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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光绪年间的钱贵银贱与江南制造局铸钱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Jan 11 12:55:56 2007), 转信

叶世昌 《中國錢幣》2006年第4期

一

    清光绪年间，钱贵银贱，银两、银元兑钱数继续减少，成为当时的主要货币问题之一
。以上海为例，光绪三年十月初九日(1877年11月13日)鹰洋每元可易制钱1019文；而初六
、初七日鹰洋一元的换钱数还不到千文。①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钱价更为高涨
。光绪二十一年，鹰洋一元的换钱数，“渐减至九百数十文，甚有减至八百数十文者。无
论贫富，咸受亏耗，实为数十年来所仅见。”②用洋钱买物，如不到一元，须要找钱，至
少要买到五六百文，卖者才肯找。民间以洋钱换钱，先要用大洋换小洋(银角)，再用小洋
换钱。“以大洋换小洋，已吃亏数文十余文不等，再以小洋换钱，则每小洋又吃亏一二文
三四文上下。”③“一转手间，吃亏奚止一二十文。况市侩见钱缺乏，格外居奇，格外刻
算，出入之弊尚不止于是耶!”④

钱贵的原因，一是由于铸钱减少。同治以后，因铜价上涨，铸制钱亏本，各钱局多不愿铸
。光绪十二年，侍讲学士龙湛林奏请“规复制钱”，建议将制钱重量由原来的重1钱2分减
为1钱。慈禧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工部堂官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他们讨论
后提出以三年为期徐图规复的方案，经慈禧批准。但半年后又上奏说，“机器铸造工本过
巨，京局开炉恐滋市井疑虑”。慈禧览奏大为震怒，下旨将户部堂官全都“交部严加议处
”，还要求规复制钱“限于一年内一体办理就绪，毋再迟延干咎”。⑤最高统治者的主观
意志改变不了各地对铸钱亏本的经济考虑，一年规复制钱只能是一句空话。光绪年间铸钱
数量大减，钱价上涨成必然趋势。

钱贵的原因，二是由于私销严重。私销铜钱是历代封建王朝都存在的弊病，清朝也不例外
。光绪年间铜价高涨，更促使私销行为的泛滥。私销制钱，或用来私铸小钱，或用来打造
铜器。私销制钱有直接私销者和间接私销者。光绪八年有人指出：“贪夫玩法，习为故常
，以铜六斤和入铅砂，铸私钱二十五千，利至厚也。钱肆主人则以千钱重六斤十两以上者
，谓之铜坯，易私钱十四千，搀兑之数每百二三焉。又为铜器作坊拣选白铜、紫铜二色钱
之极重者，每钱八百，偿以鹰饼一枚。”⑥这里所说的“贪夫”就是直接私销者，而某些
钱店老板则是间接私销者。后者以每千枚重6斤10两以上的制钱提供给私铸者，换取私钱
14千，在支付钱文时搭用百分之二三以获利。他们又拣选极重的白铜、紫铜制钱，卖给铜
器作坊，每800钱可换取鹰洋一枚。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禁私毁制钱札
文中指出：“本部堂访闻近年来各处市面制钱匮乏，多由各铜铺以铜价昂贵，毁钱为器，
较之购铜为器利几数倍。遂于夜间密室，任意私毁改造器具，售卖渔利。此种奸商藐法妄
为，实堪痛恨。”⑦可见私销风气之盛。

除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所谓第三个原因，即铜钱外流。但这究竟是不是原因，人们的看
法并不一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有人著文认为，江浙之钱流往北省，日人从辽东运钱回
国。“东省虽非富有之地，而民问日用之钱为数奚止亿万计，虽未必尽为日人所有，而日
人所取者当亦不少。日人将中国之物无不运回东瀛……则辽东一省之钱流入日本可知矣。
”又说：“日本虽产铜，而现亦不足于用，故从前所铸宽永钱流入中国后，即渐收回销毁
为器，故现在宽永之钱中国绝不一见。可见日本缺铜已久，岂有视中国之钱而不运载回国
者乎!现在缺钱之故虽不尽系乎此，未始不系乎此也。”⑧接着在十二月，御史王鹏运也
在奏折中提出：“光绪十一二年间……即有倭人串同内地奸商，以银易钱，装运出口。以
致各省钱价陡长，银价愈低，于时乃有鼓铸制钱之议……倭商购去中国制钱，将其中金银
提出，已敷购钱资本……以净铜售诸中国，本一而息三倍之……此次倭索偿款多至二万三
千余万，彼以一万万两购钱出口，可买尽中国制钱。”⑨反对者则辩驳说：“夫东洋固产
铜之国，频年之运铜人中国者，舳舻几衔尾于途，泰西亦不乏精铜，何致私购中国之钱运
之而往。况各国无有以铜钱贸易者，如日改铸器物，则钱中既有砂铅搀杂，熔之必斤两减
缩，且质亦不甚精良。如日提出金银，则稍知化学源流者，胥谓必无此事。即各关司榷者
，亦岂皆耳无闻而目无见，何致任若辈尽情捆载，漫无所知。为此说者，大抵即私毁私铸
之奸民，欲掩盖己之罪名，故巧为说辨，以冀诿之于各国也。无稽谰语，贻笑方家，奈何
大吏竟形诸奏牍之中，而文人亦深信不疑，采入著作耶?”⑩“大吏竟形诸奏牍之中”说
的就是王鹏运。

