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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5月17日21:57:28 星期五), 站内信件

（３.１）新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与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重复了国民党的机会主义，国民党主导的
１９４６年国代大会排除共产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新政治协商
会议也排除了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从更改国名，也可看出，新的政治秩
序不是各方都同意的包容各派的宪政秩序，它不符合模糊的面纱原则，而
是一派压一派的传统改朝换代模式。与美国南北战争对比，这一点就更清
楚。美国南北战争后，北方获胜，但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党在国会和参议
院重新与代表北方的共和党平等竞争。特别是老詹森总统时期，为保证游
戏规则的公正，给与南方比内战前更多权利。这种牺牲持政党一定利益的
规则选择符合模糊面纱原则，为美国后来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制度基础。中
国内战的结束也是宪政的结束，因为宪政最重要的条件是政治竞争游戏规
则的公平性，其突出表现为失败方要自愿承认失败，这是为什么每次美国
总统竞选，失败的候选人承认失败比胜方宣称胜利重要得多。而败者承认
失败当然以游戏规则真正公平，满足模糊的面纱的原则为基础。英国人打
败清朝时，也极有耐心，要以条约的方式得到清政府对失败的承认。其关
键是条约本身是ＦａｉｒＰｌａｙ　（玩的就是公平）。但１９４９年内
战结束，共产党从未考虑请战败的国民党回到谈判桌，自愿签订新条约　
（或新宪法）。这再一次说明意识形态对宪政的重要。英国人相信新教，
追求“玩的就是公平”，类似楚汉相争时的楚霸王，以尊重游戏规则为要
务。而毛泽东却相信成者王，败者寇的原则，看不起楚霸王　（不可沽名
学霸王），而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游戏
规则歧视和迫害最大的反对党，为日后执政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制度
化的条件，因此使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选择犯下严重错误。更重
要的是，国民党至今没承认失败，中华民国一直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变
成另一个中国，形成两个中国局面。 

１９４９年后，执政党将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中社会主义因素向前大大
推进，首先是彻底的土改。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学证明租佃制在自由契约
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定条件的有效率合约安排。而共产党认
为租佃制度是种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因此向土地投资的人不但对经济无
贡献，反而是罪犯。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于１９５０年在中国开展的土
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
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很多地主的财产不但被侵吞，而且在侵吞过
程中，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不但是一种对
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
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
行开了宪制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一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援，但周立波
的小说“暴风骤雨”及　Ｔｅｉｗｅｓ　的文献记载中都说明，相当部分
农民并不支援土改　（Ｔｅｉｗｅｓ，１９６２，ｐｐ．８５－８８）。
土改中正式处决的地主大约在２０万至８０万，而加上土改运动斗争会上
打死的地主，富农，总共大约杀害了一百至二百万人　（见Ｓｔａｖｉｓ
，１９６３，ｐｐ２２８）。正如Ｔｅｉｗｅｓ　（ｐｐ．８５－８８）
所记载，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
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作为威胁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威权。在土
改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
不经司法程式，用党所控制操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
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对经济
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
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
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　Ｍ
ｏｋｙｒ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从比较英法１６－１７　世纪的经济
发展的表现及土地财产权制度的差别，得出了对土地私有权保护的程度对
经济长期发展有正关系的结论，张五常　（Ｃｈｅｕｎｇ，１９６９）也
发现台湾的和平土改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的经验证据。 

