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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二） (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Aug 31 18:29:55 2000),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Philosophy 讨论区 】
【 原文由 camels 所发表 】
 二 、文革理论解析：“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
　　海内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对如下事实几乎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晚年的文革理
论，严重脱离了正统马列主义。曾任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指出：“毛泽东早年的
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３］这意味着，毛泽东早年的
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他晚年的文革理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李锐先生着重强调，甚至
早在１９３７年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
。［４］
　　虽然毛泽东偏离马列正统的事实无可争辩，但各研究者对这一事实的价值评判却大
为不同。本文认为，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
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下
面分几小节来展开论述。
　　 2.1 　文革起因，不只是权力斗争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方法是“大
民主”。可以说，“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两个主要概念。
毛泽东１９６５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
产生新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５］同年，毛泽东在“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又强调：“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
变成或者正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６］。显然，这种“党内走资派”或“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是严重偏离正统马列教条的：因为正统教条是说，生
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消灭了阶级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形成他的“
党内走资派”的理论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无非是权力斗争的托辞，不必认真
对待。但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如下两个难点：第一，正如海内外不少学者所说，以毛泽东
当时的个人权 ? ，若仅想打倒刘少奇等人，是不必大动干戈，发动几亿人参加的“文化
大革命”的；第二 ，当毛泽东召唤“造反有理”、号召群众起来打碎自己缔造的党和国
家机器之时，若仅想搞掉权力斗争中的对手的话，他不可能不想到这种搞法必然危及到
他个人的权力之基础。有鉴于这两个难点，本文认为，我们应认真对待毛泽东的文革理
论，而不只把它看作权力斗争的托辞。正象毛泽东本人说过的，文革是他一生中干的两
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１９４９年建立新中国。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高层权力斗争，但他诉诸“大民主”
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他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具有了独立的研究价值。因为，如下文
将要解释的，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
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
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
巴和俾斯麦的初衷。历史经验表明，每当统治阶级中有人试图通过诉诸群众的办法来解
决其内部矛盾时，多种发展、变革和创新的机会就来临了。因此，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
的动机如何（如前所述，本文作者不认为权力斗争是主要动机），他的文革理论－－“
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都值得深入细的研究。
　　 2.2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难题：削足适履
　　严格说来，“党内资产阶级”或“新阶级”的观点，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
，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托洛茨基和吉拉斯（ M.Djilas) 都指出现存社会主义
国家中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个“新阶级”。但是，毛泽东的令人特别瞩目之处，在于他
以执 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
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
　　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不仅明显偏离马列正统，而且与中共传统的也相悖
。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
恩来总理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
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７］可见，毛泽东的“党内走
资派”理论，从马列正统和中共传统上看，都是“异端”。
　　毛泽东的“异端”思想，由来已久。为了揭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
上的深度，我们须回顾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难题。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 ? 主义”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
题：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产业无产阶级极为弱小的社会，而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
，社会主义社会是要靠产业工人阶级才能建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
实际出发，决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战争的道路。当毛泽东的《 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写完之后，瞿秋白立即为之作序，号召“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
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８］正如梁蔌溟先生所总结，“
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要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合起来构成的”。但是梁先生不无道理地接着
说，“中国共产党明明是许多知识分子和农民，却自号为无产阶级，显然名不符实”。
耐人寻味的是，梁漱溟先生最终对这“名实不符”给予了解答：“直待中共建党三十周
年纪念，读到彭真市长那篇论文，把他们从一个知识分子或农民怎样在特殊境况中而无
产阶级化的过程说出来，乃始恍然而得其解答。”［９］彭真的文章是怎样说的呢？鉴
于这一解释的代表性和生动性及其与本文下述论点的关系，这里不妨将其详细引证出来
：“他们（共产党）加入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过着严格的集体
生活，具有至少是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
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
一种历史成分。（他们早已脱离了小块土地和小生产对于他们的束缚和局限性）”。［
１０］
　　今日的读者读到这段引文，难免不发生此乃“削足适履”之感。第一，引文假定产
业工人必有“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第 二，引文说军事共产主义使农民共产党人
成了产业工人的“功能等价物”，似乎只有产业无产阶级才能使中国革命具有在马列正
统上的合法性。
　　如李泽厚先生指出，毛泽东的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实用理论”和“兵家辩证法”的
影响［１１］。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显然与上述引文的“削足适履”的做
法难以协调。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及毛泽东本人
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毛泽东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得不在“削足适履”的大范围内去进
行理论创造。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日后对“新
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放弃，正是他发展“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理论的契机。因
此，回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完结，是理解他的文革理论的所不可缺
少的。
　　 2.3 　从模仿到创新：“新民主主义论”之兴衰
　　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５２年，毛泽东的建国理论是“新民主主义论”。根据对１９
４０年１月发表于《解放》周刊（而不是后来官方出版的《毛选》）的毛泽东的《新民
主主义论》原文的细致考证，我国学者王占阳先生指出：“新民主主义论”的关键在于
“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１２］。毛泽东于１９３９年４月发表《
