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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gic (望长空), 信区: History
标  题: 文革童年几件事儿，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发信站: 紫 丁 香 (Sun Apr 11 16:55:57 1999), 转信

　　　　　　　　文革童年几件事儿，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梧　桐·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深刻记忆就是：我好容易等到了七岁，可还是
不能够上学。

　　上学是我幼年时最大的梦想。每次站在院里或者胡同里，看着比我大不
了一两岁的男孩女孩背着书包从学校回来，我都羡慕得不得了。小芸比我大
两岁，是我们院里年龄和我最接近的女孩，所以我和小芸便常常在一起玩耍
。小芸喜欢对我发号施令，而我又偏偏不喜欢听她的；她说东，我奔西，自
然便出现了僵局。每当这时小芸便努着她的鼻子问我：“你上学了吗？你上
学了吗？你知道的多还是我知道的多？”

　　此时我便觉得气短，但绝不会认输。“我还没到年龄呢。到了年龄我也
上学。”更气时，小芸便甩手而去，临走时总要讥讽一句：“谁愿意跟你玩
呀？连学都没上。”小芸的话无疑更激起了我对上学的渴望。我总是问我妈
妈：“什么时候我也能上学？”“当你长到七岁的时候。”从那一天起，我
便一直盼望着我七岁的年龄。

　　１９６６年，我刚好七岁，正是应该入学的年龄，可是，我妈却告诉我
学校停课不招生了。好容易等到了七岁，却又不能够上学；我很是茫然困惑
，难过自怜了一番。我反复问我妈妈那明年还招不招生了？真害怕我从此会
没有机会象那些比我大的孩子们那样神气洋洋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没能上学的失望很快便被我对世界纷乱的惊奇所代替。我虽然不喑世事
，却也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大事。街上多了很多喇叭；每天都有一群一群的人
，来来往往地往墙上贴大字报和喊口号，令我甚为奇怪：为什么往日严肃平
和的大人们忽然间变得象孩子们一样疯疯颠颠的？

　　一天晚上，我爸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开始脱鞋，边脱边对我妈说：“真
险呀！我差点让红卫兵把我的皮鞋和裤子给剪了。我是绕小道回来的。街上
乱透了。到处都是红卫兵，见着穿瘦腿裤和尖皮鞋的就剪，见着烫发的也拦
也剪。一个女的被剃得一边有头发一边没头发，捂着自己的脑袋直哭。另一
个女的直给红卫兵跪着，央求红卫兵让她回家自己把头发剪了。可哪听呀，
几个红卫兵上来，齐了卡啦也把她给剪了。有一个男的的瘦腿裤被红卫兵一
边一剪子，一直豁到了大胯那儿。好家伙，他还说谢谢呢，跟穿了个女人的
旗袍似的。后来他还骑上了自行车，让风一吹，这叫难看，两条大腿都露着
。我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周围的人说是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呢。
我就跟着人群后边走呗。后来一看不对劲，我没等那盯着我裤子的红卫兵发
话，掉头骑起自行车就跑。一看我掉头骑车，那个红卫兵才叫。我一拐把就
钻进了旁边的小胡同，也亏我骑车技术高，几钻几拐，后边就没有声了。”

　　“我把这鞋和裤子收起来吧，以后可别再穿了。”我妈说。
　　“收起来吧，收起来吧。不敢再穿了。”

　　我望着我爸爸脱下来的红棕色尖牛皮鞋和黑色瘦腿裤，听着我妈对我爸
的劝告，便知道这世界上是不许穿尖皮鞋和瘦腿裤的。

　　第二天，我出去玩，发现周围女孩的头发都变成了齐耳的短发。看见我
还留着个马尾巴，几个女孩便指着她们自己的短头发对我说：“哎，小莉，
你妈为什么不给你剪头呀？你看我们都剪了。”我望着她们的短发，觉得真
难看，便捂着我的长头发跑回了家。

　　不想，一进家门，我妈就要剪我的头发。我说什么也不剪，便左躲右闪
挣扎着和她周旋。我妈连恐带吓，说如果我不剪便不能出去玩，因为红卫兵
看见了就会给我剪阴阳头；那样的话，所有的小朋友们都会笑话我。

　　“那也不剪。”我一边使劲推着她那拿着剪子的右手，一边带着哭腔地
说。

　　我妈没有办法只好将剪子放下，无可奈何地说：“好，不剪甭剪，可你
也别出去了，否则红卫兵给你剪。”

　　“不出去，我也不剪。”我望着我妈，直到她把剪子放下，我才把双手
从脑袋上拿下来。我自小头发就好，又黑又密，所以长得也长，因此我妈便
给我梳了个长长的马尾巴。我爸特别喜欢我的长头发，兴致来了也会给我梳
头。而且每次他都会在我高高梳起来的马尾巴上系上一条粉红色的绸带。长
长的绸带被系成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紧紧地贴在我的马尾巴根部。每当我
跑起来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得到我头发的摆动。阳光好时我还会看见我地上
的影子，那蝴蝶结会随着我头影的跳动时隐时现。

　　为了不剪头发，我真地不再出去玩了。每当我不得不上厕所的时候，我
便手捂着头发，从家里向厕所飞快地跑去，解完手再飞快地跑回。这样持续
了大约有一个多星期，后来我实在耐不住寂寞了；隔着玻璃望着小朋友们在
院子里跑来跑去，我不得不对我妈让步：妈，我不要长头发了，您把我头发
剪了吧。”我的头发保卫战便到此结束。

　　不能上学，贴满了大街小巷的大字报便成了我学习汉字的黑板。看见一
个人边写边喊：“打倒彭、罗、陆、杨！”我便知道了那些字是“打倒彭、
罗、陆、杨！”