而土改的短期效果由于与内战结束，秩序恢复的正面影响很难区分，所以
并不易测度。秩序的恢复，使经济迅速恢复。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的
经济恢复时期，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是国家机会主义和部分实现在内战时
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承诺的混合。国家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政府不实现
在内战时期对真正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承诺，而且在１９５０年宣
布要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由起临时宪
法作用的 “共同纲领”就开始　（见房维中，　１９８４，ｐｐ．１－２
），共同纲领公开背弃了共产党在内战时向民盟等大反对党作出的反对一
党独裁，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该承诺是各主要在野党在内战中支持中共
，反对国民党的条件。共同纲领从共产党保护财产的承诺后退，变为“有
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政策　（房
维中，１９８４，ｐ．２）。共同纲领提出“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
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这一宣示虽在１９５０－１
９５３年起到保护私人工商业的作用，但将人分成有不同权利的等级，开
了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的先例。１９５１年底开始的三反运
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及１９５２年底开始的五反运动　
（反偷税，漏税，反行贿，欺诈，反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反暴利
和腐蚀官员），开了用政治运动侵犯财产，迫害私人企业家人权的先例，
很多私人企业家不经任何法律程式，被斗争羞辱自杀。４５万私人企业中
的　３／４　被指控为有五害，不少企业家被政府的工作组关押以及被任
意重罚　（Ｒｉｓｋｉｎ，１９８７）。。新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表
现在有意建立政府对经济部门的垄断和直接控制，既要当裁判，又要当球
员，利用经济上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而这正是国民党执政时，共产党极
力批评和承诺自己执政时一定要放弃的机会主义行为。新政府一执政就打
击金银外汇自由买卖，逮捕了成千外汇和金银经纪商，关闭股市。没收所
有外国银行和很多外国大公司，没收国民政府的公司，银行，日本人的私
人企业，因此使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工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从１９５
０年的４５％上升到１９５３年的６３％，政府控制的商业在１９５０年
也占到批发贸易的２４％和零售业的１５％。１９５０年实行外贸国家垄
断，并开始对重要工农业物资和外贸进行国家垄断。如部分有色金属矿砂
，大豆和　４３％的土产。政府垄断粮、棉贸易的机构也开始发展　（见
房维中，１９８４，ｐ３３）。政府对金融和外汇贸易的垄断也被用来打
击私商　（房维中，ｐ３４）。一九五零年底的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开始改变清末民国的自由企业和自动注册制度，　虽然它保证保护私人企
业的合法权利，但却要求私人企业走向计划经济，为政府侵犯私人企业财
产做了制度准备（房维中，１９８４，ｐ３７）。 

三反五反以及其他打击投机倒把和限制私人商业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官方及
独立学者（Ｒｉｓｋｉｎ，１９８７）都承认的商业萧条，使私营公司营
业额下降４２％（房维中，１９８４，　ｐ６９），而合作社购销额下降
　３３％（房维中，ｐ７３），国营商业因此库存上升　３.６　倍　（房
维中，ｐ７４）。　于是政府只好又对政策调整，放松对财产和人权的侵
犯。１９４９年后的政治运动往往以这种左右摇摆为特征，被称为“扭秧
歌王朝”和“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　１９７９　年前这种
政策波动是朝越来越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任意侵犯财产和人权的方向
发展。　政策波动也使人们对政府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再怀疑，　他们也
不再相信政府对公正游戏规则的承诺，这成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
障碍。五反运动中的大规模侵犯人权是后来私人企业家于　１９５６　年
不敢抵抗国有化运动的原因。　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　这种制度化的国
家机会主义制造了极高交易费用，　使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　（
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２００１，Ｎｏｒｔｈ，１９８１）。
１９５１年政府开始进一步推进制度化的国家贸易垄断　（比如禁止私人
出售棉，纱，由政府机构统购）。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房维中，１９８４，ｐ１０３）。　１９５４年实行棉花统购统销　（
房维中，ｐ．１２４），１９５５年这种政府对粮棉主要商品的全面垄断
进一步制度化　（房维中，ｐ１２４），城镇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自此
以后中国上千年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制度不再存在，限制人们人身自由的
户口制度开始实行　（房维中，ｐ１４２，ｐ１５１）。　当时陈云等人
提出垄断粮棉贸易的理由是由于工业化需要廉价农产品，　需要打击私商
，　但实际这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　由于政府商业和工业企业无法
与私人企业竞争，　为了与民争利，　采用商业垄断来使政府工业企业及
官员所在的城市可以用不公平交易对农村进行剥削。统购统销不但对长期
经济发展有极大负面效果，而且于当时就造成了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猪肉
，蔬菜，粮食都由于统购统销的实行于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出现严重
供不应求　（房维中，１９８４，ｐ１１６，ｐ１２１，ｐ１３９，ｐ１
５２）。这却成为中共要求进一步推行商业和农业合作化的理由　（房维
中，ｐ１５３）。当时在野的非共产党人士对这些经济效果极差的政策有
相当大的反对声音，却被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威胁所
压制。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放弃
内战时对其他在野党作出的不搞一党独裁，不搞社会主义，实现真正民主
的承诺，正式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将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合作化，工业国
有化，共产党一党独裁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１９５４年宪法又正
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权地位，要求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
替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　
（房维中，ｐ１２５－１２６）。这个宪制游戏规则的根本转变，后来在
１９５７年受到中国民主同盟几个在野党的反弹。因为这些大在野党内战
时支持共产党的条件是共产党实现其对民主宪政和反对一党专政的宪制承
诺。 

