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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清代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Aug 20 15:14:34 2006), 转信

作者：黄国盛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4-14 22:41:22发布)　

清代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

黄国盛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摘 要：清朝统一台湾后，即解除海禁、实施开海贸易政策。在民众私航活动的推动下，
台湾与沿海各省之间的通商口岸不断增多。闽商脱颖而出。在台湾与沿海各省经贸往来申
担负特殊使命。清前期，海峡两岸间的物资交流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台湾一跃而成为
这时期中国经贸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台湾与沿海各省经贸往来的发展与扩大，标志
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表明整个中国沿海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
、协作发展迈入了新的时期；这对于中国沿海统一市场的最终孕育成熟，具有划时代积极
意义。

关键词：清代；闽台；闽商；沿海各省；经贸往来


文章编号：1000—5285(2004)01—0031—006

清代前期，随着清政府解除海禁、实施开海贸易政策．台湾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有了实
质性的发展。这不仅标志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表明整个中国沿
海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协作发展迈入了新的时期。

一、清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通商口岸增多之趋势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1683年9月)，台湾郑氏降清。清朝完成统一台湾大业后，开放海禁、
发展经济，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康熙二十三年，当局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即台湾
府，诸罗、凤山、台湾三县，隶属福建省管辖。康熙帝当时就预见闽台“海舶商贩必多”
[1]。为了加强管理，康熙帝决定对台湾实行指定口岸贸易之政策。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为止，整整100年，清政府实行的是台湾
凤山县安平镇鹿耳门与厦门之间单口对渡贸易的政策。凡台湾与外省之间的经贸往来，也
必须经由厦门与鹿耳门之间的口岸对渡来完成。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
奏称：“至于台湾、厦门各省本省往来之船，虽新例各用兵船护送，其贪时之迅速者，俱
从各处直走外洋，不由厦门出入。应饬行本省并咨明各省，凡往台湾之船，必令到厦门盘
验，一体护送，由澎而台；其从台湾回者，亦令盘验护送，由澎到厦。”[2](P59，82)同
年七月十八日(1718年8月14日)户部议覆：“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疏言，各省往来台湾
船只，经臣题明，必令到厦门盘验护送。但查从前自台湾往各省贸易船只，俱从外洋直至
停泊之处，赴本处海关输税。至于中途经过之所，不便一货两征。嗣后各省商船，遵例来
厦就验，除收泊厦港贸易者，照旧报税，如收泊江南、浙江各省贸易者，仍听其彼处海关
报税，其中途经过之厦门关税，免其增添。应如所请。从之。”[2](P83)

可见，这时期厦门与鹿耳门不仅是闽台之间指定的唯一对渡口岸；浙江、江南等省往台湾
贸易之船也“必令到厦门盘验，一体护送，由澎而台”，返航亦走相同的对渡航线。但商
民经常无视于这一指定航线，“其贪时之迅速者，俱从各处直走外洋，不由厦门出入。”

乾隆三十九年刊本《海东札记》云：“郡境通海之处，各有港澳。定例只许厦门、鹿耳门
商船往来。此外台湾县有大港，凤山县有茄藤港、打鼓港、东港，诸罗县有蟁港、笨港、
猴树港，漳化县有海丰港、三林港、鹿子港、水里港，淡水厅有蓬山港、中港、后垅港、
竹堑港、南嵌港、八里坌港，凡十有七港，均为郡境小船出入贩运其中，各设官守之。笨
港列肆颇盛，土人有南港北港之称，大船间有至者。鹿子港则烟火数千家，帆檣麇集，牙
侩居奇，竟成通津矣．中港而上，皆可泊巨舟，八里坌港尤伙。大率笨港、海丰、三林三
港为油糖所出；鹿子港以北，则贩米粟者私越其间。”[3]

这说明，鹿耳门与厦门单口对渡，早已不能满足海峡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私港
异军突起，有的“竟成通津。”官方虽“屡经查禁”，亦无法阻挡两岸经贸往来的扩展趋
势。清政府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

乾隆四十九年，当局“覆准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属之蚶江口与台湾府彰化县属之鹿仔港设口
开渡，其厦门商船仍照旧编记栅档出入挂验，不准越蚶江渡载。”蚶江商渔船只出口，责
令蚶江通判验明编号挂验放行；至鹿仔港海口出入船只，令鹿仔港同知查察[4]。

