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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关于敦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Sep  2 07:19:24 2000),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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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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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
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
地区。　　———季羡林
发现藏经洞：敦煌“复活”一百年
□本报记者　钟晓勇　亚　辰
图为藏经洞壁画。
　　编号为１７窟的藏经洞是不规则的方形小窟，长宽为２·７０米左右，高度为２·
５０米左右，可利用的空间不过１９立方米左右，却封藏了多达５万件的珍贵文献和文
物。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９日晚，在敦煌九层楼前的广场上，“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
献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参加仪式前，我们特地到了三危山麓的敦煌研究院墓地，这
里埋着１６位已经逝世的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员，当然，最著名的是担任了４０年敦煌研
究所所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常先生的墓前，一张石块压着的纸条
已经发黄，上面有三个毛笔正楷：我敬佩。墓地简陋，墓体都只是用砖块压着的沙包；
墓地寂寞，只有我们三两个人。直线距离三四百米开外的九层楼广场，沸腾的人声传来
：今夜，将是喜庆的一夜。藏经洞发现仅仅百年，已成国际显学，常先生地下有知，不
会在乎自己墓地的寂寞吧？
　　常书鸿先生向日本的池田大作描述他第一次进入藏经洞时的感觉：“我到敦煌进入
此窟后，里面已空空如也，经卷已不复存在，宛如人们搬家以后留下来的一座空房子，
感觉非常空寂。”
　　藏经洞空了：从发现到流散
　　２０００年７月，“藏经洞文物陈列馆”在藏经洞被发现一百年后，在藏经洞发现
者王道士原住持的道观三清宫旧址揭幕。
　　王道士曾回忆道：“（光绪）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即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２日—
———笔者注）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
洞台所……内藏古经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
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英）
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佛经万卷。”
　　贝希和即伯希和，司代诺即斯坦因。“司大人”以四块马蹄银（合２００两）“请
”走的多种写本装满了２４口箱子，麻布画、绢画等美术品装满５口箱子，于１９０７
年１０月离开敦煌，由哈密抵喀什噶尔，转赴英属印度。１９１４年３月，斯坦因重回
敦煌，再次从王道士手中“请”走６００多卷经书，装满五大箱。全部收获分属英国和
印度，因为英属印度政府是“探险”出资方之一，英国藏品十占其九，又分藏于大英图
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是世界上收藏西域敦煌文献最丰富的
地方。
　　“贝大人”“请”走的敦煌文献约７０００件，除得自王道士之手外，还有２００
余件自莫高窟４６４、４６５窟的积沙中发掘而来。伯希和的藏品虽数量不大，却是敦
煌遗书中最菁华的部分。绝大部分是有年代题记的，和非佛经的世俗文书，及非汉文的
其它语种文书相比，研究价值极高。
　　伯希和在全部截获安抵巴黎之后第二年即１９０９年重返北京，才将数件写本及照
片展示给中国人，于是“国人始大骇悟”（陈垣语），经罗振玉等学者的奔走吁请，清
政府下令将“劫余”敦煌文献押运进京。学部因此拨款６０００两，但这笔钱主要被敦
煌官府用作改修孔庙，剩余的用作修补城墙，王道士只得到了３００两香火费。
　　后来，王道士听说这笔钱有万两之巨，心怀不满的他在押解令之后私藏了一些书法
整严的卷子，以致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１９
１４—１９１５年的俄国人奥登堡，还能各自购得数百卷写本。只是，这些写本都是很
普通的写经，而且副本很多，学术价值不高。
　　清政府的运经车队一路东行，文献一路流散，大小官吏层层劫夺，一些窃品后来被
卖给了日本人；为了充数，一些卷子被一拆为二、一拆为三，最终由京师图书馆接收时
，其卷数为８６９７号。藏经洞文物陈列馆有一幅显示全球敦煌文物收藏地的地图。从
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河西走廊有一条收藏带，敦煌、酒泉、张掖、高吕、永登、定
