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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 (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Aug 31 18:29:48 2000),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Philosophy 讨论区 】
【 原文由 camels 所发表 】
崔之元 　　　　　　　　　　　　　
　　一、导言：研究文革的必要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探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性”
重建问题。在展开分析之前，我先对这一研究的必要性略做说明。
　　正如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一文所指出，目前官方对文革研究的限制，固
然有其求“安定团结”的合理愿望，但实际上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全面地汲取文革的深
刻教训。只有对文革的复杂的社会成因进行公开的自由学术探讨，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
走上“安定团结”的民主法制之路。
　　事实上，已有多种迹象表明，随着二十一世纪和临近，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正在日益
丰富和深刻起来。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人能超越自身在文革中“受难”的经历，泠静地
思考文革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下面几个例子，说明对文革的进
一步研究在目前实属极其必要：
　　例１．著名小说家冯骥才先生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生动地记述了一
百位不同阶层、职业和家庭背景的中国公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
，这一百位人物虽都受了很在磨难，但他们受难的原因却是很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
。有人形象的佐证：“不管是当年的保守派，还是当年的造反派，都不能接受中央关于
‘两派都是错误的’的说法。前保守派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文革的激进作法，何
错之有？前造反派强调，他们冲击的是官僚主义和文革前极左政策（如划成分等），也
不认错。”因此，笼统的“十年动乱”、“十年恶梦”之类说法，虽易引起广泛的情感
共鸣，但无助于解析文革中不同人“受难”的不同性质及其不同的社会根源。对于文革
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超出“伤痕文学”的视野。
　　例２．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十年动乱，全国遭动难，然而在吴江、在
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
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
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
两 ? 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
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１］文革后期下放到苏南的干部，知青年熟练老工人为社队工
业带来了必需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这一事实正为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中外学者所
公认。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也不象“崩溃边缘”四字所描绘的那样简单。
　　例３．中国大陆１９９４年的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大量涉及了对毛泽
东文革理论的重新评价。其中说道：“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
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到四人
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
一步发生了偏误？……根本否认毛泽东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精神过敏性偏执者
的一种恐惧型臆想，这是不公正的。”［２］不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是谁，
此书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事实，说明社会上有着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之得失的客观
需求。
　　例４．中国 1995 年的畅销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中，多处
涉及如何将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问题。该书第 365 页中写道：“我们不是有过
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怄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
派遵 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顾准早年奔赴延安，解放
后担任上海首任财政局长。孙冶方于 50 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受
到顾准的启发的。在受到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艰难环境下，顾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基本
理论探索，写作了《希腊城邦制度》，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等著作。虽然顾准不幸于 1974 年去世，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内的独立思考者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今天终于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和
敬仰。因此，顾准关于文革中“大民主”应予制度化的思考，在现代中国民主理论发展
史上，格外具有象征意义：他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两党制”（《顾准文
集》第 370 页）的萌芽，尽管这是以扭曲形式生成的萌芽。
　　从上述这四个例子看来，国内许多人士正带着对中国未来的思索，重新审视文革的
历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加入这一集体的思索。我将依次
论证三个观点：
　　（１）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
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其之“失”，在于他未能彻
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
径。
　　（２）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本人），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内在
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的若干重大超
越，乃是中国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重构。 ? 耶克等保守主义者虽也批判西方主流现
代性，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不足为训。
　　（３）以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方学
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自省为借鉴，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文化
创新，“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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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
        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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