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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五章 舞蹈革命 革命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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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舞蹈革命 革命舞蹈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舞蹈，虽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下，一度在方向性上产生迷茫倾向，但很快便找准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它开始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斗争相结合，鼓励人民，宣传革命，在斗争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同时也对这场革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开创中国革命舞蹈运动的，当属吴晓邦和戴爱莲。他们与中国新舞蹈事业同生存、共荣辱，终于成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奠基人物。他们一生不朽的业绩，将永载舞蹈事业的光荣史册。

　　舞蹈艺术伴随着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脚步，历经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从小到大，由弱而强，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在艰难困苦中，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增强了人们必胜的信念，终于与中国人民一起迎来解放、迎来新的生活，它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忽视的历史功绩。 


一、为中国新舞蹈开路奠基——舞蹈先驱吴晓邦


　　中国新舞蹈艺术，是30年代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产物，它的起点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意义。这项事业的先驱，就是当代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山人物吴晓邦。

　　吴晓邦，1906年12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县沙溪镇的一个贫农的家中，10个月大的时候被过继给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当养子，取名叫吴锦荣。5岁人本乡私塾，7岁进吴县浒墅关小学读书，取名吴祖培。1916年，随养母迁居到苏州市胭脂巷的吴宅，不久便进入美国人开办的东吴大学附中。1919年“五四”运动，给吴晓邦这个当初的中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导发的是他心中的民主思想。他积极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学习孙中山和马克思的学说，并从中受到启迪。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进步青年应负起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因而放弃了富裕的生活和个人的前途，为积累知识和寻求改变旧中国的道路，于1929年春，毅然东渡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由于他仰慕波兰音乐家肖邦的爱国思想和艺术才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吴晓邦。

　　在日本求学时期的一天晚上，早稻田大学的大隈会堂里，上演了由学生们演出的舞蹈《群鬼》，作品像一把利剑刺向一切丑恶的灵魂。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然而却强烈地震撼了吴晓邦的心。舞蹈艺术所拥有的力量，改变了吴晓邦以后的道路，他决心要用舞蹈去播种人类的真、善、美，鞭挞一切虚假和丑恶。为此，他先后参加了一些舞蹈班的学习。当他从日本回国时，心中燃烧起一团报国的火焰。

　　1931年秋，“晓邦舞蹈学校”正式在上海挂牌开办，在一些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那块木牌时，著名电影演员舒绣文勇敢地走进教室，成为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所舞蹈学校的第一个学生。从此，吴晓邦开始了他为之操劳一生的舞蹈教育事业。

　　1935年9月，吴晓邦在上海举办了他自己的、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发表会“晓邦舞蹈作品发表会”，演出了他创作的《送葬》、《傀儡》、《小丑》、《幻想的破灭》、《吟游诗人》和《爱的悲哀》等11个舞蹈，标志着他用新舞蹈艺术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宣战。1937年4月，在他举行的第二次舞蹈作品发表会上，除第一次曾演出过的部分节目外，他又以现代舞表现方法，创作了《拜金主义者》、《奇梦》、《懊恼的解脱》、《中庸者的悲伤》、《和平的憧憬》、《思想恐慌时期》等。在他这两次演出的舞蹈中，形式新颖而不拘一格，内容严肃而富于力度，大都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表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憎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战火轰轰烈烈地在全中国燃起，吴晓邦立即投入到这场神圣的抗战斗争之中。他怀着一腔热血，用聂耳的音乐创作了同名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战争时期，吴晓邦以抗日救国作为己任，以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先后创作了100多个舞蹈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外，还有《游击队员之歌》、《大刀进行曲》、《丑表功》、《流亡三部曲》、《传递情报者》、《思凡》（见图8）、《饥火》、《血债》、《合力》，以及舞剧《罂粟花》、《宝塔与牌坊》、《虎爷》、《春的消息》等等。　　 

　　图8 吴晓邦表演《思凡》

　　在他的艺术实践获得极大成功的基础上，吴晓邦的创作无论队内容和形式部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阶段是他艺术上的一次转折，标志着他的新舞蹈艺术进入成熟。吴晓邦个人的创作风格亦开始显现，这就是，从中国传统的人体艺术和人的日常生活动作里提取素材，从时代的大潮中捕捉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注入极大的艺术激情，和着全社会的呐喊，为人生而舞！

