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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剑桥中国史 第二卷 隋唐 上
发信站: BBS 哈工大紫丁香站 (Sat Nov 27 12:53:34 2004)

总编辑序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
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
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十六卷，于
1902 至1912 年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
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
《近代史》现在已被十二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
史》的编写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
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圣
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
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
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
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
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
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
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
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
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
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
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
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改革的势头正在不断
加强。
当1966 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
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
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
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
史》现在已经计划出十四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
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
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
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
们所在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
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1976 年6 月
中译本前言
本书原为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3 卷，本卷为崔瑞
德编，其纪事起自隋朝灭陈（589 年），止于唐之灭亡（906 年），实际上是
隋唐两朝的王朝史。鉴于《剑桥中国史》现正陆续出版，同时本书又能独立
成卷，自成体系，故先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并定名为《剑桥中国隋唐史》。
本书是一部结构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
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言。一部外国人编写的大型隋唐史，能够达到这样
的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相信，不仅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
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
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历史人物评价是历史科学重要内容之一。本书非常重视历史人物的活
动，它以人为经，事为纬，层次分明地展示了中国中古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
丰富多彩的历史，同时又剖歧析异，发人所未发，给人以启迪。现举数例如
下：
隋炀帝 炀帝其人，历来被封建史家贬为一无是处的暴君。近年来，虽
然有一些学者肯定了他建东都、开运河等事迹，但总的来说，仍是褒少贬多。
本书却给炀帝以很高评价。尽管作者不否认炀帝骄奢淫逸，但认为他在中国
帝王中决不是最坏的。从当时背景看，他并不比别的皇帝更暴虐。炀帝很有
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像政治美学家，很
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本书认为，在589 年平陈时，他在建康的行为堪
称模范。其后他在促进南北文化再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
都作出了贡献。唐代的繁荣，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和改善了炀帝所开
的运河，运河促使杭州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并提高了运送军队和供应至任
何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在谈到炀帝被否定的原因时，作者认为这
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
唐高祖 长期以来，治史者认为唐高祖李渊是平庸无能之辈。近年来，
国内史学界已逐渐清除笼罩在初唐史上的迷雾并肯定了李渊的建唐开国之
功。在这一点上，本书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本书认为，尽管李渊反隋时已
年逾五十，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生气勃勃和干练的领袖人物。他
策划了太原起兵。他对李密和东突厥的外交攻势，使唐军得以胜利进军并攻
占隋都大兴城。他推行的大赦、封官许愿等政策，有助于促进全国统一。唐
高祖创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以任何标准衡量，“武德之治”均称得
上是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唐王朝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李渊
之所以遭到冷落，一是因为他执政期短，又夹在中国史上最突出的两个人物
隋炀帝和唐太宗之间。二是他的开国之功被唐太宗精心地掩盖了。
唐高宗 唐高宗是唐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旧史却将他描绘为懦弱的傀
儡，在重要政治制度上建树极少。有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本书不为这些传
统之见所囿，既指出高宗确有懦弱一面，又具体论述了他在法制等方面的建
树。和前辈相比，他的另一伟大政绩是对科举制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控
制物价的措施也收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行用于有唐一代。唐朝这时的军事
力量和威望均达顶峰，甚至超过唐太宗时期。在高宗后期，武则天的地位基
本上是不稳定的。她只能靠间接手段控制朝廷，并一直容易受到攻击。
武则天 她是隋唐史乃至中国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千百年来，毁誉不
一，至今犹争论不已。本书在全面分析了她的作为后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称
684 至705 年为“武韦之祸”，是“欠公道的”。因为首先，它忽视了武后
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其次，没有确凿证据能说明在她执政最后几年以前，
政府受其统治作风的危害。第三，武后时期农民生活比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
为良好。在人民中间，她可能是得人心的。只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
能像武后那样在农村节日中被人纪念至今。本书认为，武则天之受谴责，原
因在于她的许多行为不符合儒家准则，如沉溺于佛教，延长服母丧期以提高
妇女地位，派武延秀至突厥与默啜可汗之女结婚等。武则天的消极面表现在：
她最后几年的统治每况念下；她的统治作风高度独断，以至当她失控时，行
政结构立即出现裂痕，而她这时反而不能以其一贯的无情手段，断然采取措
施。对中外学术界有争议的以下一些问题，作者也一一加以剖析。（一）支
持和反对武则天的两派斗争问题。过去主要有两种看法：陈寅恪认为这种斗
争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间的最高权力之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是掌权的
贵族统治阶级与新兴地主之间的争权夺利。本书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
都是对当时社会认识过于简单化的结果。作者认为，这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掌
权者与以拥武为升迁手段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武则天利用后者夺取了权力。
（二）武则天迁都洛阳问题。本书认为，从政治和经济上解释这个问题，虽
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很可能还有第三种因素，即她惨杀王皇后等人后，
内心恐惧，无法再留在长安。（三）以周代唐问题。一般认为，武则天取国
号为周可归因于她追赠其父的封地（周）。但这种看法难以成立。她以周为
国号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以前王莽等人也都采用过这种手段。她的
目的是想建立周朝所达到的至治之世。（四）科举取士名额增加支持了武氏
政体的问题。本书认为支持这种看法的史料很少。武财天在660 年后10 年间
根本没有开科取士。 660 至683 年进士年平均数也仅18 人。（五）武则天
代表什么阶级或集团的利益问题。本书不同意她为商人之女，所以就代表“新
兴的商人阶级”的看法，因为其父及兄弟均仕于隋、唐。本书也不赞成武则
天代表东部地区利益反对西北贵族的观点，因她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贵
族”出身。
唐德宗 本书认为，传统史籍把唐德宗说成刚愎自用，贪得无厌，但又
说他轻信和柔弱，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关于他允许宦官和节度使自行其是的
记载也是夸张之说。所谓唐德宗779 至781 年的励精图治同样是记载不实。
实际上，他的政策和行为，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他志在振兴中央
权力，以使满朝文武相形见绌。由于尽量保存现有中央权力并非易事，他必
须与藩镇作必要的妥协，这是审慎之策，不是人们指责的姑息之政。对唐德
宗完全听从家奴的指责，也不符事实，因宦官并未损害他，他一直是最高统
治者。所谓外廷受宦官压抑，这是史籍对宦官影响的夸大。
唐宪宗 二王八司马事件，是唐中叶以降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界
不少人认为宪宗上台后大力镇压二王集团，是反对革新的保守派头子。本书
力图抹掉投射在宪宗评价上的阴影，认为他对二王集团的处理非常慎重，除
二王外，无人被处死。清洗范围仅限于真正的参与者，而不像历来那样殃及
亲朋故旧，甚至与二王集团关系极密的韦执谊的岳父杜黄裳也被重用为宰
相。宪宗鼓励朝臣大胆讲话，坚决削平藩镇，选用武元衡等一大批五十岁左
右的优秀人物当宰相，实行一系列改革以推进军事中央集权运动，在“中兴”
李唐过程中打开了德宗时代的僵局，所以他是唐后期几乎重建“贞观之治”
的人。关于宪宗之死，作者认为，他被宫监陈弘志所弑的看法不可能获得证
实或反证。但他的死却使宦官在拥帝问题上开始拥有大权。对于宪宗因服药
过量而卒的说法，儒家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是道德堕落的结果，但本书认为，
这种意见虽有理，但还不能让人了解更重要的政治背景问题。总之，唐代宫
廷阴谋，模糊不清，真假难辨。
李林甫 此人历来受到责难，被视为“口蜜腹剑”的小人和促成李唐由
盛而衰的罪魁祸首之一。本书虽不否认李林甫善搞政治权术，但说他是务实
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唐玄宗统治时期许多重大而有价值
的改革，都是在李林甫和张九龄当宰相时进行的。李林甫时彻底修改了整个
税制和地方费用规定，使财政制度更切合地方实际，这确是一大成就。他修
订的全部法典，至14 世纪初仍保持其权威性。李林甫的改革使朝廷行使权力
比以往更顺利、更有效率。李林甫执政时的政府对外连续取得了辉煌胜利。
在姚崇、宋璟和张说任宰相时，首辅宰相是在积极参与政务的皇帝手下工作，
而在李林甫漫长任期内，唐玄宗已不再起积极作用，故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
远比姚崇等人全面，杨国忠根本不能与他相比。有人说李林甫任宰相前与张
九龄不和，因为后者反对他擢升，这种意见并无确证。所谓他的入相与武惠
妃有关和他与裴光庭之妻私通的传说，都可能自出虚构，因为当时史家大多
仇视李林甫，所以尽量给他抹黑。
二、历史事件
“安史之乱” 本书指出，过去不少人将“安史之乱”视为“在国内进
行的外患”，因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出身非汉族。这种看法虽不是毫无根
据，但无说服力。陈寅恪发展了的夷狄论的变种观点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
谷霁光从河北对唐廷的长期异化的角度来解释叛乱的论据也无说服力。作者
本人的看法是：“安史之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
的环境”，它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
本质联系”。尽管人们都说“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影响巨大，但语焉
不详。本书则非常重视这种影响及其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几
点：（一）军方成了帝国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二）地方行政结构被改组。
（三）许多人取得了高官和社会威望。（四）国家财政结构崩溃。（五）土
地分配制度受到致命打击。（六）人口大规模南移。（七）丧失了对河北和
河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八）江淮几道取得新的关键地位。（九）唐帝国
丧失了领土和威信。本书将这些变化贯串到此后至唐亡的历史论述中去，这
样做是很有眼光的。
“牛李党争” 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本书针对主要
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本书认为是出自始于
宪宗时的个人恩怨。至9 世纪20 年代个人恩怨公开化，形成党。党不过是政
治人物的松散结合体。因史载阙如，很难弄清产生朋党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分
化状况。本书认为，朋党领袖拥有政治权力，故能掌握想分享杯羹的追随者。
穆、敬、文三帝庸懦，不能遏制朋党的发展，若宣宗直接继宪宗位，朋党之
争将会缓和得多，甚至会使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关于朋党规模，日本学者砺
波护编制的两党名单中，有几人被列入或划出，其标准尚可推敲。他关于门
生故吏依附上层朋党成员，朋党结盟影响向下层发展，从而形成金字塔形式
的看法，虽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不少问题。本书认为，依附牛李两党主要
人物的大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是否存在，值得怀疑。有人想找出形成朋党的
意识形态基础，本书建议最好把李德裕对李宗闵等的敌意追溯至808 年的制
举。但是，将皇甫湜的对策文看成整个牛党共同观点的看法并不合适，因为
他后来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几位最重要的领袖的文章也未将其哲学观点和
政治组合联系起来，所以看不出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为牛党或李党
的。关于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的问题，本书认为，不应把李吉甫与
李绛之争，与十余年后的“牛李党争”等量齐观，没有理由把李绛视为牛党
的精神追随者，也不应忽视牛党成员卷入9 世纪各种军事斗争。所以把牛党
宰相看成是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就未免简单化了。很难想象9 世纪20 年代后期
和30 年代的小兵变，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很深的影响，也不能排除史
籍中塞进伪造材料的可能性。陈寅恪等对“牛李党争”的社会学解释，虽有
不少理由使这一假设颇具说服力，但因文献不足，很难说中举者必出自寒素，
庇荫者定来自名门望族。想在朋党上层作前后一贯的社会学区分，证据还远
远不够。
“会昌毁佛” 不少学者认为“会昌毁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
书不否认他是虔诚的道教徒，但认为武宗除有几名宠幸道士外，似乎并没有
打算促成敌视佛教的“道教压力集团”。一些历史著作声称李德裕为武宗毁
佛推波助澜，也无充分证据，所讲的动机更是含糊其词。本书指出李德裕支
持武宗毁佛的原因是：（一）它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二）促进国家礼仪
以支持他的活动。（三）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权。（四）可能受了843 年政事
镇压摩尼教的启示。本书所说“会昌毁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看
法虽非创见，但820 年以后唐王朝的财政拮据与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鲜明
对比，所以较有说服力。
“大中兴佛” 有些论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毁佛之策时，给人的印象
是此后悉复旧现，并一直持续至唐亡。本书认为，847 年兴佛诏令在后来受
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体表现在：裁减过分费用，只许在人
口稠密处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强对佛教的控制。这一政策延续了许多世
纪。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帝国。这
段历史向来倍受中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也较多。以国内而言，解放后已出
隋唐史专著七部，居断代史之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不够全面，
隋末唐初、唐太宗、武则天、安史之乱、均田制和唐末农民战争等方面研究
成果较多，唐后期、五代十国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较少，不少问题若明若
暗。这种状况近年来已有较大改变。本书不仅表示了要改变隋唐史研究详略
不均的意愿，而且确实将此意愿贯彻到实际编写工作之中，并做出了显著成
绩。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往的隋唐史，讲皇帝事多，其他人物事少。本书对从唐高祖直
至唐末的几乎每个皇帝（特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和文宗）
的宰相、大臣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都做了简要论述，从而大大地充实
了当时政治史的内容。
（二）以往的隋唐史研究较少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格等特点来评说
其活动，而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它使人们看到那些纯属个人气质的种
种因素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它避免了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得过于
抽象的弊病，从而恢复了历史人物本来的丰采。本书对隋文帝、隋炀帝、唐
德宗、唐敬宗、唐宪宗和唐宣宗等的论述，就是如此。
（三）本书在指出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时，又尽量发幽钩沉，积极探讨
过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猎较少或无人问津的研究课题，给人们描绘出唐后期比
较清晰的轮廓。书中对唐德宗时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确立和加强中央职官权力
为目的的786 年改革、唐宪宗时裴垍的税制改革、乌重胤建议的军政制度改
革、9 世纪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特点、监军使制度、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军
事化、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朱温降唐后对宣武镇的控制，以及885
年李克用进攻长安时唐僖宗出逃情况等问题的论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的特点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
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这
样的宏观探讨，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就被揭示得比较清楚，读者从而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及它在中国史
上的地位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如在论述隋唐时期全国统一问题时，本书从秦
汉帝国的崩溃、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五胡十六国、南北分裂、隋唐统
一、五代十国，一直讲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在论述“安史之乱”及藩镇割
据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强调统一、反对分裂这一重大趋
势的角度进行剖析。在论述五代十国时，本书指出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如
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大量外贸，以及新文人阶层在东南的集
中，均应追溯至十国时期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宋代的另一些特征，则与
北方发展有关。宋帝国的政治、军事基础在唐末已经打下，而使有宋一代感
到苦恼的持久的外患，也显然起源于唐后期。
本书的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汲取了各
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现存史料不免有这样那
样问题。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写出真实的历
史。本书对待史料的态度比较严谨。在《导言》中，它对有关隋唐时期史料
的来源、性质和价值等，联系当时历史背景，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既指出
了史料的珍贵价值，也指出了为尊者讳等缺陷。从本书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
看出，作者对史料既不轻信，又重视对原始资料的鉴别和使用。正因为本书
是根据自己审慎选择过的较为可靠的史料来论述的，所以它的论据比较扎
实。
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石。从本书的论述和大量注释中，读者可以清
楚地看出它是在作者多年有关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专题
研究基础上写成的。也正因为有这种较为深厚的功底，所以这部篇幅较大的
断代史才具有充实的内容和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科学研究总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本书广泛地汲取了英国、日本、美
国、法国以及我国的有关研究成果。本书之所以写得较好，重要原因之一就
在于作者们能将重视史料真伪、专题研究和广泛汲取各国学术研究成果三者
有机地结合起来。本书各章篇幅长短不一，这说明它严格根据材料，有多少
史料说多少话，因此内容翔实，论述有据。
本书注释尤具特色，凡属重要人、事都言之有据，有的注释所列出处还
不止一则，这就便于读者探索。注释所引著作如加整理，就是一部很全的隋
唐史参考书目。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隋唐史的研究概况。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的由于史学观点不同，我们难以苟
同，有的则为错误。其中表现在：
（一）本书在论述隋唐时期的农民起义时，除了宣称裘甫的反抗为“真
正的民间农民起义”外，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的起义都称为“叛乱”，
反抗官府压迫的人也几乎一律被称为“盗匪”。
（二）把吐蕃、渤海等地与日本、新罗等地相提并论。
（三）本书在论述历史事件时也出现一些错误，或与我国传统史籍记载
不符，如将元文都等献计使李密和宇文化及两败俱伤之事说成是王世充用的
计谋；说李建成是被“砍死”的；把编《氏族志》的世家大族官员，说成是
“其中无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把许敬宗对人讲的话，说成唐高宗“命令
许敬宗当朝宣称”；把722 年唐玄宗注《孝经》说成注《道德经》；安禄山
当过捉生将，但被说成是“普通士兵”；把史朝义自缢而死说成“被杀”；
把湖南监军诱使桂州哗变戍兵缴械，说成是唐王朝允许士兵在护送下返乡，
但“条件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把尚君长等人被朝廷杀于长安，说成
被宋威在当地处死；把刘汉宏劫官军辎重说成劫王仙芝辎重；把885 年李克
用击败朱玫说成击败王重荣。在地名方面，有的重要地名未注今地名。有的
地方的方位有误，如把洛阳以西的陕州误为位于“洛阳以东六十英里”；把
河北临漳的邺城误入河南，把今河南商丘的宋州误入江苏。
（四）本书在结构上也有不足之处。有些史事当写未写或少写，有些可
写可不写的则多写。如五代只写了后梁、后唐两国朱温和李克用的传记式的
史事，对后晋、后汉和后周只字未提，对十国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
提及，对北汉只一笔带过，对吴越、吴、南汉和闽的叙述仅寥寥数语，只有
前蜀的内容稍为详细一些。整个五代十国的篇幅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
就长达十万言。另外，本书各章衔接得不够紧密，出现了重复叙述同一人事
的现象，重复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对“安史之乱”的重复叙述就更多了。
本书虽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
的断代史巨著，值得一读。
内容简介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 卷，论述隋唐时期
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 年出版，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本丛书的第4 卷（即《剑桥中国隋唐
史》下卷）将在以后出版。
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一章 导言
论述隋唐时期（581—907 年）历史的篇幅占两卷，本卷为第一卷。它旨
在为读者提供这一复杂时期的一部记叙体著作。在此期间，中国在政治制度、
与邻国的关系、社会组织、经济以及思想、宗教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等方
面都发生了广泛的变化。下一卷将详细论述制度、社会和经济变化以及思想
发展等大问题，并附有这两卷的参考书目。
只要浏览一下这一参考书目，就可以看出许多近代的学者已对唐代进行
了专门研究。中国学者因视它为中国政治力量和影响的鼎盛时期和在文化、
艺术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为注意。日本学者之所以专心致志于隋
唐时期的研究，不仅因为他们对这一时期有内在的兴趣，而且因为在此期间
日本深受中国制度的影响。结果，日本学者对隋唐时期的中国自然有一种深
入和本能的了解，因为后者给他们自己的国家结构、法律、制度、艺术、文
学甚至文字，都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西方学者也早就对这一时期着了迷，1753
年耶稣会宋君荣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文唐代政治史；①近几十年，他们
为促进人们对唐代的认识又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虽然隋唐时期比19 世纪以前中国史中的任何时期更加受到近代史学家
的严谨的研究，但最广义的政治史却被忽视了，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令人
奇怪的是，本卷论述的大部分内容甚至连近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也未详细考察
过。只有隋代、唐代初年、武后在位期、玄宗后期和9 世纪的前几十年才受
到应有的严谨的剖析。至于其他的时期，最佳的概述依然是非常明晰、审慎
和带批判性的著作《资治通鉴》，此书为司马光等人合写，成书于1085 年。
①随着本卷编写工作的深入，我们对这位史坛巨子的仰慕之情也与日俱增。编
写《剑桥中国史》的原来的目的是提供当前认识状况的概要，但结果这几卷
的所有章节体现了对过去忽视的课题的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些成果仍是
假设性的。但是把许多各别的专题的研究成果通过按年代排列的详细记载联
系起来，这就突出了迥然不同的领域的发展之间许多未知的关系。我们确信，
本卷将为读者提供历史的前因后果，这又将给下一卷更专门的研究增添新的
意义。
通过本导言，我将扼要说明贯穿于这一时期并吸引过去学者注意的几个
主要论题，同时提请注意因我们掌握的原始材料的性质而引起的几个复杂的
根本问题，因为它们大大地限制了近代史学家的成就。本卷对各个阶段的论
述详简不一，这与我们掌握的各阶段文献资料的多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① 宋君荣：《唐代史纲》，载《中国论文集》，卷15（1791 年），第399—16 页；卷16
（1814 年），第
1—65 页。虽然出版日期较晚，这部不朽的著作在18 世纪中叶就已在北京写成；1753 年
宋君荣把它寄回
巴黎。《中国论文集》卷16 还包括他论以下内容的几篇论文：论唐代的穆斯林（第373—
75 页），论唐
代的人口（第375—78 页）；论西安的景教碑（第378—83 页）；论唐代的西域诸国（第
383—95 页）。
① 关于司马光，见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主义：刘知几和司马光》，载W.G.比斯利编
：《中国和日本
的史学家》（伦敦，1961 年），第135—66 页。又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及730—63
 年的史料》，
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3.2（1950 年），第448—73 页。
全国统一的形成
在这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一个长期历史发展是始于重新建立了中国的
大一统。在此之前，秦汉建立的统一帝国已经崩溃。公元2 世纪后半期中央
权威日益衰落，许多地方权力结构随之成长壮大。2 世纪80 年代的黄巾之乱
和其他民变及随之出现的几十年的内部冲突和近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最终
破坏了汉政府的有效的力量和权威。武力成了权威的唯一源泉，皇帝成了受
武将控制的傀儡。强大的地方权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地方的稳定和法律秩
序，他们个人拥有大量土地和众多依附于他们的农户和武装门客。公元220
年，当最后一位无权的汉帝让位给他的一位大将时，中国分成三个地区国家，
它们的中央政府都没有全盛时期汉朝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虽然晋在280
年短期内重新统一全国，但新政权并无有效的力量，并很快成了严重内乱的
牺牲品。几乎不久，即在4 世纪之初，北方被一批批异族的游牧民族所蹂躏，
晋只作为一个地区政权而在南方苟延残喘。入侵者在西北有吐蕃血统的羌和
狄，在北方有匈奴及各种突厥人、准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他们蹂躏了原来为
中国最先进、最富饶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令人眼花缭乱地建立起一个个短
命的小王朝。北方经受了一个多世纪不断的战争、混乱、破坏和自然灾害的
苦难，才在440 年由拓跋突厥人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统一的北方政权（北魏）。
虽然拓跋人在几十年中试图保持他们的文化特征，但他们与其前人一
样，发现自己不得不采用中国的制度并且与中国的社会精英合作。他们的传
统的部落贵族感到自己快被其中国臣民同化，于是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随之
产生的紧张对立使北魏帝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即国中非汉族成分仍最为强大
的西魏（557 年成为北周）和东北的东魏（550 年成为北齐）。最后，在577
年，北周征服北齐，重新统一中国的北方，再度树立起西北人的政治和军事
的支配地位。
这几个世纪非汉族所占的政治和社会的支配地位给中国北方的社会和制
度带来很深的影响。各个外来统治王室的贵族经常与中国社会精英联姻。特
别在西北，那里出现的两个贵族集团所形成的社会精英与传统中国的统治阶
级迥然不同。这两个集团一为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代北贵族，一为其权力基地
在山西西南、陕西和甘肃的强大得多的关陇贵族。它们的成员不但是混血儿，
其生活方式也深受游牧部落风俗的影响；甚至到了唐代以后很久，它们之中
的很多人仍既讲汉语，又讲突厥语；它们基本上是军人集团而不是文人精英，
过一种艰苦而多活动的室外生活；另外，如同其他游牧民族，它们的妇女远
比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独立和有权威。
在东北平原，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即今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几个
大贵族世家竭尽全力想保持它们作为汉代文化真正继承人的社会和文化特
征。它们注意不与外来的贵族通婚，在一定程度上不卷入宫廷的政治斗争，
在自己的地方根据地上保持强大的力量。
隋作为北周的后继者而崛起。与北周的统治王室一样，开国者杨坚（未
来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关陇贵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先后为北魏和西
魏效劳，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创建北周的强有力的家族之一。这批家族还包
括独孤氏（杨坚之妻的家族）和未来唐王朝的李氏，它们通过复杂的婚姻纽
带而互相发生关系和与北周王室发生关系。①根据以后发生的大事，隋朝虽然
标志着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大断裂，但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
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即位。后来唐朝的继承
也不过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的另一个家族而已。在7 世
纪和8 世纪初期，隋室的杨氏、独孤氏以及北周宇文氏王室的成员依然遍及
各地，势力极大。
隋不仅使由西北各贵族大族组成的小集团的政治优势得以绵延勿替，它
还通过在前一世纪已被北方诸王朝所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继续组织它的帝
国。在这一方面，唐朝也继续沿着几乎同一条路线走下去。因此，在占统治
地位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存在着从北魏一直持续到唐初的强有力的
延续牲。
隋文帝执政初期是在北方巩固从北周接管的政体。不到几年时间，隋朝
便制订了新的法典，改造了地方政府的混乱体制并使之合理化，把京畿的官
署和地方的衙门结合成由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的统一的官僚机器，振兴了国家
的财政结构，沿北方边境加强了对突厥人的防务。与北魏和其他北方王朝一
样，隋号称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隋文帝现在开始把它变成现实。
对南方的征服提出了几个崭新的问题。中国的南方最初被晋统治，后来
又由几个短命的王朝——宋（420—479 年）、南齐（479—502 年）、梁（502
—557 年）、陈（557—589 年）——来统治，这样一直搞了两个世纪。南朝
都以豪华奢侈的建康（今南京）为京都来发号施令，并被一小批强有力的贵
族门阀及其武将所操纵。它们政治上不稳定，它们统治的时期不断发生宫廷
阴谋、政变和篡位，它们不时企图收复北方，但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南朝
的中心在长江下游，但在这几个世纪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中国人开始向江南地
区移民，表现在安抚和同化那里的土著。
虽然南朝弱于北方，但在某些方面却比北方先进。南方的大家族大都是
从北方逃难来的，自以为与北人的气质迥然不同，鄙视北人，认为他们粗鲁、
土气，是半野蛮人。它们称自己是汉文化的标准的继承者，并发展了一种特
别典雅的文体、自己的哲学和佛学学派以及自己的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①
但两者更根本的差别并不表现在生活方式的不同和竞相声称自己拥有更优秀
的文化这两方面。
3 世纪和4 世纪的混乱对北方产生了社会和经济的深远而持久的后果，
大批人逃亡（特别从西北），希望在四川、淮河和长江流域等比较安定的地
区避难和寻求新生活。数百万人在4 世纪的不断战争中丧生。北方的大片土
地遭到破坏，人口减少，耕地荒芜，因此北方诸政体不断地力图鼓励它们的
人民利用土地获益。在拓跋人统治下，奴隶制又大规模出现了，这又引起了
社会混乱。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又恢复了自给自足的耕作制，社会倾向于密集
在由一个或几个大族控制的小地方单位内。交易和商业衰落，货币被废弃。
北朝诸政体就是针对这种局面制订它们的制度的；它们征收实物，政府的大
部分次要的职能都是通过劳役来完成的。
① 见上列图表4。又见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1（1
954 年），第33—1
页。
① 关于南方和北方社会精英的文化差别，见宇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载《东亚论丛
》，6（1948 年），
第36—0 页；此文转载于他的《中国古代之家族与国家》（京都，1968 年），第416—60
 页。
南方的土地一旦被开垦，就远比北方的肥沃，产量就高得多；南方广泛
采用的水稻移植法使它能生产大量剩余粮食。贸易继续发展，货币的使用也
日趋广泛。南方诸政权对商业实行课税；货币在财政体制中起了比较重要的
作用。
隋朝对南方的实际征服是比较容易的。当时南方有两个政体。位于今湖
北省的后梁曾是北周的附庸国，在587 年很容易地被制服。位于南面和东南
面的以建康为根据地的陈，经过了一次短暂的较量也在589 年被征服，帝国
的统一终于完成。实际的征服是以最小的流血牺牲和破坏完成的。开明的和
富于想象力的政策又巩固了这次征服，因为这些政策赢得了南方统治阶级的
效忠并把他们并入隋的官僚集团之中，而平民百姓并没有额外增加负担或完
全受制于北方的土地制和税制。到了7 世纪初期，南方已成为财富和储备的
一个重要来源。在隋代的第二个皇帝炀帝统治期间，一个运河网络被建成，
它把长江流域与黄河和今北京附近的地区连接起来，从而使隋能够以南方的
粮食和物资来供养其宏大的都城大兴城（今西安），并给北方边境提供战略
物资。这就为南北方的统一提供了具体形式。
中国的重新统一证明是一个扎实而持久的成就，但隋王朝本身却很快就
每况愈下。隋朝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进行一些巨大的公共工程（如
建造长城和建设运河网络）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死亡，这些引起了国内的
紧张，而国内的紧张又转而引起普遍的苦难和不满。由于炀帝妄想把中国的
势力扩大到原来汉朝的西北疆土和朝鲜北部（此时已是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高
丽国的领土），这又把事情弄得更糟。对高丽进行的一次次代价高昂但劳而
无功的讨伐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致使隋王朝的国力丧失殆尽。不过在隋灭亡
以后，虽然有许多人争夺权力，但把中国分裂成为若干地方割据的国家的任
何现实的威胁再也不存在了。617 年隋最后垮台以后的问题是，哪一支叛军
能够取代它而主宰全帝国。
甚至在胜利者唐朝时期发生的大事也证实了这一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
国内安定以后，755 年的安禄山之乱几乎把王朝打倒在地，当时这一建于7
世纪的强大而高度集中的政体证明已不能生存下去，除非它去与这次叛乱造
成的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妥协。中国有些最富和最重要的地区实际上已不受
中央的控制。但它们并不企图通过成立地方割据的国家以维护自己的独立，
而宁愿继续留在一个统一的中国政体的结构之内。
后来，在9 世纪后期，群众普遍的不满导致了灾难性的黄巢叛乱，随之
使国家分裂成十来个地方政权。它们是唐后期地方割据的产物，这种独立既
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是因为中央权力的彻底崩溃。它们多数是完全能够生
存的国家，大约过了70 年宋朝才把它们之中的最后一国重新统一在自己版图
之内。但帝国终究会重新统一，这是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北方的有些地方
在10 世纪初期也陷于异族邻邦之手，沦陷时间达四个世纪以上。但它们一直
被视为应待收复的外人统治之地。
总之，政治分裂被认为是万物自然秩序临时的失调，在适当时候通过一
个新的中央集权政体的兴起，这种状态就将告终。安禄山之乱以后，当人们
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中央权威的衰亡时，他们心目中不是把它比作晚近的分裂
局面，而是比作周代后期，即周王的权威下降并受到封建主权力挑战之时。
人们以封建——即分权和把权力转移给地方封建主——大势来看待这一形
势，而不仅仅看成是帝国的瓜分。
因此，隋唐两朝终于树立了中国一体化的思想，即一个领土统一的帝国
的思想。下面将要谈到，它们还建立了唯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马首是瞻的
外围领土地带；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隔离地
带，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
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
制度变化
隋唐时期发生的第二个历时甚久的大变化是政治生活类型发生的彻底改
变。从6 世纪后期到11 世纪这段时期，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彻
底的变化，这只有从公元前500 年至汉代初期的根本变化可以相比。甚至9
世纪的历史著作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组成有了完全的变化；在11 世纪，沈括在
寻找与隋代以前相似的社会秩序时，只好着眼于与他当时的中国迥然不同的
印度外国社会。
在近代历史学方面，内藤虎次郎在清朝已亡、中国的传统秩序正在崩溃
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首先研究了这一大问题。内藤认为，唐代和宋初代表
着中国“中世”期的终结和“近世”中国的开始；这里的近世的意思是，那
时开始定型的政府、行政和社会组织的类型基本上也就是传至他的时代的那
些类型。①
他非常概括地阐述了这些变化的特点，现转述如下。在汉亡以后的漫长
的大分裂时期，中国已被若干贵族集团控制，它们在地方和全国的社会地位
和政治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它们不但垄断了高级官职，而且大力推行强调出
身和社会地位的官员荐举制，这样，他们的势力就深深地在各级政府中扎下
了根。它们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实行内部通婚，只有在取得政治利益时
才与圈外的人结婚。有些贵族与北方的非汉族征服者联姻，6 世纪北方诸王
朝及隋、唐的统治王室就是从这部分贵族中产生的。到此时为止，某个统治
王室不过是一个特定的、暂时为帝的贵族氏族。保持巨大财富和权势的其他
大贵族氏族不过把皇室看作是其中的佼佼者罢了。皇帝与同一社会出身的高
级官员关系密切；一些重大政务是与他们在非正式会晤时决定的。因此，皇
帝不得不通过贵族同伴并在与他们相互获益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在隋代，特别在唐代，随着全帝国的再统一，这种状况起了变化。贵族
的力量逐渐衰弱，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被职业官僚所代替，这些职业官僚依
靠自己的才能和教育程度并通过科举登仕，而成了统治王朝的代理人，而不
是本社会集团的代表。这样就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使出身于小家族
的人也能进入官场。旧贵族逐渐消失。
随着政府官员的这一变化，皇帝的地位也改变了，他再也不仅仅是贵族
精英中的第一号人物，这些贵族精英中的一些人（如在唐代）甚至藐视皇室，
认为它是社会的暴发户。由于没有贵族的挑战，由于有了依靠王朝才能取得
官职、权力和势力的官僚集团，皇族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雄踞于普通社会之上，
同时皇帝开始逐渐地扩大了他的专制权力，它在明代而达于极点。结果是皇
帝与社会之间、皇帝与他赖以进行统治的官员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扩大了。
内藤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而
是一位从19 世纪90 年代起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另外，
① 关于内藤的理论，见H.宫川：《略论内藤的假设和它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影响》，载《
远东季刊》，14.4
（1955 年），第533—52 页；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载《
史学年报》， 2.1
（1934 年），第155—72 页；浦立本：《中国史和世界史》，第一讲（剑桥，1955 年）
；内藤的理论首
先在其《中国论》（东京，1914 年）发表，后又在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历史与
地理》，9.5[1922
年]，第1—2 页）一文中和在他死后出版的1920 至1925 年在京都大学讲课的讲义《中国
近世史》（东京，
1947 年）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他写作时近代西方历史科学才刚刚开始应用于中国的过去。他的观点已被后
来的学者作了许多修正和提高。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
变化的确切性质等方面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我们知道，“贵族”是
一个比内藤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社会阶层，他简略地谈到的各种变化是逐步
实现的，它们的最后结果要到11 世纪才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内藤勾划的总
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是站得住脚的一
家之言。
他的理论本质上是政治分析，虽然他把政治变化置于一个社会、经济和
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中来考虑。他的几个后继者，特别是接替他在京都大学
执教的宫崎市定，并不那样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政治发展方面，而是深入研究
经济和社会史中若干主要的基础问题。①他们还竭力想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世界
史的总的发展类型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组成的一个重要
集团认为，虽然晚唐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期，但不如说它是奴隶社
会阶段和封建主义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我将在以后再论述这些问题。
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
作出的。①在战争年代重庆出版的两部主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
中，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
实、严谨和令人信服。在使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不同
的对立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分析，因为这些集团为唐代的宫廷政治提供了动
力。他认为唐代是一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统治皇室（其本身就是紧密结合的
西北贵族中的成员）主持朝廷，这个朝廷开始时被同一社会集团的人控制，
然后围绕贵族中对立的地方集团分化，再后来由于旧贵族和通过科举考试而
成为职业官僚的新阶级不断摩擦而分裂。他认为科举制度是为王朝提供官僚
精英的一种手段，这些人依靠王朝而不是依靠高贵的世系和世袭特权取得地
位和权力。陈教授及其支持者中的某些人主张，经过考试吸收的官僚集团的
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武后的审慎的政策，他认为武后是旨在打破西北
贵族对政治力量的垄断的“外人”。有人提出过一些很无说服力的论点，试
图考证这些“新官僚”就是新兴的商人和地主阶级。
陈寅恪的观点已受到详细的质问：武后促使官僚集团内部产生一批科举
出身的官员的作用肯定被夸大，也许被误解了；新官僚大部分从贵族的下层
中吸收，后者的组成比他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朝廷的党争只是偶尔围绕着贵
族集团和中举士子的紧张对立才两极化，而党派大部分是某一特定问题造成
的短暂的结合，而不是他设想的那种长期结盟；贵族保持的控制比他认为的
控制程度更大，时间更长。①然而，他的分析对以后的研究证明是非常有成效
的出发点。陈的分析经过巧妙的发挥和提高，已成了蒲立本研究玄宗执政最
① 例如见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京都，1950 年）。
① 陈寅恪的理论最早在1944 年重庆出版的以下两部著作中发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和《隋唐制度渊源
略论稿》。它们以后有几种版本，现只能在陈教授近期的两部文集中见到。编得极好的《
陈寅恪先生论集》
（台北，1971 年）只收他1949 年前的作品。《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两卷，香港，1974
 年；《补编》，
香港，1977 年）所收的作品较完全，但编得较差。
① 要了解这方面的某些文献，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
，载芮沃寿和崔
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第83—5 页。
后几年唐代政治史这一最重要的著作的基础，②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
的研究成果，虽然陈对具体问题的明确的观点受到了挑战。
陈寅恪不但注意对立的贵族集团之间和宫廷党派之间的斗争，他同样提
出了制度发展方面有创见和有洞察力的观点。③他确定了唐政府中出现的另一
个根深蒂固的紧张局面：一方是隋唐从北方诸王朝（可追溯至北魏）继承下
来的制度，上面已经谈过，这些制度是为比较原始和简单的社会制订的；一
方是出于把它们应用于重新统一的帝国中远为复杂的形势的要求。他指出唐
代政府的各个方面是怎样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的，这些继承的制度在此
期间或被修改，或被更先进、更适用于新形势的体制所代替。
在过去40 年，大量研究这类制度变化的文献问世了；现在已经清楚，如
同其他方面那样，隋唐横跨两个迥然不同的时期，激烈的变化发生在8 世纪；
但由于名称的沿用，由于一些不再起作用和已经有名无实的机构制度的名称
的存在，这些变化常被弄得模糊不清。现在仍需要对各别的制度进行详细研
究，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进行综合，但对已经出现的主要研究路子我们可概述
如下。
像上面已经提到那样，隋代和初唐不是制度剧变或创新的时期。其真正
的成就是修改现行的行政方法，以适应大大扩大的帝国的需要以及变化和变
化中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是消
灭冗员（例如在地方政府）和多余法律的时期。公元583 年隋朝法典的篇幅
是北周法典的1/3，是南梁503 年颁布的法典的1/5。它又是行政活动进行法
典化和正规化的时期，当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长治久安满怀着信心，致使
政治家们都倾向于以全帝国适用的统一制度和社会行为的持久准则来考虑问
题，而不是用老经验来处理出现的具体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太宗之治（626—649 年）是唐代“理想制度”的形成时期，
是一个以良好和井井有条的施政著称的统治期。8 世纪后期和9 世纪的作者
在怀旧时当然把它说成是黄金时代。但事实上太宗在执政时并没有制订新制
度，政府的政策也没有大变化。政府的基本结构、行政的细节以及政府干预
的限度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早在隋代已被建立和解决，只是在唐高祖时期稍
加修改后又被采用，并体现在624 年颁布的一些法典化的法律中。
太宗的真正成就不如说是他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力量以及他个人的施政
“作风”，后一成就使他能在高级官员内部不同的强大贵族集团中树立牢固
的优势。他的最早的修史者之所以赞誉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巩固唐朝国内
外的力量时作出了不容置疑的成就，更多的是因为他果断坚强，同时又是明
智仁慈的君主，一贯愿意倾听他的一批亲密而有才能的智囊的意见。事实上
他被誉为一位明君，他行使权力的做法符合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和反制度的
理想，因而他同官员和传统的历史学家有心心相通之处。
在与大批大臣的日常会晤中，他的政府也对上层官僚广开言路，努力使
他们为王朝矢效忠诚，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的团结精神。①
初唐政府是简朴和节省的。晚至657 年，唐朝只有13465 个有官品的官
②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 1955 年）。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① 关于他在施政这方面的例子，见H.J.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征》
（纽黑文，1974
年）。
员来管理可能超过5000 万的人口。兵制由民兵保持在最低水平上，这些队伍
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每年轮班服役。政府的日常工作尽量交给挑选的纳税人
以劳役的形式去完成。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已经牢牢地建立起来，地方的
官员也被纳入单一的官僚机构内，州县的职位已不像分裂时期那样由地方的
望族把持。但是，中央虽然牢牢地控制到县一级，人们公认中央的政策和干
预只能在以下几个很有限的活动领域内实行：法律和秩序的维持，司法、税
收及有关的人口登记和土地分配工作，以及对服兵役和劳役的劳动力的动
员。由于地方官员自己不掌握强迫本地居民的武力，地方对政府政策的贯彻
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县官与大批基层的胥吏和村长协商办理，后两种人既是国
家的小雇员，又是地方社会的代表。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京师颁布的政策和地
方的可行性及承诺能力之间进行协调。过于高压的干预政策是完全不可能
的。执行法律太严酷的官吏更可能遭到责难和惩处，而不是受嘉奖。
因此，协调和调节是整个行政体制中的关键。在中央政府中，强大的贵
族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仍然几乎提供政府中的全部高级官员，所以皇帝要受
到牵制，就像地方官员也被他施政的环境所牵制那样。
这种平衡并没有维持很久。太宗的军事野心推动他向中亚扩张，并且又
企图收回汉代的满洲和朝鲜的领土。他的继承者高宗继续进行这些征讨；到
了7 世纪70 年代，唐代已在波斯边境建立了它的保护国，占领了塔里木和准
噶尔，并在朝鲜打垮了高丽，不过却未能如愿地把它并入帝国。由于这些征
服活动以及需要建立长期的戍边部队以防御北方突厥族这个传统的敌人和新
出现的搞侵略扩张活动的吐蕃国，唐朝亟需建造巨大而昂贵的防御设施。在
国内，官僚机器不断扩大和日趋复杂。开支激增，有入不敷出的危险。税制
受到了压力，政府不得不开征新课。
朝廷的政治平衡也被破坏。太宗有事必躬亲的行政作风，他与官僚集团
树立的共同使命感，在他死后不久已不存在。继承者高宗是一个病夫，他日
益受到其无情的武后的支配，后者在他死后控制了朝廷，最后在691 至705
年期间自立新朝，自己称帝（中国历史中唯一的女统治者）。其政制恐怕不
像传统历史学家声称的那样混乱。但她的统治期在政治上引起了很大的变
化。她的施政作风是专横高压，使用特务并不断进行清洗。她企图消灭李唐
宗室的力量，使许多人被杀；她有意识地抑制王朝的主要支持者，即西北的
世家大族。她使用任性和残暴的施政方法，破坏了官吏阶级的信心，并且给
予她宠幸的一批批小人过分的权力。但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在以前
的朝廷中作用甚小的出身于东部平原大族的官吏，现在开始担任高官，因而
不同地区贵族集团之间的党争不再是政治中的主要因素。第二，从长远观点
看更为重要的是，一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官僚精英开始在最高的宫廷
机构中任职。①
科举制不是她的创造。它始于隋，并在初唐小规模施行。武后本人通过
考试吸收的人较少。新形势之出现，部分是由于已经出现一批经过考试任职
的官员，他们已有担任高官所必需的高龄和资历。此外，她本人似乎有意识
地选拔中举士子担任朝廷的“清望官”（机要的谘询和审议之职），这些职
① 关于她执政时事迹的十分肤浅的记载，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 年
；第2 版，1968 年），
又见外山军治：《则天武后》（东京， 1966 年）； R.W.L. 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
生平及时代》，1975
年牛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务是由低级人员担任的。中式士子开始被起用为官僚集团中的一批精英，他
们有希望青云直上并可长年累月在中央政府中供职。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贵
族，有的来自一直控制朝廷的“全国性贵族”中的高门大户，有的来自有同
样悠久历史的地方望族中的小“州县贵族”。官僚集团中由此产生的紧张对
立，与其说是像陈寅恪提出的那种阶级出身不同的结果，不如说是官僚结构
内对立的职能集团的分歧的产物。
当武后在705 年垮台和唐中兴时，政府到处呈现紧张的征兆。但没有立
刻进行补救，因为武后的继承者中宗证明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受皇后韦氏
的控制；而韦后与其亲属进行大规模的贪污活动，通过公开卖官鬻爵来扩大
官僚集团。
在玄宗（713—755 年）统治时期，王朝又处于坚强的领导之下，国家高
度繁荣，文化辉煌灿烂，因此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中的几个盛世之一。但
在他执政期间，因以前几十年的危机而必须进行的改革造成了一系列意义深
远的变化，它们即将激烈地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①
在中央政府内部，自隋代传下来的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之间精心安排
的权力平衡和职能分工遭到了破坏。在前几代作为皇帝的非正式谘询机构的
庞大的宰相集团，这时的人数减到四人以下，他们兼有制订政策和最高行政
长官的大权。门下省和中书省合而为一，成为代替两者制订政策和草拟法律
的单一机构。尚书省单纯地成为政府的执行部门，它的首脑不再是宰相，也
不参与对政策的磋商。这样，宰相们行使近乎独裁的大权的道路被打开了。②
皇帝不再定期与大批大臣商讨政策，开始越来越依靠从集贤院和翰林院
等文士荟萃之地出身的一批批年轻低级官员来帮助他起草文件和拟订政策。
他还开始使用宦官做他的私人代理人，以绕过正规的行政手续。这些发展开
始破坏正规官僚体制的权力和影响，打破日常政务的有条不紊的秩序，制造
皇帝与官吏之间的鸿沟；随着玄宗日益倦于政事，转而沉溺于宗教生活和寻
欢作乐，这一鸿沟就加大了。
另一大变化是成立专司官署来解决紧急的行政问题，特别是财政问题。
这些机构不编入正规的官僚组织；它们的掌管大臣拥有大权，能雇用大批人
员，其中许多人还是专家。结果官僚集团内专业化和职业化日益发展，这就
侵蚀了原来的信念，即认为官僚只须接受无官不会做的通才训练，而让下属
去搞专门技术。①
财政制度的广泛变动还与原有的统一行政的思想背道而驰。新税按纳税
人的财富分级征收，除了纳税人拥有的国家分配土地以外，还考虑他们的财
产。地方的收入有了定额规定，以避免旧制中集中和复杂的会计手续。币制
被改革，运送华中和华南收入的运输系统被改造。这些变化破坏了过去传下
来的简单的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②
同时，防御强大而机动的敌人的需要促使政府放弃了军队大部分是自给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
② 见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60 年），第19—2
0 页；严耕望：《唐
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 年），第1—01 页；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
4 年）。
① 崔瑞德：《安禄山之乱以后之盐使》，载《大亚细亚》（新序列号）， 4.1（1954 年
第60—9 页；砺波
