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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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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倬云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4-11 16:12:26发布)　

一、 西周的邑与都

西周封邑，其经济上的功能，大率只是配合封田的聚落，“散氏盘”的第一句即有散邑的
名称，接下去又说到“乃即散用田”，下文叙述疆界时，又提到接界的眉邑与邢邑，以及
眉邢“邑田”。可见田统于邑，也许邑是有司治田之所，也许即是封君自己居住的封邑。
“鬲从盨”牵涉的邑有十三个之多，也每提到“其田”附属于“其邑”。“舀鼎”中更明
说“必尚俾处厥邑田厥田”，足知田者属于厥邑，则邑应相当于田者聚居的村落。邑也不
会十分大，新出土的“宜侯 殴”有三十五个邑，可考的耕作人口数字是鬲有一千又五十
夫，及庶人六百(口口)又六夫，合计为一千六百多人，分配在三十五个邑中，每邑不过五
十人上下而已。[1]《论语。公冶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邑，若以一室八

口计算，也只有八十口，与上文所得估计相去不远，是以金文“巾尸鎛”及“素命鎛”可
以有多到“锡县二百”，“锡县二百九十八”的记载。[2]《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崔氏
之乱结束后，晏子与北郭佐分别由齐君赏赐六十个邑。这些邑是额外的赏赐，他们原有的
邑数大率多于此数。《论语。宪问》“夺伯氏骈邑三百”之后，这位丧邑的伯氏只能饭疏
食了，则三百邑之数即是伯氏全部或大部的封邑。[3]这种小型的聚落，是不能当作城市
的。

大致封君自己住的地方，有城墙作为防御工事，而且也有封建宗法制下象征宗法地位与权
威的宗庙，则这种邑称为“都”。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

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4](“都”是行政中心、宗教中心与军事中心的三一体，也
可能有较多的人口。若以上文一个封君拥有二三百个封邑作估计的基数，一个“都”至少
是管理封地上一二万人口的行政中枢，合计封君的家族、仆役、卫队、若干有司的工作人
员，以及支持这些人口的生产人口，则这个“都”当也有成千的居民。春秋初期，鲁闵公
二年，狄人灭卫，首都逃出来的难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
”[5]由此推算，共与滕各自的人口只有二千多一点，大约即相当于小封君的“都”了。
《战国策》：“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6]《战国
策》所说的“古者”

往往指西周或春秋初期，如以三百丈作为城的每边长度计算，这种城仍比曲沃古城(东西
一千一百公尺，南北六百至一千公尺)略小些。曲沃古城有内外之分，而且有汉代遗物夹
杂，可知这个古城到汉时仍旧存在。若桓叔初封的曲沃国并无外郭，则其原址可能会比曲
沃古城现见遗址更小。《战国策》所举成数，也就相去不远了。[7]三千家人口以五口计
，为一万五

千人，以八口计为二万四千人。取其约数，三千家当在二万人口上下。卫国为康叔之后，
不为小国，其国都人口，当与《战国策》所举“古者”大城的数字相差不远。卫文公复国
于楚丘后二十五年间由革车三十五乘休养生息，又拥有了革车三百乘的兵力。[8]五千人
可以维持三十乘，则三百乘至少也须五万人口。卫新迁楚丘，旁邑未必甚多，首都当是惟
一大城，但五万人口中有多少在楚丘城，却不易估计了。



古史渺远难征，由上文推论，我们至多只能假定一个封国的首都有一二万人口，其下的旁
邑，若是小封君的宗邑或都邑则有一二千人口。周人两都宗周与成周可能是特级城邑，又
当作别论。


二、西周与春秋都邑的分布

古史学家颇有试图研究古代城市的分布者。李济先生是近代首次作此尝试的考古学家。他
根据地方志书的史料，找出五百八十五个周代的城邑，另外还有二百三十三个不易确定年
代的城邑。这些古代城邑在西周时分布于现在的陕、晋、豫以及河北，到东周时才见于江
汉淮济(山东、湖北、江苏)诸处。[9]另一方面，地理学家章生道氏根据陈槃先生补充的
《春秋大事表》，作了古代城市的分布图，却只列了九十七个春秋时代的古城。诚如
Paul Wheatley指出，大岛利一由《春秋经传》(包括《左传》及《公》《谷》两传)，已
可找到七十八次在春秋时代筑城的记载，若春秋时代只有九十七个城市，则西周势必只有
十九个城市。更何况《经传》所记未必是当时各国的全部筑城记录。[10]





附图一：西周城邑分布图(采自Paul Wheatley,op．cit．，flg．13)

Paul Wheatley自己也做了一番尝试。以《史记》所见古代城邑为主，参以先秦文献及古
本《竹书纪年》的资料，他假定了西周九十一个城市的位置。其中自然西周封建诸侯的国
都占大多数。[11]Paul Wheatley的西周城市分布图(附图一)，基本上与伊藤道治的地图(
附图二)是一致的。诚如伊藤指出，西周封建诸国，主要分布于七个地域：第一，王朝首
都的渭水流域；第二．黄河汾水地区；第三，洛阳——开封——安阳的三角地带，成周的
近畿；第四，山东半岛，由邹滕梁山以至济水流域；第五，鲁南、苏北、豫东及皖北一带
；第六，豫南、鄂北；第七，鄂南、湘赣以至浙江。在这七个地域，文献上的古城分布与
考古学上的遗址分布，呈现相当高度的一致性。[12] 

伊藤也发现至少在上述第二、三、四、六诸地域，姬姓诸侯的封国沿着殷周的古代交通路
线分布。另一方面，西周诸国也分布在殷以来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业地域，西周的东进，似
颇以掌握农业生产地区为大目标。[13]



附图二：西周封建诸侯图
(采自伊藤道治，前引书，页二四八后页)

西周封国具有显著的军事功能。周以西隅小国征服了广大的东方平原，成周的建设，构成
了两都辅车相依的形势。上文第三地域因而有最密集的分布点。上文第二、四、六诸区的
分布点，主要的作用是第三区的延展及其拱卫。第五、七两区只是外围的外围，分布点自
然少了。由于西周城邑的军事功能，其分布于交通要道上，也是自然的现象。一则便于彼
此呼应，二则扼制反侧的联络。张光直氏特别指出，周代城邑大都位于近山平原，又接近
水道，筑城扼守，自可占尽形势。[14] 