当局允许蚶江口与鹿仔港对渡之后，各省与台湾之间就多了一对贸易口岸。《晋江县志》
记载：晋江所属蚶江等口所造商渔贸易船只，“其船上可通苏浙，下可抵粤东，即台湾运
载亦用此船”；“所售货物，台湾惟米豆油糖运到蚶江，出入稽查系海防厅管理，苏、浙
、粤东所载糖物棉花等货往来，皆由南门外海关查验。”[5]“鹿港泉厦郊船户欲上北者
，虽由鹿港聚载，必仍回内地各本澳，然后沿海而上”，远至浙江宁波、江南上海、北方
旅顺口、盖州、锦州等地[6](P209—212)。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当局又一次放宽政策，准许台湾淡水(厅)八里坌对渡(福州)五虎
门，这为各省与台湾之间拓展贸易再开方便之门。台湾淡水厅八里坌口，“在台湾府极北
，从前本系禁口，例禁商船往来。”八里坌“系贩洋要路，又为台郡北部门户”，清军台
湾淡水营即驻扎八里坌[2](P63)。

嘉庆十五年(1810年)起，清当局允许闽省厦门、蚶江、五虎门船只通行台湾三口。该年五
月二十八日(6月29日)清帝谕内阁：“商船往来贩易，驶赴海口，自应听其乘风信之便，
径往收泊。若必指定口岸，令其对渡，不但守风折戗，来往稽迟，且弊窦丛生，转难究诘
。现在台湾未运官谷，积压至十五万余石之多，皆由商船规避不运所致，不可不速筹良策
。著照方维甸所请，嗣后准令厦门、蚶江、五虎门船只通行台湾三口，将官谷按船配运。
”[2](P722)

从“指定口岸，令其对渡”，到变通为允准厦门、蚶江、五虎门船只通行台湾三口，“商
船往来贩易．驶赴海口，自应听其乘风信之便，径往收泊。”这无疑是清政府对两岸经贸
政策的又一次具有重要改革意义的调整。

道光初年，台湾“私口”继续增加。姚莹在《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中言道：“台之门
户南路为鹿耳门，北路为鹿港、为八里坌，此为正口也；其私口则风有东港、打鼓港；嘉
有苯港，彰有五条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椿稍、后陇、竹堑、大按；噶吗兰有乌石港，
皆商艘络绎。”[7]显然，已有的正口仍不能满足经贸发展的需要；于是，台湾府各处“
私口”“皆商艘络绎”。

道光四年(1824年)，闽省当局奏请增开台湾海丰、乌石二港为正口。再次要求增开新的口
岸，在当时已形成“舆论”。该年(道光四年)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孙尔准奏疏：“以台
湾海口今昔情形不同，而鹿仔港口门暂被沙淤，港道浅狭，船只出入颇难。又新开噶玛兰
仅产米谷，一切器用皆取于外贩。内地福州、泉州等处商民，载日用货物前往易米而归，
福泉民食，藉资接济，两有俾益。若加裁禁，则商贩不通，于民间殊多未便。乃请将海丰
(五条港)、乌石二港一并增设正口。以疏兵谷，而便商艘。”[8]

《厦门志》亦记载：“道光四年，又奏开彰化之五条港即海丰港、噶吗兰之乌石港。自此
五口通行五百石之有照渔船，报称因风漂泊皆得横洋往来。”①

__________________
① 《厦门志》卷5，商船，页19。《厦门志》又记载：“海丰港，名五条港，道光七年奏
准通商。”见《厦门志》卷4，页33。道光十六年刊本、李廷璧主修周玺总纂：《漳化县
志》(四)兵防志，第197页云：“按海丰港现已淤塞；近有宗元港亦可泊小船。”


道光时期，还出现邻省与台湾直航之趋势。浙江成为最早与台湾直航的省份。道光二十三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44年2月10日)清帝谕军机大臣等：“至浙江之宁波、乍浦，江苏之
上海等口，均与台湾一帆可至。”“署两江总督壁昌奏：准浙江巡抚梁宝常咨覆，宁波、
乍浦二口商民与台湾贸易，议请给照贩运，悉照闽省现定章程办理。乍浦口向因途远沙坚
，税则量为折减，今仍照旧办理。宁波向有茶税，并无湖丝、绸缎税则，应查照闽海关税
例征收。至江苏上海地方，例本禁止茶叶、丝斤、绸缎出口，其贩运赴台之处，应请仍行
停止。下部知之。”[2](P902)

