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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cm (西门吹血##杀了你好么？), 信区: History
标  题: 文化大革命研究专辑（下）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Oct 17 19:47:55 2000), 转信

【 原文由 OP.bbs@kug.ml.org 所发表 】
发信人: liujia (西西弗·答案在风中), 信区: History
标  题: 文化大革命研究专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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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国　与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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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九七年　第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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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ｓ９７０２ｂ）
　　　　　　　　　　　　（ｚｓ９７０２ｂ）
 　　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探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
 　　正如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一文所指出，目前官方对文革研究的限~
制，固然有其求“安定团结”的合理愿望，但实际上少早于我们这个民族全面地~
汲取文革的深刻教训。只有对文革的复杂的社会成因进行公开的自由学术探讨，~
　　事实上，已有多种迹象表明，随着二十一世纪和临近，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正~
在日益丰富和深刻起来。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人能超越自身在文革中“受难”的~
 经历，泠静地思考文革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下面几个例~



　　例１．著名小说家冯骥才先生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生动地记~
 述了一百位不同阶层、职业和家庭背景的中国公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细心的~
读者不难看出，这一百位人物虽都受了很在磨难，但他们受难的原因却是很不相~
同（甚至是相反）的。冯骥才笔下的活生生的故事，给王绍光的如下说法提供了~
形象的佐证：“不管是当年的保守派，还是当年的造反派，都不能接受中央关于~
 ‘两派都是错误的’的说法。前保守派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文革的激进作~
法，何错之有？前造反派强调，他们冲击的是官僚主义和文革前极左政策（如划~
成分等），也不认错。”因此，笼统的“十年动乱”、“十年恶梦”之类说法，~
虽易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但无助于解析文革中不同人“受难”的不同性质及其~
　　例２．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十年动乱，全国遭动难，然而在吴~
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
 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
，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
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
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１］文革后期下放到~
苏南的干部，知青年熟练老工人为社队工业带来了必需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这一~
 事实正为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中外学者所公认。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
 　　例３．中国大陆１９９４年的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大量涉及了~
 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重新评价。其中说道：“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
 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的，而且也~
不可能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
 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根本否认毛泽东的思索和忧虑~
 ，或仅把它看作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型臆想，这是不公正的。１９８９~
 年的北京大动乱，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公众对社会尤其是共产党干部的腐败行为严~
 重不满激起了公愤。”［２］不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是谁，此书在中~
国广为流传的事实，说明社会上有着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之得失的客观需~
　　例４．中国1995年的畅销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中，多处涉及如何将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问题。该书第365~
页中写道：“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
 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
 进步的动力。”顾准早年奔赴延安，解放后担任上海首任财政局长。孙冶方于5~
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受到顾准的启发的。在受到历次政~
 治运动冲击的艰难环境下，顾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基本理论探索，写作了《希腊~
 城邦制度》，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著作。虽然顾准~
不幸于1974年去世，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内的独立思考者，作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今天终于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敬~
仰。因此，顾准关于文革中“大民主”应予制度化的思考，在现代中国民主理论~
 发展史上，格外具有象征意义：他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两党制”~
　　从上述这四个例子看来，国内许多人士正带着对中国未来的思索，重新审视~
 文革的历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加入这一集体的思~
　　（１）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
 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其之“失”，~
 在于他未能彻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经济、政~
 　　（２）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本人），是西方主流“现代性”~
 的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
的若干重大超越，乃是中国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重构。哈耶克等保守主义者~
 　　（３）以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
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自省为借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以自身的制~


 　　海内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对如下事实几乎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晚年的~
文革理论，严重脱离了正统马列主义。曾任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指出：“~
 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３］这意~
味着，毛泽东早年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他晚年的文革理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李锐先生着重强调，甚至早在１９３７年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对马克~
 　　虽然毛泽东偏离马列正统的事实无可争辩，但各研究者对这一事实的价值评~
 判却大为不同。本文认为，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
 ；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由于这一问~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方法~
是“大民主”。可以说，“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两~
个主要概念。毛泽东１９６５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
，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５］同年，毛泽东在“四~
