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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我们这1000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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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作者: 葛剑雄 (12/30/1999)
　　自在地球上占据支配性地位以来，人类在这一千年无论是在量还是在质上都达到了
某种高峰，有些人种消失了，有些人种却壮大了，也开始了对繁衍的有效控制
　　与人类至少有２００万年的历史相比，过去的１０００年实在只是一个瞬间。但正
是在这瞬间，全世界的人口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变化。
　　公元１０００年时，全球的人口大约有２·６５亿，而眼下已经突破６０亿大关，
１０００年间增长了２２·６４倍。
　　公元１０００年时的中国，正处于北宋、辽对峙时期，还存在着大理、回鹘、吐蕃
等政权，合计人口近７０００万，而中国的人口目前已逼近１３亿，１０００年间约增
长了１８·５７倍。
　　公元１０００年时，今天上海市的辖区还没有全部成陆，上面只有一个县城，现在
已拥有１２００多万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但从１９９４年起，上海的常住人口已
经连续６年出现负增长。
　　这三种情况正好代表了以往１０００年间世界人口的发展趋势。
　　人口的增长或减少取决于两个因素————出生率和死亡率，但都受到自然环境和
人类社会的制约。
　　自然环境的变迁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气候的变化，气温的升高或降低，降水量的增
加或减少，灾害性天气的频繁和剧烈程度；地质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泥石
流、海啸、地面与海平面升降、水土流失；生物灾害；还有各种疾病、传染病、虫灾、
某些物种的异常增减。这些变化及其造成的灾害对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相当明
显，在人类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尤其如此。１０世纪末，世界各国各地都还处于农耕和
游牧阶段，对天灾既无法预报，也不能有效地防御，只能忍受或用迁移的办法躲避。一
次大面积的持续干旱往往会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１４世纪初的“黑死病”（来自中
亚的淋巴腺鼠疫）的传染曾使整个欧洲的人口减少了１／４到１／３，１５５６年１月
２３日（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陕西华县的地震创造了死亡８３万人的纪录，
１７世纪前期的气候异常使大多数地方的人口出现停滞或倒退，１８４５年来自美国的
马铃薯病虫害在３年间导致１００万爱尔兰农民死亡，本世纪６０年代初的饥荒使中国
至少损失了１８００万人。
　　但人类自身的活动对人口的影响更大，也更直接。其中战争和屠杀是破坏性最大的
一项，如１３世纪前期蒙古骑兵对黄河流域、中亚和东欧的征服过程伴随着成千万人的
死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到达美洲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屠杀了大批土著居民，在层
出不穷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中丧生的人不计其数，专制政权的酷刑又始终是大多数国家平
民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欧洲就丧失了８００万士兵的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的欧洲士兵更高达１７００万。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并不限于
直接的杀戮，由于战争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体系以至生产停顿，物资毁坏，瘟疫流
行，饥荒爆发，社会混乱，导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如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１０
００万士兵的同时，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等造成的“过量死亡”达１５００万，还少出
生了２０００万人。
　　在１９世纪以前，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和民众都希望人口繁衍，但他们的政策、信
仰、婚姻和生育方式，却往往起着相反的作用，社会环境也迫使一部分人不得不推迟婚
龄，限制生育，以至不婚不育。例如，在盛行多妻制的情况下，一部分男子找不到配偶
，一部分妇女无法充分生育；某些宗教信仰或道德观念造成大批教徒终身不婚不育，寡
妇不得再嫁；出于现实需要而用原始的方法避孕，甚至不惜危及妇女的生命；因无法供
养子女，或出于性别歧视，或出于迷信习俗，杀婴现象曾相当普遍；沉重的赋税徭役、
兵役使青壮年无法及时婚配，或只能减少生育；在饥荒和战乱时，贫民往往抛弃子女，
甚至“易子而食”。
　　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与人类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天灾与人祸往往交织在一起，天
灾因人祸而加剧，战争、动乱、水旱灾害、瘟疫、饥荒同时爆发所造成的损失至为惨重
。如１３世纪前期蒙古灭金期间曾使中国北方的人口减少了７０％以上，太平天国战争
造成的死亡和少生人口约占当时总人口的２２％，高达１亿，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口的
损失超过３０００万。人类不合理的经济开发和对天然植被的大规模破坏导致水土流失
、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加重，由此造成的人口损失难以估量。在工业革命以前，不少国家
