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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

　　人类不可能一无依傍地凌空建筑他们的思想殿堂。知识的承传，思想的沿革，都
必须有其继承与发展的一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书作为知识与思想的有形载体是必
不可少的媒介物。由于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严
重的中央集权失控阶段，一个曾经是铁板一块的社会开始有了缝隙。大批判的盛行，
扫荡了封、资、修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间，单靠“毛泽东思想”是填不满的。时值十
五至二十五岁的一代人正处在心理学意义上的“断乳－反叛期”，即精神饥渴而青春
的能量却急需释放的岁月。而十七年正规教育的嘎然停顿正腾出了成年累月的自学时
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的图书馆，由于抄家，父母被囚禁，红卫兵掌管了图
书馆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非正式出版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也开始
流落到他们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摆脱了父母师长的管束，又使他们面对破碎的
世界，在书中寻找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
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一位北大“共青学社”读书会的
中学成员在粉碎“四人帮”后又进了正规大学，但她在比较了两种读书生活后，仍不
禁感叹：“我已不适于做学生，不愿意聆听教导……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只有那短短的
四十天，一九六九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的四十天”。她还不无留恋地回忆了当时极有规
律的读书生活：“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作笺记，自己为自己强行安排
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

　　十七年单一刻板的共产主义教育，在那一时代的青年读物上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
。据大陆的学者们研究，不外乎：１．马列、毛选　（但也只限于单篇和语录的死记
硬背）；２．苏、中革命文学作品（自六十年代起也不断缩小范围）；３．中国和西
方的古典文学作品（但必须批判性地阅读）。在这一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革命一代
，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为他们狂热崇尚的“革命”。用如此简陋的革命的残篇断简，是
远无法解释在文革中苦苦缠绕于他们心中的巨大的困惑的。由此，文革中的读书运动
一开始便呈现出与此径庭相向的系统化和异质化的特点。这里，前者是指这一代人开
始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有关的黑格尔、康德等人的德国
古典哲学著作，而后者则是指他们千方百计地偷尝“禁果”，在现代西方所谓的“修
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在文革思想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
灰皮书”，“黄皮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登场，并在一代人的思想里程中催化
了精神核裂变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共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过“内部读物”。
第一次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中共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
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国际共运中
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和他们认为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
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
出，中苏关系的紧张和中美关系的解冻，“四人帮”一伙也不得不松动了一下水泄不
通的出版界，开始举办《摘译》（１９７３－１９７６），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
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自然，久遭禁锢的中国出版界知识分子也正抓住
了这一天赐良机，去尽可能地译解异域文化。原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柏元等人在一九
七三年磨拳擦掌地准备重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灰皮书”便是很典型的一例。
根据权威性的工具书《全国内部发行读书总目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中国版本图书
馆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的统计，全国这３７年中共出版“内部书籍”１
８，３０１种，其中属社会科学方面的有９，７６６种之多。而１９７６年文革以前
出版的有差不多４，０００种。除去大量的马列，毛泽东著作，其中属于西方理论和
文学著作，文革前大约有１，０４１种，而文革中则出版了近１，０００种。由于当
时的中国完全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些书籍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有
限的思想资源。因而，这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又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富于历史嘲
讽性的是：这些原应当由“革命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
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素。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访谈，下列４０
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这一代人的思想里程发生过极大的影响：

○列夫·托洛茨基著，柴金如译《被背叛了的革命》，
　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１９６３，１２。
○密洛凡·德热拉斯著，陈逸译《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３，２。
○列夫·托洛茨基著，齐干译《斯大林评传》，
　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１９６３，１０。
○特加·古纳瓦达纳著，齐之思译《赫鲁晓夫主义》，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３，１１。
○维利科·弗拉霍维奇著，林南庆译《南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４，２。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译《斯大林时代》，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４。
○尼·谢·赫鲁晓夫著，陈世玉等译《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０，１０。
○拉扎尔·皮斯特腊克著，北京翻译社译《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
　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３，４。
○埃德加·斯诺著，王厂青等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０，２。
○马迪厄著，杨人缏译注《法国大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７。
○威廉·Ｌ·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５，１２。
○汤因比著，曹末风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６。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ｆｆ著，林波等译《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３，１１。
○Ｒ·加罗蒂著，徐懋庸、陆达成译《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
义》，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５，８。
○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３，９。
○Ｆ·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４。
○爱伦堡著，王金陵等译《人，岁月，生活》（１－３），
　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２－１９６４。
○爱伦堡著，沈江，钱诚译《解冻》，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３。
○索尔仁尼津著，斯人译《伊凡·杰尼素维奇的一天》，
　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３，２。
○让－保尔·萨特著，郑家璧译《餍恶及其它》，
　上海：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１９６５，４。
○亚尔培·加谬著，孟安译《局外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６１，１２。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著，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
　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３，９。
○萨谬尔·贝克特著，施咸荣译《等待戈多》，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６５，
７。
○奥斯本著，黄雨石译《愤怒的回顾》，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６２，１。
○杰克·克茹亚克著，石荣等译《在路上》，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２，１２。
○叶夫吐申科等著，苏杭等译《‘娘子谷’及其它》，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３
，９。○瓦·阿克肖诺夫著，王平译《带星星的火车票》，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
６３，９。
○康·西蒙诺夫著，谢素台等译《生者与死者》，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２，１
２。
○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１，１２
。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编译组编
　《尼克松其人其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２。
○伊凡·沙米亚金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多雪的冬天》，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２。
○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室译《落角》，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９。
○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你到底要干什么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０。
○维·李巴托夫著，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系译《普隆恰夫经理的故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１０。
○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人世间》，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５。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著，雷延中译《白轮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
，７。○亨利·基辛格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选择的必要》，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１１。