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强调：“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
 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６］。显然，这种“党内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是严~
 重偏离正统马列教条的：因为正统教条是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消灭了阶级~
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形成他的“党内走资派”的理论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无非是权力斗争的托辞，不~
必认真对待。但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如下两个难点：第一，正如海内外不少学者所~
说，以毛泽东当时的个人权威，若仅想打倒刘少奇等人，是不必大动干戈，发动~
几亿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当毛泽东召唤“造反有理”、号召群众~
起来打碎自己缔造的党和国家机器之时，若仅想搞掉权力斗争中的对手的话，他~
 不可能不想到这种搞法必然危及到他个人的权力之基础。有鉴于这两个难点，本~
文认为，我们应认真对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不只把它看作权力斗争的托辞。~
 正象毛泽东本人说过的，文革是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１９４９~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高层权力斗争，但他诉诸“大~
 民主”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他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具有了独立的研究价值。~
 因为，如下文将要解释的，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
 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
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
 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初衷。历史经验表明，每当统治~
 阶级中有人试图通过诉诸群众的办法来解决其内部矛盾时，多种发展、变革和创~
 新的机会就来临了。因此，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何（如前所述，本文作~
者不认为权力斗争是主要动机），他的文革理论－－“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
　　严格说来，“党内资产阶级”或“新阶级”的观点，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范围内，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托洛茨基和吉拉斯（M.Djilas)~
都指出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个“新阶级”。但是，毛泽东的~
令人特别瞩目之处，在于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不仅明显偏离马列正统，而且与中共传统的~
也相悖。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之后，周恩来总理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
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７~
］可见，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从马列正统和中共传统上看，都是“异~
 　　毛泽东的“异端”思想，由来已久。为了揭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在中国现代~
革命史上的深度，我们须回顾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难题。自从“十~
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
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产业无产阶级极为弱小的社~
会，而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社会是要靠产业工人阶级才能建立的。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实际出发，决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
革命战争的道路。当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完之后，瞿秋白立即~
 为之作序，号召“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
 丰农民运动》一样”，“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
线去奋斗。”［８］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总结，“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要知识分子下~
乡与农民合起来构成的”。但是梁先生不无道理地接着说，“中国共产党明明是~
许多知识分子和农民，却自号为无产阶级，显然名不符实”。耐人寻味的是，梁~
漱溟先生最终对这“名实不符”给予了解答：“直待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读~
 到彭真市长那篇论文，把他们从一个知识分子或农民怎样在特殊境况中而无产阶~
级化的过程说出来，乃始恍然而得其解答。”［９］彭真的文章是怎样说的呢？~
 鉴于这一解释的代表性和生动性及其与本文下述论点的关系，这里不妨将其详细~
 引证出来：“他们（共产党）加入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
 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至少是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
 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
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成分。（他们早已脱离了小块土地和小生~
　　今日的读者读到这段引文，难免不发生此乃“削足适履”之感。第一，引文~
 假定产业工人必有“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第二，引文说军事共产主义使~
农民共产党人成了产业工人的“功能等价物”，似乎只有产业无产阶级才能使中~
 国革命具有在马列正统上的合法性。
　　如李泽厚先生指出，毛泽东的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实用理论”和“兵家辩证~
 法”的影响［１１］。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显然与上述引文的“削~
足适履”的做法难以协调。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
 支部以及毛泽东本人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毛泽东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得不在“~
削足适履”的大范围内去进行理论创造。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的“新民~
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日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放弃，正是他发展“党~
内走资派”和“大民主”理论的契机。因此，回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５２年，毛泽东的建国理论是“新民主主义论”。根据~
对１９４０年１月发表于《解放》周刊（而不是后来官方出版的《毛选》）的毛~
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原文的细致考证，我国学者王占阳先生指出：“新民主~
 主义论”的关键在于“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１２］。毛泽~
东于１９３９年４月发表《五四运动》一文，其中明确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
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
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１３］。可见，毛泽东也在~
相当长时间内，试图用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来套中国现实，虽然~
 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对马列正统有了不少变通和创新，如提出“民族的、~
　　但是，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１９５２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之后，毛泽东日益放弃“新民主主义论”及其理论基础－－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
 必然阶段论。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国政治局会议上讲道：“‘确~
。所谓确立，是很难哩！”［１４］毛泽东对自己“新民主主义论”的放弃，是~
他超越正统马列的重大步骤。他因此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因为中~
共七大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即“新民~
主主义论”的。这才是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取消“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
　　与放弃“新民主主义”密切相关，毛泽东突破正统马更的另一重大步骤，是~
