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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gic (从头再来), 信区: History
标  题: 言论获罪杀身的徐惠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6月10日11:33:41 星期二), 站内信件


　　　　　　　　　——七十年代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张　敏·

　　七十年代，上海曾发生过一桩“重大案件”：“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一位
名叫徐惠昌的年轻人，因匿名向中国大陆之外的广播电台写信，反映当时上海的一些
真实情况，而被判处死刑。我访问了两位旅居美国的上海人，当年都是徐惠昌的朋友
。一位是《中国之春》杂志社社长徐邦泰先生，另一位是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晓龙先
生。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记忆回顾了当时的情况，因为时隔二十多年，细节的回忆可
能会有某些出入。关于七十年代上海的这桩“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一定有很多
知情者。希望能借更多人的回忆，补足疏漏，订正偏差，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徐邦泰谈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问：您出生在一九四九年，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中共建政已经五十年，您也
走过半个世纪的人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经历和感受？

答：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心里总是觉得很别扭。我觉得这个“共和国”是名不
符实的。中国现在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　事关尼克松到上海访问

　　我八岁来到上海，在上海上小学、中学、大学。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首先就是文
化革命。文革当中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黑
格到了上海，为尼克松的访问做准备。那个时候，在上海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叫作
“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李明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本名叫徐惠昌，是一个待
业青年。徐惠昌因为收听海外电台的广播，后来，就用化名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写出
来，投寄到海外的新闻媒体。于是，在当时就构成了一个重大案件。

　　当时，整个上海都在追查这件事。最后，终于查出来了，他也被抓获了。这个青
年当时只有二十岁，被判处死刑。他被枪毙的那一天，在上海全城游街，我也去看了
，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当时我就体认到这个社会，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不是吃素的。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当时不过就是向海外的某一个新闻媒体投稿，他的所作所
为是新闻自由范畴里的权利。文革以后，他的事情平反了，是作为冤假错案处理的。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这个社会当时执行的政策和制度是违反人性的。

问：您能不能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

答：可以。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有一次厂里开会，宣布要查“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这件事全上海都知道，各单位都在查。我们得知，有一个化名李明的人，向香港
投寄了一封信，内容是他收听了大陆之外电台的广播以后，反映有关上海街道和一些
部门怎样接待黑格，准备尼克松的到访。其中谈到：上海如何要求基层对地富反坏右
和精神病人严加控制，把他们集中起来管理……大概是这类内容。据说，这封信被发
现以后，国务院要求彻底清查，找出写信的人。

◇　查对笔迹、人人揭发

　　公安局把那封信翻印，发给每一个单位，叫大家查对笔迹，揭发你认识的人中谁
是这样的笔迹。于是我们厂也都在查。我当时是团干部。厂里开大会，党支部书记传
达上面的精神，要求每一个人都看那封信，并且揭发自己周围的人。我也看了。这件
事当时整个上海都惊动了。

　　那天开完会回到家里，徐惠昌来到我家，把他跟我借的书《约翰·克里斯朵夫》
还给我。当时这种书在社会上还是很难找到的。他还给我书时，还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邦泰，你们厂里是不是也在查一个‘李明反革命事件？’”我说：“是啊，
也在查。”他说：“你看这个人查出来以后会怎么处理？”我不假思索地说：“肯定
得枪毙。”

　　徐惠昌听到我的这个回答，就靠在了墙上，好一会没有讲话。

　　这时，我母亲进来了，问他：“惠昌，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他没有吭声。后来我也感到奇怪。

　　我又讲了一句话：“这个人真笨，怎么写这种东西。”他也没有反应。后来我又
说：“要是真的被枪毙了，那个人就应该像个英雄一样走向刑场，就像《约翰·克里
斯朵夫》书里写的那样。”

　　他什么也没有说，还给我书，就走了。

　　过了几天，徐惠昌的一个邻居，也是我的同学，告诉我说：“你知不知道‘李明
’就是徐惠昌。”我一听就傻了。在这以后，当然徐惠昌肯定是经过一段时间审问什
么的，结果，就是被枪毙了。