（３.２）社会主义工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 

１９５４年政务院通过推动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条例，这个公私合营运动首
先用政治运动压力威胁私商，然后用统购统销和政府对金融，商业，外贸
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的生路，然后再用给企业所有人象征性股权和管理
职位的办法实现公私合营，最后在文革时废止私人股权，完全实现国有化
　（房维中，１９８４，ｐ１２３）。中共于１９５４年开始推动农村合
作化，第一步是保留农民个人对生产资料股权的初级合作社，然后实现废
止私人所有权的高级合作社，主要采用阶级斗争，政治工作的方式推动　
（中央农村工作部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文件，见房维中，ｐｐ１２８－１
２９）。 

这个合作化运动的经济效果极差，受到农民的抵制，按中共〈关于整顿和
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所记载“许多地方陆续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
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同时许多地方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
象”　（房维中，ｐ１３７）。由于农民的反抗，中共一些高级干部主张
支持自愿原则，放慢合作化步伐。但是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的中共中央六
次全会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被批判，毛泽东提出强制实现合作化的具
体进度要求，要在１９５７年初７０－８０％总农户实现合作化。而实际
上强制执行的结果，１９５５年底农村就基本实现合作化。丁抒　（１９
９６，ｐｐ３４－３７）详细记载了政府干部用各种手段和以政治迫害为
威胁强迫农民入社的证据，《党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一期第６页还提供
了初级社的社员生产资料所有权受到侵犯的证据。　因此某些中国学者指
称合作化运动以自愿为基础的断言是完全不合史实的。 

中共推动合作化的理由主要是，个人农场不利于机械化，不利于利用生产
中的规模经济，不利于为工业提供原料，粮食。这些说法都不能在现代经
济学中找到支持。日本的小土地所有制，成功地实现了机械化就证明了这
些论调的无知。在有自由土地市场的条件下，一些日本企业家向农民租来
很多小块土地合并成大农场，雇工进行商业化，专业化，大规模经营。而
由于生产力提高，土地的所有者发现租地的租金收入高于自己种地的收入
。而可以自由买卖租赁的土地也便于用合约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
设。但是在没有完全土地私有权和自由的土地市场条件下，进行大规模机
械化经营和农田水利建设就会破坏激励诱因，而小规模经营的土地承包制
虽然保证了一定激励，却不利于机械化，而完全的土地私有制，自由土地
市场，自由契约才能解决这类两难。没有任何经济学的理论可证明农业合
作化会提高生产力，但证明合作制企业效率低于私人企业的经济模型却汗
牛充栋。实际上农业合作化对经济发展起了负面影响。过去的史家一般认
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历史上第一个增加了粮食产量的例子。这种观点显
然是片面的。１９５６年９月猪肉和蔬菜供应非常紧张，陈云承认出口未
增加的情况下，大中城市猪肉供应下降，小城镇，农村集市根本没肉卖　
（房维中，ｐ１７７）。１９５５年由于合作化全国大牲畜减少二百万头
以上，１９５４已建成的６７万个合作社，１／４当年减产　（丁抒，１
９９６，ｐｐ３４－３６，《党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ｐ６）。１
９５５年合作社耕牛死亡６０％，　（刘蓬勃载《农村未来》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文章）。１９５５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派到浙江的调查组指出
 “在１５个县里曾发生６０多起群众骚乱，开化县一个县饿死１０个人，
群众挖树根吃得脸肿”　（《党史研究资料》，　第９集，　ｐ．６９８
）。加上合作化时农民大量屠杀耕牛，猪羊的情况　（〈中国农业合作史
资料〉，１９９２年第３期ｐ１），所以合作化全国统计的粮棉产量增加
是以产出结构扭曲加大，猪肉，蔬菜严重短缺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农业
合作化对生产力并没有正面影响。农业合作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力长期发展
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　（见萨克斯，胡，杨，２０００）。 