他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观点，这又和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上的新见解有关。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毛~
 泽东的关于“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提法，与恩格斯的“生产力~
 的最终决定作用”是不同的。恩格斯是在“因果”意义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的，而毛泽东则是在“频率”意义上（“一般地”）说这同一句话的。［１~
 ６］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反倒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之论，更淋淳尽致地表~
 达了他对正统马列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说的超越。这一超越，使得他能~
 够摆脱对“历史发展必然阶段”的依赖，来思考中国的前途。如果我们对照恩格~
斯所说的下一段话，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一新思考对~
 正统马列的突破，便一目了然了。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
 ，也是社会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
 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
 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１~
６－６１７页，人民出版社）。但是，毛泽东的问题并不是需要“再学一学社会~
初步知识”，因为他早些时侯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这种“初步知识”对中国~
的套用。毛泽东对“一穷二白”的赞扬，是他放弃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
 　　在新的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最具异端色彩的文革理论。他认为~
 ，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本身并未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党内走资派”~
形成了一个新官僚阶级，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在于他突破正统~
马列，断定不和“大民主”相结合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劳动人民当~
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方向。然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有严重失误，其要害在于他~
还是未能充分摆脱马列教条的约束，未能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合“大民主”制度建~
 设的“话语结构”。他的“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之说法，~
 由于未与马列教条的“旧话结构”充分脱钩，常在实际运动中被误用，达到与毛~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地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
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夺权力，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
容和成份。但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这一~
 基本史实，是无法用上述说法来解释的。”［１７］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流~
 产了的“大民主”实验。为什么这一实验以悲剧而告终呢？这就不能不讨论毛泽~
 　　本来，毛泽东的文革对象是“党内走资派”。但是，“党内走资派”、“党~
内资产阶级”之类说法，在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中却没有合法地位；于是，~
“党内走资派”往往不得不被说成是社会上的资产、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
人”。这样一来，真正的文革对象－－党内官僚集团，常常可以用打击“地、富~
 、反、坏、右”和知识分子的办法，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据王绍光的研究，文~
革的头５０天内，各级领导往往把它当“第二次反右运动”来搞。湖北省省长张~
体学的一番话道出了湖北省委的秘密：“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
 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１８］由此可见“旧话语结构”对文革误导之~
　　美国学者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C. Kraus)颇有见地地指出，文革中~
的“资产阶级”一词可被用做三种指谓：“第一，它可指解放前资产阶级残余；~
第二，它可指人的政治态度、行为或“阶级立场”；第三，也是最棘手的，它可~
指党内官僚集团。［１９］第三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文~
革对象。但是，由于毛泽东未能彻底与正统马列的“语话结构”脱钩，从而给各~
派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资产阶级”一词的含义，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并~
　　毛泽东未彻底超越马列正统的另一个表现，是他的文革理论过分依赖于“资~
 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以之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我们知道，~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按劳分配”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张~
 春桥早在１９５８年就用“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批评当时“供给制”结束后的新~
工资制，而毛泽东亲自为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春桥的~
文章写了编者按。［２０］但是，单从“资产阶级法权”角度来看“党内走资派~
 ”是很狭隘的。这种看法只注意了收入分配上的差别，而未注意更根本的问题－~
－“党内资产阶级”或官僚集团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控制。更关键的是，只~
从分配着眼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是“向后看”的理论，它严重妨碍了文革在~
 经济制度安排上的建设性创新，结果导致“破字当头，立却不在其中”。［２１~
　　总之，由于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未能彻底摆脱正统马列的“话语结~
 构”，再加上“资产阶级法权”论又妨碍正面的经济制度创新，“文化大革命”~
 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
 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是可望而不及的。“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竞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
们重视的部分。辩证地扬弃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是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度民~
主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必须对正统马列主义在西方主流现代性中~
的位置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关系，实即中国实践与西方主流~
现代性的关系。只有对这一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套新的“~
 　　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现代性具有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追求人的~
解放；另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须按照“规律”和“理性”来解放。正统马列是西~
　　“规律”与“解放”这一矛盾的起源，可追溯到１７世纪笛卡尔等思想家对~
 启蒙精神的误导。过去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现代”世界诞生的精神标~
 志是以笛卡尔和伽利略为代表　的１７世纪的科学理性。但是，近十几年来西方~
 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新研究成果中有两部著~
 　　第一本著作名为《宇宙政治：被隐藏的现代性纲领》，其作者是美国著名哲~
学家图明（Stephen Toulmin）。他从一个简单、但常被人忽视的事实入手~
，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１６世纪的哥白尼并没有受到在他１００年后的伽利略~
所受的教会迫害呢？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科学、理性”的１７世纪并不如~
人们原来想像的那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恰恰相反，１７世纪是~
一个“反文艺复兴”的时代，１５、１６世纪的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理性（rea~
 sonable）的宽容精神被代之以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理性”(rationality)~
 和“规律”被误解和混同为“绝对确定性”。为什么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在~
 １７世纪欧洲知识界蔚然成风呢？这就必须谈到１６１０年５月１４日轰动全欧~
洲的事件：法国王亨利四世及其朋友蒙太尼(Michel de Montaigne)的宗教~
 宽容政策不能奏效。随后三十年宗教战争席卷欧洲。笛卡尔不仅作为亨利四世所~
创立的学校的学生参加了祭亨利四世之心的仪式，而且亲身参加了宗教战争。［~
