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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剑桥中国史第1 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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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本书为《剑桥中国史》第1 卷的中译本。《剑桥中国史》以秦汉时代为
第1 卷，是由于秦汉以前时代近年出土文物多，有些资料还未得到利用，成
书条件还不够成熟。本书征引文献广泛，并重视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工作。有
关思想文化史的内容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左右，对佛教的传入、民间宗教、
佛道二教的关系等方面论述更详。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
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秦汉史研究的成果和水平。
导言
本卷论述的是分别称之为秦、前汉、新和后汉诸王朝的最早几个统一的
中华帝国。（西汉和东汉之称有时代替了前汉和后汉。）两个重大事件的明
显的日期标志着这段时期的起讫：公元前221 年秦帝国的建立和公元220 年
最后一个汉帝的逊位。但是这两个年份不应视作本卷所论述的时期的严格界
线。公元前221 年的几件大事是前几个世纪事态发展的最后结果，所以本书
第1 章必然要向读者交代战国时期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与此相似的是，
虽然汉献帝的逊位可以视为汉朝的正式结束，但帝国瓦解过程的出现早已在
这个日期之前；甚至可以认为，公元184 年黄巾叛乱的爆发实际上标志着汉
帝权威的结束。在考虑毫无权力的皇帝仍坐着汉朝皇位的这几十年的政治发
展时，就必须进一步看到随之而来的时期，那时汉帝国最后崩溃，它的领土
被同时存在的魏、蜀、吴三国所瓜分。
与此相似的是，在考虑思想史时，把本卷绝对限定在秦汉两朝的时期内
是既不实际、也不可取的。必须交代在秦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哲学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它们，帝国就不可能建立。已故的戴密微教授多年前所写的一章（那
是在原来以不同的方针规划的一卷中的论文）把关于佛、道两教哲学和宗教
的论述一直延续到隋朝（建于公元581 年）。这一章是作为一个整体撰写的；
本来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按时间顺序，分别载于本卷和第2 卷，但我们宁
愿保存原来的形式，因为它讨论的主题最好是一气呵成地去读完它。
只要对现存的秦汉史史料进行考察，就立刻可以看出预计的叙事范围是
根本不完整的，涉及许多重要主题和问题的证明材料在所讨论的四个多世纪
中分布得并不均衡。因此，我们掌握的有关前汉经济发展的材料多于后汉的
材料，而阐述公元1、2 世纪大家族成长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材料，则比以前时
期的材料又显得更加清楚。辨认前汉时期政治变化的类型可能比辨认后汉时
期的类型更加清楚；在后妃及其家族对行政的影响方面，已知后汉的材料多
于前汉，而对关键的政治人物的影响，我们对前汉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又
比对后汉看得更加清晰。在思想史方面，我们掌握公元前200 年至前100 年
的情况，远不如后三个世纪的情况。
在长达约2000 年的时期中，中国的学者、历史学家和官员一直在研究秦
汉帝国，这两个王朝又是属于首先吸引研究中华帝国过去的日本和西方学者
注意力的朝代。根据近年来批判性的学术研究，本卷的目的是要提供原始史
料中所有资料的概要。但是迄今进行的研究对秦汉史各个方面的注意有点不
平均。例如，对前汉时期的研究多于后汉时期。仍有若干重要的题目不可能
有把握地写成。例如，本卷没有试图分析气候变化及其明确的长期后果。类
似的情况是，尽管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近期有明显的进展，试图对秦汉时
期的这类发展作出概括说明看来仍为时尚早。总结这个时期文学成就的时机
也还不成熟。
文字史料及它们的问题
本卷的几位撰稿人讨论了他们所依据的史料的价值和缺陷，并且说明了
某些材料的重要意义和问题。关于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及其偏见的总的评价，
关于对秦汉史研究现有史料的探讨，请读者参阅一批现存的著作。①总的说，
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必然几乎只能依靠中国正史特有形式的史料，只有
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求助于其他的文字材料，以确定这些正史的编纂者所依
赖的文献，检验它们的叙事是否准确，考查它们的可靠性的问题，或者权衡
它们的意见和判断。
然而，我们所说的三部正史——《史记》和前、后《汉书》——的篇幅
和性质可能稍许减轻这些困难。这三部著作都不是出之于一个作者或编纂者
之手；不同部分的卷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起草的；这些著作的不同部分之间
的内在的一致性在估计它们的准确性或正确性时能有相当大的价值。因此，
批判性地处理材料要求持谨慎的态度。
三部著作的叙事范围决不是一致的。《史记》意在写成一部直至作者时
代以前的人文通史，因此在进行论述秦汉两朝之前涉及了帝国以前许多世纪
的内容；它不包括西汉的全部记载，叙事至公元前100 年以后不久。这三部
正史都没有把新莽王朝当作一段应该同样享受一个虽然短命、却被视为合法
的王朝尊重的完整时期。《后汉书》中还没有相当于其他两部正史记述西汉
世系表部分的那几卷。
必须记住，三部正史的不同的作者根据略为不同的观点撰写，而且离所
描述的事件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史记》的创始人司马谈（死于公元前110
年）以偏爱某种形式的道家思想而著称，但其子司马迁（约公元前145—约
前86 年）却没有这种偏爱；后者负责了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最后在受政治耻
辱的情况下结束了他的一生。《史记》现存的卷中有几卷经过他人的增补，
为的是弥补很早就已知道的一些缺陷。《汉书》由班彪（公元3—54 年）开
始撰写，他的关于君权形式的论文是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文献。这部著作主要
由他的儿子班固（公元32—92 年）完成，然后由班同之妹班昭（公元48—
116？年）撰稿作了一些补充。《汉书》还收了诸如马续（盛年期约公元141
年）关于天象的文章和刘歆（死于公元23 年）的一篇在秘府收集的书目的节
略。
按照通常的说法，人们一直认为《汉书》的编纂者在撰写前汉开始的100
年的几卷时广泛地取材于《史记》；但是也有人争辩说，两部著作的有些部
分却存在相反的写作过程——《史记》中有些早已佚失的卷已被现有的文本
所补充，这些文本是根据《汉书》的相应部分编成的。①最后，现存的《后汉
书》实际上是一部合成的作品，它的本纪和列传由范晔（公元398—446 年）
① 例如，沙畹：《〈史记〉译注》（巴黎，1895—1905）第1 卷，第7—61 页；南希·李
·斯旺：《班昭：
公元1 世纪中国杰出的女学者》（纽约和伦敦，1932）；查尔斯·加德纳：《中国的传统
历史学》（坎布
里奇，1938）；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
〕，第9—81 页）；
伯顿·沃森：《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纽约，1958）；何四维：《关于汉代历史学
的几点意见》，
载比斯利和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31—43 页；雷夫
·德·克雷斯皮
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唐纳德·莱斯利、科林·麦克勒斯、王赓武：《中国
史〈史料论文集〉》
（堪培拉，1973）；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 年）：中世纪早期的一个儒家的一生
和反省》（剑桥，
1975），第84—126 页。
① 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的可靠性问题》，载《通报》，61：1—3（
1975），第83—147
页；伊夫·埃尔武厄（吴德明）：《〈史记〉和〈汉书〉的相对价值》，载《戴密微先生
汉学文集》（巴
黎，1974），第55—76 页。
根据更早期的材料写成，而其中的志则是司马彪（公元240—306 年）在此之
前一个多世纪写出。
在这三部正史中，《史记》和《汉书》对中国的历史写作具有更大的影
响，这不但是因为它们为以后的历史树立了结构形式，而且也由于它们的优
美的文笔，因为它们作为鲜明有力的文章的样板，一直被人们所钦佩和模仿。
在这两部著作中，《汉书》的作者喜爱古文学，有时还使用一些古词。在论
述同一题目的相应的卷中，《史记》的文字与《汉书》的文字往往相同，只
是偶尔有一些语言上的微妙差异；在出现差异的地方，《史记》反映的是当
时使用的语言，而不是一心去模仿陈旧的文风。两部著作都包括一些生动的、
甚至是戏剧性的段落：如项羽的最后一战和死亡及李陵英勇地深入中亚的记
载，或者爱冒险的旅行家通过兴都库什山的描述。两部历史还收了一些来自
官方或皇帝决定的枯燥的声明或严肃的公告，以及国家文献的提要。
在西方人眼中，这些正史都缺乏因果的意识。此外，它们一般缺乏某些
类别的报道，例如，皇帝、诸王和显贵人物等家族的家谱中所收的妇女的参
考材料就没有男人们那样完整。象所有的正史那样，它们对京师政治事务的
报道占绝对大的比重，而对于地方性事件的叙述则比较少。
计量的材料只是偶尔散见于各处。因此，只存在公元2 年和140 年两次
年度人口登记的统计数字；公元2 年的一次所收的是从帝国1577 个县中选出
10 个县的数字；选择它们大概是因为它们的面积非常大；关于其他县和其他
时期的材料，我们有时得到的可能是一种浮夸的报道。精确的数字——例如
人口登计数、可耕地面积数或秘府藏书的卷数——可能是根据实际算出的，
因此除去文字错误的因素外，它们可能要比例如交战军队规模的约数更为精
确。
现在可以举出一个特定的例子，从中看出正史的一个特有的缺点是缺乏
外部材料的制约。这就是对外关系方面的论述，在这些著作中，这方面的材
料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写成的，并且被中国官员的态度、偏见和记录所歪曲。
当时与帝国官员打交道的民族没有留下它们能够自己叙述这些关系以及谈论
对其中国邻邦的看法的任何文字记录。
在某种程度上，《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历史记录可以被当
时或稍后的其他文学作品所修正或补充。不象历史陈述那样有具体意图的哲
学著作往往能使人洞察当时中国施政者的动机，而对伦理价值的讨论很快会
变成适合于一个皇帝或官员的指导思想。写成了一批著作，用以详尽阐述当
时的或理想的制度。有的后来被收在典籍中，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有的出
于备受尊敬的学者如蔡邕（公元133—192 年）或应劭（约死于公元204 年）
之手，现在令人遗憾地只存有残卷。少数专门为批评时政或生活方式的完整
的专著或论文（如前汉的《盐铁论》和后汉王符的《潜夫论》）具有巨大的
价值；它们可以用来纠正或支持这些正史中的某些比较概括的叙述，或者有
些夸大其词的描述。最后，有的汉代诗人以丰富的比喻暗示了朝廷的理想或
期望，并且热情而详细地描述了两都的壮观景色；另一些诗人则尖锐地提醒
我们注意黎民百姓在他们的政府手中所受的苦难。
直到近期，秦、汉两朝的独立档案材料几乎完全限于在西北防线文武官
署所拟定的文书的残件。这些木、竹残简最早在1900 至1915 年斯坦因到中
亚探险旅行期间在敦煌附近的遗址被发现。在1927 至1934 年斯文赫定进行
的中国瑞典联合考察期间，更大量的约在公元前100 年至公元100 年期间的
残简在居延附近的遗址被发现。①自1972 年以来，这些残简又被可能证明是
更有价值的材料所补充，因为这些材料包括了又是在居延遗址发现的一批完
整的文卷。
除了这些来自汉帝国边缘地区的残缺或完整的文书外，约自1960 年以来
大量材料已在中国中部的某些考古遗址发现。这些文书包括簿册或法律条
文。它们可能涉及在其他地方未予阐述的官方活动和公共生活；它们可能来
自较低级的政府机构，其决定还没有重要得需要收入正史之中。在这类新发
现的材料中，有的是属于专业性的，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早就被人遗忘，尚待
作出完整的解释。
全部的这些文书尚未见出版。由于分布的时间和地点不均匀，而且它们
的发现全靠考古学家的机遇，这些文书作为确定帝国政府法令实际贯彻程度
（特别在下级政府）的一种手段，具有巨大的价值。此外，这些档案材料的
发现也许可以用来证实过去历史学家的正式记载或者一部公认的历史文书的
精确性，就象在墓葬中发现的文学作品的版本可以惊人地证实我们公认的版
本的可靠性和检验其精确性一样。
考古物证
至少从11 世纪起，秦汉时期的文物已引起了中国的文物工作者和收藏家
的强烈兴趣。在较近的时期，西方的沙畹和伯希和等学者及斯坦因等考察家
已经注意到这个时期的文物和纪念物。在20 世纪前半叶，日本和美国的收藏
家和学者同样开始对这些事情表现出兴趣，在最早叙述历史物证的著作中，
有的是由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先驱如美国的劳费尔等人写的。在20 世纪20 年
代，少数在中国工作的中国及欧美考古学家倾向于把力量集中在史前的遗
址、最近被确定为商代的遗址、或者装饰富丽的周代坟墓。但是，在满洲和
朝鲜的日本考古学家，或者象在勘探中亚期间的中国-瑞典考察队中的专家，
同时也对少数汉代遗址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出版了一批重要
的专著。①
在使考古工作实际上停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内战的破坏之
后，当人民共和国政府执政时，中国的考古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当大一
批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已经逐步地受到训练，许多在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遗址已
经按部就班地被研究和记录。这些调查的结果已定期地在专业刊物上和专著
中发表。虽然这些刊物在文化革命的几年（1966—1972 年）中中断，但有些
考古工作在这动乱的几年中仍得以完成，其成果到后来也被发表。后来考古
刊物的数量增多，它们的质量也不断提高。由于培训的日积月累的结果，中
国现在拥有大批专业考古工作者，但是不断出土的文物的规模是如此之大，
现在只能完成一部分必须做的工作。
除了在秦汉墓葬中发现的占绝大部分的物证外，还发现了城墙和宫殿的
遗迹，偶尔还发现一个象铸铁作坊的工业遗址。对这类遗址的考察和与文字
① 关于这些文书的文字，见沙畹：《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中国文书》（牛津，191
3）；马伯乐：《斯
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发现的中国文书》（伦敦，1953）；劳塚：《居延汉简考释》（台北
，1960）；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1980）；鲁惟一：《汉代的行政
记录》（剑桥，
1967）。
记载的对比，就可以有把握地再现秦汉都城及其某些建筑物的轮廓。主要在
华东的石质的纪念性祭坛有着丰富的雕刻装饰，它们的主题取自神话、历史
事件和日常生活的情景。在西北，前面提到的文书残简是在汉戍军的废物坑
中发现的。还发现了那些戍军驻守的瞭望塔及诸如大粮仓等其他建筑物的残
址。
虽然还没有精确的和最近发表的报道，但可以估计，至少一万个秦汉时
期的墓址已被认定。这些墓址分布于整个汉帝国，其时间范围超过四个半世
纪。其中有些墓的墓主或墓主们有姓名可查，并见之于史书中。有些墓的时
期多少可以精确地确定；还有几个几乎相当于公墓的墓群。这些墓地涉及整
个社会，从宏伟和令人敬畏的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 年）陵墓或者汉帝国
诸王和显贵人物的精美的墓冢，直到囚徒的简陋坟墓。虽然有的已被确定为
官员的、甚或是在正史中提到的有名人物的墓冢，但绝大部分属于他们的姓
名和事迹无从查考的大批群众。
在进入墓冢入口的石质通道两侧保留了少数典型实物。更常见的是向地
方官员或有名的地主表示敬意的纪念性石碑。这些石碑上有长篇铭文，它们
详细叙述了所纪念人物的祖先，还有他担任过的官职、他的突出成就以及被
人称颂的美德。对铭文的文体和书法都相当地下功夫，结果由于它们文学和
艺术上的价值而受到藏书家及学者的重视；部分地由于这些专家的兴趣，一
批汉代碑文的拓本和摹写的文字或副本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碑文大部分是
后汉时期的。它们提供的有些材料，如关于家世的详细情况，可以无保留地
接受和补充正史中的内容；但在处理其他材料时，应有保留或持怀疑态度，
因为许多碑文与用这类文字特有的浮夸而华丽的词藻构成的颂词毫无二致。
发现秦汉文物的主要地点是未盗过的那些著名和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坟
墓。由于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流行关于来世的种种信仰，这些墓冢的
殉葬物品非常丰富。它们包括珍贵的玉器和钢器；铜、漆或陶质器皿；用于
宗教目的的工具和象征性物体；能保证死后过得愉快的护符；或者乐器。越
来越多的文书正被发现，有的写在木简和竹简那种平常的日常使用的文具
上，有的作为贵重的版本写在丝帛上。在这些文书中，有的是为了帮助死者
在来世的生活；有的可能与死者在世时的特定职业有关，而不论他生前是学
者、官员、法律专家或医生。
除了出于其宗教意义而埋葬的罕见和珍贵的物品和品种外，墓内还有大
量日常生活的用品，如灯座、碟盆或武器，如果是妇女的墓，则埋有精美的
梳洗用的漆盒。有的殉葬品较为丰富的墓冢还埋有衣被、食品、饮料，甚至
现钱。但是汉墓的所有殉葬陈设物品中最有特点的也许是取代它们在尘世正
式用途的建筑物或物体的雏型。有的这些雏型提供了在那些年代技术提高了
的农业或其他生产方法的情况的极好证明。这类物品的模型包括车辆及上挽
具的马匹；有船员的船只；泉源、磨石、甚至内有几窝猪或脱粒设备的庭院。
尤其是墓内有曾与死者在今生共同生活的男女们的陶俑或画像；它们被认为
是在墓内从此伴随死者或为死者服务的模拟人物。有些陶俑或壁画上的人物
代表的是死者当官时的同僚；有的是曾是使他赏心悦目的表演者或乐师；有
的则是更低贱的仆人、厨师、车夫或侍女。由于汉代丧葬者谨慎的预防措施
及有利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死者的尸体偶尔被保存下来而没有腐烂。
秦汉时期的考古物证分布的时间和空间都很不平均。发现持续不断地增
加，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发掘。对任何遗址进行着
眼于辨别秦汉时期不同的埋葬层的精确考察的时机尚未来临。同样，对已得
到的文物的鉴定、分析和分类工作必然受到限制。由于要确立思想因地而异
的地方特点或环境，一份按省别的分布图尚待完成。但在制作和确定特定的
典型物体——从墓的结构风格到铁和铜质文物——的图解和年代程序方面，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①这种综合的推断的准则，可以以必要的保留用来确
定某些缺乏明确的碑文或其他物证形式标记的遗址的年代问题。1973 和1979
年，中国的考古学家通常已在应用碳14 和热致发光法分别对他们的物体进行
检验，其结果日益精确。考古学已以不同的方式被用来纠正或证实秦汉时期
历史的和其他著作的叙述。由于考古学方面的物证与我们关于中国神话和宗
教知识的结合，一种新的精确的测量工具已被引用来探索文化史中某些早期
的部分。②
历史学研究
从很早时期起，历史学家们已对秦汉时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可以很公
正地说，它一直被视为中国成就的顶峰之一。从历史角度观察秦汉时期中国
的早期的西方作品包括意大利人卫匡国（公元1615—1661 年）的著作，及稍
后的法国人冯秉正、小德金、杜赫德和宋君荣的著作。爱德华·吉本不时地
提到汉代中国，其材料主要取自冯秉正的《通鉴纲目》（公元1777—1785
年）的英译《中国通史》。到现在，关于秦汉时期原始材料已有的译文，可
能比中华帝国任何其他相当的时期都要多。①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感谢两位学
术上的先驱，法国的沙畹和美国的德效骞，因为他们率先投身于为西方读者
提供《史记》和《汉书》的校勘译本这一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
此外，一批论述秦汉史具体问题的专著已经出版。它们往往翻译正史之
一的有关章节，同时提供一篇把所研究的题目置于上下文总背景中考虑的批
判性导言；其他的专著则对研究的题目进行分析性的探究，在探究时对原始
材料进行意译而不是翻译。这类专著以不同的形式论述了政治、制度发展、
法律理论和实践、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外交关系、思想倾向以及宗教信仰
和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汉墓发掘报
告》，2 卷（北京，198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博物馆：《广
州汉墓》，2 卷（北京，198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
墓》（北京，1981）；郑德坤：《黄河流域的汉墓遗址》，载《香港中文大
学中国研究所学报》，14（1983），第145—272 页。
从汉代本身起，就有对秦、汉帝国作批判性评价的第一批尝试。贾谊写
于公元前200 至前168 年期间的探究导致秦灭亡的错误的论文，收于《史记》
和《汉书》之中。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所写的正史的每卷卷末，加进了他们
自己的议论和评价，这为中国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个先例。其他的著
作也收了少数能说明问题的政治理论和对现行制度或政治实践的批评。前汉
的学者荀悦（公元148—209 年）所写并收于他的《汉纪》之中的评价具有特
① 关于得自洛阳附近一个大墓群的全面成果，见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
北京，1959）。
① 关于《史记》中已有译文的部分，见蒂莫特斯·波科拉所列之表，载沙畹：《〈史记〉
译注》第6 卷，
第113 页以后。尚未出版关于《汉书》和《后汉书》译文的目录。
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生活与他所描述的时代非常接近。在写作时既不
受官方历史的约束，也不受制于顺从当朝传统的或赞赏的观点的需要的其他
批判家则有王充（约公元27—100 年）和王符（约公元90—165 年）。成于
公元前81 年以后几十年间的《盐铁论》中逐点进行的讨论，特别有价值。
《史记》和《汉书》编写后不久，它们显然给读者造成了困难，于是便
有学者们写注疏。孟康是最早的注疏家之一，他的《汉书》注是知名于世的。
裴駰（盛年期465—472 年）为《史记》作的注是留存至今的最早的一种，其
材料以约200 年前的记载为本。这些注释中许多试图说明文中某个用法异常
或反常的字的读音；考定文中的地名为后来的何地；或者详细阐述某些官员
的职责。主要应当感谢颜师古（公元581—645 年），他不厌其烦地收集这些
注疏的某些部分，我们才得以保存这些早期的注释。
后世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汉代追溯为已知最为成功的企图建立和维持
一个帝国的时期。同时，也不乏受当时问题的推动，通过研究过去的经验寻
求指导的持批判态度的作者；他们能对秦汉两朝皇帝和政治家的个性和成就
以及对他们的困难和错误作出事后的认识。这类反应必须从这些批判者生活
的时代和他们为之作出反应的特定情况的角度来评价。因此人们看到，当唐
政府在控制强大而独立的藩镇方面正面临严重的困难时，柳宗元（公元773
—819 年）讨论“封建”分封的起源和优缺点就不足为奇了。当关于帝国行
政的方法和目标及安排某种程度的经济协作的可能性这类基本问题被提出
时，苏轼（又名苏东坡，公元1037—1101 年）正在撰写论商鞅、贾谊和晁错
的文章。在所有的宋代作者中，也许必须把司马光（公元1019—1086 年）作
为杰出的历史评论家单独提出的是，他的目的是把王朝的兴衰和官员的成败
置于中国的政府和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讨论。在试图这样做时，司马
光的写作得力于他能够从中取材的帝国行政的1000 年的经验。此外，他是认
识到几部正史的不同部分不一致这一重要问题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并且设法
为这类问题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①
还必须提到清代学者以他们敏锐的批判意识和他们能够利用的丰富学
识，对秦汉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如果没有17、18 和19 世纪中国学者开创性
的劳动，近期西方学者把三部正史的若干卷的译文贡献给西方读者的尝试几
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学者孜孜不倦地寻求已长期被忽视的细小的证据，和根
据比较新的研究——如音韵学、金石学和目录学——来解释司马迁和班固的
著作。他们取法于司马光，远比以往更加深入地对这几部历史进行文字校勘，
从而使读者们注意到中国文献中比较不受人注意，但显然是有关的文字段
落。
在决心解决具体事件的日期和它们发生的先后方面，清代学者的工作是
非常有用的。有时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专门的课题，这可以从研究中亚的西域
及其地形的徐松（公元1781—1848 年）的注释中看出，或从下决心考定原始
材料中提到的地名的全祖望（公元1705—1755 年）的作品中看到。王先谦（公
元1842—1918 年）把大量的清代学术成果集中在他为《汉书》和《后汉书》
作的补注及集解之中，方便了读者。读者同样有理由感谢王先谦。因为他严
谨地校勘了这些正史的不同版本，并且对它们的不同部分提出互相参照的材
① 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刘知幾和司马光》，载比斯利和浦立本：《中国和日本的
历史学家》（伦
敦， 1961），第151 页以后。
料，以便对秦汉时期某个人物和专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更近的时期，人
民共和国的政府保持了主持出版全部正史的现代版本的长期的传统。本卷引
用的参考材料是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起出版的标点本。
近年来一批中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简短的秦汉通史已经问世。这些著作按
照每个作者撰写的目的或意识形态的信仰，反映的观点迥然不同。有的代表
了成熟的学术成果；有的用作学校或大专学院的教科书；有的明显地是出于
宣传的目的。其中包括吕思勉的多少有点保守的著作（它几乎成了一部秦汉
史题材的史料书），和钱穆的有高度创见和批判性的著作。更晚近问世的短
篇的研究作品有诸如张维华对汉武帝的研究（1957 年）和洪世涤论述秦始皇
的小册子（1973 年），后者在中国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时期写成；这类作品
既是历史著作，也是对20 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贡献。
近年来日本的秦汉时期的研究也很重要。据说早在公元735 年就有一部
《史记》被带往日本。757 年，日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
书》；于是三部著作的版本（有的有中文注释）成了公元889 至898 年藤原
佐世编的最早日本所藏的中文书书目的重要部分。从江户时期（公元1600—
1867 年）起，日本学者已对秦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可以从藏书家的藏
书和监本的汉代著作的出版中得到证明。《史记》全本最晚出的校勘本之一
是1932 至1934 年开始出版的泷川龟太郎的版本。这一精美版本的注释，以
及顾颉刚本（1936 年）和杨树达本（1935 年）的注释，是按照传统的中国体
裁作注的最晚的几种。在更近时期，日本学者的工作已经放弃了这种传统的
模式，而更倾向于对人物或制度作分析研究。这类研究最优秀的作品把现代
西方批判性的学科与传统学术知识的宝库结合了起来。我们还应把编写宝贵
的研究工具书——如《后汉书》的内容丰富的索引，①或林巳奈夫的汉代文物
研究——的功劳归之于日本学者。在几部多卷本的日本中国史中，有图例丰
富的秦汉简史；西嵨定生教授和大庭脩教授对这类从书作出的贡献为这个时
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流的教科书。①
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
在公元前221 年宣布建立秦帝国至公元220 年最后一个汉帝逊位的四个
半世纪中，中国历史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进化性的重大变化。在这个时
期的开始，尚不能肯定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会被认为是统治人民的理想的典
范；到了汉末，保存中央集权国家成为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自然的和公认
的目标，受过教育的官员可以指望为它效忠和效劳。帝国最初在现实主义的
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帝国的都城，不论是咸阳还是长安，都是因
为它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而中选；也许在长达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中，帝
国行政的主要目标与秦代基本相同，即不断地巩固、充实和加强这个国家。
但是自从后汉立国起，迁都洛阳之事意味着发生了一种象征性的变化。这时
帝国政府宣称，它的行政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选择新都是出于意识
形态的而不是实际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早就把洛阳与周王室视为一
① 藤田至善：《后汉书语汇集成》，3 卷（京都，1960—962）。
① 西嵨定生：《秦汉帝国》，第2 卷《中国历史》（东京，1974）；大庭脩：《秦汉帝国
的威容》，第2
卷《图说中国历史》（东京，1977 年）。
体；在后汉，周代诸王作为行为的楷模而被人仿效，周制而不是秦制被视为
公正的行政先例而被采用。
大约在后汉开始之前50 年，帝国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变化。从那时起，
这些宗教信仰至今尊奉的某些不同的神，而且奉行的是新的祭祀方式。在公
元2 世纪以前尚找不到佛教的信徒；道教团体的徒众和有组织的礼拜仪式快
到那个世纪之末才出现。在此期间，那些积极寻求长生之道的善男信女已经
发展了新的观念，或者充实了古代神话的内容，并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取
得这种极乐结果的新手段上。一种新的宇宙观已被接受；更精确的计算和更
先进的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天文知识的水平，使制订精确程度更高的颛顼历成
为可能。
政府对教育和学术的赞助使人们对文字记载有更加明显的尊重和对宣传
孔子及其弟子倡导的伦理理想有更强烈的愿望。已经出现了钦定标准著作的
观念，但各有各的正统解释。这些后来称之为经籍的书与孔子的学说有密切
的关系；它们都由于是神圣的典籍和用作行使世俗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权威的
源泉而受到尊重。同时，孔子的格言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日益增强的力量。
在秦和前汉早期的时代，奉命装饰坟墓并为它们提供有象征意义的陈设的艺
术家们从远在孔子和帝国时期之前的丰富神话学中取得灵感。到了汉代末
期，这类艺术创作的重点已经转到表现儒家伦理价值的方面；它也反映了一
个成熟的、有等级意识的社会——它的各种等级建立在儒家学说所定的几种
区分之上——对于思想文化的要求。
这种社会区分和意识在秦帝国建立之前还不存在。它部分地来自儒家的
关于社会共同体的设计，即共同体的成员必须结合在一起为其统治者效劳，
每个人则各按自己的能力和名分行事。由于帝国政府迫切需要充实日益扩大
的文官队伍和使担任文官的人引以为荣，社会的区分又日益加深。这样，再
加上政府机构的发展，又出现了在级别和官俸上大有区别的职业官僚阶级。
同时，汉末基于财富和地产的社会区分尖锐化的结果达到了秦始皇开国时不
能预见的程度。始终没有以巨大热情和决心去进行的限制占有土地面积的初
步尝试未能阻止大家族的成长，它们的力量来自其不动产、随从和经济资源。
到公元2 世纪，这些家族日益增强的独立性以预示汉朝崩溃的那种方式，影
响着政治的团结和帝王权威的继续存在。
汉代政府采用了旨在协调帝国生产活动和控制其资源消耗的一系列经济
措施；这类措施包括政府垄断铸币和盐铁的开采，以及稳定物价和组织分配
大宗物品的尝试。约在公元前90 年引进的新农业技术可能已与铁质工具的扩
大使用结合起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产量。人口逐步向南方的迁移
特别在东汉时期开始取得势头，并且改变了帝国的经济面貌。黄河改道产生
了进一步的长期经济影响；这次改道在公元11 年破坏了中国东部，并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和死亡。
在秦汉时期，中国与邻近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在基本上与建立秦、汉帝国的同时，强大的匈奴部落联盟的崛起加剧了利害
关系的冲突，和睦的关系不能长期地维持下去。随着以中国第一座长城形式
出现的秦朝的防御措施之后，几乎经过了一个世纪汉帝国才采取了主动的军
事行动，以期消除来自草原的对安全的威胁。在其余的时期中，中国与其北
方邻居的关系，时而爆发战争，时而试图迁就和妥协；然而汉帝国的版图大
为扩大，在西北和东北建立了新的行政区。
随着向西北的深入扩张，汉朝与横亘于西部绿洲的形形色色的小国建立
了关系；这些小国能够向开始往返于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商队供应或拒绝提
供所需要的水和住地。此外，汉朝的势力范围也正在西南和东南扩大，那里
的土著人口由地方部落组成，他们不象匈奴那样对汉朝的利益构成潜在的威
胁。到汉末，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虽然更多地来自东北而不是西北或西部，但
是后者对中国官员、移民或军队的敌意依然存在。的确，最后将是西北人长
驱直入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并把晋朝赶到南方另立新都（公元317 年）。
在此期间，随着公众生活中宗教、知识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以及对
外关系的这些发展，帝国政府不断地加强它对其人民施加更大的控制和影响
的能力。官员人数的增加，使得更有效地征税和征用法定的劳役成为可能；
在新设立的边陲各郡建立汉朝的行政管理，对边区各民族产生了更大的影
响。这种行政建立在一套复杂的成文法典基础上。从秦帝国的最早时期起，
而且确实在统一前的秦国起，法典化的法律已经详细规定了应该怎样处理某
几类行为和应该怎样惩处各种罪行，而且这些法律似乎是被严格执行的。几
乎没有理由认为，汉朝的司法当局不象其前朝那样急于在其国土上实施法
律，也不能认为那些法律不象秦朝的法律那样全面，或者明显地没有那样严
酷。
除了出现高度有效和组织完善的文官政府外，至迟到公元前100 年帝国
的军队已经发展了自己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在其余的时期也保持了这种水
平，虽然程度也许有所不同。
但是，还不可能确定帝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稳定和安全，或者这些情
况是如何因时因地而异。关于党派斗争、盗匪活动和起义的发生的次数，正
史的材料是无容置疑的。在边疆地区，居民的生活特别容易受到在帝国权力
范围外出没无常的那些人的破坏和攻击。然而城市定居和安全的生活条件使
得文学、知识和艺术的发展以及科技新事物的应用成为可能。瘟疫、饥荒或
旱涝灾害不时困扰着黎民百姓。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能够对此采取适当的救
济措施，我们从史籍中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某些杰出的成就，但不知道进行这
类大规模救济工作的有效程度如何。我们尚不清楚，秦汉两个帝国在多大程
度上能比它们以前或以后的地方割据的王国维持更舒适的生活条件或者对人
民施加更沉重的负担。汉朝扩大的和成熟的文官政府是否给中国人民提供更
安全和繁荣的生活，或者作为一种压迫工具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个问题现在
也无任何答案。我们也不知道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
巨大的帝国的成员并为之自豪，或者对帝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牺牲或负担感
到不满。
在秦汉统治的4 个半世纪中，帝国政策的主要内容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
化。巩固让位于扩张，随之而来的又是收缩。随着后汉的中兴，帝国力量的
重振同样导致了在中亚的又一次武力炫耀；但在汉朝的最后一个世纪，中央
政府在迅速地丧失它所控制的官员的效忠；随着自信心的丧失和地方分裂形
势的发展，王朝力量和凝聚力正在迅速衰退。
从一开始，政府制度已经包括了旨在阻止任何个人或政治家无限制地行
使权力的手段。因此，各种职责常常分给两名旗鼓相当的高级文官；中央政
府内设两个财政机构；有时几个将领共同拥有军事远征的指挥权——这样有
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这类预防措施不能成功地确保王朝的稳定，或者排除威胁刘氏皇室
继续存在的严重危机时刻的来临。没有出现颠覆危险的年代是很少有的，只
有很少几个秦皇汉帝能够完成他们的统治而没有面临围绕皇位继承问题的某
种重大阴谋或争吵。但是，在这些动乱和不稳定的时代中出现了中国政治思
想中具有长远意义的关于君主概念的重大变化。秦王政通过在战场上击败其
对手，崛起而成为第一个皇帝；他行使的权力是以武力为基础。当汉朝的末
代皇帝让位于魏王时，人们普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权威上苍的委
托。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完全在实践上，中国皇帝的君权的基础从此表现为
神明的委托而不是物质的成就。
这些宗教仪式、知识面貌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重大发展是不断积累的过
程的结果。但是使它们取得力量的关键性的成形的决定是在公元前30 年至公
元20 年这半个世纪作出的。正是在王朝虚弱和发生内战的那些年中，汉朝传
给以后王朝的永久性的遗产形成了。那种遗产常常被假定为以儒家的理想为
特点，而那些理想则已被视为防止暴动、叛逆或行使非法权力的中流砥柱。
在这方面，人们也可以看出，汉代的结构——的确还有许多后世的政府——
追根溯源应深深地感谢被指责为残暴和专制的秦代的模式和实践；从后汉
起，许多朝代追求或主张的理想却最早被王莽所采用，而他一直被痛斥为篡
位者。对传统加给秦朝政府和王莽的这种非难，应根据它（他）对后世历史
的影响进行再评价。
本卷序言
帝号
一般地说，皇帝以他们的谥号相称。这些惯用的名号之被选用，是使已
故的君主具有理想化的形象。有一个例子，更始帝的名号用来指他采用的年
号。
官衔的译名
本书编者极力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翻译官衔。大部分的英文汉代史著作
使用的译名是从德效骞关于《汉书》的开创性的译作演变而成，其后又经德
克雷斯皮尼博士编成便览。①但是，这些译名决不是理想的。它们既没有前后
一致地表示汉代文官制度内部的等级，也没有说明某个官职的主要职责。有
些译名是从欧洲社会借用的，其含意与中国的制度不同（例如grandee 或
internumcio 等名词）；其他的译名则是试图把中国的官衔按字面直译而成，
对西方读者来说，它们或是显得拙劣，或是会引起误解，偶尔还会流于陈腐。
毕汉斯教授近期关于汉代文官制的专著第一次充分地论述了汉代的官僚
政治，②他以这个命名学作为基础，并在原来的表中系统地增补了大量译名。
他的有充分文献根据的专著试图详细地论述各官署的历史、它们的相互关系
以及供职官员的职责，对专家来说是一部有帮助的必备工具书。
但是，本卷是为一般读者而不是为中国学家写的，打算自成一套。最重
要的要求是使读者得到关于秦、汉帝国运行情况的一个合乎实际的印象。据
此编者认为，以往出版的著作所使用的许多用词不适用于这个目的，于是另
外采用了一套代用词。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深知正在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
做到的任务，这就是要调和许多各不相同的、有时是互相冲突的目标。可是
他们感到必须尽力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对西方读者来说，象御史大夫和州牧
等名词，译成imperial counsellor 和regional commissioner 将比grandee
secretary 和shepherd 更为贴切。他们力求尽可能保持译名的精确性，而且
使用的英文译名要具有直接的意义，而不会使人感到古怪，或者引起读者不
适当的联想。
在试图达到全书前后一致时，编者所面临的是一种两难的处境。中国的
官衔没有系统性，所以不可能总是用同一个英文译名来表示同一个中国的名
词而同时又指出级别或关系的实质。此外，由于前汉和后汉官署的职能有了
变化而又没有改变它们的名称，有时对前汉和后汉所用的同一个中国名称宁
可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少数官衔的名称变了，但它在官僚
等级制中的职能或地位未变。在这种情况下，就使用同一个英译名（例如，
奉常和太常都译成superintendent of ceremonial；大农林和大司农都译成
superintendent of agriculture）。
技术名词
① 雷夫·德克雷斯皮尼：《西汉的官衔》（堪培拉，1967）。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
鉴于本书的有些作者在表达时的习惯用法，我们编者在某些名词的使用
方面并不硬求完全统一。因此，有的作者把“五行”译成Five Elements，
有的作者则译成Five Phases。我们认为应该不予更动，这样每位作者可以
使用他或她认为能更确切地表达原来概念的思想的一个名词。
日期
以常用的方式按照仿佛已经传入的西方历法中相应的日期来换算日期。①
在有些情况下，精确地提供这些日期是可能和可取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前汉，主要的史料只记录到月份。由于秦、汉使用的历法是颛顼历，
中国年份中的月与西方阳历的月不能完全一致。中国的年份与西方的年份也
不能完全相符。由于中国年以何时为岁首所引起的变化，这种情况就进一步
复杂化了。例如，在公元前105 年之前，阴历十月被视为一年之始；从此以
后（除了公元9 至23 年），把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结果，读者应
该意识到，乍一看在前汉的第一个世纪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反常现象；例如
某一年1 至9 月的事件实际上在所记载的10 至12 月的事件之后。
度量衡
中国的单位一般折成米制列出，但如果有意义，就把这些单位保留在文
中（如在第10 章）。关于考古发现的参考材料，衡量的单位以见于发掘报告
的米制形式列出。汉代度量衡及其相应的米制单位单独列出于后。
地图
本卷的地图（除毕汉斯教授以前发表的地图10 和11 外）都是根据中国
最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 卷（上海，1975 年）中的历史地图绘制的。
这些地图再现了秦汉时代的海岸线和排水系统，并且显示了分别提供公元2
年和140 年地方行政情况的《汉书》和《后汉书》地理志中所列的行政中心。
这些地图显示的行政疆域是大致的情况，可是似乎将来不可能再绘制更精确
的地图。但是这部地图集显示的汉代版图的外沿边界肯定是夸大了的，所以
我们采用了更加现实的国界。但是应该记住，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外沿边界，
所表示的边界不过是汉朝领土主权界限的大致情况。我们还沿用这部地图集
所显示的秦汉时代长城的界线，虽然还有别人绘制的一些地图。一张精确的
地图要等到进行更详尽的考古调查以后才能完成。
地名
秦汉时期的地名用威妥玛-翟理思拼音法拼音，并在音节中间加连字号
（例如河南以Ho－nan 表示）。现代地名的音节中间则无连字号，某些省份
和有名的城市使用普遍承认的邮政拼音表示（例如河南、四川和北京分别写
① 关于日期的换算表，读者可参见以下的这类著作：P.奥昂：《中国和欧洲年月的换算》
（上海，1910）；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1925；1956 年北京再版），董作宾：《中国历史年代表》（香
港，1960）。
成Honan，Szechwan 和Peking）。
史料的参考
本卷的附注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引导读者去注意主要的史料；如果可能，
还附有这个史料西方译文的参考材料。此外，脚注引了所讨论题目的主要的
辅助研究著作。脚注还请读者参看本卷其他章节的与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部
分。
在引用主要史料时，编者们按照以下的指导原则处理。虽然他们没有为
所提到的每个事实或每个事件引证出处，但他们力图对重要事态发展不厌其
烦地提供这种材料，以使读者了解正史中对某个事件的叙述。
对前汉的第一个世纪，两部正史经常包括完全一样或几乎一样的文字。
虽然没有处处都提供《史记》和《汉书》的出处，但书中提供足够的讯息使
读者能去参考两部正史中的每一种。如果某一卷已经出有译文，编者们举出
译文所用的史料来源（例如，参考材料一般提《汉书》卷二四和斯旺的译文，
而不引《史记》卷三十）。此外，有时优先用《汉书》是出于两个原因。首
先，《汉书》中卷的安排和结尾有时比《史记》中相应的卷更加完整和明确
（例如，《汉书》的卷六一和卷九六比《史记》的卷一二三用起来更顺手一
些。）其次，由于《史记》的记述结束于公元前100 年以后不久，集中使用
《汉书》似乎是可取的，因为一个贯穿于整个前汉的题目就可以根据同一种
史料进行研究（如《汉书》卷十三至十九的世系表）。
上面所指的正史是近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虽然编者们意识到
常常可以优先使用注释更加丰富的版本（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
但他们相信，读者们参考这些标点本更为有用，因为它们对那些希望由此进
一步参考象泷川龟太郎或王先谦等人的校勘本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后汉书》
的卷数为标点本和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的卷数。《续汉志》的卷数另注
以“志”的字样，以示区别。
除了秦汉史某些方面的专著外，还有大量论述秦汉史各个方面的学术论
文。由于试图列出所有这些著作的全面的书目过分麻烦，本卷参考书目所列
的著作和论文仅限于各该章脚注中所引的图书和论文。
鸣谢
我们编者乐于借此机会向本书的几位作者表示感谢，因为他们进行了亲
密和严谨的合作并耐心地等待他们劳动的最后成果。编者们特别要感谢他们
的批判性的评论和意见。编者们还要感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毓铨教授的
善意帮助，他仔细地阅读了本卷的前半部草稿，并提出了许多已经在文中采
纳的改进意见。编者们还希望对下列几位助手表示最热诚的谢意。如果没有
他们的帮助，本书就不会完成：史蒂夫·琼斯编制了译名对照索引；基思·黑
兹尔顿和斯科特·皮尔斯进行了最后的编辑和为印刷进行电脑排版。
编者们还要感谢全国人文科学基金、百事可乐基金会和小罗伯特·博林
先生等方面的慷慨——他（它）们的研究捐款和赠送，再加上普林斯顿大学
慷慨的支持，使本卷的出版成为可能。编者们还要感谢乔治·艾伦和昂温出
版社，因为它允许引用鲁惟一的《中国人的生死观》中的内容（第64—65、
44—47、 86 和150 等页）。
崔瑞德
鲁惟一
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
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
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
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 世纪20 年代，而自70 年代以
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
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
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
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
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
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
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
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
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
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
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
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
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
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
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
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
桥近代史》共16 卷，于1902 至1912 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
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
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12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
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
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
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
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
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
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
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
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
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
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
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
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
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
加强。
当1966 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
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6 卷本的著
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
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
已经计划出15 卷，但仍将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
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
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
他们本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
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剑桥中国秦汉史》序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
中国史》的第1 卷，于1986 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
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 和3 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
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
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
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
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
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
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
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 章，原文多达981 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
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 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 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
第3 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
有《汉朝的中兴》；第6 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 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
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 章《政
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 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
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
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
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
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
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
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
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
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
《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
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
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 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
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
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
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 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
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
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
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
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
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
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
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
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
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
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
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
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
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
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
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
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外国学者有不少成果。本卷在这方面的叙
述能对这些成果作出概括，并有新的见解。虽然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
但简明扼要，适合一般读者的要求。
卷中从第12 到第16 章，都是论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卷的
三分之一。就这五章的内容而言，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
都涉及到了。各章是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家兼见于几章，例
如董仲舒。所论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讨，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卷里
有这样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与我国通行
的几部通史很不相同。这里要指出，戴密微的遗作，本卷第16 章《汉代至隋
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加上伦敦大学巴雷特所增补的《跋》，原文长达70
页，简直可作专著来读。其中关于民间道教、佛教的传入和佛、道二教关系
等，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论述。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学术界的看法不同，这
是必然的。需要说的是，本卷虽有《导论》讨论了一些具有理论性或方法性
的问题，但各章节由于执笔者各异，不能有彼此呼应的一贯理论。即使同属
论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论点也多少有不一之处。这是按本书这种方式组织写
作的学术著作常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的结果却能使我们看到各位作者
研究的个性，吟味其独到之处，未始没有它的优点。
这部书还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卷中插有若干图表，可是没有一张插图。
当然这是《剑桥中国史》全书的体例，即以文字来表现。但是秦汉时期的考
古发现太丰富了，有不少可直接与文献相印证。如果书中能适当配备一些插
图，会有左图右史之效。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来说，这不止是一个书籍
的形式问题。
《史记》、《汉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然而都是纵横兼顾，叙事
与分析并重。相对来说，国内近作的一些史书每每分析部分较多，而叙述事
实原委不足。《剑桥中国秦汉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特别是除了思想
史的部分以外，对人物的描写所用笔墨不多，很少对一个人物作多方面生动
的叙述。在这里，看来我们都应该从古代的纪传体史籍吸取教益。
本卷编者曾经提到，由于条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学艺术史和科技
史的研究成果。但书中有些章节还是包含了这两个学科的内容，不过这毕竟
是一个缺憾。
在中国读者看来，有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参考文献
目录，未免可惜。例如陈直有好多种秦汉史研究专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
材料与文献相印证，颇多胜义，参考文献目录仅引有《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一种，未列入《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刘文典的著作，引有《庄
子补正》，但未列入《淮南鸿烈集解》；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也没
有列入。总的说，材料方面所引较多，论著则较少。如我在书评中说过的，
这种现象表明，中外学术界成果的彼此交流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本卷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节的属稿还要早得多，因此有一
些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书中未能征引。大家知道，近年秦汉简帛的发现和
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间大量的佚书对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响。
还有几项最新发现，如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汉律》，极关重要，目前尚待
公布。相信本卷的编者在有机会修订再版时，会将这些材料吸收进去，使全
卷内涵更趋丰富。
《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的大型专门著作，翻译是很不容易的。几位译
者多是我的老友，他们富于学识和经验，竟能在很短的期间完成这一译作，
将之绍介于国内学术界。我们读者应向他们表示感谢。
李学勤
1989 年10 月
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1 章 秦国和秦帝国
长期以来，秦作为一个小国或诸侯国而存在，然后又作为一个大的王朝
和帝国存在了很短一段时期。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起源，在传统上可追溯到公
元前897 年，①但须过500 年，约在公元前4 世纪中叶，它才开始朝一统天下
的方向发展。对比之下，秦王朝和帝国只维持了15 年，然后在产生随之而来
的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20 年）的内战中于公元前206 年灭亡。可是
这些年的政治和文化变化是如此重要，以致这些变化赋予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与它的短暂性完全不相称。
标志着从诸侯国向帝国过渡的公元前221 年，因而是本世纪发生革命性
变化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年份。说明帝国的威名甚至远扬于中华世界
以外的例子是，秦（Ch＇in）这一名称很可能是英语“中国”（China）及各
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例如，“Thinai”和“Sinai”就作为这个
国家的名称出现在公元1、2 世纪的希腊和罗马著作中。但是，中国人由于秦
帝国统治的暴政，对它始终非常憎恨，因而反而很少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
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用“中国”这一常见的名称来称呼自己。②
在这一章的附录1 中，本书将批判性地列举主要的史料和近代研究著
作。在这里只提一下：最重要的单项史料是司马迁的不朽的《史记》，此书
包括从远古传说时代至公元前100 年前后的全部中国历史。它的卷五和卷六
两卷提供了秦国和秦帝国自始至终的大事编年史，是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
除非另有注明。此外《史记》包括的本纪、书和列传的其他各卷对秦来说也
同样重要。沙畹的《〈史记〉译注》把《史记》的许多（但不是全部）部分
译成了法文。①
附录1 还涉及《史记》及其他文献材料在研究秦史方面的局限性，同时
还提到考古学对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附录列举的几个
考古发现中占突出地位的是1975 年从一个墓葬中发掘出来的一批秦代的法
律文书。这些文书将经常被提到。
① 这个年代是传统的，因为对公元前841 年以前的事件中国编年史众说纷纭。例如，周代
的建立传统上定
为公元前1122 年，但实际时间可能约晚一个世纪。
② 1655 年，耶稣会士卫匡国首先在《中国新地舆图》（序言第2 页）中提出“中国”（
Chin）一词的渊源
是“秦”（Ch＇ina）。从此这个题目已被多次讨论过；其中以劳费尔和伯希和二人的成果
最大。前者著有
《中国其名》，载《通报》，13（1912），第719—26 页；后者著有《“中国”名称渊源
考》，载《通报》，
13（1912），第727—42 页，及《再论“中国”之名称》，载《通报》，14（1913），第
第427—28 页。
长期以来，在提到“中国（China）之地”是丝织品故乡时出现了一个严重困难，此名见于
著名的政治理论
专著《考提利耶政事论》第2 册。如果象某些学者断言的那样，此书写于公元前300 年前
后，这样当然比
秦统一全国早得多。但是，近来通过对此文本采用了电脑技术鉴定，已有可能相当有把握
地证明，第2 册
当属于撰写时间不会在公元150 年前很久的一类作品。这样，把秦与中国等同起来的巨大
障碍就不存在了。
见托马斯·特劳特曼：《考提利耶和政事论：其作者及文字演变的统计调查》（莱顿，19
71），第174—
184 页，特别是第177 页。
① 沙畹：《〈史记〉译注》第1—卷（巴黎1895—905；1969 年再版）；第6 卷（巴黎，
1969）。
政治和社会背景
作为对公元前221 年前秦史的任何有意义的考察的一个开端，我们必须
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 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
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动摇着中华世界的许多形形色色的
变化尤为重要。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可能约在公元前1025 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
1122 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或其紧密盟友、原商朝统
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
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分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
年）已有约170 个政治实体。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
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
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
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前221 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①七国中包
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770 年一次
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
南）附近的第二个，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
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
不论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对封建主义
（feudalism）一词的正确使用感到困扰。非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争辩，封建主
义是否为说明周代社会政治形势特点的适当名词；如果是，它适用于将近八
个世纪的整个时期，还是只适用于其中的某个时期。笔者认为，与欧洲封建
主义的相似点几乎完全足以说明把这个字眼用于周代开始的四个或五个世纪
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此以后，它必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只用来描述大诸侯
国中不同程度地持续存在的封建状况的残余。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
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分期是一个大问题。从奴隶制向封建主义（马克
思主义意义上的）过渡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过渡。对这个
问题，答案不那么一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了以前的摇摆不定后，总
的说来在20 世纪70 年代似乎一致认为，过渡是发生在周代最后的两个半世
纪，或者刚刚在此以前。但随着1976 年毛泽东的去世，又出现了谨慎地重新
对分期问题感兴趣的迹象，这说明有可能再对这个题目展开学术争论。同时，
苏联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依然准备不足，当他们投入这项工作时，倾向
于把过渡期定在比中国学者所定晚得多的时期——也许晚至公元3 世纪（汉
帝国的灭亡时）。①
① 为了便于提及周代后期的几个世纪，对时间有不同的划分法，但有时并无历史意义。这
样，公元前721
至前481 年被描述为“春秋”时期，因为编年史《春秋》正好叙述这段时期。同样，战国
之称来源于《战
国策》，此书的范围并没有精确标明的时期。公元前403 至前221 年的分期正好结束于公
元前221 年第一
个统一的帝国形成之时，选用公元前403 年为这一分期的开始而不用其他各种可能的年份
，是因为这样便
于明显地突出那一年发生的晋国分成韩、魏、赵这一有高度重要意义的大事（关于韩国，
见注37）。
① 关于毛泽东去世前中国人的观点，见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载《红旗》
，1972.7，第56—2
页（又载《考古》，1972.5，第2—页）。英译《中国历史的分期》见《中国的历史研究》
，6：4（1973），
第3—5 页。在此文中，郭沫若认为奴隶制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大致与春秋向战国时期的过渡
一致。但后来，
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纵观一下周代最后两个或三个世纪的概貌，下面
提出的九个分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部分重叠的，不一定按其重要程度顺序
提出。②
技术变化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 世纪，或
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6 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
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 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
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
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
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
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
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
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
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
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 年，
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
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 年或85 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
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②
人口的变化
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尽管同时战争加剧了。在战国时
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
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
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
齐国国都的人口为35 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
利用了这个材料。（附录3 将讨论这个数字及其他有问题的统计数。）
军事变化
他——或者至少在他指导下写作的学者——变得更加明确了：他或他们写道，中国的奴隶
制时代结束于公
元前476 年。见郭沫若编：《中国史稿》（北京：1976），第1 册第399 页。关于苏联的
观点，见吉尔伯
特·罗兹曼：《苏联对中国社会史的再解释》，载《亚洲研究杂志》， 34：1（1974），
第64 页；又见E.