由上可见，自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清政府曾在闽台地区特别实行过指定口岸贸易政
策。由指定单口对渡贸易，逐步发展到指定三口对渡贸易，再发展到准


厦门、蚶江、五虎门船只通行台湾三口，进而又开通台湾海丰港、乌石港为正口。在闽台
指定口岸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往往民间的私口、私航在先，清政府正式开港、设口在后。
民众强烈的通航愿望及民间私口贸易和私航活动，客观上成了清政府被迫放宽政策的重要
推动力量。清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之间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为海峡两岸经贸的扩展创造
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二、清前期闽商在两岸经贸活动中的特殊作用

清代前期，闽商脱颖而出。该时期闽商不仅在对外贸易中大显身手，而且在台湾与沿海各
省经贸往来中担负特殊使命。

统一台湾之初，台湾“人丁”一度少于郑氏政权时期，其人口大约10万左右。此阶段台湾
本岛的商业资本尚属薄弱，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远距离通航贸易的条件。由于闽台地缘、
血缘的关系，这就为闽商在台湾与外省之间从事经贸活动提供了天赐良机。

自开通对渡口岸之后，海峡两岸经贸往来即盛况空前。“厦岛乃南、北、台、澎船只往来
贸易之所。”[9](P121)《厦门志》记载：“厦门商船对渡台湾鹿耳门，向来千余号。”
[10]又记载：“厦门通商重地，岁往台湾及南北洋贸易者以发计。”[11]厦门口岸的富商
为对台贸易专门建造“横洋船”。“横洋船者，由厦门对渡台湾鹿耳门，涉黑水洋，黑水
南北流甚险，船则东西横渡，故谓之横洋。船身梁头二丈以上，往来贸易，配运台谷，以
充内地兵糈”；“横洋船亦有自台湾载糖至天津贸易者，其船较大，谓之糖船，统谓之透
北船。”[10]

闽省沿海许多港湾均有专门经营台湾与沿海各地贸易的商船。如：《同安县志》记载：该
县所属港口，有“顺字大商船共五只，领给关牌县照，前往奉天、天津、浙江、广东、台
湾等处贸易，俱各赴关征税。”[12]《(马巷厅志》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奉文，据陈坑
、刘五店、澳头、大小嶝四澳归厅管理稽查，各设澳甲一名，其大商船梁头一丈以上者领
给关牌厅照，前往奉天、天津、浙江、广东、台湾等处贸易，各赴关征税，编马巷厅新字
号。”[13]闽省沿海还有许多“小商船户”，“住居滨海，行船为活，自备资本赴台。”
[9]（P5，9）

闽商往台湾贸易各船，在经营闽台贸易的同时，往往还经营与各省的贸易。闽商往往先赴
台湾，载货至宁波、上海、胶州、天津，远者或至盛京，然后还闽，往返半年以上[14]。

从以下史料，可知清雍正年间经营闽台与天津口岸贸易者，全属清一色的闽商。

雍正七年六月十四等日共有10只闽船装载闽台等处松糖、鱼翅、橘饼等货陆续抵达天津。

雍正七年七月十八等日共有11只闽船装载闽台等处松糖、铁锅、毛边纸等货物陆续抵达天
津。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九月初九、二十等日共有53只闽船装载闽台产白糖、松糖、冰
糖、糖果等货物陆续抵天津。详见下表①：

