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
“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
,
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信可言。即弟对兄盲农人之盲只有三分
可者,亦以见过苏俄人而不能尽扫见之兴趣也。”
蒋介石供认不讳地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
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示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
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
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
策略和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这就是蒋介石到苏俄访问归来后的印象所得。
4、“我们不怕苏联!”
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虽然坚决反对同苏俄结盟,但由于有孙中山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也只好暂且忍耐着。孙中山逝世以后,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军大权。后又发动
北伐战争,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等人,1928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基本实现了
对全国的“统一”。于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1927年,当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大批屠杀共产党,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苏联政府就对他进行了指责,同时,苏联政府在外蒙古也硬
是又扶持起亲苏左派势力乔巴山,推翻了以丹巴多尔济为首的右翼政府。这时,苏
联就曾向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但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坚
决拒绝。蒋介石在给苏联政府的回电中是这样写的。
“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外蒙古的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干
涉。苏俄红军应无条件撤离中国外蒙古,如果拒不听从劝告,后果将由贵国政府负
责。”
这种语气是相当强硬,措词也十分严厉的。不但不承认外蒙古的自主权,而且
勒令外蒙古的当前执政者放弃独立的立场,回到中国的怀抱。
蒋介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怕苏联,为了外蒙古的主权,打一仗也值
得。苏联不过是一只看起来可怕的“北极熊”,只要我们强大了,它就会乖乖的回
到它的欧洲去。”
5、1929年的中苏冲突
1928年,张作霖在中国东北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表示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悬挂起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东北三省的军队也处于南京国京政府的统帅之下。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心想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同时想利用班禅活佛来控制
外蒙古,让它听从日本的调遣。
而当时的外蒙古,由于刚刚推翻了丹巴多尔济的统治,所以外蒙的局势正处于
动荡不安之中,人心惶惶,而苏联又借口平定外蒙古境内的叛乱,派军队进入了外
蒙古,这对于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外蒙古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蒙古的一些封建主和喇嘛终于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请
求出兵的请愿书。
书中这样说:“我们外蒙古的王公以及忠于中国政府的文武官吏,恳请你们出
兵外蒙,协助外蒙古的人民消灭人民革命党,赶走苏联的驻军,以便恢复我们的生
活和宗教信仰自由,并请求你们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生佛和蒙古人
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来外蒙古。”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国军队向外蒙古东部边境的苏军发起了一场进攻,于
是双方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
由于苏联政府不愿把事情闹大,所以苏军很快就又声称撤出了外蒙古。中国军
队也没有进入外蒙境内,而是希望通过和外蒙古的和平谈判,来解决外蒙的主权问
题,更重要的是,当时蒋介石正忙于在南方“围剿”红军,所以没有更多的顾及外
蒙古事务。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中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抗日问题上,外蒙
古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忙于抗日,因此,外蒙的亲苏的乔巴山势力又乘机得到了发
展,加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三省搞了个“满洲国”,并妄图以此为基础,进
一步吞并外蒙和苏联远东地区,这就更使外蒙古的主权受到严重威协。对此,蒋介
石曾忧心忡忡,但又无可奈何,只是三令五申地强调:“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政
府,任何国家和地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略中国领土。”
直到1945年,中苏谈判中再一次提出了外蒙古问题,1946半,外蒙代表同南京
国民政府代表商谈外蒙问题,于是,外蒙古的主权归属问题又重提了出来。
第九节 38人爱国集团大惨案
1、山雨欲来风满楼
乔巴山在苏联政府的强大支持下,在外蒙古重新实行了革命刚刚开始时的那种
过激政策,使外蒙古的那些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深感忧虑和不安。
1928年10月2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撤消”了以
丹巴多尔济、札丹巴为首的执行温和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选举”了以乔巴
山为领导核心的政府。乔巴山在大会上讲话时说:
“蒙古革命从1921年开始,经历了许多的屈折,我们的政策也有较大的波动,
为了保证我们的革命成果不被出卖,我们必须时刻防止右倾错误,我们曾打倒了鲍
陀的反党反人民集团的阴谋,也战胜了以丹尚为首的右倾路线。但是,右倾路线在
我们党内依然很有市场,在我们过去的几年中,革命的成果几乎被一扫成空。
现在,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政府的职能,我们决定进行整党运动,把
那些对党的路线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清除出党。在对内政策方面,要再次发起对
封建主义的猛烈进攻。同时,决定减低税收,用实行生产合作的方法来组织对雇牧
和贫牧的援助,在对外政策方面,要把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争取蒙古人民共
和国经济上的独立斗争进行到底,完成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以便在苏联的
援助下加速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
乔巴山在外交上奉行完全的亲苏政策,使蒙古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原料基地。
苏蒙的经济贸易迅速增长,同时,苏联也大量地派遣医疗队等人员进入外蒙古
,
以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另一方面,苏联还吸收大量的蒙古青年到苏联去学习技术
,
作为对外蒙古工业的援助,尽管如此,外蒙古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很不景气。
乔巴山的赤化政策极大地伤害了那些在蒙古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封建主和
商人。由于乔巴山对他们采取了“革命”的镇压手段,所以,遭到了这些人的强烈
反抗。
1929年登记的729户过去的封建主当中;有86户的财产被没收。国家只给每一
户
人家留106胡比的钱,其余的财产全部都收归国有。经过这次打击,“人民政府”
获
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此后,1930年和1931年,“人民政府”又没收了837户封建主的财产,其中的
2
05户是寺院封建主。在没收过程中,他们只要稍有反抗,乔巴山就通过“人民法院
”
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予以镇压,把他们逐出所居的地方。象丹巴多尔济、札巴丹等
封建主最终也难逃被镇压的命运,被发配到一个边远地区劳动去了。
在剥夺封建主的同时,“人民政府”又遵照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通过的关于举办阿拉特的生产合作社的建议,着手建立集体牧场,把从封建主那里
没收来的那些财产,留给集体牧场,并把阿拉特组织起来实行共同牧畜,共同掘井
、
共同割草、共同利用收畜的政策。
在外蒙古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
态,蒙古人民对集体牧场根本无法适应,用人为的强制手段成立的集体牧场,无异
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但是,这些“革命者”们,为了实现他们不切实际的“理
想”,根本不去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也不去考虑集体农牧场给人民带来的不利因
素,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尽快实现苏维埃化。于是,连下层的阿拉特牧民也只好跟着
遭殃。
从1929年到1930年,外蒙古成立了400个这样的集体牧场,场员达43000人,这
些集体牧场中有152个公社。为了领导这个集体牧场运动,1929年11月,乔巴山组
织
了“全国集体牧场中央管理处。
此外,“人民政府”也剥夺了喇嘛僧侣的财产。“人民政府”修改了税则,实
行按所得收入累进征税的办法,这样一来,就不仅要征收寺院的牲畜税,而且对喇
嘛的住所、家庭用具、祭仪用品也要征税,同时,还把喇嘛看成是一个不劳而获的
剥削阶级。
193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搞了个喇嘛还俗运动,最后竟变成了强迫喇嘛还俗的
运动。为了削弱喇嘛在蒙古人民心目是的地位和影响,他们还搞了大规模的反宗教
宣传,但实际上,这种宣传最终变成了一种粗暴地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动
。
他们什么也不向阿拉特解释,只是武断地批评宗教是愚昧的精神枷锁。这种不分青
红皂白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阿拉特人民的宗教感情,使他们对“人民政府”产生
了极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喇嘛教信徒们远离了“人民政府”,并在班禅活佛的鼓动
下,坚决与“人民政府”对抗。
第七次蒙古人民革命党大会颁布于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在蒙古成长的法令,他们
决定以按所得累进征税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税务条例,代替旧的税务条例。为此,
“人民政府”把财产在二十胡比(六百蒙元)以下的牧产宣布为贫牧,二十胡比到
一百胡比的牧户为中牧和富裕中牧,一百胡比以上的是富牧。这项措施的种种规定
,
最终把大批中牧推到了反抗政府的阵营中。
另外,乔巴山政府还决定用高捐税的办法来反对私营贸易,私营手工业和私营
运输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了“垄断者”,成了全国各地
唯一的购买者和销售者。1929年11月创立的苏蒙合资企业——蒙古运输公司,则成
为全国唯一的货物运送者。本来就非常稚嫩的手工业也被挤垮了,大批手工业劳动
者无以为生。
这样的政策,其结果是导致了商品的严重缺乏,各种生活用品、日常用品以及
生产原材料等都十分短缺,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蒙古人民革命党走上这条极“左”的路线以后,不但没有从实践的经验中发现