斯图尔特·柯尔比：《俄国的中国研究：苏联中国学的进展和问题》（伦敦，1975），第
60—5 页。
② 这些变化和类似的变化，在许绰云的《变迁中的古代中国：公元前722—前222 年社会
变动的分析》（斯
坦福，1965）中有详尽得多的论述，但排列略有不同。
① 关于这一文献，见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载比斯利、浦立
本合编：《中国
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26—7 页。关于中国的冶炼术，见杨宽：《中国
古代冶炼技术的
发明和发展》（上海，1956）；李约瑟：《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伦敦，1958）。
② 关于拖拉犁，见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普林斯顿，1975），第230—31 页。关于
春秋和战国时期
的技术进步和农业发展，见本书第10 章。
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绰云编
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722—前464 年
的259 年中，只有38 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 至前222 年的242 年中，
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 年。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印象比用统计学
来衡量更有意义，因为后一种方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
相比，战争虽然更加频繁，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卷入，但规模要小得多，时间
较短，也不那么激烈。
春秋时期的战事是由驾战车的贵族所支配，他们根据骑兵的规则交战，
对他们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所得。战国时期的战事由职业的将
领所支配，他们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争夺领土和资源。战车的
作用（在不规则的地形中战车总是难以驾驶的）大为降低，而群体步兵的作
用则相应地提高了。在公元前4 世纪末，中国人（特别是公元前307 年的赵
国）从亚洲腹地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的
骑射术。很可能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弩，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
中，它一直是一种主要的兵器。军事技术的其他进展包括与攻防有城墙的城
池有关的那些战术改进。
从计量的方面说，出现了关于战国时期后期军队规模报道的可信性的问
题。所产生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与大战的伤亡数有关。在附录3 中，对这两个
问题都要作更详细的讨论。
政治变化
在周朝创立时由周王室分封领地的贵族成了世袭的统治家族的创始人，
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脱离了周统治者的羁绊。特别在公元前770 年周
被迫从西往东迁移后，它的统治者们终于被它以前的属国所漠视，甚至实际
上被遗忘了。因此，公元前256 年秦最后灭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
那个时候以前，原来受周朝领导的诸侯国早已发展成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
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国家了，但它们之间互设军事和关卡的壁垒，随时准备搞
纵横捭阖，时而进行战争，时而议和。
同时，在各个国家内部，有几国政权日益集中，损害了臣属于它们的世
袭的土地拥有者和官员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国土组合成名为郡、县的新
行政单位。这类单位通常由该国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禄的郡守和县令分别
管理，郡守和县令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的职位一般也不是世袭的。开始时
这个制度可能是为管理新殖民的或从别国新夺取的土地而设置。但是逐渐
地，它可能终于用于国内封地拥有者的土地，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因而受到了
限制。
县是这两种单位中较早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88 年的秦国。但
是有理由对这个时间提出疑问和认为这种行政实体实际上可能发端于南方的
楚国，在那里县肯定在公元前598 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
郡远比县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现于公元前400 年前后的魏国。郡有军事
渊源，这与县相比要明显得多，它使新获得的边境土地置于国家的中央控制
① 许绰云：《变迁中的古代中国》，第56 页表5，第64 页表6。
之下；而在很多情况下，县似乎由世袭的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在一开始，郡
被认为不如县重要，因为它地处边陲；但果真如此的话，情况很快逆转。县
终于形成了从属于郡的一级行政单位。到周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个郡可以划
分为一个到二十几个县。郡县制对秦帝国和后世历史的重要意义将在下面讨
论。①
行政变化
在秦和几个同时代的诸侯国中，与上面提到的政治变化同时出现的是一
种朝着更加周密的中央政府制度和机构发展的趋势。担任的职务日益职业化
和专业化——总之，这种官僚管理形式的发展趋势将成为中华帝国的最突出
的特征。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
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秦使用这些技术的情况将在下面屡次提到。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革新是采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这种法律日益代替了
传统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默认的那些称之为“礼”（此字有不同的解释，
如“传统习俗”、“礼貌行为的通例”、“礼仪仪式”等）的习惯行为的准
则。最早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 年郑国把刑书刻在一套青铜鼎
上。在公元前513、501 年及以后的年代，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在秦
国，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 世纪中叶秦孝公及其顾问商鞅时期进行
的。
从“刑书”一词的字面看，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质的。并非所有国家
都颁布过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也不是同样地施行于各阶层的人民。但是，它
们的出现，与其他行政变化一起，在创建一个官僚帝国的逐渐加快的过程中
是很重要的。主张朝这个方向变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后世称之为法家，而
秦全心全意地采纳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动无疑是它能够从诸侯国向帝国发展
的主要原因。①
农业关系的变化
在周初的几个世纪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显然作为依附者（以家庭
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使用制是一种被描述
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代学者几乎对
① 关于更展开的讨论，见卜德：《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公元前280？—前208 年
）的一生研究秦
朝》（莱顿，1938），第133—43 页、第238—46 页。关于县起源于楚而不是起源于秦的
论题，见顾立
雅：《中国官僚政治的开始县的起源》，载他所作：《什么是道教？及中国文化史的其他
研究论文》（芝
加哥和伦敦，1970），第121—59 页。
① 关于一个相反的观点，即认为远在公元前536 年的法典之前，周初期已知道并广泛地施
行成文法典，见
顾立雅：《周代的法律制度和程序》，载孔杰荣、伦德尔·爱德华兹和陈张富美合编：《
中国法律传统论
文集》（普林斯顿，1980），第26—5 页，特别是第28—7 页；又见顾立雅：《中国治国
之道的起源》，
第1 卷《西周帝国》（芝加哥和伦敦，1970），第161—68 页。但是，引证的证据似乎是
零碎、含糊和不
明确的。我们的意见是，如果成文法在更早以前的确存在，它们事实上不可能安排成有条
理的和前后一致
的整体；还可疑的是，它们是否象公元前536 年的法律采用的方式那样，真正地向人民普
遍宣传过。
它的实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问。实际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约公元前372
—约前289 年）及其他周末和汉代学者所总结成的几何图形。根据这些人的
理想化的记述，每一块称之为井的大方块土地，象棋盘那样分成九小块土地，
其中八块分别由占用它们的家庭为自己的需要耕种。中央的第九块由八家共
同耕种，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权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
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是，作为
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
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
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
但是，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 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
纷纷出笼。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
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
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
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
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
有人争辩说，作为半独立耕作者的农民的这种新自由可能鼓励他们更勤
奋地劳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设的晚周的农业产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
农民完全负责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来提供的保护。到了周代
的最后一个世纪，土地的买卖已经变得很普遍；结果富人获取大量土地，而
农民则再次沦为佃户或作为农业劳动者而被人雇佣。如果有贫富差距，那么
从晚周而至秦汉差距已经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
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为一种猜测。
权力关系的变化
不应假设，那些在晚周行使政治权力或为自己购地的人一定是在周初曾
经统治诸侯国或拥有地产的贵族的后裔。相反，变化的动力在最高的政治阶
层导致了越来越厉害的社会变动。许多旧的贵族门第衰败或消失，而被一些
出身微贱的人所代替，这些人血统上与最高层的家族没有直接关系。
这些青云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来自称为士的低层边缘的贵族；这些人有
良好的出身，但没有贵族的爵位，他们充当武士、官吏、国家政府和贵族家
庭的监管者，或者靠土地为生，有时他们自己也种地。许绰云根据对春秋时
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 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 人所作的统计研
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
26％，战国时期为55％。①
约在最后一个世纪，社会出身不明的人的队伍由于平民出身的人（如商
人）——他们的财富能使他们取得土地和权力——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一
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这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
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工商业的变化
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
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
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 和4 世纪更是如此。（据说秦的通货最
早在公元前336 年发行。）这类钱币显然便于商业交易，虽然某些象谷物和
布那样的商品，特别在大宗交易中继续用作交换媒介。商业的发展当然有助
于城市的成长，并且还出现了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史记》和其
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
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
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
象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思想变化
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年）起，周代的最后三个世纪出现了成体
系的思辨思想，它主要体现在六七个思想学派中，但别的不容易归于任何学
派的个别思想家也表现出这种思想。这些学派和思想家可能主要来自正在兴
起的士的阶级，他们的讨论和著作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这个时代有力的变革使
之成为如此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为了方便，这一章将使用儒家、法家
和道家等名称来称呼这些思想结构，虽然通常被贴上这类标签的周代思想家
可能并不象汉代的学者那样觉得他们属于最早由汉代学者划分的各具特色的
那些独立“学派”。
在许多新的思想倾向（经常发现表现于一个以上的“学派”）中，这里
只能列出很少的几个：（1）倾向于放弃关于天地运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话的旧
解释，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趋势（如道、阴阳、五行）作出的解释。
（2）至少在理论上强调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即高贵的出身再辅之以
合格的智能和道德，从而使他能当之无愧地承担十分重要的统治任务。（3）
但是由于统治权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世袭的，于是相应地强调训练一个受教育
的非世袭官吏阶级，以充当统治者的顾问。这一强调标志着断然背离了任职
只取决于良好的出身这一传统的观点，同时朝着根据竞争性的考试吸收官员
的中华帝国文官制度的方向发展。（4）强调社会和谐的理想，虽然这种和谐
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一强调的基础是，每个人准备接受他
在一个有等级的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尽其最大的努力履行与那个地位有关的
社会职责。（5）强调大一统，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
化的统一，同时它也为和平、好政府和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最后一个主题所暗示的种种内容可以追溯到周初时代，这在政治上表现
为普天之下不能有二主的思想。（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压倒一切的主
题。）在晚周时期，它构成了与前面《政治变化》一节中讨论的那个朝中央
集权发展的政治运动相对应的思想。这样，它给这个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
和将军们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根据，以便进行最后导致形成帝国的日益加
剧的军事斗争。
秦国：最初的几个世纪（公元前897？—前361 年）
传说中的统治者颛顼（据说生活于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有一孙女，她
在织布时吞了在她附近的一枚玄鸟卵。她因此怀孕并生一子，其子的后裔中
包括辅助传说中的统治者舜和禹的一批人。这就是秦王室和旁系的赵王室（它
统治中国西北毗邻秦国的赵国）的神话中的起源。①
但是，对那些对神话不感兴趣的人来说，秦的真实的史事始于非子，此
人是一个小酋长和高明的牧马人，在公元前897 年（按传统的年表），他得
到周王赐给的一小块封地（附庸），这样就可以为周王室牧养马匹；此后不
久，他的后裔得到了公的称号。②这个称为秦的附庸位于今甘肃省的天水，在
今西安市（陕西）之西渭水上游约190 英里之处。后来，几次迁都使秦越来
越东移，主要的几次迁移发生在公元前677 年，那一年在雍（今陕西凤翔，
约在西安西北偏西约90 英里）建立了新都，公元前350 年终于又迁往咸阳（西
安西北约12 英里）。本章不打算系统地提供公元前361 年（那一年改革者商
鞅来秦）以前的大事记，而只涉及少数几个突出的特征。
秦初期的几个统治者把大部分精力专门放在与称为戎的“野蛮人”的军
事斗争方面，戎生活在西方和北方，在公元前822 年杀死了秦的一个统治者。
但在公元前623 年秦的二次大胜后，随着秦日趋强大和日益卷进诸夏内部的
战争和阴谋，关于戎的材料就变得很少了。戎对秦的最后一次进攻见于史籍
关于公元前430 年的记载中，一个世纪后，在公元前315 年，秦攻占了戎的
二十五座城邑，这说明那时，这个一度以游牧为生的民族，至少有一部分人
已经定居了。
毫无疑问，秦的统治者和人民在文化上——很可能还在种族上——深受
其邻近部落的影响。在秦的整个历史中，秦曾以野蛮和“非诸夏”之国而闻
名。公元前266 年，毗邻的魏国的某贵族向魏王惊呼道：“秦与戎翟同俗，
有虎狼之心??不识礼义德行。”①秦帝国的未来丞相李斯在公元前237 年向
未来的秦始皇上疏：“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
也。”②
《史记》卷五中有几条记载说明，秦逐渐采用了其他国家的制度和礼仪。
公元前753 年秦政府开始专设史官纪事。在公元前676 年，秦采用了称之为
伏的夏祭和节日，前326 年，它又采用了称为腊的更为重要的冬祭（它在整
个汉代仍然是主要的新年节日）。
有两个其价值尚模糊不清的文化贡献与殉葬有关。在商代，杀人为死亡
的显贵殉葬的做法在华夏文化区已普遍实行，并且持续到周代后期，当时出
现了以陶俑或木俑代替受害的真人的动向。到汉代，用真人殉葬的做法已在
中国本土消失。③
① 商（周以前的王朝）王室同样在吞咽玄鸟卵所引起的一个奇迹般想法中寻根。关于祖先
起源的各种神话，
见张光直：《艺术、神话和礼仪：古代中国取得政治权力之道路》（坎布里奇，1983），
第10—3 页。
② 非子及其三个最接近的继承者在统治时都没有确定的贵族头衔，但从庄公（公元前821
—前778 年）起
直至公元前325 年，所有秦统治者都有公的爵位。
① 《史记》卷四四，第1857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5 卷，第179 页）。礼、义
、德行均为儒家用
词。
② 《史记》卷八七，第2543—544 页（卜德：《中国第一个统一者》，第19 页）。
公元前678 年秦武公死时，据记载，“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
公元前621 年秦穆公死，史籍记载从死者177 人，这是已知的最大数字。①
公元前384 年，这种做法在秦正式被禁止，这可能是因为这时人道主义的思
想有了发展。但在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死时，他的许多妃子连同营造他陵墓
的许多劳工随葬，以防止他陵墓的秘密被泄露出去。
另一种显然是秦从其东邻借鉴而举行的人祭，它只见于关于公元前417
年的记载中。据记载，〔秦〕公主“首次”嫁〔黄〕河为妻。这段记载反映
了邻国魏国每年选美女给称为河伯的黄河之神当妻子的习俗。美女穿着结婚
的华丽服饰，被放在类似喜床的浮筏上，最后浮筏与其美丽的受害者一起沉
入河中。②
在行政和经济方面，公元前456 年是秦设置一个县的无可争辩第一年。③
史籍记载，公元前408 年开始征粮税；这段记载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秦的
农民可能从为所依附的封建主服劳役转为以实物缴纳土地税（可能最后直接
缴给国家政府）。在此以前，其他国家已经有了类似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公元前770 年秦开始脱颖而出，当时在杀死了周平王之父
的戎的一次进攻以后，周平王将国都东迁时秦襄公给他提供了保护。作为报
答，周平王将秦的领地从附庸提高到正式的国的地位，从此秦的统治者能以
平等的地位与其他的国君打交道了。公元前750 年，在秦打败戎之后，它就
对周政府东迁后留在周原来版图中的人民行使主权。
在公元前4 世纪以前最杰出的统治者为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
年），曾经产生了许多以他为中心的传说。公元前645 年，通过与邻国晋的
战争，他扩大了秦的领土，囊括了黄河以西的一切地方。公元前623 年，在
吞并了戎的大片领土后，周王承认它“遂霸西戎”。①可是政治上的这种发展
没有持续下去。经过公元前412—前408 年的长期斗争以后，魏（晋分成三
国之一）成功地收复了晋以前丧失的黄河西部的全部领土。公元前361 年秦
孝公即位时，《史记》说其他国家仍把他的国家看成一个次等的盟外之国。
① 《诗经》第131 首诗深切地哀悼了其中的三人，见阿瑟·韦利：《诗经》（伦敦，193
7），第311—12
页；高本汉：《诗经》（斯德哥尔摩，1950），第84 页。
② 阿瑟·韦利的《九歌》（伦敦，1955）第48—2 页中对河神及其传说有详细的描述。约
在报道秦的这种
习俗的同时，根据传说所说它在魏被一名著名官员所革除，当他看到女巫负责每年选新娘
时，就下令把她
们本人投入河中，这样她们就成了河神的非自愿的新娘。虽然蒂莫特斯·波科拉博士对这
个故事的真实性
提出疑问，但看来他对河神崇拜本身，包括“结婚”仪式的真实性并不怀疑，见其作：《
传说和历史中的
西门豹》，载《古东方研究》，8（1981），第265—98 页，特别是268—72 页。见《史记
》，卷一二六
第3211—212 页的官方传记（波科拉：《西门豹》，第268—70 页；J.J.德格罗特：《中
国的宗教制度》
［莱顿，1892—910，台北1964 年再版］，第6 卷第1196—198 页）。
③ 关于郡县制的情况及记载第一个县的年代，见注10。
① 另一个表示他“伟大”的迹象是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他在公元前621 年死去时，有1
77 人从死。
实行变法（公元前361—前338 年）
秦统一前的历史中的大事——没有这些事件它决不可能完成这一统一大
业——与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 年）及其法家顾问商鞅（死于公元前
338 年）有关。商鞅（又名公孙鞅、卫鞅，后来又称商君）是一个小诸侯国
统治家族中的妃子之子。在年轻时，他在魏国任小官，魏是秦的传统敌人，
紧挨着秦的东面。由于在魏不得志，他在公元前361 年去秦，以应秦的新君
孝公的招贤，去协助后者收复公元前385 年丧失给魏的黄河西部的领土。商
鞅很快取得了孝公的信任，从公元前359 年起的20 年中，他不顾某些人的激
烈反对，进行了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就在这个时期，在公元前350 年，
秦都迁至它最后的地址咸阳。
除了任丞相外，商鞅还亲自率军征讨他原从那里来秦的魏国；到公元前
340 年，这些征战迫使魏国把国都东迁，从而收复了秦丧失的领土。作为报
偿，商鞅得到有15 个邑封地的赏赐，并获得商君的爵号。但随着他的主公孝
公在公元前338 年之死，他也垮台了。在此以前的某个时候，因太子本人行
为不当，商鞅执法，对太子的两个师傅给予惩处。当太子在公元前338 年登
位时，他迅速地指控商鞅策划叛乱。商鞅试图出逃，但在战斗中被杀，最后
遭到尸体被车裂之耻。
商鞅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无疑远比他的武功更为重要。但是，这些改革是
难以评价的，这不仅因为在《史记》关于他的传记（卷六八）中对它们的描
述含糊不清，而且因为以他命名的一部重要的法家著作《商君书》由几种材
料组成，其中可能没有一种是商鞅写的。但是有的部分，特别是较早期的部
分，可能反映了他的思想。①在概述以下的改革时要考虑到这些困难。
政治改革
在公元前350 年，恰好在建立新都咸阳的同时，秦的一部分领土分成了
31 个县，各县由一个县令掌管（据推测县令由中央任命）。这是秦集中行政
权力和相应地削减国内世袭土地主权力的一个重要步骤。②
农业改革
在同年，即公元前350 年“开”——可能是废除之意——田之阡陌。尽
管措词的含意模糊，此举似乎意味着他废除了旧的固定的占地制度（井田制）
——根据旧制，农户为其封建主耕种大小大致相等的地块——而代之以单位
面积可以不同的更为灵活的制度。用西方的农业术语来表达，可以说商鞅废
除了分割土地的田埂和畦头地。
这个解释因史籍同一句中所说的“赋税平”而得到了证实；①虽然对赋、
税这两个字未作解释，这段话可以解释为进一步以实物税来代替劳役——如
① 《商君书》，再加上商鞅的传记（《史记》卷六八）及其他有关的文字，在戴闻达的《
商君书》（伦敦，
1928；1963 年再版）中有译文和讨论。又见Л.C.别列洛莫夫：《商君书》（莫斯科，19
68）；李幼宁编：
《商鞅变法和中国的国家控制》（怀特普莱恩斯，1977）。
① 《史记》卷六八，第2232 页（戴闻达：《商君书》，第18—9 页）。
秦已在公元前408 年开始实行的那样。旧的固定的土地占用制的解体又可在
约公元前100 年汉儒董仲舒的奏疏中得到证实。他说商鞅的变法使“民得卖
买”耕地。②可能除了改变秦国农民的地位外，这个改革还鼓励其他国家的农
民来秦（相对地说，当时那里仍地广人稀），以期获得土地。毫无疑问，这
个改革又是削减世袭土地主权力的另一个措施。③
法律
商鞅把法作为树立国家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来强调，并且他又坚持，法
必须昭告众人。在新都（可能在皇宫门前）立柱，以便在上面张贴新令。他
同样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罚不讳强大。”①正是因为把这个原则施行于
太子的两名师傅，他才象前面所叙述的那样垮了台。他立法的用意是维护赏
罚制度，这项制度分别有利于鼓励善行，遏制坏事。
连坐
关于惩罚方面，对犯罪集体负责的原则也得到了强调。人民被分成5 户
或10 户的单位。②在每个单位，所有成员对任何个人的坏事集体负责。据商
鞅传：“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③为了
加强这种国家推行的道德制度，商鞅显然试图削弱家庭团结的纽带，办法是
在一开始对有两个以上男丁住在一起的家庭征双倍税赋。后来（在公元前350
年），他明令禁止父亲与成年之子或成年的弟兄在一户同居。这些材料都来
自商鞅传。但在当时，这个禁令实际施行的严格程度和有效程度则很难确定。
1975 年从秦的一个官吏墓中发掘出来的法律，其日期可定在公元前221 年前
不久，但其精神可追溯至商鞅时代；它们在惩罚方面似乎并不特别严厉。
但是尽管如此，为了控制的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连同
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
晚至民国时代，仍行之不辍。
奖励
为了奖励功绩，设置了分等级的荣誉爵位，按传统的说法，爵位共18
级。①它们具有独特的称号，如公士（初级，最低级）、不更（四级）和五大
夫（九级）。在一开始，爵位可能赐给有军功的人（“日斩一首者爵一级”）。
② 引自《汉书》卷二四，第1137 页（南希·李·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
林斯顿，1950〕，
第180 页）。
① 《战国策》三（秦一），第75 页（小J.I.克伦普：《战国策》〔牛津，1970 年〕，4
6，第54 页）。关
于可能根据这些条例制订的秦的法律，见本章《法津与经济措施》及第9 章。
② 原文为“令民为什伍”，戴闻达作分成5 或10 人之单位，实误（其《商君书》，第58
页）。
③ 戴闻达：《商君书》，第14—5 页。
① 尽管有这种传说，更可能的数字为17 级。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戴《
通报》，48（1960），
第103 页；文中引了守屋美都雄对商鞅所定等级的研究。
②但到了相当晚的时期（第一个明显的例子见于公元前243 年的记载），通过
向国家贡献粮食，人们可以取得爵位。③取得爵位，可以不同程度地免除劳役
或税赋，就某些爵位来说，还可以得到土地或官职的赏赐。爵位显然不是世
袭的，但有些随爵位而来的土地可能是世袭的。这个制度从秦一直延续到汉
代，那时商鞅的17 或18 级爵位增加到20 级，其中最低9 级的名称与商鞅所
定的名称相同。通过论功行赏，这个制度是削弱传统贵族的权力和降低其威
信的又一个措施。
经济政策
商鞅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以勤劳的农民和有纪律的军队为基础的统一
而强大的国家，军队的士兵实际上征自农民。农战“本业”得到鼓励，经营
和制造奢侈品的“末业”要加以限制。目标是建立一个靠满足现状和定居的
农民的劳动和不受追逐利润的商人和手工生产者的活动干扰的静态的农业社
会。事实上，所发生的许多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变化势必阻止这种空想的实现。
但是，如同汉代初期儒家采取的方针那样，法家反对私人经商活动的措施一
直有力地阻止了工商业者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
度量衡的标准化
最后，商鞅采取行动统一度量衡。已经发掘出他那个时代的几种量具，
其中包括一个铸有商鞅之名的著名的铜升，其日期相当于公元前344 年；其
容量等于0.2006 公升。商鞅对统一度量衡的兴趣，是他对行政中计量和统计
方面更广泛的兴趣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下面还有论述。）
② 《韩非子》十七（四三），第907 页（W.K.廖：《韩非子全集》〔伦敦，1959 年〕，
第2 卷，第215 页）
引“商君之法”。
③ 《史记》卷六，第224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1 卷，第103 页）：公元前2
43 年，蝗虫在秦
造成了饥馑，“百姓内粟千石（约2 万公升），拜爵一级”。这个数字之高，使人怀疑《
史记》的文字可
能有误。
军事的壮大（公元前338—前250 年）
从商鞅时代起，秦的国力不断壮大，以致它战胜其他敌国只是一个时间
问题。公元前325 年，当时的秦公称王，在此前后，一切大国的统治者也相
继称王，这标志着当时周王室已经沦落到很低的地位。公元前309 年，秦政
府设丞相的新职位，丞相又分为左丞相（王以下的最高职位）和右丞相（次
于左丞相的职位）。公元前256 年，秦消灭了周王室，但到此时，这个行动
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在公元前338 年商鞅之死到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的一个世纪稍多的时期
中所发生的大事，没有提供任何迹象可以说明秦的成就是蓄意制定的任何长
期战略性计划或谋略的结果。可是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屡次出现一
个地处中国西陲的国家或统治者统治其他国家或区域的过程。因为一个地处
西陲的国家由于其周围有位于今陕西省境内的山脉这一自然屏障的掩护，可
以确保自
身的安全；由此，它可以不惧东面的潜在敌人而不断地扩大其版图。就秦而
言，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取得西南作为预备的步骤，然后相当稳定地向东面扩
张。最初的一步是在公元前316 年从楚夺取蜀（今四川省成都平原地区）的
领土，紧接着夺取巴（今四川省重庆附近地区）的领土。得到这些领土，不
但使秦能确保其侧翼的安全，而且由于楚国丧失巴蜀，这个国家的国力，大
大削弱，迄今为止，它也许是秦的主要敌人。
与此同时，秦的几个敌国对它的国力和领土不断增长的情景决不是无动
于衷的。如果人们相信史料的记载（它们更可能是出于想象，而不是严格按
照历史事实写出），这几十年出现了大量外交活动。两种结盟正在形成。一
种结盟旨在通过协同行动，以遏制秦的扩张；在另一种结盟中，各盟国认识
到那种遏制将是徒劳的，因此结盟旨在安抚秦或与它合作。
《史记》记载的最后一个多世纪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许多大规模的征
战，其中有些伤亡数字之大，会使人严重地怀疑它们的可信性。在这种情况
下，《史记》记载了公元前364 至前234 年的130 年中秦参与的15 次大的征
战，并列有据说是秦给其敌人造成的伤亡数。除了一次，所有的伤亡数都高
达数万，在整整130 年中，总数竟多达1489000 人。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个世
纪无疑是以战争的激化为其特点，但尽管如此，这样大的数字是不可信的。
（关于本章出现的这些数字及其他可疑的统计数的详细的讨论，读者可参阅
附录3。）
最后的征服与胜利（公元前250—前221 年）
历史上秦始皇帝（通常简称为秦始皇）其人生于公元前259 年。他名政，
可能是因为他生于阴历的第一月，这个月中国人通称为
正月。虽然他于公元前246 年正式即位，实际上在公元前238 年佩戴成年人
之冠和剑后才开始行使权力。在统一前，他象自公元前325 年以来的诸先王
那样，称为秦王进行统治；只是在公元前221 年才代之以帝号，直至公元前
210 年他死去时为止。
《史记》卷六始于秦始皇之治的第一年（前246 年）。但本文为了方便，
叙事略为提前至公元前250 年，那一年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商人吕不韦，成
为秦的丞相。
吕不韦在几个方面有权赢得名声。他不但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人，而且更
是中国历史上达到如此显赫政治地位的唯一商人。此外，由于本文将要明确
揭示的原因，他又得到了很坏的名声。但是，对他个人生活，人们所知甚少。
象秦的其他许多著名人物那样，他也不是秦人，但关于他的祖籍，各种史料
众说纷纭。关于他的商业活动，《史记》（卷八五）只说他“往来贩贱卖贵”。
①《战国策》中一段类似的记载暗示，他的财产可能靠经营奢侈品积聚，文中
叙述，他问其父：“珠玉之赢几倍？”②
在公元前265 至前259 年的某个时期，吕不韦在赵国国都邯郸遇到了秦
王室的一个后裔，此人是当时太子的一个妃子的幼子。这个幼子名子楚，他
作为所谓的人质（这是国与国之间交换贵族成员以示守信的一种普遍的做
法）被送往赵国居住。吕与子楚结交，然后去秦，他在秦国通过贿赂和阴谋，
诱使太子接受子楚为储贰。当秦王死于公元前251 年时，太子即位为孝文王，
但不到一年，孝文王也死去，子楚依次在公元前250 年即位为庄襄王。庄襄
王的统治因公元前247 年子楚之死而中止，因而其子得以继位。（根据中国
传统的说法，赢政之治在公元前246 年正式开始，不过实际上政在其父死后
不久，立刻在前一年的阴历五月登位。）
政的母亲原来是吕不韦之姬，但子楚被她的美色所迷而要她，吕不韦勉
强地把她献给了子楚。据《史记》记载，她来到子楚之处时已经怀孕，而子
楚并不知道。在文中所描述的“至大期时”，她生下政，因此他的生父是吕
不韦——虽然由于怀孕期长，子楚及世人都认为是子楚之子。有充分的理由
（见附录2）认为，这一句描述不寻常的怀孕期的话是一个不知其名的人加
在《史记》之中的，为的是诽谤秦始皇，说明他政治的和出生的非正统性。
要做到这点，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即不但把他说成是私生子，而且把
他说成是商人（在传统上商人被后世的儒生列在社会最低的阶层）之子？这
句插入的话——还有以后出现的其他相同的情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
为直到近期为止，关于秦始皇是私生子的说法几乎没有人怀疑过。
当子楚在公元前250 年登位时，吕不韦成了他的丞相，在子楚的继承者
在位时他继续任此职务，直到公元前237 年他垮台。吕不韦的权势可以从子
楚封他为侯之事中看出，据说食邑10 万户。这一事件表明，甚至在这么晚的
① 《史记》卷八五，第2505 页。卜德在其《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
〉中三篇秦代（公
元前255—前206 年）的传记》中收有《史记》卷八五的译文和评述及有关吕不韦的其他材
料。
② 《战国策》七（秦五），第275 页（克伦普译：《战国策》，第109，第137 页）。
时期，旧的内部分封制是继续与新的郡县行政制度同时并存的。
吕不韦虽然作为一个商人，自己很可能没有什么文学教养，据说却耻于
秦的文化落后状态。象许多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人那样，毫无疑问他需要使自
己成为文化的赞助人，从而取得威望。他采取了当时有权势的政治家普遍采
取的办法：招纳一大批士或学者在其周围（他的传记说有3000 人）。他要求
其中一些人把他们的哲学思想写成文字。经过他们的努力，结果可能在公元
前240 年编成一部独一无二的晚周哲学思想的文集——《吕氏春秋》。①
在子楚死去和未来的秦始皇于公元前246 年登位后，吕不韦又与秦始皇
之母恢复两性关系，人们记得，后者在吕不韦把她献给子楚时已是吕之宠姬。
后来，由于担心年轻的秦王会知道此事，吕不韦就将特别放荡的嫪毐介绍给
太后，以转移她的兴趣，嫪毐很快取代吕不韦，取得她的欢心。这件事成为
丑闻，当秦王在公元前238 年成年时，他把嫪毐及其所有的近亲全部处死。
在开始时，吕不韦得到宽恕，但在公元前237 年，他也被革职，后来被放逐
至蜀（今四川的成都地区）。公元前235 年，他在去蜀途中服毒自尽。
在吕不韦死前，已有另一个更伟大的政治家出现在舞台上，此人于公元
前221 年以后注定要成为秦帝国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他就是所有法家政治家
中最著名的李斯；李斯与主要法家理论家韩非曾经同在那个时代的儒家大思
想家荀卿门下攻读，后来在公元前247 年来秦寻求前程。①
李斯是作为吕不韦的追随者而开始他的事业的，他通过吕不韦而得以接
近未来的秦始皇。在以后几年中，他就秘密外交事务向秦王提出建议，但在
公元前237 年当一道驱逐所有客卿的诏令颁布时，他的前程几乎断送了。就
在那时，李斯向秦王呈上一份著名的奏疏，以雄辩的辞令说服秦王撤消了这
道诏令。从此李斯前程似锦，在公元前219 至前213 年的某个时候，他升任
帝国的最高职务——左丞相。直到他在公元前208 年死去时，他一直担任此
职。在此之前，当他的地位还不那么稳固时，有的史料指责他曾经策划将他
从前的同窗韩非置于死地，韩非于公元前233 年从韩②出使到秦。但是，此事
的记载被混淆了，李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韩非之死有关，还远没有弄清。
司马迁把逐客之令与一个“水利设计者”郑国的阴谋联系起来，这几乎
肯定是错误的；郑国也从韩来秦，据说是为了诱使秦将其物质和精力耗费在
建造一条灌溉河渠上。当“阴谋”被发现时，河渠已完成了一半；据《史记》
李斯传记载，①这个发现是下逐客令的直接原因。然而此渠本身在以后完成
了。渠约长120 公里（75 英里或300 秦里），其走向大致与渭水平行，在渭
水之北，它自咸阳之北往东北伸向黄河支流洛水。这一异想天开的故事因以
下的事实而更不可信：河渠在公元前246 年开工，而逐客令是在公元前237
年颁布的。逐客令事件与嫪毐于公元前238 年被处死及吕不韦于公元前237
罢相之事（两人都非秦人）年代上的一致有力地说明，是这些事件而不是建
渠之事，促成了逐客令的颁布。
总之，这条河渠无疑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还应连带提到另一件几乎同
① 此书已被理查德·威廉译成德文：《吕氏春秋》（耶拿，1928）。
① 卜德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论述了李斯的一生和成就。
② 韩位于秦之东。
① 《史记》卷八七，第2541 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第15—1 页；第59—
2 页对此有进一
步的讨论）；《史记》卷二九，第1408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523 页
）。
时进行的非凡的水利工程。这就是横贯四川成都平原的灌溉河渠网络，约在
公元前250 至前230 年时期，它通过挖凿一条巨大的石质河渠而得以建成。
关于这两项成就的重要意义，后面还会再谈到。②
公元前227 年，燕国（位于今之北京地区）为了极力阻止秦国军事机器
的迅速推进，派使者荆轲至秦廷，随带一张作为臣服象征的燕国地图和一个
在燕避难的自■的秦叛将的首级。在随之而来的朝觐中，荆轲抓起一把藏在
地图中的匕首攻击未来的秦始皇，但在行刺快要得逞时被砍倒。约在10 年以
后，又发生两起行刺事件，但同样没有成功：一起在公元前218 年，另一起
也在这一年的前后。③
但是中华帝国形成以前的最后几年的主要特征，是单调乏味地叙述军事
征战和作为一个多世纪劳动和组织的最后成果的胜利。奇怪的是，最后一个
计算敌人伤亡数的事例是据说在公元前234 年“斩”赵国士兵的首级10 万。
此后，记载就从杀人转向兼并领土：连续五次东进，所征服的国家为韩（前
230 年）、赵（前228 年）和魏（前225 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前223
年），接着又征服东北的燕（前222 年），最后在公元前221 年征服了更东
面的齐。随着这一次最后的征服，全中国都归秦统治。列国纷争之局变成了
第一个中华帝国。
②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285—98 页详细地描述了这两项工程技
术方面的情况。
关于与这些工程有关的近期考古发现，见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
载《文物》，1974.7，
第29—2 页；秦中行：《秦郑国渠渠首遗址调查记》，载《文物》，1974.7，第33—8 页
。
胜利的原因
在详细叙述帝国的事件之前，应该先停下来考虑秦胜利的主要原因可能
是什么。自从学者兼政治家贾谊（公元前201—前169 年）写了《过秦论》
以来，中国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题目，因此，这里提出的大部分内容并不
是新的。
地理
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它的东面是黄河的大
弯道，黄河先自北向南，然后突然东流。河之南通往秦的几条通道被山脉所
阻，只有很少几个战略要隘可以通行。在这些屏障后面，秦能在攻打其他国
家之前聚集力量。贾谊首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写道：“秦地被山带[黄]河
以为固。”①
农业和灌溉
秦的农业资源，由于在公元前246 年以后的几年中建造了郑国渠以及约
在同时建造了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而增加了。后一项工程在《史记》（卷二
九）有关河渠的文中只提了一句，这也许是因为它位于遥远的偏僻西南。可
是它的经济重要性一定十分巨大，因为直至今日，它仍源源不断地给在成都
平原约200 平方英里地区生活的500 万左右的人们供水。另一方面，司马迁
充分地认识到了郑国渠的意义。他写道，它的建成为将近465000 英亩（约4
万顷）原来含碱的土地提供了灌溉。“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
卒并诸侯。”①
可是主要强调这些建设来解释秦的胜利，那将是错误的。它们在秦统一
之前不到25 年才修成，而秦国朝帝国方向的发展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变
得很明显了。因此，这两项灌溉工程只是加快而不是决定秦的历史进程。
军事技术
另一种理论把秦军事上的成就归因于先进的冶铁技术，它断言，这种技
术使秦能够给其士兵配备优于其敌人普遍使用的青铜兵器的锻铁刀剑。但这
个理论没有被现代考古学所证实。发掘出铜、铁刀剑的63 个战国时期遗址的
表表明，在那个时期前者的数量大大地多于后者，其比率为10 比1（铜剑270，
铁剑27）。此外，这些遗址都不在统一的帝国之前的秦的领土内。遗憾的是，
这些考古报告都没有明确说明发掘出来的铁剑是否有相当数量因锻造而质地
变硬。但是一般地说，在中国早期的冶炼技术中，铸造，而不是锻造，显然
是优先采用的技术，虽然有些工具可能已经经过进一步加工，旨在增加其硬
度和降低其脆性。总之，到写本文时为止，考古学还不能证实秦拥有压倒其
对手的某种冶金技术优势的论点，这个结论，象对刀剑那样，也适用于其他
① 《史记》卷六，第277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20 页）。
① 《史记》卷二九，第1408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525 页）。
兵器方面。①
崇尚阳刚武德
作为一个与非华夏族的“夷狄”发生冲突的边陲国家，秦取得了丰富的
军事经验，在它指挥其军队与其他国家交战时，这种经验无疑大有帮助。它
的人民以在战争中残酷无情而闻名。他们崇尚武德的精神可以秦统治者武王
为例，他喜欢在其周围安置勇武之人；他因与一人比赛举铜鼎，于公元前307
年受伤而死。
打破传统的准备
出于同样的原因，秦相对地说能摆脱更纯粹的“华夏”国家文化传统的
束缚，这使它更容易制定激进的革新措施。儒家的荀卿也许是在公元前264
年前后访秦后，不得不承认“其百姓朴”，相当敬畏他们的官员；也承认官
员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不偏袒，不结党。但说了这些话后，他为这个国家完
全无儒而表示不安。他所指的儒，无疑是有儒家思想的文人，他认为这些人
特别熟悉旧传统道德。他说，没有这些道德，很可能导致秦最后的毁灭。②
任用外来人才的决心
正是由于秦文化上的落后，其必然的结果是它一发现人才就予以任用。
秦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商鞅所定的荣誉爵位之一是
客卿，它赐与取得高位的外来政治家（有记载的最早事例出现在公元前289
年）。外来的显贵（不一定都有客卿的称号）包括商鞅本人、吕不韦、李斯
以及本文没有提到的其他许多官员。①的确，秦在用人中唯一能自给的人才是
军事将领。②
统治者的长寿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秦幸运地连续被几个既能干又特别长寿的王所统
① 见戴维·凯特利：《刀剑的去向：中国统一的反省》，载《早期中国》，2（1976），
第31—4 页。又
见连续的反驳：威廉·特鲁斯戴尔：《刀剑的去向：凯特利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反省》
，载《早期中国》，
3（1977），第65—6 页；诺埃尔·巴纳德：《刀剑存在吗？》，载《早期中国》，4（19
78—979），第
60—5 页。关于秦代铁剑优越性的论点，见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东京，1963）
，第159—21
页。关于考古遗址表，见巴纳德和佐藤保合著：《古代中国的冶金遗迹》（东京，1975）
，第112 页及图
6c 和6d。这些参考材料表明在西汉时期，青铜剑仍多于铁剑（出土铜剑350 件，铁剑270
件）；只是在东
汉时期，铁剑才大大超过铜剑（出土铁剑103 件，铜剑35 件）。
① 李斯在公元前237 年反对逐客诏令的上疏中，除商鞅本人外提到了在前四朝曾作出杰出
政绩的七个外来
人。见《史记》卷八七，第2541 页以下（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15—7 页）
。李斯的名单
还可以补充。
② 秦的三个最著名的将军为白起（公元前257 年死）、王翦（前221 年以后死）和蒙恬（
前210 年死）都
生于秦，虽然蒙恬的祖父（本人也是有名的将军）以前自齐来秦。
治，从而给它提供了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连续性只有两次被短命的
统治者所打破，他们合起来的统治时间仅仅持续了八年。这个长寿的统治序
列始于孝公，他统治了24 年（公元前361—前338 年），商鞅就是在他治下
任职的；然后是惠文王，他统治了27 年（公元前337—前311 年）；然后是
4 年的武王朝（公元前310—前307 年），他因举鼎比赛致死而统治终结；然
后是昭襄王，他统治了56 年（公元前306—前251 年），然后是孝文王（前
250 年）和庄襄王（公元前250—前247 年）两朝4 年的间竭期；最后是秦王
政至后来成为始皇帝的37 年统治（公元前246—前210 年）。可是这个因素
的重要性不应过分强调，因为长寿并不总意味着能干。例如，当周朝最后在
公元前256 年被灭亡时，灭周的秦统治者昭襄王在位已51 年，但周统治者赧
王本人在王位上已不少于59 年（公元前314—前256 年）。
行政因素
因此，很明显，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计划、农业改革计
划和商鞅留给秦的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计划。这方面的重要性远
远超过了其他的一切，以致除了在前面对商鞅变法作了叙述外，还须在这方
面作进一步的评述。
以下的论述①是根据1975 年在今云梦县（位于华中湖北省武汉西北约45
英里处）境内的小小的睡虎地出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书作出的。竹简从也
许是生活在公元前262 至前217 年的一个秦地方官员的墓中发掘出来，此人
曾在当时秦的南郡任职。这些文书一部分肯定属于秦国法典的有名称的律；
一部分通过问答方式解释法律和法律程序；一部分是为指导执法官员而系统
阐述的推理的“典型”案例（其中有询问嫌疑犯，调查绞死的情况，父亲揭
发儿子，报告通奸等）。
这些有名称的律绝大部分论述行政法，有“田律”、“■苑律”和“仓
律”等共十八种名称。未命名的法律的答问虽然同样涉及大部分行政法，但
幸而也提到少数刑事问题，如盗劫、杀人、闹事和性犯罪等事。文书中的证
据表明，材料确实早于公元前221 年秦的统一，虽然许多内容也许只早半个
世纪或更少。然而，在基本内容和精神方面，大部分材料似乎可以溯源于商
鞅时代。
秦以严刑峻法闻名，这些法律对此并无反证，但也没有鲜明地予以证实。
当然，这部分地是由于这些法律不完整，也由于许多法律是行政法而不是刑
法这一事实。提到了死刑，但次数不很多，被定为死刑的那类犯罪是预料得
到的：例如，异父同母子女的乱伦，夸敌以惑众的行为。有三四处材料提到
了砍掉左足的刖刑或劓刑，但更普遍的是程度不同的强制劳动。
对违反行政法的行为，最普遍的惩处是罚物（与以后中国法律的情况不
同）。秦的强烈的军事气氛可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最多的罚物以一甲或二
甲（罚二甲的情况很少）计数；较轻的，一盾或二盾；再轻的，罚缴钱。最
① 本文论述所依据的文书可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
1978），第15、
24—6、32、43、56、94、104—05、113—14、142—43、150、154、173、225、263 页。
关于这些文
书的注释本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975 年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公元前3 世纪的秦法律
和行政规定的注
释译文》（莱顿，1985）。
轻的惩处似乎是谇，此字可能表示“谴责”；据推测，谇将写进受谴责官吏
的功过簿中。有许多律只说触犯所定之罪要受惩处，而没有具体说明应受什
么惩处；还有一些律根本不提惩处，而只正面提到应怎么做。在这方面，秦
的法律与以后王朝更成熟的法典（653 年唐的法典及以后的法典）大不相同，
以后的法律对每种违法行为都定有具体的惩罚。
商鞅的连坐原则在这些公认是很不完整的法律中未被强调。的确，有一
条法律对群盗的确处以特别重的惩罚，但这种群盗的形式很不一般：文中称
为“害盗”（显然是一种警察）的官吏放弃他们的正常职守而进行群盗活动。
只抢一钱，而如果是五人共同行盗，每个参与者都断去左足，并黥面，参加
强制劳动。对比之下，抢劫660 钱以上的很大数额，而如果共同行盗的害盗
少于五名，则受轻一等的刑罚，即黥劓并参加强制劳动。如果盗钱220 至659
钱，刑罚又减轻到参加强制劳动而不劓鼻，抢1 到219 钱，则流放而不参加
强制劳动。如果平民犯小偷行为而无暴力，如偷他人价值不足一钱的桑叶，
罚处劳役30 天。
毫无疑问，从现代的观点看，甚至上述刑罚中最轻的一种似乎也是残暴
的，但也许很难说，就比在其他许多地方和时代所发现的刑罚更残暴。（例
如，在1818 年前的英格兰，从店中偷价值五先令的货物就要处死。）
在行政法中，有的对个人（不是集团）责任的要求竟达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在关于政府所有的牲畜的规定中：“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
佐各一盾”（《秦律杂抄·牛马课》）。但是，就大部分法律而言，它们似
乎并不是不合理的，例如，《■苑律》规定：“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
毁者，为用书，受弗责”（意即借用铁具，因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的，以文
书上报损耗，收下原物而不令赔偿）。
引人注目的是坚持计量的精确性，这从秦专门规定布的尺寸的律中可以
看出，秦政府把这些布与金属货币一起发行，作为交换媒介：“布袤八尺（约
1.85 米），福（幅）广二尺五寸（约58 厘米）。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
不行。”
另外，又有两个关于衡和量的令，如官员定制不准确，误差量器不超过
7％，衡器在1％以下的，罚一甲或一盾。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行政工作中坚
持规定的手续和精确性：“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
请（即不托人）”（《内史杂》）。“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
莫（暮），以辄相报殹（也）”（《行书》）。①
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两者的重要性在几条秦律中也被认识到了。其
中之一指示各县保存种植庄稼的记录。这些记录要登记降雨量和受雨的耕地
面积，以及发生的旱灾、涝灾、风灾、虫灾和其他灾害及其后果。在规定的
年份，各县都要将这些报告上报京师，上报时使用差役和驿马，以便在阴历
八月末到达都城。另一条秦律具体规定了种植不同种类的谷物、豆类和纺织
纤维作物应使用的种籽的数量。还有第三条秦律，它尽管措词含糊，似乎规
定从第二个春月起，在大部分情况下显然持续到夏天，森林伐木、截水、掏
鸟窝、毒鱼、布设陷阱和捕网等活动都被禁止。一个明显获准的例外是为新
死的人伐木制作棺材（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一个有趣的让步，虽然部分地
① 一个或两个世纪以后的行政文献的证据表明，这个手续肯定在继秦之后的汉代实行；见
鲁惟一：《汉代
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1 卷，第39 页以后。
也可能受到卫生考虑的启发）。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容许对这些法律文字作进一步的分析；这些文字
尽管存在许多文风和术语方面的问题，但除了其他价值外，还有可能提供关
于不同社会集团的法律地位的宝贵材料。但是，前面所引的秦律足以证明，
它们实行了大大地有助于使秦取得胜利的原则：在行政过程中坚持效率、精
确性和规定的程序；强调精确的计量数据；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
源。
秦帝国：改革，成就和暴政
（公元前221 年—前210 年）
公元前221 年到前210 年秦始皇去世这段时期中的大事将分九个方面来
详细叙述。虽然大部分事件都有具体的年份（大部分在前221 年），但有几
件事，如筑路、造长城和建造宫殿，必定在第一次提到它们时已经进行了多
年。可以理解，秦始皇之名与大部分事件有联系，但可以证明，有几件重大
事件的真正发起人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在其他诸如军事征战和筑路建城的
事件中，它们必须由军人来干，而在这10 年中，最著名的军人是蒙恬。改革
始于几个政治性的行动。①
从王到皇帝
帝国一统一，秦统治者第一个有记录的行动就是要其大臣们想出一个有
别于王的称号，它将更好地表示他作为唯一的统治君主的新地位，以与迄今
为止称王的许多统治者相区别。根据由此产生的建议，他采用了“皇”，并
把此字与他自己选择的“帝”字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复合词“皇帝”，大
致可以译成英文“ugustemperor”。同时，他取消了史书中以继承者赠予的
谥号称已死的统治者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君主宣称，他本人作为始
皇帝进行统治，其后裔则作为“皇帝二世”、“三世”继续统治，以至千秋
万代。
在他的这道诏令中，秦始皇正道出了历史中无数受命运嘲弄的事实之
一，因为他的王朝在二世就垮台了。但是他选择的称号却是巧妙的，不论是
它的全称“皇帝”，或是通常简称的“帝”，两个称呼在中文中作为emperor
的标准同义同，一直延用到今天。
“帝”字的选用更是巧妙，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可以追溯到历史黎明时期
的神秘联想的字眼。在商代，它是一个主神（或诸神）的名称，也许等于商
代统治王室的远祖（或诸远祖）。在秦代，甚至在西汉，国家官方的崇拜尊
崇称之为“帝”的神。①在周代中期，一系列被人们敬畏地视为早期中国文明
缔造者的传说中的统治者已经开始被称作帝。然后在公元前3 世纪，由于周
代诸王的命运每下愈况，王的称号已丧失其威信，这时有的国家的统治者为
了表示他们成立帝国的抱负，曾试图自己称帝。
这种尝试最早发生在公元前288 年，当时秦王和齐王拟分别自称西帝和
东帝。外来的政治压力迅速促使他们放弃这些称号。还有两次涉及秦王的尝
试发生在公元前286 年和前257 年，但也都失败了。因此当秦始皇在公元前
221 年称自己为帝时，他正利用了当时已具有浓厚政治色彩，而又保持了与
远古的神祇圣哲强烈联想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恰当地象征了一个人的政治
成就，对他，并且可能对他的臣民来说，这种成就看来几乎是超人的。
① 这个题目及后面的大部分题目，在卜德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6—章中也进行了
讨论。
① 关于帝国对“帝”的崇拜的延续和转而崇拜“天”的情况，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
机和冲突》（伦
敦，1974），第5 章；本书第12 章《帝国的崇拜》。
政治的统一
也是在公元前221 年，具有更重要的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是把中央集权的
行政新体制扩大到了“天下”。此事发生在李斯的上司王绾力促秦始皇把更
遥远的原列国的领土交给秦皇室诸子之时——换句话说，恢复约八百年前周
灭商后的封建分封制。他争辩说，这样就更容易统治这些领土。
李斯大胆地反驳道，周制订的这个政策已经证明是一个政治灾难。周王
室的亲戚一旦取得了他们的土地，立刻互相疏远和进行战争，而天子则无力
阻止他们，所以结论是“置诸侯不便”。
秦始皇支持李斯，结果是把全国分成36 郡，每个郡又分成数目不详的
县。每个郡的行政由守（文官）、尉（武将）和监御史（他显然直接充当皇
帝在郡一级的代表）三人共同负责。县由地方官员治理，他们或称令（大县），
或称长（小县），按县的大小而定。所有这些官员都由中央任命，并接受固
定的俸禄。他们的职位不是世袭的，随时可以罢免。本文不打算更详细地讨
论秦的行政制度，因为直接取法于秦行政制度的汉制人们知道得远为清楚，
并且将在第7 和第8 章详加叙述。
前面已经谈过，郡县制对帝国并不是新东西，也不是起源于秦。但公元
前221 年的改革至关重要，它断然屏弃了必然引起间接统治的重立列国的思
想，代之以普及郡县制的决定，从而为中央统一全帝国各地的集权管辖提供
了各种手段。这个制度延续到了汉代，虽然象第2 章将详细叙述的那样作了
一定程度的妥协——因为有一批其权力严格受到限制的王国当时容许与数目
远为众多的郡一起存在。此后，这个制度成了后世王朝的典范（但又稍有修
改），最后演变成现在仍在实行的省县制。
秦的郡比现代的省要小得多，虽然对秦末倒底有多少郡以及它们是哪些
郡的问题一直争论激烈。到公元前210 年，公元前221 年原来的36 个郡可能
增加了4 个，也可能增加了6 个。这些数字可与公元2 年汉代簿册中存在的
83 个郡相比（当时的汉帝国比秦帝国大得多，但同时还有20 个王国与这些
都并存），也可与清末（19 世纪）18 个标准行省相对照。但在另一方面，县
的数目自始至终明显地保持着稳定。一个粗略的估计说明，秦约有县1000
个（秦没有县的确切的统计数字），①这可与公元2 年约1314 个县，1911 年
清末1381 个县和197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479 个县（不包括新疆、西藏和
云南）相对照。
推行郡县制，意味着必须对原来各国的统治者及其依附的贵族和官员作
某种处置。这个问题通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得到了解决，在
咸阳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宫殿，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虽然《史记》
没有明文记载，据推测这些人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津贴以代替他们原来的收
入。这个政策是与秦王朝相始终的。但当王朝崩溃时，在随之产生的内战期
间，有些原来的统治王室就作为政治竞争者而重振旗鼓。唯一的疑点是12
万户这一可疑的巨大整数。这个问题在附录3 中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伴随着大规模迁移人口于京都的是大规模销毁兵器的行动。搜集到的全
国兵器被送往咸阳，在那里铸成钟鐻及12 个巨大的金人，据说每个金人重近
① 统计数取自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1 册；《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
，1961），第35
页。
29 英吨（1000 石），都置于宫中。据后世的著作，中国这些最早的雄伟的雕
铸实物都是卫士像，也许衣“夷狄”服，它们存在到汉后期，军阀董卓（公
元192 年死）销毁了其中10 个；所剩的两个后来也被搬移，最后在公元4
世纪被熔掉。②
同时在全帝国夷平城墙及其他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险阻，以补销毁兵器和
迁移贵族的不足。公元前215 年立于碣石山的碑文，有以下几句关于秦始皇
的文字：“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平险阻。”①
文化统一
文字的统一虽不象政治措施那样引人注意，但就其本身来说也同样重
要。这一措施也记载于公元前221 年，并直接归功于李斯：“同文书??周
徧天下。”据说，他是一部已佚失的教科书的作者，此书据说体现了这项改
革的成果。但这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象李斯那样的高官根本不可能有时
间自己去进行改革的细枝末节。很可能他想出了这种主意，然后让一批学者
去执行。
这项改革包括哪些内容？周代初期称为大篆的文字，在正字法方面，已
经随着年代而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周后期几个世纪地方文学的发展，可
能还有地区性的变化。换句话说，同一个字因不同时期，也许因不同区域而
写法不同。李斯统一文字之举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1）简化和改进复杂的、
因年代而写法各异的大篆体，使之成为称作小篆体的文字；（2）把各地区的
异体字统一为一个可能至少部分地以秦通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单一的体系（虽
然这难以肯定地作出估价）；（3）在全国普及这一体系。可以设想，这个变
化和随之在汉代进行的进一步的文字简化可能部分地由于以下的事实而促
成：书写的新工具和新材料的采用，及随着政府公务日益繁重而对文献的迅
速增长的需要。
从技术上讲，秦的改革显然不仅涉及单纯地简化几个字的问题，而且还
涉及改变其他字的基本结构和废除另一批字的问题。总的说来，由单纯象形
部分（即简单的象形字）组成的字似乎以最小的变化传至后世；由多笔划组
成的字显然更可能大有改变，甚至被完全不同的多笔划组成的字代替。这种
激烈变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原来在字中用于表音的字形部分，到了秦代
已不能充分体现当时语言中发生的语音变化。此外，多达25％的先秦的字出
于种种原因（诸如这时的地名或人名、过时的器皿名称等等）而被秦的改革
者完全废除，在后世绝迹了。①
这项秦代的改革，是汉代逐步发展的进一步简化字体的必不可少的基
础，结果是楷体字从此一直成为通用文字，直到近几十年才让位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如果没有秦的改革，可以想象，几种地区性
① 杨宽在《秦始皇》（上海，1956）第176 页中指出，这肯定不是说不加区别地破坏一切
堤坝，这样将会
造成水灾，而只是破坏在沿岸建立的防御屏障（还可以补充，或者破坏那些阻碍在河上自
由进行交易的设
施）。
① 关于这些技术细节，见诺埃尔·巴纳德：《在控制情况下发掘出来的考古文献中反映的
秦“文字改革”
的性质》，载戴维·罗伊和钱存训合编：《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第181—13 页。
承蒙巴纳德博士
在这篇精辟的论文发表前让我拜读，本文作者深表感谢。
的不同文字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设想中国的政治
统一能够长期维持。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
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法律与经济措施
公元前221 年，其主要特征可能是始于商鞅的秦法典在全帝国的统一实
施。在前面引用这个法典的大致摘要时，我指出大部分论述的内容是行政事
务而不是刑事。但是，按照传统的说法，据说商鞅之法体现了两个主要原则：
（1）对坏事实行连坐，特别在亲属中和在商鞅给百姓划分成五户和十户的单
位中；（2）严刑峻法，严得足以使人民不敢去做坏事。这些原则被《汉书·刑
法志》中的言论所证实。②“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夷三族，即父
母、兄弟、妻和子女，但此词意义有点含糊）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
颠、抽肋、镬烹之刑。”
“凿颠”和“抽肋”的所指不能肯定，因为在历史史料和出土的法律材
料中，都没有见到实际事例，虽然“抽肋”指的是另一种肉刑（见前《胜利
的原因》一节中的《行政因素》）。在各种大辟（死刑）中，最普通的是斩
首（或者曝尸，或者不曝尸于众）。对少数极严重的滔天罪行实施的刑罚除
了镬烹外，还包括诸如腰斩、车裂、凌迟处死（五刑）。应该强调的是，这
些骇人听闻的刑罚决不是秦独有的。例如，车裂于公元前694 年在东面的齐
国就有记载，在公元前4 世纪前后，齐国还有镬烹的记载。甚至在汉代，在
公元前167 年正式取消致残的刑罚后，镬烹和腰斩之刑仍象实行阉割以赎死
罪那样继续偶尔实行。
人们对帝国时期发展经济的措施所知甚少。秦始皇和李斯两人口头上都
支持重农抑商的法家政策。但是除了出土的法律材料中的暗示外，史料很少
提供具体的例子。据未见于《史记》本文、而见于公元4 或5 世纪一个注释
者的一句暧昧不明的话：公元前216 年，“使黔首自实田也”，这就是说百
姓为了纳税，应该向当局报告其土地的价值。这句话如果准确，并且解释无
误，意味着到这个时候，土地私有制在全帝国已成为既成的事实。①
在帝国时期，史籍几次报道了大批移民开发新边区之事，这些活动被解
释为政府注意扩大农业资源的迹象。但是，由于移民与军事有关系，这里将
与征讨和殖民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公元前214 年的一个事件似乎可以认为是
故意抑商的一个例子，据记载，商人是被政府放逐去参加征服和占领中国遥
远的南方的几类人之
《史记》卷六中缺乏经济材料的情况常常促使历史学家在其他方面寻求
零星的材料；例如，在汉代政治家和学者的言论中去寻找。但是，由于这些
人常常具有明显的反秦偏见，所以使用这些材料时应该特别慎重。①
② 何四维在其《汉代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332 页中有稍有修改的译文。
① 见徐广在《史记》卷六第251 页上的注。“自实”之意本身虽不明确，但与自汉至宋的
许多时期所记载
的叙述类似的估计或自估的相似的用语相比，就可以理解了。见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
田制和税法》，
第42—2 页。
① 公元前约100 年汉儒董仲舒的言论是典型的，他十分武断地声称，“一岁屯戍，一岁力
役，三十倍于古”
（《汉书》卷二四上，第113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82 页〕），“
田租口赋，二十
其他标准化措施
前面已经指出商鞅对计量的精确性有兴趣，也指出了类似的兴趣在出土
的法律材料中已得到证实。所以，与法律和文字一起，公元前221 年秦在全
帝国实行衡器和量器的标准化是不足为奇的。前面已经提请注意的残存的
升，表明它们与商鞅时代的衡量器皿大小一样或实际上相同。除了这个升的
一面原来的铭文记有商鞅的名字和相当于公元前344 年的日期外，它的底部
还加刻了其日期为公元前221 年的铭文，并阐明了秦始皇使量器标准化的政
策。这只是已经发现的分布范围在广的秦帝国的几件量器和衡器之一——至
少有一件远在今东北的吉林省，在秦代，那里很可能位于帝国的政治版图之
外。
另一项是金属货币的标准化。这项改革并非始于商鞅，因为据《史记》
记载，在公元前336 年，即商鞅死后两年，秦才开始流通金属货币。在这时
和更早以前，大小、形状和面值不同的钱币已在不同国家流通，其中有刀币、
镈币和蚁鼻钱。秦本身新发行的通货有中有方孔的常见的圆币，这种形式在
今后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国钱币的标准形式。《汉书·食货志》详细地叙述了
秦的改革：②“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
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
最后，应该提出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改革。这就是公元前221 年制定的
车辆的标准轨距，这样车辆的轮子无疑就可以适合全国道路的车辙。在中国
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侵蚀之害，对任何熟
悉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项改革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有人计算，战车车轮
的轨距从商代起，逐渐从现代的7.07 英尺变窄到战国时期的5.41 英尺或以
下，最后窄到西汉时期的4.92 英尺（从发掘的同时代的国都长安的正城门遗
址可以看出）。最后的数字接近于用于现代铁路的轨距4.71 英尺。（在古代
的西方，车的轨距一般地说有更加狭窄的倾向。例如，对罗马时代不列颠的
有些道路上车辙的测量表明，轨距在4.50 至4.83 英尺之间。）①
道路、城墙和宫殿②
在帝国以前的中国，由农民履行的徭役在传统上已经是营造城墙、道路、
河渠、宫殿和其他公共工程的主要手段；同时，农民还有服兵役的义务。随
着秦的统一天下，以远为巨大的规模组织这类劳役就有了可能。此外，为了
劳动和军事目的，还广泛地使用犯人和其他受歧视的集团以补农民劳役的不
足。这一切导致了下面将要讨论的巨大建筑、军事征讨和移民。
从公元前220 年开始，建造了以咸阳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面、东北、
东面和东南辐射的一批称为驰道的帝国公路；少数几条主要道路远及偏远的
倍于古”。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1152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28—29 页，
译文有改动）。
① 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5—页注d。
② 这一节广泛地利用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1—6 页和第47—5 页
中关于道路和长
城的材料。
西边，因为咸阳在帝国西部边缘附近。根据一份后世的材料，这些公路之宽
合50 步，路两旁植树的间隔为30 尺。前一个数字相当于近70 米，显然太宽，
可能是文字有误。（这个问题将言附录3 中进一步讨论。）
从公元前212 年起，帝国最重要的将军蒙恬奉命建造名为直道的一条南
北向的主要大路。它起于咸阳之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入鄂尔多斯
沙漠，然后跨越黄河的北部大弯道，最后止于九原（现今内蒙古境内包头之
西约100 英里的五原），总长约800 公里（约500 英里或1800 秦里）。秦始
皇在公元前210 年死时直道尚未完成。残址至今犹存，许多地方与大致沿同
一路线的一条现代道路平行。在其地形多山的南部，旧路一般只有约5 米宽，
但在北部平坦的草原上，有的地方宽达24 米。①
一个必定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得出秦帝国公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 公里
（4250 英里）。据吉本的估计，约公元150 年，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
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3740 英里（5984 公里），
两者可以互相对照。在汉代，随着帝国的扩张，秦的道路系统大为扩大，但
从公元3 世纪起，中国与罗马一样，道路也损坏了。在中国，除去政治因素，
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水路交通有了巨大发展，特别在华中更是如此。
当然，远为突出的是筑造长城。象直道那样，这也是蒙恬的成就。从公
元前221 年起，在长达十多年的期间，他号召30 万人，不但征讨北方的戎翟，
而且建造长城和直道。②考虑到长城的宏伟，《史记》的记载（在蒙恬传中）
却是极为漫不经心和简略的：①“[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
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黄]河，据阳山，逶蛇而北。”
在其他早期的史料中缺乏蒙恬筑城的任何详细记载，这使人们不能确定
长城是否事实上真象文中断言的不间断地延伸万余里（近4100 公里或2600
英里）。但还有两个进一步的考虑值得一提，一个考虑是今天存在的长城（其
几个主段，而不是它的几个弯段），据估计总长度为3440 公里，或2150 英
里。这当然大大少于文中所称的蒙恬筑城的长度。第二个考虑是《史记》的
这段叙述中关键的字是“万”。这个字有时在《史记》的其他地方及其他早
期文字中也碰到过，从这些文字的上下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此字的使用是
比喻性的，而不是表示字面的意义。在这类段落中，“万”似乎不再指确切
的数字。相反，它应被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用来表示一个很大的、但
不确定的数字或数量。这种用法的例子将在附录3 中讨论。我们认为，除了
这些例子，还应加上《史记》的这段文字中出现的“万”字的例子。
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远不是定论，但似乎是很可信的——是，
蒙恬筑的城很可能短于《史记》中的“万余里”之所指。另外，我们认为，
在缺乏充分材料的情况下，妄加猜测是不明智的。也许有朝一日考古学会解
① 关于附有很不清楚的图片的此路的报道，见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载《
文物》，1975.10，
第44—5 页。
② 蒙恬传记载于《史记》卷八八，卜德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53—7
页有译文及讨论。
在《史记》卷六中，长城只在前213 年被提到一次（第253 页[沙畹：《〈史记〉译注》，
第2 卷，第169
页]），但不说也能明白，修筑长城需要的时间必定长得多。
① 《史记》卷八八，第2565 页（卜德：《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54 页
）。临洮即今甘
肃省的岷县，在西安之西约300 英里，辽东在今东北南部沿海，在朝鲜之西不远。阳山在
今内蒙古包头之
北。
决这个难题。
但是，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
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
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
供应线也变得更长。此外，城墙不象正在修建的道路，它本身是很不完善的
运输材料的手段。就长城而言，由于它越过的漫长的山脉和半沙漠地带，以
及这些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冬季的酷寒气候，条件就变得特别困难。对蒙恬能
够使之在现场进行真正建设的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几十人建造工地上的通道
和运送物资供应。死亡的人数也必定是非常巨大。尽管完全缺乏统计数字，
并姑且承认大部分城墙用夯实的土建成（这意味着大部分建筑材料就地取
得），但以上所述似乎是很合理的假设。对这个工程和其他同时进行的工程
来说，蒙恬的30 万人，不象以前所见到的那些数字那样，决不是夸夸其谈。
如地图二所示，秦的城墙向北延伸的距离，远远超过现存的城墙，后者
主要可追溯到明代，其中很多用石建成。如果一个多世纪以前几个国家在北
部所建的原来的城墙没有经过一定程度的加固，蒙恬不可能在10 年内建成。
大致由西往东列举，原来的城墙包括约公元前300 年建造的秦城墙，前353
年的魏城墙，约前300 年的赵城墙，最后是约前290 年的伸向东北辽河下游
的燕城墙。魏、齐、楚也在不同时期在其他方向修建城墙以保护自己。似乎
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表现出更浓厚的筑
垒自固的心理。长城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把定居务农的中国人与塞外游牧的
夷翟隔开的预期目的，这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最后，还要叙述关于营造宫殿之事。在公元前221 年，据说12 万户豪强
被迁往咸阳，还据说在渭水北岸秦都上下游的许多英里的距离内，建造了细
致地仿照他们原来住所的建筑物。
因为不满意于咸阳的祖先的宫殿，秦始皇在公元前212 年开始在渭水南
岸上林苑内营建新的宫殿。由于离对岸的咸阳不远，它取了阿房宫（附近的
宫）这一流传甚广的名称。鉴于这个宫殿不可能具有所说的巨大规模（约
75600 平方米），读者可再一次去参考附录3。
另一个下面还会谈到的工程是秦始皇的陵墓。早在公元前246 年就计划
建造，但它最早被提到是公元前212 年正在营造的情况。建造陵墓和宫殿共
同使用的劳动力据说达70 万人，此数为蒙恬同时进行军事征讨、造路和筑城
墙活动所使用的30 万人的两倍以上。可能70 万之数是精确的，但也可能因
为这些是皇帝的工程而加以夸大，使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武功和移民
公元前221 年内战停止，仅仅经过一段短暂的间歇期，随之而来的是对
外的军事和殖民扩张。这一行动的进行既向北，也向南，虽然《史记》卷六
记载的进行时间是在公元前214 年，但它持续的时间必定大大地超过一年。
例如，蒙恬传记载，“暴师于外十余年”——换句话说几乎从公元前221 年
后不久直至他于前210 年死去——“是时蒙恬威震匈奴”。①他在北面征服的
① 匈奴是蒙古和更往北的游牧民族，他们有时被确认为“Huns”。见何四维：《中国在中
亚：公元前125
年—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有鲁惟一的导言（莱顿， 1979），第71 页注4；及本书
第6 章《匈奴》
区域包括黄河北部河套内的鄂尔多斯地区，以及更往北的今内蒙古的领土及
向西北延伸远至今甘肃省兰州的其他领土。
南征也正式地记载于公元前214 年，但可能可追溯到更早的前219 年，
结果设立了三个、可能是四个新郡，其辖区包括今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
和今福建省的部分地区。这些征服的地区比北方的征服地区具有更大的社会
的和经济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新郡包括的领地土质肥沃，灌溉良好，因此有
利于中国农业生活方式的普及。但是大部分新土地在秦末的动乱时期丧失
了，不得不在汉代去收复。
与南征有联系的是建于秦始皇在位时的第三个大水利工程。这就是灵
渠。《史记》从未提其名，但有一段提到公元前219 年挖渠运粮以支援军事
远征之事，可能指的就是灵渠。①此渠穿山开挖而成为三英里长的连接河道，
把长江一条南支流的河源与西江一条北支流的河源连接起来。这样就能把粮
食和其他物资通过长江往南经洞庭湖，最后经西江一路不间断地运往现在的
广州。灵渠至今仍在使用，只是在汉以后有过几次间断。它成为河系中的一
个重要接连渠道，这个河系最后由于在长江以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了
其他任何文明无法比拟的内河系统，它自北向南延伸约2000 公里，或1250
英里（从北纬40 度到22 度）。②
大批中国人被派往新领土进行殖民和征战。迁移的人中有许多囚犯和其
他受歧视的人，尽管不是全部。第一起移民的事例发生在公元前219 年，当
时秦始皇在帝国作广泛的巡游，在东部沿海的山东南面的琅邪呆了三个月。
当时这个地区无疑人烟稀少，因为在他结束逗留时，他下令运送三万户到那
里定居。他们都是平民，不是囚徒，所以得到免除一般劳役12 年的奖励。③
以后几次大的定居活动是与公元前214 年的北征和南征一起进行的。在
北方，数目不详的“谪”（囚犯“徒”的另一个称呼）被遣送去占领新征服
的领土，同时这些地区被划定为34 个县。同年在南方，由所谓的逃亡者（逋
亡）、奴仆（赘婿）和店主（贾）组成的一支成分复杂的杂牌军被派往新郡
桂林、象和南海三地去作战（可能就在那里定居）。“逋亡”也许是指那些
曾躲藏起来逃避劳役和军事义务的农民。“贾”则反映了抑商的偏见（见前
文）。“赘婿”是穷人家之子，据秦以后的史料，他们因债务而在另一家劳
动。如果三年后自己的家庭未能清债，他们就将成为长期奴隶。偶尔他们也
可能入赘而成为控制他们的那家的女婿。①（关于秦代社会的这些集团和其他
地位低下的集团，下面将简单地提到。）
公元前213 年，被放逐者再次被送往北方去筑造长城和送往南越（广东
和越南北部的一小部分）。这段记载②之所以特别使人感兴趣，是因为这时被
一节。
① 《史记》卷一一二，第2958 页。
②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299—06 页对“灵渠”有详细的叙述。
③ 关于劳役制及对人民推行的劳役的法定义务，见杨联陞：《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情
况》，载他所编：
《中国学概览》（坎布里奇，1969），第202 页以后。
① 见仁井田陞：《汉魏六朝债权的担保》，载《东洋学报》，21：1（1933），第91—03
页，特别是第
97—9 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第136 页、152 页注163。别列洛莫夫：《秦帝国：
中国的第一个
中央集权国家》（莫斯科，1962），第103—04 页。
② 《史记》卷六，第25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69 页）。
放逐的人不是囚犯或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集团，而是“治狱吏不直者”——
换句话说，是官场的成员。法家相信严刑峻法，他们还准备对社会一切成员
行使法律而不管其地位如何，在这方面他们又是平等主义者。
公元前212 年，“益发谪徙边”，同年，在更靠近京都之地出现两次大
的移民运动：三万户被送往秦始皇未来的陵墓郦山，另外五万户被送往秦廷
的夏都和位于蒙恬直道南端的云阳。这些户与公元前219 年的30 万户一样，
不是罪犯，因此他们因这次迁移而免除劳役10 年，以之作为奖励。
最后，在公元前211 年，三万户被迁往鄂尔多斯地区。对他们的奖励是，
每户按原来商鞅所定的爵位升一级。这是有史籍记载的最后一次移民。
皇帝的巡行和刻石
统治者在他统治期间定期视察其疆域的思想在晚周时代论述礼的书籍中
得到了充分的确认。在周初，有几个周王事实上似乎已经偶尔在诸侯国间巡
行，这种活动部分地是出于礼仪原因，部分地是出于军事原因。在中华帝国
时代，许多凯旋的巡行一直到相当近的时期都有记载；17 和18 世纪康熙帝
和乾隆帝巡行的规模和豪华程度尤其值得注意。
但是，在仆仆风尘于帝国的次数和勤奋方面，可能中国的君主谁也比不
上秦始皇。在10 年中，他到最重要的地区巡游不下五次，最后一次持续了约
10 个月，他就是在这次巡行途中死去的。除了皇帝对他的新版图具有当然的
兴趣和自豪感外，这些巡游表现了他作为生在西面内陆的人对中国东部沿海
的明显的喜爱。除去第一次，所有的巡游不但驾临沿海，而且在沿岸或附近
广泛地旅行，在有些沿海胜地逗留了相当长的时期。在下一节将要谈到，一
个主要原因是他急切希望在海上或附近找到长生不老的灵药。
除了第一次巡游外，其他几次的另一个惹人注目的方面是在重要的地点
立石碑，碑上刻有纪念性的长文，以过分恭维的字眼一致赞颂秦始皇的成就。
在五次远巡中就这样立了六块碑，除一块外，碑都立在山上。它们的文字结
构除略有变异外，每行12 字，每节6 行，有72 字，每节押一个韵。
有一个有力的但又是后来的传说认为，碑文是李斯（几次巡游他都伴随
秦始皇）所作，字也是他写的。遗憾的是，现在只有一块残碑存在，上面有
84 个严重磨损的字；其他的被认为是残存的碑文均为后世之作。但是，除一
块外，所有的碑文都记于《史记》中。它们在思想方面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揭
示了那个时代的官方思想和价值观。
公元前220 年皇帝的第一次巡行是前往帝国西陲的唯一的一次。巡行从
咸阳出发，往西行进约300 英里至今甘肃南部（兰州之南），然后转向东北，
再按顺时针路线返回秦都。
公元前219 年的第二次巡行往东前往峄山（今山东省南部边境附近），
在那里第一次立碑，其文《史记》未记载。①由此，秦始皇又至著名的“圣岳”
泰山（也在山东），在那里举行封祭。这个仪式如同后世（公元56 年起）详
细阐述的那样，旨在向上苍宣布王朝的光辉业绩。在祭祀中，泰山被设想为
凡人和上苍之间的神圣的中间人。但在秦始皇时期，这是新的仪式，其意义
① 《史记》卷六，第242 页 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40
页以下）。关于用其他方式
保存的一块碑文的译文，见沙畹同上之作，第2 卷，第551 页以下。
也不明确。据说他秘密地进行祭祀，没有保存任何记载。但他又在泰山刻了
第二块碑文，然后又往山东半岛东端附近的芝罘山，接着再往南到山东海滨
的琅邪台地。在琅邪离海不远处又刻第三块碑文，秦皇还在那里驻跸三个月。
如上所述，到三个月结束时，他下令把三万户迁居到这里。然后他向西南进
入今江苏境内，并溯长江而上到华中；再往南到长沙（湖南）以北约60 英里
的一座山，然后朝西北返回咸阳。
在次年（公元前218 年）的第三次巡行中，秦皇再幸海滨，他先到芝罘
山，在那里第四次刻石立碑，接着到琅邪。在公元前215 年的第四次巡行中
他三幸海滨，但这一次他更往北至河北的碣石山，在那里立了第五块碑。
公元前211 年相当于11 月1 日的那一天（这是第一次象记年那样记载月
和日），秦皇开始了最后的第五次巡游，这一次向东南行进，最后抵达今浙
江省绍兴南面不远的会稽山。他在山上祭大禹（神话中禹是原始洪水的征服
者，又被认为是夏朝的缔造者），①在那里刻文立第六块碑。然后他北上三幸
琅邪和芝罘，接着又往西准备返回咸阳。他抵达沙丘（在河北南部），在相
当于公元前210 年的7 月或8 的某个月份，旅程因他猝亡而突然中断。
焚书坑儒
以下叙述的事件和其他事件相比更是这一节标题中所说的“暴政”。公
元前213 年在皇宫的一次盛宴上，许多博士敬祝秦皇长寿。其中一人更颂扬
他给天下带来安宁，尤其是变原来的列国为郡县。这引起另一士子，齐（儒
家的传统的中心）人淳于越的反驳。他争辩说，商周两朝之所以能长治久安，
其因在于“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对此，李斯有力地反驳道：“五帝不相复，三代〔夏、商、周〕不相袭，
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固非愚儒所知??今天下已定，法令出
一??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此弗禁，则主势降
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①
李斯于是建议应焚毁秘阁中的一切记载；《诗经》、《书经》和诸子百
家的著作，除了博士官保存的以外，都应交郡守烧掉；胆敢互相讨论《诗经》
或《书经》的人应予处决，并曝尸于众；“以古非今”者与其亲属一起处死；
凡官员对违反这些规定的人知情或见情不报者，与违反者同罪；凡颁布命令
后30 天内未焚书的人应黥面和遣送强制服劳役。李斯还提出，医药、卜筮和
种树之书应免于销毁。司马迁在其记述的最后写道：“制曰：可”。
李斯的提议是法家极权思想的必然的集中表现。在中国历史上，这次焚
① 根据中国的传说，夏朝（传说的年代，公元前2205—前1766 年）由大禹建立，是第一
个公认的以世袭
继承制为基础的政体。虽然夏朝的历史实况长期以来受到怀疑，但近期的考古发现清楚地
显示商代（传说
的年代，公元前1766—前1122 年）以前新石器时代以后已有有组织的公社存在。这些证据
是否可与夏的
政体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夏、商（殷）、周王朝统治下的三个黄金时代
的中国传说中，
夏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见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载《考古》，1979.5，第
388 页；张光直：
《艺术、神话和礼仪》，第20 页。
① 《史记》卷六，第254 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71 页以下）。
书决不是有意识销毁文献的唯一的一次，但它是最臭名昭著的。②在特别注意
销毁的书中，根据法家的观点，分别称之为《诗经》和《书经》的古代诗集
及古代历史言论和著作文集更应取缔，因为它们常被那些想以古非今的儒家
和其他学派的思想家所援引。秦以外的列国历史当然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提
供了秦国官方有关历史的叙述之外的其他可能的选择。很显然，诸子百家的
著作常常是与法家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在另一方面，应该指出，焚书决没有全部销毁的意图。除了李斯奏议的
最后一句明确表示免予销毁的几类文献外，秦的历史记载也不在销毁之列。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可以假定，它意味着司马迁在撰写秦国的一卷时，所掌
握的材料比用来论述其他国家的材料更充分。但是即使如此，他在卷十五中
还抱怨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①也许最重要的规定是
准许博士官保存《诗经》、《书经》和诸家哲学著作的副本；很明显，李斯
只是反对士子们普遍地拥有和讨论这些经籍和著作。
简而言之，焚书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没有象历来想象的那样严重。
虽然取缔直到公元前191 年汉代时才撤消，但它的实施不大可能超过五年，
即从公元前213 年颁布禁令至前208 年（当时秦帝国正摇摇欲坠）李斯死亡
的这段时期。甚至可以设想，焚书对文献的损害不如公元前206 年造成的损
害，当时造反者焚毁了咸阳的秦的宫殿（见下文）。基督降生前后汉代存在
的秘府书目列出了677 种著作，其中不到524 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
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
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
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但是，焚书无疑具有深刻的心理影响。它使后世的文人对秦帝国产生了
持久的反感，尽管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住中华帝国后来偶尔发生取缔书籍的
事。它又促使汉代文人大力寻找和恢复佚失的文献。因此，如果焚书产生了
实际影响的话，这个影响就是加强了李斯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向古看而不着眼
于今的倾向。
第二个大“暴政”，即坑儒，见于焚书的次年，即前212 年的记载。①
来自东部滨海的术士卢生力促秦始皇避开众人；术士声称，这样就可能发现
长生不老的灵药。秦始皇因此命令在咸阳周围200 里的270 座宫殿中设旗、
钟和鼓，并充实美女，还把这些宫殿用有墙或遮蔽的路连接起来。当他驾临
其中任何一座宫殿时，透露他行踪的任何人将被处死。一次他从山顶俯瞰时，
见到丞相（李斯）有众多的车辆和骑手，深为不快。有人将此事告诉丞相，
后者因此就减少了他的扈从。始皇帝因了解到他身旁有一告密者而大怒。无
人承认有罪，于是他把当时随侍他的人全部逮捕和处死。
从这时起，无人知道皇帝的行踪。卢生与另一个术士交谈时，指责“始
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贪于权势至如此”。在这次谩骂后，他们逃之夭
夭。秦始皇大怒，下令调查与两个术士有往来的文人。这些人互相指责。秦
② 秦焚书之事在它以前可能已发生过，在以后则有几起众所周知的事件，其中最大和最晚
的一次是从1772
至1788 年的乾隆帝的文字狱，这一次进行得如此有效，以致所列的2320 种禁书和其他34
5 种部分取缔的
书中，只有476 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见傅路特：《乾隆的文字狱》（巴尔的摩，
1935）。
① 《史记》卷十五，第686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27 页）。
① 《史记》卷六，第257 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76 页以下）。
始皇于是亲自挑出460 名触犯禁令的人，把他们全部处死。皇帝的长子批评
了这一行动，便被派往北方，在蒙恬的军事和筑城活动方面对蒙恬进行监督。
在描述处死460 名文人时使用了意为“活埋”的“坑”字，这一传说由于传
统的对“坑”字的理解就更令人厌恶了。尽管意见纷纭，此字的真正的意义
可能是处死，而不是埋葬（不论是死埋还是活埋）。②
长期以来对这个传说毫不怀疑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传统上对秦
始皇的恐惧。可是客观的考察（见附录2）表明，有充分的根据把它看作虚
构（颇为耸人听闻的虚构）的资料，而不是历史。总之，似乎可以合理地断
定，在司马迁用来撰写《史记》卷六的秦原始记载中并无坑儒之说。他或者
是从其他半杜撰的史料中取此说，并不加说明地把它与《史记》的主要史料
（秦的编年史）结合起来，或者更可能的是，司马迁死后一个不知其名的窜
改者有目的地把它加进了《史记》。①不论是何种情况，这个传说直到现在仍
保持着它的惹人注目的影响。在20 世纪70 年代最初几年，它的是非甚至来
了个颠倒，以致把秦始皇描绘成一个“进步人物”。②
② “坑”作为名词，意为“地坑”。当象文中那样用作动词时，它意为“埋”、甚或“活
埋”，这就成了争
论的基础。同样的用法也出现在公元前260 年“坑”（活埋）降秦的40 万名赵卒的事件中
（见附录3）。
但是，已经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两段文字及其他的材料中的“坑”实际上只是“消灭”
或“处死”的意
思。见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19 页注3；蒂莫特斯·波科拉评别列洛莫夫
的专著《秦帝
国》的文章，载《东方学档案》，31（1963），第170—71 页。
① 剑桥大学中文教授（1938—951 年）古斯塔夫·哈隆虽然没有就这个题目发表过什么著
作，但一个相当
熟悉他的人说，他对焚书和坑儒两件事的历史真实性都有怀疑。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
》，第1 卷，第
101 页注d。我认为哈隆关于坑儒说的直觉是正确的，但所有似乎是官方的文献（李斯的奏
议和前面的其他
文献）都有力地证实了焚书之事，不容怀疑。
② 洪世涤写道：“秦始皇的‘坑儒’，只是坑了咸阳四百六十个‘以古非令’的反动儒生
，这样的镇压措
施，对于‘厚今薄古’，巩固统一，是完全必要的。”《秦始皇》（上海，1973），第67
页（李幼守编：
《秦始皇：历史学的政治》〔怀特普莱恩斯，1975〕，第131 页）。
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秦帝国可以很恰当地被认为是泛称为法家的思想和行政技术的最高体
现。但这并不象人们通常假设的那样就可以说，法家是秦国容许的唯一的意
识形态。也许象李斯这样的推行法家思想的人更愿意做到这点，而焚书无疑
是朝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步。可是，这个行动发生在秦王朝后期；它的范围并
不全面；甚至如果是全面焚书，至少在秦始皇时期它也从来没有成功。这是
因为秦始皇本人就对无疑是非法家的思想和道德价值感兴趣，或者至少在口
头上加以赞扬过。
李斯取缔书籍的行动是对非法家思想的存在的一种反应，他认为这些思
想会危及国家。它的直接原因是淳于越关于把帝国重新分成诸侯国的建议。
这种思想与有儒家思想的文人的志趣是相投的。而且淳于越是前齐国（儒家
的中心）人。从思想上说，他很可能就是一个儒生。
淳于越是国家设置的博士官之一。在秦帝国时期，共有博士70 人，可能
因为这数字在传统上是孔子弟子人数的整数。这项制度象其他许多制度那样
并非肇始于秦，因为在秦征服之前，生活在齐、鲁、魏的几个国家的学者据
记载也有这个头衔。在公元前3 世纪，几个大国的君主普遍供养了一大批学
者，既是为了使用，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秦国丞相吕不韦也这样做过。
但是最著名的这类学者集团是以齐国国都的稷下闻名的那个集团，它在齐宣
王治下（公元前319—前301 年）创立，此后由齐王室维持。它在许多年中
吸引了大批著名的思想家来到齐国，“博士”的称号起源于这个稷下集团之
内，这一假设似乎是可信的。
这个问题又被以下的事实所证实：在公元前219 年，秦始皇显然就是在
原来的齐国领土上第一次遇到了博士。据记载，他一到泰山，就把“齐鲁（儒
家的传统据点）儒生博士”70 人召集在神圣的泰山山麓议事。他的目的是要
为举行“封”祭制订礼仪。但是，当这些学者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时（如上所
述，这无疑是因为封祭在当时是创举），于是始皇帝干脆把他们斥退，自行
其是地举行仪式。
这个开端虽不顺利，但秦的博士官（其成员意味深长地也是70 人）很可
能是这次召见所产生的结果。博士的威望在秦帝国时期依然是很高的，这可
以从公元前213 年焚书时他们的藏书可以免予销毁之事中看出。虽然许多博
士的观点很可能是儒家的，但从几件事中清楚地看出，他们都被指望在当时
的一切重要学术领域中都有造诣。现举一事为例：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在
梦中与一海神交战，他召了一个“占梦”的博士来解释此梦。①汉代仍保持博
士官之职，这些学者继续表现出其智能上的多样性。只是从汉武帝（公元前
141—前87 年）时起，随着儒家日益占有支配地位，他们的知识范围才变窄
了，并成了某一儒家经籍的专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最重要
的一项也许是，公元前136 年汉武帝任命了“五经博士”。
法家本身在秦代远不是铁板一块的学派。它的两大支派被认为可以追溯
到商鞅和与他同时代的申不害：前者强调严刑峻罚、连坐和赏罚分明；后者
死于公元前337 年，重视操纵不具人格的官僚行政所必需的“术”。有人坚
决主张，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很大，不能用法家一词来称呼申不害的一派，但
① 《史记》卷六，第26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90 页）。
此说未被普遍接受。②
商鞅曾任秦国丞相，申不害曾任一个小得多的邻国——韩国——的丞
相。从表面看，人们可以指望商鞅对以后的秦的统治方法会起重大的影响，
可是当我们考察推行的统治方法时，它几乎没有表现出两人之间被假设的那
种明显的差别。例如，李斯在其前209 年关于督责的有名的奏疏中，同样称
颂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矛盾。③在陈述以上的意见
时，他引了最伟大的法家理论家韩非（死于公元前233 年）的话：商鞅之法，
申不害之术，“皆帝王之具也”。①
更重要的是，1975 年出土的法律文书，和单凭阅读关于商鞅政策的传统
记载所产生的印象相比，表现出一种更实用，更折衷，更少片面性的行政方
法。前面已经指出，虽然包括出土文书在内的法律是严厉的，但是似乎很难
说它们就比同时代的普遍情况更加严厉。此外，这些法律决不只是惩罚性的。
在行政方面，它们显示出一种对计量技术的兴趣和政治观点方面的深思熟
虑，时代那么早，是很了不起的。我认为，与传统判断所承认的相比，商鞅
和申不害的思想和政策并不那么矛盾，而更可能的是互补不足；在秦帝国时
期法家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也不象人们根据史籍记载的个别事件（著
名的有焚书和可能是不可信的坑儒）或后世儒家作者的责难所设想的那样教
条，而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说到儒家，它的政治思想（例如恢复周初的分封制）对法家来说当然应
予强烈谴责。可是它的社会和道德价值观念在秦始皇统治期间似乎非常成功
地与法家思想并存。这个事实已被出土的法律材料和秦始皇碑文中夸大的言
词所证实。前者的一个例子是公元前227 年南郡郡守散发的家长式的告诫文
告。它颂扬的法律是法家的，但其目的却是维护儒家主张的价值观：②“古者，
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是以圣王作法度，以矫端民心??凡法
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邪避（僻）??而使之之于为善殹（也）??”
