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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原始积累的秘密：英国佃农何以抵抗过度侵夺?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Mon Jan 29 14:14:27 2007), 转信

侯建新

 

载《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二辑》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中世纪英国佃农负担与法治环境的关系。作者以翔实的史料表
明，不论劳役地租时期还是货币地租时期，佃农负担基本是一个不变量，重要原因在于习
惯法的制约，庄园法庭的讼诉程序、同侪审判制、佃农的权利意识和斗争有效抵抗了领主
的过度侵夺。这不是说佃农不受压迫和不贫困，而仅仅是说，以此为手段对统治者的恣意
性与随意性有所抵制，从而获得权利的也是社会财富的增长空间，成为原始积累最隐蔽的
秘密之一。农民负担问题，关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说到底，是法治环境改善的重要标尺
。

关键词：佃农负担  习惯法  庄园法庭  抵抗斗争  原始积累

 

    英国资本主义的成功，归于原始积累，更归于原始积累前农民个体的普遍发展，笔者
称为“前原始积累”(1)。不仅是物质积累，也是精神积累；是个人财富的普遍增长，也
是个人权利的发展和法治环境的普遍改善。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政治理论家福狄斯丘评论道
：“我国的老百姓无论比哪一个基督教的或是异教国家的老百姓，都要吃得好、穿得好。
”甚至最贫苦的阶级也可以这样自豪地说：“从其他国家来到这里的任何奴隶或农奴，只
要一踏上这块土地，就会变得和他的主人一样自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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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引言”。

(2) R. 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1912, 
p.44.

 

前原始积累成功的奥秘是，佃农的负担量基本不变。佃农的负担在法律上规定下来，成为
一个不变量，而随着劳动条件的改善佃农为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却不断增长，成为可变量
，个人和社会的财富就这样逐渐积累起来。

 

一、佃农的负担果然“不变”吗?

 

    中世纪英国农奴的负担果然是一个不变量吗?许多读者甚至历史学家表示怀疑，让我
们从中世纪最初的剩余价值形态一劳役地租说起。

    大约从诺曼征服到13世纪末，英国大部分地区都盛行劳役地租。劳役地租主要是指“
周工”(week works)，即维兰(Villani)(1)一周内为领主提供2—3天的劳役。周工的内容
很难预先确定，通常是庄头(reeve)(2)临时指派。周工劳役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鉴别农奴
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布拉克顿(Bracton)关于农奴身份的著名定义是：“如果一
个人提供的是不确定的劳役，即今天晚上还不知道明天早晨要干什么，那他肯定是个农奴
”(3)。

    在绝大多数庄园里，周工的内容颇为繁杂，如耕地、耙地、播种、打场、除草、运输
，以及有关领主和公共设施的一应劳作，如修缮房合、马厩、谷仓，修筑桥梁、道路以及
酿酒等。每个自由或不自由佃农的负担数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和佃农的身份，占
有土地的面积，以及地方传统都有关系。然而，每个佃农一周乃至全年应出多少个工日，
应交纳物品和其他义务，一般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它们通常载于管事账簿和地租惯例
簿中。下面的有关情况，来自诺森伯兰郡彼得伯瑞修道院12世纪的地租惯例簿，它记载了
比彻利庄园佃农向封建领主必须承担的劳役、实物货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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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维兰”一词是诺曼人引进英格兰的一个法文词汇，用以指欧洲大陆早已出现的
那些人身处于依附状态的佃农。入主不列颠后，这些法裔贵族也将那些人身刚刚出现不自
由征兆的英国佃农称为维兰。此后维兰就成为不自由佃农的统称。

    (2)替领主打理庄园的事务，一般是农奴出身，有时又不得不为农奴说话。

(3) F. Pollock &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Cambridge,1968, Vol. I, p.432.