错误从而及时纠正,反而在1930年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上给这条极“左”的路线作
了理论上的证明,并旦认为:只有“左”的路线才是真正的革命。他们硬说蒙古的
革命已经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阶段,而进入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阶段,即进入了直接
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们在会议中指出:
“集体牧场引导社会经济循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使劳动阿拉特牧民全
体参加生产合作社建立高度商品性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并向封建主义和资本
主义成份坚决进攻。”
他们向合作社提出了协助居民走上“文化定居形式”和协助经济向畜牧业、农
业发展的任务。在有关五年计划的各项指令中,代表大会提议,到五年计划完成时
,
使贫牧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中牧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现集体化,一切计划都
应从这个任务出发。这时,人民革命党把中牧排除了出去,认为,人民革命党的群
众基础不再是贫牧和中牧,而是广大的雇牧和中牧。大会还把喇嘛憎侣不分上下阶
层,都通通地当作寄生的剥削阶级,对他们进行限制和消灭。对富收、商人及国内
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则采取一律否定的政策。
在这些极端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外蒙古的社会遭到了灾难性的破
坏。
原来在丹巴多尔济统治时期,刚刚有所恢复的外蒙古经济,又被折腾得一干二
净。在第八次党代会结束时,人民革命党发生了全盘集体化的号召,开始强制阿拉
特编入各公社或各劳动组织中。这时,向资本主义的进攻变成了向富裕中牧的进攻
,
对富中牧要征收个别的捐税,学校也不收他们的子女。这样,从蒙古的上层王公贵
族,喇嘛僧侣,到地主畜牧,富裕的中牧、商人、资本家,都变成了乔巴山的人民
政府“专政”的对象。
为了追求“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经济”,“人民政府”成立了六个大规模的农
业和畜牧的国营牧场。实际上,这些国营牧场既不是大商品性的,也不是大生产性
的。但是,他们却需要政府的大量资金援助。银行的贷款就象洪水一样向它们流去
。
从1930年到1932年,蒙古银行发放给公社的贷款约有八百万美元,其中集体牧场得
到的约二百万蒙元,国营牧场得到约416万票元,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购买农业机
器
和种籽的贷款是178万蒙元。“人民银行”拒绝贷款给私人,并且用人为的方法扩
大
贷款基金,把国家推上了通货膨胀的边缘。
所有这些政策,使蒙古的国民经济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由于把私人资本从商
业中“排挤’了出去,大部分省份在1932年春就出现了严重的商品短缺,实际上,
并不是国内没有商品,而是由于成为蒙古经济绝对垄断者的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没
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对私人货物运送者的排挤,使蒙古运输公司变成了货运
方面的绝对垄断者。旧的手工业的消灭,使以前由手工业者制造的商品在市场上绝
迹。
在畜牧经济中,集体化政策使阿拉特失去了增加畜牧的积极性。财产在一百胡
比(约三千蒙元)以上的阿拉特也被课以各项捐税,并被看作是和封建主、资本家
一样,再没有权力利用牧场,没有权力获得商品,子女也再不能受到教育了。这样
,
一部分受到委屈和剥削的阿拉特,一方面得不到商品,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喇嘛和班
禅活佛在精神上的鼓励,使他们坚决地站在了反政府的立场上,人人大杀牲畜,几
年之内,就杀了七百多万头牲畜。
所有这些,就象一层层阴云遮藏了外蒙古那明朗的天空。山而欲来风满楼,那
些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的封建主以及喇嘛、商人、资本家、阿拉特富牧、中牧们,
那些受到压迫的牧民们,被人民政府的“专政”连结到了一起,终于走上了反对
“人民政府”的道路。
2、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援
乔巴山的高压政策,立即激起了外蒙古封建主和喇嘛僧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
纷纷抗议政府的“残忍无道”,反对政府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随着政府的政策一
步步地向极端激进的方向发展,反对政府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以尤商济尔呼团
克团、曼楚什列呼图克图、德里勃呼图克图、那马扎布贝于等为首的反政府“38人
爱国僧俗集团”成立了。
“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残暴专横的人民政府,解救蒙古民族于水
深火热之中。为此,我们必须联合蒙古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政府当局对抗
到底!”尤高济尔呼图克图在他们的第一次碰头会上就这样讲,“自从乔巴山的人
民革命党控制了我们外蒙古以后,我们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整天打打闹闹,搞
得人心惶惶,前几年,丹巴多尔济刚刚把蒙古搞得象个样子,可没过多久,乔巴山
又回来了,如果我们不推翻他的统治,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他的话很有激情。
“乔巴山这小子,也太不象话了。他不知何时到俄国去念了一点马克思的圣经
,
就回到我们蒙古来贩卖他的马克思主义。”曼楚什利呼图克图十分愤恨地说。
“他们人民革命党把我们排挤在国家政权之外,剥夺了我们的世袭王爵,还没
收了我们的财产,这是不公正的!”
尤高济尔大声说:“弟兄们,我们聚到一起来不是要骂人的,而是要采取实际
行动去推翻那所谓的人民政府。光骂不是战斗,我们要把这股子仇恨化为动力,去
为我们的目标而战斗!”
尤高济尔声音洪亮,说话有力,深得大家的佩服。他出生在库伦的高级封建主
家庭,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进库伦的时候,他父亲和他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人民革命
军,后来,丹巴多尔济执政,他担任库伦地方的行政长官。丹巴多尔济被赶下台以
后,尤高济尔也被撤了职。他眼睁睁地看着蒙古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变革,心急如焚
,
一心想改变政府的政策。后来,他眼看着乔巴山变成了一个十分专断独裁的暴君,
于是就对人民政府彻底绝望了。他到处联络人,决心推翻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的统
治,拯救蒙古民族。
这时,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对大家建议说:“我倒有个主意,不知是否可行
。”
尤高济尔看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一眼,不禁—阵惊喜,因为这个叫额利格登达
格巴的人他认识,他也是蒙古世代的王公贵族,曾经在库伦卫戍部队当过军官。
额利格登达洛巴十分清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说:“目前,我们的蒙古政权掌
握在极少数失去了理智的苏维埃走狗身上。他们想把蒙古变成一个俄国式的所谓社
会主义国家,但这种制度是我们蒙古人不能接受的。现在,乔巴山的政府之所以能
这样肆无忌弹地搞赤化运动,完全是因为有苏联政府给他们打气撑腰。所以,我们
最真正的敌人不是乔巴山,而是苏联,乔巴山不过是苏联扶植的一个傀儡而已。但
要依靠我们外蒙古的力量去同苏联对抗,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必须寻找自
己的靠山。
中国现在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我们外蒙古的主权
至今仍然属于中华民国,所以,最好是能请中华民国出兵,同苏联交涉,这样里应
外合,乔巴山必灭,蒙古必兴!”
大家听了省禁不住鼓起掌来,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尤高济尔说:“对!我们
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只要制服了苏联,乔巴山就不敢在蒙古肆无忌殚了。我们最好
起草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向他们反映我们的要求。
曼楚什利高兴地说:“起草电文的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尤高济尔拍了拍曼
楚什利的肩膀,笑着说:“好,就这么定了。电文要写得恳切真诚,同时把我们蒙
古王公的处境也反映上去,以便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
“是!”曼楚什利十分爽快地回答道。
尤高济尔和大家继续开会,曼楚什利则到另一同屋里去起草电文,电文是这样
的:
“尊敬的大中华民国政府,我们蒙古的王公、喇嘛、以及广大的阿拉特牧民,
向你们发出请求。由于苏联政府一心扶植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
,
在外蒙古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处在
水深火热之中,人民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党仿照苏联的革命,取消了各王公,呼图
克图、呼毕勒罕以及文武官吏的爵位,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占有阿拉特贡民的权力,
并且财产也被没收了。现在,中下层牧民也开始被剥夺要实行集体农场。为了外蒙
的繁荣与稳定,为了外蒙免受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为了外蒙古更好地与大中华民国
维待亲密的关系,为厂外蒙古的王公、僧侣以及阿拉特牧民的民生疾苦,请你们协
助我们消灭人民革命党,以便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活佛和蒙古人
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活佛来蒙。”
曼楚什利起草完后,把电文交给了尤高济尔,他看后非常满意。“好!这样最
好。”于是派人把电报发往南京。
尤高济尔同时派额利格登达格巴前往中国,同南京国民政府商谈出兵事宜。以
尤高济尔为首的三十八人僧俗爱国集团由此成立。
3、38人被枪决
1930年5月的一天,额利格登达格巴装扮成一个商人的样子,准备前往中国,
与
南京国民政府详细商议有关中国出兵外蒙古的事宜。
当时,暖风习习,蒙古的大草原又是一片绿色的生机。天空蓝蓝的飘过几缕白
云,一路小鸟在空中自由地飞翔。但是,大地上却阴云密布,找不到阳光。
自从1929年美国黑色星期五以后,世界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恐慌之中。德国的法
西斯正蠢蠢欲动,日本的法西斯正虎视耽耽,凯觎中国东北,中国国内正在军阀混
战之中。苏联的肃反运动也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真是一个不景气的时代。
额利格登达格巴走到布鲁努尔特镇时,遇到了“克格勃”的跟踪,他机智地甩
掉了“尾巴”。但当走到通往中国的关卡时,却被人抓住了。蒙古人民革命军的哨
兵仔细地搜查了他的全身,后来在衣服的夹缝里找到了一封信,这是尤高济尔给蒋
介石的亲笔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是要中国出兵外蒙古,把乔巴山和人民革命党消灭
,
让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国。
哨兵看后大为吃惊,问额利格登达格巴:“你是干什么的?”
听到的只是沉默。
“是谁派你来的?”哨兵又问。
听到的还是沉默。
“是从库伦来的吗?”哨兵不耐烦地问。
听到的依旧是沉默。
哨兵急了,用枪背打了额利格登达信巴的肩膀两下,见他始终不开口,就用绳
子捆住他然后用车押回了库伦。
“人民政府”内务部经过详细查询,终于找到了线索。当尤高济尔一伙38人正
在开会的时候,把他们全部逮捕了。
1930年夏天,“人民政府”开庭审理此案,起诉他们犯有阴谋叛国罪。尤高济
尔义正言辞地反驳说:“我们不是卖国的叛徒,我们是真正的蒙古人。我们的目的
是蒙古的自由和幸福。你们这些俄罗斯的走狗,总有一天会被蒙古人民丢进历史的
垃圾堆去的。”。
法庭当即宣布这三十八人处以死刑,立即执行枪决。这些爱国的僧侣们被送到
库伦城外的一片荒地上,那儿正是丹尚和巴伐桑被枪决的地方。
只听一阵机枪的扫射,“哒哒哒哒……”,三十八个爱国的僧侣倒在了荒地上
。
4、难割难舍中国心
三十八僧侣封建主被枪决的事件发生后,仍然没有阻止人们回归中华民国的愿
望,外蒙古境内到处掀起了反对乔巴山政府的斗争。
1930年9月,一群喇嘛和阿拉特信徒在乌布沙诺尔省的台古斯布扬图胡烈集合
,
向自治公署进攻。他们的口号是:“停止没收封建主财产。”打倒蒙古人民共和国
!”
