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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三） (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Aug 31 18:30:26 2000),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Philosophy 讨论区 】
【 原文由 camels 所发表 】

三、西方现代性的矛盾：“规律”与“解放”
　　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现代性具有一个深刻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强调人的解放；另
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须按照“规律”和“理性”来解放。正统马列是西方现代性矛盾的
一个突出体现，而并不是对这矛盾的解决。
　　“规律”与“解放”这一矛盾的起源，可追溯到１７世纪笛卡尔等思想家对启蒙精
神的误导。过去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现代”世界诞生的精神标志是以笛卡尔
和伽利略为代表　的１７世纪的科学理性。但是，近十几年来西方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新研究成果中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在此一提，因为
它们简洁鲜明地点破了西方现代性的问题。
　　第一本著作名为《宇宙政治：被隐藏的现代性纲领》，其作者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图
明（ Stephen Toulmin ）。他从一个简单、但常被人忽视的事实入手，提出如下问题：
为什么１６世纪的哥白尼并没有受到在他１００年后的伽利略所受的教会迫害呢？这一
事实，生动地说明，“科学、理性”的１７世纪并不如人们原来想像的那样是“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恰恰相反，１７世纪是一个“反文艺复兴”的时代，１５、１
６世纪的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理性（ reasonable ）的宽容精神被代之以对绝对确定性
的追求，“理性” (rationality) 和“规律”被误解和混同为“绝对确定性”。为什么
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在１７世纪欧洲知识界蔚然成风呢？这就必须谈到１６１０年
５月１４日轰动全欧洲的事 ? ：法国王亨利四世及其朋友蒙太尼 (Michel de Montaig
ne) 的宗教宽容 ? 策不能奏效。随后三十年宗教战争席卷欧洲。笛卡尔不仅作为亨利四
世所创立的学校的学生参加了祭亨利四世之心的仪式，而且亲身参加了宗教战争。［２
２］他孜孜以求的就是建立一套象几何学一样确定的理论体系，以解决各教派纷争。可
见，启蒙精神对科学和理性的追求，本并一定导致以“绝对确定性”为科学和理性的准
绳，如文艺复兴人道主义中也不乏达·芬奇这样的科学巨匠，而将科学和理性与绝对确
定性等同起来，则是１７世纪宗教政治对启蒙精神的误导。它开始用“规律”来束缚“
人的解放”的手脚。
　　第二本著作名为《现代的合法性》，其作者是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布鲁门伯格（ 
Hans Blumenberg ）。［２３］他指出，基督教以其创世论和末世论，提出了一个古希
腊人不知道的问题：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和构型。在中世纪结束后，“现代”
思想家虽然放弃了基督教对这一“世界历史作为整体的意义”的问题的答案，但却不得
不回答这一基督教的问题，以显示“现代”思想也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关心的问题。
因而，“现代”思想走向了一条以“规律”和“理性”重新占领 (reoccupy) 基督教创
世与末世论的概念体系的歧途。［２４］。本来，认识到自身限度的“理性”没有必要
非以“普遍真理”自居不可，照样可以促进“人的解放”；但为了和基督教抗衡，为了
说明自身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的问题，现代思想夸大了“理性”、“普遍真理”、“
规律”的作用，反倒成了“人的解放”的障碍了。
　　由此可见，１７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想陷入了“规律与解放”的两难困境。这是
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根本内在矛盾。整个１９世纪德国哲学就是想解决这一矛盾。即主体
与客体、规律与解放的矛盾。正如尼采所说，“德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菜布尼茨，
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是迄今为止浪漫主义和寻找家园的最基本形式。”［２５
］。与尼采的说法类似，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结”，意即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客体与主体”、“规律与解放”之间的矛盾。但是，本
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而并未解决这一矛盾：它一方面最强烈
地要求“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又最坚定地捍卫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
”。虽然马克思本人一再宣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乃使劳
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自缚手脚。这至少可以追朔到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失误。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缺乏充分的辩证性，具有技术决
定论的倾向。近十几年来经济史学界的新成果，说明马克思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理解是大
成问题的。例如，马克思过多强调了珍妮自动纺布机的作用，殊不知他所引证的乌勒（
 A. Ure ）的关于珍妮机的说明是不确切的，乌勒本人是被商业化珍妮机的厂商雇来做
宣传的［２６］。这种对技术史理解的错误，导致马克思在与薄鲁东的辩论中，夸大了
英国工业革命的普遍性，未能看到（在农业人口众多的法国）薄鲁东所倡导的雅各布织
布机－－现代计算机的先驱－－的巨大潜力，即另有一条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减低
城乡冲突与工农冲突的技术进步的可能道路。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能象注意英国的珍妮自动纺布机一样地注意法国的雅各布自动