◇　家破人亡

　　枪毙的那一天，我去看了。他在上海游街，我看见他在一辆卡车上，被两个警察
架着。那时，死刑犯人的头颈是被尼龙绳勒住的，以防他们叫喊。所以，他的脸像猪
肝那样的颜色，而且舌头都露出了。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我当然很
难过。当时，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是总不至于应该被枪毙。可是，那
时候的那种气氛，查办的那种声势，能看出，查出来肯定是要枪毙的。

　　徐惠昌被捕后，听说他父亲为了救儿子的命，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说是他自己
写的，结果，他父亲被判刑十年。后来，死在监牢里。他母亲本来就是瘫痪的。他有
个姐姐，姐夫原来是在空四军工作，因为他的事，就和他姐姐离婚了。他们整个家庭
，真的是家破人亡。

　　后来我听说他在监狱里也表示悔过，表现出很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但是，最后还
是被枪毙了。文革以后，这个事情经过复查，承认事情处理是过头了，因为不到枪毙
的地步，但认为他还是有罪的。

　　在文化革命中我曾经参加过很多讨论。当时，有很多案件，有的是所谓“破坏”
什么的，比如，损坏了毛主席像啊，书写什么“反动词句”啊等等。我记得在那种场
合下，一般的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候都不假思索地说“枪毙，枪毙”，都是这
样讲。那时候叫做“群众专政”。有些案子发给大家，一方面“教育”大家，一方面
也听听大家的反应。因为以前讨论别人的时候，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也没有什么考虑
。

　　可是，这次我看到处理一个我认识的人，他是一个好孩子，很懂礼貌的，也喜欢
音乐，会拉小提琴。因为他家只有这一个儿子，家里不让他上山下乡，就在家待业。
他没有工作。里弄里的婆婆妈妈们都说他很懂礼貌。只是因为收听境外的电台，当时
所谓的“敌台”，关心一些事情，写了这封信，就把一条小命送掉了。我第一次体认
到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残忍性。这使我一生难忘。

问：听上去他和你还是很熟悉的，向你借书，你们交往深不深？

答：他是我同学的邻居。有时候，他跟我的同学一起到我家来玩。他跟我年龄上有差
距，所以，只是跟我借借书，我们并没有很深的交往。他喜欢音乐。有些喜欢音乐的
人在我的印象中比较容易神经质，他在政治上绝对是不成熟的。当时肯定也有人收听
大陆之外的电台，就是所谓“偷听敌台”。不过他们不会写东西寄到外面去。因为，
显然信是寄不出去的，也很容易被查获。

　　徐惠昌的事发生在文革时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因为把毛主席像
划破了，或是把报纸上的字污损了而被判刑的，甚至枪毙的都有。可是，听到的毕竟
是听到的，如果有一个你认识的人，你看着他去被枪毙，印象就完全不同。

　　〔作者注：徐惠昌之死在徐邦泰的人生经历中似乎蕴涵着某种象征意义。毕业于
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徐邦泰，因在大学时代参加竞选人民代表并且当选、后又参与民主
运动，而失去党籍和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工作的资格。他来到美国以后，不但办杂志
，还创办过电台。当年这位在上海街头目送自己的朋友徐惠昌上刑场的年轻人，哪里
能想到，二十年后，他自己会在美国创办一个向中国大陆广播的短波电台

问：能不能请您谈谈在美国创办短波电台的情况？

答：一九九二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只有五千块美金，参与工作的都是些义务工作的朋
友。办电台总要有一个录音室把节目制作出来，当时租录音室开价都很贵。在旧金山
东湾一个树林里，有一位越战的美国残废军人涅尔愿意帮助我们。涅尔平时转着轮椅
跑进跑出。他用自己劳动换来的钱在树林里建造了一个印地安式的建筑物，而且跟两
只狼一起生活。公狼放在外面，母狼关在里面。那场战争毁了他的幸福，他避开一般
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他很关心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说那件事给他很
大震撼。涅尔帮我们制作节目，他很尽心尽力，有一年时间的广播节目录音带都是他
帮我们制作出来的。〕