“打倒阿拉特贫牧和中牧的党!”“宗教和国家合一,恢复给喇嘛的贡物!”
2931年,哈尔蒙多尔济在北杭爱省和南杭爱省建立了反政府的集团。
1932年,哈尔蒙多尔济跟库苏古勒省的喇嘛集团联合起来,在同年春季发动武
装“叛乱”,势力发展到库苏古勒、扎布汗、北杭爱及南杭爱省,声震外蒙古全境
。
真是难割舍中国心啊!
外蒙古毕竟是中国一部分!
第十节 东洋鬼子又染指
一、“满洲国第二”的迷梦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在给日本天皇的奏折中写道:“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
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和蒙古。”这条建议后来一直被定为日本的既定国
策。
到1932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请”到东北
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圆了他多年的美梦。为了保住并控制溥仪的江山,日
本在东北派驻了号称“皇军之花”的强大军队——关东军。为他们在远东称霸的基
础。
然后,他们又把目标转向了中国北方的外蒙古和内蒙古。
早在1921年前后,日本曾插手外蒙事务。当时,他们趁世界帝国主义各国都以
武力镇压苏联之机,在远东纠集了近十万军队,同时联合外蒙古的封建主进攻苏联
。
在干涉苏联的过程中,外蒙古自治“政府”的博克多格根利用机会同日军方面
联络,指望日本能够给蒙古以支持。后来,博克多格根迫于形势,决定取消“自治
”,
归服中国政府。日本收买了白俄军官恩琴,帮助傅克多格根把中国在库伦的驻军赶
走了。恢复了外蒙古的“自治”,中国军队被迫驻扎在恰克图附近的买卖城。
1921年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把苏联红军“请”进了外蒙古,把恩琴的军趴和中
国的军队都赶出外蒙古,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日本占领满洲以后,其在远东的力量明显加强,因而对外蒙古进行干预也已经
具有了相当的实力。
负责满蒙事务的日本外交官井口十分狂妄地宣称:“大东亚只有在我们日本的
领导下才能获得安全、自由和发展。没有日本的领导,亚洲就会被白人控制,北方
的俄国、太平洋对岸的美国,还有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他们都想吞并东亚,我们
必须提前控制东亚包括满洲、朝鲜、蒙古和中国。这是我们的国策,也是我们的奋
斗理想。”
为了在外蒙古建立象“满洲国”一样的政权,日本政府招引在喇嘛世界中享有
崇高地位的班禅活佛,并向他许诺,将来在蒙古集立了新政权,将由班禅活佛作蒙
古的国王。
1932年春季,哈尔藏多尔济联合了外蒙古库苏古勒省、扎布汗省、北杭爱省以
及南抗爱省四个地区的许多王公、喇嘛和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日本人
与他们相互勾结,给他们提供战略物资、武器弹药,还向他们提议,让班禅活佛到
外蒙古来主持大事。
哈尔藏多尔济虽发动了叛乱,但对于前途也心中无底,他知道班禅在蒙古人民
心目中的地位,倘若能借助他的声望,则大事定然有望。
他决定答应日本的要求。在与井口派来的间谍秘密会面时,他说:
“我们愿意请班禅活佛到外蒙古来,如果我们反对乔巴山的武装力量获得成功
,
我们一定尊班禅活佛为蒙古的大汗。”
“好!一言为定。我们大日本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你们的军事行动,争取能把
俄国在外蒙的代盲人乔巴山消灭掉,让外蒙古重新回到外蒙古人的手中。”日本间
谍向哈尔藏多尔济打下保证。
“我们这里缺少的昼武器和粮食,只要你们提供足够的枪炮和粮食,我们就一
定能消灭乔巴山!”
哈尔藏多尔济如此保证。
这场叛乱波及面很广,杭爱山南北很多人都对乔巴山的红色统治恨之人骨,因
而,一听到哈尔藏多尔济发动了武装叛乱,便纷纷前来投奔。叛乱还波及库苏古勒
省和扎布汗省。
库苏古勒省位于苏蒙边境的库苏冶周围,有著名的木伦河流过,那儿的草肥水
丰,是十分富足的牧场。
扎布汗省在库苏古勒西面,境内有扎布汗河,著名的乌里雅苏台就是扎布汗河
岸之重镇,也是原来外蒙王公贵族和清朝驻军居住的地方。
乔巴山面对全国这么大范围内的叛乱,不免有些惊慌,于是他向斯大林发电,
请求苏联政府的援助。
斯大林详细了解了外蒙古的情况后,便向外蒙古政府运送大量武器和弹药,并
派一批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参谋入蒙,协助乔巴山平叛。
乔巴山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才将哈尔藏多尔济的叛军消灭。
日本企图把外蒙古变成“满洲第二”的幻想破灭了。
二、日本扶植的“第五纵队”
日本这次在外蒙古的失败,并未改变日本要侵略外蒙古的野心。他们千方在计
地准备武装侵略,扩大他们的军队,派遣间谍和军事活动分子潜入外蒙古境内,收
买那些反对乔巴山政府的外蒙王公、喇嘛,利用他们的反政府思想,实现日本吞并
蒙古的目的。实力脆弱的乔巴山政府自从平定哈尔藏多尔济叛乱之后,首要任务就
是建立足以击退日本军事进攻的十足的观代化国防力量。
随着日本军从中国东北向华北的渗人,他们越来越感到局势的危机,迫使他们
在政治上容纳更多的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巩固他们的红色统治。与此同时,对
于国内阴谋夺权的叛乱分子则进行残酷镇压,并肃清国外主要是日本的特务、间谍
。
乔巴山一心投靠苏联,想通过苏联的支持,保证人民政府在外蒙古的地位。
1934年,乔巴山以蒙古人民政府的名义致电斯大将,表达了他的思想和感情:
“我们向您保证,我们所达成的党、政府和阿拉特的统一局面,一定会在第九
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在苏联不变的友谊和支持下,这个统一、团结的局
面保证我们有可能在必要时保卫共和国的民族独立,击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发
展阿拉特游牧经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加强人民革命军的威力。”
而斯大林也借乔巴山之影响,间接控制外蒙古的内政和外交。
对于苏联在外蒙古势力的扩张,日本极为不满,他们也积极扶持日本在外蒙古
的代理人,以图把他们推上外蒙古的政治舞台,控制外蒙古的内政外交。
由于日本已经在东北、内蒙和华北地区对中国造成强大的军事威胁,并随时有
向外蒙武装侵略的可能,所以,在外蒙古内部也出现了许多亲日派的政治人物,他
们自愿充当日本侵略外蒙古的工具,运用两面手法,表面上对乔巴山十分尊敬,暗
地里却同日本特务间谍密切往来,听从日本人的命令。
“助力社”就是反对乔巴山政府的一个十分有战斗力的秘密组织。他们起初只
是对乔巴山的残酷手段感到不满,因而结成一个小团伙,目的是联合更多的人,打
击人民革命党的势力,恢复蒙古人的亩由。但后来被日本特务收买,成了日本人控
制的一个政治组织。他们到处搞破坏,打击人民政府正常的政治经济设施。
1935年6月9日,助力社在日本人指令下,企图纵火烧毁乌兰巴托工业联合工厂
所属的纺织厂,但纵火未遂,反被蒙古人民政府内务部查获,助力社遂被镇压。
住在东方省的札免季布喇嘛听到这件事以后,深感不安、因为他知道,助力社
是打击乔巴山等亲俄派的一把钢刀。失去了助力社,就如同掉了他的一个膀臂。
札免季布是东方省德钦格根寺的住持。他十分崇拜班禅活佛,一心希望班禅能
到外蒙古出任大汗,又由于东方省接近满洲边境,所以他经常到境外去拜访班禅活
佛,并与日本人挂上了勾。
“我们一定要打倒乔巴山,驱逐苏联的走狗,把蒙古还给蒙古人!”这是他的
目标。
“我们蒙古的王公和僧侣喇嘛阶层由衷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依靠你们的力量
把苏联人赶回欧洲,依靠你们的力量把班禅活佛送到外蒙古去,好让我们过自由自
在的生活。”这是他对日本的请求。
一天,当札免季布又准备去边境,与日本特务和班禅活佛会见时,被人民革命
军的哨兵发觉,并逮捕了他。
接着,蒙古内务部又在东方省东南边境十七座喇嘛寺院里找到了一百多名喇嘛
组成的反叛组织。他们在日本特务的指使下,阴谋发动武装叛乱,推翻乔巴山政府
,
建立班排活佛为人汗的新蒙古。他们的多次活动均被蒙古内务部的克格勃查获。
三、祸起萧墙
七月的一个午间,乌兰巴托的天气骤然变化,天空浮起了乌云,刹那间便遮住
了整个天宇,雷声隆隆,不一会儿,一场雷阵雨降临了。
闪电耀人,外蒙古军政部的一间办公室,军政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今杰米德
正在与蒙古人民政府部长会议主席耿冬商议国家大事。
耿冬、杰米德都是身经百战的蒙古老革命,他们对乔巴山过于依赖苏联、一味
反日的政策都十分反感。
“杰米德将军,您作为蒙古军界的最高领导人,对现在蒙古的战略形势作何估
计?