　　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这些觉醒中的红卫兵们对这些“灰皮书
”和“黄皮书”情有独钟？其实，只要对上述书籍的作者阵容投去匆匆一瞥，便不难
回答这一并不复杂但又意蕴深长的提问。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德热拉斯，爱伦堡，
索尔仁尼津，西蒙诺夫……几乎无一不是闻名中外的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叛徒”或“
修正主义作家”。他们曾都是狂热的革命中人，但他们又幡然醒悟为“革命”的怀疑
者与反对者，这一思想历程和这一代人正好相似。曾是革命的“同志”，他们的话语
系统也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其次，他们作品的主要特点都在于揭露共产主义辉煌理
论下的肮脏的专制和阴暗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对斯大林大清洗内幕的揭露和对人性、
人道的“解冻”的呼唤，更触发了这些红卫兵们的强烈共鸣。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更肮脏，更阴暗，规模更大的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这一代人在其亲身经历中不
仅深切地体会到中共革命理论的虚伪性，更广泛地目击了、承受了这一“革命”的黑
暗性与残酷性。因而，当他们阅读这些“叛徒们”对“革命”的认识时，就不仅是“
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是惊世骇俗般的人生大启大悟了。如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的作者所言，阅读《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等书籍时，她“如此明晰地看
到当今现实舞台上的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嘲
讽式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象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
一个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
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义”。一位在
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原北大异端思潮“共产青年社”读书圈子成员后来回忆道：“
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
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
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
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教育的灌输给我们
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
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
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餍般的桎梏和愚昧。”
此外，这些“灰皮书”中的西方历史书籍使久受谎言的迷雾蒙蔽的青年人忽然间洞察
了历史真相。例如，《西行漫记》在无意中使人窥见“伟大领袖”的风流情史；《杜
鲁门回忆录》使他们知道了朝鲜战争的另一种说法；《尼克松其人其事》、《选择的
必要》等西方领导人的传记与理论著作第一次使红卫兵们感到他们并不那么面目狰狞
，相反颇具事业心，灵活性和人情味。如同蜚声一时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Ｗｉｌｄ　Ｓｗａｎｓ：Ｔｈｒｅｅ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的作者张戎所感叹的：“这些书使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最新动静，使我喜不自胜”
。这里，千万不能小视了这一代人侥幸获得的这一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沟通
的唯一机会。十七年来，他们对中共及其体制的盲目信仰是建立在中共对另一种体制
的绝对丑化的基础上的。在极端封闭的未央长夜之中，这一套由无法比较的谎言构成
的童话，诸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极端腐化堕落
的西方世界”云云，自有其道德的感召力。而这些书提供了一个窗口，一个可供比较
和思考的机会，于是，谎言的地基不攻而破，那个信仰的大厦也就轰然崩坍了。另外
，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就更难不震憾觉醒中的红卫兵们的魂魄，因
为法西斯的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何其相似乃尔！一位今天大学哲学系的教
授回忆他在文革中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感受时用了这样的比喻：“
宛如闪电划过夜空”，他一下子联想到了文革同法西斯运动兴起时一样是一条“人民
如痴如醉的拥护”的“毁灭之路……真可谓：要让一个民族灭亡，先叫它疯狂。”他
还说：“那一夜的一闪念，对我的以往作了一次清算，注定了我日后对哲学史思想史
的兴趣。这种自发的经久不衰的理论兴趣造就了我今日的研究和工作，虽然成就甚微
，但我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兴趣和思想的权利投入研究。仅仅这一点”。正如同
后来被打成上海第一大反革命案——“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其实仅是一个松散
的读书会而已）的头头周谷声所言：“对于正处在觉醒中的我们来说，看了这样的书
还不从国家体制上去怀疑，去思考问题，已经不可能了。”