Paul Wheatley的春秋时代城邑分布图(附图三)系主要根据《左传》的材料。出现于附图
三的城邑有四百六十六个分布点，比西周的分布图多出三百七十五个点。反映春秋时代极
为活泼的都市化扩展过程。[15]

春秋筑城记录，见于《经传》者有七十八起，其中鲁筑城二十七次，楚二十次，晋十次，
郑四次，齐三次，宋二次，邾陈吴越各一次。大岛利一认为筑城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
的防御。鲁国二十七次筑城记录中第一期(公元前七二二～前五五四年)十九次，是为了对
齐国的抗争，第二期(公元前五五三～前五0五年)无筑城记录，第三期(公元前五零四～前
四八零年)筑城记录八次则是为了防备晋国的侵略。[16] 





附图三：春秋城邑分布图(釆目Paul Wheatley，op．cit.,fig.14)

按之史实，《经传》所载的筑城活动绝非当时这一举动的全部。不仅鲁以外的各国的筑城
不可能全见于《春秋经传》，即使鲁国本身的筑城也大有缺漏。鲁国三桓的城邑：季孙氏

的费，叔孙氏的郈,以及孟孙氏的成，号为“三都”。但“城费”见于《左传》襄公七年
的夏天，“城成郭”见于襄公十五年夏天。[17]当时费为季氏都邑已久，费地也早已有专
驻的邑宰。成的筑城又是“城成郭”，亦即加筑外郭，并非首次建立城邑。由此看来，三
都之中，至少二都的城筑或修葺，未入《春秋经传》。以此类推，鲁国的筑城建邑，未必
尽入记载。旁国的城邑建筑，更不见得都入《经传》了。仅以郑国为例，据木村正雄的统
计，郑国有都邑一百零二处，而提及筑城的只有四处：一次是城虎牢，一次是城喦、戈、
锡。[18]郑国如此，他国城邑建立多未入《经传》者当可想见。

春秋二百余年中，城邑的数字，依Wheatley的估计增加了三百七十五个。若由当时十几个
较大的诸侯分摊，每国可得二百三十个城邑。春秋时每国卿大夫即有十余家，每家世袭

的贵族至少有一个城邑，则这些三百七十五个城邑，也很可能以贵族的都邑为主了。顾栋
高的《春秋列国都邑表》列了三百八十六个都邑：计周(四十)，鲁(四十)，齐(三十八)，
郑(三十一)，宋(二十一)，卫(十八)，曹(九)，邾(九)，莒(十三)，纪(四)，徐(一)，晋
(七十一)，虞(二)，虢(二)，秦(七)，陈(四)，蔡(四)，许(六)，庸(三)，麋(一)，吴(
七)，越(一)。[19] 

春秋宗法制下，宗族有不断分裂衍生为大宗小宗的现象。分出去另立大宗的宗族成员可以
自设宗庙，建立城邑。这种新设的城邑，也适足反映人口增殖。新立的城邑，有取名与分
封贵族的氏相同者，如周的刘、毛、甘、尹及齐的鲍、晏、崔、隰；也可与贵族氏名不同
，如鲁的费(季氏)、郈(叔孙)、成(孟氏)，卫的蒲(宁氏)、戚(孙氏)，及郑七穆之邑，大
率都仍沿用原有的地名。新立采邑，自然极可能是新兴的都市；即使新封君仍袭用已存在
的旧封，也仍可因为新封君之到来而使这个地区发展成为较大的聚落。另一方面，有了聚
落，某一新贵族才被分封到该处建立都邑。无论上述哪三种可能性之任何一个，都直接地
反映都邑数字的增加。


春秋初期郑国共叔段先请求封于制，郑庄公以岩邑为辞；改封于京，祭仲警告其中潜在的
危险：“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20]晋国桓戚封于曲沃，其子武公于鲁桓公八年灭翼，
庄公十年遂并晋国。[21]鲁闵公元年，晋侯为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蒍认为这是“分之都城
，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22]狐突引用辛伯的话“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
子配適，大都耦国，乱之本也”，深以为忧。[23]

看来春秋初期“大都耦国”已是相当引人注意的现象，整个春秋时代，处处是“末大必折
，尾大不掉”引起的竞争。《左传》昭公十一年：“王曰，‘国有大城，何如?’(申无宇
)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
＇”[24]春秋末季，三都终于使季氏代政，六卿终于分为三晋。政柄倒置与大都耦国是一
件事的两个表相。整个春秋时代，始终有大夫执国命的现象，也就普遍地有新都邑的衍生
。wheatleY认为在春秋方始成长的三百多个都邑，当有不少是新兴的政治都市。


三、西周春秋交通路线

西周的交通路线，大抵以宗周与成周之间的一条大路为主轴，然后由成周辐射四及东方平
原上的诸侯。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当即是主要的交通干道。由成周四出的交通
网，既有殷代王畿的旧规模为基础，也可能远及淮济之间的广大地区。董彦堂先生作《征
人方日谱》，即显示殷王足迹所至，深入黄淮平原的东半部，绕了一个大圈子。[25]不过
周初东夷南夷常常不服，成康时期的伯懋父曾经因为“东夷大反”而率领殷八师东征，达
于海滨，晚至中叶昭王时期。淮夷仍旧“敢伐内国”，录伯必须率“成周师氏”远戍镇压
。而同期伯辟父伐南夷，却是以“成师即东”。显然在成周的东方与南方还有一条交通的
弧线。[26]本文第一节提到的宜侯矢殴，系于一九五四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这位虎
侯在周王(可能是康王)东巡“商图”时，改封为宜侯，受赐“王人”及郑的“七伯”，率
领一批鬲及庶人，在宜立国。虎侯如即为殷代的虎方，其地域当在豫东淮河上游。则由淮
上到长江下游，似也是东巡向南可以到达的一条路线。[27]

另一方面，南国范围包括汉阳诸姬。申伯“于邑于谢”乃是南国之中最有名的例子。《诗
经》“二南”，仅次于“大小雅”。但是更往南去，昭王南征不复，交通未必会很频繁。
大约江汉一途也就止于豫鄂之间的汉上而已。 

往北去重要的诸侯有北燕与晋。但到春秋时代燕国仍不过问中原事，交通未便可知。“狄
之广莫，于晋为都”，晋孤悬北道也未与中原有很多的交往。

综合言之，西周的交通情形，仍只是在两都间的轴线为主。各地区间的频繁交通，仍有待
于春秋时代方得开展。以王庭为中心的朝聘征伐，形同辐凑，而春秋诸侯间的战争会盟，
成为多中心多方向的交通，情形就比较繁杂了。