　　1938年11月，吴晓邦在孤岛上海，创作出《丑表功》、《传递情报者》、《徘徊》和《国际歌舞》，同时他开始投身于中国现代舞剧艺术的探索性实验中，创作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第一批舞剧如《罂粟花》等。在这些舞剧里，社会生活的尖锐冲突和要求解放新生的民主意识得到了较多的表现。这些作品表现了抗战初期三种不同人物的心态和行为：积极参加抗战的英雄；寄和平于幻想之中的可怜虫；叛变祖国的卖国贼。吴晓邦用舞蹈阐明了美与丑、善与恶的界限，唤醒和鼓舞人民只有起来战斗才是唯一的出路。有了这些新作，吴晓邦又举办了第三次舞蹈作品发表会。

　　1940年，吴晓邦应戏剧家欧阳予倩之约，到广西桂林。他在艺术馆工作期间，曾为新安旅行团创作排演了歌舞剧《春的消息》和舞剧《虎爷》。这两部作品在桂林演出后，受到人们的赞赏。吴晓邦把新舞蹈艺术的种子撒进孩子们的心中，而舞剧演出的成功，则更加坚定了他为新舞蹈艺术奋斗的信心和勇气。

　　1941年6月，在重庆抗建堂，吴晓邦、盛婕和戴爱莲举行了一场有历史意义的三人舞蹈晚会。这是名传大江南北的舞蹈先驱们的第一次艺术聚会。他们不但演出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而且共同创作并表演了《合力》。此后，吴晓邦和盛婕不停地辗转往返于贵阳、重庆、成都、广州等地进行演出、讲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无论是头顶敌机的狂轰滥炸，还是身受政治迫害，都动摇不了他为宣传抗战、唤起民众、团结救国的决心。1942年7月，吴晓邦受聘到广东曲江艺术专科学校舞蹈班工作。在一年的教学中，他总结了几年来的创作经验，整理出一套新舞蹈基本训练教材，并努力使其系统化、科学化、中国化。付诸使用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期间他还相继创作了舞蹈《饥火》、《思凡》、《生之哀歌》、《迎春》、《网中人》、《月光曲》、《花之歌》及舞剧《宝塔与牌坊》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吴晓邦由于在抗战的生活激流中，对社会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对各种人的心态做了深入的挖掘，因而所塑造的舞蹈形象更加深刻准确，从而使他的在新舞蹈艺术创作上达到高峰。

　　1945年6月，吴晓邦在周恩来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奔向他久已向往的延安，到鲁迅艺术学院教授舞蹈。此后，他辗转解放区，开展新舞蹈运动。1948年，他与人合作组织创作了著名作品《进军舞》。吴晓邦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站立在解放斗争的最前沿。这个舞蹈经常在发起进攻前为战士表演，是那一代解放者留在心里的永恒的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晓邦主要从事舞蹈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创办过天马舞蹈工作室，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舞蹈人才。先后担任过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等职。吴晓邦于1995年7月8日在北京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舞蹈艺术，享年89岁。

　　吴晓邦，是一位舞步不曾停歇的艺术家，他不愧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伟大先驱！


二、中国舞坛一朵亮丽无比的清荷——戴爱莲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被中国历代文人雅士誉为“花中之君子”。在中国近现代舞史上，也有一位品性若荷的“花中君子”，她热情刚正、为人坦诚，心似莲花般明净无瑕。她，就是舞坛一代奇才——归侨舞蹈家戴爱莲。

　　戴爱莲，1916年出生在美丽的特立尼达岛上。她家为三代华裔，祖籍广东新会。从小就喜爱跳舞的戴爱莲，童年就是在特立尼达岛上的树林和海滩上度过的，大自然这个神奇的艺术之母，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培养起对自然和艺术的挚爱之情，也使她拥有了一种原始状态的活力和节奏感。12岁时，戴爱莲考入当地由白人办的舞蹈班，在班里戴爱莲是唯一的有色人种的孩子。14岁时，她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伦敦，穿上了她一生都不曾脱掉的“红舞鞋”。