 ２２］他孜孜以求的就是建立一套象几何学一样确定的理论体系，以解决各教派~
 纷争。可见，启蒙精神对科学和理性的追求，本并一定导致以“绝对确定性”为~
 科学和理性的准绳，如文艺复兴人道主义中也不乏达·芬奇这样的科学巨匠，而~
 将科学和理性与绝对确定性等同起来，则是１７世纪宗教政治对启蒙精神的误导~
 　　第二本著作名为《现代的合法性》，其作者是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布鲁门伯~
格（Hans Blumenberg）。［２３］他指出，基督教以其创世论和末世论，~
提出了一个古希腊人不知道的问题：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和构型。在中~
世纪结束后，“现代”思想家虽然放弃了基督教对这一“世界历史作为整体的意~
 义”的问题的答案，但却不得不回答这一基督教的问题，以显示“现代”思想也~
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关心的问题。因而，“现代”思想走向了一条以“规律”~
 和“理性”重新占领(reoccupy)基督教创世与末世论的概念体系的歧途。［~
 ２４］。本来，认识到自身限度的“理性”没有必要非以“普遍真理”自居不可~
，照样可以促进“人的解放”；但为了和基督教抗衡，为了说明自身有能力回答~
一切基督教的问题，现代思想夸大了“理性”、“普遍真理”、“规律”的作用~
 　　由此可见，１７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想陷入了“规律与解放”的两难困境~
 。这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根本内在矛盾。整个１９世纪德国哲学就是想解决这一~
矛盾。即主体与客体、规律与解放的矛盾。正如尼采所说，“德国哲学作为一个~
 整体－－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是迄今为止浪漫主义和寻找家~
 园的最基本形式。”［２５］。与尼采的说法类似，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
 诞生，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即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客体与主体”~
 、“规律与解放”之间的矛盾。但是，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一矛盾的集~
 中表现，而并未解决这一矛盾：它一方面最强烈地要求“人的解放”，另一方面~
 又最坚定地捍卫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虽然马克思本人一再~
宣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乃使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缺乏充分的辩证性，具有~
 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近十几年来经济史学界的新成果，说明马克思对英国工业革~
命的理解是大成问题的。例如，马克思过多强调了珍妮自动纺布机的作用，殊不~
 知他所引证的乌勒（A. Ure）的关于珍妮机的说明是不确切的，乌勒本人是~
被商业化珍妮机的厂商雇来做宣传的［２６］。这种对技术史理解的错误，导致~
马克思在与薄鲁东的辩论中，夸大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普遍性，未能看到（在农业~
 人口众多的法国）薄鲁东所倡导的雅各布织布机－－现代计算机的先驱－－的巨~
大潜力，即另有一条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减低城乡冲突与工农冲突的技术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能象注意英国的珍妮自动纺布机一样地注意法国的雅各~
布自动织布机，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原因的。正如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
，马克思认为“在给定时期内只有唯一一种有效率的技术”(见Jon Elster~
, 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P.163)。不错，马克思常常强调技术被引入生~
 产过程时的政治因素：资本家引入机器以便使用非熟练的童工和延长相对剩余劳~
 动时间。但是，马克思完全忽视了影响机器设计本身的政治因素。他认为机器设~
计只是现代自然科学应用，而未能了解现代科学并不给出唯一有效率的机器设计~
。例如，雅各布自动织布机以卡片操作，可以灵活适应服装样式的多变需求；而~
 珍妮自动织布机可以实现生产单一样式服装的规模经济。很难离开社会政治因素~
 　　由于马克思未认识到影响机器设计本身的政治因素，他实际上未能超出亚当~
 ·斯密的分工理论。他竟与斯密如出一辙地说：“劳动过程的协和性质，现在成~
 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资本论》第一卷，第４~
２３页，人民出版社）。恩格斯后来在《论权威》一文中说得更象斯密：“进入~
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可以想象，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活到今天，他们也~
 会反对毛泽东倡导的“鞍钢宪法”，因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用“经~
 济民主”来打破“技术决定论”（详见本文作者《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第二，由于马克思误认为英国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他断定产业无产~
阶级将日益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但考茨基１８９９年写作《农业问题》一书时的~
 最大难题，就是马克思这一预言在欧洲大陆没有实现，农民、手工业者和职员等~
非产业工人阶级仍是人口大多数。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如《哥达纲领批判~
》中反对“人民国家”一词，因德国“人民”仍多为“农民”），对德国社会民~
 　　例如，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如何争取德国南部的贫农和中农的~
 严峻问题。１８９５年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农~
业委员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领导人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考茨~
 基却坚持认为“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是荒谬的~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把小农排除掉。考茨基还说服恩格斯支持他的~
观点。由于恩格斯的权威，“农业委员会”中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人和倍倍尔的~
 意见被压服了。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资本主义大农场~
吃掉小农，而反对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小农。(M. Salvadori, Karl Kau~
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８９０年代即已经是德国获选票最多的第一大政党，~
１９１９后又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党，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工农联~
盟”问题上的失败，是与考茨基的教条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上，１９２~
０和１９３０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得到广大在社会民主~
党找不到支持的小农及其政党的支持的（见Gregory Luebbert, Liberalism, F~
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p.2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第三，由于相信“工人无祖国”和“国家最终消亡”论，马克思未能发展出~
一套完整的国家学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和“国家”问题日益突出~
之时，固守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拿不出建设性的行动纲领。而马克思~
 之忽视“国家”，与他过份笼统地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有内在关系的。~
 ［２７］马克思眼中的典型资本主义－－英国，其“国家性”是较欧洲大陆的“~
　　这部分是由于英国在１２１５年“大宪章”时即用“普通法”(Common)~
统一法律，而法国大革命时（１７８９年）仍有３６０种不同的地方法律在法国~
 全境。因此，当英国“资本主义”冲击欧洲之后，法、德等国不仅面临世界性经~
 济竞争，而且需要解决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问题。这就使得不可分的“主权”~
概念在欧洲大陆国家发挥了远比在英国为大的号召力，而英国国王与议会的互补~
性（所谓“King in Parliament”)使得不可分的“主权”概念在英国~
 欠发达。［２８］由于马克思过度依赖英国经验，他的“民族”、“国家主权”~
理论也是“欠发达”的。他只从“统一国内市场”角度去理解“民族国家”的形~
 成，甚至赞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发展被压迫民族经济的作用。恩格斯更明确~
地支持美国占领加亚福尼亚和德克萨斯，他认为这是“从不知道用这两块地方做~
什么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夺得的（引自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
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22, Princeton Unive~


 　　总之，尽管马克思主义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它过多地用“历史的必然~
 规律”套“人的解放”，往往阻碍了后者实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本身，~
 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的部分突破，但是，列宁在革命后只是强行用~
国家机器去推行与西方强国同样内容的工业化（这是列宁欣赏泰勒制、福特主义~