春秋列国交国，由初期宋、鲁、卫、郑为中心，逐步进入宋、齐、晋、楚争霸的局面，牵
涉的诸侯越来越多。尤其是晋楚之从，不管是随着霸主出征，抑是会盟，十余诸侯齐赴会
所是常见的事。辎重往返，聘币运输，无不足以促进交通的发展。最后必然会有几条常走
的大道出现。

中原用兵之地，四通八达。至于横越中原的东西道路，黄河北岸太行南麓有一条齐晋之间
的通道，经过卫国便在泰山之北，济之南，直驱临淄了。秦与东方的通道，当循黄河南岸
的大道，秦晋之间却走渭北汾涑流域，秦输晋粟，自雍及绛，所谓泛舟之役，是水路，殽
之战则是兵车渡河的旱路。东平原上，齐鲁宋卫与王室之间午道交叉，当仍以宋郑为主要
的交通中心。

南北之间，晋国向北开疆辟土，齐国也为了燕而伐山戎，中原北出，当有东西两途，一在
太行山东，一在太行山西。更重要的南北通道，毋宁是中原南出直达江汉的两条路。一线

为申吕、方城，经汉水而至郑都，一线是经陈、蔡到汉东的东线。上述西线的上端，又可
沿丹江、汉水的河谷延伸入关中。鲁定公五年，吴师入郑，申包胥秦庭一哭，秦师五百乘
的兵力，经此东下，这一条路当也不能不有相当规模的交通量。

春秋末年新兴的吴越两国。北出须经徐、淮、泗上，鲁哀公九年邗沟连络江淮，一端是今
日的扬州，另一端则在淮阴县境。为了黄池会盟，又有新的运河(黄沟)连络济、泗两水，
由外黄(河南杞县东北)经定陶以迄今日江苏的沛县。由吴入中原，可以循邗沟、黄沟，打
通江、淮、济、泗，乘舟直达。这条人工运河另有支线北属之沂，则又可北达曲阜，所谓
商鲁之间的一线。吴楚相争，战场似以淮水流域为主，鲁定公四年，吴伐楚。淮泗，大别
，小别，柏举，一连串的地名，无不在淮河一线。吴徐承帅舟师溯海入齐，越人沿海溯淮
截夫差归途，两事说明沿海航行也是已知的交通线。[28]

四、春秋时代的商业

频繁的列国交通，倒也不限于兵车来往及官方的使用。有眼光的领袖也会看出交通方便对
于贸易的用处。本文作者在《周代的衣食住行》一文中，已说到周代国道系统有其理想

的水准。路边有行道树，按时要修筑桥梁，沿途有馆舍，并且有驿传的制度。今不赘述。
春秋时代，在上节所述的主要交通线上，因为来往多了，官方为此修路，也是可想像的事
。例

如鲁襄公三十一年，郑国的子产责备盟主晋国忽略了接待宾客的责任，其中有一条该做的
事即是“司空以时平易道路”。鲁昭公元年，秦后子过晋，其车千乘也曾“造舟于河”，
使秦晋

之间有了浮梁。[29]吴国为了参加中原会盟及用兵，可以不惮烦地开掘邗沟及黄沟，陆地
开路工程比开运河方便，想来为了军事及大批的运输，交通线有较永久的道路，毋宁是合
理的假定。

在这种交通线上，商贩运输，无妨与官方的用途同时有之。鲁僖公三十五年秦师袭郑，过
周北门，显然走的是一条大路，及滑，大军却遇上了赴周贸易的郑国商人弦高。仓猝之

际，弦高以牛十二犒师。若这些牛均由弦高的车队中提供，则这一个商队不能算小。同时
他又“使遽告于郑”，遽是传驿，更足见商人也可以使用大路上的传驿设备。[30]鲁成公
五年，晋国山崩，晋公以传召伯宗，在路上遇见重载的运输车，伯宗的驿车要求他让道，
这位驾车的“重人”则说“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大路上重载的车辆不易转动让路，官
家的急传以绕行为速，足见民间车辆在大道上行驶也是常事。[31]甚至官方还开路以方便
商业为着眼点。晋文公新为晋君，经济政策中即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一项。平易道
路并非仅仅戎车是
利。[32]

方便的交通，可以导致各地区物品的交流。地方性的特产尤可变成“外销”的货品。齐国
滨海，渔盐为得天独厚的资源。齐国始终富强，以鱼盐之利为主要的经济原因。是以管仲
“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33]鲁国的纺织
工业，在春秋的中国，大约是很特出的。鲁成公二年，楚军侵及阳桥，鲁国送给楚一百名
工匠，一百名裁缝，一百名织工，才换得和平。足见鲁国的手工艺有其特长。另一段故事
：昭公二十六年鲁国季孙氏的家臣，贿赂齐国大臣高*[齿+奇]的是两匹极薄的细锦，卷缚
如瑱，只有小小一把，其工细可知。[34]楚国在南方崛起，寝寝乎问鼎中原，齐晋霸局，
都以楚为主要敌手。但不论战争抑是和平，夏楚周旋的后果，诚如傅孟真先生指出的古代
东西夷夏局面，一转而为南北对峙。这一局面却也使南方的特产为北方所用。楚材晋用，
固不仅限于人材，原也包括物产在内。所谓“杞梓皮革自楚往也”。[35]晋文公得国以前
，流浪在外十九年。他在楚国与楚君谈话，说到未来将退避三舍以报楚国，也说到“子女
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可见至少楚国的羽毛
齿革早已可能外销晋国了。[36]事实上，春秋已有一些往还列国之间的国际商人。鲁文公
四年，晋国荀罃被俘在楚，郑国的贾人打算把他藏在褚中走私出境，事情未成，荀罃被释
。后来这位贾人赴晋，又遇见了已成为重要人物的荀罃，待他甚厚。他不愿居功，遂赴齐
国。数其足迹，这位历史上未留姓字的郑贾人，显然在楚晋齐郑诸处贸迁来往。褚絮为物
不算贵重，仍可成为当时区间贸易的货物，更贵重易运的货品，大约尤为商人当作贸易物
品了。[37]