　　学舞之初，戴爱莲先后进入著名英国舞蹈家安东·道林芭蕾舞教室和玛利·兰伯特芭蕾舞学校，在名师指导下学习欧洲古典芭蕾舞。不过，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她逐渐感到当时的古典芭蕾还缺乏表现力，不能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人新的美学观念。有一天，她在伦敦看到德国表现主义舞蹈家玛丽·魏格曼的表演，顿感耳目一新。魏格曼那极富现代意识的舞蹈，像一股电流一样强烈地撞击着戴爱莲的心。正赶上魏格曼舞蹈团演员莱斯里在伦敦开办了一个舞蹈工作室，戴爱莲便于1936年考入该班，潜心研究现代舞。但逐渐地，戴爱莲又发现现代舞虽有诸多长处，但缺乏系统的技术。她希望有一种能集二者之长的舞蹈形式，于是，她大胆地提出了现代舞和芭蕾舞在技巧上要互相借鉴、互为补充的见解。然而这种设想显然在芭蕾和现代舞当时无法逾越的鸿沟面前被视为异端，她为此付出了代价：她被学校开除了。尽管如此，戴爱莲并没有屈服，因为她发现了自己理想的舞蹈形式。两年后，她在伦敦看到了尤斯芭蕾舞团的演出，顿时大喜过望，开始迷恋这种把人体动作与内在感情紧密结合在一起，既有良好的技术，又有丰富的表现力的理想舞蹈形式。

　　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着中华大地，这件事深深地触击着戴爱莲的心，她为同胞所遭受的苦难而深感痛楚，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深感焦虑。她像许多爱国华侨那样，想方设法为祖国分忧解难。在伦敦她多次参加中国运动委员会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募捐活动演出。为此，她编演了《惊醒》、《前进》等舞蹈，以唤醒更多的民众奋起投入抗日的斗争之中。

　　1939年，戴爱莲的心早已与燃遍抗日烽火的祖国连在一起，回归祖国之志日益坚定。1939年底，戴爱莲终于登上了中国当局接留学生回国的轮船，实现了她多年的梦想。1940年1月，戴爱莲到达香港，受到宋庆龄热情的接待。珍珠港事件后，戴爱莲与一些文学艺术家绕道澳门到达广西桂林，最后到了重庆。当这位年方24岁的舞蹈家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时，她眼含激动的泪花，兴奋得不能自己。从此，只要有机会，戴爱莲就积极参加义演募捐活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奔走。

　　1941年7月，为欢迎戴爱莲回国，由吴晓邦、戴爱莲、盛捷三位舞蹈家在重庆举行了舞蹈专场演出。他们的精彩表演，被报界誉为“新舞蹈的先锋”。此后，戴爱莲努力开拓耕耘着舞蹈这块新兴的园地，她创作和演出的舞蹈作品主要有：《惊醒》、《前进》、《东江》、《游击队的故事》、《思乡曲》、《卖》、《空袭》以及芭蕾《森林女神》、现代舞《拾穗女》等。她创作的《朱大嫂送鸡蛋》，在学生和社会青年中广为流传。

　　戴爱莲在重庆生活的5年，常有机会与周恩来、邓颖超接触。他们经常关心和鼓励戴爱莲要为发展中华民族的舞蹈而努力。戴爱莲开始致力于中国民族舞蹈的寻根。经过有心人的搜集和整理，在慢慢的积累中戴爱莲逐渐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舞蹈局面。1946年3月6日，她在重庆青年馆举行首次“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表演的舞蹈有：《瑶人之鼓》、《嘉戎酒会》、《羌民端公跳鬼》、《哑子背疯》（见图9）、《倮倮情歌》、《巴安弦子》、《春游》、《青春舞曲》、《坎巴尔汉》等10余个舞蹈，其中表现了汉、藏、维吾尔、彝、瑶、羌6个民族的舞蹈文化。一些著名的文艺界人士纷纷称赞她开了整理、加工中国民族舞蹈的先河，感谢她在挖掘中国民族舞蹈艺术宝库中所做出的贡献，称她为“边疆舞蹈家”。