杰米德答道:“就目前的世界局势后,以德、意、日为核心的轴心国界有军事
上的明显优势。德国想称霸欧洲、打败英法和苏联;意大利想吞并地中海,而日本
则想在远东亚大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相反,以英、法、美、中等国为核心
的同盟国,则一心想让苏联同德意日为敌,便自己从中渔利。”
耿冬连连点头,杰米德的分析也正是他的想法,他认为苏联马上就要被德国消
灭。于是他说:
“照您的分析,苏德战争的爆发也许为期不远了,那么我们怎么办?”
杰米德忧虑地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
“我们蒙古虽然在主权上属于中国,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中则是苏
联的盟国。从目前的国际局势看,如果我们单方面投靠苏联,恐怕会遭到日本首当
其冲的进攻。”
耿冬的脸上也浮上阴影,他说:
“日本自1932年占领中国东三省,建立‘满洲国’以来,可谓如虎添翼啊,其
国力、军事战略、武装力量都比我们强大数十倍,一旦战争爆发,无异于鸡蛋碰石
头,后果不堪设想啊!”
“是啊,所以我一贯主张蒙古不能单方面地听从苏联支配,而必须联合国际社
会的各种力量,同英、美、法,甚至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使日本不把蒙古当作敌人
。”
杰米德似乎有些激动,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又继续说:“蒙古应该是蒙古人的
,
不是任何大国的附庸,一味地依靠苏联,在国内实行红色统治,恰恰是为日本人侵
略我们找到一个借口。”
耿冬摇了摇头,对杰米德说:
“杰米德将军,我很为您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但是只怕乔巴山不会同意您的意
见。”
果然,当耿冬和杰米德去找乔巴山商议有关外蒙的战略决策时,乔巴山对他俩
的思想十分吃惊。
“什么?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在没有同日本交战之前,就首先承认自己不
如人,没出现难道你们忘了,我们身后还有强大的苏联红军的支持?难道你们忘了
,
我们面对的是几百万蒙古阿拉特期待的目光?你们这么快就被日本的军事力量吓倒
了,将来真的打起仗来,你们会是什么样子?”
见乔巴山大发雷霆,杰米德仍然十分镇静,他很有礼貌地说:‘乔巴山同志,
不是我们的怯懦,也不是我们被日本的武装力量吓倒了。我们作出这种决策,实在
是出于战略目的。您得承认,如果我们不公开宣扬我们和苏联的同盟关系,至少可
使日本在侵略外蒙时少一个有力的借口,可推迟日本入侵的时间。”
耿冬也说:“我们的国家实力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虽有较大进步,但总体上依然
是十分弱小的,争取更多的时间搞国内建设、积极备战,这是良策啊!”
乔巴山哪里听得进这种劝告,他那永不示弱的性格使他有些妄自尊大,尤其是
在部下面前。
他说:“我不相信,我们有斯大林的几百万苏联红军作战友,我们有几万的人
民革命军,我们有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坚不可摧的意志,还会败在日本手下
?
为什么要去考虑什么妥协政策呢?”
耿冬与杰米德还想继续争辩,但乔巴山把他们打断了;
“我担心可怕的不是我们的国力和军事力量不足,而是你们头脑里的垃圾!”
过了几天,在一次蒙古人民政府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乔巴山突然说:
“现在,日本的势力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某些高级干部中间,我们一定要提高
警惕,防止这些人反革命的阴谋和瓦解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的决心。同时,我们决
定,请求苏联政府公开驻军的事实,并增派军队来蒙古,帮助抵抗正在酝酿中的日
本武装侵略。”
这突如其来的发言把耿冬、杰米德及其他一些政府要员惊呆了,个个提心吊胆
,
心情十分沉重。
正在这时,蒙古人民政府内务部,通过各种手段,破获了乌兰巴托寺院住持姚
恩、董汉鲍及国内48座大寺院的住持为首的一个反政府的喇嘛组织,这个组织拥有
二千多名上层喇嘛。
据传,姚恩、董汉鲍和耿冬、杰米德有密切联系,因此,蒙古人民政府决定逮
捕军政部长杰米德和部长会议主席耿冬,经过简短的“审讯”,他们都“承认”与
日本特务暗中有来往,希望能与日本建立长期的友好关系。
乔巴山下令,将耿冬、杰米德两人立即枪决,并公布全国,这让外蒙全境的人
都感到十分吃惊。
就这样,日本想通过外蒙古内部政治瓦解手段染指并控制外蒙的梦想又成了泡
影。
第十一节 苏联应邀重发兵
日本在满洲制造紧张局势,弄得草木皆兵,把中国的东三省变成了亚洲的火药
捅。与此同时,希特勒在德国进行法西斯专制敢治,得寸进尺地践踏凡尔赛和约,
积极准备发动战争,使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而处在内陆的外蒙古
,
现在又处在苏联、中国和日本的夹缝之中,因而处境也十分艰难。
外蒙古实行亲苏政策,把一切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苏联的支持之上,因而成了
苏联在远东的一个前沿基地;中国虽然拥有外蒙古的主权,但这只是一个名义和一
种形式;日本则一心想在占领东北三省后,如法炮制一个“大蒙古国”将中国的外
蒙古,内蒙古和青海等省都归人其中。
外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威胁,内有耿——杰米德等亲日派,加上接连不断发
生的叛乱,使外蒙古最高统治者乔巴山坐卧不安。
他似乎看到了: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势如破竹,横扫外蒙古,把蒙古变成其又一
殖民地,而他——不可一世的乔巴山却成了日本军的阶下囚……
不久前,他走出了狠毒的一招,把耿科与杰米德两位地位显赫的要员置于死地
,
并宣布将向苏联政府“借兵”,苏联在外蒙古秘密驻军的事实。这样,他更无保留
地投入了斯大林的怀抱。
1936年3月12日,外蒙政府曾与苏联政府签订《蒙苏互助协定书》,议定“无
论
协议双方的那一方遭受了敌对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都应无条件地支持该国的反侵略
战争。”
根据这一协定,乔巴山致电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请求军事援助。电文如下:
“苏联人民政府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鉴于目前日本帝国主
义在远东制造的紧张局势,使蒙古人民直接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的威胁
。
为了保护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略,我们衷心地请求苏联政
府派遣军队援助蒙古。”
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接电后,立即下令,派遣红军第57特别军进入外蒙古,增援
原秘密驻蒙苏军。
这是斯大林早有部署的。
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莫斯科政府就曾对日本驻苏大使声明,如果日本方面
对
外蒙古有任何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苏联将对日本采取必要的报复措施。
日本在蒙满边境上制造的各种冲突事件,不能不引起从1921年起就一直和“蒙
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着友好关系的苏联政府的关注。
1936年3月1日,斯大林也明确表示: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在远东最亲密的朋友,如果日本决定进犯并侵害其独
立,我们就不得不进行援助,我们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者在蒙古领土上横行。我们
的外交政策,是永远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原则和义务。
1937年9月,从北冰洋刮来的西伯利亚寒流,夹杂着北冰洋的阵阵寒气,向蒙
古
高原上的蒙古包袭来,带给人一股深秋的寒意。
一列大型的火车在西伯利亚的山岭和平原之间奔驰着。
一座山接着一座山、一条河接着一条河,一个村接着一个村,都被列车抛在身
后,它只知道不住地喊:“前进——!前进——!”
这列火车是从莫斯科开往外蒙古的军用列车,车上坐满了从苏联来的红军战士
。
他们奉最高统帅斯大林之命,到远东、到外蒙古长期执行任务,完成抵御日本
侵略军的使命。
他们的脸上露着激动而欣喜的神情。他们把能接受这神圣的使命当作自己最大
的荣幸。
斯大林告诉他们,蒙古人民和苏联人民是手足兄弟。蒙古虽不属于苏联,但却
同苏联的本土一样重要。
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上一代红军战士,曾奉伟大领袖列宁之命,到蒙古执行军
事任务,好多人整整呆了四年才撤离蒙古。
今天呢?他们也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吗?
这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正处于幻想、浪漫的岁月,有的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大
学生,有的则是刚刚跨入结婚殿堂的新郎,有的正在热恋之中……
瞧,克谢尼耶夫卡正在思念他的情侣,想象着他与情侣的幽会,甜甜蜜蜜。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
多么迷人的晚上!
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
水面积着银色月色,
一阵轻风,一阵歌声,
多么幽静的晚上!”
是啊,多么幽静的晚上!可是他离开家乡、离开情人却越来越远了……
列车经过五天的奔波终于来到了外蒙古的边境城市阿尔坦布拉克。
年轻的红军战士纷纷跳下火车,踏着整齐的步伐,迈进了异国的千里草原上。
第十二节 血战诺门坎
一、关东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象样的战争
关东军是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驻扎在中国东北扮演了日本
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一支日本殖民军队。
关东军在战前的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独断专行。即使今日,一个组织机构的下属
单位,如果无视周围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为所欲为,也还会被指责说:“唉,那是我
家的关东军!”