　　在上述书单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为数不少的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
《餍恶及其它》，《愤怒的回顾》，《局外人》，《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也对这
一代人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其实，这同样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共鸣。二十世纪西方现代
派的文学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主要是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外部物质世界和人与
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危机和创伤心理。出现
在“垮掉的一代”，“愤怒的一代”作品中的叛逆之子们，面对传统的道德信仰的崩
坍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悲观，绝望和反叛，和在文革中被利用后被放逐的一代青年的
处境，心境都十分相似。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中造成的上述四种关系的全面扭曲和
严重异化，恐怕比西方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处于精神危机中的青年人产生惺惺相
惜之感，异质的酵素更催发了他们的省悟。至于林林总总的西方现代哲学——从萨特
的存在主义，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到哈耶克的“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蚀”论——都
在霎那间荡开了他们思想的闸门，放出了多元的自由思维。

　　除了上述的“灰皮书”“黄皮书”外，另一类由这些红卫兵自己油印，手抄的地
下读物也不容忽视。国内女学者陈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记述到老红卫兵的创立者与联动
思潮的倡导者们在插队落户期间组织“读书会”学习的情景：“后来我回北京，其间
读了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德热
拉斯《新阶级》、《赫鲁晓夫传》、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
……（其他人——引者注）已经把马恩选集前２２卷从头过了遍。同时，我还翻阅了
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向党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的言
论和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什么的。给我震动比较大的是《新阶级》、斯大林的黑幕
，赫鲁晓夫苏共２０大报告引起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解冻’所带来的影响……
看了七千人大会讲话后，有一种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觉……又把所谓彭德怀的反党意见
书翻出来看，在农村呆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太是这么回事儿了。而且觉得份量并不那
么重，是那么的客观那么谨小慎微。尤其是还看到大右派向党交心材料，给我印象很
深。”与此同时，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搞建设，搞学习
”。这里，“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彭
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等都是流行一时的油印地下读物。当这些红卫兵们自觉地把自己
的思绪延伸到“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头目”等等的思想脉流里去时，他们完全用反“毛泽东思想”
或“毛泽东思想”以外的思想自觉地重构他们驳杂的思想体系。这种自觉，正呈现出
他们从感性抵制向理性反抗过渡的精神轨迹。

　　比“灰皮书”“黄皮书”更广泛地流传于这一代人的读书圈中的，是文革前出版
的数百种西方和俄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如果说前者影响了他们开始摆脱“革命”价值
体系的桎梏，后者则帮助他们重建人性，人道情感的世界。在公开发表的数百种关于
红卫兵和知青生活的回忆录中，这样一些古典名著和人物形象被值得注意地不时提及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贵
族之家》里的拉夫列斯基，《前夜》里的英沙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安
德烈·保尔康斯基；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卡尔登；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
》中的主角；司汤达《红与黑》里的于连；雷马克《凯旋门》里的法国医生雷维克；
齐瓦尼约利《斯巴达克思》笔下的奴隶统帅和雨果《九三年》中的郭文将军……这些
作品的共同历史背景往往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这一组人物形象——革
命者，爱国者，个人奋斗者——相似的性格特征常常是嚼火不息，坚韧不拔却又充满
了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情感。这些作品对革命的阴暗面，残酷性都有相当的揭露。在另
一方面，又对这一颗颗永远骚动不安的理想主义的灵魂，人道主义的情怀及他们的悲
剧命运进行了歌颂。对于处于一场更大的革命悲剧——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人物——
这一代人来说，这些作品对革命阴暗面的揭露引起了他们共鸣；对理想主义的执着激
励了他们的苦恋；对人道主义，人性美的不倦追求更激起了他们深长的思考。一九六
八年秋，在上海市重点中学上海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的读书圈中爆发过数次关于雨果的
《九三年》和齐瓦尼约利《斯巴达克思》的争论。其焦点之一是：身为革命军将领的
郭文是否应当私自放掉贵族叛乱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后者是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
而被捕的。焦点之二是：身为奴隶军统帅的斯巴达克思是否应当和奴隶主的遗孀范莱
里雅有那种卿卿我我的爱情关系？通过一次次推心置腹的讨论，绝大多数的红卫兵抛
弃了他们出生以来便被灌输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他们的全部同情
都倾注向这两位革命将领——郭文和斯巴达克思那一边。从而，他们告别了简单狭隘
的思维方式和的斗争哲学，回归到“人的本身”。他们获得了深沉的理性思辨又不失
质朴的平民精神；他们被熏染出高雅的审美情趣却仍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激情。这一代
人的人性就是这样开始复苏的；他们在那个年代特有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禀赋
气质，就是这样在一部不倦探索的精神阅读史中成熟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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