　　1946年8月，戴爱莲又带着这台晚会移师上海，在上海逸园一连公演了四场，在上海引起了很大震动，它像一股清风，吹散了上海艺坛被靡靡之音所污染的恶浊空气。很快在大、中、小学中风行起来。1946年9月，戴爱莲赴美考察、探亲。她把中国边疆舞介绍给美国文艺界，改变了外国人以为中国除了梅兰芳的剑舞外，再也没有其它舞蹈的错误概念。　　 

　　图9 戴爱莲表演《哑子背疯》

　　1948年，戴爱莲在北京各大学教授边疆舞。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她在迎接解放军入城大会上，表演了《青春舞曲》。2月27日，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举行舞蹈专场演出，她表演了9个舞蹈作品，郭沫若、周扬、田汉、艾青等观看了她的表演，并祝贺她演出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爱莲先后担任过华北大学三部舞蹈队队长、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团长及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等职，创建了中央芭蕾舞团。戴爱莲在解放前后，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民族舞蹈，创作了《荷花舞》、《飞天》等一系列优秀舞蹈，培养了一大批专业舞蹈人才。

　　1995年末，在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金秋风韵”舞蹈晚会上，年近八旬的戴爱莲又英姿勃发地登上了舞台，跳起了富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人人跳》。1996年，中国舞协在北京为她举办了80岁华诞的生日会，会上她被舞界称赞为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的确，在中国现当代舞蹈事业的发展中，戴爱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舞蹈，始终伴随着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中，带有鲜明的进步意义的革命舞蹈活动，始终部在伴随着这一艰苦卓绝的过程。

　　自1927年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重新站立起来之后，如火如茶的革命活动又开始在各革命根据地开展起来。就在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之上，一种新型的歌舞沐浴着一轮东升的旭日破土而出，它以鲜明的进步色彩，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人们称它是“苏区歌舞”或“红色歌舞”。

　　1.苏区歌舞——革命舞蹈的萌芽

　　苏区歌舞的产生，还当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北伐时期，那时在革命军中就已经建立了宣传队，它对鼓舞部队士气、提高战斗力起着重要作用。1926年，在汉阳铁厂俱乐部就曾演出过歌舞作品《红旗再起》，它以当时流行的《少年先锋队歌》及《国际歌》为伴唱，表现革命者高举红旗奋勇斗争，一人倒下，后人接过红旗继续前进，革命队伍在斗争中逐渐壮大，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苏区歌舞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空。当时，红军一方面要战斗，一方面要向群众宣传党的革命方针。为形势所需，红军中开始有了化装宣传。为加强宣传效果，先敲锣鼓吸引群众围起场子，然后化装演讲、教唱歌及编演简单的活报（融歌、舞、诗、剧于一体的通俗艺术形式）。如教唱《国际歌》、《工农兵联合歌》、《红军纪律歌》及山歌等，在表演唱歌时加上简单的动作。宁冈、永新、莲花和遂川县的人民，为抒发自己当家做主的喜悦和拥护共产党、红军的感情，开始用传统民歌、山歌填上新词，加上自己熟悉的本地区民间舞，或配上灯彩边歌边舞。

　　未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成立大会上，少年先锋队员们舞着梭标，表演了歌舞《朱德来会毛泽东》。

　　1929年12月，豫东南商城暴动成功，一举占领了县城。1930年，商城苏维埃政府为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准备庆祝会节目，根据群众所熟悉的当地民歌《八段锦》，改编创作了《八月桂花遍地开》。由于内容紧密结合形势，节奏欢快，群众对曲调比较熟悉，又加上儿童团边唱边舞，在大会召开期间当台上唱完，台下也学会了，于是台上台下一起唱起来。这就是鄂豫皖苏区的第一个革命歌舞。这个歌舞不仅传遍了鄂豫皖及川陕苏区，也传到中央苏区，是红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歌舞之一。

　　赣东北工农剧团为配合“扩红”运动，在周坊演出了《送郎当红军》、《武装上前线》、《扩大红军》、《红色五月》等歌舞，同样是演出一结束，就立刻有数百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其中，《送郎当红军》广泛流传在苏区。尤其是1933年在苏区中央政府发出“扩大百万红军”的号召下，各进步剧团纷纷演出此歌舞。剧团演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片参军热潮。苏区歌舞就是这样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为前提，为革命斗争服务，在红色土壤中扎稳根基并迅速发展起来。