　　每次和我妈上街，我都指着墙上的字，问我妈那些是什么意思？什么“
砸烂三家村，四家店！”啦；“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啦；逐渐地我
便认识了很多字。一天，我和我妈去商店，看见几个人正在往柜台上空的铁
丝上挂一条刚刚写好了的红布幅。新写上的字，墨汁还没干，在红红的底布
上映着门外的阳光显得格外的刺眼。我认识红布上的头两个字是“炮打…”
，便问我妈那后三个字是什么？从我妈那儿，我知道了那红布条幅上写的是
“炮打司令部”

　　世界变得越来越乱了。大字报贴得满街满巷；广播喇叭昼夜不停。革命
口号喊得惊天动地，震耳欲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布署！”
　　“……！！！”

　　当然了，这仅仅是开始。以后十年中，铺天盖地的革命口号喊得把人的
耳朵都磨出了茧子，以致我现在还有着“厌口号症”。一听见别人高喊口号
，我就不由自主地皱一下眉头；一看见口号式的文章，我边觉得浑身上下的
不舒服。特别是那些血喇喇的，充满了“流血牺牲…”“誓死捍卫…”语言
的讲演和口号，尽管是在叫人激动不已的漂亮名义下呐喊出来的，也叫我反
感。至于一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共喊着同一个口号，我便总觉得这事
情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过，这是后话了，还是回到我七，八岁的时候
吧。

　　红卫兵们在到处抄家，寻找和摧毁一切所谓封资修的东西。看见那些被
抄的挨打受辱，所有底子潮的家（即出身不好的）都开始坐卧不安了。当时
我们院住着六家。第一家的陈大爷解放前曾是沈阳一家汽车公司的经理，后
又带着全家飞到北京为老板经营工厂，本是老板的高级雇员，解放后却被定
为了资本家。第三家也就是小芸家，解放前在青岛开皮货店，临解放前又把
生意做到了北京。第四家文革前不久刚刚搬到不远的另一条街去，是爱新觉
罗氏的后代，清朝八大王爷之一的子孙。男主人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远
郊劳改，平时很少回家；女主人则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名义上的经理。我
们家解放前则主要是靠房租生活，并开着一家旅店和一家洋车店。我不知道
陈家和小芸家在家里摧毁了多少“封资修”，只知道我们家把家里的丝绢挂
画和有着古代画面的细软古瓷全都毁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星期天，天气特别地好，可以说是阳光灿烂吧
。我爸和我妈带着我们把家里折腾了个底儿朝天。一箱子的绢画一个一个地
撕。“三英战吕布”，“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娘教子”，“孟母迁居
”，以及花草鱼虫，狮子老虎的扔了一地。擀面杖似的画轴堆了一堆。我和
弟弟便一人手里拿着一个画轴，玩地主打穷人的游戏。箱子里的那些康熙，
雍正和乾隆时期的细软瓷器也都被分门别类。凡是上面有古代故事的都不留
；没有古代故事只有图案的便往床底下藏。后来这些床底下的古瓷竟躲过了
抄家。

　　那天最让我心疼的是我爸爸把一个我平时最喜欢的台灯一摔两半。那个
台灯是一个古代美女坐在一棵柳树下看书。她是那样的恬静高雅，穿着件低
领宽袖，飘飘欲仙的唐朝女服。我特别喜欢那个台灯，常常爬上椅子跪在上
面，目不转睛地欣赏那粉红灯罩下，坐在树下专注读书的粉面黑发美人。看
着我爸把那已被摔成两半的台灯扔到葡萄架下时，我的心里甭提多难过了。
我走到葡萄架下，把那两半拣起来左对右对，想使那腰折了的美女恢复原状
。我蹲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开，直到我妈叫我把那台灯扔下，别再动她了，我
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我手中那碎成两半的台灯，站起来走回屋里。直到现在，
一想起那美丽的台灯，我的心还在隐隐地痛。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惋
惜痛心：眼睁睁地看着一件你心爱的美丽事物被摧毁。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初我们家该不该自己毁掉那么多东西。我爸爸当初
的逻辑是等红卫兵来给你毁就晚了；与其让红卫兵来毁，还不如自己先毁了
呢。可难道不正是这种绝大多数人的随波逐流和向恶势力的无条件低头才使
得红色恐怖瞬间席卷中国吗？为什么明知道世界是错的还要迎合？迎合这种
制度实际上就是在帮助维护这种制度，使恶势力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
且先不说保护他人权力，假如当时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敢与面对暴行保
护自己权力的话，暴政还有不有可能那样肆意横行？不要说四分之一了，恐
怕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说来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忽然间能够产生的。它是多少年的日积月累，是
一次又一次政治斗争的继续，最后必然要达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象一
个开起来的汽车，没有制动系统；其结果一定是越开越快，最后车毁人亡。
没有广大民众多年来对暴政的支持，亿万人的随波逐流，光毛自己是发动不
了文化大革命的。独裁者的产生必定有产生独裁者的土壤。假如当初中国多
一些有骨气，有同情心，有道德信仰的人，少一些推波助澜，投机取巧，落
井下石的人，那么文化大革命还会不会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和血肉横飞呢？

　　后来抄我们家的是我爸爸厂子里的工人，他们拿走了家里的全部书籍，
放唱机，冰鞋以及汽枪等物，但并没有动床底下的瓷器。不知道他们是不知
道床底下的瓷器是古瓷，以为是一般的瓷器呢？还是他们手下留情？总之，
他们并没有象红卫兵抄家那样，捅房顶，掘地板，他们也没有翻箱倒柜。家
里基本上没有大动，以致于后来几年，我们还可以靠卖一些箱子底儿的旧衣
皮袄，家里的旧钟旧表缓解家里的生活困难。尽管这些床底下的瓷器躲过了
抄家，但大多也没有长寿。不是被我们孩子上床下床碰坏了，就是我俩个弟
弟抽嘎硌儿时，把嘎硌儿抽进了床底下，被嘎硌儿撞坏了。记得有一次我们
玩秤，秤砣从秤杆上滑下来，一下儿就砸在了一个靠近床沿的雍正时期的大
茶叶筒上。那个深紫明黄花色的大茶叶筒顿时就被砸掉了一半。