 

本庄园有9名全份地维兰、9名半份地维兰和5名茅舍小农。全份地维兰每周需为领主服役3
天，从8月份的圣彼得节到米勒节，依惯例每天都要服役1天，8月份内为2天。维兰佃农总
共有8个犁队。每个全份地维兰在冬季的周工日里，每日要犁、耙1英亩；在春季，除犁、
耙外还需依庄官安排播种。半份地维兰也要依上述折算标准完成应属于他的工作量，维兰
佃农集体还须在冬春两季犁地期间将犁分别出借3次，春季耙地还要出借1次。他们负责耕
犁，还须负责该田地的收割及运输。此外，全体维兰还要在圣诞节共纳5先令，在圣彼得
节共纳32便士。磨坊主阿吉莫德因坊房和平1码耕地纳26先令。在圣诞节所有维兰共交32
只母鸡。全份地维兰共交20个鸡蛋，半份地维兰共交10个鸡蛋，茅舍农共交5个。自由佃
农维兰要为占有的1码地纳3先令，神父要为教堂以及2码耕地纳5先令。自由人活特为其半
码地纳2先令。铁匠莱奥弗瑞克为其小块土地纳2便士，另外4个茅舍农马丁、艾奥、奥尔
弗和莱姆勃特各纳1便士……(1)

在许多庄园惯例簿里，对每种具体活计的一天工作量都做出详细的规定。如果是挖沟，则
规定一日应挖多长、多深、多宽；如果是打谷，则规定一日应打完多大面积。例如，打谷
一日之数为2蒲式耳小麦或1夸脱燕麦，割草一日为6英亩，割谷则为半英亩等等，都已成
为通常难以更改的惯例。若劳役日正好遇雨，那天工作如何计算?由于工作量既不能增，
也不能减，这就给在不损害领主和佃农双方权益的前提下保证劳役量的“不变”带来麻烦
。于是，围绕这个小问题，可以发现许多有关的具体补充规定。温彻斯特主教地产上一个
庄园的地租惯例簿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因下雨或其他原因不能进行工作，他们须在翌日
补上，如果再次受阻，便继续顺延，直到补上那一天的工作。”倘若工作已在进行中，突
然下雨又如何计算和处理?苏塞克斯一个庄园的惯例簿是这样相应规定的：

    除非赶上宗教节日或雨天不能犁地。如果中途遇雨不能继续工作，那么须在这一周内
另外给他安排活计；如果已经犁耕了二三犁沟(furrows)因下雨不得不解轭，那么最后就
不能再给他安排其他工作，除非当天天气放晴能重新耕犁。

    在另一个庄园的《惯例簿》里，我们也发现了类似规定记载：

关于秋季运谷问题经讨论后规定如下：假如下雨前已经运送了三车，那么他们就可以结束
这一天的工作，假如还不足三车，那么他们必须还要去(屋内)脱粒或干其他活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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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J.F.C.Harrison, The Common People: A History From The Non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Flaming,1985, pp.35—36.

(2)H.S.Bennett,Life on the English Manor:A study of Peasant Conditions,1150—
1400, Cambridge,1938, p.114, p.107, p.114.

 

    对这些微枝末节也做出如此严密规定，可见在劳役量上委实务求“固定”和“不变”
；另外，还可看出，在分配问题上，事无大小，佃农与领主似乎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
还价!

    经领主和佃农双方协议定出的工作量，往往是不饱和的。比如上面提到的打谷日工额
为2蒲式耳小麦等，据贝内特估算，实际上是半日的工作量。工作量固定而且又不饱和，
必然出现早干完早收工或者一天干出两天活的情况。所以在一些庄园账簿上经常出现“在
领主自营地上千一整天，按两个工作日计”的记载。(1)1318年，梅尔相庄园账簿记载道
：自营地耕犁、播种共需82个工作日，但又补充说，“如果一个人工作一满天，就算他完
成了两个工作日”(2)。这样，名义上一周中有3天时间为领主干活，实际上往往一天半左
右就结束了，农奴可以挤出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份地上工作。这样，周工也就不可能很规
范地进行。不管最初的做法如何，但到13世纪时，至少在很多地方，周工多是偶尔为之。
即是说，劳动量固定的工作日，由庄头归总掌握，用于最需要的时候和最需要的地方，而
且年终时以账簿的形式上报。