这些法律文书中的另一个例子是25 个标准“案例”（《封诊式》）的第
17 个，它虽然是抽象地制订出来作为法律诉讼的指南，但无疑有实际情况的
依据。它的标题为“告子”：①“爰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来子??
不孝，谒杀，敢告。’”
爰书（报告）接着说，甲之子因此被拿获和受审讯，并且证明他“诚不
孝”。很遗憾，它没有暗示什么行为应受不孝之名，也没有说明甲之子的最
后下场。显然，其最后下场理应处死。这个例子表现出法家的严厉性，但它
被用来维护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在秦帝国时期是儒家的价值）。
秦始皇所立的碑文中同样充满奇妙的法家和儒家的混合思想。公元前
② 这是顾立雅的《公元前4 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申不害》（芝加哥和伦敦，1974）的中
心论点。此书之
可贵在于它使一个长期默默无闻的重要政治思想家重新被人注意，但此书的论点——申不
害通过其现已散
失的著作在建立中国的官僚政府方面可能起了主要作用——还难以成立。
③ 《史记》卷八七，第2555 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39 页）。
① 见《韩非子》，一七（四三），第906 页（W·K·廖：《韩非子全集》，第2 卷，第2
12 页）。
② 关于这份文书的文字，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 页。何四维的《秦法律残简》未
将这一文书译出，
但在其《1975 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中，联系其他发现的文书对它进行了讨论，此文载
《通报》，64：
4—（1978 年），第175—17 页。
① 其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63 页；何四维的《秦法律残简》E18 中有译文。
214 年的琅邪碑文在九行文字中记下了以下的感情：②
端平法度。
（下略一行）
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
（下略四行）
上农除末。
在公元前218 年的芝罘碑文中，秦始皇以儒家模式的圣贤统治者自居，
象周王朝的创始人那样，为弱小惩治强暴邪恶：③
皇帝哀众，
遂发讨师。
（下略一行）
义诛信行，
（下略两行）
烹灭强暴，
振救黔首。
公元前211 年的会稽碑文中包括了大约13 个世纪以后将在理学的道德中
变得极为重要的一个教导：①
有子而嫁，
倍死不贞。
李斯曾在公元前209 年敦促秦二世“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
之行，塞聪揜明”，②但不管象他那样的法家如何看待儒家，儒家思想在秦帝
国时期无疑是有影响的。
在《史记》卷六中突出记述的另一种思想影响来自主张宇宙学说的五行
（土、金、木、火、水）学派。这个学派主张，五行（又称德）根据一种或
另一种不变的顺序固定地相承。自然的和人间的一切现象的变动是它们永恒
的更替的结果。当应用到历史时，这种理论强调，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受当
时占支配地位的某个“行”的庇护。③但是，当轮到下一个“行”占支配地位
时，一个新王朝的未来创建者可以通过适当的礼仪为自己取得这一“行”的
支持，从而确保自己在政治上的成功。在战国时期，当周王朝（保护它的“行”
② 《史记》卷六，第245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45 页）。
③ 《史记》卷六，第24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88 页）。
① 《史记》卷六，第262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88 页）。
② 他的关于“行督责之术”的奏疏，《史记》卷八七，第2557 页（卜德：《中国的第一
个统一者》，第42
页）。
③ 关于这个题目，见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
民俗学协会通报》
125（1979），第63—8 页。
据说是火）显然行将灭亡时，有些主张五行的宇宙论者公然自告奋勇，向那
些希望取得下一个主宰一切的“行”——水——支持的统治者们提供秘传的
技艺。
公元前221 年在取得始皇帝的称号后，这个秦统治者据说立刻把注意力
转向这个理论：①“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方今
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在五色中黑与水互有关系〕。数以六
〔数中六与水互有关系〕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
六马。更名〔黄〕河为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取决于法。刻
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最后两句的宇宙论的根据是五行学派在水和冬季之间建立的相互关系。
与水有关的冬季是黑暗和死亡的季节，因此专门选作进行法律诉讼，特别是
执行死刑的季节。但是，根据几个理由，整段文字的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怀
疑（见附录2），尤其明显的是，最后编者的两句批判性的话（“刚毅戾深，
事皆取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是把整段文字收入《史
记》的真正原因。虽然这个判断很吸引人，因为它与其他可能的窜改的明显
意图是一致的，但它与其他的窜改不同，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所以人们只
能把它视作一种值得注意的可能的见解，而不能视作结论性的合理假设。
在秦始皇的思想中还特别可以找到第四个大思潮，虽然不很贴切，它可
以方便地称为道家。前面据以引证法家和儒家的混合观点的那块公元前219
年的琅邪碑文，还包括一行能立刻联想到早期神秘的道家思想的文字：“体
道行德。”②这里出现了两个关键的字，它们已是老子的《道德经》的书名。
但是，真正吸引秦始皇的道教是巫术、萨满教、健身法和静坐术、道家
哲学及全神贯注于寻求长生灵药的阴阳五行论者的思想的奇异的大杂烩。崇
拜这种思想的术士相信这样一种灵药可以找到或者制造出来。服用它就能保
证一个人象住在某个仙岛或仙山上的仙人那样万寿无疆。这种信仰似乎在东
北沿海（原来的齐国和燕国）特别盛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
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①
公元前219 年当秦始皇首幸山东海滨并在琅邪立碑时，他第一次遇到术
士。其中的徐市请求准许他去海上探险，寻求三个他说是神仙居住的琼岛。
秦始皇因此耗费巨资，派他带“数百名”童男童女进行一次海上探险，但徐
一去不复返。传说他们在日本定居了下来。
公元前215 年当秦皇第三次亲幸海滨更北上河北时，他再次派卢生带三
名方士出航寻找长生的灵药。秦始皇回京后，卢生也只好从无结果的航行中
返回，他奏录图书，上写：“亡秦者胡也。”②秦皇把“胡”解释为亚洲腹地
化外之人的几种名称之一，于是立刻派蒙恬将军率大军30 万沿北部边境攻打
胡人。虽然《史记》没有讲明，但这个传说的真正要害是，“胡”也是他的
少子胡亥的名字中的第一个字。下面将要谈到，正是这个青年，实际上把帝
国引向灾难。出于种种原因（附录2 将作解释），整个传说很可能是《史记》
① 《史记》卷六，第237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28 页以后）。
② 《史记》卷六，第247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51 页）。
① 《史记》卷二八，第136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436 页），关于
公元前4 世纪以后
的材料。
② 《史记》卷六，第252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67 页）。
的另一起窜改。
公元前212 年，这个卢生进一步卷入了一件很可能是伪造的最后导致坑
儒的事件（又见附录2）。漏掉这个情节，意味着删去《史记》卷六中记载
的对秦始皇最激烈的批评的一些内容（它发生在卢生与另一术士的一次“秘
密”谈话中）。丢掉下面这件生动的轶事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秦始皇晚上
要读完规定的一石（将近30 公斤）官方文件才上床睡觉；文件这么重，当然
是由于它们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缘故。①
公元前211 年，据说一个大陨星坠落在原来秦国正东的一个地区。一个
不知其名的人在陨星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②暴怒的秦始皇下令
把住在坠星处附近的人全部逮捕和处死，并命令将坠星焚毁。他为此事深为
不快，就命博士们为神仙及其仙境赋诗；这些诗又被乐师们谱曲歌唱。附录
2 将指出，这件不可能的事件很可能又是一起窜改。
最后，在公元前210 年，当秦始皇再次驾临山东海滨的琅邪时，术士们
担心他们会因以前的失败而受到责难，就诉说他们曾被巨鱼所阻，不能到达
仙岛。他们提出带一名弓箭手与他们一起出发，以便在巨鱼出现时向它射箭。
此后不久，秦始皇做梦，在海上与一人形的海神交战。一名博士圆梦时认为，
始皇帝通过祈求、祭祀和专心致志，能够驱除恶神而请来善神。此后，他沿
海北上，随身以一弓弩武装。在公元前218 年立第四块碑的临海的芝罘山上，
他见一巨鱼，就射箭把它杀死。此后不久，他突然死去。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有六、七位著名的君主，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
者来说，他们的事迹使其形象比实际生命更为高大，而秦始皇就是其中最早
的一人。所以以他们为中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神奇的、或者诋毁性的传
说。就秦始皇而言，这些传说首先是说他是私生子，然后就很自然地集中在
他当最高统治者的最后10 年。
前面已经提到，公元前215 年他第一次遇见预言帝国灭亡的术士卢生；
公元前212 年第二次遇卢生，导致了坑儒；公元前211 年他下令焚毁坠星，
因为上面刻有预言他死亡的文字。《史记》卷六所载其他几件事似乎同样可
疑，虽然难以确定它们是虚假的。一件这类事件与公元前219 年的第二次御
驾巡行有关，当时秦始皇抵达了他行程南端的某山（今长沙之北），被强烈
的风暴所阻。①当归因于山神不悦时，秦始皇大怒，据说他命令3000 名囚徒
将此山林木砍伐一空，并将山涂以红色，即囚衣的颜色。这里可以怀疑的并
不是他信仰山神，而是他将林木砍伐一空，特别是把山涂以红色的决心和能
力（见附录2）。
去掉这些外表上虚构的因素，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看来远不是那样乖戾
和残暴的，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似乎更加可信。他第一次遇见寻找灵药的术
士之事几乎可以肯定有所渲染，不过渲染的程度还不可能确定。但是，在这
种添枝加叶情况的背后，也许存在着事情的真情。秦始皇显然强烈地意识到
他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统一的大帝国的创建者的非同寻常的作用，而这种意
① 《史记》卷六，第238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80 页）。这件轶事
是这次“秘密”
谈话的部分内容，引用此事并不是为了表明秦始皇勤于政事，而是证明他追求权势。如果
经常参考的出土
法律文书能够过秤，以确定在30 公斤重的竹简上能写多少汉字，这将给人以启迪。
② 《史记》卷六，第25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82 页）。
① 《史记》卷六，第248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54 页）。
识一定使他强烈地感到人的生命的短暂，并且担心他自己在任何时候会突然
死亡。结果很可能是他对公元前219 年在海滨第一次遇到的术士所说的轶闻
着迷似地发生了兴趣。
在其他方面，秦始皇也显然绝对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法家。从李斯等人
那里，他无疑把法家政策作为一种政治需要而加以接受。但在法家政策中，
他还掺进了奇妙的混杂在一起的其他思想，其中包括很基本的儒家观念。史
料还清楚地表明，由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准备奉行诸如崇拜特定的神
或自然界的神灵的某些宗教仪式，他在泰山举行封祭便是一例。他的心态非
常可能就 是帝国时期广为流行的种种思想方法的交汇的缩影。在秦始皇统治
下，秦决不像传统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商鞅的思想和制度的严格体现。
秦的崩溃（公元前210—前206 年）
射杀大鱼以后，秦始皇离海滨返京。在沙丘（今河北南部平乡附近），
他突然患病身亡，史籍未说明其病因，时值公元前210 年相当于7 或8 月的
阴历月份。他在位37 年（当皇帝12 年），死时49 岁（他生于公元前259
年）。
秦皇的长子、皇位的继承人扶苏这时正与蒙恬将军留在北陲，他于公元
前212 年据称因就坑儒之事向其父进谏而被放逐到那里。在行程中伴随秦始
皇的不但有李斯（这时是一个也许有70 岁的老人），还有诸公子中他宠爱的
胡亥。①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宦官赵高，他曾是教胡亥法律事务的师傅，这时负
责监督和传递秦始皇的信函及给诏令加盖御玺的重要工作。他是中国历史上
大批被认定为臭名昭著的宦官中的第一个。②
通过进行欺诈和威胁的两手，赵高说服年迈的李斯默认另立胡亥以取代
扶苏的阴谋。弥留之际的秦始皇写给扶苏命他前往咸阳即位的信被阴谋者扣
下。他们另外颁布命胡亥继位的假诏令和一封指责扶苏和蒙恬不忠并命他们
自杀的假信。③这封信达到了目的。信到达时，扶苏立刻自杀，而更加多疑的
蒙恬连同他的随从则被拘禁，不久也自杀了。
带着秦始皇尸体（但他之死还对大部分扈从人员保密）的扈从人员这时
返回京都。胡亥在京都登位，称二世皇帝，简称二世。按照中国的算法，他
当时21 岁（《史记》卷六的结尾误作十二岁）。①
秦始皇被葬在离咸阳不远的骊山（在其东约30 英里）的宏伟的陵墓中，
陵墓自他统治起已计划营造，并且在公元前212 年或更早就在建造之中。《史
记》对陵墓的描述与所埋葬的人的崇高地位是相称的。陵墓内充满了各种珍
宝，围以地下的汞河，并以铜填塞。墓的穹顶画着天上的星座，地面上绘有
帝国的版图。内安弓弩，它们能自动向试图破墓而入的人射箭。许多嫔妃陪
葬。同时，许多建造陵墓的劳工也与他一起埋葬，这样就无人知道陵墓的秘
密。这实际上是中国本土上最后一起有记载的以人殉葬的事例（见 46 页
③），更早的事例在前面已经作了讨论。
1974 年初，在离主陵以东若干距离的地方发掘出了几千个与真人大小相
同的兵俑中的第一个，现在知道，这些兵俑列队立于通往陵墓被埋的通道中。
这些今天举世闻名的人像可能超过7500 个。它们的着色逼真，脸上表情各具
特色，并都有甲胄和兵器。在它们中间还有马和战车，雕塑得同样栩栩如生。
当陵墓本身将来最后发掘时，观察一下墓内的所藏是否与《史记》描述的一
样，那将是极为有趣的。②
① 他就是据称在公元前215 年作出的预言（“亡秦者胡也”）所指的那个青年。
② 在评价中国历史中宦官的功过时需要非常小心，因为主要的史料大都由他们的敌人所编
纂，这些人的偏
见需要纠正。
③ 虽然没有理由怀疑这里所叙述的事实的基本准确性，但《史记》李斯传（卷八七，第2
551 页）中所列假
信的实际文字可能为后人所作。见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32—3、93—5 页。
① 《史记》卷六，第290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41 页）。中国对年
龄的传统算法增
加了岁数，即从实际出生的日子起算作一岁，从紧接的新年正月初一起，算作两岁。
② 《史记》卷六，第265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93 页）。关于这些
奇妙武士的许多
有图的记述，例如见马克斯韦尔·赫恩：《秦始皇（前221—前206 年）的兵马俑》，载方
闻编：《伟大
公元前209 年，即二世统治的第一年，他仿效其父，也往东作巡幸，同
时在他父亲所立的石碑上再补刻碑文。返回后，他恢复兴建阿房宫。他在赵
高的建议下，据说又把法律搞得更加严峻，并且处决了他的许多同胞弟兄。
李斯给二世上了一份著名的“行督责之术”的奏折。①
阴历七月（公元前209 年8—9 月），在原来的楚国，即在今河南南部爆
发了第一次叛乱。陈涉（又名陈胜）本是一名雇农，也许曾做过契约奴，负
责押送900 名囚徒到一收容之地。他在某地被暴雨所阻，不能按时到达目的
地。他知道按律迟到要处以死刑，于是就与他的一个同伴估计形势。据《史
记》的陈涉传，两人于是宣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②他们用这些话点燃了叛乱的星星之火，在以后的两三个月内，叛乱造成了普
遍杀害郡守和出现几个争夺政权的造反者的局面。在争夺政权的造反者中，
除了陈涉本人外，还有后来汉代的创建者刘季（通常称刘邦）及陈涉起初的
盟友和后来的对手项羽。（关于由此产生的斗争的详情，将在第2 章叙述。）
二世在位的第二年（公元前208 年）初冬，陈涉的军队包围了离京都只
有30 英里的一座城。但秦的干将章邯迫使叛军放弃围攻，为此他使用了一支
囚犯组成的部队，这些人显然已被赦罪并免除在秦始皇皇陵继续服劳役。陈
涉被迫向东逃窜，阴历十二月（公元前208 年1 月），③他在今安徽西北部被
驾驶他的战车的车伕所杀。但是到那时，叛乱已经向各地蔓延，不可能把它
镇压下去了。
在朝廷，赵高这时掌握了一切大权，不久他就诱使当傀儡的二世逮捕老
资格的政治家李斯。公元前208 年8 月，几乎在秦始皇死后的两周年，李斯
遭受了一系列毁伤肢体之苦（五刑），最后在咸阳的市场上被腰斩。所有他
的近亲也一起被处死。
二世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207 年的冬天，赵高担任了李斯原来担任
的丞相的职务。这时，叛乱加剧。秦将章邯尽管他在开始时取得胜利，却在
阴历七月（8 月—9 月）向项羽投降。史料记载，不久，在相当于公元前207
年9 月27 日的那一天，赵高为了试验他的权力有多大，在朝见时向秦二世献
上一头鹿，但称它为马。大部分或全部朝臣都默认了这一欺骗，从而使秦二
世认为自己正在受到幻觉的折磨。他于是隐居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皇宫中；
在10 月上半月的某一天，赵高策划了一场出现假武装叛乱团伙的阴谋。在紧
接而来的包括战斗在内的混乱中，秦二世自杀。赵高的下一步是以一个新统
治者取代已死的皇帝。此人就是秦二世的一个哥哥的儿子、因而也是秦始皇
的孙子子婴。但是，由于全国一片混乱，赵高没有给子婴以皇帝的称号，而
称他为王。不到几天，子婴称病，当赵高到他寝宫去看望时，子婴或是亲自
刺死赵高，或是让随侍他的一名宦官将赵刺死。
子婴即位后46 天，在相当于公元前270 年11 至12 月的月份，未来的汉
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纽约，1980），第334—73 页。关于墓的描写，不像《史记》那样
过分，而且是取
材于更早的描述，见《汉书》卷五一，第2328 页。
① 《史记》卷八七，第2554 页以下（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38 页以下）。
② 《史记》卷四八，第1950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6 卷，第8 页）。
③ 《史记》卷四八，第1958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6 卷，第22 页）。据秦使
用的历法，新年
从阴历十月初一开始。因此秦二世的第二年应从公元前209 年11 月6 日起（儒略历）；十
二月相当于前
208 年1 月4 日至2 月2 日。关于秦的历法，见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第27 页。
朝统治者刘邦通过南面的一个要隘进入秦的腹地，在咸阳城外接受了子婴的
投降。刘邦占领秦都，但仁慈地放过了咸阳和子婴，使之免于毁灭和死亡。
但是当刘邦的上级项羽在两个月后（公元前1—2 月）将其部队转向咸阳时，
他洗劫了城市，焚毁了宫殿，由此造成的文献损失甚至可能大于以前官方焚
书的损失，同时又把子婴处死。这样，存在了七个世纪或更长的秦国和秦帝
国终于灭亡。
又经过了四年的激烈战斗，项羽才自杀，刘邦在公元前202 年2 月28
日作为一个重新统一的帝国的皇帝登上皇位。这标志着汉代真正的开始，不
过为了方便，通常以公元前206 年初子婴之死和那一年刘邦当上汉王作为汉
朝的开始。
崩溃的原因
至少可以提出五个因素来解释秦帝国的灭亡。
道德因素
在整个历史中，儒家的作者一直最重视道德因素。贾谊（公元前201—
前169 年）在著名的《过秦论》中也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①“秦以区区之地，
致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
一夫（陈涉）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
守之势异也。”
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只是部分地正确。前面已经提出，由于加进了窜
改的文字，《史记》对秦帝国，特别是对秦始皇的描述可能是过于阴暗了。
如果人们对这些窜改和汉代批评家如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
感情用事的谴责不予理睬，或者如果人们把出土的以秦代法律为例子的法家
实践与法家理论作一比较，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远比传统形象更为合理的形
象。
这不是说秦政府的施政不残暴和没有剥削：不应忘记有无数罪犯和不幸
的人被送往长城和其他地方劳动。但是复述前面提出的联想是可取的：如果
其他国家拥有秦那样的实力，那么它们的所作所为也许与秦的作为不会有多
大差别。也许有些批判秦的人与其说是反对苛政本身，倒不如说是反对秦更
有效地推行了苛政，以及受害者既包括没有特权的多数人，也包括了享有特
权的少数人。
智能的缺陷
道德论者的一个特殊的论点强调，秦之亡不单单是由于道德的弱点，而
且还由于主要有关人物的据称是智能的缺陷。贾谊最全面地应用了这个论
点。他说，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也大
致如此，而子婴则软弱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
乎？”①
公元74 年，《汉书》的主要作者历史学家班固受官方委托，纠正一切当
时感到是过于皂白不分的评论。他的评语附于《史记》卷六。②他写道，秦始
皇（他称之为吕政，这样就默认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一很可能是毫
无根据的诽谤）是残暴和压制人的。可是他统一天下，连续取得军事胜利达
37 年之久，并且创建了传给后世君主的政治制度。“盖得圣人之威。”但另
一方面，他的继承人极愚（“愚”指智力上的迟钝，也指道德上的轻率）。
他杀李斯（暗指李是一个干练的政治家），依赖赵高，“人头畜鸣”。至于
① 《过秦论》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史记》卷六之末予以引用（《史记》卷六，第276 页
以下〔沙畹：《〈史
记〉译注》，第2 卷，第219 页以下〕）；这里所引的段落见《史记》卷六，第282 页（
沙畹前引译注，
第2 卷，第231 页）。
① 《史记》卷六，第278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22 页）。
② 《史记》卷六，第290 页（沙畹的译注，第2 卷，第241—46 页）。
子婴，尽管他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软弱和缺乏锻炼，但至少有勇气杀死赵高，
“婴死生之义备矣”。
在近期，学者们就这个论题进一步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发挥。郭沫若认为
（写于1945 年），如果吕不韦的政策被遵循，秦不致于很快垮台。后来，郭
沫若的意见来了个大转变。但据罗思鼎（写于1974 年）所说，秦的崩溃应归
咎于宦官赵高，罗很不能令人心服地断言，赵高是“彻头彻尾的儒家”。③
摒弃传统
博士淳于越首先作出了秦的政策与古代圣王之制大相径庭的批评，他对
秦始皇的进谏直接引起了李斯关于焚书的建议。从此以后，这个建议一直是
陈腐的儒家批判的材料。贾谊在发表以下的议论时又一次进行了这种批判：
“借使秦王（秦始皇）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乡使二世??
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如果做到这些事情或与此
类似的事情，那么尽管这两个君主有种种缺陷，帝国仍不致于灭亡。“前事
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①
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出于贾谊之口的桑塔亚纳的著名格言作出
同情的反应。②但是很少西方史学家会同意，行政的本领在于把国家分成属
国，而不是把它置于中央统治之下。根据西方观点的似乎更为合适的批判是，
秦始皇根据法家的学说抑制商业的发展，从而树立了官僚统治的一个典型，
这种统治方式一直阻止中国像西方那样经历一次导致文艺复兴及随之出现的
一切形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批判在这里当然过于简单化了，所以在看
重传统的中国自然是不会予以考虑的。③
社会因素
前面所提出的几个解释都是中国的传统史学强调过的。与此形成对照的
是根据社会制度和阶级斗争观察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记得，陈涉在
他带领一帮囚犯开始造秦朝的反之前曾是一名雇农，甚至也许是一名契约
奴。汉代的缔造者刘邦的传说与陈涉惊人地相似。他务农出身，在公元前209
年前不久也负责过囚犯的工作。一次，当他带领囚犯前往骊山的秦始皇陵墓
劳动时，有几个囚犯沿途逃脱。刘邦释放了其他人，自己为“盗”，与一个
12 人的集团开始向掌权的地位攀登。于是不出所料，这些起义竟被中国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学者欢呼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民起义，因此是阶级冲突的证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重庆，1945），第300 页；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载《红旗》，
1974.8，第18 页以下；李幼宁编的《秦始皇》第27、62 页都予引用。
① 《史记》卷六，第283—84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33—34 页）；
《史记》卷六，
第278 页（沙畹之译注，第2 卷，第224 页）。
② “不能记住过去的人势必重复过去。”见乔治·桑塔亚纳：《理性的生活》（纽约，1
905），第1 卷，第
12 章，第284 页。值得指出的是，在两人的话中有微妙的差别。贾谊的格言（他作为“野
谚曰”而引用）
暗示人们应仿效过去好的一方；桑塔亚纳的格言暗示人们应避免坏的一面。
③ 杨宽的《秦始皇》（第119 页）引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14 年流放商人之事，认为对经济
发展有害，但并
未由此得出这里提到的有害的后果的结论。
据。洪世涤在其《秦始皇》中写道：“公元前209 年??爆发了由贫雇农陈
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点燃了秦末农民大
起义的熊熊烈火??秦末农民大起义，为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树立了光辉的
榜样??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①
用于军事、劳役和开拓新领土的大批囚犯显然由形形色色的不幸的人组
成。其中有普通的犯人、被经济环境所迫的逃亡者、受歧视集团的成员；还
有一些商人，有一次起义中甚至有“治狱吏不直者”参加。当秦始皇死后中
央政府迅速趋于腐败时，这些人和其他人必定形成了一支随时准备参加叛乱
的心怀不满的亡命之徒的大队伍。
但是，这个事实是否意味着爆发的起义甚至在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意
义上的阶级斗争的最高体现？如果认为在这类斗争中，参与者都应明确地具
有本阶级的“阶级团结”觉悟和阶级间的“阶级矛盾”觉悟，那么答案似乎
是否定的。这种觉悟在为叛乱提供人力的被剥夺生计和被遗弃的人中事实上
不大可能存在。例如，秦将章邯成功地利用释放的囚犯，打退了陈涉的农民-
囚犯部队的进攻，而不久陈涉丧生时，杀死他的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的战
车的车伕。在几个叛乱领袖进行的不但是反对秦朝、而且是自相残杀的斗争
中，很少发现有“阶级团结”的证据，而大量出现的倒是机会主义和追求私
利。
这里不可能讨论秦代社会结构这一伤脑筋的问题，特别是秦的“奴隶”
的数量和经济生产力是否高得足以有根据称秦朝是一个奴隶制关系占主导地
位的社会的问题。“奴”大家都用来指终身是奴隶和生来就是奴隶的人，这
个字眼很少见于秦的史料。其他用来称各种受歧视的或农奴般的人的字眼，
特别在出土的法律文书中，倒常见到。可是这些字眼在使用时很不严谨和不
明确，因此利用它们就难以确定所指的这些人的地位、人数、经济上的重要
性及他们与真正的奴的关系。①我认为，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关系来确立一个关
于秦代社会的明确的界说，为时仍过早。
但有一件事可以说：不管对秦末的叛乱作何解释，它们也不能象提高特
权者的地位那祥对被剥夺生计的人的地位进行真正的和持久的改善。从广义
上说，汉朝在这方面也几乎没有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状况在中国要长期保
持下去。不管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只是缓慢地出现。
资源的过分紧张
不论重视以上的任何一种解释，或者重视其他的解释，也许至少有一种
解释，可以据以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这就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血腥
战争，当秦突然从诸侯国发展成帝国时，它承担的任务太多，根本不能在如
此短的时期中完成。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秦始皇死前的紧张局势，只能在史料中隐隐约约地见到，但是肯定存在。
① 这段文字载1972 年版第72—3 页，以后的一版没有这一段；李幼宁编的《秦始皇》第
161 页有英译文。
① 虽然高恒根据经常提到隶臣妾的秦律材料推断，写了一篇论隶臣妾的地位和职能的扎实
的、大部分内容
推论严谨的论文（《秦律中的“隶臣妾”问题的探讨》，载《文物》，1977.7，第43—0
页），我仍坚持
我的判断。高恒推断（第43—4 页），隶臣妾一生为官府奴隶，其证据似乎没有力量。
公元前218 年当他东游时，有“盗”惊了驾（实际上有谋害他的企图），尽
管下令在全国“大索”10 天，他们都逃之夭夭，未能找到。又在公元前216
年，当秦始皇带了四名士兵在咸阳微服夜行时，他遇到了强盗，受到他们的
严重威胁，最后强盗才被他的卫兵杀死；这一次，在秦都周围“大索”20 天。
可能更重要的是，同年一石（将近20 公升）粮食据说值1600 钱；虽然其他
商品的价值不详，但这无疑是一个大数目（否则就不会记进该年的史事中）。
人们对帝国在秦始皇身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也许是不会大吃一惊的。
撇开道德方面的考虑，秦只维持了那么短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不
寻常的是，尽管昙花一现，它却成功地把一套国家官僚机器的制度传给了它
的政治继承者，这套制度经过了汉代的完善和巩固，又继续推行了1700 年，
其间只逐步地作了修正。如果容许这项制度以原来的法家方式来实现，即对
帝国结构的各个部分进行严密的中央集权控制，那么它不可能维持得这么
久。在汉代，上面的行政控制与基层自我管理的行为标准结合了起来，正是
这种法家和儒家的共生现象，才使中国具有得以生存下来的那种坚定性和灵
活性的必要的结合。不管人们是否佩服秦的成就，但必须承认这个成就：它
在质和量的方面部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致它可以名之为“革命”，
虽然这“革命”是从上面推行，而不是从下面推动的。这个成就，而不是由
反秦的农民起义造成的政权转移，才是古代中国的真正的革命。的确，它是
在本世纪以前中国唯一的真正革命。
附录1：史料和现代研究
关于秦史，最重要的史料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有关的几卷。这
部叙述范围从传说阶段直至公元前100 年前后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谈（死于前
110 年）、特别是其子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 年）两人的共同创作。就
秦而言，最重要的几卷是卷五（秦国直至前246 年的逐年的大事记）和卷六
（前246—前206 年秦国和秦帝国的逐年的大事记）。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
除非另外注明，一般取材于这两卷。但偶尔还利用远为简单和比较不重要的
卷十五（前476—前206 年秦及同时代主要诸侯国的大事表），以证实和补
充卷五和卷六的记载。其他有关材料见于《史记》的几卷书，特别是论国家
宗教（卷二八）、水渠（卷二九）和经济发展（卷三十）的几卷。这些都收
于沙畹的极佳的法译本《〈史记〉译注》中。《史记》的后半部分由著名人
物的传记组成，其中几篇传记对秦史极为重要。最重要的几篇已被卜德译成
英文并加以论述，见他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公元前280？—
前208 年）的一生研究秦朝》（1938 年）；另外三篇的译文见他的《古代中
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 年）
的传记》（1940 年）。蒂莫特斯·波科技编的《史记》的部分译文书目，已
收于法译本《史记》第6 卷中（1969 年出版，第113—146 页）。
《史记》之后有《汉书》，它由班固（公元32 至92 年）及其亲属所编。
《汉书》的少数几卷与《史记》对秦亡汉兴事件的叙述部分重复。另外，它
的几卷“志”包括了关于秦的简要材料；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论法律的卷
二三，何四维的《汉法律残简》中有其英译文；论述国家经济的卷二四，已
由南希·斯旺译成英文，见《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1950 年）。
在司马迁用来记述战国时期（前403—前221 年）的史料中，现在仍存
在的一种是《战国策》；此书有詹姆斯·克伦普的英译本（1970 年）。虽然
此书有一部分叙述秦史的情节，但其价值与《史记》相比则是次要的，这既
因为它的叙述不系统，又因为它的内容大都具有轶事和文学的性质，而不是
历史。1973 年从马王堆汉墓第三号发现的《战国策》的部分文字，包括传统
版本所没有的材料。但是，这些新材料中没有关于秦史的新东西。《文物》
（1975.4，第14—16 页）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的《战国纵横家书》
（北京，1976 年）中载有这段文字的现代汉语译文。
在思想方面，秦帝国的崛起与称之为法家的政治理论家学派特别有关
系。有关主要的法家作者和政治家的译文和研究包括以下几种：W·K·廖的
《韩非子全集》（1939、1959 年），这是对这位最有名的法家理论家（死于
前233 年）的著作的不大高明的译本。顾立雅的《公元前4 世纪的中国政治
哲学家申不害》（1974 年），此书挑战性地和有争议地试图再现一个其著作
早已散失的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思想；尤其是戴闻达的《商君书》（1928 年），
这是一部关于使秦国兴起的主要政治家商鞅（前338 年死）的研究著作，书
中还翻译了历来被错误地认为是商鞅所作的重要的法家文书。后来在有些方
面超过戴闻达的苏联的研究著作，见Л·C·别列洛莫夫的《商君书》（1968
年）及蒂莫特斯·波科拉对该书的书评（载《通报，55〔1969〕，第322—
324 页）。上述两部著作应与杨宽更早的研究《商鞅变法》（1955）进行比
较；李幼宁编的《商鞅变法和中国的国家控制》（1977 年）中有杨宽著作的
① 关于史料问题的全面探讨，见本书序言和导言。
英译文，并附有长篇介绍。
一般地说，司马迁的校勘水准是相当高的。此外，关于秦的几卷比记述
同时代其他列国的卷更详细，还可能更可靠。这是因为基本上据以写成秦史
几卷的秦的历史记事（现佚失），在前213 年秦政府下令明确地免予销毁。
然而这几卷，特别是关于帝国的关键性的卷六包括了一些有倾向性的或者不
大可能有的情节，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司马迁死后被匿
名作者窜入《史记》。其中有些情节已见于前面的正文，在下面的附录2 中
将作更详尽的分析。
除了可能的窜改增添的文字外，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史
记》和其他秦代史料的注意面狭窄。它们对政治和军事史特别偏重，但对制
度、社会学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这种状况有时导致历史学
家根据过于简单、缺乏连续性和含糊的参考材料作出笼统的全面概括。
幸好考古学现在对历史学家作出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在秦代方面，重要
的研究包括：秦都咸阳一座主要宫殿的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4 年开
始，到1978 年仍处于初步阶段）；离秦始皇陵墓1.5 公里一个遗址的大批真
人大小的陶俑的发掘。陶复的文章记载了秦皇宫的发掘和复原工作（陶文载
《文物》，1976.11，第31—41 页）。关于叙述陶俑的优秀的带图文章，见
马克斯韦尔·赫恩的《秦始皇的兵马俑》，载于方闻编的《伟大的中国青铜
器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展览》（1980 年）。
最重要的是在死于前217 年的一个秦代地方官员的墓中发现的、写在一
千多块竹简上的法律和行政文书，竹与木，在发明纸以前是中国的传统书写
材料。这些文书包括的法律几乎可以肯定来自秦的法典；文书比至今存在的
最早的中国法典，即公元653 年的唐的法典，要早约九个世纪。《睡虎地秦
墓竹简》中发表了文书的文字和现代汉语的译文。已经出版了两种同名的书，
一种为1977 年版，另一种为1978 年版。本章脚注凡提到的都是指更好的1978
年版本。①前面所引的律和其他法律著作都取自这本书所载的文字。但除了所
载的这些文字外，现在还应补充何四维译出的全部文书的极佳的英译文，见
《秦法律残简》（1985 年）。何四维更早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有价值的论文包
括：《1975 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载《通报》，64：4—5（1978 年），
第175—217 页；《秦法律中的衡器和量器》，载迪特尔·艾克米尔、赫伯特·弗
兰格合编：《东亚的国家和法律》（1981 年）；《秦代的法家和法律》，载
W·L·伊德马编：《莱顿汉学研究》（1981 年）；进一步的英语研究著作和
译作迄今包括：卜德的《帝国前中国的法医学》，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
102∶1（1982 年），第1—15 页；卡特里娜·麦克劳德、罗宾·耶茨合著：
《〈封诊式〉译注》，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1∶1（1981 年），第111
—163 页。
除了少数例外，以往的中国历史学家一致谴责秦朝，认为它未受教化，
甚至“野蛮”，也谴责它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冷酷无情地使用法家权术。因
此，关于传统的和现代的史学家对秦代态度的一个相当近期的调查只列举了
两个强烈偏袒秦的近代前的学者，一为柳宗元（公元773—819 年），一为王
夫之（公元1619—1692 年）。见李幼宁编：《秦始皇：历史编纂学的政治》
（1975 年），第16—17 页。
① 见卜德：《帝国前中国的法医学》，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02（1982 年），第1
—页。
但是，从20 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现代史学家的意见更加纷纭了，而寻找正
面人物的倾向日益加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评法批儒运动的兴起，这种倾
向在1972 达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在许多说明这种变化的倾向的著作中，最
最具有学术性的是杨宽的《秦始皇》这部比较早期的著作（1956 年），尽管
此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解释秦的兴起，他的观点依然部分地是
传统的。作为对比，洪世涤把杨宽的著作加以普及，倒是颇有启发性的，洪
的同名著作首先在1972 年出版，第一版印数为130 万册（杨宽的为25000
册）。
洪世涤的著作，较短，不引经据典，而以远为简单化的方式来处理它的
题目。K.C.马博士和张保民（音）博士将此书译成英文，收于李幼宁的《秦
始皇》中；关于杨、洪两人著作的比较，见该书第38 页以后。又见何四维更
早的精采综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帝国的起源和基础的论述》，载《中国
季刊》，1965 年7—9 月，第78—105 页。应该补充的是，在毛泽东于1976
去世后，评法批儒运动已经完全停止了。
近代日本学者已经写出了若干种关于秦史具体问题的很重要专著和学术
论文。有几种已被这一章所引用。
在西方的专著中，最早的一部（1909 年）是阿尔贝。奇珀的《秦朝史，
前777 至—前207 年》。这是大部分根据《史记》的详细译本或意译本，它
逐代逐年地叙述秦的历史，只摆事实，不作评价。严谨的学者不如阅读前面
提到的沙畹的译文《〈史记〉译注》。关于秦帝国及形成帝国前几十年的政
治、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情况，见前引卜德的两部书：《中国的第一个统
一者》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特别是前一部。苏联学者
Л·C·别列洛莫夫的《秦帝国——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1962 年）
更着重社会学，篇幅不大，却有促进作用。虽然此书关于象古代中国奴隶制
等论题的观点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但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即根据大部分必然是不能肯定的材料作出概括性的结论。（见蒂莫特斯·波
科拉的详尽的评论，载《东方学档案》，31〔1963〕，第165—171 页）。波
科拉博士用捷克文写的《秦始皇帝》（1967 年）是一本通俗的、但有学术价
值的小册子，它兼顾了政治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附录2：《史记》中的窜改增添部分
《史记》中记载的六、七件事以一种强烈的憎恨情绪描述秦始皇，特别
是在卷六中。前面已经提出（但未予详细论证），它们很可能是窜改的，或
者至少可以作此设想。这些事件和每一件所涉及的模糊不清的原委如下：
秦始皇是私生子的问题
怀疑秦始皇异常出生的记载已在其他著作中有详细的论述（卜德：《古
代中国的政治家》，第15—18 页），因此，只需要作一概述。第一个理由是
谈到此事的一段文字只是吕不韦传（《史记》卷八五）中几段难以理解的文
字之一，这有力地说明这一卷的很大部分可能已被窜改。第二，《战国策》
关于吕不韦的类似的文字（一七〔秦五〕，第275 页以下；克伦普译文，第
109，第137—139 页）在许多地方与《史记》不同，完全略去了私生子的传
说。第三，《史记》的私生子之说是以文中的一句话为依据，其奇怪的和含
意不清的措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是经过了一个窜改者之手。最后，一个最
重要的理由是，这个传说与在《战国策》（十七〔楚四〕，克伦普译文，第
227，第274—277 页）和《史记》（卷七八，第2396 页以下）都有记载的另
一起王室私生子事件非常相似。据这些记载，一个地位与秦国吕不韦十分相
近的有名的楚国政治家向膝下空虚的楚考烈王（前262—前238 年）进献一
怀孕之姬。她后来生下之子被楚王承认为他的合法继承人，终于继位，当然，
继位者实际上是那个政治家之子。不论谁想出关于秦始皇出生的传说，他是
受了与秦始皇同时代的楚人传说的启发，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
前212 年的坑儒
只要冷静地考察一下这个情节中几件有联系的事，就足以看出此事的几
乎可以确定的杜撰性质：在270 座宫中藏美女等等之说；隐蔽而有遮掩的相
连的道路和秦始皇本人秘密的行踪；他从山顶窥视丞相的动向之事；两个术
士“秘密”谈话中对皇帝尖刻责难的逐字的记录（在秦的历史记录中根本不
可能收录）；最后皇帝亲自挑出460 人把他们残酷地处死之事。
除了这些不大可能确定的考虑之外，还可补充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
实：当两名术士在谈论皇帝时，其中一人称他为始皇。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在
其《秦汉史研究》（第14—24 页）中指出，这违反了《史记》卷六和其他论
述秦帝国的几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语义学原则，栗原提出，虽然秦始皇在前
221 年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但在他有生之年只有他一人使用它。在他统治
期的其余时间里。其他人所作的文告和文献只称他为皇帝，从不称始皇帝或
始皇。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其继任人二世皇帝。《史记》中只有三段文字违反
这个原则。第一段就是这里提到的；第二段涉及前211 年的坠星（其下倒数
第二个条目）；第三段（涉及二世）不那么重要，因此不予讨论。在这三段
文字中，除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则，迷雾般的事情的原委也有助于断言它们
不是历史事实。
本章付印前不久，这里阐述的假设得到了乌尔里希·内因格尔的文章《坑
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的支持，此文载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克尔
齐斯罗夫·高利科夫斯基、卡尔-奥尔布雷克·西恰布编的《东亚文明：了解
传统的新尝试》，第2 号：《民族和神话》（慕尼黑，1983 年），第121—
136 页。
前221 年水德的采用
这段以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为依据的情节其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栗原朋
信的《秦汉史研究》（第45—91 页）和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
（第42—93 页）的怀疑。以下是他们提出的许多论点中的几个：在前221
年以后，《史记》再也没有提到秦与水有联系之事，直到前166 年，五行和
王朝的继承的问题才又引起了汉朝廷热烈的争论；从前221 年直到秦末，文
中的黄河一律被简称为河，从未称作德水；秦时使用六（此数与水互有关系）
及其倍数（前221 年把帝国分成36 郡，同年迁12 万户豪门至咸阳周围，秦
始皇押韵的碑文的诗体以12 字为节，等等），在秦帝国的前后也有类似的情
况。因此，秦帝国与水并无特殊的联系。（例如，在前221 年据说秦始皇颁
布六尺为一步之前，每步已经是六尺。）最后一个最说明问题的论点是，前
面注90 所指的那段引文末尾两句编者的批评（“刚毅戾深，事皆取决于法。
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是将这段文字加进《史记》之中的真
正理由，而在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史料秦的编年史中，这类批评是决不
容许存在的。
这些论点是吸引人的，但它们也面临一大困难：秦始皇在前221 年采用
水德之事，不但在《史记》卷六第237 页进行过详细叙述，而且以不同形式，
又在其他三卷中出现过（《史记》卷十五，第757 页；卷二六，第1259 页；
卷二八，第1366 页[沙畹译注，第3 卷，第328 页和430 页]）。把这些有关
的段落加进正文之中，并且要巧妙地做到在这些段落之间和在其前后几卷文
字中不留下露马脚的漏洞，这得有一个特别机敏和熟悉整个《史记》的窜改
者。因此，这里讨论的论题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证实，而只能仍是一个有吸
引力的可能的假设。①
前215 年呈献的预言文字
根据以下几个考虑，上呈秦始皇的写有“亡秦者胡也”这句不可思议的
文句的情节的历史真实性是可疑的：预言的应验性；这种可怕的预言竟能真
正地献给象秦始皇那样的意志坚强的专制君主的荒谬性；卢生献文的奇怪的
方式（显然是在东部海滨进献，但在《史记》中，只写在皇帝自海滨返京之
后，而不是更自然地写在他仍留在沿海的上下文中）。
前211 年的坠星
除了这段情节本身的荒谬性以外，从所谓刻在坠星上的文字——“始皇
帝死而地分”——的措词，就可以证明此事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史记》
中违反秦始皇生前只有他本人使用而其他人写的文告和著作从未使用始皇帝
① 关于选择五行之一的政治意义和对王朝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水、土、火》。
之称号这一原则的第二段文字。另一件使坑儒成为问题的重要的反证，见上
面讨论的第二件事。
前219 年惩罚山神之事
关于这个事件的虚构性的具体证据虽然还难以确立，但其主要情节，即
秦始皇命3000 囚犯将山上林木砍伐一空并把山涂以红色，不但在历史上似乎
不可能发生，而且这个行动尤其难以用人力来完成。
附录3：《史记》及其他史料的统计数字
历史记载的统计数字的可靠性问题是人们在所有历史著作中常常碰到的
问题，本章所用的《史记》材料和其他的史料上的这种问题肯定不会很少。
在前面的叙述中，数字可靠性的问题约出现了七次，但在本附录进行更详细
的讨论前，只能简略地间接提到。除了下面七件事外，还有一个数字模糊不
清的事例。本附录没有列出这个事例，因为在注32 已经提出这很可能是文字
错误所造成，已没有内容可以补充。
周末的人口数字
除了据认为是前323 年的一段话并记于《战国策》（八[齐七]，第337
页；克伦普译文，第126，第157 页）的材料以外，实际上缺乏城市或地区
的数字。这段话提到华东齐国首都临淄有人口七万户，按一般的算法，这意
味着足足超过了35 万人。如与现代学者①认为公元1 世纪东汉的首都洛阳有
人口约50 万人的估计相比，这么高的数字是根本不可能的；洛阳当时是全帝
国的、而不是一个诸侯国的首都。《战国策》的陈述对历史研究来说非常模
糊，这可以从谈话人继续描述临淄街头拥挤情景的比喻中得到证明。他说行
人之多，可以“挥汗成雨”。①
公元前3 世纪军队的规模
《史记》报道的军队的巨大规模引起了可信性的严重问题。例如，该书
声称秦在前224 至前223 年使用60 万大军灭楚并把它吞并：见《史记》，卷
七三，第2339—2340 页（率军征讨的秦将王翦传）。此数系指秦成为帝国以
前的军队，如与前133 至前90 年汉武帝征讨亚洲腹地匈奴时所记载的整个汉
帝国的军队和骑兵13 万至30 万人的数字相比，它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事实
上，即使汉代的数字也很可能是夸大的。见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
92、95—96 页。
秦军造成的伤亡
《史记》记载，从前364 至前234 年这130 年，秦参加了15 次大战斗或
大战役，书中列出了秦给其敌人造成的伤亡数字。除一次外，伤亡数都达两
万人以上，有四次竟达惊人的10 万人以上。最不寻常的一次是前260 年对赵
的长平之役，在五六个月的初期战斗中，赵国一方据说损失了五万人；后来
当所剩的40 万名士兵在常平向秦将自起投降时，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
只让240 名最年轻的士兵回赵。②因此，据推算秦在这整整130 年中给其敌人
① 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19—1 页
。
① 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第246 和280 页，他在引了《战国策》的叙述后，说这
是夸大其词。但
是看来矛盾的是，他后来表示战国晚期临淄的人口可能已达数万户。
② 此事在《史记》的白起传（卷七三，第2335 页）中有详细描述，文中使用“坑”字，
使这件事具有可怕
的气氛；“坑”这里应作“屠杀”解，但此字常常被错误地解释为“埋”或“活埋”。见
前面注76。
造成的伤亡总数竟达1489000 人。
这些数字需作评论。首先，应该指出，它们只表示秦给其他国家造成的
伤亡；秦自己的损失从没有记录，虽然数字必定是相当大的。第二，这些数
字不完整，因为数字中只有两起包括了受伤和被俘的数字。在所有的事例中
（除了前260 年用“坑”字外），所用的标准字眼为“斩”（此字的用法可
追溯到商鞅时代），严格地说是指战斗中杀人。第三，除了《史记》中具体
列出伤亡数的15 次战斗或战役外，还有它根本没有列出数字的其他战争。这
一切考虑意味着，秦及其敌人同样要遭受的伤亡数，包括受伤、被俘以及被
杀，必定相应地远远高出所记载的数字。
最后，如与伤亡数比较准确并具有世界重要性的近代战争和战役的数字
相比，上述的数字就显得不可信了。以1812 年拿破仑出征俄国之役为例，他
在6 月率军453000 人侵俄，在11 月返法时不到10 万人。乍一看，这与五个
或六个月的长平之役相比很恰当，后者赵国士兵总的伤亡据说几乎达45 万
人。但是这种相似性应该说是表面的，不符实际情况。因为这45 万人中，在
最初几个月的战斗中损失了五万人（数字合理），而在长平时，突然消灭的
人数竟为40 万人（数字不合理）。
总之，秦造成的伤亡数，象前面提出对军队规模的怀疑那样，在字面上
是难以接受的。例如，以掌握的技术手段来说，真要把一支40 万人的军队斩
尽杀绝，实际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考虑到这支军队在向也许是更强大的
军队投降以前已经被围困和饥饿所削弱这一已知事实，情况依然如此。秦的
敌人或秦自己在面临这样灭绝性的损失时，似乎也不可能再三地继续征召庞
大的军队，而不出现经济的、或可能的政治崩溃。①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
能在于“万”字的意义上，这个整数经常见于军事记载中（在非军事的记载
中也能见到；见下面的最后两个问题），它也许只是象征性的，所以只应该
被理解为“大部队”。①
前221 年12 万户向咸阳的迁移
这个数字乘以5（中国在统计上通常把户折成口的公认的基数）为60 万
人。但即使是如此巨大的数字，也远远不够文中所暗示的总数，因为迁移的
贵族之家会随带许多仆从、姬妾和奴隶等人，因此就大大地多于一般农民的
五口之家，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在使用这种计算方法时，想到的就是这种普通
农户。所以12 万这样高的数字似乎是很武断的。它可能因是6 的倍数而被用，
在前221 年，秦政府据说就决定突出6 这个数字，作为它敬奉水及其有关事
物的一个部分。但是，《史记》中描述这种崇拜的几段文字的历史真实性已
被人怀疑（见附录2），对这一解释不利。可是，在附录2 中已经提出，对
① 许焯云的《变迁中的古代中国》第68 页的脚注持相反的观点，但他的论点至少对我来
说是没有说服力的。
例如，他认为魏约有人口500 万，因此，可以“相当容易地”征召一支30 万至50 万的军
队。即使偶尔一
次做得到（但也远不能肯定），它能再三地进行这样规模的征兵吗？
① 鲁惟一在联系到汉代的军队数字时，已经提出这一假设，见《汉武帝的征战》，第96
页。杨联陞对处理
中国的数字和统计数的困难，已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数字和单位》一文中详加讨论；此文
载《中国制度史
研究》（坎布里奇，1961），第75—4 页。可能“万”应与“千”连在一起，作为一个整
数，杨联陞的文
章（第77 页）对它的模糊性进行了探讨。
有关段落可靠性的质疑远不是定论，所以12 万作为6 的倍数的解释依然是可
能的。
秦帝国驿道的宽度
据《汉书》卷五一第2328 页的一段文字，秦在前220 年以后几年建造的
“驰道”，其宽为50 步，将近70 米，因此宽得难以置信。可能“50 步”系
“50 尺”之误，这样其宽度将近11.5 米。即使如此，它也比大部分罗马的
道路宽，罗马的道路很少超过8.5 米。可以设想，《汉书》所举的是指位于
国都附近的秦的道路宽度，路的一条通道或中央通道显然为皇帝和统治皇室
中有权势的成员的扈从专用，而信使、官员和其他旅行者只准使用路侧的边
道。但是，御用道和非御用道之别很可能在离京师一定距离之外渐趋消失。
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7 页。
秦长城的长度
在前面讨论这个题目时作出的一个可信的、不过还不是绝对肯定的结论
是，蒙恬将军所造的长城，多半比人们在阅读《史记》所述的长城逶迤“万
余里”这段记载后最初所想象的长度略短。这里不必再重复支持这个结论的
论点，但要说一下，这些论点都集中在“万”字上，在这段有关的文字中，
此字的意思很可能是比喻性的而不是字面上的。“万”字的这种比喻性的用
法决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本附录中已经引用了几个事例。下面还将引用另一
个事例。①
阿房宫的规模
据说，称之为阿房宫的宏伟的朝堂在前221 年开始营造，自东至西为500
秦步，自北至南为500 秦尺，面积将近75600（675×112）平方米。②这个数
字大得不可信，而文中进一步说的大殿能方便地容纳整整一万人（又是一个
象征性的“万”字），这更令人怀疑。如果把这个数字与公元60 至65 年东
汉在洛阳造的朝堂的合乎实际的规模（将近1376〔86×16〕平方米）相比（据
说它同样可以容纳一“万”人③，或与至今仍存在的北京紫禁城中的朝堂（它
略为超过1800 平方米）相比，就能给人以启迪。
① 关于整个王朝史中长城主要特征的探讨，见阿瑟·沃尔德伦：《中国长城的问题》，载
《哈佛亚洲研究
杂志》， 43.2（1983），第643—63 页。
② 《史记》卷六，第256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74—75 页）。
③ 关于后汉皇宫中朝堂的规模，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35 页。
第2 章 前汉
政治史的模式
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
在汉之前，帝国政府是试验性的，并且名声不佳；在汉以后，它已被接受为
组织人的正统的规范形式。如果我们相信史料的话，在公元前210 年以前，
秦帝国的官员以某种程度的专横、严厉和压制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意志；但到
公元1 和2 世纪，汉朝的皇帝已能使其权威受到公认的行为准则制约的官员
效忠于他。属于皇帝一人及其官员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变得值得尊重了；虽
然它有种种弱点和不足，或者有时中华帝国被某个外夷所败，但这个形式的
政体毫无疑问地几乎一直保持到了19 世纪之末。
帝制理想之被人们接受这一成就的取得，部分地是由于汉王朝事业的成
功，部分地是由于有意识提倡的各种新的政治观念。鉴于所实行的各种行政
实际措施和由帝国体制所提出的伦理要求之间存在着差距，所以乍一看来这
些概念竟能赢得信任，是多少令人惊奇的。汉代与秦代一样，有效的施政最
后都依靠强制手段；但是对比之下，秦代皇帝和汉初诸政治家们满足于从物
质的角度，如版图和武功，来为他们行使的权力辩解，但汉代诸帝很快就从
神意的角度寻求道德和智能上的根据以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追求这类根据
并不容易，也不是短时期能做到的；追求的几个阶段可以说就是这两个世纪
的政治史。到王莽时代（公元9—23 年）和后汉（公元25—220 年），这个
追求的过程已经成功地完成；必要的前提已经建立；哲学理论已与帝国的行
政实践牢固地挂上了钩；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此以后就能坚持说，他们的
权威来自上天无形的神明。
这些结果是在两个世纪的宗教、思想、政治和经济等问题的争论过程中
取得的。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态度，它们导致了涉及这些紧密相关的问题的前
后一贯的政策。同时，态度和政策的不同又与当时有权势的男女们之间的争
执的更深的主因交织在一起。这个主因表现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还表现在涉
及后妃及其亲属的恩宠、权力和特权的事情上。因为政府的主要官员往往是
某个后妃的祖父，父亲和弟兄；这些人的政治命运和他们的政策的结局经常
与他们宫中的近亲受宠的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这两种态度可以分别称之为时新派（ modernist）和改造派（ reformist）
。它们不完全等同于有时称之为“法家”和“儒家”那样的学派，
这只是因为在公元开始前的两个世纪中两个学派并不是以分离的、有明确界
限的实体出现的。此外，使汉代政治家产生分歧的问题与后来成为区别法家
和儒家思想的标准的分歧问题根本不一样。
时新派的政策产生于秦之统一中国和根据商鞅、申不害和韩非的原则对
帝国实施的吏治之中。①它们的目标是有效地利用国家的资源，以使中国富
强；它们从物质的角度去构想其目标，着眼于现在或将来，而不是过去。在
时新派政治家的指引下，汉代诸帝继续尊奉曾为秦代祭祀对象的同样的神—
—帝；他们满足于根据战略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联系来选治理天下的都
① 关于这些思想家，见第1 章的《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城；他们用赏与罚这两个施政工具来鼓励为国效劳，或遏制犯罪和不同意见。
这些政治家设法控制和协调汉代的经济，采取了诸如管理铸钱，国家监督盐
铁专卖和中国以剩余产品交换进口货的措施。他们急于把汉代的行政势力扩
大到比以往更为广大的领土上，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就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和力
量，把潜在的敌人赶离中国从而排除入侵或受袭扰的危险。因此，时新派的
对外政策是积极的和扩张主义的；它取决于发动深入中亚或西南的远征的准
备状态。
汉帝国在其第一个世纪，在许多方面贯彻这些政策，并进行了修改或补
充。到公元前100 年，时新派政治家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国内的风气和纪律
也许已达到了汉代的最高水平；新型的官员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
制；在边缘地区，农村和市镇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暴力的威胁。中亚的非华
夏国家终于对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武装力量表示尊敬，它们即使不是自始至
终地欢迎，也愿意容忍每年从长安出发的大商队。那些擅长贸易和了解物资
集散问题的专家负责汉代的国库。更为突出的是，汉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号
称长治久安；它立国刚刚一个世纪多一点，国家的宗教及符瑞都表明它对自
己的权威有了信心。通过这些方式，政府求得了有才之士的忠诚、地主的合
作和农民驯服的效劳。
时新派政策开展的顶峰表现在公元前108 年外交和军事冒险的成就和公
元前104 年象征性地改变礼仪程序方面。但是以后不久，汉帝国政府已经暴
露出它过度地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其物质资源显然也不再能够支持其殖民扩
张的活动了。随着事态的发展不利于时新派政治家的理想，其政敌开始发表
自己的意见。公元前81 年，两个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在以后的几十
年内，改造派的政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改造派设法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传统价值，以图清除中国的积弊。与他们
的政敌一样，他们也认为中国要在单一的帝国制度下才能治理得最好。但是，
他们所向往的理想政体是周代诸王的政体，①而不是秦始皇的政体；他们希望
追寻那些更早期的理想来革除时弊。改造派把帝制政府看成是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和对他们普赐优秀文化的恩泽和价值的工具。他们承认天——周代诸王
尊奉的主要对象——是宇宙的最高仲裁者，把孔子及其弟子的教诲视为他们
的理想。他们宁愿建都洛阳，而不愿以长安为帝国政府的所在地，因为洛阳
可以与周代诸王及其文化往事联系起来，而长安之作为国都是建立在过去促
使秦皇建都咸阳的那种优越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在改造派政治家的引导
下，汉代诸帝普赐物质恩惠，以示深仁厚泽；他们没有使用国家的奖励制度
来诱使人们为帝国效劳。
当时新派政治家希望控制采矿时，改造派则宁愿把矿产向私人开放，让
他们开采；他们也愿意干预私人的自由和首创精神，但只是为了抑制对社会
穷人的压迫。改造派还设法限制单纯地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或提高汉朝威望的
资源支出。因此，他们建议收缩而不是扩大与外界的关系；他们怀疑进口货
的价值，认为进口货不合国情，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他们准备迁就
外国的领袖，而不是坚持向他们显示中国的优越性。
① 周代诸王（传统说法，前1122—前256 年）宣称他们受命于天进行统治。他们相信只有
他们才有资格称
王，于是对已知的所有开化的华夏各地进行道德领导。约从〔公元前〕8 世纪起，他们的
实际权力明显地
下降了。
尽管有这些分歧，双方的态度都产生于一个原则，即应把已知的华夏世
界作为一个单位而不是作为若干个国家来治理，因此汉代的行政常常带有明
显的妥协特点。官员们最后能够依靠商鞅或李斯的行政方法，但是如果没有
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墨翟的人道主义理想的仁慈宽厚，那么这些方法也
证明使人不能忍受。②如果没有法家主张的有效控制措施，那么被描述为儒家
的完全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理想就经受不住犯罪、反抗或入侵等无情的现
实。但是在时新派政治家们取得了高度成就之后，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在前
汉时期已可觉察出来了。这个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件事中看出：公元前77 年起
大赦和赏赐的活动增加了；公元前51 年给予匈奴诸领袖尊宠的待遇；公元前
46 年中国人取消了对海南的管辖；公元前44 年试图撤消国家的专卖事业；
公元前31 年采用新的国家崇拜。态度的变化在王莽倡导的和后汉实行的意识
形态中有了结果，东汉的国都牢固地建立在洛阳，而不是长安。
汉帝国的帝国制度和知识结构也由于论战、暴力或叛乱的结果而发展和
变化。汉朝的创业者曾与他们的敌人进行了斗争，后者认为中国的未来是诸
侯国争雄的局面而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在公元前209 至前202 年刘邦
和项羽之间的战争中，这个问题解决了。创业的工作一旦完成，创业者们就
面临组建一个帝国的问题。他们或是把大片土地委托给他们的支持者并给予
一定的独立性，或是把全部领土、官署和权力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和有效的
控制之下。经过了七年的混乱时期之后，采用后一条路线就有了可能；但是
直到公元前154 年和前122 年的叛乱被粉碎后，消灭闹独立性的潜在根源的
过程才基本上得以完成。
其他的变化甚至要经过更长的时期才会有结果。世俗权力受之于天的思
想虽是古已有之，但在全国统一前的动乱世纪中几乎没有人加以利用。在公
元前100 年前的几十年中，有人在支持帝国政府时又发表了这种意见，但是
快到前汉末年，它才得到官方的承认。与此相似的是，一种政体按照生、灭
和再生的五行相生论而变得繁荣的理论至少早在公元前3 世纪就得到了系统
的阐述，但是快到前汉末年它才在官方的基础上作为它的正统的形式提了出
来。
约从公元前135 年起，培训官员的新的基础被奠定了。在知识背景和世
界观方面培养官员都必须以儒家的经典教义为标准。①公元前51 年召集的一
次集会，学者们就儒家经籍的选择、它们与国务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正确的解
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当时实际采用的措施发生了变化，约在50 年以
后又随之出现了更为激烈的变化。
态度或政策的变化往往与后妃的命运以及她们家属的运气有关，这可以
在许多重大事件中看出。为了提高自己亲属的利益，吕后（在位期前188—
前180 年）悍然不顾自己曾对已故的丈夫（高帝，在位期前206—前195 年）
和他的支持者们作出的非刘氏血亲不得王天下的承诺。后来，武帝朝（在位
期前141—前87 年）的卫后家族积极地参与了时新派的扩张主义政策的活
动，霍家的政治家们不失时机地继承了这些政策，这些人也与汉帝是姻亲。
但是在公元前91 年，这些家族的声望和他们左右政局的地位因与另一家族争
② 关于这些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伦敦
和普林斯顿， 1952），
第1 卷；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第3、9、12 章。
① 关于儒家的教义，见本章《行政的任务》及第14 章《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权的公开冲突而受到了抑制；公元前66 年霍家的衰败标志着改造派政治家在
倡导他们的政策和挫败他们政敌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到前汉末年，汉朝廷
被外戚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这些对抗必然对王莽（新朝皇帝，在位期公元
9—23 年）事业的进程和他的改造派政策的采用起着作用。
鉴于少数政治家、将领和皇帝的宠幸在汉代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所
以值得单独一提。之所以选择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死后的长时期中仍有影
响，而且这种影响对后世历代王朝仍起着作用；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常被后世
历史学家提及，作为古人或是好的或是坏的行为的典型。
汉朝最早的丞相萧何（死于前193 年），因在创建汉朝时做了许多工作
而通常被人称颂；陈平（死于前178 年）和周勃（公元前178—前177 年任
丞相）被认为是在吕后非法僭位以后能使刘氏皇室中兴的政治家。贾谊（公
元前201—前169 年），他常被人列为儒家，可是仍被视为帝国制度的坚定
的捍卫者，他的观点逐渐被下一代时新派政治家所接受。他通常被人引为一
个生前不得志而郁郁而死和不能担任高官一显身手的贤明官员的典型例子。
有务实精神的晁错在景帝朝（在位期前157—前141 年）任职，他与贾谊一
样，①就如何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加强帝国抗击外来威胁的能力提出积极的
建议；由于私人的忌妒和阴谋，他死于刽子手之手（公元前154 年）。周亚
夫（公元前150—前147 年任丞相），他作为一名因皇上喜怒无常而受害的
国家忠臣而被人怀念。
在武帝（公元前141—前87 年）时代，张骞（盛年期约前125 年）②勘
探了通向中国境外西北和西南的路线，开辟了进一步扩张和移民的道路。在
几个率领帝国军队与匈奴和其他民族交战的最著名的将领中，有的远征胜
利，有的则丢了脸。他们之中有皇帝自己的姻亲，如卫青（死于公元前104
年）和霍去病（死于前公元116 年），③他们分别是卫后的弟兄和外甥；李广
利，李夫人的弟兄，公元前90 年向匈奴投降。④其他值得一提的带兵军官包
括：李广，他于公元前129 年自杀而不愿因战败而受处分；赵破奴，他于公
元前103 年被敌人所俘；李陵，他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深入中亚取得赫
赫战功以后，于公元前99 年向匈奴投降。⑤
公孙弘①因出身于卑贱的养猪人而升任国家最高的丞相之职（公元前124
—前118 年）而被载入史册。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 年）
从未担任高官，但比任何担任显赫公职的人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
想。②他的哲学把帝国统治术与宇宙的整体性联系起来，而且它注定要成为中
华帝国制度中的思想砥柱。在此期间，像霍光（死于公元前68 年）和桑弘羊
（公元前80 年被处死）等时新派政治家则掌握了当时的政务活动。霍光与武
帝的卫后是亲戚；桑弘羊则出身于洛阳的商贾之家，在大力使中国经济制度
① 关于贾谊和晁错，见下文。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第6 章的《西域》。关于更详细的情况，见何四维：
《中国在中亚：
公元前125 年至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之导言（莱顿，1979），第40 页以下
及207 页以下。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1 页以下；何四维：《中
国在中亚》，第74
页注35。
④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领土扩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8 页以下。
①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0、199、207 页。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本卷第12、13、14 章。
化和正规化的过程中，他是领导这项活动的幕后天才人物。③
在西北，郑吉④是被任命为都护的10 名军官中的第一人，此举是希望协
调中国与横亘于丝绸之路的几个国家的关系；他从公元前59 至前49 年担任
此职。在宣帝、元帝和成帝三朝（总的在位期，公元前74—前7 年）脱颖而
出并有意识地摆脱武帝的时新派顾问的政策的改造派政治家，包括魏相（公
元前67—前58 年为丞相）、萧望之（公元前59—前56 年任御史大夫）、贡
禹（公元前44 年任御史大夫）和匡衡（公元前36—前30 年为丞相）。⑤他
们与刘向⑥是同时代人；刘向（公元前79—前8 年）是皇室成员，他的渊博
的学识给了改造派事业以有力的支持。临近前汉末年，起带头作用的改造派
政治家包括：孔光（公元前7—前5 年任丞相），孔子的后裔；师丹（公元
前8 年任大司马），他以主张限田而知名于世；何武（公元前8 年任御史大
夫）。朱博（公元前5 年任丞相）和董贤一度反对这些人，但未见成效，朱
与其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员猛将；董贤则是哀帝的宠臣，
于公元前1 年自杀。①王莽是他家族中任大司马的第五人（公元前8—前7
年）；正像在此以前的改造派能得到刘向知识方面的支持那样，王莽也要求
刘向之子刘歆（死于公元23 年）的帮助。②
③ 见下文；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66 页以下、72 页和115 页以下。
④ 见本书第6 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7 页以下和第63 页以下。
⑤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31 页以下、147 页以下、158 页以下、179 页以下及
223 页。
⑥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40 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公元