　　与抄家共行的就是一个一个的批斗会。一日我见很多人都往南面那条大
街上跑，便也就随着很多孩子们一起跑了过去，只见街上有两三辆大卡车正
在从东向西徐徐地开来。卡车上站着很多身穿白大褂和黑大褂的人。他们都
弯着腰低着头。每一个人的脑袋上都顶着一顶白纸糊的高筒尖帽，上面写着
他们的名字和罪名。例如：刘ＸＸ，走资派；高Ｘ，反动学术权威；张ＸＸ
，反党分子…。每个名字上都打着大叉。他们周围站着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
章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左手拿喇叭，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一路振臂高呼
；无非是些什么：“打倒…！”　“打倒…！”　“…万岁！”　“…万岁
！”之类。

　　我站在路旁的人群中，仰头看着那些低着头，闭着眼，头带高帽，胸挂
木牌的人，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是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并夹杂着同情
。

　　又有一天，胡同里的几个小孩叫我跟他们一起去看斗吴晗去。“哎，小
莉，我们去丁家庄去看斗吴晗去，你去不去？”

　　丁家庄在南边，我爷爷和三奶奶家就住在那儿。从我们家走路过去大约
要十多分钟，中间要穿过两条大马路。想到我妈给我的戒令是自己出去玩儿
不得越过南边的第一条马路，我便对他们摇了摇头。

　　“我不去。”
　　“去吧，甭儿好玩儿。每天都有小孩儿去斗吴晗。你一喊：‘吴晗出来
。’吴晗就出来。你问他：‘吴晗，你有没有罪？’他就点头：‘我有罪，
我有罪。’真的，跟我们去吧？”小伙伴们对我又拉又扯，可我还是不愿意
违犯我妈的戒令。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姐姐忽然间讲起了她看斗吴
晗的事。她说她下午去看斗吴晗去了。一帮孩子在楼底下大叫：吴晗，你下
来。吴晗就下来了。然后，这些孩子就问：吴晗，你有没有罪？吴晗就说：
我有罪，我有罪。一帮孩子就说：大声点。吴晗就大声说：我有罪。孩子们
说：你是不是反革命？他就说：我是，我是。然后，一群孩子就说：好，你
上楼去吧。吴晗就转身上楼去了。等他刚上楼一会儿，孩子们又在楼底下叫
：吴晗，你出来。他就又出来了。这些孩子就又问他：你有没有罪？他就又
说：我有罪，我有罪。好多小孩儿都往他身上扔东西和啐吐沫。一个小孩儿
喊：打倒吴晗。一帮小孩儿就跟着喊：打倒吴晗。吴晗在中间低着头，……

　　“你扔东西和啐吐沫了没有？”听到这儿，　我爸问我姐。
　　我姐望着我爸严厉的表情，楞了一下，诺诺地说：“没有。”
　　“你喊打倒吴晗了没有？”
　　“那儿有好多小孩儿呢。我只在旁边站着看着来着，我什么也没做。”
　　“以后不许你再去，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我爸又把脸转向我们另外几个孩子：“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谁也不许
跟别的孩子去斗吴晗，知道不？”我们都畏怯地点头。我爸对我妈说毛的焚
书坑儒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天下午，我听见房后面人声噪杂，便爬上桌子隔着窗户玻璃向外看。
我们家的房子冲东朝西，座落在一个高坡上，比房子西边的地面大约高出有
一房高，所以尽管是平房，隔着后窗户看西边也就跟在二层楼上往外看一样
。我们家后窗户下面是一条大约有十米宽的宽胡同。这条由北向南的宽胡同
在我们家后窗户南边不远的地方就被一排房子堵住了。因此，我们家后窗户
下面的这条宽胡同实际上也就成了一个三面临房的空敞地。文革时，有的批
斗会就在这块空敞地上举行。

　　那天下午，当我爬上桌子顺着窗户向外看时，只见一群红卫兵正在斗一
个老头和老太太。老头和老太太大约有五六十岁的样子。老头略有点发胖，
是个秃顶。光光的脑袋被阳光晒得油亮亮的。老太太人很削瘦，头发被剪得
坑坑凹凹，象狗啃的似的。俩个人各站在一个桌子上；周围的红卫兵中有几
个人手中拿着皮带和棍子。我刚刚爬上桌子，把头贴在窗户上，气还没怎么
喘，就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红卫兵手中拿着一把锤子登上了老头桌子后
面的椅子上。

　　“你交代不交代？”话音未落，他手中的锤子已敲在了老头的头上。只
听“砰”的一声，一股鲜血顿时从老头的右后脑勺上流了出来。老头晃了几
晃，底儿下的人立即叫道：“你老实点。”　这时一个女红卫兵振臂高呼：
“不交代就叫他灭亡！”　其他人也随着喊道：“不交代就叫他灭亡！”

　　老头仍然站在桌子上，血象一条小溪似的，从脑袋上一直流下来，流在
脖子上，又流在他的黑衣服上。这时老太太已跪在了桌子上；几个红卫兵在
叫她站起来。看着那流着血的脑袋，我觉得有些恶心要吐，心揪揪的，又有
些害怕，便急忙爬下了桌子。窗外还在吵吵喊喊，可我却不敢再爬上桌子去
看。我不明白那个男孩子为什么那样狠。我觉得那老头和老太太太可怜了。
我不堪再听窗外面的打骂声和口号声，便索性跑出了家。来到院子里，听几
个人正在议论，说那老头和老太太是逃亡地主。红卫兵曾去他们家抄家去找
“变天账”。