莱维特女士对温彻斯特主教地产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在敞田制下，庄园主的自营地通常
和佃农的持有地以条田的形式交错混杂在一起，分散在面积极为广阔的庄园各处，而佃农
的住处也是分散的，在这种隋况下，周工成为一种常规极难可能。如同13世纪一位农业作
家警告领主时所言：“那些按照惯例取得租佃权的佃农常常怠工。”他们的确会如此，他
们服劳役的态度一般是消极的，如果要他们跋涉几英里的路，每周定期去服几天劳役，他
们更要怠工。所以克拉潘说：关于那种规范化的周工，“根据现存记录，很少有这种尝试
”。(3)经常的情况是，领主的代理人，一般是庄头，掌握着每个佃农依惯例而定的周工
总数，佃农则进行着定量而不定期的服役。这样，佃农可能提前完成既定工作日，也有可
能拖后。若到年底仍未全部完成，领主有时便一次性蠲免，有时则折合若干货币要求佃农
交付，称为“卖工”(works sold或works acquitted)。这大概也是货币地租的最早形式
。这种不正规的、近乎定额化的劳役制度，无疑扩大了佃农自主活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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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 S. Bennett, Life on the English Manor, p.104.

    (2) Edmund King,England 1175—1425, London,1979, p.59.

(3)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35页。

 

不仅佃农提供的劳役量是固定的，而且领主向佃农提供报酬的规定也是严格的，这一点明
显表现在收获季节的“帮工”中。除周工外，佃户通常还有“布恩工”(boon works)的义
务，又被称为“帮工”，即在农忙季节帮领主做一些应急工作，如收庄稼、剪羊毛、洗涤
羊群等。“布恩工”拉丁语的原意是在庄园主请求下所做的工作，最初可能有自愿的因素
，这可以从帮工期间领主通常提供较好的酒食招待得到证明。布恩工主要在两个季节，一
是6月份收割干草之时，一是从豪克日(8月1日)到天使长节(9月29日)的秋收时节。收获期
间，一般每户派一名劳力，但如果去了两人，干到中午便可收工。帮工后，领主常常提供
较为丰盛的膳食，以后成为惯例，而且对每顿饭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也做出规定，包括黑
面包还是白面包，“湿餐”(有啤酒)还是“干餐”(无啤酒)等等。如不兑现，佃户有权拒
绝帮工。苏塞克斯郡奇切斯特主教的一个庄园租税清册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毕晓普斯托恩、诺顿和登顿的惯例佃农自带犁具履行两天帮工，这两天中，一天吃肉
，另一天吃鱼，还有足量的啤酒。凡使用自己耕牛的人可在领主家中用餐。所有承担割麦
的人，午餐面包不限量；早晚餐每人限用一条面包。(1)

    这张记录在案的帮工食谱清单，规定之具体和详细，令人瞠目，也促人深思。该事例
以及以上诸事例都一致表明：领主和佃农双方都尽量不给对方的任意性留下余地，这对农
奴的怠工是一种监督，但对领主随意克扣或恣意盘剥无疑也是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对前原
始积累的意义绝不可小觑。