当时各国以郑卫宋居交通的冲要，是以发展了相当程度的商业。前面弦高、郑贾人各条例
证，都说明了郑国商人活跃于国际间。郑国国内，商人与政府之间也有极密切的关系。《
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一段政府与商人的协议：晋国使韩起在郑国想要购买一只玉环，价
钱已讲妥了，韩起向郑国的子产请求购置，子产回答：“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
庸次比
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
，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盟，故能相系心至今。”[38]由这段故
事推断，郑国的商人有某种相当于公会的组织，方可成为盟誓的主体。当年郑桓公东来，
郑国的商人可能原来非其服属，委质为臣，却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郑对于市易一途
，确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号为褚师。公孙黑将死，还希望儿子能得到这个职务。[39]

五、春秋的都邑

各国都邑，以《左传》所见的描述，约述如下：

郑国都城，由散见的地名综合，其规模似乎颇为可观。城门有南门曰里门，通向成周王畿
，东门曰郭门，东走鲁卫。西门曰师之梁，北门无别名。外面一层，楚伐郑人于桔柣之门
。
然后入自纯门，则南门至少有三重。纯门之内有逵市，据说是郭内道上的市街。皇门之内
仍有逵路，据说宽有九轨。城南另有时门，临洧水之上，不知是否水门?宋伐郑楚渠门入
及大
逵，则东门也有二重，而且也有很宽广的大路。自西入城可经墓门之渎入国，大约实在是
水门了。北门有旧北门，相对而言，当有一个新北门?其内则又有阖门。东南门曰仓门，
道路

名称，除上述逵路、大逵外，犹有周氏之衢，子产杀公孙黑，尸诸于此“加木焉”，必是
来往行人不少的地方，始宜于陈尸示众，公告罪名。住宅区有南里，处于桔柣之门外面，
是以知伯伐郑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当得附郭的新扩区?《论语》有东里子产之称，则东
里也是城东的住宅区。[40]这个城市有三层城门，城外却仍有南里，最可能是由于城市的
膨胀，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加筑外城圈，使城外的人口也获得适当的保护。逵市之称，尤饶
兴味，当是大道渐发展为商业区。而郑国大逵之宽广，自然对交通有其作用。[41]

卫也是春秋时代重要的都邑，卫原都朝歌，因狄难而迁楚邱，鲁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又
因逼于狄人之围而迁都帝邱，地在濮水之上。自此以后，所谓卫只指此地。孔子过卫，大
为赞叹卫人口之众多。[42]工商在卫，也有其举足轻重的位置，卫侯以受辱而拟叛晋，王
孙贾为了激怒卫人，宣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终于激起卫
人同仇敌忾的气概。可见工商或占庶民之多数，或为国命之所寄。[43]其地除东西南北四
门外尚有阅门，似是稍为偏侧的城门。郭门有豚泽之门，近关及近郭的死乌，大路则有马
路之衢。[44]

宋都商邱，城门特多，正东曰扬门，东城南门曰泽门，其北门曰桐门，西门无别名，东南
城门曰卢门，又有曹门，西北走曹，则当是西北门。蒙门，依蒙城方位定之，亦是东北门
。外城门曰桑林门，关门曰耏门。里名有南里、新里、公里。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则
南里有可据以为叛的实力或建筑物，当不是很小的地区。全城城门不仅在正方位上，也可
在四个偏角。所谓东城南门，据《孟子》“鲁君夜间之宋呼于垤泽之门”一事觇之，当是
外城门。可能东城即是东郭的地区。这个城区大约也颇不小的。添设的外郭当也是为了保
护膨胀的人口。[45]

鲁都曲阜，地点不如郑、卫、宋居四冲之地，但因《春秋》记鲁特详，对曲阜的描述也特
多细节。城长委曲七八里，其正南曰稷门，僖公二十年更高大而新之号为高门，南门之西
曰雩门，是南城西门。东门之左曰始明门，亦曰上东门是东城之北门，定公八年，公敛处
父帅成人自此入城，与阳虎战于南门之内。由此推论，东城也是一个子城型的外郭。东门
之右鹿门，是东城南门。襄公二十三年臧纥斩鹿门之关出奔，则外此便别无城门，可见东
城是一个外城。正西的史门，正北的圭门，又名争门，西郭门日子驹之门，东北郭门曰莱
门。宫中若干处高台及庙寝。其内城曰中城。城外则有东郛西郛与中城对言。大路有五父
之衢。季武子对国人诅盟于此，可知是来往行人众多之处。曲阜的大概情形，可以略知。
[46]

齐都临淄，城周五十里，有十三门，是春秋有名的大城邑。由已知的城门言之，其西曰雍
门，南曰稷门，西南曰申门，西北曰扬门，东门曰东闾，东南曰鹿门，郭门曰郭关。宫城
外门曰虎门，城内大路曰庄曰岳。《孟子》所谓“置之庄岳之间”，以象征满是齐国口音
的地方，当是人来人往的大街。鲁襄公二十八年，陈桓子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道路而可
停驻百乘木材。其宽广可知。[47]

晋自穆侯以后居绛，孝侯改绛曰翼，献公又北广其城方二里，命之曰绛，则翼与绛原是一
地二名，但新辟的北城子城，袭用了旧名而已。晋于鲁成公六年迁都新田，又名新都曰绛
，自此迄于春秋末，都以新田为绛。其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当
时另有可迁之地为郇瑕氏之地，离产盐的解池不远，韩厥却以为“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
室乃贫”，主张不要迁去土薄水淡的郇瑕，而迁都土厚水深的新田。[48]足见韩厥原意只
在发展都城附近的农业，而不主张让人民有机会追求“末利”。绛既以农产为主，又不居
交通要道，然而绛到底是霸主的都城，冠盖往来，仍难免某种程度的商业活动，是以叔向
说：“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能行
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49]上文曾提过一位想私运晋俘离楚的“
郑之贾人”后来又曾在绛与当时已居显职的荀罃晤面，这位贾人当即是能行诸侯之贿的富
商一类人物。春秋末季，甚至晋国的稍次一级的城市，也可以成为相当的财源。尹铎被委
任治晋阳时，他向赵简子请示究竟视晋阳“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为前者，城邑可发
展为经济都会；为后者，则可发展为军事基地。[50]

南方诸国，文献资料不足，但知吴城姑苏系阖闾所建，大城城周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
里二百六十步，开陆门八水门八，均伍子胥所制，规模可想。[51]楚郢都为南方巨强的首
都，虽不知究竟，但想来也当是一个大型都会。