　　一直到晚上，我都不能忘记那老头流着鲜血的脑袋。第二天，胡同里的
人说那老头当天晚上就死了。又过了一天，人们说那老太太也死了。人去房
空，很多孩子都跑去看那地主和地主婆的房子。我很想知道“变天账”是什
么样儿，就叫上小芸和我一起也去看那地主的空房子。这对老夫妇住在我们
胡同下坡儿西边的一个院子里。两间朝南的北房门窗大开。我想地主家里一
定是很讲究的，可进屋一看，实在是家徒四壁；除了几条破凳子，破箱子，
还有床上的点旧衣服外，什么都没有。屋里一片狼籍；墙壁镐痕累累；地上
被挖了一个大坑；房顶上被捅了两个脸盆大的窟窿，仰头一看，蓝蓝的天空
就在上面。我问小芸：“变天账在哪儿？”

　　小芸又问屋里的另一个孩子：“你们见着变天账了吗？”
　　这时一个孩子说：“不知道藏在哪儿了？红卫兵都没找着。”

　　我好几天都不能摆脱那老头挨打的镜头。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便问我
妈：“妈，是地主就该打吗？”我妈望了望我，犹豫了一下：“谁都不该打
，打人是不对的。”“那打人的红卫兵是好人吗？”“打人的红卫兵在学校
也不是好学生。好学生不打人。”


　　“是地主解放前老打穷人吗？”
　　“不是，很多地主都不打穷人。”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别到外面瞎
说去。我说的话你知道就行了。听见没？”
　　我小时候是个嘴极严的孩子，凡是家长不让我到外面说的话，我从不说
，所以我妈和我爸当着别的孩子面不说的话，却不怕当着我说。我非常感谢
我妈在那时候能跟我诚实地谈话。她虽然文化不高，却并不因为波澜壮阔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改变最基本的人世间的是非标准。也许正是因为她是
一个极普通的人，没有任何野心，才使她更具有一个普通人的同情心和良心
。当然了，也许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我后来才知道我姥爷曾
就是一个逃亡地主，解放初病死在监狱里。

　　记得上小学时，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去看电影《雷锋》。电影里有一段插
曲，叫做“唱支山歌儿给党听”。其曲调委婉动听，情意切切。我顿时喜欢
上了那首歌儿，便时常有事儿无事儿地都哼着那首歌儿。一日，我下午没课
，便坐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首歌儿：

　　唱支山歌儿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抽敌人，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

　　我妈妈正在床上做棉衣。我想她一定对我所唱的歌儿早有反感，只是不
好说而已。听着我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始而复周地没完没了地唱着，她
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当我再一次唱到“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时
，她忽然不高兴地说道：“难道敌人就该抽呀？”

　　我一下儿怔住了；脑子里顿时涌现出了那个颤微微地站在桌子上，血象
小溪一样从脑袋上流下来的老头。幸亏我妈的点悟，多少年之后，我忽然间
领悟到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社会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并不是要建立一
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而是要夺取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地
位——变“剥削者”和“压迫者”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变“被
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为“剥削者”和“压迫者”。就象现在很多中国人
反腐败，反特权那样，反的并不是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而是为什么
是你能够腐败？我却不能？你有特权？我却没有？阿Ｑ革命要的是也能坐在
赵四爷的椅子上，抽他赵四爷几鞭子。当然了，这又是后话，让我们再回到
六六，六七和六八年吧。

　　抄家批斗之火愈烧愈旺。一天，我哥回家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那天打死
了一个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兵的蹬三轮的工人。那个蹬三轮的工人是被皮带
活活地抽死的。“那帮红卫兵真狠；ＸＸ胡同的ＸＸ打得最欢。”

　　又一日，我哥哥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把我们院文革前不久搬走的第四家
的阿姨打得满地乱爬，浑身是血，连大小便都失禁了。在北京一般都叫大妈
，大婶，但由于第四家的女主人原是上海人，所以我们就都叫她阿姨。原来
这阿姨曾有一个女人玩的克朗小手枪。那小手枪就挂在家里的大衣柜里，后
来却不知道怎么就失踪了。一发现手枪失踪，她就立即报告了政府。当时政
府只记下了这件事，并没有追究。文革中，红卫兵说她是特务，还说她们家
曾有一面国民党旗。红卫兵让她说出手抢和旗子的下落，她当然说不出。红
卫兵就打，打昏了过去，又用凉水泼。

　　我们院里小芸的爷爷奶奶家也被抄被斗了。小芸的爷爷，奶奶和小芸的
大爷，大妈住在一起，与小芸家隔着几条街。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有意让
小芸家难看，那天的批斗会刚好在我们胡同的南头举行。老头和老太太两个
人被迫站在一条细长的桌子上，颤颤巍巍的，听着底下人对他们大吼大叫。
那天小芸家一整天关着门，不见人进人出。第二天小芸站在她家门缝中，我
冲她招手，要她出来和我玩儿，可她却立即把门关上了，把身子缩了回去。

　　我们院里被整得最惨的则算是陈大爷家了。一天，陈大爷家来了很多人
。他们又喊口号又贴大字报，把陈大爷家翻了个乱七八糟。陈大爷时已被关
在厂子里，不能回家了。又过了些天，一帮人押着陈大爷回来了，还开来了
一辆卡车。来人向家人下命令，要陈大爷和陈大妈立即收拾东西，他们将即
刻被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谴送回东北农村老家。陈家有六个孩子。大女儿是教
师；二女儿是技术员；长子和三女正在上中学；二子和三子正在上小学。三
子只比我大两岁，陈大妈舍不得，便决定带他同行。几个大孩子静静地站在
一旁，默默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小弟爬上了卡车。陈大妈一直在流泪，那帮
人却时不时地勒令她快点。当他们坐上车时，小儿子忽然间大哭起来并要下
车：“妈，我不去农村…，妈我不去。”

