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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文化革命中的地下读书运动

　　　　　　　　　　　　　　　·萧　潇·

　　以其反文化特征闻名于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常常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焚书
坑儒”的比喻流传于文字记载之中。其实，这是一种并不全面的历史错觉。就其全过
程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顺从与抗争，幻灭与追寻，疯狂与觉醒错综交织，相互转
化的政治思想运动。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焚书”的结果是激起了一代青年人倍增的
读书欲望；反文化的悖论是造就了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尤其是异质文化如饥似渴的
汲取。与熟为人知的狂热的红卫兵运动相伴相随的，文革中的中国还有过一场不为人
知的冷静的地下读书运动。

◇　学会的兴起：读书运动的初次尝试

　　这场自发地蔓延于全国，自觉地发自一代人心底的读书运动，滥觞于一九六七年
全面内战中。经历了“一月革命”，“二月逆流”和六、七、八月的全国大武斗的文
革，已成了一场全民族的“革命”与“被革命”的循环混战。曾经是运动主力的青年
红卫兵此时的地位和处境已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
，如老红卫兵，已被文革的发动者抛弃并赶下了历史舞台（取缔联动）。另一方面，
革命造反红卫兵虽还在冲冲杀杀，但由于他们不甚听话而开始受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
的批评与打击（如对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镇压和毛泽东对“小将犯错误”的多
次告诫）。更为重要的是，对文革新政权的失望，使他们蓦然间发现他们为之奋斗，
为之献身的沉甸甸的革命目标成了一场轻易的骗局，他们心中的问号便迅剧地叠列了
。一位北京中学红代会的常委在目睹“自己曾经抱以极大期望，并以满腔热血为之奋
斗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只不过是一种欺人耳目的形式”后，有这样的
感觉：“正是在那所谓‘权力之巅’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了苦闷，也产生了一种被愚
弄的感觉。从这时候起，我开始重新认识‘文革’的目的，思索自己多年来据以认识
世界的思想武器，然而总是对不上号，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把自己投入到书籍的
海洋，从马列著作开始，去寻求答案。”——这种当时思想型的青年红卫兵中相当普
遍的心态，便是十年文革中蔓延全国的地下读书运动的缘起。

　　一九六七年夏秋之交的中国，青年学生群中忽然冒出了一连串公开的“读书会”
式的组织，这些组织迥异于时兴的“总部”，“司令部”等名称，更不以“夺权”，
“文攻武卫”为其宗旨，相反以当时罕见的“学会”，“学社”，“研究小组”等一
新人耳目，更以读书学习，独立思考，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引人注目。其中较
著名者，有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上海的“反复辟
学会”和“东方学会”，湖南和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等等。由于毛泽东指导文
革的理论的前后矛盾和不断出而反而，以及对无休止无规则的全面内战的厌倦；无论
从这些“读书会”宣言的文风上还是从他们的读书实践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运动一开
始就具有的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精神禀赋和作为某种民间异端思潮的发展趋势
。武汉“北斗星学会”在其宣言中对文革以来的浮泛于世的争权夺利的现象不肖一顾
，指责“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好以势压人，进入
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
，决少不了他一份”。由北京大学学生何维凌，王彦等人组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
”的宣言更是一篇“文词华丽的……有反林彪倾向的”檄文。为此，“学社”被宣布
为“反动组织”，何维凌等人住进了秦城。由上海青年工人何是等人组织的“东方学
会”似乎走得更远，他们公开学习被官方激烈批判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理论
，并从哲学的角度倡导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在发表他们读书心得的《东方论坛》上，
他们为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论翻案。他们还对毛泽东破私立公理论中虚假
的“忘我”论提出挑战：“在破私立公的革命中，‘忘我’两字颇为流行。我们真的
‘忘我’吗？不！不能！我们活着绝不应当丢开‘我’不管，也不可能真正忘我……
”；他们强调“代表无产阶级整体意识的党”不能“脱离每个无产者的肉体而变成新
式的上帝”。与上述公开的理论反叛相左的是，湖南和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却
是从研究“毛泽东主义”中走上了离经叛道之路。在对比了“反右”与“文化大革命
”对中共体制的冲击后，他们得出了“反右斗争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夭折”，
“五七年以来的反右，整风运动，反右倾几乎全部错了”的结论。他们还公开号召“
一切善于学习，敢于想，敢独立思考的人，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共产党
以外的“毛泽东主义政党”。自然，这些公开的“读书会”无一不被取缔，这少数觉
醒中的青年红卫兵成了这一读书运动的第一批殉道者。