劳役地租折算为货币地租，不仅是佃农负担量的增减，更重要的是剩余劳动形式不确定性
的进一步消除。自13世纪末叶，劳役地租折算成货币地租，这显然更便于佃农负担量稳定
的考察。陶尼研究了若干郡的27个庄园的档案资料，统计了自13世纪末叶货币地租以来至
16、17世纪之间的租金变化，其结果列表如下，反映了当时的一般隋况。从表中可以看出
，尽管某些庄园的地租有一定的增长，但从长时段来看，大多数庄园的地租还是比较稳定
的。陶尼指出，真实的地租完全有可能比上面的数据还要稳定，因为早期的农民负担中有
一定比例的劳役地租，即早期的负担量没有完全显示。领主确实费尽心机地想得到更多租
金，例如抬高农民接管土地时的罚金等，在许多情况下这正是农民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而且，受习惯法保护的习惯保有地是庄园土地的主体，它们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高额地租，限制是明确的，佃农支付的租金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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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 C. Homans, 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Harvard,1942, 
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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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租的固定是农民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农业技术的提高，或者贸易机会的增长，都
会促进佃农土地上的剩余增加，而农业进步带来的收益大多转到佃农手里，后者明显地享
受了经济繁荣带来的自然增值。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例如在中国，农业进步带来的剩余
可能会以地租的形式落到大小统治者手里。我们不要忘记，农业剩余的增长与佃农经济的
繁荣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进一步说明英国农业自然增值流向佃农这一事实，陶尼又
以4个具体的个案为证：1608年的安布勒庄园，土地调查员记录的习惯佃农的租金是16英
镑5便士，除地租外，佃农们每年的总收益是93英镑4先令4便士。在同一年的黑克斯汗姆
大庄园，314个公簿持有农的地租总数是126英镑4先令8.25便士，而除租金外他们的收益
是624英镑4先令1便士。罗奇代尔是王室庄园，该庄园部分土地要负担高额地租，但是大
部分土地是习惯保有地，佃农从付给国王的习惯地租与按市场价格出租 it{的差额中获得
相当大的收益。例如，在部分地段，1亩地的差额收益在2便士到6便士之间；在另一部分
地段，差额收益是8便士；有的达到10便士。在莱斯特郡的巴克百庄园，差额收益尤为惊
人：1636年，自由和习惯佃农支付的地租总额是11英镑8先令7.5便士，而他们的收益却达
到215英镑1先令6便士。在16世纪的百年里，领主只要有机会就试图增加地租，但总的看
领主无法使习惯租金和不断上升的土地价格保持一致，所以，佃农仍然能每交给领主1便
士就放入自己口袋6便士。“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一个佃农的地租能保持200或250年不变
，而且在经过农业革命之后只需把自己租地获得利润的1／5、1／6甚至1／18上交即可，
那么连现代的农场主也会羡慕这样的佃农。尽管有其他不利因素，这一点就足以使佃农获
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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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1912, 
pp.119—120.

 

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价格革命的影响，佃农所支付的那笔固定租金的实际购买力大大下
降了。地租的支出，在佃农家庭的经济核算中是一个不断萎缩的部分，所以，即使地租与
个人收入之比没有发生变化，耕作者也从劳役地租的折算中以及后来的价格革命中获得一
种无形的收益。当然，它的前提是地租额固定不变，即领主没有力量将地租额随通货膨胀
而浮动。领主总是试图用勒索塔利税、继承捐、磨坊税和其他税收来补救他在地租中失去
的东西，可是同样受到习惯法的巨大阻碍而难以如愿。所以，剩余劳动不但是一个不变量
，往往还是一个不断萎缩的量。贝内特也指出：“由于对劳役的规定通常十分明确，所以
任何想增加劳役量的企图都难以如愿，这就使佃农的利益受到了保护。早在第一册成文劳
役簿问世以前的岁月里(在1225年以前很少有成文的劳役簿)，惯例就有很强的约束力。它
使每一个佃户的负担量固定化，任何增加佃户负担量的企图都会遭到佃户本人和他所有伙
伴的激烈反对。不错，佃户们并非总能成功地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事实上，一些庄园的
劳役量在13世纪时还有了一定的增加，但概而言之，随着佃农用货币赎买这种义务而获得
自由，他们的劳役义务总量在逐渐减少。”(1)陶尼说：地租额不变这个使大小领主们无
可奈何的问题，与村庄习惯法的作用密不可分。“即使到了16世纪，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
，惯例还是比国家法庭的法律更重要。重要的决定还是依据惯例。而且，庄园惯例并不模
糊，也并不是不确定。……它绝对不是含糊的传统。相反，它有着严格的精确性。它规定
了土地边界的位置，列出了牲畜和石头的数量。它规定农事安排。它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陶尼坚称，习惯法根深蒂固，在佃农经济发展进程中像“堤坝”(dyke)一样使农
民免受领主的过分侵夺，也免受竞争性压迫的侵袭，从而享受经济繁荣带来的自然增值。
(2)惯法是通过庄园法庭实施的，浸润着马尔克村社传统的习惯法和庄园法庭，无疑为中
世纪英国佃农提供了现成的抵抗手段。