为防止制钱外流，各地纷纷实行禁止出口的政策。但“所谓禁止出口者，不仅禁出外洋之
口，本省之钱不准运至别省，本邑之钱不准运至他邑，以致不能流通”。这做法显然是错
误的，因此署两江总督(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至二十二年十一月在任)张之洞特下谕弛禁，指
出：“禁止出口者，惟禁止出江海之口，至近地不能不使之流通。江北之钱准运江南。江
南之钱准运江北。”⑾禁钱出境政策的出笼，反映了各地制钱缺乏的严重程度，以及地方
官面对钱荒而产生的惊慌失措的心态。

 

二

 

    为了解决钱少和钱贵问题，当时从朝廷到地方都采取了一些增加铸钱和严禁私销的措
施，上海也不例外。上海本来没有铸钱的资格，但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曾由江南制造局
设厂铸钱。这一情况过去钱币学界似无人知晓，笔者是近来在查阅《申报》时发现的。《
申报》有关江南制造局铸钱的记载有12条之多，有些记载彼此有不一致之处，遇到这种情
况，笔者作了必要的选择，一般只取其一说。

    光绪二十三年，为解决上海地区的钱贵银贱问题，苏松太道、江海关道兼办江南制造
局刘康候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江苏巡抚赵舒翘提出申请，拟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炉鼓铸制钱
60万千，得到批准。刘康侯即委江南制造局提调王世绶为正办，着手筹办铸钱厂，又以凌
恢裕为副办，朱凤祥司总帐，谢月樵司收发，刘廷裕司收钱。铸钱厂设在江南局附近，盖
厂房20余间。招雇熟悉铸钱工匠，有浙江、湖北及本地人共七帮，各有炉头经管，以专责
成。铸钱厂筹办完成后，于二月初八日(3月10日)开炉，每日约可铸钱六七百千文。

    为了保障铸钱秩序和质量，上海县高昌庙巡防局应制造局提调处和铸钱厂的要求，贴
出了如下告示：“为示禁事，照得顷奉制造局提调处面谕，并准铸钱厂面致。谓厂中现铸
新钱，每串足四斤六两，已奉道局宪赐示晓谕，通行在案。如有硗薄缺漏不敷斤两之钱，
当饬提开，回炉另铸，并严禁工匠人等，不准私带出厂搀用。诚恐该工匠等希图取巧，视
若具文，暗将必须回炉另铸之钱，私带出厂使用，既坏本厂钱法，又碍本厂声名。应即谕
禁，并须严密查访，以凭惩办，等因。奉此，除饬亲兵捕保等明查暗访外，合亟出示谕禁
。为此，示仰各铺户大小生意并诸色人等知悉，如遇铸钱工匠私带硗簿缺漏不敷斤两之新
钱到市买物，切勿收用。一经查出，除将此项禁用之钱提出充公外，再行议罚。倘能扭送
来局，禀候核办，并可给赏，以示饬惩而杜流弊。切切特示。”⑿三月十八日(4月19日)
晨，江南制造局铸钱厂的厨工陈阿兴私取厂中所铸新钱1000文，准备出逃，被管厂护勇拘
获，搜出原赃，解送高昌庙巡防局。经审讯后，念其无知初犯，从宽免予究惩，交保释放
。

    三月二十五日(4月26日)，刘康侯发布告示，通知商贾及诸色人等，“嗣后如遇新出
制钱，务各照常行用，不得借词折减，并准一体完粮纳税”。⒀新钱由南北市各钱庄缴银
承领使用，核定洋银一元兑新钱930文，每银一两兑新钱1250文，由南市大丰钱庄总司出
纳。⒁

    江南制造局铸钱厂所铸新钱的质量，报上既说“其钱虽分两略轻，而字迹分明，轮幕
周正”；⒂又说“所铸之钱，质甚轻薄，且多搀杂砂铅，不能一律匀净光洁”。⒃前一说
当有溢美之处。钱虽轻薄，但“铸钱一千，所费尚不至(止)一千之数”。⒄铸钱成本高于
钱价，使制钱的质量难以保证，铸钱之举难以长期坚持。

    九月初一日(9月26日)，刘康候突然病逝，新任江海关道蔡和甫决定于十月初一日暂
行停炉鼓铸，正所谓人存政存，人亡政亡!但铸钱亏本，蔡和甫这一决定也不能说全无道
理。

    江南制造局铸钱的时间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八日(1897年3月10日)至同年九月二十
九日(11月4日)，如果每天开工的话，共计铸钱时间为240天。如果每天铸钱600千文，则
共铸新钱1440万文。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确定江南制造局铸造的是哪一种制钱，有待于钱币学家进行确认。此
钱每千重4斤6两，即每枚重7分，不甚工整，钱背文字估计应是满文“宝苏”。不知在江
南制造局的档案中有无相关的资料遗存，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更完整的答案。

 

    注释：

    ①《钱市窒碍》，见《申报》光绪丁丑(三年)十月十一日。

    ②《请畅行大小银圆议》，见《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③《论制钱缺少当先鼓铸铜钱为急务》，见《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

    ④⑧《论近日制钱缺乏之甚》，见《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⑤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4、643—644页。

    ⑥《银钱市价升降不时论》，《申报》光绪八年十月初六日。

    ⑦《示禁毁钱》，见《申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⑩《铸钱说》，见《申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⑾《论制钱缺少当先鼓铸铜钱为急务》，见《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

    ⑿《钱局纪闻》，见《申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⒀《告示照登》，见《申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⒁《青蚨云集》，见《申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⒂《新钱入市》，见《申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⒃《新钱入市》，见《申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⒄《阅报纪新钱人市因书其后》，见《申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责任编辑  高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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