　　1931年夏，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以赣南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共革命根据地。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成立了红军学校。该校成立时集中了一些文艺骨干，建立了俱乐部。俱乐部主任危拱之是较早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女同志，能歌善舞，有较好的理论修养。俱乐部设立文化、体育、戏剧管理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文艺晚会，演出革命戏剧。1931年秋，李伯钊、沙可夫、刘月华等先后加入到戏剧组，经常在晚会上表演苏联舞蹈，如《俄罗斯舞》、《海军舞》、《乌克兰舞》等，由于苏联舞蹈活泼健美、热情奔放，从而深受苏区军民喜爱，并在红军中得到普及。后来李伯钊又编演了《国际歌舞》。这些舞蹈对繁荣苏区舞蹈创作，起到指导性作用。这一时期，红军学校俱乐部成为瑞金远近闻名的文艺活动中心。

　　1932年春，在“红校”政治部直接领导下，苏区成立了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大多数演员能歌善舞。由于“八一”剧团演出影响很大，中央政府为加强和推动苏区戏剧的发展，决定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剧社总社。该社于1932年9月2日宣布成立，社员不脱离生产和工作，其中大多数社员在红军学校工作。少共中央局为发展文化运动，征调40名共青团员组织蓝衫团，主要歌舞节目有《海军舞》、《马刀舞》、《团结舞》、《农民舞》、《送郎当红军》、《军事演习舞》、《庆祝红军胜利》、《工农团结起来》、《台湾草裙舞》、《黑人舞》，以及每场必演的《国际歌舞》等。

　　苏区歌舞伴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脚步，用文艺的形式教育人民，宣传革命真理，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服务，因而使得中国的革命文艺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发挥了它的功不可没的历史作用。

　　2.舞蹈在长征路上

　　长征是一次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壮举，是一个正义之举必胜的有力证明，而两万五千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法忘却红色歌舞活动的历史性功绩。

　　长征途中，红军一方面要与敌人作战，一方面还要经受来自大自然的考验。雪山草地，是红军当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宣传队员们在这个挑战面前显示出罕见的信心和力量，他们时时刻刻不忘鼓动宣传的任务，敲响小竹板，说快板，呼口号，唱歌，给部队加油。到了山下，宣传队员们把自己的疲劳放在一旁，用沙哑的嗓子和乏力的身躯继续为战士们表演。他们的行为感动了许多战士，这些年轻的宣传队员，成为战士们战胜敌人、战胜自然的精神支柱。

　　在长征途中，红军宣传队曾有过几次较大的演出，还创作学习了新的舞蹈。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会师。联欢会上，文艺战士们演唱了由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师歌》，非常激动人心。早在苏区就享有“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称号之一李伯钊，也在联欢会上表演了《红军舞》等舞蹈。当两个方面军到达川西懋功地区会师时，又召开了联欢会，会上红一方面军宣传队及其他军团宣传队都表演了舞蹈和歌舞节目，一方面军宣传队表演了《乌克兰舞》、《红军舞》、《农民舞》等，四方面军宣传队表演了《高加索舞》、《八月桂花遍地开》等，受到了与会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甘孜藏族地区，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及敌人的反动宣传，致使藏族同胞对红军产生了敌对的情绪。经过红军反复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加上红军严格的军纪，藏胞对红军的态度有了转变。4月中旬，四方面军成立红场委员会，在红场上举行了军民联欢会，李伯钊及宣传队员们，教藏族同胞跳《海军舞》、《乌克兰舞》，藏胞教宣传队员们跳藏族的“锅庄”、“弦子”。红军文艺战士在藏族舞蹈的基础上，编了《雅西雅舞》，舞蹈中红军与藏胞手拉手，肩并肩，以整齐划一的节奏和步调一致的步伐共同起舞，表现了红军与藏胞的团结与友谊。

　　1936年11月，当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到达陕西保安中央所在地时，中央机关举行了欢迎会。在会上轮到朱老总出节目时，大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一言不发，大步走进场子中央，将羊皮大衣一脱，翻过来往身上一披，将长袖往腰间一系，悠然自得地跳起了《雅西雅舞》，引起全场轰动。中央领导同志也大都出了节目，但最精彩的还是朱老总跳藏族舞蹈。

