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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文摘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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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王力回忆《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革的产生

　　　　　　　　　　　　　　　　·叶永烈·

◇　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

　　中国“阶级斗争”的风声日紧一日。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
发表了姚文元的“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敲响了“文革”的开
场锣鼓。
　　彭真力图把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
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
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王力也出席了会议。
　　王力回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五人小组是在１９６４年就成立的，由彭真
和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
部长周扬，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五人组成。这个小组一直叫‘五人小
组’。可是，在《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时，觉得‘五人小组’这个
名字不明确，是姚溱临时加上了‘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现
在有些文章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说成在１９６４年就那么叫，那是不符合历史事
实的。”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１９６６年３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
彭真。于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毛泽东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
当时，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以便发给全党。王力记得，他拟的《通知》只一
句话，即：“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
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
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
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
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找王力一起来写这篇“大文章”，写出了初稿，据王力回忆，后来《通知》
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初稿中没有。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
义文件”，那是康生加的。
　　康生认为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个附件，即《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
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这么一来，“文章”越做越大，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
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
　　王力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据王力回忆，“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签发的”。
　　《通知》起草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至２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聚集在上海锦江
饭店后楼，说是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及其附
件。起草小组名义上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实际上因为陈伯达、康生要在杭州
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江青在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当然留在上海，实际的
领导权便落在江青手中。
　　这时，当年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共文件中
显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后加了一
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进行讨论、
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了一些话退张春桥……王力笑称张春桥
为“秘书长”。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王力记得，当《通知》
即将定稿，毛泽东还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说是要再加一段话，电话是王力接
的，王力听不清楚，让吴冷西接，一边接，一边记下毛泽东的话，补入《通知》。
　　紧锣密鼓，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
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本是必
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王力列席了会议。
这个会议一直开到２６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的“反党错误”。５月１６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
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
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
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
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王力说，《五·一六通知》中不少措词尖锐的话，是毛泽东加上去的。最初作为
中共中央文件印发的《五·一六通知》是用同一种字体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话是毛泽
东加的，后来，《五·一六通知》在报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加上去的话用黑体字标出
来了——那就是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一次次添加的话，其中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样
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
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
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
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
意识到打击面太大才改为“一小撮”）。这样的“纲领性文件”，是毛泽东晚年“左”
倾错误的集中体现。王力参与起草这样的“纲领性文件”，作为“秀才”，笔不由己，
不能不听命于最高领袖、况且他的思想也相当“左”，与最高领袖的思想是合拍的……
诚如他对笔者所言：“当然‘左’的时候，我也‘左’。”
　　一年之后——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毛泽东突然打电话给王力和陈伯达，说是
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临时想到的主意。
　　毛泽东的一句话，把王力和陈伯达忙得团团转，一面斟酌《五·一六通知》公开
发表要不要作文字上的改动，一面考虑配发一篇社论。
　　一切均由毛泽东拍板：《五·一六通知》照原文公开发表，只把原文中“彭真同
志”的“同志”两字删去；至于社论，毛泽东也意识到临时已赶不上，说“社论是来
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
　　江青建议附件不要公开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就这样，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８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发
表。此文由四个“秀才”——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连夜赶写，经毛泽东修改、
审定见报。
◇　“中央文革”的成立经过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出世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
　　作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是这样谈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在通知中写道：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
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天，《通知》刚通过，尚未印发，大会还没开完，文革小组
名单还没确定。
　　“到了５月２６日左右，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才决定了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这有
档案可查，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要每个大区有一个人参加，有的大区还没有
提出人选。”
　　王力说，名单是陈伯达提名，经过常委批准后，报毛泽东主席的。江青在其中起
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副组长只有三个，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是江青提名张春
桥为副组长。
　　据关锋告诉笔者，“中央文革”成员名单上，最初没有姚文元。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至１８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饭店开成立会。因为
当时毛泽东、江青都在上海，陈伯达、康生、关锋、戚本禹、尹达、谢镗忠、刘志坚
等都从北京去上海开会。王力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留在北京。据关锋回忆，刚开始
时，姚文元没有参加会议。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
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不悦
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于是，姚文元增加为中
央文革成员。
　　王力说，上海会议结束之后，在６月２０日，他接到通知，得悉他是中央文革成
员。
　　在组员之中，唯王力长期在钓鱼台工作，参加中央一系列文件的起草，是个“老
人”。
　　据说，在老的钓鱼台“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之中，曾考虑过
在吴冷西、王力两人里选一个，最后选定了王力，排除了吴冷西。
　　“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时，共１８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
杨植霖、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
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他们四人因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中央
文革”的工作。据王力回忆，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最初的名单上曾有陈亚丁，后
来换成谢镗忠。王任重、张春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华南局和华东局。

　　“中央文革”设立了办公室，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为戚本禹、穆欣、
曹轶欧。曹轶欧即康生之妻。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没多久，到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改由
《解放军报》的宋琼当主任。又过两个月，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王光
宇负责。后来，改由肖力（即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纳）负责。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王力早在１９６０年就住钓鱼台八号楼，
这时仍住那里。康生也是“老钓鱼台”，一直住８号楼。
　　陈伯达、尹达、关锋在十四号楼，那里成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改在
十六号楼开碰头会，“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办公室设在那里。
　　江青住在十一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十一楼”，那时一说“十一楼”的指示，
便知道是江青。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在一片打倒声中，陶铸倒了，王任重倒了，
刘志坚倒了……“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后来，当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组员只剩姚文元一人，全组只剩五人。这五
人在中共九大全部进入政治局，曾经被江青称为“过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结
束了“历史使命”。“中央文革”虽然以陈伯达为组长，实际上江青说话算数。

□　节选自：叶永烈：《文革名人风云录》“王力话沧桑”　输入：周其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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