日本关东军是一支野蛮的殖民军队,从成立之日起,它就以俄国为假设的敌人
。
日俄战争后,来自北方的威胁逐渐消除。但另一方面,就在关东军的鼻子底下,中
国爆发了辛亥革命,直至蒋介石完成北伐,中国内战连年,一片混乱,关东军看在
眼里,认为干预中国内政的时机已到,并想藉此实现其侵略满蒙的旧梦。
九·一八事变以后。苏联因国防线直接与日本接触,神经变得极紧张,日本和
“满洲国”共同担负防卫责任之后,苏联马上与外蒙古缔结同样的协定与之对抗。
伪“满洲”国为开发边境而着手建设军事铁路后,苏联也加速了完成西伯利亚
的复线工程,全力开发东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绕着“满洲国”边境延伸到海参崴,故苏联的国防线东自
沿海,北经东部西伯利亚,西绕外蒙古,三面包围了“满洲国”,而且“满洲国”
的边境直接接触苏联最活跃的动脉干线,故此常常发生边境纠纷。
在苏“满”边境发生纠纷,还因为边境线不清。原来环绕满洲的国境线,是由
中俄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等11个条约和协定划定的,伪“满”政府不得不继承这些
规定,但有些规定往往十分含糊,可以任意解释,而且界标设置得很少,且长年累
月经风吹日晒雨淋,已失去界标作用,尤其是从兴凯湖到图门江的600公里的东郊
边
界和“满”蒙接壤的西北部呼伦贝尔草原一带。
日本关东军和参谋本部一厢情愿地确定了对自己有利的边界线,并准备随时发
动闪电战,攻占外蒙古。
苏联军队进驻蒙古,也是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决心与日本决一死战。
“满洲”的建立,使关东军迎来了新阶段。因为“满洲国”的建立,使得边境
直接和苏联与外蒙的边境联结在一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东军原来就有的
“对付北方敌人”的性质,在与苏联直接接境后直接行苏军对峙,更变得现实了。
1936年,关东军又有染指外蒙的迹象。1937年春,曾在外蒙军内有人秘密策划
反暴动。同年7月,传来日军在平津地区的军事行动消息,在外蒙人中间引起很大
的
波动。
于是,苏联远东军“被邀”进入外蒙古。这样,一手包揽了“满洲国”的军权
的关东军同不断加强军事力量的苏联,直接在国境线上对峙起来,边境争端不断发
生。
在这些争端中,有些甚至发展成险些造成全面战备的极其危险的局部战争。
诺门坎事件就是其代表之一。在关东军的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象样的战争
。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关东军败在以机械化为主的苏军手下,使日关东军大失军威。
尽管1937年发生了中日战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一
次也未体验到对苏俄战争的滋味。这使它错误地估计苏联的实力,阻碍了其自身的
装备与战术的现代化。
二、暴风雨之前
“满洲国”叫诺门坎的地区,是指府拉尔南约二百公里纬地方,即从汗达盖—
—将军庙——阿穆内部一线到哈拉哈河的地区。在苏联的地图上,哈拉对河叫哈勒
欣河。苏联所以把诺门坎事件叫做哈勒欣铁河的战斗,就是起名于这条河的。
而外蒙方面则主张,哈拉哈河是他们的领河,双方边境线是通过哈拉哈河东侧
和北侧。他们主张的这条线,是早在1734年哈尔加族和哈拉哈族互相争夺地盘时,
由清政府裁决而划定的分界线。
因此,在“满洲国”建立之后,苏满边境就不断发生冲突。到1935年,具体边
界冲突急剧增加。1937年,终于发生了日关东军击沉苏联炮艇的干岔子事件,
干岔子事件,是围绕着满洲北部边境黑龙江中的一个小岛进行的。2月,曾有
日
本人和满洲人登上干岔子岛和大别基切夫岛。对此,苏联曾多次向“满洲国”方面
提出抗议。到了5月,也许苏联认为只提抗议无济于事,于是派出少数兵力在二岛
登
陆。
这时关东军调集一个师团的兵力到这里,苏联也调集了炮舰、炮艇。于是两军
形成对峙。
本来日参谋本部认为,对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的小岛。不值得倾注兵力,采取了
不扩大的方针。但是关东军不满这一消极态度。6月30日,竟独断专行地擅自向苏
联
炮艇开火,击沉了其中一艘。于是日苏冲突加剧。
1938年7月1在西伯利亚与东满、朝鲜北部接壤的地方,日苏两国发生了军事冲
突。这一事件是以事件发生地,一个名叫张鼓峰(苏联方面叫哈桑湖)的地名命名
的。在日苏两国边界冲突中,这是第一次投入大量军队进行的真正战斗。
张鼓峰是苏、满边界附近一个标高为150米的丘陵,除满汉铁路由它身边通过
外,
在战略上并无多大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日苏两国军队都在这里配备了国境
守备队,围绕着不明确的国境线,日苏少数军队开始对峙,由张鼓峰到沙草峰一带
,
一直维持着由两国军队轮流占领的局面。
7月11日,当日陆军总部得到情报说,约40名苏联士兵在张鼓峰山顶构筑阵地
时,
他们的反应是复杂的。因为当时日本陆军正集中中国派遣军全部兵力进行武汉会战
。
因此,对在这里同苏联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多持批判态度。日本天皇也下令当地日
驻军立即撤出战斗。
当然,一直在等待着进攻命令的当地驻军,对这样的命令很难心悦诚服。他们
迟迟不愿撤回原来的防线。29日,当他们真正撤退时,在当地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
,
终于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
三、独断专行师团长
29日上午9点多。
当尾高师团长接到苏军在沙草峰以南构筑阵地的报告后,他怎么也坐不住了,
立即命令日国境守备队长对其发起进攻。他认为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不同,因此
就强辩说,这与行前下达的当地守军返回原防地的命令并不矛盾,请求朝鲜军司令
官允许他再次集结兵力。
朝鲜军和大本营虽然同意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另作处理的意见,但原则上仍
坚持不扩大的方针,禁止他们在追击时越过边境。
然而尾高师团长本来就属于对苏强硬派,常常为没能参加在中国进行的战争而
抱怨不已。他不满意这一方针,事先也未向朝鲜军司令部请示,就独断专行地擅自
决定向苏军进攻。
31日拂晓,日军向张鼓峰到沙草峰一线苏军阵地发动夜袭击,总共投入一个联
队约1600人的兵力。进攻基本获得成功,苏军向东撤退。
日军刚一行动,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便命令驻波谢特地区步行第
40
师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同时派出两个加强营派往齐缅纳亚山和扎奥绎尔纳亚山,
很快爆发了激烈战斗。
苏军于8月初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布留赫尔元帅把哈桑湖战争交给远东军区
参
谋长格奥尔基·什捷伦军长直接指挥其本部开始策划一次进攻。
8月6日,首先对高地进行了轰炸和密集炮轰,随后苏联步兵发动攻击。
8月9日,在双方遭到沉重伤亡之后,战斗实际上停顿下来,日军放弃了对有争
议领土的占领。
四、 下达“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
1939年4月,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命令所属务兵团司令官要执行“满
苏
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这个纲要中的14点是国境问题,它典型地表示出关东军对边
界冲突的强硬态度。
这个纲要主要内容是:
1.“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这就是关东军对待边境线的根本立场。如
果
要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包括外蒙军),则可以“暂时进入苏联境内”。
2.在边境线不明确的地区,各地防卫司令官可以“按自己判断划定边境线”
,
并要明确告诉前线部队。
3.一旦发生纠纷,要求前线部队“断然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至于对由此
而
产生的事态进行处理的收拾局面,要“信赖上级司令部”。
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要用武力解决纠纷的思想,现在比过去更明
显了。
这样一来,只要当地军队忠实地执行司令部命令,或者苏联方面不作出让步,
就不可避免地迟早会在为境上发生一场大的冲突。
诺门坎事件的第一份报告,传到关东军司令部,就是在这个“要纲”下达后不
到20天的时候。
五、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1939年5月11日,数十名外蒙骑兵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布尔特·欧波西南约
十
五公里的地方。“满洲国”警备队立即把他们赶回西岸。
12月,外蒙骑兵再次进入东岸,并同“满洲国”警备队进行交战。
发生“诺门坎事件”的第一份报告,是在1939年5月13日下午送到关东军司令
部
的。
5月23日,驻海拉尔的第二十三师团长司令部,正召开联席会议,向各部队传
达
“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这时,从诺门坎送来了首批报告,师团长小松原道太
郎中将是诺门坎方面的防卫司令官,他决心与外蒙部队战斗。当即下令部队出动。
5月13日下午,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电报中说:“约七百名
外
蒙士兵十二日晨,在诺门坎地区涉过哈拉哈河侵入满洲国境,与满洲军之一部交火
。
由于其后方似乎有增援部队,已令师团所部之一部和满军将其歼灭。”
不过,这次交火是在12日还是11日说法不一,关东军特别是当时的关东军作战
参谋很部卓四郎中佐和政信少佐等人,坚持说是在12日,而苏联方面却说是在11日
。
由于这一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素有常胜之称的日本陆军的唯一污点。因此,
关于战斗的真相,至少现在还有许多地方无法弄清,恐怕今后不少地方也还会是个
谜。
日军奉命出动的部队,于5月15日,在一个轻轰炸机中队的配合下,把外蒙部
队
直赶到哈拉哈河西岸。之后,于5月17日返回海拉尔。当时,第二十三师团以为事
件
到此结束,不会扩大。
第二十三师团出动部队撤回后,外蒙国境警备队再次进入哈拉哈河东岸。带有
苏军标志的飞机也开始在发生纠纷的地区上空飞行。与第二十三师团上述估计相反
,
苏军部队介入了纠纷。
5月21日,第二十三师团重新下令部队出动,由步兵连队长指挥。人数约2000
名。
这支部队于5月28日凌晨在哈拉哈河东岸发动进攻,但遭到猛烈的炮轰,伤亡很大
,
因而攻击没有取得进展。师团长迫不得已命令这支部队从战场撤退。
5月31日,部队借着夜幕离开战场。
接到诺门坎事件的第一份报告时,关东军参谋中没有人知道这个地名,以至花
了很长时间才在地图上找到。
六、东骑兵联队全军覆没
真正的战斗是在5月28日以后。
5月13日,小松原师团长以两个步兵中队配属给东八百藏中佐率领的骑兵联队
,
编成东支队派赴战场;又把海拉尔的全部满军(约三百名)拨归支队指挥。
东支队在空军支援下发起进攻,外蒙军15日撤退到哈拉哈河左岸。因此,东支
队退回海拉尔。便在东支队撤退后,外蒙军又到了右岸,并构筑阵地。对当面之敌
如何处置,在小松原师团长和关东军司令部之间意见有些分歧。司令部主张对外蒙
军的入侵采取静观态度,伺机一举击败它;而小松原却主张立即予以打击。结果采
纳了小松原的意见,然而等待它的却是整个骑兵联队全军覆没的惨剧。
小松原师团长决心确保哈拉哈河一线,又给东支队配属了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
炮兵中队,编成山县支队,而且空军也得到加强,与外蒙古军以及新派来的以机械
化部队为主的苏军对峙。
28日,由于日军发起进攻而重开战端。日本方面把以步兵为中心的主力配置在