前202—公元220
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221 页。
①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52 以下、267 页以下、274 页以下。
② 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211 页。
王朝的建立（公元前210—前195 年）
内战和刘邦的胜利
随着一个多世纪日积月累的成就，中国的统一在公元前221 年已经完
成。虽然关于一个统一帝国的思想未必是新的，但它的实践成了背离传统的
新内容，它的成效也有待于证实。帝位的继承不久前刚刚被人操纵过：有迹
象表明，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政府的制度尚未经过长期的
考验以证明它的有效性。统一的过程经过打败了几个有牢固根基的王国才告
完成，而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和传统。有的国家，象齐国和楚国，曾经
作为有生命力的地区国家而存在；可以猜测得到，尽管全国统一，但在旧王
族的遗老遗少、他们的官员和随从、也许还有他们的臣民中，很可能仍然存
在对旧王室的忠诚和对地区割据的怀旧心理。
不可能确定民众对领袖或野心家的号召作出响应的热烈程度和民众等待
时机以摆脱暴政的迫切程度，也不可能确定民众希望看到恢复帝国前旧秩序
的焦急心情。我们掌握的史料很少透露出当时有头脑的人的反应。姓名载于
史籍的领袖们可以分为两类。有的人出身微贱，往往是担任地方军头目的农
民。他们最早出现的例子是一些被征募为秦帝国服兵役的心怀不满的士兵。
他们被遭受的苦难激怒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随时准备孤注一掷而不愿听凭
秦代法律的摆布；他们出身于一直默默无闻的家庭。另一类领袖包括那些作
为旧王室成员或作为为他们效劳的高级将领而享有突出地位的人。他们已经
习惯于行使权力和激励士兵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们比各地乌合之众的领袖们
更善于协同作战；对同伙间的背信弃义，他们也不会感到突然。
秦帝国组成了称之为郡并受中央控制的行政单位，而不对皇帝的亲属进
行分封，这可能是公元前210 年的危机中力量虚弱的一个根源。当然，屏弃
分封防止了能向中央权威挑战的强大而独立的地区对手的兴起；但是这种做
法也使地方毫无有效的权力可言。郡和县也没有足够密切的联系以确保部队
有效的动员或部署，或者去行使中央指导的权力。当暴力行动在几个地方同
时爆发时，地方的郡守或县令，甚至中央政府本身都容易受到威胁。有几次，
以杀害地方官员开始的地方性起事证明是难以遏制的。帝国政体已经丧失了
存在于分封制中的这类优点，却没有取得一个充分组织起来的中央集权体制
的力量。
这些年（公元前210—前202 年）的混乱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最初出现
了许多农民起事，随之而来的是群雄并立的局面。然后项羽试图联合这些王
国建成一个近20 国的联合体；最后是项羽和刘邦争霸，结果刘邦成功地建立
了汉王朝。
从公元前209 年阴历七月起，连续爆发了反对秦政府权威的各自为战和
互不联系的起事，在起义中，造反的领袖们取得了某些有限的成就。不久，
几个王国已经建立起来——东面有齐和燕；北面有韩、①魏、赵；南面有楚。
它们宣称是那些已被秦的侵略性统一战争所屈服的各国的合法继承者。在这
些国家中，地处长江下游的楚率先反秦。在战斗和政治角逐中可以看到两个
重要的转折点，它们的发展过程将在下面详予叙述。
① 为了避免和汉（Hn）王朝相混淆，本书用“Hnn”表示韩国。
在公元前207 年的战斗中，项羽作为一个成功的战术家为自己树立了名
声，他能在战场上击败秦军，并迫使秦朝带兵的将领投降。①结果，项羽在协
调后来的攻秦之战时能够成为霸主。此外，公元前208 年阴历七月李斯之处
死可以视为秦力量消失的标志；因为正是这个李斯，他靠正确的政策主要负
责建立了秦帝国。他被处死的原因是其政敌的敌视，这些人把个人野心置于
国家利益之上，而且他们的生性是又残忍，又多猜忌。②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项羽可能指挥一支比刘邦军队更为精锐的部队；但
是刘邦享有证明是高出一筹的战略优势，如在西北拥有牢固基础的关中根据
地，③和中国北部的一致的支持。几次战争的进程证明了淮河流域的重要性，
那里大量的谷物充实了著名的荥阳敖仓；这个粮仓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军事
目标。更往北，巨鹿是一个具有同样重要价值的城市，它的失陷严重地削弱
了秦的防务。刘邦和后来的项羽进入关中，预示着内战最后阶段的开始。
陈涉和吴广被称为两个最早对秦帝国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人。公元前209
年阴历七月，④他们带领一支900 征募人员的队伍，因被大雨所阻，未能如期
报到。对这样的失职行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要处以死刑；为了避免这种
下场，他们决定公开造反。其他人起而效尤，他们最初采取的行动都是杀死
偏僻的县的秦朝官员，在这些领袖中陈涉表现出的野心最大。他甚至采用了
“张楚”这一夸张的国号。①
然而，陈涉的权威经受不住战斗的严峻考验。他与吴广被为秦效劳的职
业将领章邯所击败；在公元前208 年阴历十二月，两人被可能对他们要求取
得领导和权力有理由不满的同伙所杀。②但是尽管起事失败，陈涉因为首先发
难，不久就得到官方的承认和称赞。公元前195 年，高帝规定了永远纪念他
的哀悼仪式。也许100 年以后当《史记》正在编纂时，这些仪式仍在举行。③
在这个阶段，有纪律的秦帝国军队完全有力量粉碎陈涉的这种地方叛
乱；但是性质远为严重的叛乱运动正在其他地方出现。项家的好几代人曾在
前楚国军队中服役，由此出现了以项梁及其侄子项羽为代表的更为专业化的
类型的领袖。可能是仿效陈涉的榜样，他们在公元前209 年阴历九月发动了
起义，杀害了秦朝的会稽郡守。④从今之江苏出发，他们能够集结一支可能有
① 《史记》卷六，第27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11 页）；《汉书》卷
一上，第20 页（德
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 1938—955]第1 卷， 第54 页）。
② 《史记》卷六，第292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10 页）；卷八七，第
2562 页；卜德：
《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52 页。
③ 关于关中的优势，见第1 章《地理》。
④ 《史记》卷七，第297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50 页）；卷四八，第
1950 页；《汉书》
卷一上，第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37 页）。
① 《史记》卷八，第34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333 页）。有趣的是，
这个国号具有足
够的权威性，竟能在一份几乎是同时代的天文观察记录中用作一种纪年的方法。国号出现
在其时期约定在
公元前168 年的马王堆三号墓发现的文书上。见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载
《文物》，1974.9，
43，第43 页；刘乃和：《帛书“张楚”国号与法家政治》，载《文物》，1975.5，第35—
7 页。
② 《史记》卷十六，第765 页；《汉书》卷一上，第1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
第1 卷，第42 页）。
③ 《史记》卷八，第391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399 页）；《史记》卷
四八，第1961 页；
《汉书》卷一下，第7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40 页）。
④ 《史记》卷七，第297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50 页）。
数千人的部队，渡过长江和淮河朝西北方向进军。几乎在同时，他们的力量
由于刘邦和他集结的军队的到来而加强了。
刘邦是农民出身，华中的沛县人。他曾任低级的地方官员，但是当他带
领一支囚犯队伍去劳动时，就摆脱了这些责任。然后他采取两个表示他独立
性的没有退路的行动：他处死了沛县的县令；采用了沛公的称号。①在他的事
业的初期，他赢得了其支持者萧何、曹参和樊哙等人的忠诚的友谊，这些人
在后来创立新帝国时起了显著的作用。公元前208 年阴历四月，他们与项梁
的军队共命运了。
在项梁和项羽的领导下，对秦的威胁以一种远为有力的形式出现。他们
通过重建原来的楚国（公元前208 年阴历六月），企图取得公认的权威，②
就选立曾在秦的虐待下凄凉地遭受苦难的前楚王之孙为王。他们选立他，可
能是有意识地企图激起反秦情绪和对受秦压迫的人们的同情。新的国都建于
泗水河畔的彭城。
与此同时，作为战国时期列国的继承者，其他几国也正在组成：东面有
齐和燕，中部有魏、赵、韩。秦政府也许了解到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
来临，就派它的最能干的将领之一章邯去收复东面已丧失的领土并消灭起事
者。他最初在中国北部取得了胜利，但在围攻赵国的要塞巨鹿时受阻。巨鹿
控制着通向秦的腹地的几条要道之一，非常重要，而对秦的抗击也很坚决，
齐国和燕国都从更远的东面派来援军，楚王也派来一支由他的将领宋义全面
指挥的军队。③
从巨鹿围城战中，项羽作为中国最能干和最杰出的军人脱颖而出。他的
叔父项梁已经战死，宋义也不能完成他的解围任务。通过一次大胆的行动，
项羽杀死了宋义（公元前207 年阴历十一月），他亲自全面指挥列阵抗秦的
大军。随着秦军的失败和章邯的投降（公元前207 年阴历七月），他作为一
个有成就的将领，为自己树立了名声，他的领导几乎赢得了普遍的承认。随
着其他秦王朝将领的投降，他更是闻名遐迩了。①
当项羽在进行巨鹿之战时，楚王已派刘邦往西进入秦固有的政权根据地
关中，对秦发起进一步的攻击。由于舍弃了进入这个根据地的更方便而明显
的关隘，刘邦成功地渗入秦的这一心腹要地（公元前207 年阴历八月）。②
在这个时候，他完全有理由因这一胜利的冒险行动的完成而为自己庆贺，因
为在公元前208 年之前已经商定，第一个进入关中的军官将被封为王，以示
奖励。③此外，秦都咸阳发生的事件也为刘邦最后的胜利铺平了道路。由于赵
高的阴谋，李斯已被清除（公元前208 年阴历七月）。在确保他的私人追随
者对他效忠后，赵高随即谋害了二世（前207 年阴历八月），以二世之兄之
子子婴取而代之。新统治者称王而不称皇帝，④这在当时是意味深长和不同寻
常的，因为这样就承认中国再次掌握在几个王的手中而不是在唯一的君主的
① 《汉书》卷一上，第1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39—0 页）。
② 《汉书》卷一上，第1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45 页）。
③ 《史记》卷六，第27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10 页）。
① 《汉书》卷一上，第17 页以后（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49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一上，第2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54 页）。
③ 《汉书》卷一上，第1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47 页）。
④ 关于王和皇帝称号的讨论，见第1 章《从王到皇帝》。
手中。令人感到十分惊奇的是，新王通过策划把赵高杀死（公元前207 年阴
历九月），设法取得了优势。当刘邦成功地在蓝田打败秦军时，秦王投降（公
元前206 年阴历十月）；刘邦此时发现自己已控制了关中和帝国的国都咸阳。
根据我们见到的史料，咸阳城新主人的行为堪称典范，但这可能是历史
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拔高了他的行动，以便与其对手的行动进行对比。据说，
刘邦向居民提出取消秦的严酷的刑律，而代之以很简单的法律，其中只规定
对杀人、伤人和偷窃行为的惩处。⑤为了防止掠夺和暴力，他封闭了城中的皇
宫和兵器库，只让他最能干的支持者和他后来的丞相萧何取走了国家的文
献。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几乎是同时代的文献都证明，这些国家文献很可
能包括法律文告、土地和税收簿册或地图，即秦帝国赖以维持施政和防御的
图籍。
刘邦这时等待楚王的命令；但约在他进入关中两个月后，项羽也进关来
了。项羽与刘邦的宽厚和恪守纪律的行为相反，他杀害了秦王及其家属（公
元前206 年阴历十二月）。在把财宝分发给军官以后，他又把咸阳的宫殿付
之一炬，并听任他的部队亵渎秦始皇的陵墓。①
也许比他在咸阳的直接行为关系更为重大的是在大约四年的叛乱和战斗
以后项羽采取的改组中国政治结构的措施；在这方面，历史学家似乎不可能
出于偏见而把我们引入歧途，因为他们并没有必要这样做。项羽显然远不是
把中央集权的帝国作为理想的政体形式来考虑，而是意在恢复大一统以前，
甚或恢复公元前3 和4 世纪七雄并峙以前盛行的那种局面。项羽设法建立不
少于18 个小国，由它们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代替一个帝国或代替七国及其政
制；他自己为第19 国的国王，是这个联合体的盟主。②
项羽可能有意采取分而战胜之的政策，采取这种政策是后来中华帝国的
许多名人的特点。在建立小国时，他准备（而且能够）满足当时强大的领袖
而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使用一些能人为自己效劳而不管他们原来依附于
谁。为了扫清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项羽清除了楚王——首先尊他为义帝（前
206 年阴历九月），然后把他贬到一个边远的城镇，他在那里被刺杀。同时
项羽本人采用的称号，使人想起从公元前7 世纪起要求在政治上称霸的几个
中国的王。①他选用西楚霸王之名。楚本身也与赵、齐、燕、魏、韩一起被划
分，组成18 个独立的王国；项羽则决定从他的故乡彭城发号施令，这些措施
在公元前206 年阴历二月付诸实施。
在18 个国家中，有三个在刘邦首先进入的秦的故土成立。这块位于关内
的京畿地区现在由秦的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统治。越过秦岭山脉，
位于关中南面的汉中此时分给刘邦。可能项羽希望，把刘邦安置在这一偏远
地区将能阻止他威胁自己的安全；最后，刘邦一旦与项羽清算了宿怨，就采
用这块地区的名称作为他的王朝的称号：他此时已经称为汉王。
在开始时作为一系列反对秦官员勒索的地方叛乱，此时发展成为两人之
间的火并。在进入关中后不久，有人曾劝项羽把刘邦处死，但执行这一行动
⑤ 《汉书》卷一上，第22 页以后（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55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一上，第2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64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一上，第2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65 页以下）。《汉
书》卷十三，第
366 页以下列表逐月叙述了这些国家的历史。
① 《汉书》卷一上，第2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65 页）。
的计划毫无结果。②除了这种背信弃义的证据外，刘邦还有正当的理由对不交
出曾经答应给他的关内的土地表示不满。他耐心等待时机，不久他就能够乘
机打败他的敌人和夺取他的领土。
刘邦在公元前206 年阴历五月发动战役，他很快又成功地进入关中，项
羽在那里所立的三个王战败或投降。他这时能够把这些向北和西北延伸到甘
肃境内的领土组成若干的郡；他从根据地栎阳在扎实的基础上逐步地建立了
他的统治，他下令除秦社稷，而代之以汉社稷（公元前205 年阴历二月）。
百姓获准自由使用原来秦皇室专用的果园地、园林和湖泊，并免税役两年。
项羽谋害了义帝（公元前206 年阴历十月），③这样就给刘邦举兵击败项
羽提供了理想的借口；他可以宣称他在惩罚一个弑君者。当他听到谋杀的消
息时，他已经进军抵达洛阳，他立刻向其他王发出共襄义举的呼吁。刘邦抓
住这一有利时机直捣彭城，打击项羽的根据地。但形势很快发生变化：刘邦
发现自己被项羽所围并被打败，只是由于一场暴风雨，他才得以逃生。①刘邦
的命运达到了低潮，只有几十名骑兵能成功地与他逃出彭城；原来乐于与他
共命运的几个王乘机背叛，投奔了他的敌人；而项羽已经得到刘邦的几个亲
属作为人质。他元气的恢复主要是由于萧何和韩信的努力。当刘邦东进时，
萧何留守关中，得以征募新兵和收集新的物资，以弥补刘邦部队的不足；刘
邦的战将韩信在华中获得了重要的地区，使刘邦能在荥阳建立他的根据地。
荥阳是一座重要的战略城市；它位于黄河这条大河向东北分流入海的地
方。著名的敖仓就在附近，里面装满了来自黄淮这片沃野上生产的粮食；荥
阳城的西面是通往关中的道路。但是靠近敖仓证明对刘邦没有什么价值。项
羽有能力再次围困他敌人所在的城（公元前204 年阴历四月）。②荥阳城与敖
仓被互相隔离，荥阳的供应短缺。由于施展一次计谋，刘邦又得以从敌人的
包围网逃脱，但又只有一小批骑兵陪同。
尽管在军事上占了上风，项羽仍不能掌握全面优势，特别是因为这时韩
信已经成功地争取到华东大部分地区的支持。为了报偿韩信的努力，刘邦封
他为齐王（公元前203 年阴历二月）。③
根据我们见到的记载，这两个领袖在某地会面。④项羽提出通过一场决战
来解决问题；刘邦的答复则是谴责项羽的罪行，并声言要在战阵中一决雌雄。
可是，两人在公元前203 年真的达成了一项划分中国的正式协议，即承认刘
邦为西面的汉王，项羽为东西的楚王。项羽把曾作为人质的刘家的成员送还
刘邦，双方把军队撤至各自的基地。
这项协议没有照原样长期地维持下去，对此几乎不必感到惊奇；双方的
领袖都能在各自权力最牢固的地区重整旗鼓，准备下一轮的厮杀。实际上是
刘邦在其几个支持者的煽动下破坏了协议的条款。他们认为：汉处于更强的
地位；楚军已经大伤元气；对项羽进行迅速和决定性打击的时机已经来临。
最后阶段的斗争在今安徽省的垓下展开，刘邦的军队在那里成功地包围了项
② 《汉书》卷一上，第2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60 页）。
③ 《汉书》卷一上，第3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72 页）。
① 《汉书》卷一上，第3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79 页）。
② 《汉书》卷一上，第4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84 页）。
③ 《汉书》卷一上，第4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92 页）。
④ 《汉书》卷一上，第4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89 页）。
羽。《史记》以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叙述了项羽成功地突破刘邦的战线逃跑的
过程，最后他只带了28 名追随者，接着非常英勇地自杀了。①
高帝最初的安排
公元前202 年阴历十二月，随着项羽的战败和死亡，刘邦能够作为中国
无可争议的主人着手树立他的权威。楚已经战败，它的国土已经交出；没有
任何杰出的领袖人物能够阻止刘邦的雄心；似乎他的伙伴们已经获得领土，
在那里以他的名义自立为王。除了地方组织外，刘邦的行政措施几乎在所有
方面都仿效在他之前的秦朝皇帝的榜样；可是在两个帝国政体之间，它们的
政策或意识形态略有差别。
公元前202 年阴历二月，刘邦经其伙伴的劝说，接受了皇帝的称号。②
他称帝的基础是他赢得了统治天下的实际成就。虽然文献提到道德品质是当
皇帝的先决条件，但文献并未暗示皇帝的地位被视为上天的赐予。在这方面，
这段情节及其叙述与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的登基明显地相似。它可能与从王
莽时代起专门把世上的统治与天意联系起来的一些登基不同。③同样地，汉采
纳了秦的宗教仪式。几个新的皇帝将尊奉秦王或秦皇在以前曾经为之立坛并
进行祭祀的那些神祗（帝）。的确，早在公元前205 年，汉王已经证明他对
这些崇拜的关心，除了继续奉行祭祀其他白、青、黄、赤四帝的仪式外，他
坚持应举行尊奉黑帝的仪式。他的行动明显地表明，新政体绝对相信秦始皇
时期所采纳的水德这一庇护象征。①
汉高帝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在宣布复兴措施的同时宣布大赦令，随后
是部队的总复员，时值公元前202 年阴历五月。这份诏令旨在赢得黎民的忠
诚；它宣布恢复法律、秩序、安全及对黎民分发物质救济的措施。居民们要
返回故居重整家园；在饥馑时期被卖为奴的人可以赎身；豁免某些税赋。在
积极的方面，高帝同意尊重接受各级爵位的人的特权，并且宣布广泛授予这
些尊贵的社会标志。②这些爵位的价值在于具有物质利益，诸如免除某些形式
的国家劳务和减轻某些法律规定的惩罚。此外，高帝还命令以一定的形式赏
赐土地。
这些恩赐所包含的原则直接来自秦的实践，即所谓的法家施政理论，它
发给特定的奖励，以报偿为国效劳的行动。颁发这些赏赐的诏令屡见于汉代
不同时期的历史，有时还一起颁布大赦令。赏赐尤其在帝国的盛典——诸如
① 《史记》卷七，第333 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316 页以下）；（
汉书》卷三一，
第1817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一下，第5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99 页以下）。
③ 见B.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载《莱顿汉学研究》（莱顿，1981）
，第22—3 页；
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载迪特尔·埃克梅尔、赫伯特·弗兰克编：《东亚的
国家和法律，卡
尔·宾格尔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81），第89—11 页。又见本卷第13 章。
① 《汉书》卷二五上，第1210 页。关于这个行动的意义，见第1 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
流》和《前221 年
水德的采用》和第13 章《班彪关于天命的论文》；及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
征》，载《奥萨
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第63—8 页。
② 关于爵的等级及用它们作为施政手段的情况见第1 章《奖励》、本章《侯与爵》；本书
第7 章《奖惩与
法律》；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载《通报》，48：1—（1960），第97—74
页。
新皇登基，册封后妃，或太子成年——时颁发。
汉代诸帝保持了在他们最接近的前辈的统治下逐渐形成的中央行政制
度。三公直接负责向皇帝提出建议。位于其下的是九卿，他们的职务相当于
政府中划分的部，每人都得到一批下级官员和附属机构的辅助。这个体制基
本上与秦代的完全相同。它将在整个汉代一直有效；其间为皇帝直接需要服
务的私人秘书班子发展了起来，它不时地置高级官员的权力于不顾。此外，
三公不久就减为二公，公元前177 年以后，偶尔还任命太尉之职。①
汉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有意识地在两名以上的高级官员之间进行
分权。当丞相位居最高级的职务时，为贯彻重大决定而下达的行政命令必须
通过他的同僚御史大夫；在特殊情况下，同时任命左、右两名丞相。财政的
责任同样由大司农和少府分担，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军事的安排。这样，驻于
京师的部队分为南北两军，将领也配对地任命（例如左、右各若干名），以
避免出现个人独揽指挥大权和随之带来的危险。
当正史报道任命诸如丞相或御史大夫等高级职务时，这表示这样的任命
来自皇帝自己的行动，据推测，这些任命是以正规和合乎规章的字眼由皇帝
批准的。但是史料对导致选任一个高级官员的动机和事件往往闭口不谈。在
有些极为突出的事例中，前任夫宠或罢官，接着任命的新在职官对前任是曾
怀有敌意的。有时可以看出任命是阴谋的结果，有时可以料想，选任一个无
足轻重的人来担任高级职务，是为了让别人取得行动和决策的自由。
有些官居极品的人的发迹和晋升是由于有庇护人荐举。另一些人则是皇
亲，或是外戚；象这样的关系后来会影响政策的抉择。也许从公元前115 年
起，由于官员响应号召，推荐德才出众而受人注意的人，为吸收文职候补官
员而采取的措施正在产生效果。作为取得委任的手段，专长逐渐与出身一样
有价值了。
《汉书》卷十九的一个表提供了任命高级官员的日期和背景，还有他们
的仕途生涯及终结的某些细节。在这些简短的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人从
低级官员升至高级官员的青云直上的过程，如从侯升至奉常（太常）或升至
九卿中只能由宗室成员担任的宗正的过程。其他条目记载了郡守、太仆或典
客（大鸿胪）升至御史大夫的情况；一批御史大夫最后以担任丞相结束其仕
途生涯。同一个表还记载了某个官员的结局，他或是光荣致仕或因病退隐，
或是因暴力或涉及阴谋而垮台，或是落了个被控犯罪的下场。此表指出，公
元前5 年各级文官总数为120285 人。但是表内没有各个职位的分类和它们的
实际任职者情况，所以难以从这样简单的数字作出可靠的推论。①
管理新政府的主要责任交给了丞相和御史大夫，决策事宜只能提交给这
两名官员。在直接行政方面，行政责任由九卿及其附属机构承担，它们的职
责范围在收于《汉书》的职官表内有很简略的划分。②报告或奏疏由中央和地
方的官员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以供最高层考虑；皇帝偶尔也亲自征求建
议或意见，某个官员将给予经过研究的答复。明确的规定或决定以诏令的形
式从皇帝通过各级官员下达。这些规定和决定可以以皇帝的直接公告和命令
① 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0 页。关于官员编制的详细情况
，见本书第7、8
章；王毓铨：《西汉中央政府概述》，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12（1949），第134—
87 页。
① 《汉书》卷十九上，第743 页。
② 例如，见《汉书》卷十九上，第726 页关于奉常的职责范围。
的形式表达；有时它们只用一个“可”字的形式，附于高级官员的建议或公
告上。皇帝亲自为行政提出倡议的情况则不多。
汉代选都所根据的原则与秦相同，即注意战略需要和实际的有利条件，
而不偏重与中国过去的光辉业绩有联系的因素。这两个帝国国都都选在关中
自然屏障之内，而不选在其建都的条件是以周王室的文化遗产为基础的地址
上；当时政治家们的争论表明，这个问题在那时是明确地被人理解的。高帝
登基之后不久，他的确住在洛阳，但在公元前202 年阴历五月，他听从了其
支持者的请求，迁往长安。长安（今西安）靠近秦都咸阳；有人信心十足地
争辩说，长安拥有坚固的自然屏障，比洛阳更易取得供应。①新的建筑群被建
立起来，以炫耀帝国的强大，但是守城的城墙直到下一代皇帝（公元前190
年）才完成。在汉朝，人们就长安和洛阳的各自优劣点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进
行了好几次讨论，但直到公元25 年才真正迁都到洛阳。②
高帝登基后最早的诏令可能含糊地提到了秦行政措施的严厉性；他对官
员训示说，用法是为了教导和启发，而不是作为鞭笞或侮辱公众的借口。但
尚未采取正式措施以减轻秦执行的法律或实现他以前作出的关于三项主要规
定的简易法典的诺言。③公元前201、198 和195 年颁布了大赦令（死刑不赦），
还有一次是在公元前195 年皇帝去世之时。
地方组织
秦汉政府制度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地方组织方面。部分地由于需要，部分
地由于调和，汉高帝及其顾问在公元前202 年采用的体制很快就遭到修正；
结果它被改得面目全非，以致汉朝的创建者也难以认出这是他们建立的帝国
结构了。④
秦始皇和李斯断然把他们新征服的帝国组织成郡，这些郡由中央政府任
免的郡守管辖，郡守的称号一直不得世袭。但是在秦汉两个帝国的间竭期间，
项羽设想了一套根本不同的中国行政体制，即由他本人任霸主的19 国联合
体。随着一个单一帝国政体的重建，高帝设法调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制度，
以便满足那些有功于他的人。这样，秦的模式就用于中国中部，那里被分成
13 个郡和一个直接由中央控制的单位（包括京师和京畿区）；但是其他地方
则以另一种安排为主。
在内战的过程中，一批刘邦的盟友已经取得了帝国之前的列国的某些领
土，并自已称王。刘邦已经承认了他们；这时他被公认为皇帝，如果他希望
保持他们的支持，他就不能立刻剥夺他们艰苦赢得的成果。此外，刘邦的处
境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以征收税赋，维持法律和秩序和保护中国不受外
来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高帝别无其他选择，只能承认现存诸王的地位和
称号，而他们又指望把地位和称号顺序传给自己的儿子。
① 《汉书》卷一下，第54、5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03、108 页）
；卷四十，第2032
页。
② 关于长安，见本章 《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斯蒂芬·J.霍塔林：《汉长安的
城墙》，载《通报》，
64：1—（1978），第1—6 页；关于洛阳，见第3 章《京都》；毕汉斯：《东汉的洛阳》
，载《远东古
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1—42 页。
③ 见前注34。
在公元前202 年，就产生了这样的形势：在归皇帝直接控制的位于中央
的14 个行政单位的东面和北面的大片土地上总共建立了10 国（见地图3）。
列国控制了远比诸郡广阔的领土和甚至更大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在诸王保证
效忠的前提下，它们能起防备地方异己分子的有价值的堡垒作用。另外，在
北方，它们处于敌人进攻时首当其冲的地位，所以他们能够保护皇帝和他的
政府。然而，如果拥有这些强大王国的人中某一个或某几个企图闹独立，中
央政府就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些人曾经是当之无愧的将领，有些人又
自称是过去传统王室的后裔。他们的国既大又富，足以维持独立。
鉴于各王国有其行政上的便利，于是高帝的问题是如何保留它们，同时
又要赢得诸王的忠诚；如何授予足够的权力以保持四周边境的安全，同时又
保持中央对使用那里的军队和资源的控制权。
这个问题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必定会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在前汉，有人
希望通过消灭那些有反中央潜在危险的王和以皇帝亲属取代他们的办法来解
决这个问题。到公元前196 年，所有在公元前202 年被封的王，除一个以外，
都被皇帝的弟兄或儿子所取代，被取代的共有10 国。据认为，他们比来自其
他不同家族的人更可能支持他的帝国。有些被取代的王被贬为侯；有的投靠
匈奴（如公元前195 年的燕王卢绾）；策划叛乱的一个王被处死。只有一国
留下了不是来自刘氏家族的王系。这个王国在长沙，公元前203 年吴芮在那
里被立为王；他最后一个后裔于公元前157 年死去，无男嗣。在位皇帝的一
个儿子于是登上他的王位，开始了一个新王的世系。
这些事件发生后约10 年，据说高帝与其支持者们郑重约定，非刘氏家族
的任何人如仍被拥立为王，就协同行动，群起而攻之。①然而这个原则在长沙
国就没有行通；不久，它就公然被高帝的遗孀（吕后）破坏了。到了文帝朝
（公元前180—前157 年）和景帝朝（公元前157—前141 年），一代代皇帝
的更替已经使一度把皇帝与诸王联系起来的紧密的亲属纽带松散了；到了那
时，他们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排除反对他们的危险了。
在公元前195 年，约2/3 的汉帝国由效忠于皇帝的诸王统治；皇帝自己
的中央政府控制了16 个郡，②并根据需要任命它们的郡守。每个王主持一个
具有中央政府雏形的政府；它也设丞相、御史大夫和其他的官吏。他们负责
王国内的征税和防务；他们是自主的，甚至受到鼓励，尽量使自己治理的地
区富饶多产。诸王对皇帝效忠的标志是每年的朝觐义务；他们还必须上报其
领土内的人口数字和征得的税赋，税收的一部分要上缴中央政府。虽然他们
负责建设和训练军队，但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明确命令，就无权动员军队作
战。
在下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央政府的郡一般被分成县；另外它们还包括一
批赐给侯（贵族）个人的县一级的附庸。
侯是帝国时代以前制度中的一个贵族等级名称，早已受人注意，但这时
它的使用的意义略有不同。侯为汉的两个贵族爵位中的第二等，第一等为国。
它又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作为皇帝赏赐活动之一的所封20 级爵位中的最高
① 《汉书》卷十八，第678 页；卷四十，第2047 页；卷九七上，第3939 页。
② 此数包括内史治理的地区，公元前202 年改组帝国后采取的措施把14 个郡增至16 个郡
。
级。①与国一样，设侯的目的有二：出于奖励皇帝官员的需要；出于尽可能广
泛地在全帝国贯彻政府意志的需要。到公元前195 年，对在文、武职位上有
功的高帝支持者封了将近150 个侯。有幸保存下来的一张受封者的名单显示
了在世系最后中断之前这些爵位父子相传的情况。
表内的条目叙述了每一个封赠爵号的情况，并具体说明它们所受物质利
益的范围。衡量物质利益的标准是侯有权利和义务筹措税收的户数，税收的
一部分留作他们的收入，其余部分则上缴给中央政府。侯指派他们正当任命
的下属（例如相）征收这些应得的收入，这些人虽然负责与县官的职责基本
相同的工作，但是不能取得与政府官员相同的地位。同时，侯可以根据自身
的权利拥有土地，这些土地不是因为封了爵号后才获得的。侯的称呼得自他
们征税的户所在的地区。除了在创建王朝的过程中建有功勋这一原因外，封
侯还可能有其他原因，如依靠与诸王或与皇帝的后妃的关系而受封。随之而
来的制度史会说明，为了服务于政治目的，以后的封赏是怎样作出的，或是
怎样有意识地予以终止的。②
对外关系
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秦帝国的灭亡、激烈的内战和中
国第一个长期存在的王朝的建立——成了从公元前210 年开始的20 年的特
征。在帝国内部，政治家和将军们进行缔造帝国前途和发展政府制度的工作。
同时，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皇室成员本人有时也与影响北方和南方
的对外关系有牵连。
在北方，名叫冒顿的匈奴新领袖已经得益于中国的虚弱和无力集中足够
的力量进行防御的形势。他组成的部落联盟扩大到与汉室诸王所领的地区紧
邻的地方。由于诸国位于中央政府的郡和中国的潜在敌人之间，所以只要诸
王保持忠诚，汉代诸帝便可以感到相当安全。但是诸王准备倒向匈奴事业的
任何迹象，都可能使长安惊慌失措；而这类迹象在公元前201 年已经引起注
意，当时韩王信投降匈奴。
事情很快清楚，中国不能指望不受攻击。公元前201 年高帝亲自上阵迎
战入侵者，在平城几乎被匈奴部队所俘。汉政府发现自己已无力阻止进一步
的袭扰；在长安关于匈奴拥有战术优势的谈论很有影响，汉政府不得不同意
进行和解。很快一名中国公主下嫁给匈奴的领袖，这部分地是作为安抚占优
势一方的手段，部分地是希望结婚后的子嗣将会及时地赞助中国人。同时，
政府还作了安排，每年中国向匈奴赠送珍贵的礼品。①
在南方，威胁中国的强烈敌对情绪还没有大量出现。北方人赵佗自立为
独立的南越王。严格地说，南越位于秦曾经宣称进行统治的领土——广西和
广东——内。但是汉代无力对赵佗的地位进行挑战。由于赵佗没有侵袭北方
的汉领土（长沙国）的意图，高帝准备承认赵佗自封的地位；公元前196 年，
他派陆贾随带皇帝承认现状的诏书出使。居住在南方和西方的未汉化的部
① 见前面139 页注②
② 见本章《地方的变化和刺史》。
① 《汉书》卷一下，第6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15 页以下）；卷
九四上，第3753
页以下。
落，尚未受到汉族的渗透。②
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的政府在这时对日本政府采取过任何的行动或进行过
任何的互访。在秦帝国前的几个世纪已经受到中国影响的朝鲜由燕国人卫满
建立了朝鲜国。此事发生在燕王于公元前195 年投靠匈奴以后。卫满与汉政
府之间还没有直接的接触。③
② 《汉书》卷九五，第3847 页以下。
汉帝国的巩固（公元前195—前141 年）
前汉最初大约70 年的特点是帝国力量的巩固、行政的试验和制度的修
改。在这几十年中，政治家们集中力量加强国内中央政府的权力，再无精力
进行扩张或与潜在的敌人作战。国家的政策原则上是时新派的，其目标是使
新的帝国幸福安乐，有求于更古老的形式的迹象甚少；但是这种政策的执行
还不能象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 年）那样有力，那时物质资源能更好
地加以利用，人民也更易被动员起来。在刘氏皇室的生存经受了一次短期威
胁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文帝（公元前180—前157 年）和景帝（公元前157
—前141 年）之治，两帝的性格和成就长期以来引起了中国作者的景仰。他
们由于井然有序地治国和治民而受到赞誉。文帝为了国家利益而躬行俭朴，
所以特别被人称颂；这类赞赏可能是作为批评后世某些皇帝躭于奢侈的手段
而被渲染出来的。
这些年巩固的主要成果可以从诸王国面积和力量的缩减以及同时期帝国
沿黄淮流域的直接控制的扩大中看出。此外，有效的税收使帝国在公元前141
年掌握的物质资源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得多。分裂的威胁来自高帝的遗孀吕
后及其家族，这些人成功地控制宫廷和政府约有15 年之久（公元前195—前
180 年）。
消灭刘氏家族的企图是短命的，未取得成功，但由于广泛的牵连及对后
世历史的影响，它相应地具有较大的重要性。当吕氏家族进行夺权时，刘氏
皇室的稳定性一点没有保证；王朝建立仅仅10 年。这个时期出现了逐步消灭
一批潜在争权对手的情况，但其他家族不能做到的事情，吕氏家族比大部分
家族更能做到。这件事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后妃及其家族几乎把王朝搞垮的
许多事例中的第一件。这类情况通常发生在正式登基的皇帝的力量或成熟程
表3 刘邦的后裔
①刘邦的其他两个亲属被封为王：
1．刘贾（刘邦堂弟），前201-196 年荆王+。
2．刘泽（隔房堂兄弟），前181 年琅邪王，前179 年燕王（该支至前127 年中断）。
②死时无子。
③继惠帝位的是两个幼儿皇帝，都非皇帝嫡系：
1．刘恭为一富女所生，前187-184 年为少帝恭；
2．刘弘，衡山王，前184-180 年为少帝弘。
度不足以消除周围影响的时候。同时，不论皇帝是幼儿、未成年的少年或是
弱者，他的存在对太后或有野心的政治家控制朝政和推行他们的计划来说显
然是必不可少的。
如同以后类似的情况，吕氏家族发动的夺权活动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王朝
世系或典章方面的问题，因为安排好的皇位继承已经被人篡改或打乱。中国
历史学家的态度是预料得到的，这个事件通常被描述为一件非法的篡位行
动，而那些最后清除吕后的人受到尊敬并被给予特殊的待遇。在王朝史中的
关键时刻，政治家们能够援引吕后的经历作为告诫，容许一个太后或公主突
出她的位置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①
惠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95—前188 年）和长安的加固
刘邦在他一生的一个较早阶段，娶山东吕家之女为妻。她为他生下一子
一女，在他立为汉王以后的次年（公元前205 年），其子刘盈被指定为太子。
②刘邦称帝后，对原定的继位问题未作变动，虽然曾出现这类言论。因为高帝
已经纳了几个妃子，她们生下的七个儿子比皇后之子更为健壮。但是尽管皇
帝自己有意指定另一个妃子之子为太子，但吕后之子仍保持了太子的称号，
并在公元前195 年阴历五月高帝去世后正式登基。高帝当时年在五十至六十
岁之间，据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公元前195 年与淮南王作战时受了箭
伤。③
新帝惠帝在其父死时仅15 岁，过了四年他才正式举行据以被承认为成年
的仪式（公元前191 年）。不论他的性格多么坚强，他很难指望能够阻止他
的长辈们对朝政和皇宫的控制。据正史记载（它们在这方面的偏见只能令人
怀疑），他的母亲特别放肆、暴虐和残酷。据说她把高帝有意让其继位之子
刘如意毒死，并将如意之母杀害，然后令人震惊地把她断裂肢体，这把皇帝
吓得神志不清，使他决心永远不问国事。吕后还被认为杀害了高帝其他三个
可能会对她的野心提出挑战的儿子。①
惠帝时期朝廷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措施，一是在全国建立纪念先皇的宗
庙，一是加固长安城。高帝宗庙的建立可能是想通过加强皇帝与国土边沿区
之间的联系，以提高王朝的威信，它们的设立提供了汉王朝在以后的时间里
遵循的先例。到了一定的时期，这引起了财政困难和恐慌，因为宗庙的数量
和维修费用猛增；最后，由于国家的状况它们的数量不得不削减。②
在惠帝时期，多次征募劳工去建造长安城墙。关于城墙的价值，用数字
可以具体说明：将近15 万名男女两次被派去劳动，每次长达30 天。③他们从
长安城附近征集，但有一次两万名囚犯也被调来协助。到公元前190 年阴历
九月，工程经过五年的努力后完成。这次重大事件的特点是对人口中的男丁
普遍赐爵。
前汉帝国京都的残存遗址位于今西安城的西北。该城呈矩形，其四边面
向罗盘的四个方向，但有的地方不很规则，因此只有东面形成不断的直线。
这些不规则形状可能是地形特征所造成，也可能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根据可
能早在3 至6 世纪就已有的一种说法，长安城的这种不规则的布局旨在仿照
大熊座和人马座两个星座的外形；这样，该城就与不朽的天体联系起来。不
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另外的宇宙论的考虑则是影响了东汉京师洛阳的外形
的；但在征募人员到长安城墙劳动之时，这些宇宙论的考虑尚未被普遍接受。
① 例如，见《汉书》卷三六，第1960 页成帝朝（公元前33 年—前7 年）快结束时刘向所
作的提示。又见
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301 页。
② 《汉书》卷一上，第3、3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30 页以下、81
页）。
① 《汉书》卷二，第8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78 页）；卷三八，
第1988 页；卷九
七上，第3937 页。
② 本章《宗教问题》。
③ 关于国家征集劳动力的情况，见以下《国内政策》。
①
结果，城四周的每边约长5 或6 公里（3.5 英里），城内的面积为33.5
平方公里（13 平方英里）。城墙的墙基宽16 米以上，耸立的高度为8 米，
上面宽度减至12 米。主体宫殿未央宫靠近城的西南角；其他的皇宫，包括位
于主墙之外的一座皇宫，是后来加建的。设计此城的匠人们显然是根据一个
方格平面图的构想进行工作的，平面图包括160 个500 步（693 公尺）见方
的坊，但还不能肯定地说这个规划完成到了什么程度。四面城墙的每一面都
有三座宏伟的城门，城门两侧可能有防守的塔楼，以便保持警戒。有迹象表
明，每座城门建有三条分离的通道，每条通道的宽度能容纳四辆车辆通行。②
城内有每年诸王来京向皇帝朝拜时居住的王府。公元前189 年开设西
市，③这意味着东市已经设计出来；在后期，据一个未证实的报道，城内共有
九个市场。这些市场在官员的监督下营业。关于当时长安的人口数字，还不
能作出合乎实际的估计。
正当西市在长安开市时，在黄河流域的敖仓正在整修。敖仓在楚汉内战
期间已引人注目，这时开始的工程据推测是修复那些年所造成的损坏。惠帝
朝所采取的其他积极行动包括放松某些法律规定和取消秦朝不准私藏某些文
献的禁令（公元前191 年）。
在外交事务方面，汉仍采取消极的政策，皇室一名成员被赐给公主的称号和
地位，准备嫁给匈奴的首领（公元前192 年）。在执行同样的安抚政策时，
朝廷承认福建独立的东海王的存在，并且宽厚地接受了南越王赵佗的礼物（公
元前192 年）。①
吕后（公元前188—前180 年）
惠帝死于公元前188 年。死时他不过23 岁，但没有人提出他的死是由于
谋杀。他的正式的皇后未生子，他的一个地位较低的妃子所生之子被正式指
定为皇帝，称为少帝恭。仅在三年以后，他被也是幼儿的第二个傀儡少帝弘
所取代。①这些正式的安排使吕后得以行使摄政的大权，负责国家大事。她有
权颁布诏令，考古发掘不久发现一方用来表示她批准这类文件的御玺。这方
御玺旨在象征帝皇的威严，玉质，上面刻有皇帝专用的文字。②
吕后克制住自己，不作自行宣布为女皇的安排。她的做法在后汉时期和
以后中国的王朝几次被一个皇后所把持时被人仿效。可是她拥有无可争辩的
权力。她立自己家族的四名成员为王，违背了她与高帝和他的支持者之间的
① 关于与北斗七星的关系，见保罗·惠特利：《四方的中轴》（爱丁堡，1971），第442
页以下；霍塔林：
《汉长安的城墙》，第5 页以下；关于洛阳的平面图，见第3 章《京都》；毕汉斯：《东
汉的洛阳》。
② 关于这些结论，见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英译
（纽黑文和伦敦，
1982），第1—8 页。
③ 《汉书》卷二，第9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84 页）。
① “少帝”恭（公元前187—前184 年）据说出言威胁吕后和死于狱中。他被“少帝弘（
公元前184—前180
年）接替。有人怀疑两人是否都是惠帝之子（见《史记》卷九，第410 页；沙畹：《〈史
记〉译注》第2
卷，第438 页）。
② 见秦波：《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二年铜方炉的发现》，载《文物》，1973.5，第26 页
。
誓言；她还提升她的六名亲属为侯，并任命其他亲属为将军。这样，她就能
确保她能指挥驻扎在长安的军队。但在远地，她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她
的部队未能阻止匈奴进入中国的领土。在公元前182 至前181 年，他们入侵
陇西郡（甘肃南部），次年，他们抓走了2000 人。同时，南方的南越王利用
了中国的明显的弱点。为了试图抑制其王国的发展，中国政府禁止向南越出
口某些有特别价值的物品，如铁制品。南越王被这种歧视行动所激怒，于公
元前183 年称南武帝，以此暗示他与中国的君主处于平等的地位。两年后，
他入侵长沙国境内的汉朝领土。①
吕后死于公元前180 年，但死前留下了临终诏书，命她家属的两名成员
担任最高的职务：相国和上将军。②吕氏家族的成员受到这些任命的鼓励，决
定争取消灭刘氏皇室。但是他们的野心被遏制了。高帝仍留有三名拥有楚国、
淮南国和代国的后裔；这些人能够争取其他亲戚与其忠诚尚未被吕后和她的
亲族收买的那些政治家的支持。高帝之孙齐王带头行动。在向其他王国的伙
伴求助后，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向长安进军；由于他们协同行动，吕氏家族被
消灭。③
文帝（公元前180—前157 年）
和景帝（公元前157—前141 年）
帝国的稳定和刘邦的封国制在清除吕氏家族时面临的考验，其严峻性不
亚于吕后夺权时所受的考验。一些根本的问题影响着帝位的继承。与高帝关
系的亲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继承帝位的要求或权利，这个问题很不明
确；同时也不能肯定诸王对帝制的忠诚是否会超过他们自己的野心和利益。
争取这个最高荣誉的两个可能的候选人为高帝的亲生子代王和淮南王；
第三人为齐王之子，即高帝之孙，但他可以声称他的父亲是他两个叔叔的兄
长。此外，齐国建于公元前201 年；代和淮南公元前196 年才建立，所以他
的一支也比代王和淮南王两支更有资格继承帝位。
齐王所处的地位也比其他人更为有力。由于他的领导，吕氏家族才被消
除，为此目的而向长安进军的也是他的军队。他对这些事情采取主动行动，
部分地可以用齐国所受吕后的对待来解释；齐国丧失了许多领土，它们形成
了吕氏家族所把持的几个王国。①
驱使齐王采取行动的动机不能肯定；可能他真正地急于想恢复祖父开创
的大业；也可能他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取得帝位。但是有人会问，如果恢复
刘氏皇室是齐王的主要目的，他为什么迟至吕后死亡以后才行动。由于没有
中央政府的特别权力而派出军队，他越权行动了，这一行动甚至在他自己的
支持者中也不无非议。
推举齐王登基的建议遭到反对，因为人们怕他母亲很可能效仿吕后；也
提出了同样的理由来反对淮南王的候选资格，另外，他也还没有到达法定的
① 《汉书》卷三，第9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99 页）；卷九五，
第3848 页。
② 《史记》卷九，第406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428 页）。
③ 《汉书》卷三，第100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200 页以下）。
① 关于这些事件，见《汉书》卷四，第105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
第221 页以下）；
卷三八，第1987 页以下。
年龄。这些保留意见对后来称为文帝的代王刘恒没有影响。对他的评语是，
他不但有承担其使命必须具备的条件，即使命感和仁慈心，而且他母亲还被
认为具有十分高贵的品质。于是长安传送信息给代王，请他登帝位。经过得
体的谦让以后，刘恒离代国前往长安，住在长安的代王府中；不久，他同意
接受御玺：其新尊号的象征。这时，齐王已解散其部队返回齐国。
新皇帝称为文帝，是在位时间超过10 年的前汉诸帝中的第一个。他在位
的时间超过了以前两代皇帝总的统治时间，这赋予了帝国迄今所缺乏的那种
延续性和长期性的意识。王朝的稳定性因和平地传位于他的儿子而加强；后
者为窦后于公元前188 年所生，称景帝（在位期公元前157—前141 年）。
相对地说，这两代皇帝统治时期没有威胁帝国存在的事关王朝兴废的问题；
它们都采用了旨在稳定社会和经济形势和巩固中央政府权力的措施。
朝廷没有皇帝的后妃及她的亲属直接干预国家事务的情况可能部分地是
由于窦后对“道家”著作的偏爱。她可能更急于宣扬清
静无为并通过这些方式使国泰民安，而不是想直接参政。她的儿子刘启，即
未来的景帝只有服从他母亲的意志，学习老子的著作，别无其他选择。她于
公元前135 年死去，这也许可以视为汉代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正好与
王朝积累力量和修改制度以适应国家需要的漫长时期的结束相吻合。从此以
后，国家的时新派政策以更强有力的形式出现；一个虔诚的《道德经》信奉
者是很难赞同国家朝积极的和扩张主义的政策方向作明显的转变的。①
文、景两帝治下诸王国的减少
在文帝朝和景帝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明显的提高。文帝登基后约25
年，帝国的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分离主义的危险性；他们感到必须控制或消
灭某几个王，并且成功地应付了这一挑战。公元前164 和前154 年，出现了
帝国行政形态的主要变化，通过对公元前179 和前143 年的形势的比较，我
们可以看到变化前后的差别（见地图3、5 和7）。
在公元前179 年，汉帝国基本上恢复到高帝末期的状态。吕后立的诸王
已被消灭；要么他们被刘氏的成员取代，要么他们的领土被归还给分离前的
行政单位。中央政府再次直接掌握京畿区及邻近的郡，这时共有19 个郡，周
围则为11 个王国。对比之下，公元前143 年的帝国则包括京畿区、40 个郡
和25 个王国。在最初，少数郡被形成弧形圈的几个大王国所保护；到了公元
前143 年，甚至更明显地是到了公元前108 年，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在分散于
全国的郡中实施，许多小王国作为飞地处在这些郡的包围之中。
① 关于窦后爱好道家著作的情况，见《汉书》卷八八，第3592 页；卷九七上，第3945 页
。近期从中国中
部马王堆发现的文书证实，现存的《道德经》文本与文帝时流行的文本实质上并无什么不
同。此外，马王
堆文物中还包括可以确定为黄帝一派的道家思想的文书，这些文书在其他地方还未见过。
见鲁惟一：《近
期中国发现的文书初探》，载《通报》， 63：2—（1977），第118 页以后；鲁惟一：《
马王堆三号墓文
书》，载于（1）《国际汉学会议纪要，历史和考古学小组》（台北，1981），第181—98
页；（2）《中
国：延续性和变化，第27 届中国研究会议论文集》，1980 年8 月31 日—9 月5 日，苏黎
世大学（苏黎世，
1982），第29—7 页。又见威廉·G·博尔茨：《从马王堆帛书看〈老子〉想尔注的宗教和
哲学意义》，载
《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 45：1（1982），第95—17 页。
总的说，诱使诸王向中央闹独立的原因有两个。有的王国位于边远地位，
超过了与长安官员方便而迅速联系的范围。象齐或吴等地区从前曾经支持独
立，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利用这些财富，一个王如果没有向皇帝朝
觐或上缴税收的义务，是很容易维持自己的独立的。其次，时间的消逝改变
了诸王与汉帝之间的关系，紧密的家族纽带这时不能自动地确保诸王的忠诚
的支持。在高帝时期，大部分王国都委托给他的儿子治理。到公元前170 年，
只有三个王是在位皇帝之子；一为高帝之孙，一为高帝的曾孙；高帝兄长之
子治理吴国，他的一个兄弟之子在楚国；一个旁系亲族为燕王。
削减诸侯国的行动部分地通过精心的安排完成，部分地通过利用时机—
—如某王的谋反或他死后无子嗣——来完成。①大国被分成小单位，皇帝近亲
中的刘氏成员被立为这些小国之王。如果一国谋反，中央政府就接收该国领
土的一些部分，把这些部分的领土作为郡来治理，原来的王国于是变小。这
样，在公元前179 年至前176 年期间，政府接管了梁的一部分，并把这一部
分划为东郡；赵、齐和代诸国由于它们的部分领土被建为河间、城阳、济北
和太原四个王国而被削弱了；高帝时期曾经短期存在的淮阳国这时分成淮
阳、颍川和汝南三郡。意义甚至更为深远的是淮南的分割和齐国进一步的缩
小，它们曾是帝国两个最有实力的部分。
虽然高帝时期所定的淮南国的南部边界还不能确定，该国可能幅员很
广。在公元前174 年淮南王谋反以后，淮南显然是作为郡来治理的。公元前
164 年恢复为国，但领地大为缩小；两个新国（衡山和庐江）这时把淮南分
成两部分。同年，齐王死后无后裔，这给文帝提供了削弱该国实力的理想机
会，该国因有丰富的鱼、盐、铁和受资助的丝织业而繁荣兴旺。到公元前163
年，在原来组成齐国的土地上至少另立了五个国。它们都交给高帝的孙子们
治理，因此这些王都是在位皇帝的晚辈；同时，他们的一个弟兄成为领地大
为缩小的齐国之王。
在景帝朝一开始，朝廷就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去孤立诸国和缩小它们的领
地。这个机会发生在公元前154 年，当时吴王同几个与他一伙的王协同行动
反对皇室。当时他已62 岁，但他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他的儿子和指定的继
承人因为下棋（六博）而与太子发生口角后，在长安被杀。①他视为杀害其子
的那个太子，这时就是在位的皇帝。此外，还有几个明显的原因可以说明东
或东南的诸王为什么准备追随他叛乱：独立能使他们自由自在地享受自己国
内的自然资源，而不必向中央上缴税收；象吴国那样的边沿国能够窝藏逃脱
帝国官员缉捕的罪犯或逃兵。几个政治家已经看出，从帝国的长期利益考虑，
诸王的权力必须削弱。②
不论动机如何，叛乱的规模比汉代历史上见到的任何类似冒险活动要大
得多。其他六个王被说服参加，不但包括山东半岛几个小国的王，而且还包
括根基牢固的赵和楚的王室。但是中央政府对这一威胁已有了准备，甚至可
能采取行动促使它爆发，因为自信它能取胜。通过镇压叛乱者，政府能够沿
① 关于诸王的继承和取代及大国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材料可见《汉书》（卷十四）的世系表
之一。关于个人
所起的作用，见于诸如《汉书》卷三五、三八、四四、四七和五三的列传。
① 《史记》卷一○六，第2823 页。六博可能不但是一种消遣，而且是一种占卜。口角可
能是因六博的一二
轮的预言引起的。
② 见《汉书》卷十四，第395 页；卷四八，第2230 页以下；卷四九，第2299 页以下。
从华中通往沿海的两条宽广的路线把郡扩大到山东半岛的两边。最后，虽然
自大而古老的齐、赵和楚残存下来，它们却悲惨地被割裂和孤立，这时处于
日暮途穷的处境。策动叛乱的吴国被重新命名为江都，由另一王室治理。
这时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始于公元前203 年吴芮统治时期的长沙国王
的一支在公元前157 年消失，当在公元前155 年重立长沙国时，新王来自刘
氏皇族。最后，高帝作出的只有刘氏家族成员才能为王的誓言完全得到遵守。
公元前144 年当梁王未留下继承人而死去时，梁国分成五个部分，每个
部分分别由一个王监管。可能几乎在同时，景帝的政治家们通过接管北方的
代、燕两国和南方长沙国的领土，分解了帝国其余的大王国。最后的这些变
化是一种新现象，因为帝国直接控制的新郡位于帝国边陲。政府不再满足于
依靠诸王来防御敌人或在对付入侵者时让他们充当缓冲者；中央政府显然希
望自己来监管那些有受袭击和有破坏可能的地区。
表4 齐王刘肥的后裔
在公元前155 至前145 年期间，总共有14 名景帝之子被立为王。①值得
注意的是，至少有九个王在位达25 年以上，一个王在位长达67 年。这些事
实说明，许多景帝之子在他们称王时尚未成年；他们之能取得王位，是因为
相信他们年纪轻不致引起麻烦。其中的一个儿子刘彻登位为胶东王时年仅四
岁（虚岁）。与他的弟兄不同，他当胶东王只约四年。公元前150 年，他得
到擢升，被指定为皇太子；他在历史上以他的皇帝名号汉武帝最为知名。①
除了缩小和分割诸王的领地外，景帝还作了典章上的变动，以削弱他们
① 见《汉书》卷十四，第409 页及以后各页的条目。
① 《汉书》卷五，第143—44 页；卷六，第315—1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315—
316 页；第2 卷，第27 页）。
的权力和减少他们招纳随从的机会，在此以前，他们都有一套适合一个王的
朝廷的官员编制，以使他们能卓有成效进行治理。在公元前145 年，通过正
式改变官衔，他们的高级官员（即丞相）的地位降为相，并直接由中央政府
任命。其他的高级官职都被取消，他们的朝臣和大夫的人数也大幅度地减少。
②还有几个阻止诸王发动分裂活动的措施；这些将在武帝时期被采用。
贾谊和晁错
贾谊和晁错因劝各自的皇上采取坚定的措施而获得人们的赞誉；他们都
力主削弱诸王和其他方面的权力。他们两人都可被视为具有时新派精神的
人，因为他们希望维护当时国家的现状和加强帝国的结构；两人都未能施展
其政治家的才干。贾谊至死未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而晁错则被判以公开处
死。③
表5 文帝及其后裔
贾谊（公元前201—前169 年）几乎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
在历史上俨然是其美德在当时未得到赏识的政治家的典型。他的文章和诗被
人们称颂，其中有的留传至今；他极力提倡许多被认为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和
社会观念；他的最著名的论文之一论述了秦朝的缺点。因此，他通常被人列
为儒家。
但是，这样的描述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在政治思想方面，他是帝国原则
的坚定的维护者，当时，这些原则是以秦的榜样和制度及所谓的法家哲学家
为基础。他对秦的批评并不是专门打算攻击商鞅、李斯或秦始皇的目标和政
策；相反，它旨在揭露这些人在贯彻他们的原则时的缺点，并告诫当时汉代
的皇帝应如何避免这些错误。贾谊认为，他们的某些缺陷是由于抛弃了与孔
② 《汉书》卷十九上，第741 页。
子有关的伦理理想而产生的，他热切地希望他自己的皇上能避免采取导致秦
灭亡的暴政。
贾谊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太中大夫，据说他的政敌阻止他升至国家的高
级职务。他被任命为长沙王的太傅，自认为功业未成而于33 岁时自杀。但在
此时期，他曾就两件重大事情向文帝提出积极的建议。他已看出必须立刻削
弱诸王的权力；他还看出和匈奴算帐的日子不能长期拖延下去。
晁错（死于公元前154 年）也是献身于帝国大业的政治家，他在公元前
155 至前154 年曾任帝国三个最高职务之一的御史大夫。据说他个人曾使《书
经》免于亡佚，所以他不能绝对地被描述为反儒家的人。他比贾谊更坚强，
是一个能有条理和系统地分析当时问题的务实的政治家。他劝景帝勇敢地对
付诸王的挑战；他总结了影响与匈奴关系的战略和战术；他力主采用为国家
增加农业生产的措施。与贾谊一样，他也很清楚秦的错误和缺点。
这两人的差别是一种程度或侧重点的，而不是原则的差别，根据我们见
到的史料，他们的知识基础也不同。据说晁错在商鞅和申不害著作的基础上
深造；而贾谊则受《诗经》和《书经》的薰陶。
在《汉书》保存的晁错的那些文章中，他没有涉及与儒家著作有关的伦理理
想或社会等级，从西历纪元之初，他就被列为法家。
贾谊和晁错向各自的皇上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建议，而且都被采纳了；但
是贾谊受到英雄般的对待，而晁错直到不久前才被中国的作者称颂。不同的
待遇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中国的作者偏爱的是那些被列为儒家而不是法家
的人；晁错死亡时的环境。到公元前155 年，他已升任仅次于丞相的御史大
夫；他在次年死去，成为妒忌他的政敌的受害者。有人向皇帝提出，清除晁
错将会赢得心怀不满的诸王的忠诚；但是当晁错被处死时，吴王及其盟友仍
然发动叛乱反对中央，所以这种主张的虚伪性就昭然若揭了。
国内政策
诸王国的孤立和缩小在黄淮流域和山东给中国留下了许多小行政单位。
帝国最富饶的部分已被分成官员可以对它们行使权力的较多的小单位。大约
到公元前150 年，政府的施政比以往更为有力了。
同时，有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当局注意到了贾谊提出的关于防止暴虐政
策的警告。在公元前180 年至前141 年期间，人民得益于八次大赦；公元前
167 年，包括致残的特别严厉的刑罚被取消；在帝国的重大庆典时，政府还
普遍赐爵六次。
公元前168 年，对产品的标准税率从1/15 减至1/30；次年，这项税全
部被取消。当公元前156 年重新开征时，税率依然是较低的1/30，这在汉代
一直是标准税率。但是尽管有这些措施，据说到景帝末年，国家仍积累了大
量作为税收的钱粮。文帝传统形象的重要部分是一个决心下使人民负担不必
要的费用和为公众利益而克制自己欲望的皇帝。①在文帝时，贾谊请求减少用
于奢侈品的不必要的开支；他还设想了在他死后约50 年采用的若干措施，根
① 《汉书》卷二四上，第1135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3 页以下）
。关于说明文帝俭
朴的一件轶事，见《汉书》卷三六，第1951 页。
据这些措施，铸币将由国家垄断。
到景帝末年，汉政府的基础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施政的主要原则已经
制定；个人指望从官员那里得到的待遇的定例已经确立，这种关系的形式也
已经形成。帝国政府对整个民众正在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也许9/10 的人口在农村生活和劳动。许多农民习惯于使用木质工具；如
果他们幸运，也拥有铁器。人们对付旱涝和饥馑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在
受灾时期他们能指望从地方官员和粮仓得到救济。少数有天赋的人可以充当
工匠，他们装饰帝王的宫殿，创造玉、石、铜、漆等玩物以供帝王们玩赏；
或者他们正在准备其帝王死后所需要的一切装备，或者装饰陵墓，为帝王的
亡故做准备。
在正式说法中，称呼个人用姓名和籍贯，连同其可能接受过的爵位。这
种材料提供了某人故里所在的郡（或国）、县（或侯）和乡里的名称。它给
对某人的职业、劳务和行为负责的行政官员提供了指南；通过对某人爵位的
了解，万一此人陷于法网时，官员们就知道他应有的特权，以及他被豁免律
令规定的义务的程度。
当人们在登记人口、应征入伍或纳税时，他们通常与官员们直接打交道。
这些官员是这人乡里的低级文官；人们只有在犯有比较严重的罪行或不端行
为时，才能见到更高级的县或郡的官员。23 岁至56 岁之间的男丁除了应缴
人丁税和田赋外，还应服两种律令规定的劳务。①他们要在军队中服役两年，
或者在本地受训或担任治安工作，或者可能戍边；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有应召
的义务。此外，男丁每年要在劳动队伍中服劳役一月，在地方官员辖区内从
事各种劳动。他可能奉命把大宗产品从田地运往粮仓或从粮仓运往集散地；
也可能被派去建筑道路和桥梁，或者去维护河道。有时服徭役的人被派去建
造皇帝的宫苑或陵墓；在公元前119 年国家进行盐铁专卖后，劳役者被派去
开矿。有时候也可能雇人代替去履行这些任务。
触犯法律能招致长期诉讼和严厉惩罚。对判决提出上诉几乎没有希望取
得成功，减免的唯一机会寄托在有幸碰上帝国的大赦，或者多年争取到的爵
位带来的特权。一旦判决，男女囚犯的生活可能是严酷的；当服刑已有一段
时期，在一定情况下条件有所改善。
这时，国家祭礼的仪式开始受到重视。文帝是汉代诸帝中亲自在公元前
165 年去雍郊祭五帝的第一人；次年，他参加了渭阳新建祭坛的仪式。景帝
在公元前144 年向雍的宗教遗址表示敬意。①
外交关系（公元前180—前141 年）
贾谊和晁错都对中国易受匈奴攻击的情况表示关心，他们的担心是事出
有因的。公元前177 年，中国遭到通过鄂尔多斯地区的大规模入侵，中国在
那里无力抵抗。在公元前176 至前174 年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和平的妥协活
动，其中包括互赠礼品，通信和相互致意。但是在匈奴新单于登位后，公元
前166 年的又一次入侵粗暴地破坏了和平。敌人的骑兵渗入离长安城不到120
① 服这种形式的劳务的最小的年龄有时降低到20 岁。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
》，第49 页以下。
① 见《汉书》卷四，第12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258—59 页）；卷
二五上，第1212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7 页以下。
公里之处。但是匈奴没有与中国的守军进行大战，随之而来的是每年对中国
边境的袭扰。在以后几年中，所发生的事件的形式几乎重复得分毫不差：公
元前162 年恢复友好关系，公元前160 年新登位的单于又破坏了双方的关系。
约在这个时期，据说中国人建立了烽火台的暸望站系统，以后似乎一度没有
大的入侵。但在公元前155 年，中央政府肯定意识到一种潜在的危险；某个
反叛的王国完全可能在向汉帝挑战时说服匈奴与之合作。这个考虑可能促使
作出瓦解北方边境诸王国的决定。
在南方，中国能够更大胆地行动。文帝派陆贾率一使团说服赵佗放弃他
近期所称的帝号；陆贾的成就表现在，赵佗同意照办，表示他作为长安汉帝
的臣民，承认应对长安的汉帝效忠。①
① 《汉书》卷九五，第3849 页以下。
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公元前141—前87 年）
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 年）标志着汉代历史的新转折。巩固工作
让位于扩张和积极的主动行动；建设性的政策被采纳，以加强中国和解决它
存在的问题。政治家们计划改进国内的施政和加强对其人民的控制；计划组
织经济和增加国家的收入；计划消除入侵的威胁和改善中国在边远地区的利
益。到公元前108 年，汉朝的军队已经向外推进到最远的距离，新的移民冒
险活动也正在组织之中；公元前105 年的宗教仪式显示了汉皇室对号称取得
的丰功伟绩的自豪感。
这些发展的取得并非没有遭到非难，也耗费了大量中国的资源。武帝末
年的特点是执行紧缩的政策；汉朝的军队不再是百战百胜了。有迹象表明帝
国国库已经空虚；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皇室本身的稳定也受到妒忌、倾轧
和暴力的威胁。
公元前141 年当武帝之父死时他年16 虚岁。九年前经过了宫廷阴谋和取
消了景帝的第一个继承人人选后他被指定为太子。新皇注定要掌握中国的命
运达54 年之久，这是中华帝国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许多作者认为
他具有活力和主动进取的个人品质，并坚持这些是使他在位时取得种种成就
的原因，②但经过更缜密的考察，支持这种主张的证据远不是明确的。这几十
年中所采取的大部分主动行动可以归因于他的顾问的建议，这些人中有的是
外戚；但是武帝本人没有亲自参加指挥本朝著名的军事远征。我们从读到的
材料知道他主持宗教仪式，监督黄河堤坝修复工程的最后一些阶段，或检阅
凯旋而归的队伍。此外，据说他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或听从术士和方士的花
言巧语。当后妃和外戚之间不和时（公元前91 年），60 岁的皇帝显然不能
用他性格的力量平息混乱。虽然没有办法说明他个人是否得人心或激发人民
的忠诚，但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政策很快遭到了尖锐的批评，理由是好大
喜功和无端牺牲生灵。
行政的任务
随着文帝和景帝采用的措施所带来的行政工作的日益复杂和繁重，政府
愈来愈需要招纳更多的人从事文职工作；新皇的最初几个步骤是注意吸收合
适的候选人。在公元前178 年和前165 年，政府号召向皇上荐举这类人才；
这些号召在公元前141 年以诏令的形式再次提出。①这导致大部分资深的官员
推荐德才兼备或对重大问题能够大胆陈述意见的候选人。在公元前135 年以
及在整个汉王朝的其他重大庆典时，荐举人才的号召又被提出，其用意是通
过回答皇帝亲自（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来证明候选人的才能。
从这些礼贤下士的最初行动和解决迫切问题的务实的企图开始，最后出
现了高度复杂的科举制度，这就形成了中国帝国行政中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
特征。从一开始，凡候选人的观点反映了申不害或韩非著作精神的，就要受
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培养中国官员的进一步措施表现出一种偏爱与孔子有联
② 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7 页。
① 《汉书》卷四，第116、127 页；卷六，第15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
，第241、259 页；
第2 卷，第27 页）。
系的传统著作的明显的偏见。这就是在公元前136 年为博士设置官职之事，
目的是让这些人专门研究《易经》、《诗经》、《书经》、《礼记》和《春
秋》五部指定著作的诠释。这一十分重要的诏令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经籍
的观念即由此产生，据此还开了以这些著作培训官员的先例。从公元前124
年起，下令应派50 名学生由博士培训；但已无法估计贯彻这一命令的有效程
度。①
一个官员经常的配备物品包括毛笔、砚、刀和印鉴。他写报告时使用在
近期演变成的隶书，这种字体没有前帝国时期的字体繁复，并且对新型的文
房四宝很适合。例行的公事写在用麻带连结的窄木简上。丝帛专门用于书写
特定的文书：这些文书可能是以精美的书法写成的某些文学作品的抄本；或
是一连串木简容纳不下的材料，如地图或表格。刀用于抹字，这或是由于书
写错误，或是为了把木简括擦干净后再予使用。写完报告后，官员们在用以
固定一卷木简的小粘土块上加盖印鉴；这种印鉴表示文书生效。
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草拟例行公事的报告和收
集治理帝国所需要的基本材料。吏的工作是抄录诏令和历法，以便向各郡县
分发。在地方官署，在职官员要准备他们治地的作为每年统计基础的人口和
土地簿册。他们填报所收税赋的报表和帐册，以证明他们是否兢兢业业地征
收应收的收入和支付官方的开支。有时这类文件保存一式两份。帝国的其他
官员负责填写路单或身份证件，官员在规定的旅程中通过所控制的地方时，
必须交验这些证件。②
从武帝及以后时期的文书残件中可以看出汉代官员履行其公务的方式；
现在还存有少数几份用于政府公务的地形图和军事地图。正史中有几卷所包
括的摘要就是以那些数目不详的在政府官署中任职的吏和官员的工作为基础
的。①其他的卷包括的文书，诸如对行政工作的直接建议或其他官员提出的对
政策的批评，通常经过删节，它们来自上层官员。
不同的官职的职责大不相同。正式的官僚等级制确保职责的分派，职责
的范围既划分明确，又得到正式的承认。这样，低级官员可以得到保护而不
对其上级的过错负责；同时也可能出现一种遏制主动性的倾向。行政机构中
有些最负责任的职务由郡守担任。许多郡远离京师，它们的郡守需要在不能
经常商讨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他们在文武事务中负有作出最后决断的职权。
在这些高级官员中，许多人肯定感到很孤寂，不能享有华夏文明和与其志趣
相投的同胞共处的乐趣；不妨把例如在朝鲜的一些郡任职的汉代官员的生活
方式与在不列颠的城郊和边区村落度日的罗马军官的生活方式作一比较。
在武帝时期，一种新的纪年方法被采用。到那时为止，纪年分别从每位
皇帝在位的第一个整年算起（例如，文帝一年和二年相当于公元前179 年和
178 年，等等）；但从公元前113 年起，政府开始习惯于宣布年号，用年号
来确定年份，年号每几年更换一次。这一制度之使用部分地是出于方便；部
分地是确认王朝宣布的某些特点、特性或目的；部分地是为了纪念一些重要
事件。例如，公元前113 年在汾阴发现古铜鼎，被认为是给王朝带来幸福的
一个非常吉祥的征兆。通过采用“元鼎”为年号，政府广为宣传它接受如此
明显的吉兆的洪福。这个年号的采用是追溯性的，因此元鼎元年相当于公元
① 《汉书》卷六，第159 页及171 页以后（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2、5
4 页）。
① 例如见《汉书》卷二八，其中列出了帝国的行政单位，并相当详细地说明它们的大小和
范围。
前116 年。又有几个年号被追溯性地采用，以表示公元前116 年以前武帝朝
的年份。从这时起，每隔几年换一新年号成为常事。这些年号见于大部分的
国家文献，它们提醒了读者一些王朝的重大事件，突出了举行的宗教礼仪，
或者表明了政府的精神状态或态度，所以起到了政治口号的作用。这一制度
直到帝制终了之前还在使用。①
地方的变化和刺史
在武帝时期，地方行政有了重大的变化。郡和国的面积缩小了，同时随
着本朝的领土扩张，一批新郡被建立。在公元前135 至前104 年期间，京畿
区被分成四个单位；在公元前135 至前111 年期间边疆区的四个大郡被分割
以增设五个新郡。在楚的很小一部分地区建立了泗水国（公元前115 年）；
在公元前136 至前114 年期间，14 个王国或被改组，或丧失领地，领地被接
管而成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郡。也许受影响的国中最有名的是淮南国，随着
叛乱和淮南王之死，它在公元前122 年不复存在。但是，后人对淮南王的了
解，与其说是和他的叛乱和淮南国的命运有关，倒不如说是和他对学术的贡
献有关。他在王宫里召集了一批顾问，就感兴趣的哲学和科学事项进行学术
讨论；他们思考的成果及时地编入《淮南子》，此书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
道家思想提供主要的史料。
由于这些变化及军事和殖民的扩张，公元前108 年的帝国包括
京畿区的两个部分、约48 个郡和18 个王国，①这可能比汉代任何时期的版图
都要大（见地图8）。此外，汉朝在非汉族部落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汉朝主
权的边境地区设置了官员。但是，这些部落仍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在人地
生疏和根本不适合华夏定居生活方式的边境，中国的官员不能有效地施政。
有的边缘区称为属国，中央政府中有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官员。
在武帝时期增设许多郡以后，又进一步进行了革新。在公元前106 年，
有13 名刺史被任命。②他们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每一个刺史负责视察帝国
中包括一批郡和国的指定的区域。他们调查皇帝的政府运转的情况，如果发
现压迫、无能或贪污的证据，就直接上报。刺史之职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是他们的地位，刺史的官阶大大地低于他们奉派去节制其工作的郡守；人们
可以假设，在有些情况下刺史本人也接受贿赂。到那时为止，这些官员的设
置与以后帝国时期演变成的很庞大的地方单位的建立无直接关系。
侯与爵
① 关于对铜鼎实际发现的日期及追溯性地采用年号的做法的怀疑，见德效骞：《〈汉书〉
译注》第2 卷，
第71、 121 页。当时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号有“元封”（表示皇帝于公元前110
年登上泰山）、“太初”（表
示公元前104 年皇帝感觉到的自豪感）。关于纪念吉兆的年号，见下文《思想文化背景》
。与早期做法不
同的是，明清时期，一个皇帝的整个在位期用一个年号。
① 这里不能提供精确的数字，因为不知道有些郡设置日期的全部材料。
② 《汉书》卷六，第9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96 页以下）；卷十九