　　在长征这一人类空前的历史壮举中，红军宣传队员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红色歌舞活动，有力地配合了这一伟大的壮举，为中国的革命文艺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3.秧歌运动与舞蹈

　　西安事变导致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抗日救国的主题就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宣传的中心任务。在这一时期，星火剧社（1935年秋成立，1937年后并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战斗剧社、人民抗日剧社（原人民剧社1937年易名）以及各宣传队为配合形势相继创作演出的舞蹈节目有：《东渡黄河舞》、《摇船舞》、《陆海空军总动员舞》、《抗日舞》、《网球舞》、《音乐活报》、《扩红活报》、《机器活报》等，从江西苏区传来的《红军舞》、《海军舞》、《乌克兰舞》、《儿童舞》、《工人舞》、《农民舞》、《国际歌舞》等节目，也仍是各剧团舞蹈班（组）演出的主要内容。星火剧社还学习改编了一些陕北、甘肃的民间舞蹈，其中如由回族演员改编的甘肃民间舞蹈《赶驴》，就较好地保留了民间歌舞所特有的原来风格，诙谐而充满生活情趣，一些表演细节如倔犟的驴子不听使唤，急得赶驴人手忙脚乱等，引得观众欢笑不止，很受群众的喜爱。

　　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上述这批“红色歌舞”亦随着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足迹，播撒到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的烽火中，鼓舞了将士们为民族解放战争而英勇战斗的决心。

　　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有计划地领导文艺活动。1938年2月将人民抗日剧社改为延安抗战剧社总社，指导各剧团的宣传演出活动。延安相继成立了许多剧团，这些剧团经常到各地进行巡回演出，演出的舞蹈除江西苏区的舞蹈外，还有《烽火舞》、《保卫黄河舞》、《生产运动舞》、《叮铃舞》，以及由斯诺夫人传授的美国舞蹈《踢踏舞》，还有儿童歌舞剧《小小锄奸队》、《公主旅行记》、《勇敢的小猎人》、《糊涂将军》等。1942年，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还演出过日本民间舞蹈《捉泥鳅舞》。

　　1939年下半年，抗战到了相持阶段，延安成为政局比较稳定的后方。在此期间，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及文艺方面的专家先后到达延安，参与一些剧团的演艺活动。由于一段时间内的文艺表演以大、洋、古为主，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逐渐减少，甚至出现了在艺术上所谓“关门提高”的错误倾向，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了端正边区文艺运动的方向，让革命文艺走上更加健康的道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由当时100多名文艺干部参加的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时地匡正了边区文艺运动的方向。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鲁迅艺术学院”组织起第一支秧歌队，走上街头，引起很大反响。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秧歌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兄妹开荒》（见图10）等一些秧歌剧相继问世，秧歌运动出现大普及的高潮，延安掀起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秧歌运动。自1943年开始，这个文艺运动像一团不息的火种，很快燃遍了边区各地及抗日根据地，各地不仅学习了延安传去的优秀剧目，并结合当地斗争实际和特点，创作出大量的秧歌剧及歌舞。这次中国文艺近代史上的秧歌运动，无疑是一次文艺的革命，它使得文艺工作者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思想磨练，同时极好地配合了当时的斗争形势。　　 

　　图10 《兄妹开荒》王大化（饰哥哥）李波（饰妹妹）

　　4.抗日的舞蹈怒潮

　　在抗日战争中，艺术工作也以空前的影响发生着巨大作用。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有许多剧团和宣传队，始终跟随部队进行宣传演出活动。特别是他们表演的那些富于战斗气息同时又形式活泼的舞蹈和歌舞活报节目，受到了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鼓舞了战士与日寇作战的勇气和斗志，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活动。

