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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转载]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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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Salon 讨论区 】
【 原文由 ang 所发表 】


送交者: 王友琴 于 1999年6月27日 01:20:21:


　　　　　　　　　◆　四、发生的原因：“文革”经历者的解释

　　学生打老师，事出有因。被访者们指出的直接的发生原因主要有：

⒈　毛泽东的引导推动。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
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发表
了这些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通知”，是“文革”的
纲领性文件。在毛泽东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
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人
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发表，用黑体字印毛泽东写的句子，在１９６６
年５月仅在共产党内传达。）教育界是五界之一。６月１日晚广播北京大学的大
字报是他决定的。此后学生开始贴老师大字报，批判老师，甚至动手打。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发生一些学生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
后，北京大学“工作组”当天写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称之为“乱
斗”。６月２０日，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批准转发这一简报，
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在
７月２８日决定撤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中共中央发文件撤销６月２０
日的文件，说那是“错误的”。（这两个文件可见于上面已引过的《“文化大革
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４９页和７０页）在上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组”
时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斗人的情形。既然毛泽东认为这还是冷冷清清，
而且决定学生停课的继续延长，那么，他的意向只可能是导向大规模的残酷的殴
打了。不然，让几千万已经两个月不上课的学生还能再作什么呢？

　　在红卫兵打死老师开始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
接见了一百万的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８月５日最早打死了老师。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宋彬彬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问了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见１９６６
年８月２１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章署名“宋
要武（宋彬彬）”，表示她已改名。）虽然从当时的公开发表物上，我们没发现
毛泽东说过要打人，但是打人是他引导和鼓励的结果。

　　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对于毛泽东所要的“夺权”和“教育革命”来说，
打老师是毫无必要的。当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全面停课，接着６月１３日中共中
央决定废除原来的考试和升学制度的时候，（《人民日报》６月１８日发表了这
一消息）没有老师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他们接受了。８月，当时军队的最
高负责人林彪被擢升为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手无寸铁的老师们还能对局
势有何妨碍呢？他们犹如一群羔羊。那么，为什么还要打他们呢？为什么要折磨
他们甚至把他们打死呢？

　　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副校长，在她被打死的前一
天，已经被学生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捅伤，她回家说：“他们打死一个党员，一
个教员，不过象条狗。”她束手待毙，但是留下了一个解释。有的被访者认为还
是可以从毛泽东的革命需要的角度找到原因的。通过这种年轻学生的非常残酷的
行为，就能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法律秩序，不久后把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经审判
就关押虐待至死。

　　早期红卫兵的一段地位大颠倒的经历，也可说明最初打老师对后来打“当权
派”的直接功能。在北京的学校，干部子弟最早开始了打人，但几个月后，当这
些人中的很多人的父亲，所谓“当权派”也成了“革命对象”时，打人的手段似
乎就被顺势用到了他们父亲的头上。

　　然而，要解释为什么在大学和中学之间，虽然都停了课革命，中学生打人更
严重和残酷，还有别的原因。

⒉　红卫兵组织的作用

　　打老师当时是在群众性的场合打的，是很多人一起打的，由一个或数个人发
起，更多人一齐涌上。打死了人，是大家打死的，不是某个个人的责任，加上事
后无人来问，所以打的人有恃无恐，越打越凶。如果没有红卫兵组织的出现，这
种集体性的打人很难发生。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是先在中学出现的，而且一开始就是很具侵犯性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凡是违
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
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
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见大字报选。）这还仅仅是语言上的“砸”。７月１日，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邀请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起庆祝
共产党的生日，全体学生都到了会场，在会场上，用一根绳子把“红五类”出身
和“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隔开，后者坐在最后面。这是在学校里从未出现过的。
后来，这个学校在“工作组”撤后最早大打老师。７月底８月初，红卫兵组织在
北京各校普遍成立，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迅速传开。这种
以家庭出身作为组织成员首要条件，是很特别的。当时红卫兵的领袖和早期成员
很多是高级干部子弟。当时打人是一种特权。红卫兵打老师，打“牛鬼蛇神”，
也打他们的“出身不好”的同学。据一些被访者说，在“文革”中打人较早较厉
害的中学，是那些干部子弟多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一个高级干
部出身的红卫兵，在她父亲后来也被打倒以后，有人问她是不是在１９６６年８
月打死了３个人，她回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３个人。”
１９６６年她１４岁。而打死人是那时“吹牛”的内容。

　　从一开始，“红卫兵”名称的意思就是保卫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给他们什么
物质利益的刺激，但给了他们生杀予夺之权，打人以及打死人的权力——一种最
高而邪恶的给予。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的行为被称为“造反”。在古代，
“造反”是“犯上”并有极大风险。红卫兵的最初的实践却是在最高权力者的支
持下迫害，虐待那些任凭宰割，死也不可以还手的老师、同学。

　　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少年组织，在它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
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以及暴力行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需要研
究的问题。从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也可看到这三个特点。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一问题
的研究可能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⒊　人性恶。

　　有的被访者认为以上两个条件不能构成充分条件。打人的手段，全是没人教
过的，无师自通，却如此残忍。打的后果如此可怕，打人的人却不在乎。当时的
学生，中学生年龄在１４—１９岁之间，大学生２０—２５岁，都已经受过教育
七年以上，大多高于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不能用“无知”来作借口。在打
人时提出的被打者的“罪行”，即使按照当时的荒唐标准，也远不能落实定案。
但是一些学生大打出手，显然是他们自己要这样做。他们用别人的痛苦和生命来
换取痛快，发泄自己的恶气，渲染自己的革命形象。“文革”前老师—学生之间
关系确有紧张之处，比如有的学生考试不及格，有的学生被老师批评。但是，因
此借“文革”之机打老师，报复得实在太过分。这些案例都可成为“人性恶”的
例证。这也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学生打得比大学生厉害，他们受教育少而可能
更多与生俱来的东西。
　　不过总的来说，这种解释太一般化，难以对说明一个特别的历史现象有太大
帮助。