考古学上的资料，点点滴滴也．积聚了不少。其中有些古城可能从未具有商市功能，然仍
不失为城邑。大部遗址经春秋至战国继续使用，而又以战国遗址为多。惟洛阳西部东周古
城当是春秋王城故址。这个城址的城墙周围约十二公里，比汉代古城大得多。临淄古城，
东西约四公里，南北四公里余。曲阜古城东西约三点五公里，南北约二点五公里。较小诸
侯的城邑则有薛、滕，前者东西二点八公里，南北三点六公里，后者的内城东西九百米，
南北六百米，外城据估计东西一点五公里，南北约一公里。[52]

春秋古城遗址，几乎无例外的，有大量土台基地，散布在城区较为中心的部分，由其建筑
遗存判断，当是宫室宗庙。[53]核对文献，春秋都邑中这种土台也不少。例如鲁昭公伐季
氏，季平子“登台而请”，此台当是季氏最后还可据守的地点。[54]曲阜又有泉台、观台
、党氏台、武子之台诸处。后者是为了堕三都，鲁公及其臣子据守抵抗叔孙辄的地方，可
觇见高台有其军略上的重要性，也适足显示春秋都邑的政治性。[55]

不过春秋城市中的贵族住宅，并非一定集中在内城或高亢的土台上。也许由于城市的成长
迅速，也许由于市集的侵入住宅区，总之在贵族邸宅附近已有市场，例如晏氏在齐地位颇
高，其住宅却邻近市区，《左传》昭公三年，齐景公想为晏子换一处较好的住宅，理由是
“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晏子辞谢说：“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56]游
氏在郑，也是大族，而其庙在大路的南面，其寝在大路的北面，庭院都很狭窄。[57]庙寝
通常相连，而被道路阻隔，自系不得已。大约城中已经拥挤，不得不尔。

由齐晋二例看来，有些春秋城邑已逐渐由纯政治与军事的功能转变为兼具经济功能了。

六、战国时代的商业

春秋时代已发生的转变，在战国时代继续而且加速。众多小国的合并于七强及若干次等强
国，使较大的地域统一于同一政府之下，对于改进道路及减少郡国间关隘限制，都会有

相当程度的影响。战国时代的行旅往返，可以说明此点。孟子以一个并无特殊职务的学者
，可以后车数十乘，传食于列国之间，而虞卿也可以挑着担子单独旅行。地居中原的大梁
则

可以有人民驾车来往日夜不休如三军之众。[58]

区间贸易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地方特产的互相依赖。《禹贡》如系战国作品，则各州的
土贡适足以表示战国时各国的特产。如兖州的漆丝；青州的盐絺海物、丝枲、*（*木+厌
）丝，徐州的蠙珠、鱼、玄纤缟；扬州的金三品、瑶琨、筿、簜、篛、齿、革、羽、毛、
木材、织具、橘柚；荆州的羽、毛、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箘
簵楛、菁茅、玄纁，玑组，豫州的漆、枲、絺、丝、纤纩；梁州的璆铁银镂、熊罴狐狸、
织皮；雍州的球琳琅玕。此中有天然产物，有人工制品。[59]《周礼．职方氏》所举各州
特产，也与此相符：并州与青州的鱼产，扬州的锡铜竹箭，荆州的丹锡齿革，豫州的林漆
丝枲，幽州的鱼盐，冀州的松柏，并州的布帛，燕州的玉石。[60]大率言之，东方燕齐的
鱼盐，南方荆楚的金属木材，中原的丝麻纺织品，都是各地天然条件所赋与的特产，有全
中国性的市场，却不是各地都能生产。

以工艺方面言之，各地也自有特色。例如考古常发现的战国漆器，似以楚国为主要产地。
其艺术之精美，已为人所共知，不用此处介绍。[61]又如宋人的精细雕刻，大约独擅胜场
，《韩非子》举了宋人刻画艺术的例子。据说“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
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62]直到汉代仍有宋画吴冶之称。[63]
这许多地方特产是可以为各地的消费者一体享用的。李斯《谏逐客书》即指出秦王宫中种
种服御使用的珍宝玩好尽出自四方各地，例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
，翠凤之旗，灵鼍之鼓，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骏良駃騠，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傅
玑，阿缟之衣，锦绣之饰，……都不是秦国的土产而辐辏于秦庭。[64]

最足以表现活泼的商业活动者，厥为货币的出现，春秋时代的货贿似仍以实物为主，而战
国时代则已有大量的铜制货币周流各地。文献中提到用货币之处，多不胜枚举。[65]

战国货币的实物，传世殊多。可分刀、布、圜钱、楚锾四种，刀币主要流行于齐燕赵，齐
刀较大尖头，燕赵的刀，十型。方头或圆头。布钱为三晋的货币，有方肩，圆肩，方足，
尖足，方袴，圆袴诸种。周秦用圆钱，楚用类似贝形的铜币，而同时也有划成小格金版，
上书“郢寽”或“陈寽”，作为货币。凡此种种货币，多有铸造地点，货币单位及价值，
如刀布有“梁正尚全尚寽”，“垣釿”，“齐夻化”，“齐建邦造夻化”，秦圆钱“重一
两十二朱”之类，不胜枚举。[66]

一国货币之出现于另一国，自可说明两地之间有经济交流。古代窖藏出土有包括诸种货币
于同一容器中的例证，更可说明货币之无国界，正为了经济上中国已是一个互相勾络的整
体。再以特殊情形言之，源于齐国的刀币，能侵入燕国已可觇见齐国经济力已影响北邻，
而赵国兼用刀币，足知刀币的力量已侵入布币流通的三晋范围了。[67]

总之，上述货币经济的发展，与活泼的区间贸易互为倚伏，而两者都相当程度地促进城市
的发展。

七、战国的城市

据汉代的《盐铁论，通有篇》追述战国的大都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
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
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68]以上各地都因位居交通
中心而成为名都，其中只有小部分也兼具政治功能，如临淄即为齐国的首都。若加上后一
类，则大都市中尚须包括曾为国都的安邑、大梁、郑、河南、洛阳、鄢郢、寿春、陈、濮
阳、雍、咸阳各处。再加上定陶、邓、宛、宜阳、吴会，大约战国时代的中国有二三十个
头等的大都市。如以曾铸货币的都市加进去，又可增加一批：例如魏的蒲阪、山阳、晋阳
、共、虞、垂、垣、平周、皮氏、高都、宅阳、长垣；赵的柏人、蔺、离石、晋阳、武安
、中阳、武平、安平、中都；韩的平阳、高都、安留、长子、涅、卢氏；齐的即墨……大
约总数当在五六十个左右。[69]