上，第741 年。
原来的编制为11 名官员，又为边外区（朔方和交阯）增补了两名。此外，从公元前89 年
起，京畿区及几
个邻近的郡由一名类似的官员司隶校尉进行视察。
不论采取了什么削弱诸王权力的措施，他们仍享有很高的地位；作为皇
室成员，他们的地位高于国土内的所有官员，也在侯之上。如果他们死后的
埋葬方式可以作为标志，那么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必定是奢侈豪华的。
公元前113 和前104 年期间埋葬在中山王和王后墓中的珍贵铜器和其他珍宝
是他们财富的证明；他们尸体所穿玉衣表明了对他们生前地位的尊崇和他们
亲属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使他们在冥府享乐的心情。①
武帝的政治家们制订了若干法律措施，以防止诸王怀有独立思想。人们
还记得，甚至在淮南王和衡山王叛乱（公元前122 年）之前，朝廷命令世袭
的侯的爵位应授给诸王的次子或弟兄。②这些人是本人不能继承王位的诸王的
亲属，所以这个建议旨在分散王室家族的利益。皇帝可以宣称他慷概大方地
封赏这些爵位；诸王之子和弟兄此时则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并在划定的
某些地区内负责地方行政。由于那些地区处于各郡的主要辖区内，中央政府
可以监督新封的侯的活动。
在以前的重大场合，朝廷已经对诸王的亲属封侯，但规模略有限制。这
种侯在公元前200 年至前145 年期间封了27 个，而在武帝时期封的则不少于
178 个。侯又被用作奖励帝国官员或赢取外国领袖忠诚的制度上的手段。武
帝因功勋而封的其他75 个侯中，有18 个侯的爵位赐给有军功的人，38 个侯
的爵位则赐给匈奴、南越或被征服和向汉人军队投降的民族的领袖。接受侯
位意味着承认汉帝的主权。还不存在涉及荣誉的礼教以阻止一名战败的将军
向他的征服者效劳和接受向新主人效忠的适当的奖赏。根据中国人的观点，
这样封赏爵位的行动是一种解决强大的敌人和赢取其支持的手段。
此外，封侯有时是为了加强外戚的职位和地位；但是到那时为止，这样
的封侯为数很少。③
在公元前112 年的一次著名的事件中，朝廷有意地废黜了一批侯。那时，
在开创王朝时建立功勋而被高帝封的那些侯许多已经死亡，但仍存在一批
侯，他们几乎不配享受其先辈靠功勋取得的特权和荣誉。此外，公元前112
年的形势和需要与公元前202 年略有不同。在汉朝开始时，侯似乎发挥了扩
大汉帝行政范围的作用；新封的侯奉命前往指定的地区进行安抚和开征税
收。但是到公元前112 年，鼓励吸收文官的措施可能正在产生效果。既然这
时已经有更多训练有素的官员，朝廷就不很需要依靠原来的侯的继承者的帮
助来治理中国了。不论可能存在着什么其他目的，在公元前112 年，朝廷对
拥有高帝时期侯的爵位的所有在世的人进行了清洗。在一次年度的典礼中他
们行为失检成了宣布剥夺他们贵族地位的充分理由。①在这次事件后，只有七
个原来的侯没有废除。
侯为20 等爵位中的最高一级，这些爵位原来用来奖励为国效劳的人。这
① 关于这些墓的最详细的描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
汉墓发掘报告》
（北京，1980）。
② 《汉书》卷六，第17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51 页）；卷十五上
，第427 页；卷六
四上，第2802 页。又见本章《地方组织》。
③ 关于封侯的详细情况和每个侯的继承世系情况，见《汉书》卷十五上、卷十五下（王子
）、卷十六、十
七（功臣）和卷十八（外戚）。
① 《汉书》卷六，第18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80 页以下）；《〈
汉书〉译注》第2
卷，第80 页以下；《〈汉书〉译注》第2 卷，第126 页以下。
项政策可以追溯到商鞅和韩非的理论；在武帝及以前的时期，它们都被授给
文职或武职人员。此外，为了表示皇恩浩荡，偶尔也对全民授予不同等级的
爵；但是这种情况与后来的做法相比是很不寻常的，从公元前205 至前78
年期间，只有23 次。爵位带来的好处是吸引人的（可免服国家的某些劳役和
减轻惩罚），人们殷切期望在为汉朝政府作出特定的贡献时能得到爵位的报
偿。例如，晁错曾成功地建议，提供粮食的人应报之以爵位；其目的是要鼓
励农业和向边远地区提供粮食。他也同样主张对那些志愿到帝国北部领土定
居的人赠以爵号。
在武帝时期，有过对特定的人授予屡次普遍封赏所不能取得的高级爵位
的事例；这些人包括象曾就经济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政治家卜式（公元前
120 年）和桑弘羊（公元前110 年），以及象卫青（公元前129 年）和徐自
为（公元前119 年）等军人。最公开地把制度用作鼓励为国效劳的手段的情
况，也许可以从公元前123 年另设一系列军爵的措施中看到。在急需经费支
付巨额的军费时，这些军爵显然可以用现钱买得。捐买这些军爵还有可能为
担官提供条件。①
经济
正史的一段著名文字带着自豪的口气叙述了武帝登基前夕帝国富强的情
景。②除了象旱涝等自然灾害外，帝国约在70 年中竟不寻常地没有遭受重大
的动乱。人民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城乡的仓廪充实。国库中钱币和粮食多得
无法知道数量；串钱的缗断散，粮仓的粮食溢出，在风雨中任其霉烂。从全
国的大批马匹中又一次看到了繁荣富强的迹象；农村享用优质的粮食和肉
类。在这种丰饶稳定的总形势下，促使犯罪的因素很少。
历史学家可能有意地夸大了景帝末年国家的形势，以之作为批判其继承
者奢侈浪费的一种手段；因为武帝的政治家们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征战造成了
巨大的开销和前几十年积累的物资的消耗。为了支付这些扩张主义的费用，
武帝的大臣实行了一系列又以时新派思想为基础的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旨
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从公元前119 年起，对市场的交易、车辆和财产开征新税，以补充从产
品征收的实物税和人口税（征收货币）的不足。同时，对未成年者（13 岁至
14 岁）的人口税税率从20 钱提高至23 钱，而成年人120 钱的标准税率保持
不变。③经过王朝初期一系列的试验后，一种重五铢（3.2 克）的新铜钱被定
为法定货币。六年后私铸被禁止，也许禁令很有效；国家完全控制了铸造新
铜钱的资源，这种铜钱在唐朝以前一直是中国的正式货币。①约从120 年起，
① 关于爵位的等级，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关于晁错的建议，见《汉书》
卷二四上，第1130
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58 页以下）；《汉书》卷四九，第2286
页。捐军爵的费
用似乎不低，可能很高，但是文献材料众说不一，还可能不完全，因此不能肯定。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1135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3 页以下）
。
③ 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78 页以下、第366 页以下；加藤繁：《中国
经济史考证》（东
京，1952—953）第1 卷，第60 页以下。
① 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77 页以下；杨联陞：《中国的货币和信用简
史》（坎布里奇，
1952），第21 页以下。
政府采取措施，把当时仍由私人经营的采矿收归国家直接单独控制。结果，
在产区设48 名专使，以监督铁制品的制造和分配；另外34 名专使管理盐的
生产和销售，而不管是海盐还是内地的深井盐。②
这些专使向大农令（后称大司农）负责；他们还奉命对制成品征税，以
增加岁入。稍后（公元前98 年），政府实施国家专卖以控制酒类生产；为了
缓和局部的或暂时的短缺和防止投机倒把，它还设置官署来稳定物价（公元
前115 年）和协调运输（公元前110 年）。经常使用工匠和征募的劳工，用
水坝截水和疏浚的办法控制河道。自公元前132 年以来，黄河堤岸经常是引
起惊慌的原因，主要的大决口最后到公元前109 年才合龙，当时武帝亲自监
督工程的最后几个阶段，加盖御玺予以批准。③任命了专使去监管遥远的中亚
新发展的农业定居地。④在政府的命令下，多达10 个大商队（有时商队人数
多达数百人），每年从长安出发，与西域诸国进行贸易。⑤
自王朝伊始，主要的财政责任由中央政府的两个机构——大司农和少府
——承担。可以预料，新的经济控制需要一套更为复杂的行政；公元前115
年，第三个主要官署——水衡都尉——为此目的而设立。新机构与其他两个
机构共同负责征收和分配岁入；从公元前113 年起，它还负责在新建的国家
铸币厂铸币。①
这些政策是时新派政治家倡议的，但受到他们的改造派政敌一定程度的
批评。双方在一个原则上是一致的，即必须把重点首先放在鼓励农业这一本
业上，而商和工则是末业。但双方对实现这些目的的方式有分歧。
时新派政治家们主张通过自由经营去鼓励农业；他们同意大庄园的发展
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由于地产愈大，向国家缴纳的税愈多，所以他们准备利
用发展庄园的结果来改善国家的财政。但是，他们主张对其他类型的生产—
—如矿业——实行国家控制制度，准备直接使用征募的劳工从事这类劳动并
从产品中获取利润；此外，他们不希望让私人工商业巨头分润这类财源。他
们认为，应把贸易作为分配中国产品的辅助手段来加以控制；因此他们准备
设置官员以监督国内市场的交易，同时建立国营商队携带丝织品前往国外。
由于大地产会引起贫富悬殊，改造派反对它的发展；最后，他们决心采
用控制占地规模的措施。他们主张矿业最好由私营的矿主经营而不受国家的
干涉。他们认为，以本国出产的丝绸换取象玉器和其他小摆设那样的外国奢
侈品，对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东西只适用于装饰帝王的宫殿。
改造派也设法阻止商人积累巨额财产，但其理由与时新派提出的不同；他们
希望阻止富商对农民的经济压迫。
这些差别可以通过考察那些主张、执行或反对这些措施的中心人物或政
② 见地图7；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62 页以下；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
证》第1 卷，第
41 页以下；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1957），第249 页以下。
③ 《汉书》卷六，第16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40、90 页）；卷二
九，第1679 页以
下。
④ 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56、61 页，及第144 页注26。
⑤ 《汉书》卷六一，第2694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0 页；何四维：《汉
代丝绸贸易考》，
载《戴密微纪念文集》（巴黎，1974），第2 卷，第117—36 页。
① 《汉书》卷六，第735 页；卷二四下，第1170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
，第297 页）；加
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 卷，第36 页以下。
治家的个人的言论看出。时新派政策的采纳主要是由于桑弘羊（约公元前141
—前80 年）的影响。在当时所有的人中，他也许最能看出中国整个经济的问
题和潜力。他出身于洛阳一个商人的帐房，在儿童时代，他已因善于心算而
享有盛名。我们还听说在建立盐铁专卖制时两名大司农的助手脱颖而出。这
两人在盐铁业放开自由经营时发了财：东郭咸阳为大盐商，孔仅则为大铁矿
主。政府把新的国家专卖事业委托给这些具有第一手经营经验的人，实属精
明之举。两人都往返于全帝国，组织新的专营机构。孔仅于公元前115 至前
113 年被任命为大司农。①
还有其他的人不相信新方法的优点。没有人会怀疑卜式的爱国心，他几
次捐款资助皇帝进行战争。他因这些捐赠而曾被封爵（公元前120 年），他
曾是中央政府提名为齐国丞相的几个候选人之一。公元前111 年，卜式被任
命担任帝国的第二个要职——御史大夫；但不到一年，他便被贬谪。他曾经
举出理由批评国家控制的矿业生产，并为他表示的疑虑付出了代价。②董仲舒
（约公元前179—约前104 年）是因对汉代哲学作出贡献而更为有名的另一
个批评时政的人。他反对时新派政治家的经济政策是基于道德方面的理由；
他认为这些政策会使贫富更为悬殊，使农民的命运恶化。③
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
武帝朝制订中国政策的政治家们象注意组织经济那样注意外交事务；在
这方面也出现了从消极态度转为积极主动的明显变化。①这时，帝国已强大得
完全能够发动深入亚洲的远征；并能重新建立、重新装备和延长北方的防线；
在新进入的领土设郡；向海外派远征军；以及在以后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路线
上促进贸易的发展（见地图16）。
汉朝能在这个时期采取主动行动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为文帝和景帝效
劳的时新派政治家们不管多么希望做到这点，他们不能号召强大的武装力
量，也没有掌握足以长期支持扩张主义活动的物质资源。但这时帝国已被更
有效地组织起来。在朝廷中，愿意采取新的冒险行动和为汉帝的冒险下大赌
注的先驱者有了地位。外戚自己也参加远征，他们决心凭借战争中的勇敢和
胜利来保证其家族的有利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扩张和殖民政策与
这几十年为了使中国更加繁荣富强而采取的措施是相辅相成的。
武帝的顾问们不大可能根据长远的计划制订政策；但仍能看得出在30
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鲜明和大规模的战略。从公元前135 至前119 年，主
要的精力用在对付匈奴的威胁方面。然后是七年重新补充和组织帝国力量的
时期；从公元前112 年起中国军队又主动行动，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朝鲜或
沿通往中亚的路线进军。
从公元前133 年起，中国军队在李广、卫青、霍去病和程不识等著名将
① 《史记》卷三十，第1431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575 页以下）；《
汉书》卷十九下，
第780 页；卷二四下，第1173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09 页以下）；
卷五八，第2624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1173—175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09 页以
下）。
③ 《汉书》卷二四下，第1137 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7 页以
下）。
① 关于殖民扩张的更详细的论述，见第6 章。
领的指挥下进攻匈奴。到公元前127 年，已有可能在中国领土的西北端设朔
方郡和五原郡。但是把匈奴赶出中国边境的主要功绩应归于卫青和霍去病—
—很重要的是，他们都和武帝皇后有亲戚关系。自从他们在公元前121 年和
119 年取得胜利后，直到公元前103 年前再也没有匈奴侵入中国的记载了。
在此期间，张骞已经完成了探索中亚的史诗般的功业。他两次启程前往
边远的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9 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5 年。①在进行这些
冒险行动时期，他在匈奴度过了几年囚犯生活；他观察了印度北部的生活状
况；他注意到在大夏有中国货；他派代表远至粟特，甚至安息。由于一次历
史的意外，在大夏消除了希腊的主要影响后，张骞访问了那些地区；我们完
全可以推测，如果他早几十年来到那里，并亲眼目睹希腊世界的活生生的文
明，中国的文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并不是推测：张骞及时地报道了
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
了与象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
由于张骞的建议，汉朝扩张的主要矛头首先指向西北。秦帝国原来的防
线向西延伸，最后以敦煌附近的玉门为终点。建造新城墙（大部分为土质工
事）的目的有三。它保卫中国领土，防止突然袭击；它阻止那些希望逃避法
办或税役义务的人逃走；它形成了一条有保护的路线，使货物在有一定安全
措施的条件下得到护送。土质工事本身的证据以及戍军留在废物坑中的文字
记录证实了汉朝军队保持的专业水平，以及他们定期视察、常规信号和例行
巡逻、一切行动坚持严守时刻的情况。
城墙通过未归入版图的地区（后来在那里设武威郡），直至由酒泉和张
掖两郡（设于公元前104 年）组成的孤立的前沿基地。再过去就没有城墙的
保护；商队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的丝绸之路前进，那里由居住在绿洲
的许多小部落或国家控制。对中国人来说，争取这些民族的友谊和促使它们
疏远匈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汉族的游子和商队就将受到袭扰而无能为力，
或者在需要时得不到水和住地。
因此，中国人决心承认这些小国领袖的独立，以换取他们容许中国人的
商业活动。于是，很快出现了与当地的王和王室的一整套复杂的关系。派往
长安的丝绸之路诸国的异族人质能够分享中国文明的安乐；与此相反，下嫁
给亚洲地方首领的公主则要在未经教化的夷狄中间过艰苦的生活。这样的交
换并不是总能使双方和睦相处。有几次，中国人的慎重的外交安排让位于暴
力，汉政府不得已而派远征军深入中亚，以维持它在那里的存在。①
留存的文物证明，中国的丝绸在这些路线上频繁地运送。②中国的丝绸最
后可能抵达地中海地区的目的地，虽然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没有直接的
来往。经过了几十年，丝绸的出口形成了一个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其中除中
国外还有五方参加，但它们却不知道它们伙伴的活动和目的。这几方来自罗
马、中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或中东）。中亚的非汉族赶牲畜人充
① 关于张骞旅程的日期和他在公元前113 年之死，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
经济关系结构研
究》（伯克利和洛杉矶， 1967），第135—36 页；西?定生：《中国历史》第2 卷，《秦
汉帝国》（东
京，1974），第192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9—10 页注774、第218 页注8
19。
① 关于这些关系的概要，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39—6 页。
② 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104、153 页；关于其他中国货的行销，见何四维
：《中国在中亚》，
第58 页注160。
当了中国货物的运输人或向导，中国从中亚取得马匹和璞玉，可能还有羊毛。
最后，丝绸运到罗马，在那里成了元老院议员和其他贵族的夫人的装饰品。
罗马还输入印度尼西亚的香料和印度的胡椒；罗马则为这些货物支付铁制
品、玻璃或金银块，这些东西的遗物现在已在东亚和东南亚发现。在贸易路
线西端，货物的运输、管理和储存由非洲（那里也是某些香料的产地）和中
亚的精明的经营者负责。
中国的军人、官员、外交使节和殖民者向外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距离，这
样做，鼓励来自汉政府。但在遥远地区设立象敦煌那样的新郡常常表示中国
人准备扩张而不是建立巩固而有效的中国行政。的确，快到武帝末年时，已
明显地出现了中国人过度使用力量的迹象。皇帝的内兄李广利于公元前104
年率大军出发，想把中国人的意愿强加给大宛（费尔干纳）王；他不光彩地
被迫退回敦煌，只是在第二次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以后他才完成了使命。快到
武帝朝结束时，桑弘羊原想通过在龟兹之东的轮台（布古尔）设定居地，设
法巩固中国西面的地位，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原因是费用太大和过于冒险。
公元前99 年，李陵在深入异域时经过英勇奋战后战败；公元前90 年，李广
利也被匈奴所败，象李陵那样被迫向其宿敌投降。①
同时，中国人也不是不顾在其他地区进行扩张的可能性。正象张骞向西
北开拓那样，庄助在向南方的推进中起了带头作用。在南方，汉朝军队面临
着他们不习惯的多山、多林或沼泽的地形及滋生瘴气的气候。但南方没有象
匈奴那样强大的对手。经过了比西北为期更短和更局部化的战役后，汉朝官
员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并设立新郡，争取地方领袖的效忠或给他们一定
程度的独立。
武帝时期向西南和东南作了相当大的扩展，同时巩固了汉朝在南方和朝
鲜的权力。②从公元前135 年起，已知取道牂柯江从西南运送货物至南越的贸
易十分兴旺，约10 年后，张骞报道他在大夏看到了从蜀运去的中国货。政府
希望，通过赢得西南少数几个主要部落领袖的善意，汉朝政府就可以相当完
全地在那里出现，同时能从那里的物质资源（包括几种贵金属）中获益。当
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北方的匈奴问题时，在南方的推进停了几年。但到公元前
111 年，通过设立牂柯和越巂（云南和四川）两个新郡，汉朝势力已经扩大。
益州郡随之在公元前108 年建立，并且朝廷通过册封王的称号，争取地方领
袖的好感。同时，南越不忠的威胁和爆发的叛乱促使政府派出远征军，远征
军成功地恢复了汉朝在南方的威信。结果，成立了九个新郡，其中两个在海
南岛。
在东面（福建），中央政府不同程度地与分别建于公元前202 年和前192
年的闽越和东瓯两个独立国建立了关系。虽然有时率领水师的武帝将领成功
地阻止它们对汉领土施加任何有敌意的压力，但那里被认为不宜定居，土著
① 关于李陵，见《汉书》卷五四，第2450 页以下；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90 页
以下、119 页以
下。关于李广利，见《汉书》卷六一，第2699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8
页以下。
② 关于在南方的进展，见《汉书》卷六四上，第2775 页以后；《汉书》卷九五，第3837
页以下。关于考
古文物（包括为滇王刻的中国式的印玺，见威廉·沃森：《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
， 1971），第
149 页以下；埃玛·C.邦克：《滇文化和它与东山文化的某些特征》，载《早期中国艺术
和它对太平洋盆地
可能产生的影响》，诺埃尔·巴纳德编（台湾，1974），第291—38 页。关于中国在朝鲜
的进展，见K.H.J.
加德纳：《朝鲜古代史》（堪培拉，1969）。
居民也桀骜不驯，不肯承认地方的行政单位。总之，有人怀疑设郡在多大程
度上一定表示对边缘区的控制。
在朝鲜，公元前128 至前127 年设苍海郡的企图未实现，但在20 年后进
行了一次更为成功的冒险行动。公元前108 年，朝鲜的一些地方领袖向汉军
投降，于是在半岛上设立了四个郡（见地图8）。
后来在中国的政策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时代生活的批评家们敏锐地指
出，这些冒险行动极为劳民伤财。作为收获，到公元前104 年，约有20 个新
郡被列为帝国的行政单位。①在15 年内，中国北方几乎根本没有受到侵袭；
中国的权威已在西北显示出来；在以后几十年中，匈奴在公开与中国对抗时
将犹豫不定。除了以丝绸换取马匹和玉器外，中国已学会种植和利用新的作
物和果品，如苜蓿（三叶草）、石榴和葡萄树。在长安城，汉帝举办宴会、
展览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使来访者深感汉帝国的富强，其中有些外国人
（如匈奴的金日c ）被说服为汉帝国效劳，甚至升任最高的文官；其他许多
人因被封为帝国的侯而为汉朝效忠。②
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
精神的发展（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远比汉代长久）在武帝时期的突出表现
与组织地方、发展经济、或扩大中国人在新开发地区的利益等计划同样引人
注目。在武帝朝的写作方面，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80—前117 年）给称之
为赋的一种诗的新体裁树立了样板，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展。①与他
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 年）从宇宙的角度解释人事，认为
人事是范围更大的造化的万物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归纳长期以来形成了被公
认为是儒家思想正统的部分基础。②约死于公元前110 年的司马谈与其子司马
迁（约死于公元前86 年）一起，创造了一种历史新形式，它在长达两千年中
一直是范例。③虽然由于这些或类似的贡献，诗、哲学和历史写作都得到了新
的动力，武帝本人却没有明显地关心这些活动，尽管文献记载中的确收有被
认为是出于他笔下的一些短诗。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他在国家的宗教祭礼和
个人信仰方面的个性和活动。
通过参加既定的祭礼和举行某些新的仪式，武帝以皇帝专用和不准其他
凡人使用的方式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作为尘世人类命运的最高裁决者，他
正在采取与超凡的神圣力量联系的措施，以期获得它们的保护和赐福。下面
将要谈到，当改造派的态度代替了时新派的主张时，对这些力量的观念是怎
样发生变化的。④
汉武帝从前人继承了在建于雍的神坛祭祀五帝的任务。但他在履行其义
① 由于缺乏完整的材料，确切的数字不详。新郡包括：西北的两个，东北二至四个，北方
两个，西南三个，
西边两个，南方九个。
① 见《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上、下；伊夫·埃尔武厄（吴德明）：《汉代宫
廷诗人司马相如》
（巴黎，1964）；《〈史记〉司马相如传译注》（巴黎，1972）。
② 见《汉书》卷五六。《春秋繁露》被认为是董仲舒所作，但有人对该书的全部或某些部
分的可靠性表示
怀疑。
③ 关于这两名作者的重要性，见何四维：《关于汉代历史学的几点意见》，载《中国和日
本的历史学家》，
比斯利和浦立本编（伦敦，1961），第31—3 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约
，1958）。
务时比他们更加虔诚，他首先在公元前134 年来到神坛，以后去了七次。为
了补全对那些被认为进行千秋万代和无远弗届的统治的神祇的祭祀，武帝在
公元前114 年举行了对后土的祭祀，以及在公元前113 年对太一的祭祀。以
后他五次在汾阴祭祀后土，三次在甘泉祭祀太乙。在开始举行这些形式的祭
祀的同时，朝廷还设置乐府，其职责是为仪式作音乐伴奏；正史中还保存着
19 首歌颂这些盛典的颂诗文本。①
除了代表王朝参加这些祭祀活动外，武帝个人还沉溺于寻求通往长生的
道路。如同秦始皇时期那样，这条通往长生的道路这时被认为是经过神圣的
蓬莱岛而后道经东方的仙境而展现的。还有报道说，汉武帝易听信方士的主
张，这些人答应使他长生，或让他的一个死去妃子复生。这些记载都可在严
肃的正史中找到；从公元3 世纪的文献开始，这些记载连同武帝的神话变成
了荒诞之说和传奇；而武帝则成了具有半仙法术并与西王母有来往的君主。②
武帝朝最壮观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可能是公元前110 年在泰山举行的封
禅。汉帝耗费巨资，浩浩荡荡地巡幸这一圣岳，其远行的目的似乎又是寻求
长生。这一次主要祭祀可以促成所希望的幸福的黄帝。这时这种新的祭祀方
式被接受，可能是因为一般方士已受过考验，并被发现都不够格，他们的诺
言也都未实现。③
在知识方面，公元前105 至前104 的这一年形成了帝国自豪和自信感的
高潮。大约在60 年以前，贾谊曾经徒劳地提出，王朝应采用土德，以代替秦
采用的水德。这时，朝廷认定改变五德之运的时机已经成熟，这表示王朝自
觉地对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有了信心。汉朝的命运与宇宙的循环运动牢固地联
系在一起，根据这一规律，一个阶段，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将定期地让位给
其后继者；通过改崇五行中的土以代替水，汉王朝向世人表明，它因征服了
前一王朝而有权进行统治。其他象征性的变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
采用新历法和国家的高级官职改用新的名称。特别是从公元前104 年起，王
朝以新年号纪年；选用的年号为“太初”。①
王朝的混乱
国内发生的种种事件很快使那些经历了公元前104 年开始的新时代的人
们的乐观情绪化为泡影。政府在五年之内，不得不任命专使用武力去恢复秩
序。可能是在公元前90 年颁布的一道诏令暗示了民不聊生和盗匪横行的事
实，还提到应采取极端行动去消灭这些现象。特别是汉朝在公元前91 至前
90 年经历了一场几乎使皇室垮台的王朝危机。自公元前122 年以来，王朝第
一次没有正式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公元前88 年出现了一次暗杀皇帝的未遂行
① 武帝于公元前123、122、114、113、110、108 和92 年驾临雍；于公元前107、105、1
04、103 和100 年
驾临汾阴；于公元前106、100 和88 年驾临甘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
，第166 页以下、
第193 页以下。
② 关于东方仙境和对它的描述及西王母和西方仙境的描述，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
中国人对长生之
追求》（伦敦，1979），第2、4 章。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84 页以下。
①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7 页以下。
动。②
产生这些动乱的原因部分是宫内后妃及其家族的势力日益扩大。在文帝
和景帝两朝，妇女不能在政治舞台上左右一切。文帝之后和景帝之母窦后可
能劝说她周围的人要恪守道家对待生活的美德，但是她没有促进她家族事业
或对政策施加影响的非分之想。她的亲属只有窦婴一人在政府担任高官。①
可能是公元前135 年窦太后之死和她的起限制作用的影响的消失，才使武帝
的政治家们放手地采用他们的新的积极的政策和措施；但同样可能的是，这
些发展与她在朝廷施加的任何影响无关。
一种更复杂的国内局势成了武帝时期的特色。一批外戚担任了国家的高
级官员；从政者能够把他们的女儿嫁给皇室的成员；最后他们成了国丈。政
治的倾轧已与帝位的继承问题联系起来。某个政治家及其同伙的失势，或他
政策的失效，可能取决于皇后或太子的命运。
产生这些结果的暴力行动可从武帝第一个姓陈的皇后的例子中看到。她
在公元前141 年被封为后，但未能生育继承皇位的后嗣。为了使她摆脱困境
和不受其竞争者的妒忌心的折磨，她的女儿求助于巫术；这些活动被发现后，
皇后被废，与此事有牵连的不下300 人，他们都被处死（公元前130 年）。
陈后被废之后有卫后（公元前128 年被封）及李妃、赵妃、王妃和另一
个李妃。她们的亲戚在制订汉朝的政策时和在武帝朝的政治舞台上起了重要
的作用。②中国的两名杰出的将领卫青和霍去病分别是在公元前91 年被迫自
尽的卫后之弟和外甥。霍去病之异母弟霍光和霍光之子霍禹在霍家于公元前
66 年失势前在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卫后之子刘据在公元前122 年被宣布为
太子，在公元前91 年自尽而亡。他的孙子（以其帝号宣帝著称）在公元前
74 年登位，并娶霍光之女。
在公元前104 至前101 年率军远征中亚、后来投降匈奴的将领李广利是
李夫人之兄；李夫人死于公元前87 年的某个时期；她的另一兄长李延年曾任
协律都尉，负责宫廷的乐曲演奏。她的孙子刘贺在公元前74 年昭帝死后在位
27 天。昭帝本人是武帝另一个姓赵的妃子之子；不同寻常的是，她的家族似
乎没有卷入政治，公元前87 年，她的儿子被选为武帝继承人，这事可能部分
地是由于她没有任何亲戚在朝廷担任高官。武帝其他后妃所生的三个儿子为
帝国内三国之王；其中的燕王刘丹两次企图夺取皇位，在第二次失败时丧了
命（公元前80 年）。
武帝的后妃及外戚互相倾轧的复杂情况值得作较详细的叙述。在武帝朝
的前50 年，卫家保持着支配地位，这时时新派政策正被采用并在强化之中。
正当这些政策证明其代价会使国家毁灭和需要实现紧缩时，公元前91 年发生
了一场王朝危机。在长达几个月的时期中，李夫人的家族试图使卫家失宠。
长安城中爆发了五天战斗；一方是卫家的太子，得到罪犯和囚徒的支持；一
方是敌对的军队，他们仍效忠汉武帝，但痛恨卫家而亲李家。皇帝本人则安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3929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5、201 页）；
鲁惟一：《汉代
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4 页。这一节的主要史料取自《汉书》卷六、六三、六六、六八
和九七上（鲁惟
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 章 ）。
① 窦婴在公元前154 年的叛乱时任大将军，并在公元前140 至前139 年期间升任宰相（《
汉书》卷十九下，
第766 页）。另一个侄子窦彭祖在公元前153 年任太常。关于窦婴，见《汉书》卷五二，
第2375—377 页。
② 她们是李夫人、赵倢伃、王夫人和李姬。
居在他的甘泉夏宫中。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有人声称，并有一定证据证明，
高级官员和全城正大规模地施行巫术。
如果历史可信，这次为猜忌心理的总爆发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战死的
人数可能达到一万。除了皇后和太子自尽以外，皇后的两个女儿被处死；已
知六名亲戚，包括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九卿之一）公孙敬声，也死于非
命。公孙贺为皇后的妹夫，与其子死于狱中。被控施行巫术的其他受害者包
括著名将领公孙敖（与公孙弘无亲属关系）和赵破奴。公元前91 年9 月期间，
卫家几乎就这样地被清除了；然而形势又转而对它有利而不利于李家，后者
因其直接政敌的垮台而大受其益。两名御史大夫（暴胜之和商丘成）的自杀
和另一名丞相刘屈厘的处决是恢复相对稳定的部分代价；随着传来李广利向
匈奴投降的消息以及他两个弟兄和他的儿子被处死，李家也倒了。
表6 武帝及其后妃
表6 （续）
卫家和李家的大部分成员已被清除，但仍留下了一个性格坚强和有相当
实力的人，他很快将在朝政中起领导作用。此人即为已故卫后的姻亲霍光。①
长期以来，他在长安的议政堂中有发言权；他在那里极力避免卷进阴谋之中，
或使自己受到怀疑。
年迈的武帝在公元前87 年春患病，人们很快就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此时，继承他的太子尚未指定，据报道，霍光曾向武帝询问后事。武帝的遗
愿究竟实现到什么程度，其遗愿在多大程度上是霍光自己的意图，这个问题
可能永远搞不清楚。最后，计划在高级官员的保护下把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推
上皇位。政务由以大司马霍光为首的三名高官负责；另两人为金日c 和上官
桀。三人得到这时担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的支持。同时，通过任命田千秋为
丞相，保持正确的汉代体制；根据各方面的反映，他是对三人执政的决定唯
命是从的人。
这些任命可能是在公元前87 年3 月17 日的一道诏令中宣布的。3 月27
日，赵妃所生的刘弗陵被定为太子。太子才八岁，当时已无母；他不是卫、
李两家的人，指定他为太子，将使两家的幸存者不能再策划参与政事。有人
甚至假设，为了确保朝廷不再受妇女的影响，他的母亲已悄悄地被处死，但
这种主张提不出证据。这名儿童被指定为太子刚两天，他父亲去世，他正式
登基，世称昭帝。
① 霍光之父霍中孺最早娶卫后的一个姐妹，霍光为中孺所娶的另一妻所生。
过渡时期（公元前87—前49 年）
皇帝的作用和继位问题
公元前87 年登基的昭帝在汉代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受其长者支配而登
基的未成年的皇帝，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以前在吕后掌权时，已有两个幼儿
被指定为皇帝；以后的例子包括平帝（刘箕子），他在公元前1 年登基，时
年九岁；刘婴，他生于公元5 年，次年被选为平帝的后继者；在后汉时期也
有若干类似的例子。
这些皇帝都不能指望在国务中起积极作用。的确，只在极少数例子中才
可以看到某个皇帝亲自负责制订政策或支配国家的命运（如高帝、王莽、光
武帝，起作用较小的有宣帝和哀帝）。昭帝的直接继承者就是明显的例子（见
下文），它说明一个与皇帝毫不相干的人可以统治中国，继位问题可以被用
来适应有野心的和利己的政治家们的需要。
这些例子提出了关于皇帝能够掌握权力的程度和他对施政的重要性的问
题。①虽然皇权的性质将在下面讨论，但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旦王朝建立，皇
帝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过这件幼儿登基之事表明，皇位上
应该有在位的人，这对维持政务是必不可少的。皇帝为国家之首，高居在国
家机器的顶点，可以说一切权力都由此授予：没有一个正式登基的皇帝，王
朝的基础就不完整；没有他的正式权威，政府的法令和政治家的决定都可视
为无效。
随着时间的消逝，强调皇帝拥有这种权力，并且把这种权力与被认为是
主宰宇宙的力量联系起来以提高皇帝的权威，这不仅是可取的，甚至是必须
的；董仲舒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为一个世俗的统治者在
宇宙体系中提供了一个公认的位置。但是，一个位于国家顶点的成人或儿童
却发现自己未必能亲自行使这种权力。由于汉代政治家的巧妙的手段，他们
能通过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名义上高高在上的人来使他们的决定生效；而那些
决定既可以促进国家的利益，也同样可以扩大自己个人的事业。颁布诏令必
须加盖御玺，但最好要说服皇帝扮演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角色；他应该通过
皇帝的头衔而不是通过发挥他的个性来进行统治；他的存在在形式上是必不
可少的，但在实践中他个人的影响可以不予理会。
所以毫不奇怪，有些汉代的政治家情不自禁地想为自己的利益而左右皇
位继承问题。例如，他们通过拥立听他们话的幼儿来达到这一目的。如果做
不到这点，他们可能有被其政敌取而代之的危险。虽然有不少利用继位以拥
立傀儡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有意识地拥立渴望以自己的意志施政的坚强进
取的皇帝的例子。
也有几次私利追求者企图篡夺皇位以满足自己野心的事。因在驱赶吕氏
家族中发挥作用而最为知名的齐王在公元前180 年，可能就一心一意想这样
做。在昭帝时代，武帝和李姬之子、公元前117 年以后当上燕王的刘旦就发
动了两次未遂的政变。他显然抱有继承其父皇位的希望，甚至达到了声称昭
① 见第13 章《皇帝的作用和职能》； B.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鲁
惟一：《秦汉两朝
皇帝的权威》。
帝不是武帝之子的程度。①公元前86 年，他阴谋用武力篡夺皇位，只是设法
把责任推给了他的一个亲戚，才未受惩罚。六年以后，他作了第二次尝试，
因他的计划过早泄露而失败；作为政变计划的一部分，燕王曾希望暗害霍光，
但这一阴谋失败，以燕王的自杀告终。从历史角度看，这一事件涉及了远比
燕王的命运更为重大的问题，因为有两个重要政治家因与阴谋有牵连而被处
死。第一人为武帝死后三人执政之一的上官桀；第二人正是御史大夫和使中
国经济制度化的计划的制订者桑弘羊。第三个牺牲者也值得一提，因为他的
事例表明皇亲也不总能保证免受惩处；此人为上官桀之子、公元前83 年以来
的骠骑将军和当今的国丈上官安。
这时，一项变化开始影响控制帝国政府的方式。因为虽然官员的编制，
包括丞相、御史大夫、九卿等高级官员，继续足额，但实际权力却落到了那
些未必担任这些职务的人之手。自王朝初期以来，朝廷习惯于对个人赐给某
些名誉官衔（如侍中）。它们不过是荣誉或受宠的标志，接受官衔的人数也
没有正式限制。这些人没有特定的职责或官俸；他们能随意进入皇宫，个人
可以伴随皇帝。
最后出现了一个小圈子，其成员都有这类官衔，他们的实力可以与正式
的官员抗衡。这个集团有时被描述为内廷，以区别于由正式任命和有官俸的
文官组成的外廷。①有时一名侍中奉命领导少府的一个下属官署——尚书；这
样，他就有条件可以不顾正式职官的任务和活动而行使其权力。于是，尚书
令就可能成为宫中最有力的人物，他能直接觐见皇帝，能由此获得对他的行
动的必要的认可。在这些名誉官衔中以大司马为最高，有这个官衔的人很少；
得到它会带来无容置疑的权力。
到公元前80 年，霍光明显地处于有利的地位。②公元前86 年金日c 之死
和公元前80 年上官桀的处决结束了三人执政；而桑弘羊的消除，作为权力政
治的牺牲品，使国家失去了一名最能干的公仆。再也没有人能单独地向有力
量支配帝国政府的大司马霍光的权力挑战了。当然，田千秋已被正式任命为
丞相，但他是一个平庸的人，老得只好特许他坐车而不是步行上朝。此外，
霍光已被任命领导尚书令的班子，因而享有充分行使民政的权力。他是九岁
的皇后（此时失怙）的外祖父，仅有的在世的直系亲属；霍光几乎不用担心
失去她的感情和忠诚，而皇帝要到公元前77 年才成年。
很明显，霍光已处于能够左右宫廷的地位，而在公元前74 年昭帝死后他
显然充分地利用了他的有利条件。年轻的皇帝死时只有22 岁，死得可疑；他
显然还没有子嗣。他是否流露出什么迹象，致使霍光或其他人希望把他除掉，
则不得而知。历史记载中也没有任何暗示他非自然死亡的材料。
不管昭帝早死的真相如何，一场戏剧性的插曲随之而来：卫、李两家的
对抗突然死灰复燃了。刘贺收到了一封请他登皇位的信。①昌邑王刘贺为李夫
① 关于燕王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见《汉书》卷六三，第2750 页以下；卷六八，第
2935 页以下；鲁
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73 页以下；关于怀疑非武帝所生之事，见《汉书》
卷六三，第2753
页。
① 关于内廷和外廷名词的使用，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54 页以下。
② 关于霍光，见《汉书》卷六八，第2931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
，第113 页以下；
阿尔迪德·莱克尔：《霍光》（哥德堡，1930）。
① 《汉书》卷八，第23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03 页》；卷六三，
第2764 页以下；
人之孙，年20 岁。据说刘贺急不可待地对此作出了反应，尽快地赶到了长安；
他在公元前74 年7 月18 日正式登基。登基后不过27 天，在8 月14 日他就
被废黜，他因缺乏必须具备的受人敬重的、端庄的品质，并且利用他的地位
和特权纵情享乐而受到指责。
他被刘病已所取代，他是公元前91 年自杀的皇太子的孙子，因此是武帝
的卫后的后裔。在公元前91 年发生丑事的时候，刘病已不过是一个婴儿，但
由于与卫家的关系，他的生命也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的幸免应归功于丙
吉，此人当时负责长安的一座监狱，所以能把他偷偷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刘
病已不在皇宫的环境中长大，所以没有接受宫中那些令人厌恶的影响；到公
元前74 年，他仍只有18 岁。这时轮到他应召去长安，他于9 月10 日成为皇
帝，在位达25 年之久。他的登基是由于一批官员的建议，其中包括他以前的
恩人丙吉。②
这些事件伴随着某些暴力行为：200 人被处死，据说是他们表7 霍光
及其家族
助长了被废的刘贺的放纵行为。此外，这次皇位更替的各种形式值得注意。
实现皇位的变动，要根据规定的程序颁布命令昭示天下；大臣提出建议，这
些建议通过诏旨形式被批准。这一次，建议也以通常形式提出，不过它们是
以全体高级官员而不是通常一两个人的名义提出的；但是这些让位的建议和
它们的指责不能指望被一个它们要废黜的皇帝的批准。于是这些建议就被提
交给皇太后，太后是刚接受这一崇高头衔的昭帝的15 岁的遗孀，人们还记得
她就是霍光的外孙女。以她的名义颁布批准让位建议之举是沿袭了在典章上
多少有争议的吕后的做法。与此同时，朝廷在言辞上对连续性的原则作了允
诺，并且采取措施向开国皇帝的宗庙禀告了帝位继承变动的情况。①
霍氏家族的垮台
卷六八，第2937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75 页以下。
② 关于丙吉，见《汉书》卷七四，第3142 页以下；这时丙吉正在霍光的幕府任职；宣帝
登基后他因功被封
为关内侯（20 等爵位中的第19 等，只在侯之下；《汉书》卷七四，第3143 页）。公元前
67 年，他从太
子少傅升为御史大夫（《汉书》卷十九下，第803 页）。
① 《汉书》卷八，第23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04 页）；卷六八，
第2939 页以下。
昭帝（公元前87—前74 年）和宣帝两朝（公元前74—前49 年）的几十
年可以被视为过渡时期。在武帝朝长期采用的时新派政策已经证明代价太
大，过于耗费中国的国力。改造派所抱的清除当前政府的无节制行为和恢复
周代的理想以取代秦的做法的希望开始受到拥护。有若干迹象表明，这些思
想正在影响宣帝时期的帝国政策，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被人普遍接受。两个
重要的事件标志着变化的阶段。第一件是，公元前81 年在长安正式展开了一
场关于原则和实践两方面问题的讨论；十分幸运，我们掌握了几乎是同时代
的争论的记载，这将在下面探讨。
第二件事是，霍家②在公元前66 年的垮台形成了从时新派观点转变为改
造派观点的重要转折点。为了保持其具有特权的强大的地位，霍家必须保持
与皇室的特殊关系和消除其政敌的敌对行为。尽管不顾一切地作了努力和采
取了暴力手段，它仍没有达到这些目的；到了公元前66 年阴历七月，颁布了
一份谴责它的不轨行为的诏令。
公元前74 年宣帝即位时，政府仍牢牢地控制在霍光手中；他的至亲和助
手指挥禁军；他的儿子霍禹和侄孙霍山是朝廷的领袖。皇帝克制着不去过问
国事；霍光所接受的崇高的荣誉和丰厚的赏赐证明了他享受特权和地位的程
度。
但是，有一件事可能使霍家耿耿于怀，心中不安。宣帝即位前，他已娶
了许平君，许之父曾一度侍候武帝，并在倒霉的刘贺的昌邑国任职。在昭帝
死前不久，许平君生一子，他就是后来从公元前49 至前33 年进行统治的元
帝。宣帝刚即位，就出现了立后的问题，有人提出霍光的一个女儿应当被挑
选出来接受这个荣誉。但皇帝坚决拒绝批准这个建议，他坚持应立许平君为
后；于是她在公元前74 年正式被立为后，尽管霍光个人反对。但在当时，心
慈手软是不时兴的，至少霍家的一个成员为了保卫家族的利益而准备于到
底。不久，皇后怀孕；霍光之妻霍显巧作安排把她毒害，她于公元前71 年3
月1 日痛苦地死去。一年后，霍光之女取代她为后。
霍光死于公元前68 年；他的埋葬奢侈豪华，随葬的陈设和服饰，如玉衣
等，一般是皇室成员所专用的。如果史料可信，在葬礼上，他的近亲行为傲
慢无礼，大事铺张，炫耀他们认为他们掌握得非常牢固的权力；历史学家在
津津乐道如此明显的目空一切的事例所招致的报应时，可能夸大了这些细
节。不久，有人对霍家掌权提出了抗议。皇帝开始第一次过问国务了。霍光
之子霍禹和侄孙霍山发现自己被剥夺了他们的爵号和权力，而两名曾经敢于
批评霍家的政治家则脱颖而出：张安世任尚书令；当时最干练的魏相在正当
丞相的权力和尊严得以恢复之时被任命为丞相（公元前67 年）。
当许后之死的真相泄露时，危机来临了。霍光只是在事情发生后才了解
真情；他被这个消息弄得惊慌失措，所以未把此事上报，他的妻子，可能还
有他自己，因而没有陷入法网。霍光死后，霍家的主要成员才发现已经发生
的事。皇帝显露了他的真正的感情，指定许后被立为后之前所生的刘奭为太
子（公元前67 年阴历四月）；在贬谪霍光亲属的同时，许后之父被授予显赫
的爵号。
这时霍家充分地注意到了所处的严重的危险境地，并且知道唯一的生存
机会是谋反。搞了两次阴谋，一次是谋害丞相，另一次是废黜皇帝而以霍禹
② 这个事件的主要史料为《汉书》卷五九和卷六八。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
》，第4 章。
代替。这两次企图都得到了以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书的支持；太后为霍光的
外孙女，她的诏书在公元前74 年曾被非常有效地利用过。但这一次霍家却不
走运。阴谋的消息泄露了；霍家的主要成员被清除，他们或是被处决，或是
自杀。霍显之女作为皇后在霍家所有成员中似乎最有实力，但也被废（公元
前66 年9 月）而搬出皇宫。只有霍显的外孙女，即未满25 岁的昭帝的遗孀
获准免于一死；她最后死于公元前37 年。
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前81 年
毫无疑问，汉朝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多次在一起讨论过当前的政治问
题。难得的是，我们掌握了公元前81 年正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文字
记载。这次会议讨论的范围是广泛的；与会的人奉命考虑黎民百姓正在遭受
的苦难；虽然《汉书》暗示讨论涉及的不过是国家专卖问题，但那些参加争
论的人审议了远为重要和根本的事情。
结论从下一个皇帝时期桓宽所编的辩论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结
论与这次讨论本身相隔的时间不长。《盐铁论》以对话形式写成；它无疑对
辩论进行了理想化的和戏剧性的描述，其中一些分歧的问题可能是用比会议
本身的内容更为极端的字眼表达出来。代表政府的时新派发言人形成争论的
一方，其中可能包括桑弘羊；另一方由政府的批评者组成，他们代表改造派
的思想状况。桓宽的记载有倾向性，留给批评者的篇幅多于留给代表政府的
发言人，可以看出后者几次在辩论中被驳倒。但是，辩论的直接后果与这类
结论并不相符，因为只有京畿区的铁官和国家的酒类专卖官署被撤消。鉴于
辩论的记载及它的实际结果有出入，《盐铁论》是否如实记录以及它的正确
程度就值得怀疑；但它作为公元前81 年及此后不久的争论问题的提要，其价
值一直是无异议的；它可以用作《汉书》对此事件的简略记载的重要补充史
料。
《盐铁论》①确定了时新派观点和改造派观点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从哲
学方面，时新派认为宇宙自然而然地在五行永恒的更替中运行，五行中每一
个因素通过克服前一个因素而上升到支配地位。改造派也同意宇宙在这一体
制中运行，但他们主张的理论是，每一行自然而然地通过相生而不是通过相
克来接替前一阶段。在施政的目的方面，时新派全力为黎民百姓提供安全和
物质福利；在设法达到这些目的时，他们着眼于取得普遍繁荣，认为把工作
和活动管制起来会大有好处。但是改造派的观点坚持完美政府的理想，旨在
通过遵循基本的道德原则来改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希望把管制、
徭役和税赋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期提高文明社会的价值准则。
这些原则在辩论的各个方面——不论它们涉及的是总的政策、具体的施
政措施、对过去的评价，还是对中国现状的考虑——得到了阐述。时新派的
主要目标是最大可能地利用中国的资源和最有效地分配它的产品。他们为管
制措施的推行辩护，其根据是这些措施将从私人手中夺取利润而归由国家掌
① 关于这部著作的几个部分的翻译，见埃松·盖尔；《〈盐铁论〉卷一至卷十九译注及介
绍》（莱顿，1931；
台北再版，1967）；埃松·盖尔、彼得·布德伯格和T.C.林：《〈盐铁论〉卷二十至卷二
十八译注》，载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65（1934），第73—10 页；乔治·沃尔特：《盐铁论》
（巴黎，1978）。
关于分歧问题的概要，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3 章。
握，他们希望鼓励制造业、贸易和运输，认为稳定的货币制度对达到这些目
的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又主张，由于对铁的专卖，国家可以分配优质工具供
农民使用；他们乐于利用征募的劳工以保证这些货物的生产和运输；他们希
望稳定铁制品和盐的价格。他们以中国诸贸易中心的繁荣景象作为他们政策
取得成就的证明。
没有什么论点能够动摇改造派批评者的信念，即全力搞好农业足以保证
中国的繁荣富强。他们贬低国家从其专卖事业中取利的思想，认为这样的交
易对中国的黎民将毫无好处。他们宁愿把货币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
尽可能收实物税而不收货币税。他们指出劣质工具实际上是铁官生产的，不
论货物的质量如何，农民要付出同样的价格。改造派还反对在工业方面滥用
国家的劳动力，主张尽量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他们反对那种前几十年的管
制和国家专卖事业已经使中国富足起来的说法，指责政府压迫黎民和勒索过
多。他们抱怨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黎民的普遍贫困与富人的骄奢淫逸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断言，在长安城中所看到的富裕违反了礼仪的准则，带
来的是耻辱而不是自豪。
在外交事务方面，代表政府的发言人坚持必须通过有效的防御措施和争
取亚洲的某些非汉族民族，来保护中国的文明。他们相信最佳的防御手段在
于采取攻势，这样就能把持久的和平强加给匈奴。政府的批评者则坚持，代
价高昂的扩张削弱了中国的力量，却不能保证它的安全；他们不能同意战争
的开销是正当的那种看法。他们也不承认进出口贸易的价值，而时新派则把
这种贸易作为增加中国财富，减少敌人财富和处理本国剩余产品的手段来提
倡。
时新派依靠法律和惩罚的制度，把它作为遏制犯罪和保证社会安定的手
段；他们指出在帝国前的时代，强大起来的是那些采纳商鞅和申不害建议的
诸侯国，而不是那些信赖周公或孔子的理想的道德教导的国家。改革派则反
唇相讥，说道德教训比惩罚更可贵，并且抱怨实施的法律有对待百姓不公正
和不平等的倾向。对于商鞅已指出成功之道和那些追随他的人未能把他的理
论付诸实践的说法，改造派反驳道，商鞅的成功是短命的；秦朝政府是根据
不道德的原则建立的；施政的正确基础应是周代的理想。当代表政府的发言
人认为根据理论而不顾实际的行政需要培训官员毫无意义时，改造派则认为
在培训官员的早期阶段必须灌输崇高的道德原则。在其他许多事务——如捐
买官职和给官署配备官员——方面，在这场著名的辩论过程中发表的意见也
是对立的。
《盐铁论》表达的观点反映了武帝末年政治思想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到
宣帝（在位期公元前74—前49 年）和他的几个继位者时，那种变化正在影
响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并且在诸如宫内的开支、法律及其惩罚的实施、在
帝国边缘保持中国实力等事务方面也正在留下它的影响。
宣帝和他的时代
有点不同寻常的是，《汉书》透露了宣帝的一些个人特点，这位皇帝是
在宫廷气氛之外长大的，并且不受宫内的直接影响。他开始统治时，只有18
岁，他对他曾在其保护下生活的岳父、资深的政治家霍光既有畏惧感，又背
着感恩的包袱。可是不到六年，当他因霍家成员使他和他的已故的皇后深受
委屈而决定应对霍家进行惩罚时，他表现了足够的意志力。甚至在那时以前，
据说他已挑选了一批人，由于训练和性格，他们必定对霍家抱有敌意。据说
皇帝提倡对政务采取实用的和现实主义的做法；他因坚持有效地和公正地进
行赏罚而受到颂扬。据报道，他在与他的儿子刘奭，即未来的元帝（在位期
公元前49—前33 年）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他不相信伦理原则是治理帝国的
唯一手段；他驳斥了根据古代的周朝对当前问题作出的流行的评价。①
宣帝与霍家的决裂部分地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虽然在关于宣帝的这些记
载中有点真实内容和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它们一定被宣帝时期的某些实
际政策和决定所冲淡，这些政策和决定带有改造派态度的色彩，而没有他似
乎具备的那种时新派思想的倾向。更加大方的分封爵号、许多诏旨的语气、
以及诏旨宣布的行政决定，都证明实际上与归之于皇帝个人的性格和偏爱有
出入。情况似乎是，朝新观点的变化在进行时没有完全得到皇帝的批准，并
且不顾他自己的某些选择。可以作以下的初步假设：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的
皇帝们认识到，不论是以所谓的法家原则为基础的极权政府，或是对儒家伦
理观念的不切实际的依赖，都不足以单独地治理一个巨大的帝国。
思想文化背景
宣帝朝的特征是，有比较多的诏令提到了奇怪的或难解的现象，而不论
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吉兆还是凶兆。如同武帝时代，这类事件常与代表国家的
祭神仪式，如祭超凡的帝和后土的仪式联系起来；还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
一次（公元前60 年阴历二月），诏令间接提到了天在赐与吉兆的福佑中的作
用。②
在吉兆和凶兆以及与此同时颁布的诏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象征的或行
政的措施，有些措施的根源是改造派的而不是时新派的心态。对上苍显示的
种种明显的赐福迹象，如瑞鸟在宫中的栖息、甘露的下降或金龙的出现，朝
廷总是采用以这些事件命名的
年号，以示纪念；公元前61 至前49 年，朝廷就是以这种方式纪年的。接到
不祥征兆——诸如歉收、地震、气候变化异常——的报告后，颁布的诏令注
意进行各种改进，于是苛政可能被撤消，黎民的遭遇得到改善。有的诏令规
定了纠正的措施，如削减宫廷的开支（公元前70 年），或降低盐价（公元前
66 年），或者减税（公元前64 年）。①
自公元前88 年以来，皇帝都未亲自参加国家祭祀大典。武帝晚年老弱多
病；昭帝直到他在位的最后三年才成年。宣帝一旦开始积极参政，他恢复了
经常亲自参加这些仪式的传统；从公元前61 至前49 年期间，我们知道他参
加祭祀八次。②
说明时代在发生变化的一种迹象可以在某些思想文化的或典籍的问题方
① 《汉书》卷九，第27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01 页）；卷六八，
第2954 页；卷七
八，第3283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36、147 页。
② 《汉书》卷八，第26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42 页）。
① 《汉书》卷八，第245、252、25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13、22
7、233 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8—69 页。
面看到。自从公元前136 年武帝颁布诏令以来，某些经籍在被指定的供宫廷
学者们研究和供教导那些希望担任文官的人之用的著作中占着特殊的地位。
这些受偏爱的经籍在当时的知识生活中已经具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些深奥的
著作中有的还没有权威的版本或钦定的解释；正在很快成为中国典籍的措词
有所不同的文本不时地被发现，于是究竟是哪一种特定的版本或解释应被视
为正统的问题就自然地产生了。
在帝国时代结束以前，对这些事情的讨论常常在高级学术界中时断时续
地进行着；但是这类学术上的分歧往往被用来掩盖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分
歧。以后将着重讨论汉代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见第14 章）。要指出的是，就
这类典籍问题屡次召开漫长的会议——在公元前51 年的石渠阁会议中达到
了顶点——表明当时的人重视这个问题。那次会议的结果，有些文本脱颖而
出，而其他的文本则遭到冷落，因为它们被贬低为不合时宜（例如，这时对
《春秋》的注疏选《穀梁》而不选《公羊》）。①
与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的两个杰出的人的姓名值得提出。以经济问题
的观点著称于世并于公元前59 至前56 年开任御史大夫的萧望之是在公元前
51 年奉命参加讨论的人之一。从他流露的对周代理想的喜爱、对国家干预个
人工作的厌恶和他反对进一步卷入中亚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持的
改革派的态度。②他还以荐举匡衡而闻名，后者后来在改革中国的宗教仪式方
面起过领导作用。第二人为刘向（公元前79—前8 年），他参加辩论时还年
轻。辩论的结果与他以后——不论是作为政策顾问的政治家，或是作为对中
国儒家传统的形成作出重大贡献的秘阁负责人——表达的意见的确是一致
的。③
国内政策
武帝朝的时新派政治家们已经注意到，普遍地赏赐爵号只能在不寻常的
情况下进行。如同秦代那样，那时赐爵的正确作用是国家给予报效国家有功
的人的报偿；如果赐爵过滥，爵号的价值相应地就会降低。但到宣帝时，各
级爵位则起另一种来源于周代王权思想的作用：各级爵位被用作皇帝对其黎
民施恩和仁爱地关怀他们幸福的措施。从公元前67 年起，普遍地赏赐各级爵
位和特权比以往更为频繁了。①
昭帝和宣帝两朝继续封侯。有时封侯是由于功绩，嘉奖的文字具体说明，
赢得所封的爵号是由于镇压谋反分子（如霍家成员）或安定国家局势。有时
受封是由于与皇帝配偶有亲属关系；在公元前82 至前50 年期间，诸王之子
① 关于这些争论，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辩论》（莱顿，1949、1
952）第1 卷，第
137 页以后；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80 页以下。
② 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卷二四上，第1141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
货币》，第193 页
以后）；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47 页以下、158 页以下、223 和232
页。
③ 例如：在维护传统宗教祭祀的要求、坚持音乐的正确功能和支持汉皇室的主权等方面的
意见；见鲁惟一：
《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10、279 页及第300 页以下。《汉书》卷三六，第1924—
967 页收有许
多据称是刘向所作的陈述和奏议。关于他校勘图书和组成秘阁的作用，见范德伦：《论管
子的传布》，载
《通报》，41：4—（1952），第358 页以下。
① 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66 页以下。
共有74 人封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公元前65 至前62 年所采取的措施，这
些措施似乎打算通过反对武帝时的时新派政策而使人们追忆过去。朝廷寻找
在高帝建立汉朝时所封的那些侯的后裔，在公元前112 年这些侯或者就已不
复存在，或者就已被有意识地终止了。共找到了约120 人；鉴于他们祖先的
功绩，他们得以免除对国家的某些义务。封赏时有的还赐以珍贵的礼物。②
如同以往，在这两个皇帝的统治时期还有一些王国被分割或削弱，或者
是由于建立了新的小国，或者是由于它们的领土组成了郡。在公元前80 年燕
国瓦解后，它原来的土地被划作勃海、涿和燕三郡。在公元前73 年，原来的
燕国的部分领土又被划成一个名为广汉的小国，它与其他几个新建的小国高
密（建于公元前73 年）、淮阳（建于公元前63 年）和东平（建于公元前52
年）延续到了前汉之末；另外两个王国没有延续那么久（平干，从公元前91
至前56 年；定陶，从公元前52 至前49 年）。另外六国在这个时期被废除，
其中包括昌邑（从公元前74 年起）和楚（从公元前69 年起）。③（见地图9。）
在治理边缘区的安排方面也发生了几个变化。在海南，儋耳郡于公元前
82 与珠崖郡合并；同年，在朝鲜的四郡之一的真番被放弃。公元前81 年，
朝廷从现有的天水、陇西和张掖诸郡中抽出若干县在西北另设新郡金城。这
种改组旨在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新征服的土地造成的。
俭朴、节约公共开支的意愿和关怀黎民疾苦之心曾被人们视为文帝的几
种美德。公元前66 年后不久，吁请宣帝削减开支的建议可能是对时新派政治
家好大喜功的政策的部分反应，也可以视为对已在长安出现的那种铺张浪费
的景象、游乐和款待（部分地是为了向武帝的国外客人炫耀）的一种抗议。①
同样，改造派的削减公共开支的愿望可以在限制乐府活动的命令中看出。乐
府建于公元前114 至前113 年，为的是给国家的宗教仪式提供合乎礼仪的音
乐伴奏。公元前70 年关于经济方面的命令是所采取的几项措施中的第一项，
这些措施在公元前7 年撤消乐府时执行得最为有力。②
外交事务
此时中国人之所以能在中亚维持其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匈奴内部
的不和和分裂。有一个时期，匈奴各部分别受五个不同的单于的领导，这就
使它们不能同心协力。同时，在中国官员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
敌对的单于之一呼韩邪拟定于公元前51 年对汉朝廷的访问，作为与匈奴
友好关系的一个迹象，受到了欢迎，但对来访者应给予什么待遇，出现了不
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来访是一种表示敬意或臣服的行动，他们取得的教训
② 《汉书》卷八，第25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30 页）把这次下令
封爵记在公元前
65 年。关于在公元前62 年实施的情况，见《汉书》世系表（如卷十六，第545、546 页）
的条目。关于公
元前112 年采取的措施，见本章《侯与爵》。
③ 另四国为济北（废于公元前87 年）、清河（废于公元前65 年）、中山（废于公元前5
5 年）和广陵（废
于公元前54 年）；中山和广陵在公于前47 年重立，定陶在公元前25 年重立。
① 《汉书》卷七二，第3062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40 页；
《汉书》卷九六下，
第3928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7 页以下）。关于公元前71 年下令削减
开支之事，见《汉
书》卷八，第24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13 页）。
②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 章。
应昭示天下；另一些人则认为来访是体现皇帝的宽厚和对四方人民表示善意
的大好时机。单于应当受到怎样的对待，是把他当作低于汉朝诸王的地位较
低的臣民，还是当作地位高于诸王的贵宾，这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结果，
作为靠显示仁厚而不是靠武力迫使外国人屈服以争取他们的友谊的政策的一
个部分，决定给他以慷慨和隆重的待遇。这个决定与政府的批评者在公元前
81 年辩论中提出的论点是一致的。①
中国对远方的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在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1—
前87 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中国人的主动性。中国人
愿意和受联姻（如约公元前110 年与乌孙的联姻）约束的外国民族缔结长期
约定。朝廷曾发动几次深入中亚的远征，汉朝士兵表现得英勇善战，惹人注
目。结果，中国人设法在中亚的某些国家册封能保证对中国效忠的王（公元
前101 年在大宛国；前65 年在龟兹国）。怀着同样的目的，中国人卷进谋害
胸怀敌意的当地王而代之以中国人的人选的阴谋不下五次。②
昭帝时（公元前87—前74 年）朝廷已能在布古尔（轮台，见地图16）
建立殖民地，而在此以前桑弘羊曾就此提出建议，但未实行。也有迹象表明，
霍光本人曾准备支持扩张政策。但是约从公元前65 年起，重点似乎转移了。
活力和主动精神让位于有节制的、变化不大的殖民计划。公元前61 年，曾在
中亚服役数年并与匈奴作战的老资格军人赵充国提出了一种新型行政的建
议。他提出巩固中国人势力的上策不是不定期地派遣小规模的特种部队，而
是长期建立自给自足的农业殖民地。①公元前60 年或59 年当西域都护府在郑
吉领导下设立时，目的是用它作为协调殖民活动和促成与西域各小国的友好
关系的机构，而不打算把它当作计划进一步扩张或侵略的官署。②这种收缩倾
向也可以从公元前82 年部分地从朝鲜撤退的行动中看出。③
① 《汉书》卷八，第270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56—59 页）；
德效骞译注第2
卷，第190—93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96 页以下、107 页。
② 最明显的例子是车尔成（楼兰或鄯善）王在一次宴会上被中国歹徒灌醉和杀害。公元前
77 年王的首级经
敦煌送至长安，附近发现的汉简证实了此事。其他中国人的暴力行为的事例涉及郁成王（
公元前101 年），
莎车王（公元前65 年）、乌孙王（宣帝朝时）和罽宾王（日期不详）。关于这些事件的详
细情况，见何四
维：《中国在中亚》，第43 页以下。
① 关于桑弘羊在布古尔建立殖民地的企图，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 页（何四维：
《中国在中亚》，
第166 页以下）；关于昭帝时期建立殖民地之事，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6 页（何四
维前引著作，第
174 页）。关于赵充国，见《汉书》卷六九，第2985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
》第1 卷，第57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25 页。
②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 页。
③ 《汉书》卷七，第22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60 页）；加德纳：
《朝鲜古代史》，
第18 页。
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 年）
未来的元帝（在位期公元前49—前33 年）在公元前74 年其父登基时，
还是一个约两岁的婴儿；当他在公元前67 年被宣布为太子时，也不过八九
岁。据说他与其父的心态不同，他容易接受要求仁慈的呼吁，而对当时对于
问题所持的过于专业的或法家的态度不满。据报道，宣帝有一次流露了他的
忧虑，担心他自己的太子将会毁灭王朝，并且试图以另一妃子所生之子代替
未来的元帝，但没有成功。元帝快到他统治的末年时，被病痛所折磨，据说
他把精力倾注于音乐和一些浅薄无聊的活动方面，从而招致了他的重道德伦
理的大臣们的批评。①
历史的证据不足以判断宣帝对他儿子的评价是否正确，或者批评者或历
史学者的意见是否可靠。没有理由认为他对任何具体的国务决定施加过明显
的影响。的确，采用的某些措施实际上降低了皇帝生活方式的豪华程度和他
个人的享受，不过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元帝或是能够为帝国总的利益提
出这类措施，或是能够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加以反对。
不管新帝起什么作用，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为帝国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
的开始。他父亲的大臣们已经开始摆脱时新派的思想；而在他以后几个皇帝
的统治时期，改造派的看法成了许多决策的鲜明的特征，不论在宗教仪式、
国内问题、经济目标或对外关系方面都是如此。政治家们这时专门注意周代
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们选择节约和紧缩以取代挥霍和扩张；他们放手解
除以前对中国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种管制。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减少铺张浪费
和减轻国家刑罚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建议限制土地
的占有面积方面，他们的想法过于极端，难以实行。在前汉结束之前改造一
直是政府施政的目标，尽管中间短时期内也出现过争议；后来王莽继承了改
造派的思想，并且，和他以前的元帝、成帝（公元前33—前7 年）和哀帝（公
元前7—前1 年）几朝相比，甚至进一步地发展了改造派的思想。
国内政治
当时重新进行考虑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京城的位置。这个问题是由翼奉的
建议引起的，翼丰是萧望之和匡衡的助手，他是一个根据阴阳的循环来解释
王朝历史的阴阳家。①他提出皇帝和政府的所在地应移到洛阳，由于意识形态
的原因，这个建议得到了支持；他希望断绝汉朝与长安的关系，因为那里是
暴力和战斗的场所；此外，在王朝初建和武帝的扩张挥霍时期，它又曾被用
作权力基地。但是洛阳却引起人们对周代诸王的道义美德和俭朴政策的追
忆。翼奉建议的论点有一定的说服力，他得到皇帝的赞赏而被召见了一次；
但他的建议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这个问题直到公元12 年才再次提出。
在此期间，长安继续得到充实。皇帝仍在收集工场制作的铜器以装饰皇宫。
有的珍宝被送往长安之西的上林苑，那里有猎场、供游猎用的馆舍、御苑和
各地送来的珍奇动物；上林苑在武帝时期已大加扩充。
① 《汉书》卷九，第27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99 页以下）；卷八
二，第3376 页；
卷九八，第4016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51、155、161 页。
① 《汉书》卷七五，第3175 页以下。
元帝及以后的几朝恢复了几个王国，它们一般是小国，有的存在的时期
不长。其中的两国（楚，于公元前49 年重立；广陵，于公元前47 年重立）
维持到西汉结束之时；其他诸国有：清河（公元前47—前43 年）、济阳（公
元前41—前34 年）、山阳（公元前33—前25 年；原为昌邑国）和广德（公
元前19—前17 年）②。有一个王国（河间）在公元前38 至前32 年期间被当
作郡来治理。由于与王朝的瓜葛，定陶、中山和信都三国特别引起人们的兴
趣。定陶于公元前25 年复国，存在到公元前5 年；在这期间它的一个王刘欣
已被晋升为太子，后来成为哀帝（公元前7 年—前1 年）。中山从公元前42
至前29 年又成为国；公元前23 年以前回复为郡，前23 年被重新批准为国；
其王刘箕子在公元前1 年继哀帝登上皇位，成为平帝。信都国从公元前37
年维持到前23 年，从公元前5 年起又成为国；在这个间歇期中（公元前16
年），王莽曾被封为信都侯。
元帝、成帝和哀帝所封的侯爵，大多数授予诸王之子，总数达100 个；
与之相比，因有功而封的侯只有6 个，赐给外戚的侯为25 个。
在前汉时期，宦官对政治生活还没有施加过分的影响，只有为数很少的
宦官晋升而拥有大权。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那种有时能破坏王朝统一或改变
朝廷性质的宦官和其他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虽然至少有一个政治家因宦官
与之为敌而受害。宦官未能控制帝国的原因之一是元帝（公元前49—前33
年）和成帝（公元前33—前7 年）两朝的改造派政治家持反对他们的立场。
到那时为止，曾任秦帝国大臣的赵高是宦官控制帝国命运的唯一明显的
例子。①其后，少数公正地或不公正地受宫刑的人仍设法在汉代留下了他们的
名声：这些人包括司马迁，他因在李陵身处逆境时赞扬李的功绩和为李的行
为辩护而付出了代价；李延年，他是武帝的一个妃子之兄，因他在乐府的活
动而知名；许广汉，宣帝的遇害皇后之父，他因偶犯的一个小过失而受到最
严厉的惩罚。②可能在武帝统治之前和之后，宦官都在帝国的朝廷上担任较低
的职位；当尚书的官署日趋重要时，他们很可能在署内任职。③
最早得到晋升而负责中书工作并由此对国策的决定产生相当影响的宦
官，有宣帝朝和元帝朝的弘恭和石显。他们受到皇帝信任，引起了萧望之的
强烈批评，他反对设置宦官，让那些被阉割的人身处君侧。然而，当宦官的
势力强大得使人感到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施时，作为他们敌视的
结果，萧望之在公元前46 年被迫自杀。①匡衡就是那些痛恨宦官而被石显及
其同伙指控的人之一。到公元前33 年，弘恭和石显都死去，其他宦官都没有
取得足够显赫的地位以接替他们去控制皇宫；公元前29 年，由宦官任职的专
门机构（中书）被撤销。
有若干措施证明政府有重建公正的行政和减轻以前规定的严厉惩罚之
意。这类措施涉及大赦令、司法程序和以金代罚的规定。
在公元前48 至前7 年期间，朝廷共颁布了18 次大赦令；虽然大赦的次
② 公元2 年在立广世国和广宗国的同时恢复为国。
① 见第一章《秦的崩溃》。
