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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neman (夜行人),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4）
发信站: 紫 丁 香 (Tue Jun 30 09:30:58 1998), 转信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
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
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

　　安徽死人如此严重，震惊了北京。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力图封
锁消息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
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
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
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
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
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但很可能他始终没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一九七
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
多万是个下限。

　　贵州山区地势偏远，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
银。”一九五九年仅生产了七十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产了一百五十亿斤，
并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购任务三十八亿斤。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认
为基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
通知各县“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
月不得发粮食给公社食堂。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对基层
干部审讯拷打，逼迫他们交出粮食。结果造成“贵州死人事件”。其中最严重的
是遵义地区、毕节地区和铜仁地区。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
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
饿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本书作者朋友的一位亲戚，
全家八、九口仅一人活了下来。一九六○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
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
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
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是省委书记李
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
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
是李亲去遵义处理事件时，只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书记李苏波上
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

　　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毕
节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
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一九六八年，本书作者的一位朋 
友到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
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
中一个杨金伦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
的；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
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
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
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
诉他：书记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
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
“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
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
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
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
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
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
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
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
生了！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
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
处处有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
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
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
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
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仅折
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
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
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跃进人祸。武山县
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
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干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
地带。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
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
随便吃饭。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
饭了。大家开始勒紧裤腰带。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
上旬改为四两，下旬改为二两。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
队里死了驴，肉被队长们瓜分了，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
部没收归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
些粮，但坚持到六○年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
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
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
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
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
记钱瑛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
救灾。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
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
了，驻军也则配合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
去，死亡潮终于停止蔓延。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
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
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
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
一百三十万血债”。当时，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
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
“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  
能翻成。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青
海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
主持工作。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
之滨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
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但在救
济粮送到之前，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
○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
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
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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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曾踏月而来
        ~~           ~~        只因你在山中
           ~~       ~~         在独自诉说着的热泪里
             ~~  ~~            犹见你微笑的面容
              ~~      ---------我是Loneman,但是我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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