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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四） (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Aug 31 18:30:16 2000),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Philosophy 讨论区 】
【 原文由 camels 所发表 】
四、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构想：经济、 政治“大民主”的制度化
　　综上两节所述，毛泽东试图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论去克服西方主流现代性的矛
盾。他在文革中倡导的“大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次大实践。尽管这
次实践以悲剧告终了（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本身未彻底超越正统马列教条），
但其经验教训却为我们建立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 、经体制体提供了丰厚的借鉴。本节
将通过对毛泽东的“大民主”的辩证扬弃，构想二 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民主”与“ 
政治民主”的体制。
　　什么是“大民主”呢？应该说，这一概念的发明权不属于毛泽东，而属于中国的民
主党派人士。１９56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觉得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
会的方式还不够，提出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毛泽东本不
同意。但他说：“有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
…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３９］１９５７年５月１
９日，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他说：“大字报是个好
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
‘ ? 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
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
４０］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对“大民主”就更是肯定了，他认为“我们旧
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
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４１］
　　可见，“大民主”一词是毛泽东从民主党派人士那里借用来的。它不是指小型的单
位座谈会，而是指整个制度的民主化。但是，如本文第二节所分析，毛泽东的“党内走
资派”理论和“资产阶级法权”论本身有严重缺陷，故“大民主”在实践中被扭曲了，
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为专制压抑的空气所弥漫 。
　　今天，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
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反省为借鉴，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毛泽东的“大民主”
理论，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构想出如下“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前景。
　　第一，毛泽东所谓“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应制度化为定期的国家
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直接选举（可从县长、省长、县人大、省人大做起）。应使中国的
选举比目前西方国家的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和代表性，力避金钱和私人大资本对民主过程
的干预。美国在１９７４年后，法律规定总统候选人竞选经费由公共财政支出；１９９
２年美国大选中限制个人捐款最高数额的呼声激烈。这些做法可供中国参考使用。巴西
规定每个公民必须投票的法律，也可供中国借鉴。
　　毛泽东本人之所以未把“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直接民主选举，是和民
国初期的选举给他留下的坏印象有关的。毛泽东多次谈到曹锟贿选的恶劣性（见林克等
著《历史的真实》，第２３１页）。因此，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２月和卡博、巴卢库谈话
时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文化结构》，集贤社，香港，１９８８年，第２８０页
）。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实际上和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帕累托（ V. Pareto) 对选举的不
信任是一致的。在帕累托以及和他同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家莫斯卡 (G. Mosca) 看来，选
举永远是走形式，社会永远是由“权力精英” (Power elite) 或“统治阶级” (Polit
ical class) 所统治的。有趣的是，列宁对选举的不信任，是受他同时代的帕累托和莫
斯卡的影响而产生的 ( 见 Albert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 14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但是，毛泽东未能认识到，选举并不必然是贿选。选举本身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的
。例如，古希腊城邦有选举，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规定了全国选举，但这时工业资本主
义尚未出现。后来，资产阶级的确用金钱破坏了选举的民主性。但这不等于说以公有制
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把选举搞得真正具有民主性。连美国１９７４年选举法还规定
个人捐款不得超过一千美元；中国若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大民主”选举，一定能比
美国做得更好。
　　第二，现代科技已提供了比“大字报”更有效力的民主手段－－电视。“电子民主
”的出现，使政党在欧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下降。因为电视带来的信息的迅速和普
及，使选民可以深入了解具体问题，而不必再靠候选人的政党身份去推测候选人的政策
取向。１８世纪以来，代议制民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非政党的个人化的的
候选人为特征，如美国宪法的起草人麦迪逊和杰佛逊均反对政党；第二 阶段，是１９世
纪中叶以来的政党政治；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侯
选人的政 党身份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个人化”的候选人又正占据主导地位。［４２
］因此，今天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必要再走 政党政治的老路，完全可以利用遍布全国的电
视网络，直接进行“个人化”的选举。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在于如下两个因素：（一）它