苏蒙军方面,派东骑兵联队迂回到敌人侧面进攻,以断其退路。但是,苏军的坦克
、
炮兵的进攻异常猛烈,使日军主力陷于困境,特别是派去进攻苏军侧背的东骑兵联
队反被切断退路,被坦克包围歼灭。东骑兵联队士兵或撞在一起倒在一处,或横卧
在烧毁的汽车上活活被烧死,其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师团长又派了三个炮兵中
队上去,以与苏军对抗,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终于难挽败局。
31日,日军撤离战场。
这就是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这次事件用关东军的话来说,是“胜负各半”。但除了空军的胜利外,日本方
面根本无胜利可言。由于真实情况连参谋本部也未能及时准确地报告、以致日本参
谋次长还打来祝捷的电报。不难想像在这种事态面前,小松原师团长万念皆灰。在
“边界纠纷处理纲要”的重压下,几乎以师团长独断专行的形式进行的这场战斗,
以一个联队被歼而告终。
七、朱可夫临危受命
进入6月,苏联步兵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已经由朱可夫担任。看来,由于某种
原
因前任军长弗克连科已被撤职。当时,军司令部设在哈拉哈河以西约130公里的塔
木
扎克·布拉科,即塔木斯克。
新任军长朱可夫,就是后来的朱可夫元帅。他生于1896年,于1915年被征召加
入沙俄军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8月,他参加红军骑兵部队,并于第
二
年入了党。在国内战争时期,他转战南北,任骑兵排排长等职。之后,他历任骑兵
团团长、旅长、师长和军长等职务。在被调到外蒙以前,他是白俄罗斯军区代理司
令。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接任军长职务后,他认为仅靠现有兵力很难阻
止日军的行动,因而向国防人民委员会提出增加兵力。”他要求增派的兵力是航空
部队、三个以上的步兵师、一个坦克旅以及炮兵部队等。
6月8日,红军参谋部接受了这项要求,立即采取了必要措施。
从6月中旬,西伯利亚铁路的军事运输增多。初期,几列军用列车为一批,每
隔
一定的时间持续东进。但到后来,各批军用列车在时间上的间隔越来越短。有时甚
至由三十列军用列车织成一批运行。
这一切表明,苏军在集结兵力
八、日军轰炸外蒙古
6月19日,第一次诺门坎事件的善后工作还未处理完毕,关东军又接到小松原
的
电报。
电报内容是:
(l)苏军在诺门坎不断增兵、18日把“满洲国”军驱逐出去;
(2)苏军飞机轰炸温泉一带和甘古尔庙,造成损失。而且师团长在防卫责任
上,
建议主动给以严惩。
关东军司令部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20日命今向诺门坎方向调集兵
力。调集的兵力有补充后的第二十三师团全部,由第一坦克团和第七师团的一部组
成的安冈支队,还有配属的第二飞行集团。这是边界争端中没有先例的大规模调集
兵力,其方针是不惜与苏军展开正面冲突,态度非常强硬。
这一方针的确定,可以说经过了不少波折。大部分作战参谋认为,考虑到中日
战争和在天津租界问题上的日英谈判,主张慎重。独有迁政惰少性力排众议,主张
强硬对敌,作战主任参谋服部卓四郎同意这一意见。结果参谋长矾谷廉介中将、军
司令官冶田谦吉大将也被强硬派说服。最初的作战计划中,确定由驻满日军中战斗
力最强的精锐之师第七师团担当主力,后来军司令部命令,改由第—次诺门坎事件
当事者第二十三师团担任主力。之所以开始计划由第七师团担任主力,是因为第二
十三师团于上一年刚刚组建,对其战斗力不甚放心,因而一下子投入精锐部队,可
见其决心之大。
对关东军这一方针,陆军总部持否定态度,但鉴于在第一次诺门坎事件时,它
与关东军之间没有多大分歧,暂时同意了这一计划。这个计划包括用飞机轰炸外蒙
境内一些目标。只是关东军估计会遭到反对,而事先未予提及并请示。
当参谋本部在偶尔的情况下,听到这个轰炸计划时,害怕扩大事态,立即拍电
报表示不当,又派作战次长有未次中佐去满洲,企图说服关东军不要轰炸。可是在
有未作战次长赶到的6月27日那天早上,关东军已对外蒙境内据点塔木斯克进行了
轰
炸。于是,第二次诺门坎事件便发展成大规模的战争。
为确保制空权,日军出动了130架飞机,对苏蒙空军基地进行了空袭。
据报导,日军取得了击落、击伤苏机百架以上的赫赫战果。
这次对塔木斯克的大轰炸使苏联知道了日本决心大举进攻,结果苏联在诺门坎
周围继续增兵。这就使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
据说稻田正纯作战科长在接到关东军报告战果的电话后,竟破口大骂:“混蛋
,
什么战果!”他命令关东军司令官谨慎从事,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另一方面,关
东军司令部强烈反对陆军总部的这一态度,强辩说轰炸是一种报复措施。与此同时
,
依然坚持强硬论,企图强行打下去。
这样一来,日军出动了几万大军,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是在
没有得到陆军总部支持的情况下,由关东军独断专行进行的,苏联方面也作了大规
模的动员。
九、兵败如山倒
关东军制定了大胆的作战计划:预定7月1日开始进攻。集结于诺门坎的第二十
三师团和安冈支队,由于日本方面已夺取制宝权,认为可以放心大胆地渡过哈拉哈
河,冲入左岸的敌人阵地,一举把苏军歼灭。
7月2日夜,第二十三师团主力按预定计划到达哈拉哈河左岸。对此,苏联方面
的抵抗非常激烈,出动了数百辆坦克回击。在这次战斗中,日本的反坦克炮和用燃
烧瓶实行近战击毁行军坦克的战术发挥了威力。
3日下午,战局开始转为对日本不利,二十三师团撤退到哈拉哈河右岸与安冈
支
队会合。另外,左右岸对敌人阵地实施进攻,安冈支队也损失了四十辆坦克败退下
来。
5日,日本再次发起进攻,由于受到坦克和重炮的火力拦截未获成功。
10日以后,战线呈胶着状态。
看到这种情况,参谋本部知道在诺门坎短期以内很难取胜,准备由日本方面作
出让步(具体来说承认外蒙和苏联主张的边界线)以结束这场战斗。但关东军却坚
持说苏联方面的损失也很大,主张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于是,参谋本部20日调关东军参谋长矾谷回京,拿出“诺门坎事件处理纲要”
(主要内容是把事件限制在局部范围,坚守在哈拉哈河右岸,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
决)给他看,他却说苏联无进行全面战争的意向。所以,只有彻底予以打击,问题
才能解决,他把参谋本部的指导一下子给顶了回去。
关东军深感苏联的兵力比预想的要强大得多,而自己的炮兵力量不足。因此,
又由内地调来了三个重炮联队,7月23日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结果也失败了,战场
仍
处于胶着状态。
在这其间,关东军解散了6月中旬受到打击,损失惨重的安同支队,在满洲全
境
实施防空管制。
8月,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出命令,在海拉尔组织第六军,直接指挥作战。第六
军
司令官由狄州立兵中将担任。战争由此转人了持久战。
苏联方面在朱可夫指挥下组建了第一军团,以五个装甲师(坦克、装甲车各
42
0辆)为中心不断增强兵力。
8月,苏军重新夺回了由日本夺去的制空权。在日本方面开始考虑持久战和越
冬
的时候,苏联方面准备好了大规模的8月攻势。8月10日前后,苏联方面进行了小规
模的战斗,由26日开始转入真正的进攻。在这之前,这一带集结的兵力有三个狙击
师,五个装甲师,两个骑兵师,远远超过日本方面的估计。
关东军继续采取强硬态度,苏联也决心保卫自己主张的边界,而且决心在这里
进行一场短期决战。之所以采取这一方针,也许是考虑到欧洲形势的发展,苏德互
不侵犯条约就是在8月23日签订的。总之,苏军30日在大批飞机有力支援下全线展
开
攻势,在重新补充的新式坦克群的掩护下。大部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
向日军压过来。23日,已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困,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对此,关东军将主力第七师团投入战斗。25日,又决定将第二、第五师团投入
战斗,力图改变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重新站稳脚跟。但为时已晚,退路已被切断,
防御阵地也被穿插分割成几块,只能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进行抵抗。
这样,苏蒙军确实是出其不意地进攻了关东军。8月20日这天是星期日。据朱
可
夫回忆说,特意选择星期日作为发动攻势的头一天,是趁第二十三师团部队官兵不
戒备的机会。
不过,这种出其不意,并不在于选择星期日发动进攻,而是在这之前就已产生
的其它因素。正如前面所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过低地估计了
敌军的力量。
对于苏军的进攻,日军曾企图突出包围,但只能白白增加伤亡。孤立的据点一
个接一个地被攻克,29日,日水军队完全被驱逐出外蒙古主张的边界线以外。
其中最悲惨的是第二十三师团。它在第一次诺门坎事件时已失去一个联队,之
后虽然进行了补充,但没有很强的装备,依然被配备在第一线。
在24日苏军发动攻势时,小林恒一少将指挥的一个步兵团,被配备在赫尔斯坦
河以东第一线。经一天苦战、黄昏时终于冲入苏军阵地。但是,苏军坦克马上反攻
,
在阵地上来回乱轧。日本的反坦克炮和燃烧瓶对苏军的新式坦克已失去作用(在第
一次战斗中坦克被打中后多马上起火燃烧,而这次却几乎都不燃烧),于是,步兵
团陷入一片混乱,受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后退。在这次战斗中,小林团长自己也
被坦克轧成重伤。其他士兵被坦克轧死轧伤的也很多,这一切都说明战斗的激烈和
日本方面的无谋。
28日到29日,当师团司令部准备撤往赫尔斯坦河以北去时,突然受到来自高地
的攻击,整个师团完全被坦克群包围起来。开始时在第一线的山县武光联队长烧掉
军旗,拔刀自裁,小松原师团长给军司令官写好遗书,也准备发起最后一次冲锋,
以死相拼。由于军司令官的劝阻,才率领残兵败将撤了回来,据说连密码本也烧掉
了。
第二十二师团死伤一万一千多人。死伤率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可以说是不折不
扣地被歼灭了。而且许多指指官战死,侥幸活下来的也有许多怕擅自退却,军司令
官会追究责任而剖腹自杀。师团长自己于事件后回到东京待罪,结果一命呜呼。
第二十三师团组建刚刚一年就被歼灭,这一历史事实具体说明了诺门坎的悲剧
,
由干师团长自己的强硬论引起的这一事件,由于关东军也转向强硬而得到扩大,终
于使师团自身走上进退维谷、难以自拔的境地,最后遭到灭顶之灾。
十、关东军内的强硬派被一扫而光
日参谋本部面临着决定性的失败,即使条件多么苛刻也决心接受,以了结这次
事件冲突。
8月3O日,日军参谋次长中岛铁藏去长春说服关东军首脑。但关东军司令部仍
坚
待即使事已至此,也要在短期内集中兵力再战。参谋次长也只好答应他们,预定9
月
10日发动对苏的进攻。
参谋本部知道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再次派中岛参谋次长去长春,严今他们
9月4日前,停止一切对苏联的进攻,把军队撤到有争议的地区以外。
对此,关东军仍然要求允许他们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打扫战场,以收回阵
亡将士的尸体,并且扬言,这一请求如得不到允许,军司令官准备辞职。但参谋本
部没有答应关东军的请求,而且像追魂一样,从6日到8早接连下达两道命令,免去
植田军司令官以及矶谷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副参谋长、寺田雅雄作战科长的职务,
服部等两位作战参谋也被免职,副参谋长以上一律退出现役。
这样,关东军内的强硬派被一扫而光,诺门坎事件由外交谈判解决。
梅津美治郎中将被任命为新的关东军司令官。
十一、停战协定在凌晨签字
值得注目的是苏军再也没有发动新的攻势。如果苏军乘第二十三师团败退之机
