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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司马迁的消费思想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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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word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3-4 23:40:28发布)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公元前86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著
有《史记》，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
在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司马迁这种自由的消费主张，与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思
想是相辅相成的，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司马迁的自由消费思想

由于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古代的众多思想家、文学家与史学家大都提出了
自己的消费思想。由于诸家所处时代、经济观点与哲学基础不同等原因，这些消费思想各
不相同。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即“崇奢论”与“崇俭论”。受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影响，在两类消费思想的竞争中，“崇俭论”处于主导地位。“黜奢崇俭”与“贵义贱利
”、“重农抑商”一起，成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

与其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相一致，司马迁提出了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这种消费思想大致
属于“崇奢论”的一派，虽然在古代消费思想史上不属于主流，但由于司马迁的历史地位
，其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实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人们普遍追求高消费和争荣斗富的心理出发，司马迁认为，追求高消费是“人之情”，
提倡“因之”，即提倡自由放任，并予以引导。司马迁承认，人们的消费心理在神农氏之
前，他不清楚；但神农氏之后，大家则普遍追求“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的享
受。“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诗》、《书》所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
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 。”对于这种“欲极
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一般人也会认为是“人之情”，但总是会予以教化，通过
限制消费，提倡节俭来予以改变。但司马迁却认为，这是消费规律，认为想要予以改变肯
定是徒劳无功，即“虽户说以助论，终不能化 。”人的这种希望获得更好的物质满足的
要求是不能改变的，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既然追求高消费和争荣斗富是消费规律，人力是肯定
不可扭转的。那么，能做的只能是顺其自然，崇尚这种高消费，并予以引导。即“故善者
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

但“善者”如何“因之”呢？司马迁认为，“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雕人体安
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
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 
。”司马迁描述了那种奢侈和攀比的消费心理，但是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不
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这种奢侈的消费，具有这种消费力的，只能是统治阶级和富有的工商
阶层，例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称的“素封”之家。但由于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
”的经济政策，对工商阶层的日常起居出行等都做了明确的限制，因此工商阶层虽有消费
能力却不被统治阶层所允许进行高消费，可以享受高消费的只有统治阶层。可见，司马迁
这种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代表了当时工商阶层的经济利益。

司马迁这种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有其积极的意义。司马迁认为玉石、声色、犀、技巧、珠
玑等，“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司马迁将消费的基础
由农业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认为农虞工商都是消费资料的源泉，消费越发达，对生产的
促进作用越大，生产发展了，又能进一步促进消费；而消费得不到发展，生产亦将受到影
响。

二、司马迁消费思想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思想都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经济观点与哲学基础的影响，司马迁的消费思想也不
例外。司马迁消费思想的形成，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其本身自由放任的经济观点，与崇
尚道家的哲学基础有重要关系。