　　陈大妈使劲搂着小儿子，也禁不住哭出声来：“明儿，听妈话，明儿，
听妈话…”

　　一阵儿马达声，卡车开始起动。陈大爷和陈大妈一个劲儿地向自己的几
个孩子挥手，载着哭声，卡车开出了胡同。

　　一年后，陈家的长子去了内蒙；两年后，三女又去了东北兵团。陈家的
二子后来在一次军事拉练时腿上生疮，又淌了脏水，一夜便发起高烧来。当
时住在农村，过了一天，带队的老师才将其送进医院。医生诊断是急性肾炎
。待其被学校老师送回家里时，其病已被耽误了；急性肾炎已转为了慢性肾
炎。父母不在全靠两个姐姐跑来跑去。为了给弟弟治病，大姐推掉了几次交
男朋友的机会。两个姐姐省吃简用，把钱都花在了弟弟的医药费上。在内蒙
的长子和东北的三女也寄钱回家给弟弟治病。两年后，二子病危，陈大妈从
东北农村回家照顾儿子。一天夜里，躺在床上的二子忽然对陈大妈说：“妈
，我死了你别哭，也别难过。”陈大妈立即喝住了他，可心里却象刀割了一
样。就在那天黎明，二子告别了人世。

　　那天早晨，凄怆的哭声从陈家传出，一声一声的，夹在北京冬天那如刀
割面的寒风中，叫人好不凄惨。陈大妈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昏了过去。大姐
也哭得泪人一般，两个人搀着去上侧所，一下儿就昏倒在了侧所门外。从内
蒙回家休冬假的长子，一边哭喊着：“弟弟，我对不起你，我不该上次回家
抽你一个嘴巴，我不该呀…，我混蛋呀…”一边用自己的脑袋撞墙。小芸她
妈和她姥姥，以及我妈和我奶奶也一边劝着陈家的人一边流泪。

　　陈家父母被轰回老家去后，几个孩子过日子已经够惨的了，可还被人歧
视。有些以前曾跟陈家有过纠纷的，也趁机欺负人。街道居委会和警察时不
常地半夜三更地砸门，声称是查户口。小芸家和陈家一向最好，有时便在晚
上天黑时，偷偷地送些东西过去。我妈和我奶奶有时也趁天黑没人看见的时
候端过去一瓢面或一碗米什么的。

　　胡同里已经有人在传说我爷爷也被斗了。一天，一个邻居对我们家说丁
家庄那儿正在开批斗会斗我爷爷呢。几天后，又有一个邻居告诉我奶奶，说
他在早上上班时　看见我爷爷挂着一个写着“资本家”的大木牌子在丁家庄
那儿扫大街呢。我爷爷原有三个老婆。我奶奶是正室；二奶奶无子，且早在
解放以前就死了。解放后，为了避免被控有重婚罪，他不得不在我奶奶和我
三奶奶之间选一个。当时，我奶奶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可我三奶奶的
几个孩子最大的也不过十来岁，所以我爷爷便选择了比他小十七岁的我三奶
奶，而与我奶奶离了婚。为此，我爸爸和我姑姑一直对我爷爷耿耿于怀。

　　据说我老祖过世时，留下给我爷爷和二爷大约有四百多间房，一个客栈
和一个有着近百辆洋车的洋车场。当时我爷爷才二十五岁。年轻气旺守着一
堆自己不曾花过一分力气的财产，上面又没了管着他的人，他便开始吃喝玩
乐起来。我爷爷毕业于北京男四中，后来又上了中国医科大学。可他从小就
厌文爱武；后来虽然拿着医科大学的文凭，却从不行医，每天只是舞枪弄棒
，摔跤练拳，要不就是去广和听戏，去天桥听歌，或者是泡在老北京的澡堂
子里，搓身擦背，然后披着浴巾，躺在床上和朋友们聊天，而且开始往家里
娶起小老婆来。

　　据我奶奶说，当时我爷爷和同仁堂掌柜家的大公子相识，而同仁堂家又
和冯玉祥将军往来密切。同仁堂家的大公子跟我爷爷说，冯玉祥曾告诉过他
们共产党可能会得天下；一旦共产党赢了，最好是别等共产党来，就自己把
财产分了，千万别舍不得财产。我爷爷本来就是个活分人，加上那财产又不
是他挣的。所以没等解放军进城，就自己把家里的一部份财产给分了。洋车
厂的洋车是谁拉的归谁。有些房子也是谁住的归谁。因此，待解放军进城时
，家里只剩下了四十几间房。加上我祖父平时又比较注意为人，没结下什么
冤家对头，所以他只落得了个房产主的成份，平平安安地过了关。至到文化
大革命之前，共产党没动过他一根汗毛。也幸亏了我爷爷是个花花公子，那
么吃喝玩乐，坐山吃空，没像我老祖那样积累财产，否则的话，他的成份也
就不仅是个房产主了。

　　小时候，我爷爷每隔一两个星期就来一趟我们家。也许是由于他还有他
自己嗷嗷待哺的，和我哥我姐年龄相差无几的亲儿亲女的原因，他并不象大
多数中国的爷爷奶奶那样对孙子孙女那么亲。我爸对我爷爷已有隔已久，所
以有时便出言不恭。我印象中的我爷爷身体特别健壮，走起路来永远是挺胸
抬头的；一条三寸宽的牛皮板儿带横系腰间。兴致好时，我爸和我爷爷会玩
劈砖比赛。他们将叠起来的几块砖头一掌击碎，看谁碎的砖头多。有时则穿
上摔跤的褡裢在院里示范给我哥和我弟弟几个摔跤的动作。后来有一次我惹
恼了我大弟，他便把他学来的大背胯用在了我身上。还没容我反应，他便一
个大背胯将我撂在了地上。地上有个火炉盖儿，刚好硌在我后脊梁骨上。当
然，我则用凄惨的哭声给他告状。晚上，我爸手里拿着皮带教训我弟弟：“
难道我教你摔跤是叫你摔你姐姐的？”