二、晓龙谈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问：能不能请您谈谈您人生中最难忘的事。

答：那就是徐惠昌之死。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往事永难忘怀。

问：能不能请您详细谈谈？

答：当初“李明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大兴安岭。我跟徐惠昌认识是在一九六七年
。我们都是六七届初中生。因为我读书早一年，我比他小一岁。那时候他十六岁，我
十五岁。都是处于那种富于反叛的青少年期。我们都在家待分配。

◇　他把普希金的一本书全部抄下来

　　当时，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完了那批具有反叛倾向的十几岁的青少年，觉得这些
人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如果继续让这些年轻人留在城市，可能会威胁到他的政权
。所以，就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同时，因为当时各处都在闹停产革命，工作机会极少
。所以就通过“上山下乡”把这些负担转交给社会。美其名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
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那时徐惠昌生病，我也生病，我们都病休在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后，一
起学油画，学小提琴，一起读一些当时的禁书。诸如俄国和欧洲的一些古典作品：雪
莱的诗，《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还有巴尔扎克的小说集：《人间喜剧》等
，以至于他能够把普希金的《叶普根尼·奥涅金》这本书全部抄下来。

　　由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第三年，１９６９年，我就上山
下乡了，在无可奈何中于十一月份去了大兴安岭。但是，我们互通了很多信件，两地
传书，交流读书心得等。我每年也回上海探亲，能够和他见面。

　　当时“变相劳改”的千百万知青们，在劳累、苦闷与绝望之中，大多收听大陆以
外的广播，就是所谓的“偷听敌台”，主要是听《莫斯科电台》，那时候苏联是中国
的头号敌人，再有就是《美国之音》，还有一个听得比较少的，就是台湾的《中央电
台》。《中央电台》不像《美国之音》那样比较平和，因此可信度比较低一些。这些
再加上我们阅读的一些文学作品，使我们对于当时大陆情况产生疑惑。因为当时当局
的宣传中有一个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你懂得越多，对于他们的欺骗就越不能相信
。

　　就这样到了一九七二年，再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了。当时，从上海公检法来了两个
人，到大兴安岭，把我隔离审查三个月。那是一种又是拳打又是脚踢的审查。多亏了
在农场有一个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对我不错，事先把我的笔记、信件等都收走了，使我
免了一场牢狱之灾。

　　那些上海公检法的人问我：“你和徐惠昌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们只是书信来往。”

　　他们问：“只是书信来往这么简单？你在给他的信中说‘多灾多难的中国’，在
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形势一片大好，你怎么说是多灾多难？
你必须老实交代，否则和他一样的下场。”

◇　周恩来下令查办

　　那时候，出了很多事情。结果，我前后被隔离审查关了四个月。到九月份，因为
我受了些伤，加上其它的原因，我回上海养病。九月间，正好日本国总理田中角荣访
华，又是中国国庆节前。共产党每逢大节日常常要杀一批人。当时，在虹口体育场开
了一个万人公审大会。

　　我那时正好在上海。这次公审的总共有十三个犯人，大多数都是一些刑事犯。比
如说，在上海西藏路、北京路交界的地方，半夜拦截妇女、抢劫的几个人，还有为田
中举行宴会时把和平饭店电路割断的人……刑事犯、政治犯都有。共产党习惯于把政
治犯也说成是刑事犯，直到今天也不分清楚。十三个犯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徐惠昌
。

　　据后来我所知，他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其实，他一个小青年知道什么国
家机密，他能有什么机密可泄露？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收听了台湾《中央电台》
的广播，里面说你们如果有什么情况要反映的话，可以写信到香港的ＸＸ号信箱。年
轻人嘛，很幼稚，当时徐惠昌才十八、九岁，按照广播上讲的地址写了信。他还算聪
明，是用左手写的，一共写了三封匿名信，内容是外国元首访华前上海清理街道，出
身不好的被流放边疆……诸如此类。反正写的都是事实。

　　当时周恩来知道了。他看了以后，提出要把这事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下令当时的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查办，限令他一个星期亲自到上海坐阵破案。据说是十三天破的案
。搞得整个上海鸡犬不宁。到处对笔迹，他们破这案的效率也很高，十三天就把案子
破了。但是，对于徐惠昌来说就很惨。