商人姓名|商船编号|水手人数

林藏兴|漳州府龙溪县宁宇玖号|23
魏兴宝|泉州府同安县顺字拾号|21
邱得宝|泉州府晋江县发字肆百柒拾捌号|17
沈得万|漳州府龙溪县宁字玖拾肆号|22
王源利|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肆拾贰号|18
陈凤陛|泉州府同安县顺字叁百壹拾贰号|21
李德兴|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陆百捌拾捌号|23
黄祥光|兴化府莆田县公字伍拾柒号|21
陈章盛|兴化府莆田县公字贰百拾肆号|21
庄 豸|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叁百伍拾捌号|17
柯荣顺|漳州府龙溪县宁字贰百玖拾伍号|23
陈 誉|兴化府莆田县公字壹百壹拾柒号|18
柯瀛兴|漳州府龙溪县宁字壹百捌拾贰号|23
金隆顺|泉州府同安县顺字壹百捌拾壹号|23
洪振源|泉州府同安县顺字叁百玖拾叁号|20
柯荣盛|漳州府龙溪县宁字壹百捌拾肆号|23
谢得万|福州府闽县平字肆百贰拾号|23
苏富盛|兴化府莆田县公字壹百叁拾肆号|23
曾方泰|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陆百陆拾捌号|20
郑从达|漳州府龙溪县宁字贰拾壹号|21
郭凤兴|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贰百贰拾玖号|23
林盛兴|泉州府晋江县发字贰百肆拾贰号|18
苏元合|泉州府晋江县发字捌百玖拾伍号|23
郭 长|漳州府龙溪县宁字贰百玖拾壹号|l7
王大利|福州府闽县平字贰百柒号|23
林荣兴|福州府闽县平字叁百玖拾伍号|23
严淑鸿|漳州府龙溪县宁字壹百捌拾伍号|23
黄万春|泉州府同安县同字壹百陆拾贰号|23
李廷辅|福州府闽县平字壹百玖拾肆号|23
郑全兴|福州府闽县平字伍拾伍号|23
叶泰茂|福州府闽县平字贰百拾肆号|23
林合顺|福州府闽县平字肆百贰拾陆号|23
林陛漳|漳州府龙溪县宁字贰百号|18
吴 兴|兴化府莆田县公字壹百捌拾陆号|22
苏振万|泉州府同安县顺字壹百贰拾伍号|17
伍得胜|兴化府莆田县公字壹百玖拾叁号|19
陈元兴|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叁百拾玖号|18
陈 琦|兴化府莆田县公字贰百贰拾壹号|21
黄同春|浙江宁波府鄞县商字壹百叁拾陆号闽船|2l
吴万丰|漳州府龙溪县宁字壹百玖拾叁号|22
王起兴|泉州府同安县顺字贰百肆拾肆号|21
洪得祥|福州府闽县平宇叁拾陆号|22
蔡兴盛|泉州府晋江县发字玖百柒拾玖号|16
王尚志|福州府闽县平字叁百叁拾捌号|23
王得万|泉州府晋江县发字捌百柒拾肆号|21
施简侯|福州府闽县平字贰拾伍号|21
刘裕德|福州府闽县平字肆拾捌号|2l
许廷辅|兴化府莆田县公字贰百拾捌号|23
李德利|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叁百叁拾肆号|20
徐良兴|泉州府同安县顺字壹百伍拾壹号|18
张源兴|福州府闽县平字贰百拾叁号|22
徐永兴|泉州府同安县顺字贰百肆号|21
陈振丰|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陆百捌拾柒号|19

资料来源：以上表格均见资料《文献丛编》第18辑，“雍正朝关税史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因篇幅关系，雍正七年的21只抵达天津的闽船商人姓名、商船编号、水手人数没有列
表。具体请参见《文献丛编》第18辑，“雍正朝关税史料”。


仅从上述史料，可以发现当时闽台与天津口岸的贸易垄断于闽商之手；并且，规模空前。

直到道光年间，姚莹撰《东槎纪略》还说：“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制”。“商船大者
载货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14]道光十五年刊本《台湾志略》云：“台船岁往江、
浙、锦、盖诸州者以千计。”[15]道光十五年青照堂丛书刊本。两岸“往来商船皆内地富
民所制，初则工料坚实船身宽广，大者可载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贩运一次获利
数千金。”[16]

乾隆、嘉庆与道光年间，台湾民间商业资本逐渐形成气候。《噶玛兰厅志》记载：“台湾
广不满二百里，绵长二千余里，滨海之鹿耳门、鹿仔港、八里坌、五条港，商船辐辏，资
重不下数十百万金。”[17]商人中一种“郊”的组织应运而生。“台湾的‘郊’，是一种
类似同业公会之商业团体。”各地各行业的“郊”，分别公推同行中的巨贾富商为首，主
持其事[18](P604)。

“郡治北郊”最早形成商业资本集团，专营台湾与上海、宁波、天津、烟台、牛庄等地之
间的商业贸易，其代表商号苏万利，郊中有二十余号营商。后“南郊”金永顺继起，有营
商三十余号，专营金门、厦门、漳州、泉州、香港、汕头、南澳等处货物运销。“糖郊”
出现最晚，是由清代台湾规模最大的糖商李胜兴所主持，并兼营米糖运销。糖郊财力雄厚
，与北郊、南郊鼎足而三，合称“三郊”[18](P603)。