织布机，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原因的。正如埃尔斯特 (Jon Elster) 指出，马克思认为“
在给定时期内只有唯一一种有效率的技术” ( 见 Jon Elster, 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P.163) 。不错，马克思常常强调技术被引入生产过程时的 ? 治因素：资本家
引入机器以便使用非熟练的童工和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但是，马克思完全忽视了影
响机器设计本身的政治因素。他认为机器设计只是现代自然科学应用，而未能了解现代
科学并不给出唯一有效率的机器设计。例如，雅各布自动织布机以卡片操作，可以灵活
适应组装样式的多变需求；而珍妮自动织布机可以实现生产单一样式 组装的规模经济。
很难离开社会政治因素，抽象地判定这两种机器设计何者“更有效率”。
　　由于马克思未认识到影响机器设计本身的政治因素，他实际上未能超出亚当·斯密
的分工理论。他竟与斯密如出一辙地说：“劳动过程的协和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
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资本论》第一卷，第４２３页，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后来在《论权治 》一文中说得更象斯密：“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
”可以想象，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活到今天，他们也会反对毛泽东倡导的“鞍钢宪法”
，因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用“经济民主”来打破“技术决定论”（详见本
文作者《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一文对此的详细论述）。
　　第二 ，由于马克思误认为英国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他断定产业无产阶级将
日益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但考茨基１８９９年写作《农业问题》一书时的最大难题，就
是马克思这一预言在欧洲大陆没有实现，农民、手工业者和职员等非产业工人阶级仍是
人口大多数。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反对“人民国家”一词
，因德国“人民”仍多为“农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日后在战略策略上的失败直接
影响。
　　例如，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如何争取德国南部的贫农和中农的严 ? 问
题。１８９５年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农业委员会”，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领导人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考茨基却坚持认为“一个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必然要把小农排除掉。考茨基还说， 恩格斯支持他的观点。由于恩格斯的权治，“农业
委员会”中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人和倍倍尔的意见被压制了。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资本主义大农场吃掉小农，而反对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小
农。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 56-58, Verso, 1990)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８９０年代即已经是德国获选票最
多的第一大政党，１９１９后又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党，我们不难看出：他们
在‘工农联盟”问题上的失败，是与考茨基的教条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上，１
９２０和１９３０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得到广大在社会民主党
找不到支持的小农及其政党的支持的（见 Gregory Luebbert, Liberalism, Fascism o
r Social Democracy, p.2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第三，由于相信“工人无祖国”和“国家最终消亡”论，马克思未能发展出一套完
整的国家学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和“国家”问题日益突出之时，固守正
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拿不出建设性的行动纲领。而马克思之忽视“国家”，与
他过份笼统地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有内在关系的。［２７］马克思眼中的典型
资本主义－－英国，其“国家性”是较欧洲大陆的“绝对主义国家”为弱的。
　　这部分是由于英国在１２１５年“大宪章”时即用“普通法” (Common) 统一法律
，而法国大革命时（１７８９年）仍有３６０种不同的地方法律在法国全境。因此，当
英国“资本主义”冲击欧洲之后，法、德等国不仅面临世界性经济竞争，而且需要解决
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问题。这就使得不可分的“主权”概念在欧洲大陆国家发挥了远
比在英国为大的号召力，而英国国王与议会的互补性（所谓“ King in Parliament ”
 ) 使得不可分的“主权”概念在英国欠发达。［２８］由于马克思过度依赖英国经验，
他的“民族”、“国家主权”理论也是“欠发达”的。他只从“统一国内市场”角度去
理解“民族国家”的形成，甚至赞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发展被压迫民族经济的作用
。恩格斯更明确地支持美国占领加亚福尼亚和德克萨斯，他认为这是“从不知道用这两
块地方做什么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夺得的（引自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
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2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总之，尽管马克思主义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它过多地用“历史的必然规律”
套“人的解放”，往往阻碍了后者实现。列宁 领导的“十月革命”本身，是对正统马克
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的部分突破，但是，列宁在革命后只是强行用国家机器去推行与西
