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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neman (夜行人),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6）
发信站: 紫 丁 香 (Tue Jun 30 09:33:32 1998), 转信
既是人祸，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
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一万一千多。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
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从省会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与固城湖
之间，有个原本很富庶的高淳县（淳溪）。（题外话：石臼湖是笔者当年“接受
再教育”、并萌发写作《人祸》愿望之处。）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
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
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
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首务，无人敢为民请命，粮荒不得舒解，形势日益严重。
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
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多人。
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的靶子，被
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
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万七千多。饥荒
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三万七千
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
高邮北边的兴化县，死的人数差不多，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了职。兴化北边
的宝应县，情况更严重。因为忙于各种“大干”，顾不上农活，一九五九年一半
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还有的稻田干脆抛荒，结果大减产。“当年
粮食实产十七万吨，而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定产量二十七点五万吨，以至征
购过头，社员口粮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点五公斤，造成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
题。”四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
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死者长已矣”，再也不能
复生了。
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
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
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
也不敢说老实话……”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举一二
实例，且为周惠的话作证：
辽宁台安县，一九五九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粮
仅四两至七两毛粮。吃七两的可勉强活下来，吃四两的便难逃一劫。那两年间，
人口减少了六万，除去“外流二万多人”，非正常死亡当在二万以上。云南镇雄
县，一九五九、六○年两年内有一万人“非正常死亡”。陕西安康县，一九六
年“大部分社队人均口粮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
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
而已。如江西宁都县和丰城县，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两千人上下。广西
横县，一九六○年“春夏间……因缺粮饿死一千四百人。”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
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县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
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
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
植物的根茎充饥……”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
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
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三点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
常死亡数为三万五千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六万人非
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
辖的辽中县。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显。若将这也算作
“非正常死亡”，则河南南阳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每年有几百人非正常死亡，
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数达一千以上。县属小城镇的居民，凡与农民一样无“商
品粮”可买的，都是被牺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县武阳镇，仅一万多居民，一
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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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曾踏月而来
~~ ~~ 只因你在山中
~~ ~~ 在独自诉说着的热泪里
~~ ~~ 犹见你微笑的面容
~~ ---------我是Loneman,但是我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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