连横著《台湾通史》亦云：“洎乾隆间贸易甚盛，出入之货岁率数百万元，而三郊为之主
。三郊者，南郊苏万利、北郊李胜兴、糖郊金永顺也，各拥巨资，以操胜算。南至南洋，
北及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皆以安平为往来之港，而南之旗后
，北之北港，亦时有出入。”“夫台湾产糖，三县为多，彰化尚少。及至乾、嘉之际，贸
易绝盛，北至京、津，东贩日本，几为独揽。郡中商户至设糖郊，以与南北两郊相鼎立，
谓之三郊。”[19](P627)，[20](P654)

《彰化县志》记载：“漳邑与泉州府遥对。鹿港为泉、厦二郊商船贸易要地。”[21]“行
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出赀遣伙来鹿港，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日‘泉郊’
，斜对渡于厦门日‘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未及郡治北郊之多。”
[22]“鹿港向无北郊，船户贩糖者，仅到宁波、上海；其到天津尚少。道光五年，天津岁
歉。督抚令台湾船户运米北上。是时鹿港泉、厦郊商船，赴天津甚伙”；其后“船之北上
天津及锦盖诸州者渐多。”[21]

应指出：“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这时期台湾有实力的郊商集团，实际上仍为闽商。
清代前期，正由于闽商的作用，才使得台湾与沿海各省经贸关系呈现跳跃式的发展。

三、清前期台湾与各省物资交流规模日益扩大

由于清朝当局实行开海贸易政策，加上闽商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促使清前期台湾与各省物
资交流规模日益扩大。海峡两岸间的物资交流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清代前期台湾与各省间的物资交流，台湾主要提供的是农副产品。《闽政领要》云：台湾
“其种植者稻粟而外，更有栽种糖蔗、番薯、芝麻、落花生、菉豆等项。”[23]

台湾生产的糖是用于与其他省份交流的重要物资。台湾“糖、谷之利甲天下”[24](P944)
。“糖为最，油次之。糖出于蔗；油出于落花生，其渣粕且厚值。商船贾贩，以是二者为
重利。”[15]康熙、雍正年间，“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
乌糖百斤价银八、九钱，白糖百斤价银一两三、四钱。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
此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价；糖一人手，即便装载。每篓到苏，船价二钱有零。”
[25]

康熙年间，福建漳泉商贾就在闽台与江浙、山东等地经营转口贸易。此类海船“或载糖、
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枲、棉、凉暖帽子、牛油
、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则载绫罗、棉绸、绉纱、湖帕、绒线；宁波则载棉花、草
席；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
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
、曲、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乾，海壖弹丸，
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26]

雍正年间，闽船载闽台货物抵天津贸易逐年增多。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四日起至乾隆元年八
月初二日，先后抵达天津关的闽船竟然多达“七十八只”，所载货物以台湾所产的松糖、
白糖为首[27]。

《彰化县志》记载：“鹿港向无北郊船户，贩糖者仅到宁波上海．其到天津尚少。道光五
年天津岁歉，督抚令台湾船户运米北上，是时鹿港泉厦郊商船赴天津甚伙。叨蒙皇上天恩
赏赉有差，近年四五月时，船之北上天津及锦盖诸州者渐多。”[61](P208)

本时期，台湾日用百货几乎全靠内地供应；台湾“百货皆取资于内地。”[15]《噶玛兰厅
志》记载：“兰俗夏尚青丝，冬用绵绸，皆取之江浙。其来自粤东者惟西洋布，雪白则为
衣为裤，女子宜之；元青则为裘为褂，男子宜之。其来自漳、泉者有池布、眉布、井布、
金绒布。”[28]“丝、罗、绫、缎则资于江、浙。每春夏间，南风盛发，两昼夜舟可抵浙
之四明、镇海、乍浦、苏之上海，惟售番镪，不装回货。至末帮近冬北风将起，始到苏装
载绸匹、羊皮、杂货，率以为恒一年只一二次。”[29]

除了往浙江、江苏、山东、天津等地口岸之外。闽台商船还开辟往返广东的航线。“鹿港
泉、厦商船向止运载米糖糁油杂子到蚶江厦门而已，近有深户獭窟小船来鹿者，即就鹿港
贩卖米麦牛骨等物，载往广东澳门蔗林等处．回时采买广东杂货、鲢草鱼苗来鹿者，名曰
南船。”[6]“其南洋则惟冬天至广东澳门装卖樟脑，贩归杂色洋货，一年只一度耳。”
[29]