方强国同样内容的工业化（这是列 ? 欣赏泰勒制、福特主义的原因），故苏联并未超越
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反而最终以极端的自取灭亡的形式集中暴露了西方现代性
的矛盾。
　　发人深省的是，虽在１９１７年，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在德国狱中写
作了《俄国革命》，断言若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俄国革命必定退化为扼杀劳动群众创
造性的官僚体制。苏联在十月革命后７０年的发展，证明卢森堡是颇有远见的。而毛泽
东的反官僚主义的“大民主”理论，与卢森堡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
　　毛泽东自１９５２年放弃“新民主主义”论以后，日益加紧超越正统马列的理论创
新，他在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上讲到，马克思也只有两只眼睛，也会犯错误。尽管毛泽
东的理论创新还不够系统，但我们已可以概括出其大致轮廓。本文认为，毛泽东的核心
新思想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将这一思想充分展开，自然就没有必要非按“自然历
史进程的规律”去争取解放不可，自然也就可以“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说，高度
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是违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的。［２９］目前许多研究
中国经济的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毛泽东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
开始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由此可见今日改革开放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连续性。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另一重大含义是突破教条式的正统阶级分析。我国学者李
君如注意到，“人民”这一概念在毛泽东的理论中远比在马克思理论中重要。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狠批拉萨尔的“人民国家”概念。他说：“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
两个名词联系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过个问题有帮助。”［３０］马克思认为德国人民
多是农民，故对“人民当权的监督”等说法也不满。然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却灵活得
多，他不是静态地“照像”，而是动态地“拍电影”。尽管毛泽东未彻底摆脱正统马列
的“话语结构”，但他对“人民群众”的强调正预示着超越静态阶级分析的新的认识社
会等级的思想。
　　毛泽东对正统马列的另一超越是他的“国家主权”论。据王力回忆，毛泽东曾说自
己和蒋介石，“有两上共同点。一个是中国要统一，一个是中国要独立……我们喊‘一
边倒’，夸苏联，可是决不听他的指挥棒。蒋介石靠美国反共，夸美国，可是他也决不
放弃独立国的地位。”［３１］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问题有对外求得民族解放
和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之两方面”［３２］，毛泽东在这两方面的实践使他能对正统马列
做出理论创新。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
争。
　　如前所述，正统马列乃西方主流现代性之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因此，毛泽东对正
统马列的突破，实即意味着中国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重构。历史不是由神意，不是
由“规律”来决定，而是由人来创造的－－这正是被１７世纪以来西方绝对理性主义所
误导的启蒙精神的精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哈维（ David Harve
y ）论证了“从哥德到毛泽东的现代精神”。［３３］
　　当然，“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严重失误，使许多人对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持怀疑态度
，认为其不过是“唯意志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的确可以说毛泽东犯过不少“唯
意志论”的错误。［３４］但是，深刻的问题是，在“唯意志论”和“客观规律”之间
，必定有“实践意志”的优先性；若没有尝试、实践，人们是不可能事先知道“客观规
律”何在的；况且，在人类社会中，“客观约束”（本身是过去人类行动的结果）是比
“客观规律”更准确的说法。任何熟悉尼采、萨特、海德格尔哲学的人，不难看出他们
在“实践意志的优先性”方面与毛泽东的相通之处。当代著名法国思想家布尔迭（ Pie
rre Bourdieu ）在创立“实践的逻辑”时，突出“主观的客观性”（ Objectivity of
 the Subjective) ，是颇有深意的。［３５］
　　由此看来，面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矛盾－－“规律与解放”，毛泽东是从“解放”
这一边突破矛盾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西方保守主义也批判西方主流现代性（正是因为
哈耶克等批判者的存在，本文才用“主流现代性”一词），但他们的替代方案却不足取
。哈耶克强烈批判西方１７世纪以来的绝对理性主义，写作了《科学的反革命》一书［
３６］；但是，他却陷入了对另一种“规律”－－“自然进化”的“规律”－－的崇拜
。在经济上，为了不“干扰”市场经济的“自然进化”，哈耶克要求取消中央银行，由
私人各自发行货币竞争，在政治上，他要求尽量限制民主对市场的“自然秩序”的干扰
，提出议员必须都在４５岁以上并任期长达１５年；［３７］在文化上，他要求取消“
社会”这一“毒化了的名词”，因为“社会”给人以“人为”而非“自然”的感觉，故
“社会主义”、“社会权利”等名词应从字典中取消［３８］。显然，尽管哈耶克本人
否定科学理性，他实际上是还是用“规律”－－自然演化的规律－－去克 ? 西方主流现
代性的矛盾的。与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相比，哈耶克的理论具有深刻的保
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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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
        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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