的原因），故苏联并未超越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反而最终以极端的自取~
　　发人深省的是，虽在１９１７年，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德~
国狱中写作了《俄国革命》，断言若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俄国革命必定退化为~
扼杀劳动群众创造性的官僚体制。苏联在十月革命后７０年的发展，证明卢森堡~
是颇有远见的。而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的“大民主”理论，与卢森堡有不少异曲~
　　毛泽东自１９５２年放弃“新民主主义”论以后，日益加紧超越正统马列的~
 理论创新，他在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上讲到，马克思也只有两只眼睛，也会犯错~
 误。尽管毛泽东的理论创新还不够系统，但我们已可以概括出其大致轮廓。本文~
认为，毛泽东的核心新思想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将这一思想充分展开，自~
 然就没有必要非按“自然历史进程的规律”去争取解放不可，自然也就可以“一~
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说，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是违背“人民群~
 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的。［２９］目前许多研究中国经济的中外学者认为，中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毛泽东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开始的。这一说法不无道~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另一重大含义是突破教条式的正统阶级分析。我国~
 学者李君如注意到，“人民”这一概念在毛泽东的理论中远比在马克思理论中重~
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狠批拉萨尔的“人民国家”概念。他说：“即~
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系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过个问题有帮助。”［~
３０］马克思认为德国人民多是农民，故对“人民当权的监督”等说法也不满。~
 然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却灵活得多，他不是静态地“照像”，而是动态地“拍~
 电影”。尽管毛泽东未彻底摆脱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但他对“人民群众”~
 　　毛泽东对正统马列的另一超越是他的“国家主权”论。据王力回忆，毛泽东~
曾说自己和蒋介石，“有两上共同点。一个是中国要统一，一个是中国要独立…~
 …我们喊‘一边倒’，夸苏联，可是决不听他的指挥棒。蒋介石靠美国反共，夸~
 美国，可是他也决不放弃独立国的地位。”［３１］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
国问题有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之两方面”［３２］，毛泽东在~
这两方面的实践使他能对正统马列做出理论创新。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
　　如前所述，正统马列乃西方主流现代性之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因此，毛泽~
东对正统马列的突破，实即意味着中国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重构。历史不是~
 由神意，不是由“规律”来决定，而是由人来创造的－－这正是被１７世纪以来~
 西方绝对理性主义所误导的启蒙精神的精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社会~
 理论家哈维（David Harvey）论证了“从哥德到毛泽东的现代精神”。［３~
 　　当然，“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严重失误，使许多人对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持怀~
 疑态度，认为其不过是“唯意志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的确可以说毛泽东~
 犯过不少“唯意志论”的错误。［３４］但是，深刻的问题是，在“唯意志论”~
 和“客观规律”之间，必定有“实践意志”的优先性；若没有尝试、实践，人们~
是不可能事先知道“客观规律”何在的；况且，在人类社会中，“客观约束”（~
 本身是过去人类行动的结果）是比“客观规律”更准确的说法。任何熟悉尼采、~
 萨特、海德格尔哲学的人，不难看出他们在“实践意志的优先性”方面与毛泽东~
的相通之处。当代著名法国思想家布尔迭（Pierre Bourdieu）在创立“实~
践的逻辑”时，突出“主观的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Subjective)~
　　由此看来，面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矛盾－－“规律与解放”，毛泽东是从“~
解放”这一边突破矛盾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西方保守主义也批判西方主流现代~
 性（正是因为哈耶克等批判者的存在，本文才用“主流现代性”一词），但他们~
 的替代方案却不足取。哈耶克强烈批判西方１７世纪以来的绝对理性主义，写作~
了《科学的反革命》一书［３６］；但是，他却陷入了对另一种“规律”－－“~
 自然进化”的“规律”－－的崇拜。在经济上，为了不“干扰”市场经济的“自~
 然进化”，哈耶克要求取消中央银行，由私人各自发行货币竞争，在政治上，他~
 要求尽蠊限制民主对市场的“自然秩序”的干扰，提出议员必须都在４５岁以上~
 并任期长达１５年；［３７］在文化上，他要求取消“社会”这一“毒化了的名~
 词”，因为“社会”给人以“人为”而非“自然”的感觉，故“社会主义”、“~
 社会权利”等名词应从字典中取消［３８］。显然，尽管哈耶克本人否定科学理~
性，他实际上是还是用“规律”－－自然演化的规律－－去克服西方主流现代性~
 的矛盾的。与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相比，哈耶克的理论具有深刻的~
　　综上两节所述，毛泽东试图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论去克服西方主流现代~
 性的矛盾。他在文革中倡导的“大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次大~
 实践。尽管这次实践以悲剧告终了（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本身未彻底超~
 越正统马列教条），但其经验教训却为我们建立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经体制体~
 提供了丰厚的借鉴。本节将通过对毛泽东的“大民主”的辩证扬弃，构想二十一~
　　什么是“大民主”呢？应该说，这一概念的发明权不属于毛泽东，而属于中~
 国的民主党派人士。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之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觉得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还不够，提出要“~
 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毛泽东本不同意。但他说：“有~
 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大民主、小~
 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３９］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
 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他说：“大字报是个好~
 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
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
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
 没有阶级性的。”［４０］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对“大民主”就更~
 是肯定了，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
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
　　可见，“大民主”一词是毛泽东从民主党派人士那里借用来的。它不是指小~
 型的单位座谈会，而是指整个制度的民主化。但是，如本文第二节所分析，毛泽~
 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和“资产阶级法权”论本身有严重缺陷，故“大民主”~
 　　今天，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
，以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反省为借鉴，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毛泽东~
 的“大民主”理论，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构想出如下“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第一，毛泽东所谓“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应制度化为定期~
 的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直接选举（可从县长、省长、县人大、省人大做起）~
 。应使中国的选举比目前西方国家的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和代表性，力避金钱和私~
 人大资本对民主过程的干预。美国在１９７４年后，法律规定总统候选人竞选经~
 费由公共财政支出；１９９２年美国大选中限制个人捐款最高数额的呼声激烈。~
这些做法可供中国参考使用。巴西规定每个公民必须投票的法律，也可供中国借~
 　　毛泽东本人之所以未把“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直接民主选举，~
 是和民国初期的选举给他留下的坏印象有关的。毛泽东多次谈到曹锟贿选的恶劣~
性（见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第２３１页）。因此，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２月~