　　战斗剧社原是属于红二方面军的剧社，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后，隶属于一二零师政治部，1937年9月随军东渡黄河，活跃在晋西北、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平原。在这个剧社中，设有歌舞组，抗战初期经常上演的大部分节目，是红军时代传下来的舞蹈，如《农民舞》、《儿童舞》、《工人舞》、《叮铃舞》、《锄头舞》、《柳絮舞》、《蜻蜒舞》、《水兵舞》、《海军舞》、《水手舞》和《乌克兰舞》等，后来他们还陆续创作了《平原游击战舞》、《反顽固舞》、《游击队舞》等。此外，晋冀鲁豫边区的先锋剧社，除演出过《海军舞》、《农民舞》、《叮铃舞》之外，也演出过《泥水匠舞》、《机器舞》和歌舞活报《打倒法西斯》等。还有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他们曾演出过《儿童舞》、《霸王鞭》等。再如太岳区的三八六旅文工团，则演出过《叮铃舞》、《网球舞》、《反侵略舞》、《驱逐日寇舞》、《军民联欢舞》、《民族解放舞》等。上述这些舞蹈作品，仅从名称上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浓烈的时代气息，它们在抗日的战火中得到发展，可以说与当时的斗争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抗日根据地的文工团、宣传队和剧团中的演员，几乎没有专门跳舞蹈的，他们几乎都是多面手，演戏、唱歌、跳舞、说快板和舞台工作样样都做。部队行军和作战时，他们还要负责宣传鼓动及后勤工作。当时的演出多半在室外进行，环境可以说艰苦之极，无论是酷暑或是数九寒天，小演员们都在打谷场和小土院里练习舞蹈。为了节省老百姓支援的军鞋，有的演员就光脚练舞。残酷的抗战斗争中，有些年轻的演员甚至不惜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战争，不仅使成年人饱尝战乱之苦，也让儿童早早地历尽人间坎坷。然而，战争的洗礼也使这些儿童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国家的希望之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有志气的儿童，他们像大人一样，经受着风暴的考验，用他们小小的肩膀，担起了抗日救亡的重任。当时生活在“育才学校”、“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的儿童们，用他们的歌，用他们的舞，在抗日战争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时期各根据地的舞蹈，都是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相连的。其特点是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舞蹈形式，配合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结合当时当地对敌斗争的具体要求，创作出不少具有战斗特色的舞蹈，极好地配合了当时抗日斗争的形势需要。


四、舞人新中国


　　在国统区，舞蹈活动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以吴晓邦为代表的“新舞蹈”及用进步歌曲编演的舞蹈形式；第二种是以戴爱莲为代表的“边疆舞”；第三种是从延安传来的“新秧歌”。这几种舞蹈形式均结合当时政治形势，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美好的愿望，成为进步文艺工作者和爱国学生向黑暗的旧社会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1946年以后，全国性的爱国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群众舞蹈活动也在这种形式下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到1948年前后形成高潮。各地的群众性舞蹈活动引导着无数广大的青年和学生走向进步，走向革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在重庆，始于延安的“秧歌运动”，以不可遏止的势头流传开来。1945年新年和春节期间，为庆祝《新华日报》创刊7周年和欢度春节，周恩来组织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在周公馆的过道里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和《一朵红花》。接着又在《新华日报》社的空场上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地上，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秧歌演出盛会，招待国统区文艺界人士和部分国际友人。当表演集体秧歌时，周恩来等首先站起，加入到秧歌队中，兴致勃勃地扭了起来。在座的多数演员也坐不住了，纷纷插进队伍中去，队伍越来越长，情绪也越来越热烈。大后方的重庆，第一次有这样热闹的“闹”秧歌。有些文艺工作者激动得热泪盈眶，觉得似乎自己到了抗日圣地延安一般。

　　育才学校组织了大秧歌队给群众拜年，震动了重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阵容整齐、歌舞新颖、内容进步而获得群众的喜爱，而且因为当时在重庆扭秧歌要冒坐牢的危险。但是，他们还是勇敢地冲破了禁区，把秧歌扭向街头，给群众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当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时，被国民党关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为庆祝胜利，也扭起了秧歌。1949年春节，这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志士们，又在监狱的场坝上举行了联欢会，难友们将自己的被面撕成条，系在腰间忘情地扭起秧歌，表达了他们对重庆和全国即将获得解放的激动心情。

　　在昆明，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政治背景、在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聚集了一大批爱国进步教授、文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舞蹈家。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心的爱国师生组织了以群社为代表的各种进步社团，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社团以时事报告会、文艺晚会进行唱歌、演剧、跳舞等活动。其它学校及社会各团体的青年也有不同形式的社团组织，比较普遍的是组织歌咏队、合唱团，民主气氛极浓。因此，昆明被称为“民主堡垒”。