 

二、习惯法和庄园法庭

 

    日耳曼人入主西欧前，长期实行马尔克村社制度。征服西欧并普遍领主附庸关系化后
，马尔克村社逐渐被庄园制所替代。然而，马尔克的文化传统，它的深层次的生活准则，
已经深深扎根于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不管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还是在漫长的中世纪
，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脚印。特别是英伦三岛形成的英吉利法，具有不同于欧洲大陆法的独
特性，集中表现为对个人自由的关怀，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对以往习
惯或惯例的尊重。这些特征在英国的法律政治制度中，以至在佃农的日常生活中，明显地
保存了几个世纪。

中世纪的英国法律基本上是一部习惯法。在中世纪英国人的观念里，任何存在了相当时期
的事情，人们便推定它是合理的、合法的。法庭所依据的习惯法，就是建立在这种假定之
上的。赛班称中世纪日耳曼人的法律是“发现”的而不是制定的(3)，似颇有缘由。1066
年诺曼征服后，征服者没有以诺曼的法律取代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而是继续沿用这种
属人主义的法律，使原有的英国的生活秩序仍然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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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S.Bennett, Life on the English Manor, p.105.

    (2) R.H.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118.

(3)赛班：《西方政治思想史》，李少军等译，台北幼师出版社，1978年，第229页。

 

英国法律的基础根植于乡村社会的惯例。英国佃农很久以来就沿袭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或
惯例进行诉讼和裁决。诺曼征服前通行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其后则是庄园习惯法。庄
园习惯法大量承袭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习惯法，对后者的承袭和应用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
12世纪出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习惯法的拉丁文译本，尽管这些法律文献只有少数教士才能
读懂。很明显，英国较多地继承了日耳曼人的法律和法律传统，这大概是与大陆法有所差
别的重要原因。

    庄园习惯法和庄园惯例，几乎在氲个庄园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即使同—领主所拥有和
管辖的若干庄园中，习惯法也不尽相同。13世纪的一本名为《如何进行答辩和主持法庭》
(How to Hold Pleas and Courts)的书中说道：“答辩人和法庭主持人……应熟悉该法庭
或庄园的惯例，以及前面说过的属于该法庭或庄园的特权，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法律和惯
例。”因为庄园惯例并非由领主统一拟制，而是在庄园法庭全体佃农出席人的一次次集体
裁决中产生的。在庄园法庭上，领主及其大总管虽然是法庭主持人，可望在判决中起重要
作用，但在法理上和实际运作中，任何判决都要由法庭全体出席人一致做出。法庭判决的
结果一般都记录在案，这就是“判例”。既定“判例”可在下次审判中被援引而成为判案
依据，实际上就是正式的法律。梅因说，“英国的法律是成文的判例法，它和法典法的唯
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它是用不同的方法写成的”，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当一个新案件被提
交法庭时，法庭进行讨论的全过程中“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提出要在旧的原则之外应用其
他任何原则，或者除早已久许的差别外应用任何差别的问题”。法庭的全部任务在于在以
往的判例中发现一条相关的法律原则，以解决新的争端。“但是一当判决被宣布并列入记
录以后，我们就不自觉地、不公开地潜入到一种新的语言和一串新的思想中。到这时，我
们不得不承认新的判决已经改变了法律。”(1)以往判决是法庭现案判决的基础，而现案
判决很可能又成为今后判案的新依据或新补充，习惯法就是这样在由全体佃农出席的、一
次又一次的法庭“裁决”(dooms)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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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19页。

 