（３.３）苏联式大推进工业化 

为了理解中国１９５９年代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须回答以下两
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
数国家所抛弃？其二是：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
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第二个问题与下列问
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这一小节我们先回答这三个问题
，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区别
。 

兰格、冯－米塞斯和哈耶克（Ｌａｎｇｅ，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ａｎｄ
　Ｈａｙｅｋ）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　（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１９２２）和哈耶克　（Ｈａｙｅｋ，１９４４ａ）相信因
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资讯，它将无法运转。他
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画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　（Ｌａ
ｎｇｅ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６４）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
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画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
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
画机关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向他汇报利
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后中央计画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
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
源。哈耶克　（Ｈａｙｅｋ，１９８８）和弗里德曼　（Ｆｒｉｅｄｍａ
ｎ，１９６２）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央计画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
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
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画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
计画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科尔奈　（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８０）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
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
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资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
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１９８０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
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　（１９８８
），易纲　（１９８８），平新乔　（１９８８）和孟庆国　（１９８８
）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
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
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控
制权（正或负）（见Ｆｕｒｕｂｏｔｈａｎｄ　Ｐｅｉｊｏｖｉｃｈ，１
９７４）。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
、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
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
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工厂经理对日常管理
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
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
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
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
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
张维迎　（１９９９）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
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
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
择问题。这些文章中有一篇　（孟庆国，１９８８）指出这个事实：如果
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
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它是
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制衡系统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相结合，提供了一个
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张五常　（Ｃｈｅｕｎｇ，
１９７４）、史莱佛和韦斯尼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ｓｈ
ｎｙ，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
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于创造租值，这
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
，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
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
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著，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
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　（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
　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　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
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　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　因而减少公众对
垄断租金的不满，　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
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
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
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
验验证了这个结论　（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８６）。然而，这个结论没有
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１９３０年代和１９５０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
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画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后还传播到了许
多国家，它取得了１９３３至４０年间年均８％和１９４８至５８年间年
均９.４％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　（见Ｓａ
ｃｈｓ，Ｗｏｏ，ａｎｄ　Ｙａｎｇ）。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
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
。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分析没有把
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萨克斯　（Ｓａｃｈｓ，１９９６），萨克斯，
胡，和杨　（Ｓａｃｈｓ，Ｗｏｏ，Ｙａｎｇ，２００１）给这个问题提
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概述这个答案。如萨克斯和杨　（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Ｙａｎｇ，２００１）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
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　（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１９９７
，见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　Ｙａｎｇ，第１５章）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
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
组织资讯，以及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
于存在社会试验带来的资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
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所以当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时
，被试验的劳动分工的模式就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资讯也越多。既
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资讯，当人们缺乏组织资
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
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
过程。然而，如黄和杨　（Ｎｇ　ａｎｄＹａｎｇ，１９９７也见　Ｓａ
ｃｈｓ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２０００，第１５章）所示，如果发达国家
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
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阶段而直接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
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于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资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
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
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
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
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１９３０年代和１９５０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
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于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
塞斯不能预见到２０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
增长绩效。 

为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勾勒中国在１９５９年代建立起来的苏式
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如下： 

（１）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
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画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
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
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史和杨
　（Ｓｈｉ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１９９５也见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　Ｙ
ａｎｇ，２００２，第１２章）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
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
进的一个方面。 

（２）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画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
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
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路规模的
大跳跃，这使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发生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
资计画在１９３０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专家制订的　（Ｚａｌｅｓｋｉ，１９８０）；在１９５０年代的中国，
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
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于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路效果的
免费组织资讯。其特例就是１９５０年代中国的６９４个大型工程项目和
苏联援建的１５６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
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路，当时还没
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　（房，１９８４）。例如，作为１
５６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东德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于机床工业
的人造金刚石的企业在郑州建成，而当时对机床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一个
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大型专业企业。这样的政府投资规划与大推进工业化理
论相当一致。在苏联，计画当局对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和大推进工业化模仿
的文献记载能从扎勒斯基　（Ｚａｌｅｓｋｉ，１９８０）找到。列宁　
（Ｌｅｎｉｎ，１９３９）勾勒出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特征的理解，后来
苏联计画当局模仿了它。中国的大推进工业化的记载能从房（１９８４）
找到。 