护：《关于三司使之成立》，载《史林》， 44.4（1961 年）。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 版（剑桥，1970 年）。
的旧的民兵制，而代之以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他们大部分驻守在边境的各
常备军中，这些常备军在节度使统辖下组成强大的地方藩镇。节度使对边境
某一战略防区全面负责，这样他们才能比中央指挥的体制更迅速有力地对外
来的攻击作出反应。在这一方面，新体制是成功的，但它几乎使全部军事力
量集中在少数边境将领之手。同时，民兵的腐败使中央政府只有很少军队可
资调遣。
755 年安禄山叛变。此人为一个具有突厥和粟特混合血统的武将，并控
制着东北三镇。安禄山死后叛乱还在继续，一直到763 年才最后被平定。中
国最富饶、生产力最高的河北道和河南道的大片地区遭受破坏，人口减少。
战乱扩大到长江下游和汉水流域。到叛乱平息时，中国人已放弃了南满的立
足点。整个西北（今甘肃）陷于吐蕃人之手，因为唐朝的边防军已被撤回保
卫京师。但是，叛乱引起的最重大的长期性破坏却是中央政府权威的严重丧
失造成的。①
在大力镇压叛乱的过程中，藩镇制的实行已扩大到全帝国，于是产生了
新的一级地方政府。不像旧的州治，这些地方政府往往是能独立生存的单位，
还能严重地威胁中央的权力。北方的有些藩镇能自行招兵买马，河北的某些
藩镇甚至委给归顺的叛将指挥，处于半自治状态，它们不向京师上缴税收，
自行任命官员，并宣称有权世袭其节度使之职。这些是极端的例子，但要求
地方自治和地方特殊化的力量到处在明显地发展。刚从叛乱中挣扎生存下来
的中央政府被迫将大部分责任交给地方，以求保持帝国的统一。
结果出现了一系列的制度变化，它们标志着中国行政的一个时代的结
束。与各个地区的妥协是非常复杂的事，因为它们的力量、独立程度和内部
组织大不相同。在780 年前，被若干权力很大的宦官、一个专横的宰相和一
批极有权势的财政专使败坏和控制的中央政府对这一局势无能为力。后来，
新帝德宗（780—805 年）试图在最重要的税收和军事方面纠正这种状况，办
法是与地方达成协议，让各地同意向中央缴纳总的税收定额，但征税的具体
办法则由地方当局决定。结果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化的局面。税率各地不
同，因此再也没有“全国”一致的税制可言。同样，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各
搞一套的局面。
德宗的政策以及试图促使地方削减其军队的活动在东北激起了新的叛乱
（781—785 年），叛乱几乎再次摧毁王朝，结果相持不下。①但在宪宗时期
（805—821 年），中央政权终于在很大程度上又树立了权威；除了河北两三
个自治程度最高的镇以外，它把镇的制度纳入了官僚体制之内。②
但是，8 世纪后期出现并正式表现于780 年财政安排中的行政多样化依
然存在。对地方行政各行其是的这种默认使法典中法律的地位和重要性发生
① 见C.A.彼得森：《安禄山之乱后东北诸镇之自治》，未发表之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
1966 年；浦立本：
《安禄山之乱及唐后期长期存在的尚武精神的根源》，载于J.C.佩里和B.L.史密斯编：《
唐代社会论文集》
（莱登，1976 年），第33—0 页。
① 彼得森：《东北诸镇之自治》；崔瑞德：《陆贽（754—05 年）：皇帝的顾问和朝廷的
命官》，载芮沃
寿、崔瑞德编：《儒家人物》（斯坦福，1962 年），第84—22 页。
② C.A.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于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
》，第151—91
页。
了激变，有些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变化是政治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③在737
年前，整个法典的法律——律、令、格、式——大致每隔15 年就要修改一次
以适应形势。叛乱爆发后，唐令中涉及人口登记、土地、税赋、劳役、兵制
和地方行政细节的规定已经过时，因为这些制度或者已经作废，或者随着人
口的大规模迁移及正规户籍登记制的破坏而不得不被放弃。在记载令的典籍
中依然保留了这些规定，例如土地分配的规定又载于两个世纪后的《宋刑统》
中，但它们与实际情况已毫无关系。但是，还没有全面修改整个法典的企图。
即使先在8 世纪70 年代，然后在宪宗时期，中央政府在与地方的斗争中确实
恢复了权威，但它颁布新修法典之举并不表明它拥有新的权力，而以前的唐
代诸帝都是以此来宣称新政体的正统性的。企图对诏令形式的大量法律加以
合理化的唯一活动是时不时地编纂其本原归诸于737 年法典化的律、令、格、
式的《格后敕》。④
这样，在755 年以后唐政府不但放弃了用于全帝国的统一规定和措施的
想法，承认了行政的巨大差异性和多样化，而且还放弃了这种统一和通用的
规定和程序应该体现在适用于全帝国的一整套中央编成的法典化律令中的原
则。再也没有一套行政法能具有初唐法律的那种绝对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承
认它再也不可能取得这种统一的准则了。
安禄山之乱以后若干年的地方割据和地方自治产生的影响，其广泛程度
远远超过地方政府行政多样化和中央法典地位下降的影响。北方诸镇的地位
日益独立，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行政作风，即由武官去履行以前的文官职责。
这一变化还标志着大量任用专业官员的开始。这就为宋初政府中正式的文
官、军人和财政部门的官员之间的分权提供了样板。
中央政府也被迫另找出路。政府不能再从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直接征税，
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依靠劳役，于是开始通过国家专卖税（先对盐，后来对茶
叶、酒和酵素）来筹措收入。这使它能够通过经营这些商品的商人从它控制
外的地区间接征税。它开始对矿产品和商业征税，从而放弃了传统的原则，
即认为一个稳定的国家的岁入应该是向农民开征的统一税。这些新办法与上
述的税收定额一样，在以后许多世纪中一直是行政政策的长期特征。
随着这些变化，制度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叛乱以后，许多已成立的政府
机构被撤销，官署废置，官职变得有名无实。这种状况在不断变动之中，我
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分清哪些官署继续行使职能，哪些官署已经
失去作用。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对立的政治力量，诸如翰林院学士组成的非正式的
智囊团以及宦官的权力，都在削弱各级正规官员的情况下不断增长。在8 世
纪后期和9 世纪，宦官的权力大大加强，当他们取得对神策军——为皇帝提
供主要力量以与地方军抗衡的精兵——的控制时，其权力取得了一种新的表
现形式。宦官有时还掌管皇宫的内库，并开始在处理公文和传达皇帝命令时
起主要作用。这一职能在枢密院中被正式规定下来，院内年长资深的太监们
还充当顾问，其作用很像外廷的宰相。传统的史学家始终敌视宦官；他们的
活动很难弄清，因为他们从不像朝廷官员那样公开活动，而是采取间接对皇
帝施加影响或利用同伙官员的手法来运用权势。但在9 世纪初期，他们的力
量是如此强大，以致朝廷官员不得不让有权势的宦官卷入他们勾心斗角的党
③ 参见例如砺波护之文：《律令体制的崩溃》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东京，1970 年）
，第407—16 页。
派斗争中。在9 世纪，宦官几乎决定每一次皇帝继位的大事，而且可能不止
谋害了一个皇帝。①
朝廷官员的实权由于被宦官、翰林学士和独立的财政专使的活动暗中破
坏，并受到对他们施加压力的节度使的外部挑战，朝廷被激烈的党争所分裂。
陈寅恪认为这是旧贵族和中举士子之间再次爆发的紧张对立的结果，但砺波
护反对此说。②不过，成为这一时期特点的尖锐对立和私人恩怨是活生生的现
实。文宗力图消灭宦官的势力，结果使宫廷更加处于困境。835 年，一次清
洗宦官的企图失败了。宦官向其敌人反扑，对高级官员大开杀戒，力量反而
更加强大。
管理新财政措施的司署是另一股敌对力量的来源。它们远比玄宗时代的
前辈更为强大。盐铁司终于控制了南方的全部财政制度，变得几乎不受朝廷
管制。度支司在北方几乎有同样权势。这些机构连同其他的专司雇用大批低
级雇员，而且像地方政府那样，它们的属僚不是按正规的官场程序由京师的
吏部加委，而是直接通过专使本人的推荐（辟召）吸收进来。晚唐的大批官
员通过这种方式或在地方政府任职，或在专门司署中任职。这种非正式的任
用方式提供了进入仕途的崭新的手段，因为许多这样任用的人后来被中央政
府承认为人流的正规官员。通过这一制度被任用的人有的来自叛乱前在文官
中默默无闻的门第，而在各地的低级官员往往是出身微贱的军人，很多人还
是非汉族。财政专门司署还从商界吸收属僚，而在以前，商人出身的人是一
律不准担任公职的。
这些发展远比科举制更能为众多的人提供担任公职的机会和开辟提高他
们社会地位的途径。在唐代，科举考试不过产生一批官僚精英分子而已。其
数量可能略多于全部官僚集团的10%。总之，其中大部分人出身于名门望族，
都来自书香门第。在唐朝灭亡以前，这种情况没有改变。科举在唐代不是对
任何有才能的人都开创了前程。它所能做到的是使出身于地方小贵族门第的
人能够担任高官，并向一小批显赫的“全国性贵族”原来在朝廷中垄断的政
治权力提出挑战。另一方面，辟召的广泛使用打破了中央政府对进入官场的
途径的严格控制，使一个崭新的阶级中的人们能够取得在官场任职的前程，
因为这些人由于出身和未受过传统教育，在以前是被排除在外的。
这一变化虽有其广泛的社会意义，但也不应加以夸大。正像许多应试士
子是贵族子弟那样，许多通过辟召而任公职的人同样也是受过教育的精英人
物。旧贵族世家也继续提供官员和高级官职的补缺者，直到唐末都是这样。
在9 世纪后期，它们在朝廷的势力确有重整旗鼓之势。但同时它们自己也进
行了改造。它们在隋以前和隋唐过渡期间多变的局面和社会动乱中成功地生
存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能依靠自己的地方根据地，因为它们在
那里拥有大批地产和许多依附家族。地方根据地是它们取得稳定的经济和社
会地位的基础。但在初唐，情况起了很大变化。由于在一个具有不可动摇的
① J.K.赖德奥特：《唐代宦官的崛起》，载《大亚细亚》（新序列号）， 1（1949—950
 年），第53—2
页，以及3（1953 年），第42—8 页；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
学杂志》，63.10
（1954 年），第34—8 页；刘逸永（音）：《神策军与宫廷机构：755—75 年》，1970 
年伦敦大学未发
表博士论文；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1971 年）。
② 砺波护：《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制》，载《东洋史杂志》，21.3，（
1962 年），第1—6
页。
权威的王朝统治下，它们的无可匹敌的政治力量非常巩固，所以它们已能使
自己成为京畿的精英集团，与唐王朝及其朝廷休戚与共，并且越来越依靠自
己继续当官为宦的潜力。在此同时，它们放弃了自己地方上的权力根据地。
只要与自己同命运的王朝继续存在，一切就顺利，并且从外表看，它们依然
与过去一样有权势。但当王朝力量瓦解时，它们的成员只能作为受过广泛教
育的文人学士而生存下来。它们作为“贵族”集体已被破坏无遗。①在唐朝垮
台后的五代时期，甚至在严格模仿唐朝模式的南方诸国中，都没有一个政体
被唐初“全国性贵族”中的豪门之一所统治。
① 见孙国栋：《唐宋之际门第之消荣——唐宋之际社会研究之一》，载《新亚学报》，4
·1（1959 年），第
211—04 页； D.G.约翰逊：《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纽约，1977 年）；P.B.埃布利
：《早期中华帝
国的贵族门第：博陵崔氏家族研究》（剑桥，1978 年）。
经济和社会变化
安禄山之乱后的分权不但对政治制度和行政模式有深远的影响，并且还
加速了在隋唐安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自隋以来，江淮流域的人口不断增加，而东部和东北大平原的旧定居区
的人口却因此减少了。不可能列出精确的数字，因为隋对南方人口的统计肯
定是不完全的。但可以肯定，变化是大的。在609 年，淮南、江南、岭南只
有登记人口的12.4%。到742 年，它们占登记人口的27.7%。增加的趋势继续
并加快。到11 世纪，这区域的人口已大大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一半。
在此期间，在隋代拥有总人口一半以上的河北和河南（今河北、山东和
河南三省）却一落千丈。在隋亡后的内战中，河北首当其冲，晚至726 年，
它拥有的人口仍少于其609 年人口的一半。河南丧失的人口几乎一样多；在
742 年，整个东北只有它的隋代人口的70%左右。这一区域在755 至763 年的
安禄山叛乱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在781 至785 年河北诸节度使崛起时期再度
遭殃。在9 世纪后期的几次叛乱和国内冲突中，大平原再次沦为战场。迟至
11 世纪末，河北的人家不到609 年的一半。河南的户数大致与隋代该地户数
差不多，但这主要因为它此时已有以后的宋代京都——欣欣向荣的大都市开
封——及其周围的工商业体系。它的农村人口肯定大大低于隋代。东北的相
对衰落从以下事实更能看清楚：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
作为中国文明最古老的定居中心和汉以来帝国政治中心的西北也相对地
衰落了。河东（今山西）的人口在609 至742 年期间减少了20%，到11 世纪
末降到了隋代水平的一半多一点。关中（今陕西）在609 至742 年期间也丧
失人口的10%，但随即大致保持稳定，直到11 世纪。四川的人口在609 至742
年期间翻了一番多，此后几乎保持稳定。①
于是，在整个这一时期，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中部和南方的持久的人口再
分布。但是，人口再分布的经济影响大于单纯数字说明的问题，因为在完成
土地的开垦灌溉等最初的工程后，南方的生产力远远高于北方。南方与北方
相比，气候温和，生长期长得多，生产远为可靠，而北方则经常遭受旱涝及
其他自然灾害。在北方，虽然有发达的高级旱种技术和两年三熟的耕作制，
但传统农业始终不能生产大量剩余粮食。生产力水平的普遍低下严重地限制
了初唐国家的活动；它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西北，这既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又
因为那里在政治上是统治集团的故土。到8 世纪初期，政府越来越依靠通过
隋代的运河网络从江淮运来的粮食。这时，南方已在大量生产剩余粮。
安禄山之乱后，随着从北方逃难的人的流入，南方生产的农产品在全国
的比重日益增加。这种情况对中央政府来说是极为紧要的，因为河北和河南
部分地区的半自治地位意味着中央政府在那里的供应来源被切断，而这一区
域以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到9 世纪初期，只有长江流域和南方能定期向中
央政府解缴税收，政府日益依靠通过运河北运的南粮和物资来供养京师和帝
国军队。京都长安周围的地区在晚唐发现自身的经济非常困难，因为自公元
前3 世纪以来所依靠的灌溉设施已经失修。
① 毕汉斯：《公元2—42 年中国的人口普查》，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194
7 年），第125—63
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72—77 页；浦立本：《隋唐时期的人口登记》
，载《东北经济
和社会史杂志》，4（1961 年），第289—01 页。
这些发展的结果是严重的对立，对立的一方是已经开始坚定地移向东南
的帝国经济中心，一方是战略要求及纯粹出于行政惰性的拉力——这是唐灭
亡前把京师保留在长安的因素。武后已经东幸更靠近那些生产中心的洛阳，
但她的后继者纯粹出于政治的考虑又搬回长安。开封在唐代已是重要商业城
市和运河网络的中心，在五代和宋代它就变成了京都，而自西周起就是皇权
所在地的西北则逐渐衰落而成为一个死气沉沉的区域。
另一个重大的经济变化体现在土地所有制中。755 年后户籍制及以它为
基础的国家土地分配制的破坏，造成了土地使用权性质的彻底变化，这一变
化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自3 世纪以来，历代王朝一再试图推行各种国家土
地分配制。最后一种为“均田制”，它最早行于北魏，隋唐经修改后继续实
行，它原来的目的是想通过慷慨地分地给农民，使之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和
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水平，同时又限制财产过分集中在个人手中。这一制度规
定，土地被分配给男丁供他有生之年生产，而男丁必须向国家纳税和服劳役。
通过均田制度授予的土地使用权限于拥地人的生前，而且只给使用权。对分
得土地的处理是严格限制的。
这一制度始终未能很好地实行。均田法有许多漏洞，它们容许官户和贵
族成员相当合法地积累大量地产。一般分配的土地有部分可以由拥地人的后
嗣继承，只要他们符合取得土地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大部分成了这
类世袭的土地。如果南方实行过均田制，现在还不清楚那里（甚至在唐的鼎
盛期）实行到什么程度；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土地不够分配给完全有资格的
个人。此外，在这一制度下，大部分农户被授予的土地中有的是它们自己的。
①
安禄山之乱后作为土地分配基础的户籍登记制的破坏，使政府完全不可
能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虽然它偶尔也大力把空地分配给无基业的农
户，并限制土地的集中。国家为保持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控制权而作的这
些努力证明是无效的，它实际上逐渐承认土地拥有者个人对他们的土地有所
有权和自由处理权。政府口头上仍然宣扬儒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
一箴言，但实际上买卖土地的自由市场兴起了，以后的王朝不能再成功地推
行国家土地分配制，直到共产党政权实行土地改革时为止。
这产生了广泛的反应。安禄山之乱致使大批人民流离失所，破坏了河北
和河南的大片地区并使那里的人口减少。许多土地被抛弃，或干脆被掠夺成
性的地主占有，或从急于迁往更安定地区的农户那里被贱价收买。由于法律
和秩序的破坏，简单的恫吓就能把农民从其土地上赶走。用这种方式积聚的
地产可雇用被剥夺了家产的农民耕种，他们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这些人或被
作为佃农使用，或干脆被雇为劳工。
庄园原来一直存在，甚至在推行均田制时也是如此，但庄园的所有权严
格地限制在某些集团手中；他们是皇族、豪门世族与其地位使它们有资格拥
有大产业的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家族、按均田制规定有特权拥有庄园的寺庙和
道观。但现在对所有人开放了，于是各种有权势的人都能拥有庄园而不受现
行法律的限制。这时不但有大量土地可以占有，而且还有许多出身卑贱并在
① 关于唐代土地制度已有大量文献材料。截至1969 年的最重要的材料已列于崔瑞德的《
唐代的财政管理》
一书。堀敏一近期的优秀研究著作《均田制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所有
制》收有一份全
面的参考书目。
地方政府和财政机构任职的人，他们不但有捞取私利以自肥的新机会，而且
需要土地使他们的家族能得到稳定的经济基础，并使自己有权成为拥有土地
的乡绅。另一个创立家业的浪潮随着843—845 年武宗镇压大批佛门寺院而到
来；当时寺院拥有的大量土地被国家出售。
大地产这时成了农村经济中正常和普遍的现象。它们中的大部分由佃农
耕种，而租佃本身开始以新的形式出现。租佃原来一直存在，不但初唐的大
庄园有，甚至在通过均田制分配的土地上也有，农民可以把远离家宅的地租
给另一农民，本人可同时租入地点更近便的土地。除了寺庙的土地常由寺户
耕种这一特殊情况外，初唐的租佃一般必须有平等的双方纯经济性的短期契
约。到9 世纪后期，有效期很长的协议成了正常现象，根据协议，佃农个人
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地主，而这一发展导致宋代有些地方一种半依附性的租
佃关系的成长。现在根本不可能以数字说明晚唐租佃的发展水平，但租佃肯
定是很普遍的。租佃制与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结合起来，扩大了贫
和富、地主和耕种者之间的鸿沟，并且促使农村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①
这个问题到宋代才发展到极点，但在9 世纪时变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
度。在中世纪中国史中，它造成的社会变化也许比任何其他问题更受到深入
的研究，并且已有大批论战性的作品问世。有些作者提出假设，把“庄园经
济”的出现或者比作日本庄园制的成长，或者比作欧洲庄园的发展。其他的
作者提出晚唐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主义”或“中世纪农奴制”的
开始（奴隶社会的定义根据体现在初唐律令中个人对国家的“依附”关系作
出）。还有一些作者仍认为过分强调租佃的依附性是错误的，并坚持地产的
含义及租佃地产的制度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
这一激烈的论争既结合企图把中国纳入普遍适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
模式的对立主张进行，又结合历史的现实。但论争有助于使人们把注意力集
中在中国经济史中关键的变化时期。虽然租佃决不是普遍的，但大地产的到
处存在，无疑能引起重大的经济发展。大土地主能开荒和开垦，以佃农为劳
动力，就像唐以前的寺院利用其寺户那样。大地主能投资采用新工具和研磨
机。甚至租种制对佃农的压力也有助于双季作物的发展，因为租种契约只涉
及主要粮食作物。这些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在唐末宋初
随之出现的经济扩张。
此外，租佃制不是单纯地对农民进行单方面剥削的制度。小农并非纯粹
因经济上走投无路而成为邻近有权势的地主的佃户。有权势的地主能庇护其
佃户免遭税吏的巧取豪夺。同时大地产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能提供某种保证
安全的办法和在艰难时期生存的机会，而一个仅能??口的小农自身可能就没
有这种办法和机会。另外，这些变化是在权威完全垮台和法律秩序遭到破坏
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在9、10 两个世纪，一个小农发现，适度地牺牲个人自
由以换取有权势的庇护人的保护，这对自己大有好处。
事实上，租佃不过是晚唐人身依附和半依附关系全面兴起的一个方面，
这一趋势与汉亡后大分裂时期出现的情况非常相似。此时出现了一种朝着小
规模紧密结合的社会单位和整个社会结构中高度个人化的关系发展的总趋
势。作为任用官员方法的辟召的再出现是这方面的表现之一，这种方法在司
署长官及其部属之间建立了一种持久的庇护和被庇护关系。在地方节度使的
官署中，辟召更表现出恩主与家臣、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等非正式关系的更极
端的形式，而且往往不受既定的官制的限制。在9 世纪，有的节度使甚至收
他所辖的将领为义子，这样就以远为强烈和私人化的孝道要求来加强队伍的
关系。有些镇出现了世袭官职的情况，这是对隋唐任用官员的政策的彻底否
定。
上述每一个发展都显示出这样的趋势：一是形成作为社会内聚力基础的
小的地方单位；一是形成紧密结合的半家庭性的社会集团，这些集团将以有
条不紊的标准化的行政方法和全国的既定的官制来重建原来由一个强大而有
效的中央政权提供但又丧失了的稳定。
就在当时这种崩溃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旧贵族进行了最后一阵忙乱的
活动，他们面对压倒一切的社会变化潮流，在维护社会上层摇摇欲坠的等级
秩序的最后一次徒劳努力中，妄图确立自己为公认的社会精英，并想再发挥
贵族精英的作用而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另一股力量的源泉，以取代中央政府
丧失的权力。他们的企图失败了——虽然他们在朝廷中曾一度重振旗鼓。原
因很简单：他们此时已彻底与王朝融合为一体，在地方上再也没有他们能够
退守的真正的权力根据地了。
中央权威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分权和权力的地方化具有重要的社会和
经济意义。把政治权力分到各镇治所，这意味着许多这样的城市成了地区性
大都会——有大批富裕官户和从事服务行业的人的大规模行政中心。同时，
在财政方面又给了各镇新的自由，此举意味着该镇的岁入被就地使用而不是
上缴京师。在被黄巢叛乱和以后的战争最后破坏之前，虽然人口超过100 万
的长安仍是唐代最大的城市——在这方面它又高居世界之首——和高度发达
的商业中心，但有几个镇的中心已发展成大城市。其中较重要的为长江中游
的成都、江陵以及扬州、广州和汴州（开封）；汴州在唐亡后，将成为第一
个待选为全国首都的大商业城市。这些商业繁荣和行业俱全的大城市成了地
区中心，小城镇和地方集市网络在它们的郊区发展起来，其中有些网络还涌
现在地方军戍守的镇的周围。到9 世纪，以地区市场体系为基础的各级新的
经济定居地开始在现存的各级行政中心旁边出现，从而使城市发展的过程呈
现崭新的面貌。①
城市化的总过程以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人口的普遍南移不但提高
了农业生产力水平，而且工业和手工业也开始在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结果，
交易和商品流通量迅速增加。8 世纪后期和9 世纪是商人阶级大展宏图的时
代；在此之前，汉以来历代王朝在传统的儒家抑商理论的影响下对商人实施
严格控制，使他们深受苦难。政府以往力图把交易限制在受严密管制的官办
市场中，地方当局调节商品价格和严格控制商人的一切活动。某些物品的经
营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商行受到严密的监督，并被用作控制个别成员的
手段。对商人的外出也谨慎地加以限制，他们不断受到调查并被征收通行税。
此外，政府有意识地力图压低商人的生活水平，其措施是把他们登记为一个
特殊集团，限令他们遵守严厉的反奢侈法，并禁止商人和工匠及其直系子孙
进入仕途。
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这些限制很快消失。官办市场体系逐渐瓦解，认
为商人一定是坏人和他们的行业玷污了他们的道德的传统的敌视态度开始站
① 关于城市市场的成长，见崔瑞德：《唐代的市场体系》，载《大亚细亚》（新版），1
2.2（1966 年），
第202—48 页，文中引用了一些次要的文献材料。
不住脚了。甚至禁止商人之子担任公职和在京师学堂就读的严格规定也略有
放松。由于摆脱了初唐施加的严厉的制度约束，商界开始缓慢地发展，到了
晚宋，已产生了一个富裕、自觉并对自己的鲜明特征和特殊文化有强烈意识
的城市中产阶级，同时，以前富商和士大夫之间不可逾越的社会障碍开始崩
溃，因为商人当官，官员也投资商业和参加经商的活动。①
晚唐的商界还发生了另一变化。在隋代和初唐，商人，不论是大贸易商
或是地方的店主，甚至是京师的商贩，往往是外国人，即粟特人、波斯人及
后来的回纥人。他们是伸向中亚和中东的广大的贸易网络中的成员。外国人
生活在自己的共同体内，如果不与中国人发生纠葛，就受自己头头的管制和
遵守自己的法律。763 年以后中国的西北陷入吐蕃之手，这种贸易中断，因
此外国人对中国国内贸易的控制慢慢地减弱了。
贸易的空前迅速的发展、商人的日益富裕和生产力的全面提高，逐渐导
致官方对经济的态度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再次标志着8、9 世纪是一个时
代的结束。在表面上，至少在公开颁布的政策中，对强调农业为“本”和农
民为岁入主要来源的理论的传统态度依然未变。但从这时起，不管历代政府
对这一古典正统思想的信念作何表白，以后通过对国家垄断事业的管理，对
有利可图的工业的直接干顶，对贸易税的日益依赖，以及对城市居民征税的
政策，它们将始终与商业发生密切的关系。
但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废弃了原始币制；在原来
的币制中，作为实物税的丝帛连同铜币一直被用作巨额支付的一种商品货
币；旧币制是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在初唐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铜钱始
终不能满足商业的需要。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的影响在这里再次显示出来。
用于这一目的的税丝的主要来源地原来是河北和河南，但它们此时基本上成
为自治之地，不向京师上缴岁入。①不但王朝的丝帛的主要供应被切断，而且
在8 世纪后期政府又发现了几处重要的银的来源，于是银渐渐地开始代替丝
而成为大笔交易的支付手段。同时，铜钱的供应也有改善，于是城乡的货币
经济不断发展。政府不铸造银通货，也不管理银锭的使用。这些事都交给银
匠去做，他们开始发展原始形式的银行和信用制度。②由此又可以看出，虽然
历代政府继续声称通货的管理是国家实力的一个基本部分，但实际上很大一
部分通货却在私商之手。后来货币政策的最重大的变化——纸钞的出现——
是由私人而不是政府促成的。
政府根据早已过时的理想的社会模式来控制经济的企图在各个方面都趋
于失败。作为集中控制农村人口的手段的国有土地分配制、对商业和商界的
严密监督和对通货的严格管制，都是传统理论的主要特征，但在晚唐被放弃，
以后的任何王朝都没有成功地再予以推行。由于解除了这些束缚，再加上农
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南方新领土的开发等因素的刺激，中国的经济开始迅速发
展，以致有些史学家认真地提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条件到晚宋时期
已经成熟了。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观点，晚唐确是持续到蒙古人入侵时为
① 见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载《大亚细亚》（新版），14.1（1968 年
），第63—3 页。
① 见全汉升：《中古自然经济》，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 年），第75—
76 页；又见崔瑞
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11.2（1965 年），第211—32 页
；米切尔·卡蒂
埃：《唐代的铜钱和织物》，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9.3（1976 年），第323—
44 页。
② 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研究》（两卷，东京，1924 年）。
止的经济大变化的开始时期。
隋唐和外部世界
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华帝国的主人，隋唐两代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汉代的
继承者。在6 和7 世纪，它们想收复汉朝领土的雄心为中国在越南北部的扩
张，为一再发动旨在恢复中国对以前汉朝在南满和朝鲜的领土控制的征战，
为占领位于通往中亚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诸绿洲王国的行动提供了动力。
在南方，隋朝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在隋文帝企图进一步向占婆深入扩张
的行动失败后，中国疆域的南限已确立在今之河静区。在此以北的那部分越
南地方自汉代起一直受中国的影响，此时已完全归中国管辖。除了土著民族
的分散的起义外，那里一直是唐帝国繁荣安定的一个部分。939 年越南独立，
该地仍坚定地作为一个部分而加入中国文化区，以中国制度和法律进行统
治，它的统治精英集团深受中国文学的熏陶，并使用中国文字。
在朝鲜，中国遇到更有力的抵抗。不像北越自汉以来中国对它在一定程
度上继续进行统治，北朝鲜和南满被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高丽国控制。高丽国
对隋几次企图收复原来汉朝领土的行动进行的抵抗是如此猛烈，致使隋王朝
因此垮了台。唐朝在高宗时终于成功地征服了高丽，并把大部分朝鲜合并为
中国的一个保护国达数年之久。但在不断的抵抗面前，中国人的地位证明是
不稳固的。他们的撤退使全朝鲜第一次统一为新罗国，而在满洲和邻近沿海
区的原来的高丽的领土成了另一个强国渤海的中心地区。新罗和渤海都是稳
定和组织完善的王国，严格地以唐朝为样板。两国的统治阶级都使用中国文
字，模仿中国的文体，信仰中国式的佛教和儒家思想。虽然这一地区与越南
不同，对唐保持政治的独立，但它也长期处在中国文化圈内。
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它处于汉朝所知道的世界的边缘，隋唐对它并无
领土野心。但中国影响已通过朝鲜传入；在7 世纪，日本人开始有意识地按
照唐的模式组织他们的国家，全盘采用中国的文字和文学语言、中国的艺术
形式、宗教、哲学、法律和制度。在唐代，中国在日本的影响达到顶点。虽
然在以后的世纪中它受到本地兴起的形式的挑战，但到了唐末，中国的影响
已牢固和长期地把日本纳入其文化圈内。
文化同化的最后一个地区是西南，汉朝已经在这里实施一定程度的控
制。在唐代，当地强盛的南诏王国代替了在现今云南省境内的混乱的部落集
团。南诏对唐保持独立，并且长时期对它抱有强烈的敌对态度。这一地区直
到元朝才正式并入中国。但尽管互相敌对，本地区又相对落后，南诏也采用
中国语言并沿用许多唐朝制度。它也成了中国文化圈的边缘部分。
在隋唐，中国对东亚广大地区的密切的文化影响就这样确立了，并且直
至近代那里还受中国文明的支配。这个区域里的国家与中国早期的任何邻国
迥然不同。在此以前，中国周围的民族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组织制度和生
活方式。这些部落民族有时非常强大，并入侵中国和短期侵占中国大片土地。
但他们政治上不稳定，不能治理定居的农业人口；在文化方面，中国人有一
切理由把他们当作“夷狄”而加以蔑视。而在唐代涌现的那些新国家在中国
人的经验中却是十分新鲜的事物；它们的组织方式与中国相同，虽然规模要
小得多；它们的统治者具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它们用中文来处理公务，并采
用中国的法律和办事手续。虽然它们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实际上却完全不受
中国的管制；中国人在与它们打交道时，不得不以比以往更平等的态度对待
它们。这就是宋朝与北方邻国的对外关系的新形式的背景。
在北方和西方，唐朝面临更常见的挑战。在这里，中国政策的基本目的
仍是两个方面：一、保护中国人定居区不受生活在固定的草原边境以外的周
边游牧民的袭扰；二、控制和保护经今之甘肃省和新疆通向中亚、伊朗和西
方的贸易路线。
在强大的北邻突厥人面前，隋朝是幸运的，因为自6 世纪中期以来已经
控制自伊朗的萨珊帝国至满洲的突厥人已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帝国，紧邻中国
的东帝国经常被派系和部落对抗搞得四分五裂。可是他们仍是令人生畏的，
630 年他们的垮台是唐政权最终得以巩固的重要一步。他们在7 世纪80 年代
的复兴又使中国人面临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只有沿北部边境构筑极其昂贵的
防御体系才能遏制他们。最后，他们又成了自己内部纷争的牺牲品，在744
年被原来的附庸回纥人所压倒。
回纥人证明远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邻邦，他们甚至在唐发生危机时愿意
提供雇佣军援助。一般地说他们对经商更感兴趣；在9 世纪40 年代，他们在
北方干草原的支配地位又被许多定居在甘肃和近代新疆绿洲上的黠戛斯人
（柯尔克孜人）代替，这时黠戛斯人已经放弃游牧生活而成为定居的务农者。
另一个令人头痛的游牧邻族是准蒙古族的契丹人，他们与其突厥附庸奚
人一起居住在河北北部和近代的辽东之西的多山边境中。在7 世纪后期，他
们变得十分强大，并且侵犯了中国的东北，从此，河北北部和河东就非保持
巩固的防御体系不可了。
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路线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当然
是通商要道，中国人就是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的。
但当中国正处于其世界主义思想极为盛行、受到的外来影响甚于以前或以后
任何时候之际，它们也是主要的文化联系的环节。通过这些路线，许多中国
的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时期，中国却更多地是从西方传入
思想和技术。中国的佛教是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和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它
一直是从北印度和中亚诸国吸取新的推动力。其他新宗教，如拜火教、摩尼
教、景教和以后的伊斯兰教，也从伊朗和中亚传入。除了这些思想影响外，
传入中国的还有音乐、舞蹈乃至金属制作、烹饪这些技艺的新成果，以及诸
如数学、语言学方面的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成就。外国人，从印度僧人到波斯
眼科医生、粟特的卖艺人和商人，都可自由地进入中国。
为了确保这些事物所依靠的中亚通道，隋和唐都向西扩张，他们的军队
接连征服一个个小绿洲王国并建立中国的保护国。到7 世纪60 年代，中国的
力量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伊犁河流域已经牢牢地扎了根，同时中国
又建立了若干保护国，以控制今俄属突厥斯坦的西突厥部落及原属突厥人统
治的位于河中地（外索克西亚纳）、吐火罗和阿富汗的许多城邦。中国人甚
至在北印度进行军事干涉，虽然是小规模的。在高宗时期，中国政治力量更
向西发展，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但这种扩张证明为期很短暂。几年后，中国不得不放弃它的伊朗边境和
阿富汗境内的保护国；虽然在8 世纪50 年代以前中国军队远至伊犁河流域和
伊塞克湖以西，深入帕米尔和吉尔吉特等地作战，同时中国人仍牢牢地控制
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但他们在中亚的影响受到了在7 世纪中叶崛起的
两个强大和侵略成性的敌国的挑战。
第一个是吐蕃。7 世纪前，虽然东汉时期的羌族已经造成了大破坏，后
来住在青海湖周围的吐谷浑已在威胁现在的甘肃西部，但西部边境对中国人
来说从来没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藏的环境过于严酷，不能吸引中国人去定居，
在那里只有一些组织很差的落后的部落松散地居住着。
在7 世纪，这一状况有了改变。吐蕃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王国，
并开始搞侵略扩张。从原来在南藏的中心，吐蕃人往西向帕米尔和往东向云
南扩张，往北则侵犯中国在塔里木的新征服之地，并进而威胁中国通向西方
的商路。然后，在高宗时期，吐蕃人又在今青海省灭掉了吐谷浑王国，那里
原来是吐蕃人与中国在甘肃的领土之间的缓冲地。从此，吐蕃人在河西走廊
和兰州周围经常威胁着中国人，因此唐朝被迫在这两个地区长期重兵设防。
755 年后，当安禄山之乱迫使政府将戍军东撤以保卫京师时，吐蕃人占领了
现在甘肃省的大部分，他们从763 年起一直留在那里，直到9 世纪40 年代。
中国人驻守在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戍所与国内的联系被切断，它们后来被吐蕃
人占领。
842 年后，吐蕃国分崩离析，吐蕃人在以后几年中逐渐从占领的领土上
撤出，从此不再是中国人对外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但吐蕃再也不是
少数游牧部落民居住的凄凉的荒漠。最后一个吐蕃王试图破坏寺庙和命令佛
僧还俗，结果垮台了。吐蕃国亡后，大寺庙提供了政治权威，并在保持吐蕃
人的文化特征方面出了力。
这一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完全不同。尽管吐蕃与中国相敌对，但约在650
至750 年一段时期内，它似乎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它的贵族子
弟被送往中国学习，吐蕃王朝与唐皇室联姻，中国的书籍和工匠被带往拉萨。
但这种希望是短命的。在8 世纪，吐蕃在文化上被一种本地文化所统一，这
种文化使用来源于印度的文字，与尼泊尔和印度的文化关系远强于与中国的
文化关系。尽管有18 世纪满洲的征服，西藏受中国的影响甚小，这种状况持
续到我们今天的时代。
第二股向中国的中亚霸主地位挑战的主要新兴力量是大食（阿拉伯）人
和伊斯兰教。在7 世纪，正当中国人已将其势力尽量往西扩张时，大食消灭
了萨珊帝国，然后逐渐吞并在吐火罗和河中地的一些四分五裂的城邦；这些
城邦原来是突厥人的附庸，后来一度受中国人的保护。尽管遭到一些挫折，
但到8 世纪中叶，大食的政治统治以及伊斯兰教的地位在吐火罗、河中地和
拔汗那（费尔干纳）区已很牢固。在751 年，大食军队与唐朝军队在塔刺斯
河遭遇，唐军遭惨败。此役本身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双方都孤军深入。事实
证明，对中亚起决定性作用的大事是远在中国内部的安禄山之乱。它促使中
国军队撤离甘肃，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驻军也被弃之不顾，他们因
吐蕃占领河西走廊而被截断了退路。中国人再也不能干涉中亚之事，大食人
得以巩固他们的胜利成果而不用再担心中国的对抗了。
842 年以后吐蕃国亡，唐朝作出了明智的、但从长期看却是严重的决定，
不打算去收复原在远西的疆土。结果，这意味着在18 世纪清朝远征胜利前，
中国再也不能有效地控制敦煌和哈密以西之地。这还意味着中国永远丧失了
作为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的中亚。吐蕃人放弃的塔里木和准噶尔的几个旧绿
洲城市被回鹘人占领，这时回鹘人已被黠戛斯人从他们的草原故土赶出。集
印欧、伊朗、印度和中国诸影响于一身的这一地区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在突
厥人、中国人、吐蕃人、阿拉伯人和回鹘人的连续的冲击下被破坏；在以后
的几个世纪中，从伊朗直至甘肃边境的整个区域逐渐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外
围区，而不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势力的前哨了。
在隋唐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就这样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581 年，中
国面对的邻国只有高丽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定居人口的、稳定的和组织完善的
国家。除此之外，它的周围是一些组织松散和无知的游牧部落民族，它们的
文化发展阶段明显地落后于中国。这些民族，如6、7 世纪的突厥人，有时能
组成强大的联盟，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这类部落联盟都是短命和不稳
定的，中国人能用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付：加强边防，利用其内部分歧以破坏
其团结。整个中国对外关系的传统理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和与这类邻近民族
的交往中产生的。
到了晚唐，局势完全改变。旧类型的边界只存在于北方，在那里农耕定
居的中国领土和大草原之间的环境差异决定了中国与邻近的民族必然有极鲜
明的文化差别。但即使在北方，毗邻的游牧民族此时已远为稳定，并且自7
世纪以来至少已经通文识字。在东北、南方和西南，中国的周围是一些仿效
中国的稳定的农业国，它们具有深受中国人影响的相当发展的文化。中国占
支配地位的东亚文化圈已经形成。在西面，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都被
排除在吐蕃和中亚之外；在那里，高度典雅的文化已经发展起来，而吐蕃所
受印度的影响和中亚所受伊斯兰教的影响，都超过中国给予它们的影响。
中国人对与各个邻近民族发展起来的这种种迥然不同的关系作出了实事
求是的反应：他们有时单纯地试图征服；有时则成立保护国，册封其首领和
派中国顾问；有时试图通过以“公主”（通常是皇室不显要的姻亲）和亲，
或给作为人质的王公以皇帝禁卫的职位，或让王公在国子学就读，来确保友
好关系。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关系一直被视为中国对其“藩属”民族实施宗
主权的体现，藩邦来到长安进贡以表示它们的从属地位，当然它们也受到丰
富得多的赏赐。但这一基本概念中包括的实际关系显然很广泛，从完全的征
服直到事实上的平等。可惜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并没有反映在中国人关于对
外关系的思想中。不过，后来宋朝与强大的北方邻国之间出现的更现实的体
制的基础已被打好——这主要是胁迫的结果。①
① 有大量讨论唐代周围民族的中文史料的文献，其细目见《剑桥中国史》第4 卷之参考书
目。这些二手文
献中很多试图以中文材料补充本地的史料，来阐述这些邻近民族的历史。这类研究占1945
 年前西方关于隋
唐时期著作的大部分。以后历史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内部发展，对外事务相对地说
被人忽视，虽然
有些按传统方法写的研究著作继续问世。对唐代的对外关系和成为唐与外部世界关系基础
的概念，还没有
进行全面的研究。但在肖孚的研究中，特别在他的《撒马尔罕金桃：外国珍异研究》（伯
克利，1963 年）
和《朱雀：唐代的南方形象》（伯克利，1967 年）中，对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
有大量研究成果。
关于更广泛的政治问题方面很一般但又很重要的评述，见杨联升：《关于中国世界秩序观
的历史评注》，
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8 年）。
史料的问题
与任何更早期的中国历史相比，现存的隋唐时期的记载是很丰富的。现
在仍有完整的隋代正史《隋书》和两部唐代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隋唐时期有非常详细的记述；此书大量取材于上述
三部史书和其他现已散失的著作，是传统中国历史学中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此外，我们还有三部行政方面最早和最优秀的类书；杜佑的《通典》及《唐
会要》、《册府元龟》，它们像正史那样主要根据原来史官编写的记载，有
条理地阐述政府运转的情况。①虽然我们有这样的材料宝库可以利用，但唐代
至今仍是近代的史学家几乎完全依靠官修史书和取材于官修史书的著作来进
行研究的中国历史最后一个重大时期。因此，本书必须向读者阐明这些史料
的内在局限性，说明它们是本书在叙述的篇幅上如此不协调和不平衡的原
因。
官修史书编写的方法，与历史学家写史的基本思想前提一样，将在下一
卷详细予以论述。简而言之，历史被认为是王朝和个别皇帝怎样统治其帝国
和完成天命的政治记录。它还一定是皇帝赖以进行统治的大臣们和行政机器
活动的记录。这样写成的历史是以朝廷为中心的记录，所收大部分内容是统
治者和向他献策的最高级大臣的活动。撰写历史的意图是提供一部钦定的大
事“实录”，供后世君臣们从中吸取教训和找出自己行动的典范以“资治鉴
戒”。所有政治言论都是追溯过去的，寻求理想的政府形式和与过去可比之
处，因此史书是具有潜在政治意义的一种写作形式。从事官方史书的编修更
可以说几乎都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有时编写受到极为强大的压力，这
是为了给后世提供能说明执政政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近期大事记载。
史书的编纂是委托给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进行的官方活动，这一机构正
式成立于7 世纪。①它开始的工作是每日编写起居注，有时还补充皇帝同宰相
们议事的记录（称时政记）的内容。这些零碎的记录在每年年末加以汇编，
又在每朝皇帝统治终结后用作编年实录的主要基础。实录还收死于本朝的著
名人物的传记，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一朝的统治和行政裁量得失。评价明确地
以“史臣曰”形式写成，附于每卷之后，但更微妙地表现在材料的取舍方面。
实录为唐代的一项创新，它也许是编写官修史书中的最重要的阶段；同时还
须记住，实录通常写于皇帝死后不久（少数几个皇帝则在在位时就着手编
写），当时一些当事人仍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前一朝代的许多问题依然没有
解决。在王朝的各个时期，实录被用来撰写本王朝的完整国史，其中包括本
纪、反映具体行政活动领域的志及列传。前一个王朝终了，新的统治皇室就
利用这些材料作为撰写正史的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实际进行的修史工作与其说是文学写作，不如说是不断地
① 关于这一时期主要史料的简明准确的介绍，见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
黎：1932 年）和
《〈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1948 年）。虽然其中的一些枝节部分稍微过时
，但总的说它们
仍是优秀和可靠的作品。关于《资治通鉴》史料来源的详细讨论，见浦立本：《资治通鉴
考异》。
① 见查尔斯·加德纳：《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38 年）；杨联
升；《中国官方史
学的组织：自唐至明撰写正史的原则和方法》，载W.G.比斯利和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
本的历史学家》
（伦敦，1961 年），第44—9 页；洪煨莲：《708 年前之唐代史馆》，载《哈佛亚洲研究
杂志》，23（1960—961
年），第93—07 页。
对材料进行选择、摘录和编辑的过程。档案文献虽然经过删节和编辑，但通
常仍保持原来的文字。一般地说，记载是完整的和系统的；考虑到撰写时的
环境，它在叙述事件时非常客观。修史者的个人意见明确地以文字注明，他
的好恶主要表现在材料的取舍上。官方历史学尽管有这一切实际的优点，但
它却使近代历史学家面临一些重大的问题。
一旦官修大事记的目的达到，据以成书的材料或是故意被销毁，或是至
少被世人忘却。只有在原来的文献偶尔被保存在其他地方的情况下，我们才
能找到它的全文。档案早已荡然无存。除了以下两种情况，我们现在已没有
像大部分时期的欧洲史中被视为当然的那种原始材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
“为记录”而写的历史，其目的是提供一种在编写时期被认为是正确的解释。
近代史学家们必须以自己的、完全不同于古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材料。对20
世纪史学家极为关注的许多事情，传统的史学家却无一语道及。
这些史书很少叙及京师以外的事务或日常的政务。唐与宋的史学的巨大
差别之一是：人们根本不可能写出隋唐时期中国的任何地区的令人信服的历
史，也同样不可能清楚地区分各地区差别很大的发展速度和以可靠的地区意
识写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现存最早的方志出自宋代，那时学者对中国各特定
地区的描述可能达到相当真实的程度，而在唐代，除去敦煌边区这一极为特
殊的情况，这是办不到的。①
这些史书由于是施政记录，很少叙述关于被统治者的事。平民百姓——
朝廷通过地方官员进行控制的农民、地主、佃农、商人、工匠和普通市民组
成的整个复杂社会——只有在扰乱既定的秩序和成为行政对象时才被载入史
册。等级复杂的佛僧和道士除非成为立法对象，否则很少被提到，而这些人
在各级社会中却起着重要作用，并且集中了大量财富和权势。
这些史书在记载中央政府和宫廷政治的大事时，往往非常详细地叙述修
史者本人也是其成员的现存官僚集团，而很少涉及在政府中活动的其他集
团，因为对修史者来说，后者的活动或是无关紧要，或是有损于他们自己的
利益。但近代史学家对这些集团却很感兴趣。专业行政人员一般不受文职士
大夫的重视，因而很少被注意，虽然帝国往往要依靠他们才能顺利活动。虽
然在以后发展起来的文武官员之间的鸿沟尚未形成，军人相对地说也几乎不
被人注意，并且对他们的描写一般都用否定的语气。在唐代后半期管理皇宫
并在宫廷政治和军务中起重要作用的宦官尤其受到敌视，因为修史者本人就
是官僚，他们深刻地了解宦官对朝廷文官的权势所构成的威胁。
这些普遍的局限性在本书论述的整个时期的全部官方记载中都存在，并
且也的确出现在绝大部分传统的史书中。另外，认清以下的情况也很重要：
甚至在以朝廷为基础的官方记录的性质造成的这些局限性中，这些历史对各
代皇帝在位期的记述的质量和繁简程度也大不相同。①
现存的隋代的记录——《隋书》——编于629—636 年，它的志则补于
656 年。所以它成书于太宗在位期，当时新王朝急于要树立其合法的地位。
为了做到这一点，此书一般持有敌意，对炀帝时期的大事作了十分否定的叙
① 关于敦煌文书对历史学家的独特价值，见崔瑞德《七至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史》，载《过
去和现在》，35
（1966 年），第28—3 页。
① 以下论述的大部分内容系根据两篇为1970—971 年耶鲁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学和比较历
史学讨论会准
备的论文：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遗忘的唐代历史学家》；《关于编纂唐代史的几点意
见》。
述。之所以要突出炀帝的缺点，不仅因为他的腐败的统治给唐朝的创建者提
供了夺取皇位的借口，而且因为《隋书》的作者企图以炀帝为例，劝戒太宗
不要效尤。除了这些内在的偏见外，《隋书》的作者是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
工作的，因为在隋朝灭亡之际的混乱中，和624 年隋朝秘书省的藏书被运往
长安时的偶然事故中，大部分隋的档案被毁。
在唐代，上面简略谈到的官方记录制度和史馆官僚机构都是逐渐形成
的。记录定稿的正规的和按部就班的编纂程序（它成了以后王朝的规范）或
多或少会使人对唐代的情况产生误解。在唐代，只有起居注的编纂贯穿于整
个王朝，它到805 年以后才每年被编成日历。时政记只在太宗时期、693 年
以后的短暂时期和796 至862 年间的断断续续的时期才有。有详细规定的、
各官署关于具体项目的定期奏表，在安禄山之乱后准予停止上报。
在847 年以后的几代皇帝时期，非常重要的实录根本没有编写。有几代
皇帝的全部在位期或部分在位期有一部以上的实录，其中有几部实录（特别
是顺宗时的实录）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国史的编写经过也很复杂，但最后的
版本在759 至760 年由柳芳完成。
除了韩愈写的一部顺宗的实录外，所有早期的编纂记录的情况我们都不
知道。但也许更重要的是，756 年以前的唐朝早期记录全在那一年被毁，当
时史馆的馆址在安禄山占领长安时被焚。唯一留下的记录是史官韦述所写并
保存在他家中的国史的私人底稿。此书由柳芳续至玄宗时期之末，它不但为
941 年起开始撰写的《旧唐书》的作者，也为从《通典》（成于801 年）开
始的各种行政类书的编者提供了初唐历史唯一的重要材料。实际上，《旧唐
书》似乎收了柳芳的国史的大部分内容，作为它记述唐朝前半期历史的基础。
柳芳的国史提供的记录本身是很零碎和繁简不一的。它是656 年以来企
图创作一部王朝记录的几项活动的结果。早期的几种国史，例如柳芳的国史，
都是在政治危机时期写成的。它们对唐初二帝和高宗初期，直至660 年前后
的记载是很完整的。关于高宗执政的后半期（此时武后的权势日隆），特别
是关于武后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和后来从691 至705 年自己称帝的时期，国
史的内容十分简略。历史对武后一贯持敌对和否定的态度。玄宗漫长的执政
期的记录也受到与它的汇编有关的因素的影响。当玄宗仍在皇位时，已有两
部早期的实录被编成，一部的内容约到725 年，另一部到741 年，它们当然
是歌颂玄宗的。这两部实录可能被用来编写国史。导致安禄山之乱灾难的玄
宗在位的最后几年的记载由柳芳在759 至760 年匆忙写成，但他并没有当时
的实录和起居注可供参考。柳芳是奉肃宗之命写的；后者已篡夺他的父皇的
皇位，需要在道义上为他的行动辩解。此外，为了修史，柳芳才被免去与叛
乱者阴谋勾结的指控。结果写出的内容无疑对8 世纪40 和50 年代主持朝政
的大臣们及对玄宗本人抱有毫不掩饰的偏见。有关这一关键时期的内容也很
不完整；8 世纪60 年代有人企图写出较完整的记载，但由于缺乏重要的文献
材料，此举毫无结果。
《旧唐书》和现存的其他重要史料的编修者掌握了以后时期（763 至847
年）的更多的文献材料，因为他们有实录作参考。不但正史提供了远比以前
数帝在位时更为详细的内容，而且有许多实录中的文献材料也收入了行政的
类书（特别是9、10 世纪的《唐会要》和《册府元龟》）。虽然这几代的实
录为编修比较完整的大事记打下了基础，但它们引起了其他问题，因为有时
它们抱有强烈的偏见，并且在完成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在唐代最后的60 年，情况又恶化了。武宗以后的几代都未编修实录，941
年《旧唐书》编修者掌握的从847 年至唐末这段时期的主要材料是日历。日
历可能不如早期几代的起居注，因为后期唐代诸帝不再每日按时上朝，大量
公务都在幕后进行，而不再进行起居注需要记录的公开议事。更糟糕的是，
这一时期另外的许多文献材料和档案在黄巢叛乱和以后的战争中被毁，因为
这些战乱实际上把长安摧毁了。修史者不得不依靠极少量的私人记载来填补
空白。结果最后几代皇帝的记录质量很差，也很不完整，在修实录阶段才插
入的许多传记干脆空缺。
上述叙事内容详简不一的情况在《旧唐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此书直
接而且几乎全部取材于早期的官方记录。《新唐书》的编修者和司马光（他
与他的合作者在撰写《资治通鉴》及《考异》时系统地搜集了当时留存的一
切历史材料）发现自己不能摆脱《旧唐书》采用的基本材料。近代的历史学
家当然更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11 世纪仍存在并为司马光及其同时代人所掌
握的许多补充史料现在已经散失。我们描述唐代各时期的详略程度依然取决
于上述的历史编纂学因素。
不幸的是，除了收入主要唐史中的历史记载缺乏均匀性外，可以作为补
充材料的现存私人著作也有时代分布不均的现象。隋代和初唐残留下来的私
人文集比较少，在高宗和武后时期活动的学者和政治家的现存著作明显地缺
乏。我们知道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大量著作，但从7 世纪后半期残留下来的
数量是如此之少，以致人们不禁推测可能有过有意压制他们著作的企图。相
对地说，700 年以后留传下来的数量较多。在760 至850 年期间，有大量范
围广泛的私人文集。《全唐文》中远远超过一半的文章是在760 至840 年的
80 年中写成的，对历史学家有价值的重要政论文章甚至有更大部分写于同一
时期。这些论著使我们能够填补这一短暂时期的官修历史记录的空缺，而对
任何更早的中国历史，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如上所述，唐代最后几年的
官修记录十分缺乏，而传下的这一时期的私人著作相对地说也很少，不过鉴
于历史记录的质量甚差，现在存在的私人著作就特别重要了。
隋唐不同时期的材料如此严重不均，这对我们了解这关键的三个半世纪
的发展总情况来说，很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学者们对经济、人口、社会、政
治和思想等几乎各个方面的变化进行的详细研究表明，8 世纪后期和9 世纪
初期是激烈变化的关键时期。情况可能是，这一时期的原始材料比较丰富，
此前和此后的材料则较少，这就使我们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这若干年。我们
掌握的材料的残缺不全性，使我们非常难以对整个唐代作出任何形式的统计
分析，除非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还对原始材料的性质进行过细的审查。
唐代还有其他两种重要的材料流传下来，我们可以以此补充官方记录的
不足。第一种是碑文。大量的石碑铭文从唐代传至今日。许多重要的铭文收
于作者的文集中；另一些从宋代起在碑文集中发表；许多未出版的碑文则以
拓片形式藏于中国和日本等地。近年来，中国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碑文。
对这些物证的系统研究尚未开始。但它的内容并不新颖，其中大部分为悼词，
与唐代著作中著名的悼词相似。它们提供了许多舍此就不能知道的人物的详
细生平，但所祭悼的对象大都是精英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撰写这些碑文的思
想和信仰背景又与唐代历史学家的相同。不过它们有时确实提供了可与历史
记载相印证的材料，提供了独立于历史进程之外的证据。当两者能互相印证
时，它们就几乎一致证明了这些历史的叙事是可靠的。
第二种独立的补充材料是本世纪在敦煌、西北其他地方和中亚发现的大
批当时的文书。其中最重要的是约公元1000 年藏在敦煌一佛窟墙内并在1902
年（可能更早）被重新发现的“佛窟藏书”。这些日期为406 至995 年的抄
本，以及在干旱的西北（特别是在吐鲁番）发掘不同遗址时所找到的同时期
的有关文书，包含了许多官方文件以及涉及面很广的寺院和世俗的文献材
料。这些材料对历史学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它们是无意地完整保存
下来的原始文书，完全未受修史者和官方编修史书过程的影响。对我们了解
唐代地方社会和完全在中央政府管辖范围以外的各方面的活动来说，敦煌文
书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对地方社会的职能和性质、寺院的社会职能、地方政
府的运转、家庭结构、土地的使用和租佃的性质等方面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
这类材料。读者将发现我们在本书的下一卷经常参考这些文书。这类物证虽
然是非常宝贵和独一无二的，但在使用它们时我们必须谨慎，因为西北边远
区根本不能作为全中国的典型；根据那里的情况来概括全帝国，研究者往往
会担风险。
本卷使用敦煌材料的情况比较少，虽然这是我们了解唐代贵族结构和取
得防务方面详细知识的基础。敦煌文书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从敦
煌和中亚发现的材料中有数量相当惊人的一部分可与正史和其他官方文献汇
编联系起来。凡是能联系之处，敦煌材料完全能独立地证明，唐朝记录的汇
编和保存是准确可靠的。时间、头衔、个人关系和政府活动，哪怕是最小的
细节，能够准确地互相印证；有时我们确能见到有几份文书已转载在其他史
料中，并能从中发现转载的文字相当准确和忠实于原文。敦煌的档案实际上
告诉我们，官文的记录一般地说是可靠的和准确的，考虑到保存在唐代史书
中的文字已经经历了许多编辑阶段，这确是很了不起的。修史者由于选择所
收的材料，更由于删汰某些材料，因而使记录偏颇。但尽管他们在撰写时受
到了政府压力，尽管他们不得不服从正统思想的约束，他们在选择记述的事
物时仍谨慎地力求准确。
但我们也不应对修史者在记载这一时期历史中的某些事件时显然有偏向
和偏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不但《旧唐书》，而且其他重要的史书和官方类书
说到底也都取材于同样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政府专司记录的史官所
写，这便意味着我们极难摆脱这些修史者的主见。最后，尽管我们掌握的材
料，例如与我们了解的同时代的欧洲相比，单从数量上说很多，但我们不能
忘记，历史中一定有许多被史官隐瞒的事件；另外，还有许多人类活动的领
域对近代受过西方训练的历史学家来说极为重要，但当时的史官或因视为理
所当然，或因认为与公认的历史标准内容无关，所以就干脆轻易地放过了。
第二章 隋朝（581—617 年）
在6 世纪的最后25 年，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分裂了将近300 年，这是中国
历史中最漫长的分裂期。隋朝结束了这一分裂期，扫清了分裂期遗留下来的
大部分制度上的瓦砾，并为一个新的统一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以后的许
多朝代都从隋的成就中得益，但最直接的受惠者则是伟大的唐王朝（618—907
年），它建立在隋的基础之上，并在近300 年的时期内，左右了整个东亚的
文化和政治。
这一章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评价隋朝的成就，和如何对这一时期在中国
历史中的重要性作出估计。如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隋在结束旧秩序、清除
几个世纪积累的渣滓和建立一个新型的帝国等方面与秦朝（公元前221 至前
207 年）一样，但这样说是不够的。就事论事这无疑是对的，但我们只有在
考虑了6 世纪中国远为广袤的版图和复杂性并初步衡量各种新力量——例如
草原入侵者、佛教和道教传下的影响——以后，才能了解隋朝各项成就的特
点。
因此，我想将本章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6 世纪中国的报道，
它将展示出分裂时期遗留下来的某些外貌、文化差别和各具鲜明特征的生活
类型。第二部分概述重新统一者和新秩序的创建者隋文帝的性格、生活作风、
政治哲学和统治方式，另外还有关于他的主要顾问的简要叙述。第三部分讨
论隋在建立新的统一的制度化秩序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采取的措施。第四部
分是对第二代皇帝——炀帝——的概述，内容与有关他的父亲的叙述相似。
第五部分报道炀帝在位时巩固其政权的步骤、他创造的新事物和最后他的戏
剧性的毁灭。
六世纪的中国
6 世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文化的多样化及地区的和种族的差
异和不相容性。在317 年当中国人的北方丧失给匈奴民族后，长江流域及以
南在几个世纪中已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夷狄”控制了中国文化的发
源地和中心地后不久，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上层阶级的中国人——纷纷南
逃。在地处亚热带、地形完全与北方不同和尚待殖民的南方，北人感到很不
自在。在最初，他们被南方有基业的家族称为侨人，而北人则反唇相讥，称
南人为土著，尽管这些土著继承了以前的楚国或吴国的大部分独特的文化。
许多北人的举止如同异乡之客，满怀恋乡之情和厌世思想，梦想有朝一日重
返故土。但收复故土的一次次企图都归于失败，经过了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
移来的北人逐渐适应了环境，并参加了发展独特的南方文明的活动。
文化保守主义有时逐渐演变成沙文主义，它是这一时期南方的特征（在
本章，“南方”指的是沿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再加上东至杭州湾沿海的整个
开化区）。它的表现有许多形式：公开宣称自己继承和保持了大汉（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220 年）的遗产，即汉代的古典传统、制度、文学风格、礼仪、
音乐和风俗。事实上，许多这些传统在南方的环境中已起了微妙而深刻的变
化。建康（今南京）诸帝不顾他们政治上的虚弱，也要照搬汉天子的一套礼
仪；学者为他们的古典学术的正统性，文人为他们作品文字的典雅而自鸣得
意。整个上层阶级为了表示他们合乎规范和通晓文学，试图保存洛阳方言，