② 《汉书》卷九七上，第3964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53、124、1
95 页。
③ 宦官担任尚书时称中书。关于尚书的重要性，见第8 章《九卿》。
① 《汉书》卷七八，第3284、3292 页。在正史评述中表达的这一观点由于对宦官的内在
偏见而应作某些修
正。关于石显和弘恭，见《汉书》卷九三，第3726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
》，第163 页。
数并不明显地多于以往，但颁布大赦的诏令反映了施政的新面貌。它们表达
了一种观点，即严厉的判刑提高而不是降低了犯罪率；它们暗示犯罪的增加
是征重税或未能保证行政清廉的结果。除了公元前134 年与大赦令一起颁布
的一道诏令外，以往在这些情况下是不谈这类意见的。此外，公元前47、46
和32 年的几次大赦令郑重地表示了皇帝要弥补因他的无能而引起的宇宙万
物运行失调的企图，这种失调通过上天的警告已经表现了出来。朝廷坚决地
认为，大赦是及时地注意这些警告和作出补救的一种手段。②几乎与此同时，
朝廷下令减轻法律规定的某些严刑（在公元前47 和44 年）。在公元前34
年，它又指示简化和缩短诉讼程序；长期的诉讼严重地扰乱了黎民的生活。③
长期以来，政府容许罪犯付钱折罪，以减刑或免刑，这已成为惯例。这
种做法可以追溯到秦帝国时期；公元前97 年，50 万钱足以减死刑一等。①这
些措施对时新派思想家们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又一个收入来源；然而
改造派的意见是反对这一制度，因为它有妨碍实施公正的司法和偏袒富人的
倾向，却不能遏制犯罪。
约在公元前62 年，萧望之已经坚决反对把这一制度稍加改变而予以实施
的建议。有人曾经提出，定罪服刑的罪犯可以参加镇压西羌叛乱者的征剿，
从而免除进一步的惩处。萧望之成功地阻止朝廷采纳这项建议。②在贡禹担任
御史大夫后不久（公元前44 年），他就时弊向皇帝作长篇陈述时提起了折刑
之事；他认为这种做法是降低公众生活的〔道德〕标准的根本原因之一。我
们不知道，他的反对意见是否被采纳，他的建议是否被实施。③
节约
改造派政治家们长期以来为宫中的挥霍浪费现象而感到痛心；它消耗了
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资源，浪费了本来应该专门用于谷、麻和蚕丝生产的劳
动。元帝登基后不久，朝廷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减奢侈用品，俭朴蔚然成
风。公元前47 年，提供车马以供皇帝使用的专门机构被撤消，同时撤消的还
有专用的某些湖泊和林苑；次年，宫中禁军的编制被缩小，官员们奉命削减
开支；公元前44 年，即暂时取消国家盐铁专卖的那一年，在皇帝的宴会和使
用交通工具方面都采取了节省措施。④为娱乐而布置的一些比赛停止举行；很
少使用的一些狩猎庄园被关闭；原来在中国东部设立的供应宫装的官署也被
撤消。公元前44 年的另一个措施表明当时的政治家们不仅仅为节约而急于紧
缩开支；他们对国家资源的使用还怀有建设性的思想。在此之前，受博士官
② 关于公元前47、46 和32 年的几道诏令，例如，见《汉书》卷九，第281、283—84、3
03 页（德效骞：
《〈汉书〉译注》第2 卷，第308、311、376 页）。关于完整的大赦令表，见鲁惟一：《
汉代贵族爵位的
等级》，第167—68 页。
③ 《汉书》卷九，第29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34 页）。
① 关于秦代的做法，见本书第9 章《刑罚的种类》。关于公元前97 年折罪之事，见《汉
书》卷六，第20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09 页）。关于其他事例和有关原则的探讨，
见何四维：《汉
法律残简》，第205 页以后。
② 《汉书》卷七八，第3275、3278 页。
③ 《汉书》卷七二，第3077 页。
④ 《汉书》卷九，第281、284—8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06、312
、314 页）。
训导的学生人数有名额限制。在实施紧缩开支的措施的同时，朝廷取消了对
学生人数的限制，以期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人担任公职。但由于这一变化增加
的费用，在公元前41 年，学生人数又有了名额限额。①
有一个进一步的节约措施特别引人注意，因为它产生于财政和意识形态
方面的考虑；它是宣帝朝的过渡时期所采取的措施的继续。早在公元前70
年，乐府已奉命削减其正式编制；公元前48 年朝廷又颁布了同样的命令；15
年后乐府又奉命停止某些比较铺张的做法；诸如提供国祭仪式中的女歌诵
团。最后，在公元前7 年，乐府被撤消。在那时，它共有829 名精通音律的
人充当歌诵者和演奏者。一半以上的人被直接遣退，其余的人被调到其他机
构；但朝廷仍能为朝觐组织一个有128 名乐师的乐队，为宗教祭祀组织62
名演奏者。②
乐府有许多精于音律的人任职，尤其是在下达紧缩编制命令之前。但是
撤消乐府的记载着重叙述的是乐府已被败坏了的职能而不是节约钱财的需
要。到乐府结束之时，它已与演奏容易引起情欲和刺激放荡行为的靡靡之音
联系了起来。在几个世纪之前，孔子已经不赞成这类音乐，所以改造派政治
家们设法压制为国家演奏这类音乐的组织，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认为它会对
世风产生有害的影响。
政府中一名可以代表新潮流的官员为召信臣，他生于华中，他学术上的
丰硕成果使他能在朝廷取得一定的地位。①他先任一个县的县令，后任南阳郡
的郡守，在任郡守时，他极力使百姓富足起来。他亲自在田地劳动，给人们
树立勤奋的良好榜样，并不知疲劳地视察供水情况和改善灌溉设施。这些措
施使郡内的生产大为提高，于是仓廪充实。郡守还成功地说服百姓为公平分
配水的使用达成协议。他阻止了立界石争产权的争端的爆发，并大力提倡节
约。对那些喜欢过懒散奢侈生活而不愿在田地劳动的下属官员的家族，他威
胁要提出诉讼；他赢得辖区百姓衷心的支持，那里的人口翻了一番。
由于这些成就，召信臣得到了应有的奖励；他先被提升为河南郡郡守，
公元前33 年又升任少府。就在任少府期间，他提出了在中央政府一级节约开
支的建议。他提出应中断维修皇宫的那些很少使用的建筑物；乐府应该撤消；
戏班和正规的宫内禁军的武器装备应大大地减少；他极力主张，用于促成某
些作物和蔬菜在非种植季节生长的燃料开支是不合理的。还可以补充的是，
召信臣幸运地是一位在职时因年老而自然死亡的有成就的高级官员。
除了削减开支的尝试外，在新朝伊始之时元帝的顾问还提出了其他的旨
在抵消武帝时期新派政治家们的过激政策的措施。改革的主要拥护者是公元
前44 年任御史大夫的贡禹。他强烈地反对雇佣国家征募的劳工采矿或铸币；
他断定用于这类事业的劳动日多达10 万个以上，他反对让农民承担生产矿工
和工人所需的粮食和布的义务。
贡禹竟然成功地使国家的盐铁专卖在公元前44 年取消了。但不久收入的
减少越来越严重，专卖事业又在公元前41 年恢复。②贡禹还关闭了用作稳定
大宗商品价格的粮仓。讲求实际的耿寿昌急于尽量减少运粮的劳动力，于公
① 《汉书》卷九，第285、29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15、324 页）
。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 章。
① 《汉书》卷八九，第3641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第29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24 页）；卷七二第
3075 页。
元前54 年又建立了粮仓。①
贡禹又提出一个建议，但它甚至没有被短期采纳；这个建议就是以一种
货币前的经济来代替货币经济。他争辩说，爱财是万恶之源；它吸引人们脱
离田地的生产性劳动而去从事工商，工商可以不花什么劳动而取得厚利。钱
的使用可以使富者积聚财富；富者利用财富纵情享乐和进一步追逐利润，因
为放债可以轻易地取得二成之利。随之而来的是对农民的诱惑，使他们放弃
土地去寻求似乎可以致富的一条直道，这几乎是无法压制的，因为他们被钱
财弄得神情恍惚。但如果他们不能发迹，其下场将是一贫如洗，出路只有当
盗匪。
贡禹提出关闭官办的铸币厂；征收粮食或织物作为岁入；完全以实物支
付官俸，以取代官员已经习惯的钱和粮合计的月俸。贡禹的论点也许是讲得
通的，但由于货币在当时经济中的地位，它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如果高级文
官收到大量粮食作为他们的官俸，他们就会遇到处理粮食的困难，所以很难
指望他们会支持贡禹的建议。
就在前汉末年，一个甚至更为激进的措施被提出，但同样没有成功。这
个建议是在公元前7 年任大司马的师丹的鼓动下出笼的。象贡禹那样，他深
感贫富之间严重的悬殊；他又象董仲舒那样，寻求通过土地的再分配来缓解
苦难。他就土地的规模和可以拥有的奴隶人数提出了一系列的限额，其大小
和多少依社会地位（拥有的爵位，或是侯）而定。②建议被提交讨论，并原则
上被采纳；但许多位居高位的人，如傅后和丁后的外戚及哀帝的宠臣董贤，
因此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这个建议未付诸实施。就在此时（公元前7 年），
政府为了减少支出，颁布了与公元前47 至前44 年所采纳的措施相类似的节
约措施。
自从公元前109 年整修黄河的堤坝以来，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防洪活
动。在公元前95 至前66 年期间，一些小的泄洪口和支渠已经挖成，以减缓
大水顺流而下的沉重压力；但政府对疏浚或维修的必要性还没有充分注意，
于是在公元前39 年和29 年发生了大决口。公元前30 年，大雨在中国的其他
地方造成了洪水，长安城内惊慌失措，担心即将来临的灾难。①公元前29 年，
洪水为灾的责任被归之于御史大夫尹忠。他成了时弊的替罪羊，因身居高官，
只能自杀谢罪。
以后，大司农负责此事；通过迅速有效的行动，他成功地解除了危险的
形势。他发动了一个全面的救灾行动，使用了500 条船只以撤走受威胁地区
的居民。为了把洪流疏导至支渠以防止进一步的洪水，建成了一批堤坝。经
过36 天并使用了征募的劳工，这个工程得以完成；朝廷采用了新的年号“河
平”（公元前28—前25 年）以示庆祝。这一成就有助于遏制下一次洪水的
威胁，下一次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7 年。②
幸运的是，《汉书》收有公元1 至2 年帝国形势的基本情况的概要。它
① 《汉书》卷八，第26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53 页）；卷二四上
，第1141 页（斯
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95 页）。
② 《汉书》卷十一，第33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1 页）；卷二四
上，第1142 页《古
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00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7 页以
下。
①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54 页以下、190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二九，第1688 页以下。
列出了当时全部的行政单位，同时还有为征税而作的每年的人口登记报表。③
在最后几次调整之后，公元1 至2 年的帝国包括83 个郡和20 个王国，它们
据称共有1577 个诸如县和侯的下属单位。从各个郡和王国所列数字得出的总
人口登记数合计为12366470 户，或57671400 口。
县及其市镇的材料较少，因为所收的这类数字只有10 例。未提选列它们
的原因，但可能它们说明了帝国的某些大城市的规模。因此，它们难以引导
我们了解当时可能存在的其他1500 个中心城市的规模。例如京师及其所在的
县的数字为80800 户，或246200 口；也有人提出，京城城区的居民约超过8
万。①
可以料到，各地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匀；人口高度集中在丰产的黄淮流域
及肥沃的四川盆地（见地图10）。《汉书》中提供的可耕地规模有些难以解
释；但情况似乎是，在耕之地不足以生产可充分供应全民的粮和麻（衣服的
主要原料）。最后这一卷附有一个政府设立以管理各类生产——如盐、铁、
果品和织物——的所有专使的注。②
宗教问题
以前的几个皇帝竭力保持对五帝的应有的祭祀仪式，认为他们守护着王
朝的命运。③武帝（公元前141—前87 年在位）亲自参加祭祀古代神祗，早
在秦帝国以前很久，人们已经承认了他们的存在；在时新派的鼎盛时期，他
曾经主持对其他的神——后土和太一——的祭祀。宣帝（公元前74—前49
年在位）继续举行这类仪式；他的继承者元帝（公元前49—前33 年在位）
在公元前47 至前37 年期间至少参加了11 次祭祀，使仪式更为隆重。但是，
变化正在发生。
成帝（公元前33—前7 年）初期，一批祭奉次要的神的神坛或由方士祭
祀的神坛被取消。①但是远为激进的变化涉及继续举行重大国祭的地址和在那
里祭祀的方式，尤其涉及了祭祀的对象。这个变化主要是匡衡有说服力的陈
述造成的，他推动变化，以之作为对古制的恢复，古制已经腐败，需要清理。
③ 见《汉书》卷二八所列每个国和郡的条目以及卷二八下第1639 页的统计方面的概要。
这两卷所列的数字
不是全《地理志》各个行政单位的统计数的准确的总数。
① 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6），第115—17 页；又见毕汉斯：
《东汉的洛阳》，
第19 页以下。
② 更详细的情况见第10 章。关于人口计算及其准确性的研究，是毕汉斯：《公元2 至74
2 年时期的中国人
口统计》，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1947），第125—63 页。虽然《汉书》
中有一个声明，
说人口计算指的是公元2 年的数字，但它可能是根据前一年的登记数。《汉书》实际提供
的人口总数为
12233062 户，即59594978 口，与正文中提供的各郡各国所列数的合计数不一致。与此相
似的情况是，所
列的下属行政单位1587（或1578）个应该是1577 个。关于这个时期产量的意见依靠的是《
汉书》中关于
可耕地面积的略有问题的数字（《汉书》卷二八下，第1640 页），此外，汉代政治家所引
的产量数字是为
了辩论而估计的。唯一可靠的材料是行政记录中为公务员及其家属分配口粮而提供的材料
；这类数字对全
体人口的适用程度则是值得怀疑的。
③ 关于这个题目，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5 章。
① 《汉书》卷二五下，第1257 页。雍城古址共有203 个神坛，只留存15 个。各地总共有
683 个神坛，留
下了208 个。
他争辩说，象雍、甘泉或汾阴那样的传统祭祀地点都离长安相当远，皇帝的
亲临会造成应该避免的巨额支出和人民的困苦。出于类似的原因，他主张庄
重和简单，避免到那时为止成为各种仪式特点的那种铺张和繁琐。最重要的
是，汉朝将舍弃秦代祀奉的诸神而祀奉周代的神。
人们还记得，高帝在秦承认的四帝之外，加上了对第五帝（黑色）的祭
祀。②这个变革始于公元前205 年；但是这些仪式这时让位于祭天，即祭祀周
代诸王认为是他们的尘世统治权的来源之神。从公元前31 年起，汉成帝在长
安南边和北边新建的祭坛参加祭天地的仪式。到较远祭祀地点的巡行就不再
有必要了；素色祭坛上的土制祭器和葫芦代替了玉器，朴素的祭坛代替了过
去华丽和精心装饰的祭坛。
但这些变化还不是持久的。在公元前31 年，变化引起了争论；它们尤其
引起了很受人尊敬的刘向的反对，他极力主张必须保持王朝习俗的延续性。
具有明显重要意义的是，祭祀国家尊奉之神与生育太子这两件事被联系了起
来。成帝尚没有一个继承者，人们希望，随着宗教仪式的变化，五帝中的新
帝将赐福于王朝和成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不幸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确
保国家未来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了，在公元前14、7 和4 这几年，宗教仪式
发生了变化，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最后，在公元5 年，长安祭天地的仪式被
重新确立，这主要是由于王莽的影响；公元26 年，祭天地的仪式从这里转移
到中兴王朝的京都洛阳。
在历史上还可以看到祭奉皇帝列祖列宗的类似的形式。为此目的而建庙
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5 年的一道诏令，它命令在京师和地方建庙纪念
高帝。①惠帝在登基时曾亲临一座宗庙，公元前166 年的一道诏令还强调了它
们的重要性。②到元帝时，维持宗庙仪式的费用连同每日供品的固定数额增加
到了惊人的程度。各地167 个宗庙和长安176 个祭祀地需要的费用的数字，
引述得相当精确。因此听起来似乎是真实的，这些数字似乎引自经过适当审
定的帐目。每年供应的斋饭为24455 顿；有45129 名士兵守卫宗庙；雇有12147
名僧侣、厨师和乐师，还有数目不详的人负责献祭的牲畜。③
在推行其他节约措施之时，重新审议这些仪式是不足为奇的。约到公元
前40 年，朝廷已经进行了大量削减。约200 个宗庙的仪式中断了；但为纪念
高帝、文帝和武帝建立的宗庙的仪式则被挑出来予以保留，因为这几位皇帝
被认为应享受特殊待遇。公元前34 年元帝患病时，所有庙宇的祭祀被恢复；
次年当知道这些求福活动已不能拯救他生命时，大部分又被取消。公元前28
年，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使他的继承者成帝能得到一个太子时，仪式又
被恢复。公元前7 年，53 名官员再次呼吁减少宗庙的数字，这一次在应享受
特殊待遇的皇帝的名单中增列了宣帝。①在平帝（公元前1 年—公元6 年）期
间，王莽重申了保留庙宇的原则，以便举行那些应该祭祀的活动。
另一个渊源于改造派原则的变化同样与宗教仪式、对人民的管制和国家
的支出有关。秦始皇开了建造宏伟的陵墓作为他最后归宿的先例；虽然据说
② 《汉书》卷二五上，第1210 页。见本章《高帝最初的安排》。
① 《汉书》卷二，第8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178 页）。
② 《汉书》卷一下，第80 页；卷四，第12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
145、第257 页）。
③ 《汉书》卷七三，第3115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79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七三，第3125 页以下。
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 年）曾表示他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但很可能
汉代诸帝已在竭力按照他们的地位用奢侈品装饰其陵墓。②除了建墓和提供珠
玉、装饰品及供应的费用外，政府有时还拨给庄园，以提供用于维修陵地的
收入，这种做法减少了国家的收入。此外，政府有时下令强制迁移人口，以
确保有足够的人力照管陵墓和为它们服务。为了响应这类命令，有时富户或
有名望之家的成员被强制迁移。
从高帝起，象这样的迁移发生了七次，都与在长安西面和北面准备某个
皇帝或他的后妃之墓有关系。③这几次迁移可能被政治家有意识地利用，他们
认为这是把有权势的家族迁离它们已建为权力基地的故土的良机。一直到宣
帝（公元前74—前49 年在位）时期，这种安排都得到了支持，公元前55 至
51 年任丞相的黄霸就是一个实例，他本人就为此目的而被迁移。④但是在元
帝、成帝、哀帝或平帝这几朝，史籍只记载了一次出于这一目的的迁移。公
元前40 年的一道诏令说明了朝廷的意愿，容许黎民留在其长期居住地，防止
因强制迁移造成家庭分离而容易引起的不满。①然而，如同国祭和祭祀列祖列
宗的仪式那样，在成帝朝（公元前33—前7 年）朝廷又一度恢复了更早的做
法。成帝在公元前20 年视察了为自己的陵墓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并且下令
按惯例向那里迁移人口；但在公元前16 年，迁移停止。②几乎与此同时，刘
向表示他强烈反对厚葬礼仪。③公元前5 年阴历六月，政府下令为准备丁后之
墓而进行一次迁移，但在下一个月，它宣布将来它无意再采取这类行动。④
外交事务
在前汉的最后50 年期间，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不愿进行扩张，有时拒绝与
潜在的敌人交锋。从积极方面看，中国总的说不再受到匈奴的挑衅，后者不
够团结，难以巩固或加强其地位，或者对中国构成威胁。外国的重要权贵不
时地访问长安，如成帝和哀帝两朝时的友好的龟兹王；公元前1 年，乌孙的
领袖（昆弥）之一与匈奴的一个单于一起来到汉廷。⑤在此期间，中亚的移民
定居地在都护的领导下仍得以维持下去；在公元23 年以前有关于在职都护的
记载。⑥同时，朝廷已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协调移民地工作和在紧急时刻给移民
② 关于秦始皇之墓，见第1 章《秦的崩溃》。在写作本文时，对汉代诸帝陵墓的发掘尚未
完成，但诸王，
如死于公元前112 年的中山王（其墓已在满城发现）的奢侈的埋葬，说明汉代诸帝的做法
同样浪费。关于
文帝的观点，见《汉书》卷三六，第1951 页。
③ 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东京，1968），第174 页以后；陕西省博物馆编：《
西安历史述略》
（西安，1959），第65 页以下。
④ 《汉书》卷八九，第3627 页；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的研究》，第177 页。
① 《汉书》卷七，第29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27 页）。
② 《汉书》卷十，第32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401 页）。关于其中
一次迁移对历史
学家班固的影响，见《汉书》卷一○○上，第4198 页。
③ 《汉书》卷三六，第1952 页以下。
④ 《汉书》卷十一，第34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 页）。
⑤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0、3917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1、176 页）。
⑥ 都护之职最初在公元前60 或59 年设立，当时由郑吉担任。由于没有在职都护的完整名
单，所以不能肯
定在公元23 年之前该职务是否连续地有人担任。除了公元前46 至前36 年、前28 至前24
年、前19 至前
地提供军事援助。公元前48 年，朝廷设了一个新职。在职的官员为校尉级，
他将在原吐鲁番（车师）统治者拥有的领地上和这时易受匈奴侵入的领地上
建立移民地；他将在这个地处中国和外国人之间的地区保护中国人的利益。
晚至公元16 年，这个职务肯定还有人担任。①
在其他方面，中国人急于避免进一步的卷入。公元前46 年，海南岛的珠
崖郡被放弃。原来设在海南的第二个郡已于公元前82 年与珠崖合并；公元前
46 年撤郡之事是在当地爆发了叛乱和作出了在该岛保留中国的前哨将会过
于劳民伤财的结论后发生的。②四年后，西面的羌族诸部策划叛乱，当时中国
正遭受饥馑之灾。在这些地区有丰富治安经验的冯奉世请求派军4 万去镇压
起义。但政府因需要保存实力而犹豫不决，只派他率领一支1.2 万人的军队
出征，兵力根本不足。象这样的虚假的节约不足以成事；元帝的政治家们最
后被迫增派6 万名士兵，冯奉世才得以恢复秩序。③
中国政府这几十年表现出缺乏决心的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公元前36
年。④当时，匈奴中最强大的领袖之一郅支对中国的政策不满；他对他的敌对
单于呼韩邪所受到的友好接待心怀妒意，而他自己主动的表示则遭到了拒
绝。郅支向粟特（康居）求援，以便报复；他希望通过诸如袭掠或俘获中国
使节和攻击中国的盟友乌孙的行动，损害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发展下去，形
势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因为所有的交通线可以轻易地被切断；正是由于在
当地的两名军官的主动行动，这个危险才得以避免。陈汤的地位在当时比较
低。他完全自作主张地行事，发出了出兵进攻郅支所需的文书。结果，他得
到都护甘延寿的默许和援助；他们一起战胜并杀死了郅支。
这两名将领以传统方式送呈被征服的为首敌人的首级向长安的上级报
捷；他们完全预料得到的一场争吵随之发生。因为从表面看，他们犯的罪是
严重的；它们颁发了一道自己无权颁发的诏书。只是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才
使他们免受可怕的惩罚。政府无意向他们祝捷或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奖励；它
也不愿意通过进一步的扩张去利用他们的胜利。反对以任何方式奖励他们的
意见主要是匡衡提出的，只是由于刘向的坚持，朝廷最后才封甘延寿为侯，
封陈汤为关内侯。甘延寿死后，匡衡乘机降低了陈汤的地位。
政府对它的两名最英勇的公仆的不公平待遇表明，它这时不愿投身于对
外的冒险行动中去；对他们的任何奖励会带来一种危险，即它会鼓励其他人
去显示其主动性，并把中国卷入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之中。30 年
前（公元前65 年）当冯奉世提倡中国向中亚推进时，所采取的恰恰也是这种
态度。①
另外的行动也产生于这种对外关系的观点。粟特最后起来反对郅支，甚
至在陈汤决战时出兵帮助他。当有人提出应与粟特保持这种关系时，汉朝政
12 年和前10 至前1 年，我们已知道历年任职的官员姓名；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64 页。
① 这个职务称戊己校尉，有一个时期它又分为戊校尉和己校尉，戊和己是天干中的第5 和
第6 字。见《汉
书》卷九六上，第3874；卷九六下，第3924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3、189 页
）；何四维之
作，第79 页注63。
② 《汉书》卷七，第223 页；卷九，第28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
60、310 页）。
③ 《汉书》卷七九，第3296 页。关于数字的可靠性通常受到怀疑，见第1 章附录3。
④ 《汉书》卷七○，第3007 页以后；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7 章。
① 《汉书》卷七九，第3294 页；卷九六上，第3897 页（何国维：《中国在中亚》，第1
41 页）。
府不赞成通过和亲进行全面结盟。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已在武帝时期（公
元前141—前87 年）与克什米尔（罽宾）建交，在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
33 年）断交。在成帝时期（公元前33—前7 年）有人提出重新建交，但未被
采纳，理由是虽然克什米尔可以从这类交往中取得很多利益，它并不是真正
想争取中国的友谊，而只是出于私利在追求物质利益。②
王朝的种种问题和皇位的继承
成帝是元帝和王政君之子，后者作为太后，在以后几十年决定王朝的命
运时，注定要起重要的作用。成帝出生时其父仍为太子，这个儿童已得到他
祖父宣帝的宠爱。宣帝死后不久，他被指定为新帝的太子；公元前33 年他登
基时年19 岁。①
在青年时代，据说成帝已经表现出他明显地爱好学习的习惯；根据一个
传说，他已知道去领会尊重长辈的价值观念。②关于他后来一变而纵情于酒色
和靡靡之音之说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历史学家的偏见；因为《汉书》的作者是
班家的成员，因此与皇帝曾经亲切地关怀——但也许结局不佳——的一个妇
女有亲戚关系。但不管是什么偏见，关于成帝缺乏意志力或高贵的性格以及
他纵情于轻薄的放荡行动的说法却是有一定的根据的。郑声为腐败和放纵的
象征，被责为淫荡之音，但在他的宫廷颇为流行；公元前20 年以后，他开始
养成在长安微服出游的习惯，以追逐诸如斗鸡等声色之乐。③有人指出，正是
由于他性格上的这种弱点，他父亲元帝曾想以傅妃所生的另一个儿子取代他
为太子，但正是由于傅家对元帝施加了压力，又使元帝迟疑不决。
未来的成帝之能继续当太子，应归功于两名以改造派观点知名于世的政
治家。一为匡衡，在成帝登基不久，他乘机向新君说教，教导他应以周代诸
明君的言行为榜样；成帝之登基部分地是由于师丹之力，此人于公元前7 年
提出了限制财产的建议。①没有证据证明成帝本人对当时的政治有任何自己的
看法，或者明显地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有任何影响。
成帝娶许嘉之女，许嘉是元帝之母的堂兄弟，因此是公元前71 年成为霍
家野心的牺牲品的那个许后的亲戚。成帝的配偶于公元前31 年正式被立为
后，但所生之子在婴儿时夭亡，这成了成帝及其继承人几朝发生混乱的潜在
原因之一。根据传说所透露的严重的妒忌和残酷心理会使任何王室感到羞
耻，所以必须再次提防历史学家可能带来的偏见。②简而言之，成帝被一个出
身低贱但以能歌善舞知名的少女的美色所迷，这些才能在此之前已使她有飞
燕之称和在一个公主的府中有一席之地。赵飞燕和她的妹妹都得到成帝的宠
幸，到公元前18 年，她们指责许后行施巫术，成功地废黜了她。对潘妃也进
① 这一部分的主要史料见《汉书》卷十、九七下和九八。又见德效骞：《〈汉书〉译注》
第2 卷，第356
页以下、366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0 页以下、252 页以下
及264 页以下。
② 《汉书》卷十，第30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73 页以下）。
③ 《汉书》卷二二，第1071 页以后；卷十，第31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95 页）；
卷二七下，第1368 页；卷九七下，第3999 页。
① 《汉书》卷八一，第3338 页以下、第3341 页以下；卷十，第301 页（德效骞：《〈汉
书〉译注》第2
卷，第374 页）；卷八二，第3376 页。
② 关于全部详情，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65 页以下。
行了同样的指控，但由于她天生的机智，她们未达到目的；她宁可退出宫廷
的是非之地。晋升之路对赵氏姐妹及其家族敞开了。
赵飞燕在公元前16 年正式被宣布为后，但她与她那在其他妃子中享有高
贵地位的妹妹都不能生下子嗣。在以后四年，她们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时成帝与一名宫女和另一名正式的妃子生下两个儿子。但是这两个婴儿被
成帝下令处死，也可能他亲手处死，以防其他家族把赵氏姐妹从至尊的地位
上搞掉。
在此期间，国家大事和十分重要的继承问题受到了其他的影响，特别是
来自实力增强的王氏家族和通过与皇室联姻而青云直上的其他两个家族的影
响。
成帝时，王氏家族采用了约50 年前摆脱霍家的同样手法，成功地确立了
自己的地位；它几乎让其成员实际上在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官署之一世袭任
职。在元帝死去和升他的配偶为王太后之后不久，王太后的弟兄王凤担任大
司马（公元前32 年）；因此他负责领导尚书和拥有巨大的权力。在他之后王
家有四人依次任大司马；最后一人为王莽，他在公元前7 年，即在成帝死前
约四个月被任命。①
皇位继承的问题长期以来早就影响着政治家和那些追逐权力的人的心
志，因为皇帝没有由公认的合法配偶生下的子嗣。②当公元前8 年出现这个问
题时，有两名可能的候选人。一人是元帝的傅妃的孙子刘欣，因此是成帝的
隔房侄子。刘欣之母来自丁家；他在公元前22 年曾被指定为定陶王，当时他
只有三岁；他的候选人资格得到赵妃（成帝的赵后之妹）和当时的大司马王
根的支持。除孔光外，所有的主要大臣都提出请求，结果，在公元前8 年3
月20 日他被宣布为太子；他从公元前7 年5 月至前1 年8 月正式在位，帝号
哀帝。③
落选的刘兴自公元前23 年以来是中山王。论亲戚关系，他是成帝的异母
弟兄，因而比其中选的对手更近。他的母亲是元帝的冯妃，即曾在中亚有赫
赫功绩的冯奉世之女。刘兴死于公元前8 年9 月，他的儿子刘箕子从公元前
1 年至公元6 年在位，帝号平帝。
对王家来说，哀帝朝是其命运遭受挫折的不吉利的间歇期。与赵、傅和
丁几家新兴的暴发户相抗衡是有明显的理由的；当那几家平步青云时，王家
却趋于衰微。哀帝继位不久，王莽失去了大司马的职位；在以后几年中，傅
家和丁家的人当了大官，或者被
表8 宣帝至平帝的皇位继承
① 大司马之职先后由王凤（公元前33—前22 年）、王音（前22—前15 年）、王商（前1
5—前11 年）、
王根（前11—前7 年）和王莽（前7 年）担任。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54 页以下；卷九七下，第3999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
危机和冲突》，
第264 页以下。
③ 《汉书》卷十一，第33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15 页以下）。
封为侯。后来，在哀帝死后（公元前1 年），王莽策划东山再起，这时轮到
成帝的赵太后遭受剥夺高贵称号和贬黜之辱了。
傅家和丁家希望削弱王家和它的势力，在这方面它们可能得到哀帝的鼓
励，但它们没有取得明显的成绩。从傅喜起，它们的成员从公元前6 年至前
1 年拥有大司马的官衔。但是傅喜被描述为一个正派的人，他可能反对他的
几个亲戚要求取得显赫称号的活动。①此外，改造派中坚定的核心人物在多次
被认为是典型的争论中表达了反对新门第崛起的意见。师丹，这个曾经试图
限制地产数量的坚定的改造派，坚决反对授予傅家的两个主要的女人尊贵的
称号。孔光也坚定地反对给傅太后提供一座豪华的住所；除了所涉及的原则
外，他希望阻止她对国家大事施加不应有的影响。②
历史学家称赞哀帝，说他想用武帝或宣帝那样的个人力量进行统治。③
他心怀的这样的大志因他长期的病痛、外戚的势力和对娈童董贤的迷恋而未
能实现。这个年轻人的迅速崛起和受宠、他长期对皇帝的侍候（皇帝当时尚
未满18 岁）、他积累的巨大的资财自然会引起傅、丁两家的妒忌。④但这两
家的地位同两个太后分别在公元前5 年和2 年死去而大为削弱，董贤在年满
21 岁后不久任大司马。哀帝一度甚至提到把皇位让给他的宠幸的可能性；王
莽的侄子之一阻止了如此不负责任的一个提议的实现。⑤
哀帝死于公元前1 年8 月15 日，未留下继承人；于是事态的发展迅速地
有利于王家。曾为元帝配偶的王太皇太后仍然在世；由于她的辈分和地位，
她显然具有颁布诏令和为确保继位作出必要安排所必需的权力，在这样做
时，她可以宣称她在遵循公元前74 年所定的先例。哀帝死后的第一天，董贤
被罢官和降级，但他立刻自杀而不愿丢脸。王莽被任命为大司马，拥有领导
① 《汉书》卷八二，第3380 页以下。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56 页；卷八六，第3505 页。
③ 《汉书》卷十一，第34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8 页）。
④ 《汉书》卷九三，第3733 页。
⑤ 《汉书》卷九三，第3738 页。
尚书的全权。
他决定防止敌对的外戚家族再对他的地位进行挑战。然而很快出现了贬
黜成帝的在世的皇后赵太后和追夺哀帝的丁后和傅后谥号之事；采取最后的
这一行动之激烈，竟然亵渎了她们的坟墓。公元前7 年落选的皇位候选人之
子刘箕子被选为新帝平帝。当时他年九岁。①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王莽和他的姑母实际上在行使权力；他把女
儿嫁给新的幼帝，这样他的地位终于保险了。但公元6 年随着平帝之死，形
势激变。②他的敌人马上散布说，他害死了平帝，但这个指控的真实性始终得
不到证实。不管情况如何，始终存在着一个令人非信不可的理由，说明王莽
为什么不可能犯这类罪行。汉代历史中以前的情况表明，国内处于最强大和
最有权势的地位的人是作为幼帝的父母、保护人或摄政者的男人或妇女。哀
帝死时王莽年45 岁，立了幼帝并把女儿嫁给他，已经抱着生下的皇位继承人
将是自己的外孙的希望，所以他所处的地位再不也可能更为有利了。平帝之
死与他自己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王莽不可能采取促使平帝死亡的行动。随
之发生之事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他企图开创一种与他自己的计划同样有利的
新形势的行动造成的。
平帝死于公元6 年2 月3 日。③此时元帝一支已经没有后裔，新皇必须从
宣帝的一支中挑选。这些人共有5 个王和48 个侯，但都被否定而挑了一个两
岁的幼儿刘婴。王太皇太后颁布一道正式诏令，任命王莽为摄政；它特别说
明王莽受托的地位与著名的周公的地位相当，后者是公元前11 世纪周成王的
推行利他主义的摄政。通过这些方式，为当时形势所履行的手续就完全正规
了；在4 月刘婴正式被指定为太子，三个月后王莽被授予摄皇帝的称号。①
从元帝时起，皇位的继承几次成为争论的题目。人们向皇帝以建议或进
谏的形式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也采取了各种行动以使规定的手续生效；所实
行的原则和作出的决定成了帝国政府传统中的重要先例。当元帝在考虑改变
继承的世系时，改造派政治家匡衡坚持一个合法的皇后和她的儿子具有高于
他人的权利，并且坚持必须把其他后妃及其后裔降到低于她（他）们应有的
地位。②后来当挑选成帝的继承人时，有人分别为成帝的异母弟兄和隔房侄子
发表了对立的意见。双方都引经据典（这些是为指导正确的言行和礼仪而定
的）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一次，孔光争辩说，作为具有优先权利的近亲，本
人就是皇子的成帝异母弟兄应该继位。形成多数的对立的一方也能引用同样
重要的权威经典作为他们观点的根据：弟兄之子相当于儿子；结果，隔房侄
子被选中。③
平帝和刘婴是前汉时期未成年的人或幼儿在他人的保护和主持下登上皇
位进行统治的最后的例子。为了立一个摄政，虽然可以引用周公这样一个过
得硬的和明显的先例，但人们也没有忘记霍光在当摄政时也作出过卓越的功
① 《汉书》卷十二，第34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61 页以下）；卷
九七下，第3998
页以下。
② 《汉书》卷十二，第36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85 页）；卷八四
，第3426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17 页以
下）。
①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0—08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21—25
页）。
② 《汉书》卷八一，第3338 页以下。
③ 《卷书》卷八一，第3354 页以下。
勋。如同在公元前74 年那样，哀帝和平帝死时在没有正式指定的继位者的情
况下太后也拥有典章上规定的权力。
最后，至少有一次，一名官员认为应该提出皇位职责的神圣性问题，以
此来非难他的君主。此事发生在哀帝建议（也许是开玩笑）仿效远古的尧让
位于舜这一被人颂扬的例子并把治国大权交给董贤之时。王莽的一个亲戚提
醒年轻的哀帝，统治天下之大权来自高帝，并非某个皇帝私人所有：“天下
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
天子亡戏言！”①
世纪之末的风气
公元前33 年成帝登基后的40 年的特征是政治的不稳定和王朝摇摇欲
坠。任人唯亲在宫廷中蔚然成风，国家最高职位的封赏只是出于随心所欲的
兴致或是为了短时期的权宜之计。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是各种各样的。有的
人受到世纪末日感的压制，感到王朝需要振兴力量；有的人怀念武帝朝汉帝
国鼎盛时期众所周知的实力和风纪；许多人敏锐地注意到自然异数中的变化
或灾难的征兆。公元前3 年全国的黎民普遍尊奉西王母，这个崇拜得到了那
些想通过宗教手段寻求超度的善男信女的支持。②
在政治方面，以朱博为代表的时新派态度在短时期脱颖而出。③朱博出身
寒微，没有当时许多担任公职的人受过学术薰陶的有利条件。他具有一个习
武者的而不是一个致力于文艺修养的文官的观点。当他升任公职时，他设法
把现实主义的精神输入行政实践之中，他认为施政受到约束，既已过时，又
误入了歧途。他觉察到，治理中国不必着眼于传统，而必须注意当前天下的
需要。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具有改造派心态的人，他们也具有董仲舒的信仰，即
灾象是上天警告的表示。主要的政治家利用这些现象作为批评皇帝的手段。
例如，从诸如水灾或一次日月蚀的现象可以觉察阴盛的状态，并且把它们解
释为妇女在宫中或在议政会上为非作歹的呼应。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公元前
29 年发生的灾象的注意，当时（1 月5 日）的一次日蚀与当晚宫中感到的地
动恰好巧合。这方面的专家，如杜钦和谷永，很快利用这些事件作为批评当
时政策的手段。①
朱博在地方和中央的政府中担任过各种职务，②并且因他对其下属坚持严
格的纪律和保证他所辖部门的效率而赢得了名声。他升任御史大夫，然后在
公元前5 年阴历四月担任丞相；但到阴历八月，他被控谋反，被迫自杀。他
的垮台部分地是由于时势，部分地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他对流行的生活观
点不屑一顾，他反对其对手的方式似乎是愚蠢和轻率的。但对其他人想从意
识形态方面搞一次王朝复兴的企图来说，他担任高官的短暂时期是引人注目
的。
① 《汉书》卷九三，第3738 页。
② 见鲁惟一：《通向仙境之路》，第98—01 页。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0 页以下。
① 《汉书》卷六十，第2671 页；卷八五，第3444 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0 页以下。
在成帝时，象甘忠可和夏贺良等历法家和巫术家声称他们有预知改朝换
代的能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刘皇室的气数将尽。③王朝需要振兴的建议得到
了近期的一些征兆的支持，如成帝未能生子，许多凶兆上报和皇帝的健康不
佳等。④许多人无疑地感到沮丧，这种思想在高层中深信不疑，于是公元前5
年阴历六月的一道诏令宣布立刻采用新的年号。①为此而选用了“太初元将”
四字，新年号有几个含意。它不但指新时代的降临，而且还用了过去的年号
“太初”二字，这是在时新派政府取得高度成就的公元前104 年为同一目的
而采用的。但是公元前5 年王朝振兴的希望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月，诏令中
的一切规定除大赦令外全被撤销，倡导者夏贺良被判死罪。采用新年号将会
恢复帝国力量和繁荣的希望未能实现。皇帝仍受病魔的折磨，丞相朱博自尽
而死。这些事件可以作为象征，说明前汉王朝为振兴帝国实力而作的最后努
力失败了。
③ 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 卷，第124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
》，第278 页。
④ 《汉书》卷七五，第3192 页。
① 《汉书》卷十一，第34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9 页）。
第3 章 王莽，汉之中兴，后汉
在汉代的国家祭典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它被认为直接支配着人世的
命运。皇帝，即天子，是天的代表，在它的庇护下进行统治。王朝的创建者
因他个人的功业，比其他人优先被选为第一个受命于天的人。末代皇帝则丧
失了这种天命，因为他和他的皇室不宜再进行统治。吉兆预示着天命的出现，
而凶兆则宣布上天庇护的消失。①
受命于天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古代的历史学家引
用、隐瞒、歪曲甚至伪造证据，以证明为什么王朝的创建者值得上天的赐福，
对于这种尊贵的资格，他个人是毫不怀疑的。他重视正统性。那些反对天命
的人是明显的小人。他们之缺乏道德资质可以从他们的下场中得到证明。古
代历史学家在这方面持否定的态度：他给最重要的造反者和皇位觊觎者撰写
有偏见的传记，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行动，已把自己置于有秩序的社会以外。
此外，古代的历史学家就没有进一步行动了；对那些反正统王朝的人的主要
助手概不写传。
这就是历史编纂学的状况，它对公正地评价象推翻前汉皇室而试图另立
自己王朝的王莽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如果他能如愿以偿，他就会
说是沐受了上天的恩泽，古代历史学家就会把他比作以往伟大的王朝创建
者。但是随着他政府的垮台和汉朝的复兴，王莽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编纂学
的受害者，从天子之尊贬为篡位者。甚至他的相貌也变了。
汉代的中国人都深信相面术。他们认为面貌反映了性格，并试图根据一
个人的相貌来推断他的未来。这就引出了一种假设，即王朝创建者必定有某
些共同的外表，于是历史家们就杜撰他们多须、高鼻和有突出的前额。相反，
这种伪科学的相面术还需要把皇位觊觎者或篡位者道德的堕落表现在他们的
外貌上。因此，王莽被描述为一个巨口短颔、露眼赤睛和声音大而嘶哑的人。
①
于是，近代的历史学家面临着明显的偏见的问题。当班固编《汉书》，
即《前汉书》时，他是以兴复汉室的斗士的观点来写书的。虽然王莽当了15
年皇帝，却没有他应有的历史。他占有的篇幅只是《汉书》之末（卷九九上、
中、下）的一篇传记，文中对他的为人和他的统治进行了连续的批判。《汉
书》的其他地方很少提到他和他的支持者；《后汉书》②对他的垮台的细节补
① 关于前汉这种迷信的发展，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
章、第13 章第
733 页。关于凶兆，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
通报》，22（1950），
第127—43 页。
① 关于王莽的外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2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2 页）。
《汉书》卷一上，第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29 页）描述了高帝的相
貌；关于承认这
种相貌是适合当皇帝进行统治的标志，见《汉书》卷一百上，第4211 页；和毕汉斯：《汉
代的中兴》第1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99 页。
② 《后汉书》在档案材料不再存在之时由范晔（公元398—46 年）编成（毕汉斯：《汉代
的中兴》第1 卷，
第9 页以下）。他不得不根据约20 种以前的历史编写，其中以《东观汉记》最为重要。此
书得名于大部分
著作在那里写成的洛阳南宫的秘阁。第一部分于公元72 年由明帝命班固等人共撰。（关于
班固在编撰时的
困难，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第
121 页）第二部
分受命于公元120 年，第三部分受命于151 或152 年，第四部分受命于172 至177 年期间
。最后的第五部
充得很少。对王莽只能在这样贫困的材料基础上进行评价。
分在220 至225 年东汉亡后由私人所写。作为一部连贯汇编，《东观汉记》给范晔提供了
大量当时多方面
的材料。今天，此书只有部分残存。关于《汉书》卷九九的译文，除德效骞的《〈汉书〉
译注》第3 卷外，
还有汉斯·施坦格的《〈前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译注》（莱比锡，1939）；克莱德·萨金
特：《〈前汉书〉
王莽传译文》（上海，1947）。
王莽的崛起
王氏家族原是在地方上有权势但在全国并不重要的小绅士氏族。后来伪
造的一份家谱声称王莽是通过田家的齐公传下的舜和黄帝（两位在神话中受
尊敬的君主）的后裔。但是从齐公传下的后裔之说不可信，而舜和黄帝不过
是传说中的人物。当然，伪造家谱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
此之前已为前汉的创建者伪造过类似的家谱。①这些家谱不过是宣传，目的是
使新王朝合法化。
王莽可靠的家谱始于他的高祖父，后者未当过官，显然在今山东北部过
乡绅的生活。②王莽的曾祖父从那里搬到黄河正北的大平原中部某地，短期地
在中央政府的一个小官署中任过职。王莽的祖父在京都的廷尉府中任低级官
员，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一个女儿，他恐怕永无出头之日。他名王贺，字翁孺，
有八子四女，正是他的次女王政君，才使她的家族处于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她生于公元前71 年，于前54 年被选进宣帝（公元前74—前49 年在位）的
后宫。不久，她被转移到太子——即未来的元帝——（公元前49—前33 年）
的后宫。公元前51 年，政君生下未来的成帝（公元前33—前7 年在位），
于公元前48 年4 月12 日成为皇后。③她父亲同时被封为侯。在元帝朝时，王
氏家族没有行使特殊的权力；如果政君的寿命与汉代普通人一样长，她的侄
子王莽可能永远不会登上皇位。她死于公元13 年2 月3 日，由于她的长寿，
才使她的家族的控制和王莽的崛起成为可能。
元帝死于公元前33 年7 月8 日；成帝在8 月4 日继位，王政君就成了太
后。新君约年18 岁，大概受了他母亲的影响，立刻任命她的兄长为大司马和
大将军（即摄政）。①此人即王凤，他于公元前42 年已袭了他父亲的侯位。
此后不久，王凤的几个在世的弟兄被封为侯。成帝证明是一个讨人喜欢和爱
好玩乐的人，易受女人的支配。他不喜好政事，满足于让他的几个舅舅为他
统治国家。王凤在公元前22 年在职时死去，由他和太后的堂兄弟王音接任大
将军。王音于公元前16 年在职时死去，于是已故的王凤之弟王商成了大将
军。王商死于公元前11 年。他的兄弟王根接任，在公元前8 年11 月16 日辞
职。同年11 月28 日，王莽在37 岁时被任命为大将军。②
王莽生于公元前45 年，为王政君弟兄王曼的次子，王曼早亡，未能与王
后的其他弟兄一起封侯。但是，王莽虽在成长时失怙，其兄也在年轻时死去，
却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并博览群书。在公元前22 年当其叔王凤最后病危
时，他曾伴随这位大将军几个月。当时他已有官职，但史料未具体说明为何
职。经临死的大将军的请求，王莽调任射声校尉，同时任黄门郎。第一个官
衔表示他成了由驻京职业军人组成的北军将领之一。但是王莽之指挥职务肯
定是挂名的。黄门郎则是授予皇帝顾问的编外的官衔。后来，王莽被任命为
① 《汉书》卷一百上，第4211 页。
② 《汉书》卷九八，第4013 页以下。
③ 《汉书》卷九，第27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02 页）。
① 关于成帝的性格和作为，见《汉书》卷十，第30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74 页）；
《汉书》卷九八，第4017 页。
② 关于王家成员被任命为大将军的情况，见《汉书》卷十，第302 页（德效骞：《〈汉书
〉译注》第2 卷，
第375 页）；卷十九下，第830、835、838—39、841—42 页。
骑都尉（另一个闲差事）和向皇帝提建议的光禄大夫；他又被授予侍中的编
外官衔。公元前16 年6 月12 日，他被封为信都侯。以上是王莽成为大将军
前的经历。③
王莽的传记带有无情的偏见和捍卫汉朝的情绪；对他待人谦恭，全力学
习，和侍奉他的寡居的母、嫂和教育其失怙侄子的情况，它作了不以为然的
叙述。他侍奉他的几个叔、伯时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在照顾垂死的王凤时
不修边幅。他越往上升，越变得谦卑。他把财富分给他人，以致家无余财。
他与知名人士交往。他的虚名名扬一时。
这类批评暗示，王莽不是通过真才实学，而是通过矫揉造作才取得高位
的。一个赞赏王莽的历史学家会走另一极端，会颂扬他的孝悌之情，热爱学
习的精神和通过实行儒家美德而出人头地的经历。实际上，王莽显然是一个
能干而有雄心的人，在必要时也残酷无情。他具有吸引别人追随他的才能，
兴趣异常广泛。他对亲戚的感情可能完全是真诚的。在早期，他根本不可能
怀有篡夺皇位之心。
王莽被任命为大将军的原因，远比对他没有节操的矫揉造作的解释简
单。在他之前的四个王家大将军都与王太后是同代人。三人是她的弟兄，另
一人是记载中唯一的堂兄弟。当王根在公元前8 年辞职时，太后只有一个弟
兄在世。他已六十多岁，而且名声不佳。这就必须到下一代，即到成帝的几
个表兄弟中去找。王莽无疑是这一代中最能干和政治上最机敏的人。
在他仕途的这一时刻，王莽遭到了一次特别不幸的打击。成帝在公元前
7 年4 月17 日死去，由于无子，皇位由他的侄子哀帝继承。①新帝有自己的
主见，甚至在他多病的身体容许的情况下，试图进行强有力的亲政。此外，
他母亲的丁氏家族和他祖母的傅氏家族大肆进行反对王家的阴谋活动。按照
传统，王政君被认为是哀帝的养祖母，不能随便废除，于是被授予太皇太后
的称号。但是王莽被迫辞职。他的辞呈在开始时被圆滑地拒绝了，后来在公
元前7 年8 月27 日被接受。他得到了许多荣誉，隐居在他京师的府第。他住
在那里，直到公元前5 年夏天奉命离京而居住在他所封的侯国。①
王莽的放逐并不能使他与他的许多支持者甘心，后者大声疾呼地要求把
他召回。哀帝让步了，在公元前2 年容许王莽回京安静地隐居。次年8 月15
日哀帝死去，王莽得以重新掌权。这只是因为哀帝的母亲和祖母已分别在公
元前5 年和前2 年死去，才有此可能；这样，随着哀帝之死，王太皇太后作
为皇室无可争辩的长辈，有权解决宪制的危机。②哀帝死前无子，也未指定继
承人。但他曾想让位给他的宠臣董贤，并在临终时把御玺交给董贤。太皇太
后终于面临清除董贤和为汉室选立嗣君的问题。
哀帝死后，御玺立刻被找回，同日，王莽被召进宫。他向太皇太后建议
剥夺董贤的官职和爵号。此事在次日，即8 月16 日完成，董贤自杀。8 月17
① 《汉书》卷十一，第33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17 页）。关于选
成帝继承人的情况，
见本书第2 章《王朝问题种种和皇位的继承》。
① 《汉书》卷十一，第33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19 页）；卷九九
上，第4041 页以
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130 页以下）。
② 关于皇后在王朝混乱时期专权的先例，见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载迪特尔
·埃克梅尔等编：
《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卡尔·宾格尔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81），第103 页以下；本
书第2 章《皇帝
的作用和继位问题》。关于后来的例子，见本章《政治派系》。
日王莽再次被任命为大将军。他很快压倒了哀帝的母系亲族，把他们遣送出
长安。③
这时，王朝的继位问题解决了，未遇到困难。自元帝在公元前33 年去世
以来，他的后裔一直在位。这时只有一个哀帝的堂兄弟还活着。他是合法的
继承人，于是王莽向太皇太后进谏，要求把他召来。他就是在公元前1 年10
月17 日登基的平帝。恰好新帝生于公元前9 年，所以还只是一个儿童，这不
会使王莽感到不愉快。
在平帝名义上统治的短暂期间，王莽的权力增大了。他把其伙伴和支持
者安置在关键的职位上，并真正地得到官员和文人的爱戴。太皇太后也乐于
把一切实权交给他。他的政府似乎是胜任的，并取得了种种成就，其中包括：
公元3 年改善地方的学府；公元4 年扩大太学；公元5 年在京师就古典文献、
天文占星术、律管、语言学和占卜术等题目召开会议；公元5 年从渭水流域
穿过其南面艰险的山脉开凿新路直达四川；在边界保持了安宁。公元1 年，
王莽取得了显赫的安汉公头衔。公元4 年3 月16 日，他的可能生于公元前9
年的女儿被立为平帝的配偶，王莽又得了各种荣誉。①作为年轻皇帝的岳父，
还可能成为下一个皇帝的外公，他可以泰然自若地面向未来，并且期待着长
期掌权。但在公元6 年2 月3 日，平帝突然死亡。②
后来有人宣称，王莽把平帝毒死。这个指控最早是在公元7 年提出的，
后来在王莽垮台后的内战期间再次提出。③没有证据能证实或否定这个指控。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大概不是在他登上皇位的道路上清除其敌人的唯一的人。
这类谋杀是屡见不鲜的，而王朝的历史学家对他们认为是合法君主的那些人
持宽大的态度。但是对弑杀君的种种指责也是老一套的；旁证有力地说明王
莽是无辜的。他最近刚把女儿嫁给平帝。平帝尚未成年，所以王莽的权力是
稳固的。他那时是否已决定推翻汉王朝，值得怀疑。他无法估计皇族反对政
变会多么坚定，或者汉室在农村的追随者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谋害皇帝很容
易触发一次危机，王莽可能在危机中失败。因此，平帝之死可能给王莽带来
很大的不便。他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权力而又不使汉皇族反对他。
随着平帝之死，元帝再也没有后裔在世了。必须在家谱中退一步从宣帝
（死于公元前48 年）及其妃子的后裔中选一个继承人，这样的选择余地的确
很大。有资格的候选人有5 个王和将近50 个侯。如果王莽选一个成熟而能干
的人，他的摄政将会突然中止。如果他选一个儿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打
算延长他的权力。公元前184 年吕后就采取后一种办法，当时她立吕家的一
个幼儿，同时伪称他是惠帝之子。①为了延长外戚的权力，后汉时期以同样方
式所立的幼帝不少于四个。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王莽决定不放弃摄政，并
甘冒激怒刘氏皇室的风险，选了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候选人。他就是生于公元
③ 关于董贤，见《汉书》卷九三，第3733 页以后；卷十二，第347 页（德效骞：《〈汉
书〉译注》第3 卷，
第61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82 页以下；见本书第2 章《王朝问
题种种和皇位的
继承》。
① 《汉书》卷九九上，第4047、4066 页以下、4069、407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
》第3 卷，第146、
184 页以下、191 页以下、212 页）。
②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17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35 页）。
① 见本书第2 章《吕后（公元前188—前180 年）》。
5 年的宣帝的玄孙刘婴。这个儿童未正式登基。首先，王莽自封为摄皇帝。
然后，在公元6 年4 月17 日刘婴被指定为太子，并被授予孺子王的称号。②
汉室的反应是迅速而徒劳的。第一个起来反对王莽的是一个侯，他在公
元6 年5 月或6 月集结了一支小部队，并试图夺取其郡的治地。他不但被彻
底打败，而且一名父系亲戚自动向王莽投降，并低声下气地呈上了一份道歉
和阿谀奉承的奏疏。同年7 月1 日，太皇太后重新批准王莽为摄皇帝，这个
称号只能被认为是向天下宣告他的胜利。③后来汉室其他两个侯的叛乱——不
知道是联合的还是分别发起的——毫不重要，古代的历史学家甚至未交代它
们的日期。
从公元7 年起，大平原中部发生了一次更严重的起义。起义由一个杰出
的政治家之子翟义领导，他拥立一名皇室成员，成立政府，并指控王莽毒死
平帝。另一次规模较小的叛乱在京都附近爆发。王莽采取了一些有力的反措
施，其中之一是宣布当年轻的王成年时，将还政给他。在三个月内，起义已
被平息。①此后，王莽未再遇到严重的反对。
王莽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起义者，而且实际上所有的官员都接受他的领
导，这必定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使他相信道德败坏的汉室已经失去了一
切支持。他与其同时代的人一样，不但相信天命，而且相信五行（木、火、
土、金、水）的依次接替；每行各与方向、颜色和动物互有关系。
每个王朝各在五行中某一行的力量下进行统治，当这行依次被下一行取
代时，王朝就衰亡。经过了争论以后，火被确定为汉朝的行，这意味着赤为
汉朝之色。②但汉朝已长期执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它衰落的迹象。包括汉室
成员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天命正在转移，五行中的土处于上升的阶段。
王莽需要做的是通过巧妙的宣传去说服公众，使之相信改朝换代的时刻已经
来临。这就要伪造吉兆以达到这个目的。
古代中国的一些开国皇帝和他们的支持者是实用心理学大师。他们对典
籍和不足凭信的文书中的预言作有利于他们的解释，并虚构预言，制造吉兆
和散布反对其敌人的政治歌谣。王莽及其追随者精通这种狡猾的手法。从公
元6 年起，符瑞一个接一个地上报皇上，公元8 年以后，上报越来越频繁：
如发现了刻石和一个石牛，在梦中出现了上天的使者，一口井自动地开成，
发现了一只有两个铭文封皮的铜合，等等。所有这些征兆的启示都是：王莽
应该登基。难道他不是黄帝之后裔吗？黄是土行之色。牛是与土相关的动物。
当然，拼凑起来的一切打算表示：王莽是黄帝，下一个轮到他来创立一个王
朝。
王莽利用公众的手法与后来用来支持汉代中兴的方法完全一样。在这两
种情况中，精明的从政者都懂得群众心理学。但由于他们同时既是理性的，
又是迷信的，他们最后相信了自己的宣传。只是在他们的历史学表达方面，
② 《汉书》卷九九上，第4079—08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18—25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33 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上，第408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37 页）。
② 关于五行在确立和支持行使主权的权力时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水、土、火——汉代
的象征》，载《奥
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第63—8 页；鲁惟一：《秦汉两朝
皇帝的权威》，
第90 页以下。又见本书第1 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第2 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
》；第13 章《当
运之德的选择》。
这两个运动才有所不同。后汉的胜利使它以前的宣传合法化而成为新的国家
正统。虚构的预言变成了证明王朝创建者价值的上天的启示。王莽则成了一
个篡夺者，他的宣传全是伪心理学的伎俩，这是被上天遗弃的可鄙的人的行
为。
如同许多政治运动，人们不容易看清王莽的行动究竟主动或是被动到什
么程度。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但是他又领导了一个庞大
而有势力的集团，其成员都指望通过他取得利益。上报皇帝的接连不断的符
瑞可能给王莽带来压力，最后迫使他行动。①公元9 年1 月10 日，他采取了
一个不可逆转的行动。他宣布汉朝已亡，自己登上皇位，称其王朝为新朝。②
孺子王受到了不寻常的宽大，被废但没有被杀，他过着隐居生活，最后娶了
王莽的孙女。新的大臣被任命。汉朝的贵族在公元10 年被贬为平民。公元9
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公元10 年中亚发生了一次小兵变，但很快
被镇压下去。王莽牢牢地控制了政府，并在长安建都。
① 例如，发现的一块石上有宣称王莽应为皇帝的启示（《汉书》卷九九上，第4078 页以
下〔德效骞：《〈汉
书〉译注》第3 卷，第218 页以下〕）和上报的一个你可以解释为同样内容的梦（《汉书
》卷九九上，第
409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50 页〕）。
② 《汉书》卷九九上，第4095—09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55 页以
下）。
王莽的统治（公元9—23 年）
由于缺乏材料，世人只知道王莽之治的主要概况，这就是他的政策引起
很多争论和误解的原因。公元7、9、10、14 年，他下令发行新面值的货币。
第一次和最后两次的发行等于降低了货币的成色。公元7 年，侯和低级的贵
族必须把他们所藏的全部黄金换成低于其全部价值的钱币。公元9 年，官僚
机器被改组，并且采用新官衔。公元14 年，又对地方组织的名称作了变动，
郡县的名称也全部更改。①私人奴隶的买卖在公元9 年被禁止。同年，政府试
图进行土地改革，根据改革规定，所有壮丁将分配到标准面积的土地。拥有
多于规定的土地的家庭要把余地分给少地的亲戚和邻居。不准出售土地。
公元10 年，政府下令对酿酒、盐和铁器的交易以及对铸币和山泽地的收
入实行国家垄断。此外，政府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售出，以稳定粮、布、
丝等必需品的市场。为此，在五个重要城市设立官仓。公元17 年，政府重申
了专卖事业和稳定价格的计划。公元10 年以后，对猎人、渔民、养蚕人、工
匠、专业人员和商人的收入开征什一税。最后在公元16 年，政府颁布条令，
规定在歉收年官俸应比照收成情况相应减少。②
怎样解释王莽的这些政策呢？胡适提出了一种赞赏他的意见，称三莽是
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
国出现。①美国学者德效骞则接受了班固的有派性的批判。他断言王莽不过是
一个聪明的阴谋家，他依次与所有阶级为敌，于是迸发了最后使他丧命的一
切力量。②克莱德·萨金特认为，前汉气数已尽，中国需要一个王莽。但是由
于鲁莽地推行他的思想，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引起了反抗，结果使他毁灭。③
除了胡适的浪漫主义的和非历史性的解释外，学者们一致对王莽持总的否定
态度，认为他自食其果。
这个观点的缺点是它的目光短浅。王莽的政策是在狭隘和孤立的情况下
进行研究的，当时易受历史编纂学和班固对篡位者的敌对态度的影响。为了
进行更好的剖析，人们必须站得高一些，在前汉和后汉政策的广泛的背景下
看待王莽的施政。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这些措施是否不同寻常的问题。
降低货币成色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创举。武帝从公元前119 年起就已采取
这个措施，甚至采用皮革钱，但并没有毁了国家。④王莽的货币政策是面值越
高的货币，重量减得越多。这就使政府更容易满足对金属的需求，还便于巨
额运送。即使新面额的钱会引起不信任，但其影响一定是有限的。占人口大
多数的农民很少使用，甚至不使用货币。商人和士绅们可以用小额的钱交易，
小额钱的币值和金属价值几乎是一致的，他们可以向土地投资以保护其资
① 《汉书》中记载此事的段落特别含糊。关于官衔和名称的改变，见《汉书》卷九九中，
第4103 页以下、
4136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269 和第341 页以下）。郡县采用的
名称收于《汉书》
卷二八这些单位各个条目中。
① 胡适：《1900 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59（
1928），第218—
230 页。
②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98 页以下。关于班固的意见，见《汉书》卷九
九下，第4194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470 页以下）。
③ 萨金特：《王莽》。
④ 见本书第10 章《币制的改革》中关于王莽使用白鹿皮钱和改革的情况。
本。
禁止私藏黄金不过是试图使王以下的汉朝贵族贫困化的一个行动。汉贵
族一旦在公元10 年被贬黜，黄金又准许流通。
王莽并非第一个改变官衔或郡县名称的皇帝。公元前144 年，当七国之
乱后政府改组时，前汉已采用新的官名。公元前104 年，当修改历法并认为
一个新时代开始时，它再次改变官衔。①
禁止买卖私人奴隶对社会的影响甚小。这个禁令无疑可以设法逃避，所
以无论如何也在公元12 年被取消了。②土地改革已被热烈地提倡了几个世
纪。③王莽的措施显然是均田制的前身；均田制后来在公元485 年被北魏所采
用，唐朝继续实行到8 世纪，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莽的土地改革虽然用
意良好，但不可行，它在公元12 年也被取消。
约在公元前119 年，武帝设国家盐铁专卖，随之在公元前98 年，又对酿
酒业实行专卖。④对酒的专卖于公元前81 年被取消，但是对盐铁的专卖，除
公元前44 至前41 年这几年外，一直维持到前汉垮台为止。后汉恢复了盐铁
专卖。公元前112 年，铸币已成为政府的垄断事业，它一直维持到前汉结束。
后汉继续实行。在前汉和后汉时期，山泽的收入是皇帝独占的，由渔民、猎
人和樵夫缴给皇帝私囊的税组成。公元前110 年法定的平价计划一直实行到
前汉结束，后汉在公元62 年重新实行。除了王莽重新实行的酒类专卖这一例
外之外，可以说王莽的专卖事业与前汉和后汉的完全一样。公元22 年取消一
切专卖事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失败了，而是因为在内战期间无法实
行。⑤
公元前119 年，武帝已向商人和工匠征税，税率分别是他们资本的9.5%
和4.75%。虽然王莽可能向稍多的行业征税，但税赋因根据收入征收，因此
比武帝时按资本征收的税负担要轻一些。
在歉收时期减官俸的做法在王莽以前就有。这种命令可见于公元前70
年的记载（在得人心的汉宣帝时期），后汉也随之采取类似的做法。王莽不
过采用了更系统的措施罢了。①
经过这一比较，所出现的实际情况是明确无误的。王莽不是一个标新立
异者。除了土地改革和限制奴隶制的短命的尝试外，他的重大政策是前汉实
践的直接继续。这意味着班固对王莽的指责缺乏根据。这些指责是歪曲一个
人的手法，出于政治和哲学的原因，他必须被描述为无能的和道德低下的人。
班固的记载中关于王莽对待国境内外非汉族民族的政策也同样有偏见，
需要正一正视听。公元12 年在今贵州的牂柯郡的土著部落杀死了汉的郡守。
两年后，即公元14 年，益州郡（今云南）的土著部落造反。②班固坚决认为，
由于王莽把土著的王贬为侯，他本人引起了这场叛乱，并且他无力应付这一
① 《汉书》卷十九上关于官员的各个条目提供了变动的详细情况。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24—25 页）
；韦慕庭：《西
汉的奴隶制》（芝加哥，1943），第457 页。
③ 关于西汉限制土地的情况，见本书第10 章《农村社会结构》；鲁惟一：《汉代中国的
危机和冲突》，第
267 页。
④ 见本书第10 章《国家专营和商业控制》。
① 关于各种官俸，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25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9、423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25、3
48 页）。
危急的局面。实际上，西南的动荡在中国人征服那个地区时就已经开始了。
武帝为了建设一条通往缅甸的商路，在公元前111 年把贵州地区并入帝
国，公元前109 年接着又并入了云南。但中国人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摧毁部落
组织，被迫承认地方的酋长。土著们在公元前105 年、前84 至前82 年和前
27 年几次起来反抗。显然公元12 年的骚乱和公元14 年的起事是这类事件的
一部分，而不是对王莽丧失理智的政策的反应。此外，他成功地处理了公元
14 年的起事。虽然《汉书》忽视了这个事实，但《后汉书·西南夷》却记载
王莽任命了益州的新郡守，此人逐步平定了这块领土。①
在北方，中国与匈奴大帝国毗邻，后者是统治今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部落
联合体。在公元前51 年以前，中国人和匈奴的关系通常是敌对的，但在那一
年双方缔结了和约。呼韩邪单于——两个对立的匈奴单于之一——采取了前
所未有的行动，亲自访问长安，当时中国的君主明智地把他作为平等的人对
待。②他在公元前49 年和前33 年又进行了访问，他的继承者在公元前25 年
和前1 年前来汉廷。王莽被指责破坏了这些友好关系。
在古史记载中，自公元前51 年起的一切事件都被说成是对匈奴的屈服。
近代的学者也持这一观点。班固不能承认中国皇帝和一个异族统治者之间的
平等关系。他不能摆脱他自己一套程式化的词汇和信仰，即中国的文化优越
性意味着它在道德方面处于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天子则高居于顶点。这
只能使他把外国统治者的来访描述为臣民对其君主的朝拜。的确，中国的皇
帝没有回访，匈奴送来人质，而中国人则没有。③但是，如果把感情和历史编
写手法的因素搁置一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人并未控制住匈奴。出现一
段和平和恢复时期应该说对匈奴是合适的。他们一度停止了袭扰，并称他们
的行动是“保护中国的边境”。他们从中国皇帝接受了大量礼物，只要愿意，
他们随时能重启战祸。④就中国人来说，他们了解军事解决的代价是高昂的，
也许是不可能的，权宜之计才是上策。
公元前33 年呼韩邪单于在最后一次访问汉廷时，得到了汉帝后宫的五名
宫女。其中的王昭君深受匈奴统治者的宠爱，生下两个儿子。①似乎只有其中
的伊屠智牙师活了下来。当呼韩邪在公元前31 年死亡时，王昭君得到了中国
皇帝的准许，遵循匈奴的习俗，成为下一个单于之妻。在新的婚姻中，她生
了两个女儿，其中之一名云。
王莽在公元2 年召回云，把她安置在王太皇太后的随从中。她北返时成
了一个为中国利益战斗的坚定分子。她的夫丈是著名的匈奴贵族，也主张与
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总之，在匈奴中已存在一个亲汉的集团，其中云、
她的夫丈，大概还有她的异父兄长伊屠智牙师是积极分子。可以推断，匈奴
中的保守分子以严重的猜疑心注视着主和派的计谋，并且试图促使与中国决
裂，来抵消主和派的影响。在位的单于恰好是一个保守分子。当王莽在公元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 页；见本书第6 章《西南》。
② 见本书第6 章《匈奴》；第2 章《外交事务》。
③ 关于中国公主嫁给外国统治者而实际上构成人质制的和亲的观点，见何四维：《中国在
中亚：公元前125
至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60 页以下。
④ 关于中国人给匈奴礼物的规模，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
究》，第46 页以
下，及本书第6 章《匈奴》。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6 页以下。
9 年登基时，他面临的就是这种形势。②
班固声称，匈奴之重启战祸是因为王莽“贬”了单于。“贬”是一个不
必要的无礼行动，虽然此举无疑得到了儒家的热烈支持。除了少数例外，中
国人对外国人态度的名声是很不好的。公元前1 年，哀帝以极为不得体的态
度对待同一个单于；公元41 年，后汉的开国皇帝对有影响的莎车王的态度甚
至更为粗暴。③王莽不过按照传统方式行事罢了。但他无权管辖匈奴，不能随
意贬黜他们的单于。这件事不可能是一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充其量，它为保
守分子提供了一个借口。
王莽机智而有效地对付了匈奴的新的好战行为：他既坚定，又使用了灵
活的外交手腕。公元10 至11 年冬，他下令动员30 万人。这次动员据推测给
边境地区带来了困苦，一直被指责为好大喜功的无效行动。只要更细致地阅
读文献，就能清楚地看出王莽的行动是迅速和应付自如的。①30 万人不是在
一地而是在北部边境沿线的12 个地方征集的。因此，对边境人口的破坏性影
响被保持在最低限度。相比之下，武帝曾在公元前133 年在一地征集过30
万人，却未遭到班固的奚落。王莽的炫耀武力足以强制推行他的外交政策，
而军队则从未出动。这可以从匈奴不敢贸然对中国发起大进攻的事实中得到
证明。
在外交战线方面，王莽试图支持匈奴中的主和派。自呼韩邪单于死后，
单于王位的继承按照辈分和长幼进行。每一代，前单于之子都是继位者，顺
序从兄至弟或堂兄弟。在战争重新爆发时，继位者是在位单于的异母兄弟和
亲华派成员咸。他得到了王莽的财政支持，在公元11 年称孝单于，这样正合
原来的打算，加剧了匈奴的不和。虽然咸不得不向他的异母兄长投降，但他
强大得足以不受惩罚，并且继续为单于王位继承人。②
当匈奴继续进行虽然是小规模的侵袭时，王莽在公元12 年下令把在长安
当人质的匈奴王子处死。③王莽为此一直受到谴责，虽然他是根据自己的权利
行事的。人质制是在报复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后汉的开国皇帝在公元32
年也毫不迟疑地处决了一个显贵的人质。
咸于公元13 年登上单于王位，主和派随之掌权。④他在公元48 年死后，
局势又起了变化，因为他的兄弟兼继承者是一个保守分子。当时，伊屠智牙
师是他的一代中唯一在世的单于王位继承人，新单于把他杀害，这成了保守
分子和亲华派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迹象。但是，除了公元19 年的侵袭外，没
有重新爆发战争。中国人的边防要塞完好无损，王莽的军队能够经受匈奴的
压力。此外，王莽再次转向外交。云公主带全家已来长安，据认为是因为他
们担心遇害，王莽立她丈夫为孝单于。后者不久死去，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幸
的，王莽的统治就这样在他与匈奴的对峙中结束。云再也没有回到北方，她
② 关于王莽与匈奴的关系，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0 页以下。
③ 关于公元前1 年的事件，见《汉书》卷十一，第34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37 页）；
卷九四下，第3817 页。关于公元41 年的事件，见《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04 页以下）
