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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我们这1000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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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
作者: 何光沪 (12/30/1999)
　　人类创造出“神”，以解决与自然和自我的麻烦，结果人与神竟成了纠缠不清的问
题。过去１０００年中，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成就大约要算是确立了“人本”。不过，人
类虽然逐步从体制化宗教的殿堂走了出来，但是仍在摸索和试验各种新的宗教形式。如
果说我们的人性中还赋有某种神性，那便是爱和创造。人类需要回复到人性中的这种神
性
　　《创世纪》说，神用地上的“尘土”，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就有了“人”。
不久，人因想要“如神”而违抗神命，又被逐出“乐园”。从此开始了“神”与“人”
的千年纠葛。
　　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告诉我们：其实远在万年以前，当人意识到自身与万物有
别之时，当人有了自我意识即人成为人之时，就有了对神的意识。这种意识后来被称为
宗教体验和宗教观念。世界上所有的人种和民族，所有的社会和文化，都有着表达神灵
意识、表现神人关系的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它们虽然千差万别，到现代却被与宗教体
验和宗教观念合在一起，总称为宗教。
　　宗教是神对人的触及和人对神的反应。它在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中的绵延不绝，表
明神人关系虽然久已疏离，却又“绵绵若存”。上古时代各民族宗教中的多神崇拜，表
明人们会把此世的事物，误作为终极的关切。中国的龙王与风伯，罗马的维纳斯与丘比
特，只不过显露出人们把人世间的美丑爱恨投影于自然界的风雨雷电，也就是说，把同
自己相关的利弊好坏看得何等重要！
　　“轴心时代”否定了这种多神崇拜。从东方的孔子、孟子，到希腊的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从兴盛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到兴盛于欧洲地区的基督教，表明人们在某种
程度上摆脱了这种自我中心和近视浅见，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浩渺的苍天，让心思深入于
世界的本源。福音书有“浪子回头”的故事，说的是离开父亲、浪荡多年的儿子，一旦
醒悟之后，仍然受到父亲的欢迎。也许这可以说明，“轴心时代”创立的各大宗教及其
影响下的文明，为何能蓬勃成长、繁荣兴旺。文明或文化的动因，是人要超越自然、超
越自我，而超越精神的集中体现，乃是宗教，超越所指向的最深最高和最远者，则是宗
教的对象，即董仲舒称为祖父的“天”，或基督耶稣称为父亲的“神”。然而，如果把
“子”“孙”当成了“父”“祖”，把“人心”等同于“天道”，人就又过于狂妄，同
神又再次疏离。
　　１０７７年，在意大利的卡诺莎城堡门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身披麻
毡，双脚赤裸，在雪地里站立三天三夜，忏悔罪过，为的是请求暂住城堡之中的教皇饶
恕，恢复他的教籍……
　　１０１４年，巴拉迪一役获胜之后，拜占廷皇帝巴西尔二世下令将１４０００名保
加利亚俘虏刺瞎，企图恐吓强敌，永保江山，但他那皇权高于教权的帝国却从此步入厄
运……
　　同样在１１世纪，北宋“天子”宋真宗先是与大臣自编自演“天书降临”闹剧（１
００８年正月），继而又故伎重演数次（同年四月、六月），还自立塑像于玉皇大帝像
旁，“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一百年后，宋徽宗更不但自称“上帝元子”，还自称天
神下凡，运用政权力量在宗教中扬此抑彼（推行本国之道教、儒教，排斥夷狄之佛教、
明教），结果不但“四海”未服，自己反成“戎狄”囚虏……
　　从１１世纪往后，我们更可以看到：西欧的宗教以其精神力量和独立体制，与世俗
政权并立共存，相互制衡。“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于是君主、集权受
到限制。仅以英国为例，在１３世纪就有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和“国会”，而１６
世纪宗教改革的导火线，竟是亨利八世想要离婚而未获教皇批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
有实权，更不可能统一西欧，这就造成了多元竞争的局面。由此所激发的活力，或许可
以解释当时分裂而又落后的西欧，为什么却远远超过了统一而又先进的中国。１６世纪
的宗教改革，让人越过教阶、教堂、教士、教会与教皇，直接面对神，在体制的多元之
上又增加了思想的多元。１７世纪的科学勃兴，则同圣经的这一重要观念有关：神创造
自然并交给人进行管理，故人可以探究自然、为人服务。１７世纪的英国革命造成“虚