西。当地的博物馆的馆藏都是自本地区搜集而来。那么这条收藏带，无疑也是一条文物
流散带。
　　藏经洞空了！
　　全部敦煌文物分藏于海外１２个国家的４３处机构，和中国的２９处机构（包括台
北中央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星散云流的状态，
也恰是敦煌学成为国际性显学的原因之一。
　　在藏经洞陈列馆的揭幕式展出的１９件文献真品，全部来自敦煌研究院藏品；４３
幅美术品全部是电脑喷绘的复制品；还有４９件海外文献藏品图片——— 仅仅是图片！

　　藏经洞文献和文物的发现，被西方人称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发现之一，这么一
大宗“文化财”（这个日语概念要比通常的“文化遗产”更直接）是中国的，当然也是
人类的。我们期盼它们能汇聚在一起，重新回到它们的原生地，让我们完整地继承它，
保有它，全面地回溯它的文化内蕴，复活它的历史原貌。在今天的世界，保护人类文化
遗产及其完整性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识，并且被写入联合国文物保护公约。
　　目前可以欣慰的是，分藏于各地的文献文物已陆续出齐缩微胶片，以及相关的实物
图片大系。并且，敦煌研究院正在与美国梅隆基金会合作，寻求与世界各收藏机构的通
力合作，采用数码技术建立“梅隆国际敦煌档案”，即采用尖端数字技术将全球的敦煌
文献与文物加以录制和处理，建立一个完整的敦煌数字库，让全球的敦煌“文化财”聚
合在虚拟空间，供全球的敦煌学者和敦煌热爱者共享。
　　目前，敦煌莫高窟已经有四个洞窟被摄录制作为高清晰度的三维影像的数字化光盘
。这种技术的实施也因此成为敦煌艺术保护的工程之一。
　
　　１９６２年，北京大学的学生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赴莫高窟实习，感触
最深的就是：这样一批（杰出的）人怎么就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坚持了这么多年。
　　三大保护神：自然、人与现代技术
　　前几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前人工林中的几棵病树砍伐更新，北京一报纸作了报
道，一时间，莫高窟的环境遭到破坏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轩然大波，联合国有关机构
人员随即来到莫高窟进行调查，结果当然是虚惊一场，但由此可见，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的莫高窟，虽然是沙海深处的一个小点，可是其中稍有动静，都会引起全球学界的关注
。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命运起伏，兴盛了几个世纪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从
明朝后期封闭嘉峪关后，迅速成为边荒之地，千年佛教盛地敦煌石窟也随即被人遗忘，
这一忘就是５００年。这其间，自然坍塌、风沙侵蚀、雨水入渗，缓慢而持续地消蚀着
石窟，但是沙漠气候的干燥与稳定，以及敦煌衰落后的窟区人迹罕至，又使鸣沙山东麓
的４９２个洞窟顽强地战胜了自然，拒绝湮没。
　　应该说，从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１９４４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间的日子里，敦
煌石窟的安危完全是听之任之。１９２１年，莫高窟甚至被当作９００余名逃窜入境的
白俄残部的羁押所，任其在洞内生火做饭，许多精美的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保存下
来，却在这五个多月里被熏得一团漆黑。这种伤心事并非特例，孙儒　先生回想他１９
４７年刚到敦煌时，在九层楼北侧看到敦煌艺术研究所１９４３年贴的布告，要求参观
群众遵守若干具体规定，其中有：不得在壁画、雕像上题写刻画；不得在窟内住宿；不
得在洞窟中生火，等等。由此可见，这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破坏举动，曾经是多么常
见的事情。常书鸿先生最早做的工作是在莫高窟建了８５０米长的围墙，从此，至少牲
畜是无法进入洞窟中了。
　　１９５１年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的古建、考古专家勘察莫
高窟保护现状，制定了保护规划，从此，敦煌石窟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的保护、抢修、
加固，到１９６６年秋完成了石窟加固工作，共加固岩壁５７６米，洞窟３５４个，这
是莫高窟建窟１６００余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维修和加固工程。
　　在比一千年沙暴更具破坏力的“文革”十年，莫高窟只损失了一块清代碑，多了一
条标语———至今仍可以看到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此间的保护，是最惊
心动魄的，当然和技术、奖金无关，靠的是人的力量和一点运气。也许是文明中最重要
的东西命不该绝？当时也有红卫兵串联来到莫高窟，酷热的沙海把绝大多数狂热分子的
兴趣打消了，最后到这儿的，都是对艺术感兴趣的学生。常书鸿院长对他们解释说：莫