；卷九四下，第
3824 页。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6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9 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8 页。
留在中国的朝廷，于公元23 年在那里与王莽一起遇难。
王莽以同样的机敏处理在中亚出现的问题。公元13 年，焉耆起事，并杀
死了中国的西域都护；狭义地说，西域是一块包括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绿洲
的领土。公元16 年，一支中国远征军遭到伏击，但没有被全歼。它攻打焉耆，
屠杀了它的一部分居民，才返回中国。班固声称，从此以后便与西域断绝了
往来。①此说不确。他这里的历史记载与他书中的其他部分相矛盾，因为他在
别处叙述了西域的新都护在塔里木盆地自立的情况。焉耆受到了惩罚，北部
的一条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城镇都没有脱离中国。西域在王莽死后的内战时期
才丧失，班固出于历史编纂学的原因，却把这个事上推到“篡位者”的统治
时期。②
在与羌人和朝鲜人的关系方面，王莽也是成功的。在西面，他把中国的
领土扩大到青海。在东面，他在公元12 年轻易地打败了高句丽。③尽管班固
只是作了暗示，但王莽在对待所有非华夏民族的政策方面，的确表现出他突
出的才能。
概括地说，王莽不是班固所述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
人。这些都是老一套的和不公正的指责。从积极的一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
能干的。他无疑受自已经历的影响，不愿把自已帝王的权力下放给他人，并
且严密地注视着他的官员的表现。他严厉得竟迫使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
和一个侄子因犯法而自尽。这与汉代诸帝纵容其亲族相比，应受到称赞。他
有广泛的爱好。公元5 年他就古典经籍、语文学和其他题目召开的会议，其
重要性完全可与公元前51 年的石渠阁的讨论和公元79 至80 年的白虎观的讨
论相比。①公元16 年，王莽命太医解剖一个被处决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内脏
和动脉并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 年，王莽召集骁勇善战的人。其中一人曾
造了两翼，飞行了数百步才落地。据推测他是从御用庭园中一座高达百米的
塔上起飞的。从消极的一方面衡量，王莽是一个过分地依赖古文学派经典的
有点迂腐气的儒生。②他不喜听批评意见，并且象当时所有的皇帝那样，有迷
信思想。
难以说清王莽是哪一类人。在提倡古文学派和对待奴隶制和土地改革的
态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赖国家专卖事业稳定价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
是时新派。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一个在治理中国时其作为很象在他之
前的汉代诸帝的务实主义者。
如果士绅对王莽有任何不满，这种情绪也不是明显的。就班固所知，从
公元10 至20 年甚至没有一起反对他的阴谋。没有试图暗杀他的行动，可是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6、415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33、336 页）
。关于焉耆，见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77 页注588。
② 关于公元16 至23 年任都护的李崇，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7 页（何四维：《中
国在中亚》，第
196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25 页以下）
。
① 关于这些会议，见本书第2 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 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及《
后汉时期的官学》。
② 关于这些试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4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
，第382 页）。关
于飞行的尝试，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2 部分，第587—88 页。关于古文学
派，见张朝孙（音）：
《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 卷，第137 页以下；本书第
14 章《五经》。
甚至连汉武帝也几乎在公元88 前年被人谋杀。①所有的证据证明，实际上全
体官员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广泛的农民骚乱导致官军彻底战败时，对他的支
持才消失。如果王莽对这种骚乱负责，那将是对他统治的一个致命的控诉。
但他不负此责。王莽的垮台是由于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是非
人力所能防止的灾难。②
① 《汉书》卷六，第21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18 页）；鲁惟一：
《汉代中国的危
机和冲突》，第48 页。
② 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45 页以下。
汉代的中兴
世界上保存的最早人口数字是在公元2 年阴历八月（9 月至10 月）进行
统计的。③《汉书》中的地理志根据那次调查列出了每个郡和国的户口数，然
后记载了各该单位所辖的全部的县。由于汉代县的地点和大小除了少数外都
已知道，这样就有可能相当准确地绘制一张表示居住人口的圆点图。在公元
140 年进行统计的第二份保存下来的人口数字见于《后汉书》的地理志，也
可以据此绘制一张地图。两张地图经过比较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公元2 年中
国的人口数为5770 万，而公元140 年只记载了4800 万。后一个统计数中缺
三个郡的报表，因此全国的总人数略为超过4800 万。可以说在公元2 至140
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800 万或900 万人。
此外，在此期间，人口的地区分布状况发生了大变化。在公元2 年，4400
万人生活在中国北部（可以确定为秦岭山脉、淮河诸山和长江湾以北的中
国），生活在中国南部的有1370 万人，其比率为7.6 比2.4。在公元140 年，
其相应的人口数分别为2600 万和2200 万，其比率为5.4 比4.6。中国北部
人口减少，南部则增加。在西北，人口减少650 万。在东北，有1150 万居民
主要在黄河故道之南的大平原上消失了。这些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南部
——特别在湖南、江西和广东——的增加而得到弥补，那里的人口已增加了
三倍。
这样大的增长数字是不能用出生率的突然增加来解释的。必然的结论
是，已经出现自北往南的大规模的自动的迁移。西北的人
口转移在王莽垮台后开始；这是匈奴和羌人（西藏人）的压力造成的，将在
后面予以讨论。黄河的两次改道促使大平原人口的迁移。
到那时为止原来沿一条河道往北流向今天津入海的黄河，在平帝时决
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它一分为二，一条仍是往北的旧河道，另外新的一
条则汹涌地向东南流入淮河。当公元2 年阴历八月进行人口调查时，这场灾
难尚未发生。由于冬季河流一般
不发洪水，可以推断灾害的时间应在公元3、4 或5 年。第二次水灾随之在公
元11 年发生，这时黄河永远脱离了北部旧河床而改向现在的河道流动，其河
口正在山东半岛之北。①
避免这两次自然灾害是根本不可能的。黄河携带大量淤泥顺流而下，它
就是以这种黄土淤泥而得名的。在西北，水流湍急，沿河淤泥被冲下。但黄
河一进入大平原，水流就缓慢了，淤泥沉底；经过若干世纪，河床逐渐高于
周围的农村。中央政府缺乏资源去进行规模宏大的工程建设，诸如建造和维
持足够的堤坝。日常的水利工程由地方进行，堤坝在形势需要的时候和地点
才建造。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修修补补的工程。
即使有全国性的规划，黄河也不能长期地加以控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
③ 见毕汉斯：《公元2 至742 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19（1947），第
125—63 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8 页）。
的灾害，政府需要下巨大力量去动员技术人员和劳工进行修理。②甚至精力充
沛的武帝直到公元前109 年才使前132 年的一次小决口合龙。黄河新的南河
道直到公元70 年才被截断，那年4 月8 日的一道诏令还因此庆功。③公元1194
年，黄河又转向其南河道，1853 年转而往北。在那个时候，政府的资源虽然
远远多于王莽时代，也无力对付这种自然力量。因此，他不应为给他带来的
导致内战和自己死亡的不幸受任何责难。
许多人必定在这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
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
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
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山东的形势甚至更加危急，这个半岛也因难民而拥挤不堪，也遭到随之
而来的饥荒，但它夹在黄河两条新河道之间，没有方便的逃生之路。农民的
团伙壮大了，最后合并为一支庞大和组织甚差的、但几乎是无敌的军队，它
横行于山东，一路抢掠，杀戮和绑架。当地方官员无力对付这种危急情况时，
王莽在公元18 年下令动员军队。这些措施未能收效。公元22 年，王莽派大
军在冬季进入山东，这时黄河河水低浅。战斗中官军战败，指挥将领被杀。①
农民在前额抹红色，以与官军相区别，从此他们称赤眉军。赤为前汉之
色，所以农民们模糊地认为自己是捍卫先朝的战士。但是他们是单纯和无知
之民，不识字。他们没有建立军事单位，没有旗号，也不使用专门的指挥语
言。纪律的维持并不复杂，却很有效。杀死他人者偿命，伤害他人者要赔偿。
首领们用低级官员的官衔称呼自己，大概他们也只知道这些官衔。少数士绅
也参加了赤眉军，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影响；权力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中。没有
证据证明赤眉军是秘密会社或宗教运动。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饥
饿，他们结伙流窜的直接目的是迫切要求填饱肚子。
当赤眉军已经发展得人数众多时，作为单一的部队作战对他们来说已经
不方便。王莽的军队被一支分队所败，而另一支则在围攻一个县城。第三支
分队似乎已撤出山东，因为那里可供掠夺之物已很少。这支部队后来在其他
分队的追随下，缓慢地朝富饶的南阳郡移动，汉王朝不久就是在这里中兴的。
南阳（在河南南部）有一块肥沃的农业盆地，夹在秦岭山脉和淮河诸山
的山麓之间，它们把水往南排入汉水。南阳是约20 个有名的地方绅士氏族和
景帝（公元前156—前141 年在位）一系的几大支刘氏成员的故乡。①从受灾
的大平原迁移的路线之一经过此郡。一些绅士氏族在其追随者的帮助下通过
筑垒自固，度过了动乱的年代。在公元22 年初期，南阳本身的形势相对地说
是稳定的，但是武装和胜利的农民团伙在其南方作战。这些团伙是所谓的新
市军（它因一个靠近汉水下游的乡而得名）和长江下游的部队。每个团伙由
② 关于治水，特别是治理黄河的问题，以及修理、甚至预防或进行破坏的活动，见《史记
》卷二九（沙畹：
《〈史记〉译注》第2 卷，第520—37 页）；《汉书》卷二九；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
机和冲突》，第
154 页以下、190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二，第116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47 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下，第4145、4177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79、4
32 页）；毕汉斯：
《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52 页。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92 页以下。
几个首领领导，其中大部分为未受教育的平民，还有少数绅士。②
公元22 年夏，新市军转向北方，越境进入南阳。该郡南部的地方农民领
袖集结了自称为平林军的一伙人马作为响应。平林军中有南阳的刘家成员刘
玄，他因一次氏族仇杀，被迫逃避官府的追究。
南阳是公元6 年汉皇室发动反王莽起义，因缺乏民众支持而失败的那个
郡。但这时情况不同了。公元22 年新市军正从南面进入南阳，受到了地方平
民的欢迎，而那时所向无敌的赤眉军正从东面靠近。虽然它们都没有政治纲
领，甚至也不敌视传统形式的政府，却对土地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这完全
是因为它们人数众多，并且在挨饿。南阳绅士的情绪一定很高，也很担心；
这时，发动一场成功的起义的条件开始成熟了。如果与地方的绅士氏族联合
起来的南阳前皇室成员能把民众的动乱纳入反王莽的渠道，他们不但能救自
己的性命，而且能恢复已垮台的王朝。
南阳的活动分子中无可争辩的领袖为刘??，史籍中提起他时总称他的字
——伯升。③他是景帝的第六代后裔，因此是前汉开国皇帝高帝的第八代后
裔。刘伯升与汉皇室的关系很远，他的父亲、祖父、或曾祖父都未封侯，整
个这一支无疑没有再载入皇室宗谱。他的父亲曾担任官品较低的县令。他的
母亲出身于南阳的一个有地产的富族。他有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刘仲和
刘秀。正是这位生于公元前5 年1 月13 日的刘秀，注定将开创后汉王朝，虽
然在最初他因长兄而默默无闻。
为了对南阳出现的同样压力作出反应，有势力的李族也计划起事。它捐
弃前嫌，同意与刘伯升合作。①其他几个族也参加起义，但许多氏族则宁愿等
着瞧。刘伯升甚至遭到他的至亲的反对。
造反者于公元22 年10 月或11 月在农村各地起事，然后迅速会师。刘伯
升一定象原先计划好的那样，与新市军和平林军协商结盟，于是得到了南阳
几个绅士氏族的援军。②他通过南阳向北进军，初战告捷，但随之在小长安惨
败在王莽的地方军之手。刘伯升之弟刘仲战死，他还丧失了一个姐妹和几个
其他近亲。原来迟疑不决而不肯行动的地方官员这时假定起义已被镇压下
去，就开始围捕和处决造反者的亲属。
刘伯升力挽狂澜；他亲自与此时也已进入南阳郡的长江下游部队的首领
们会面，说服他们与他共举大业。这样不仅弥补了损失，而且增加了叛乱的
领导层中头目的人数，从而使力量对比不利于南阳的绅士。另外，虽然刘伯
升似乎已在全面行使指挥权，但农民军的头目依然控制着自己的在旧旗号下
作战的团伙。刘伯升与这些经过改编和扩充的军队在公元23 年1 月或2 月重
新与王莽的军队交战，结果大获全胜，并杀死了两名指挥将领。此后不久，
他又击溃了另一支敌军。南阳的大部分这时已落入刘伯升手中，于是他进而
围攻南阳郡重要的郡治之地宛城。使者们纷纷向帝国其他各地出动，公开宣
布应该推翻王莽，并列举他的“罪状”。
这时正是拥立一个皇帝以使叛乱合法化的大好机会，但各路领袖只在一
件事上是一致的：应拥立刘氏的成员来恢复汉朝。南阳绅士的明显的候选人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2 页以下。
③ 刘伯升传载《后汉书》卷十四，第549—55 页。
① 关于宛城的李族，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94、102 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的详情，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04—13 页。
是刘伯升。头目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登上皇位会使他们丧失势力。
推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才对他们有利，正好他们之中就有一人。平林军中一
个不重要的领袖刘玄是刘伯升的隔两房的堂兄弟，并与他一样是景帝的第六
代后裔。如果他登基，头目们能指望控制他。新市军、平林军和长江下游军
队的头目们没有通知南阳绅士就集合在一起，决定宣布刘玄为皇。然后他们
邀请刘伯升参加会议。不论在会上如何力争，他都没能成功。公元23 年3
月11 日，刘玄登基。①就是这几支军队，既支持刘伯升取得胜利，又使他失
去一个帝国。
刘玄是后汉的第一个皇帝，但不是王朝的创建者。他甚至没有得到谥号，
在历史上被称为更始帝。因此，他在历史编纂学上遭到了与王莽同样的命运。
班固试图证明更始帝为什么无资格受到天命，就把他描述成愚蠢的酒徒。虽
然一些事件说明刘玄也不是一个能干的君主，但班固的说法是很不公正的。
头目们一度在新政府中干得很不错，并且以2 比1 的优势控制着最高级
的职务。对刘伯升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被授予大司徒的重要职务。但是南
阳的绅士们向政治现实低了头，刘伯升发现以前的支持者逐渐背离了他。反
王莽的运动在新皇帝周围巩固了起来，各路农民军的旧称号也随之消失。在
新的汉军中，农民军头目和绅士们暂时并肩作战。对宛城的围攻继续进行，
战事还蔓延到邻近的地区。公元23 年4 月或5 月，一支远征军进入南阳东北
的颍川郡。刘伯升唯一活着的兄弟刘秀随军前往；刘秀虽然得到了大臣一级
的太常之职，仍在军中充当低级的副将。②
在此期间，王莽已下令动员一支大军。在洛阳集结后，军队从北面进入
颍川郡，迫使汉军退往昆阳，并进而围困此城。刘秀等人乘夜色逃走，急忙
在邻县招兵。他们在7 月7 日返回。刘秀充当先锋攻击敌人，而在城内的汉
军突围出击。在两面夹击下，王莽军队被彻底击溃。这是内战中最决定性的
一战。汉军以少胜多，刘秀第一次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宛城在三天前已被
占领，更始帝已进了城。此后不久，刘伯升的前程就到头了。虽然在政治上
已变得可有可无，但他对更始帝及其支持者依然是一个危险。一个头目和一
个南阳为首的绅士选择了捏造罪名反对他的一招，于是他立刻被处死。①
王莽再也没有从昆阳之败中恢复元气。全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中。甚
至长安的高级官员阴谋反对他们的君主，其中有长期追随王莽的著名的刘
歆。这个计划被发现，密谋者被处死或自杀。地方的官员开始转而为更始帝
效忠。次要的叛乱在西北、四川、汉水流域下游、长江下游沿线和大平原北
部爆发。②
汉军这时向长安进发，王莽的最后防御设施崩溃了。京师周围几个县的
大族认为可以大发劫掠财而动了心，便率领其支持者向这座快到末日的城市
① 《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437 页）；《
后汉书》卷一上，
第4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15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4 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下，第4181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440 页以
下）；《后汉书》
卷一上，第8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17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九下，第4184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446 页以
下）；毕汉斯：《汉
代的中兴》第1 卷，第121 页以下。关于刘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见范德伦：《论
管子的传布》，
载《通报》， 41：4—（1952），第358 页以下；本书第14 章。
逼近。10 月4 日，这些乌合之众攻破长安东城墙的最北城门，经过几个小时
的战斗，抵达未央宫。次日，即10 月5 日，城内的居民参加造反，烧毁一座
边门，闯进了皇宫。战斗终日不断，火势蔓延到后宫。10 月6 日凌晨，筋疲
力尽和神志不清的王莽被带到渐台，他的支持者们在那里负隅顽抗。他们被
压倒，在傍晚被杀。王莽的首级被送到宛城。这一切都发生在汉正规军在10
月9 日抵达之前。不久，洛阳也被汉军占领。这是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它有
一个光辉响亮的名字，更始帝决定在这里建都。①
公元23 年岁除时更始帝已成为明显的胜利者。王莽已死，他的高级官员
（在复兴的汉朝眼中都是附逆者）已经战死、自杀或被处死。其他官员发现
侍奉新主子并不困难。他们无限制地被吸收，因为治理帝国所必需的受教育
的人才有限。更始帝掌握了国内最富饶的农业区，那里有占全国总人口40%
的居民。但他也已犯了四大错误，以致使他丢了皇位。
11 月，他派被处决的刘伯升之弟刘秀去大平原北部独立地执行一项使
命。这样就使刘秀摆脱了更始帝的直接控制，并使他能够独树一帜。第二，
更始帝未能与赤眉军和解。在随着实际上已进入南阳郡的部队靠近该地后，
赤眉军的主力实然转向北面，在公元23 年年末在洛阳之东的黄河正南岸停止
前进。他们的一些首领来到新都，不遗余力地要长期投靠复兴的汉朝。当他
们只被封为侯而在其他方面则被忽视时，就与更始帝决裂，返回各自的部队。
下一年，即公元24 年，更始帝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②失败以向长安迁
移的这一极不明智的决定开始。虽然未央宫被焚毁和遭到劫掠，但城的其余
部分完好无损，它仍保持原来的声望。长安位于关中，这块高原易于防守几
乎一切大的攻势。但是一旦敌军攻破关隘，它就成了一个陷阱。王莽的遭遇
如此，这时又成了更始帝的下场。一些头目了解军事的危险性，所以反对迁
移。南阳的绅士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拥护这个行动。在有着辉煌的过去
的长安，把皇帝与头目们隔开和增加绅士集团的势力就有了可能。
更始帝压倒了反对意见，犯了第三个大错误，他离开洛阳，于公元24
年3 月抵达长安。他立刻犯了他最后的第四个大错误，听任南阳的绅士们加
强他们的优势。在改组中央政府的借口下，为首的一些头目被剥夺了大部分
权力和遣离京师。他们仍指挥着帝国的军队，但皇帝已不能聆听他们的意见。
同时，南阳绅士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这些目光短浅和自私的政治花招
激怒了头目们，并且使皇帝成了只有一派掌权的受害者。他失去了一次控制
事态发展的机会，即把在它们企图完成征服中国的野心下仍然被团结起来的
两个敌对集团一起安置在朝廷之中。①
人们很快就看清，更始帝再也没有政治和军事的主动性了。在前一年刚
取得的大平原上的富饶和人烟稠密地区，正悄悄地脱离他的控制。他最多被
25%的总人口承认。他事实上被限制在渭水流域的下流，那里的农业生产不足
① 《汉书》卷九九下，第4189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460 页以
后）；毕汉斯：《汉
代的中兴》第1 卷，第128 页以下。
② 关于更始帝力量衰落的情况，见《汉代的中兴》第2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31（1959），第
49 页以下。开始建都洛阳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一，第470 页；卷十六，第599；《
后汉书》（志）
卷十，第3218 页。向长安的迁移，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93 页（德效骞：《〈汉书
〉译注》第3 卷，
第469 页）。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51—6 页。
以维持朝廷和中央的官僚机器。刘秀则集结了一支军队，主宰着有13%的总
人口的富饶的大平原北部，并已与更始帝决裂。赤眉军正在进军。他们兵分
三路，沿不同的路线直抵关中。②
公元25 年2 月至3 月，赤眉军在高原上重新集结部队。然后他们继续缓
慢地朝京师进发，沿途打败了官军。这时他们的领袖在少数混在其中的绅士
代表的影响下，决定拥立一名自己的皇帝，以使他们合法化。在此之前他们
已在山东绑架了汉室中身为高帝后裔的三兄弟。幼弟（生于公元11 年）刘盆
子经抓阄于7 月或8 月被选登基。但实际上一切照常。赤眉军根本不能自立
政府，他们的大部分大臣目不识丁。①
长安的防御仅仅对付赤眉军大概已很困难。防住两路敌军是不可能的，
因为刘秀所派的一支军队已从另一个方向靠近。此外，头目们和南阳绅士们
之间的敌意最后爆发成为公开的战斗。前者已率他们的残部退回长安。结果
是宫内的一场白刃战，此后在长达一个月中这些头目在长安横冲直撞。冲突
以头目们出逃然后加入赤眉军而告终。②
10 月，赤眉军进入京师，更始帝骑马逃走，但在11 月或12 月被他以前
的一名官员抓获带回长安。他把御玺交给刘盆子，然后退位，并得到了王的
封号。这位前皇帝奉命在旷野牧马，在他的一些死敌——活着的以前的头目
们——的唆使下，他在那里被勒死。赤眉军留在长安，洗劫城市，恐吓人民。
通过更始帝来恢复汉王朝的行动失败了，但在长安陷落前，真正的建国
者已宣布自己为天子。此人就是刘秀，他已于公元25 年8 月5 日在黄河之北
登基。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89 页地图9。
① 有关赤眉军此刻的活动，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91 页以下。立刘盆子
的经过见《后汉书》
卷一上，第23 页；卷十一，第480 页；《后汉书》（志卷十，第3219 页（志）；卷十三
，第3268 页。
② 关于长安的战斗和破坏，以及更始帝的投降和死亡，见《后汉书》卷一上，第24 页；
卷十一，第481 页
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98 页以下。
后汉
东汉从公元25 年8 月5 日刘秀登基之时起，一直维持到公元220 年11
月25 日献帝让位给魏王朝的创建者时为止。在历史上，刘秀以其谥号光武帝
或其庙号世祖著称。作为一个王朝第一个成功的君主，他被认为享有天命，
因此在编写历史时对他的论述与对王莽和更始帝的截然相反。他被班固夸大
为一个形体不凡的人。的确，光武帝有杰出的军事技艺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
士来共举他的大业。并且他对自己要求甚严。他是一个名实相副的君主，善
于识人；而且还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视情况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无
情。但他又是一个固执和迷信的人；他能对批评作出过分的反应，而且缺乏
预见他行动后果的眼光。他最大的弱点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
内战
在一开始，光武帝不过是群雄纷争的战场上的一个皇位争夺者。先后有
11 人宣称有九五之尊的权利，这还不算独霸一方的大军阀。①光武帝是其中
最能干和最幸运的人，得力于他的敌人不愿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情绪。
到公元25 年末，光武帝控制了大平原的北部，已经侵入西北，并在11
月5 日接受洛阳的投降。11 月27 日，他进洛阳城，在那里建立他的首部。②
他无疑地已从王莽和更始帝的下场中得到教训，认为在内战时期应避开长
安。另一个动机一定是，洛阳可以更方便地从大平原的关键经济区得到供应。
③在以后几年，光武帝稳步而有信心地把他的领地向四面八方扩大。
长期以来已是中国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的赤眉军在此期间正在走下坡
路。到公元26 年3 月初期，他们已经耗尽长安的一切供应，被迫恢复他们的
流窜生活。他们劫掠和部分地焚毁了此城，挖盗皇帝陵寝，然后往西进入人
烟稀少和地形险阻的渭水上游之北的地区。很可能赤眉军的这一行动纯粹是
出于对当地情况的无知。被艰苦的环境削弱后，他们被军阀隗嚣所败，然后
又大
批死于早寒和暴风雪。他们折回并在10 月再次占领了已受打击的长安。他们
于公元27 年1 月离城，试图再夺取大平原。当赤眉军越关而过时，他们发现
光武帝的占优势的军队严阵以待，于是在两天后，即在3 月15 日俯首投降。
①
等待光武帝的是漫长和令人厌倦的战争的几年。他刚征服不久的北部平
原成了新起义的场所，这些起义直到公元29 年才被镇压下去。南部平原和山
东半岛经过了从公元26 至30 年的历次征战才臣服。对皇帝的故乡南阳郡的
争夺甚为激烈，汉水下游在公元29 年才平定下来。长江之南各地的官员称光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63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25 页。
③ 关于大平原关键经济区的概念，见冀朝鼎：《从治水公共工程的发展看中国历史上的关
键经济区》（伦
敦，1936）。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28—2 页；卷十一，第483 页以下；卷十三，第522 页。关于隗
嚣，见《后汉书》
卷十三，第513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115 页。
武帝为天子，以此来承认这些胜利。②隗嚣在那里顽强地领导分裂主义运动的
甘肃东部抵抗的时间甚至更长。为了对付隗嚣，光武帝在公元29 年亲自与盘
据在河西走廊的另一个军阀窦融结盟。③战斗持续到公元34 年，这时西北才
终于被平定下来。
光武帝的最危险的潜在对手是出身于西北望族的公孙述。④他曾在王莽手
下任四川一个郡的郡守，在公元24 年自称蜀王。公元25 年5 月或6 月，他
也登极称帝。他所辖的领地从北面的秦岭山脉到南面的长江，从西面与西藏
交界的地带到东面长江三峡以下。外界几乎无法进入，首府是位于一个富饶
地区的成都。这块领土在历史上一直以其分裂主义情绪闻名。但公孙述只控
制了7%的总人口，这也许是他在内战中袖手旁观到时机已逝的一个原因。正
如他的一个顾问所建议的那样，当光武帝陷于其他战线不能自拔时，他本应
发起进攻。他失去了这个机会。就光武帝而言，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他的对
手为敌，并且在通信中甚至对公孙述以帝相称。①只是在公元34 年光武帝已
征服了中国的其余部分时，他才准备同他最后一个对手较量。
公孙述的军队在三峡下游架一座横贯长江并有军事塔楼的浮桥，浮桥与
长江两岸的要塞相连。公元35 年4 月或5 月，汉的水师发起进攻，并借东风
之助逆流而上驶向浮桥。浮桥被火炬点燃，迅速着火倒坍。②汉军这时可以通
过水陆两路侵入公孙述的领地。由于巨大的地形障碍，远征必然是艰难和缓
慢的。汉军直到公元36 年12 月才抵达成都，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星期的给养。
当公孙述在12 月24 日出击时，指挥将领几乎要放弃战斗和准备撤退。公孙
述在交战时受伤，当晚死去。成都在次日投降，③这就使光武帝成了全中国的
主宰。
这场内战是用刀、枪、弓弩和宣传进行的。当时流行的一般心理学手法
被用来争取民众的支持，这些手法有预言、图谶、五德始终论和押韶的讽刺
文。公孙述曾大胆地承认王莽就是以土德当运的一个合法的皇帝。他自己则
依次应在五行中的金德当运下进行统治，这意味着他应该用白色。④金与罗盘
中的西方有关，而公孙述的帝国正位于中国西部。这种合乎他心意的五行始
终论排列否认光武帝称帝的权利，并给他贴上了骗子的标签。担心这种宣传
的光武帝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宣称火德未被代替；它只是暂时衰落，随即会
重新取得力量。因此，五行中的下一行尚未来临，所以王莽和公孙述是篡位
者。
此外，光武帝和公孙述互相以预言攻击对方，都设法证明他们身受天命。
甚至发生了同一预言为对立的双方所用的情况。公孙述断言他梦见一人对他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41 页。这些征战经过的详细情况，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2 卷，第121—56
页。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48—6 页；卷十三，第524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2 卷，第159—80
页。窦融的情况见毕汉斯前引著作第2 卷，第60—1 页。
④ 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53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
第181—98 页。
① 《后汉书》卷十三，第538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57 页；卷十三，第542 页；卷十七，第661 页；卷十八，第69
3 页。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59 页；卷十三，第543 页；卷十八，第693—94 页；毕汉斯：
《近代的中兴》
第2 卷，第197 页。
④ 《后汉书》卷十三，第535、538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233 页以下
。
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十二之数指的是前汉12 个君主（包括吕后），
因此根据这个启示，汉朝的气数已尽，而公孙述注定要代替汉朝。后来，光
武帝的宣传家们重新解释了这个预言。他们注意到公孙述在他统治的第12
年遭到攻击，于是转用这个预言反对他：“八厶子系，十二（年）为期。”①
强烈的地方主义是整个这场内战的典型特征；光武帝的胜利在某种意义
上说是他家乡南阳郡的胜利。通过他，来自南阳的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
中取得并保持显赫的地位。这个动乱年代中的另一个特征是缺乏革命目标，
没有证据能说明，斗争的任何一方被革命的目标所推动，或者任何领袖设法
推翻由帝皇统治的公认的制度。当赤眉军在中国流窜以及头目们与南阳绅士
在更始帝治下对抗时，所反映的并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论他们的背景如何，
他们都接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他们只是为争夺这个秩序中的统治权而
进行斗争。
新皇室
随着汉朝的中兴，光武帝面临着如何处理前汉皇室各封地幸存的后裔的
问题。封地已被王莽取消，各侯已被贬为平民。公元27 年1 月26 日，皇帝
决定寻找将重立为侯为后裔。②但寻找可能不太彻底，因为在公元37 年，皇
室的侯只有137 人。此数比公元5 年皇室的侯的总人数约少100 人。考虑到
光武帝还新封自己的亲族为侯这一事实，可以说大部分旧的侯没有被恢复。
在对诸王国的问题上，光武帝不愿完全恢复旧秩序的情绪表现得甚至更
加清楚。在前汉，历代皇帝的儿子除太子外，已被封为指定地区的王。公元
5 年，已有23 个这样的王国存在。①出于政治的原因，光武帝最初恢复了许
多旧王国，并为自己的亲族另设七个新王国。公元34 和35 年，三个国在它
们的王死后废除。公元36 年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可以不用前皇室的支持
进行统治了。公元37 年4 月1 日，他废除了所有的国，并把它们的王降为侯，
只有三个例外。②这三个国的王是其叔刘良，和已故刘伯升的两个儿子，即他
的侄子刘章和刘兴。过了一天，这三人又被降为公。公元39 年5 月13 日，
除太子外，光武帝又赐给他所有儿子以公的领地。③同年，他的三个大女儿被
封为公主，也许是一次封的。两个小女儿分别在公元41 年和45 年被封为公
主。光武帝的姐妹早在公元26 年被封为长公主。公元41 年12 月1 日，光武
帝升诸子为王，公元43 年6 月21 日还把他的侄子和已故的叔叔的公的领地
升格为国。
通过这些措施，光武帝已恢复了汉皇室支持其成员的传统制度。随着时
① 《后汉书》卷十三，第535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245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31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
通报》，39：5（1967），
第44 页以下。
① 关于立国的情况及各国以后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22 页以下
；本书第2 章《地
方组织》及《文、景两帝治下诸王国的减少》。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61 页。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66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26 页以下。前汉对
汉皇室成员不用
公的称号。公元9 年，王莽废诸侯王之称而以公代替（《汉书》卷九九中，第4105 页〔德
效骞：《〈汉书〉
译注》第3 卷，第274 页〕）。
间的推移，这些国集中在大平原和山东半岛上。不能断定它们的数字，因为
国的多少取决于皇室的出生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面积略有扩大。在
公元2 年和140 年，国的数字相同，都是20 个国。但在公元2 年，皇室成员
的封地包括135.3 万户，而到140 年，已增加约50 万户，达189.2 万户。
从集中皇权和控制的观点看，恢复封国是一个退步。虽然在公元前154
至前145 年期间，诸王已被剥夺了一切地区权力，并且政府坚决地要他们居
住在京师外的封地内，但他们可能成为皇帝的现实的和想象中的威胁。机会
主义者、不满分子和骗子麇集在诸王的朝廷。有的王头脑简单或精神不正常，
而历代皇帝易于对有关巫术的报告惊慌失措。①光武帝的三个儿子被控谋反，
其中二人自尽。
第一个事件涉及光武帝的继承人明帝（公元57—75 年在位）的亲弟兄刘
荆，他被一些相士和占星术士所包围。公元57 年光武帝死时，他试图煽动一
个异母弟兄谋反。此事泄露并被新帝所掩盖，但当刘荆并不改过自新时，他
被调到一个较小的封地。在60 年代初期，他想自已当皇帝，并问相士他应否
起事。此事再次被掩盖。在公元67 年，刘荆使用术士行使巫术和祝诅之事败
露。一些高级官员提出应处死刘荆，但明帝愤怒地拒绝这个建议。最后，明
帝采纳了意见，把他的弟兄处以死罪，据此刘荆自尽。他显然已经精神错乱
了。②
另一个更重要的事件与楚（南部平原的一个小国）王、即明帝的异母弟
兄刘英有关。他在公元65 年提倡佛教的活动是中国奉行佛教的第一个有文献
记载的事例。③刘英还对道教和炼丹术感兴趣，让一批道士围着他转。他的目
标显然不是皇位，而是长生不老。公元70 年，他的这些活动被揭发，一些高
级官员建议，他犯有叛逆罪，应该处死。明帝不准，但把他的异母弟兄降级
和流放到长江下游之南的某地。公元71 年当他抵达那里时，他自尽身亡。数
千名他的假定的追随者被捕，在酷刑下互相揭发。审讯和处决一直继续到公
元77 年6 月2 日明帝之子兼继承者制止时为止。几乎可以肯定，除了一个多
疑的君主心中想象的以外，再也不存在严重的密谋活动了。①
第三个事件涉及明帝的另一个异母弟兄刘延，他在公元73 年为了谋反的
目的而使用巫术。许多人被杀，但刘延只被调到一个较小的国。公元76 年他
受到类似的指控，这一次他被贬为侯。公元87 年他再次被封为王，两年后病
死。刘延与其说有罪，不如说他轻信；他对图谶祠祭秘术的兴趣已被夸大为
对皇帝的一种危险。②
象所有的成年的和青春期的皇帝那样，光武帝也有一个后宫，它通常被
称作掖庭。他简化了掖庭的管理，除皇后外，把宫女从14 个等级减为三个等
级，即贵人、美人和宫人采女。③每一等级累进地包括更多的宫女。有些其他
① 此即巫蛊。关于公元前91 年巫蛊影响王朝史的古代例子，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
机和冲突》第2 卷；
本书第2 章《王朝的混乱》。
② 刘荆的情况参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31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四二，第1428—430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33 页以下
；E.泽克：《佛
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26 页以下；本书第16 章《汉王朝楚国内的佛教》。
① 《后汉书》卷二，第117 页；卷三，第135 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35 页。
③ 关于14 等的基本编制，见《汉书》九七上，第3935 页；《后汉书》卷十上，第399—
00 页注6。最低
的前汉的等级在后来的几代皇帝时期重新出现。到公元2 世纪中叶，后宫的
宫女达6000 人，两倍于前汉鼎盛期的人数。
每年阴历八月为后宫选宫女，年13 至20 岁的清白家庭的处女要经过太
中大夫、一名后宫的宦官助手和一名相士的检查，看她们的丽容、肤色、头
发、仪表、风度和是否体面，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按照显然有九个级别的标
准分等。①符合标准的被带进后宫，在那里她们要进一步经受考验，才能最后
决定是中选还是落选。贵人之一总是被立为皇后，但这是一件大事，单凭出
身于清白家庭是不够的。几乎所有的后汉皇后都属于社会的最高层；她们行
使相当大的权力，她们的立和废都有政治的动机。皇帝个人的钟爱与此事无
关，这也可以从后汉11 个皇后中有8 个没有生育子女这个事实中看出。
表9 概括了后汉诸帝的家谱。这类内容贫乏的略图是看不清这个王朝十
分典型的权力斗争、成功、失败和个人悲剧的。这些内容将在以后讨论；这
里只进一步讨论一种意见。
有的作者主张，帝王的家系必然会退化。开国皇帝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精
力，他的冲劲只能继续少数几代。以后的君主在奢侈和充满阴谋的宫廷中长
大，迷恋酒色，很可能是低能儿。这个观点经不住仔细的检验，是从中国历
史编纂学的一种曲解中产生的。接受天命的王朝创建者被古代历史学家描绘
成具有非凡能力、头和肩不同于同时代常人的人。那些无资格接受天命的人
被描绘成放荡的人。典型的是，在王莽统治快垮台时，他被说成是“于后宫??
纵淫乐焉”；更始帝被设想日夜在后宫与宫女饮酒，常常醉得不能上朝。②
当然，皇位的继承的确被人利用和滥用，但这是出于权力斗争，而不是帝王
家系的道德沦丧和体质下降所致。
使人感到统治者们日益堕落的因素倒不如说是历史编纂学的
表9 后汉诸帝的家系
的一等包括6 类宫女。王莽时代的做法，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 页（德效骞：《〈
汉书〉译注》第
3 卷，第438 页）。（经查《后汉书》卷十上，第400 页，原文为：“及光武中兴，■彫
为朴，六宫称号，
唯皇后、贵人??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译者）
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400 页。年龄按中国的算法，即生下就算一岁，以后每过阴历新
年就长一岁。
② 关于帝皇家系退化的观点，见赖肖尔、费正清合著：《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
958），第115—
116 页；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坎布里奇，1971），第90 页。关于对放纵行为的批评
，例如见《汉书》
卷九九下，第418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8 卷，第739—40 页）。
一种企图，即为天命的降临和消逝提供根据。没有肯定的证据可以证明，
在宫廷内长大的皇帝易成为低能儿。前汉的武帝（公元前141—前87 年在位）
是前汉精力最充沛的统治者，几个后汉的皇帝尽管有这种假定的不利条件，
也证明他们是有能力的。宣帝（公元前74—前48 年在位）作为一个平民被
扶养成人，当然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①但安帝（公元106—125 年）的性格
也在宫外形成，却是两汉最坏的一个君主。因此，缺乏用来证明皇帝的道德
素质日益下降的证据。
京都
后汉王朝的创建者于公元25 年11 月27 日选洛阳为他的首都。②洛阳面
积为10.1 平方公里（3.9 平方英里），大致呈矩形。当时是世界上第三个最
大的有城墙的城市，仅次于长安和罗马。城墙用夯实的土建成，今日遗址的
城墙仍高达10 米。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街道大致呈格子状，每个坊都有
围墙。两座有围墙的宫苑在城内遥遥相对，它们为北宫和南宫，每座面积约
125 英亩。它们被高于地面和有遮掩的通道连接起来。城内有各部和官署、
一个军械库、几个神坛、两个御苑、一个谷仓，大概还有一个市场以及贵族
和官员的宅第。在有12 个城门的城墙之外是护城河。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
河接通，以便向京师运送供应。南护城河上的唧筒和戽水车向洛阳供水。
护城河外有向外扩展的城郊，它们划分成一般的坊。大洛阳
的面积大致为24.5 平方公里，人口可能不少于50 万。这使它成为当时人口
最多的城市。城的南郊内座落着一批重要的建筑物，其中包括灵台（帝国的
天文台）、明堂（象天法地的庙宇）和太学（后来它的学生超过3000 人）。
①城郊还有两个市场、另一个平抑价格的粮仓和一个专为安放两座著名的铜人
的场所。
在开阔地带的农田中，有南郊和北郊神坛、五个神坛、小祭坛、御苑、
葬礼用品作坊、两个大狩猎禁区、富豪的府第和皇陵。
洛阳比前汉时代的长安紧凑朴素，它与一切中国城市一样，也用易损坏
的材料建成。②当它屹立于世时，它一定是一座宏伟的城市。公元189 年在屠
杀宦官以后，它的末日很快来临。军阀董卓的军队劫掠洛阳达数星期之久，
最后在公元190 年5 月1 日把它彻底摧毁。城的毁灭是如此之彻底，以致魏
王朝不得不在仍存在的城墙内从头开始重建。③
边境和邻邦
① 关于对武帝的不同评价，见本书第2 章《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关于宣帝的抚育和
他在霍光死后（公
元前68 年）开始注意国家事务的情况，见《汉书》卷六八，第2951 页；鲁惟一：《汉代
中国的危机和冲
突》，第131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25 页。关于洛阳的全部规模，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
《远东古文物博物
馆通报》，48（1976），第1—2 页；又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译（纽黑文和
伦敦，1982），
第2 章。
① 这是桓帝朝（公元146—68 年）的数字；《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 页；卷七九上，
第2547 页。
② 关于长安，见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报》，64：1—（1978），第1—6 页
；王仲殊：《汉
代文明》第1 章；本书第2 章《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
③ 《后汉书》卷九，第370 页；卷七二，第2325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1 页
以下。
后汉的边境是传统的边境（见地图12 和16）。在北方，帝国由长城守
卫着。在西方，它逐渐隐没在荒凉的西藏和缅甸边境。在南面，它沿海岸线
抵达今之越南。在朝鲜，它拥有往南大致远达今汉城地区的与中国相对的低
地。但帝国的所有部分并不都在同样牢固的控制之下；在有些领土上，中国
的权力是松散的，或者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福建完全处于边境之外。一条山
脉的屏障把它与中国的内地隔开，公元2 世纪末起通过一次中国农民逐步的
和相对平静的迁移，它后来才被吸收。福建只存在一个中国城镇，它位于闽
江口附近，用作沿海航行的一个港口。①
如同以往，中国最难对付的邻邦是中亚的匈奴。他们在内战期间积极地
进行干预，支持皇位的觊觎者之一，并且频繁地袭掠北方的中国乡村。②光武
帝的军事姿态完全是防御性的，虽然随着公元36 年内战的结束，他强大得足
以采取攻势。那一年他建筑了新的防御工事，以封住进入山西的传统入侵路
线。从公元38 年起，贯穿山西中部的第二条防线在兴建，另外建造的第三条
防线掩护着大平原，以防通过山西的攻击，第四条和第五条则用来保护陕西
北部和渭河流域的下游。所有的城墙都配备了瞭望塔和发信号的一般设施。③
这并没有阻止匈奴随心所欲地继续突袭，突破或绕过防御工事，然后驰骋于
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逃离边境区，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帮助这种
迁移，这可以从公元33、34、39 和44 年的诏令中看出。结果，匈奴干脆留
在中国传统的边境内生活。④
在这个阶段，匈奴内部的不和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意料不到的争取外交
和军事主动性的机会。公元18 年登上单于王位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死敌的
保守的单于死于公元46 年。有一半汉人血统的伊屠智牙师死后，他这一代已
无人在世。这时，单于的宝座应由下一代最年长的后裔比继承。但是，已故
的单于已改变了继承的程序，把单于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当新单于在公
元46 年几乎立即死去时，单于之位又被他的幼弟蒲奴（公元46—83 年在位）
继承，比再次看到自己被人冷落。⑤
比在一开始可能并不属于亲华的主和派，这一派力量虽被削弱，但仍存
在。倒不如说，他与保守的单于争夺王朝的斗争的结果，使主和派给了他支
持。在比、蒲奴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因一场
灾难性的干旱而加剧。光武帝终于打算发起一次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蒲奴
作出了愿意和平的表示。如果这种行动成功，比在政治上就要被削弱。因此，
他就秘密地派他的一名中国幕僚去见汉帝，提出了等于是投降的条件。这一
切都发生在公元46 年。公元47 年，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往来，同时动员
其部队反对单于。公元49 年1 月25 日，他采用他祖父的名号，自称为呼韩
邪单于二世。中国人从此把北单于统治下的北匈奴与南单于统治下的南匈奴
区别开来。战争立刻在这两个联盟之间爆发，其中南匈奴较弱。①
① 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高本汉纪念文集》，瑟伦·埃盖罗
德和埃尔塞·格
拉赫恩合编（哥本哈根，1959），第98—12 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02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60 页；卷二二，第779 页：卷八九，第2910 页。
④ 《后汉书》卷一下，第55、57、64、73 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6 页；卷十九，第715 页；卷八九，第2942—943 页；毕汉斯
：《汉代的中兴》
第3 卷，第119 页。
公元50 年春，两名中国使者会见南单于，在一次公开仪式上，命他拜倒
在地。单于经过了一阵犹豫后，默然同意。于是他被赐以纯金的王印和各种
珍贵的礼品。同年末，他获准在位于东北鄂尔多斯区的美稷县设他的府第。
于是南单于把山西北部、鄂尔多斯全区和毗邻的甘肃部分地区分给他统治下
的八个部。这些部在它们的世袭领袖统治下继续过游牧生活，带着牲畜在中
国西北流浪。由于匈奴在不久前已居住在这块领地上，所以汉帝不过给了他
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试图让离乡背井的中国农民重返其西北故土的种种活动
证明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实际上，光武帝已经同意让一个半独立的外国在中
国境内存在。
史料中对南单于和汉帝之间的谈判的描述，用的是描述第一个呼韩邪单
于的和平建议那种老一套词汇。但是情况不同了。第一个呼韩邪单于在平等
的条件下缔结条约（公元前51 年），并且返回戈壁北部的牧地。第二个呼韩
邪单于——南单于——地位更加虚弱。大部分匈奴已经集结在他对手的周
围，后者为形势所迫，也愿意与中国媾和。为了抢在促使他末日来临的这种
结盟之前行动，南单于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做出象征屈服的
姿态。这个行动不是真正的屈服，而是为它的目的服务的。①
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
史中最坏的一个。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公元51 年中
国的将领们极力主张这场征战，而且征战肯定会取得胜利。南单于就可以作
为匈奴唯一的统治者返回戈壁之北的土地，而中国人就可以收复西北边陲的
几个郡。②之所以丧失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它有军事风险，而是因为光武帝
没有认识到它的有利条件。他心中可能怀有一个更有限的目标，即把匈奴民
族一分为二，以长城为界把南匈奴隔在境内，把北匈奴隔在境外。事实上，
边境的防御工事是由中国部队维持和把守的。光武帝还指望在战争时期南匈
奴会援助中国军队。但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推理。汉帝是在放任主义政策的
基础上作出决定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中国政府和南匈奴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固定下来而趋于正规。有相当多
幕僚和一定数量军队的被称为匈奴中郎将的官员代表中国政府驻于美稷的南
单于朝廷。南单于的一个儿子在帝国朝廷留作人质。每年年末，匈奴使节和
一名中国官员护送一名新人质前往京师，而旧人质则送回他的父亲。两个代
表团在途中相会，这无疑是为了确保双方尊重协议。匈奴使者到洛阳进行新
年朝贺。然后他们由中国官员领路，带了帝国送给南单于、他的母亲、他的
几个正妻、他的儿子和高级匈奴显贵的礼品返回美稷。这些礼品都有精确的
数量标准，内有丝、缎、黄金和食品。当一名南单于死去，驻匈奴朝廷的中
国代表就要表示哀悼和献祭，汉帝则向继承者和显贵们赠送规定数量的礼
品。①
南匈奴保持他们自己的组织和习俗。在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进行龙祭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8 页；卷八九，第2943—944 页。关于这一次互赠礼品和交换
人质的情况，见
本书第6 章《匈奴》。关于更早期让非汉族居住在属国或葆的安排，见鲁惟一：《汉代的
行政记录》（剑
桥，1967）第1 卷，第61—4 页；和本书第7 章《郡的主要行政单位》。
② 关于在这次重大事件中提出的论点，见《后汉书》卷十八，第695 页以下；卷八九，第
2945—946 页；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2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 页以下。
时，各部首领与单于会面处理国家大事，但除此以外，他们在各自领地内的
权威是无可争辩的。第一个南单于从未来中国朝廷，只有他的两名后继者分
别在公元107 年和216 年作过正式访问。②
南匈奴多次独立地与北匈奴作战，在初期还参加了帝国的征战。中国政
府最后放弃了消极态度，在公元73 年会同南匈奴对北方的联合体发动一次进
攻。以后的几年继续施加压力。公元89 年的一次巨大的联合攻势使战事达到
了高潮，当时在车骑将军窦宪的率领下部队越过戈壁击溃了北匈奴。③这次胜
利后又有几次战事，但北匈奴之败没有改变局势。虽然他们的联合体解体，
但原来臣服于他们的两个民族——鲜卑族和乌桓族——在中亚取代了他们，
成了中国的心腹之患。南匈奴继续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也赶不走了。对北
匈奴的胜利已晚了40 年。
从公元93 年起，南匈奴内部的关系和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
张。在以后的100 年中，在一种越来越捉摸不定和复杂的形势下，他们时而
公开冲突，时而进行有限的合作。在公元2 世纪末，南单于在山西南部居住，
这里大大地靠近了帝国的中央部分。他们的后代于公元308 年就在这里起来
反对西晋。西晋之亡，中国北部的丧失和持续到公元589 年的分裂时期，是
光武帝的目光短浅的政策的直接后果。他后来的几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应
受到指责，但最大的责任应由他来负。
对北匈奴的胜利的一个副产品是重新征服了西域。王莽垮台后，沿丝绸
之路的各绿洲国家已经在各行其是。①虽然光武帝可以利用亲华的情绪（特别
在莎车），但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设法与莎车王为敌，以致莎车王与中
国决裂。公元45 年，西域16 国的一个代表团未能说服汉帝重建中国的保护
关系。②光武帝对楼兰（后称鄯善）王最后一个请求的答复是，西域各国应随
其所好行事。从此，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东部分别由莎车和北匈奴统治。
公元73 年当北匈奴遭到攻击时，一支中国的戍军驻守在位于通往吐鲁番
绿洲的北丝绸之路上的哈密（伊吾卢），次年，西域都护府被恢复。这个行
动证明为时太早。西域各国再也不能，也不热衷于回到中国的怀抱，并在公
元75 年杀死了都护。公元77 年，中国政府从哈密撤出守军。③但是公元89
年北匈奴联合体的崩溃使得重设西域都护之事成为可能。对中国人的重新出
现作出贡献最大的人是历史学家班固之弟、历史学家兼中亚问题专家班彪之
子班超。
班超在早期曾可笑地担任过兰台令史之职，但在公元73 年他得到了他应
得的东西。由于他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在与北匈奴作战时表现出众，他在那一
年被派往西域。他暂时回来向他的指挥官述职，然后在中亚度过了以后的30
个春秋。在公元92 年初期，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通过耐心的外交活动，
② 《后汉书》卷九，第388 页；卷八九，第2957、2965 页。
③ 公元73 年的几次战役见《后汉书》卷二，第120 页以下；卷八九，第2949 页。公元8
9 年的战役，见《后
汉书》卷四，第168—69 页；卷二三，第814 页以下；卷八九，第295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31 页以下；本
章《王莽的统治》
有关部分。《汉书》卷九六下，第3930 页之末（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3 页）以
夸大的赞赏语气，
对持续于光武帝治下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看法。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73 页；卷八八，第2924 页。
③ 《后汉书》卷二，第120 页以下；卷三，第135 页；卷八八，第2928 页。
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他建立并维持了中国对绿洲诸国的控制。公元102 年，
他在自己的请求下被召回，一个月后死去。①公元107 年，西域都护府被撤消，
从此中国的低级官员充当中国在中亚的代表。公元2 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
国对西域的控制便结束了。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紧张因素。从公元49 年起，后汉
的开国之君也容许乌桓诸部落进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几个郡。②更重要
的是西藏人（羌人）从西面的侵蚀。自从甘肃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以来，
他们已与汉人在那里杂居，在内战期间通过稳步的渗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
王莽在青海征战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并且在后汉也没有恢复。最近
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领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依靠一种以畜牧业和一些农
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为生，并与汉人贸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个后
汉时期，汉人和羌人之间的对立有增无已，并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袭而加剧。
中国的防御是虚弱的，安宁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爱的侵袭目标，
在公元108 年或111 年，这些侵袭竟远至大平原。公元108 年一个羌族首领
自称天子，中国人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③
来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压力日益加强，中国农民的反应是
放弃他们的土地。有的农民是通过政府撤离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迁浪
潮中自愿离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丧失促进了这
次迁移。①这个过程始于光武帝时期，到公元2 世纪中叶结束。移民越秦岭山
脉，再次在四川定居，较少的一部分则在云南定居。公元2 年和140 年的人
口调查表明，西北减少了650 万居民，占这个时期西北人口的70%。前面已
经谈到，当王莽掌权时，大平原上黄河的几次改道已经推动了向南方的另一
次大迁移。两次迁移使中国北方的人口锐减，以致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所需要
的官员。光武帝看到这个事实，在公元30 年就取消了四百多个县。②数字之
大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它代表了公元2 年原来存在的全部县数的1/4 以上。
在中国北部，汉族是大平原、山东、山西南部和南阳盆地的唯一居民。
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们到处与非汉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国南部，汉族
与土著部落在各处共同生活。但那里的情况恰与北方相反。通过迁移，汉族
人口增加了；在与各部落的冲突中汉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汉族
的优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这并不是汉族没有遇到反抗。公元40 年3 月，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
南越人起来反抗。③他们的领袖是地方酋长的两个女儿徵侧和徵贰两姐妹。沿
① 《后汉书》卷三，第136、141、156、158 页；卷四，第170、179 页；卷四七，第157
1 页以下；卷八八，
第2910、2926、2928 页。
② 《后汉书》卷九十，第2982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30 页以下；本
书第5 章《乌桓和
鲜卑》的有关部分。
③ 《后汉书》卷五，第209、216 页；卷八七，第2878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3 卷，第134
页以下。关于光武帝时期与羌人的关系中马援的作用，见《后汉书》卷二四，第835 页以
下。又见本书第6
章《羌》的有关部分。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40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49 页。
③ 中国人以前与南方的关系和向南方推进的情况，见第2 章《对外关系》、《外交关系（
公元前180—前
141 年）》、《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第6 章《南越》的有关部分。
海岸线以北和以南的其他南越部落纷纷响应，徵侧自称女王。她显然能控制
农村，但不能侵犯要塞化的城镇。洛阳的政府反应缓慢，光武帝直到公元42
年5 月或6 月才下令征讨。马援奉命指挥，并被封为伏波将军。
马援出身于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28 年自愿投奔光武帝，从公元35 至
37 年屡次战胜羌人。这时马援和他的僚属南下动员一支军队。到达广东后，
马援派出一支供应船队沿岸航行，然后率他的陆军通过艰险的地形向红河三
角洲进发。他在公元43 年初期抵达目的地，同年4 月或5 月完成了战斗。徵
氏姐妹被俘和斩首。扫荡战持续到公元43 年年底。①
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
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
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没收并熔化南
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铜鼓。熔化的铜被铸成马的模型，公元44 年秋
马援回洛阳后把它献给了汉帝。②伏波将军后来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神，在中
国南部长期受到供奉。
南越人民的反抗无疑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后
汉，中国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数惊人地增加。从公元前200 至前1 年，只有3
次起事，只影响西南的两个郡。从公元1 至200 年，发生了53 次起事，涉及
中国南方26 个郡中的21 个。对起事明显增加的解释不难找到：根源在于汉
族移民。在前汉，土著部落和汉族已经共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汉族的
人数很少。后汉时期大量汉族人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来越
深入地向南方转移，为自己夺取了河道两岸肥沃的冲积土地。如果土著人民
顺从，官员就计算人数，向他们征税，而且通过汉化和通婚，部分地把他们
同化。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不得不退进山谷，沦为山贼，为自己的自由而
战。许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冲突中反抗汉族。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
讨伐土著，因为政府觉得应把他们视为叛逆而击败之，这就不断地耗费了国
家的资源。著名的马援在公元49 年的这种征战中患病而死。①
在西南边境，局势因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了。一方面，部落动乱的格局
依然。另一方面，边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动地臣服和承认控制很松的中国霸主。
公元51 年，可能是属于傣语民族的一个哀牢部落与他们的王在云南边境投
降。中国官员按传统方式计算户口，得出的数字是2770 户和17659 口。公元
69 年，另一哀牢王与51890 户、 553711 口一同臣服。②有关四川边境的部落
和羌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事例。
这些投降无疑是受到了相当于今“缅甸公路”上沿线的商业往来的刺激
才出现的。在整个后汉时期，贸易使团（中国政府称为朝贡使团）从缅甸和
印度取这条路线前来。这种官方贸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贸易所超过，后者沿
同一条、但经逐步改善的道路从事运入和输出的业务。长期的传说提到跨越
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桥建于汉明帝时期（公元57—75 年）。③商人经营珍贵物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66 页以下；卷二四，第838 页以下；卷八六，第2836 页以下。
② 关于被假定以这些铜鼓为实例的东山文化，见《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1971）
，第148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二四，第844 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9 页；本书第6 章《西南》。
③ 与西南贸易的可能性的最早的实现似乎与唐蒙和张骞有关（《汉书》卷六一，第2689
页〔何四维：《中
国在中亚》，第211 页〕；本书第6 章《西南》）。有关这座浮桥的材料，见李约瑟：《
中国科技史》第4
品，沿途把它们卖给部落和它们的首领，从中取利。为了更方便地取得这些
物品和满足从中国当局取得礼物的日益增长的欲望，有的首领是愿意臣服
的。
汉族官员在接受臣服时认识到必须清点哀牢人，他们还知道按照惯例，
这意味着计算户和口。哀牢人没有汉族意义的那种户，所以官员们必须选择
其他某个部落单位临时凑成户。这说明了为什么公元69 年每户的成员为10.7
人，而汉族户的人数在5 人上下浮动。这也一定是公元140 年的人口统计中
云南西部每户平均为8.2 人的原因。这个数字反映了汉族和哀牢混合人口的
情况，其中哀牢人占大多数。
考虑到中国人无力摧毁西南的部落组织，接纳哀牢人证明是一个错误。
更好的办法应是集中力量对这个地区进行逐步和长期的汉化。接纳大量新来
的部落民加强了土著，并且增加了中国官府的负担。由于秘密偷渡入境，云
南的外国人比重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够翻脸反对他们
的主子，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公元8 世纪，土著的南诏国形成，然后一直
保持独立，直到13 世纪。南诏的统治部落声称他们是哀牢人的直系苗裔。①
规模巨大的后汉移民运动并没有导致在中国南部永久性的密集移民或者
真正的人口增长。后汉亡后，后来的南方王朝能牢牢地控制的不过是它们京
师附近的地区，不能保护它们名义上的领土中其他地方的汉族移民。汉族的
移民活动失败了。
汉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受制于一些因素。在全国的所有地方，农业和医药
卫生状况都是原始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北方的粮食产量低，农民不能供养
大家庭，因此就采取杀婴的办法。史料使人确信，杀婴是普遍的做法。抛弃
不需要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低出生率。在中国南部，情
况迥然不同。稻米可以供养大家庭，因为产量高，耕作需要许多劳动力。因
此小家庭在南方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后汉的移民活动继续下去，人口的
重点转向南方，中国全国的人口增长可能在公元3 世纪就开始了。但是随着
移民的失败，重点依然在北方又达500 年之久，那里阻碍人口增长的因素仍
在起作用。这说明为什么全国的总人口继续徘徊在5000 万的水平上。只有当
公元7、8 世纪规模宏大的唐代迁移行动把巨大的汉族移民新浪潮推向南方，
南方才长期地在人口上占优势。真正的人口增长开始了，由于引进了新的大
宗农作物，特别是宋明时期早熟的水稻，增长的速度加快。到公元1100 年，
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1 亿人。到13 世纪初期，人口已达到1.1 到1.2
亿。从此，无情的人口增长势头就停不下来了。①
政治派系
汉代社会的主要分野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之间，也在输送官员的受教育
卷，第3 部分，第196—97 页。
① 关于南诏，见《剑桥中国史》第3 卷（剑桥，1979），第444 页（这一卷已译出，书名
《剑桥中国隋唐
史》。——译者）。
① 关于推论和结论，见毕汉斯：《中国的人口统计》，第145 页以下；毕汉斯对米歇尔·
卡蒂埃和皮埃尔-
埃蒂安合著《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和制度：帝国时期（公元前2—750 年）的人口统计分析》
一文的评论，
载《通报》，61：1—（1975），第181—85 页。
的绅士和不通文墨的农民之间。但是，统治阶级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固定
不变的。汉代帝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有的氏族设法在一段漫长时期内
保持权势，但大部分氏族则做不到。外戚在有限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赫的权力；
可是他们一旦垮台，却垮得很快。为数一直较少的大绅士氏族拥有大片土地，
在社会上、有时在政治上具有全国性的重要地位。其下层与富农相结合的小
绅士氏族并不那么富有和有声望，但能行使相当大的地方权力，并且有资财
教育儿子和输送官员。各类人物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可以逾越。
前汉的创建者高帝（公元前202—前195 年在位）得到18 名主要追随者
的协助而崛起并掌了权。他们在世之时得到了全国最高的官职。有八人担任
过丞相。但他们死后，第一代家族的势力迅速衰落。这些主要追随者的氏族
没有产生一个皇后和大将军，只产生了13 个公主中的两个驸马。虽然这些氏
族可能保持着经济力量和社会声望，它们却不再属于全国性的政治精英，它
们留下的真空必须由其他氏族来填补。新氏族稳定地轮流输送官员，直至王
氏家族崛起并灭前汉时为止。
如果文官和外戚在整个前汉时期都不能作为长期的和排他性的全国精英
保存自己，那么王莽的统治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的流动。他从自己的党羽中挑
选大臣，于是新的氏族脱颖而出。随着他的垮台，这些氏族又被清除。后汉
虽也称汉朝，却不是旧社会秩序的恢复。在值得引起古代史学家注意的前汉
氏族中，只有约20 个氏族在后汉再度出现，而其中不到一半是真正有声望
的。原因是新的人物与光武帝一起崛起，取得了财富和全国性的势力。
一旦刘伯升登皇位的希望落空，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就支持了更始帝。在
它们的人马十分明显地将要战败之前，它们不愿重新考虑效忠的问题。当一
个皇位觊觎者周围的圈内人物，比过早地投靠另一个皇位觊觎者而成为其圈
外人物更为有利。刘伯升还活着时，他的兄弟、即未来的光武帝原是一个无
足轻重的人物；刘伯升被处死后，光武帝因受连累而不能吸引大批追随者。
甚至光武帝在北部平原独立后，他仍难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引人注目的人
物。这就是他早期支持者来自小绅士阶层的原因。这些人没有什么希望老是
属于一个集团的圈内人物，除非他们集结在一个次要的皇位候选人周围；由
于他们的努力，这个人取得了胜利。
换句话说，小绅士选择光武帝为他们的皇位候选人，其情况与他挑选他
们为自己的支持者一样。他们劝他登基，建议不要实行可能有损于这一目标
的政策。他们的命运和光武帝的命运拴在一起；在公元25 年初期的一次事件
中当他们担心他战死时，他们甚至不愿散伙。这些追随者不是放弃作为圈内
人物的有利条件，而是同意以一个年轻的侄子取代光武帝。他很快安然无恙
地重新出现，这使大家松了口气。①意味深长的是，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只是在
光武帝登基和它们自己的皇帝失败后，才参加了他的大业。经过了这次再组
合，光武帝的集团完全形成，只有两人未参加，他们在稍后的时期才从强有
力的地位站到了他一边。