战国的行政都市，因郡县制的确立，而使郡城县治均具有构成都市的条件，可能郡城有数
万人口，县城有数千人口，是以三万户是封太守的标准，而千户是封县令的标准。[70]也
因此而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说法。[7l]上党一郡。即有城市之邑十七，城
邑相望，倒也未必是过分的夸张。[72]若干居交通要道的城市，当然可以有更多的人口，
宜阳不过是一个县治，但因其居南阳与上党之间，具有战略地位，两郡的积蓄都集中在宜
阳，以至可以号称“名为县，其实郡也”。宜阳的城周可有八里，军队可驻十万，积粟可
支数年，其大可想可知。[73]

战国都市有单纯由于经济条件而发达的，最好的例子是陶和卫。陶在今山东定陶附近，春
秋为曹地，无籍籍名，春秋末年，陶忽然成为繁荣的都会，陶朱公在陶卜居，即为了“陶
为天下之中”，于此三致千金。近人史念海由历史地理研究，认为吴开掘了邗沟及黄沟，
使江、淮、济、泗几条河流可以联络交通。陶居这一新水道网的枢纽，又加上济泗之间西
至黄河平原都是古代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是以陶占尽地利。鸿沟的开凿，更使陶居于济
、汝、淮、泗水道网的中央，近则西迫韩魏，东连齐鲁，远则可由水道及于江淮。这一经
济都会的繁荣，竟可使强秦的权臣魏冉掠取陶作为自己的封邑。[74]

另一经济都市为卫的濮阳，卫在战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国，但濮阳可经济水与陶联络，由
秦经安邑向东通往定陶的北道，非经过濮阳不可，魏迁大梁，大梁邯郸之间的交通也当经
过濮阳。河济之间农产亦富，也使濮阳具备经济都会的资格。由于水道纵横，新兴的经济
都市尚有获水睢水之间的睢阳，获水泗水之间的彭城，和楚夏之间的寿春。[75]

此外，太行山东边南北走向的大道连结了蓟与邯郸，“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的温轵，
“东贾齐鲁，南买梁楚”的洛阳，“西通武关，东受江淮”的宛，关中“南邻巴蜀，北接
胡苑”，而栎阳更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咸阳又居关中的中心，郑居江汉，上接巴
蜀，下通吴会。凡此都是交通枢纽的地位。[76]

考古学家发掘得到的战国城市遗址，已为数不少。张光直列举了下列诸处及其概况(参看
附图四，但张氏所举春秋时代遗址数例，则予排除)：

(1)周王城，在河南洛阳，大致成正方形，北城城墙长二千八百九十米，中央及靠南部分
的重要建筑，城西北有陶窑及骨器作坊，城中散见水沟遗址。

(2)魏安邑，在山西夏县，城有外中内三层，中城居西北角，北墙长四千五百米，南端宽
二干一百米，内城似是宫殿所在，正居大城圈的中央。





附图四：东周古城遗址
(采自Kwang—chih Chang,Archaelogy of Ancient China, 据fig.96改制）

(3)魏魏城，在山西芮城，未全部发掘。不是很整齐的正方形，每边约长一千五百米，有
砖瓦遗存。

(4)韩宜阳，在河南宜阳，发掘得夯土围墙，正方，每边长一千四百米，有砖瓦散布遗址
表面。

(5)赵邯郸，在河北邯郸，遗址有相连接的二城，旁边可能有第三个城址。本城约略成正
方形，每边长一千四百米，东城有一子城，以本城东墙为西墙，南北墙各延伸约本城的一
半长度，北城也有一段向北延展的墙垣，可能是另一子城。本城南北中线上有一串土台基
址，均有砖瓦散布，当是宫室宗庙的所在，城中有若于墓葬。

(6)赵午城，在河北午城，略呈方形，每边长一千一百米，沿北墙有水沟，城中出土砖瓦
，布钱，铜镞。

(7)赵午汲，在河北武安，有古城遗址二处，西城约呈长方形，东西八百八十九米，南北
七百六十八米，四城城门各有道路，城中有水井陶窑遗址。

(8)燕下都，在河北易县，自一九三0年开始曾多次发掘，城中出土遗址及遗存均极丰富，
城呈长方形，东西长八公里，南北长四公里，中线另有一墙及水沟分割全城为东西两区，
东城北区又有一墙隔开，约占东城三分之一的区域，西城较为后筑，东城北区有宫殿遗址
的土台基址若干处。东城南区有冶铁作坊，武器作坊，铸钱，烧陶，制骨器诸般工厂。宫
殿及作坊四周为居住遗址，东城的西北角则有墓葬群。城中有水沟数条。

(9)齐临淄，在山东临淄，城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则较四公里稍长。西南角另隔为小城，
面积约一千三百五十平方米。出土遗物有砖瓦陶版，刀钱，钱模，铜镞，陶制镜模，陶印
。据估计，城中人口当有二万户．

(10)邾邾城，在山东邹县，城墙沿山而筑，两山夹辅，中间的谷地约一千二百米宽，即为
城区。城中片土台长五百米，宽二百五十米，当地居民称之为皇台，城中有砖瓦陶片。

(11)滕、薛两城，在山东滕县，滕城约呈长方形东西约八百米，南北约六百米，薛城呈不
规则形，南墙东墙约略直线直交，西北为曲折的弧线，南墙约长二公里，东墙略短。

(12)秦栎阳，在陕西临潼，城呈长方形，南北长二千五百米，东西长一千八百米，有一条
直街贯穿南北，两条横街，贯穿东西，城中出土砖瓦，井圈陶窑，下水道，遗迹北墙外面
有灌溉渠及濠沟遗迹。

(13)秦咸阳，在陕西咸阳，地居渭滨，城的轮廓，因未全部发掘，尚不可知。城中有筑在
台基上的房屋铜器，骨器及铁钉。有不少瓦管，可能为古代下水道的遗迹，水井，陶窑，
窖穴，则所在都有。

(14)秦雍城，在陕西凤翔，城长方形东西四点五公里，南北二公里，出土砖瓦，陶水管。
[77]

山西侯马的牛村、平望两古城是春秋时代遗址，但也继续到战国以后。平望城作长方形，
南北最长部分约一千七百米，东西最宽部分约一千四百米，墙外有与城墙平行的濠沟，墙
内有沿墙的车道。城中有宫殿遗迹的土台基址。城南郊分布许多铸铜，烧陶及制骨器的作
坊，当是手工业区。