避免了以“反对党”为民主化第一步必然带来的现执政党的紧张冲突；（二）中国共产
党１９４３年以来实现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加强了党的控制力
，另一方又使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溶为一体。这与苏联共产党与政府平行因而有更强
的独立的本党利益，是很不相同的。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能允许“个人化”选
举的实行，并推出有个人魅力的候选人。
　　第三，应使“造反有理”制度人制度化，同时建立“不可侵犯权” (immunization
 rights) 和“不稳定权” (destabilization rights) 。毛泽东的大失误，是没有建立
“不可侵犯权”，没有给予个人不受政府和其他个人与集团非法干预的制度化保障。［
４３］实际上，只有有了“不可侵犯权”，个人才能更积极地投入毛泽东所喜欢的经常
的大民主社会实验。与“不可侵犯权”相辅相成的是“不稳定权”，它的目的是保证任
何个人或集体的特权不得长久控制社会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不稳定权”在目前美国宪
法中的初步体现是所谓“平等的保护” (equal protection) ，它使得当某些法律将某
些社会集团（如黑人、妇女）置于严重不利地位时，司法重审 (judicial review ）可
以推翻现有法律，而司法重构是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做出决定的。这就使得“造反有理
”得以制度化了，避免了盲动性。
　　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美国 ? 佛大学法学院安格 (Roberto Unger) 教授及其领导
的“批判法运动”，一直致力于将“大民主”制度化的理论探讨。安格主张，西方法律
目前的“权利”体系有一大弊病，即“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与不受限
制私人财产权被混同在一起，都被称做“不可侵犯权”。在他的新型的制度化的“大民
主”权利体中，包括四项权利。第一是“不可侵犯权”，包括“言论自由”、“ 政治参
与权”等，但不包括绝对的、超乎民主之上的绝对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二是“市
场权”，这与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分散经营决策权、承包权等相似；
第三是“不稳定权”，这是“造反有理”的制度化，其存在的理由是任何组织一经建立
都有僵化保守的自然倾向，必须不断受到挑战才能具有“开放性”；第四是“团结权”
 (Solidarity right) ，这是对经典合同法中关于“相互预期”和“信任”的进一步发
展。［４４］本文作者认为，安格教授受毛泽东思想启发而建立的四项权利体系理论，
对于中国今后使“社会主义大民主”制度化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经济民主”，而非“绝对的财产权”。原因
有二 ：（１）西方目前主流产权理论强调产权功能在于稳定经济行为者的预期，但实际
上，“经济民主”比产权在更深层次上稳定预期。例如，我国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一直
是沿着产权思路改革的（即通过延长承包期，从１５年不变到３０年不变），但近年来
不少农村家庭自愿将承包地交回村集体以便务工。他的预期并未因此而不稳，因为村民
委员会对务工、务农的协调安排，实际是以“经济民主”的方式为农民建立了比土地承
包期更深层次的稳定预期；（２）“财产权”其实并非一个权利，而是一束权利 (bund
le of rights) ，如“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资产管理权”、“转让权”
、“托管权”等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束权都正在被分解和被重组的过程中
，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分解和重组更向“经济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国营企业在改革中
与集体、乡镇企业合资联营（往往由后者出土地，前者出技术）的倾向，就是对原来的
“国有产权束”的分离与重组之一例［４５］。它比苏东的“私有化”浪潮更能促进“
经济民主”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的“
鞍钢宪法”将展现出新的生命力［４６］。
　　第五，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是文化上“推陈出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进
行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以应对现代的问题。不错，毛泽东曾发动“批要批孔”。但正如
尼采对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猛烈批判，并不妨碍柏拉图、基督教和尼采今日均成为西方文
化传统的经典一样；毛泽东对孔子的批判，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
以壮大今日之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事实上，毛泽东本人的确身体力行其“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例如，他在考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曾阅
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和王夫之、章太炎的有关论著。这当然绝不意味着毛泽东与柳宗
元的看法完全相同，而只意味着历史经验对于今日创新可以有所启发。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据毛泽东多年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的可靠回忆，毛泽东十分欣
赏六代禅宗大师慧能，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慧能打破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
上的地位，勇于创新，把外来的佛教中国化，甚至可以“喝佛骂祖”。这与毛泽东津东
与正统马列主义的关系，颇有相通之处。［４７］本文作者认为，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
关系应使我们认识到：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的解放事业，不应与正统马克思
主义直接划等号；前者远比后者根本；前者可以从后者正确的部分涉取营养；但后者的
错误决不应该使前者自缚手脚。否则，我们就是搞暄宾夺主，就要犯阻碍劳动人民解放
事业的严重错误。
　　总之，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特别是他的“大民主”理论之得失，为我们构想２１世
纪中国的蓝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鉴。纵观当今世界，西方主流现代性的“规律与解放
”的内在矛盾仍继续困扰着人类。福柯去世前曾与哈贝马斯计划在美国这个“中立地带
”辩论“现代性”问题［４８］，便是这一矛盾悬而未决的明证。如果２１世纪的中国
能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起毛泽东所孜孜以求而未得的“流水不腐、户枢
不蠹”的“开放性制度”，那么，中国就真的以自身的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进行了重
构，从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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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
        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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