　　我爷爷已有段时间没来了。听说他被揪被斗，挂着牌子扫街，我们家也
没人去那边看看。一日，我正在屋里玩儿，忽然隔着玻璃看见一个弯腰佗背
，拄着个棍儿的老头拐进了院门。老头走得很慢，颤微微的。当老头走到院
中间时，我突然发现那是我爷爷。我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个都六十岁了还能
扛起一袋五十斤面，抬脚就跑的爷爷。几个月没见，他已面目全非，穿着一
身脏兮兮的蓝工作服，低着个头，摇摇晃晃地走着。

　　我爷爷走进家门，冲我奶奶“唉…”了一声，一屁股坐在八仙桌旁边的
椅子上，抓起桌子上盖子帘儿上的干面条和生白菜就吃。我奶奶一看见我爷
爷这样，立即就问是不是我三奶奶虐待他了，不给他饭吃。我爷爷并不答话
，只是往嘴里塞菜叶和干面条。我奶奶便骂起我三奶奶来：“好狠呀，这小
娘们。我当初跟你说什么来着，她是冲着你钱来的，你不听呀。小老婆没一
个好东西，正经八板儿的人会给人家去当小老婆吗？现在你老了没钱了，她
就整治你了。她好狠呀，这小娘们…”

　　受我爸爸影响，我姐姐进了家门，见我爷爷正在吃，端起盖子帘儿就想
走。“你干什么？”我奶奶对她喝道。我姐又把盖子帘儿放回到了桌子上。

　　我爷爷始终一声不响；待吃光了盖子帘儿上的东西，他便站起身来，转
身走出了家门。晚上，我爸回家，我姐立即报告了我爷爷白天来家，见东西
就吃的事儿。我爸便说：“他是自做自受。他把钱都给他小老婆了。”他接
着又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以后你爷爷来轰他，别让他在这儿吃。”我当时
模模糊糊地觉得我爸爸不对，可出于怕他，又不敢说。

　　过了几天，我爷爷又来了，还是拄着那根棍儿，穿着那身脏工作服。他
走过我身边时，我轻轻地喊了声：“爷爷。”

　　我爷爷一进家门就又找吃的。家里只有我和我奶奶还有我两个弟弟在。
因为有了我爸的命令，两个弟弟便倚在里屋的门框上，一边笑一边对我爷爷
说：“你走，你走，别吃我们家东西。”

　　俩个人推闪着屋门，小弟弟两手揪着门两边的把手打起了便悠儿。“你
看，连我们家的门都轰你了，它也说‘你走’呢…”

　　我觉得喉咙发哽发酸，便走到大弟的身后，揪了揪他的衣服。“别轰爷
爷，别轰爷爷…”我喃喃地说。

　　“爸爸说的…”大弟扭过头，惊奇地对我说。我不敢说爸爸不对，只是
继续怯声地说：“别轰爷爷…”

　　这时，我奶奶忽然大哭起来：“天哪，你怎么就落到这种地步？你让我
好伤心呀。老了老，我要看这个？”她拿出手绢，呜呜地哭着。

　　“你走吧，你走吧…”她用手推着坐在她旁边的我爷爷。“我不要再见
你，我不要再见你了…，见你这样，我的心都碎了。”

　　“呜呜呜…”她一边用手绢撸着鼻子，一边哭着。
　　我爷爷坐在床上一声不吭，只是摇头。忽然，他对我奶奶说：“别哭了
，我受点苦没什么。我一辈子没受过苦，老了受这点苦不过份。”

　　我奶奶哭得更厉害了：“是呀，不过份，人都说‘有福不受老来贫’可
瞧你，年轻时吃喝玩乐，到老了却这样。我…，我没想到呀，我没想到，你
我老了会过这种穷日子。”

　　“唉…，唉…，唉…，”我爷爷开始长吁短叹起来。
　　“你走吧，你现在就走吧，你再也别来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爷爷没动。我奶奶站了起来。“你走，我叫你走，你现在就走。”
　　我爷爷望着我奶奶，然后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我走，我走好了。我
现在就走。”他开始挪步。“我走喽…”他象是自嘲又象是自言自语。“我
走喽，我不会再来喽。”

　　我爷爷走到里屋门旁时，冲着我两个弟弟无奈地摇了摇头。那时我的眼
泪已禁不住流了出来。我站在屋角，觉得嗓子哽哽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怯怯地望着我爷爷颤颤悠悠地走出了我们家门。门外，北风呼啸，我心里
在想我爸爸好狠。

　　我爷爷刚一走出家门，我奶奶就嚎啕大哭起来。“老天爷呀，我作了什
么孽，你让我看这个。”

　　她又转向我弟弟，手指他们说：“好呀，好孙子呀！你爸…，好儿子呀
！你爸爸怎么能就教你们这个？”

　　那时我两个弟弟，一个五岁多，一个四岁多。我们长大以后，两个弟弟
对此事儿后悔不已。每次提及此事儿都说：“我们当初真不该呀。爷爷都那
么惨了，我们还轰他。”

　　我爷爷再也没来。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我奶奶见面。没过多久，他就去世
了；那年他六十二岁。那是１９６８年初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在热被窝
里睡得正熟，突然一阵猛烈的砸门声将我们全家吵醒。我爸爸立即从床上坐
了起来，对我妈说：“爸爸死了，是小林，我刚刚梦见爸爸了。”