 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引自鲁凡之，《中国发展与~
文化结构》，集贤社，香港，１９８８年，第２８０贡）。毛泽东的这一看法，~
 实际上和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帕累托（V. Pareto)对选举的不信任是一致的。~
 在帕累托以及和他同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家莫斯卡(G. Mosca)看来，选举永远~
 是走形式，社会永远是由“权力精英”(Power elite)或“政治阶级”(Pol~
 itical class)所统治的。有趣的是，列宁对选举的不信任，是受他同时代的帕~
累托和莫斯卡的影响而产生的(见Albert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
 　　但是，毛泽东未能认识到，选举并不必然是贿选。选举本身并不一定是资产~
 阶级的。例如，古希腊城邦有选举，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规定了全国选举，但这~
 时工业资本主义尚未出现。后来，资产阶级的确用金钱破坏了选举的民主性。但~
 这不等于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把选举搞得真正具有民主性。连美~
 国１９７４年选举法还规定个人捐款不得超过一千美元；中国若发展以公有制为~
　　第二，现代科技已提供了比“大字报”更有效力的民主手段－－电视。“电~
子民主”的出现，使政党在欧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下降。因为电视带来的信~
 息的迅速和普及，使选民可以深入了解具体问题，而不必再靠候选人的政党身份~
 去推测候选人的政策取向。１８世纪以来，代议制民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以非政党的个人化的的候选人为特征，如美国宪法的起草人麦迪逊和杰佛逊~
 均反对政党；第二阶段，是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的政党政治；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末期以来，由于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侯选人的政党身份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个人化”的候选人又正占据主导地位。［４２］因此，今天中国的民主化没有~
必要再走政党政治的老路，完全可以利用遍布全国的电视网络，直接进行“个人~
 化”的选举。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在于如下两个因素：（一）它避免了以“反对党~
”为民主化第一步必然带来的现执政党的紧张冲突；（二）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３~
 年以来实现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加强了党的控制力，另~
一方又使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溶为一体。这与苏联共产党与政府平行因而有更~
 强的独立的本党利益，是很不相同的。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能允许“个~
　　第三，应使“造反有理”制度人制度化，同时建立“不可侵犯权”(immuni~
zation rights)和“不稳定权”(destabilization rights)。毛泽东的大失~
误，是没有建立“不可侵犯权”，没有给予个人不受政府和其他个人与集团非法~
干预的制度化保障。［４３］实际上，只有有了“不可侵犯权”，个人才能更积~
 极地投入毛泽东所喜欢的经常的大民主社会实验。与“不可侵犯权”相辅相成的~
 是“不稳定权”，它的目的是保证任何个人或集体的特权不得长久控制社会的物~
质与文化资源。“不稳定权”在目前美国宪法中的初步体现是所谓“平等的保护~
 ”(equal protection)，它使得当某些法律将某些社会集团（如黑人、妇女~
 ）置于严重不利地位时，司法重审(judicial review）可以推翻现有法律，~
 而司法重审往往是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做出决定的。这就使得“造反有理”得以~
　　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安格(Roberto Unger)教授~
及其领导的“批判法运动”，一直致力于将“大民主”制度化的理论探讨。安格~
主张，西方法律目前的“权利”体系有一大弊病，即“言论自由”、“政治参与~
 ”的基本权利与不受限制私人财产权被混同在一起，都被称做“不可侵犯权”。~
在他的新型的制度化的“大民主”权利体中，包括四项权利。第一是“不可侵犯~
 权”，包括“言论自由”、“政治参与权”等，但不包括绝对的、超乎民主之上~
 的绝对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二是“市场权”，这与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各项分散经营决策权、承包权等相似；第三是“不稳定权”，这是“~
 造反有理”的制度化，其存在的理由是任何组织一经建立都有僵化保守的自然倾~
 向，必须不断受到挑战才能具有“开放性”；第四是“团结权”(Solidarity r~
 ight)，这是对经典合同法中关于“相互预期”和“信任”的进一步发展。［４~
 ４］本文作者认为，安格教授受毛泽东思想启发而建立的四项权利体系理论，对~
于中国今后使“社会主义大民主”制度化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经济民主”，而非“绝对的财产权”~
 。原因有二：（１）西方目前主流产权理论强调产权功能在于稳定经济行为者的~
 预期，但实际上，“经济民主”比产权在更深层次上稳定预期。例如，我国农村~
家庭土地承包制一直是沿着产权思路改革的（即通过延长承包期，从１５年不变~
到３０年不变），但近年来不少农村家庭自愿将承包地交回村集体以便务工。他~
的预期并未因此而不稳，因为村民委员会对务工、务农的协调安排，实际是以“~
 经济民主”的方式为农民建立了比土地承包期更深层次的稳定预期；（２）“财~
产权”其实并非一个权利，而是一束权利(bundle of rights)，如“剩余索~
取权”、“剩余控制权”、“资产管理权”、“转让权”、“托管权”等等。不~
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束权都正在被分解和被重组的过程中，问题是如何使~
 这种分解和重组更向“经济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国营企业在改革中与集体、~
 乡镇企业合资联营（往往由后者出土地，前者出技术）的倾向，就是对原来的“~
国有产权束”的分离与重组之一例［４５］。它比苏东的“私有化”浪潮更能促~
 进“经济民主”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是文化上“推陈出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将传统~
文化进行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以应对现代的问题。不错，毛泽东曾发动“批要批~
孔”。但正如尼采对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猛烈批判，并不妨碍柏拉图、基督教和尼~
 采今日均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经典一样；毛泽东对孔子的批判，并不妨碍我们从~
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壮大今日之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事实上，毛泽东~
 本人的确身体力行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例~
如，他在考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曾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和王夫之、章太~
 炎的有关论著。这当然绝不意味着毛泽东与柳宗元的看法完全相同，而只意味着~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据毛泽东多年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的可靠回忆，毛泽东~
 十分欣赏六代禅宗大师慧能，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慧能打破印度佛教~
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勇于创新，把外来的佛教中国化，甚至可以“喝佛骂祖~
 ”。这与毛泽东津东与正统马列主义的关系，颇有相通之处。［４７］本文作者~
认为，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关系应使我们认识到：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平等、民~
 主的解放事业，不应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直接划等号；前者远比后者根本；前者可~
 以从后者正确的部分涉取营养；但后者的错误决不应该使前者自缚手脚。否则，~
　　总之，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特别是他的“大民主”理论之得失，为我们构想~
２１世纪中国的蓝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鉴。纵观当今世界，西方主流现代性的~
“规律与解放”的内在矛盾仍继续困扰着人类。福柯去世前曾与哈贝马斯计划在~
 美国这个“中立地带”辩论“现代性”问题［４８］，便是这一矛盾悬而未决的~
 明证。如果２１世纪的中国能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起毛泽东所孜~
 孜以求而未得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开放性制度”，那么，中国就真的~
以自身的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进行了重构，从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1]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2]《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王山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
页。
[3]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
页。
[4]李锐，同上注，第233页。
[5]Andre Malraux, Anti-Memoirs (New York, P.373, 1968).