君”制度，其主力就是信神虔诚的清教徒。１８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发布“独立
宣言”和“人权宣言”，其基础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这个“天”实际上就是“人”
之上的“神”。另一方面，吸取数百年宗教迫害和战争的教训而确立的政教分离制度，
其根据也是人对神的信仰必须出于内心，宗教信仰应该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
的上帝，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与这个上帝交流。
　　１１世纪（１０５４年），正式同西方分裂的东正教会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它自
认为“同帝国是一个整体”，完全屈从于拜占廷皇帝和俄国沙皇的控制。于是，在这样
一个社会，如教士布莱尼斯当时所描绘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
贿，调停人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的世俗社会，宗教就丧失了批判和制衡的作用
。“刽子手”巴西尔二世死后，一度稳定、强大、富裕、自满的拜占廷帝国日渐萎缩，
内部腐朽，外部虚弱，终于在１４５３年被奥斯曼帝国８万军队攻破首都，皇帝也死在
城墙之上。五百年之后，在沙皇被说成“比太阳明亮”，首都被称为“第三罗马”的俄
罗斯，这种制度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
　　在中国，古人敬奉的“上帝”在周代渐称为“天”，人间的帝王则不但自称“天子
”，而且垄断了祭天的权利（“天子七庙”，“不王不　”）。民众的宗教情感得不到
宣泄，只能到被统治者诬为“淫祀”的民间宗教和佛道之中寻求满足。这种独特的政教
合一制度，一方面独尊儒术，祭天祀祖，一方面又对儒释道三教严加控制，把任何独立
批判视为“犯上作乱”。自宋代开始日益严酷的专制制度，使当时多方面领先世界的中
国，外部屡被强敌入侵，内部日渐腐朽没落，社会丧失公正，人生丧失意义。从神人关
系的角度来看，把掌权者称为“天子”，把皇上奉为“圣上”，是把人奉为神，把世俗
奉为神圣，其结果是消解了神，消解了神圣，也消解了人间秩序的基础。这可以解释宋
代开始的中国社会世俗化过程：“儒释道”教日趋虚伪衰微，“小说”“淫祀”日渐赢
得大众，“理学”“心学”虚化天帝，惟危“人心”渐被等同“道心”。社会生活中的
不守规则即所谓“无法”，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无天”。
　　时至千纪之末，道德滑坡或“无法”，起因于人神混淆或“无天”的现象，更加明
显。发人深省的是，一方面，在长时间科学昌明而信教自由的西欧，星期天上教堂的人
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在曾推行“领袖崇拜”并压制宗教的东欧和中国，各种宗教却死
灰复燃，十分兴旺；一方面，在实用理性已显现弊病的美国，传统宗教复兴和新兴宗教
崛起正适应着人们的灵性渴求，另一方面，在灵性饥渴正日益明显的中国，人们却将宗
教混同于迷信，仍然热衷于实用主义。
　　过去１０００年中，人类逐步从体制化宗教的殿堂走了出来，但是仍在摸索和试验
各种新的宗教形式。过去５００年中，人类开始建设某种平等竞争的经济政治体制，但
仍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过去１００年中，人类在掌握自然从而为生活制造便利方面取
得了飞速的进步，同时在组织社会从而避免人为灾祸方面却遭到了空前的失败。爱因斯
坦说：“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敲响警钟，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唤醒各国人民，特别是各
国政府，提醒他们注意：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人对人的态度，以及人们对未来的观念，
他们便肯定会给自己带来空前的大灾难……被释放的原子能除了未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以外，已经把一切都改变了，于是我们将不知不觉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之中。”
另一位科学家海森堡更指出：“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现在第一次只是面对自己：人类已
没有别的伙伴，也没有别的敌人。”所以，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谈到人类将决定
自己和其他物种的命运之时更说：“现在的问题是，要评估作为一个物种的我们———
—我们的人性……”
　　古人说“人心惟危”，仅仅依靠人性是危险的。如果说我们的人性中还赋有某种神
性，那便是爱和创造。因为恨和毁灭只引向虚无，爱和创造才带来世界，才带来人。只
有回复到人性中的这种神性，我们才能在新的千年中，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并造就一
个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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