　　在外屋睡觉的哥哥打开门，进来的果真是我爸爸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祖
父和我三奶奶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小林。“爸爸死了”　小林叔对我爸爸说。
我爸爸立即穿上衣服和小林叔走了。

　　记得第二天早晨，门外是厚厚的白雪。我将一团白棉花塞进我那已经露
出右脚大母趾头的黑棉窝的黑洞里，便跟着我妈妈，踏着厚厚的白雪到我爷
爷和我三奶奶家去了。一进门看见我爸爸正跪在我爷爷的床头痛哭：“爸爸
…，爸爸…”

　　我爷爷没死几个月，我爸爸就被揪了出来。文革刚开始时，我爸爸很警
惕。后来看到到处都在批判当权派，他便也兴奋起来。一天晚上，他一反他
一直不满毛和共产党的态度，忽然说了一句：“毛主席英明呀。”

　　我当时虽小，心中已莫名其妙地怨恨起毛来。我觉得就是他闹的，使得
世界这么乱；这也打倒，那也打倒，谁都是坏人，怎么就他一个人是好人呀
？忽听我爸这么说，我很奇怪，心中便想也许我是错了。当时我爸天真地以
为毛领导下的共产党现在也要让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说话和当家作主了。
不久，他就加入了造反派。

　　他和厂里几个出身不好的想撬开档案柜把自己的档案烧了。当然了，他
们不可能得逞。很快，他们几个就分别被打成了“反革命”，“历史反革命
”，“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坏份子”。

　　那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爸还没回来；我和我姐正在胡同南头的一个院
里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突然，胡同外面有一大群人向北跑去。我
姐最爱看热闹，立即说又有抄家的了，便马上拉着我的手也随着人群跑去。
当我发现这一群一群的人正跑向我们院时，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感觉
。我紧紧地拉着我姐的手，踉踉跄跄地随着人群走进院里。

　　院子里已挤满了人，人群一直挤到我们家门口。我和我姐走进家门，看
见屋子来了我爸厂子里的好几个人。　我爸在中间低头站着；那些人在翻东
西。看见我和我姐进来，不知道我爸是不愿意让他的女儿看见他这样没有尊
严呢？还是仅仅是偶然，只见他忽然抬起头笑着对我妈说：“你去给大伙儿
沏点水…”话还没有说完，一个人就对我爸大声吼道：“老实点，不许你乱
说乱动。”另一个人说：“你把头低下。”上来就给了我爸脑袋一巴掌，并
把我爸的脑袋按了下去。

　　我姐看到院子里那么多人，便跑出去说：“去去去，看什么看？”我知
道事情不妙，便在后边拉我姐的衣服。我妈一个箭步冲出来，一把抓住我姐
的胳膊说：“别瞎说，快回屋去。”

　　来的人让我妈给我爸收拾铺盖，并到门口刷了几张大字报，然后把我们
家的书，放唱机，我爸的汽枪和冰鞋弄在一起，押着我爸走了。第二天，厂
子里又来了几个人，又糊了几张大字报。街道让我妈表明立场，不得已，我
妈也给我爸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爸这一去就去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被下
放到车间劳动，开始了每天早晨六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的生活；常常在我
们孩子还没有睁眼的时候他就走了，到我们都入睡了他还没有回来。这种生
活一直到１９７２年才真正地结束。

　　我不知道厂子里是怎么斗我爸的；我爸也从来不说。有时我便偷偷地装
睡，等着我爸回家，好偷听我妈和我爸的谈话。一天晚上我爸回来后，我爸
和我妈又在谈我爸的事。

　　我妈问我爸：“今天他们又打你了没有？”
　　“没怎么打，只打了几下儿。”
　　“拿什么打的？”
　　“带钉子的木板儿。”
　　“我看看。”

　　我正躺在床上装睡，听到此便偷偷地睁看了眼睛向我爸和我妈的大床看
去。我看见我爸的后背上有很多血点和血痂。

　　那时我神经紧张极了。每次听说有自杀的或看见自杀者的尸体，我都惊
恐万分，唯恐我妈和我爸也走这条路。我那时九岁，却时常在恶梦中惊醒。

　　一日我们在操场上开大会。大会散后，小学生们刚要拿着小板凳回家，
忽然一声凄厉的火车长鸣划破了长空。“压死人了。”有人高喊了一声。所
有小学生都朝着操场后面的火车道跑去。自文革以来，有很多人在我们学校
后面的火车道上卧轨自杀；每次听到那凄厉的长鸣，我们就知道又有人自杀
了。当我夹在孩子群中走近出事地点时，我看到的是一个人首分离，血肉模
糊的景象。死者的脑袋是从脖子根处被压断的；脸面朝下，头发象钢丝那样
直楞楞地立着。身子下身被火车挤出了一些粪便。那人穿着一身洗得略发白
的蓝色工作服；铁道旁的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件黄绿色的雨衣。

　　我盯着那件黄绿色的雨衣，突然想到我爸爸也有一件这样的雨衣。再看
那工作服，又想到我爸也有一套洗得略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我的心咚的一声
，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急忙向那脑袋看去，越看越觉得像我爸的脑袋。
脑子里嗡的一声；我急忙转过身，飞快地向家跑去。

　　刚一进家门，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我对我妈说火车道那儿有一个人自杀
了，穿着一身我爸那样的工作服，后车架上的雨衣也特别像我爸的那个雨衣
。我让我妈赶紧给我爸厂子打电话，看我爸在不在？