这是他们的祖先一度在一个统一帝国的京师听说的语言。①在南方的主要文明
中心——扬州和建康周围的长江下游——以外，移民的工作继续进行：土著
被消灭、同化或驱赶；中国的农业得以普及；村镇寺院在荒芜之地涌现出来。
这就是正史中描述的景象的未被人注意的背景。在这几个世纪中，这块地区
的中国农业、行政和税收在远比北方故土富饶的环境中缓慢发展，给主要的
定居中心带来了财富，使有的人能过上一种豪华雅致的上层生活。
到6 世纪中叶，“南方”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这里略举它的几个特点。
有些北方纪岁的节日已经移植到南方；另一些每年奉行的习俗则以古代南方
传统为依据。这时的侨居者已发现他们爱吃的面食的代用品大米。称呼和迎
候他人的方式已与北方的方式截然不同。南方的妇女更加深居简出，纳妾现
象也比北方更普遍。南方的婚葬之事及举行的一些礼仪远比北方讲究。北人
重视几代同堂，而南人则喜欢夫妻另立门户。衣食及习惯都有它们明显的南
方风格。
中国分裂后不到一个世纪，“南人”之称不再被用作“土著”的贬词，
而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同义词。②南人，包括北方来的移民，已经依恋于他
们的作风、他们的温柔的方式和南方山清水秀的景色。他们已经感到北人粗
鲁，对北方的习俗、古典学术和文学作品流露出轻蔑之意。一位南方文人说
北方文学犹如“驴鸣犬吠”。人们从当时的民谣中，可以感到南方的某种温
柔和给人以美感的特质。以下即是一例：③
① 理查德·马瑟：《关于六朝时期洛阳和南京方言的一点意见》，载周策纵编《中国人文
学科研究文集》
（麦迪逊，威斯康星，1968 年），第247—56 页。
② 宇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载《东亚论丛》，6（1948 年），第36—0 页；重载于
其《中国古代之
家族与国家》，第416—60 页。
朝发桂兰渚，
昼息桑榆下。
与君同拔蒲，
竟日不成把。
公元317 年以后，北方较干旱的平原出现了另一种不同文明的演变。在
一个多世纪中，北方屡次遭到异族争夺领土的激烈斗争的蹂躏。农民不断被
征去服兵役和劳役。掠夺居民聚居地和屠杀居民之事屡见不鲜。种族内部的
暴力和仇恨也成了北方独特的情况。在这种可怕的时代，有些中国的士绅门
第由于它们能以擅长的政治和文学艺术向一个所谓的征服者效劳而得以幸
存；它们往往通过与异族统治精英通婚，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采用他们的某些
生活方式来维系自己的脆弱的地位。许多中国农民已处于半农奴的状态，并
承受了横征暴敛的负担。所有阶级都在朝不保夕的环境中生活。
386 年开始跃居为地区性强国的北魏，逐步引进了一项稳定局势的措
施。早期魏国的鲜卑族统治者是强悍的骑士，多年来他们缓慢地采用了越来
越多的中国的文明生活方式。早在398 年，魏国的统治者命令在今山西北部
的大同附近的旧居民区建立中国式的京都，其格局象征中国王朝的气派，这
体现了他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京城呈长方形，围以朝着罗盘四个方向的城墙，
有传统的宗庙和大圆丘等。这些不久前的游牧骑士以此来表示他们成为中国
式的统治者和使“仁风被于四海”的意图。①但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并不平坦，
而且鲜卑族有返祖倾向的人也不时警惕这一趋向。魏的统治者们最初的制度
安排是在自己的部落方式和一个农业帝国的必备条件之间进行调和。他们由
此朝中国式官僚国家这一方向发展，虽然在这一结构中大部分高级职位和许
多特权仍保留在鲜卑贵族之手。此外，对武功和军职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文职
和文学才能，这部分地反映了他们的传统，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需要。
全面的汉化措施在孝文帝执政时（471—499 年）实行：废除鲜卑族的迷
信而代之以中国尊奉的信仰和习俗；采用中国特有的选拔制度；鼓励与中国
人通婚；进行土地改革——引进所谓的均田制；恢复儒家思想为国教；禁止
在宫廷使用鲜卑语；采用中国的姓氏；也许最重要的是，从干草原边境的故
土迁向洛阳建都，这里是充分反映中国王朝权力之地。
这一系列汉化措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北方一批愤怒和怀有报复心理的
集团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六镇之乱”）。这次叛乱由依恋故土和祖制并对
洛阳的汉化政体深为不满的贵族领导，参与者为职业军人，他们是流放在长
城一带的囚徒一戍卒和与其主人同样心怀不满的部落民组成的成分复杂的集
团。这个集团在怨恨情绪和鲜卑民族沙文主义的推动下，于523 年在中原发
动叛乱。大屠杀随之而来：一个鲜卑领袖杀了洛阳宫廷中的一千多名中国显
贵，其中包括皇太后。这里不再叙述以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勾结和阴谋。534
年，鲜卑帝国分裂成两部分：一为更加汉化的东魏，它以邺城（河南）为都；
一为汉化程度较差的西魏，以陕西南部关中平原的长安为都。550 年，东魏
改为北齐，556 年西魏被北周替代。两国为控制整个华北而展开了生死斗争；
557 年北周打败了它东边的对手并夺取了它的领土——包括从长城至淮河流
域的全部富饶和人烟稠密的平原。
在隋重新统一全国前的几十年，被阶级和财富差别激化的种族对抗在北
① 《魏书》，卷2，第33—4 页。
方的两国中特别明显。战争、地方动乱和屠杀之惨使中国人和鲜卑人都感到
生命和财产危在旦夕。东魏的创业人在537 年谈到了种族和阶级对抗给他造
成的困境。他指出他的许多督将的家属都在西魏（那里在549 年恢复了鲜卑
族的姓氏），西魏的统治者决心诱使这些官员为之效劳。另外，他又嘲笑地
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502—549 年在位）者，专事衣冠
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他接着说若非萧衍谨慎行事，他的
督将就会跑到西魏，他的汉族士绅就会拥立南方的武帝。他问道，“人物流
散，何以为国？”①
尽管局势如此紧张和混乱，北方的文明，特别是西北的文明，仍以鲜明
的特点向前发展。它具有与众不同的尚武精神色彩，不论是汉人或是“夷狄”，
都崇尚武功，喜爱狩猎，喜欢良马和猎犬猎鹰。北方对中亚和西亚的影响一
直远比南方开放，而且以后继续如此，这种表现可以从雕刻、建筑、舞蹈、
音乐和服饰中看出。可能是在草原传统的影响下，北方的妇女要干活和担负
各种责任。一位南方的旁观者描述说她们忙忙碌碌，操持各种家务，并为家
庭利益对政治进程施加影响。他们的家庭一般保持一夫一妻制，大家庭是标
准形式。中国的士绅门第非常认真地捍卫古典传统，这不但是为了自己的利
益，而且也确保它们不致像农民那样沦落到无人保护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对古典经籍注释的进一步发挥当然是不可能的，能保持传统就足够了。据说
北人比其南方的远亲更加开朗和坦率，他们的风俗和礼仪比较淳朴，衣着和
称呼也是如此。生活较南人艰苦。这可以从以下一首当时的北方民歌看出：
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
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
（《幽州马客吟歌辞》）
有一条划分南北两个区域的生态线有助于说明不久前才出现的南北历史
和文化的差别：线的北方是粟麦文化区，那里有成群的牲畜；线的南方是水
稻种植区，那里有丰富的海鱼和江、湖鱼的资源。这两个地带的人口也大不
相同。帝国在重新统一后，南方只有总人口的16％左右，并且几乎完全集中
在沿长江的主要中心；其内地基本上是未开发的荒野，那里有敌视外人的土
著、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疟疾和其他疾病，使得以后几个世纪中国的移民
工作进展得既缓慢，又艰苦。
南北两大地带并不限于文化的差别。如上所述，南方包括一些汉人的居
民中心和居民地带，在它们之外是土著居住的内地，史料称这里的形形色色
的集团为“蛮”，他们是居住在今云南和贵州两省大部分地区的操藏缅语的
部落和居住在延伸至今越南的中国南方海岸的傣语民族。在西面较远的四
川，成都周围的肥沃平原为汉人的主要定居中心。土著部落居住在周围高地，
沿西面多山的边境则是西藏的部落民族。汉人与所有这些民族进行长期斗
争，时而杀戮他们，时而奴役他们，并慢慢地汉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少数派
往土著区的中国行政官“被同化”，但其中大部分人不屈不挠地坚持工作，
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殖民技术。但在6 世纪，中国文化的中心很少远离土著定
居地，通婚是普遍现象；虽然记载当时种族历史情况的材料尚未被充分利用，
但我们可以设想土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这一时期北方的特点是复杂的混合种族和混合文化：自3 世纪后期以
① 《北齐书》，卷24 第347—48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莱登，1953 年
），第258 页。
来，不同血统的民族一批批来到。它们与中国人和其他入侵民族通婚，尽管
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但如上所述，设法重新树立草原文化鲜明特征的反作
用力依然存在。沿陆地边境，北方的混合文化逐渐消失而让位于草原民族的
文化。在西部和北部的戍军市镇及著名的马市，人们确实能看到控制这些市
镇的北朝力量的具体迹象，但人民——士兵、马贩子、商人和当地农民——
可能普遍都是混血儿。
上面已提到北魏分成西魏和东魏。它们之间的边境不仅是政治分界线，
而且是一条已存在近两千年的文化分水岭。西魏的京都位于高原中心，三面
环山，中国人称之为关中。从东面看，它是一座天然堡垒，对中国其他地方
的几次征战都由此开始。往西，西魏沿其北侧为干草原和南侧为山区的河西
走廊向外延伸。北方西部这一地区的文化与草原文化较为接近，那里的人民
是优秀的骑士和武士，人们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传统的中国文化。
东魏在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位于淮河迤北到长城的大平原
上。这一黄河、淮河及其支流灌溉的地区在6 世纪是中国生产力最高、人口
众多的定居区；当时它几乎拥有中国人口的2/3。虽然几个世纪的外患和外
来统治给这一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它仍比西魏保存稍多的中国古文化。
由于远为富饶和稳定，社会上层的生活往往是奢侈的，城市比中国西部和南
部的要活跃和繁荣。
佛教从最初在中国出现以来已有约500 年，它此时已成为表现于社会生
活各方面的一大特征。佛堂和寺院星罗棋布，寺庙和佛塔的轮廓给城市上空
增添了生气。人们走不多远，就会遇到成群的前往各大佛堂进香的僧众或香
客。南方和北方的统治者和上层人物都是佛教热诚的施主，他们把大量土地
和财富施舍给寺院，并经常把自己的宅院用于做佛事，宗教生活成了那些好
冥想的、厌世的和寻求隐居生活的人的另一种抉择。尼姑庵（有的非常富裕）
通常成了名门遗孀或已死王公所有妻妾婢女的隐居之地。但民间形式的佛教
也已深入农村，那里各种各样的迷信组织大批涌现。农民遵循的全部古老的
仪式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因此农民和上层人物的生活都重视佛教的节假
日。这样，除了中国的传统，佛教也充当了这些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强有
力的共同纽带。
在隋朝崛起前的半个世纪，毗邻江淮的地区曾是敌对力量的战场。无数
外交阴谋和连年战争的结果使得西北势力稳步扩大。在长江上游，现今的四
川地区在552 年被西魏军队所攻占，这是梁朝某王力图另立国家这一招灾惹
祸活动的结果。另一个梁王在长江中游的江陵设行都，他在那里作为梁元帝
进行过短暂的统治（552—554 年），他的朝臣讨论了能否沿江而下返回仍在
叛乱者侯景之手的梁朝故都建康及返回的时间。在554 年，西北的一支强大
军队南下直逼江陵，打败了梁军，俘虏并杀了元帝及其朝臣，屠杀了城中的
大部分社会精英，并把幸存者押送至京师长安。西魏于是在长江中游建立了
一个傀儡国家，其首府设在江陵。这就是后梁，它一直维持到587 年隋伺机
把它灭掉时为止。到了554 年，西北政权就这样控制了四川和长江中游的大
部分地区（包括湖北富饶的平原）。
就在这样半个世纪中，长江以南各地的权力斗争已经变得旷日持久和错
综复杂。侯景发动的残酷的反梁大叛乱（548—552 年）破坏了整个地区。他
的军队占领并洗劫了京师建康，在洗劫中实际上消灭了南方的许多有财有势
的门第。激烈的战斗随之而来，在斗争的过程中，侯景在552 年被一个出身
微贱的将领陈霸先的军队杀死。陈霸先在开始时满足于与另一位得胜的将领
分享权力和保持他们拥立的梁朝末代皇帝的合法外貌。但到557 年，他清除
了对手，废黜了梁帝，并自立为陈朝的第一代皇帝。
但陈霸先及其继位者所控制的南方，要比他们的建康的前辈控制的地盘
小得多。四川和长江中游已经丢失。侯景的叛乱迫使许多地方领袖在村镇筑
垒自固，并集结自己的军队和在附近招兵买马，最后就成了地方的大小豪强。
陈消灭了其中的几个，但对最强大的，却干脆通过适当的加封来承认他们的
实际权力。
虽然陈王朝的力量有限，但它的第四代皇帝（569—582 年在位）由于出
现了一个良机而情不自禁地想收复长江以北早已被北方占领的一些富饶之
地。北周从长安派一使节去见陈朝的统治者，建议两国联合进攻当时控制从
长江以北直至长城的大平原的北齐帝国，如果联合行动成功，两国将瓜分这
一帝国。陈朝统治者同意这一狡诈的建议，派军队北上，并在575 年打败了
同时遭北周进攻的北齐军队。陈朝于是并吞了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富饶的土
地。但领土的扩大为时很短，因为577 年周灭齐后，就把强大的战争机器转
向以前的盟友，并把他们彻底击溃。陈军被打垮或被俘虏，大量战争物资丧
失，建康王朝的力量被严重地削弱。周朝此时控制了整个华北、湖北和长江
中游，再加上西部的四川省。陈朝由于其西侧被人占领，由于侯景叛乱削弱
了其内部控制和生产能力，由于其军队几乎被北周击溃，只有其先辈力量的
一小部分。更增加陈朝困难的是，在583 年即位的这位皇帝在中国史籍中以
其骄奢淫逸和前后乖舛而臭名昭著。即使我们认为正史中对他的昏庸行为的
描述有所夸大而置之不论（我们也必须做到这点），他仍是一个萎靡不振的
废物。在6 世纪80 年代的任何时候，从北方的角度观察，陈朝看来一定是一
个容易征服的对象。它之所以能苟延残喘，最初是因为北周宫廷不稳，然后
是因为隋朝的开国者（他在581 年把北周推翻）忙于镇压反抗和巩固其政权。
直到588—589 年，他才终于准备进军南下，开始其恢复帝国政治和文化统一
的漫长的征程。
开国者隋文帝（581—604①年在位）
及其辅弼大臣
创建隋朝并以帝号文帝执政的杨坚是6 世纪典型的西北贵族。他的家族
的故里在长安和洛阳两个古都之间，为北方的非汉族王朝效劳至少已有两个
世纪；并且杨氏通过与非汉族的名门进行深谋远虑的联姻，以确保他们的地
位不衰，特权长存。杨坚之父曾被北魏孝武帝（532—534 年在位）封为贵族，
西魏的建国者宇文泰因其在夺权时的战功而加赏杨家爵位。杨坚在541 年生
于一个佛寺内。一个尼姑把他抚养到12 岁，后来杨坚在回忆时亲昵地称她为
阿阇梨（梵文为ācārya，意即导师）；他也上过为贵族和高官子弟设立的太
学。据说他长腰短腿，为人庄重而又沉默寡言。当他刚上学时，他态度冷漠，
甚至他的近亲也不敢接近他。
与同阶层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很早就受骑术和战术的训练。他14 岁就
在宇文泰麾下任武职，在宇文泰及其继承者时期青云直上。在566 年，他娶
北方非汉族中权势最大的门第之一独孤氏的女儿为妻。这样，他在三十几岁
时已是一个有成就的、攀名门为亲的军人；他曾统率一支军队征齐，还担任
过文官，几次得到赏识他的统治者的赏赐。杨坚得宠的标志之一是其女被选
为太子宇文赟之妻。这一恩宠把他从与世无争的舒适生活拉到权力斗争的旋
涡之中。
578 年夏，前不久灭了北齐并统一北方的北周的武帝（宇文邕）准备率
精兵遏制突厥人在今北京附近的掠夺。在36 岁时，他似乎要通过一次次的胜
利来最后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但他突然患病，就在这一年的阴历六月，
他的凶耗被宣布了。由太子并为杨坚之婿的宇文赟继位。579 年阴历二月，
他举行仪式逊位给其六岁之子，但仍拥有实权。人们很快就清楚，他也是传
统的变态专制君主之一，他们是长达300 年的北方诸政权的祸根。杨坚对这
个魔鬼的想法，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580 年初夏宫廷中发生的事件迫使杨
坚摊牌。这个“太上皇”强奸了一个亲王的妻子，并迫使亲王叛乱而死，于
是这个不幸的遗孀被纳为第五个妃子。后来有迹象表明他决心消灭杨坚的女
儿，以便提升他的新王妃。由于她母亲的激动的请求，她暂时得救，但不久
事情就很清楚，宇文赟要自行其是，这意味着即使消灭杨坚全家也在所不惜。
在这关键时刻，宇文赟患病，杨坚的朋友们矫诏命他来到宇文赟的病床。宇
文赟在以后的几天内死去，死讯秘而不宣，直至杨坚的几个朋友说服他代幼
帝摄政。这是对王朝及其支持者的公开挑战；摄政本身虽不是篡位，但它是
沿标准途径之一去建立新王朝的重要步骤。杨坚和他的几个朋友无疑在孤注
一掷，他的妻子用一句古老的谚语“骑虎难下”劝他说，现在已到义无反顾
之时了。①
杨坚立刻开始采取建立新王朝的进一步的行动。他在行动时极为残酷无
情。阴历五月末，宇文家族的五位亲王被召进京，名义上要他们参加其中一
① 原文误作601 年。——译者
① 《隋书》，卷36 第1108 页；彼得·布德伯格：《北朝史琐谈》，载《哈佛亚洲研究杂
志》，3（1939
年），第260 页；芮沃寿：《隋的意识形态》，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
加哥，1957 年），
第79 页。
王之女与突厥可汗的结婚典礼。三天后，大部分宇文赟的嫔妃被迫削发为尼。
皇太后和杨坚之女被赦免。后者同意其父的夺权行动，只要行动仅限于摄政，
但公开反对他另立王朝的野心。阴历六月初，宇文氏诸王——其中一人在被
胁迫的情况下——来到京师并一直受到监视；七月当他们参加宇文赟的葬礼
时，他们由杨坚的一个亲属指挥的6000 名骑兵“护送”。由此可以证明，杨
坚此时已经获得统率京师精兵的将领对他事业的支持。但宇文家族在北朝中
也是精于谋害和耍弄阴谋之道的，所以他们也用老于此道的手法进行反击。
在阴历六月，宇文氏一王因阴谋反对摄政而被捕，并立刻被处决。在下一个
月后期杨坚几乎被宇文家族中的两个亲王暗害，这二人也被捕处死。
远为严重的是，宇文家族的党羽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公开进行军事对抗。
六月，宇文氏的党羽尉迟迥在原齐国国都邺城公开向其部队首先宣称，他作
为宇文氏的亲戚和忠仆，将从有野心的杨坚手中拯救王朝。尉迟迥虽然年迈，
却是一名难以对付的军人，他在552 年曾为西魏征服四川。此外，他权力的
地理中心正处于华北平原的心脏，他在那里能够动用惊人的资源，并且在地
方强大的氏族中还有一批强有力的潜在的追随者。在阴历七月中，另一批北
周的勤王者参加了武装的反杨坚行动。同一月的晚些时候，幼帝的岳父司马
消难公开宣称与尉迟迥共举勤王大业，并在长江中游以北的九个州找到了一
批追随者；他还在那里得到南方虚弱的陈国的支持。八月初，四川的总管王
谦也起来反对杨坚。在偏远的东北，一名原齐国官员与其突厥盟友一起准备
与其他人联合反对杨坚。杨坚的确被人步步紧逼，但他掌握了几个相当有利
的条件：他的关中平原根据地长期以来是远征的跳板，只要他有取得胜利的
迹象，他就能得到从北周继承下来的强大的战争机器的效忠；他还掌握着统
一领导和各个击破分散敌人的优势；何况后者只有地方的追随者，各怀私心
异志，缺乏协调的战略。
但在580 年七月的一段时期，双方的胜负难卜；当时重要的地方和地区
领袖依然举棋不定，杨坚的任何敌人的有力行动都可能导致他的失败。但杰
出的高颎的归附是决定性的（关于高颎，以后将予论述）。当杨坚的其他支
持者借故不上战场时，高颎率西北军从关中来到华北平原。在那里，他东进
打击反对杨坚大业的最强大的敌人尉迟迥及其盟友。高颎使用传统兵法中的
许多计谋和圈套，在几次序战中告捷，很快就面临部署在邺城南城外的敌人
主力部队。他在那里使用了古代“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的策略以打乱
敌人的战斗计划，使尉迟的队伍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年迈的尉迟迥逃到邺
城，最后因走投无路而被迫自尽。历史学家通常把尉迟迥之败归咎于其主要
参谋的无能和他起用前北齐将领的行动。但不管情况是否如此，高颎已摧毁
了反对派的唯一重要的集结地，一些较小的反对者开始为胜利者下赌注了。
在阴历八月中高颎在邺城的胜利和快到11 月底四川王谦力量垮台的这段时
期内，主要的反对派力量土崩瓦解。一个月后，残敌已被打垮。①杨坚得力
于高颎，而他的敌人又缺乏想象力和个人魅力，所以他继续走运。
581 年初期，杨坚在阴历二月中称“王”，他接受了帝王的徽号，身穿
皇袍，开始上早朝，颁布大赦，宣布以隋为国号——此名来自北周给其父的
封地。通过这些行动以及其他远古传下的礼仪，他宣布自己此时已正式受命
于天。到这一年夏末，北周总共59 王中的最后一人已被谋杀，这样北周勤王
者反击的可能性大为减小。杨坚的夺权行动在极不利的形势下成功了。但如
果隋不准备成为另一个短命的政体，如果它要发展成一个稳定有效率的政
府，还有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而杨坚也为之献出了他的余生。下面将论述
杨坚及其最亲密的辅弼大臣的品质。
杨坚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有几方面可与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联
系起来，有几方面可用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解释，有几方面涉及他追
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这是相当普遍的），最后几个方面则是他品质中特
有的。前面已经谈到，他是非常严厉和令人生畏的人，既无吸引力，又不热
诚，更谈不上宽厚。布德伯格注意到，他的青云直上使他一生被自危感和自
大狂所折磨，因而促使他去寻求一切他感到放心的形式和一切能得到上天眷
顾的象征。当时他的家族和接近他的圈子中迷信佛教和盛行佛教这一特有现
象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向佛教寻求正统地位和个人安全的方面：宫内每晚
都做佛事，杨坚、皇后和举朝上下都参加。他的自危感使他对除几个亲信以
外的所有人都产生怀疑，他似乎认为几乎所有的儿子都是潜在的敌人——这
种态度在突厥可汗中是很普遍的。他为人过于俭啬，这一与他妻子共同的性
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本加厉。传说他把化妆品按定量分配给宫女，宫内未
备有他需要的某种药，也没有他妻子需要的作为普通礼物的毛领——凡此种
种都是儒家的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①
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
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
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
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
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
除了上述的个人性格，还有形成他行政作风的其他一些特点。杨坚在探
讨问题，采纳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他的所厌所恨等方面都接近于儒家中主张
君治的荀子一派，实际上接近于法家本身。据说他不重视《诗经》或《书经》；
在他执政的后期，他关闭了全国的学校，原因是学生太多，太懒散，质量太
差。他对标准的儒家道德说教很不耐烦，当他的一个主要儒家大臣劝他不要
再处决剩下的北周诸王时，他大声怒斥道：“君书生，不足与议此！”②他与
中国所有的君主一样，也受历史和先例的约束。在一次重要场合，他说他远
不如伟大的周公，只有在量刑公正这一点上可与之相比。③又一次，有人劝他
不要朝令夕改以致引起黎民不安时，他认为这是隐隐地把他与汉朝的篡位者
相提并论而大发雷霆。他大骂并怒问其大臣：“尔欲以我为王莽邪？”④最后
他承认——即使是躲躲闪闪地——历史学家将对他盖棺论定；当他的三子秦
王杨俊死亡（死因很可疑）时，他的随从要求立一石碑纪念死者，杨坚答道：
“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⑤
虽然有这些局限性，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杨坚仍是一位坚强和有成就
的统治者。他酷爱工作，并把大量文牍从议政殿带回住处审批。他似乎经常
干预各级政府的事务：插手（有时粗暴地）司法机构的工作；重新审理所有
重罪判决，以之作为自己的职责；接见朝集使，并告诫他们要勤奋工作和成
为有德之人；考察补缺者和官员的表现；赞誉有成绩的官员，谴责疲沓和贪
①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47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36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78 第5558 页。
④ 《资治通鉴》，卷177 第5527 页。
污；主持早朝，与大臣们讨论国内外政策；巡视全国。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从
他对法律、对儒生和官员的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传统和当时常见
的个人对佛教的信仰两者兼而有之的强烈影响。
典型的法家思想表现在他推动政府集权化和合理化方面。关于这方面的
情况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论述，但这里我们应注意，杨坚不满足于因袭前人或
用陈旧的办法去解决他面临的大问题。也许我过于以自己的想法去理解颁布
581 年法律的诏书前言，诏书写道：“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
有损益。”①加重点的一句体现了典型的法家立场。20 年以后，601 年的一道
诏书又明显地表现了另一个法家原则：“先王立教，以义断恩，割亲爱之情，
尽事君之道。”②在中间的若干年中，他肯定遵循了重赏重罚这一法家基本政
策，但他一般还坚持另一个重要的法家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最清
楚地表现在他对官员们请求宽恕其子秦王的反应中，当时（597 年）已是垂
死的秦王因贪污大量公款而获罪，杨坚的答复很干脆：“法不可违。”当有
人再次请求时，他答复道：“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
③他拒绝了这一请求。
杨坚还有许多实行严厉的专制和法家原则的材料，以上所举仅为数例。
但同时他也能对原来的忠诚随从特别宽容，现举一例如下。他最早的追随者
之一为北周的同僚，后者后来被封为刺史；在歉年，此人进行粮食投机，罪
当除名为民（或皇帝认为适当的一切处分）。杨坚谈到了他们之间的旧谊，
并说：“言念畴昔之恩，复当牧伯之位，何乃不思报效，以至于此！吾不忍
杀卿，是屈法申私耳。”于是此人官复原职。①
后来做了文献皇后的杨坚之妻生于一强大和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这氏
族与北魏的豪门通婚已有几个世纪。她的父亲独孤信曾随宇文泰西行并协助
他建立西魏，即后来的北周。独孤信于557 年自尽，但其家族不久又东山再
起。杨坚未来的妻子生于544 年，取名伽罗（梵语为Kālā，可能是Kālāguru
的简写），在566 年结婚时，她得到杨坚郑重的誓言，即他不与其他妇女生
育子女。这与她作为具有强烈的一夫一妻制意识和爱好驾驭他人的鲜明性格
的北方妇女所受的教养是一致的。她不是后宫的佳丽，但有文化和修养，还
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杨坚夫妇亲密无间，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
在上朝时，皇后与文帝同乘御辇。她在议政大殿的门厅等候，并派一名宦官
去观察，以便向她报告。当她认为文帝决策不当时，她就提出忠告；当听政
完毕，两人就一起回宫。
独孤一家早已信佛，而文献皇后尤其虔诚，并且是一位热心的施主。可
以肯定，安排宫内晚间读经的是她，督促王子受佛门训练的也是她；有一情
绪低落的王子非常虔诚，想要削发为僧，但未获其父同意。她把清心寡欲的
品质与宗教虔诚合二为一，这一点她颇肖其夫。但从史籍中可以看出，她具
有稳健的判断力，这至少在王朝最初10 年左右使她能向文帝提出忠告。例
如，有几个官员曾引用权威性的《周礼》的内容，大意是官员之妻应听命于
皇后，并劝她遵循这一所谓的古制。她答道：“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
① 《隋书》，卷25 第711 页。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② 《隋书》，卷50 第1324 页；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台北，1967 年）
，第60 页。
③ 《隋书》，卷45 第1240 页；《资治通鉴》，卷178 第5558 页。
① 《隋书》，卷38 第1143 页。
可开其源也。”①她与杨坚都坚决不让她的家族掌握大权，不让经常出现的所
谓“外戚问题”搞垮杨家天下（读者不难看到，杨坚家族正是通过这一途径
发迹的）。当她的一个母系亲戚获死罪时，杨坚想替她宽恕此人，但皇后答
道：“国家之事，焉能顾私！”于是此人被论罪处死。但史籍又说她颇仁爱，
“每逢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②
可惜的是，能够证明她到晚年才受变态的妒忌和复仇心理支配的这一假
设的材料太少。我相信这种假设，但我论述的根据是一个近期的西方观念（这
对中国和西方的编史者都很陌生），即个性不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性格的合
成，而是基本上随着环境及人的成熟和年龄增长而形成的。有一个材料证实
我的假设。第一个表现她真正的变态妒忌心理的有日期可查的事件发生在
593 年，当时她快到50 岁了。③此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预示从此时
起直到602 年她死亡时她对宫廷施加了有害的影响。隋文帝被当时身为宫女
又是其旧敌尉迟迥的孙女所吸引，屡幸其地。皇后选择文帝下朝的时机秘密
把她杀害。文帝发现后，大为震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
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
得自由！’”④后来文帝夫妇重归于好，但史籍一致记载从此时起，她病态的
妒忌心理歪曲了她的判断力，并使文帝长期以来认为很有帮助的她的忠告失
去公正。例如每当诸王及朝臣之妾有孕，她总力促文帝将他们罢官或削爵。
甚至忠诚的高颎因妻死后其妾怀孕，也遭到攻击。①人们怀疑杨坚与他的这位
最有才能和最杰出的大臣之间关系不断恶化，皇后从中起了作用。但在599
年当朝廷大臣请求斩高颎时，文帝回顾近期斩了几名重要官员之事，并且在
难得地倾听了意见后说：“如果诛颎，天下其谓我何？”②越到后来，她对任
何人的用意都产生怀疑，而她对事物的这些反应更加重了杨坚的天生好疑的
个性。她刺探诸子的私事——特别是性方面的习惯；她和杨坚一起一步步地
寻找理由把他们或贬，或杀，或作出其他安排，最后只剩她宠爱的杨广，即
未来的炀帝。
随着文帝夫妇日趋年迈，他们作的佛事越来越频繁和讲究。做法事，赐
斋，分赏僧侣礼物和向寺庙捐献的次数更多了。佛事活动的高潮出现在601
年。在这一年，杨坚有意识地模仿印度伟大的阿育王的行动，实现了一项精
心制订的计划，即同时在全国祀奉放在特制的佛骨瓶内的舍利。有名的高僧
及其随员携带由文帝亲手装在宝瓶内的舍利分赴30 个州治。在全国同时祀奉
时，文帝在京师召见367 名做佛事的僧人，然后为他们和文武官员大摆斋宴。
皇后当然参加这一大典的隆重的宗教仪式。她死于602 年，一位宫廷史官立
刻宣布她成了菩萨。文帝苦苦思念，对其妃嫔的动机产生怀疑；当他患病时，
他悲痛地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③杨坚的夫妻关系在中国历史中很可
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后妃在君主的大部分执政期间对他有如此强烈和持续
①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46 页；《隋书》，卷35 第1108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47 页；《隋书》，卷36 第1108—109 页。
③ 此事发生在当时尚未竣工的仁寿宫。
④ 《资治通鉴》，卷178 第5565 页，记载中此事的日期为599 年，我认为似乎晚了。
① 《隋书》，卷36 第1109 页。
② 《隋书》，卷41 第1183 页；《资治通鉴》，卷178 第5568 页；《北史》，卷7 第24
91 页。
③ 《隋书》，卷36 第1109 页；《北史》，卷14 第533—34 页。
的影响，这实在少见。以下我们谈谈核心的高级官员，他们也在比皇后较短
的时期内影响着隋统治者的决策。
高颎（555？—607 年）似乎出身于华北平原东北部一个不引人瞩目的家
庭。其父曾为未来皇后之父独孤信效劳。当北周突然出现种族返祖倾向并明
令所有的社会上层恢复鲜卑族之姓时，独孤信将自己的姓赐给高颎之父。在
两人长期而亲密的关系期间，杨坚一直称高颎为“独孤”。高颎在16 岁时开
始在北周任职，576 年因征齐有功而被擢升。他没有参与一些人敦促杨坚阴
谋夺取皇位的活动，但杨坚知道他的军事才能和其他技艺，就设法争取他。
这是一个关键行动，因为当杨坚的其他追随者畏缩不前时，高颎主动请战去
进攻杨坚的政敌。如上所述，高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在新王朝中的地位
因此也很高。他接受了一系列艰难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他率军征伐突
厥人并取得胜利，监督新都的建设（见下文），制订了征伐陈朝的宏伟战略，
并向那里胜利进军（晋王为名义的统帅）。他在掌权的20 年中对隋朝的成功
作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在财政管理方面。他制订了税收登记的新标准和成立
了负责这一工作的机构；在隋朝这些年采取的财政措施方面他可能都做了工
作。在9 世纪初期著书并使用法家评价标准的杜佑把高颎与管仲和商鞅并
列；管仲通常因在公元前7 世纪使齐国称霸而受人赞誉，商鞅则是为秦国的
崛起打下基础的宰相。杜佑对高颎的伟大之处评判说，尽管他处于连年战争
和分裂以后的乱世，但他通过制订的登记制度、货币改革和其他的措施，成
功地把隋朝的纳税人口从589 年的400 万户增加到606 年的890 万户。①
627 年，唐代第二个皇帝太宗对留用的前隋代官员一致盛赞高颎做宰相
的政绩这一事实大为惊异。这促使他去阅读高颎的传记，从而证实了他们的
评价。他说：“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
平正直，尤识治体。”①从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高颎是一位有才能的战略
家，一位讲求实效和效率的行政官员，一位在制订隋的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和全面负责执行这些政策的明智的襄赞大臣。他与其主公文帝一样，也是一
个虔诚的佛教徒。作为一个信佛的居士、武士和实干家，他与隋朝以李德林
为代表的儒家官员形成鲜明的对比；李德林是杨坚的另一个顾问（见下文）。
受到如此恩宠的人不可避免地迟早会招到皇后的疑忌。也许早在589
年，当高颎阻挠晋王（杨广，后来的炀帝）想占有陈朝统治者的宠妃的企图
时，他就引起了猜疑。但在598 年再次展开远征辽东的辩论后，他被授权担
任实际的指挥，汉王则任挂名的统帅。军队遇到洪水并为瘟疫所苦，无功而
返；于是汉王告诉其母，说高颎想杀死他——文帝也偶尔听到这一明显的谗
言。于是，诽谤的网络在这位大臣周围张开了。当五位卿相向杨坚保证高颎
无辜时，他们都得到降职的下场。在杨坚快到六十寿辰时，利用他的恐惧心
理搞欺诈是极为容易之事，由于一件所谓高颎听信凶兆的传说，事情终于得
逞。结果，在皇后濒死的前夕，她成功了；高颎被罢官——但在此前的一次
动感情的宴会上，每人（包括皇后！）都噙着眼泪，宴会完毕，杨坚对高颎
说道：“朕不负公，公自负朕也。”②高颎被炀帝官复原职，但不久因失宠而
被杀。
① 《通典》（十通本，上海，1936 年），卷7 第42 页。
① 《贞观政要》（原田本，东京，1962 年），卷5 第152 页。
② 《北史》，卷82 第2491 页；《资治通鉴》，卷178 第5567—568 页。
在文帝时与高颎和苏威分掌大权的杨素（死于606 年）的出身与杨坚相
似。他们的故里在一地，而且是远亲；两人都是典型的地方贵族，所受的教
育主要是“夷狄”文化。他的姐姐嫁给一个非汉族家庭。在青年时代，他勤
奋好学，而且酷爱女色。他的美髯使他具有勇武的英雄气概。的确，他对隋
政权的巩固贡献最多的是他的战功。他的事业始于北周的军务，在征服北齐
之役中表现了他的勇猛。在580 年关键的夏季中，他密切配合杨坚的夺权行
动，协助打垮了当时统治王朝的支持者。他在隋朝的第一个职务是御史大夫。
在策划征陈时他非常活跃，指挥隋的水师很有成就，因此他得到丰厚的赏赐
和14 名妇女——战败的陈朝统治者的姐妹和嫔妃。征服陈朝不久，杨素残酷
和有效地平定了南方反隋的叛乱。据说杨素的军队战无不胜，他确保胜利的
紧急措施既简单又残忍：他的部队中凡在敌人进攻面前溃退者，一律就地处
死。他对付突厥人同他在中国的征战一样成功；他作战的特点是放弃传统的、
带防御性的战术，主张进攻性的骑兵突击和不断骚扰敌人。他坚持在记载战
役时，应始终突出他的作用，而不惜夺别人之功为己有。
杨素在朝廷上也是残酷无情，是一个能伺机取胜和工于心计的机会主义
者。在下节论述律令时将会看到他怎样利用法律清除敌人和提高自己的事
例。据《隋书》记载，他与皇后一起，进行了一系列消灭其他王子和举晋王
杨广为太子的阴谋。又据《隋书》得知，他参与了加速杨坚之死和阻挠杨坚
重立前皇太子以代替杨广这一为时已晚的企图的秘密阴谋。①尽管杨素以前侵
吞公款和滥用劳力，他仍被委以在洛阳兴建新都之重任。在606 年他死去时，
他与其子孙积聚了无数财宝、丝帛、房屋、封地和美女以及许多崇隆的爵号。
他最后为王朝用兵是604 年镇压汉王反杨广继位的叛乱。杨素为隋文帝的“出
谋划策的人物”。他的名字与全面的改革措施无关，几乎只与远征和军务有
联系。他鲁莽无情，傲慢自负，但以那暴力年代的标准来衡量，他是隋王朝
的忠仆。
苏威 （540—621 年）是隋文帝时权势最大的三个人中的第三人。他是
高颎推荐给杨坚的。苏威的父亲是著名的苏绰，此人曾任西魏建国者宇文泰
的主要文职顾问。根据零星的记载，北周作出的任何行政工作的改进都应归
功于苏绰，因为其主公毕竟是一个来自北方边境的粗鲁而无文化的军人。苏
绰推行一种不寻常的文化借鉴模式。他知道由于孝文帝轻率地进行汉化，魏
在冲突中已分裂成两个王朝，因此他不能向其鲜卑的主公建议再照此办理。
但所有实现井然有序的文官之治和稳定的集权政府的样板都因其出于中国传
统而可望不可即。那么，他依靠什么模式而不致触怒其主公？他首先引进了
申不害和韩非子的实用的法家学说——这是许多世纪以来求实的政治家的主
要思想。这使苏绰立刻受到嘉许。此后他必须努力说服其主公：有一个中国
的集权化模式，它未受汉代以后诸国的失败和权宜之计的影响。它就是《周
礼》提供的模式，书中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标准等级，这样就把宇文泰的向
往与古周代的理想秩序联系了起来。556 年，苏绰的后继者卢辩在重新命名
北周的全部官署时，设法使这一模式具体化。①同年，梁朝最后一个统治者被
北周打垮，并被北周的那些傀儡国家所代替。这是对正统的“汉朝继承者”，
① 《隋书》，卷48 第1288 页。
① 《周书》，卷2 第36 页；卷24 第404—07 页；昌西·古德里奇（富善）：《苏绰传》
（伯克利，1953
年）。
甚至是对东魏的一个严重打击，因为后者是孝文帝向汉代以后诸国借鉴制度
的继承人。544 年，苏绰制订了他的“六条诏书”，并以诏书形式颁布，这
是一种治国和行政的手册，它是奉宇文泰之命写成，以便“革易时政，务弘
强国富民之道。”②它是一本如何按实际情况施政的问答或手册，宇文泰曾命
令其官员熟诵此书，否则就削夺他们的官职。“六条诏书”的思想是搀杂了
实际经验和法家行政学知识的儒家伦理学说。
杨坚及其全部主要顾问都在北周当过官，他们都受到苏绰的改革和“六
条诏书”的影响。高颎说他本人正继续履践这一传统，并且特别敬重苏威，
因为他是苏绰之子。苏威在担任许多重要官职时做了大量工作，并对隋早期
的改革出过力。但他多次得宠和失宠。当杨坚决心把冒犯自己的人问斩时，
苏威设法劝阻，杨坚在恢复平静后就对他表示谢意。他为人清廉，但在讨论
国策时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即使他为一些小事受挫，也总是坚决斗争。他还
为炀帝效劳，以后又在隋灭亡以后的几个叛军政体中任过职。他活到八十多
岁。《隋书》记载，他是许多法律典章的作者，但这些都被认为粗糙琐碎，
缺乏长期性法律必须具备的那种精确性。《隋书》又说“时人以为[苏威]无
大臣之体”。①他立身于隋廷，但能使人追想苏绰的流风余韵，这种作用可能
比他作为顾问和大臣产生的影响更加重要。
隋文帝朝的其他官员的权势均远逊于上述三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杨
坚的亲属，而且如下所述，绝大部分人的阶级、籍贯和教育背景与杨坚的相
同。他的最高级顾问中只有一个完全掌握儒家的思想遗产和来自东部平原，
并曾在那里为北齐效劳。此人即为李德林（530—590 年）。李德林出身于书
香门第，据说在很早就表现出通晓古代典籍的才能。他在科场取得秀才的功
名，北齐在实行古老和腐败的荐举制的同时另立了科举制度。他于是在王朝
担任不同的职务，其中以起草诏令和编修王朝史的责任最重。556—557 年当
北周征服并吞并北齐时，李德林被送往西边的北周首府长安，在那里被委以
起草诏令和法规之责，因为这些东西需要一个东部的人加以润色；有人推测
这些文件旨在巩固北周对被征服的北齐土地上的人民的权力。
他被争取去支援杨坚开创新王朝的大业；在伪造以幼帝名义颁发的要求
杨坚摄政执掌文武大权的诏书的过程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在580 年紧张
的夏季，他给杨坚出了好主意，然后以他深厚的古文造诣，用古雅和令人信
服的文字，丝丝入扣地宣布周的灭亡和隋朝的建立。以后不久，他单独反对
全部杀害前统治王室之王的建议，为此，杨坚骂他为书生，不足与议此事。
据《隋书》记载，从此他的升迁较慢，其品位继续低于核心集团的顾问。①
但他被授权起草隋的新法规。589 年，他因一项控制地方的计划而与高颎和
苏威对立，他认为此计划将重新引起已为废除乡官的措施所纠正的一些弊病
（在下节将予论述）。他再次失败，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但一年后因不可行
而被放弃。
他怀疑有些隋的官员出于叛逆的用心和个人打算而阻挠立刻对陈的征
讨。对此，他写了《天命论》一文，他在文中运用关于古代典籍、口头传说
和历史先例的渊博知识，论证了隋帝此时已合法地取得天命；反对隋帝就是
② 《周书》，卷23 第382 页。
① 《隋书》，卷41 第1190 页。
① 《隋书》，卷42 第1199—200 页。
反对古代圣贤的智慧，反对历史先例，而且实际上就是反对苍天本身，因为
苍天明确地显示了天意的各种征兆。这篇论文与其他夸大其词地叙述权力转
移和建立隋朝的文章一样，显示了他在使用儒家材料和其他传统以使权力地
位合理化和正当化方面的精湛技术。他的文学才能在文帝的顾问中是独一无
二的，所以他能独树一帜。
自隋建国以来，李德林力促其主公南征，其传记盛赞他在这次胜利的远
征计划中的功绩，但传记并未提供计划的详细内容。据说文帝兴高采烈地许
下诺言，说一旦征服了陈，他将以荣誉和财富厚赐李德林，“使自山东无及
之者”。②应该注意的是，文帝没有许诺按照赏赐其西北追随者的规格来赏赐
他；事实上当陈被征服时，李德林得到的是“授柱国、郡公，实封八百户，
赏物三千段”——真是够吝啬的！以后他又与文帝意见相左，于是在591 年
到州任职，直到599 年亡故。
李德林显然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在制订关键的行政程序和法律文献方
面，杨坚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专才。但他又很固执和拘泥成规，作为一个原
北齐的臣下和儒生，他在文帝周围的骠悍善骑、讲究实际的西北人中找不到
天然的盟友。因此，当他屡次触怒文帝时，他在余年被贬到地方工作。
以上是第一代隋帝的主要顾问：皇后，一个虔诚、有妒忌心的爱管闲事
的知己；高颎，能力很强，多才多艺，能制订文武两方面的政策，并努力在
京师的官署或在战场上贯彻；杨素，凡是贵族都用得着的打手，随时准备执
行其主公的命令而不管死人多少；苏威，一个有名人物之子，尽管有种种过
错，是一名忠诚和有效率的朝廷官员；李德林，一个儒家文人，只有当他在
礼仪、古代典籍和历史方面的学识能为篡位的隋朝提供合法的依据时，他才
被使用。在这核心圈子以外也有形形色色的有用人才，文帝长期或短期地在
正式官署或在特殊使命中加以任用。他所能物色和使用的所有有干劲的和有
能力的人，都被用来对付新王朝面临的一大批难以处理的问题。
② 《隋书》，卷42 第1207 页。
隋代面临的大问题
混合的意识形态的形成
首先论述意识形态这一题目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比本节以后谈到的其他
实际问题更加重要，而是因为它比隋初的其他问题更全面，对各方面更具渗
透性和更抽象。国家的意识形态给予其他一切措施以特色和微妙的影响，但
在已知的任何结果中却很少表现为决定性的因素。它既是决策者的设想和心
理倾向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操纵的舆论的组成部分。如同隋朝的其他成就，
我们在这里必须考虑它的历史背景。
隋朝的混合意识形态中的儒家因素原为汉儒的思想、价值观、习俗和礼
仪，在汉朝灭亡以后政治动乱和分裂的三个世纪中，它们持续未衰。这些内
容又分成若干亚传统。最明显的是使帝权正统化的非常细致的礼仪和象征的
程序。在前面概述的李德林的事迹中，这一正统被用来灭周立隋，同时以最
大可能避免天下大乱。礼部在屡次颁布的律令中进一步发展了它，并使之长
期化。表面的和明显的形式是天子遵守的礼仪，其中南郊春祭和在典籍规定
的太庙中祭祖是明显的例子。在这亚传统中，隋取红色和五行中之火；隋帝
因此在南郊祀奉炎帝。这是与大汉的另一个象征性的联系，因为汉也以火之
“德”进行统治。这些联系以及一切天子应该小心翼翼地履行的礼仪活动，
对树立隋帝的统治权，特别对扩大隋帝对包括陈朝在内的统治（那里仍热诚
地保存汉朝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儒家思想的第二个亚传统是在道德和伦理制度方面。大部分苏绰遗留的
传统关系到政体和社会全体的道德完善。杨坚很快放弃了北周设置的古代官
职称号，但强烈地支持儒家主张的伦理原则和社会的等级秩序。在隋代初期，
王朝就对其行为成为儒家德行榜样的人加以褒奖：恪尽孝道的子孙和不再娶
嫁的鳏夫寡妇被豁免课税和劳役。孝道——等级秩序的基础——对杨坚尤其
有吸引力。苏威弓佣其父苏绰之言，大意是人们若读一卷《孝经》，就足以
树立本性并足以治国。①不久，据说杨坚命令他过去的一个支持者阅读《孝
经》，因为此人误入魔道，并有不孝行为。杨坚在与李德林最后决裂前的一
次争论中，与往常一样大发雷霆，他喊叫道：“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
阙，故立五教（据古典籍，“五教”为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以
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不当说《孝经》也。”①
第三个亚传统为古典学识。如上所述，杨坚有反智力的倾向，不大利用
不能直接用于促进帝国社会和道德的完善、不能用于天子履行的礼仪职责或
不能用于培养有能力行政官员的那种儒家思想。他迫切需要有文才和献身精
神的官员来为他的新集权官僚机器服务，而儒家的经书课程是培养文才的标
准途径。儒家的经书又是政治思想的基础；它们包含了论述政策的立场和论
证的基本内容。6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杨坚一再降诏以吸收才德兼优之
士进入他的官僚集团；他奖励具有古典学识之人，命令诸州各选拔三人（工
匠和商人除外）来京师深造、应考和任职，要求各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
①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39—440 页。
① 《隋书》，卷42 第1208 页。
知今古，通识治乱”之人。②但他似乎对结果深为失望。601 年阴历六月，他
下令关闭大部分讲授儒学的学堂。诏令的部分内容流露出他对儒家思想的态
度，它写道：“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
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库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
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
德为代范，才任国用。”③据《隋书》，同日，颁舍利于诸州。
本章的前几部分已经叙述了佛教渗透于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并指出佛教
对杨坚及其心腹一生的强烈影响。在隋朝的混合意识形态中，其佛教倾向即
使不是主要的，也必然是强有力的。杨坚曾在北周担任官职，曾看到武帝从
574 年起大力推行消灭佛教、道教和一切儒家典籍没有认可的宗教仪式的措
施。僧侣和道士都要还俗，同时他们的庙宇、经卷和偶像都被销毁。杨坚和
他的妻子曾经庇护一个当过他幼年时代老师的尼姑，当武帝命令进行镇压
时，杨坚很可能在被征服的北齐某地任职。他可能看到了受镇压影响的各种
集团中的不满情绪日趋增长的情况，这些集团是：还俗的僧侣，他们的生活
方式已被明文禁止；俗家的施主，他们对僧道和寺观的施舍和朝圣已成为其
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和渴望超度的表现（其中有许多有权势的文武官员）；最
后是大批靠佛门寺庙为生的绘画人、工匠、抄经者和供粮者等。578 年阴历
六月武帝死后，排佛活动稍有放松，但直到杨坚立隋时才停止；最后佛教又
得以振兴。
对杨坚和隋廷大部分官员来说，佛教只是个人信仰；这里的问题是，佛
教在混合的意识形态中起什么作用。作用之一是，它成了辅助性的法律。儒
家传统以其所有的礼仪和象征的说法使杨坚成为天子，而佛教则具有创造上
苍恩宠和赐福的理想统治者形象的丰富的民间传说。有许多把杨坚与这一形
象联系起来的文字，以下为其中一段：“又皇帝大檀越，虽复亲综万机，而
综道终日，兴复三宝，为法轮王。”①文帝的许多与佛教有关的活动都突出了
他作为理想的君主和佛教的捍卫者（转轮王）及向佛门大量施舍和向其臣民
示范的乐善好施的施主（大檀越）的作用。正如文帝在585 年所言，他的作
用使他成了菩萨的代理人：“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嘱付。”②
他在45 个州普遍兴建大兴国寺，以使他一步步地获得最高权力，它们提醒地
方的臣民，在大兴城有一“菩萨天子”在进行统治。这对他巩固其中国东部
的统治和远征陈朝的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他登位不久，开始让僧侣重入佛门，但要求这些人完全合格，而且必须
受京师的大兴善寺的有力控制，该寺以一位“律师”为住持。经过训练和受
戒律的僧侣对国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兴办慈善事业，为国家的兴盛祈
祷，做其他具体的佛事（如祈求降雨和止雨，祈求制止瘟疫，为皇室列祖列
宗求福）。总的来说，这类活动为国家及其当权的皇室调动了巨大的无形力
量。
隋朝佛教的第三种作用表现在它是各地各阶级人民的共同信仰这一方
面，因此它是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以后的统一力量。在文帝统治的初期，他就
② 《隋书》，卷2 第51 页。
③ 《隋书》，卷2 第46—7 页。
① 据法经和尚于594 年送呈的《经卷目录》，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5 第149 页。

② 法琳和尚作《辩正论》，卷3，载《新修大藏经》，卷52 第509 页。
大弹此调，并在他整个在位时期一再重申：“用轮王之兵，申至仁之意，百
战百胜，为行十善。”①在早期的另一诏令中，他又说：“好生恶杀，王政之
本。佛道垂教，善业可凭??宜劝励天下同心救护。”②这一主题思想在他征
服南朝后特别被强调，因为此时必须说服南方的僧俗顺从征服者的旨意。601
年，正当他效法阿育王广分舍利之时，他颁布诏令并特别热情地指出：“朕
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
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③隋朝御用佛教的这三种作用或主题
思想使整个佛教意识形态带有一种独特的色彩，这在中国的编年史中是独一
无二的。
含有佛教内容的道教在公元5 世纪或更早已经形成，到北周574 年压制
宗教时，道教已奉老子为主神，其化身及遗物也被放进圣殿祀奉。道教按佛
教模式发展了道观、道士和道姑的圣职、圣地、经卷和神学。杨坚掌握政权
后，立刻撤消了周的禁令。虽然据说杨坚称帝后很少利用有才能的道士，但
仍用一学有专长的道士制订第一部隋历。我猜想，由于此人的影响杨坚才选
用开皇为隋第一个年号。586 年，他命一个起草公文的得宠文人撰写碑文，
把碑安放在安徽的老子的“出生地”；同时他命令一个高级官员在现场调查
历史遗迹并建造一座新的祠址。帝王尊奉老子和关心其神坛的情况至少可追
溯到公元165 年，因此隋文帝不但赢得道教信徒的支持，而且表现了他有权
恢复汉代诸帝之后已消失的礼仪。
在杨坚为数甚少的涉及道教的公开声明中，同样强调了佛教记载中提到
的关于帝国统一和谐的论调。他早期命令在中国五岳（道教在那里一般有优
先权）建造僧寺的诏书宣称：“朕敬道之潜移默化之神力，以登太虚之境。
朕奉释氏一不可分之真髓，老子追求一体之理念。”①但这种提法为数较少；
他更常提到的是他对道家教义颠覆性潜力的认识和对它的镇压措施。人们如
非法利用占卜和所谓的左道旁门，都将遭到严厉的镇压。值得注意的是，在
文帝末年，新京师有僧寺120 个，而道观只有10 个。
在发展混合意识形态时，隋文帝以上述的主导思想和重点，有选择地利
用三教的价值观、礼仪和象征说法。如果要确定何种主题占支配地位，那就
应推万物有机的和谐这一基本的中国价值观念——这是隋朝在几个世纪的战
乱和分裂的背景下必须努力争取的目标。
建设新都
如同对许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人那样，对隋朝的开国者来说，建设新都的
决定是一件特别隆重的大事。因为国都是意识形态的象征，是天子统治天命
所定疆域的中心。国都的位置和设计不但必须符合历史先例，而且必须符合
中国人用来适应上天和自然意志的各种象征性的制度。杨坚在汉朝的古都夺
得政权，那里经过许多世纪的分裂，曾经再三地被洗劫、焚毁和重建。在此
期间，它成了许多短命王朝的国都，其中大部分（如北周）的统治皇室和社
① 费长房编：《历代三宝纪》，卷12，载《新修大藏经》，卷49 第107 页。
② 《新修大藏经》，卷49 第108 页。
③ 道宣编：《广弘明集》，卷17，载《新修大藏经》，卷52 第213 页。
① 《辩正论》卷3，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9 页。原书未找到此引文，现按英文译
出。——译者
会精英为非汉族。此城不大，也不对称，已经古老和破落，饮水也带涩味；
它充满了被杀害者的幽灵，也勾起了人们对连续的政治失败的回忆。在执政
的第二年，杨坚和他的心腹顾问开始讨论迁都的可行性，阴历六月的一份诏
令总结了赞成迁徙新都的所有论点。新帝向其臣民保证，他已研究了历史的
先例，经占卜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并且已瞻星揆日，卜食相土。他在要求其
黎民承担这项工程时说道：“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
①
他命宇文恺负责建造新城的计划，此人是当时搞建筑工程的最杰出的行
家之一。他与所有协助建城的人都来自北方，具有混合血统；其中有的新近
从中亚迁来，其中一人有拜火教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敞开思路大胆创新，从
中国古代典籍的要求中各取所需。结果国都规模空前，设计新颖。
此城位于旧长安的东方和南方。夯实的外围土城呈长方形，按罗盘方位
布局但面南，东西长5.92 英里，南北宽5.27 英里。城内按职能分成四区，
皇城位于中央，背靠北城墙，内为皇帝的居住地、太极殿、宫廷、几个小议
政殿和宫内侍从的居所。皇城南面隔着宽阔的斜坡是另一围有城墙的区域，
那是行政城，政府各官署就分布在其内的街道上。行政城为一项创新，因为
以前的国都与近现代的巴黎和伦敦相似，政府的建筑分散在城的其他区域。
在这两个建筑群和外城城墙之间，排列了108 个有长方形围墙的建筑群（这
一数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即九天之数乘以十二时辰之数）；其中106 个
为供居住的坊，排列在11 条南北向和14 条东西向的大道上。各坊坊内有两
条街，交叉呈十字形，坊四面的中央各有一城门。另外两个有围墙的建筑群
为市场，一在西城，一在东城。它们是有官监督的城市商业中心。
城的主轴是一条南北向的宽阔大街，它从正北有五个门洞的主门通往行
政城的中南门。如果一个官员取得了能够通行的官品，他就能穿过行政城直
达皇城巨大的南门广阳门。隋文帝就是在此门楼上俯观战败的陈朝显贵的。
京城和皇宫都以隋文帝在称帝前所受的封地命名，因此称大兴城和大兴殿（作
为隋朝的都城，大兴之称富有吉祥之意，它可能使人想到“大兴”早已消失
的汉朝光荣的业绩）。
当村落被清除，城墙拔地而起，城市的外形刚刚构成时，文帝就迁入（皇
宫首先完工）。此时正值583 年阴历三月。在有些人的眼中，此城的宏伟轮
廓对一个掌权未满三年的君主来说，未免有些铺张。杨坚也知道它的内部空
荡荡，缺人居住，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吸引人们前来定居。他命令诸王子和皇
亲国戚在城的西南部建造他们的王府，以推动其他人也来营建。他向捐助和
建造佛寺的任何人都赏以御制牌匾。有一史料记载，某人拆除其旧长安城中
的房屋，以木料建造新城的寺庙。文帝亲自把最佳的位置留给京师佛道寺观：
在南北大道的东面，大兴善寺占了整整一个坊。穿过大道，在较不繁华的西
面则为道教的玄都观。到了文帝执政的末年，他眺望其国都，可以看到一百
多座佛道寺观。随着陈之灭亡以及它的精英从其国都迁到大兴城，那里的居
民无疑增加了。但在文帝末年，甚至可以说到隋亡之时，城的大部分地区仍
无人居住，也未竣工。近代发掘的遗址经确定是隋都外城的一段，发掘者发
现城的建筑有赶时间的迹象。①直到伟大的唐帝国继承隋朝，并改进了京城与
① 《隋书》，卷1 第17 页；《资治通鉴》，卷175 第5457 页。
① 见《考古学报》， 3（1958 年），第79—4 页关于该遗址的初步考古发掘报告。
广袤而相对稳定的帝国各地的交通，此城才得到充分的发展。
隋朝初期如此规模的建都工程表明了隋的创建者及其顾问的信念，即他
们相信他们的王朝会比以前的政体具有更大的影响，更能长治久安。至少关
于前一点，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因为唐朝继承他们以此城为都，并在此
地统治中国和整个东亚几乎达300 年之久。
中央政府的改革和人才的任用
当隋朝创建者接管北周时，他继承了一个中央政府，其官员的职称和职
能已经有意识地按照《周礼》的模式被古典化了。但在这拟古门面的背后，
实权仍被一个军事贵族寡头政治集团的成员所掌握，他们大都是鲜卑人，或
具有混合血统。据统计，大约95％的北周高级官员为非汉族。①文帝本人就
是在这一体制中成长的，他的大部分友人和主要参政大臣也来自这一集团。
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新结构和从新帝国的许多集团和地区吸
收统治精英。
在他执政的第一年阴历二月，他取消了北周官员的职称，并宣布他的意
图是要遵循伟大的汉和曹魏（220—265 年）两个帝国的前制。事实上，他的
大部分官署和职称都模仿北齐，而北齐的官署和职称则是5 世纪后期北魏实
行激进的汉化政策的反映。虽然如此，遵循汉魏前制的命令还是进一步证明，
隋朝有雄心使自己成为一个比汉魏以后的地区性国家更伟大、更持久的政
体。
王朝初年出现的中央政府机构包括许多有汉代名称的官署，但这一机构
的许多方面是新的，已经预先呈现出唐代中央政府的轮廓。在最高层为三师
和三公，按照周初的模式，他们应该是皇帝的最高顾问。事实上，这些职务
并无职能可言，而且往往长期空缺；有时皇帝把这些崇高的称号和丰厚的俸
禄赐给他要削夺其实权的人；有时又把它们封赏给皇亲国戚。权力最大程度
地集中在下一级的三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和内史省（后来为内书省）。尚
书省最为重要，因为它管辖六部，即吏部、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
除三省六部外，隋还设立御史台、都水台（后称都水监）和九寺（其中包括
太常寺、光禄寺和宗正寺等）。此外，隋还设国子寺（后为国子监）和监察
帝国工程和生产的机构。这些官署的主要官员都有规定的称号和各级属员人
数，对每个官署任职官员所必需的官品也有具体规定。
这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结构，但缺汉代官僚机器中一个最高级的关健位置
——丞相。文帝决定不设此职；下文将谈到，他宁愿亲自与三省的高级官员
讨论政务。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丞相；因此，官僚集团在缺乏一个拥有全权的
政府首脑的同时，还缺乏一个代表整个官僚利益的最高仲裁者和代言人。炀
帝也照此办理，如果有区别的话，他比他父亲拥有更多的行政实权。
如果要整理出一个对称的组织机构表（其官署的名称能相应地使人联想
起汉代及更早的传统，而且其中大部分从新近灭亡的北齐的实践中沿袭下
来），那是比较容易的。但对隋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吸收新的精英，吸收
充实各级官署、分担隋王朝面临的重大任务和与隋共命运的人。在吸收官员
的过程中，新政体必须考虑各种各样性质不同的因素。地方利益和地区对立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6（1956 年），第1
7 页。
在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之后异常牢固。有牢固地位的豪门往往代表他们自己的
和本地区的利益。因此在文官政府和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军人两者的利益之间
必须搞某种平衡，汉族和其故土为草原的民族之间的裂痕在其他一切有冲突
的利益集团之间普遍存在——他们之间的矛盾由于长期通婚和制度汉化而有
所缓和，但潜伏的紧张状态随时都能爆发成对抗行动。最后，在有行政经验
的人中还存在忠诚的问题。有的人在北周胜利前曾在北齐任职，在589 年以
后，当委派某南方人任职时，政府必须考虑他的忠诚。“补缺者对隋的忠诚
程度如何？”这个问题常使文帝萦萦于怀，而且在隋朝巩固其政权前的几年
中特别重要。
帮助文帝夺权或在很早就拥护他的核心集团成员参与隋朝政策和制度的
制定，并且是吸收广大行政精英的积极代理人。这个集团包括上面讨论过的
四个心腹顾问。所有的成员都是三省的高级官员，都有资格参加廷议和商讨
重大国务的不那么正式的会议。除去暂时留任的北周遗老和在隋末动乱中短
期任职的人外，这个集体还有18 人，其中5 人为皇亲。简略地考察这个集团
的组成，也许对读者有所帮助。
在隋以前的某个王朝任职的人中，有11 人（如同文帝本人）为北周官员。
其中14 人之父曾在北魏或其继承国之一效劳——在北周任职的比率很高；总
的说父亲的职位远远低于其子。只有一人是南方人，任命他是因为他是炀帝
皇后的兄长。从籍贯上看，15 人来自西起天水经京畿地区东迄洛阳这条东西
向的较狭窄的地带。其中五人的故土位于靠近这条地带中心的文帝的出生
地。18 人中共有8 人与统治皇室通婚或有血缘关系。①
在文化方面，这些人中大部分与其主公一样是中国人，但是特殊的北方
类型的中国人。总的来说，这一核心集团由精于骑射和重行动的强悍无情的
人、有才能的将领和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组成。他们的儒家学识一般地说是
粗浅的，对汉文化和哲学的知识也很差。只有一人——李德林——是完全够
格的文人，他来自东部平原，受过扎实的汉学和历史的教育。草原人的长期
统治反映在他们个人的文化方面，虽然来自“汉族”家族的人与来自非汉族
家族的人之比为八比一。这与可比的北周权力集团形成鲜明的对比，北周的
比率为二比一，非汉族家庭占多数。①
对于中央政府中的其他官员，隋又是如何选拔和任命的呢？从文帝执政
开始，他就决心集权，这一政策在他设立的国家机器中得到反映。对五品以
上官员的任命，大臣会议先选出候选人向隋帝推荐，如果隋帝批准，就下诏
书任命。②以这种方式选用的官员在整个政府的上层——三省、六部、御史台
和九寺等机构——任职，各部属员可能由吏部选定。吏部为任命六品以下一
般官员的主要机构，吏部的尚书和侍郎因此是政府中很有权势之人。
如果讨论一下六部的尚书，我们就会对中央政府运转的情况有一较清楚
的认识。在六部的46 名尚书中，65.2％的人出身于汉族家庭，28.2％出身于
非汉族家庭。他们之中的42 人是北魏（13 人）和北周（29 人）官员的子孙。
只有3 人有北齐的经历，他们都在民部，负责帝国的税收和土地分配。工部
的非汉人比率最高，占部的尚书人数的45.5％。这一情况可以用某些非汉族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大学文学部纪要》，6（1956 年），第25 页
。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大学文学部纪要》， 6（1956 年），第17—
3 页。
② 《唐会要》（国学集本丛书本，北京，1955 年），卷74 第1333 页。
家庭中鲜明的建筑工艺的创新传统来解释。第二个高比率的部为兵部，非汉
族民族的尚武传统可以说明他们在部内的势力。前面谈过的六部中最为重要
的吏部只有12.5％的非汉族尚书。尚书们的籍贯与政府最高级官员的籍贯相
似：46 人中的30 人来自从天水至洛阳那条由西向东的狭长地带；其次，来
自山西的有7 人，其余的人则分别来自华北平原。
隋朝政府在其最高两级显然不能代表北方的不同地区，更不能代表南
方。虽然其汉族和非汉族的组成比率与北周的情况正好相反，但与两帝的籍
贯和阶级相同的人和家族仍占很大优势。虽然文帝和炀帝都不在官署中安插
外戚，但一有可能，他们就倾向于起用皇亲，华阴的杨氏家族高度集中在政
府的上层机构；皇亲还优先担任地方的总管。既然中央政府上层机构存在严
重的狭隘性，那么隋又采取什么措施来扩大统治阶级的基础呢？
首先，隋统治者取消州刺史和其他地方官员的任命权，而将这一权力交
给吏部。然后，他们逐步采用其他措施以使集中的任命权有效地实施。措施
之一为“回避法”，它规定州县官员不得在其原籍任职。另外还以两个法令
加以补充：一为禁止下级官员在地方政府中再度担任已经担任过的职务；另
一个则规定主要的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为三年（后来为四年），属员的任期为
四年。在594 年，被委任的地方官员不得带父母或15 岁以上的儿子赴任，以
免在他行使职权时对他“施加”不正当的影响。此外，还需要对地方官员的
政绩进行年终考核，并根据评定的结果升降赏罚。为了维护新的官吏体制，
隋帝又采用了几种对策。一是皇帝亲自巡视，文帝就花了很多时间考察地方
官员的行政效率，一次他削去一县官的官职，因为地方耆老语言失当。另一
个对策是他指派巡视州县政府的官员，使之充当隋帝“远布之耳目”。①第三
个对策是派专使调查某一特殊情况，然后上报。第四个当然是利用御史台，
它拥有大权，不但能查访官员的公务，而且还了解他们的私生活，如有不良
行为，即行弹劾。据说，隋朝的御史“察举无所回避，弹奏无所屈挠”。②
从几个御史的列传看，此说并非夸张之词。
这一崭新的体制带有严厉的理性色彩，这反映在新体制以最大的决心去
结束官员生涯中世袭特权的统治和推行考核官员表现的新标准。如果要成功
地做到这一点，它意味着要设法起用新人，而不限于只任用长期垄断官职的
特权家族。隋文帝可能确实采用了西魏政治家苏绰提倡的政策，它宣称“今
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①正是采用了这一政策，隋朝才得以集
中人才，这些人相对地说摆脱了陈旧的束缚，能够适应新标准，能在新的集
权专制政治中如鱼得水。集中人才的需要形成了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它是
实行到1905 年的帝国选拔制度的先驱。可惜的是，关于隋制的详细材料很
少，但它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勾划出来的。