和地区的人口数量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徘徊不前；自１２世纪至１５世纪，全世界的人
口几乎没有什么增加：天灾人祸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１７００年以前的世界人口增长模式基本都是这样二种模式：高出生
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的增长率很低，增长
相当缓慢。从１０００年至１７００年这７００年间，世界人口从２·６５亿增加到６
·１０亿，年平均增长率只有１·１９‰。同期中国的人口从０·７亿增加到约１·５
亿，年平均增长率仅１·０９‰。当然，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这７００年间的人口并
不是平均增长的，不断有高低起伏，以至大起大落，但即使是在增长最快的年份，增长
率也不过１０‰上下。
　　进入１８世纪后，世界人口出现了较大增长，特别是该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的发生
使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口快速递增。中国的清朝正处于鼎盛阶段，１００年间人口翻了
一番。到１８００年，世界人口达到９亿，１００年间净增２·９亿，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９‰。仅中国就为世界增加了１·７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７·６‰。不少国
家和地区已经受不了如此迅速的人口增殖，英国的马尔萨斯、中国的洪亮吉等都深感人
口危机的严重性，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于１７９８年应运而生。
　　马氏的结论建立在两条永恒法则的基础上————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
的情欲是必然的，“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有限。
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既然如
此，到一定的时候，人类就只能靠饥荒、战争和瘟疫这类“抑制”的办法来解决人口问
题了。此论一出，马氏立即被一些人斥为“人类的敌人”，但此后全球人口的飞速增殖
却不幸证实了马氏的观点：１９００年达到１６·２５亿，比１８００年增加了８０％
；１９５０年增加到２５亿，而在过去的５０年间又不止翻了一番，一举突破６０
　　亿。与此同时，由创纪录的人口而引起的环境和社会和社会矛盾与日俱增，日益尖
锐，马氏指出的“抑制”手段居然成了残酷的现实。
　　但我们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经过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初期的迅猛增殖后
，一般都已完成了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即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过渡到了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有的甚至已经达到零增长或负增长。其他国家的发达
地区，如中国的上海，也已进入这样的阶段。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通
过有效实施计划生育，出生率已下降到１０‰左右；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进
步，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近年已开始减慢。这就动摇了马尔萨斯理论的基础————尽
管人类永远需要男欢女爱，却可以自愿并有效地控制生儿育女。至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
产、生活资料的能力，尽管的确是有限的，但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利用土地和资
源的观念和手段的更新，这个极限是可以推迟的。
　　以往１０００年间、特别是后５００年间人类的大规模迁徙，使地球上的人口分布
更趋合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地矛盾。中国的南方、东北、西北和台湾等岛屿，俄
罗斯的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日本的北海道，北美大陆，南美腹地、澳洲大陆和新西
兰等地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城市的现有居民，大多是移民的后代。移民曾经是人类抵御
灾害和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手段，今后仍将是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身高体胖曾经是财富和健康的象征，但直到本世纪初，人类的平均身高和体重几乎
没有显著的增加，只是这１００年间、特别是５０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的平
均身高、体重，才有了明显的增加。但现在人们已经明白，人并不是越高越好，过重更
会影响健康，所以尽管世界上一部分还在为营养不良或吃不饱饭而担忧，大部分人正致
力于减肥和健美。不过可以肯定，未来的人类必须控制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就像有意识
地锻炼身体一样。
　　虽然我们不能说现在的人类必定比１０００年前有更高的智力，但智力得到不断开
发是不争的事实，至少我们不必担心人类的智力必然会退化。
　　基于这样的信念，我认为，在下一世纪或下一个１０００年间，人类绝不会无限制
地增长，中国的人口将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人类的生存质量将有明显的改善，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对自身的控制和不断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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