（３）中央计画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
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在
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
理方法。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收益权在各工业部、财政部、国家银行、
计委、物价局、物资局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分割，政府建立起这些机构之间
的制衡机制。中央计画当局通过这种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相当
有效的控制机制。最高层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对计画体制运转的剩余有索
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列宁认为，苏联中央
计画者应当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个大公司。但在这种制度的顶层，没有有
效的制衡。政府和党组织在成立公司和在所有行业有垄断权，与１６８８
年在英国创立的具有自由结社　（包括私人企业的自动登记制）和独立司
法系统的宪政秩序形成鲜明对照，那种宪政体制在政治舞台的顶层建立了
制衡。由于缺乏这种顶层的权力制衡，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为制度化的国
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空间。 

（４）中央计画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
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这个体制能相当好的接近列
昂惕夫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对于中国５
０年代物资平衡过程的运作，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８４
）提供了详细的记录。然而，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法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
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
人资讯的有效激励机制。罗兰　（Ｒ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０，第一章）综
述了一些经济模型，这些模型证明，通过中央计画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
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 

（５）然而，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模式，
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
的。这是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中央集权的社会试验
的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这是通过暴力革命、暴
力侵犯私人产权和为数众多的清洗运动中的红色恐怖来实现的。在设计制
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著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一个政府有意设计的第一种体制，而不是从自发的
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哈耶
克（Ｈａｙｅｋ，１９４４，１９６０，１９８８）认为，有效的制度安
排只能作为这样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萨克斯　（Ｓａｃｈ
ｓ，１９９６）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
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
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路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
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效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
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
时，它通常遵循著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
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
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
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　（Ｎ
ｏｒｔｈ，１９９４），诺思和温格斯特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Ｗｅ
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８９）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
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
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
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
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
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应当注意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
本质上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在
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种制度设计层次上的制衡。因此，毛泽东对中苏
竞争敏感的政治直觉，导致了他在其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
提出行政分权（毛，１９７７ａ）。这一政治竞争是中国和俄罗斯制度演
变差别的大背景。 

五十年代城市中还发生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变化，一个对经济发展有负
面影响，另一个有正面影响。政务院于１９５４年５月６日废止了清末民
初发展起来的专利制度，而采用被历史学家认为没有竞争力的拿破仑和苏
联式的’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见房维
中，ｐ１１７）。１９５５年６月政府职员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改为
二十九级工资制（房维中，ｐ１４５），此变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五十年代推行的新制度以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垄断和
控制，及侵犯财产为特征。这种新制度在１８世纪的欧洲早被证明是极没
有竞争力的制度，所以十八世纪推行类似制度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无法
与推行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英国竞争。但采用模仿策略推行大推进工业
化却可能在落后国家与中央计画，国有企业及政治专制相容。与苏联不同
的是，中共各次对非共产党和不同意见的党外人士的政治迫害都是采用群
众动员，由官员和政治宣传鼓动起来的盲目群众采取不经员警机关和司法
程式的恐怖主义，政治迫害，而犯下反人类罪（Ｔｅｉｗｅｓ，１９６５
，ｐｐ８５－８８）。对这种罪行很难实行二次大战后国际公认的审判反
人类罪时实行的非免责原则。中国的犯反人类罪者可将罪责推给群龙无首
的群众运动，因此不易对这类犯罪行为采取类似１９９０年后德国对前东
德政府犯下的反人类罪采取的司法行动。但是五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
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一样，相当成功。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年均工
业增长率高达１８％，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８.９％，投资率在１７.８％
和２２.６％之间。虽然资本形成率比投资率低２％至０％（Ｒｉｓｋｉｎ
，１９８７）。 