英国庄园法庭大约出现于12世纪。它没有专职人员，更像一种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的集会，
每隔一段时间为解决一批问题而开庭，具体间隔多长时间，那就因庄园而异了。法庭召开
的地点也无任何规范性，或在庄园教堂，或在庄园主宅第的厅堂，有时就在村中心的一棵
大树下。庄园法庭由领主主持，领主本人一般不来，而由他的大总管(steward)代理，为
此大总管几乎不停顿地从一个庄园走到另一个庄园。大总管力所不能及的时候，也可由总
管(负责领地分区管理的庄官bailiff)代理主持。倘若是拥有一两个庄园的小领主，可能
会亲自主持。开庭时，全体成年男性维兰均须出席，事先有专人通知。出席法庭是佃农义
务的一部分，如同他缴纳地租和提供其他劳役一样，所以缺席者要被罚款，除非事先请假
并得到允许。佃农们一般不拒绝出席，因为法庭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即使诉讼不直接
涉及本人，他也需要经常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何况法庭常常涉及
一些公共事务，关系到每家每户切身利益，例如有关轮作制的协调、草地的分派、牧场的
使用等庄园管理方面的重大事宜都要在法庭上讨论和宣布。庄园法庭实际上是庄园行政和
司法管理的中枢。按马尔克传统，全部的公共权力，在和平的日子里，只限于司法权力，
而司法权具有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使法庭在庄园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权威。

    法庭有一系列的诉讼程序。领主大总管宣布开庭之后，原告先申诉理由，有时他还要
带来一些证人来证明他起诉之属实。证人首先宣誓，以上帝的名义保证证词真实可靠。然
后被告辩护，而且相互反驳，被告也可以带证人出庭作证。两造证词听取后，双方或其中
一方可以请法庭进行调查，有时还要交纳调查费。然后是陪审团——或者陪审员进行就职
宣誓，他们也是法庭委托的调查人。法庭调查人起初通常是十户长等村庄较有地位的佃农
，陪审团制度引进后多由陪审员进行。他们要说明原告和被告的事实情况，并说明本庄园
相关的惯例或判例。接着便是进行裁决。陪审团的出现以及他们向法庭陈述的问题理应引
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因此而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陪审团的身后是
全体出庭人，陪审团向全体出庭人报告，而且案件的最终判决也是由全体出庭人做出的。

裁决是法庭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步骤。中世纪庄园法庭显然保存了马尔克村社民众大会的
习惯，判决由法庭全体出席人集体做出。那种长期流行的传统观念认为，任何过失都是对
整个共同体的冒犯，因而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官，他们享有出席法庭并
依法对冒犯行为做出判决的权利。在法庭上，领主仅是法庭的主持人。作为主持人，领主
及其代理人可以竭力对判决施加影响，却很难擅自代替全体公诉人做出决断。梅特兰说：
“在庄园法庭上农奴有着与自由人一样的权利。在理论上，被告不是接受领主，而是接受
法庭出席人全体的审判。”(1)恩格斯也指出：“在这种法庭里，领主也仅仅是个提问题
的人，判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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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Pollock & F.W.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Vol. I, p.593.

 

则是臣仆自己。”(1)

1300年，格兰庄园某佃农认领自己母牛的案件，可以明确表明法庭的那种裁决方式。据记
载，在开庭日的一天，一个名叫 W·德·T的人前来法庭申请领回自己的那头黑母牛。这
头母牛走失了，后来在领主的牲畜栏里被发现。他说这头母牛是他的，并有6个人可以作
证。在场的全体库利亚经过审议(per considerationem totius curie et in presentia 
eiusdem)，做出裁决：“这头黑母牛是他的财产。”在这起案件中，全体库利亚根据6个
证人的宣誓证词，确信这头母牛属于W·德·T。于是，按照他们的规则，当着全体出席人
的面将母牛交还给了他。那么，“全体库利亚”(tota curia)一词是什么含义呢?含义只
有一个：那就是所有法庭出席人，不论是农奴还是自由人。