　　　　　　　　　　　　　◆　五、打老师之后

　　在北京，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左右，打人风从学校里蔓延到学校外，从
打老师和打死老师扩大到打各种人和打死各种人：地、富、反、坏、右、演员、
作家、民主党派成员，以至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同时，“大串连”把打人风带
到全国。

　　在１９６６年被打的老师，如果不是“当权派”又没别的问题，在１９６６
年１１、１２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就被允许离开“劳改队”。如
果是，则不能。北京第五十二中学打死一名女教师，北京第六中学打死一名工友
的事，曾在１９６７年２月的群众自办的小报上被谴责。（见“中学文革报”第
二期，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但是被打
死的学校领导人或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长久不被提起。１２年之后，根据１９
７８年夏天的“北京日报”报导，那时候一些区、县为打死的校长们开了昭雪大
会或追悼会。（“北京日报”，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６日，“为一批中小学领导干
部昭雪平反”。在这篇一千来字的报导中，列出了１３个１９６６年的死者名字。）
这时有死者家属要求法院追查惩办与打死人有重大关系者，被告之“已过追诉时
效期限”。（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查院不起诉决定书”，（８０）西审判字
第７２号）

　　在１９６８年开始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老师再次成为运动重点。
但是这次不是由学生自己组织，而是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进行
的。清华大学整老师的“经验”被传达到全国，是当时所谓“六厂二校经验”的
一部分。打人的事情仍然发生。只是一般不像１９６６年８月那样公然地在很多
人面前大规模地进行，而是常常个别施用。清华电机系的一位教授被用布条蒙起
眼睛打。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８·５”惨案的幸存者胡
志涛副校长被学生轮流连续斗过４８个小时，不准她睡觉，逼她“交代问题”。
三位老师自杀身死，其时都仅４０岁左右，最年轻的一位３５岁。在江苏仪征实
验小学，除了校长，有七位老师因“黑五类”出身等原因挨斗挨打，其中有一位
剪喉管自杀，剪断声带，未死致残。

　　被访问者中有一位说，在她住过的北京农业大学教工宿舍９号楼１门洞，从
一层到四层共住有１１家人，“文革”中自杀了三家的五口人。但是，我们不知
道在“文革”中一共有多少老师无辜身亡。

　　１９６６年在校的大中学生，从６月停课后再也没有上过课。他们在数年以
后先后离开学校。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恢复了已被废除了１１年的高等学校升学考试制度。

　　　　　　　　　◆　六、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反思

　　在九十年代，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怎么想呢？

⒈　从历史的角度：“文革”前的教育方式是否与暴力行为有关？

　　近几年来，在１９６６年被打的老师中，开始有人因年事已高而去世。有一
位在１９６６年被严重打伤的中学校长说，是检讨他们自己以前的教育方式的时
候了。在“文革”开始以前，１９６４年以后，在压力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
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单独给干部子弟听政治报告，给他们
和其他学生不同的政治待遇，强调阶级斗争，这跟后来在该校出现了以干部子弟
为核心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有直接关系。红卫兵提出了“造反”，把老师当
成敌人。１９６６年６月“工作组”进校以后，鼓励学生上纲上线批判学校领导，
但是不许打人。红卫兵反“工作组”。“工作组”被毛泽东撤走后，就发生了打
老师。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
埋藏了日后的灾难。

⒉　从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一代？

　　在１９９３年夏天，１９６６年时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
涛说，她收到过一个学生寄给她的日历和一封信。在信里这个学生为１９６６年
８月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２７年来她收到的唯一的道歉信，她表示她原谅
打了她的学生们。但有一位老师不同意。她说，道歉不道歉，对老师们来说现在
其实没什么，问题在于这些学生，他们参与了打死人的事件却不道歉，他们还有
没有良心？中国的老师不教学生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但是人应该对自己做了
的坏事有内疚感和负罪感。

⒊　这是不是“革命”？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非常少数的“文革”参加者仍然认为红卫兵当
时所作，并不都错，有的还认为主要的都是对的，因为那是一场“革命”，方向
正确，手段不那么重要。但是多数曾身临其境的被访者都觉得，那场运动无论是
手段还是方向都是错的，不能再让“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或类似的事情再次发
生，不论其是否再用“革命”的名义。

　　　　　　　　　　　　　◆　七、作者的话

　　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这篇文章先写成这个样子。我遗憾未能了解更多的有
代表性的学校，也未能做出全面的统计数字，对整个事件，整幅图景的描述因而
会有很多遗漏，对因果关系的阐释也不够详细。我希望读者们给予评论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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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被访者表示感谢，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来作这种恐
怖而痛苦的回忆。特别要感谢王晶尧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后，调查情况，
收集材料并冒险保存下来。他让我阅读他的材料。他对妻子和历史的忠诚精神令
人钦佩。另外，也要特别感谢Ｊｏｈｎ　Ｋｉｅｓｃｈｎｉｃｋ，是他帮助我作
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并对本文的写作给予鼓励和建议。

注（２）　作者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看到打人的经过，曾
为此写过“女性的野蛮”一文，收于我的“校园随笔”一书。（北京，北京出版
社，１９８８。）

注（３）　这是由萧卫平（１９６６年北京中学生）从计算机网络上寄给我的，
并请谭馥（１９６６年天津中学生）做过核对。谭提供的歌谱不同，但词是基本
一样的。两地唱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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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本来就没目标. 只知道自己所见,个个不适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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