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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文献20.3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Oct 17 19:34:09 2000),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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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印红标·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
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佩云。６月１日，毛泽东决定在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
毛泽东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它被
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开始的标志。

　　这张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人人皆知的，但是关于它的产生经过，却长期存在着疑团，
至今说法不一。在中国，最通常、最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是由康生授意聂元梓等人写
成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一手策划"，欺骗了毛泽东。但是持这一说
法的人没有提供可供学者考察分析的详细资料来源，有些人对此说表示怀疑。

　　为澄清问题，笔者翻阅有关的文字材料，收集了几位知情人的口述资料。在联名签署大
字报的七个人当中，笔者收集了聂元梓的口述资料，并直接访问了其余六个人，还以通信方
式询问了与此有关的１９６６年中共中央理论小组驻北京大学调查组成员张恩慈，得到了他
的答覆。依据这些资料，特别是口述资料，笔者认为，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不是由康生授
意，而是由聂元梓等人主动写成的。大字报得到了曹轶欧和康生的支持。康生向毛泽东作了
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推向全国。本文将考订和介绍有关这张大字报的历史事实。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个署名者都是共产党员，均来自哲学系，其中聂元梓是校党
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其余五人除了杨克明刚刚调出哲学
系外，均为该系教员。一个系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党员为甚么要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领
导？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讲到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员内部、一部分党员与学校党委主要领导人之间存
在着矛盾，这些最初并不十分严重的分歧和摩擦与政治运动相交织，逐渐在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中激化起来。关于这一点，虽然可能有不尽相同的评论，但是在历史事实方面没有重大的
疑问。

　　１９６４年夏季至６６年初，北京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者"四
清"）。运动经历了反覆，牵动了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人，激化了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６４年夏季至同年底。这一时期，
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队，从政治上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断言
北大党委的方向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使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带头指责学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一些青年教师按
照左的错误观点，响应社教工作组的号召，积极批判校党委。校党委节节败退。北京大学党
委的上级领导机关北京市委竭力保护北大党委，与社教工作队进行抗争，派北京市委大学工
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佩云到北京大学兼任党委
副书记，帮助北京大学党委抗拒以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队的进攻，但未能挽回局面。

　　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出现这样一批积极份子并非偶然。运动前，哲学系部分教员就与
校领导关系紧张。究其原因，据说涉及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以后校党委书记陆平对一批教
员的"右倾错误"的批判，以及关于６０年代初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前任）工作作
风的争论。１９６２年，这位深受陆平器重的党总支书记在哲学系党总支改选中落选。本文
无意讨论其中的是非，只想指出党内矛盾的存在。

　　从１９６５年１月至６６年１月是北大社教运动的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市委
支持北大党委推翻了社教工作队的结论，扭转了北大社教运动的方向。

　　１９６４年底，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方针。１９６５年１月，中共中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并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
十三条"），一方面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要求纠正前
一阶段社教运动中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偏差。在中共中央，邓小平和彭真取代刘少奇负责
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

　　中央指导方针以及人事的变化立即导致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转向。１９６５年１月，彭
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帮助陆平推翻了社教工作
队的结论。３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此
后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消张磐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的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
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副队长，北大党委
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戈华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此后，张磐石受到批评，离开北大。
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的干部和积极份子会议，统一认识，对追随原工作队方针的社教积极份
子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进行了大约半年，因其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所以被称作"国际饭
店会议"。１９６６年１月，北京大学社教运动宣布结束。这时毛泽东已经发动了对历史学
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批判，北京市委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北京大学前期社教运动的错误理应纠正，而聂元梓等人对于批评耿耿于怀，一直等待着
为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四个月之后，天翻地覆的变化到来了。

二、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它与康生有甚么关系？这是本文考察的重点。６６
年５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并且正式
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
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很快传达到了北京大学的干部和党员。

　　５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
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调查组的任务是调查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情
况，实际目的是为整北京市委搜集资料，以及发动"左派"写批判文章。

　　根据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法律系系主任的陈守一回忆，调查组的曹轶欧不止一
次找他询问北京大学学术批判情况，并且说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有问题，鼓动陈守一"揭发"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北京市委领导，但是被陈守一拒绝。

　　曹轶欧动员陈守一向校党委发难未成，而哲学系的几位中青年教师却感到政治气候的变
化，跃跃欲试了。文革开始以后，这些社教运动的左派，密切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时常
聚在一起议论。"三家村"的落难和北京市委的危机令他们鼓舞。"三家村"的主要人物邓拓
正是北大社教后期工作队领导人之一，对彭真、北京市委的否定意味着有可能对北大社教运
动进行重新评价。