582 年初期，隋文帝命令“贞良有才望者”担任官职。587 年，他又命令
各州每年选派3 人进京等待任命（商人和工匠除外）。这意味着在589 年征
服南方后，全国每年有900 个名额。人们注意到，隋与汉不同，前者为各州
规定标准名额，而不考虑它们的大小和人口多少。587 年，他又命五品以上
① 《隋书》，卷66 第1562 页；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第105 页。
② 《北堂书钞》（1888 年本，1962 年台北重印），卷62 第2 页。
① 《周书》，卷23 第386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291 页。
的京官和州刺史考核候补者，并按品质才能把他们分成两类。②我认为，595
年的一次考试最早提到了功名和笔试，当时，举行的是秀才科考试。③宫崎市
定认为，这是地方每年举行的考试和授给考生的功名的名称。各种材料都未
具体说明这次考试的进行方式和内容，但从一篇传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考
试是如何进行的。杜正玄“举秀才，尚书（可能是吏部尚书）试方略，正玄
应对如响，下笔成章”。④
中央政府还为应试士子另开了明经和进士两种考试。秀才考试显然需要
广泛的一般学识，明经考试则测验应试者掌握某一典籍的程度，而进士考试
则主要考文才。宫崎认为，三种功名考试的等级以秀才为先，其次是明经，
再次是进士。⑤根据考试的成绩，最初任命的官品与唐代相同，很可能从八品
到九品。吏部可能每隔三年定期在京师举行考试。此外，还有奉钦命举行的
特别考试，中试者取得比秀才更有声望的秀异功名。这种考试显然不定期地
在各州治举行，例如589 年、603 年、609 年和 614 年的几次。
以上简略地叙述了隋为确保新的人才充实政府而制订的复杂的制度。一
切证据证明，文帝和炀帝都对考试的实行有强烈的兴趣；两人都委派正直有
才之士进吏部任职，并且在诏书中一再坚持应用政绩标准来任命和提升官
员。严密的行政、控制和告诫仍都继续需要，因为不讲人情的选拔制原则—
—虽然它始于汉制——与渗透在儒家伦理中的家族和个人联系背道而驰。在
隋代，选拔制的原则在实行时还必须对付根深蒂固的贵族特权的反抗。这将
在下一节进一步探讨。
地方政府的改革
当隋朝兴起时，它继承的地方行政制度是过时而无效率的，这是几个世
纪南方和北方层出不穷的弊病造成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产生的部分问题
应追溯到公元前106 年，当时西汉修改了从秦沿袭下来的高度集中的地方行
政制。这个制度设郡和县两级地方政府，两者都直接对京师负责。汉在它们
之上加了刺史一级。每个刺史负责视察若干郡。如果东汉政府及其后的诸国
能保持强大的中央权力，严重的困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中央的软弱无能，
再加上权力下移到地方这一流行的倾向，造成了州的设立，使它成为京师和
郡之间的正式行政建制。
大分裂的大部分时期中战乱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刺史既负责文职，又
掌握州的军务。除了州外，又出现了精心设置的府。在隋初，一个最高等级
（根据人口）的州的长官可以有文武官员323 名。①在文武僚属双轨制的发展
过程中，文官的权力逐渐被军人接管。主要原因是，在这一连年战争的时期，
州官的主要责任是维持治安和率兵打仗；因此其军人僚属的地位就日趋重
要。随着军职僚属的权力日益扩大，他们接管了文官的大部分职能，文官的
② 《通典》，卷13 第81 页。
③ 《玉海》（华文本，台北，1964 年），卷115 第9—0 页。
④ 《隋书》，卷76 第1747 页；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京都，1956 年），
第521 页。
⑤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第520—24 页。
① 《隋书》，卷28 第783 页。
权力逐渐缩小。①刺史实际上有任命他们的僚属的大权。他们可以任命所辖郡
县的官员，而只是形式上请求朝廷的批准。他们的许多军人僚属还在州县兼
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就是刺史的朋友、门客或亲戚。因此，隋朝继承的是
一个花费巨大、冗员过多的地方政府体制，它长期地扩散文武大权，从而削
弱了中央在地方的权力。
进一步的弊病又同时在北方和南方发展起来。这就是滥设地方机构而不
顾地方是否需要，行政是否合理，机构内被任命的官员都能获得官俸、土地、
津贴和豁免权，这些待遇大部分都取自当地的百姓。556 年，北齐的文宣帝
一心想改革这一制度，他描述了地方机构设立过滥的情况。他注意到豪门大
族滥用它们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而设置州郡，而王公、宫女和宦官出于贪婪，
则收受贿赂以促成其事。诏书说，结果百室之邑被宣布为州，三户之民即可
成为郡。②
在南方，一系列不同事件产生了相似的弊病。自312 年以来从华北平原
逃往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半殖民地区的汉人像所有的迁移者那样，移植了许多
故土的名称。朔州即为一例，它辖有五个郡，但移设南方后，占地不足800
平方英里。③曾经统计，南北两地的州数从汉末到隋初增加到22 倍，郡数增
加到6.5 倍。④很明显，这些机构与其说是地方的行政单位，不如说是为日益
增多的官员的利益而存在的大小独立王国，这些官员出于私利或为其恩主的
利益，所想的只是搜刮民脂民膏。
583 年，杨尚希在其奏疏中，令人信服地分析了新登基的隋帝接管的行
政乱摊子的状况：地方行政单位成倍发展，官员激增，税收少得可怜，农民
受压迫，等等。他指出任命的官员数与黎民之比，有如十羊九牧。①文帝在最
早的改革诏书中，命令当时他控制的地区取消所有的郡——有500 个以上。
这样，他又恢复了始于秦的地方两级制。征服南方后他又进行同样的改革。
炀帝时期的郡（即原来的州）数减到190 个，所辖的县总共1255 个，平均每
个郡管辖六个以上的县。每个郡和县治理的平均地区大为扩大，结果是行政
费用减少，税收增加。
583 年的最早的改革法令还对九级官品的官员担任郡县职务的任命作了
规定。任命由京师的吏部作出。这些官员的政绩每年要受到考核，刺史和县
令每三年（后来为四年）要调任，下级官员调任时期则为四年。郡县按人口
多少被定为九等，各按等级支俸粮，每年两次，另外有权从官田取得收入以
支付与官署有关的公私费用。地方单位所辖的人口数决定其官俸的等级。最
后，第一个改革法令把地方政府上层长期各自为政的文职和军职人员统一在
郡的管辖之下；府的名称被取消，它所有的官员（包括军人）都被认为是郡
的文职和行政人员的一部分。
595 年的第二个改革措施是命令剩下的旧州官署一律撤销，它们的职能
早已被军人接管。这一改革完成了北齐和北周过去采取的类似的措施（虽然
① 滨口重国：《论所谓隋的废除乡官》，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1966 年），卷
2 第778 页。
② 《北齐书》，卷4 第62—3 页。
③ 《尚书古文疏证》（皇清经解续编本，1888 年），卷6 下第30 页；岑仲勉：《隋唐史
》（北京， 1957
年），第3—页。
④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台北，1961—963 年），卷4 第896 页。
① 《隋书》，卷46 第1253 页。
没有这次彻底）。隋及以后的各王朝继续使用起源于大分裂时期军事机构的
官衔，许多地方政府其渊源可追溯到这一措施。虽然残存的官衔是军事性质
的，但根据隋的规定，其职能纯粹是文职的。①这些就是隋朝为地方行政体制
合理化、减少官员人数和使他们受中央政权控制而采取的步骤。但如果隋朝
不把长期以来已分散在刺史手中的军权集中起来，这项措施的大部分早就失
败了。这个问题将在论述军事改革时予以讨论。
地方行政改革的成功与否归根结蒂取决于被任命的人，他们的质量又取
决于任命官员的标准和方式。这方面隋朝又继承了一项过时和腐朽的制度。
地方和基层体制的中正制起源于汉末的混乱时期，当时教育制度和官员的选
拔制都已崩溃。当时，这些中正通常还担任其他职务，他们受权根据特定地
区候选人在当地的声望、家庭地位、才能、品德和与社会的一致程度分成等
级，把他们选入帝国的官僚机器。有几年，中正之职实际上被大贵族垄断。
荐举的条件往往是首先考虑候选人的家世（以官方的谱牒为准）和权力关系，
其次是中正个人的好恶。南方和北方都被这一制度所束缚；不过北方直到5
世纪后期北魏采取汉化措施时才实行，又因北周改制而有所削弱。6 世纪，
北方两名官员（羊烈和毕义云）为争兖州大中正而互相攻讦。义云自我吹嘘
门阀说：“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羊烈答：“卿自毕轨被诛
以还（在3 世纪），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场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
岂若我汉之河南尹，晋之太傅，名德学行，百代传美。”②这次交锋说明了家
世对部分地由中正制荐举所产生的任命的巨大影响。
隋在583 年取消中正制，撤销了各级中正的职务（可能还有随着此制的
发展而配备的职务），而以中央吏部的任命来代替这一制度，同时如上所述，
还以吏部专司每年的考核（或者皇帝在高兴时亲自考核）来确保新措施的实
行。《通典》以法家的语气总结了这一变化：“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
郡无复辟署矣。”①我们看到的史料通常都是把颁布法令的行动当作措施的实
现，很少涉及贯彻的详细情况。在改革法令颁布六年以后，李德林坚决反对
另设一级官员的建议，他争辩说：“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
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以一乡之内选一
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②这使我们大致看到任用人才的种种困难，而
这些困难可能要花10 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克服。
隋中央政府还必须处理另一个问题：在有关政策事务和行政表现方面，
它如何与派往各地方政府任职三年的官员保持密切的联系。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隋建立了朝集使制。各州派代表出席御前的专门集会。在京师时，他们
住在城东南的专区。集会在每年阴历二月、七月和十月的十五日举行。我们
对唐代朝集使制的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唐每年有这种集会。唐代的朝集使
一般是刺使和其他高级官员，他们除了带贡品以外，还应带参加科举考试的
士子来到京师。每个地方单位的官员的表现要经过考察，然后被召见。隋代
的仪式可能比较简略，至少在隋初是如此。一次，隋帝对集会的地方代表讲
话，并向他们推举某县令为模范，因为他的施政被评为京师附近地区的佼佼
① 《隋书》，卷28 第792—93 页；滨口重国《论所谓隋的废除乡官》，《秦汉隋唐史研
究》，第781 页。
② 《北齐书》，卷43 第576 页。
① 《通典》，卷14 第81 页。
② 《隋书》，卷42 第1200 页。
者。他的讲话依然是儒家的老生常谈，其内容如下：“房恭懿志存体国，爱
养我民，此乃上天宗庙之所祐。朕若置之不赏，上天宗庙必当责我。卿等宜
师范之。”③据记载，隋帝于是提升他为州刺史。承认和奖励模范行为的结果，
据说能使地方官员称职，百姓日益繁衍富庶。除了儒家的说教外，这些一年
三次的集会显然对地方行政和官员的表现提供有效考核的机会，就地方官员
的职责对他们进行一次再教育，并公开进行奖惩以使教育的内容能深入这些
人之心。
对隋改革意义的评价各不相同，但在许多方面，史料的记述是明确的。
第一，地方官改由吏部任命——这一措施北齐已经部分地实行——的改革，
结束了若干世纪以来任命权分散在州府地方政府手中的状态，从此开始了集
权的新时代。第二，恢复了两级地方政府制以代替三级制，并规定标准以使
中央政府能决定地方行政单位的规模和性质，及时结束大分裂时期的混乱和
弊病。第三，中央政府任命官员，这对有牢固势力的贵族门阀的利益是一个
严重的打击，因为它们习惯于控制自己地盘内的官员；中正制的取消和选用
官员对家族世系标准的失效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宫崎市定认为这
些改革是“革命性”的，结果从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中引起了导致王朝垮台
的对抗。①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一论点，这些改革对中华帝国以后的历史产生
了持久的影响。第四，科举考试制的采用（虽然它还属于初级形式）开始了
一种任人唯贤的制度，这对中华帝国以后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第五，科
举制被用来抵消隋中央政府的“圈内集团”性质，开始在这一巨大帝国的各
地任用精英人物。第六，州刺史文武职能的分离在炀帝时期完成，这项改革
标志着政府职能合理化和巩固中央政府手中权力的最后步骤。
土地分配和田赋
如果不能适当地为分配田地和征收以农产品为基础的赋税作出安排，中
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都不能繁荣兴旺。隋朝也不能例外。早在582 年，当北方
还远没有巩固，文帝就颁布了一套新法令。据说它们大部分以北齐的条例为
基础，而这些条例又是根据486 年北魏孝文帝采用的均田制。隋规定定期把
土地分配给平民。土地分成以下几类：一、露田，由将成年和成年（隋规定
的范围是从17 至59 岁）的受田人持有和耕种，以后要退还当局再作分配；
二、可以继承的永业田，它通常种植桑麻；三、园宅田，它也可继承。这些
法令规定的基本分配情况见下表：①
表6 隋代土地分配情况表
（单位：亩）
③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48 页。
①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第542—43 页。
① 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215 页。
露田永业田园宅田合计
男人80 20 0.33 100.33
女人40 40
夫妻120 20 0.33 140.33
奴婢80 0.20 80.20
（ 1 亩=0.14 英亩；据统计， 1932 年中国每家平均有地21 亩）
另外一部分土地则分配给有爵位和（或）官职的人，这种地又分成两类：
一、可继承之地，其面积最高达10000 亩，最低为40 亩；这不是实际赐数，
而是个人被准许拥有的限额；二、属于某个官署的官田，其收入用于在职人
员部分俸禄和用于公共行政及建筑等。这一固定而十分严格的制度实际上是
怎样实行的？现在人们对唐代均田制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对隋代的情况知道
得很少。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一制度的实行远不如法令的条款令人想象
的那样公平。有材料证明，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分配给每人生前耕种的地往
往不足法令的规定数，我们也没有证据能说明在南方并入帝国后那里也实行
了分地于民的制度。此外，负责均田制和负责为该制度的实施提供统计基数
的土地和户籍登记册的官员本人也渴望拥有土地，并且贪婪成性。其中的大
部分人更可能破坏而不是维护这一制度。
这类制度在任何政体开始时都能最顺利地得到实施，因为当时从过去敌
对的争夺皇位的人和没落的社会精英那里没收的土地使皇帝能得到大量的来
源以供分配。隋朝也不例外。但早在592 年，在人口较多的地区保持原先慷
慨的分配数量（原先旨在使空地得到耕种）的困难出现了。文帝在这一年已
注意到中央各地人口过多和粮帛缺乏，并且批驳了大规模移民的建议，于是
派官员去平衡拥有土地的数量。在人口较多的农村，男丁只能得20 亩。而不
是582 年法令规定的80 亩。我们可以猜想，豪门和佛寺除积累的土地以外已
经开始兼并可供长期分配的剩余土地。这是唐帝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
一，它最后促成了均田制的废弃。
但是隋制的实施可能很细，582 年的法令明确规定平民缴税和服劳役应
根据他们拥有或占用的土地。当时隋朝的标准税率分为三种：一、田赋每年
每户纳粮三石；二、缴纳规定宽度的丝帛或麻布20 尺（以前为40 尺），外
加丝絮三两或麻线三斤；三、男丁一律每年服劳役20 天。第一、二两种税分
别向男丁耕作的露田和向劳动妇女开征。第三种的对象为男劳动力。17 岁以
下或59 岁以上的男人、有官阶和爵衔之人和堪作儒家品德表率的人都免除这
些义务。①
税制的大部分漏洞与记录的弄虚作假有关，例如，男丁假报为“婴儿”
或“老人”；假造户籍，虚报其大部分成员为“奴仆”以逃避纳税和徭役。
585 年，文帝命地方官员调查户口登记。如果所报不实，地方里党之长将受
发配远地的惩处。这些措施还规定在户主名下逃避纳税和服劳役的户主的远
亲应另行登记而为户主。通过这些措施，税册增加了1641 000 个纳税人。②
大约就在此时，高颎向文帝提出纠正地方里正、党长弄虚作假的措施，
这一建议被文帝批准；高颎坚持，由于这些人的上下其手，官府不可能取得
纳税臣民的正确名单。他建议拟定一种标准的表格以记录税收，而视察的官
① 这些豁免在唐代仍继续实行；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桥， 1970 年），第
26、146 页。
员每年正月初五去地方，组成以三或五个党（每党125 户）为单位的团，并
根据标准的表格把诸户及其纳税义务加以分类。①
隋的财政政策以向农民征收粮和织物的实物税为基础，国家根据均田
制，争取确定土地的可行的产量。通过地方行政的改革，隋争取实行有效率
和比较节约的管理，直至县的一级。但整个制度的运转取决于能否对农村人
口保持某种控制，而农村人口，举例来说，也自然而然地一有可能就设法逃
避税收和劳役，隐瞒非法获得的土地，囤积和隐藏余粮。582 年颁布的新法
令采用经过长期考验的方针来处理这一问题，办法是设立地方组织，每个组
织各设一负责人，最小的单位为保（五户），最大的为党（125 户）。更大
的地方单位为乡（500 户），于589 年出现，以取代许多被撤消的小县。设
立这些组织的目的在于在集体受制裁的威胁下进行互相监督，以防止违法行
为，特别是逃避税收和徭役的行为。隋一度授权乡长裁决他们所辖的户之间
的诉讼。这一措施在590 年被取消，因为事实表明，当时它引起了循私和受
贿的弊病。我们没有掌握这一互相监督的制度准确实行的材料，但我们应注
意到，上述的地方上各种税收登记和税额分配的责任名副其实地落到了由户
组成的各级地方单位的负责人身上，而且法令规定渎职者要受罚。也许不妨
采取这样的看法，这个制度证明是有效的——当然要付出许多人命代价；它
还有助于增强隋文帝的财政实力。
除了这一精心制定的制度外，隋朝还在585 年和596 年命令建立义仓网
络，规定农户平均每年向义仓缴粮0.7 石。关于这一地方单位（社，汉代为
25 户）的规模、社司的性质和职能以及这一制度实行的有效范围，我们都不
清楚。但我们知道建立义仓的目的是在歉收之年为地方提供救济粮，而且后
来它们确用于这一目的。总的是，它们提供了一个粮食储备的主要网络，以
补充政府用来储藏以后使用的税粮的五大粮仓之不足；在隋朝鼎盛期，义仓
藏粮在1000 万石与“数”百万石之间。杜佑在评论藏粮、缴税的布帛和其他
商品时指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①
继承的兵制及其改革
与其他事物一样，隋的兵制大部分继承以前的北朝。我们应该记得，北
魏（386—534 年）在一次大动乱后被推翻，结果在北方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政
体：东魏和西魏。它们的后身分别是北齐和北周，两者为争夺北方的霸权而
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直到577 年北周战胜其东面的敌人时为止；这就强行
重新统一了北方，并使篡夺周的权力和创建隋政权的人在四年以后继承了统
一的局面和一个组织完善的军事机器。隋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它使用武力在589 年打垮了虚弱的陈朝，以后随着全国的平定，它又进行了
逐步使政府非军事化和减少现有军队的改革。到了隋末，由于远征高丽的需
要，这一趋势完全逆转；远征招致了隋的灭亡。
6、7 世纪最有争议的制度之一为府兵制。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的府兵并
非民勇，而是一种很特殊的“地方管辖的部队”。我们必须先回头简略地叙
述一下北魏和北周的历史，以便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情况。在北魏的最初几
① 《隋史》，卷24 第681 页；白乐日前引著作，第154—55 页。
① 《通典》，卷7 第42 页。
十年，它已在北部边境一带部署了部队，以确保魏帝国的防务和不致受游牧
部落敌人的侵袭。根据北魏的军事传统，沿边境的各部队都从有声望的部落
抽调，其将领往往是鲜卑贵族。这些由世袭军人组成的精锐程度不一的部队
常常通过部落或准部落的纽带而与其将领发生关系。北魏的汉化在这些部队
中引起的反应是不难想象的。一些一度趾高气扬的部队仿效汉人，成了罪犯
的渊薮、贪官污吏的温床和既无地位又有叛逆心理的社会阶级。这些边境人
民对在洛阳的北魏新都（从494 年起）受恩宠的同族弟兄的叛乱究其本源是
一次社会叛乱，历史学家称之为“六镇之乱”。叛乱始于524 年，它蹂躏了
华北平原，瓦解了北魏的社会结构，结果产生了两个敌对国家。其中之一的
西魏534 年建于古关中平原（陕西省南部），那里是征服中国的传统跳板。
西魏王朝的创建人宇文泰（505—556 年）有意识地把关中用于这一目
的，并且很快采取步骤去组织其军队。从一开始，他就仿效北魏的军事模式。
他的规模不详但可能主要是鲜卑军人的近卫军驻在京师（长安），是归魏主
直接指挥的中央军。这些军队西魏打算用作打击力量。但事实很快证明他们
不能胜任这一任务，特别是王朝在543 年惨败于东魏之手后更是如此，当时
估计折将四百，损兵六万。这次惨败迫使西魏求助于汉族的人力资源；同年，
它开始主要从陕西和甘肃征募汉族的乡兵，以补充自己缺额的军队。这些兵
不单纯是应征的农民，而且还是当地汉族豪强已经组成的地方部队的士兵，
虽然他们的职责完全是地方性的。经过新的征募，他们成了西魏兵制的组成
部分，而归96 个仪同府管辖；这些仪同府又组成48 团和24 军，各有相应的
分等级的指挥结构。①早在唐代，学者们已认为这种组织是府兵制的开始。①
这一论断有一定道理，因为仪同府的军队确为地方控制，虽然它最初是中央
指挥结构的组成部分。但以后我们将谈到，府兵制的性质变化很快，所以有
关它的性质的任何概括必须慎重对待。
西魏继续征募汉族地方军，主要的两次是在546 年和550 年。汉族士兵
在西魏军队中占了压倒优势，以致未汉化的鲜卑领袖不得不采取有力的措施
以协助鲜卑族将领保持其地位。549 年，在5 世纪末大力汉化时期已经采用
汉姓的边境非汉族精英，奉命恢复原来的部落姓氏。554 年王朝命令，凡其
家族在北魏汉化时期被授予汉姓的军官恢复鲜卑姓，甚至汉族将领也要采用
鲜卑姓。此外，某个将领麾下的士兵也都应以该将领之姓为姓。②这一旨在恢
复传统鲜卑族部落关系的企图表现了异族王朝对丧失自力更生以后被迫依靠
汉人资源这种内在危险的关心。③这当然是任何征服王朝必须设法摆脱的困
境。
556 年，宇文泰死后一年。西魏被北周接替，如上所述，后者恢复了中
① 菊池英夫：《北朝军制中的所谓乡兵》，载《重松先生古稀纪念九州大学东洋史论丛》
（福冈，1957 年），
第108—09 页；滨口重国：《西魏的二十四军与仪同府》，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
，1966 年），
第205 页。
① 李繁（死于827 年）：《邺侯家传》，引自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1975 
年），第16—0
页。
② 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1962 年），第34—7 页；滨口重国：《论西魏
时期之恢复胡姓》，
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1966 年），卷2 第737—59 页。
③ 滨口重国：《西魏的二十四军与仪同府》，载《秦汉隋唐史研究》，第230 页；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
释》，第37 页。
国形式的政府。恢复部落方式的进程告终，军队甚至更牢固地被中央控制。
军队主要通过设立许多仪同府而扩大了。此外，京师在周围构筑了一个防御
要塞体系。这一强大军事体制的控制权并没有掌握在武帝宇文邕手中，他只
控制一支小近卫军。军队的真正的统帅是武帝的堂兄弟宇文护，他作为丞相，
还控制了文官政府。作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他决定王朝的一切军务。他甚至
从近卫军中抽调大批士兵驻守自己的宅第。573 年，武帝下令暗杀宇文护，
终于重新控制了政府。两年后，为了准备对北齐进行迫在眉睫的征战，他命
令军队来一次大动员。汉族士兵又被就地征募。但这一次王朝不是从建成的
汉族部队吸收，而是在普通农民中征集。①武帝又命令在文官当局的名册中勾
销新入伍士兵的姓名；同时，为了加强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他又下令从此
称所有的士兵为侍官。这些士兵免除一切规定的税赋和徭役，并且先于唐代
制度，必须定期在京师服役。征募工作是成功的，正如史籍所述（当然有些
夸张），“是后夏人半为兵矣”。②这样征募的地方军充实了24 军，并在北
周于577 年武力重新统一北方时起了一定作用。我的“起了一定作用”的提
法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这24 军的士兵——即府兵——只是20 万名重新统一
全国的大军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可能是最精锐、最有纪律的一部分。军队的
其余部分则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新近投靠北周的草原民族部队，以及从
陕西、甘肃和四川征调的部队。胜利的成果之一是强迫东部平原的四万户世
袭的军人家庭在关中定居。
胜利后四年，隋朝建国者接收了北周政权及其兵制。但在他执政的早期，
他就下令对皇帝亲自指挥的军队进行一次大改组。当575 年宇文邕命24 军的
全部士兵都称侍官并归皇帝亲自指挥时，他们的人数当然已经激增。但他并
不打算把这些部队并入其正规的近卫军中。杨坚把它们全部改组成4 个卫和
8 个府，从而改进了这一笨拙的双重制。③除了中央指挥机构外，他还在有重
大战略意义的地区设立总管府，它们各自全面管理一个区（有的包括几个州，
有的超过10 个州）。这些地区由中央任命的高级将领负责；有时被任命的将
领兼任他们所辖区的文职行政长官。
与以前的王朝一样，隋朝京师的12 个卫和府由鲜卑族上层和军事化的汉
族家族的将领指挥。山崎宏对隋朝军事精英的组成作了分析，现将其结果略
述如下。他只考察了12 个卫的60 名其官品相当于六部尚书的大将军，发现
在整个隋代，汉族（可能其家庭受鲜卑族军事传统的强烈影响）占53.3％，
非汉族占40％，其余人的情况不详。在这60 名大将军中，曾为北周效劳的
不少于52 人，他们之中的46 人的祖或父都曾为北魏（7 人）或北周（39 人）
效劳。这些数字证实，北周军事精英对隋朝的兵制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我们
考察这些将领的籍贯时，发现他们的分布比高级文官更广。26 人来自陕甘
区，24 人来自东北，5 人来自南方，其余的人不详。南方的将领在王朝后期
出现；他们不是出身于南方的军人门第，而是靠功绩取得了这样高的地位。
在王朝最后几年，他们奉命指挥炀帝为远征高丽而召集的南方部队。值得注
意的是，关中和华东之间籍贯的分布比较均匀，这可能反映所需的将领要“了
① 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发展》，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东京，1970 年），卷5 
第414 页。
② 《隋书》，卷24 第680 页。
③ 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发展》，第416—17 页。
解”来自驻守各地的部队中的士兵。①这又促使我们去注意人力资源的问题。
隋朝中央军事机器征募的府兵兵员最初的来源有二：一、世代当兵的军
户，同于北周府兵制中的军户；二、被选出专门供应兵员而无徭役义务的普
通户。对征集的不同兵种的服役期长短和次数不完全清楚，但当正常动员或
临时紧急动员时，京师的军队显然要从地方统辖的军队中抽调兵员，而不使
用未经训练的服劳役的人。这一早期的隋制因它利用世袭的军户和地方的军
事组织而与早期的府兵制有渊源关系，但由于590 年的法令，它与过去的关
系被冲淡了；所以这一法令标志着隋代军事史的分水岭。
专家们对此法令中的某些内容有很多争论，但其重要的部分似乎是明确
的。文帝在谈及近期内战的灾难时，哀叹任意动员兵力的弊病及被征入伍的
人及其家庭因此所受的苦难和生命的不安全。他于是说：“凡是军人，可悉
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①这一法令（颁发几个月后帝国就重新统一）
体现了文帝的几个目的。总的目的是使全国非军事化和加强文官的社会控制
力量。诏令中明确指出的第二个目的是使整个华北平原——那里一直可能是
反当局的中心——非军事化，同时继续保持关中和河东的军事指挥机构。第
三个目的显然是要消除前几十年混乱的军事态势造成的动荡局面。第四个目
的则更微妙，我们必须从隋的其他措施来推断；这就是要在军人中消除世袭
特权，如同他试图在官场中消除世袭特权那样。最后，最初的府兵制原来只
适用于异族王朝统治的北方这一特定环境，因此对一个一心想恢复汉朝光辉
业绩的王朝来说，它并不合适。在这一诏令以后，12 个卫和府从那些由地方
挑选、训练和管辖的人中征集士兵，他们在整个成年时期服役。这是唐代府
兵制的原型。
除了使华北平原非军事化外，王朝还想出其他平定全国的办法。595 年，
文帝下令没收帝国的全部武器，并以法令规定私造武器者将被惩办；但隋的
策动一切军事行动的地区关中又不受此限。为了防止水上叛乱，文帝在598
年下令没收南方所有长三十尺以上的船只。
军事制度第二个大改革是炀帝在605 年下令进行的。这一改革旨在把兵
力进一步集中，归中央指挥机构控制。命令的主要特征是，总管府统率的所
有部队从此直接归京师12 个卫和府控制。平定南方后，总管府的数字已经减
少，但在604 年仍有36 个，其中兵将最多的府集中部署在北部和西北边境。
除了把这些部队纳入中央军事机构外，炀帝又下令把仪同府的名称规范化；
从此地方军事单位都称鹰扬府。②
在第二次军事制度改革后，隋已牢牢地控制了国内的部队。王朝在军事
上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依然是来自北方的外患。在王朝最初几年，北方边境遭
到突厥和吐谷浑的严重袭扰，所以那里需要大批军队。为了缓和供应问题，
文帝下令在长城外设屯田以供应军粮。他命令一个以严酷闻名的高级将领负
责此事，据说屯田进行得很成功。在利用沿西北边境的要塞化的村落来对付
边境游牧民入侵的努力方面，文帝则没有那样幸运。他只能采用另一种由来
已久的边境政策：疏散草原的游牧民和保持军事前哨网络。对付游牧民族威
胁华夏的传统防线当然是长城。在前人做了大量事情之后，隋的统治者继续
大力对它进行整修和延伸，并派人驻守。这项工程在文帝登位时就开始，当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第44—8 页。
① 《隋书》，卷2 第34—5 页。
时本地的“夷狄”被动员每年需在城上服20 天徭役。同年，文帝命一名心腹
大臣动员3 万名劳工建造（或重建）一段长城。但这只是开始，因为在586
年，被动员的劳工达11 万人；在587 年，达10 万人；在607 年，有100 多
万人建造鄂尔多斯和今陕西省之间的一段由北向南的新长城；在608 年，被
动员的劳工超过20 万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劳动者只进行每年必需的20
天强迫劳动；大部分长城都是在以前残留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建筑材料是
传统的夯实的土和晒干的土砖。
隋朝的军事建制是令人瞩目的。它能轻而易举地应付小规模的入侵和骚
乱，又能部署精兵进行大战役。612 年集合兵力并供应100 多万大军远征高
丽的能力证实了这一制度的效率，虽然这次远征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产生这
种效率的关键在于集文武大权于京师和隋帝本人手中。隋的两代皇帝深知以
前分裂时期的几个世纪的历史教训，这最明显地反映在他们的军事政策方
面。
隋朝的律令
凡是具有想在中国永保基业这一雄心的王朝，都必须采取步骤重订法
规。从很早时期起儒家人物就争辩说，如果统治者及其代理人确具美德，法
律就成为多余。但他们发现这类情况甚少，于是也像持其他主张的人那样认
为，为了有条不紊地行使权力，当局必须编制法律。当隋朝掌握政权时，它
就采取长期以来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妥协办法。隋朝制订的法典对以后的
几个世纪仍产生影响。
在开皇元年，隋帝就下令负责法律和礼仪的朝廷大臣修改原来的法规，
并制订新法典。他们的报告上呈隋帝，随即在同年阴历十月，共有1735 条条
款的新律被及时颁布。新律减免了旧律中许多最苛惨之法，如枭首、车裂和
鞭刑。诏令在最后以威严和充满希望的语气写道：“杂格严科，并宜除削。
先施法令，欲人无犯之心，国有常刑，诛而不怒之义。措而不用，庶或非远，
万方百辟，知吾此怀。”①
两年后，隋帝又命令尽量简化新律，于是原来负责的官员将条款减到500
条，这就是开皇律。在负责这一工作的官员中，要算裴政学识最广，影响最
大；他原在南朝的梁从事司法工作，江陵失守他被俘后又在北周掌司法之职。
白乐日认为，在把南朝和北朝的法律传统综合成可行的开皇律时，他的渊博
学识和经验起了主要的作用：开皇律的基本结构采用北齐律，内容则从魏、
晋、南朝的齐，特别是从梁的法律中吸收。②因此，从它的新颖和简化的形式
及其内容的历史渊源来看，它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国的法律是很合适的。
开皇律保持四种刑罚：一、死刑；二、流刑，通常有强制劳动期（有时
到边境服兵役）；三、就地强制劳动；四、杖刑。对于一切官员，隋律准许
依次以铜的斤数作为罚款折罪。官员可以官俸抵作罚款或以降职折罪。对官
员最严厉的惩处是削职为民，以后他们就须按规定纳税和服徭役。因此开皇
律保持了古法中官民有别的做法，其源至少可追溯到《周礼》（汉代加以系
统化的典籍）。
① 《隋书》，卷25 第711—12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莱登，1954 年）
，第 77 页。
② 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149 页。
按照文帝的性格，他不满足于只颁布新律。在586 年，他召集地方命官
至京，以考核他们是否懂得新律的条款。因为地方长官在其辖区有司法权和
行政权，日常的审理和惩处是他们正常职责的一部分。但这种自主权不包括
新律规定的几种严重罪行。它们归御史台审理，御史大夫不但负责调查和起
诉，而且还全面监督帝国的全部官员。①由高级官员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大理寺
则审议严重罪行的书面证词，决定罪行性质，提出最后判决，由隋帝宣判。
大理寺可能主要是上诉或受理疑案的法庭，而尚书省的刑部则判决法律有明
文规定的案件。
尽管迅速制订了法典并教导官员们如何应用法律，官僚们仍留恋陈旧
的、往往是腐败的方式。文帝试用了许多紧急办法。他一次因有人渎职而大
怒，竟废除了地方和京师一切法律专业人员的职务。他一再试图告诫和规定
法律程序，对京师的抢劫还试行他自己的那种惩罚性判决：凡抢劫值一个铜
钱以上的物品的人，应被公开处决。他杀了有小过失的、拒不揭发罪行的和
接受小额礼物的官员。以下行动十分符合他个人性格：他每季复查所有囚犯
的情况，在秋分（处决犯人之时）复查各地上报的悬而未决的刑事案件。开
皇律虽比以前的法律简单和宽大，但仍不能迫使官员们自觉遵守，更不能遏
制大贵族的任性行为。确实，在整个实行过程中，法律经常被滥用。《隋书》
在提到大理寺两名喜阿谀奉承的官员时写道，“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
他们又深知如何取悦隋廷的心腹谋士杨素，其中一人每次在街上遇见杨素
时，“而以囚名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
天而哭”。①
开皇律现在只存残卷，但人们充分了解，其内容出色地综合了大分裂时
期的法律传统；唐律直接以它为样板，并且通过唐律，它又是中华帝国以后
法令的模式。王夫之在17 世纪对隋律令作了不寻常的评论，他写道：“今之
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
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②
对治理国土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文献是可能在582 年阴历七月颁布的法
典化的隋令。它包括与官场、官僚机构办事程序、土地和税收规定及日常行
政章程有关的条款。虽然开皇令已不复存在，但在其他著作中仍可找到大量
引文。它涉及的范围、篇幅和分类似乎又是624 年颁布的第一套唐令的前身。
开皇令像其他律令汇编那样，遵照诏令补充和修订。在讨论关于均田制、税
制和军事体制的管理时，我们已经提到了具体的规定。
虽然炀帝下令汇编他执政时期的律令（在607 年颁布），但它们似乎亦
步亦趋地遵循开皇律令的模式，而且主要的编纂者的确也是编纂以前律令的
著名人物。炀帝的功绩在于他把隋律500 条全面减为200 条。但据说由于王
朝要应付征伐高丽失利而带来的危机，刑罚的宽大就转为严酷。③
边防和领土扩张
① 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25 页。
① 《隋书》，卷76 第716 页；白乐日前引著作，第89 页。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9 第2 页，收于《船山全集》，卷10 第7991 页。
③ 《隋书》，卷25 第717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92—3 页。
一位8 世纪的年代史编者列出了隋朝武力克敌制胜的几个战场：在南方
征服了陈朝；在北方成功地打击了突厥；在西方征服了吐谷浑；在远南方占
领了占婆；在东方征服了流球。①他应该补充残酷地镇压南方和西南土著及最
后极力想迫使高丽投降的记录，但后一个军事行动结果灾难性地失败了。在
中国本土树立华夏权力的唯一的军事行动是对陈朝的征战，关于此战役将另
行叙述。隋朝部署重兵的另外几个主要场所针对的是这样一些地方和民族：
早期的中国决策人认为中国对这些地方和民族的控制对帝国的安全非常重
要，而且它们在中国的王朝强盛时期处于它的统治之下。地理决定了对上述
的许多地区的行动，但历史也是有强烈影响的因素。如同采取的其他许多政
策那样，隋试图重现久已消逝的汉代的武功，重新树立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
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威。隋在按照汉朝模式重振地区性权威方面做得非常成
功。它在许多战线上取得了赫赫战功，恢复和发展了纳贡制，这种制度应被
视作中国处理与不同邻邦的关系的一整套灵活的政策和策略。以下是隋朝如
何对付中国周边几个较重要的地区和民族的情况。
当未来的文帝仍为北周的官员时，突厥已作为一个严重的威胁出现于北
方。他们在眼花缭乱的草原部落战争中引人注目，到了6 世纪50 年代他们已
实现了对从满洲的辽河直至波斯边境一块辽阔地区的松散但令人生畏的控
制。他们通过对农耕民族的成功的掠夺和对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的控制
而日益富强。他们在政治上分成东西两个汗国，西汗国臣服于东汗国。东汗
国之中心在今外蒙古（原文如此。——译者）的鄂尔浑区，西汗国于夏冬之
季扎营于西突厥斯坦气候宜人的地方。
西汗国在涉及挹怛、拜占庭和萨珊王朝波斯的一系列复杂的迁移过程中
日益富强，而东汗国则蔑视分裂的中国北方，并为自己的利益而对它进行操
纵。北周帝卑躬屈膝地请求娶东汗王之女，他在565 年攀得这门亲事；每年
北周要送给突厥人10 万段丝缎。长安的突厥居民受到盛情款待和周到的眷
顾。东面的北齐则紧张地倾府库之财讨好突厥人，因为他们担心突厥人会站
在敌国北周一边。突厥的统治者从鄂尔浑的大帐，洋洋得意地在打中国天下
的主意。据说他几次对他的随从说：“我在南两儿（指北周和北齐两帝）常
孝顺，何患贫也！”①582 年，在突厥大规模地侵袭今陕西和甘肃的部分地区
后，文帝像往常那样明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
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
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②
如果这一大突厥帝国的实力继续统治北方的边境和整个中亚，那么隋就
不能在那些地区重振华夏的声威，而且很可能被迫采取防守的姿态，就像以
后面对契丹的宋朝那样。但命运之神偏袒隋朝。西突厥汗国落到达头之手，
此人易冲动而且好斗，在582 年至584 年期间先发制人地取得原应归东突厥
统治者拥有的可汗称号。此后，两个突厥帝国不再联合，双方经常交战。而
且由于582 年新可汗经过争夺后即位，东帝国提供了中国政治家们长期以来
惯常利用的机会。他们时而支持某一可汗，时而支持反这个可汗的一方，因
此东突厥人的政治统一被破坏无遗。同时他们又设法不使东帝国瓦解而使达
① 李繁：《邺侯家传》，引自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第43 页。
① 《隋书》，卷84 第1865 页。
② 《隋书》，卷84 第1866 页。
头有可能以武力统一两个帝国。当达头于601 年威胁隋都和在602 年进攻鄂
尔多斯区的一个中国的傀儡可汗时，他企图做到这一点。但当他远离其根据
地时，西帝国因一次叛乱而分裂，叛乱者为其主要的部落铁勒。我们可以认
为，中国的代理人做了出色的工作；达头在603 年消声匿迹。他的孙子只能
在其帝国的极西部树立政权。在隋的其余时期，中国人主要对付东突厥的可
汗。格罗塞在总结隋的成就时说：“在蒙古，如同在西突厥斯坦，隋朝未采
用大军事行动而只用传统的计谋，就粉碎了突厥人的力量，它消灭了桀骜不
驯的可汗，而只把那些被册封的可汗扶上台。”①
但尽管隋在早期获得一些成功，在北部和西北边境突厥依然是主要的强
大游牧力量。在本章的后面的部分，我们将讨论炀帝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况。
越南 在汉代，交州（今河内—海防地区）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和中国文
化在边远南方的前哨。但在6 世纪时，以建康为都的几个虚弱王朝再也不能
控制这一地区，于是一个有安南和中国混合血统的地方长官就自己建立了王
朝。文帝派强悍和久经沙场的将军刘方收复交州，当地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
者在602 年投降。占婆（林邑）国在近代安南的沿海一带。其国都在今之岘
港以南。它也已中断了与建康的虚弱的陈朝的朝贡关系，但在595 年，其王
梵志谨慎地遣使献方物。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在5 世纪中国人的一次成功
的掠夺中产生了一种传说，即占婆多奇宝，取之不尽。以贪婪闻名的文帝一
反惯常的谨慎，命刘方率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及水陆之师进攻占婆。梵志部署
巨象作战。但隋军攻破其都，设法拿走了王室列祖列宗的金牌位，归国时，
入侵军受到一次瘟疫的打击，包括刘方在内的大批官兵丧生。隋企图直接治
理占婆的若干地区的努力是短命的，梵志不久重新执政，即“遣使谢罪”，
此后据说“朝贡不绝”。②但对交州以南的整个行动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
隋的残师所能炫耀的是盗取的祖宗牌位、几箱佛经和一批被俘的乐师。①
陈的灭亡和隋在南方权力的巩固
在本章的前一部分，我已描述了建康的南陈政体的虚弱和领土日益沦丧
的情况。文帝继承了北周大为扩大的版图，建康的王朝因丧失了四川和长江
以北的全部领土，其侧翼受到包围，因此从581 年起，就只能苟延残喘了。
在长达六七年的时期内，杨坚一心对付东突厥人的威胁（见上文）和致力于
改革和巩固政权等问题。但他即位刚一个月，就任命他的两名最有成就和令
人生畏的将领总管与南陈接壤的长江下游边境，他们在那里据说开始准备以
后的进攻。杨素后来被任命为湖北、四川边境的长江地区的总管，开始建立
远征的水师。同时，粮仓制正付诸实施，运河体系的第一段工程已经开始。
587 年，文帝灭亡傀儡国家后梁，直接控制了长江中游。在此期间，他倾听
了大臣们征陈的许多建议。虽然他似乎注意听取意见，但他最后采纳他以前
的老学友崔仲方的计谋。
有人猜想，此计划之所以吸引杨坚，是因为它详细周密，并且列出了许
① 勒内·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1948 年），第135 页；又见诺亚米·沃尔福德
之英译本（新不伦
瑞克，新泽西州，1970 年），第89 页。
② 《隋书》，卷82 第1833 页。
① 乔治·马斯佩罗：《占婆王国》（巴黎和布鲁塞尔，1928 年），第82—5 页。
多应急的对策。588 年，文帝给陈主一封加盖御玺的信，上列一个暴君的20
条罪行，故取其领土并非罪过，实乃天意。同时文帝又下诏书，以道德和政
治的理由为即将发起的进攻辩解。他在诏书中指责陈朝背信弃义，骄奢淫逸，
杀害忠贞的诤谏之臣和其他罪行，并且提到了一些明显表示触犯天怒的自然
异常现象。他在整个南方分发了30 万份诏书，以期软化抵抗力量。这很可能
是早期在心理战中使用“宣传品”之一例。
589 年初期，远征开始。一切都按照在长期准备过程中精心制订的计划
进行。从四川至海，装备精良的军队攻击陈朝。最扣人心弦的时刻是在杨素
指挥的舰队和防守的南陈舰队在长江三峡交战之际。杨素指挥有几千艘船的
“黄龙”舰队，在黑夜偷偷地靠近南陈的舰队，黎明时南陈的舰队被南岸和
北岸的陆军突然袭击，彻底战败。在下游，陈的将领在长江安置铁链，以期
摧毁隋的舰队。但杨素和另一隋将取陆路摧毁了保护安置铁链的栅栏。在决
战中，杨素的四艘装有撞角并由四川人驾驶的大“五齿”船摧毁了陈的防御
舰队。杨素驶往武汉，与秦王俊指挥的大军会合，后者从襄阳直逼汉水流域。
小股部队渡长江逼近建康之东面和南面，然后向陈都进军。晋王杨广和高颎
统率的主力军从淮河正南的寿阳（今安徽寿县）东移，渡过建康以东的长江。
陈军以重兵防守通往其国都的几条通道，但他们缺乏统一的战略，他们的最
高统帅陈后主，仍旧昏庸无道——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在京城的北
门防御还在进行，但一个陈的将领却向隋军打开了南大门，并对其士兵说：
“老夫尚降，诸军何事？”①当陈朝的许多权贵以应有的尊严迎接胜利者时，
陈后主及其两个宠妃却被发现藏在一个枯井中。他们不光彩地被拖了出来。
陈后主最后被带往隋都，在604 年死去。
随着陈后主的被俘，沿长江的陈的地方长官都向隋军投降。只有建康以
东和以南的诸地仍在坚持，但它们最后被隋的水师征服，这支水师从今东海
附近的一个港口抵达海岸而在今上海附近登陆。平定偏远南方的战役意味着
要对付一批批土著部落和分散的汉族聚居地。一次，晋王命被俘的陈后主写
信给一个部落首领，说陈已亡，他应向隋效忠。结果南方的全部部落首领均
投降，并都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赏赐。隋共接管了30 个州、100 个郡和400 个
县，即整个长江以南的华东地区。诏令命毁掉曾充当南朝的京城达282 年之
久的整个建康城；其城墙、宫殿、寺庙和房屋都要拆毁，土地则恢复为农田。
陈后主父子、贵族和高级官员都被押往隋都。在隋都，陈朝的高级贵族和他
们珍藏的财富被带到隋宗庙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几天后，陈后主及其200
名贵族大臣被带到皇城的大门前。文帝在门楼上俯瞰。经过了一番开场白后，
他宫内的一名官员宣读了他的诏书，内容是指责陈后主及其官员不能相辅，
致使其国毁于一旦。“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能对。”①诏书宣读
完毕，隋帝就宽恕了他们。最后的盛典是隋帝给凯旋归来的军队大摆筵席。
这次对所有人共赏赐布3000 万段。
对陈朝上层人物的宽大是隋旨在逐渐缓和南方敌对情绪的策略的组成部
分。陈朝中央政府的有些官员被吸收进隋的官制，陈后主得到很好的照顾，
他几个儿子在北方边境区被赐给土地。对民众有更直接影响的措施是，隋在
原陈朝的各地区免税10 年。人们怀疑隋朝官员能否有办法收到任何税收。原
① 《资治通鉴》，卷177 第5508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77 第5516 页。
来陈的行政单位大部分以隋的州和县来代替，陈的官员被隋任命的官员取
代。在岑仲勉对隋的州官进行的大量研究中，我未发现陈原来的州官被隋重
新任命。在该著作中，我注意到隋在589 年和590 年期间重新命名或建立了
30 个州（陈原来共有42 个州）；所知的州刺史都是北人。②如果我们回想起
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差别和语言的不同（文帝和被俘的陈后主
两人甚至因此不可能交谈），就能看清楚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
不可避免的。两件事触发了冲突。一是苏威提出的对行为背离儒家准则的人
稍加惩罚之事，这就是关于“五教”的奏疏；所谓“五教”，我认为是关于
对上司和长辈应表示何种适当敬意的道德说教。一是谣传隋朝正计划把南朝
陈的人民全部迁往西北。于是许多地方爆发了叛乱。隋朝官员遭到攻击；有
的被割而食之，有的被取出内脏。据说当地人对被害人说：“更能使侬诵五
教邪！”①叛乱的规模有的有数千人参加，有的达数万人，真是乱上添乱。
残酷无情的杨素再次应召镇压。在艰险的地形中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
杨素设法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区征服了叛乱者。裴矩（本章将详细叙述此
人情况）在偏远的南方也战胜了叛乱的部落集团。扬州被赋予特殊的地位，
称为江都。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在约10 年中，杨广
实际上是东南的总督，并且毫无疑问地对所采取的巩固措施负责。关于这些
措施，有许多我们不甚了了或者毫无所知，但关于他对南方佛教的政策，我
们却有大量材料。
被毁坏的建康城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是皇室和贵族的佛教中心。甚至它被
侯景叛乱者洗劫后，许多大佛寺仍得以在城内重建，在南朝的陈统治的34
年中，据说在其全部国土上建造的寺庙达1232 座。但此时一些慷慨的施主—
—皇室、贵族和官员——已被带到北方，寺庙已被破坏，建康和地方上的许
多僧人处境极为困难。但正如前面论意识形态的一节所述，隋朝争取利用佛
教来打破地区壁垒和文化壁垒。早在590 年，隋帝的一份诏书命令重新委任
南方僧人的圣职。一位曾在南陈时动员僧人服役进行军运的老律师开始“净
化”僧人，即挖出那些有名的具有反隋和叛逆情绪的人以及那些对宗教职守
懒散的人。592 年，天台宗创建人智f （他曾在陈的朝廷中讲道）写信给晋
王，抗议破坏建康的寺庙或把它们用作俗事的行动。智f 收到一封措词和缓
的复信，但是资助许多寺庙的施主已经离开。有材料证明，隋朝把南方许多
佛寺拨给官方使用。
但晋王逐渐成为南方僧人和佛寺的虔诚和体贴的施主。他命令他的军队
收集因侵陈和以后的内战而散落在各地的佛经；在扬州王府的建筑群中设立
一个专门收藏精选的经籍的馆堂；其余的经卷经过手抄，增至903 580 卷，
然后被分发给扬州及其他各地有功德的佛寺。他在扬州建立四个道场，他召
集学识渊博的佛道两教教士充当一段时期的王府的僧侣。智f 死后，他继续
成为天台宗主要佛寺的正式施主。意义最重大的事也许是扬州的建设规划，
此规划开始给扬州添加它后来所具有的某些色彩和光辉，同时又赋予了建康
作为文化中心长期拥有的那种繁荣和吸引力。随着僧侣的南来北往，对南方
僧人表示的特殊恩宠以及官方对信仰的赞助，反隋的情绪逐渐缓和，最后几
② 岑仲勉：《隋书求是》（北京，1958 年），第 134—32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77 第5530 页。
乎化为乌有。①
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创建
虽然人们通常把开凿运河与第二代隋帝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这一网络是
他的父亲文帝开始建造的。584 年当文帝刚进入新都时，他就命宇文恺设计
一条运河，从京都东流至渭水与黄河汇合处附近的潼关要地。②这一运河名广
通渠，它的开凿是受了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是京师区域缺粮（由于人口的增
加而更加严重），粮食必须从东部肥沃的平原运来。第二种压力是，在京师
正北东流在黄河大弯处与黄河汇合的渭水受到淤积和季节性枯水的威胁，新
运河提供了一条较可靠的水路。文帝的诏书如同宣布建造新都计划的诏书，
宣称徭役劳动者的短期辛劳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即他答应新运河既用于官
运，也可用于私运，会带来很大的方便。他还希望代北（今山西省）的资源
将由汾水水运而下，然后经黄河上游，最后通过运河被运到京师。广通渠的
工程迅速完成，这可能是因为此渠的路线大部分沿着一条汉代运河，后者在
700 年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建成的。当589 年长度接近100 英里的广通渠竣
工时，文帝亲自出京城视察，并赏给各监督徭役的官员适量的丝缎。在渠的
东端隋还建了广渠仓作为主要的储粮地，当歉收时可由此运粮供应京畿或其
他地区。
这是运河工程的开始。而到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才把开凿地区性的
重要运河转到建设全帝国的水运体系。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① 冢本善隆：《隋对江南的征服与佛教》，载《佛教文化研究》，3（1953 年），第1—
4 页。
② 张崑河：《隋运河考》，载《禹贡》， 7（1937 年），第201—11 页；白乐日：《〈
隋书〉中的食货
志》，第159—61 页。
炀        帝（604—617 年在位）的个性和生活作风
杨广，历史上称隋炀帝，生于569 年，为杨坚与其非汉族妻子所生的次
子。我们可以设想，在他12 岁以前的少年生活中，他致力于他的阶级和时代
的共同追求，学到了中文的基础知识，具有正规的佛教信仰（他和他的弟兄
童年都有佛名，有一个甚至想剃发为僧），受过骑战和狩猎的训练。他的本
纪说他勤奋好学，精于文学。它还记载他非常严肃，举止端庄。他父亲的篡
位完全改变了杨广及其四个弟兄的生活。他们从朝廷大臣之子的那种舒适
的、可能显得平凡的童年生活一跃而去过6 世纪的宫廷生活。他们成了王，
取得了封地和显赫的爵号，但他们也变成了围绕权力中心进行阴谋诡计的工
具，在那里，官员、宫廷的宠妃、术士、和尚和庸医们各为私利而勾心斗角。
前文已经谈到，杨广的双亲为自己的青云直上而不安甚至恐惧，因为他们知
道自己的至尊的地位是靠篡夺、暴力战争和大规模的屠杀取得的。他们很容
易猜疑，而且这种心理也易被人利用。皇后活像一个清教徒，有着变态的妒
忌心理；她不断干预诸子的生活，他们稍微违背她的严格标准就遭到责难。
文帝也着魔似地担心，某个儿子一旦成人，就将成为一心要取代他的集团和
朋党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五个儿子中，只有杨广未受到双亲的冷落。下文将
会看到，这不完全是偶然的。
杨广的第一个官职是新设的华北平原北部的行台尚书令。他当时只有13
岁，文帝派饱经风霜的文武官员协助他，他们有权，并用权来约束那位受照
顾的幼童。约在同时，文帝也许出于一统天下的谋略，在后梁为其次子寻找
配偶，后梁当时实际上是隋在长江中游的卫星国。经过占卜，前统治皇室的
一个女儿、原建康梁朝诸帝的后裔被选为杨广之妻。这位年轻的姑娘受过很
好的教养；她聪明好学，很有文才。杨广爱她，并尊敬她。作为萧后，她是
杨广的终身伴侣和知心人。很可能她给他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
热爱南方，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①
前文已经讨论了589 年隋征服陈朝的情况。杨广名义上是远征军的统
帅，但制订复杂的军事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工作主要由高颎和其他久经沙场的
将领负责。据说高颎反对杨广纳被俘的陈后主的宠妃，此事据称使杨广从此
对他父亲的主要谋臣怀恨在心。但另一方面，杨广在被征服的建康的行为堪
称模范：他公开处决了降服的陈朝的几个有名的酷吏，并封闭了陈的仓库，
所以无物被偷盗。在祝捷中他得到丰厚的赏赐，并一度返回北方任所。当原
来南陈的一些地方爆发叛乱时，杨广代替其弟被任命为东南的总管，驻营江
都（今扬州）。他在任九年，每年至京师向父皇述职，在600 年，一度任远
征突厥人的统帅。他在南方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缓和南方的怨恨和
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
多政治和文化隔阂。他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与京师发出的关于被征
服的南方的总的命令，例如589 年颁布的关于在原来陈的土地免税10 年的命
令，598 年关于南方所造船只不得超过30 尺以防水上叛乱的命令，相辅而行。
杨广集中全力进行可称之为文化战略的活动，它旨在说服南人，说他们的新
统治者并非夷狄，而是具有和珍视同一文化遗产的开化的人。在这一战略中，
① 《隋书》，卷36 第1111—113 页；芮沃寿：《隋炀帝的个性和定型的言行》，载芮沃
寿编：《儒家信
仰》（斯坦福，1960 年），第49—6 页。
他个人的教养是他的本钱；他所讲的日益流利的南方主要方言吴语和他的出
身名门的南方妻子无疑也是有利条件。
他赴任之时是在到处出现的武装反隋叛乱被杨素血腥镇压以后，所以反
隋的情绪高涨。南朝的陈和贵族长期以来一直是佛教慷慨的施主，此时僧人
（许多人已参加反隋的武装起义）发现已无赞助人，只能设法在建康和其他
地方已毁灭的和半空虚的寺庙中谋生。杨广立刻着手另建一都以代替将近三
个世纪中一直是南方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建康。他从新都江都下了几道命
令，要求收集和重抄在战争和以后的内乱中分散在各地的佛经。他在江都建
造佛寺和藏经之馆堂。他还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至江都的寺院从事宗教和学
术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天台宗创建人智f ，他在以前长期受南陈皇室
的赞助。
591 年后期，杨广在江都给1000 名南方僧人广设斋席。在斋席后，年轻
的杨广跪受智f 为居士作的“佛戒”，并接受佛号：总持菩萨。智f 回天台
山寺院后，杨广继续赞助那里的寺院，并定期与这位大住持通信。智f 给杨
广寄去南方僧侣的几个请求：一是要求杨广停止拆毁原陈都中的寺庙，对此
杨广只作了含糊的答复；一是请求地方上两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嘈杂
的驿站交通的打扰，这一请求被批准；一是智f 本人的关于驱散1000 名僧人
前来听他讲经的集会的报告——据推测，这一行动是出于“安全”的原因。
当智f 送杨广一顶天冠时，晋王写了一封感谢信：“爰逮今制思出神衿，图
比目莲（菩萨之徒，以法力著称）??冠尊于身，端严称首。跪承顶戴，览
镜徘徊，有饰陋容，增华改观。”①
在杨广与智f 的多次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性格中的某些方面：
对佛经的知识面很广，其宗教的感情似乎是真诚的；有强烈的政治直觉（为
了争取南方的高僧而把奉承、引诱和赞助等手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样做
还可能会取得双亲的欢心。
杨广在南方的文化策略绝不限于佛教。虽然佛教是他求助的最有影响的
传统，但他在江都仍建造两座道观，并请南方学识渊博的道长主持。他还召
请曾为陈朝效劳的著名的儒家学者来江都在他主持下讲课和写作，其中一人
在杨广的赞助下汇编了120 卷关于礼仪方面的巨著。除了儒道佛三教的“代
表人物”外，他还聚集了一百多名南方的著名文人，显然这不仅是进一步缓
和南方精英反隋情绪的巧妙行动，而且也是很合他心意的事。他喜欢结交文
人，其中得宠的也许是柳■，此人一度是后梁的官员。柳■润色年轻的晋王
的文章，并劝他学文不要以庾信（513—581 年）为模范。柳■是深受恩宠的
酒伴，据说他的谈话具有诋毁性和鼓动性。这种关系在以后一直保持下去，
这也可以认为是杨广转向南方文化的表现之一。
虽然隋在南方的行政情况并无大量记载，但南方以后没有发生叛乱和他
在江都任期很长的事实，说明隋的治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化再统一的许
多措施也应归功于他。
600 年，在他去朝廷后即将返回江都时，杨广向母后告别。他发现她正
为她的长子，即皇太子杨勇的行为大发雷霆；杨勇的正妻在591 年突然神秘
地死去，他继续迷恋其他宠妃，并与她生了四子。皇后曾派人监视他，所获
的报告更给她那清教徒式的一夫一妻制情绪火上添油。据《隋书》记载，杨
① 《国清百录》卷2，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6 第807 页。
广看到他们日益疏远的情况是一个良机，于是他回到江都就与其心腹策划促
使他的兄长垮台的阴谋。这种策划意味着密谋和玩弄花招；对主谋及其同伙
来说，它既有巨大的风险，也有机会获得丰厚的报酬。参加杨广集团的一个
比较直言不讳的人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
海，复梁、陈之旧。”①
人们不可能知道关于以后事件的记载的可信性如何，但狡诈无情的杨素
显然是主谋。足够的“证据”终于被编造出来，以欺骗生性多疑的文帝，以
致他最后向集合在宫内某殿的朝廷大臣和皇亲国戚颁布废黜皇太子杨勇的诏
书。据说杨广则小心翼翼地给年迈的双亲以一个勤奋、虔诚、忠诚和实行一
夫一妻制的年轻人的“假象”，这在远离国都的地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
他取得了渴望已久的东西。600 年阴历十一月，他被宣布为皇太子，此后不
久他一家迁回京师。
正在此时，文帝度过了他的59 岁生日，这是中国最隆重的生日，因为那
里经常以六十为周期纪年；他准备以孔雀王朝伟大的阿育王为榜样，在全国
供奉舍利，舍利在他生日——601 年阴历六月——被同时送到30 个州治。新
太子表现了他应有的虔诚，并在京城的东南部建造了一个宏伟的佛寺，同时
邀请有学问的僧人来此佛寺，其中1/3 来自江都他的寺庙，除了三人全来自
江淮流域。②这样，他在向北方介绍南方的佛教传统这一方面作出了贡献。602
年他的母亲死去，在葬礼中露面的主要是他的寺庙中的著名僧人。
皇后死后，文帝逐渐把管理国务的工作移交给太子。当他在京师西北约
100 英里的仁寿宫避暑时，他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杨广处理。603 年，文帝听信
了妖术的所谓证据，贬黜了四子，证据还引起了他对五子汉王杨谅的忠诚的
怀疑。604 年夏，文帝患病。根据文字记载，太子及其心腹杨素加速了文帝
的死亡，而且还扣下了文帝的再立杨勇为皇太子的临终遗书。人们有理由怀
疑其中的某些记载，不过虽然大部分证据有倾向性，杨广或其心腹之一似乎
仍有可能加速了他父亲的死亡。八天后杨广登位，成为隋朝第二代皇帝。他
的幼弟汉王杨谅在东部叛乱，杨谅的谋士力劝谅在富饶的华北平原——原北
齐的领土——割据称霸。但谅优柔寡断，事实证明他不是杨素的对手，后者
击溃了他的军队并将他俘获。新帝施恩免杨谅死罪，但他不久“死于狱中”。
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
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
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
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
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
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
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
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
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
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
“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
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
① 《隋书》，卷61 第1470 页。
② 山崎宏：《炀帝之四道场》，载《东洋学报》，34（1952 年），第22—5 页。
从野心勃勃的计划。”①的确，他从他的勤奋的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统一和繁
荣的帝国。他计划武力扩大帝国的领土和影响，并付诸行动。但他的这些梦
想和远征既不是狂想，也不是没有前例的。它们倒不如说充实了他父亲已经
仿效而他本人设法去完成的汉帝国的模式。只是由于他最后一次冒险行动的
灾难性的失败，他的过去给人以恐怖的形象，他执政的全部历史才遭到了歪
曲。当我们考察了他的政治作风以及他的高级官员和亲密顾问，我们也许就
能更多地看到他的复杂的性格。我们首先应注意萧后，虽然她显然是他的知
心人，但却不像他的母后那样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
我们如果看到山崎宏所列的隋朝上层文武官员的表，就会发现炀帝任命
官员的作风与其父非常相似。两者似乎都具有同样的倾向，即任命亲属和同
乡，总的来说，任命有混合血统的西北贵族。有几个人在父子执政期间都担
任要职。例如宇文恺，此人为善搞工程的人才。他计划和建设过隋的新都，
并继续从事建设项目：运河、皇宫、几段长城以及炀帝向突厥人炫耀的行殿
和大帐。他在辽河设计了一座桥梁以用于对高丽的首次远征；在612 年死亡
时，他任工部尚书。另一个为杨坚父子效忠的大臣为牛弘——一位长髯和语
言迟钝的沉着的西北人。他具有非凡的事迹。在隋初，他说服文帝开始系统
地收集中国的文化遗产（如同汉代很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即搜集在大分裂
的动乱时期分散在各地的书籍。他建议通过收买或没收，以取得私人的藏书；
而秘书省的藏书又成了《隋书》中经籍志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南北朝时
期文献的基本指南。牛弘是发展隋律的主要人物，并任礼部尚书至少有三年
之久。白乐日认为他在编纂隋的法典时起了主要作用。①从599 年到他在601
年死去前，他是威望很高的吏部的尚书，因为吏部拥有隋帝授予的选拔、任
命和提升官员的大权。在牛弘负责选拔制时，《通典》说他优先考虑的是个
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②下文将要谈到吏部的权力在炀帝时期稍有缩小。这位
随和并显然是清廉的大臣与炀帝是莫逆之交。当炀帝为太子时，他们互赠诗
文，据说牛弘曾被召进内宫参加有皇后在场的酒筵——这是一种特殊的恩
宠。当他死于江都时，炀帝深为悲痛，并将其遗体运到极西的故土。
我们还可以继续描述那些效忠于炀帝的高级的和有威望的官员，但约从
609 年起，行使权力的地点及关键的决策地点已从以前的行政官署和其中的
官员那里转移出来。炀帝的特点是一贯好动。他有三个都城：西部的国都大
兴城，华北平原南部的洛阳和他所喜爱的、并在那里任了九年总管的江都。
他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京都之间，并携带许多随从。此外，他常往北
去长城视察防务或与突厥可汗谈判；608 年，他带随从浩浩荡荡去亲祠五岳
之一，河北的恒山。609 年，他从河西走廊出发亲征吐谷浑。炀帝是个不肯
安定的人；他对日常行政显然不屑一顾而喜欢巡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好
向其臣民炫耀王朝的富强及亲自了解地方情况。据记载，他在609 年曾说：
“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南北朝时期）多傅脂粉，坐深宫，不
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在场的一朝臣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①
对当时的炀帝来说，天子的巡行几乎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他在全国建造了
