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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cm (西门吹血##杀了你好么？), 信区: History
标  题: 28.2.3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Oct 17 19:41:22 2000),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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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开先河者

　　自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起，一场当代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青年的下放／流放运
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名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一九
七八年底，大约１６２３万人被下放到农村，农场和基层，其中包括“老三届”（六
六，六七，六八届）中学毕业生近４６０万人和“老五届”大学毕业生近６７５万多
人。不管目下学界如何解释这场运动的最终动因，但曾被毛泽东器重与信赖的红卫兵
此时已被划为应当接收改造的“知识分子”范畴和应当“接收再教育”的革命对象已
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此，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上山下乡”的发动都是
毛收回给青年学生的结社自由权并企图从组织上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打散他们的运动。
然而，事与愿违。这场运动使所有的青年学生的地位直降到水平线下，从而使他们抛
弃前嫌，消弭派性，如同某些研究者所言：“他们在严峻的共同命运中重新聚集起来
，相互认同。这是一次无组织的集体造反——在群体人格和共同文化的重塑中，完成
了一代人的‘成人仪式’”。其突出表现便是，插队落户猛烈地推动了这一地下读书
运动的发展。

　　据各种知青回忆录记载，知识青年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曾风行京城和全国各
地。如同当年的知青、今天已成为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的王绍光博士回忆：“以我个人
经验为例，文革那些年是我读书最杂的时期，中外文学经典名著全是那些年读的”。
这一代人经常“为找书还找出了朋友，找出了秘密小圈子。一圈人又与另一圈人建立
关系，形成一张巨大的地下图书交换网，读书会网，诗社网。这些网络不仅我所在的
武汉有，全国各地都有。即使文革中出的书，也不一定全是‘革命’的。例如，七十
年代初，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组织人马翻译了一批外国小说，如《多雪的冬天
》，《你到底要干什么》，《白轮船》等。上海还分门别类出版了一套文学，哲学，
生物方面的《摘译》杂志供内部发行。这些书是当年的抢手货，因为它们是打开通往
外部世界的窗口，人人希望先睹为快，书在朋友之间周转效率极高，有的书甚至异地
流动。”。或许，由于一九六七年在全国范围内纷起的“学会”，“研究小组”等等
公开的读书会组织即刻全部被中共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一九六八年后出现的读书
会极少打出公开的组织旗号，而是以两种秘密而分散的地下圈子的形式——通讯会和
沙龙——星罗棋布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

　　通讯会，即通过书信来交流探索书中的政治理论和读后的人生启悟，是这些地下
读书圈子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出自两位今日著名的思想家，当年的知识青年——金
观涛和刘青峰——手笔的书信体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在文革中就以文学的形式相
当真实地记述了这类读书会的萌起与发展。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潮中
震撼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正是因为它通过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
在农村的大学生们通讯会式的地下读书活动，生动地展示了那一代人对真理的苦苦探
索。无论是他们对　“南斯拉夫经济问题”的激烈争吵，还是“挤在一间小房子里…
…一连几天不下楼”的苦读生涯；抑或那些挚热，频繁的鸿雁传书，都表达了他们—
—这代人中的先觉者们这样的信念：“我们深深苦恼的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思想这么混
乱，似乎理论的危机已使很多人从根本上对未来丧失了信心。但我们努力探索着，希
望我们的工作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灯，给年轻的朋友们指明方向。我们坚持不懈地
努力，不让奋斗精神丧失，不让热情的火花熄灭。我们决心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通
的道路－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道路。”