　　调查组进校不久，哲学系青年教员、社教后期受过批判的宋一秀、高云鹏找到调查组成
员张恩慈，谈论北京大学的运动。张恩慈在社教运动时也是北大哲学系教员，运动前期的"左
派"。运动结束以后，他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工作，这次随调查组返回北大。
张恩慈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谈到北大的运动，他说北大的文化大革
命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
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而宋一秀、高云鹏说："社教运动中的左派
大多数被派到远郊区搞社教运动去了，很难串联，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
张恩慈也拿不准，没有积极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只是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
办公室的门口"。意思是说，不能公开张贴。

　　在这前后，杨克明也见过张恩慈。杨克明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张恩慈的同事和朋
友，社教运动前期的左派，刚刚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仍然住在北大宿舍。
杨克明说打算写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申诉材料，请张恩慈递送中央。张恩慈表示，
现在向中央递送材料的人很多，中央看不过来，递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杨克明打听有关政治
运动的消息，张恩慈说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教育部已经有大字
报了。

　　在这以后，大约５月２０日或者２１日，哲学系的几位教员，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
赵正义和夏剑豸相约议论形势。谈话间，聂元梓来访，也参加进来。几个人谈到中央的《五
一六通知》精神、近来的报刊批判文章，认为社教运动后期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批判他们时
所依据的观点，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左派整风"等等，正是中央《五一六通知》批驳
的观点。北大党委陆平、彭佩云不久前传达的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报告，强调学校
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遵守纪律等，实际是压制运动，北京大学运动的方向违背了
中央的精神。几个青年人提议写大字报，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聂元梓建议写社教运动
问题，但是年轻一些的教员主张要写就写现实问题，写文化大革命。于是决定从宋硕报告入
手，批判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

　　大字报由谁执笔？最初决定以赵正义的一篇现成批判稿为基础，由宋一秀改写。但是修
改稿不理想，于是宋一秀重新起草，这是第二稿。接着，几人又用大约两个晚上讨论修改文
稿。讨论中有人提议，问题应当提得更尖锐有力，锋芒应当更犀利，要仿照毛泽东《论人民
民主专政》的笔法，逐一驳斥对方观点。因而推杨克明再作修改。

　　５月２４日晚，杨克明在北京大学２４楼１１２号房间高云鹏的宿舍连夜赶写。他对文
章作了很大修改，几乎是重写，完稿时已是２５日凌晨三、四点钟。杨克明稍稍休息，天已
大亮。他把稿件交给高云鹏，就去电工所上班了。这是第三稿。

　　５月２５日上午，高云鹏、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和迟一步到达的聂元梓在北大２５
楼２０４号房间宋一秀的宿舍讨论杨克明的修改稿，集体推敲，边议边改，逐句定稿。其中
依照聂元梓提议修改了最后一段，并且加上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
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后的定稿，由高云鹏和夏剑豸各抄写成一份大字报。

　　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甚么？》文章通篇政
治攻击，其内容早已是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全文见本刊ｚｋ９６０５ｂ--编注）。
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故第一个签名。接下来是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当时不在场，
由高云鹏作主代签。讨论临近结束时，赵正义去哲学系办事，委托宋一秀代签。再往下是高
云鹏。六个人签完名以后，宋一秀叫来哲学系青年教师李醒尘，说明情况。李醒尘欣然签上
最后一个，即第七个名字。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下午两点左右，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在北
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贴出。

　　以上过程依据的是聂元梓以外的六个人的回忆。他们强调，大字报是他们响应中央《五
一六通知》的精神所为，酝酿过程中向张恩慈打听过消息，但是在贴大字报这一点上，没有
得到明确的支持，更谈不上有人指使；实际上，大字报是由青年教师发起并执笔写成的，聂
元梓是参加者，而不是中心人物，没有她的参加，大字报也会出台。张恩慈的回忆与这些教
师的说法基本一致。

　　聂元梓的回忆也说大字报是杨克明等青年教员首先提议的。然而，她提出了一个其他人
未曾涉及的关键性情节：大字报酝酿期间她见过康生的夫人、调查组组长曹轶欧，并且得到
了曹轶欧的支持。

　　聂元梓说：杨克明提议写大字报，她觉得不错，但是考虑到要请示上级。与杨克明商议
后，她通过张恩慈与曹轶欧取得联系。曹轶欧在调查组住地与她见面，当时还有杨克明、张
恩慈和曹轶欧的一个秘书在场。聂元梓没有提大字报要写甚么，只是问："能不能给北大党
委书记陆平贴大字报？"曹轶欧说："能。"又说，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纲领性文件，只
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五一六通知》。聂元梓回忆说，她和杨克明听到曹
轶欧的答覆后很高兴，回到学校又告诉了其他人，他们也很受鼓舞。

　　对于聂元梓所说面见曹轶欧一事，大字报的其他六位署名人以及张恩慈无一例外地说不
知道。杨克明和张恩慈对聂元梓称会见时他们在座这一点，断然否定，并且表示气愤和无可
奈何，他们说聂元梓在编造假话。