台湾米谷一般就近于闽省范围内销售与调济，但每当邻省遭遇灾荒之年，清政府便调运台
米接济邻省。“台湾米石，除本地食用外，如有赢余，不特运往本省漳、泉各郡，在所不
禁，即邻近之江、浙各省，偶值米阶昂贵，该商等运往贩卖，藉以平减时价，亦所时有。
且以此地之有余，补彼处之不足。”[2](P861)

据黄叔璥所撰《赤嵌笔谈》记载：“雍正癸卯年(1727年)。浙江饥荒，运米一万石，甲辰
年复补运四万石，每商船载米五百石，每石运费计银二钱。”[26]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前督臣杨景素以浙省杭、嘉等属米价昂贵．奏准将闽省近海各县仓谷，先行招商买运
，赴浙粜卖，一面于台湾府仓拨运归补”[2](p260)。

乾隆五十年(1785年)福崧奏：浙江杭、嘉、湖三府属雨泽愆期，秋成不免歉薄。请照乾隆
四十三年之例，招商贩运闽省台湾仓谷，以资粜济。清帝谕：“著传谕雅德，饬属俟浙省
商人至台湾贩运时，妥为照料，俾商贩迅速开行，得以源源赴浙，米粮充裕。”①

__________________
① 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第288—289页。雅德时任福建巡抚。


乾隆五十三年奏准：自台湾“驾往浙、粤等省船只，仍照旧例只准备带食米六十石。”
[30]

道光四年，福建巡抚孙尔准奉旨“在台湾招募商民”。采买台米十四万石，“半糖半米匀
载”，贩运天津。清帝谕：此次台米运津．“官为收买，以惠远商，所有应给价值，即照
该抚所报米价运费，每石以库平纹银三两六钱为率”；“此次运米原船带回货物，官给印
照，所过关津，加恩一律免其纳税。其台湾商人，急公应募，远历海洋，运米至十四万石
之多，著该抚孙尔准秉公查明，择其率领办运资本最多、尤为出力者，分别生监、民人，
 给予顶带职衔及酌量奖赏，以示鼓励．”[2](P748—750)

噶玛兰郊商船户，“年遇五六月南风盛发之时，欲往江浙贩米石，名日上北。其船来自内
地，由乌石港苏澳或鸡笼头搬运聚载，必仍回内地各澳，然后沿海北上。”[31]

台湾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互利互惠，必然也促进台湾经济的持续繁荣。台湾府“商旅
辐辏，器物流通；晚稻丰稔，千仓万箱资赡内地”[32](P840)；“正口人户殷繁，百货骈
集。”[16]

《噶玛兰厅志》记载：“台湾广不满二百里，绵长二千余里，滨海之鹿耳门、鹿仔港、八
里坌、五条港，商船辐辏。”[31]

“鹿仔港，烟火万家，舟车辐辏，为北路一大市镇。西望重洋，风帆争飞，万幅在目，波
澜壮阔，接天无际，真巨观也。”[21]

由于沿海省份成为台湾农副产品的广阔市场，随着经贸的不断扩展，台湾的开发历经康、
雍、乾、嘉、道数朝，持续不衰；闽台区域经济发生了飞跃性变革。

总之，清朝统一台湾后，海峡两岸通过密切的经贸往来，地缘与血缘优势得以发挥；闽台
与沿海各省之间的航道，堪属国内最繁忙的海上航线之一，台湾一跃而为这时期中国经贸
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由此促进了中国沿海的区域分工和人力与自然资源的相互利用
。清代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经贸往来的发展与扩大，对中国沿海统一市场的最终孕育成
熟，具有划时代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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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3—12—20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项目“清代闽台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项目编号2001B092)；教
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清代闽台‘三通’与两岸经济互动研究”(项目编号：02JA790013)

作者简介：黄国盛(1952— )，男，江西丰城人，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东南沿海经济”。代表作《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
关》，获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目前正在主持的课题有：《清代闽台“
三通”与两岸经济互动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三都港开发与福州、
温州、宁德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福建古镇遗迹调研与旅游资源
开发》(福建省教育厅项目)。

(责任编辑：林日杖)



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本坛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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