　　　如果说《公开的情书》还只是以小说的形式提供了一个“通讯会”的范本，那
么上海最著名的学生“反革命集团”——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则是一个实际生
活中的范例。一九六八年后，复旦大学“炮司”的数百名造反派红卫兵因两次炮打张
春桥而被“四人帮”打散到全国的山乡农村，但他们又极端不满所遭到的政治迫害和
不甘心于炮打的失败。于是，由周谷声倡导，由陈秀惠，孟金瑛等人编辑出版了系列
性的《远方战友通信集》的通信会刊，在上面交流读书心得，并由对自身所受的政治
迫害的感性不满上升到对整个社会体制，政治理论等重大问题的探索。后来在“一打
三反运动”中被“四人帮”一伙称为“小集团理论家”的方农在通信中就提出了”社
会主义国家的两重性“，即也有“镇压”人民的那一面的命题。“小集团”的另一个
成员童允安则走的更远，他提出了“要用新的机构”去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在法
制上采用“南斯拉夫的方法”，即一是“谁要成为反革命或要逮捕，都要经过法院公
审”；二是“人民选举法官”和“全民选举干部”。据笔者访问方农时得知，他们当
时的“反动思想”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介绍南斯拉夫法制的维利科·弗拉霍维奇的《南
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等书的影响。虽然不能说他们的法制思想已臻成熟，
但至少已有了宝贵的萌芽。七十年代初轰动北京的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是
另一范例。北京知青徐晓通过自己读书圈子里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些部队朋友。“由
于环境压抑，双方只能写信。徐晓和他们通信，都是十几页纸“。其内容按当局罗织
的罪名，有“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
林批孔’”等。这些通信很快受到“邮检”，数十个参加这一通讯会的人被捕，其中
两人还被判处了死刑。当局还给这一松散的通讯会按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第四国际反
革命集团”的罪名。

　　比松散的通讯会更为活跃和集中的是散布于知青中的大大小小的理论沙龙和文艺
沙龙。或许，从当年知识青年群中被揪出的“反革命小集团”之多，分布地之广也正
从反面说明了这一地下读书运动之波澜壮阔。仅就震惊全国的大案而言，上海有“胡
守钧小集团案”；北京有“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南京有“陈卓然小集团”案；即
便是非常偏僻的宁夏，也有过一个名声遐迩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吴述森，鲁
志立等１３名六六、六七届大、中学毕业生于一九六九年１１月在银川成立了一个名
叫“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地下读书会。他们读书交流，勇敢探求，对种种所谓的“
革命理论”高举起思想的批判武器。其结果是他们中的３人被判处死刑，１０人被拘
捕并判徒刑，１人含恨自杀。这一代人中的前驱者们为读书和求真理，曾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

　　从思想史的流程返顾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地下探索与创作，更会令人惊讶地发现
：正是这些地下读书运动中的探索为后来新时期勃兴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学创作
在理论和人材两方面都作了厚积薄发的孕育。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的严酷
冬天里，不少北京知青却开始了他们精神阅读史上的早春。在京城秘密活动着的思想
—文艺沙龙中，此时有一个总网络性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小圈子，小沙龙都和它
交叉汇合。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沙龙。赵一凡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传播“
禁书”——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知青自己的创作）给同伴并组织讨论。后来在
新时期文学中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小说家史铁生以及著名的老红卫兵诗人郭路生
（食指）等人都曾出入这一沙龙，得到思想和艺术的启蒙。据当事人回忆：“此时在
沙龙里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
的主犯徐晓也曾是这一沙龙的主要成员。她在那里读到人生的第一本禁书《怎么办》
（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
等书。徐晓后来说：“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
个人的问题存在。”同样在赵一凡沙龙中得到启悟的诗人芒克后来和另外两个知青诗
人多多、根子一起在白洋淀插队中开始尝试用现代主义手法写诗，以后北岛，江河等
人又都前往白洋淀游历，“白洋淀诗派”就此形成，并开启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现代主
义潮流的先河。

　　与赵一凡沙龙先后活跃于京城的还有中学“４·３派”红卫兵的“二流社”和以
老红卫兵为主的徐浩渊沙龙。“二流社”是一个非正式的跨校际的红卫兵运动研讨会
，每周聚会地点在北京西郊紫竹园“风雨亭”和北海公园等地。其成员有师大女附中
的戎雪兰，潘青萍，史保嘉；３５中的孙康（方含），包国路（柯云路），１０１中
的任公伟；３１中的甘铁生等人。这些人大都不是各校造反派红卫兵的第一线领袖而
是参谋部和写作班子成员。他们最初热衷于去农村建立乌托邦主义的据点，如“共青
城”，“知青公社”等等。后来，由于当局在一九六八年后开始镇压造反派红卫兵，
出于对政治的失望，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开始把注意力投向文学艺术。柯云路，甘铁生
，孙康，史保嘉等均成为新时期知青文学中风云一时的人物。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间，原人大附中老红卫兵徐浩渊成为北京文艺沙龙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她和依群，王
好立等人在一九六八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形成一个地下读书圈子，并打破派性巢臼，
与造反派红卫兵的“二流社”成员甘铁生等人一起读书讨论。他们读了相当多灰皮书
和黄皮书，如密洛凡·德热拉斯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波兰沙夫的
《人的哲学》，法共Ｒ·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
》和《无边的现实主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瓦·阿克肖诺夫的《带星
星的火车票》，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Ｆ·Ａ·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
路》使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本尖锐批判纳粹主义的杰作使他们自然
而然地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认识到所谓的“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条把
人民引向“通往奴役的道路”。