（３.４）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
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
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
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
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
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
史专著认为“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
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ｐ．２７２
），中国学者金辉　（１９９３）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
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
外学者丁抒（１９９６，ｐ．７）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
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
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ｎ
，１９９８，Ｐｅｎｇ，１９８７，ｐｐ．６３９－７０，Ｋａｎｅ，１
９８８）。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于
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
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
载见丁抒　（１９９３），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１９９６，ｐ
ｐ．３７－８６），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Ｔｅｉｗｅ
ｓ，（１９６２，ｐｐ８５－８８）。这些运动后，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
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
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
治迫害，最后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
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
张欣和文贯中　（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ｎ，１９９８）以及丁抒的
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
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５９９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１１９９万吨钢。
　由于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　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
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
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
宪法），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
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
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
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
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
五分之一的民房（丁抒，ｐ４７）。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
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于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
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而
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１９６２年５月在中央
工作会议报告，　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
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
，地富反坏分子　（丁抒，ｐ．２２０－２２１）。在这种政治压力下，
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丁抒，ｐ．２２２）。例如
河北张北县，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被近４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征购任
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
《中共党史资料》，第９９集，ｐｐ７４－７６）。如贵州实产７０亿斤
粮，省委上报的却是１５０亿斤，安徽凤阳县１９５９年粮食产量是１.５
４亿斤，县委宣布是４.０５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１.４４亿斤
夸大为２.５７亿斤　（丁抒，ｐ．２２２）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
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１９５９年春播面积９千万亩　（
丁抒，ｐ．２２２）。同时在９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征购
　（丁抒，ｐ．２２３）。由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
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征购增加，１９５９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
（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ｎ，１９９８）。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
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后，１９
５９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
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
ｐ．２２５），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ｐｐ．２２３－２２８）。
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
丁抒，ｐｐ．１４５－１４７）。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
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
泽东》　（ｐｐ　２２５－２５７页）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后才一个月，
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
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
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５％，一个
１１％强，一个１５％，一个占２０％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
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９卷，ｐｐ．６４－６５）。
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
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１９５８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
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
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
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ｐ１９５，ｐ２４
２，ｐｐ１５１－１５２）。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１年，这
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ｐｐ１５２－
１５４）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
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２０００，ｐｐ．５６－６２），　１９５９年
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１９６０年３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９６０年２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
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
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
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
严重不纯。１９５９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１９６０年春，
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
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１９６０年２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
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
党内绝密档，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安徽凤阳县３３万人口饿死　６万　（
近１／３），发生　６３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后来由〈凤阳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于１９９４年３
月号　（ｐｐ．４５－５１）刊出。１９６０年４月后毛泽东对官方媒体
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６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
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
和违法乱纪　（高华，ｐ５８）。 

１９６１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
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
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
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ｐ．６２）。１９６１年危机已趋顶
点，据不完全资料，　１９６１年６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１３.５
万，１９６１年４－５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４，５００人　１９
６１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６　月份饿死人　１６７
００人，９　月份上升到　３５６００人，到１０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
饭人数高达　１０　万，　卖儿卖女者　９８５　人，有夫改嫁者　８６
９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ｐ．６０）。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
调整政策。１９６１年５月７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
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后，毛在６－７月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后食
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ｐ．６２，房维中，ｐ．９９２）。
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
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１９６１年１０月
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
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１９６１年９月
，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高
华，ｐ．６０）。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
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
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
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后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
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
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后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森（Ｓｅｎ，１９７７，１９８１）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
纯缺粮引起，　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于他们的
生活，　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　林和杨　（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１９９８）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
面化以后，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
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ｐ２４２）。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
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
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ｐ．２７５）。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
泽东去世后。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
很高死亡率，　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于与上层人有
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
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
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
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
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　（高华，ｐ．６４）。这也说明
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对
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后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
乱。由于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
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
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ｐ３２３）。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
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
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
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１９６１年下基
层调查后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
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
在１９４９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１９５７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
，及１９５９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后，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
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
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
持刘少奇，１９６１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
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
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
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１９６２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
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
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２０日）。据邓力群回忆，１９６２年春，刘在与他淡话时也讲到“历史
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 “我
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邓力群，１９９８，ｐｐ．１０３，１０５）
。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
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１９５９－６１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
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
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
的牺牲啊”　（高华，ｐ６４）。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
境况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高华，
ｐ６４）。由于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
能是有意隐瞒事实。史实是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
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
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
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后来都在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１９７０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见杨曦光，１９９４年）。 

１９６１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
户，而是等到后来才反攻倒算。他１９６１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
纠偏活动，毛也是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
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
三面红旗论处　（高华，ｐ６４）。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
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于重视
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
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
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缩，很多人口
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后经济开
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后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由，
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ｐｐ３２２－３７２）。 