汉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结构的基础是自然经济，生产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直接需要
，消费对生产的作用并不明显。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司马迁敏锐地觉察出消费对生产的重要作用，认识到限制消费将影响生产的进一步发
展。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汉武帝时期，国
家经济实力增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工商阶层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但统治阶级对工商阶层的压制，使这一阶层虽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却不能尽情享受，所
以他们希望统治者能放宽要求，使他们能放纵消费。但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低下
，崇尚消费不但无助于农业发展，还有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倒退，也将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
益，因此工商阶层非但不能实行高消费，还倍受歧视打击，他们的消费标准也被明确予以
限定、不可逾越。司马迁作为有远见的思想家，正确认识到了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强
调工商阶层对生产的积极作用，为顺应工商阶层的消费要求，提出了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
。但不幸的是，司马迁的这种崇尚自由的消费思想并没有被统治者采纳。我国古代生产力
没有进一步发展，与这种不重视消费的观点有重要关系。当然在生产力还没有得到一定发
展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消费也只能适得其反。但如果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之后，仍然
不重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那么生产力的发展肯定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不重视消费对生
产的反作用，恐怕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后中国和西方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司马迁的消费思想与其经济观点有重要联系。司马迁提倡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也就是“
善因论”。所谓“善因论”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是反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过多干预和控制
的经济学说。“善因论”将经济的发展看作是私人的事情，认为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要
义在乎“因”，即自由放任。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
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善是最好的意思，所谓“因”，即顺应、听之
任之之意，而“善因”，就是说听之任之是最好的，故将司马迁的理论称为“善因论”。
其核心，即是“善者因之”。至于“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等均不及“因”
。“善者因之”是一典型的放任主义口号，“因之”是顺应、听任，并不是为封建国家谋
一时之利，而是听任私人从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为他们自身谋利，从而实现经济繁荣、
民殷国富这种国家长远利益的最终目的。既然司马迁提倡农虞工商为自身谋利，以实现经
济繁荣、民殷国富，既然消费能为生产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提倡自由的消费肯定是
应有之义了。司马迁强调自由竞争，既然每个人都要求获得最大可能的利益，在“利”面
前谁也“不余力而让财”，各人当然都要根据各自的聪明才智和条件去争取获得最大的一
份，那就不能允许在求富的前进道路上设置人为或自然的障碍，而只能“因之”，使每人
都有充分的竞争自由，那么贫富差别和分化自然也是合情合理的。他说：“贫富之道，莫
之夺予”，“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贫富差别只在于巧拙不同而已。司马迁接受了《管
子》中的经济思想，指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只有当社会消费水
平普遍提高，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既然有贫富，且贫的消费不起，那么富的进
行高消费，也是自然趋势，不能干涉。当然，司马迁亦非主张绝对的放任，在一定的情况
下，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适当干预，还是必要的。他说：“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
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 。”即对于“倍本多巧，奸轨弄法”之徒，教诲是不
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严削”以齐之。但这并不妨碍司马迁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经济自
由放任，消费自也提倡自由。

司马迁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和哲学基础。司马迁以儒家伦理观、人
生观、历史观为出发点，重点借鉴吸收道家思想和黄老学说，扬弃诸子百家，终成提倡自
由消费的思想。首先司马迁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师董仲舒为一代大儒，倡导“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当时儒家思想已占统治地位，司马迁的思想自然深深打上了儒家学说的烙
印。司马迁深受儒家“无为”论的影响。儒家的“无为”不同于道家的“无为”，儒家的
“无为而治”体现了“德治”主张，而道家的“无为”重符合自然规律，“治”是次要问
题，而儒家“无为”是以“治”为主要目的。司马迁也正是在深信天地万物的运行存在其
内在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提倡自由消费的思想。其次，司马迁还重点借鉴和吸收了道家思
想和黄老之学。《老子》认为天道无为，治理国家必须“法自然”，实行无为而治，才能
“无为而无不为”。汉初黄老之学，将无为应用于经济，由消极的、否定的，改造为积极
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黄老之学，以道家为主，兼采儒、墨、名、法、阴阳家的一些
积极成分融铸而成。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思想，体现到经济方面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
不要“烦”和“扰”，国家不要去干预私人生产和流通方面的经济活动。私人为了自己的
利益会趋利避害，一切经济活动就会取得较好效果。落实到消费方面，就是要提倡自由，
不能予以干预。

三、简评

司马迁的提倡自由消费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赞同，例如班固就对司马迁提出了批评。
班固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将其视之为异端，
并称之为“一家之言 ”。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十分低下，统治者为发展生产，除“重农抑
商”外，一般还限制消费的扩张。因此，司马迁的自由消费思想在古代并没有得到提倡，
既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也没有被以后的统治者采纳。如果说司马迁这种消费思想
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有所超前的话，那么在生产力获得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就应该予
以重视与实施。假如在明代中后期，中国就实施这种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的话，那么因消
费扩张所要求的工商业的发展将会加快，明末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可能会
因此而开花结果，如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遗憾的是，
司马迁的消费思想从未得到实施，传统的“黜奢崇俭”的思想在社会中仍然占据主要的位
置，并一直影响到今天。这种传统的节俭思想，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副作用也不容忽视
。在国家采取种种措施消费仍难以启动的情况下，重温司马迁的消费思想，可能会有其特
殊的意义。自由的消费需要自由的市场，这难道不是我们当前改革的着力点所在吗？



主要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书海出版社，2001年
2、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6年
3、班固，《汉书》，岳麓书社，1986年


出处：社科论坛(上海社科院) 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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