　　据我所知，徐惠昌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他好学，愿意学习一些专业性的东西，
他也很向往美好的东西。你想他能够把整本的《叶普根尼·奥涅金》都抄下来。而且
，在他出事情的前一天，他还把向我们家借的东西都还过来。我母亲后来说，他是感
到了灾难就要来临，把借人家的东西都还了。而且，从我和他的接触中，他没有为了
脱罪而出卖任何别的人，没有牵连任何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

　　一九七二年“十一”国庆前，九月三十号，在虹口体育场进行了万人公审大会，
然后沿着四川路、南京路、当时的西藏路，再转到天目路，沿共和新路，最后到闸北
射击场枪毙的。那时候我就站在天目路西藏路口，在路边想再见他一面。

◇　游街示众、尼龙绳勒脖子

　　当时他在囚车队伍的第一辆车上面，是一辆大卡车，车上是戴着柳条帽，拿著长
矛的上海“文攻武卫”队员，车上架着机关枪。徐惠昌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子，写着：
“现行反革命犯徐惠昌”，在“徐惠昌”三个字上面打了一个叉叉，是判处死刑的符
号。他的脖子被用尼龙绳子勒着，因为害怕他喊口号。“四人帮”垮台后，中共机关
报《人民日报》也揭露过，辽宁省的张志新，在被枪毙之前，喉管被切断。对待徐惠
昌是把他的脖子勒住。

　　那天，下着雨。当时的情景对我整个的人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我认为那个政权
是罪恶的。因为据我的亲身经历，徐惠昌不是一个坏人。我所推崇的、在我身边被共
产党关押、杀害的都是好人，对我人生的打击很大。从那以后，我暗中就下了一个决
心，这一辈子应该让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让我们中国人的后代不要因为说了一句话
、写了一封信，就遭受这种杀身之祸、无辜之灾。

　　徐惠昌仅仅二十岁就默默地去了。许多共产党的高干可以平反，复职以后仍然位
居高官。邓小平复职后，知道要求把他那受其牵连而遭致高位截瘫的儿子送到身边，
照顾他儿子养病疗伤，但是邓小平又在天安门杀了那么多人，这些人的父母亲人怎么
想？

　　还有特别悲惨的，就是株连九族。徐惠昌的曾祖父二十几岁考上进士，后来当了
吏部尚书。他父亲平时就对他说，要好好读书，争取功成名就。结果，说他父亲对他
进行反动教育，而判他父亲十年徒刑。他的母亲后来疯了。他家的亲戚中有不止一位
在部队当团级以上干部，也都被撤职查办、一撸到底，家道全毁了。徐惠昌的父亲没
有坐满十年牢，就死在监狱里。

问：徐惠昌之死对您后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呢？

答：徐惠昌之死直到今天对我的影响都是很深的。多少次深夜梦徊，又见他的音容笑
貌；夜深人静，也常想到他在囚车上被绳子勒住的那一种面貌……我一辈子无法淡忘
。（作者注：晓龙先生说他后来在美国归信了基督教。）

◇　祸难还会发生吗？

　　整个的文革十年，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给中国人民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毁
掉的是几代人，是中国的文明。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信仰空白。

　　我不希望徐惠昌的悲剧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再发生。

问：您认为还存在发生这种悲剧的可能性吗？

答：很难说。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不进行人心灵的洗涤的话，如果还让中国大
陆现在这种政治沦丧、道德沦丧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再发生这种灾难可能有过之而
无不及。

　　中南海两边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
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还挂在那儿。毁掉中国的文明，使中国
倒退这么多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二十七年里造成八千多万人死于非命的毛泽
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体还放在那里供人瞻仰。人类社会只有两种
社会制度是保存尸体的，一个是埃及的奴隶社会，那些法老保存的木乃伊；再一个就
是共产党国家。仅仅有经济方面的改革是不行的。

　　我不会忘记徐惠昌之死。

　　我出国来美前回过上海，还去找过徐惠昌的家，想看看他的家人，却连一个人也
没有找到。徐惠昌的死，对我们这些他的朋友来说，心灵受到的创伤极大。原来我们
曾对共产党的宣传深信不疑，但是经过这一切，信仰发生了粉碎性的动摇。

　　我相信，整个中国是能够改变的，和平演变是在所难免的。

□　原载《民主中国》１９９９／３，作者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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