[6]转引自王绍光，《理性与疯狂》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
页。
[7]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第67页。
[8]转引自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三联书店， 1988年，第36~
页。
 [9]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869-87~
0，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转引自梁漱溟，同上注，第870页。
[11]同[8]注，第49页。
[12]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143页。
[13]同上注注第143页。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65页，1~
991年。
 [15]这一结论是王占阳先生根据大量考证做出的。同[12]注，第637~
 页。但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页记载，~
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因苏联反对。
[16]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4~
页。
[17]李泽厚，同[8]注，第85页。
[18]王绍光，同[6]注，第38页。
[19]Richard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
ty Press, 1981, pp89-142.
[20]邹谠，同[16]注，第85页。
[21]当然，文革中也有不少正面制度建设的萌芽，如1970年的财政分权化和~
乡镇企业的发展等等。但总的来说，“破”大于“立”。
[22]Stephen Toulmin,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Universi~
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56.
[23]Blumenberg在中文世界中不如哈贝马斯那样为人所知。但实际上，Blumenb~
 erg是比哈贝马斯更具原创性的当代德国思想家。可参见哈贝马斯本人对Blumen~
berg的讨论， 载Ju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MIT Pr~
ess, 1992, pp. 206-224.
ess, 1992, pp. 206-224.
[24]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MIT Press, 1983.
[25]引自Jane Bennett, Unthinking Faith and Enlightenment. New York Un~
iversity Press, 1987. p.1.
[26]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Havard Uni~
versity Press, 1984.
 [27]哈佛大学法学院Roberto Unger教授曾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这一~
 概念，发现用于解释具体历史现象时，它“既过宽，又过窄”。见Roberto Ung~
er, Social Theory, 19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01-109。如果~
 只用“工资劳动”来定义“资本主义”，则中国宋代就可算“资本主义”，但若~
 加上“工业资产阶级”的限制，则英国也不能算作“资本主义”了。
[28]Ellen Wood 的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 (Verso, 1991)~
 一书生动地记述了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英国何时形成“资本主义”~
 的辩论。其中观点之一竟然是说英国1970年代才达到“资本主义”！这一辩~
论表明，“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薄弱环节。
[29]Mao Zedong, 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
7.
 [30]引自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78页。
[31]引自王力，同[7]注，第136页。
[32]同[9]注，第848页。
[33]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p.16, Blackwell, 1990.
 [34]实际上，毛泽东的错误也并不简单。研究庐山会议的中外学者均承认，在庐~
 山会议之前的郑州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已在强调纠正“浮夸风”。后来庐~
 山会议忽然转而“反右”，与彭德怀历史上与毛泽东的纠葛和彭刚从苏联访问回~
[35]见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
ss, 1990, p.135.
[36]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Liberty press, 1952.
[37]F.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ogo ~
Press, Vol. 3, p.113, 1979.
[38]F.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Vol.1, pp.115-119, The University of ~
Chicoyo Press, 1988.
 [39]引自王地久，《谁主沉浮－－毛泽东的民主与法制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3年，第210页。
[40]同上注，第212页。
[41]引自王力，同[7]注，第103页，这是毛泽东73岁生日(1966~
年12月26日)时的重要谈话。毛泽东从不过生日，这次过1966~
年生日是意味深长的。
[42]Bernard Manin, "The Metamorphos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Econ~
omy and Society, Vol.23, No.2, May 1994
[43]毛泽东历来倒是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戴晴女士的《王实味与野~
 百合花》中记载，毛泽东事先是不知道王实味被杀的，事后他又多次追究贺龙的~
责任。问题在于，“不可侵犯权”在毛泽东那里没有制度化。
[44]“平等的保护”是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节的重要内容。Roberto U~
nger 将它扩展为更一般的“不稳定权”。见Roberto Unger, The Critical Le~
gal Studies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5]费孝通先生形象地将这种国有产权束的分离与重组叫做“一厂两制”。同[~
1]注，第409页。
 [46]参见拙作《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47]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
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48]Michael Kelly, ed.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
　　（陈映真，原名陈永美，台湾知名作家和评论家，曾在六七十年代因“思想~
 问题”入狱。著名作品有《将军族》、《夜行货车》、《山路》、《赵南栋》等~
 　　我二十一岁时的一九五八年，在台北市牯岭街旧书摊上寻找中国三十年代文~