庄头往往对日常工作的分配拥有全部权力，欺压可能是经常的，滋生贿赂或偏袒也不足奇
陉，不过，庄头这样做也要有个限度。13世纪的《亨利农书》明确规定“庄头无权裁定涉
及惩罚或罚款的诉讼”。(2)很少有庄头敢不顾绝大多数佃户的意愿而蛮干，有时庄头做
得太过分了，佃农就有权在下次开庭时指控他。法庭会就此展开调查，查明真相，而组成
庄园法庭或陪审团的佃农也不会甘愿受压迫，敢于在法庭上说出自己的想法。例如，1278
年，佃农在法庭上对他们的庄头提出了一连串的指控。说他贫富有别，收受贿赂，为捞钱
而免除一些人的劳役。一些指控经陪审团认定属实，另一些被驳回。这个例子可以作为一
个典型例证来说明庄园法庭如何干预庄头肆无忌惮的行为。法庭可以干预庄头，而庄头或
其他领主代理人却不可以在法庭之外实施对佃户的惩罚。在1278年的另一个法庭上，有庄
头将一个维兰带上了法庭，控告他装病不去上工，而实际上他一直都很健康，并在自家的
谷仓和院子里干活。庄园陪审团调查后认为这纯属庄头的恶意中伤，未被采信，结果庄头
因所控不实而被罚款。这个例子说明，在每周的劳役中，庄官可以监督维兰佃农，也可以
举报，却不可以直接治罪，也就是说，领主及其管家对农奴的惩罚必须经过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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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0—361页。

(2)伊·蒙德等编：《亨莱的田庄管理》，高小斯译，王翼龙校，商务印书馆，1995年，
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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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和领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往往也要在法庭上进行一番讨价还价，因为佃户地
租额和其他义务量是习惯法的重要内容，其中的任何变动或争议，都要在法庭上做出认定
，也必须在法庭上做出认定。1300年，埃尔顿庄园的法庭案卷载有19个茅舍农涉讼的记录
。他们被指控没有将牧草装上马车，使领主满意。但这些茅舍农坚称：自己没有装草的义
务，除非他们出于自愿，主动这样做。为此，法庭查阅了有关佃农劳役的惯例，然后确认
：这些茅舍农必须在草地上或领主庭院里将牧草垛起，但没有义务将牧草装上马车。(4)
此例再次说明，佃农的劳役量确有一定的惯例，并记录在庄园法庭档案中，一旦超过此值
，佃户，即使农奴也有权利依据庄园惯例予以抵制，而这种抵制有可能在法庭上获得成功
。

当农民认为他不能在庄园法庭讨回公道时，自由佃农可越过庄园法庭，直接向领主的领主
或王室法庭申诉冤情。例如，在英格兰的斯塔福德郡，有3个佃农与其领主进行了长达35
年(1272—1307年)之久的争讼。佃农耕种的土地先前曾是王室土地的一部分，佃农根据一
个世纪前亨利二世时期的惯例上诉到王室法庭。他们宣称，他们只需交纳每年5先令的固
定租金，再加上某些捐税。而领主宣称，他们还须承担其他义务，包括继承捐、婚嫁捐，
当发现其女儿失贞时支付“失贞费”(leywrite)等等。(2)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但诉讼
程序是再明确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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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C. Homans, 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104.

(2) R. H. Hilton, Bondmen Made Free, London,1980,pp.69—70.

 

三、余论：法庭及其抵抗斗争评估

 

    英国中世纪庄园法庭的作用是复杂的。

其一，维护了中世纪庄园正常的生活秩序。庄园法庭既是司法机构又是庄园事务管理中心
，所以它有一定的公共职能。这些事务包括每年条田地调整，保证轮耕制的顺利进行；土
地的转让；敞田和公地的管理；对各种侵权行为的处罚，如在公共地上过度放牧，过度砍
伐林木和采挖草皮等侵权行为。还有，佃农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也由庄园法庭解决。庄园
法庭还受理毁约或者不履行诺言和义务的行为，并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做出评估。再有，就
是触及到“国王的和平”的一些事务，有时也纳入庄园法庭处理。