其中一人是后来的著名将领马援，马为西北人，有大批地方的追随者。
当他在公元28 年投奔光武帝时，他直率地作了不讲情面的声明：“当今之世，
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①光武帝对这种坦率未表异议，因为马援的效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19 页。
① 《后汉书》卷二四，第830 页。
忠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也是西北人，名窦融。他从公元24
年起成了河西走廊的军阀，于公元29 年承认光武帝。光武帝以开诚布公的语
气写信给窦融，说当前中国西部的军事形势，“权在将军，举足左右。”②
窦融在复信中保证支持光武帝，并提醒光武帝，他是后者的母系亲戚。他族
中的一名妇女曾是汉文帝的配偶，她的弟兄是窦融的祖先。公元30 年，光武
帝深嘉美之，以《史记》中记述窦氏家族和窦后后裔的几卷相赠。③
虽然光武帝的35 个主要追随者中的大部分是小绅士出身，但随着他们为
之战斗的人的胜利，他们不再是小绅士了。由于运气、远见和真正的才干的
共同作用，他们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大绅士行列。他们及其后裔在后汉的
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作为又如何呢？
在选人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时，光武帝不象前汉的创建者那样深深地依
赖他最亲密的随从。政治形势不同了。高帝掌权时周围只有一个宗派，而光
武帝则不得不承认几个利益集团。但后汉几个名列前茅的家族到以后的几代
人时，其成就远远大于前汉的与它们相类似的家族。不但当官的人数（与第
一代人相比）更多，而且有的家族由于出了皇后、大将军和驸马而得到了惊
人的财富。
那些能够保持其政治和社会权力时间最长的几个首要家族恰恰是其女成
为皇后和其子成为驸马的家族。外戚并不是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暴发户。它
们的崛起并不是由于家中的妇女碰巧当上了皇后这种幸运和意料不到的事
件。相反，后汉的选后是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皇后通常选自已经是富
有的豪门，它们在社会上是无可挑剔的。政治力量影响着皇室的婚姻政策，
这些婚姻使为首的几个氏族取得甚至更大的权力。但是恰恰因为皇室的婚姻
是政治事务，外戚最后的垮台是突然而残忍的。如果幸运，它们暂时消声匿
迹；如果倒霉，它们被永远消灭。这是后汉那种典型的激烈进行的宗派之争
造成的。可以相当公正地说，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基本上是它的宗派的历史。
光武帝个人的集团最后由几个宗派组成，它们随着他这颗明星的升起而
一一出现。第一个在公元23 年形成，当时他取得了独立的指挥权而在颍川作
战。颍川郡是他的故乡南阳郡的东北毗邻，在颍川，第一批小绅士与他共命
运，所以在一开始这些人多于南阳的追随者是不足为奇的。①公元24 年，光
武帝因他在北部平原的胜利而名声日隆。他的南阳老乡发现了刘秀其人，就
开始与他结盟，而这时颍川人的队伍就不再扩大了。这意味着当光武帝在公
元25 年8 月5 日登基时，他的主要追随者中存在两个派别，即南阳派和颍川
派。南阳派远为重要，这不但是因为它庞大，而且因为它代表龙兴之地，皇
帝要聆听它的意见。
公元28 年马援投奔光武帝时，他带去了渭水流域他的地方派系的支持。
窦融在公元29 年承认光武帝后，于公元36 年胜利地抵达洛阳。他领导另一
个大地方派别，它的老家与马援追随者的老家部分地重叠。由于颍川派在此
期间已经瓦解，可以说到公元36 年，在光武帝朝廷上有三大利益集团在争夺
权势：最强大的南阳派、马援派和窦融派。它们都来自地方，互相为敌。马、
② 《后汉书》卷二三，第798—99 页。
③ 《后汉书》卷二三，第803 页。窦后为景帝之母。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5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48 页以下；第
4 卷，第72 页以
下。（对对立各派的分析，特别见第4 卷，第86 页以下，第97、107 页。）
窦两党之间的对立特别厉害，这大概是因为地理上的相邻形成了长期的不愉
快。
在光武帝核心圈子中无代表性的地区感到不满是不足为奇的，北方平原
的不满更是如此。光武帝就是在那里的地方绅士氏族的支援下崛起并掌权
的，但在公元25 年以后没有一个北方人得到最高级的官职。虽然光武帝仍需
要北方氏族的效忠，但他允许他老家南阳郡的人来左右自己。这几乎导致公
元26 年初期在北方平原爆发一次起义。必须对北方的绅士进行安抚。光武帝
通过选他的第一个皇后，达到了这个目的。当公元24 年在北方征战时，他已
把大绅士氏族出身的郭圣通接入他的后宫，这个氏族以前已与前汉皇帝通过
婚。公元26 年7 月10 日，光武帝立她为配偶，指定她的长子为太子（见表
9）。①这个让步使北方氏族感到满意，因为它通过皇后，开了直达天听的渠
道。
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就不那么依赖北方绅士了。要求以一位来自南
阳的皇后取代郭圣通的压力日益增强，此举具有同时替换太子的不可告人的
目的，因为按照传统，应由皇后的长子继承皇位。替换皇后意味着替换太子，
条件是她们都有儿子。反过来说，替换太子应该导致立他母亲为皇后。如果
光武帝的继承者的父系和母亲都是南阳人，那么南阳郡这一派的力量就相应
地强大了。光武帝不愿屈从于这些要求，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公元41 年12
月1 日，他废了郭圣通，以南阳大绅士氏族出身的阴丽华代替她。阴生于公
元5 年，在公元23 年已进入后宫。②
史料完全以个人的角度描述这个事件，声称郭后已变得脾气暴躁和不听
命于帝，而阴丽华则温柔和善良，是光武帝真正心爱的人。实际上，光武帝
都喜欢她们，因为她们每人都有五个儿子。此外，阴丽华到公元41 年已是一
个中年妇女。废后的真正原因是政治性的，而光武帝对此举的必要性感到遗
憾。郭圣通是后汉时期唯一被废而没有被幽禁的皇后。她获准在洛阳北宫安
宁地生活，直至公元52 年7 月22 日死去。光武帝甚至对替换太子一事迟疑
不决，只是到了公元43 年8 月20 日，郭圣通的长子才被贬为王，而另以阴
丽华的长子刘阳为太子。后者因避讳，就在同一场合改取更不寻常的庄字为
名。①此人即未来的明帝。
虽然南阳人的权力是不容动摇的，但在马、窦两党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却
不可避免。马党由于在窦党正式出现于朝廷之前几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
开始时取得了优势。但不久两党势均力敌。窦融的追随者输送的高级文官稍
多。马党则在军事方面更有实力。马援在对羌人和边远南方部落的征战中赢
得了荣誉。
公元48 年，武陵郡（湖南西北部）爆发了一次特别猛烈的土著起事。马
援请命指挥这场讨伐。②窦党利用这个机会安插它的几个党羽为马援的幕僚，
以便破坏马的行动。其中一人写信给他在京师的弟兄，说马援无能。信被呈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30 页；卷十上，第402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68 页：卷十上，第403、405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4 卷，第114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1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76 页；卷二四，第842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
第69 页；第4 卷，
第112 页。
给皇帝，他下令调查。在胜利地结束战斗后，马援于次年患热病而死，这时
对他的攻击加快了速度。接踵而来的奏疏诋毁马援，并揭发他贪污。如同策
划的那样，马党垮台。马援被追夺侯的爵号，降到平民的地位，他的家庭甚
至不敢把他葬在祖宗的坟地。他的遗孀、子女、侄子朝见了皇帝，要求宽恕，
但被拒绝。只是在上了六道奏疏以后，他们才获准把马援适当地埋葬。③
马氏家族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甚至考虑参加窦党。作为最后的选择，
马援的侄子在公元52 年又上了一道奏疏，愿把马援三个女儿献给皇室任何一
个后宫。她们一为15 岁，一为14 岁，一为13 岁。他估计她们符合最高两个
等级之一，并要求相士进行检查。皇帝批准奏议，于是幼女被接进太子的后
宫。①光武帝可能已知道马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由于是一个有才干的政治
家，他还可能发现两个派别比三个派别更难驾御。当他在公元57 年3 月29
日死去时，明帝即位，朝廷中最强大的仍是南阳集团和窦党，但马党正在东
山再起。
光武帝死后的朋党
光武帝死后，各派继续在各级官僚机构中斗争，而都只能暂时取得胜利。
在此期间，大朋党的历史成了外戚及其同伙的历史的同义语。②皇后的立和废
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虽然史料宁愿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明帝（公元58—75 年在位）选马援之女为后，她当皇后（公元60 年）
暂时使她的氏族时来运转。③这件事对窦氏家族来说是一个挫折，它的几个成
员被处死或削职。但马后来生子女，明帝的九个儿子全是其他嫔妃所生。这
使他能放手指定太子。
他决定指定贾夫人（为贵人等级）所生的第五子为太子不是偶然的。贾
夫人不但是南阳人，而且与马后是姨表姐妹。在正常的情况下，她本应为皇
后，但是表姐妹及其氏族无疑已作了妥协，以避免把事情弄僵。这可以从下
面的事实中推断出来：宣布太子名字与立马后同在公元60 年4 月8 日进行。
这两位夫人在牺牲其他妃子及她们儿子的情况下分享荣华富贵。此外，太子
是在马后培养下长大的，这样，他视她的亲戚如同自己的亲戚。①
当章帝（公元75—88 年在位）于公元75 年9 月5 日即位时，钟摆又摆
向另一头。公元77 年窦氏两姐妹被接入后宫。她们不但是窦融的曾孙女，而
且通过她们的母亲，也是光武帝的外曾孙女。姐姐在公元78 年4 月2 日成为
章帝的配偶。虽然史料记载马太后对新后有深刻印象，但她一定为这个选择
而痛惜和担心它给自己的宗派带来的后果。这可从以后的王朝事件中作出定
论。章帝有八个儿子。他们都不是皇后所生，而且有的在当时尚未出生。公
元79 年5 月23 日，第三子被立为太子。他就是刘庆，他的母系血统是值得
注意的。当马后之夫仍在世时，她亲自把宋氏姐妹选入未来的章帝的后宫。
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408 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 卷，第122 页以下；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
编（西雅图和伦
敦，1972），第210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十上，第409 页；卷二四，第851 页。
① 《后汉书》卷二，第106 页；卷三，第129 页；卷十下，第409 页。
章帝登基时，两人都成为贵人。姐姐在公元78 年生下刘庆。②
碰巧宋氏姐妹不但受马后个人的庇护，对她负有特殊的义务，而且她们
又是她外祖母一个姐妹的孙女。这意味着马党的行事是有远见的，选定太子
旨在搞平衡，从长期看，旨在使之超过选立皇后的影响。但是马后在一年后，
即在公元79 年8 月16 日之死改变了政治气候。窦、马两党的对立依然存在，
窦后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搞垮太子的行动。公元82 年8 月1 日，他被贬为王，
被章帝的第四子代替。宋氏姐妹被送往暴室（监牢医院），两人在那里服毒
自尽。③随着这些动乱，马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窦、马两族之间
的激烈斗争都没有通过两位年轻的皇子。事实上，他们终其一生一直是亲密
的朋友。
选择新太子——未来的和帝（公元88—106 年在位）——之举又在事先
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他的母亲姓梁，梁姓是西北的一个重要的氏族。她的祖
父梁统在内战期间曾是窦融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这使他成为光武帝的一
个间接支持者，光武帝曾封他为侯，但梁统的事迹并不引人注目。①梁氏家族
的势力一直依靠它对窦族的依附关系，它们在诽谤马援的活动中曾经合作
过。在明帝朝时，它与窦族一起遭殃，梁统的几个儿子被处死或流放。公元
77 年梁族的两姐妹进了章帝的后宫，它时来运转了。两人都被封为贵人。姐
姐于公元79 年生一子，在窦后的煽动下，他在公元82 年被指定为太子。②
她的目的是相当清楚的。正象无儿女的马后在明帝时期与贾夫人和她的
氏族达成的协议那样，窦后一定已计划与梁家搞一个类似的解决办法。难道
两家过去没有紧密合作过吗？情况似乎是梁家在开始时默然同意，因为两个
贵人没有被打扰，史料记载新太子由皇后亲自培养成人。但是伙伴们很快闹
翻，据推测梁家不满意自己扮演的次要角色。窦家证明更为强大，在公元83
年促使梁家暂时垮台。两姐妹暴卒，可能是自杀；她们的父亲被处死；她们
的亲族被发配到今越南北部。梁氏家族直到公元97 年窦太后死后才得以重振
门庭。③从此以后，梁氏家族不再听命于窦家，逐渐建成后汉时期最强大的一
个派系。
随着章帝之死和和帝在公元88 年4 月9 日的登基，在政治天平中又出现
了一个新因素。象所有在世的皇后那样，已故章帝的遗孀成为皇太后。新颖
之处是皇帝尚未成年，这在后汉还是第一次，因此根据传统，窦太后必须代
他接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习惯的但不是规定的做法是，皇太后把她的一
部分而不是全部权力委托给一名男性的近亲。窦宪是她的长兄；尽管他们之
间关系紧张，但仍逐渐成为她最有影响的顾问。他在公元89 年率军征讨北匈
奴，取得胜利。同年凯旋而归后，他在10 月29 日被任命为大将军。①从这一
次以后，这个官衔就被授给后汉的摄政。这个制度的恢复是偶然的，依靠在
位皇帝尚未成年这一事实。从此以后，它在后汉政府中成了常见之事。从公
元89 年10 月29 日至189 年9 月22 日最后一个皇帝被杀时，共有七名大将
② 《后汉书》卷三，第136—37 页；卷十上，第411 页以下；卷五五，第1799 页以后。
③ 《后汉书》卷三，第142 页。关于暴室的职能，见本书第8 章《九卿》。
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416 页。梁统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65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四，第165 页；卷十上，第41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第184 页；卷十上，第416 页以下；卷三四，第1172 页。
① 《后汉书》卷四，第168 页；卷二三，第812 页以下。
军被任命，他们影响公务共达37 年之久。
公元90 年夏，窦宪又离京去监督扫荡北匈奴的战役。到公元92 年6 月
11 日返京时，窦党已演完了它的角色，离它的垮台只有几个星期了。和帝已
在公元91 年2 月25 日“加冕”（成为成年人），并已决定清除窦党。他得
到宦官中常侍郑众的协助，周密地拟定了计划，然后在窦宪回京和受朝廷控
制之前等待时机。在公元92 年8 月14 日，窦宪被削去大将军之职，并被控
策划谋害皇帝。这一指控可能是老一套，因此是捏造的。不久，窦宪和他的
三个弟兄自杀。窦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历史学家班固）被处死，或被流放
到南方的广东。窦氏家族的幸存者在公元109 年才得到宽恕。但窦太后未受
伤害，在公元97 年10 月18 日病死。②
在和帝时，西北的氏族在40 年内第一次不再输送皇帝的配偶。他的皇后
都是南阳人。第一个皇后立于公元96 年，是光武帝第二个皇后出身的阴家大
族的成员，是那位夫人长兄的曾孙女。她未生儿女。公元102 年7 月24 日她
被废并打入诏狱。她死在那里，可能是自杀。阴后被揭发求巫，但她被废的
真正原因是打倒她氏族的另一次政治动乱。前皇后之父自杀；其他亲族或被
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虽然阴氏成员在公元110 年被宽赦，并发还财
产，但已不能恢复其全国性的重要地位了。①
光武帝最重要的追随者之一是名叫邓禹的南阳同乡。他的孙女邓绥生于
公元81 年，在96 年进入和帝的后宫。公元102 年11 月21 日，她成为他的
第二个配偶。邓后也无子女。当她丈夫在公元106 年2 月13 日死去时，他留
下两个儿子，他们的生母情况不详。有关这两名宫女的姓名和命运可能被邓
氏家族所封锁。这两个儿子原来都未被指定为太子，这意味着皇太后经过与
高级官员协商后，有权决定王朝的继位问题。长子落选了，据认为他因患慢
性病，次子刚出生一百多天，被立为帝。次子之中选可能正是因为他年幼，
使皇太后能更长久地掌权。很可能邓绥已经操纵并继续操纵皇帝继位的大
事。②
新立的幼儿殇帝不到几个月在公元106 年9 月21 日就死了；皇太后不得
不再去解决王朝的危机。章帝的许多儿子和孙子还活着，其中包括从公元79
至82 年短暂地当上太子的刘庆，所以可以不费劲地选立一个成年的皇帝。他
就是安帝。甚至他在公元109 年2 月26 日已被加冕以后，邓太后仍把持朝政。
她利用她的弟兄，但不依赖他们；除了一段很短的时期外，她避免任命一名
大将军。她的长兄邓骘从公元109 年1 月18 日至次年11 月担任这个职务。③
邓太后的长期掌权触怒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安帝；她在公元121 年4 月17
日去世后，她的氏族的崩溃迅速来临。同年6 月3 日，邓党的成员被削职为
民，象往常那样被流放。许多自杀的人中有前大将军邓骘。邓家的中落是阴
暗的，但为期不长；公元125 年顺帝登基时又使它重振门庭。④
安帝只有一个皇后，名阎姬。随着她的中选，以前的格局被打破了。她
既不是南阳人，也不是西北人；虽然她的一族中有两人以前当过贵人，但她
不属于中国的任何大族。她在公元115 年6 月1 日被册封，当时邓太后仍掌
② 《后汉书》卷四，第171、173、184 页；卷二三，第819 页；卷四十下，第1385—386
页。
① 《后汉书》卷四，第181 页；卷十上，第417 页。
② 《后汉书》卷四，第194 页以下；卷十上，第418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四，第199 页；卷五，第203、211、216 页；卷十六，第612 页以下。
权。这是值得注意的。邓绥不希望她的权力遭到一个有权势氏族出身的皇后
的挑战，这个因素决定了选后之事。但是皇太后在公元121 年一旦死去，就
再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止阎党的崛起了。
阎后未生儿女，而在公元115 年，安帝有了李贵人所生的儿子。由于担
心自己的地位，在李贵人生子后不久皇后把她毒死。①帝安也看到阎氏家族的
权势日盛，但他是一个软弱的人，自己不想发挥积极的作用。公元124 年9
月6 日，他任命耿宝为大将军。②耿是安帝父亲的正妻的弟兄，属于曾经支持
王朝创建者的一个西北有实力的氏族。他的摄政无疑是打算抵消阎党的势
力。
安帝的独生子已于公元120 年5 月25 日被指定为太子。公元124 年10
月5 日，皇帝屈服于阎党的压力，采取了贬太子为王的不寻常的措施。③这使
安帝缺少一个继承人，反应是强烈的。约20 名高级官员在宫门前抗议，但未
能撤销决定。当安帝死于公元125 年4 月30 日而又没有从另一个皇室系统中
选一继承人时，阎太后就放手作出自己的决定。她的氏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并且一定盼望能长期地留在顶峰上。
皇太后及其兄在宫内进行了漫长的讨论。在章帝的后裔中有许多合适的
人选，但从阎党认为他们是成年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人对阎党不利。最后选
中了章帝之孙，史料未提到他的年龄。由于他的谥号是“少帝”，他必定是
一个儿童。章帝之孙在公元125 年5 月18 日登基。几天之后，即在5 月24
日，大将军耿宝被免职并自杀。①阎党似乎完全控制了局势。但在年底前它就
垮了台，这完全是因为幼帝在12 月10 日死去。后来他甚至未算在后汉的合
法皇帝之内。
阎氏家族又想操纵继位大事，但在酝酿的过程中发生了政变。在宦官中，
一个集团支持阎太后，而另一个则支持安帝的独生子。忠于儿童的宦官于12
月14 日在洛阳北宫他的幽禁地与他秘密会见，互相起誓保证。在12 月16
日晚，那些宦官开始行动，经与对立的宦官短暂地战斗并胜利后，释放了幼
王，并宣布他是中国的统治者。这就是顺帝。②他和他的一伙人撤至南宫，在
那里发布逮捕阎党的命令。大部分文武官员站到了新帝一边，到12 月17 日
清晨，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阎党幸存的成员象往常那样被处死或发配到今
之越南。皇太后被夺去御玺（即削去她的尊号），被送往一座隔离的皇宫。
她于公元126 年2 月28 日在那里死去。③
随着顺帝的登基，西北帮又得势了。他唯一的皇后梁妠来自梁氏家族。
她的中选当然是出于政治目的，这还可以从她比她丈夫大九岁这一事实中看
出。梁妠是梁统的玄孙女。她祖父的两个姐妹曾是章帝的不幸的贵人，其中
一人生下了后来的和帝。④
梁妠在公元128 年已进入顺帝的后宫，132 年3 月2 日成为他的配偶。
① 《后汉书》卷五，第222、 231 页；卷六，第249 页；卷十下，第435 页。
② 《后汉书》卷五，第240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240 页；卷十五，第591 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
1 页。
① 《后汉书》卷五，第241—42 页；卷十下，第436 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
第91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249 页以下；卷七八，第2514 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
，第92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252 页；卷十下，第437 页。
④ 《后汉书》卷十下，第438 页以下。关于梁统，见前文。
皇帝与梁家的关系极好，公元135 年5 月19 日，他任命梁妠之父梁商为大将
军。当梁商在公元141 年9 月22 日在任期死去时，几天后，即在9 月28 日，
他的长子兼国舅梁冀接替了他。①
皇后未生子女，顺帝的独生子是虞夫人在公元143 年所生。她未受侵害，
这也许是因为顺帝在公元144 年9 月20 日死去，离生子的日期较短。由于梁
党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它能够容忍下一个皇帝之母默默无闻地活下去。②
继位之事按部就班地进行，因为顺帝已在公元144 年6 月3 日指定其子
为太子。但是在公元144 年9 月20 日登基的新幼主在几个月后，即在公元
145 年2 月15 日死去。太后又要决定继承人，以便操纵各种事务。经与他的
兄长、大将军梁冀商量后，两人同意选生于公元138 年的章帝的玄孙。成年
的候选人都不予考虑。质帝在公元145 年3 月6 日登基。他死于公元146 年
7 月26 日，后人声称，他因称梁冀为“跋扈将军”而被梁所害。这一指控没
有证据，可能是梁冀被贬黜后对他的一大堆老一套指控中的一部分内容。③
太后和大将军按照常例，这一次选了一个生于公元132 年的儿童。桓帝
在公元146 年8 月1 日登基，并在梁党的牢固的控制之下。甚至在公元148
年2 月26 日他加冕之前，他已在公元147 年9 月30 日娶了梁妠太后之妹梁
女莹。由于这一有远见的政治指婚，梁妠在公元150 年4 月6 日死去时一切
都没有变化。④梁党依然地位巩固，大将军梁冀甚至在皇帝成年后还左右着
他。
但随着桓帝的配偶梁女莹于公元159 年8 月9 日之死，大将军失去了他
在宫内的保护人和同伙。在类似惊慌失措的情绪的支配下，他采取了谋杀或
策划谋害一些他担心的人的手段。皇帝决定消除梁党的时刻来临了。他必须
谨慎地行事，因为梁冀雇佣一些宦官在监视他。在认定了他能够信任的宦官
后，皇帝在9 月9 日下令守卫皇宫。同时一支约一千余人的部队奉命去包围
大将军的宅院。梁冀被削职，并与他妻子在当天晚些时候一起自杀。他的财
产被没收。梁党党羽被围捕并公开处死。梁氏家族再也没有从这次屠杀中恢
复过来，从此桓帝在没有大将军的情况下施政。①
桓帝是后汉唯一的有三个配偶的统治者。他的第二个皇后邓猛女出身的
大族已经出了一个皇后。她是邓禹的玄孙女，和帝的配偶邓绥是她祖父的堂
姐妹。随着她在公元159 年9 月14 日被立为皇后，又轮到南阳人输送皇后了。
虽然选她是出于政治目的，但邓猛女在晋升时已受皇帝的宠爱。这种情况没
有持久。公元165 年3 月27 日皇后被废，并被控求助巫术和酗酒，然后打入
诏狱和奉命自尽。她的亲族被处死或降职，邓氏家族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
位。②
桓帝的第三个配偶来自西北氏族并是窦融的玄孙之女窦妙。章帝的皇后
① 《后汉书》卷六，第264、271 页。关于梁商和梁冀，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75 页
以下及1178 页以
下。
② 《后汉书》卷六，第274—75 页；卷十下，第439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276、282 页；卷三四，第1179 页。
④ 《后汉书》卷七，第287—96 页；卷十下，第440 页、443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七，第304 页；卷十下，第444 页；卷三四，第1185 页以下；卷七八，
第2520 页以下；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3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第305、314 页；卷十下，第444 页。关于邓禹，见前文。
是她祖父的堂姐妹。她也许是作为垮台的梁党的对立面而中选的，梁党自公
元83 年以来一直是她氏族的死敌。窦妙在公元165 年12 月10 日被立为后。
她丈夫在公元168 年1 月25 日死后，她成为太后；不到几天，她任命她父亲
窦武为大将军。③
桓帝无子，死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与她父亲商量后，窦太后按常例不
考虑成年的候选人而选生于公元156 年的章帝的玄孙。他就是灵帝。他刚在
公元168 年2 月17 日登基，一场空前规模的危机开始出现了。
宦官的作用
在整个后汉时期，宦官的人数和权力已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他们在和
帝朝开始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 年，中常侍郑众帮助和帝消除了窦
党。公元102 年郑众被封为侯，以酬谢其功。当他在114 年死去时，安帝准
许他的养子继承封地。①公元125 年宦官们拥立顺帝和清除窦党后，他们的
18 名为首者都被封侯。②顺帝在公元135 年3 月18 日正式批准所有的宦官有
权把他们的爵号和封地传给其养子，以表示他的深切感谢之情。如果没有宦
官，桓帝在公元159 年不能为自己清除梁党，于是他封他们的五名为首者为
侯。在桓帝的整个在位时期，他依靠宦官为他出谋划策。
职业官僚及其候补者对宦官的权力深为嫌恶，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蔑视
那些受过阉割的人，部分地是出于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理由：他们需要为
自己取得势力。但是尽管这些人发表了种种无根据的言论，事实是宦官们从
未取得过完全的控制。汉代的政制包括了制约和平衡的因素。政策是在合作
或有冲突的情况下，由皇帝（或代表他的人）与职业官僚一起制订的。宦官
们尽管内部有宗派斗争，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捍卫皇帝的权力，因为他们把生
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皇帝的保护上。他们的作用与敌对的职业官僚的作用是
合不拢的。不管是出于正派的动机，还是出于腐化的或是追逐权力的目的，
宦官们不得不与皇帝一起行动和为他行动。
如果说宦官们从未完全控制政府，反而有助于保持必要的分权，这并不
是说平衡因素从未被破坏过。权力在皇帝和官僚之间，有时或在太后、大将
军和官僚之间消长。在桓帝的后半期，对梁党专权的反应，使皇帝和宦官的
权力得以增强，同时削弱了职业官僚。当窦武任大将军时，他面临的就是这
种形势，于是他想出一个新招来对付它。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大将军，甚至包
括梁冀，都了解汉的政治制度，都试图在它的限度内取得权力。窦武决定通
过处决为首的宦官的简单手段去清除他们的势力。如果他取得成功，皇帝就
会成为大将军的傀儡，传统的行政方式就会在公元168 年崩溃。但宦官的胜
利把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到公元189 年。
大将军和职业官僚的利害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不是完全一致的，但窦武需
③ 《后汉书》卷七，第316、320 页；卷八，第327 页；卷十下，第445 页；卷六九，第
2241 页。
① 关于宦官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见第8 章。关于他们的政治活动，见乌尔里克·尤格尔
：《东汉宦官的
政治职能和社会地位》（威斯巴登，1976）。关于他们权力的逐步扩大和郑众的情况，见
《后汉书》卷七
八，第2509、2512 页；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463 页以下。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本章注160；《后汉书》卷六，第264 页。
要为他计划中的行动争取广泛的支持。①因此他向太学生献殷勤，并与文官中
名义上的领袖，即年迈而受人尊敬的太傅陈蕃结成一伙。两人对太后施加压
力，但她坚定地拒绝把宦官作牺牲品。就她而言，这不是利他主义；只要她
希望保持与皇帝完全一样的政治自由，这样做是冷酷的需要。
公元168 年10 月24 日，窦武的支持者呈上一份指控中常侍曹节和王甫
并要求逮捕他们的奏议。②那天晚上窦武回到他的指挥中心，打算在次日清晨
向太后呈上一份奏折。由于他反常的疏忽，宦官们当晚取得和阅读了那份奏
折。曹节和王甫立刻开始指挥。幼帝被唤醒和带到正殿，一支部队为保卫皇
宫而被集结，发出了逮捕大将军的命令。窦武拒绝投降。他匆忙来到驻扎保
卫京师的职业部队北军的兵营，几千名士兵向北宫南门进发。10 月25 日破
晓，两支旗鼓相当的对立的军队在南门外对峙。但窦武没有进攻。他的士兵
逐渐溜走，不到几个小时，他被抛弃并自杀。与少数追随者通过另一个门进
入皇宫的太傅被俘和处死。窦党党羽照例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
太后幸免于难。她被软禁在南宫，公元172 年7 月18 日在那里死去。①
随着窦党的垮台，约在150 年前与王朝创建者一起一跃而在全国举足轻
重的大族已经演完了它们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灵帝（公元168—189 年在
位）的两个配偶虽然分别是西北人和南阳人，都来自较低的社会层。宋后（死
于公元178 年）出身于有名的、但不象阴、马、窦、邓或梁氏那样显赫的氏
族。灵帝的第二个配偶何后（死于189 年）来自一个世代为屠夫之家。②这种
情况不是偶然的。选后之事一定受到宦官们的影响，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
免再与原来的外戚进行对抗。
公元168 年他们胜利后，宦官们得到了晋升、赏赐和封爵等丰厚的报答。
在整个灵帝时代，他们和皇帝的权力是安稳的。只是随着公元189 年9 月25
日对两千多名宦官的屠杀，汉代政治体系中宪制的均势因素才被破坏，它的
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所控制。③王朝在余下的时期的特征是一片混
乱。
概括地说，后汉的官场象前汉的官场那样，也分成了不同籍贯的宗派。
但它们都不能单独和长期地控制政府，因为一直到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社会
性的流动兴衰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但当与皇室通婚时，某些南阳氏族和西
北氏族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得宠的社会精英。这些是南阳的阴氏和邓氏家
族，西北的马氏、窦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 年前，在11 名皇后中它们输
送了9 名，六名大将军中输送了五名。阴、窦、邓、梁四个氏族每族甚至出
了两名皇后。可是它们都没有与后汉王朝共始终。每个氏族或早或晚成了无
情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从而丧失了全国性的重要地位。这部分地是由于选
后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这就使外戚的地位从它家的妇女被立为
后时起就易受攻击。这种显赫一时的通常的代价是这个氏族的最后消灭。宦
官形成了政治倾轧中的另一个因素，在倾轧中他们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
① 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5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第319 页；卷八，第328—29 页；卷十下，第446 页；卷六九，第2
241 页以下；卷
七八，第2524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3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1 页；卷十下，第448 页以下。
③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8—01 页；本书第5 章《何氏掌权》、《汉朝廷的消蚀
》。
帝一边。他们充当年轻而软弱的，或者是无经验的皇帝的捍卫者，以便挽救
自己。他们的消灭导致了传统的汉代政治的结束。
第4 章 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
（公元57—167 年）
上一章已经描述了政治决定的控制和统治权力的行使是怎样在不同的家
族和派别之间转移的；作者认为，①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
派别史，这个论点很清楚地被史料所证实。但是，在用这些史料叙述的论题
中，许多使今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在当时很少评述。因此，对在不同国
策的采用和不同的家族或集团之升至统治地位这两者之间是否可找到一种关
系的问题，就得不到直接的答案。我们不知道某些特定家族的土地占有和利
益与帝国的行政或采用的经济改革的矛盾有多大。我们也不能确定帝国政府
的实际运行在后汉时期有哪些变化或者派系斗争的混乱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影
响。
可是，在对历史中存在的偏见作出适当的考虑后，历史仍然为公元57
年光武帝逝世之后至168 年灵帝登基前这段时期关于行政的状况和稳定提供
某些可靠的线索。对于压迫和腐败的很多抱怨的确有其真实的基础。有一些
证据表明，权力的垄断影响到了文职官员的征用。对朝廷的礼仪及知识的提
高的重视表明，有人在明显地蔑视公认的和批准的施政方式时，也同时审慎
地表示他们忠于传统的价值；针对皇室和其他家族的奢侈而提出的抗议是太
多了，以致不能看做是嫉妒者发牢骚而不予理会。最后，历史记载了说明顺
帝（公元125—144 年在位）和桓帝时期（公元146—168 年在位）法律与秩
序崩溃的一系列爆发的动乱事件。
① 见本书第3 章《政治派系》。
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 年）
仲长统（公元180—220 年）的一篇文章评估了这段历史并论述了衰落的
原因；他在标志着汉朝末年的动乱年月中写出了有益的事后认识。①据他看
来，政治家及官员明显地失去政治权力的根源应追溯到开国皇帝光武帝（公
元25—57 年）在位时。光武帝对以往国家的权势大臣获得和使用权力的方式
十分不满。因此他已经注意到，尽管及时地确立了三公的高位，真正的政府
却由尚书来管。事实上权力正转移到外戚手里，虽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享
受了优越的特权。②用任用私人追随者的方法建立起首都和州郡的两级政府。
选派官员不再根据功绩，甚至常常通过卖官鬻爵；在庸懦的官员控制边界地
区的同时，平民百姓已经在听任贪婪的压迫者的摆布。
强烈的不满和无秩序的结果是那些奔走于外戚和宦官之门的人带来的，
反感和谴责的呼声却加在三公身上。依仲长统之见，选来做三公的人常常是
谨小慎微的平庸之辈，非常不适合担任这种高级职务。到了仲长统的时代，
局势比光武帝时期更坏，光武帝曾因削去了帝国的三公之权而心满意足。
有迹象表明，到公元1 世纪后半段，甚至更早以前，中兴以后的汉政府
的政治就成为专制的和过于严酷的了。公元75 年任司空的第五伦，在新帝登
基不久可能用了劝谏的方式，通过奏折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①他意识到，光
武帝所继承的是王莽留下的烂摊子，他倾向于用严格的、甚至猛烈的方式管
理政府。光武帝的继任者追随他的榜样，从严治政成了惯例。第五伦批评他
生活的时代里官员们的严酷，并呼吁他们要更体谅、更仁慈地对待公众。
从当时提出的和在历史中保留下来的其他抗议可以看出，这些批评不可
能都是没有道理的。公元57 年明帝继位以后不久担任尚书的锺离意之所以出
名，是因为早年在他家乡会稽郡出现流行病引起很多死亡时（公元38 年），
他亲自提供医药，因而救活了许多生命。公元60 年锺离意抗议明帝滥用民力
修筑北宫，结果除了那些需要迫切照管的工程外，其他工程都暂缓进行。②
下面将要看到，在抗议皇室的奢侈的同时，常有反对压迫行为的抗议。
明帝被描写为心胸狭窄、专好揭人隐私的人。③结果他的高级官员经常发
现自己成为诽谤的牺牲品；甚至有些最接近皇帝的大臣也是被这种诽谤毁掉
的。有一次皇帝大怒，以至亲手用手杖殴打一位侍从。朝廷上就这样笼罩着
恐怖的气氛，每位官员都严厉地执行政府命令与对手展开竞争，以避免让自
己遭到惩罚。锺离意以足够的胆量抗议这种压迫的气氛，他请求皇帝促使官
员们下令惩处时不要那么严厉。虽然明帝不打算接受劝告，他也意识到理由
① 《后汉书》卷四九，第1657 页；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中国
文明和官僚：一个
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218 页；摘自仲长统《昌言》（弗兰
克注）。
② 用历史的精确性解释光武帝时期的变化，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长沙，1915；台
北，1955）49，
第19—0 页。光武帝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 卷，载《远东
古文物博物馆通
报》，51（1979），第53—1 页。
① 《后汉书》卷四一，第1400 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82 页确定日期为公元77
年。第五伦任司空，
见《后汉书》卷三，第130 页。
② 《后汉书》卷三一，第1406 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
报》，48，（1976）
第33 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一，第1409 页。
很充分。可是，锺离意终于丢掉了京官的职位。
材料提到了对刘英的指控以及几千名被怀疑为刘英的追随者的涉嫌的情
况（公元70—77 年）。①我们还具体地得知，500 名官员中有一半以上在监
禁中被鞭笞致死。从这次磨难中幸存下来的几位有姓名的官员，以极大的勇
气在严刑拷打之下一直不屈服，只有陆续最后屈服了，这使狱吏也感到惊讶。
为此他做出了解释：他认出监狱看守送给他的膳食只能出自他母亲之手。但
他仍没有机会会见从长江以南长途跋涉而来的母亲。这件事感动了皇帝的恻
隐之心，使陆续获释出狱，但禁止他继续当官。②
我们还得知公元76 年章帝继位不久以后，行政官员的工作还象以前那样
严厉。尚书的一员陈宠趁机要求宽厚和减轻严刑；他还抱怨官员利用个人的
职位谋取私利。③这样的抗议似乎有一点效果，但是直到公元84 年，才颁布
了禁止在审讯刑事案件时使用笞刑的诏令。④
还有证据表明，州级官员的压迫十分严重，当时任九江太守的宗均的一
份陈述透露了这一点。⑤他在仕宦生涯的后期当上了尚书令，有一份报告说他
对文官搞欺骗和谄媚的情况以及只有很少诚实的官员才能给一般民众带来利
益的有限的事例感到痛心。⑥
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选拔或提升官员注意的是功绩和诚实，而不是个
人关系。据说有一次明帝拒绝一位公主（光武帝女儿）为她儿子安排官职的
请求，理由是要使平民百姓免受苦难，就必须安排合适的人选任职。①
第五伦于公元75 年晋升为司空，他被誉为历史上第一位小心翼翼地拒绝
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的高官。早年他曾任蜀郡太守。这个地区非常富庶，
那儿的地方官能聚敛大量财产。然而第五伦却非常谨慎地举荐官员，不论贫
富，只看忠诚与否。这样就避免了腐败。第五伦举荐的许多人都晋升而担任
文官的最高职务，因此他被同时代人誉为善于识人的官员。②把这样的例子当
作例外记录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的选派可能是出于根本不同的考虑。
前汉时期，有时出现了关于最适合皇帝口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武帝统
治时期（公元前141—87 年）宫廷生活以极度奢华闻名于世，一部分原因是
意在使外族来访者对汉朝的财富和力量产生印象。后来就有人呼吁要减缩宫
廷的费用，特别在元帝统治时期（公元前49—前33 年）采用了许多节俭的
措施。③但是，前汉时期所有的皇帝当中，只有文帝可以挑出来给以表扬，因
① 见本书第3 章《新皇室》。
② 《后汉书》卷八一，第268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六，第1549 页。
④ 《后汉书》卷三，第146 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76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一，第1412 页为宋均。《后汉书集解》卷四一，第13—4 页注释及《
资治通鉴》卷四
五，第1445 页改为宗均。宗均在光武帝末年稍前一段时间任职于九江。
⑥ 《资治通鉴》卷四五，第1445—446 页。
① 《后汉书》卷二，第124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1398、1401—402 页。
③ 《汉书》卷九六，第3928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 年的早期阶
段，附鲁惟一的
导言》（莱顿，1979），第200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
，第159、193 页；
本书第2 章《经济》。
为他不愿意动用老百姓不必要的费用和劳动力为他装修宫室或准备陵墓。④
明帝在遗诏中提出的教导也可能牢记着文帝的榜样。他不愿意葬在专门建造
的附有自己宗庙的陵寝里，而宁肯用他的生母（即光武帝的阴后）陵墓中的
一间更衣别室以安置自己的遗体。⑤
不久以后，公元77 年，皇太后在一道很长的诏令中谴责并呼吁戒除过分
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份声明很可能是一份专门辩护词的一部分，意在引开对
她自己和她家族的批评。她声称，她实行节俭的目的在于树立一个好榜样，
并给最需要节俭的地方施加道德压力。①但是她的警告对马家来说没有产生大
的效果。公元83 年，即她死后的第四年，她的两位家属炫耀的巨大财富，遭
到强烈责难。据说他们建起若干巨邸，宴请数以百计的客人。他们还修了造
价昂贵的马厩，又从西藏的或其他的外族社区聚敛钱财。这样的排场触怒了
皇帝，以致几次进行谴责，这个家族开始衰落下来了。②
公元89 年，窦氏家族使用官家的劳工为自己修建高大的住宅，遭致怨声
载道，但无任何效果。侍御史何敞为此提出，与其用这样豪华的建筑物来表
示皇帝的恩宠，不如在帝国正进行反匈奴战争因而经费拮据时树立一个节俭
的榜样。③
宫廷里盛行的另一种心态可以从注意制订表示恰当的行为（礼）的规定
这一方面看出。公元86 年鲁国博士曹褒建议重新制订汉代礼仪的原则及实施
细则。章帝坚持，这项工作超越了曹褒的权力；班固建议应该把主要的专家
召集在一起，受命审议和提出必要的改变。可是皇帝拒绝了班固的建议，他
认为这样召集的班子不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他命令曹褒进行他的工作。曹
褒在一年之内搜集了各方面材料完成了150 篇题材广阔的汇编。然而这部书
似乎被认为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因此它被搁置起来，暂时未采取进
一步行动。公元91 年，在章帝的继承者和帝的成年典礼上，所遵循的就是曹
褒为这种盛典制订的礼仪。公元93 年，他的工作受到了质疑，他的规定没有
被实行。④
除了这些抗议和抱怨以外，明帝（公元57—75 年）和章帝（公元75—
88 年）的政府在成功地完成改革和改善经济活动的某些计划方面赢得了声
誉。光武帝曾打算治理平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 年—公元6 年）黄河和汴河
决堤所造成的某些受破坏的部分，但人们劝告他不要在帝国蒙受内战损失时
承担这样的重任。政府优先注意那些不太紧迫的工作以致未能制止频繁的洪
水泛滥，这引起了公众的怨愤。公元69 年由王景带领几十万劳工开始了一项
重大工程。在千乘郡内，沿荥阳到沿海的一条水路建起了堤坝，每隔十里（约
四公里）建一座水门。为防止洪水泛滥，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并设法让
河水改道。但无论王景怎样精打细算，费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①史籍记载公
元69 年是世道太平的一年。没有征发人民到远地服役。有一系列好收成，人
④ 文帝的想法，见《汉书》卷六，第134—3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
，1938—955〕
第1 卷，第272 页）；《汉书》卷三六，第1951 页；《潜夫论》卷十二，第130 页。
① 《后汉书》卷十，第411 页。
② 《后汉书》卷二四，第857 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第1492 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 页；《资治通鉴》卷四七，第1520—52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六，第2464—465 页。王景，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剑桥，195
4—），第4 卷，
第3 部分，第270、281、346 页。
民享受着高度的繁荣：谷物价格低廉，田野里漫游着成群的牛羊。②
明帝统治时期曾试图改进水路运输，以减轻把谷物从东方（山东）运到
太原附近羊肠仓的劳动强度。这项工作用了相当多的人力，死亡率很高，但
这个努力没显示出什么效果。特别是太原的官员和百姓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依据邓训（邓禹之子）提出的建议，公元78 年下令停止使用劳工，而改用一
队队的驴子来代替人力。就人的生命和资金两项来说，每年都节约了不少。③
章帝统治时期帝国南部的交通运输有了明显的改进。在此以前，从交趾
七郡运出商品只能走海路。当时的船只可以在福建沿海唯一可知的港口东冶
停靠，但后来就受到暴风雨和船只失事的损失。公元83 年，非常熟悉当地情
况的会稽郡本地人郑弘当上了大司农。他建议开辟一条穿过重重山岭经零陵
郡和桂阳郡的陆路。这条路后来成为正式的交通运输线路，并一直使用到《后
汉书》的一位编撰者生活的时代。①
② 《后汉书》卷二，第115 页。
③ 《后汉书》卷十六，卷608 页。
① 《后汉书》卷三三，第1156 页。东冶的闭塞，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
动》，载埃盖罗德
与格拉赫恩编：《高本汉汉学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59），第101 页。
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
（公元88—125 年）
和帝（公元88—106 年）初年出现了对外交事务和窦氏家族在朝廷中取
得统治地位之事提出抗议的时机。公元89 年，窦宪发动了一次讨伐匈奴的大
规模的远征，②关于这样一次战役的意义和适宜性，有人提出了疑问。有许多
大臣，包括司空任隗认为，在匈奴不再采取侵略政策时这样滥用帝国的资源，
迫使部队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艰苦地服役是愚蠢之举。虽然没有人倾听他们的
申诉，任隗和司徒袁安仍继续提出他们的观点，以致有许多同僚担心他们的
安全。③但是他们得到了107 年升任司徒的鲁恭的支持。当时仍任侍御史的鲁
恭请求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不要让人民卷入窦宪发动的战役。他还认为，由
于非汉族人可以比作禽兽，其习性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说，就不应
该允许他们作为杂居社区的成员与汉人住在一起。
另外，匈奴不久前被鲜卑打败，利用这个机会是既不正当又不适合的。
匈奴已从边境防线上往后撤退了一大段距离，要找到他们就得花费巨大的人
力、物力，因而极不合算。鲁恭引用大司农的观点，即现有资源不足以支持
这么大的战役，而且他还说其他官员也一致不同意发动这次战争。同时也不
应该用公众的生命去满足某一个个人——即窦宪——的愿望。①
《后汉书》简短地记载了皇太后反对这种劝告。另一位官员何敞询问这
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在抗议中还婉转地提到正在为窦氏家族修建的奢华
的建筑。②
有几件事表明，这一时期在吸收官员和养士的标准方面有某些想法。公
元101 年的诏令给来自北方、东北和西北人烟稀少地区的候选人以优待；根
据人口数，他们被允许比帝国其他地区选送更多的候选人担任官职。③第二
年，刚刚担任司空的徐防建议，应对考试的科目和候选人的等级制度做一些
改变。他迫切地希望五经的文字意义能得到清楚的说明，同时惋惜某些博士
们过于偏爱发挥自己的解释，而损害了传统的解释。这些做法导致人们走上
异端邪说之路，同时在考试的行政管理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争论。他认为今后
应该更多地注意解释典籍的文字意义，鉴别候选人应该以解释字义为准；那
些不遵循公认的大师的已被接受的解释的人或前后矛盾的人不准入选。④
徐防的建议被采纳，下属官员奉命遵行。公元106 年时值邓太后在朝廷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据说学术正在衰落。新近在尚书任职的范準试图直接通
过传统的力量做些改进工作。他举例说明，过去的列祖列宗皇帝无论怎么忙
或有事在身，都要找时间学习。以往甚至是军事将领，也对指定的经典如《孝
经》有广泛的知识。他提醒皇太后一些匈奴领袖树立的榜样，他们到洛阳朝
② 见本书第3 章《边境和邻邦》。
③ 《后汉书》卷四五，第1519 页。
① 《后汉书》卷二五，第875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三，第1484 页；又见本章以上有关部分。
③ 《后汉书》卷四，第189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34 页
；本书第8 章《文
职官员的吸收》。
④ 《后汉书》卷四四，第1500 页。
廷来朝，并在那儿学习。以“永久和平”为名的明帝的时代就已出现了这些
变化。①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形势形成了对比：学者很少而博士们过于喜欢闲散
而不愿工作。学术水准的降低是当时政府实行压迫的几个原因之一，因此范
準提出了发展学术的步骤。②
十年以后，邓太后本人采取措施以达到这个目的。她召集了已故皇帝的
40 多名侄子、侄女和自己家族的30 名成员，准备了专门的房屋让他们居住。
他们的年龄是五岁或更大一点，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习古籍经典。她本人亲自
监督这些年幼学生们的考试。一个对她的评论记载，她曾表示，她的初衷是
防止生活方式变坏和恢复以往公认的学术大师的文化影响。她把特权家庭成
员享受的奢侈生活与他们放弃研究学问的努力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她认为明
帝统治时期树立了通过注意教育而改善道德标准的榜样。③这种主张的真诚性
也许是值得怀疑的。皇太后很可能想通过这个姿态，表示自己愿意迎合已经
建立起来的学术界，并证明自己对国家事务的影响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
观。
安帝统治时期展开的关于礼仪体制问题的讨论，也许反映了当时争权的
各主要党派之间敌对的或不同的利益。已经制订的规矩是，大多数高官和州
牧既不必，也不准去按传统服三年丁忧。因此这个做法在其他各界已经快要
不实行了。公元116 年，邓太后决定应该让高官们在服丧期间按照习惯离职，
作为改进道德标准的手段。她得到以正直知名于世的刘恺的支持；刘恺自107
年任太常，112 年晋升为司空。
当时有人认为，指望州牧及郡守遵守这项规定是不实际的，刘恺反对这
种观点，他认为高级官员应该把遵守这种规定当做职责范围的一部分，以便
树立一种模范行为的榜样。由于这一主张，皇太后能够进行改革了。①这实际
上是国家高级官员第一次实行服丧期间离职三年的规定。
但是，改革的寿命并不长。121 年尚书令对这种规定提出质疑，他举出
光武帝曾废除这种规定，因此应恪守此成例。这种观点受到已被刘恺举荐为
官的陈忠（陈宠之子）的反对。他指出，这项制度从王朝立国一开始就在其
身份不低于萧何的人物的指导下产生了。光武帝废除它的原因在于当时政局
不够稳定，需要把行政管理简化到最低限度。他论证说，有一切理由把离职
服丧三年的规定作为汉帝国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的一部分保留下来。然而，
宦官们却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要重新安排人，非常不方便。结果，
高官们从121 年起不必服丧，或者说取消了他们的这种权利。②154 年高官们
在服丧期间又再次必须离职，两年以后，这项规定扩大到较低一级官员；159
年高级官员又暂停执行这项规定。③
快到和帝统治末期及以后，又出现了减少宫廷的奢侈性消费的几次尝
① 即“永平”，明帝的年号，公元57—5 年。
② 《后汉书》卷三二，第1125 页；《后汉书》卷七九，第2546 页；《资治通鉴》卷四一
，第1567 页注明
这个奏折产生于公元106 年。
③ 《后汉书》卷十，第428 页。
① 《后汉书》卷五，第226 页；《后汉书》卷三九，第1307 页。
② 《后汉书》卷五，第234 页；《后汉书》卷四六，第1560—561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234 页；《后汉书》卷七，第299、302、304 页；《后汉书》卷四
六，第1560—561
页。
试。通过快递手段从南方诸州为宫廷供应特定品种的新鲜水果当时已经形成
惯例，许多被迫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的人死于途中。当皇帝得知这项工作十分
艰苦时，便下令不再运送水果（103 年）。④公元106 年，当局下令减少供应
朝廷宴会的异域珍馐，以便减少办事机构承担的费用。同一年还取消了鱼龙
曼延百戏等。①次年，为了补足禁卫军中一支部队的缺额，黄门的吹鼓手的编
制被削小。饲养马匹的饲料，除实际用于宫室车马之外，均减少一半。皇宫
办事机构制造的非宗庙和陵墓所需的商品都停止生产。②
上述裁减的部分原因是认识到了民众的困难。在永初时期（107—113
年）的初年，持续的干旱和洪水导致许多地区成灾。108 年任御史中丞的范
準抓住机会上奏，强调节俭的必要。他认为，制造或者消费那些浪费的、或
者对朝廷工作的运转非必须的物品的官方机构，如那些负责皇帝餐桌的菜肴
或者制造工艺品和各种设备的机构，应该作出节约措施。他还提出政府应该
遵循公元前92 年的先例，组织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检查各州灾情的事实
及其原因；③他还为救灾提出了几项进一步的积极措施。范準的意见被采纳
了，某些商品被散及贫民。他本人奉命到帝国的东北地区巡视，他在那里建
立了公共的谷仓并成功地提出了一些当地所需要的救灾措施。④
公元109 年下诏采用的一项节约措施可能是由于皇太后的发怒。她已经
感到身体不适，在为她祈祷的祝辞中有被认为是王朝命运要有所改变的话。
皇太后得知以后愤怒地采取步骤，以防止发生这些不祥之事。另外，她砍掉
了一年一度为完成警卫任务的士兵举办的送别宴会和会上的音乐表演。与此
同时，还把参加“大傩逐疫”活动借以驱除流行病的120 名“侲子”减少了
一半。在第二年（110 年），实行的节约措施按等级递减官员的俸禄。①
恰在这个时刻，关于汉代政府为了保持对帝国西北地区的控制而花费这
么大的资源是否值得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羌族的部落已经给中国这个地区汉
人住地的安全带来了严重麻烦。为了保护这些移民区，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
经费用于供给、运输和人力。公元110 年任谒者的庞参（135—136 年升任太
尉）建议，对政府说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减少费用，全部从凉州撤出，把不
能在西北养活自己的全部居民迁往畿辅。他相信，这样的迁移将会更加有效
地集中中国人的力量，以便加强边防。
庞参的建议遭到虞诩的反对，虞诩当时是太尉李脩属下的郎。虞诩认为，
不能仅仅由于保持当地的政权需要一定的经费而放弃前代皇帝留下的由汉朝
廷控制的土地。没有西北地区的安全，前汉京畿一带，包括皇室陵墓的遗址，
都将失去屏障。最后他指出，凉州当地的居民长期以来对汉帝国怀有好感；
④ 《后汉书》卷四，第194 页；《资治通鉴》卷四八，第1559 页定此事发生于103 年。
① 《后汉书》卷五，第205 页；《后汉书》卷十，第422 页；《资治通鉴》卷四九，第1
564—565 页。接
待活动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
莱顿，1979），
第201 页注744。
② 《后汉书》卷五，第208 页。
③ 《后汉书》卷三二，第1128 页。当时增产的措施，见《汉书》卷二四，第1138 页。斯
旺《古代中国的
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184 页。
④ 《后汉书》卷三二，第1127 页。
① 《后汉书》卷十，第424 页；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公元前206—公元220 年汉代
的新年和其他节
日礼仪》（普林斯顿，1975），第75—6 页；《后汉书》卷五，第214 页。
汉朝如果放弃他们居住的土地，让他们迁居，将会难以抗拒他们的敌意。②
尽管这种论点暂时地足以压倒庞参的劝谏，但问题在119 年还是再一次
提了出来。当时匈奴正试图向西域诸国施加影响。他们已经杀掉一部分住在
敦煌的中国人，而且有些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交通线上的王国，比如
鄯善，正在承受特别沉重的压力。他们请求帮助，一位汉族官员请求派一支
5000 人的队伍攻打匈奴，结果只得到洛阳含糊的反应。一部分大臣建议关闭
玉门关，从而与西域断绝往来。当班勇被征求提意见时，他援引了历史上自
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 年在位）至羌人反叛（公元89—104 年）时期
汉人与西北地区的关系。羌人的反叛曾有效地割断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
系，使西域各国受制于匈奴。①他认为当时最不适合发动攻打匈奴的战役，因
为中国人对此根本没有准备。但是他认为，对象敦煌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的居
民点应该小范围地和有效地增援，加强那里中国人的力量，以便牢牢地控制
交通路线。
当匈奴控制的吐鲁番（车师）和鄯善不可靠时，这样的措施是否能够确
保中国的安全，②对于这个问题，班勇答复说，正象州牧能够维护中国内部的
法律和秩序那样，他也能够尽其所能防止入侵。他主张通过设立官职以确保
对西域各国的控制，否则，西域各国会落到匈奴手里；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在其南面的中国城市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不用大规模地投入资源，只要仔细
挑选戍屯校尉就足以保持西域各国对汉朝的忠诚。如果西域各国要求中国供
给食物，这个要求不能拒绝，拒绝了就会导致他们采用暴力袭击。
班勇的意见被接受了，在敦煌设置了一支戍军。第二年（公元120 年），
汉朝廷与居住在鄯善和吐鲁番迤西一带的诸民族建立了联系。皇帝接待了一
批音乐家、巫师、吞火者及其他各种艺人，数量达1000 人之多，他们声称来
自地中海的罗马世界，但实际上多半来自缅甸。③
有几个事例说明了汉朝当年如何施行阴谋诡计或如何进行行政管理。正
如上面指出的，阴氏皇后的垮台是她被控搞巫蛊。这种消除对手的战略在汉
代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公元前130 年曾用它废黜了一位皇后，公元前
91 年又用了更不道德的方法废了一个皇后。④
较令人愉快的是，史料记载了一次显然是自发的弘农郡人民为他们所仰
慕和爱戴的一名官员提供丰厚贡品的事。这就是死于105 年的王涣，他当时
官拜洛阳令。他被描写为性格正直的人，初看有些严肃，但实际上却很宽厚
仁慈。他发现和处理冤案的才干使首都人民赞誉他具有神灵的力量。他的死
引起普遍的哀悼，送葬的队伍向西一直穿过弘农郡，路边的祭桌上摆着居民
们的纪念品。他们向为此感到困惑的官员们解释说，这是回报王涣解除百姓
痛苦的仁政，他很注意不让他们在送粮食给洛阳时再被征募来的官兵盗窃。
除了建祠纪念王涣外，皇太后被他的正直所感动，安排他的儿子做郎中，希
望用他的榜样鼓励别人。①
② 《后汉书》卷五一，第1688 页；《后汉书》卷五八，第1866 页。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 页。
② 这几个国家，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
的导言》（莱顿，
1979），第76 页注49，第81、183 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231 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5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六，第2468 页。
鲁恭于公元107 年官拜司徒。据记载，他上任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上奏请
求改变轻刑审理的程序。定例是秋季审理，但从103 年以后却改为夏季。这
给农业人口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在刑事
诉讼过程中牵连进许多人。鲁恭认为应该改回传统的做法。他立论的理由是，
应该把案件的处理与自然秩序和宇宙秩序谐调起来，不能贻误农时。他的观
点占了上风。②
历史详细记载了随着外戚、宠幸和宦官势力的增长，官员们的权势日益
式微的不愉快的事件。在这种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偶尔可以了解到这一类的抗
议。120 年，王伯荣的行为显然就引起批评。她是王圣的女儿，安帝（公元
106—125 年在位）的养母，她已经利用自己的地位大肆扩张势力，并过着奢
华的生活。这便鼓励了别人起而效尤，也搞奢侈和浪费，同时由于能随意出
入宫闱，她就可以方便地行贿和贪腐。司徒杨震为了合理的，基于道义的施
政，勇敢地上奏，要求消除这一丑恶行为；他要求把王圣母女二人驱逐出宫。
他举出，王伯荣为了使她丈夫继承侯的爵位，在幕后进行了操纵。他对以下
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先例不受重视；封侯的原则不是根据功绩，而不过是为
了表示恩宠。
另一位上奏者翟酺提出，窦家和邓家制造的大破坏，把皇权减少到了零
的地步。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内宠的固有的危险性以及外戚所享有的空前的特
权。他请求皇帝（安帝）消除产生谄媚的所有根源并防止利用国家权力达到
个人目的。但是这样的忠告没有效果。①
还有人提出抗议，但同样不被理睬。这就是尚书仆射陈忠提出的意见，
他的观点与三年服丧期的争论有关，前面已经有所介绍。王伯荣按照安帝的
旨意去他父母的坟墓前代表他行祭。她在路上所遇见的人都大拍其马屁，以
致看得出她的权威已大大超过皇帝本人。陈忠指出，早在汉代初年对这种事
情的后果就有过可怕的警告。他坚决主张应该由皇帝本人行使权力，以保持
正确的国家等级秩序和经过批准的下放权利。陈忠还注意到权力已经有效地
从三公转移到尚书手里的做法。后者的决策缺乏原则性引起他很大忧虑。②
② 《后汉书》卷四，第192 页；《后汉书》卷二五，第879 页。
① 《后汉书》卷四八，第1602 页；《后汉书》卷五四，第1761 页。
② 《后汉书》卷四六，第1562—565 页。
顺帝统治时期（公元126—144 年）
顺帝统治时期的行政管理和官员们的行为多次受到批评。提出的问题涉
及朝廷和官场上的情况及专权的出现。抗议是针对宦官和梁家集团的，朝廷
的奢侈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顺帝统治的末年又爆发了危及帝国安全的动
乱。
在126 年，刚刚担任司隶校尉的虞诩大声疾呼政府有压制行为。他认为，
法之所禁是控制人民生活方式的手段，刑罚则是限制人民的工具。他抱怨的
部分内容是官员们为了自己向上爬而滥用上述的禁令和刑罚及其他的措施。
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指责与反指责，其中包括随意滥用权力和非正义地逮捕
清白无辜的人。有几位高官和宦官被牵连进去。虞诩在这些万分危险的诉讼
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有一次审问他的监狱长官让他最好自裁。但他拒绝了
这种好意，他宁肯让自己的案件闻名于世，如果有必要，他愿意被公开处决。
结果，虞诩被判无罪，并被任命为尚书仆射。①
多半是为了制止裙带关系，132 年的命令规定，从州里举荐上来的官员
候选人必须限制在40 岁或40 岁以上；他们必须学习过指定的经典的疏义；
补缺人员必须有起草奏疏的能力。对那些才干非凡的年轻人，也不能仅仅由
于年青而妨碍他的仕宦前程。②
同一年，尚书令左雄在奏疏中抱怨短期任命和官员离职产生的后果。很
多人对在短期内一显身手感兴趣，结果人民受到专断的刑罚和横征暴敛之
苦。据他说，官员们不能审理贪污案件或恰当地考核确定每个人的功绩；还
有许多提升不当的例子。左雄请求结束官员们调来调去的情况，因为他相信
这些弊端都是官职的变动，或在职官员经常离职的结果。可是，重新实行禁
止官员们擅离职守这一规定的企图未取得成效——据说是因为宦官的反对。③
这时也出现了有人不愿意做官的事例。樊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
精通经术，也通晓占卜；这可以归因于他的兴趣和性格，从127 年以后他就
拒绝了让他做官的种种引诱。这种拒绝也可能是由于他厌恶政府行事的方
式，他宁肯不接受他所不赞成的那种恩赐。①
还可以举出一个当时有人拒绝当官的例子。此人即郎f ，他和樊英一样
是一位学者，他也深晓秘教事务，并以能准确地预言未来事件而广为人知。
在133 年上呈的奏折中，郎f 乘机批评了政府的许多方面，包括选拔官员时
不够严格。他的很多批评都是根据对自然情况和超自然现象的解释作出的；
由于他是这方面可以请教的知名专家，他的声誉给他的观点增加了某种力
量。②
另外两个与官员的待遇有关的事件在史籍的133 年条目中有记载。第一
件与李固有关，此人后来注定要在公众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此时还不
① 《后汉书》卷五八，第1870—871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261 页。
③ 《后汉书》卷六一，第2015—01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二，第2722 页。又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一，第1648 页注文。关
于不愿意做官的
情况，见本书第15 章。
② 《后汉书》卷三十，第1054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
桓帝的奏议》（堪
培拉，1976），第98 页注88。
是一名文官。在朝廷征求关于政府需要办的事的意见时，他提请注意的事是，
有些低级军官没有经历过通常一年的试用期却得到了长期的正式官职。尽管
看起来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他却唯恐成为先例，从而会导致取消传统的管
理方法。不清楚李固的抗议有什么效果。③
第二个事件是，大司农刘据因玩忽职守而受到惩戒，并被命令向尚书汇
报。除受其他惩罚外，他还要受鞭挞之辱。左雄抗议说，这样处理不适合刘
据高级官员的身份，他还指出，古代没有鞭挞大臣的先例，只有明帝统治时
期（公元57—75 年）才有这种做法。左雄成功地了结了这件事，刘据没有被
鞭打。④
顺帝在126 年继位以后不久，就向拥戴他的养母宋娥表示了感激之情。
他封她为“山阳君”，同时封梁冀为侯。①左雄认为这样做纯属徇私，不合适。
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高帝古老的遗训：即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尽管他
暗示这种行为会导致大灾难，他的抗议未被倾听。
133 年洛阳发生了严重的地震，皇帝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只好下诏求言，
同时征求相应的救灾措施。②李固利用这个机会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指
责；在此过程中他对某些官员的任命问题提出了疑问。他是司徒李郃的儿子，
由于身为教师而出名，洛阳人士都期待着他会步他父亲的后尘。在指责的开
始部分，他提请注意安帝打破传统，册封养母王圣为侯一事；③紧接着樊丰及
其一伙便抓了权，并出现了打乱皇位继承的情况。李固本人承认，汉代300
年历史上不少于18 位君主，其中自然不乏搞恩宠的事例，何况宋娥的功绩也
的确很大。但是，这可以用钱来酬功而无须授以土地；这种封土地的办法违
背了既定的传统。
其次，李固批评了梁氏家族的显赫权势。虽然明帝统治时期已出现过同
样的问题，但形势还没有这样极端严重。他建议让梁冀及其家属回到黄门任
职，以削减外戚家族的权力和把行政权力还给皇室。他还注意到宫廷侍从的
权力太大了。原先诏令禁止他们检试候选官员，防止他们利用权力达到营私
的目的，但这些情况已经变得屡见不鲜。李固要求恢复这方面的控制。
李固还强调，必须确保政府和朝廷各部门都有十足的休戚与共的态度，
而且要从中央做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邪，犹叩树本，
百枝皆动也。”根据这一点，皇帝就需要垂询文人的意见，同时要弄清楚上
天的意愿。应该表扬那些言有可采并能立刻实施的人；宦官的权力及编制应
该大大削减。
由于顺帝发现他的养母介入了宦官策划的阴谋而引起朝廷上的混乱，他
更加愿意接受李固的劝谏，养母被送回她的住处。正如所预料的那样，为皇
帝养母服务的宦官因此对李固抱有敌意，并开始想办法要搞垮他。
但是，至少还有另一位官员利用133 年地震的机会批评了当时的形势。
这就是当时任太史令的张衡，他在历史上更多地是作为文学家和以科学技术
③ 《后汉书》卷六三，第2076 页。
④ 《后汉书》卷六一，第2022 页。
① 《后汉书》卷六一，第2021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263 页；《后汉书》卷六三，第2073 页。
③ 见本章前文，又见《后汉书》卷六三，第2078 页；《后汉书》卷三十，第1049 页。定
为135 年；《资
治通鉴》卷五二，第1680 页定为137 年。
上的发现（包括他制造的地动仪）而闻名于世。他呼吁应把权威归还给原来
拥有它的地方，也就是还给“天子”。①
135 年，张纲发起进一步抗议宦官权力的活动。这次抗议的直接原因很
可能是已经作出的允许宦官收养养子从而他们就可以把朝廷赐给的爵位和特
权传下去的决定。②136 年官拜太尉的王龚是另一位以反对宦官而知名的大
臣。宦官们为了对他告发他们罪过的行动进行报复，企图控告他。只是由于
李固的干预，这一企图才没能实现。③
134 年顺帝亲自参加了祈雨的活动。如同在另一次自然灾害引起苦难时
那样，他要求官员们提出意见。在提意见时，周举（尚书之一）指责皇帝抛
弃了诸如文帝和光武帝这样高贵的前辈的模范行为而去仿效秦的骄奢淫逸的
做法。他认为皇帝祈求缓解干旱的努力缺乏实质性内容，他要求切实可靠地
改进政府工作。比如，应该驱逐宫廷里的闲杂宫女，皇帝餐桌上的花费也应
该减少。④
142 年，八名已赢得学者声誉并担任众多职务的官员被任命去外地巡
视。他们主要在州、郡检查行政工作的管理和一般生活方式。除了张纲在洛
阳进行工作之外，其他人都前往指定的地区。张纲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指责
梁氏家族凭恃恩宠玩弄权势：他们贪婪、放纵，周围尽是谄佞之徒，简直不
可饶恕，而且扼杀了真正忠臣的创造力。他起草了一份15 点罪状的控告书，
在城里引起了轰动。由于梁冀与皇后的关系，没有人注意张纲的警告，但是
我们得知皇帝本人对张纲的言论的力量颇表赏识。①几年以后出现了直指梁氏
家族的进一步的抗议，抗议的理由是梁家铺张奢侈。②
顺帝统治时期一个积极的成就可以说是重新占领了西北地区；公元111
年，中国官员曾从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等地撤出。129 年收回了上述部
分地区。③这是听从了虞诩的建议之故，我们记得他曾在111 年主张维护帝国
的版图。④
137 年，曾试图镇压在日南郡和其他的南方边远地区爆发的动乱与反
叛，但未成功。有人提议从中国中原地区征集一支40000 人的队伍用来应付
局势，这建议被李固以种种理由加以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危及诸如长沙和
桂阳这些地区的安全；而且命令军队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打仗，又没有确定
的回家日期，这本身就会激起其他叛乱的爆发。另外，瘴疠之地的气候会引
起40—50％的伤亡，经过长途艰苦行军后奉命作战的军队不适合战斗。李固
还计算了军需物资及其运输的费用，认为势不可行。他说，为了支撑外缘而
剥夺中央的资源，这是一个错误，更何况远离故乡进行战斗的士兵所受的苦
难是不能忍受的。
李固建议不必从北方派出一支大部队，而代之以谨慎地挑选几名有勇气
① 《后汉书》卷五九，第1909 页。张衡及地动仪，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 卷，
第626 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264 页；《后汉书》卷五六，第1817 页。《资治通鉴》卷五二，
第1676 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266 页；《后汉书》卷五六，第1820 页。
① 《后汉书》卷五六，第1817 页。
② 《后汉书》卷六五，第2131 页暗示抗议发生在144 年顺帝死后几个较短的统治时期之
一，《资治通鉴》
卷五二，第1698—699 页定为144 年。
③ 《后汉书》卷五，第216 页；《后汉书》卷六，第256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289
3 页。
④ 见本章上文。
有能力的高级官员去那里任职，象交趾地区的地方官员那样对平民百姓实行
仁政。黎民可以临时性地迁出动乱地区，直到那里恢复秩序；当局可以用赏
赐和封侯的许诺征募地方上的部落民来协助镇压反叛。政府采纳了李固的意
见，任命了几名他建议的人员。通过所表现出的言而有信和一个善意政府的
认真态度，他们终于成功地诱使叛民投降，恢复了岭南地区的和平。①
但是，在顺帝统治结束时仍有证据表明，帝国远不是那么太平的。他死
后（144 年9 月20 日）仅三个月，叛乱者就攻打了九江郡的合肥。同一年，
顺帝刚刚入土的皇陵被盗掘。145 年，数千名成股的叛乱部队攻打或占领了
广陵和九江的城市。在鲜卑骑兵袭击北方代郡的同时，庐江也出现了盗匪活
动。历阳的华孟自称“黑帝”，进攻九江，杀了九江太守。这次叛乱被镇压
下去，政府军队成功地杀死叛军3800 人，俘虏700 人，从而恢复了东南地区
的秩序。②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2837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六，第276—77、2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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