 　　我二十一岁时的一九五八年，在台北市牯岭街旧书摊上寻找中国三十年代文~
学作品之余，极其偶然地接触了三十年代的社会科学书，改变了半生命运。《大~
 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程》、《联共党史》、《马列选集》（莫斯科外语出~
 版社，第一卷）、《中国的红星》（即《西行漫记》日文本），搞战期间出版的~
 毛泽东论文小册子（如《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乃至六十年代初发~
 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日译本），完全改变我对于人、对于生活~
 　　大学毕业不久的一九六三年，中苏共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理论论争。而中共~
 竟把这理论斗争诉诸大陆全民。将针锋相对往返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严肃而~
 决不易读的论文，一日数次透过电台广播。而在台湾的我则必一日数次躲在闷热~
 的被窝里偷偷地、仔细地收听这些把中苏共理论龟裂公诸于世的、于我为惊天动~
　　在论争中，中共对苏共分析苏联国家和苏联党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
，提出尖锐的批判，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全过程中，仍然存~
 在着阶级，也就仍然有阶级斗争。当一九六六年大陆再次以惊人的形式宣告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登场，我便自然地以“九评”中提起的持续革命论和反~
 　　我的诧奇的眼光，看到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发了激动的回应。在东京大学~
 ，学生占据系办公室，批判权威教授，要求教育革命；在法国，“巴黎五月”使~
戴高乐下台，开展了新的思想运动；在美国，民歌复兴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
越战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风起云勇。我读着题为《公社国家之成立》的日~
语论文，论证着中国的文革如何体现了巴黎公社运动中工人起而建造阶级的国家~
政权的传统，宣说“一个新的人类、新的文明、新的国家政权正在中国的地平线~
　　但这一段属于我私人生活历程中的文革，并没有在我投狱后对我宣布其结束~
 　　一九六九年底，我被移送到台东县泰源监狱。七零年初，即使从开着“天窗~
 ”的报纸，我们也敏锐地感觉到囚壁外的世界在急速地变化。我知道了保钓爱国~
运动和它的左右分裂与斗争；我更知道了保钓左翼思潮在岛内引发了一场“现代~
 　　一九七五年我出狱回家，着手搜集关于保钓和文革的文献，看到了两岸分断~
 所造成的历史的脱臼。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政。经历了十七年的建设和探~
 索，实务派的干部对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稳定现有秩序，有迫切的要求。但以毛~
 泽东为中心的政团，则忧心开发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性质，忧心要求稳定和秩序~

 泽东为中心的政团，则忧心开发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性质，忧心要求稳定和秩序~
的背后的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党群关系的剥离、工农同盟的弱体化……。这是~
一场对待革命后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时，是要右向改革（实务派）还是左向改革~
 　　然而，来自白色的港台、在保钓运动前基本上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甚或保~
持偏见的保钓左派留学生，却在短短几年保钓运动中辛勤而激动地补了大量的课~
 ，不少人经历了触及灵魂深处的转变。他们从一个丢失祖国的人变成一个重新认~
识而且重新寻着了祖国的人。他们更换了全套关于人、关于人生、关于生活和历~
史的价值和观点。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工作、学位甚至家庭的代价，却至今无悔~
 　　四九年底到五三年的反共恐怖肃清，使日帝下殖民地台湾艰难发展的民族解~
 放论的传统为之毁灭。这毁灭绝不只是残酷的屠杀，而是一代民族／民主运动的~
、民族解放斗争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审美（文学艺术）这些体系的正统和传统在~
 台湾的灭绝。一九五零年以后，正是在这肃清的血腥的空白上，移入了美国“自~
 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反共”……这些冷战的意识形态，一直~
　　然而，几年整整一个七十年代，保钓运动却奇迹一般地打开了一块反主流、~
反冷战的思潮的空间——现代诗批判、学术中国化运动和乡土文学论争。在冷战~
与内战交织的白茫茫的荒野上，提出了关心工农、反对帝国主义、民众文学、民~
 族文学、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这些尖锐的口号~
 　　然而，没有保钓左派，就没有这一段“脱冷战”的思想运动，而没有中国大~
 陆的文革，就没有保钓左翼——也就没有七十年代的现代诗批判，没有学术中国~
 　　文革结束之后不久，大陆主流的文革认是对文革的全面否定。然而，文革结~
 束后二十年的今日，据说在海外年轻一代大陆留学生中正在发展新的文革研究，~
 对“全盘否定”的主流论说，提出深刻的质疑。如果历史把文革的实体之研究交~
 给文革结束前几年才出生的一代，那么，即使不曾直接经历过文革的台湾的年轻~
 一代，大可不必因没有直接、间接的文革体验而谦让研究和建构文革论的大义名~
　　文革是一段复杂的万端的历史。三十年后的今天，要搞全盘肯定文革势必和~
搞全盘肯定文革势必和搞全盘否定文革一样不能不失于轻薄。例如在“开放改革~
”中没有得到好处的广大的人们，今日重读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张阶级和阶级斗~
 争的持续性存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党里面存在着“走资本主义的当权~
 派”；旧社会的文化、思想、习惯正在复活……这些言论，仍然会激起很深的共~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而宣告结束的冷战，使美国成为单极~
 独霸的霸权，而“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民主’、私人企业、无尽的经~
济繁荣……宣告了最后的历史性胜利——而共产主义运动终于宣告彻底的失败”~
 的说法，也成了世界性主流的论述。这些说法，透过西方常春藤精英校园的讲坛~
 ，通过西方强大的大众传播不断地再生产，也通过全球化的资本循环运动，终至~
全面湮灭、歪曲和否定广泛殖民地／半殖民地百年来民族解放运动中追求人和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阶级和人民的真实的自由与解放运动，被全面~
 谑画化，受尽毁谤和嘲笑。而做为这民族解放运动史中重要环节的、中国的无产~
　　然而历史的现实是，这文革非但翻动过中华万里江山、神州大地，也曾越过~
封断的海峡，强大地影响了台湾，在战后反共／冷战思潮全面支配五十多年的历~
所难以认识的了。

　　今天，我们民族积累的运动，看来在海峡两岸正积累着不少复杂而严重的问~
题。官僚主义；官商资产阶级的兴起；直接生产者的政治和社会权力遭到侵夺；~
 外来资本和势力的逻辑左右着我们发展的形式与目标；腐朽的思想、文化、习惯~
和行为，深刻浸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对文革进行~
科学的再思，对祖国两岸，应该都有重要的意义吧。

 （原载《亚洲周刊》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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