五四运动》一文，其中明确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
由之路”［１３］。可见，毛泽东也在相当长时间内，试图用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
然阶段论”来套中国现实，虽然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对马列正统有了不少变通和
创新，如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
　　但是，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１９５２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
毛泽东日益放弃“新民主主义论”及其理论基础－－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 ? 治局会议上讲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
序’，怎样确法？每天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立，是很难哩！”
［１４］毛泽东对自己“新民主主义论”的放弃，是他超越正统马列的重大步骤。他因
此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因为中共七大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中国
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即“新民主主义论”的。这才是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取消
“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真实原因。［１５］
　　与放弃“新民主主义”密切相关，毛泽东突破正统马更的另一重大步骤，是他的“
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观点，这又和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新见
解有关。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毛泽东的关于“生产关
系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提法，与恩格斯的“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是不同的
。恩格斯是在“因果”意义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而毛泽东则是在“频率”
意义上（“一般地”）说这同一句话的。［１６］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反倒好画“最
新最美的图画”之论，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正统马列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
说的超越。这一超越，使得他能够摆脱对“历史发展必然阶段”的依赖，来思考中国的
前途。如果我们对照恩格斯所说的下一段话，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
画”这一新思考对正统马列的突破，便一目了然了。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
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
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
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１６－６１
７页，人民出版社）。但是，毛泽东的问题并不是需要“再学一学社会初步知识”，因
为他早些时侯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这种“初步知识”对中国的套用。毛泽东对“一
穷二白”的赞扬，是他放弃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的新思考的结果。
　　在新的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最具异端色彩的文革理论。他认为，生产
资料的公有化本身并未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党内走资派”形成了一个新
官僚阶级，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在于他突破正统马列，
断定不和“大民主”相结合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
主义方向。然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有严重失误，其要害在于他还是未能充分摆脱马
列教条的约束，未能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合“大民主”制度建设的“话语结构”。他的“
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之说法，由于未与马列教条的“旧话结构”
充分脱钩，常在实际运动中被误用，达到与毛泽东初衷相违的效果。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地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
层最高领导的争夺权力，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和成份。但
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这一基本史实，是无法用
上述说法来解释的。”［１７］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流产了的“大民主”实验。为
什么这一实验以悲剧而告终呢？这就不能不讨论毛泽东的文革论中“失”的一面。
　　 2.4 　创新的障碍：旧“话语结构”
　　本来，毛泽东的文革对象是“党内走资派”。但是，“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
阶级”之类说法，在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中却没有合法地位；于是，“党内走资派
”往往不得不被说成是社会上的资产、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样一来，真
正的文革对象－－党内官僚集团，常常可以用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
的办法，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据王绍光的研究，文革的头５０天内，各级领导往往把
它当“第二次反右运动”来搞。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一番话道出了湖北省委的秘密：“
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１８］由此可
见“旧话语结构”对文革误导之一斑。
　　美国学者理查德·克劳斯 (Richard C. Kraus) 颇有见地地指出，文革中的“资产
阶级”一词可被用做三种指谓：“第一，它可指解放前资产阶级残余；第二 ，它可指人
的政治态度、行为或“阶级立场”；第三，也是最棘手的，它可指党内官僚集团。［１
９］第三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文革对象。但是，由于毛泽东未
能彻底与正统马列的“语话结构”脱钩，从而给各派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资产
阶级”一词的含义，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并最终使各派斗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他发动文
革的本意。
　　毛泽东未彻底超越马列正统的另一个表现，是他的文革理论过分依赖于“资产阶级
法权”的概念，以之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哥
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按劳分配”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张春桥早在１９５８年
就用“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批评当时“供给制”结束后的新工资制，而毛泽东亲自为１
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２０］但是，
单从“资产阶级法权”角度来看“党内走资派”是很狭隘的。这种看法只注意了收入分
配的因素。而忽视了“党内资产阶级”或官僚集团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控制。更关
键的是，只从分配着眼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是“向后看”的理论，它严重妨碍了文
革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建设性创新，结果导致“破字当头，立却不在其中”。［２１］

　　总之，由于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未能彻底摆脱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
再加上“资产阶级法权”论又妨碍正面的经济制度创新，“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悲剧告
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
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 ? 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及的。“大民主
”是毛泽东的未竞事业，是他的 ? 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辩证地扬弃毛泽东
的文革理论，是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必
须对正统马列主义在西方主流现代性中的位置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
关系，实即中国实践与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关系。只有对这一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
才可能创造出一套新的“话语”，来刻画和把握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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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
        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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