    其二，维护了领主的统治秩序和经济利益。领主是庄园的主人，维护庄园正常的生活
秩序，首先使领主受益。法庭赋予领主以威望，重要的是使领主掌握了这样一种机构，凭
借它惩罚违法者。如侵犯领主的草地、牧场、池塘，偷盗领主的牲畜、庄稼以及攻击领主
的管家等。再如对农奴个人婚嫁、担任圣职以及外迁等事务的控制，因这些问题实际上会
影响到领主自营地的有效运作，进而在总体上会影响到领主的利益。除此之外，还能为领
主带来经济收入，尤其是在处理一般民事案件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惯例，各种违法行
为均被罚以现金，而罚金全归主持庄园法庭的领主所得，所谓“司法获大利”(justice 
is great profit)。一般说来，案情性质由法庭判决，但具体课以多少罚金是由领主或其
手下的官员们决定。来自法庭的收入在庄头每年呈报的账簿中单独构成一项，就足以说明
其重要性。

    其三，习惯法以及庄园法庭也是佃农自卫的一道屏障。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佃农
团结一致的斗争，英国中世纪庄园法庭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既有保证领主实行超经济强
制的一面；也有防止领主过分侵夺，对领主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进行限制的一面。对公认的
习惯法的尊重，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司法独立陛，“同侪审判”的原则以及逐
渐专业化的诉讼程序等，使英国佃农即使在农奴制最严酷的条件下，也有基本的抵抗手段
，也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一些个人基本的权利——这或许是佃户，包括农奴竞能有财产独立
发展的最隐蔽的秘密之一。

    总起来看，佃农在庄园法庭上更多时候是坐在被告席上。在有关领主与佃农争讼的案
件中，前者胜诉的比例占大多数，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中世
纪那样最黑暗的时代，人们也保持着这样一种共识：如果佃户与领主发生争执，应该像村
民之间发生的任何争执一样，要到法庭上解决，要依据公认的惯例，并由全体出席者或陪
审团一致做出判决。所以，问题不在一次或几次诉讼的胜败，而在于法庭能否为“个人自
由”或“个人权利”——哪怕是最低度的个人权利——留下生存、自卫与发展的空间。这
并不是说，佃农不受压迫和不贫困，而仅仅是说，以此为手段对统治者的恣意性与随意性
他是否可以有所抵制，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诚如贝内特指出的那样，庄园法庭并非
强而有力的，然而“也不是全然无用。它不只是领主用来对佃农进行罚款和惩治的工具。
它也是防止政策恣意改变的一道伟大的屏障(a great barrier)”。对于佃农来说，法庭
是有据可查的法庭，为了能查询案卷，以便确认他所提出的权利要求是否合法，佃农总是
情愿缴纳一笔钱款，以求陪审团查证。当佃农来到法庭之上接手或让渡一块土地的时候，
法庭上不仅有交换“权杖”的仪式(1)，更有书吏将这些事实记入案卷，农奴往往还可以
从法庭得到一份记录的副本，以免出现任何疑问。再者，当一个人受到他人伤害时，他可
以提起补偿的诉讼，或提出权利要求，可以听到法庭的“判决”，而这一判决宣布之前是
由其同侪们做出的裁定。所以伯尔曼说：“庄园法调整的主要是穷人与富人、统治者与被
统治者和‘管理’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庄园法只是将义务强加于农民，
相反，庄园法对于保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并非无足轻重。……不过，确保这些条件改善的新
法律制度的发展，不仅依赖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且依赖法律条件的改变。新的法律概念和
制度以及新的法律观念已将萌发并正在涌现，领主和农民都致力于求助于它们解决他们之
间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2)

统治者的恣意与贪婪是本能的、普遍的，英国领主也不比中国地主或其他地方的地主更好
些。英国佃农的幸运仅在于，他们很早就找到了抑制对方的手段。佃农可以有效地抵制领
主的任意或过度的侵夺，保护个人财富的独立发展，从而形成普遍的、连续的社会积累机
制，成为原始积累的前提。它是近代文明启动的物质基础，也是近代法治关系得以广泛实
现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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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权杖”通常指一根细长的木棍，以象征实际存在的那块土地。

(2)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89页。

 

作者简介：候建新，1951年生，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西欧经济—社会史、中外农村现代化比较
等。主要作品有《现代化第一基石》(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农民、市场与社
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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