① 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和政治学》（芝加哥，1930 年），第50 页。
① 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162—63 页。
② 《通典》，卷14 第8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44 页。
许多离宫，以便他在巡行过程中能休息一天或一周。
这种生活作风意味着他不可能效法他父亲的那种特有的方式，按严格日
程和有条不紊地主持政务——这种方式只适用于隋国都中按职能划分的各
区。据记载，他的一个朝臣曾向他建议“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炀帝也同
意他的意见。②不管这一记载是否属实，但上述的具体环境、他本人的个性和
一些有心计的朝臣的迁就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使他越来越依靠日益缩小的
心腹顾问集团。这个集团最后当然使炀帝为它所用，同时，其成员助长了他
的利己主义，迎合他的偏见和“清除”那些向他提出建议的具有独立精神的
人。我们必须先论述后一种情况，才能转而叙述这一核心集团的作用。
有一人略与后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类型不同。杨素——我称他为文
帝的心腹谋士——在为炀帝粉碎汉王杨谅的叛乱时得到炀帝的厚赏，因为杨
谅是对炀帝即位的唯一的严重威胁。杨素得到高官和显赫的爵位及丰厚的收
入，但——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他对炀帝为取得帝位而进行的一
系列阴谋“知情太多”。在606 年，当他得病时，据记载，炀帝派御医前往，
设法使杨素一命呜呼。这个老武夫知道他的处境，服“药”后突然以其最后
的佛教的虔诚对其亲戚说：“我岂须更活耶？”①他遗留大量财产，这无疑证
明了他的贪婪，而且也证明了两个皇帝对他的赏识，他们每当需要他执行一
项特别困难和见不得人的任务时，就知道他的价值和代价了。
文帝执政时的重臣和将领高颎曾因独孤皇后的谗言而被贬。炀帝即位
后，立刻让这位老人复职，并授予显赫的官衔。607 年，高颎及他一代的其
他官员直言不讳地批评新帝的政策及朝廷的风气。这些批评被及时禀报，结
果高颎获死罪，其子被流放到边境。隋朝最有才华和成就的将领之一并在征
陈时与高颎同起重要作用的贺若弼同时也被控。他被处决，其妻儿则沦为国
家奴隶并被发配到边境。文帝时另一个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官员，当时担任礼
部尚书的宇文■也受牵连，落了个相似的下场。《隋书》对他情况的评述可
能也适用于其他的高级政治家：“■既以才能著称，历职显要，声望甚重，
物议时谈，多见推许。帝颇忌之。”②年迈的薛道衡当时可能是最重要的儒家
学者，炀帝初期他从地方被召至京师任要职。但他盛赞先帝的成就，甚至提
起高颎之名，由此可见此人很不圆通。炀帝在盛怒之下把他交给有司。他心
存侥幸，希望能得到皇帝的公正待遇或宽大，但老儒生被处以绞刑，其妻及
儿女被流放至中亚。这些人或因是炀帝父亲的心腹，或因他们有不受制约的
盛名及直谏，或因其他各种个人的不明的原因，都失去了炀帝的恩宠并因此
遭到迫害。可能除了杨素外，这些官员都习惯于传统的劝谏方式和在公开召
见时议政。但如上所述，炀帝喜欢以另一种方式作出决定。这种方式决定了
另一种官员能够知道炀帝的秘密和分享他的权力。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
炀帝的核心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是南方人。虞世基
是陈朝官员之子，在隋征服前曾在陈朝任职。炀帝即位，这个不起眼的人开
始青云直上，不久他担任了相当于机要秘书的职务；由于炀帝的施政作风，
必须有人起这一作用。《隋书》在叙述这种作风和虞世基的作用时写道：“与
② 《隋书》，卷61 第1470 页。
① 《隋书》，卷48 第1292 页。
② 《隋书》，卷56 第1391 页。
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参掌朝政。
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J 之后，始召
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①据《资治通
鉴》记载，吏部虽然以牛弘为首，另有七名高级官员辅助，“然与夺之笔，
虞世基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②他受贿之事未见
于其他史料，但他的权力是在这种安排下取得的。他不能提供好建议。《隋
书》在关于炀帝于615 年在雁门被突厥人围困的一段文字中记载，在武力突
围失败后，虞世基劝其主激励士气，给他们赏格；他为炀帝起草诏书，宣布
停止征伐高丽。炀帝批准这些措施。但当士兵突围，炀帝随即食言，没有分
发许诺的赏格，同时再次宣布征辽。据记载，这标志着炀帝失“信”于朝野；
他的机要秘书伴随他直至末日来临，并同死于行刑人之手。①
炀帝的施政作风需要一个主要的谋士，他发现裴蕴是合适的人选；裴蕴
是南梁官员之孙，其父为南陈官员，被隋所俘而为文帝效劳。裴蕴因父在北
方，就秘密请求文帝让他在陈朝充当隋朝的内应；陈亡后，他受赏历任要职。
炀帝在一系列任命中对他进行考验，最后让他进入核心集团。裴蕴为人极为
残忍；随着他权力的扩大，他担任御史大夫，并且日益侵犯司法权。613 年
当杨素之子杨玄感叛变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炀帝的信心却大为动摇。因
此他下令搜索所有有任何牵连的人，裴蕴无情地——追捕。《隋书》记载，
数万人被杀，他们的财产充公。据说他纵容杀害年迈的薛道衡；当核心成员
中的老资格成员苏威试图委婉地告诉炀帝关于帝国中叛乱的范围时，裴蕴即
策划把这位受尊敬的政治家罢了官。
宇文述是非汉族的北方人。他在北周时建有军功，并协助文帝巩固政权。
他率大军三万征陈，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并取得辉煌的战绩。在战役中，他
遇到当时的晋王杨广，杨广对这个军人深为赏识，因为他的背景与杨广本人
很相似，经杨广的请求，宇文述在江都王府附近任职，后来杨广又让他参与
让自己即位的阴谋。当阴谋得逞，宇文述得到厚赏，杨广登帝位时他又得到
厚赐。608 年宇文述将吐谷浑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故土，俘获其首领和男女
约4000 人，使之沦为奴隶。从609 年起，他与上述数人就成了隋帝核心集团
的成员。据记载，宇文述无耻地滥用其职权；他的贪婪欲望是无止境的，他
是朝廷中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一听到有稀世之珍，无不据为己有。与中国
历史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他的贪婪伴随着赤裸裸的阿谀奉承；只要看一眼主
公的脸色，他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建议（对君主或帝国来说可能不是最佳的建
议），然后提出。这一情况的可信程度可以讨论。但宇文述接受了几个艰巨
的任务。他第一次率军远征高丽惨败后，一度被削职为民。但一年后当他赴
西北时，又奉命征剿最早的叛乱者杨玄感。他击溃了杨玄感的军队，并把杨
的首级呈献炀帝。在616 年后期，炀帝采纳宇文述的建议退居南都时，宇文
述得病死去。在此之前，他曾请求炀帝宽恕当时被软禁在家的他的两个儿子。
其中一子不久就率一股人马杀害了炀帝。宇文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也
许与其说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家（裴矩就起这一作用），不如说是一个勇猛残
忍的战将。这类人在官僚修史者写的传记中常常受到不应有的否定。
① 《隋书》，卷67 第1572 页。《隋书》卷41 第1188 页证实了核心集团的构成。
②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24 页。
① 《隋书》，卷67 第1572—573 页。
苏威被人们认为是文帝的智囊团成员。在炀帝时，我们发现他有时得宠，
有时受到严厉的责难；他为人狡诈，有野心和贪污行为，执行过一系列艰巨
的民事和军事任务，但他的权势可能远不及核心集团的其他成员。他的一生
是有代表性的：为文帝和炀帝效劳，在弑炀帝的人手下任职，后来又协助其
他的政权争夺者。他在87 岁时死于其长安的宅第。
裴矩为核心集团中最关心外事和蕃夷事务的成员，已有学者对他进行详
细的研究。①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老
谋深算似不如杨素或裴蕴，冷酷自私似不如虞世基。他是今之山西省人，在
北齐长大；北周灭齐，当未来的隋文帝前来接管一个州时两人相遇。隋建国
后，直至隋文帝派他南下解广州之围时为止，裴矩担任了一系列的次要职务，
广州当时正处于土著叛乱者的压力之下；他远征告捷，杀了叛乱的首领，并
以传统的方式将“二十余州”的土著置于他们自己首长的管辖之下。当他北
返时，他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主要关心突厥，并普遍关心北部和西部的
边境。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似乎干得很有成效。
在文帝末年，他受赏担任了重要的文职。
炀帝即位，裴矩立刻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
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
情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
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40 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
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
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
物。但裴矩也力促炀帝远出建立边戍哨所和贸易集镇，迫使某些民族集团臣
服。例如在608 年，宇文述武力夺取了河西走廊南面的吐谷浑领地，把它分
成若干中国行政单位，把因犯“轻罪”而判处流放的中国人迁到这里定居。
究竟裴矩是这些对外冒险事业的主要推动者，还是炀帝未经他的建议就进行
这些活动，这仍是问题。《资治通鉴》编者的一段特别显眼的文字说，炀帝
在607 年听了裴矩之言后一时冲动，竟梦想仿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业
和征服整个中亚。为了在隋朝京都与亚洲腹地之间迎送使节，隋尽量榨取当
地的民众，司马光作了结论性的指责：“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
导也。”①所以它之荒诞不经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再
叙述裴矩的事迹。
以上概略的介绍虽然简短，仍足以说明炀帝核心顾问集团中各人的特
点。这些人使他能按他自己的作风来处理政务，他们几乎都伴随他无休止地
在全国来回巡行。应该注意的是，除了裴矩（可能还有苏威）外，他们都是
处理实际事务的官员，而不是起任何“劝谏”作用的政策顾问，但儒生认为
在国家大事中平衡帝王和官僚权力时，“劝谏”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可
能真正导致国家灭亡的结构，肯定使以后的（全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炀帝苛
加指责。
① 弗里茨·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载《东亚杂志》，9（1920—922 年），
第81—15、216—3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80 第5635 页。
炀帝在位时的问题
在转到炀帝在位时的问题和政策前，我们可以先考察所论述的那段时
期，即从他605 年登位至617 年被贬黜的时期，是否可以作任何划分。人们
有理由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它应在609 年前后。司马光称这一年为“隋
世之盛，极于此矣”，他指出了有条理的和稳定的行政单位——190 个州和
1225 个县；指出了帝国广袤的版图，估计东西达3100 英里，南北达4 938
英里（按每里相当于1/3 英里计）；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它众多的人口—
—将近900 万个登记户，或约5000 万人。①
但人们还有理由认为，这一年前后标志着炀帝执政的政治基调发生了变
化。在609 年以前，炀帝似乎全力采取以下几项措施：进一步巩固从其父亲
继承下来的帝国；促进帝国繁荣富强；获得其臣民的拥戴。609 年以后，他
全力贯注于对外扩张，对高丽的征服简直发展到着迷的程度，对国内问题则
相对地放松，同时日益依赖他的核心顾问集团。以下是对几个措施的简单的
考察，它们
也许能反映他执政前期的状态。
他执政最初几年的行动是一个新统治者典型的和预料得到的行为：封其
妻为皇后；指定皇太子；全国大赦；选择典礼用的颜色和服装，等等。但另
外一些早期措施却远不是典型的。他对在与汉王杨谅进行的短暂而激烈的战
争中被杀的人的家庭，均免税10 年。他下令撤销原来存在于许多州的总管之
职。他宣布要亲自大张旗鼓地恢复传统的儒学（详情见下文）。他下令制订
远不如文帝的法典严厉的新律，在制订过程中他命令暂停执行“十恶之条”。
命令重订新律的夸张的言辞可以反映出他思想感情中的某些内容，即他开始
认为自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一个明智的统治者，一个天下的主宰。
“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一眚掩德，非所谓也。”
①
他在位的第二年，他在东都的南中门宣布全国大赦和免税。这一年稍晚，
他颁布规定：凡未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品的官员，必须有突出的才能方可被
荐举擢升。同年，他继续建造他父亲已经开始建造的粮仓，一些大的设施也
在洛阳附近竣工。年末，他颁布诏书，向值得后代尊敬的过去的统治者表示
敬意，同时哀叹他们陵墓的破落状态；他拨给每个陵墓劳役，由附近的十户
承担，负责修理和保护。这一年裴蕴又在南北朝时期的几种音乐传统中大规
模收集乐曲、乐器和乐师。这些传统留存于曾得到几个国家支持的世家之中；
裴蕴淘汰一些无能之辈，精选了最佳的演奏者，并授予他们太常寺的等级和
职位。炀帝非常高兴，这当然是因为音乐不但令人愉快，而且他作为天子在
履行保持天下和谐统一的职责时，音乐又起着作用。608 年阴历八月，炀帝
从太原北上北岳恒山，它在最古的典籍中就已被提到，在汉代被列入帝王祭
祀的山川神祇之中。在那里，他在黄河以北诸州刺史和裴矩召集的十来个中
①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45 页。关于人口数字的解释已有大量讨论。见毕汉斯：《
公元2 至742 年中
国的人口普查》，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 19（1947 年），第160—61 页；浦立本：
《隋唐时期的人
口登记》，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4（1961 年），第289—01 页。
① 《隋书》，卷25 第717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91 页。
亚王国代表的面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以祈求帝国的富强——这种祭祀的传统
可追溯到神话中的圣人帝舜。祭祀后他宣布大赦，返京途中又下令巡行所经
之地免税一年。
史料对他早期这几年喜爱奢侈豪华和大肆炫耀的行为作了大量叙述。我
倾向于认为这些都言过其实，但关于他对三个年长资深的批评者采取的粗暴
行动并在607 年将他们杀害之事，我认为并无夸大；而这一年正是颁布刑罚
较轻的新律之时。这些严酷的措施预示着以后几年不幸地加剧的暴虐行动方
式的来临。即使我们姑且假定处决先皇的三个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
据，609 年年迈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评时局而被蓄意判处死罪之事，也肯定
使炀帝的执政由此进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阶段。
儒学和学校的恢复
文帝晚年，对培养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年轻人的官办学校很失望。601
年阴历六月在他生日之时（那天他仿效阿育王宣布在全国举行佛教盛典），
他颁布诏书，大量减少儒家学校（见前文）。在回顾他对这类学校寄予厚望
及儒学在培养道德和实际才能时的价值时，他抱怨京师和地方学生过多而且
懒散，既不能发展成为道德的典范，也不能成为潜在的官吏。因此他撤销了
州县的学校。京师的三个学舍，他只保持其中之一，并削减国家支持的学者，
人数从1000 减至70。文帝在其晚年对所有儒学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
炀帝即位时，他作为一个文人已略有名声，在扬州期间已是儒家学者的
庇护人。他为人精明，当然认识到作为尊老敬上这一民众道德基础和作为帝
国秩序所派生的一切象征性表现的纽带的儒家传统的价值；这些象征性的表
现包括季节性的祭典、向祖先和神祇的祝福和祈祷及天子向苍天祈求天下和
谐的一切礼仪。他在位第一年，就在一份夸夸其谈的诏书中表示要扭转他父
亲的政策，它在开头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然后他回顾了南北朝时期学术传统中断的情况，并与他统治的和平、繁荣和
统一的时期进行对比。他又命令专使在全国搜罗有学有才之士，挑选合适的
人才任职，由国家津贴学有专长之人，“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最后
他命令恢复京师学堂的讲学（其他的地方学校我们知道也已恢复）。“教习
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①同年早些时候，奉命视察各州的专
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
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据《隋书》记载，结果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
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
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
的典籍都被注疏。但《隋书》继续说，这一复兴为时甚短，重点很快转向四
夷的外事和武功方面。②《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但其中一段说
他在执政晚期增设宫内秘书省官员120 名，由学者任职。这又引出了关于炀
帝搞学术活动的一段追述性的记载。司马光说他成年后好读书和著述。他命
100 名学者在其江都的王府搞编纂工作，在他执政期间这方面的兴趣一直没
有衰减。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
① 《隋书》，卷3 第64—5 页。
② 《隋书》，卷75 第1707 页。
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 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
他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③
炀帝常关心帝国儒教的礼仪，这些隆重的典礼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引人瞩
目。学者们是关于这些典礼的公认的权威。例如，他们为皇帝选定吉日进行
祭祀；在命令寻找并列出至圣孔子的后裔的同时，608 年授予孔子新的尊号；
定出恒山祭祀及其他许多典礼的正当礼仪。在首次远征高丽的前夕，炀帝在
今北京附近的大本营按传统举行了出征前皇帝主持的三次古代的祭祀。
炀帝的记载在儒家礼仪、学术和教育方面都远比具有特点的文帝统治时
代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许这不足为怪，因为早有人注意到，儒生在武力
夺取政权时毫无用处，但在帮助统治者保持江山时却起了理想的作用。炀帝
时代的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一度起了这种作用，但从612 年开始，暴力事件将
把他们从所从事的工作和职位中赶走，以致他们又要再次等待改朝换代的时
期。
建立洛阳新都
文帝死后一月，曾得到父亲宠爱而在东部平原养精蓄锐的文帝幼子汉王
杨谅发动了叛乱。他被令人生畏的杨素所镇压。同年末，炀帝宣布在控制东
部平原的洛阳建设东都。次年（605 年）早期，他任命宇文恺与杨素和杨士
达（炀帝的堂兄弟）重建该城。劳工是从东部平原的百姓征募的，工程进展
很快；当竣工时，炀帝将原来州治的居民及“数万”户富商和商人迁入以充
实重建的城市。607 年，他命河南诸州输送工匠家庭至洛阳居住，这样，可
利用的技工定额人数就翻了一番。他专设12 个坊来容纳他们。
炀帝国在重建新都时大肆挥霍而受到道德论者的谴责，但如果看到他自
己对此举的论点和地缘政治学的合理性，人们就会发现充足的理由。在两份
命令建设新都的诏书中，他提到在这一地点建都的著名的先例：周公约在公
元前1100 年在那里建东都；汉高祖盛赞这一地址。他还应提到那里也是东周
和东汉的国都，汉之主要继承国在312 年该城沦于“异族”之手前也建都于
此地。494 年汉化的北魏帝也选此城为新都。他提到周在东方建立第二个根
据地的必要性，因为从那里可以控制被征服的商（约公元前1100 年）；他举
近期他兄弟汉王叛乱之例来证明同样的需要；关中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
以由此遏制东部的反抗者。此外，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
贡粮的要地。这些因素也促使唐朝在将近300 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我们对第二个隋都的详情知道得很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外城，隋唐时
期的洛阳的大小约为西京的一半。它内部同样分为三个有城墙的建筑群：北
面的皇城；在它南面的行政区；城的其余部分形成分为若干坊的不规则的U
字形，洛水在东流至与黄河会合处的半途经过其南城墙。此城总的轮廓与其
前身——在洛阳的北魏国都——相似。它不像西京大兴城那样被重新建造。
只是在隋帝想带他的贴身随从临时在那里居住时，它才似乎成了“国都”；
这里没有明代两京制特有的重复设置高级官僚机构的任何迹象。但它在战略
上和经济上是一个重要城市。对东部平原中这一被神话和历史蒙上神圣色彩
之地的精英来说，它更是帝王权威的重要象征。
③ 《资治通鉴》，卷182 第5694 页。
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完成
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
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许多世纪以来，传奇小说的作
者从有偏见的历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层层地加以夸大。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设
法透过这些夸大之词，参照炀帝采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更严肃的措词和
文字来描写运河开凿的规模。
命令开凿一条运河的诏书是在炀帝执政的第一年（605 年）颁布的。运
河名通济渠，它使洛阳与淮河畔的泗州相连，并与从淮阴往南通向扬州边上
的长江的古渠道连接起来。这条漫长河渠的各段几乎都沿着以前各河渠的流
向；应该注意的是，这条河渠和该系统其余部分的开凿是在平坦的冲积平原
上进行的。工程无疑需要进行大量的疏浚工作和新的建设，如果这些河渠如
史料记载，确实傍靠绿树成荫的帝国驿道，那就需要征募大批劳力。《隋书》
记载，为了开掘此河渠北部较长的一段，炀帝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同年
稍晚，他为从淮河至长江的一段又征募10 万以上的劳工。如果这些数字不是
按任何一段时间做工的人数计算，而是按每人20 天服役期的总数计算，那么
它们比较可信。①还有往南延伸的一段。610 年，炀帝命令开凿从扬州对面的
长江往南至杭州湾顶端的运河。它约长270 英里。但许多段也是沿着现有河
流或以前河渠的河道建造的。
但在所有的河渠中，最长的为永济渠，它的起点也离洛水与黄河的会合
处不远，流向东北。发源于山西的沁水之水被引至此渠，而沿途则从其他河
流补充水量，一般是黄河的支流。它的尽头就在以后的大运河的终点处，即
今北京的附近。工程开始于608 年，当时“百余万”人被动员进行这一工程。
《资治通鉴》中有“男丁不供，始役妇人”的记载。②此河渠的南段也是沿古
运河的路线开凿的。
如果人们看过中国的地形图和对定居的农业已有所了解，就可以清楚地
看出这些运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证了隋能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
（只有四川除外，但它与京都有一条相当完善的驿道相连）。我们现在没有
关于隋代船运的税、粮和布的数字，但大粮仓储粮充足，有几个成了隋末夺
权斗争的重要战利品。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
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
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
兵员。此渠还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国经过长期
的分裂后，最近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新君主在全帝国炫耀其财富和威严的
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条件；当然，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
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
系统延伸至杭州，举例来说，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
① 杨联升：《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特征》，收于其汇编：《中国学概览》（1969 年
），第203—0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36 页。
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①
如果运河系统的这些具体优越性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历史著作
却没有反映这些观点。《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605 年炀帝从
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蔑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
，
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
。所
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该书在文后列了向全国征用物品的清单，接着便是一段非常夸张的叙
述：
“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

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
对上述文字和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及近代史学家看到的运河系统的具体优
越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
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
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
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
（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
所引的文字中。
中国势力的继续扩张
由于隋代两个皇帝的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没有突然中断，所以我在前面已
对隋朝与几个国外民族的关系作了总的叙述。我论述了对占婆的入侵，它实
际上始于文帝而终于炀帝；论述了对付东突厥人的成就，但他们在炀帝时依
然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向西的扩张（包括征服吐谷浑和把他们赶出世代
居住的放牧领地）、对东中国海的远征和与日本的建交则是炀帝时代历史的
部分内容。虽然文帝在598 年对高丽进行了短期的灾难性的水陆远征，但他
满足于高丽统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绝再作进一步的干预。炀帝直到他最
后毁灭，一直对该地区怀有更大的野心，这将在后面进行叙述。中国历史中
通常的评价是：文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谨慎明智，而炀帝则任性放纵。但在
他们执政时期，边境有两种战争：一种是要确保东亚新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
支配地位；一种则出于掠夺的欲望或个人的猎奇心理。汉的中央政治和文化
秩序优于所有国家，这不但证明它理应防御，而且也证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
族受它的支配，根据这一古老的传统，前一种战争是师出有名的。后一种战
争规模和代价较小，同样是一种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传统，表现为帝国专
制君主纵情于猎奇和对异国珍奇的爱好，不惜让国家派兵出征。现在让我们
探讨这两种对外干预的行动。
① 马伯乐：《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4（1914 年），
第5 页。
② 《隋书》，卷24 第686—87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54—5 页。
流求
关于名为流求的岛屿的确切地点已有很多争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此名
称指的是台湾；赫格瑙尔和几个中国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隋代它是从
菲律宾远至日本的东中国海中所有岛屿的笼统名称。610 年，当炀帝最初派
军“平定”流求未遂时，他就指定将领在今浙江地区征募一支新的攻击部队。
隋军遇到顽强的抵抗。史籍记载两种远征结果：一、通常的凯旋之说。中国
军队得胜，打败并处决了流求王，中国将领俘获大量奴隶回国，奖赏和提升
得胜的将领；二、战败之说。抓获战俘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兵力过于扩散，
入侵兵将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们采纳何种说法，史籍一般都未说
隋准备在东中国海诸岛上郑重地或长期地建立政权。
日本
日本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自汉以来，它一直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文化
影响大部分通过朝鲜传入，它在那里有相当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日本诸
藩至少名义上向北方的主要王朝纳贡。当他们知道中国重新统一对，日本人
当然注意了解大陆新秩序的详情。开皇时期（581—600 年），日本可能已派
使节至中国，但第一个正式使节在607 年到达。使者称炀帝为“海西菩萨天
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他然后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
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对这种无意的冒犯深
为不快，于是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出现这种失礼，中
国人仍在次年派一级别相当低的使节去日本，他带回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
完整和准确的报道。使者显然顺利地离开，这时所发展起来的关系对于日本
的文化史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①
吐谷浑
在东突厥帝国全盛时期，吐谷浑早已是突厥人的附庸。他们在青海湖周
围有牧地，其地位于通往玉门关沿线一些卫戍市镇之南，几个世纪以来，他
们对这些市镇进行袭扰。608 年，他们受铁勒部的攻击，其可汗派一使者要
求臣服于中国并得到援助。炀帝派凶悍的宇文述率军前往“欢迎”。吐谷浑
一见这支欢迎的军队就四方溃逃。中国人发动进攻，取首级数千，俘获其首
领，并使男女约4000 人沦为奴隶。据《资治通鉴》记载，“其故地皆空，东
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①这次
“征服”与其他的征服一样，没有维持到隋的灭亡，这样，吐谷浑就必须由
后来的唐王朝再去对付了。
突厥
前面已经叙述东西突厥人的帝国分裂成两个独立和经常火并的帝国的情
况，这对隋朝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炀帝全盛时期，西突厥人对他似乎是一个次要问题，一个以少量代价
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他们当时所占的领土紧靠中国西部，但他们祖
先的辽阔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可汗处罗的母亲本是中国人，她留在隋都
充当人质和中国与西突厥人之间的调解人。610 年当处罗表现出独立的愿望
①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41 页。
时，隋帝采纳裴矩的意见另立一对立的可汗射匮，后者成功地把处罗及其骑
兵赶出其领地。处罗的中国母亲被派往他在西面的避难地，说服他来到隋都，
在那里受到隋帝矫揉造作的隆重接待。他带着一批随从在612 年前留在隋
都，可能被作为备用的潜在的对立可汗，用以对付东突厥人或向力量日增的
射匮挑战。处罗与其骑兵随炀帝对高丽进行第一次远征，因战功而受到厚赐。
炀帝希望在处罗故地重立他为可汗，但因隋亡而没有实现。
但占有大致相当于近代蒙古草原领土的东突厥帝国却对中国北方边境的
中部构成了威胁。如前所述，隋很早就开始修建和扩建长城；炀帝在607 年
建造或重建了一段漫长的呈L 形的长城；其较长的一段与黄河南北向的河道
平行，蜿蜒于今山西和陕西省之间；较短的一段大致沿山西北部边界由西向
东，与原来早就存在的长城相接。但要遏制突厥人，仅靠城墙是不够的，所
以炀帝不时采用一种或几种中国的传统策略：让突厥可汗的子侄住在隋都受
“教育”；让部落在中国领土上定居；和亲政策；封赠和废黜可汗称号；朝
贡和中国回赠礼物；定期在指定地点进行以物易物贸易（一般以中国的丝绸
换突厥的马匹）；各种政治阴谋。炀帝依靠的边境政策专家为裴矩，他利用
他在极西城镇张掖（甘州）和敦煌的任命，为其主公收集情报并成功地在部
落间施展阴谋，收买或威胁它们使之成为中国的臣民。607 至608 年炀帝在
西北和西部边境的巡行有助于说明隋朝与边境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裴矩的作
用。
607 年初期，当隋炀帝开始首次西北的巡行时，他先派裴矩前往敦煌。
炀帝来到长城西北段之内的榆林。他在那里的豪华的行宫接受启民可汗（前
已被裴矩争取到中国一边）和义城公主的朝见，可汗向隋帝呈献马3000 匹，
隋帝回赠丝绸13000 段。与这次高级的物物交换同时进行的是礼节性的互访
（隋帝幸启民的大帐），互赠礼物和互相致意。 608 年，炀帝准备极西之行，
裴矩作了周密的准备。隋帝的这次巡行是成功的。在陕西某地，他接见了高
昌王（他长期在突厥的影响之下）、伊吾吐屯设和西胡27 国的代表。据裴矩
的传记，这些臣服的民族“皆令佩金玉，被金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
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①
裴矩当然是炫耀中国富饶的种种表演的舞台监督。据记载，这些愚昧的牧民
为之嗟叹，隋帝大悦。
在这些措施背面，隐藏着隋的现实政治的具体目标之一。这就是进一步
削弱突厥人，不让他们与其东西的其他部落集团结盟，在可能时，还把他们
用作打击隋朝其他潜在敌人的力量。例如当605 年契丹侵入中国后，隋帝派
一中国将领率一支两万名东突厥骑兵的部队迎战。契丹人大败，其妇女和牲
畜被分赏给突厥人。608 年，突厥人准备参加中国人对伊吾的中亚绿洲的进
攻，该地一度是汉代卫戍集镇，位于穿过亚洲腹地的北路上。这一次突厥的
盟军显然没有露面，但隋军占领该地，建立新的要塞，然后留军驻守。这次
远征并无惊人的理由，而是为了使亚洲腹地各族在与中国人贸易时免除长途
跋涉之劳。
607 年，隋帝幸启民可汗之都，可汗因高丽国来了使者而陷于严重的困
境，于是尽力设法使使者朝见来访的隋帝。像潜在敌人之间秘密来往的这类
证据总是会使中国人惊慌不安的。裴矩建议其主公命令高丽使者：回国后告
① 《隋书》，卷67 第1580 页；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第97 页。
诉高丽王立刻亲自来隋廷致敬；如果不来，中国人将率领一支突厥军去严惩
他的可鄙的国家。牛弘立即奉命明确告诉使者。使者将此讯息带回本国，高
丽王拒绝作出表示臣服的应有的姿态。中国的权威受到蔑视；隋朝迟早必定
要使用大军去讨伐这一犯上之徒。
裴矩向其主公的建议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他认为高丽会很快屈服，
因而要让这个完全开化的地区恢复其相应的朝贡国的地位。另一种解释则是
他预计会遭到抵抗，但抵抗会很快被雇佣的突厥军粉碎，然后高丽可以成为
帝国的组成部分。他注意到汉代曾经征服过这一地区，并把它划分为三个郡。
他提醒炀帝，文帝曾试图征服高丽未遂，因为战地统帅无能。他指出高丽是
“开化”的，因此容易并入中华帝国，但此时他们竟派使者去向微不足道的
游牧的启民可汗大献殷勤！他虽然有广泛的经验，却没有关于东北的第一手
知识，所以没有说胜利是不可能轻易取得的。裴矩为人机敏，深受公认的价
值观念的熏陶，熟悉对立和冲突地区的情况，但他对他许诺会轻易取得胜利
的那个地区却完全不了解。
他计划中出问题的第一件事是未能实现使用东突厥雇佣军的打算。 609
年，听话的启民可汗来洛阳晋见时死在那里。其子始毕继承他被封为汗，同
时获得大量礼物并与一个中国公主结婚。但始毕远比其父精明；当裴矩开始
施展惯用的手法，又把始毕之弟树立为一敌对的可汗以削弱突厥人时，始毕
就转而与隋为敌，立刻停止前来隋廷。这样，对高丽的讨伐就由中国人独自
承担了，同时，中国人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安全的不稳定性正在增长。
高丽
在7 世纪初期，高丽国占有今辽河东部的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其国
都就在现在的平壤。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分成西南的百济和东南的新罗。北方
的王国曾向北魏及后来的北周、北齐纳贡。但为了对高丽侵袭辽河以西地区
进行报复，隋文帝在598 年发动了最后遭到失败的水陆进攻。高丽此时在军
事上是强大的，但它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更因其他因素（除了与东突厥人结盟
这一因素之外）而成倍增长和更加复杂化了。高丽以北是一个称为靺鞨的好
战的通古斯部落联合体，它参加了高丽渡过辽河的侵犯。辽河的下游为契丹，
它在605 年曾入侵河北，但如前所述，被中国人指挥的东突厥军所击败。但
契丹单独地或与它的不受约束的邻邦结盟后，依然是一个威胁。此外，已有
学者提出一种假设，远处西京的隋廷担心高丽在河北地区可能产生强大的军
事影响，因为从北齐时期起那里的分裂情绪远没有消失。①
炀帝的意图可能是等漫长的永济渠——连接中国心脏地区与北京的大运
河的主渠——竣工后才“讨伐”高丽。不管是否属实，永济渠于609 年竣工。
610 年，以富户为对象的战争特税开征，军事准备工作迅速进行，有庞大的
后勤支援的大军（《隋书》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支）集结在今北京地区的
涿郡。黄河平原的一次水灾淹没了40 个州，打乱了计划，并引起征募人员的
逃亡。但在612 年正月，隋帝及其将军和一支庞大军队准备从陆路进攻，而
水军则从海上进攻。隋帝举行了应有的祭祀（前文已予描述），并为此颁发
了冠冕堂皇的诏书。在诏书中，炀帝适当地以古代的圣贤统治者和伟大的帝
王为比喻，坚持隋朝具有美德、支配天下的力量和丰功伟绩。他严厉指责高
丽王拒绝臣服，为人奸诈，勾结契丹、靺鞨侵犯隋的领土，等等。①裴矩作为
战略顾问，随他征讨，杰出的工程专家宇文恺在辽河架了桥，大军向前推进。
所订的计划是迅速直逼高丽国都，但沿辽河东岸诸城顽强抵抗，直到夏末大
雨使军事行动不可能再继续进行。炀帝在8 月末撤军返回洛阳，据说损失惨
重。回都后惩办了几个战败的将领，并加强了他的统治。
613 年正月，他宣布第二次动员，并在夏初北行，打算第二次远征高丽。
宾板桥注意到了这一年早期国内叛乱次数增加这一不祥之兆；其中七次主要
集中在611 年黄泛受灾区。②炀帝又渡辽河，但在战斗中，传来当时的礼部尚
书并在永济渠南端负责一供应中心的杨玄感（杨素之子）叛变的消息。杨玄
感的叛变是重要政治人物中最早的背叛，而且它发生在离洛阳不远的帝国心
脏附近。炀帝派最优秀的将领宇文述从东北战场返回镇压叛乱。随之引起了
一场短暂但激烈的内战，杨玄感的军队战败，他的首级送
给在战地的炀帝，由他验明；但社会结构、税制、府兵制和供应制被严重破
坏。而炀帝竟宣布在614 年作第三次远征。从这次叛乱和下半年爆发的八次
分布得很广泛的叛乱来看，实在令人惊异。宣布前他召臣僚进呈意见，但据
《隋书》记载，竟“数日无敢言者”。①于是他在阴历二月又颁布诏书，但这
一次却带有自我辩解的语气。他说他一贯全心全意履行帝王的职责和致力于
武功；他引了（虚构的）商朝成汤五十二战的前例，此外又补充了东汉光武
帝的武功。他说他痛恨战争，对以前几次战役牺牲的生命表示悲痛，命令收
集和安葬战死兵将的遗骸，并建立道场，“恩加泉泽，庶弭穷魂之冤”。①
准备工作开始进行；尽管物资和马匹不足，许多应征士兵没有报到，隋军又
渡过了辽河。沿河据点再次固守，但隋军渗入了平壤的城郊。614 年较晚时
期，高丽王在严重的困境中派使者要求投降，使者随带一投靠高丽的隋将。
隋的先锋要攻取平壤和俘获高丽王，但被炀帝召回。炀帝再次命令高丽王到
隋廷表示敬意。但高丽王没有前来。炀帝又命令准备第四次远征，但此时国
内叛乱不断爆发，对外的冒险行动不得不到此结束。
促使炀帝再三进行这几次劳民伤财的毁灭性远征的动机是：他的帝国威
严和帝国地处宇宙中心的观念；他想恢复汉代光辉业绩的迫切愿望；他自认
为对所有敢于抗拒中国移风易俗的仁爱影响的人必能取得伟大胜利的想象；
他对裴矩和其他军人言之成理地提出的现实政治的考虑。他在重复发生的灾
难面前坚持讨伐的原因似乎是清楚的。但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是一个探讨的
问题。近来，约翰·贾米森总结了他本人、陈寅恪及其他学者的解释。这些
解释大致归纳如下：一、地形和气候有利于防御者。进攻的目标地形险恶，
部分地区森林茂密，那里夏季有倾盆大雨，随之严冬很快降临；入侵者的战
斗季节只是从4 月至7 月雨季开始之时。二、高丽的战略家由于熟悉地形和
以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备战，能够顽强地防御。他们防御的中心是从辽河河口
的安市附近往北延伸至东岸的一批有城墙的市镇。它们反复牵制围攻的军
① 《隋书》，卷4 第79—1 页。
② 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 年），第43 页。

① 《隋书》，卷4 第86 页。
① 《隋书》，卷4 第86—7 页；山崎宏：《隋之高句丽远征与佛教》，载《史潮》，59（
1953 年），第
1—0 页。
队，直至严冬的侵袭迫使他们撤退。三、从中华帝国首都至战场的距离是惊
人的，将近1000 英里；例如，杨玄感叛变的消息用了将近一个月才传给在战
地的炀帝。高丽在这方面取得有利条件。四、隋使用水军得不偿失而且愚蠢，
高丽则有良好的海防。②在唐太宗进
行灾难性的远征时，这些因素继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中国人说服和“协
助”高丽的南邻新罗开辟第二战线时，均势才发生了变化。
结局
隋炀帝先回到洛阳，然后在614 年阴历十月返回西京，他立刻下令在城
的西中门外磔裂投降高丽的将领。然后他企图像平时那样处理帝国事务。在
新的一年，即615 年，炀帝赐宴官员；据《隋书》记载，他接见了突厥、新
罗、靺鞨、契丹和亚洲腹地诸国的贡使。正月稍晚，他招待南方和东方诸土
著民族的代表，并分赐礼物。阴历二月，他在诏书中回顾了远征的劳累和破
坏，但敦促人民各安其业。他说，他们经历了所有苦难，“今天下平一，海
内晏如”。①但实际上帝国一片混乱。官兵在十几条战线作战，力图遏制和消
灭叛乱者。炀帝在建于太原附近的汾阳宫度夏。夏末北巡时，他几乎被始毕
可汗率领的东突厥军所俘，后来逃入雁门城。记载所述不一，有的说守城者
表现恐慌和不满，有的说有人轻率地提出逃跑或把敌人赶走。但附近的各刺
史显然得到勤王的命令。城虽然被解围，但炀帝却惊慌失措，他的信心严重
动摇；以后他越来越消沉了。
我们不清楚他当时了解帝国处境的程度，但帝国日益被无数地方叛乱者
控制。他的特殊的统治作风必然使其核心集团设法对他隐瞒全部严酷的事
实。根据一种记载，他的顾问一味对他含糊其词和不置可否，甚或干脆撒谎。
有一人因直言而在议政廷上被鞭笞至死。616 年夏，经宇文述的力劝，炀帝
乘新建的运河船队至江都。他留下官员负责北方，即帝国的中心，但他本人
则永不复返。他在江都最后的日子是忧郁的。他备受恐惧和猜疑的折磨，不
能忍受帝国的消息，更不能为帝国采取任何行动。617 年，他的两个孙子被
北方的对立叛乱者拥立为他的继承人，其中之一给他一个响亮的空头衔——
太上皇。618 年，他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杀，宇文化及是他父亲无情地取代
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赖的将领宇文述之子。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
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
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
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
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
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
政时也确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历史会肯定他的执政以及他追求豪华壮观的
欲望，这就使他的判断力不能发挥出来。那种骄奢淫逸的作风只能使阿谀奉
承之辈得势，而他周围确有这样一批人，这对他是致命的。远征高丽——这
种企图的目的我相信是合理的，即使是传统的——随着每次失败，却使他越
② 贾米森：《三国史记和统一战争》，第32—4 页。
① 《隋书》卷4 第88—9 页。
来越着迷，而着迷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及其统治的人民来说往往是
致命的。
尽管有着这次悲剧性的大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期，但在经历了最漫
长的大分裂时期之后隋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隋
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
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
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
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第三章 唐王朝的建立：
唐高祖（618—626 年在位）
隋朝末年义兵蜂起，公元617 年隋军中最强大的将军之一唐公也起兵响
应。唐公的军队进迫隋都，摧毁了它的防御，并夺取了京城。六个月以后，
他在那里建立了后来几乎延续三个世纪的新王朝，它与汉代并称为中华帝国
的两个黄金时代。由于隋代在差不多 30 年前已经结束了中国分裂割据的局
面，所以当李渊接着在全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权的时候，他幸运地继承了隋
王朝这一份大家业。李渊新王朝的制度便是在前朝遗留下来的坚实基础之上
建立起来的。
和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王朝的大多数叛乱领袖一样，李渊也不
是一个平民，而是一个出身显赫世家的贵族。他的先世可以确切无疑地上溯
到他的祖父，即作为八柱国之一的李虎：这八柱国是曾在6 世纪50 年代襄赞
宇文泰建立北周国家的主要将领。李氏家族在那个时候聚居在武川镇，它是
北魏的拓跋国家在长城塞内（今大同附近）的一个防戍据点，也是宇文泰的
老家。李虎的祖先尚未完全弄清。唐皇室自称，李虎祖父是李熙，他的父亲
是李天赐，这两人都是北魏（公元386—534 年）的著名军事将领，因此李虎
的家是出自西北著名的陇西李氏，也即是出自在5 世纪初年统治过甘肃西部
的西凉小王国的王族（西凉在公元420 年被匈奴消灭）。西凉的创建者李昞
原是汉代抗拒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也是当地著名的氏族之长，李广的子
孙在敦煌郡世代为郡守。西凉覆灭以后，它的末代国王之子李重耳逃往南部
中国，后来就在拓跋氏北魏供职，当了刺史。李熙据说就是李重耳之子。
唐皇室自订的家谱意在表明他们是出自汉代的名门，同时还是西北的望
族。可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唐代史书作为确切事实所提供的这个世
系，其实只是一个精心的编造。据认为，李氏家族同西凉王室毫无关系，也
同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它不过是中国东部家族的一个小支派，即河北赵
郡李氏：这个支派定居在拓跋氏北魏治下的西北，与非汉族的部落贵族实行
广泛的联姻。据认为，从李虎先祖中的两个人——李初古拔和李买得——的
名字可以看出，这两个人要就是袭用了汉族的李氏姓，要就是被赐姓李，而
他们的名则依然故我，也许是鲜卑族的。①
可是不管它的最初渊源何在，李氏家族在6 世纪下半叶却是极重要的一
个贵族。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其他赞助者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
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有着互相联姻的关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大
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公元557—561 年在位）。
他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公元581—605 年在
位）。他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一对夫妻在公元566 年生下了
李渊。②因此，李渊不仅是著名武人的后代，也不仅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
①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 年初版，在《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
71 年）中重印时作
了某些修订，见第109—17 页。陈氏的论据不是最后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尚无人
做出令人信服的
反驳。
② 关于根据近年来发掘的碑铭对于这些家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看冈崎敬：《隋赵国
公独孤罗墓志铭
考证》，载《史渊》，83（1960 年），第40 页上有一张很明晰的系谱图。
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他的母亲又同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
紧密的关系。
李氏家族还是最高品级的世袭贵族。李虎在北周之初的公元558 年被封
为唐公。他的儿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后者在公元572 年死后这爵位又传给了
六岁童子李渊。
隋王朝执掌政柄以后，李渊备受隋文帝的恩宠，而他与文献皇后的近亲
关系又使他能官居高位。李渊于公元581 年开始做文帝的侍卫——千牛备
身，后来陆续做过畿辅地区或中国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在炀帝时期，
他仍然做着许多重要的郡的郡守。后来被召还京师，委以殿内少监和其他朝
廷要职。
公元613 年他43 岁的时候任卫尉少卿，负责京师的兵器和兵器库，并且
在炀帝的第二次远征高丽时承担监管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之责。
也就在那一年稍晚的时候，即在三年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
于政府的杨玄感（文帝的主要顾问杨素之子）起兵于河南北部之黎阳，从而
爆发了反隋的第一次大叛乱。①
杨玄感本人好文，喜欢结纳文学宾客之士。他也和李渊一样，是隋帝国
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是远亲；他官至礼部尚书，而且在远征高丽之
初就受命在隋军的主要供应基地黎阳督运军需。杨玄感尽管出身于有特权的
贵族门第，他也沿袭了他父亲同文帝及炀帝之间的猜忌和恶感，而且他也像
当时和后世的人那样都深信，杨素是炀帝在公元606 年授意毒死的。在讨伐
吐谷浑的那一次失败的战役中，他就曾被人劝阻不要参加公元609 年的叛
乱。这时他认为他身处群情鼎沸之地，而这种不满情绪是公元611 年黄河大
水灾的后果，也是公元609 年征发民工修筑北段运河（永济渠）引起的百姓
的痛苦和炀帝远征高丽之役从灾区征调了大量农民的行动造成的。早在公元
613 年初期，今山东省黎阳之东就已连续爆发了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了人
民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炀帝本人的广泛不满，便纠集叛军向东都洛阳
进发，并将它围困起来。
隋炀帝被迫放弃对高丽的征讨而集中兵力平叛，叛军被优势官军迅速平
服。杨玄感被俘虏并被杀害，他的家属和随从也无情地被杀戮殆尽。这次叛
乱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
可是就在那一年，叛乱仍是此伏彼起，频频发生。不少于八起武装起义
的消息从各个不同地区传来。李渊从东北被调往陕西治军，以保卫通往京师
的要道。在西北，一个名叫白榆妄的叛乱者引起了甘肃的骚乱，从而破坏了
隋朝骑兵所仰赖的国家的马匹放牧场地；另外，在公元613 和614 年叛乱也
在邻近京师西面的扶风郡发生。这些小叛乱都很快被扑灭，但它们的残余分
子仍逍遥法外，而且随着政权和秩序的进一步瓦解又爆发了许许多多或小或
大的纷乱和叛乱（见地图3）。
公元615 年和616 年李渊又接受了另一军事要职，这一次是在河东（今
山西省北部），他平定了当地许多股匪，而且胜利地抗拒了突厥人对边境的
侵犯。为了酬赏勋劳，炀帝于公元617 年初提升李渊为太原留守（李渊自公
元615 年以来即屯驻太原）。他的指挥部即设在晋阳。
这时，炀帝自己南下去他的行都——江都，他对北方大部分地区已失去
① 见布目潮风：《杨玄感的叛乱》，载《立命馆文学》，236（1965 年），第91—5 页。

有效的军政控制。李渊的新任命不过是在事实上确认他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内
已经行使的军事权力罢了。①但是，直到此时为止，李渊仍是隋王朝的忠心耿
耿之臣和极有价值的支持者。
① 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 年），第79—0 
页。
夺取政权的经过
在李渊接受新任命于晋阳的时候，由于隋炀帝的糜费无度，滥征徭役，
以及屡兴讨伐高丽之师和防御突厥人卷土重来所造成的大量伤亡，天灾人祸
交困，引起了广大人民和许多隋朝官吏的强烈不满。群盗蜂起，叛乱很快遍
及全国（见地图4）。当不断加剧的叛乱警报频频传到太原府的时候，李渊
的朋友和军事顾问们纷纷认为隋朝统治已危如累卵，都劝他趁机起事，创建
新王朝。
李渊几乎处于一次领导有成功把握的叛乱的理想地位。他的家世和人望
都无可挑剔：他是一个与皇室攀亲的贵族，而且在他51 岁之年已侍奉过隋朝
两代皇帝而达到他漫长而顺心的宦途的顶峰。他是中国北部产生一个个王朝
统治者的那个社会精英集团中的一个成员。作为太原留守，他有强大的军事
和战术上的优势地位，因为他所控制的这个地区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实际上
是坚不可摧的，可以很方便地从这里对长安（隋大兴城）和洛阳这些传统的
政治中心发动进攻。
李渊还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的欢心，这是因为约在公元614 年有图谶预言
李氏当兴，继起为王，而且这说法已在民间家喻户晓。至少李密所领导的另
一支反隋叛乱便是受了这一预言的影响。李渊也知道有此民谣，因为它已在
晋阳人民中间传开。①
由于姓李，李渊自然也受到隋帝的猜疑。公元615 年一位术士警告皇帝
说，有一李姓者不久当为天子，因此隋炀帝在全国大杀姓李的人；这样的清
洗包括他的最高级将领在内，例如有权势而门族强盛的李浑及其一族的32
人便都被清洗；其他远亲被放到边地。李渊也一定知道他在隋朝的位势已岌
岌可危，也知道隋王朝既然明显地处于日薄西山的境地，他很有可能自建王
朝，代之而兴。
李渊那一代人对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们背叛前朝而
改事新朝的。李渊和李渊的同时代人的思想上忠于社会秩序远甚于忠于一家
一姓的某一王朝。因此，在公元617 年阴历五月他动员了他太原府的军队，
并开始向京师进发。
令人有点感到惊异的是，李渊在太原起事中的作用的程度和性质，只是
到最近时期才有新发现。按照新、旧《唐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传统
说法，李渊是一个碌碌无能之辈，而且暮气沉沉，胸无大志。相反地，他的
次子李世民（公元617 年时17 岁）倒被说成一位高超的军事领袖：有魄力，
有进取心，英明天聪。因此，后来成为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李世民
在这些记载中就成了创建唐王朝的大功臣。
按照正史的传统说法，公元617 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李世民
就已开始与刘文静共谋反叛大计（刘文静时为晋阳令，但因涉及与反叛者李
密联姻而被隋炀帝下令囚系狱中）。李世民会刘文静于狱中，想发起一个运
动以统一有不满情绪的人民，进而一举扫荡已处于垂死状态的隋王朝。当李
渊第一次听到这种想法时未十分在意；他毕竟与隋的帝室有姻亲关系，何况
又是王朝的主要捍卫者。但是，李世民赂嘱晋阳宫监裴寂把炀帝的晋阳宫女
① 《资治通鉴》，卷183 第5709 页。见宾板桥：《关于民谣中的李氏兴王之说》，载《
美国东方学会学报》，
61（1941 年），第272—73 页。
弄来陪侍李渊，而没有告知她们的身分，以此迫使他父亲表态，当李渊得知
他卷入了这一罪当处死的行为时不得不同意了他儿子的计划，勉强地起兵发
动叛乱。传统的叙述还强调指出，在后来夺取隋朝都城的战斗中，李世民在
导致唐朝胜利的军事战略和领导才能方面，功劳都高人一等。
历史学家近年经过对正史中所记关于此事的材料重新加以研究后，得出
了新的结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
造出来的。根据其他材料，特别是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
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的某些偏见和
歪曲之处做出订正。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府人，是唐王朝建立的目击者。
他的翔实记述着重指出，正是李渊本人策划了太原叛乱，也正是他的英明统
率使唐军在夺取隋都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温大雅笔下的李渊不同于传统史
书上的李渊；温大雅的李渊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
略家。根据《起居注》的说法，十几岁的李世民不仅在叛乱事件中只起到次
要作用，甚至他在王朝建立中的贡献也并不多于他的长兄，即后来成为太子
的李建成。温大雅的《起居注》告诉我们，甚至在公元617 年中太原起事之
前，李渊已开始图谋不轨。另外，激起李渊雄心的事件也是一清二楚的。最
早发生在公元616 年的一件事是当时李渊受命剿捕太原地区的盗匪。太原这
个地方在传统上又与传说中的圣君唐尧联系在一起，因为传说尧曾在一个名
之为唐的地方住过。唐还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虽然像诸如此类的爵位那
样，国公的爵位也无统治领土的实权。当唐公李渊接受新任命时，他认为他
的爵衔与职务的巧合简直是天降吉祥。②第二年他当了太原府留守时，李渊对
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
祸将斯及。”③《起居注》还提到民谣《桃李章》及该民谣关于下一个中国统
治者将姓李的预言对李渊的影响，因为《起居注》引用李渊的话说：“吾当
一举千里，以符冥谶！”①
公元617 年阴历五月初，李渊传谕给在山西南部供职的长子李建成和四
子李元吉，叫他们就地再招募军队，同时命令次子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也在
太原招兵买马。他们在十天之内招募了几乎一万人，屯驻在晋阳的兴国寺。
李渊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清洗他班子中的不稳分子。当李渊被任命为太
原府留守时，隋炀帝给他指派了两个副手——王威和高君雅——来协助他，
这无疑是为了监视他。李渊曾经利用他们暂时离开太原的时机而为自己征募
了兵马，但他认为他们会马上对他的招兵买马起疑而向隋帝报告。因此，他
把建成和元吉召到太原来以后，在五月十五日借口两个副手潜引突厥人入寇
太原地区而逮捕和杀害了他们。②
① 见宾板桥：《温大雅：唐代历史的第一位记录者》，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17（1
937 年），第368—74
页；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台北，1955 年），第1—9 页；李树桐：《唐史考辨》（
台北，1965 年），
第1—8、 276—09 页；福井重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载《史观》，63.4（1961 年
），第83—8
页。
②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毛晋《津逮秘书》版（此下简称《起居注》），卷1 第
1 页。
③ 《起居注》，卷1 第3 页。
① 《起居注》，卷1 第15 页。
② 正史和《资治通鉴》的传统说法，把这次行动归功于李世民。但温大雅指出，逮捕这两
个副手的军队实
可是，在李渊能够放心地发动战斗以前，他必须对付东突厥人——这是
在戈壁南北居住的一个极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此时横行于中亚并控制着从辽
宁到蒙古的长城以北的地区。在隋朝末年，东突厥是亚洲北部睥睨一切的势
力，自从公元613 年以来，中国西北部出现的许多叛乱者都向突厥称臣，以
取得突厥人的支持。东突厥的始毕可汗则分别给这些叛乱者封以皇帝或可汗
的称号。他也给叛乱者供应士卒、武器和马匹，希望从隋朝的覆亡中谋取利
益。③公元615 年后期，当隋炀帝定期巡狩长城的时候，东突厥人在山西的边
疆城市雁门围困炀帝达一月之久，①而且不久前还几次入侵山西和太原地区。
公元617 年，他们又加强了压力，这次是与刘武周勾结在一起；刘武周在617
年初已在山西北部自己称帝，并已被突厥领袖封为可汗。当李渊逮捕他的两
位副将时，突厥在撤退之前曾进抵晋阳城下。
很明显，李渊在能率领叛军前进以前，他必须先解除东突厥人及其盟友
进攻他的后方的后顾之忧。他因此写信给始毕可汗，诡称他之起兵意在恢复
帝国的秩序，使能重建中国人和突厥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会对
各方面都有利。他与可汗达成了协议，即如果他赞助唐兵义举，始毕可汗可
取得全部为唐战斗的战利品。这个协定是由刘文静谈判的。②
李渊力排他的顾问们的意见，用了下对上行文的“启”字，辞气甚恭；
这表示，他和其余某些叛乱一样，可能已决定在名义上成为突厥人的藩属。
但是，当始毕可汗要求李渊拒绝效忠炀帝而应自己称帝时，李渊却予以谢绝。
相反地，他告知可汗，他准备拥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杨侑当时已在隋
都）。不管李渊之向东突厥人称臣是真是假，双方确是建立了某种友好关系，
因为在他离开太原的前夕，始毕可汗赠送了1000 匹马，后来又给了他几百名
士卒和另外数千匹马。
一旦处理完了东突厥人的问题，李渊就建立了他的军事战斗组织——大
将军府。他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太原附近隋朝的文武官员。李渊的大部分军将
在开始时都是由于这些官员的支持才得以征集并得到供应，因为他们原来都
是隋朝鹰扬府的军官，现在只不过把他们的士卒转手交给李渊指挥。①晋阳宫
监裴寂也以隋宫仓储中的大量粮秣、武器和甲胄供应唐军。
公元617 年阴历七月初，李渊和他的两子世民与建成率军三万从太原出
发，而命另一子元吉留守太原。他们的目标是隋大兴城；此地是一个古都，
并且是陕西南部关中地区的战略要地。
唐兵遇到隋军的强烈抵抗，并且在通向潼关要塞的汾河流域途中被夏季
的大雨所阻，李渊下令他的军队暂停前进。②他现在接到了河南洛阳附近一位
际上是由另一位将军统领的，虽然他们名义上是归李世民节制。见《起居注》，卷1 第9 
页。
③ 下面略举几位得到突厥人支持的主要叛乱人物：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
和高开道。另外
尚有许多次要叛乱人物。
① 根据正史，这事又涉及李世民。但李世民此时只是一个15 岁的男童，而按照温大雅所
说，恰恰是李渊带
兵解了炀帝之围。见《起居注》，卷1 第1 页。又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第49 页注
82。
② 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第99—00 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217 页。
