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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neman (夜行人),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10）
发信站: 紫 丁 香 (Tue Jun 30 09:37:58 1998), 转信

◆　三、　是人祸，不是天灾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中共中央主
办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顾全国人民、包括该报编辑记者都在饿肚子
的事实，日复一日地朦骗世人、粉饰太平。人民从《人民日报》上只看到《从长
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的喜讯，字里行间找不出一丝一毫饿死人
的迹象。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
良在《人民日报》上宣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
四川省委办的《上游》杂志也在吹嘘“农业战线上仍然是连战连捷，情况良好，
是持续大跃进的形势……”

　　不过，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突然一反常态，强调起天灾来：
“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特别荒诞的是，此时各地
饿死的农民至少已达两千万，《人民日报》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
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
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好象农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一九五九
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正式 
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诸于“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到一九六二年，
“两年”变为“三年”，从此“三年自然灾害”就成了对“困难”的官方解释。
官家成功地用谎言蒙住了城里人，许多中国人居然至今一开口还是“三年自然灾
害时期”如何如何……

　　中国这块黄土地，自然条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丰、平、歉年交
替，丰、平、歉大致相当。天灾在所难免，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天灾
几乎年年都有，但总是地区性的，根本没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天灾，
更不要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了。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
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绝不至造成全国大饥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
霸县王五房村的一位老农对县委派去的工作组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个国
家，也不可能全国水洗了一样的挨饿，总会有个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饭吃。这可好，
六○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睛饿死……”

　　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
要的，人祸是主要的。”所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完
全是编造出来。就全国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灾；一九五八年
则是个难得的好年头。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灾害，但成灾面积（丁注：中国国家统
计局将因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定为“成灾”）低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
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没有发生饥馑。可见一九五九年并无却无影响全局、
足以引致全国大饥荒的天灾。当全国范围的饥馑从一九五九年秋收后两个月开始、
农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时，中国并没有严重的天灾。 

　　譬如，“湖南发生粮荒并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前往调查时曾询问农民天灾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灾有，
但是小。”随刘一起调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说：“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
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又如甘肃，黄土高原历来的问题是干旱，而一
九五九年并没有可引致全省饥馑的天灾。陕西、甘肃两省自一九二九年以来最严
重的干旱是在一九九二年，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还比不上一九七一、七
二年，可见甘肃的非正常死亡也与老天爷无关。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风调雨顺，气候出奇地好，全省范围基本没
有天灾。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别高达一百○三万、二百五十
七万，可见饿死人与老天爷毫无关系。特别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粮仓——
都江堰灌区所在的灌县，饿死四万多人，这是两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而造成此
大规模饥馑的唯一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国家分别征购
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粮食，而以往仅征购百分之三十。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灾，这正是丰、平、歉年交替的规律，决
不至饿死人，更不至成百万成百万地死人。纵观四川历史，人口曾两次锐减。一
次是十三世纪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几次攻破成都等数十城，大肆掳掠，“搜杀不
遗”。川人长达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终被入侵的元军打垮后，许多县“宋代遗民惨
遭杀戮，或徙或逃，无复存者”，全川六百万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万。又一次是十
七世纪明末清初，张献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祸绵延几十年，人口由三百多万锐 
减至五十万。政府不得不组织往四川移民，谓之“湖广填四川”。那两次灾难虽
也属人祸，与一九六○年的灾难毕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国，既无内乱、又无
外患，却饿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鱼米之乡湖北也一样，“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但是，“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这显然也与天灾毫
无关系。

　　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
怕当“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
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
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
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
非由天灾所致。

　　非正常死亡与天灾无关，若以县为单位来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个
人就死了一个的安徽全椒县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没有天灾，仅
一九五九年有轻度旱灾，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两个夏天都轻得多。“人口
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县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没有天灾，五九
年仅有轻度水灾。一九六○年的夏旱与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远不如一九三七年
的旱情严重，也是不该死人的轻灾。可是每八个人就饿死了一个。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甘肃武山县，那几年什么天灾也没有。从一九五八年
起，公社食堂就“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饭，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
粮食吃光、发现要不要钱都没饭吃的时候，已为时太晚。三分之一社员死去，与
老天爷毫无关系。云南昆明郊区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这样。二十年
后一位学者前去调查时，人们告诉他，那几年气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样，
可是该公社也死了数百人。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
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以
粗暴的办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人
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
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
主义。”他完全没有提到天灾。可见贵州一九六○年春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
天灾造成的。

　　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粮食
被“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之乡
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
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

　　从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几个月间饿死的农民不是天灾的受害
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与这场灾难无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 
使饥馑持续而已。一九六○年，整个华北干旱，山东亦干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
收因而大幅减产，比一九六○年减产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东的农民已
成百万地饿死，与老天爷的确无关。河北省的天灾也是在一九六○年，位于北京
西北方一百公里处的官厅水库，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但在那干旱发生之前，大
批河北农民已经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
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
月不杀猪”（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
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
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
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
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
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
到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
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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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曾踏月而来
        ~~           ~~        只因你在山中
           ~~       ~~         在独自诉说着的热泪里
             ~~  ~~            犹见你微笑的面容
              ~~      ---------我是Loneman,但是我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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