　　对于相互冲突的回忆，笔者认为：聂元梓完全凭空捏造的可能性不很大，而其余的人也
没有必要在近三十年里串通一气，否定事实。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聂元梓见过曹轶欧，并且
讨回一个"能"写大字报的"上级精神"，但是其他人没有参与，也不知情。聂元梓与其他
当事人的回忆虽然存在矛盾之处，但是都说明大字报的发起和酝酿是北大教师自主进行的，
而不是康生或其他人指使的。

三、毛泽东的决策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大学就出
现了一千多张大字报，最初多为支持聂元梓的，但是维护校领导的大字报很快占了上风。以
后几天，很多人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的大阴谋家，是邓拓"三家村"的忠实卫士。

　　５月２５日，大字报贴出后几小时，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来到
北京大学。接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张彦、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先后到北京大学，
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的精神，传达了周恩来的补充指示，要求严格
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内外有别。北大党委当夜紧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和华北局
领导的指示。领导人批评的着眼点是公开张贴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精神。李雪峰提
出可以将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他们虽然没有反对贴大字报的形
式，也没有评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内容，但这已经足以使大字报的作者陷入被动。

　　调查组的张恩慈在大饭厅看到大字报，才知道这些昔日的同事有这么一个举动。他知道
事情非同小可，找到大字报的作者了解情况，索取了大字报的抄件。又一日，深感政治压力
的杨克明问张恩慈："我们写的大字报到底有没有问题？"很快，张恩慈打电话给杨克明，
提出领他去见曹轶欧。两人来到西颐宾馆曹轶欧住处，曹轶欧看过大字报底稿以后表示，这
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不对。她询问了杨克明的年龄、工作，并对杨克明说这种事情要谨慎。大
字报的底稿留了在曹轶欧处，是杨克明在５月２５日早晨交给其他人讨论的那一份原件，上
面有聂元梓和其他人修改的笔迹。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遭到反击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
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毛泽东在６月１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
陈伯达，要求在电台广播，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
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当天下午四时，这个批示从杭
州传达到康生、陈伯达手中。毛泽东还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６０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
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康生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
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当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内容。６月２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
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全文见本刊ｚ
ｋ９６０５ｂ--编注）。这篇评论员文章的重要之处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指示、
他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进
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两个月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到：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
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
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
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从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毛泽东为甚么如此看重并
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超越正常组织机构、制度、纪律的
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
威"，解决以往运动及常规运动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一段经常被引
用的讲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
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提供了毛泽东所期待的，从
基层发动群众冲击"走资派"的样板，广播这张大字报就是向全国推广这种运动形式。事实
表明，全国性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狂潮，正是从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
字报开端的。

四、结　论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涉及三部分人：聂元梓等北京大学的干部和
教师、康生和他下属的曹轶欧等人以及毛泽东。

　　这张大字报是由聂元梓等人发起，而不是受人指使写成的。促使他们写大字报攻击北京
大学领导的直接原因是：第一，在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社教运动中被激化的北京大学
党内矛盾。聂元梓等人在社教运动中因为左的错误被批判以后不服气，力图翻案。当然，除
此之外还有更广大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二，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１９６６年５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动文化
大革命的精神已经传达到基层并且被广泛宣传。在敏感的文化教育界，不少左派已经酝酿行
动，例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的吴传启等人于５月２３日贴出大字报，攻
击学部领导人杨述。教育部也有人写了大字报。北京大学大字报是当时政治运动和思潮的产
物，它在酝酿过程中也从调查组得到了信息和支持。

　　康生以及曹轶欧的作用主要有：第一，促进和支持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曹轶欧及其
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在大字报贴出前后对发起者表示了支持，这对促进大字报的出台
和稳定作者们的信心至关重要。

　　第二，康生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呈报大字报的内容，对毛泽东及时了解大字报并进而决
定支持大字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关于大字报的指示，最初也是通过康生传达的。
　　曹轶欧确实在北大发动陈守一批判党委，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康生策划聂元梓等人写大字
报。不仅如此，根据王力回忆，康生对聂元梓的看法很不好，常在中央文革小组讲聂元梓的
坏话。应当客观地说，康生、曹轶欧促进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问世并且支持了它，但不曾
策划或者指使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也是决定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命运和历史作用的
人。北京大学对全国文化和政治具有传统的影响，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示范作用，是非同一
般的。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他盛赞大字报的真正动机，是把它当作发动群众运动的重要步骤。
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是针对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等人的，至于大字报贴出以后造成全国性的影
响，成为"天下大乱"的起点，从根本上说，是由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战略决定的，是作者
们始料不及的。

　　基层矛盾的激化、康生等文革派人物的推动、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和决策，是北大第一张
大字报出世的三步曲，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群众性样板产生的模式。

　　最后应当说明，本文是依据现有资料，特别是口述资料，对有关历史事实的初步考察，
相信随着档案文献的公开以及资料的丰富，事实会得到进一步澄清。

□　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六年八月号·第三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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