① 见布目潮风：《李渊集团的构造》，载《立命馆文学》，243（1965 年），第27—9 页
。此文重印于布
目潮风的《隋唐史研究》（东京，1968 年），第112—49 页。
② 根据温大雅的《起居注》（卷2 第12—4 页），李渊的军队为大雨所阻，当时他正在等
候突厥人已答应
送来的马匹，而且还担心谣传的刘武周计划对他太原根据地的袭击，所以他曾准备放弃他
的远征，只是被
叛乱领袖李密的书信，③要求二李结成同盟。李密出身西北贵族，原是隋朝的
一低级官员，现为李渊的强劲对手之一。他早年原为杨素的门生，公元613
年离开隋都后参加了杨素之子杨玄感的叛乱。他在杨玄感战败以后逃走，炀
帝撤往南都后，从公元616 年起他成了在洛阳周围地区的诸叛乱集团联盟的
领袖。当他建议与李渊结盟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和河北的南部。
李渊担心的是，如果李密知道了他的计划，他会阻止他向大兴城进军。
他因此写了一封卑辞和违心骗人的书信，说他是隋朝的忠义臣民，他之所以
起兵只是为了重新建立秩序，而且矢口否认他有比做唐国公更大的野心。与
此同时，他还假劝李密自己努力取天下，他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
今司牧，非子而谁！”李密被这封信吹捧得昏昏然，因此应允李渊向隋都进
发而不加阻拦；但这个决定使李密后来为之后悔无及。①
公元617 年约阴历八月中旬大雨已停，唐兵在突厥可汗送来的两千马匹
和五百军士的援助下，迅速打破了隋军在霍邑的抵抗，并继续向南推进。②
阴历九月，唐军抵达黄河，他们留了一部分人马围住扼守从山西和汾水通往
陕南平原这一要道的隋兵据点蒲州，其余兵马则跨河而进。当他们渡河的时
候，他们遇到了大队隋军，即予以击溃。这时潼关以内的重镇华州的州官投
奔李渊，他把永丰仓献给了唐军，至此，通往大兴城的道路已被打通。
当李渊进入京畿地区的时候，又有由李渊之女李氏（柴绍之妻，后为平
阳公主）和他从父弟李神通在京师周围招募的几千名士兵前来投靠。他的女
儿已经纠集了一支大军，她用的办法是在大兴城附近散财，以收卖从其他更
加动乱的地区逃来的民众的心，另一办法是与京畿地区的群盗和叛乱者结
盟。阴历十月，联合起来的唐军号称拥众二十余万，在大兴城外扎下了营寨。
③
围困了首都以后，李渊精心部署了最后的攻击。当最后攻击约于五个星
期以后发动之时，居民开始有挨饿之虞。公元617 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李建
成的部下雷永吉的部队攻破城墙，夺取了城市。④李渊曾严令保护隋朝皇室的
安全。然后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炀帝的年幼的孙子杨侑被立为傀儡皇帝（称
隋恭帝），虽然唐兵的将军们都要拥立李渊自己为帝。早已逃往南都——即
长江岸上的江都——的隋炀帝则被上了一个太上皇的虚衔。
次年初，李渊又对东都洛阳大举进攻。①公元618 年阴历五月二十日，即
他下令逮捕两名副将和太原顺利起兵一周年之际，李渊废黜了隋朝傀儡幼
帝，自己登极成了新朝的开创之主。李渊——以后我们即按他的谥号称之为
他的诸子劝阻才未下达撤退命令。
③ 李密的传记，见《旧唐书》（卷53）和《新唐书》（卷84）及《隋书》（卷70）。关于
他的政权，见
布目潮风：《李密在隋末叛乱中的动向》，载《史学杂志》，74，10（1965 年），第1—
4 页；经增订收
于《隋唐史研究》，第53—0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84 第5743 页。
② 《起居注》，卷2 第13—4 页。据温大雅所述，在霍邑之战和唐兵夺取大兴城的整个战
役中，李建成和
李世民都是唐军的带兵将领。但是在两部《唐书》中，李建成被贬低，而突出了其弟李世
民的作用。
③ 《起居注》，卷2 第25 页。
④ 《起居注》，卷2 第27 页。又见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第19 页；李树桐：《唐史
考辨》，第279—80
页。
① 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263 页。
唐高祖——按其世袭封号而改国号为唐。依照历来习惯，他选自己的年号为
武德。虽然唐高祖也建都于大兴城，但他易名为长安，此又为汉代及以后南
北朝时期许多位于附近的王朝的古都名称。高祖的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
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元吉封为齐王。
唐王朝对全国控制的扩展
此时，唐王朝已占据了隋都城、陕西（关中）和山西（河东）的部分地
区。但是，这依然是许许多多地方政权中的一个政权而已。它也不是唯一称
帝的政权。在隋末唐初有两百多个叛乱组织互相打来打去，不过其中只有10
支人马有可能建立稳固的政权和问鼎中原。其余叛乱者不过占据小城镇，俟
机投靠可能的胜利者，只想至少捞取一些地方权势。许多地方仍然受制于隋
朝的文武官吏，这些人或者是仍然忠于炀帝，或者只是想保持他们的地方势
力。在另外一些地方，当地绅士阶层也起兵反对盗匪和内战，他们准备随时
支持那些能给该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人。唐高祖的任务是一方面尽量取得这
些小叛乱者、隋朝官员和绅士领袖人物的支持，一方面就是摧毁他的主要对
手们的力量。他达到第一个目的的办法是，他精明地又搞大赦，又搞封官许
愿，又搞特赏；而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他不断扩充自己的兵力，精心地予
以部署。
总的说来，唐朝的绥靖工作实施得相当克制。那些率部带着领土投降的
人以及许多在战场上被打败的人，都被给予特赦。甚至有些叛乱领袖已被处
决，但其随从一般都给以宽大处理。战败的军队被吸收进唐军，而重要叛乱
领袖的军队也往往在原来军官的带领下原建制地参加唐军。①这就无疑地使得
叛乱领袖们甘愿转而效忠唐王朝。隋朝地方官吏大多除授原官，而某些地方
性的盗匪或叛乱领袖的事实上的权力又常常因被任命为唐朝的刺史而被合法
化了。②由此可见，唐高祖力图获致原来叛乱领袖的忠诚，同时又使地方行政
一般地有延续性，使法律和秩序得以维系而不坠。
除了委以地方官职之外，唐朝皇帝还给效忠者以其他刺激。每次战斗结
束之后他都很细心地犒赏他的军队。③他也对投降的叛乱分子大加赏赐，并且
常常封以爵衔。他对某些重要的叛乱领袖甚至赐以李姓，由此给予这些人以
很高的荣誉，使他们在朝班中位居前列。④尤其重要的是，一旦从前的敌手参
加了唐朝的政府，唐高祖就明确地显示了他用人不疑的宽大胸怀。之所以有
很大数量的人向唐王朝投降，其原因不仅在于唐王朝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
量，而且也在于唐高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能宽容、豁达大度和值得信赖的统
治者的形象：他只想宽恕别人和忘记一切，以求恢复中华帝国的和平。
公元617 年后期紧接着夺取大兴城之后，唐王朝立即开始了征服中国其
余部分的军事活动。战斗一直延续了十多年，但主要的抗拒力量已于公元624
年初期制服。奉命外出讨伐叛乱的唐军称为行军。他们不是常备军，而是视
情况需要而特设的军队。建立这种部队的办法是：在地方或地区两级的老百
姓中征兵；另外也吸收打败了的敌军部队；后来还动员唐王朝的民兵部队。
唐王朝在长安建立政权的时候，国内的主要敌对势力有如下几股。在京
畿西北，位于唐王朝根据地能够随时予以打击的距离以内的是甘肃叛乱者薛
举①（公元617—618 年）的势力。在长安以北，位于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是突
① 例如可见《起居注》，卷2 第16 和23 页。
② 例如可见《旧唐书》，卷69 第2521 页和卷57 第2301—302 页；《起居注》，卷2 第
19 页         。
③ 《起居注》，卷2 第15—6 页。
④ 《资治通鉴》，卷187 第5840 页。
① 传记见《旧唐书》，卷55 第2245—247 页；《新唐书》，卷86 第3705—707 页。
厥的藩臣梁师都②（公元617—628 年）。在山西北部的为刘武周③（公元617
—622 年），他被始毕可汗赠以可汗之封号并已自己称帝。高开道④（公元617
—620 年和621—624 年）控制今北京地区，自称为燕王。河北的中部和南部
在窦建德⑤（公元611—621 年）手中，他于公元617 年建国称为夏，自己称
帝。魏公李密（公元617—618 年）原追随杨玄感，已如上述，他控制了河北
南部和洛阳以东的河南地带。洛阳本身则被隋军将领王世充⑥所占据，他是公
元618 年阴历五月后以一个隋朝傀儡皇帝的名义实行统治的。公元618 年初
炀帝被弑以后，扬州周围和淮河及长江流域的隋王朝残余部分被弑君者宇文
化及⑦所控制，他也是以隋王朝的另一名傀儡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江苏和
浙江沿海是李子通⑧（公元615—621 年）的地盘，南京地区长江流域则建立
了杜伏威⑨（公元613—621 年）和辅公祏⑩（公元613—624 年）政权。南方
政权中最富强的政权是自称梁帝的萧铣①（公元617—621 年），他控制了整
个长江中游和大部分南部中国。上述每一位领袖都采取了某种措施以稳固地
控制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并且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最初对唐王朝的军事挑战来自西北的叛乱者薛举，他从公元617 年年中
以来控制着大部分甘肃地区，并且自己称了皇帝。他曾经想自己夺取京师，
但受到了这一年被突厥人支持的另一叛乱的牵制。当唐军夺取隋都的时候，
他的军队已进抵渭水，并且占领了附近的扶风，此地原为早期爆发两次反隋
叛乱的地方。公元618 年初，李世民被派率军赶走了盘踞扶风的薛举军。他
轻而易举地打败了由薛举之子薛仁果统率的军队，把他们往西赶到了甘肃边
境，但李世民马上回师首都，没有乘胜追击。薛举于是计划与突厥军及另一
叛乱分子梁师都（他的根据地在陕西北部鄂尔多斯沙漠的边境地带）结成联
盟，准备向大兴城进发，但是唐高祖用贿赂突厥领袖莫贺咄（他后来以颉利
可汗著称）的办法挫败了这个计划。这一年的晚些时候，薛举又单独从西北
向长安推进，他重创了派来抵抗他的刘文静的唐军以后，又去夺取首都。对
唐军来说很幸运的是，薛举在公元618 年阴历八月计划发动攻势的前夕突然
病故。其子薛仁果继续其事业，但薛仁果同他父亲的那些老臣宿将的关系闹
得很紧张，因而叛军内部士气低落。他从长安地区撤退，以巩固他在西部地
区的地位。公元618 年的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果的位于京师西北
甘肃边境的泾州营寨。战败后，薛仁果的许多军官带着士卒投奔唐军，他也
不得不迅即投降李世民。他被解往长安处决。唐王朝在西边的主要威胁已被
解除。次年，甘肃的另一叛乱首领李轨②也被俘，这就最终巩固了唐王
② 传记见《旧唐书》，卷56 第2280—281 页；《新唐书》，卷87 第3730—732 页。
③ 传记见《旧唐书》，卷55 第2252—255 页；《新唐书》，卷86 第3711—713 页。
④ 传记见《旧唐书》，卷55 第2256—257 页；《新唐书》，卷86 第3714—715 页。
⑤ 传记见《旧唐书》，卷54 第2234—242 页；《新唐书》，卷85 第3696—703 页。
⑥ 传记见《北史》，卷79 第2660—664 页；《隋书》，卷85 第1894—898 页；《旧唐书
》，卷54 第
2227—234 页；《新唐书》，卷85 第3689—696 页。
⑦ 传记见《北史》，卷79 第2654—658 页；《隋书》，卷85 第1888—892 页。
⑧ 传记见《旧唐书》，卷56 第2273—275 页；《新唐书》，卷87 第3726—728 页。
⑨ 传记见《旧唐书》，卷56 第2266—268 页；《新唐书》，卷93 第3799—801 页。
① 传记见《旧唐书》，卷56 第2263—266 页；《新唐书》，卷87 第3721—724 页。
② 传记见《旧唐书》，卷55 第2248—252 页；《新唐书》，卷86 第2708—711 页。
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
可是，东北平原——即河北—河南地区——的军事形势却是最后决定唐
王朝究竟成为一个地方政权，还是能够统一全国的因素。唐王朝还只控制了
甘肃、陕西及大部分山西地方：它拥有隋帝国的政治上和战略上很重要的西
北地带，但其人口还不足隋代的1/4。在隋代，大平原上的河北和河南是中
国最富庶之地，它们养活了中国全部人口的半数以上。与此同时，淮河流域
和华中的长江流域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粮食产地，而运河的兴建则把这些地区
和京师连接了起来。沿着运河航线，在河南和河北南部建造了几个大粮仓，
以贮存粮食和备转口运输之用。它们都是早期几次叛乱攻击的目标。对于一
个想重新统一全国的王朝来说，牢牢地控制富庶的东部平原是绝对不可少
的。唐高祖的最强大的四大对手——即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和窦建德—
—占据了这个地区的关键地带。
隋朝将领王世充于公元617 年年中被炀帝派来防守他的东都洛阳。当炀
帝于618 年初期被他的将军宇文化及刺杀于江都的消息在这一年阴历五月到
达洛阳时，王世充拥立炀帝的另一幼孙杨侗继位为隋朝傀儡皇帝，和李渊所
立的傀儡皇帝一样，也称为恭帝（已见上述）。虽然叛乱者李密经过长期努
力而仍然未能夺取洛阳，但他控制了洛阳周围的许多地方，包括重要基地黎
阳在内，而且还继续威胁着洛阳本身。当在南方拥立另一位隋朝王子为傀儡
皇帝的宇文化及率军从江都北上向位于河南北部的李密的主要基地黎阳城进
发时，王世充用计想使他们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王世充的洛阳政
府宽恕了李密，作为回报，李密应与王世充共同反对刺杀炀帝的人。李密必
须保卫他的黎阳基地，同时他还相信，他能很好地利用这一缓和的关系，最
后除掉王世充并控制整个河南—河北平原。因此，他接受了特赦，经过在洛
阳的一段时间的调解以后，他率军对弑君者打了几次胜仗，摧毁了后者的大
部分军队，并且强迫他向北撤退到大明府。
王世充因而越来越关心李密日益增长的势力；可是李密受他的主使而得
到从宽处理，在洛阳又获致高官，并且对宇文化及连打了几次胜仗。公元618
年阴历七月，他借口据报有人阴谋反对他，在洛阳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突
击，清除了他的政敌，把李密拒之城外。虽然李密曾经击退宇文化及，并迫
使他从黎阳地区撤退到河北南部，但正如王世充所希望的那样，他的兵力在
战斗中消耗过多。王世充在这时很细心地在洛阳集结了军队，他抓住时机猛
烈地向李密已经削弱的军队发动了攻击。根据一项记载，王世充有一个士兵
酷似李密；王世充命将这士兵绑缚起来，在战斗高潮中他把这士兵展示于李
密军前，李军便溃不成军。李密既已彻底战败，此时只得逃往长安托庇于唐
王朝了。唐高祖在公元618 年阴历十月接受了李密及所率残部的投降。①
王世充战胜李密之后，得意扬扬，野心勃勃。他现在已完全控制洛阳，
于是便任命了一批高级官员，其中包括隋朝大臣苏威。公元619 年阴历四月，
他废除了傀儡隋恭帝，自己取而代之，改国号为郑，并且建年号。最初，王
世充因在战场获胜而得以实际上主宰河南全境，但后来由于他自己残暴不仁
的统治和唐军的压力不断加大而引起的内部纷争，使他不断失利。公元621
年初，他被迫退至洛阳城下，李世民围城，并迅速使城中陷于断粮之境。王
① 《资治通鉴》，卷186 第5813—817 页。
世充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他这时想同他的叛乱伙伴窦建德结成联盟。
窦建德是最早起兵反隋的叛乱者之一，他是在611 年拿起武器的。到了
这时，他胜利地占有了河北北部和山东的广大地带，并于公元617 年在这里
自称夏王，建都于河北南部的洺州。他的政权因秩序良好，他本人又礼贤下
士和生活简朴而被人称道。公元619 年初，他俘获并斩杀了刺杀隋炀帝的宇
文化及——此人先曾逃离李密，后来又从唐军手中逃脱。这一年稍晚的时候，
窦建德驱军过河北西南部，打败了唐高祖之从弟李神通所领的唐军，并占领
了原属李密的强大据点和位于河南北部的黎阳仓。他曾受到王世充的攻击，
因为王世充认为他之占领黎阳是对自己领土的威胁，但是，他们双方又感到
有暂时联合起来的必要。窦建德认识到，唐王朝如果攻取了洛阳，会使它在
东北平原上获致重大的军事优势，从而会危及他自己的生存。他因此同意带
领一支部队去救援这座被围困的城市。
李世民的策略是先攻较强大、但因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的窦建德，在打
败了窦建德之后再去对付王世充。公元621 年阴历五月，李世民大胜窦建德
军；窦建德本人负伤，并在战斗中被俘。当窦建德于四天后被押到洛阳城下
时，王世充已别无他路可走，只有投降唐军。这一次违反了唐高祖一般宽待
被俘对手的政策，窦建德在解往长安后被斩首，王世充则在放逐的途中被杀。
归根到底，唐高祖在争夺东北平原的斗争中比他的敌手们占有很大的优
势。山西和陕西是很可以闭关自守而在军事上比较安全的地区，他在这里能
够保存实力，蓄积资源和静待对手力量的耗竭。反之，河北河南地区的叛乱
者所处之地无天然防线，并且处于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之下，这种军事压力
来自互相征讨，也来自日益强大的唐军对他们的进攻。他们被迫将很多力量
用于防御。甚至要在几条战线上分散兵力。结果，他们不能彼此发动有效的
攻势，特别是对唐军不能发动这种攻势。
攻占洛阳和东北平原的结果使国内的力量对比最后变为有利于唐高祖，
因为他清除了他的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几位敌手。但是，强大的叛乱军队无
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还在活动，而且时不时地有反对唐朝新政权的新集团
参加他们的行列。在作为唐王朝老营的山西北部，刘武周建立了一个叛乱政
权，它在公元622 年以前一直困扰着太原府地区，他一再以突厥人为后援，
入侵太原地方。
但是，对唐朝政权构成最严重的新挑战的却是在东部平原崛起的力量。
窦建德的党羽由于害怕遭到他们原来领袖同样的命运，他们在公元621 年后
期在河北发动叛乱，其领袖是窦建德原来的一个将领刘黑闼。这次叛乱在公
元623 年初被平息，但这只是在刘黑闼重新从唐军手中夺回了东北平原大片
土地以后的事。①甚至在这一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河北北部也依然在另一叛
乱分子高开道的控制之下：此人一度于公元620 年降唐，次年又叛乱，最后
于624 年才被除掉，被他的一个军官所杀。
不管怎样，全帝国还是逐步地落入了唐王朝的永久统治之下。公元621
年后期，前梁朝的皇室成员和自立为梁帝的萧铣（他自公元617 年起即控制
了湖北的大部分、湖南、江西和广东，因此是中国南部最强大的统治者），
在长江中游他的首都岳州投降了唐军。②紧接着，拥有浙江和江苏南部广大地
① 传记见《旧唐书》，卷55 第2258—260 页；《新唐书》，卷86 第3715—718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89 第5934 页起以下诸页。
域的李子通降唐；他是被另一准备降唐的叛乱分子杜伏威打败才投降的。公
元622 年，占有山西北部的刘武周被他原来的庇护人——东突厥人——所
杀。随着高开道之死于河北和辅公祏的建康政权在公元624 年的最后被荡
平，对唐政权的大规模抵抗已不复存在。唐高祖于是宣布正式大赦天下，并
为他的统一而安定的帝国颁布了新律令。③
③ 全文见《册府元龟》，卷83 第30—1 页。
对内政策
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有时被形容成一个平庸之君和一个勉为其难的政务
家，把他说成很喜欢畋猎游乐，而不屑做令人厌烦的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像
他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那样，唐高祖精于骑射，当然就喜欢狩猎，过着活动
量大的生活。他也被他朝廷中清教徒式的儒家人物们批评，说他极尽声色之
好。作为皇帝，他有时确以个人爱好和憎恶来任免官职；有一次，他因赏给
他的宠幸一个官职而使朝廷群情哗然。①
后来的批评家们批评他对人偏私不公，批评他易听朝中的闲言碎语或者
后宫的妇人之言。他确实爱发脾气，有时过于专断并急于下令施罚。例如公
元619 年，他怀疑他太原时期最早的支持者刘文静有谋反嫌疑，就立即将他
处死。②
可是，他的这些性格特点不会使他的灼然可指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黯
然失色，因为他重建了一个强大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国运绵延几乎
达三个世纪之久。唐王朝在高祖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
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 世纪的中国
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
—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中央政府和官僚体制的形成
唐高祖在战火纷飞的内战中要重建一个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会
遇到很大的困难。例如，在公元617 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
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③隋朝的国库和仓储本
来几乎空无所有，后来由于唐高祖喜欢大赏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虚。在
最初，很难吸引适当的人选来政府供职，这一迹象表明，许多人怀疑唐军能
撑持多久，所以宁可等到内战形势更明朗的时候。但是当唐王朝逐步扩大的
领土统治权显示了它的军事力量，恢复了它的财政地位并渐渐获得民众信任
的时候，这些困难就逐渐被克服了。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结构承袭了隋代所用的三省制度。这个制度包括门
下省和作为决策及顾问机构的内书省（后来改名中书省）以及作为主要执行
机构的尚书省。隋朝覆灭以后，这三省的组织形式尚未达到后来那样精确分
明的程度，它所属的各官署的职权常常是重床叠屋，或者未予严格划分。在
高祖统治的初期，这个体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导致了行政混乱，高祖
有时得亲自颁布诏令，而不是经过正常的官署渠道办理和发布。可是，三省
制度逐步被合理化，在唐太宗中叶，每一省的职能都得到明确的分工：中书
省知制诰；门下省有封驳之权；尚书省及其六部则负责施行。①
唐高祖时代的中央文官体制比起唐代后来的规模来说是很小的，它在最
高层相对地说也是不拘礼仪的，这反映了皇帝本人及其所任命的官吏之间出
① 《资治通鉴》，卷186 第5834 页。
② 《旧唐书》，卷57 第2293—294 页；《资治通鉴》，卷187 第5861—862 页。
③ 《唐会要》，卷56 第961 页。
① 见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57 年），第39—1
 页。
身大致相仿。因为高祖在建立新朝代的过程中还感到把握不大，因此他任命
的行政班子都是最信得过的人：他的密友；太原起事和攻占隋都中的他的老
臣宿卫；他的亲朋故旧。高祖的12 名宰相中，不少于8 人都同隋室或唐室有
姻亲关系。②高祖的很多最高层文武官员都是他的太原军事幕僚中的旧部。③
事实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级官员不外乎由下列三种人组成：他们作为隋朝的
官吏，有老经验；或者是北周、北齐或隋代官吏的子孙；或者是以前各朝代
皇室的遗裔。因此，唐王朝的秉政对以前各朝各代的统治精英集团没有形成
重大的挑战，更不能说它是一次社会革命。①
唐高祖的朝政被很少数高级顾问所把持，其中大多数人的出身与唐王朝
创建者相同，并且在他的叛乱初期诸阶段和他有牵连。不庸置疑，他的朝臣
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是裴寂（公元569—628 年）。②裴寂原为前朝一个刺史的
儿子，幼孤，被其兄抚养长大。他在隋炀帝手下任过许多职务，最后做了晋
阳宫副监，唐高祖便是在这里起事的。裴寂在唐王朝建立的最初阶段中提供
了宝贵的帮助，他所得的酬劳也甚为可观。高祖登基以后，他被任命为右仆
射，知政事；终高祖统治之世未尝去职。但他没有什么将才，在绥靖战争中
经常吃大败仗。③但是，高祖厚待裴寂，视之为个人至交，经常给与各种赏赐，
甚至在视朝时引与同坐。这种个人联系又因高祖之第六子纳裴寂之女而更加
牢固。
朝中另一位大权势人物是萧瑀（公元575—648 年）。④他是后梁明帝之
子、隋炀帝皇后之弟，在隋代历任很多官职，隋炀帝当太子时授太子有千牛
之职。隋朝末年，他任职于西北诸州镇，曾在此地抗击过甘肃叛乱者薛举。
高祖攻取隋都以后，萧瑀纳土来降，被酬以殊勋。从公元618 年至623 年，
他先是内书令，而后又与裴寂同为尚书省仆射。萧瑀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行政
官员，对同僚持严厉批评态度，总是苛求于人，被许多朝臣所厌恶和惮服。
但是，唐高祖很重视他，重用他，让他和裴寂一起制定了于公元624 年颁布
的行政法。
第三位大臣是命运不济的刘文静（公元568—619 年），①他在高祖治下
或许有同样显著的功业。他是太原起事的坚决支持者和定策人之一；在唐高
祖第一次组织政府时，他任门下省纳言（侍中）和宰相。可是，在公元618
—619 年的多次绥靖战役中，刘文静证明善于带兵，结果他和裴寂之间产生
了个人恩怨。唐高祖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权的不忠，于是采纳了裴寂之言，即
② 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 年），第29 页。对高祖及其子女
婚姻关系的异常
详尽的研究，又可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314—67 页。
③ 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载《东洋史研究》，25.1（1966 年），第
3—5 页。此文重
印于《隋唐史研究》，第154—67 页。
① 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第1
5—3 页。又见《剑
桥中国史》第4 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载芮沃寿
与崔瑞德编：《对
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第47—4 页；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
，载《对唐代
的透视》，第105 页。
② 传记见《旧唐书》，卷57 第2285—289 页；《新唐书》，卷88 第3736—739 页。
③ 见《资治通鉴》，卷187 第5867 页；司马光干脆称他为懦夫。
④ 传记见《旧唐书》，卷63 第2398—404 页；《新唐书》，卷101 第3949—952 页。
① 传记见《旧唐书》，卷57 第2289—294 页；《新唐书》，卷88 第3733—736 页。
应该把他作为对唐王朝潜在的危险而清除掉。刘文静在公元619 年阴历九月
被处决，这一事件几乎从最初起就引起所有历史学家对高祖的批评，认为他
偏听偏信了不实之词，对恩信诸臣没有一碗水端平。
陈叔达（公元635 年卒）②本是南朝陈宣帝（公元569—582 年在位）之
第十六子，在隋炀帝时曾任门下省给事中，后被外放。在唐军进攻隋都时他
参加了唐军，成为唐高祖的幕宾。从公元619 至626 年，他又历任门下省纳
言和宰相之职；虽然对他的政治作用不太清楚，但显然这是高祖推行政策用
心良苦的一个例子，即他要在最高层职位上尽量容纳各主要地区的代表性人
物。陈叔达似乎广为庇护了愿意投效唐朝政府的南方文学之士。
隋室成员杨恭仁③曾率领隋军镇压过杨玄感叛乱。他是一丝不苟的一位诚
实正直的官吏，与炀帝朝中大臣不合，因而被派往河南去镇压盗匪。他被打
败，便逃往江都，接受了弑君者宇文化及的任命。杨恭仁在河北作战时被一
交战的叛乱领袖逮住，后者把他送往长安以示投效之意。唐高祖对他非常好，
封他为公，从公元619—623 年任他为纳言，此后三年又做了内书令。因此，
他从619 年至626 年是当然的宰相。他在朝中以行乎中庸见称，是一位秉性
温厚、不贪财贿、一丝不苟的人物。但是重要的是，他体现了隋政权的延续
性。这一点因下面的事实而更加突出：继任他为纳言的是隋炀帝朝中的两位
大臣，即一为裴矩（从624 年到625 年在职），①一为炀帝著名的顾问宇文述
之子宇文士及（从625 年到626 年在职）。②
与正直诚实的杨恭仁截然相反的是唐高祖的最后一位主要顾问——封伦
（封德彝）（公元568—627 年）。③封伦为隋朝一刺史之子，也是北齐显宦
的后代；他是河北地区的东北部人。他在隋文帝末年拜在杨素门下，杨素委
他为内史舍人。到了炀帝时代，他结纳虞世基，历史学家都责备封伦，说他
败坏了炀帝的政府，加重了法令的苛酷和蒙蔽上聪。封伦随炀帝游幸南方，
结果变成了宇文化及弑君的党羽。宇文化及任命他为自己政权的纳言。但是，
当宇文化及败在李密手下时，他和宇文化及之弟宇文士及逃往长安，投降了
唐军。虽然唐高祖最初对他怀有敌意，但封伦以“密计”赢得欢心，并被任
命为中书侍郎。后来，他还升任中书令（前后两次：公元620—661 年；623
—624 年），还带宰相衔。从公元621 年到623 年，他当上了民部尚书这个
关键性的职位。
封伦后来还当了唐太宗对王世充作战的顾问，在此以后他表面上继续支
持太宗。但他完全是个投机分子，因为在争嫡的斗争中他似是又秘密地帮助
过唐太宗的敌手。但无人知晓此事，直到他在公元627 年死后才露了马脚。
他把此事瞒得密不透风，甚至唐太宗在即位以后还任命他为右仆射（公元626
—627 年）。
尽管封伦被后世儒家道德派历史学家所诟病，尽管人们在把他与魏徵等
② 传记见《陈书》，卷28 第372 页；《南史》，卷65 第1589 页；《旧唐书》，卷6 第
2363 页；《新唐
书》，卷100 第3925—926 页。
③ 传记见《旧唐书》，卷62 第2381—382 页；《新唐书》，卷100 第3926—927 页。
① 传记见《隋书》，卷67 第1577—584 页；《北史》，卷38 第1387—393 页；《旧唐书
》，卷63 第
2406—409 页；《新唐书》，卷100 第3931—934 页。
② 传记见《旧唐书》，卷63 第2409—411 页；《新唐书》，卷100 第3934—936 页。
③ 传记见《旧唐书》，卷63 第2395—398 页；《新唐书》，卷100 第3929—931 页。
大臣相比时对他大加贬抑，但他也显然有他的才干。他在投唐以前就有了长
期在政府当顾问和在决策机构中工作的经验，而且据说，他在民部尚书任内
的作为还颇得当时人士的赞誉。
以上就是唐高祖周围少数顾问中的主要角色，他们部是参与最高决策的
人。当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考察唐高祖时代的高级大臣时可以清楚地看出，
他们大多数人都与唐皇室出身相类似。大多数人都是北朝和隋王朝的世家大
族。高祖治下的45 名显宦中，有27 人曾仕于隋，大多数人都在高位。其余
人中的大多数之父与祖，或者在隋朝做官，或者在隋朝以前的朝代做官；只
有四个人的先世曾给南朝效劳。①后来唐太宗皇室的近侍集团也大致是这个比
例。②
人们也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对政府统治精英中的各个地方集团作过平
衡的努力，特别是要避免发生成为隋王朝特点的西北人士占优势的情况。③
如下所述，这种人事上显著的继承关系还与基本政策上同样的继承性相
配合。
唐王朝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是它的力量的一种源泉。它的成员
们绝大多数都有从政经验。大部分高级官员都与皇室有关系，这有助于加强
唐王朝的统治，而他们所体现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广泛性则能消除全国不
同人士的疑虑，从而促进国家的重新统一。
中央政府对乡村控制的扩展
对于外地的行政，唐高祖建立了州以取代隋代的郡。这仅仅是个名词的
改变，因为隋代本身早在公元589—607 年间也已使用了州的名词。县仍然是
州治下的下一级行政单位。州、县的长官分别定名为刺史和县令。我们不能
确知武德年间有多少州，但是据说，唐高祖想对原来的叛乱者、隋朝官吏和
唐军的勋臣宿将酬以官职，他建置了多于隋代（190 州）一倍多的州，而且
也大大增加了县的数目。①可是皇帝沿用隋代的办法，仍然把地方官员的任命
委之于中央政府中的民部。
地方行政单位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马上恢复正常的文官统治。
唐高祖时代军事活动不断，皇帝在他统治的大多数年代中把他的国家置于严
格的军事控制之下。他不仅需要维持12 支大常备军以保护都门锁钥，而且在
全国各地建立了总管府（公元624 年以后称为都督府）。②这不是什么新发明，
① 布目潮风的《隋唐史研究》（第153—97 页）对统治阶层进行过深入而充分论证的分析
。
② 可是，在他的文学馆中有很大一批南方人。见福泽宗吉：《文学馆学士》，载《熊本大
学教育学部纪要》，
1（1953 年），第40—4 页。
③ 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第87—20 页。
① 据《唐会要》（卷70 第1232 页），公元627 年有州360 个。《资治通鉴》（卷192 第
6033 页）开列了
这一年的州名，但此表有许多不合理的情况，比如它包括了7 世纪后期才建立的州，所以
没有反映627 年
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唐高祖时代甚至建立了更多的州、县，总数远远超过了隋代的一倍
。《旧唐书·地
理志》（卷38—1）很详细地反映了唐高祖年间地方行政的变化，但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试图
重新整理出这
一复杂而变动不定的情况。很清楚，有许多建置是在公元618 年以后，但又约在624 年后
陆续裁撤，而在
唐太宗的627 年大加裁并。
② 《唐会要》，卷68 第1192 页；《旧唐书》，卷38 第1384 页。后者说它们建于边境或
战略要地。
因为隋朝就建立了这种兵制，而许多叛乱者在隋朝末年的战乱中也曾自号总
管。总管府有43 个，地位在该地区文职之上，对境内的一切军事问题拥有全
权。它们的辖境很大，每个总管府能号令数州；最大的总管府称为大总管府，
所号令之州达39 个之多。
除了这些总管府之外，政府在唐朝初年还建立了地区的机动行政组织（行
台）：它们位于陕西东部、山东和四川，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冲。它
们主要是战地政府机构，临时成立起来以协调地方行政和落实政府的政策。
这些行台都被委给唐王朝最可靠的支持者节制；李世民本人就曾主管过两、
三次行台之责。一旦正式行政机构开始顺利运转，行台在几年内便撤消了。
唐王朝还不失时机地设置地方军事部队，使之提供可靠的、以地方为基
础的人力资源，以满足王朝的军事需要。他们在这方面所沿袭的政策可以上
溯到西魏于公元543 年所作出的决定，即征调地方兵力来补充它空虚的部
队。在关中的京兆地区建立的府有261 个。①在唐王朝初建的数年内，当兵马
倥偬之际，这些关中的府兵被置于保卫京兆的12 个军的统领之下。十二军在
高祖末年被解散之后，这些府兵仍被保留了下来，但改归保卫京师的卫来领
导。②尽管关中是中国最军事化的地区，有些地方据说是十男中有九人服兵
役，但全国其他地方也建立了府，总数最后达到633 个。
每一个府都有一整套军官编制，并按很严格的军事方式组织起来。它们
的规模有三种：每个单位或800 人，或1000 人，或1200 人。隋代在公元590
年曾公开下令，所有以地方为基地的士兵应直接置于当地文官的管辖之下，
唐代则与此不同，它把府作为单独的军事单位，不过士兵们也要在平民户口
中注籍。但唐代也有继承隋代政策的方面，即把这些地方部队直接置于京师
控制之下。为了保证对他们的控制，唐王朝下令，府应该轮流派送兵士去长
安服兵役。公元636 年，这些地方部队又改名为折冲府。到了这个时候，中
央政府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全中国，它能信赖这些自给自足的地方部队，因为
任何单个的府都很小，已不能对朝廷构成威胁，但却又是能召之即来的可靠
的人力来源。①
树立财政权威和形成偿付能力的努力
唐王朝草创之际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征集资财以供军需和支付日益增
多的官僚的俸禄，因为唐朝的行政控制已遍及全国。最初，唐军掳掠的战利
品和从隋王朝的金库及仓廒中所猎取的财物成为唐高祖收入的主要来源，但
是很显然，政府的财政收入得有比这更持久的措施才行。
公元618 年，皇帝制定了一个制度，使京城或各州的官署能拥有一定数
量的资金，以便投放于贸易或放贷取利。这些钱交由通常是商人出身的特殊
的“吏胥”掌握，由此取得的利益用于政府支付官吏的俸金。也就在这一年，
皇帝又开始为京城和各地方的官署设置职分田，使其地租成为它们现任官吏
的薪水的一部分；又设置了公廨田以提供官署的管理经费。这种以田地作特
① 据《新唐书》（卷50 第1325 页）说有261 个府；《唐会要》（卷72 第1298 页）说有
361 个府。
② 《新唐书》，卷50 第1324 页。
① 见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1939 年），第9—0 页。
殊基金来支付官吏薪俸和办公经费的办法是取法于南朝的经验。②
作为获致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方法，在公元619 年和624 年的法律中，
唐高祖恢复了由国家控制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均田制度，这是在北魏时期
建立的一种制度，后来在北朝和隋代都一直沿用。这个制度的细节将在本书
下一章予以讨论，建立这个制度的用意是要根据成年男性纳税人的年龄和社
会身份保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并限制个人手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和他
们自由处理土地财产的权利。①与此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一种直接税制，即租
一庸一调制，它规定每一个登记在籍的纳税人都得支付一定数量的谷物、布
匹，并定期服劳役。可是在唐高祖时期，租庸调制在全国的实施程度和贯彻
这一税制的阶段尚未充分弄清楚。但应该注意，唐高祖的基本财政政策是严
格模仿北朝的，因而不太重视非农业部门的经济。在中国南方已司空见惯的
货币税，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这整个制度对所有纳税人的税务负担采取一
刀切的办法，而不管他们的实际处境和他们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如何。②
自从汉代灭亡以来，隋代第一次试图给中国北方提供一个可行的货币制
度，但事实证明，它是很不够的；在隋朝后期随着公共秩序的瓦解，伪造货
币之风十分猖撅。其结果是，人民使用各种商品以取代钱币。公元621 年，
皇帝开始铸造其大小、轻重和成色都划一的新铸币。新币取名为开元通宝；
终唐之世它都是法定货币。③
虽然在8 世纪以前唐代并未对商业课税做过系统的努力，但从唐王朝建
立之初它即对贸易实行严格的控制，特别对首都和各州城这些大市场更是如
此。除了从隋代传下来的长安的三大都会市场以外，皇帝还命令各州及都督
府自设官办市场。为管理京师和地方大城镇市场所设的官被称为市令；市令
负责维持秩序，登记所有商店，监督度量衡，决定批准的价格表，保证出售
货物的质量。④
唐高祖也继续实行隋朝的发展水利和运河体系的政策。公元624 年在陕
西建成了一套给水系统，它引黄河水浇地八万多英亩，次年在陕西建造了一
条漕运运河，它有助于京城的物资供应。①
法典的编定
当唐高祖最初起兵太原时，他颁布了一系列宽厚法令以缓和隋炀帝那一
套严刑峻罚；而在公元617 年攻取了大兴城以后，由于他想赢得城内人民的
忠顺，他迅速公布了一套只有12 条条款的很简易的法令，大约是仿汉高祖的
约法三章，作为其新王朝开始的一种宽厚姿态。这些法令减少了处死的罪行，
只限于凶杀、暴力抢劫、开小差和叛逆等行为。②公元618 年正式建国，他立
即增加了53 条法令，它们都是取自隋文帝的开皇行政法与刑法，取代了后来
② 见菊池英夫：《关于南朝田制的一个考察》，载《山梨大学教育部纪要》，4（1969 年
），第1—4 页。
① 关于这个土地制度，可看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 版（牛津，1970 年），
第1—页。关于
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献材料，见该书所开列的书目。
② 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4—8 页。
③ 同上书，第66—0 页。
① 《唐会要》，卷89 第1619 页；《册府元龟》，卷497 第7 页。
② 《旧唐书》，卷50 第2133 页；《资治通鉴》，卷184 第5762 页
隋炀帝的严苛而繁杂的法律。③隋律是公元581 年“新法”（完成于583 年）
的修订版，它的渊源很多，分别来自北魏、晋、北齐和梁朝的法律。也是在
618 年，皇帝任命了一个高级委员会来编纂唐王朝的大型刑法和行政法法
典。它于公元624 年阴历三月呈上御览，四月份颁行天下，被称为新武德律；
它极像开皇律，也包含有500 条款。因此这部初唐律令大致上是经过隋代合
理化处理三国南北朝时期的法律的成果，并无多少新内容。不过，这个委员
会不仅包括隋代大理寺的原来正卿，也至少包括两位显赫的南方人，因此它
也做了一些努力来吸收南方行政实践中的特点。④
除新武德律以外，呈交给皇帝的还有一套行政法——即30 卷令；还有行
政细则——即14 卷式，它使高祖建立起来的新型政府和制度有了法律效力和
一个标准的法典形式。正如皇帝在颁行它的诏书中所说，“永垂宪则，贻范
后昆”。①在这一点上唐高祖确实是成功的：由他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唐律，除
了略有修订外，一直到14 世纪都具有权威性，而且为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国
的第一部法典提供了样板。至于在中国本身，根据定期修订的法律精心制定
行政法律程序的活动一直是唐代在下一个世纪所关注的大事。
考试制度和学科制度的建立
唐高祖究于何时重新推行隋朝的科举制度，这个问题尚不清楚，但是到
了公元621 年，竞争各种功名的士子已云集于京城应试。②可是，如果认为科
举考试在唐朝初年有很大影响，那就错了。第一，那时中式的士子与唐朝全
部官吏的数目相比为数极少。第二，虽然唐高祖时代有几位高官曾在隋代中
过举，但那些在唐代中举的人当时还很年轻，在他们的宦途中开始时尚处于
下僚。高祖时代的顶层官僚之所以取得这样的位望，通常是由于他们要么与
皇室沾亲带故，要么在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曾建功立业。如果他们也有人有
了功名，那纯然是巧合。最后，贵族的权势还十分强大，许多官员是靠祖荫
得的官。
为了满足那些想应科考的人，唐高祖在长安重开了隋代的三种学校，即
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所有这些学校都着重教授经书。它们最后都受公元
627 年开办的国子监的管理。公元626 年，它们总共只有学生342 名，他们
几乎都是皇室、贵族和品级最高的官员的子弟。只有最低级的四门学才除外，
略有放松。①公元624 年，唐高祖下令在各州县一律设立学校。②
管理宗教集团的有力措施
③ 《旧唐书》，卷50 第2133—134 页。
④ 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1933），第12—3 页。
① 《唐大诏令集》，卷82 第470 页。
② 《新唐书》，卷44 第1163 页；《唐摭言》（《丛书集成》版），卷15 第159 页。见
福岛繁次郎：《唐
代的贡举制》，载《中国南北朝史研究》（东京，1962 年），第58—5 页；戴何都：《〈
新唐书〉选举
志译注》（巴黎，1932 年），第160 页。
① 《唐会要》，卷66 第1157 页；《资治通鉴》，卷185 第5792 页。
② 《新唐书》，卷49 下第1314 页；《资治通鉴》，卷185 第5792 页；《唐大诏令集》
，卷105 第537 页；
《全唐文》，卷3 第1—页。
在三国南北朝大分裂时期，道、释二教变成了颓废官吏阶层哲学的和宗
教的主要寄托。这种宗教也在平民百姓中广有徒众，而且创立了道士、僧尼
的巨大宗教社团。它们对历代的中央政权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是由于以
下几点：它们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土地、寺院和庙宇，拥有珍贵金属所制
造的圣物；宗教社团的成员实际上宣布不承担对国家、自己的家庭和社会的
一切责任，因而使国家蒙受大量的人力损失；在寺院土地上作为农奴劳动的
依附家庭和依附男女数目庞大。
随着隋代的重新统一中国，特别是在唐代，儒家思想又变成了官吏们关
心的大事，因为他们现在正全力巩固他们在这新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
内的权力。释、道、儒为了取悦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而展开了尖锐的争夺人心
之战；在唐朝初年，这三方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朝廷上展开激烈的辩论，由皇
帝亲自主持其事。
公元621 年和624 年，太史令、中国的保守派代言人傅奕在奏疏中攻击
佛教为外来的和有害的宗教，因为它把数以万计的男女都诱入不参加正常社
会活动的歧途，因此他请皇帝在中国废除佛法。③唐高祖自然不愿对如此声势
浩大的佛教进行干预，不过佛教和道教拥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这不能不
使他像前人那样产生忧虑和担心。
直到公元626 年阴历五月，皇帝才采取有效措施反对佛教，同时他也设
法对道教组织实行了更大程度的国家控制。他限定了京城和各州的佛寺和道
观的数目；在京城，他把佛寺的数目从120 个减到3 个；道观从10 个减到1
个。各州只许各设一座佛寺和道观。凡不真正属于宗教组织之僧尼，均应着
令还俗。①这些指示几乎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行，因为它们在三个月以后撤消，
那时李世民攘夺了政府的权力。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唐高祖的丧失权力可能
同他对佛教和道教采取高压措施有关。我们至少知道，李世民的随从人员在
他掌权以前就曾在文字和口头上为佛教辩护，所以这足以表明，李世民及其
一伙当时正在争取全国佛教信徒的支持。②
③ 《唐会要》，卷47 第835 页；《资治通鉴》，卷191 第6001—002 页。见芮沃寿：《
傅奕与对佛教的
抵制》，载《思想史杂志》，12（1951 年），第33—7 页。
① 《唐会要》，卷47 第836 页；《旧唐书》，卷1 第16—7 页；《记古今佛道论衡》，
载《大正新修大
藏经》，卷52 第381 页。
② 见芮沃寿：《唐太宗和佛教》，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第245—46
 页。
唐王朝与东突厥的关系
唐高祖之治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
但是在唐代初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内的敌手，而是来自一个外族政权
——东突厥人。唐高祖充分了解唐王朝还处于军事软弱的地位，所以经常贿
赂东突厥人不要侵犯唐朝领土，也不要他们帮助已宣布成为突厥附庸的那些
叛乱者。他在位期间，给突厥可汗大量送礼是常例。但是，唐高祖的收买政
策并不十分顺利，因为突厥人索贿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派往长安的使者并
不尊敬皇帝，反而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唐高祖被迫
允许东突厥的使节们刺杀了西突厥的曷萨那可汗；后者从前曾向唐王进贡，
此时正在长安。不仅如此，东突厥人还勾结北方各叛乱者再次进犯中国。
在计划于公元619 年初期进犯中国的前夕，始毕可汗死了。他的儿子尚
未成年，因而由他的兄弟接任为处罗可汗——他不久于620 年死去。处罗可
汗由另一兄弟颉利可汗（公元620—630 年在位）继位，此人在高祖年间和唐
太宗初年被认为是唐王朝的大患。
公元622 年，颉利率领号称15 万人的大军进犯唐王朝原根据地太原，但
被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统兵击退。突厥人屡屡进犯京城长安的周围地区，形势
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京师在公元624 年后期不得不实行戒严。根据传统的记
述，高祖曾认真地考虑把都城迁到更安全的地方以避突厥人之锋，他并且派
过一个官员去勘察新都几个可能的地址。①次年，原已于公元 622 年解散了
的12 个军又重新建立，以便对付突厥人的威胁。公元625 年年中，颉利可汗
又率大军再次攻击太原，使唐军受了很大损失。甚至在高祖统治的最后几个
月内，东突厥还在攻打北方边境，因此皇帝不得不命令地方官员加固城垣，
多挖护城河，严加防备。
虽然唐高祖历来受到后世种族中心论的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说他
在唐朝初年屈从于突厥人；虽然他的收买政策未能挡住突厥人接二连三的进
犯，但他确在王朝危急的时期成功地买得了安全。这个喘息时机，首先使唐
军在进入隋都时免除了腹背受敌之虞，后来又使唐军巩固了在陕西的力量。
它还使唐朝能够在太子建成的指挥下开始筹划北方边境的防御工作，这虽然
不能完全阻止突厥人的入侵，却为汉人在唐高祖在位的余年坚强有力地抗拒
突厥人的进犯打下了基础。
① 传统的史学家指出，经李世民劝阻，这一计划未付诸实施。见李树桐：《唐史考辨》，
第55—0 页。
玄武门之变和内禅
与唐高祖逐鹿的群雄纷纷败于战阵，朝廷上也已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宁
静的气氛，这时以太子建成及支持他的幼弟李元吉为一方，以建成之弟李世
民为另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即已潜滋暗长的仇恨终于表面化了，并且发展为
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建成和元吉两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
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
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
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例如，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
—1086 年）就深知当时的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有偏颇不实之语。①
到了公元621 年，李世民由于战胜了窦建德和王世充而声誉骤隆，太子
建成则因大部分时间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未能树立同样的声望。也就在
这一年，唐高祖把李世民的地位提高到全国其余一切贵族之上，命他掌握东
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命他开府洛阳。李世民立即组成一个听命
于他的约有文武官员50 人的强大的随从人员集团，其中许多人来自东北部平
原原来已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他开始向太子建成的高于他人的地位挑战
了。②
李世民很可能也从其他方面威胁建成。公元621 年他设立了自己的文学
馆，其中有十八学士当他的国事顾问。文学馆的创办很可能提醒太子建成，
世民有继登大宝的野心。③
从这时起，建成想方设法挖李世民的墙脚，把后者班子中的几个人调往
别的岗位上去。①与此同时，他招募两千多名少壮人员来增强他在长安的力
量，这支力量称长林兵，因为他们驻扎在太子住地东宫内的长林门附近。建
成与他的反李世民的同盟者元吉还获得高祖后宫中许多妃嫔的支持，他们在
不间断的宫廷阴谋中在皇帝面前给他们说好话。另一方面，李世民因有军务
经常不在首都，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没能成功地得到支援。但他却在洛
阳的军政官员中建立了支援的基础，以此来与太子建成在长安的优势相抗
衡。②
最初，太子建成的策略进行得很得手。可是公元624 年阴历六月，原任
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谋反。据说，有人曾劝杨文干应为太子建成
起兵并拥立太子为帝；是时太子正留守京城，唐高祖则住在离宫。阴谋被揭
露，太子建成和杨文干分别从长安和戍地被召赴行在。当高祖的使者到达时，
太子建成拒绝了一位部属劝他夺取帝位的进言，反而前往行宫请求皇帝宽
恕。可是，杨文干却举兵反叛。按照史书上的某些记载，唐高祖答允立李世
民为太子，并派李世民和另外几位将领率兵去讨伐杨文干；官军一到，杨文
干即为其部下所杀。
① 《资治通鉴》，卷184 第5738 页《考异》；《资治通鉴》，卷190 第5960 页《考异》
。
② 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89—56 页，特别是第218—49 页。
① 布目潮风在他的《隋唐史研究》（第296 页起以下诸页）中讨论了太子建成以下的这些
安排。
② 《旧唐书》，卷69 第2515 页。关于建成与世民敌对双方各拥有的支持者的问题，见陈
寅恪的《论隋末
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12.6（1952 年），第1—4 页；章群：《论
唐开元前的政治
集团》，载《新亚学报》， 1.2（1956 年），第290 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134
—35 页。
与此同时，太子的支持者李元吉、后宫的妃嫔们和宰相封德彝（封伦）
等人成功地掩饰了整个事情的真象；而且尽管太子的几名顾问和李世民的至
少一位随从都被放逐，李建成仍被遣回长安当太子。有些历史学家很怀疑李
建成是否真正与闻这次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
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党罗织起来的。①
唐高祖曾想法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
脱离直接接触，并且曾作过某些微弱而不成功的努力以弥补他们之间的裂
痕。但是，他陷入了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而
不能自拔，每一方都设法诋毁对方，而唐高祖本人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
又极端摇摆不定，对他们的态度看来取决于他们各自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
同时，局势也急转直下，直到最后以兵戎相见。
到了公元626 年，李世民对李建成和李元吉耍弄花招所取得的成就越来
越惊恐不安，因为后二人意在使皇帝反对他，并且想挖空他的一帮人马。杨
文干事件后不久，唐高祖得知李世民的觊觎之心日渐增强，他便召李世民进
宫并明白地告诉他，他不可能从高祖本人那里得到什么帮助。②李世民的两个
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己因建成和元吉玩弄阴谋而被开革。他的将
军尉迟敬德被建成和元吉雇人行刺，几乎丧生，而当他后来被他们在朝中诋
毁时又是经李世民说情才免于一死的。当突厥人于公元626 年初入侵边境
时，经建成提议，元吉被派往抗御突厥人；他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
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建成和元吉并且厚赂李世民的关键人物，希望他们倒
戈相向。唐高祖似乎并不反对他们搞这些名堂。最后，据说李建成想毒死李
世民，虽然对行事的时间——甚至对这个事件本身——都一直有人争论不
休。
一个时期以来，李世民的最有影响的官员们曾敦促他对他的两个兄弟采
取强硬的立场。但是，他在制订进攻性策略时行动是缓慢的。可是，他谦恭
下士，慷慨大方地笼络了洛阳地区的地方军事精英人物（豪杰），而且用自
己的一千人马警卫着这个城市。可能他是在想，如果一旦被迫逃出京城的话，
他可利用洛阳做避风港，或者用它作为反对建成和元吉的基地。
最后，刺激李世民采取行动来反对他的兄弟们的事件终于出现：据他的
探子报告，他们计划在李世民送元吉出征突厥人之际将他杀害。这时，他秘
密地把扮成道士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他的营地以协助他制定计划，同时，
他又贿买玄武门禁军将领常何，使之听命于己。玄武门位于长安北面城垣之
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由于它地处冲要，所以禁军都驻扎在它的左近，
以负责防止任何敢于政变的尝试。①
阴历六月初三，李世民谎奏说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唐高祖即对此事进
行按验。次日早，高祖的一个妃嫔把李世民对他们的控告通知建成和元吉，
① 有若干证据表明，太子建成是被诬罔的。见《资治通鉴》，卷191 第5986 页《考异》
。李树桐走得更远，
他认为传统记述都是唐太宗的支持者及后世史家——特别是许敬宗所精心编造出来的。可
是在《隋唐史研
究》（第276—81 页）和《玄武门之变》（载《大阪大学教育部集录》，16[1968 年]，第
29—2 页）中，
布目潮风反驳了这种看法，但他并未提出具体理由。
② 《资治通鉴》，卷191 第5990 页。唐高祖告诫李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
求。汝求之一何急
耶！”
①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40—43 页。
他们便决定不去朝廷而径自去见皇帝求情，因此打马直奔皇宫，想为自己辩
护。
可是正在这时，李世民领12 名②心腹部署在他此时已控制的玄武门阵
地。当建成、元吉到达宫门入口处玄武门时，他们被伏兵袭击。建成被李世
民砍死；元吉则被李世民的军官尉迟敬德所杀。建成和元吉的随从于是对玄
武门发动攻击，但当两位被杀主子的头被拿来晓示众人时，他们的攻门努力
便即刻瓦解了。
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不久，唐高祖表现了颇不利于李世民的态度：他曾允
许把李世民的几个要员调走，同时他也默默地看着建成在京城发展部队，使
它的人数明显地多于李世民的部队。①紧接着玄武门的事变，李世民派了他的
可靠的将军尉迟敬德（即唐高祖前不久要处死的人）去向皇帝报告政变的结
果。据说，在玄武门事件发生时，高祖正在宫内的湖面上划船。这时，尉迟
敬德身穿全副甲胄荷戈而至（这一行动通常罪当处死），把高祖两个儿子的
死讯告诉了他。李世民用了这一戏剧性的手法告诉他的父亲：唐廷内的潮流
变了，他现在完全控制了局势。②
玄武门事变之后仅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为皇太子，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政
府的实际控制权。阴历八月初九，唐高祖可能是由于被胁迫而放弃了皇位，
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后来在中国历史上被谥为太宗）。与此
同时，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
唐高祖逊位之后，无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都变成了退隐皇帝，只偶尔出
席宫廷礼仪。关于公元626 年以后的年代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
们知道的很少，但是，最近事变所引起的创伤似未治愈。公元632 年，监察
御史马周上疏诉陈：年迈的高祖住在宫城西部狭窄的大安宫内；虽然它去太
宗之宫咫尺，但太宗已经好久没有去省视他了。马周还进一步指责说，当太
宗要去夏宫避暑时，高祖却被留在长安受热天的煎熬。③可是，后来太宗也要
邀请高祖和他一起去避暑时，高祖谢绝了。太宗于是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大
明宫作为他父亲的避暑离宫，但高祖在施工期间却一病不起，而于公元635
年阴历五月死去，没来得及住进他的离宫。另外一件事情也一定很重要，即
唐太宗给他父亲建造的陵寝明显地小于他为他妻子所建造的宏伟的陵墓，他
也打算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安葬之地。这一举措的含义肯定对唐太宗的一位官
员有所触动，他讥讽太宗为不孝。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
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
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
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
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唐高祖举
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
② 按照布目潮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说法，李世民所带领的人是12 名，而不是传统记
述中的9 名。
① 见傅乐成：《玄武门事变之酝酿》，载《文史哲学报》，8（1958 年），第174—75 页
。
② 《资治通鉴》，卷191 第6011 页。
③ 《旧唐书》，卷74 第2613 页。
① 《新唐书》，卷97 第3871 页；见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
纽黑文，1974 年），
第136—37 页。
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
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
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
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
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
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
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
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第四章 唐政权的巩固者唐太宗
（626—649 年在位）
后来的太宗李世民本为高祖次子，公元600 年生于今陕西省武功县。①
他母亲出身于一个极有权势的氏族——窦氏；她的姐姐是杨广（即后来的隋
炀帝）的夫人。窦氏和隋、唐的皇室一样，是一个含有异族血统的氏族（其
原始姓是纥豆陵氏），②它在初唐时期一直非常有权势，出了两个皇后、六个
王妃、八个驸马和一大批高官。③太宗的母亲生长于她舅父北周武帝（他的妹
妹是她的母亲）宫中，据说李渊在那里的一次射箭比赛中和她订了婚；她死
于614 年。④
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个贵公子，不可能受到任何准备将来作
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肯定是当时上流阶级的典型儒家教育，因为后来他
作皇帝时表现出他深通经、史，而且是一个书法家。李氏家族具有强烈的北
方民族传统，当然是佛教信徒；高祖的几个儿子都有佛教的乳名。但和大多
数的汉—突厥混血贵族一样，太宗早年受的教育侧重武术，尤重骑射。当时
的史书里充满了关于他的勇敢和富有军事天才的故事。他擅长骑术；装饰他
陵墓的他所喜爱的六匹骏马的浮雕，现在仍然被保存着。
和他的兄弟们一样，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战争考验。当他还
只十几岁时就随他父亲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
东突厥人的入侵。据传统记载，太宗仅仅15 岁时就曾率领一支人马，在山西
北部长城的雁门救出被东突厥包围的隋炀帝。这个故事历来被看作是太宗第
一次出现于历史的记载，但恐怕不可靠。①
李世民的身份在唐朝的最初年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事将领。作为一个英
勇而常胜的指挥官，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夺取帝位的多年的艰苦野战时期。他
确实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显得很庄严威武。他好冲动，易被激怒，当他发
怒时面色紫胀，使周围的人不寒而栗。他在处理突厥事务上的成功，多半应
归功于他坚强的个性和英雄的风度。
太宗认为，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们的命运，他采取的理性主义态度
是与这一时期的传统信念背道而驰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国各地的官员不
时奏报祥瑞和凶兆，他驳斥说：“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
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恶。”②后来，他命令在一
个不误农时的日子举行太子的冠礼，而不顾有人关于此日不吉的劝告。③他曾
嘲笑以前很多服食丹药求长生的帝王。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
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
① 太宗生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即有从生于597 年到生于600 年四种年头的说法。
②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1955 年），第175 页         。
③ 《旧唐书》，卷61 第2369 页。
④ 《旧唐书》，卷51 第2163—164 页。
① 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 年），第49 页。

② 《唐会要》，卷28 第531 页。
③ 《贞观政要》，原田种成编印（东京，1962 年），卷8 第241—43 页。
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
——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
毫无疑问，太宗具有作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我们现举一件逸
事为例来说明他喜欢做作的习惯：628 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他到皇宫北
部的御花园中亲查灾情。他抓起一把蝗虫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
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他举起这把蝗虫往口边送，准备吞食，侍臣们阻止他
说，“恶物或成疾”。他坦然回答：“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说着，把
蝗虫吞吃了。①
太宗在位初期，一直表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和对朝臣意见的尊重。他为缺
乏治国的才能而经常表示担忧，并声明由于他早年从事军旅，没有受过做帝
王的教育。他曾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匠，
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
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
能遍知乎！”②
太宗就这样在群臣面前采取谦恭下士的态度，渴望学习，尽力征求他们
的意见和坦率的批评。
尽管表面上显示出谦虚，但在626 年阴历八月九日他即位之后，事实证