进行追击,打到海拉尔,则易如反掌。但是,苏蒙两军不愿越过外蒙主张的边界。
这也许是因为欧洲战线发生了一些情况吧,9月1日,德国进驻波兰,苏联也在日苏
间签订停战协定的第二天(9月17日)进驻波兰。
9月3日,日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停止实行原定的等待增援兵团到
达后重新发动攻势的计划。日本政府开始通过外交途径收拾局面了。
于是,关于诺门坎事件的处理交给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对准备作出全面让
步的日本来说,以意外宽厚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停战协定于9月16日凌晨签字。
关于边界,经多次磋商,于1940年7月日本全面接受了苏联的主张,最终达成
协
议。
事件总算解决了,这一切,关东军都未曾参与。
十二、关东军到底能走多远
“打倒苏联”,这已是日本陆军的传统使命,每年的年度计划都主要是以苏联
为假设敌制订出来的。其主力当然是“对付弱方敌人”的关东军。因此,关东军强
烈地意识到它是保卫“帝国生命线”的满洲的“尖兵”。
诺门坎之战终于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场战争不但对关东军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战斗,而且对整个日本军队来说,
也是一场以用现代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为对手的第一次战斗。关东军对苏军兵力的
估计太天真了,就拿这一点来说,苏军仅坦克战就打出许多新战术,日军方面几乎
无法招架,无计可施。这对于自封为“常胜不败”之军的日军来说,当然是一个沉
重的打击。
但又很难说它已接受了教训。虽然强调了机械化,但在日本陆军中依靠白刃格
斗的想法依然根深蒂固。而这种“精神第一”,随着战局的恶化,越发强调起来。
正如朱可夫所评价的一样,日军军官尤其是佐官(相当于校官)和将官“缺乏
训练和积极性,有教条主义倾向”。而“军士级干部的训练良好,他们不顾一切地
顽强战斗。他们从不投降,能毫不犹豫的自杀。”
如此这般,关东军究竟还定得多远!
第十三节 苏德战场上的骠骑兵
一、风云变幻
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战役中的失败,使他们成了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饿虎,直
到日本最后投降,再未能打过一次象样的战争。
为了保证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优势,日本终于在让步的情况下,于1939年9
月
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协议书,保证了苏联和外蒙古在远东的边界要求。
就在日苏协议刚刚达成不久,欧洲的局势却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并以闪电战术攻下了瑞典、挪威和比利时,
接着又于1940年攻占了法国。英美中各国宣布同德意日宣战。
苏联为了保卫祖国,把军队开进了波兰,仓促地采取了行动。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规模巨大的空
军、
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和步兵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苏德战争终于爆发了。
苏联红军毫无防备,仓促应战,节节败退。
外蒙古乔巴山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当天下午,乔巴山召开了蒙古人民革命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合会议,大会
作出决议,决心全力以赴支援苏联卫国战争。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访苏联政府相脑…
…
我们蒙古人民的同情完全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边,我国人民随时准备与
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奋起捍卫自由和独立,保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
1941年6月25日,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的第四天,乔巴山和小呼拉尔主席团主
席
布麻曾德致电斯大林,电文说:
“我国人民决心和苏联人民一起挺身捍卫劳动人民的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的神圣领土。”
在乔巴山和布麻曾德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开始兴起大规模的支援苏联的全民运
动。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向蒙古人民宣讲世界战争的形势,号召蒙古人民也投入到
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去,打倒希特勒,保卫苏联。
不久前,苏联军队帮助蒙古打败日本关东军,保证了蒙古的边境安全。现在,
该是蒙古人向苏联回报的时候了。
乔巴山向蒙古人民演讲时说: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基本任务是尽量援助苏联各族人民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
作战,因为不战胜那以奴役来威胁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就不可能
有蒙古人民共和国进一步的顺利而自由的发展。”
在他的鼓动下,很快形成了一个全蒙古的支援苏军的“募捐”运动。
二、全民“募捐”,支援苏联
1941年10月,第一趟满载蒙古人民“赠”给苏军战士礼物的列车徐徐驶出小呼
拉尔车站。
列车上载有15000套冬服,约3000个个人寄的包裹,其总值达1.8115图倍里克
,
此外,还有587000图倍里克现款汇往苏联国家银行。
为了支援苏军,乔巴山和布麻曾德在外蒙掀起了一个战时经济的“总动员”,
号召蒙古各行各业人员加倍地劳动,使国内经济获得巨大增长,有了相当储备,然
后向苏联红军捐献。
蒙古人民革命军中央委员会收到无数封牧民、工人、职员和人民军战士请求派
他们上前线的来信。各工业企业单位纷纷保证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提高生产率和节
约材料,以便更多地支援苏军。
乌兰巴托一家皮革工厂和一家制呢厂的全体工人放弃了1941年度的例行假期,
并请求把假期中生产出来的产品转交给苏军战士。
蒙古首都一家工厂的250多名工人提出保证:愿意放弃所有休息日,直到战争
结
束。
1941年11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规定了党和人民在战争年代的政治
和经济任务。加强对苏军的物质援助,大力发展经济,巩固国防,这些都是全会的
基本内容。
此外,全会还作出了“关于利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地资源和发展日用品生产”
的重大决议。并根据这一决议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大力增加牲畜头数和尽可能
增多剪集和收购毛类的数量,同时,还必须在工业、主要是曰用品工业的发展上取
得进展,以改变旦去依靠苏联进口的局面。
全会的精神是:“一切服从于苏德战场的利益。”
全会次定:“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专门负责组织援助苏联人民工作的委员会。
从战争开始到1943年4月,即战争后的21个月内,蒙古共发出了8趟列车的粮食
和服装,共值25385391图格里克,还运去了6万多包私人赠给苏军战士的礼物。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歼以后,一度被德国占领的苏联领土开始获得解放
,
支援解放地区居民的运动在外蒙也开展起来。这时,外蒙人民捐献了几百万图格里
克和四万多头牲畜作为支援在战争中受难苏联公民的基金。
在蒙古,用人民募集的资金购买器材和技术兵器献给苏军的增援形式也具有很
大规模。
1942年1月16日蒙古小呼拉尔第25次会议的决议中写道:“为了表达蒙古人民
的
意愿,小呼拉尔第25次会议决定……购买坦克建立一支以‘革命蒙古’命名的坦克
纵队,作为礼物献给英勇的苏联红军……”
会议决定公布以后,筹集“革命蒙古”坦克纵队资金的活动立即“开展”起来
。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作了宣传。
42年2月10日,外贸银行收到了大宗款项。
中央省一位名叫恰德里巴尔的医生捐款了34000图格里克,这笔钱超过了他一
年
的工资。她还把一批心爱的马匹赠给苏联红军。
哈勒欣河战役参加者曾德将自己的几乎全部财产100头绵羊和40匹骏马献作坦
克
纵队建设基金。
“革命蒙古”坦克纵队终于建立起来了。53牺坦克被运往莫斯科外州的纳罗弗
明斯克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红旗坦克第112旅于1942年12月底开往该地接收。
1943年1月22日,乔巴山,布麻曾德率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该地,
正
式移交这批坦克。
曾经历过莫斯科会战的红旗坦克第112旅在接收了“革命蒙古”坦克纵队后,
都
参加了库尔浙克会战,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规定的任务,因此,1943年10月30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将该旅改称为近卫红旗坦克第544旅。以后,又
曾
参加过基辅争夺战、科尔松——舍夫钦科夫斯基战役、解放乌克兰和波兰战役,战
争最后阶段还参加了攻克柏林之战,威名远扬,其战旗上级饰着8枚苏联和蒙古的
战
斗勋章。旅长古萨科夫斯基两度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蒙古党政代表刚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又召开了36次小呼拉尔会议。决定:
1.用蒙古人民筹集的资金充分保证独立红旗“革命蒙古”坦克旅的全部被服
和
粮食供给,直到对德战争结束。
2.在全国募集资金购买飞机建立“蒙古牧民”航空大队,作为献给英勇红军
的
礼物。
3.今后将继续赠送红军战士礼物,作为支援前线基金用……
1943年7月,蒙古拨给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200万图格里克。并用“募集”的资
金购买了飞机,组建了“蒙古牧民”航空大队。
1943年9月25日,在斯摩棱斯克州维亚佐瓦亚车站附近的野战机场上将飞机移
交
给苏联歼击航空兵第322师近卫第2团。
这个航空大队后来也一直打到柏林,立下赫赫战功。
整个战争期间,蒙古对苏联的这种固定的支援关系从未中断过。
三、外蒙骑兵援苏联
当日本关东军在外蒙古东部的哈勒欣河向外蒙古军队进行挑衅时,苏联红军在
朱可夫将军指挥下旗开得胜。而当苏联西部边境遭到德国军队的疯狂进攻时,外蒙
古首领觉得他们应该回报苏联而奔赴前线。
布麻曾德在小呼拉尔会议上向蒙古人民提出倡议:“在1921年,当我们蒙古人
民军遭到恩琴匪军的袭击时,是苏联红军帮助了我们;在1939年,当日本军国主义
妄图从东部边疆进攻我们的时候,又是英雄的苏联红军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免受满
洲人的亡国命运。而现在,当德国法西斯向我们的盟友苏联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
时候,我们蒙古人该怎么办?”