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遗址，为韩魏赵燕楚的古城。大致均在近河地方，或作正方或呈长方
，或随地形建筑，面积在零点二五平方公里至一平方公里之间，每边有一二个城门及由此
出入的道路，上述午汲古城的东西大街宽约六公尺，穿城而过，并有若干和大街垂直的小
街道。”[78]

综合言之，固然若干考古学上所见的战国古城尚未发展为商市，大多数古城，则除了仍具
有行政与军事功能外，已有手工业作坊的普遍存在，城市方便整齐，横街直衢，凡此均说
明城市已有相当程度的工业生产与商货贸易的功能。尤其前者，由其规模言，侯马铸铜工
场的内范数以万计，兴隆冶铁工场的农具铸范重数百斤，凡此均可看出生产的数量相当庞
大。而且侯马铸铜工场三处，多有专门的产品，也足见生产已有分化专业的趋向。[79]

战国时代商业的发达，由前叙货币流通的情形已可觇之。《史记．货殖列传》更有极为生
动的描述。太行山以西的材、竹、穀(穀树的皮)、纑(山间野纻)、旄、玉石；山以东的鱼
盐；江南的枏梓、姜桂、金、锡、丹沙、犀、碡瑁、珠玑、齿革；北边的马牛羊、旃裘筋
角，都已商贾贩运四方。[80]以致富的行业包括畜牧、养猪、养鱼、植林、果园、养竹、
造漆、艺麻、种桑、颜料植物与香料植物的栽培。城邑之中，经营酒浆、醢酱、屠宰、贩
粮、燃料、运输、建材、木材、冶铸、纺织、衣料、合漆，甚至咸货，干货……均可成千
单位地制作与出售，以致巨富。[81]

其他先秦文献资料，固然只有零碎片段地提到城市生活。综合言之，仍可得到一些有趣的
消息。《史记》所说诸般行业，很多可以点点滴滴得到证实。一个城市之中，有政府官署
，宫室台榭。可是在附近即可有依赖手艺度日的工匠作坊。[82]街市朝聚暮散，所谓“市
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这种贸易区大约是集中百
业的市场。[83]街市上面，大而珠宝银楼，小而卖卜的小摊子，无不有之。[84]市井之徒
更是可在酒楼赌场中与朋辈饮食流连，酒色征逐。[85]城市中招徕了任侠奸人，也集中了
高谈阔论的学者名流。[86]

由于人口众多，手艺工匠也可以有不恶的工资，据说竟可以“一日作而五日食。”[87]甚
至残废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例如浣洗缝补，或筛精米，也足以糊口了。[88]有许多的人
口在都市中谋生，因此不仅城郊会有种水果蔬菜的“唐园”，有编打草鞋及草席的贫户，
[89]而每天出入城门的车辆，也足够压出两条轨迹了。[90]

形容战国头等大都市的资料，以《史记．苏秦列传》的一段最传神：“临淄之中七万户，
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车
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浑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9l]

临淄是否真有这么多人口，学者见仁见智并不一致。[92]即使只以《史记》所说三分之一
计算，临淄仍有十余二十万的人口，全国重要都会，若以六十个计，其中十个有与此相当
的数字，其余以“万家之邑”为标准，则全国有二十万户以上住在头等都市中，五十万户
住在中等城市中。都市人口总数可达三四百万，数目仍是很庞大的。

由数十家的邑，经过西周，春秋，战国三时代的发展，古代中国具有了众多大型都市。其
中聚居了数以万计的人口，从事诸种行业。战国时代的都邑是十分符合多种功能的都市性
格了。而街道的横直正交，甚至还有下水系统，在在均足说明都市生活的水准已非常高。
与战国并世，在中东与地中海地区也都已有高度的都市文明，及繁忙的经济活动。然而论
规模，论总人口，论都市数字，中国古代的都市发展仍是罕有比伦的。


(原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二分)


注释：

[1]散氏盘、鬲从盨、舀鼎诸器铭文，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宜侯矢殷，則
见郭沫若《矢般铭考释》，《考古学报》，一九五六年一期。及唐兰《宜侯矢*考释》，
同上，一九五六年二期。

[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页五0二、五0九。

[3]《春秋左传正义》(四部备要本)，卷三八，页一五--一六。《论语》(四部备要本)，
卷一四，页三。

[4]《左传》，卷一O，页八。

[5]《左传》，卷一一，页五。

[6]《战国策》(四部备要本)，卷二0，页一。

[7]参考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工作的总收获》，《考古》，一九五九年
五期，页二二二。 

[8]《左传》，卷一一，页八。

[9]Chi L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
，pp．94—104。

[10]Sen-dou Chang“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3(2)：1963，p．113；大岛利一，《中国
古代の城につぃて》(《东方学报》[京都]第三十册)，页五三--五四；Paul Wheatley，
The Pr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Chicago，A1dine，1971．)

[11]Paul Wheatley pp.op．cit．，164--167，fig 13.

[12]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出土资料在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研究》，东京
，创文社，一九七五，页二四八以下。

[13]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一一出土资料在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研究》，东京
，创文社，一九七五，页二七六--二七八。

[14]Kwang—chih Chang，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Anthropologiol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 Press，1976．)木村正雄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多在山丘上，似本于
章炳麟旧说，见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构 成》，东京，不昧堂，一九六五，页七
四～七六，但西周城邑的考古遺址却罕见位于山丘之上，K．C．Chang，前引书，页六七
，附注五,又页六六附图四。 

[15]Paul Wheatley，前引书，页一六八--一七三，又附图一四。

[16]大岛利一，前引文．页五五。

[17]《左传》卷三0，页五；卷三二,页一二。

[18]木村正雄，前引书，六八。《左传》，卷一二，页一二；卷五九，页三。

[19]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皇清经解续编》本)，表七之一至七之四。

[20]《左传》，卷二，页一。

[21]《左传》，卷七，页一，二；卷九，页七。

[22]《左传》，卷一一，页一一。

[23]《左传》，卷一一，页八。半伯自己的话见于桓公十八年，但更为简洁，卷七，页一
四。

[24]《左传》，卷四五，页一二。

[25]董作宾，《殷历谱》(李庄，中央研究院，一九四五)，卷九，页四八以下。

[26]分别见“小臣*殷”，“录*卣”与“竞卣”，白川静，《金文の世界》，东京，平凡
，一九七一，页八三，一一０～一一一，一一五。

[27]宜侯矢*出处，参看本文注[1]，[2]，白川静，前引书。页九七。

[28]以上交通路线的叙述，系节取史念海研究的大意，史念海，《河山集》(又名《中国
史地论稿》)，一九六二，页六七--八一。

[29]《左传》，卷四O，页九；卷四一，页九。

[30]《左传》，卷一七，页七--八。

[31]《左传》，卷二六，页五。

[32]《国语》(四部备要本)，卷一，页一七。

[33]《国语》，卷六，一四。

[34]《左传》，卷二五，页一二；卷五二，页一。

[35]《左传》，卷三七，页七。

[36]《左传》，卷一五，页六。

[37]《左传》，卷二六，页三。

[38]《左传》，卷四七，页一一。

[39]《左传》，卷四二，页三。其他各国有褚师一职者为宋、卫，也是世官。与此相似的
則是鲁国的贾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表一0，页三一，三七。