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
虽然比起他父亲高祖来，他相对地缺乏文治经验，可是不久他就给唐政府带
来一种新鲜的、事必躬亲的和有吸引力的作风，这种作风基本上建立在他个
人的明察、过人的精力、勤奋不息和善于用人的基础之上。
他倾注于治国的精力是惊人的，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样。他的宰相们
轮流在中书、门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昼夜地随时召对。当谏书多起来时，
他把它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对它们审查和考虑，直到深夜。
他谨遵儒家的教导，使士大夫参与国事并有权有责，而且事实证明，他
对文人的谏诤和压力非常敏感而负责。他虚心征求群臣和顾问的坦率批评，
并诚心诚意地利用他们的批评改善政务。他即位不久，就使谏官参加门下和
中书两省大臣们的国事讨论，以便有失误时可及时纠正。①他还使所有的官员
都可议论政事而不必畏惧，并使他们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和请
求。
太宗不只对群臣有上述的一般要求，而且还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
系，这就是让他们觉得，在制定政策和处理国事方面，他们是起了重要作用
的。如果我们看到太宗在传统史书中的形象常常被理想化了，这不仅是由于
他自己力图影响历史的记载，而且还由于史官们也受到作为士大夫所应有的
责任感的影响，他们当然会把一个如此关心他们本阶级而且行为近乎儒家思
想的皇帝偶像化。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觉遵奉的另一个儒家美德就是节俭。他严格地削减了
大型公共工程，以减轻民众的劳役负担和赋税。他在即位后几个月内对群臣
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
①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53—054 页；《贞观政要》，卷8 第24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3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2 第5031 页。
富而国亡。”②这样地宣扬节俭和关心民众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们高兴，
也使他大得民心。
627 年阴历元旦，太宗取年号为“贞观”，后世历史家对他的被理想化
的施政画卷尊之为“贞观之治”。它证明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样板，激励了
后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
可是这个理想的形象只适用于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7 世纪30 年代的中
期，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固和帝国边境的扩展，太宗对他自己的治国之术变得
越来越自信，独断专行和自以为是开始发展。他早年的节俭和爱惜民力的经
济政策让位于大修宫苑和广兴公共工程之举了。
629 年和630 年，谏官们一再劝告，不要大规模地重修洛阳的隋代宫殿，
因为这样就易蹈隋末的覆辙，可是在631 年，太宗仍命令整修隋代宫殿；但
当他看到完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①在同一年，太宗重修
凤翔府的隋代仁寿宫，②随着又建造了不少于四个新的宫殿：即建于634 年的
大明宫，③后来成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处；建于637 年的飞山宫；④建于640
年的襄城宫；⑤建于647 年的玉华宫。⑥我们举一例以见工程之大：襄城宫的
建造，用了大约200 万个工时。即使是这样费工，当641 年竣工时太宗发觉
它是建立在暑热和不合意之地，又命把它夷为平地，并把主持建造的将作大
匠降了级。⑦647 年，大量公共工程的费用成了推迟预定在次年举行封禅的原
因之一。⑧
太宗放弃节俭的方针也表现在别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举行他父
亲和他弟弟元吉喜爱的那种隆重的大狩猎活动。这种狩猎，与其说是单纯的
捕猎活动，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当地人民来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
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猎又变成了经常的事，使他长期离朝在外。637
年，有一个皇子因沉溺狩猎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称：“权万纪（皇子的老
师）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说：“房玄龄事
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宫。①
在7 世纪30 年代初期，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对他放弃早年的具有特色的行
事方针开始表示不满。到了637 年，这种担心的呼声更大而且公开化了。在
那一年，马周抱怨劳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关心民众，呼吁恢复早年的政策。②
魏徵在次年也陈诉说，自627 年以来太宗的施政作风变了，越来越独断、自
负和浪费。③
②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26 页。
① 《唐会要》，卷30 第551—52 页；《资治通鉴》，卷193 第6079—080 页；同书，第
6088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3 第6088 页。
③ 《唐会要》，卷30 第553 页。原名永安宫，635 年改名大明宫。
④ 《唐会要》，卷30 第560 页。
⑤ 《唐会要》，卷30 第560 页。
⑥ 《唐会要》卷30 第555 页；《资治通鉴》，卷198 第6248 页。
⑦ 《唐会要》，卷30 第560 页。
⑧ 《资治通鉴》，卷198 第6248 页。
① 《旧唐书》，卷74 第2615—618 页。
② 《旧唐书》，卷74 第2615—618 页。
③ 《魏郑公谏录》，王献功刊本（长沙，1883 年），卷1 第23 页。
随着太宗权力的日益巩固，他开始更加专断而不顾群臣的意见。他过去
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关系有了裂痕；他开始对批评置之不理，并威吓那些
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们。648 年，他的宰相房玄龄临终时难过地说，现在朝廷
已无人敢犯颜强谏了。④太宗过去对顾问大臣们的谦虚态度已为帝王的专断所
取代。他晚年经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他自己认为已超过以前的其他伟大
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谀之辞来满足他的骄傲。
虽然太宗终其身未能实现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
“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
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
④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60 页。
太宗朝的群臣
在最高级行政官署中，太宗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这些人大多数是在
其父执政、他为秦王时的文、武幕僚。但有两个杰出人物是例外，即作过被
害太子建成的顾问的魏徵和王珪；此事雄辩地证明了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
管其人过去的历史背景。他曾经这样写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
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
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
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①
这位青年天子用人通常是选择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他逐渐罢免了高祖时
代的旧人，而起用自己的年轻支持者；他还大规模地斥退身为高官的皇亲国
戚，唯一著名的例外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他的最高级官员几乎都是原来富
有吏治经验的人和从前历朝官员的子孙。太宗即位以后，朝廷中的高级官署
都有些人事变动，但尚未见新的官僚阶级出来掌权。②
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约
600—659 年）。长孙无忌出身于北魏势族，大约和太宗同时生于洛阳，童年
时期就和太宗的关系很好。他参加了唐高祖向隋都进军的队伍；事实证明他
是个很有军事才能的战略家，并且后来随太宗平服山东平原。作为太宗完全
忠实可靠的支持者，他帮助太宗策划反对其弟兄的政变，而且是把他们杀死
在玄武门的少数人之一。
太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被任为尚书右仆射领宰相衔。他妹妹当上了皇后，
死后谥为“文德皇后”。长孙无忌在所有的群臣中最受尊崇，特许他出入宫
禁，不受限制。由于他的权势过大，曾被指控为擅权并被迫辞职，但依然作
皇帝的顾问。自633 年以来他在群臣中享有最高的（虽然是名誉性的）称号
——司空和司徒；而且他对皇帝的影响依然没有减弱。643 年，他以个人的
巨大影响解决了继位之争，使之有利于未来的高宗。从645 年直到太宗晚年，
他再度掌门下省和尚书省的大权，并负责修订律令。太宗死后，在他的指导
下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和褚遂良一起同受太宗顾命。太宗临终时盛赞长孙，
并要求褚遂良保护他，使他免受诽谤和危害。长孙无忌和太宗的终生友谊和
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亲关系，使他特别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为群臣及顾问中
的最有影响的人物。①
太宗群臣中的第二号人物是房玄龄（578—648 年）。他出身于齐州（今
山东省）的一个家族，他父亲在隋代作过刺史，他本人在17 岁的未冠之年即
考中进士。在隋代，他历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并在隋都作吏部侍郎。太宗
占领长安后不久，他作为一个富有经验和能干的官员加入了太宗的侍从行
列。他成了未来皇帝的长期伙伴，总是伴随太宗出征，充当顾问和秘书。
太宗作秦王时，他给太宗引荐了一批人作幕僚。这些人大部分是当时的
山东人，并且往往是被太宗平服的东北平原的敌手们的旧官吏。房玄龄和长
孙无忌一同策动玄武门之变，太宗即位后，他继续作太宗的顾问和私人秘书，
① 《帝范》（丛书集成本），卷2 第15—6 页。
② 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 年），第33—2，123 页；布目潮风
：《隋唐史研究》
（东京，1968 年），第231—50 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65 第2446—456 页；《新唐书》，卷105 第4017—022 页。
起草诏令；据说他起草的诏令即使是初稿，也如同宿构。
如果说长孙无忌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谋士，那么
房玄龄则是一个卓越的实干家。他和杜如晦（见下文）一起，荐举了一批高
层官员，完善了基本行政制度（他们从629 到630 年共同负责尚书省的工作）。
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名字成了办事公正、行政有效的同义语。房玄龄作尚书左
仆射十三年（629—642 年），是太宗朝任期最长的宰相。
房玄龄是一位特别讲求实际和正直的顾问大臣，他的影响比清教徒式的
魏徵（见下文）更大，因为魏徵唠叨不休的道德说教，往往最后被束之高阁。
房玄龄则在必要时自动让步，而且有时过于顺从皇帝。但他很务实而又得人
心，他的裁断公正宽厚，见解稳健，深为皇帝和僚属所欢迎。他是朝廷中安
定和中庸之道的主要源泉，特别在太宗晚年日益骄傲时更是如此。虽然他谦
柔而没有很大野心，但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是仅次于长孙无忌的权势人物。①
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585—630 年）出身于西北望族，和太宗的其他
高官一样，他也生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曾在北周和隋作过官，他本人
在隋代作过地方上的小官，后来辞职。唐兴后不久，他参加了太宗的幕僚集
团，与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一样随太宗参加了征讨东北平原的战役。他也参与
了玄武门之变，很可能参与了袭杀太宗兄弟们的行动。太宗十分相信杜如晦
的决断力，以至对房玄龄说，所有的重大政府决策都需要杜如晦的支持。杜
如晦和房玄龄彼此取长补短，同心协力。不幸的是他身罹不治之症而死于630
年，正当他的权力的顶峰时期。②
和这两个有决断力并讲求实效的政治家形成鲜明对比的大臣是呆板而缺
乏幽默感的魏徵（580—643 年），此人代表太宗朝政治集团中强调儒家道德
标准的一派。魏徵出身于河北南部的一个小官吏的家庭，祖先在北魏和北齐
作过小官，隋末，魏徵作了起义领袖李密的幕僚。618 年末李密降唐，魏徵
也随着到了长安。后来作太子建成的幕僚时，他支持建成反对李世民并为建
成出谋划策。建成在玄武门被杀后不久，魏徵和李世民进行了一次对话，他
表现出惊人的直率。当李世民问他为什么和建成、元吉发生争吵时，他答以
他们不听他的劝告：如何对付他们的野心勃勃的现在已取得胜利的弟兄，他
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据此断定，这个倔强坦率
的人大有用处，于是任命他为自己的幕僚。
一个月之后李世民即位，魏徵被任为谏议大夫并授以荣衔。后来，他又
任太宗个人的使节，到东北平原与残余的敌对集团谈判和平。魏徵对这个任
务非常适宜，因为他以前支持过一个主要叛乱者。他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
表明新政权对李世民或唐王朝从前的敌对分子均可不咎既往，一样任用。除
去这类“外交”使命之外，魏徵还参与了朝廷的其他活动。他参加了几个学
术项目，如编制《新礼》（又称《贞观礼》），他和房玄龄一起于636 年把
这部书呈献太宗；他又在629 至636 年期间和其他史官合编了唐以前几个朝
代的史书（见下文）。
但魏徵很少参与实际的行政和决策工作，他并不是以作为从事实际工作
的政治家而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魏徵一直以一个不屈不挠的
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而著称；中国人确实认为魏徵是太宗群臣中最杰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66 第2459—467 页；《新唐书》，卷96 第3853—857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66 第2467—469 页；《新唐书》，卷96 第3858—860 页。
出的人物。637 年的魏徵的一份谏疏足以说明他的直率的批评。这是应太宗
之问而谈到太宗早年和当前统治的比较时所说的话。他坦率地指出：“昔贞
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
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①
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刚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权的作用。他是成为太宗
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征，这个特色就是君臣以诚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换意
见。魏徵在后世的学者、文官之中所以享有盛誉，肯定是由于他所起的这种
作用，这种作用很符合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①
另一个大臣是倔强而难以相处的萧瑀（575—648 年），他是在太宗时继
续任职的高祖的少数大臣之一，主要起着道德说教的御史的作用，但不像魏
徵那样享有死后的荣誉。他经常吹毛求疵，并与同僚们争吵，终于触怒了太
宗，以致于627 年末被免除了宰相之职。但他依然保留了他的高官地位。630
年他任御史大夫，在这一年又一度作过短期的宰相；在635 至636 年又出任
宰相。太宗尊重他似乎是由于他的行政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廉洁和耿直
的品质，虽然他的性格好斗，和同僚们的关系又不好。643 年，在继位之争
的伦理危机之后，他又被任为宰相和太子（后来的高宗）少师。他担任这些
官职直到646 年，当时他要求退休作和尚，公然和太宗发生口角，于是被外
放到地方。在整个太宗时期，他依然是一个有权势的人物，虽然在政治上常
常表现为消极的力量：一种不安定的因素，但又是一股其道德情操和刚正不
阿的品质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势力。②
在太宗晚年，另外一些人物开始在朝廷显露头角。魏徵死后，他的体现
“帝王之心”的作用由褚遂良（596—658 年）承担下来。褚遂良是南万人，
他父亲褚亮在陈、隋两朝作官；因介入流产的杨玄感叛乱而被贬谪到西北，
在那里他变节倒向叛乱者薛举一伙。619 年薛举死后，他们父子投唐，褚亮
成了太宗个人文学馆里的成员。褚遂良是一个天才的学者、有名的书法家和
历史家。他在太宗朝历任秘书省的文学“清要”官职，如起居郎和谏议大夫。
他掌起居注时，以抵制太宗想影响起居注内容的企图而闻名。643 年在继承
问题的争议上，他支持后来的高宗作太子，其后，他作了太子的师傅。他作
为皇帝的顾问，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对内主张温和政策，对外反对扩张政策。
647 年，他当上宰相，在中书、门下两省享有高位。太宗临终时，他和长孙
无忌受太宗顾命。
在太宗晚年，褚遂良确是一个有力的人物。不幸的是，当他成为高官时，
太宗已不再听取道德说教了。但他无疑依然和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对皇帝
施加相当的影响；他在朝廷上有很高的个人威信，这种威信持续到高宗时期。
①
以上我们所说的人物虽然在高祖创业时期作过短暂的军事将领，但基本
上是文官政治家。太宗朝还有两个有影响的武官。
头一个是李靖（571—649 年），他生于西北的京畿区，他祖父和父亲是
北魏和隋的地方官。他自己也在隋朝作官多年，是太宗最老的亲密伙伴。李
① 见H.J.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 1974 年），第1
47 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71 第 2545—562 页；《新唐书》，卷 97 第3867—882 页；又
见韦克斯勒前书。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 63 第 2398—404 页；《新唐书》，卷 101 第 3949—952 页
。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80 第2729—739 页；《新唐书》，卷105 第4024—029 页。
靖在长安被唐军占领后投唐，在唐王朝初年曾统军平服中国南部的几个叛乱
政体。625 至626 年他和东突厥作战。太宗即位后，他历任朝廷各种高官，
但也被派出征，与薛延陀和东突厥作战。630 至634 年他出任宰相，代替杜
如晦而和房玄龄一起共管尚书省，所以对皇帝显然很有影响。他虽然在634
年后期带着荣誉高级职位引退，但在次年他又统军成功地在库库淖尔地区（青
海）击败吐谷浑。以后的年代，他继续以一个有势力的人物影响着皇帝，直
到649 年他去世时为止。②
另一个武将在朝廷起着双重作用的是更年轻的李世勣（594—669 年）。
他出身于今山东省的一个地方官家庭，本姓徐，青年时期参加了翟让领导的
起义，在靠近洛阳的地区活动。后来在李密手下作军官，李密降唐后，受魏
徵的劝说归唐，这是 619 年的事。在唐军平服河北和山东的战争中，他是一
员主要将领，仅次于李世民。高祖晚年，他在原来的唐军基地山西北部的太
原作军事长官，防御突厥。太宗非常相信他适于这个任务，他在太原这个重
镇任军事长官直到641 年，并在629 年至630 年平服东突厥的战争和事后安
置突厥降民事务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太宗曾这样说过，李世??之抗击突厥
“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641 年，他任兵部尚书时被召回朝廷。同年，他一度率军远征薛延陀（见
下文），此后就在朝廷过安定生活。643 年他作了宰相，直到太宗末年都留
在这个位置上。这一时期他多半外出征讨，一是在644 年出征高丽，一是在
646 年抗击薛延陀。虽然最后这几年他没有在朝廷，但依然是一个对朝廷政
治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宰相，643 年后还是太子詹事。太宗晚年对
李世??应该继续忠于他（太宗）的继承者一事非常关心。①
李靖和李世??是整个7 世纪一直相当普遍的那种官员的代表人物，在内
是朝廷文官，在外是战场武将，如成语所说的“入相出将”那样。这些官员
提醒我们，新兴的唐朝统治集团也一样要出自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领导者不仅需要成为干练的行政官员和学者，而且还要如皇帝本人那样娴于
武事。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67 第2475—482 页；《新唐书》，卷93 第3811—815 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67 第2483—489 页；《新唐书》，卷93 第3817—822 页。
朝廷的“地区性政治”
中国历史家传统地把太宗的统治时期描绘为一个理想的治世，其特色是
君臣间的鱼水关系和官僚机构中良好的团结精神。只在一次事件，即643 年
的继位之争中确实表现出强烈的宗派现象。可是如所有的行政系统一样，太
宗的官僚机构也是容易出现紧张关系和内讧的。
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是被近代中国和日本学者所特别强调的统治阶级
内部的地方集团的对立。陈寅恪和谷霁光①都过于重视唐代皇室疏远东北人特
别是疏远河北人一事。他们把这种疏远追溯到北魏分裂为北齐、北周的时候，
但是对此他们显然是夸大其词。河北确曾有好几年抗拒唐王朝的征服，几乎
可以肯定，唐王朝对中国人口最稠密的这一地区的地方领导是不放心的，因
为它阻止了太宗在那里多设折冲府。②太宗自己对这个地区也了解得很清楚，
因为他曾负责平服河北，也不信任这里有叛乱可能的民众。此外，他的被杀
的兄弟建成和元吉的很多党羽都出身于东北地区。
但另一方面，太宗曾劝告高祖对这一地区莫为已甚。而且不管他们的怀
疑和表面上的态度如何，高祖和太宗都起用过很多东北家族的人作高官。即
使高祖在太原起义时的武臣幕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人出身于东部的河北和
河南两道。③排他的东北贵族精英集团（山东四姓）的成员之一崔民干，作过
高祖的门下侍郎；看来这是特意在其他地区（其中包括东部平原）出身的人
与西北地区（关陇）出身的人之间搞平衡。还有，他为女儿择婿一事也可以
说明高祖对东北地区的人并无过甚的偏见。在他称帝之前，他的年长的女儿
们都嫁给了西北贵族成员，在这之后，他的两个幼女却嫁给了河东地区（高
祖开始掌权的地区）一个最大家族的成员。④
在唐初的年代太宗在中国东部作战，并长期以洛阳为中心，他引用了很
多东北平原出身的人作幕僚。在626 年玄武门之变以前，当高祖命他回洛阳
以便把他和他的弟兄们分开时，太子建成反对，理由是世民的党羽都是山东
人，一旦他被遣返洛阳就不会再回朝廷了。①627 年，魏徵被派往东北地区作
协调当地领导人和唐朝关系的工作。太宗即位后，继续从全国各地招用他的
高级官员，以防止任何一个地区集团控制主要的行政部门。②
太宗对社会地位优越的山东贵族门阀（四姓）有众所周知的反感，但这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种反感不是针对它们的籍贯——不管怎么说，这
样家族中的大多数已经逐渐形成一批京畿的社会精英——而是针对它们的自
高自大，排斥别人和自以为他们的氏族高于皇族等表现。没有确凿的事实说
明太宗对这个小小的——虽然是极有势力和影响的——集团的反感竟然发展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 年），第75—8 页；陈寅恪：《唐代政
治史述论稿》（重
庆，1944 年），第19 页以下；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
1936 年），第197—09
页。
② 见下文；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1939 年），第142—58 页；
菊池英夫：《关
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27.2（1968 年）。
③ 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14—15 页之表。
① 《资治通鉴》，卷191 第6004 页。
② H.J.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收于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
视》（纽黑文， 1973
年），第87—20 页。
到针对以此地区为其传统势力基地的所有人们的程度。
最后，事实不仅清楚地表明，以前的西北贵族在太宗时代已经失去了他
们在朝廷的绝对优势，高级官僚来自全国各地；而且它还清楚地表明，高官
的籍贯和地区性集团在制定政策时都没有起重要作用。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的
尖锐对立都不是由于有关高官们的籍贯不同；的确，在某些与东部诸道有关
的问题上，东北部出身的大官的主张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故乡。但也很显然，
太宗非常了解这种地区性集团的严重性。他委任高官的方式表现了对这个问
题的警觉；他似乎有意避免实行针对任何特定地区的政策。
但是，这种地区利益看来并没有给任何长久的政治分化提供基础，也没
有产生地区性派系。③在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曾把朝
廷分裂成长期的派系集团；相反，这时期的政治界线并不泾渭分明，政治上
的效忠很不固定，而且基本上是因人而异的。只是在643 年随着继位问题产
生的尖锐分歧才使宗派主义表面化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太宗晚年它依然是
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没有严重干扰政治的进程。
③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上引文章。
国内政策和改革
626 年阴历八月九日太宗即位时，中国已经统一，新王朝的基本制度和
政策也已经确立和付诸实施。这位年轻皇帝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他父亲的成
就。在太宗在位的23 年中，他对所继承的行政和立法结构进行了检验、改进
和使之合理化，同时制定了一些新政策以应付疆土日益扩大的帝国的急需。
行政的改革
到太宗即位时，国家的行政组织已失去平衡。高祖曾经大封皇室的大多
数成员和许多外戚以及那些曾支持他获得政权的人们。他还新设许多州县，
让那些曾帮助创建唐王朝的人们治理，作为犒赏。到626 年他逊位时为止，
贵族数目激增，州县数已是隋朝的两倍多。
太宗有条不紊地力图限制这个官僚机器急速膨胀的形势。627 年，他命
房玄龄裁减京师的文、武官员，因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①在地方上，
太宗在位的头几年，以大规模合并州县的方法大力裁减行政分支机构。
通过高级的都督府（设立于624 年以取代总管府）管理地方行政，至少
理论上仍在继续。在639 年，都督府的总数是43 个，它们管理边疆地区和国
内的战略要地。总的说来，这些都督府管理全国358 个州中的大约272 个州；
这一体制的主要职能是协调军事任务，它所辖范围不包括京畿地区、黄河和
淮河之间的区域、河北中部、河东西南部（今山西）、长江三角洲及四川东
部。但都督府对所辖诸州的全面管理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经过几十年的和
平之后，它们的权力变成了具文，仅相当于州一级而稍为重要而已。①
太宗重新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称为“道”的行政区域，即西北的关内和陇
右；北部的河东和东北的河北；华中的河南、淮南、山南和剑南；南方的地
广人稀的江南和岭南。没有常设行政机构和常任官员管理这些区域。它们不
是新的行政单位，只是便于皇帝派出的观察使不定期地视察道内各州地方行
政工作的巡行区。②
地方官僚机构的改革
唐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对于同一级官职来说，京畿的远比地方的受尊重，
到唐高祖时期还是如此。武官常被任命为刺史或县令；地方的属吏当资历已
够“入流”时常被任命在地方任职，而京畿的官如犯了错误，常被贬谪到外
地以示惩罚。地方官即使位高任重，也常被看作流放，因此志大心高的人总
把当地方官看作自己仕途上的挫折。
太宗试图改变这种情况，提高地方官的地位和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亲
①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43 页所说官员数目为643 人；《新唐书》卷46 第1181 页所
列为730 人，包括
中央和地方；参考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 1947 年），第2 页
注1。
① 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 年），第237—84 页；此书也列了一幅639 
年都督府的分布
图。
② 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载《通报》，25（1927 年），第222 页。
自考察每个地方官的经历，把他们的姓名贴在自己寝室的屏风上，名下注明
功过事迹，据此进行黜陟。637 年，太宗接到一份关于地方行政积弊的奏疏，
开始亲自选择刺史的候选人，并命中央官员都可推荐新人担任县令。①634 年
②和646 年，他两次派遣专使到全国巡视考察地方行政，并责成对地方官提出
黜陟意见。在646 年的考察中，几千名地方官因政绩不好而受处分，其中有
七人因犯罪而被处死。③
贪污行为不仅限于地方政府。在高祖时期，朝廷大臣受贿已成为众所周
知的弊病。太宗对此很为懊恼，曾用暗中派人行贿的办法考验他的廷臣是否
廉洁。这种办法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太宗于是当众赏赐那些受贿的人，使贪
官们蒙垢含羞。在太宗在位期间，通过这种办法，受贿——甚至接受习惯上
的酬谢——有所收敛。
修订法典
太宗一直关心刑法的执行，当他即位的头几年尤其如此。据说，他即位
不久就觉得他父亲制定的法律中有很多条文过苛，因此下令减轻对某些罪行
所定的严刑。朝廷经常就法和伦理问题、刑罚的哲学问题、严法和宽法孰优
孰劣等问题开展讨论。看起来，太宗大体上赞同宽厚政策，废除了一些苛酷
刑罚。630 年，对肉刑作了严格规定，拷问已被限制；④632 年，自古以来的
刖刑被废除而代之以流刑。⑤次年，为了停止匆促处死和错判，太宗命令，死
囚需经三次复奏才能执行。⑥
法典的修订也继续进行。早在627 年，裴弘献就建议太宗修改 624 年高
祖的律令中的大部分条文。①太宗命房玄龄、裴弘献和各类司法官员修订法
典。过了十年，以房玄龄为首的一个组织才完成了这个任务。637 年初，将
这部名为《贞观律》的法典送呈太宗，它大量减少了判处死刑或流刑的罪行，
减轻了许多轻罪的刑罚。同时，令中的行政法也被修改扩充成 30 卷 1590
条，作为补充条例的式也增加了内容。最后，第一套格也完成了。这些法典
化的法律起初是以诏令和个别法令的形式颁布的。经过整理、修改和归纳，
总计为18 卷700 条，它们体现了618 年以来颁布的大约 3000 个诏令中的法
律和程序的实质性变化。②太守对法律的兴趣经久不衰，他临终的遗嘱还吩咐
他的继承者再次修订法典。③
兵制的改革
① 《唐会要》，卷68 第1197 页。
② 《唐会要》，卷77 第1411—412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8 第6234 页；《唐会要》，卷77 第1412 页。
④ 《旧唐书》，卷50 第2139 页；《新唐书》，卷56 第1411 页。
⑤ 自627 年以来，关于断肢之刑的争论持续好几年，见《唐会要》，卷39 第707—08 页
；《旧唐书》卷
50 第2135—136 页。
① 《旧唐书》，卷50 第2135—136 页；《唐会要》，卷39 第707 页。
② 《唐会要》，卷39 第707 页；关于式和格的颁行，见《旧唐书》，卷50 第2136—138
 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11 第 67 页。
高祖时期兵制的进展已如上述。这里再说太宗进一步改进现行军事组织
的问题。636 年，太宗将现行的民兵组织改称“折冲府”，其兵员就是所谓
“府兵”。折冲府总数大约为633 个，大抵集中在京畿地区。仅关中一带就
有261 个；其余的几乎都分布在河东和河南西部的洛阳附近。在这些地区，
府兵一定包括很大比率的男丁。河北和河南这些人口稠密的大平原折冲府很
少，华南和华中就更少了。
每个折冲府由800 人到1000 人或1200 人组成，配备有军官和行政官员。
每个折冲府的指挥官都是高品级官员。其结构是10 人一伙，50 人一队，200
人一团。这些府兵包括骑兵、骑射兵和步兵；他们还有自己的驮骑。武器、
装备和口粮自备，甲胄和复杂的武器则由折冲府的武库供给。
靠近京师的折冲府分属于12 卫，它们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兵力，府兵分
期轮番服役，保卫京师。
除了服役保卫京师外，府兵在农闲时期还要受军训，每年冬末以大狩猎
的形式举行正式军事演习。士兵的服役年龄从20 岁到60 岁。在服役期间免
除赋税和劳役。
也有少数折冲府设置在边境，但在唐初，显然有专职的长期戍兵驻守边
境。这些戍兵，特别是骑兵，有很多是在630 年东突厥战败后参加唐军的突
厥人，以及随后定居在北方边境的归顺的突厥人。
可是，在进行重大的征讨时这些兵力是不够的，这时政府不仅要动员府
兵和匆忙组成“行军”，而且还要从一般平民中征兵。①
一般认为，府兵是由旧贵族门第出身的人统率的。虽然勇武的西北贵族
集团在高级文官中明显地失去了优势，但大部分的折冲府（至少占总数的三
分之二）分布在关陇、代北贵族集团以前占支配地位的今陕西、甘肃和山西
中北部，这里也是他们的老家。府兵和为出征所征集的士兵都应该从富裕之
家挑选，由于享受免税免役的恩惠，所以服役与其说是强制征集，倒不如说
是一种特权。
经济政策
太宗行政上的一大失败是在全国推行的财政制度。609 年的隋代户数差
不多是900 万，到了高祖时代下降到不足200 万，到了太宗末期，仍在300
万以下，不到隋代户数的三分之一。这个差别并不表示实际人口灾难性的下
降，而是说明作为课税根据的人口登记的松懈和低效率。漏籍最厉害的地方
是全国最富、人口最多的河北和河南两道，那里的登记数分别只为隋代人口
的17％和10％。幸亏太宗施政相对节俭，因为全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应纳税的
人逃避了课税而未受到惩罚。①
但到太宗时，伴随着隋末内乱和唐初统一战争而来的经济凋敝开始有了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1—3 页及第140—41 页的注；戴何都：《〈新唐
书〉百官志、
兵志译注》，第30—5、761—73 页及它处；宾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初发表于
《史学杂志》
41（1930 年），又收于作者的论文集《隋唐史研究》（东京，1967 年），卷1 第3—3 页
。
① 浦立本：《隋唐时期之户口登记》，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4.3（1962 年），
第290 及以后诸页；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新版），11.2（1965 年）
，第211—32 页，
特别是213 页。
好转。唐王朝建立后的头几年，物价高涨，粮食缺乏（因而禁止酿酒）。即
使在太宗即位之后，粮价依然很高而且粮食供应不足，以至在京师以外工作
的高级官员奉命只好把他们俸禄中的粮食部分运送回家。保守的官员如魏
徵，几年来一直以隋末战乱带来的经济恶果还没有消除为论点，劝阻皇帝不
要推行好大喜功的政策，如不要举行劳民伤财的封禅大典和进行大规模的军
事扩张。
但到了630 年前后，由于多年来的国内和平、农业丰收和施政正确，局
势有了明显好转。一个使人民取得一定抗灾能力的新的重要措施是628 年在
各州建立义仓，积谷以备荒年。②639 年，在一些主要大城市建立了常平义仓
以调节粮价，避免暴涨。③
由于经济的普遍稳定和改善，国家逐渐繁荣，开始积存大量储备。在新
的繁荣基础之上，太宗有能力实行更积极的、干涉别国的对外政策，进行多
次横扫中亚大部分地区和进兵朝鲜的战争。
虽然经过这些战争，但经济依然繁荣，直到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物
价保持低而稳定。政府比较节约，军事建置实际上也是通过府兵制而自给自
足，这便把处于相对贫乏和无生产力地区的京师的影响减到最低点。太宗以
后诸朝，长安的供应成为主要的后勤问题，而太宗时则大不相同，每年只需
较少量的粮食（约20 万石），主要从河南大平原漕运到长安。太宗以后十分
重要的南方的税粮，在太宗时并不运到首都，而是折成布匹或货币以减少运
费。
② 《旧唐书》，卷49 第2122—123 页；《唐会要》，卷88 第1611—612 页。
③ 《唐会要》，卷88 第1612 页。
旨在加强中央权力的政策
太宗最关切的是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使它能免遭后汉灭亡以来各个
短命王朝的命运。因此他断定，在与国内的其他对立集团相处时，中央权力，
特别是皇室权力，必须加强。
关于建立“封建制”之争
627 年的后半年，太宗就如何使国祚长久一事征询群臣的意见。年迈的
萧瑀建议，应恢复使夏、商、周三代国祚长久的封建制。①
唐代学者设想，封建制基本上是分权政体，封地的权力已下放给世袭的
封建主，他们被封为皇帝的藩属。郡县制与此相反，它是由中央政府派职业
官员直接治理全国的领土。
萧瑀的建议引起了历久不息的热烈争议。大多数朝廷官员完全反对恢复
封建制。礼部侍郎李百药指出，周代所以国祚长久是由于天命，而不是由于
封建制度，况且到了后期，周就极度衰弱了。另外一些官员则指出了实行封
建的后果；魏徵的反对理由是，实行封建将缩小王畿，大量减少国家的岁入，
以致无力供给官吏的俸禄。他和马周还指出诸侯无道的危险和可能发生的国
家防务问题。①
于是实行封建的计划暂时被搁置。但关于封建的主意显然给太宗以有力
的影响，所以封建这个政治论题在太宗在位期间几次被提出。631 年，有旨
命官员们起草一个详细的规定，使皇族和杰出的官员据此可被任命为世袭的
边境镇守之官。②可能是由于朝廷中所有派别的反对，这个规定依然没有实
行。但到了637 年，这个计划终于被重新提出。21 个皇子被分封为世袭都督
或刺史，分配到各州作“藩翰”，虽然分配给他们的地方有很多在东北平原
和内地各处。14 名杰出的大臣，包括一大部分朝中显贵，也被任命为世袭的
刺史。我们毫不清楚这件事实行到什么程度。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大为冲
淡了的封建制，它不过是在正常的官僚机构中设立一批数量不多的世袭官职
罢了。
对这个被削弱的“封建制”，反对的意见依然不绝于耳。③朝中大臣们几
乎无人离开岗位到他们的“封地”去，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去。639 年，长孙
无忌和房玄龄上书辞谢他们的职位，理由是自汉改封建为中央控制的郡县制
以来，复古已毫无意义；皇族和以前的开国功臣未必能胜任这些行政重任；
他们的子孙很可能证明不能担任这些职务，或可能在继承时年纪太幼，不能
防止外人夺权。④
面对这一派反对意见，太宗让步了，并降诏缓行刺史的世袭分封之议。①
但皇子的分封似仍在继续实行，②太宗依然向往于“封建制”。在他晚年，他
① 《唐会要》，卷46 第824 页。
① 《唐会要》，卷46 第824—27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3 第 6089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5 第6145—161 页；《唐会要》，卷47 第829—3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5 第6146 页。
② 见642 年褚遂良的谏书；《唐会要》，卷47 第831 页。
在给继承者立下的政治遗言和写于648 年的《帝范》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并断言：如果不分封皇族，皇室就不能占有足够的土地。但这必须保持平衡，
不能过度，以免削弱中央的力量。③
作为政治权力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或作为一个可能医治积弊的药
方，“封建制”在太宗以后也讨论过；但真正土地分封的实行，也就是分给
地方以实权而不是只给一个空头衔，则再也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
大姓
太宗在企图巩固他的王朝权力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贵
族集团——特别是称之为“四姓”的集团——树立皇族的绝对支配地位。“四
姓”集团大都出自中国东北部，由于它们的成员已有好几代在朝中作高官，
所以在5 世纪时已经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后来，这些氏族以它们在地方上
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它们保持的所谓“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它们严
格遵守的一切儒家礼仪细节，尤其重要的是以它们内部的通婚关系，加强并
保持了它们的特权地位。它们的社会优越感发展到竟把6 世纪的半异族西北
皇族轻视为社会的暴发户；而且唐皇室也被划归于暴发户之列。④
632 年，太宗命他的几个大臣编纂一部全国有名氏族谱系的概要。在唐
初，“四姓”氏族中只有极少数的成员在朝作官，他们的经济地位已下跌到
被迫和“四姓”以外的人通婚的程度——当然，代价要相当。虽然他们在地
方上依然拥有巨大的特权和势力，可以和中央政府争夺权势，但太宗完全可
以期待，一旦氏族按照它们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排列，皇族及其主要支持
者应远远排在“四姓”之前。
编纂工作由太宗的一些资深的官员担任，其中没有一人出身于世家大
族；这项工作包括仔细审察支持每个家族权利的文献。
可是，概要编完后，主要的编纂官高士廉把书呈献皇帝，太宗看到高祖
时的大臣、山东（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四姓”之一的崔民干的氏族
竟高居第一位，而皇族居第三位，立刻勃然大怒。这清楚地表明，在唐初，
社会地位仍然与政治权力无关。太宗因此否定了这一工作，命令从新编纂，
新编要求排列氏族的地位要和其成员在唐朝官僚机构中的官职直接联系起
来。
这一本题为《贞观氏族志》的修订本，于638 年编成后送呈皇帝。它把
皇族和最高级官员的氏族排在第一位，高祖和太宗的母系亲戚排在第二位，
崔氏排在第三位。①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它试图贬低东北贵族世家的社会地位和名
望，同时公开肯定李氏和李氏支持者的崇高地位。可是“四姓”的社会威望
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太宗的最有名的三个大臣房玄龄、魏徵、李世??都
和“四姓”氏族联姻，虽然皇帝力图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②甚至迟至9 世纪
的文宗皇帝还在哀叹，尽管李（唐）氏君临天下已经200 余年，可是想和皇
③ 《帝范》，卷1 第3—页。
①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此外还可参考竹田龙儿：《关
于贞观氏族志编
纂的一个考察》，载《史学》，25.4（1952 年），第23—1 页。
② 《新唐书》，卷95 第3842 页。
族联姻的人还是比想和旧“四姓”氏族联姻的人少。①
考试制度
太宗治下的唐政府，继续用科举出仕和提倡学术的办法来鼓励文人阶
级。
太宗即位后，举行官方考试的次数大大增加。几乎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
应试者参加考试，并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②太宗命京师和各道供给应试者的
衣食，并颁布规定考试科目的诏令。
虽然如此，应试者的人数还是不多，中试者一年只十多人。为了给应试
者提供学习的条件，京师建立了在国子监指导下的学校系统，③负责所辖五个
学校的课程；五个学校之中的三个，即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建立于高祖时
期。这些学校经过扩大和增加新校舍，足以容纳2000 多学生。④另外的两个
学校是在太宗时期增设的，即628 年建立的书学和632 年建立的律学。⑤由于
教学内容不同，这两个学校面向下级官员和平民的子弟，他们不能指望作高
官。
此外，朝廷还设立了一所专门学院——弘文馆；它只让皇族成员和高级
官员的子弟入学。⑥弘文馆的前身是太宗在高祖时期建立的文学馆；弘文馆与
文学馆一样，也有一个另外的职能，即充当太宗个人的咨询机构和秘书处。
它也是后来具有同样职能的几个机构的先驱，这几个机构是武后时的北门学
士、玄宗时的集贤院，尤其是翰林院；翰林院的成员自8 世纪最后的几十年
以来成了重要的政治顾问。①
随着学校的扩大，几千名学者和学生自各道进入长安，京师到处举办经
史的讲习。甚至对作皇帝“飞骑”的青年精英分子也提供教员讲授经学，如
果他们证明有能力，也准许应考。②
教育领域的这种活跃气氛必然导致经学解释上的各种矛盾，结果，太宗
不得不下令编纂正统的经籍注疏。太宗命大学者颜师古校订经书本文，638
年，命孔颖达和其他学者作详细的疏义。642 年初稿完成，但还需要进一步
加工，续订工作一直继续到7 世纪50 年代。这些经文和疏义就是众所周知的
《五经正义》，它依然保留着权威性，并为唐代的儒家经典教育奠定了基础。
③
史学
① 《新唐书》，卷172 第5205—206 页。
② 《文献通考》，卷29 第276 页；《太平御览》，卷629 第1 页。
③ 《唐会要》，卷66 第1157 页。
④ 《唐会要》，卷35 第633 页；《资治通鉴》，卷195 第6135 页。
⑤ 《旧唐书》，卷3 第42 页；《新唐书》，卷48 第1267—268 页；刘伯骥：《唐代政教
史》（台北，1958
年），第93 页。
⑥ 《唐会要》，卷64 第1114—115 页。
① 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 年）。
② 《资治通鉴》，卷195 第6153 页。
③ 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经书的标准文本和疏义的产生只是官方主持的学术活动形式之一。另一
个可与它媲美的学术成就是编纂唐以前各朝的正史与建立官方修史的制度。④
唐以前的官修史不幸已有好几个世纪被忽视，不论在北朝和南朝都是如此。
作为使新王朝合法化的根据，被看成是奉行天命的唐以前各朝的纪录就是重
要的证明材料。此外，高祖，尤其是太宗，都非常清楚历史典型和前例的力
量。举史事为例和作比喻是当时讨论政治的普遍形式。
编纂北魏、梁、陈、北齐、北周和隋各朝史书的工作始于622 年，但由
于朝廷致力于其他事务和指导不力，修史工作中断，一直没有完成。629 年，
太宗建立了一个新的修史组织，以房玄龄负总责，魏徵任主编；它于636 年
完成了梁、陈、北齐、周和隋朝各史。编修北魏历史的工作因已有6 世纪中
叶的初稿，所以放弃了。但这项工作在636 年以后继续进行。新的晋代的历
史成于644 至646 年。 636 年修的那些史书中没有大分裂时期诸王朝的志，
但到656 年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这些志终于完成并送呈皇帝。
修史工作出现很多困难。如修新的晋史时，史官必须考虑现存的十八家
晋史。在写此后的历史时，梁、陈、北齐的纪录虽然完备，但更重要的北周
和隋的纪录则一片混乱。隋代的很多档案被王世充在洛阳毁掉，而更多的档
案是从洛阳往长安运送隋代图书和纪录的船只在黄河沉没时损失的。太宗的
史官尽力用私家的藏书和前朝皇族保存的纪录弥补这一缺陷。他们亲自访问
这些家族的成员，①并搜集其他人的回忆录，其中一人是以记忆力强而驰名的
医生。②
修史工作在一个钦定机构中进行，它与成立于629 年的一个全新的政府
组织——史馆——合作。史馆不仅负责编纂前代的历史，还要随时编纂本朝
的历史纪录。
国家建立史馆成为中国持续到本世纪的一个长期特征，而且编纂本朝纪
录的基本步骤也确立于唐初。③人们常忽视这一非常了不起的创新。前此的王
朝史虽然也是由史官在皇帝主持下编写并利用了国家档案，但它仍是学者的
私家著作。在太宗治下，修史——或者不如说是官方修史——成了一个官方
任务。同时，历史也成了集体学术项目，它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在大臣的指
导下由文学侍从之臣来编写。另一创新之举是建立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
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这主要又是受到太宗的鼓
励，因为他一心想给后世留下他的历史形象。
这种新的官修史工作很快就发展出了一个不受皇帝干预的真正而独立的
理想意识；而且就在太宗在位时期就发生了皇帝和史臣之间关于实录内容不
同意见的摩擦。但官方控制也给国家以歪曲纪录的权力。例如，我们看到官
方纪录怎样歪曲了太宗在创业中的作用和隐瞒导致玄武门政变的事实。
图书的搜集和图书馆
④ 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注③所引之书。
① 《魏郑公谏录》，卷4 第42—6 页。
② 《旧唐书》，卷191 第5096 页。
③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622 年，隋朝皇室藏书的十之八九在用船从洛阳运往长安的途中沉没于
黄河。劫余所存不过14000 部，总计约90000 卷。高祖和太宗时期都致力于
弥补这个灾难性的损失。622 年，高祖下令搜求死去学者们的藏书以充实皇
室的收藏。到太宗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有20 多万卷，学士们用了几年时间
把这些书分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在整个太宗时期，他下令继续搜求珍贵
的和古代的书籍，并打算审正珍贵书籍的本文。在太宗晚期，他购买了一个
有名的晋朝学者的藏书，全国各地学者也被鼓励向皇室的图书馆献书。①
这些学术项目吸引了官员中一大批学者精英人物参加。有很多参加过修
史、解经，并在文学和学术岗位上任职的人，在太宗死后都跻身显要。这样
的学术项目，使唐王朝得到了精英文人的拥护。
和佛教僧徒的关系
除了官僚阶层以外，最有势力的集团恐怕就是佛教僧徒，太宗不得不面
对他们所加于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制的威胁。
太宗个人对佛教的态度看来是很消极的，他从不像虔诚的隋文帝和炀帝
那样大行布施和庇护僧徒。可是太宗清楚地认识到疏远佛教团体（尤其是在
他还没有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时）的危险性。因此，他作为皇帝的头一个行动
就是废除他父亲晚年提出的严厉的反佛教措施。此外，他给佛教以有限的庇
护，让僧徒在宫中行佛事，给几千名僧尼以度牒。他还命令寺院给为唐朝战
死的人作法会，要他们祈求神灵护卫国家和保证国家的兴盛。但这些措施的
终极目的是世俗的和物质的。皇帝对佛教精神境界的兴趣仅限于与国家利益
一致的方面。
甚至自太宗初年起，他就清楚地表示了要控制佛教寺院活动的决心。627
年，他采取行动以反对一个多年来的积弊，即以非法出家作为逃避赋税的手
段；629 年，他下令对非法出家的僧徒要处以死刑。太宗的反佛教措施愈演
愈烈。至少在一件事上他的措施是空前的。631 年，他成了中国头一个禁止
僧尼受亲生父母致拜的皇帝，因为这种举动违反世俗社会的风习。虽然在633
年他在佛教徒和他们的有势力的支持者的压力下接受劝告，废除了这个命
令，可是这一行动表示了这位皇帝对佛教教义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关心。637
年，他又命令男女道士在国家主持的一切典礼上都要居僧徒之上。同年，他
还发布了一份攻击佛教的告谕，说它是一个外国宗教，以诡诈和神怪诱骗轻
信的群众；又说，粗浅的佛教教义比不上渊奥的中国传统的道教。同年的第
三个措施是颁布“道僧格”，它提出了一个官方管制僧徒行为的世俗法律体
制，而以前僧徒仅受体现“毗奈耶”（戒律）之中的宗教纪律的约束。639
年，太宗命令僧徒遵守《佛遗教经》中规定的严格的行为准则，这部经据说
是阐述佛临死时的教导。这个命令严格限制僧徒参与世俗的和政治的事务，
并以皇帝给予法律力量的宗教戒律来补“道僧格”之不足。
虽然以这些正式的措施控制僧徒和限制僧徒的世俗活动，但太宗无意消
灭佛教。他继续让僧徒为两个虔诚的隋代皇帝作忌日法会，并在634 年命令
把长安的一座宏伟的弘福寺献给他自己的母亲，以作纪念。太宗本人也参加
寺中法事，并郑重地对僧徒说明，他对道教的尊崇是必然的，因为皇室李氏
① 《旧唐书》，卷80 第2729 页。
②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是道教祖师老子的后裔。
但这些调和姿态是表面上的，太宗对僧徒和佛教基本上没有好感，迟至
646 年太宗还指责佛教是庸俗而无益的信仰，它过去迷误了许多帝王，而且
用许伪愿的办法欺骗人民。
与太宗关系最密切的僧徒是伟大的朝圣旅行家玄奘（600—664 年）。玄
奘在629 年离开中国，在印度生活了 15 年之后于 645 年回到中国。玄奘回
国后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负责翻译瑜伽学派（即中国所谓的
法相宗）的主要经典。佛教史料强调太宗非常看重玄奘，并指出这种感情来
自皇帝个人的信仰。
但没有迹象表明，太宗对玄奘的兴趣是由于后者倡导了新教义。他感兴
趣的是，玄奘是唯一对印度和中亚的地理、风俗、物产和政治等方面有知识
的人。太宗确曾劝过玄奘还俗，在朝廷作官。此议虽不果行，但玄奘却被说
服留在长安的弘福寺从事他的繁重的译经工作，而皇帝则对此提供优厚的津
贴。
玄奘有三年没有再见到皇帝。649 年，在太宗死前不久，玄奘曾陪伴太
宗到避暑离宫。据说太宗以未能早遇玄奘以弘扬佛法为憾事。太宗是否说过
这样的话是可疑的；如果说过的话一定是临终时的皈依，因为此话和太宗毕
生对佛教组织与佛教教义的敌视态度是格格不入的。①
对外关系
汉代曾短期地控制东起朝鲜北部，西至塔里木盆地西边，南到越南北部
的一大片领土；自此以后继续兴起的王朝都梦想恢复这个泱泱大帝国。隋代
在几个世纪的大分裂以后已开始恢复汉帝国的疆域，只是由于内乱才中断了
这一尝试。太宗平定中国后，第二步就想以臣服周围国家的方法来推行隋代
对外进取的未竟之业。
当太宗初期，唐朝的经济力量还很弱，所以他听从顾问们的劝告不轻用
武力。因此他对很多邻国采取怀柔政策，有时以下嫁公主（实际上不是皇帝
自己的女儿）的手段进行和亲，①有时以外交手段破坏这些国家的内部团结。
但所有这些情况很快就变了。630 年，从前的北亚霸主东突厥汗国的灭亡在
北部边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并且除掉了中国外部的最大威
胁。这个新形势，加上国内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给太宗提供了一个执行大
规模对外扩张政策的机会。
东西突厥
太宗最大的军事成就在于平服东突厥，完全消灭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因
而从此改变了北亚的整个均势达半个世纪之久。太宗成功地把唐和突厥的关
系彻底翻了过来。高祖当时曾向突厥称臣，现在却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了
天可汗，即成了所有突厥人的君主。
但太宗成为天子后初次和东突厥的冲突并不太顺手。626 年阴历八月
① 戴密微：《拉萨会议》（巴黎，1952 年），第1 页注2；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
，载《史学年报》，
2.2（1935 年），第28 页注19。
末。太宗取得皇位后才几个星期，隋末残存的最后一个叛乱者梁师都劝说突
厥入侵中国，显然是想利用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支持者和他两个被杀兄弟的支
持者之间出现的不和。东突厥的首领颉利可汗（在位时期620—630 年）和他
侄子突利可汗于是联合他们的兵力，率领一支据说有十万人的军队取道泾州
（在长安西北约75 英里）侵入现在的陕西省，抵达京师西十多英里的渭河
边。泾州的守将是罗艺，他和被杀的太子建成关系很好，突厥所以能这样快
地进逼京师，表明他可能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①
据传统说法，这时太宗用了一条计谋，把颉利可汗和他的主力军隔开，
并以他的一小支人马把可汗包围，然后劝诱可汗讲和。按照传统习惯，在渭
水便桥上杀白马为盟以后，据说突厥就退兵了。
但有证据表明，太宗不仅没有俘获突厥可汗，而且被迫送给突厥大量财
宝以求退军。有一条史料说，太宗听从他的将领李靖的“空府库”的劝告，
以求突厥退军；以后太宗无可奈何地提到此事时说它是“渭水之辱”。②
但此后不久，东突厥的势力急遽下降。627 年，臣属于突厥的薛延陀、
拔野古、回纥等起兵反抗突厥的统治。同年的较晚时期，突厥境内遭大雪灾，
大部分牲畜死亡，从而引起了可怕的饥荒。628 年，突利未能镇压反叛的种
族，颉利就把他囚禁并处以鞭笞。两个首领的分裂更进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
量。引起内部不和的另外的原因是：颉利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作
行政官员，随之便产生了突厥朝廷安土重迁的趋势。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这
看作是对传统游牧生活的威胁，群起反对。
突利被释放之后就秘密计划谋反；他致函太宗要求许可他来长安。628
年阴历四月，突利为颉利所攻，请求唐军援助。太宗决定不干预，认为如果
他袖手旁观，突厥就会被内讧搞得四分五裂。可是太宗确想利用这个机会与
梁师都算老帐，后者此时占据现在陕北的河套，而突厥人也已不能保护他。
628 年春，唐军包围了梁师都的营帐，梁师都为自己的部下所杀。
太宗又以册立近来反抗东突厥统治的各部所选出的新首领为可汗的办
法，进一步削弱了颉利的力量。新可汗毗伽承认唐朝对他的宗主权，也向唐
朝进贡。很多以前臣属颉利的部族，都转向了新首领毗伽可汗。
到了629 年，颉利竟处于这样的困境，以致这年的后期他公开宣称自己
是唐朝的藩属。太宗不理会他这一姿态，此时他相信胜利已经在握，就派遣
十多万大军在李世??、李靖的率领下出征颉利，颉利的营帐这时设在戈壁（大
漠）南部，被唐军攻取，同时杀死许多人畜。颉利起初逃走，但在630 年初
他被唐军追获，押送到长安，当了政治人质了却余生。
630 年春，西北各部族首领到长安朝见，请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
这个称号含有最高宗主权和仲裁他们之间纠纷的权力的意义。虽然有些学者
认为此举结果产生了一个正式的政治体制，①但这个意见很不可靠。不过在长
安举行的颂扬天可汗的典礼却非常隆重，同时中国人还充分利用了这个称
号，因为他们认为它体现了——不管实际含义为时多么短暂——中国和突厥
的命运的完全逆转。
① 见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 年），第257 页。
② 《新唐书》，卷93 第3814 页；《资治通鉴》，卷191 第6019—026 页；王谠编：《唐
语林》（上海，
1957 年），卷5 第152 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8 章。
① 如见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于《唐代文化史》（台北，1963 年），第54
—7 页。
关于如何处理东突厥灭亡后的遗民的政策，朝廷出现了一场经久而热烈
的辩论。太宗采取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决定把突厥遗民安置在河套南部
的中国境内。其部落应拆散，使之散居在中国的各个州县从事农业；同时他
们要接受中国文化的“文明影响”，以便最后失去自己的文化特性，永不成
为中国的威胁。
许多朝廷中的名臣，其中包括颜师古、魏徵、李百药等有名儒家学者，
都反对把突厥人引进中国，特别是反对把他们安置在京师附近的地区，因为
突厥的本性决不能被中国生活方式同化，也不会受中国文化价值的影响。他
们建议不如把突厥人安置在他们的草原故土，但在政治上分裂他们，以使他
们不可能对唐构成军事威胁。①
皇帝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决定把突厥遗民安置在中国境内，大约十万
人分布在从河北到今之陕西的中国边境。最后大约有一万人到长安定居，他
们的几个部落首领被封为唐朝的将军。
和卓柴达木的8 世纪的突厥碑文详细地描述了被征服的突厥人的命运：②
突厥贵人的子孙沦为了中国人的奴隶，他们的清白的女儿下降到奴婢身份。贵人放弃了他

们的突厥封号，接受唐朝的封号，臣服于中国可汗，为他尽力奉职50 年。对于他，他们曾
远征
到东至日出外西至铁门关。但他们把他们的帝国和政府机构都献给了中国可汗。
太宗得天之助，消灭了东突厥帝国。他在鄂尔多斯和今内蒙古的边境建
立了强固统治之后，开始对西突厥使用同样的分裂和征服政策。这时，他又
大大得益于近来破坏突厥政治统一的严重的内部分裂。当东突厥在隋代和唐
初屡次威胁中国的时候，西突厥正专心经营西方：它和拜占廷帝国联合，压
迫波斯。高祖曾想和西突厥结好，用东西两方夹攻的方法威胁东突厥可汗。
但东突厥越衰微，西突厥越强盛。到了太宗时期，统叶护可汗统治下的西突
厥统辖有东自今甘肃省长城西端的玉门关，西至萨珊王朝的波斯，南至克什
米尔，北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
630 年，统叶护所属的一个部落叛乱并杀死了他，西突厥帝国因而崩溃。
634 年，西突厥沿着伊塞克湖和伊犁河分裂成由两个集团控制的西、东两个
联盟，它们分别是弩失毕和都陆。
太宗巧妙地利用传统的“以夷制夷”政策，以保持西突厥内部的不和。
641 年，他册立统治西部联盟的沙钵罗叶护可汗。作为对此事的反应，西部
突厥帝国东部联盟的统治者都陆可汗（在位时期638—651 年）很快地入侵在
他的对手统治下的几个中亚绿洲，不久，又用计刺杀了沙钵罗叶护可汗。旧
西突厥汗国再度统一以后，都陆可汗拘留唐使臣，并入侵甘肃的中国边境。
642 年，西突厥内部的几个部落不满意都陆可汗的统治，派使者到长安，
请求另一个可汗作他们的统治者。太宗抓住这个机会，又册立了另外一个新
可汗，乙毗射匮。结果，都陆可汗很快失去了他所属的大部分部落的支持，
被迫逃入吐火罗国。乙毗射匮可汗遣贡使到唐朝请婚，以加强他和中国的关
系。太宗默许了他的要求，条件是要他割让五个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给中国
① 《唐会要》，卷73 第1312—314 页；《贞观政要》，卷9 第284—87 页；《魏郑公谏
录》，卷2 第
8—2 页。
② 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诺亚米·沃尔福德英译本（新不伦瑞克，1970 年），
第92—3 页。
作聘礼，其中的龟兹（库车）、于阗（和阗）和疏勒（喀什噶尔）大概不是
可汗给的。①总之，太宗已经着手要以武力征服这个地区了。
中亚绿洲
随着西、东两突厥帝国的衰微和灭亡，太宗有可能对塔里木盆地的诸绿
洲王国建立中国的宗主权，其中有些王国的居民是印欧语民族。这些绿洲的
灿烂文化是受伊朗、印度、阿富汗和中国诸文化的影响而培育成的；诸绿洲
对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中亚、波斯、东罗
马帝国的商人通过这条路到达中国；因此，对这条路的控制是唐帝国政策的
一个主要目的。
头一个归顺唐朝的大绿洲是最靠近中国的、温暖而富饶的高昌（喀喇和
卓），它位于今新疆省东部的吐鲁番附近。它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比其它绿
洲国家更多。自498 年以来，高昌国由其祖先（可能是中国人或半中国人）
麴氏王朝统治，但到7 世纪初期它已高度中国化了。当隋代和唐高祖时期，
高昌处于西突厥的统治下，但630 年随着统叶护可汗之死，它日益处于东突
厥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的势力之下。630 年，高昌王麴文泰和他的王后
一同到唐朝，受到盛情接待。
可是麴文泰回国几年后，他开始封闭丝路，这是由于塔里木盆地发生了
一个深刻的政治变化。636 年，阿史那社尔决心到长安作唐朝的将军。自638
年以来，阿史那社尔在高昌的统治地位被西突厥东部联盟的首领都陆可汗所
取代。由于都陆的支持，高昌王才敢于藐视唐朝。从西方带着货物往长安的
商人不能继续前进，高昌以西各国的贡礼也被截留。①
由于这些困难，638 年太宗准许高昌西南的另一个绿洲小国焉耆（喀喇
沙尔）另开一条横越沙漠到中国边境的南路。麴文泰于是联合西突厥攻击焉
耆和另一个绿洲小国伊吾（哈密），后者位于高昌之东，为通往长安的必经
之路，近来改变它对西突厥的效忠而转向唐朝。太宗命麴文泰作为一个藩臣
亲自来朝，但麴文泰置之不理。638 年阴历十二月，太宗命侯君集率军远征
高昌。起初麴文泰把唐军会跨越这么广大的沙漠地带远征他的王国当作可笑
的念头，但他没有料到侯君集的坚毅精神，当他听到唐军已近在眉睫时，据
说他惊恐而死。西突厥曾应允高昌，如果后者遭到进攻就给予援助，于是派
出一支援军，但在唐军到达时援军竟转头逃跑。640 年阴历八月，麴文泰的
儿子高昌新王举国向侯君集投降。
太宗决心把高昌并为中国的一部分。①魏徵和褚遂良二人极力反对中国直
接统治这个绿洲王国，因为它离中国太远，需要很多中国部队驻守，在征集
戍兵和供应上都有困难。魏徵坚决否认这个地方的归并能使中国得到任何实
利。②但太宗对这个劝告置之不理。高昌成了中国的一个州——西州，其后不
久，唐在那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以治理周围地区。都护府兼管文、武两方面
① 《旧唐书》，卷194 下第5183 页；威廉·萨莫林：《12 世纪前的东突厥斯坦》（海牙
，1964 年），第 59
页。
① 岛崎昌：《唐朝征讨高昌国的原因》，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4.4（1958 年）
，第 62—3 页。
① 《唐会要》，卷95 第1702 页。
② 《魏郑公谏录》，卷 2 第13—4 页。
的事务，使用中国文官而由一支常备军支持。它是太宗及其继承者所建立的
几个治理承认中国权力的外国民族的机构中的头一个。③它所辖的区域从甘肃
极西的敦煌（沙州）直到西面的焉耆边境。
受印欧文化影响的焉耆，自632 年以来就是唐朝的朝贡国，可是它很快
因中国在紧靠它的、相距不到100 英里的西州设立都护府和驻军而不安。因