　　与这批最早的离经叛道者相比，大多数的青年红卫兵仍处在相当普遍的疑惑、彷
徨，和痛苦的思考之中。一位一九六七年组织了“一个自发的文革研究小组”的红卫
兵曾回忆道：“六七年夏季时大规模武斗爆发，由拳头，石块升级到棍棒，长矛，再
发展到枪炮。许多人十分困惑，感到不应该只是狂热投入文革，还要研究它到底是怎
么回事。我和总部几个工作人员，主要是机关报编辑，自觉地看书（主要是马列理论
，兼及历史，政治），搜集全国运动情况，定期交流看法。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形
成了一套颇为系统的观点，不同于总部头头热衷于打派仗”。或许，后来成为“民主
与法制”倡导者的王希哲的回忆更能说明这一代人的思想轨迹。这位“李一哲思潮”
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回忆一九六七年的这种读书会和讨论会道：“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
什么？什么是走资派？有无‘主观走资派’与‘客观走资派’之分？中国的十七年特
别是教育部门的十七年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文革两派的实质和解决它的
正确方针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化讨论，又不可避免地触及了过去没有触
及过的哲学领域的一些问题，如毛泽东思想是否也是一分为二的，决定事物性质的主
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量变与质变及其临界点的确定等……虽然用今天的眼光
来看，当时辩论的双方的持论都未免幼稚，甚至它的某些前提本身即属荒谬，也不可
能在那种大环境下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但它对我们这些已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那么
大代价并希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启蒙，可以说，这一次
关于文革理论的讨论几乎决定了我后来一生的道路和命运。我渴求获得更多的政治、
哲学、历史的知识。”为了读书与讨论，王希哲甚至利用武斗中控制的广东社科院哲
学研究所图书馆，“从建工局医疗所楼爬进了哲研所图书馆偷了一旅行袋书籍，包括
有《三个国际的历史》、《托洛茨基传》、《联共布党史》、《经济学辞典》等…。
我在造反楼辟了一间小书房躲进去读书……”

　　王希哲的经历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这一读书运动的两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书和人
对书的渴望。就书的轨迹而言，这一代人一开始读的是马列的书，即他们企图在马列
著作中寻找毛泽东思想所无法解决的答案。可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及其追
随者的政治信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对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
义来说，不管其正确与否，毛泽东与他的同僚们在文革中宣扬的东西都是一种它的简
单化与庸俗化的变异。然而，他们都偏偏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最正统的继承者和发展
者，要人民群众去“学习马列”。这样，马列主义的著作成了文革中广大青年唯一可
以合法学习，汲取的，除毛泽东思想外的主要思想资源。尽管文革中的青年人并没有
到达很高的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水准，但仅他们在政治动荡中接触的有限的马列主义
著作，便已使他们发现了差异、鸿沟与矛盾。如同《革命之子》（Ｓｏ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作者梁恒在回忆他文革中学习马列的结果时所言
：“悲剧使我更急切的想要找寻更多的知识。我读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选集，以求更
加了解社会主义，但是我愈读得多，愈会拿我们的社会主义和他们所描写的社会相比
，结果就愈混淆不清。自然我不是唯一感到混淆的人，我的问题其实很普遍，因为任
何人都看得出来，在报上光辉灿烂的报导与我们痛苦的现实之间，的确颇有差距。”
既然马列主义的著作无法解答他们心中的疑窦，现实又使他们时时产生“逆反心理效
应”，这些执着追求的青年人便又自然而然地开始从其它的书中，尤其是禁止他们阅
读的书籍中去寻找真理的答案。中年作家徐明旭这样回忆他一九六七年底的思想转变
：“是年底，我读了在当时大学生造反派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锡兰共产党人特加·
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
。两书对斯大林大清洗的血腥描述令我毛骨悚然，联想到毛主席与文革，我顿时恍然
大悟：毛与斯一样都是为了维护独裁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暴君。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
不过是阴谋诡计加血腥镇压。毛正在重蹈斯的覆辙，毛死后中共新领袖一定也会批毛
，否定文革，其罪名也与斯大林一样：个人迷信与破坏法制。从此我不再参加造反派
的行动，并对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巨变，诸如杨余傅事件，林彪事件，天安门事件，批
邓，粉碎四人帮，以及三中全会都不再感到惊奇，它们不过是证实了我的预测而已。
我相信象我这样的思想历程，许多大学生造反派精英亦有同感”。这里，文革中一大
批最重要的“青年读物”已在这一读书运动中初露端倪并“十分流行”。《赫鲁晓夫
主义》和《斯大林时代》两书，都是文革前“内部发行”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灰
皮书”（以其封面的灰色著名）。或许我们可以从徐明旭的回忆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自一九六七年始，这些代表了异质文化的书籍成了这一读书运动的主要精神食粮之
一。

　　与书息息相关的另一个课题是人对书的态度。在中国现代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另
一个历史时期象文革中的青年人那样如此大规模地，如饥似渴，百折不挠地去找书，
读书。任何禁令和风暴都无法阻隔他们对书的拥抱；书，在他们眼里不仅是精神食粮
，而且是一种不惜用生命去偷盗的“天火”。由于文革中所有图书馆的被迫封闭，青
年学生们为读书寻找真理而当“孔乙己”的事曾屡见不鲜，甚至横遭迫害的逆境都没
有泯灭他们这一燃烧着的良知。后来成为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而牺牲的王申酉便是很
典型的一例。一九六八年后，王申酉因卷入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和对
文化大革命不满，很快“被隔离审讯，抄家”。不久，他又被送到江苏省大丰县五七
干校“监督劳动，接受改造”。就在这种流放生涯中，他与另外两个“反动学生”小
黄与小薛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经常在一起学习马列著作，有机会还探讨
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得不到他们所需的学习书籍，“王申酉和小黄，小薛悄悄拿走
几百本学校图书馆的社会科学书籍。他们原准备看完以后悄悄送回。不料拿书事发，
王申酉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他又一次被取消毕业分配的权利”。在常人看来，三个
已被打成“反动学生”的青年竟为了学习马列而去偷书，无疑是疯狂之举。而对王申
酉等人来说，“窃书”却是他们寻求真理之火必不可少的阶梯和某种普罗米修士式的
义无反顾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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