毛泽东大约于１９６１年开始准备反击。他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３日给刘少
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
还是不甚了了”，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
局，于是他加紧批转各类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
后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员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
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１９６２
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１９５９年以来犯了错误　（高华，ｐ６５）。
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
。１９６３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后，中共中央开
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１９６１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
户，自由市场等政策（房维中，ｐ３５９）。 

（３.５）文化革命及其前后的经济发展 

大跃进后及文革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恢复到传统苏联式经济制度加一些
包产到户和自由农贸市场试验的混合。毛泽东１９５６年在〈论十大关系
〉和１９６０年〈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提出试验一个与苏联式经济不
同的制度的想法。这种想法一直很难推行。他提出政治挂帅，群众路线，
各地自给自足，采用小型，本地生产技术，反对大型，现代，全面规划的
技术，反对专家路线，物质刺激。大跃进后，这些思想基本上被一系列的
　（例如教育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否定。毛的行政分权的
思想也受到他的同事的抵制，他们主张搞大型托拉斯，中央各部集中经济
决策权，物价总局和垄断生产资料流通的物资总局也于１９６３年建立　
（房维中，ｐ３６４）。　这被称为条条专政，　而毛泽东的行政分权被
称为块块专政。　农业政策方面，人民公社的体制实质被否定，公共食堂
解散，经济决策权和财产所有权从公社下放到生产队，但是政社合一的体
制还是保留下来了　（房维中，ｐｐ３０６，３１４，３１６，３４８）
。　毛泽东关于在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突出政治，冻结工资
级别调整，反对物资刺激，进一步打击私商，对城市私人房产实行国有化
的一些观点还是在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年实行了　（房维中，ｐｐ．３
７３－４１４）。 

在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１年的大跃进和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的文化大革命
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个有效的中央计画体制在中国已不复存在
。五年计划和年度计画实际上仅是一纸空文。１９５０年代中国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成功导致毛泽东错误地得出“成功归于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体
制的优越性”的结论。他不明白成功是基于苏联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模仿。
因此，毛试图创造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如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同时
，毛有一种强烈的反苏情感，他倡导行政分权反对中央计画，倡导每个企
业、每个县、每个省的自给自足而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倡导群众路线
反对专家路线，倡导技术落后的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队企业而反对技术先
进的大规模国有企业，等等　（见毛，１９７７ｂ）。这样，一方面中国
劳动分工演进减慢，中国农村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社会，另一方面它
造成了在毛的中国协调机制的一个真空：既没有中央计画也没有市场能够
协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这个真空在文革期间被准
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填充，在１９７０年代被１９８４年后称作乡镇企业
　（ＴＶＥ）的社队企业和分权的双边及多边讨价还价制度所填充。实施
分权协议的定货会议在毛的时代发展起来，在定货会议上物物交换非常普
遍，有时候短缺商品被用作商品货币。关于转轨经济的１９９６年世界银
行发展报告指出，尽管有１９５０和１９６０年代工业化的成果，改革开
始时中国非常贫穷，很大程度是农业经济，农业雇用了７１％劳动力，并
被课以重税支援工业，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国有部门，占大约２０％人口
。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导致很低的区域专业化和众多的中
小型企业。整个经济与苏联经济相比，有少得多的中央计画和管理。地方
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并发展起相当大的管理能力，这一切为更加分权化的
经济做了准备。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但交叉补贴与苏联比并不普遍
。因为农业部门被那么严厉地控制，控制一旦解除，立即有所报偿。１９
７６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农村作为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开始了农
村分工演进和制度转轨过程。相比中国１８％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
言，在前苏联，８５％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　（Ｓａｃｈｓ　ａ
ｎｄ　Ｗｏｏ，１９９９，　表６）。从１９８５年起，在苏联体制下，
可能前苏联劳动力的９９％（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１４％劳动力）被
给予“铁饭碗”　（见Ｃｏｏｋ，１９９３，对苏联工人保障的详尽的档
记录）。在东欧经济里，极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据杨、王、威
尔斯（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ａｎｄＷｉｌｌｓ，１９９２）所记载，直到
１９７８年，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通过模仿苏联
的工业化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城市发展了很高的劳动分工水平，
１９７８年前中国农村商业化程度是０.３。这意味著中国农村能够通过商
业化或者通过中央计画来发展高劳动分工水平，以一个低劳动分工水平发
展一种商品化的市场体制容易些。但是在一个通过中央计画发展起高劳动
分工水平的经济里，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由于低劳动分工
水平，中国农村改革容易些，相反，由于通过中央计画建立起来的高得多
的劳动分工水平，在中国的城市改革更加困难。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中
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因为在文革期间中央计画体制瘫痪了。同时，
毛的工业体制比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更分散化和更倾向局部自给自足。 