　　昆明各大、中、小学中的舞蹈活动，已成为青少年们不可缺少的文艺活动形式，迎新会、结业晚会、营火会、募捐演出等各种集会和游.行都离不开舞蹈。除过去已为群众所熟悉的舞蹈仍在群众中继续流传外，许多从事音乐、戏剧、舞蹈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根据斗争需要，以现代歌曲和民间歌曲编出了许多为群众喜爱的舞蹈和歌舞。这些歌舞民族风格浓郁，《拍拍手》、《豌豆秧》、《圭山谣》、《山菱角》、《逗蹄壳》（即痘胶）、《金风子开红花》、《满山娘》、《螃蟹歌》、《山那边有好地方》、《青春舞曲》、西藏舞、新疆舞以及歌舞小戏《助学花灯》、《他们不要瞎子去当兵》等一大批舞蹈很快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另外，秧歌也传到昆明。1946年，为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云南大学在该校组织了几百人参加的营火晚会。参加者除唱革命歌曲外，还集体扭秧歌，并由该校哈哈合唱团表演了梁伦排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引起强烈反响。参加活动的闻一多对身边的青年说：“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了同一时代两个不同的社会，对比太鲜明了。”40年代，云南的新舞蹈和秧歌在昆明的传播，其创作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参加人数之众、普及之迅速，在现代舞蹈发展史中是少有的。

　　在上海，虽然少数汉奸文人，以电影、广播电台、歌场、舞厅宣扬汉好和奴才文化，麻醉、毒害人民，但上海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勇敢地冲破禁区，使进步舞蹈及秧歌在上海得以广泛传播。

　　1946年，戏剧家欧阳山尊和李丽莲在上海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一些进步报纸报导了演出盛况，节目被灌制成唱片。他们还给文艺界一些人士传授了秧歌舞，这是最早在上海出现的延安的秧歌剧和学习秧歌舞的活动。1946年8月，戴爱莲演出的边疆舞像旋风般风靡了上海，尤其使青年人为之深深着迷。从此，秧歌和边疆舞以空前的力量，冲击着大上海的十里洋场，荡涤着那里污浊的空气。

　　上海的群众舞蹈活动始终与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争民主、争生存、要和平的民主运动紧密相连。1949年5月25日，当解放上海的战斗刚刚结束，大街上突然间出现了众多的秧歌队，他们打着彩旗，举着标语牌，擂起大鼓，唱歌，跳舞，扭秧歌，呼口号，加上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使得整个上海沸腾了，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人民由衷地庆贺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3年在北平，舞蹈家贾作光先后演出了由他创作主演的舞蹈《渔光曲》、《魔》、《少年旗手》、《苏武牧羊》、《国魂》、《西线无战事》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舞蹈。

　　北京大学民舞社积极传播解放区的秧歌及进步舞蹈边疆舞等。在北大的民主广场上，学生自治会主席工连成和华顺曾带头演出过《兄妹开荒》。民舞社还演出了《朱大嫂送鸡蛋》、《青春舞曲》、《喀什克尔》、《巴安弦子》、《春游》、《嘉戎酒会》等，同时自己编导演出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矿工舞》、《凿冰工人舞》。清华大学民舞社的舞蹈活动，除扭秧歌、跳边疆舞外，还编演了《凤阳花鼓》、《王大娘补缸》、《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

　　1948年，“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清华、北大、北师大、辅仁、燕京、中法等高校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了北平民间歌舞社成立两周年纪念会，共约5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同学们在欢快的锣鼓声中扭起了大秧歌，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迈着健壮的舞步，变换着各种队形，充满自信和勇气。他们愈扭步愈快，愈扭心愈热，一个紧跟着一个，像一道不可冲垮的长堤迎着暴风雨前进，去迎接风和日丽的明天！

　　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已是一片黎明的曙色。进步的舞蹈活动伴随着进步的事业，为全中国人民的心灵，带来健康向上的力量。她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鼓舞着人们勇敢地向旧势力宣战，指引着人们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新的胜利，她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支撑着人们走向美好的明天。

思考题：

　　1.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们是如何走过他们的一生的？

　　2.舞蹈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事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参考书目：

　　1.王克芬、隆荫培、张世龄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舞蹈》，青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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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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