“支援苏联红军,打倒法西斯德国!”
“组织志愿军,奔赴前线!”
会场上大呼大喊大叫不绝于耳。
布麻曾德见此情景,他高声说:
“好!现在我宣布!我们蒙古人民革命军决定组建‘蒙古骑兵团’,奔赴苏德
战场,帮助苏联人民保卫祖国!”
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
当布麻曾德这位二十年前冲锋陷阵的老骑兵团团长,向乔巴山汇报小呼拉尔会
议的情景时,乔巴山听后说:
“是啊,反对希特勒是正义的行为,谁也阻挡不了!虽然我们的兵力也很有限
,
但为了正义的事业,我们可以组建两个骑兵团,奔赴苏德战场!具体的事务由你去
安排吧!”
布麻曾德走出乔巴山的办公室,刚走了几步,忽然在见一个十分健壮的青年军
官。他叫丹纳多济,出生在蒙古西部的科布多省。自幼家境贫寒,今年刚满二十六
岁,是在蒙古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将领,他是小呼拉尔大会的代表,今天上
午开会的时候,就是他建议派军奔赴前线的。
丹纳多济曾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读书,对苏联和共产党有特殊的感情,
在1939年的反日战役中,身先士卒,屡立战功,被提拔为人民革命军某团团长,是
蒙古人民革命军最年轻的团长。
这时,他拦住布麻曾德,说:
“布麻曾德主席,请答应我一个请求,如果我们组建骑兵团,一定要让我参加
,
好吗?”
“你才结婚几天,就这么急着要上前线,家里怎么办?”布麻曾德关心地问。
“不怕,家里是我个人的事,可抗击法西斯是民族国家的事,我怎能因小失大
呢,我不去,真感到不舒服。主席,还是答应我的请求吧:”丹纳多济十分恳切地
请求道。
“那好,你先回去跟新娘子说一声,如果她同意你去,你就去;她不让你去,
你就得乖乖地在家里呆着,”布麻曾德半开玩笑地说。
“是!我这就回去请示!”丹纳多济高兴地敬了一个礼,转身跑回家去了。
对于妻子,他是很有办法对付的。
第二天,布麻曾德召开大会,商议有关组建骑兵团的事。丹纳多济也在场,他
已说服了妻子。
“现在,我宣布,我们决定组建两个骑兵团,共一万人,配备精良的马刀和冲
锋枪,于1942年2月开赴苏德战场,支援苏联的卫国战争!”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目光停留在丹纳多济身上,继续宣布:
“蒙古人民军骑兵团第一团团长,由丹纳多济同志担任!第二团团长由阿尔拜
格同志担任!”
丹纳多济和阿尔拜格同时站起,立正,向布麻曾德行军礼,然后说:“是!”
他们俩是校友,都毕业于苏联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不过阿尔拜格比丹纳多济
高三级,年龄大五岁。
现在,这两位由苏联培养出来的青年军官,接受了远征德国的任务,都深感责
任之重大。
1942年2月1日,蒙古骑兵团一万人乘坐一列专用列车向东欧平原驰去。
这是蒙古军队首次到欧洲参战。
四、马背上的英雄
外蒙古两个骑兵团来到苏联军事参谋部听候调遣,被放在朱可夫大将手下,这
使丹纳多济十分高兴。
早在1939年哈勒欣河战役中,他就曾接受过朱可夫的指挥,他对这位传奇的大
将充满崇拜之情。
当丹纳多济和阿尔拜格率骑兵团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保卫战正打得难解
难分。
希特勒用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攻打莫斯科。而苏联红军在斯
大林元帅领导下,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在大雪覆盖的冬天,积极作好战备,组
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要坚守莫斯科,坚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两军对垒,已僵持一个多月了。
朱可夫大将接见了丹纳多济和阿尔拜格。
“丹纳多济上校,我们在跟日本人作战的时候合作得很愉快,不是吗?你带领
的骑兵小分队,在日本的后方神出鬼没,让他们分不清我方究竟有多少人马。结果
我们一发动进攻,他们不是伤亡,就是逃跑!”
朱可夫大将一边说、一边笑。虽然现在苏军处于劣势,可他充满必胜信心和乐
观情绪。
丹纳多济用敬佩的目光望着朱可夫大将,然后说:
“你们帮助我们打退了日本的进攻,保卫了蒙古几百万人民免受亡国奴的命运
、
现在我们来为苏联尽一分菲薄之力,请把我们派到最重要的地方去吧!”
朱可夫看了这位年轻的骑兵团长一眼,赞许地说:
“有志气!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好青年。别看现在法西斯很猖狂,但我们已经
打掉了他的锐气,他们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希特勒日子也不好过呢。我们正准
备集中最大的兵力,围歼这些法西斯军队。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丹纳多济迫不及待地问朱可夫。
“关于你们的作战任务,将由科涅夫上将具体安排,他是苏联西方面军的总司
令,也是莫斯科保卫战的直接指挥官。”朱可夫一边说,一边把丹纳多济和阿尔拜
格介绍给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的科涅夫上将,
“你们过来看。自去年5月22日德军入侵我国领土以来,他们已经占领了我国
大
片的国土。从列宁格勒到基辅,从基辅到斯大林格勒,都被德军包围或占领。现在
,
希特勒决心在莫斯科实施‘台风’计划,妄图一举拿下莫斯科,他调集了76个师、
2个混成旅、7000辆坦克、几万门大炮,还有2300架飞机,对我军发起进攻。”
说到这里,科涅夫上将冷峻的脸忽然露出一丝嘲讽的冷笑。
“敌人来势凶猛,但我们已在第一阶段阻挡住了他们的进攻,使希特勒‘闪电
’
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自去年12月起,我们已发动了小规模的反攻,今年,我们要
组织大规模的反攻,敌军虽有180万军队,但经过一个寒冬,早已不堪一击。我们
的
任务是围困这些敌人,消灭他们。”
丹纳多济听得十分专心,并将之记录在一个小本上。
“鉴于你们的骑兵团机动、灵活的特点,你们的作战方针是绕过敌人最猛烈的
炮火和坦克的阵地,从侧面插人敌人后方,使他们的步兵背部受敌,我们再从正面
发起猛攻。”
科涅夫上将说完话,才收起他冷峻的神色,亲切地说:
“怎么样?小伙子,还有什么问题吗?”
丹纳多济坚定地回答说:
“没有问题了,上将,我们保证能配合主力,完成这次反攻任务!”
反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丹纳多济率领蒙古勇士们,就如猛虎下山,骑着强悍
的骏马,踏着厚厚的积雪,绕过了德国的坦克和炮火,从侧而夹击德军后路。他们
个个手拿着马刀,有的端着冲锋枪,冲向敌军。
德军背部受敌,也不知是什么“天降神兵”,四处躲藏,很多人被马踏在地上
,
如烂泥一样。
丹纳多济一马当先,以一当十,冲在队伍的最前头。
到4月20日莫斯科会战结束,丹纳多济出出色地完成了十余次冲锋任务,科涅
夫
上将高兴地称他为“马背上的英雄”
法西斯德国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是德军在二战中的第一次惨败,苏军粉碎了
法西斯宣传所吹嘘的希特勒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德军由防御转入反攻
,
从而使战争形势得到了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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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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