　　这一类的思想—文艺沙龙活动，更在遍布全国的知青点，生产建设兵团中方兴未
艾。各派红卫兵中的思想者们都把他们的组织与行为方式带到了农村，出版定期或不
定期的知青刊物，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
大问题。一九六八年秋，在内蒙古临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张木生等人通过认真读书学
习，写出了《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的探讨》一文。文章大胆揭示了中国农村
的现状，公开反对“学大寨”，主张“三自一包”；并委婉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村政
策。这一读书笔记还曾得到当时闲居在家的胡耀邦的首肯，并在北京知青中刮起了一
股“张木生旋风”。粉碎“四人帮”后，张木生被调到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工作，成了
新时期农业经济理论最早的探索者之一。无独有偶。一九七二年，四川东部的一群年
轻人（包括现在成为著名个体经营者的牟其中），组织了一个名为“马列主义研究会
”的思想沙龙，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劳动价值论质疑”，“社会主义由科
学向空想的倒退”等文章，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结构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了“建立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的主张，建议“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
。　除此之外，北京知青赵金星等人对数年后成为热门话题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
”的研究；河南干校中一批前红卫兵主动与在那里落难劳改的胡耀邦等中共政治领袖
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的交流与沟通，都透露出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这一代人中的
先行者在农村，在山乡的艰苦磨难中，仍保持着超越性的思考，形而上的探索及新文
化开拓。他们正是在文革中后期的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抑或工厂海港的“蹉跎岁月
”中，依靠着读书探索，补上了为文革打断了的正规教育所未提供，也未能提供的对
世界文明“拿来主义”式的接收，了解、并对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日臻成
熟的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思考。

　　当年的知青，今日的上海青年学者朱学勤先生在一九九五年十月的《读书》杂志
上提出了“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样一个命题（见本刊ｚｋ９７０
８ａ）。据他所言：“一九六八年前后，我曾与一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
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
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
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群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
八年人'”。这群人后来又自愿去农村插队，在贫脊的山沟中形成了一块“精神飞地”
和“民间思想村落”：他们“在下班以后，过着一种既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
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
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
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居，时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
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
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朱学勤还以诗一般的“寻人启示”描述了“六八年人”的
“精神阅读史”。然而，朱学勤却十分感慨这些“六八年人”成了今天“思想史上的
失踪者”，因为“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
某一层书橱里？”毫无疑问，朱学勤对这一代人中的先行者们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
然而从思想史的流程来看，重要的并不是一代风云人物的稍纵即逝，而是他们连续的
积累开启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河。

　　在全面论及这一地下读书运动时，我们决不能忘却了这一代人在穷乡僻壤“阅读
”的另一本大书——真正使这代青年的思想臻于成熟的，不仅是书本和任何纸上的东
西，更是社会和只须睁了眼看的悲惨的中国现实。对于“六八年人”来说，尽管他们
开始独立思考，但十七年的“左”的教育仍然是无形却强大的思想牢笼，束缚着他们
的思考去逾越正统意识形态的樊篱。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他们一个个接触与深入社会的
机会：大串联，社会调查，上山下乡……当他们忽然脱离了常规的、惯性的轨道，不
再有父母的管束和老师的教诲，面对着破碎、痛苦的悲惨世界，他们忽然觉得他们所
受的教育，他们所信奉的主义，是那么耐不住深入的探讨，尤其是经不起现实的验证
。他们不仅对文革，而且对整个十七年的专制、荒谬都有了制度层面上的认识。作这
一如是观，“六八年人”们继第一个在文革中喊出“民主与法制”的口号后，又云聚
一九七六年“四五”的天安门广场上企图结束“秦皇专制的时代”；并又在一九七九
年的民主墙运动里成为第一批成熟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水到渠成般地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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