文化革命一方面是毛泽东对１９６２年清算大跃进错误的所有高级干部的
大规模政治报复和迫害，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只是使用史达林利用官
僚机构搞政治迫害的方法。他自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后，利用１９４９年以
来被迫害的人民对共产党官僚的不满，允许有限度的自由政治结社，并支
持自发的造反派反抗政治迫害。在社会等级制下受到歧视的临时工，合同
工也纷纷造反，其他工人也提出反对冻结工资奖金，反对经济分配中突出
政治的各种经济要求。这被毛泽东称为经济主义妖风（见房维中，ｐｐ４
１８，４２３，４２５　及　１９６６　年　４月冻结奖金的中共档，房
维中，ｐ４１０）。这时国营工业停工停产，加上毛泽东支持破坏中央计
画机关的造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类似休克疗法的振汤。不少城市
集体企业和打著集体企业招牌的私人企业趁国营企业瘫痪之机发展起来。
而武斗最利害，国营企业受打击最大，过去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好的浙
江温州地区成为资本主义趁文革动乱发展最快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共中央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４日的档决定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
息一律取消　（房维中，ｐｐ４１６－４１７）。文化革命中期　（１９
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初）由于中共允许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原来的
党团组织形成保守派组织，而与他们对立的在野人士形成造反派组织。但
是毛泽东反对选举决胜负的政治游戏规则，禁止全国性政治组织，主张分
省用政治协商办法解决造反派与保守派及造反派内的冲突。由于政治协商
是由官方少数人操纵的不透明不公正过程，又没有选举决胜负的游戏规则
，所以造反派中的在野集团不认输，导致各派之间发生内战，整个国家陷
入内乱。最后毛只能以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而结束动乱。 

由于毛泽东的反苏倾向，１９６６年中共中央作出增加与资本主义贸易关
系的决定，１９７２年中共中央批准４３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进口　
（房维中，ｐ４０９）。这在秩序恢复后发展为新的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
成套设备推行进口替代大推进工业化的战略　（房维，ｐｐ．５２３，５
２７，５３０，５３１）。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时代。其中宝钢
成套设备进口，金山成套化工设备进口，以及各种电气消费品生产线的进
口都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种战略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来模仿
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创造的新工业化模式，成套设备投资，和新技术，新设
备，但却不模仿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财产权结构，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激
励机制。 

１９７０年毛泽东完全镇压了文革自发产生的非共产党的群众性政治组织
后，开始较有效地推行他在１９６０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中提出
的一套反苏，反中央计画，实行行政分权，地方分权，反专业化，反专家
路线，反大洋全，实行群众路线，自给自足，小，土，群的毛式社会主义
。根据史料，改革开放时代的财政包乾制，利润留成制，地方分权制始于
１９５８年　（房维中，ｐｐ２１０，２１２，２１６，２２７）。有趣
的是，一些左的政策，例如取消计件工资制也是始于１９５８年　（房维
中，ｐ２２８）。１９７１年毛泽东控制下的新财政部正式发档推行毛的
地方分权制，其主要内容是将中央管的企业下放给省级地方管理，将财政
收入中除中央管企业的收入，基建，文教，国防，外援及关税外，都划归
地方财政。各省政府提出收支指标，中央综合平衡核定下达后，地方包乾
，收大于支部分定一个绝对数上缴中央，其余归省支配，地方财政赤字自
求平衡。１９７２年这个制度又改为超收一亿元以内由地方支配，超收一
亿元以上中央和地方对半分。并不准省对县市财政层层包乾（房维，ｐｐ
４７５－４７６）。　地方也得到灵活处理”五类小型工业”企业的税率
的权力。毛的行政分权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和公社之间划分国有企业
的所有权。相反，在苏联，全部国有企业有统一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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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         我願變作一片雪花，灑落在故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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