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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neman (夜行人),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11）
发信站: 紫 丁 香 (Tue Jun 30 09:39:07 1998), 转信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
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
吨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
以得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共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
乐观的文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
亿斤的基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
底，全国的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
正是在对粮食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
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
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
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
购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
实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
十万两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
关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一万
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省
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
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
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
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
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
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
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
那么多。”

　　甘肃饿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领的工作组
就发现甘肃饿死那么多人完全是由于省委“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
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当年征购入库的粮食后来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销
给了甘肃农民，但那是饿死人之后的事了。

　　全国各省大同小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反瞒产”，横征暴敛之残
酷、之普遍，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望尘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他老   
家湖南老家对乡亲们说：“中央只晓得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
真是一语中的！

　　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无数农民成为饿殍，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也因饥饿
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西
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
这是第二年大幅减产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风不调雨不顺，而饥饿的农民
无以对付天灾，抗旱、排涝都谈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一九六○年是有天灾，但这不是当年大幅度减产的首
要原因，更与死人无关。

　　一九六○年春天，国家仓库里还有粮食，问题是县委书记怕不怕戴“右倾”
帽子。譬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阳城县任兼职县委书记，在“反右倾”的声浪
中，他坚请上级拨给粮食，及时分发，救了不少人。赵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被
斗争、整死前，有人到阳城县去收集赵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说：“要
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可见，当时只要县委书记们如实向上报告，还是
可以得到“返销粮”的。

　　当然，也有县委书记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粮食的情况。河南省唐河县陷入大饥
馑时，县委书记毕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级拨给五百万斤粮食救急，可是南阳地委无
动于衷。毕可旦一粒粮食都没要到，反被点名批评为“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
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饿死。后来毕可旦全家跳井自杀，还能  
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于此。

　　据当时的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
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
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丁注：蔚县后分为蔚县和阳原县，阳原片
指现在属阳原县的部分）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
社的书记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由社
员领回家食用。相邻的公社闻讯，也秘密放了粮，今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
的。可见只要干部不在乎“右倾”帽子，不怕引祸上身，农民是不致饿死的。

　　反对虚报产量、把农民的口粮当做“余粮”交上去邀功的干部各省都有。但
他们往往要为说实话付出代价。山西河曲县委第一书记刘毅将本县虚报产量后征
购的二百万斤粮食压住，不让上交，结果不仅被撤职，中共中央还发了个一九六
一年第六六三号文件，把他“隐瞒产量”的问题通报全国。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打
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江苏宝应
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
（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语），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被困在家中活活
饿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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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曾踏月而来
        ~~           ~~        只因你在山中
           ~~       ~~         在独自诉说着的热泪里
             ~~  ~~            犹见你微笑的面容
              ~~      ---------我是Loneman,但是我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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