　　“别瞎说，不是你爸；你爸在厂子上班呢。”
　　我一下儿哭出声来。“您怎么知道？我爸可能偷偷从厂子里跑出来了。
您赶紧给我爸厂子打电话。”
　　我妈并不为我所动。“你爸为什么要自杀？你爸不会自杀的。我知道你
爸。”
　　“为什么我爸就不会自杀？他天天挨斗，还挨打。”
　　我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你爸挨打？”
　　“我听见您和我爸说话了。我还看见了我爸后背的血印儿了。”
　　“你晚上没睡觉偷听我们说话来着，是不是？”
　　我开始大声地哭，并开始跺脚。“给我爸打电话，您给我爸打电话…”
　　我妈被我折腾得无奈，只好说：“好，好，给你爸厂子打电话。”
　　怕我妈骗我，我坚持要跟我妈一块去。当我知道我爸在厂子时，我结束
了我的歇斯底里。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吃不下去饭。一看饭碗，就想吐；脑子里怎么也摆
脱不掉那脑袋和血肉模糊的脖腔子。出乎意料，那天我爸早回了家。我爸知
道了我的事，便拍着他的脑袋，笑着对我说：“怎么，你看爸的脑袋象那人
的脑袋？”

　　接着他又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别担心，爸爸告诉你，你爸爸永远也不
会自杀的。”
　　我爸爸的这句承诺在当时不知道减去了我多少负担。

　　我爸被揪出来没几个月我哥哥便到内蒙去插队去了。他走的那天，不知
道是我爸的公休日还是厂子里特别开了善心，反正我爸得以和我姐一起去北
京站厂送他。那是秋日的傍晚，我妈一边给我哥烙饼一边流泪。目送我爸和
我姐拿着我哥的东西和我哥一起走出了胡同，我和我妈妈才返回家。我妈回
到屋里，我和她说话她也不理。后来她坐在床上又开始抹眼泪，我问她，她
说：“你哥到内蒙去了。”

　　大约有晚上十点钟了，我爸和我姐才从火车站回来。我爸爸进屋后，和
我妈说了一些在火车站送行的情况，然后便坐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哭得是那样的伤心，简直就象一
个十来岁的孩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我爸哭。我很害怕，不知道如
何是好，便站在墙角一声也不敢吭。我爸重男轻女，五个孩子中他最偏疼我
哥，而最不待见的就是我了。几个孩子中别的孩子不能做的事儿，我哥可以
；而别的孩子身上他能够容忍的事儿，放在我身上就不行了。在我哥插队的
七年中，有好几次我爸曾在喝完酒后便呜呜地哭，说我哥一个人在内蒙过苦
日子，说他想我哥。我爸说１９６８年是他最倒霉的一年。那一年，他丧失
了父亲，离别了儿子，自己又被揪了出来。

　　自我爸出事儿以后，家里深更半夜的便常有革命群众和人民警察敲门，
声称是查户口。我自尊心很强，便不怎么跟周围的小孩儿玩了；我怕，也不
愿意让别人欺负我。那时我已上了小学。一些街道的小孩儿把我们家的事传
到了学校，有些孩子便骂我“国民党残渣余孽”（所谓的“国民党残渣余孽
”只不过是在他上中学时曾经参加过一次国民党三青团的会议而已）。如果
我上学去早了，我就一个人在学校外面站着，待打铃时再跑进教室。等下课
铃刚一打，我再马上跑出来。一日放学，老师刚喊完“解散”，我就跑，不
想却被后面的一个男生拽住了。他说：“反革命狗崽子”并顺势推了我一把
。我刚要挣脱，却又被另一个男孩儿拽住了：“国民党残渣余孽”他张口就
往我身上啐了一口痰。望着裤子上那粘乎乎的痰，我忍无可忍，便回手给了
他一拳。立即有三，四个男孩扑了过来；不到一分钟，我身上挨了好几脚和
好几拳外加上好几口吐沫。

　　我倒在了地上，但很快便爬了起来。我知道我不能敌过他们，便抓住了
其中一个。不管那几个人怎么打我，我只对准了我抓着的那个使劲儿地踢。
我穿的是一双牛皮鞋，那个男孩便叫了起来。这时一个老太太正好路过，便
对着几个男孩儿喊着：“喂，你们怎么好几个男孩子欺负一个女孩子？”几
个男孩儿便跑了；我也松手了我手中的男孩儿。

　　“快把身上掸掸，回家吧。”老太太慈祥地对我说。
　　我掸掉身上的土，又走到一个水管子那儿洗掉了衣服上的吐沫和粘痰，
然后我就在外面转。等到衣服上的湿印乾了，我便走回了家。

　　那时最让我难过的就是看我俩个弟弟受大男孩的欺负。我俩个弟弟那时
太小，还不知道世事。他们又离不开小伙伴，所以总喜欢跟别人玩。有时就
被别人欺负。每次见我弟弟被人欺负，我都气得不行。有两次竟和比我大的
男孩子交手，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以后，我便对弟弟发火，说他们没出息
，为什么明知道别人要欺负他们，还跟别人玩儿？

　　记得后来我爸被解放，当他拿回文革期间被扣发的奖金和部份工资时，
我们全家都欢欣鼓舞。当时我禁不住说道：“活着就是胜利。”我爸听了，
感慨万分。他说：“幸亏你舅舅当时没自杀。”

　　听我奶奶说，文革时当我舅舅得知他将被轰回农村老家时，他曾动过自
杀的念头。他跑到一座楼顶上徘徊了半天；抽的烟头满地都是。他之所以没
有下了决心，是因为他舍不得他那一双还不到五岁的儿女。

（后话：文革是中国人全民参加的一场运动，是人性恶的一场大暴露。除了
地富反坏右等那些被长期管制的对象，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极少数人外，每
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参加和推动了这场运动。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
。因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反思。文革过后，我曾跟我爸争论。我说他并
不是纯粹的受害者。他也曾给党委贴过大字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
运动的参加者，他也帮助推动了这场运动。）

--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我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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