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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neman (夜行人),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13）
发信站: 紫 丁 香 (Tue Jun 30 09:41:19 1998), 转信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那固然与
苏联暗中挑唆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大跃进人祸使那里的
百姓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了望的
边民们连同中共的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对这件事，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如实说：“因为这几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太苦了，
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发生了叛乱。”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所以空前，还由于有个史无前例的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了没几个月就险象丛生，各地开
始零星饿死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
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
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那时，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
共睹，毛泽东也同意作政策调整，在食堂问题上对农民作些让步。一九五九年五
月间，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
定量，结余全部归己”。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
“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
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六月底他访问
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没有打官腔，只说了一句 
“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
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
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并把和他一样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张凯帆定成了“混
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
动的目的”云云。（题外话：黄山玉屏楼门额的题字是张凯帆书写的；笔者一九
七二年登黄山时，“玉屏楼”三个字还在，张凯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现在不知恢
复了没有？）

　　张凯帆作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几亿农民则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
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贵州省委闭眼不看正在大批饿死人的现实，给中共中央送上
一份《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
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毛泽东亲
笔将该报告批转全国，说它“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人民日报》立即响应领袖指示，为食堂大造声势，用通栏黑体大字刊登长
文：《贵州农村公共食堂成为社会主义坚强阵地》。当时，贵州至少已有数十万
人饿死，奄奄待毙的更多；省检察院已将“革命圣地”遵义人吃人的报告秘密上
报。可是《人民日报》竟然宣称：贵州“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社员
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在毛泽东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国百分之八十、
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   
的规定，重新规定：缴了“征购粮”后，收获的粮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
得分给农民。

　　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并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饿死人的祸源，可是努力贯彻中央
指示是他们的天职。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统计，
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于吴芝圃下令“不许一家农户烟
囱冒烟”，入食堂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山沟沟里的农民也赶进了
食堂。

　　对一九五九年已经饿死了一万六千多人的江苏高邮县县委书记来说，解救饥
民是小事，学习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们于四月初召开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
“办好食堂现场会”，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高邮县一九
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继饿死了两万人！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
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
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
“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
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
梁，消失在坡那边……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
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
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一九六○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
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
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
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
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
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
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
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一九五九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
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
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
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
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农民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
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
粮食。一九五九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
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后又降至三至八两不等。”三两粮不到一百公克，谁
也没法靠这点粮食活命，结果每八个人就死了一个。   
　　公社食堂是卡住农民脖子的钳子，食堂散伙是唯一的办法。一九六○年春江
苏宝应县饿死四万人后，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向省委书记刘顺元汇报说，不解散食
堂便不能遏制饿死人，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刘立即回答：“该解散多少
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但刘明白，若消息走漏、让中央闻知，那是要问罪
的。他叮嘱工作组干部说：“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
‘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
长惠浴宇后来回忆道：“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
救了宝应多少条人命啊！”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但毛泽东还在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直到一九六
○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在向全国发指示：“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
的制度必须坚持”。于是食堂制度继续掐着绝大多数农民的脖子，农民也就继续
饿死。可惜的是，敢于挑战的干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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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曾踏月而来
        ~~           ~~        只因你在山中
           ~~       ~~         在独自诉说着的热泪里
             ~~  ~~            犹见你微笑的面容
              ~~      ---------我是Loneman,但是我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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