[40]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二，页一--一0。

[41]关于城郭问题，讨论古代城市有双重城墙及其作用者，有宫崎市定，《中国古代は封
建制度か加都市国家加か》，《史林》，三三卷二号， 一九0。惟城中人口固不必以农业
生产者为主体，如宫崎所说 也。

[42]《论语》，卷一三，页三。

[43]《左传》，卷五五，页八。

[44]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二，页二0--二三。

[45]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二，页一二--一五。

[46]顾栋高，前引文，页一0--二0。

[47]顾栋高，前引文，页二二--二五。

[48]《左传》，卷二六，页七。近年考古发掘，在侯马发现古城二处可能是新田的遗址，
出土有宫殿废址、铜器和骨器作坊和陶窑。两个古城都不算大，牛村古城南北约一千三百
四十至一千七百四十 米。东西长一千一百至一千四百米，西北角与平望古城插接，殆即
翼与绛的关系?参看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工作总收获》，《考古》，一九
五九年五期，页二二二--二二八。

[49]《国语》，卷一四，页一一。

[50]《国语》，卷一五，页四。

[51]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四，页三二。

[52]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一九五九
年二期，大岛利一，前引文，页六0；参看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东京，一九五
六，页二八一，及有关名城调查诸篇。

[53]Kwang-chih Chans，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pp．67--68；关野雄，《前汉鲁
国灵光殿の遗址》，前引《中国考古学研究》。

[54]《左传》，卷五一，页一。

[55]顾栋高，前引文，七之一，页一四--一六。《左传》，卷五六,页五。

[56]《左传》，卷四二，页六--九。

[57]《左传》，卷四八，页一0。

[58]Cho-yun Hsu，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pp．116--118．战国外交使节动辄以百乘出使，《战国策》随处可见，如《战国策》(四
部备要本)，卷二二，页六，《孟子》(四部备要本)，卷六上，页四。《战国策》，卷二
二，页三。

[59]《尚书今古文注疏》(四部备要本)，卷三上，页七；卷三中，页一二。

[60]《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卷六三，页三；卷六四，页四。

[61]商承祚，《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上海，一九五五)序，页四。又可参看湖南省文物
管理委员会，《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一期，页九九
。

[62]《韩非子》(四部备要本)，卷七，页四。

[63]《淮南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九，页七。

[64]《史记会注考证》(台北，艺文影印本)，卷八七，页八--九。

[65]例如《墨子。经说》下：“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
，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墨子》(四部备要本)，卷一0，页一二；此是讨论物
价与币值的关系了。

[66]关于先秦货币的著作，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起源和发展》(上海，一九五七)及同
氏英文著作，Wang Yü—Chuan，Early Chinese Coinage(New York，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1951．)

[67]Cho-yun Hsu前引书，页一二一；王毓铨，前引书；Cheng Te-kum,Archaeology in 
China(Cambridge：Heffer，1963)，vo1．Ⅲ，p．70；夏鼐，《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
京，一九六一，页六七。

[68]《盐铁论》(四部备要本)，卷一,页六--七。

[69]杨宽，《战国史》，上海，一九五五，页四七--四八，五三--五四。

[70]《战国策》，卷一八，页九。

[71]《战国策》，卷二0，页一。

[72]《战国策》，卷一八，页九；又《韩策》谓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卷二七，页一)，病
而日行一县县邑之相迩可知。

[73]《战国策》，卷一，页二；卷四,页四。

[74]史念海，前引书。页一一0--一二0。 

[75]史念海，前引书，页一二一--一二四。

[76]史念海，页一二四--一三0。

[77]Kwang-Chih Chang，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1968)，pp．280--305．

[78]夏鼐，前引书，页六八。

[7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工作总收获》，页二二二--二二八。郑绍宗，
《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一九五六年一期。

[80]《史记》，卷一二九，页四五。

[81]《史记》，卷一二九，页三一--三七，四三--四四。

[82]《吕氏春秋》记载宋国制輓的工人，住在贵族司城子罕的南邻。《吕氏春秋》(四部
备要本)，卷二0，页一O。

[83]《战国策》，卷一一，页三。

[84]关于珠宝店，如楚人卖珠、郑人买椟还珠的故事，见《韩非子》(四部备要本)，卷一
一，页三；关于银楼有齐人往鬻金者之所夺金的故事，见《吕氏春秋》，卷一六，页一六
；关于卖卜，见《战国策》，卷八,页四。

[85]关于酒楼，见《韩非子》，卷一三，页八；关于赌博及倡优，见《史记》，卷一二九
，页二九、四三。

[86]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据说有六万家之多，《史记》，卷七五，页二六。又
如信陵君也以监门屠夫为宾客，《史记》，卷七七，页四--五，齐宣王在稷下集合了文学
游说之士数百千人，《史记》，卷四六，页三一。

[87]《管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五，页一四。

[88]《庄子》(四部备要本)，卷二，页一四。

[89]《管子》，卷二三,页一五。

[90]《孟子》，卷一四上,页六。

[91]《史记》，卷六九，页二七。

[92]如Wheatley即极为怀疑此数的夸大，Pauld Wheatley,前引书，页一九O。关野雄认为
以临淄古城面积计算二三万户是相当合理的估计。《中国考古研究》，东京，一九五六，
页一四一以下。中国学者则至今未有怀疑这个数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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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崛起的过程中，力量会赢得尊敬，也会让别人警惕。唯有文明的创造，才会获得真正
的尊严。文明复兴的中国梦，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到全世界，更应该是让中国价值为世界文明
价值增添浓重的一笔。
　　任何秩序从来不会自动建立，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两分选择。秩序是在不同价值观的
融合中产生，在动态的平衡中获得延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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