高窟不是四旧，它是无产阶级的作品！这种解释在别的地方根本行不通，那些供养人怎
么是无产阶级？可是这些红卫兵接受了，转身就到火车站张贴标语————保卫无产阶
级的莫高窟。
　　走进莫高窟，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挂着一个日本姑娘的画像，这个叫越智佳织的大学
生生前梦萦敦煌，后不幸死于车祸，妈妈把准备给她到中国留学的２００万日元捐给了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的保护，自八十年代以来，就是这样国际色彩日益浓重。从１９
８８年开始，带着先进仪器和资金来到敦煌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国的研
究者开始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取得了保护上的进展，比如说壁画酥碱问题，以前几乎
是致命的，可是盖蒂研究所研究出了科学方法将之复原。
　　躲过天灾、躲过人祸，敦煌石窟，现在被全世界呵护着。
　　在本次“纪念敦煌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活动中，特别的一项是由国家文
物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颁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共有常书鸿、段文杰、
邵逸夫、平山郁夫等四位获奖者和敦煌研究院、美国盖蒂、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等三
家获奖机构，主要是因为保护的丰功而受勋；季羡林、饶宗颐（香港）、潘重规（台北
）三位国学大师则以其敦煌学研究中的伟绩而载誉。
　　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是，在“伤心史”后，寅恪
先生还说“寅恪有以知其不然”，他列举了许多“劫余”的卷子，说我们还大有可为。

　　百年敦煌学：宗教、“胡语”和目录
　　长笛的声音丝丝缕缕地从洞窟里溢出来，突如其来地，很怪；在莫高窟外的骄阳中
，它制造凉意，很美。
　　导游小姐大概是想阻止，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洞中不许喧哗”，但吹奏长笛好
像不算喧哗。巴尔兹·贝奇将一曲巴赫奏完，心满意足地收起长笛。他说：来到圣殿，
人们有许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敬意，焚香、叩头、捐钱……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贝奇是一位瑞典画家，一位东方洞窟艺术的热爱者。在这次的学术讨论会上，他的
论文题目是《当上帝坐下时》。他将法国奥顿大教堂中的一尊耶稣座像，与莫高窟４３
８窟西魏时的佛陀坐像参照研究。那尊佛陀与耶稣都穿着托加袍，不过佛陀半敞着胸，
耶稣则像着冬装似的裹得严实。并且“佛就座于人间的土地上，而基督的宝座却在天堂
”。“佛像的坐姿自然而放松，耶稣像则为几何体拘束着。”
　　贝奇这样的研究范式引起与会学者的很大兴趣，敦煌学研究中的宗教研究，是中国
敦煌学的弱项之一。
　　近些年来的敦煌学研究在世俗文书、壁画证史等方面屡有进展，但是从宗教学角度
探讨敦煌文书、敦煌艺术却相当薄弱。除日本、法国和台湾地区学者作了一些探讨外，
大陆学者主要有方广对敦煌佛经的考查、整理，和姜伯勤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而
从佛教思想或佛教史等角度进行探讨的工作非常之少。日本的藤枝晃教授曾经警告敦煌
学界，敦煌文书的大宗主题是佛教。藤枝晃先生７０年代末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
在日本”，曾经颇为中国学界诟病，却是当时的现实。
　　敦煌文书中，大量的汉文写本之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其它语种文书，如古藏文、回
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大都是价值极高的历史文献，中国敦煌学界在这些方面
的研究日见稀薄，主要的原因是语言准备的欠缺。远如陈寅恪，近如周一良、季羡林这
样兼通多种语言的大师，简直渺不可及了。在语言上努力的人不是没有，但持之以恒的
学人太鲜见了。北大东语系的段晴女士算是一个特例。她是季先生的弟子，又是德国汉
堡大学的博士，通梵文、突厥文、回鹘文等多门语言。前些年，莫高窟北区进行大规模
发掘，发现一件陌生文字的写本，段晴看到这件文书后，认出是叙利亚文，硬是用６个
月时间把叙利亚文攻下来，将文书翻译出来。那原来是一件叙利亚文《圣经》中的赞美
诗。
　　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的最大成就是经过考据、辨证，大致清理出敦煌文书的完整眉
目。但要想清楚地把握敦煌文献，还必须把世界各地的敦煌目录统编成一份尽可能详尽
、准确、科学的分类目录。这是百年后的敦煌学必须提交的长卷。
　　敦煌学还有无数的谜没有破解，包括敦煌的语辞原义、藏经洞封闭之谜等困惑百年
的话题，更不用说敦煌文书、敦煌遗址背后那无限丰厚的历史图像，还有待更多的人们
、更持久的穷究和拼合。敦煌学在未来。敦煌学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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