此它和西突厥联盟并停止向中国朝贡。结果，在644 年后期，安西都护郭孝
恪出征焉耆，俘虏了国王，打败了西突厥的援兵。于是焉耆恢复了对唐朝的
朝贡关系。648 年，焉耆国王被他的一个从兄弟推翻，当时为唐朝效劳的突
厥首领阿史那社尔再度侵入该国，另立了一个王室成员作国王。新国王恭敬
地
自称是一个忠于唐朝的藩属。
不仅焉耆感到日益增长的中国势力威胁着中亚。它的西面是龟兹（库车）
绿洲，龟兹是塔里木盆地所有王国中受印欧文化影响最深的绿洲。国王苏伐
虽然名义上是唐朝藩臣，却援助了644 年焉耆的反唐叛乱，停止向唐朝纳贡。
648 年，阿史那社尔在处置焉耆后，就进军攻占龟兹的都城，将龟兹置于安
西都护郭孝恪统治之下。以后不久，龟兹的残余势力联合西突厥部落夺回国
都，杀死郭孝恪。但阿史那社尔的军队很快重占该城；在另外五个龟兹的大
城陷入他手之后，其余的城也都投降了。11000 多名降服的居民死于刀下，
作为对郭孝恪之死的报复。焉耆和龟兹的征服对中亚的印欧文化和文明是一
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它再也没有恢复。①
这些国家的臣服意味着唐朝统治了几乎全部塔里木盆地，因为有三个西
部绿洲国家在几年以前已经自愿臣服于唐朝，它们是：疏勒和于阗（632 年
臣服），莎车（叶尔羌，635 年臣服）。649 年初期，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从高
昌西移到龟兹，建立了归它节制的龟兹、疏勒、于阗和焉耆四镇，从而控制
了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领土和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伊塞克湖周围的地
区。②
吐谷浑和吐蕃
青海湖周围地区和今青海省的黄河源头是吐蕃化的鲜卑族——吐谷浑—
—的故乡。隋炀帝在608 年曾把他们从故乡赶出，但当隋末国内大乱时，吐
谷浑趁中国衰弱又恢复了他们的旧领土，并再次侵袭中国西北边境的诸州。
唐朝兴起以后，吐谷浑可汗伏允曾率兵帮助高祖攻击甘肃的“叛乱者”李轨；
高祖把伏允的儿子、被炀帝扣在中国作人质的伏顺送还，作为报答。此后，
吐谷浑和新王朝继续保持比较亲切的关系，直到634 年他们的使臣在从长安
朝贡后的归途中掠夺中国边境时为止。唐太宗命年老的伏允可汗亲自到唐
朝，但伏允未予置理。结果，可汗的一个儿子与唐“公主”的婚约被取消，
吐谷浑于是入侵中国西北边境以图报复。
③ 关于安西都护，见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2 页。
① 格罗塞：《草原帝国》，第100—01 页。
②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 年），第187—01、243—46 页；
戴何都：《中
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2 页。
634 年后期，太宗大兴问罪之师，命李靖和侯君集率军进攻吐谷浑。五
个月以后，唐军多路分兵西进，经过几百英里的荒无人烟之地，在青海湖东
北黄河源头附近追及吐谷浑，几次战败吐谷浑军，并俘获其贵族多人和几十
万头牲畜。但伏允可汗经过沙漠逃往于阗。唐军紧追不舍，但他未被捕获，
最后被其士兵所杀，或者自杀身亡。
伏允之子伏顺为伏允嫡妻所生，过去因在隋朝作人质而没有被立为太
子。这时，伏顺废了原来取代他的太子，自立为君，举国投唐。太宗认为伏
顺成长于中国，易受唐朝的政治影响，因而满意地承认他为新可汗。
但吐谷浑的政局依然不稳定。高度汉化的伏顺得不到他本国人的支持，
继续要求唐军帮助以维系他摇摇欲坠的政权。尽管有中国的帮助，但在635
年末，伏顺被他的下属所杀；在太宗朝余下的时间里唐军多次进入吐谷浑境
内以图稳定政局，但是迄无成效。①
虽然中国显然对这一事情不甚了了，但吐谷浑局势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
一是来自扩张中的吐蕃联盟的日益加大的政治压力；7 世纪30 年代以来，吐
蕃一直在蚕食吐谷浑的属部。
直到隋代，吐蕃是被许多凶猛好战的部落所占据，它们就是中国人所说
的土波、土鲁波或最常见的通称吐蕃，他们之间内战不息。但在六、七世纪
之交的时候，吐蕃的中、南部诸部（拉萨周围）在一个首领论赞索的统治下
统一起来，论赞索的儿子松赞干布（在位期为605？—649 年）成功地把全吐
蕃统一成一个紧密的联盟。
到了唐初，吐蕃人把领土从南面的喜马拉雅山扩张到南山山脉，还从克
什米尔边境扩张到四川的边缘。在高祖时，吐蕃已开始对中国西北边境施加
压力，在623 年，又侵犯陇右道（甘肃）边境的一个州。634 年，它与唐朝
建立外交关系，并派使臣进贡。这是整个唐王朝时期约100 个这类官方和非
官方使团中的头一个。
几年以后，吐蕃王松赞干布听说唐朝的“公主”们曾嫁给突厥和吐谷浑
的可汗，他也因此要求同享这种荣誉。不幸的是，太宗因低估了吐蕃的力量
和侵略性而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吐蕃进攻四川西境的松州，在唐军以惨重
的损失为代价把他们赶走之前，他们以强大兵力围困了松州数日。这次进攻
虽然被打退了，可是中国也认识到了必须和这个可怕的新邻国周旋，所以当
641 年松赞干布再次请婚时便立即应允。①
这次和亲带来了中国和吐蕃此后20 年的和平关系；吐蕃在此时期逐渐巩
固了它已占有的吐蕃文化区，并发展成为一个直到9 世纪中叶都是中国最成
问题的邻邦。虽然经历了 640 和 641 年的事件，太宗的朝廷对中国西部边境
这个新威胁的程度之大还无所体会。
薛延陀
薛延陀是铁勒15 部中最强的一部；铁勒为突厥民族，原住今新疆北部（准
① 加布里埃拉·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 年）。
① 《唐会要》，卷97 第1730 页；《资治通鉴》，卷196 第6164—165 页。吐蕃王国不仅
要求通婚，还要
求能读写汉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员被派往长安上国子学。高宗初期，吐蕃还要求派人能传
授养蚕、酿酒、
造纸和盖碾房技术的技工。
噶尔）的乌伦古河和塔尔巴哈台流域。①太宗初年，薛延陀和另一铁勒属部回
纥起兵反抗它们的统治者东突厥，并集合铁勒的其余部落，由它们共同控制。
如上所述，这次叛乱是唐朝征服东突厥的一个有利因素。
东突厥遗民被安置在中国北部边境以后，薛延陀占据了从鄂尔多斯到鄂
尔浑河的原来东突厥的领土。
641 年，突利可汗的一个弟弟企图行刺皇帝（太宗），于是唐朝想把突
厥人遣回他们的游牧故地。但薛延陀坚决反对他们回来，又把他们赶回中国。
后来，太宗又把突厥人迁到长城以外，这只能使薛延陀攻击他们，并开始经
常袭扰中国边境。
薛延陀可汗是个暴君，臣民都痛恨他。645 年，回纥人发动了一次针对
他的起义，太宗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进攻，不仅要消灭薛延陀的力量，而
且要消灭所有的铁勒部落的势力。唐朝、突厥及其他非中国民族的联合大军
刚一到达，薛延陀可汗就逃走了，后被回纥部民杀死。一旦薛延陀的新可汗
向唐朝称臣，其他铁勒部落也纷纷效法。646 年秋，太宗到长安之西受降并
接受它们的贡礼，同时刻石立碑，亲自作诗纪功。
高丽
隋炀帝三次试图征服这个朝鲜的王国高丽未遂，并在征讨过程中毁灭了
他的大帝国。几次战争也使高丽蒙受严重损失，战争的疮痍到618 年高丽婴
阳王（在位时期590—618 年）死去和异母弟荣留王（在位时期618—642 年）
继位时还没有痊愈。高丽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建立新王朝同时，所以两国的友
好关系得以恢复。619 年，高丽再度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忠诚地向唐朝纳贡。
过了三年，荣留王接受高祖的建议，交换双方在隋代远征时的俘虏。高丽共
遣返了约一万中国战俘。①但很多中国人在隋末大乱时逃到朝鲜避难，在遣返
战俘后，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留在高丽。在7 世纪20 年代，高丽谨慎地沿辽
河西岸建造大量堡垒，以防中国人再度进行可能的入侵。这条防线用了大约
十年的工夫才完成。
唐朝和高丽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要谨慎行事。高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忙
于平定国内叛乱，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从十年内乱中恢复过来，唐朝还没有任
何能力进行对外冒险。而高丽则希望有一个和中国持久友好的时期，以便收
复在抗隋战争中被南部新罗、百济所夺去的领土。
可是随着太宗对唐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自信，随着中国经济的恢复，隋
炀帝在高丽的灾难性失败对太宗来说逐渐变成了一个难以忘怀和带挑战性的
问题。到了641 年，太宗公开对朝廷说，高丽在汉武帝时曾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唐朝从陆、海两方进攻，高丽可能再度被征服。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
年，他似乎已采取了一个实际步骤，即派职方部郎中陈大德侦察高丽的军事
势态和防御工事，作为唐朝进攻的第一步；职方部为负责收集情报，测绘边
区地图和维护边境防御设施的中央机构。
① 以前薛延陀被认为是Syr Tardush 族，铁勒被认为是Tolos 族，但现在这个说法被证明
不可信。关于他们
的最早的突厥语名称还没有一致意见。
① 《旧唐书》，卷199 上第532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6 第6169—170 页。
一个对高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在642 年出现的，当时长安得到消息说，
负责沿辽河修筑堡垒并以对中国强硬闻名的泉盖苏文，在高丽朝廷的党派斗
争中获胜，并在发动的一场政变中杀死了荣留王（他名义上是唐朝的藩臣）
和他的一百多支持者，泉盖苏文立荣留王的弟弟大阳王之子宝藏王为新王（在
位时期641—668 年），自立为军事统帅——大莫离支，执行更加摆脱中国影
响的独立政策。
太宗虽有了干涉高丽的足够理由，但还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提醒他的
朝臣，进攻高丽的不可缺少的基地东北平原，仍遭受着20 年前内乱所造成的
经济破坏。
可是不久，朝鲜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摊牌。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
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3 年的后期，声称是中国藩属
的新罗报告唐朝说，高丽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
往长安的路线。太宗用外交手段阻止高丽侵略新罗的行动无效，泉盖苏文甚
至拘留一个唐使。太宗于是决定亲自征讨这个犯上的国家。
出征高丽的计划在太宗的大臣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不禁回想起隋炀帝
在朝鲜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太宗最亲密的顾问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远征，
褚遂良极力谏止太宗亲征。唯一似乎赞成入侵朝鲜的宰相是太宗最有权势的
大将李世??；他提醒朝廷，由于以前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敌人，以至它后
来悔恨不已。
尽管朝臣们反对，太宗还是决心实行自己的计划， 644 年秋，开始精心
准备远征。大部分军队被调到东北，一部分军队奉命探测高丽在辽东的防御。
建造了400 艘船往东北运粮。几个月以后，太宗前往洛阳，那里是他到前线
的第一站。他在洛阳召见并询问了以前的隋朝官员、曾参与过隋炀帝进攻高
丽的郑元é。虽然郑元é告诫太宗，唐军将遇到供应上的困难，并且事实证
明，高丽具有守城能力，但太宗依然充满胜利的信心。①
太宗在洛阳向全国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告讨伐高丽的道义上的理由：泉
盖苏文是个弑君者和专横暴虐者，他侵略忠诚的中国藩属新罗，因此必须受
到惩罚。实际上，太宗所以念念不忘高丽可能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唐王
朝要完成隋炀帝的未竟之业和收复中国的旧疆这种雄心壮志起了一定的作
用。战略上的考虑也起了作用，因为出现了高丽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危险，
而中国的利益在于保持朝鲜分裂，防止它与东满洲的靺鞨或与日本联盟。此
外，太宗在643 年的继位争论（见下文）后碰到了严重的个人危机，因而感
到有必要离开朝廷亲自行动。
645 年春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直
趋辽东，①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43000 人分乘500 只船从海道出攻高丽首
都平壤。在开始时，一切顺利。在辽东获得鼓舞人心的进展，阴历五月，唐
军攻克了曾顶住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高丽重镇辽阳（辽东城），从而使进展圆
满结束。辽阳是在中国人修筑了一条横越辽河沼泽地带的堤道后攻下的。②
但看来太宗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没有放下辽东的不很重要的目标
而深入朝鲜半岛占领平壤。太宗可能想依靠海上入侵去占领这个目标。但看
① 《资治通鉴》，卷197 第6213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7 第621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7 第6220 页。
来他这个计划失败了，中国史料对其结果几乎始终没有提及。
在辽东，太宗的军队被阻在辽阳西南的重镇安市城。在经过两个月的无
效进攻之后，太宗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朝鲜的严冬，不得不命令撤军。即使这
样，在归途中唐军还是遭到大风雪的袭击，死了几千人，整个远征以灾难性
的失败而告终。
太宗讨伐泉盖苏文的失败，使后者对中国更加傲慢。他开始拘留唐使并
重新入侵新罗。647 年初，太宗再度进攻高丽。和以前一样，唐军在牛进达
和李海岸统率下取得一些进展，甚至在一次大战中战败高丽军，但结果还是
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位皇帝依然决心与高丽周旋到底。647 年的晚期，太宗命令四川及其
以南诸道建造庞大的舰队，准备大规模入侵高丽。记载太宗晚期的史书生动
地描述了这些地区民众的苦难，他们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建设海军，承担了沉
重的劳役和繁苛的赋税。648 年，四川甚至发生一起小叛乱。①
648 年阴历六月，太宗宣称将在次年以30 万大军彻底粉碎高丽。甚至他
的老朋友和顾问、宰相房玄龄临终时恳求，请他放弃这次消耗国力的和师出
无名的远征，他也没有听从。②
当第二年太宗去世的时候，以打击他的可恶敌人为目的的决定性远征尚
未发动起来，他所尝到的唯一一次大失败的苦果尚余味未尽。
征服高丽的惨败虽给太宗本人蒙上一层阴影，但几乎没有削弱唐朝在亚
洲的日益增长的力量。由于帝国边境的扩展和声威远播，边远的民族，如住
在中国极北部（可能是在中西伯利亚）的骨利干族、住在乌拉尔东部的赤发
碧睛身材高大的高加索种族吉尔吉斯（结骨、黠戛斯）族，开始源源不断地
向长安进贡。远在中国之西的国家也遣使前来。638 年，波斯萨珊王朝的最
后一个王伊嗣侯三世也派遣他的儿子卑路斯到长安，可能是请求中国帮助抗
击正在侵略其王国的阿拉伯人。太宗没有允许，伊嗣侯和他的王朝因而灭亡。
943 年，太宗接见拂菻（拜占廷帝国的叙利亚省）王的使臣，据说这是东罗
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二世派往中国的使臣。到太宗时，长安已成为一个真正
的国际都市。它接待了来自亚洲各国的使臣，居住着许多不同种族的民族，
它的学院和寺院也给高丽、新罗、百济、吐蕃和高昌等国的王室子弟提供了
学习的机会。③
随着大批外国人流入长安，外国货、外国娱乐、外国风俗和外国宗教也
同时引进。佛教在这时已在中国长期流行，当然不再是外来宗教，但到太宗
时期，由于最有名的中国朝圣者玄奘的返国，佛教与其印度及中亚根源的关
系又得到恢复和加强。据17 世纪发现的781 年立于长安的一块石碑，在此以
前不久，景教僧阿罗本（可能是罗本〔Reuben〕）在635 年曾来唐并受到太
宗的欢迎。看来，太宗对这种宗教是喜欢的，所以下令把阿罗本带来的景教
经典译为汉文。
①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61—262 页。
② 《旧唐书》，卷66 第2464—466 页；《资治通鉴》，卷199 第6260 页。
③ 《唐会要》，卷35 第633 页。
继承问题的斗争
在太宗朝的前半期，太宗的家庭生活相对平静，只是由于636 年他的妻
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才有了波折。在7 世纪40 年代初期，随着他儿
子们都已成年，两个皇子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继位斗争；这场冲突是太宗
自己无意中促成的。两个对手一个是文德皇后所生的长子太子承乾，一个是
魏王泰。有关这一时期的正史说李泰是文德皇后的第四子，但其他史料说他
可能比他“大哥”承乾还年长，而且可能是太宗的另一个妃子所生。①
虽然承乾因患严重腿病而跛足（可能是痛风或畸形足），可是在太宗刚
即位后不久的626 年阴历十月就立他为太子了。②太子显然聪明而能干，并且
一到成年太宗便开始让他处理日常事务，当太宗离京时命他留守京师。但随
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的朝廷官员来说，承乾的行为显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
和有失体统；他很可能是精神失常。承乾不遵守中国的习惯和传统；他口说
突厥话，他和他的仆从都穿突厥服装。当朝廷官员们批评他这种粗野和不体
面的行为时，他公然蔑弃中国礼法，竟打算杀害他们，由于没有成功，他的
这些活动当时没有泄露。①
甚至在639 年以前，当承乾的越礼行为尚未最后成为公开丑闻时，太宗
已明显地在所有皇子中表现了对魏王泰的偏爱。②李泰聪明而有魅力，并且秉
承了太宗的许多优秀品质。太宗在很多方面都表示喜爱李泰。936 年，当其
他皇子被封为世袭都督赴任时，太宗破格地允许李泰不外出任职，而为他建
立了一个类似太宗自己早年在洛阳建立的机构——文学馆。642 年，李泰在
新建的王府广招文学之士，每月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太子。③
李泰当然会把太宗有增无已的恩宠当作有希望继位的征兆，他左右的一
帮年轻而有非分之想的官员也希望他代承乾为太子，以便附骥沾光。承乾的
日益反常的行为看起来是有可能导致他被废弃。李泰左右的这一伙人中有房
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和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
因此在继承问题上，在太宗朝廷中第一次出现了两大势力集团，一个支
持承乾，一个支持李泰。为了防止官员分化成两个各怀拥立目标的对立集团，
太宗宣称，如果因故废了承乾，承乾的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将继承乾之位。
在这期间，太宗用各种方法改进太子的行为，方法之一是在643 年初期
指定刚直而重道德伦理的魏徵为太子的老师。但改造承乾的希望微乎其微，
于是太宗决心不使太子受其左右亲信的坏影响。643 年初期，他杀了太子的
三个亲信，一个是太子的宠侍歌童，另两个是以异端诱惑太子的道士。
太子怀疑自己和娈童的关系是李泰告诉太宗的，并对太宗的日益严厉的
态度越发警觉起来。于是他计划杀害李泰和除掉他父亲。参加太子这个计划
的有杜如晦的次子他的长期亲信杜荷、在征讨高昌之役中因行为不端受处分
① 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5 年），第215 页注9；松井秀一：《围绕拥立
武后的问题》，
载《北大史学》，9（1966 年），第16 页注48；岑仲勉：《唐史余渖》（北京， 1960 年
），第10—1
页。
② 《旧唐书》卷2 第31 页；《新唐书》，卷2 第27 页。
① 关于承乾之失德，见《旧唐书》，卷76 第2648—649 页；《资治通鉴》，卷196 第61
89—190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4 第6119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6 第6174 页。
而心怀不满的将军候君集、太宗的异母幼弟并对太宗的屡次训斥日益厌烦的
性格粗野的汉王李元昌。
幸亏另一个皇子齐王李祐谋反失败，使李承乾的阴谋还未实行就暴露
了。李祐叛乱计划的参与者之一纥干承基就是承乾指使谋杀太宗的人。纥干
承基揭发了太子的阴谋，使朝廷更加吃惊。643 年阴历四月，承乾被废为庶
人，囚禁在现在的贵州边境，死于644 年末。①承乾的支持者的下场更坏。汉
王元昌奉命自杀，杜荷和侯君集被斩首。②
虽然太宗以前曾宣布不废除承乾子嗣的继承权，可是他特别宠爱李泰；
随着承乾的被废，他现在宣布有立李泰为太子的打算。李泰的追随者当然热
烈支持；但太宗的有权势的老臣长孙无忌却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主张立当时
快满15 岁的李治为太子。于是朝中分为对立的三派：即原来支持承乾而现已
瓦解的一派；支持李泰的一派；以长孙无忌及其他大臣为首的支持李治的一
派。③
但是，因皇帝的意见受到最有势力的顾问们的反对和由此产生的对政治
安定的威胁所造成的艰难局势，很快得到了解决。李泰本人开始暗地里威吓
李治，因李治过去和新近被处死的汉王关系很好。随着新阴谋的暴露，太宗
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褫夺李泰的爵位并把他驱逐出京。这种家事的烦恼使得
太宗濒于精神崩溃。他抱怨三个儿子和一个兄弟都背叛了他，只是由于褚遂
良的阻拦他才没有饮恨自尽。
对于继承问题，太宗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由于李治受到有影响的大臣
们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房玄龄的有力支持，太宗于是在643 年阴历四月正式
立李治为太子。同时，为了使李治受到严格的教导，一批有很大权限的官员
被任命为他的老师，其中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年老而固执的萧瑀和李世
??；同时另有一批地位较低但有才能的官员被派在太子府中任职，以使满朝
文武都能团结一致地拥戴他。
可是太宗仍然认为，他是被迫作了错误的选择，而且怀疑意志软弱的李
治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643 年末，太宗又想以另一皇子吴王恪作太子；李
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①李恪英武像他父亲，太宗自然被他吸引。但长孙
无忌再度干涉，他批评太宗反复无常，并坚持李治会成为一个卓越的统治者。
正像中国历史家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长孙无忌可能有意拥戴李治，但他支持
李治是希望李治一旦即位他自己将能继续左右朝政。②
因此，继承问题再无变动，649 年阴历五月，享年不足50 岁的太宗在久
病后去世，李治即位，成为唐代的第三个皇帝高宗。
对一个盛世来说，太宗晚年是个不幸的结局。当645 年进行给他蒙上一
层失败阴影的辽东战役时，太宗患了一种精力耗竭的衰弱症，以致很多日常
工作不得不由太子代劳。虽然他早年曾屡次嘲笑过去那些执迷不悟地寻求长
生和灵丹妙药的帝王们，但他现在极力想减轻病痛，也找来一个印度巫师那
罗迩娑婆寐治疗。③太宗越来越仔细地研究他过去的成就，并且关心他的儿
① 《旧唐书》，卷3 第55、57 页；《新唐书》，卷2 第42、4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7 第6193—194 页。
③ 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7（1965 年），第3
9—9 页。
① 《旧唐书》，卷65 第2453 页；《资治通鉴》，卷197 第6206 页。
② 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第46—0 页；《旧唐书》，卷76 第2666 页。

子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为此，他写了一部四卷本的政治遗言《帝
范》，揭示了他对于为人之君的理想。
虽然太宗的统治以低调告终，但它是唐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而且在某
些方面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留给他的继承者一笔庞大的遗
产：合理和高效能的行政机构、繁荣的经济及广大的国土。虽然他在高丽的
失败投下了阴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全国出现了自汉朝全盛时期以来所没有的
兴旺景象，一个充满自信的、安定的和繁荣的局面。显然，太宗时代的清平
之治一定会使那些在他死后的不稳定的甚至危险的年代中继续供职的官员们
产生深沉的追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荣誉也随之增长。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
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
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
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
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
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在武后统治的黑暗日子里，当群臣之间的良好而坦率的关系为惴惴不安
和无穷的清洗及恐怖所取代的时候，就出现了要恢复太宗之治的理想。安禄
山之乱以后，当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央政府被迫采用各种只求苟安的权宜之计
时，当皇权旁落而由宦官或私人仆从玩弄权柄时，太宗之治就显得无比的强
盛和成功。
后来，吴竞在705 年编撰名著《贞观政要》，记述了太宗和群臣有关国
家长治久安之策的讨论，编者希望在武后统治了半个世纪之后，太宗的行政
作风应予恢复；此书成了帝王资治的基本手册，后世探求治国之本的帝王们
及极力说服皇帝纳谏的大臣们都热心研究。此书也为朝鲜人和日本人所爱
读，后来被译为西夏、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等文字，以供西夏、辽、金
等朝的统治者参考。它形象化地体现了太宗之治的作风，因此风靡东亚，成
了强有力的政治理想。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注意，《贞观政要》有一部军事方面的姊妹篇《李
卫公问对》。这部书的现在形式很像宋初的伪作，但也包含一些真的内容，
它记述了太宗和他的名将李靖讨论的各种战略问题。①此书竟被塑造成一部与
《贞观政要》形式相同的著作，以显示太宗在军事上也堪为楷模；这件事本
身就突出了后世对他的特别崇拜之情。在后世人眼里，太宗朝文治武功并盛，
既空前又绝后。
① 关于这部书，见彼得·A.布德伯格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战争艺术——<李
卫公问对>研究》
（伯克莱，1931 年）。
第五章 高宗（649—683 年在位）与武后：
继承人与篡位者
太宗对太子李治能否有效地治国的怀疑，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太宗的
第九子李治是长孙氏文德皇后的幼子。李治生于628 年阴历六月十三日，633
年封为晋王，643 年立为太子。649 年阴历六月一日在其父灵柩前登基时尚不
满21 岁。李治以庙号“高宗”知名于史。①
尽管有计划地为李治登基作了种种准备，如委派精心挑选的师保，撰写
针对帝王的禁令以指导他的行动，但事实证明李治是一个无能和优柔寡断的
所谓好皇帝。
新皇帝在位初期曾认真地试图仿效其父亲行之有效的施政作风。他厉行
节约，免去狩猎和奢侈的宫廷宴会，寻求坦率的规谏并重与朝臣共同议事。
但太宗的那种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所要求的品质和纯属于个人的力量是高宗
不具备的。高宗的无能，至少在他在位后期，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他的多病；
经常发作的晕眩和视力的损坏使他丧失了工作能力。但无论如何，即使他是
一个健壮和果敢坚强的人，他的环境也与他父亲的完全不同。由于年轻和缺
乏经验，他被朝廷上一大群年长而又在他父皇统治下已经树立了自己势力的
政治家所包围。其中有几位是他当太子时的老师。就高级政策与宰相们展开
非常随便的私人讨论，这是太宗时代制定政策的固定方式，而高宗只是这个
曾经多年亲密共事的集体中的年轻的新成员。高宗要想对他的朝臣进行真正
的统治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他不能像他父亲那样领导和激励官员们，
而只能“端拱无言”。①
高宗继位不久即立其嫡妻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的娘家是太原极有权势的
家族，也是中国最大的贵族之一；王家和皇族及山西另一个大族柳氏都有姻
亲关系。但王皇后未生子嗣，所以在她舅舅柳奭影响下，他劝皇帝立另一妃
子所生的年岁最长的王子陈王李忠（643—664 年）为太子。皇后希望控制他，
因为李忠母亲在宫中的地位很低。长孙无忌经劝说也表示同意，李忠便于652
年阴历七月被立为太子。②
高宗初期的统治受三位年长权重的政治家——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世
??——为首的宰相集团控制。在新皇帝继位后，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已辞去
尚书右仆射之职，但仍保留宰相的职位。褚遂良在高宗时拜为尚书省仆射，
也是宰相。太宗逝世时，按太宗生前的安排，李世??被派到地方任都督，以
考察他对高宗及王朝的忠诚。他无可挑剔地通过了考验，当他接到命令时，
不回家便立刻赴任。③他不久被召回朝廷任尚书省另一名仆射；以后他要求解
除这个职务，但仍拥有宰相身份。
这三位年长的政治家都是太宗忠实的巨仆，与别的宰相一样，在643 年
的继位争执中都是高宗继位的有力支持者。他们的统治继承了太宗推行的政
策，少有更张。
① 《唐会要》，卷1 第3 页。
① 《唐会要》，卷56 第961 页。
② 《唐会要》，卷4 第41 页；《旧唐书》，卷86 第2823—835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67 页。
高宗继位不到三年，朝廷因发现房遗爱密谋反对皇帝而受到震动，房遗
爱是已故大臣房玄龄的次子，在643 年继位争执中曾经是太宗之子李泰的支
持者。房遗爱娶的是太宗之女，即骄傲专横的高阳公主。房玄龄在648 年年
中死后，其长子房遗直被指定为唯一的继承人。高阳公主曾强迫遗直按一般
习俗与她丈夫分家，但没有得逞；高宗继位以后，她又多次怂恿遗爱在皇帝
面前挑起争论。高宗为房遗爱的执着所激怒，下令把他们兄弟二人都放逐到
外地。
于是，高阳公主煽动房遗爱与朝廷的其他不满分子谋反，其中有与高祖
女儿结婚的薛万彻，有其女与遗爱之弟结婚的李元景和太宗的驸马柴令武。
阴谋于652 年12 月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犯罪时败露；在后来由长孙无忌主持
的调查中，她自己丈夫的阴谋真相大白。所有参与者都被处决和赐死，连不
幸的房遗直也被降职。
在与房遗爱有牵连并不久即被处决的人之中，有长孙无忌曾劝太宗不要
立为太子以代替高宗的吴王李恪。其他许多被处决的人或是以前支持过李承
乾或李泰即位，或是与他们有过间接联系。房遗爱事件很可能不只是反对皇
帝的阴谋（如果阴谋确实存在的话），而更像是集中表现在太宗末年继位问
题上的派别斗争的继续。①不论从哪方面看胜利者都是长孙无忌，他成功地清
除了几个在他强烈拥护高宗为太宗继承人时已经树立的政敌。但是长孙无忌
胜过政治对手的日子太短了。因为他和胆小的高宗在朝廷上不久便面对着一
个远为强大的、机敏的和肆无忌惮的对手。
① 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7（1965 年），第3
9—9 页。
武后的兴起
美貌诱人的武曌给高宗在位34 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给7 世纪其余的时
期投下了她的影子。
每一件与这位著名女人有关的事都笼罩着疑云，因为她干的事都与儒家
士大夫阶级的理想相对立——女人干预公共事务；随心所欲地施政；蓄意利
用宗派主义；残酷地报私仇；完全不顾道德和原则地操纵政治。对于她的统
治，历史记载从一开始就抱有敌意和偏见，而且材料又极残缺不全。和唐代
任何相当的时期相比，她统治的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的详细情况，人们知道
得更少。
对于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样泼辣地实行统治的女人，尽管
儒家历史学家都进行恶毒攻击和抱敌对态度，但是武曌显然具有特殊的才
能，对政治具有天赋，并且非常善于操纵宫廷的权力结构。她之所以能非凡
地攫取到权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坚毅的决心和识别人的能力，再加
上她的冷酷、肆无忌惮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她对敌人和对手表现出的残忍
和报复心，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唐代的历史学家因为是在事后写书，并且都是从事后的认识出发，他们
记载太宗时期的各种事件时就好像已经预料到有朝一日会发生武曌搞垮唐朝
的大灾难。①648 年年中，金星多次出现于白昼，宫廷占星术士解释说这意味
着会有女人短时期地登上皇位。与此同时，女性统治者“武王”将在李唐皇
室三世以后取而代之的流言开始在百姓中流传。太宗对宫廷主要占星术士的
进一步询问透露，所指的这个女人已作为皇室亲属进入宫内，她将在30 年内
统治整个中国并杀掉几乎全部皇室成员。太宗以他特有的直率方式提出要处
决占星术士所怀疑的全部对象，但后者坚持说天意不可违，事情就这样放下
了。
后来才与预言有牵连的武曌已于640 年前后进宫，当时她只有十几岁，
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是高祖于太原府起兵反叛时最早的支
持者武士彟的女儿。武士彟出身于太原地方的望族，由于身为第四子，故没
有像他哥哥那样进入官场，而是做木材商人经商。他曾在家乡任隋朝民团组
织的小官。高祖登基以前于617 年多次去过他家，并受过他的反隋鼓动。事
实证明，武士彟是天才的军事战略家，高祖起事反隋时，他身为行军司铠，
在攻打隋京师的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①为了酬谢他的功劳，高祖派他担任工
部尚书的要职，约四年后又提升为两个重要的州的都督。由于他对唐朝的贡
献，他被封为“公”，高祖还给他从隋皇室杨氏家族的旁系中选了第二位妻
子，以示殊宠。武彟就是这一对夫妇所生，约生于627 年。②
近代史学家对武彟的出身做了很多研究。如下面所说，有人强调她是商
人之女，因此她便代表“新兴的商人阶级”。但上面说过，她父亲实际上出
①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59—260 页；《旧唐书》，卷69 第2524 页；《新唐书》，
卷94 第3837 页。
① 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 年），第307 页；《全唐文》，卷249 第7—
页；李峤：《攀
龙台碑》，载《全唐文》，卷249 第7—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5 第6134—135 页；《全唐文》，卷249 第1—7 页；《文苑英华
》，卷875 第1
页以后。关于武曌与高宗的关系见R.W.L.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生平及时代》，未发
表博士论文，牛
津，1975 年。
身于当地地位很高的传统士大夫家庭，他的兄弟们都在隋朝做官，而他本人
则为唐高祖的高级官员。有人主张她代表东部（山东，即河南及河北）地区
的利益，反对在初唐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西北（关陇）贵族。但如上所
述，她出生于太原地区，此地的贵族有其自己的特征（它当时以“代北”集
团知名），并倾向于与西北贵族建立比河南、河北世族更紧密的联系。此外，
由于她母亲的缘故，她也是西北贵族中显赫的隋皇室杨氏家族的后裔。而且
从她后来生活中的事件可以得知，她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出身。
当高宗才八岁时，他母亲文德皇后即于636 年死去，他继续住在后宫。
他很可能在武曌进入太宗后宫不久即与她有所接触，特别是646 年太宗让未
来的高宗住到与自己相邻的宫苑以后。传统的史料含糊其词地暗示，高宗和
武曌在太宗健在时即已发生不正当的亲密关系。①
又据传统记载，太宗死后，武曌依例出宫到一座佛寺削发为尼，而且按
照惯例，她本应与世隔绝以度过余生。后来，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时来此庙行
香，他看到了他怀有深情的武曌。在此之前皇帝已宠幸萧淑妃，萧已为他生
下一子。王皇后对萧淑妃深为妒忌，希望弄个对手来夺取高宗对萧淑妃的宠
爱。为此她命武曌留发，并说明丈夫召武回宫作“昭仪”。
上述事件发生的日期不甚清楚，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确定武曌回宫的年代
是654 年，②但肯定有误，因为武曌在654 年前已为高宗生了至少一个，可能
还是两个儿子（见下文）。起码有一位当代史学家已提出，她根本没有当过
尼姑，高宗在他父亲死后立刻让她进入自己的后宫，虽然这是完全违反礼仪
规定的。③但是，整个情节扑朔迷离，很难弄个水落石出。
不论武曌是否曾为尼姑，也不论她确在何时进入后宫，她显然于652 年
给高宗生有一个儿子（也可能是两个）。④她以她的魅力迷住、既而完全控制
了高宗，她开始向高宗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王皇后担忧自己的位置，并意
识到武曌是远比萧淑妃更为危险的对手，因此转而与昔日的对手联合起来展
开诽谤武曌的活动。但对武曌的对手来说很不幸，武曌搞阴谋的手段远比她
们高明。傲慢的王皇后对后宫的众多妃嫔抱有无法掩饰的蔑视心情，并且在
她成为皇后以后在宫里和朝廷上树敌太多。武曌于是与皇后的敌人联合，收
买妃嫔们充当自己的耳目，要她们把皇后和萧淑妃的一切活动告诉她，因此
她每每能操胜券。与此同时，高宗又提升了她的妃嫔级别。
尽管高宗宠爱武曌，尽管皇后依然无子，高宗仍无意废黜王皇后，废后
是重大的政治决策，因为王氏家族既有权势，又有很好的社会关系。而且皇
后有最有权势的元老重臣做靠山。因此武曌只能找一个借口使皇帝让她靠边
站。654 年，这个机会到来了。前不久武氏生了一个女儿，无子的皇后经常
逗着小公主玩。一天，皇后已离去，武曌偷偷将婴儿闷死。皇帝来到后，武
氏装作情绪很好，让皇帝看视女儿，当发现婴儿已死时，她又装得十分惊讶。
侍女禀告皇帝，刚才皇后曾和他女儿一起玩过，从而让高宗自己得出某种结
论。高宗本人是否确信王皇后的所谓罪行，不得而知。但是，不管真相如何，
① 《全唐文》，卷199 第1—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84 页。
③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 年），第313—35 页。
④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 年），第311—13 页；郭沫若：《武则天》（北
京，1962 年），
第123 页。
武曌似乎已达到她的目的；皇帝决定，如能争取到大臣们的默许，就决定贬
黜王皇后，并封武曌为后。
他首先试图争取朝廷上最有权势的人物，即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提拨后
者的三个儿子当官并给大量赏赐。但长孙无忌不为所动。与此同时，武曌开
始巩固她的地位。王皇后的舅舅及主要的支持者柳奭自652 年以来即为中书
令和宰相，但于654 年6 月降为吏部尚书。第二年，皇后又遭另一打击，她
母亲柳氏被禁止进入皇宫，理由是她和皇后曾使用厌胜，试图制服武曌。不
久以后的655 年阴历七月，柳奭被贬到四川一个小州任刺史，他就这样离开
了政治舞台。①
与此同时，与长孙无忌不和的中书舍人李义府正要被流放到四川担任小
官；为了使自己免于流放，他狡猾地伺机奏请皇帝贬黜王皇后而以武曌代替
她。李义府因此得到赦免并在中书省得到提升，武曌的其他支持者也公开站
出来支持她当皇后。他们之中有礼部尚书许敬宗（592—672 年）。
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另两位刚
升为大臣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也持同样态度；来济和韩瑗都已在
653 年升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继位初期就当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书省仆
射于志宁不反对废后。唯一鼓励皇帝废后的资深大臣是李世??，他认为立何
人为后是皇帝的家庭问题，外人没必要过问。老臣李世??曾在高祖和太宗两
朝任司空，643 年以来即为宰相，他对百姓，特别是对东北平原的军人有巨
大影响，他的介入无疑使朝廷的力量对比偏向武曌一边。①
这一转折点使高宗兴奋，他命令许敬宗当朝宣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
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②皇帝为了强调他对
武曌的反对者的不满，他远谪褚遂良为今日湖南某州的都督。
655 年阴历十月，朝廷下诏指控王皇后和萧淑妃阴谋毒杀皇帝。因此她
们被贬为平民，其家庭成员被剥夺了一切职衔，并被流放到瘴疠之地的岭南。
当月十九日，武曌正式被立为后，③第二年元旦，她的位置因己子李弘（652
—675 年）取代了由王皇后提议立为太子的李忠而得到最后的巩固。④为了宣
布王朝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元“显庆”。
关于高宗时期朝廷分成支持与反对武曌的两派，已有人提出几种解释。
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对立的派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按
照他的理论，李唐家族从6 世纪初期兴起之时便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
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即所谓“关陇集团”）建立婚姻纽带，这些家族
自西魏以来已在北方成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关陇集团”内部的复杂的婚姻
关系已组成了一个忠于皇室的关系网；当高宗试图废掉这个贵族集团成员之
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该集团以外的武曌时，这个关系网就显露出来了。按照
陈寅恪的观点，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之反对武曌，是由于他们都
是关陇集团成员。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等人，则都出身于其他地区。他
①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85、6288 页。
①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12（1956 年），第7—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92 页。
③ 《唐会要》，卷3 第27 页；《全唐文》，卷11 第25 页。
④ 《唐会要》，卷4 第41 页；《旧唐书》，卷86 第2824、2828 页；《唐大诏令集》，
卷27 第93 页；卷
28 第98 页；《文苑英华》，卷443 第8 页；《全唐文》，卷12 第2 页。
们大多来自东北平原，很多人进入官场是通过科举制度，而不是凭借贵族的
世袭特权。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按照这种论点，王皇
后和武曌之间的争夺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之争，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精英集
团（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之间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①
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已树立牢固势力的贵族统治阶级与5 世纪
末实行均田制后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权力争夺的角度，来看待有关立
武曌为后的冲突。他们坚持，到高宗时期，通过均田制和巧取豪夺两种手段，
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产生了一个要求能进入官僚阶层的独立的地主阶
级。唯一能使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是科举制度，虽然应考者人数过多。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宣称，武曌的低贱出身导致她反对贵族而去支持新兴地主阶级
和商人的掌权要求。这些人当然反过来也支持武曌。②
上面说过，关于武曌真正出身的证据使这两种论点非常值得怀疑，因为
这两种论点的依据都是对当时社会过分简单化的认识。不论是拥武派或是反
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们所假设的那样纯而又纯。事实上，双方成员的籍贯
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多样。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义府出身于极西的四川地
区，既不是东北，也不是山东。同样，王皇后的支持者来济是中举的士子，
而武曌的党羽李世??则出身于门阀世族。①
事实上，这种地区因素很可能远不如纯粹个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么重
要。除了李世??，武曌的支持者在高宗的政府里只是中级官员，而王皇后的
支持者却都盘踞要津，拥有实权。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拥立武曌的斗争可以
看成是那些已掌权的、要保持政治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人与那些把拥立武
曌当作自己升迁手段的人之间的斗争。武曌是否打算提高某个权利集团的利
益是十分可疑的，更不可能按照某个经济上的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很清楚，
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最高层贵族的成员。倒不如这样认为，她利用了一群有
野心的中级官员的不满情绪和抱负来帮助她取得权力，后来则报答了他们的
支持。只要这些个别人对她不再有用处，她就会马上弃之如敝屣，贬黜他们，
甚至毫不犹豫地处死他们。
①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 1（1954 年），
第35—1 页。
② 胡如雷：《论武曌的社会基础》，载《历史研究》，1（1955 年），第85—6 页；横田
繁：《武后政权
成立的前提》，载《东洋史研究》，14.4（1956 年），第25—6 页。
① 松井秀一：《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北大史学》，11（1966 年），第1—页；松
井秀一：《唐
代前期的贵族》，载《历史教育》， 14.5（1966 年），第41—2 页。
武后的当权
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拥立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当上皇后仅
一个月，她就残忍地害死了原来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割掉她们的四肢，让她
们死在酒瓮里。657 年春，她再次调褚遂良到离京师更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
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她命令死党许敬宗和李义府诬告曾强烈反对她为后
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不幸的褚遂良再次被贬，这次是调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
遂良向皇帝求情，提醒他自己曾长期为高祖和太宗效劳，在643 年又支持高
宗继位。但是高宗甚至没有阅读他的奏折的耐心。658 年，褚遂良在流放中
死去。他的所谓的同党韩瑗和来济也被发配到边远地方任职，并规定终身不
许返回朝廷。657 年阴历八月，许敬宗被任命为宰相以代替他们，他任此职
直到670 年退休为止。
许敬宗（592—672 年）不是像皇后的另一主要支持者李义府那样的单纯
的机会主义者，尽管他也同样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①许敬宗出身于南方的杭
州，其父是隋朝有名的官员。许敬宗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是隋朝极少数获
得高等学位（秀才）的人之一，曾短暂的当过小官。他父亲被隋炀帝的刺客
宇文化及杀死，而许敬宗先后为李密及唐朝效劳，并成为太宗私人学士之一。
太宗时期，他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中历任要职，从事国史的编撰工作。645 年，
他成为太子的老师之一（来济已是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因此能在一定程度
上对未来的皇帝有影响。649 年他当上宰相，但不久即因受诽谤而降为地方
官员。
许敬宗于657 年再次任宰相时已经65 岁了，作为皇后的主要支持者，他
不久就起到从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所起的作用。许敬宗学识渊博。他曾参与
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
（详下）、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厚厚80 卷的
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后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
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许敬宗再次任宰相以后，宰相的队伍依然很小。在高宗继位后一直任大
臣的一批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于志宁留任。除了武后的支持者许敬宗和李
义府外，只有出身于河北地区的年长学者杜正伦是宰相，他与许敬宗一样，
是隋朝的秀才，在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府中显赫一时，后来不幸成为太子李承
乾的老师。在对待太子的问题上由于顶撞了太宗，他于642 至643 年极不公
平地被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56 年他被召回长安后不久，便被任命为宰相和
户部尚书。
在公开反对武曌当皇后的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仍为宰相。但武后的权力
仍有一定限度，幸存于朝廷的反对派一直设法想搞垮她及其支持者。武后的
支持者之一中书令李义府于658 年后期的失势使反对派得到一点鼓励。
李义府（614—666 年）出身于河北的官宦之家，太宗统治初期在科举中
中式，并已稳稳当当地升为中书舍人。李义府精于写作，曾与许敬宗合作撰
写国史和编纂晋史。我们在前面已看到，他在656 年通过支持武曌篡夺后位
的活动，挫败了长孙无忌想把他流放到外地的企图。结果，他在655 年阴历
① 《旧唐书》，卷82；《新唐书》，卷223 上。《新唐书》把他归入“罪臣”一类。
七月当上宰相。不过事实证明他是非常腐败的，他相信武后会无限度地保护
他，便凭借这一点很快地滥用职权。据说在荐举和选拔官员方面他大肆贪污，
他和家人公开卖官鬻爵，而在两性生活方面也时有丑闻。但尽管如此，他照
样不断得到皇帝的支持，并于657 年阴历三月升为中书令。
但李义府的行为在658 年末成了公开的丑闻，以致那年阴历十一月，当
他与同为宰相的杜正伦在皇帝面前激烈争吵时，高宗借机把他们二人都贬到
地方任职。
长孙无忌及其党羽如果以为这件事会巩固他们的位置，那么很快便证明
他们错了。659 年阴历四月，武后终于发起了搞垮他的行动。两个小官韦季
方和李巢被指控组织敌对集团，其后在由许敬宗监督的司法审讯中，据称被
告之一曾与长孙无忌共同策划反对皇上。许敬宗向皇帝提出他的舅舅竟会谋
反的确凿理由，并且添油加醋地列举大量历史先例以达到贬黜这样一位有权
势、在朝廷上受到广泛敬仰的人物的目的。高宗虽然最初不相信这些指控，
但仍违心地在未经传讯长孙无忌的情况下把他发配到今贵州省的边境地区。
彻底清除武后的反对者的机会很快来到。另一位长期担任宰相的于志
宁，由于他对高宗更立新后的建议未置可否，被外放到地方担任高官。664
年他74 岁时获准退休，第二年死去。其他人便没有那么幸运。甚至连以前发
配到地方的官员也未能幸免。柳奭、韩瑗（有点尴尬的是，他证实在不久前
已死）和长孙无忌的侄子长孙恩奉命从流放地返回京师，就指控他们搞阴谋
一事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在途中即被杀死。最后，长孙无忌一案又被提出，
他被迫在流放地自尽。
随着太宗时期最后一位宰相的清除，许敬宗成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未
与武后为敌的卢承庆、许圉师和任雅相三人于659 年阴历五月当上宰相。卢
承庆（595—670 年）出身于河北的书香门第，长期从事财政工作，这时被任
命为户部尚书以代替杜正伦。但第二年就因为户部未能征集到足够的赋税而
被派到地方任职，后来虽然没能返回中央，却一直身任高官。许圉师（？—
679 年）是唐高祖幼年时期的小伙伴、唐朝初年平定长江流域时被杀的许绍
的小儿子。许圉师在唐朝初年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居官后政绩出色。任雅
相似乎主要是武将，曾一度任兵部尚书。661 年阴历四月，他担任远征高丽
战役的指挥官，在662 年初期的战事中被杀。659 年阴历八月，李义府也当
上了宰相，武后在朝廷上仍需要李义府的支持，因而说情把他赦免并从流放
地召回。
这时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变动。褚遂良和于志宁作为政府主要行政机构
尚书省的仆射，都是当然的宰相。他们免职以后，无人继任，尚书省至少在
以后的16 年里没有首脑。政府的各行政组织因此不能直接参预宰相们审议国
家政策的工作。皇帝和皇后可与之商榷朝政的宰相的队伍一直很小。太宗时
期常有八名以上的宰相，现在只有五人，随着卢承庆于660 年免职又减少到
四人；任雅相在661 年离朝征伐朝鲜后只剩下三人。这三人是许敬宗、腐化
的李义府和许圉师。662 年末，许圉师因试图掩盖其子在狩猎时误杀一人之
事，被李义府逼迫离职，由上官仪（？—664 年）代替。上官仪是隋炀帝末
年被杀于扬州的隋朝大臣之子。为了避难，他当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学者
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举荐参加进士考试，先后在一些搞学术的岗位上为
太宗效劳，有时为皇帝的文章作些润色工作。高宗时期，他是秘书省少监，
以文章和诗闻名于世。他之所以当上宰相，可能是由于他在高级官员中平庸
无能而官声上尚无瑕疵。
这些变化表明，武后的支持者的权力已得到巩固。有一段时间，皇帝的
健康状况不好。657 年，他被迫到离宫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①660 年阴
历十月以后，皇后的位置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动摇，当时高宗显然得了一次严
重的中风，致使他一度局部瘫痪，而且视力严重衰退。②虽然他康复了，但仍
有几次严重的复发。武后得益于自己的精明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几次
患病期间，治理帝国十分顺手。总之，皇帝的意志过于软弱，即使在健康时
也不能阻止他那位难以对付的皇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本人和他的朝廷。
到660 年末，武后事实上已是帝国的统治者，虽然无此名义。③
但她还没有为所欲为。她的支持者李义府从流放地返回朝廷后的几年，
再次过着使他在658 年以前臭名远扬的那种丑恶、腐朽的生活。他的堕落和
渎职竟使武后也感到是个政治负担。663 年，他家庭的胡作非为再次成为朝
廷上的议题，李义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蒙混过关，他因而被流放到中
国南方的疫病区，三年后死在那里。当时，武后由于不再过于依靠他的支持，
而且她的位置也远比五年以前巩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他。
那一时期反对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 年封为梁王的被废黜的前太子李忠
为中心，他们把李义府的倒台误解成为皇帝最终向武后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信
号。他们制订了一个把她也一网打尽的大胆计划。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术影响的武后被一个道家术士所吸引，特
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宫见她。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皇室成员或朝廷命官参与巫
术感到非常恐惧，认为他们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唐律规定它为“十恶”
之一的大罪，对这种罪行，给予高级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权都不适用，而且这
些罪行都明文规定不在赦免之列。①因此664 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个宦官把事
情报告给皇帝时，看来高宗认为这是摆脱皇后支配的方便借口。
皇帝召来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曾为李忠的顾问）“讨论”这件事。
不出高宗所料，上官仪建议以她的罪行为由废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仪就此
起草诏令。但武后已从她众多的皇宫耳目中得到于她不利的消息，她冲进皇
帝的居室以阻止事态的发展。胆小如鼠的高宗不敢与她面对面争辩，而是胆
怯地宣称废黜她的计划完全是由上官仪策划的。
这桩不幸事件的结局简单而又残酷。一贯忠实的许敬宗指控上官仪、前
太子李忠和首先告发武后的宦官共谋大逆。主犯被处决，并且再次清洗与这
些敌人有可疑联系的全体朝臣。他们全被贬黜或发配到边远地区。
从这以后，武后的政治统治是确定无疑的了。她的统治也公开化了。皇
帝上朝时她总坐在一旁，前面用帘子遮住，甚至监视皇帝所处理的每件细务。
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总结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
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①高宗至此几乎完全无权，武后的反对派全被清除。
但是，武后的统治也不仅仅是搞宫廷阴谋和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去处置
反对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参与制订新政策。第一个成果是657 年末
①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0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0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22 页。
① 《唐律疏义》，卷1 第七条第五恶，“不道”。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43 页。
把洛阳定为永久性的东都。②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
657 年，它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
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662 年甚至还在那里办起东都国子监。从此，整个朝
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长期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
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
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
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
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
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 年中，约有十年在洛阳上朝。682 年，朝
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683 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
一直到701 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
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
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
因。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
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
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 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
另一个中心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
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东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
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热心的支持者。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
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
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①
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迁往洛阳
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很可能有
第三种因素常常决定了迁都，这一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后的
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骇人听闻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
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继续住在长安是不能忍受的。②
武后的迷信和对宗教的沉溺还产生了其他后果。在成为其亲密伙伴的
男、女术士的影响下，武后越来越热衷于宗教的仪式和符咒。她摒弃传统，
创造新的标记，以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巩固她的地位和她实际控制的王
朝。高祖和太宗均用一个年号来代表他们的统治，武曌当了皇后以后，高宗
统治时期改元不少于13 次。662 年，中央官僚机器的许多主要职官名称改为
古称，到670 年才恢复原来的形式。674 年，皇帝和皇后采用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使用的庄严称呼：“天皇”和“天后”，武后想用这种称号使自己和她
丈夫的统治与以往中国历代君主的统治有所区别。
另一种宣告他们统治的辉煌成就的形式是举行古代意义最深远、最隆重
② 《全唐文》，卷12 第6 页。
① 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 年）；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
2 版（剑桥，1970
年），第84—7 页。
②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 年），第142—44 页。
的封禅典礼。祭祀仪式在位于今山东省的中国主要圣岳泰山的山脚下和山顶
上举行，仪式象征性地对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务已胜利地完成。由于
封禅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很多皇帝担心举行这种仪式会因无充分理由而变
成妄自尊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项活动只进行过六次，最后一次是在公元
56 年。①太宗曾三次计划举行封禅仪式：632 年，被魏征劝阻；641 年，太宗
已达洛阳，由于出现彗星而被劝阻，没有继续行进；648 年，一次不合时宜
的洪水取消了仪式。②
659 年，许敬宗在皇后的要求下上奏高宗，建议他举行封禅祭祀。③因为
几百年来没有举行，祭祀的具体形式基本上已被遗忘，需要讨论和决定，经
过长时间拖延之后，高宗终于于666 年阴历元旦在山脚开始了复杂的礼仪，
第二天清晨上山完成仪式。尽管没有妇女参与的先例，但武后仍违反传统，
计划扮演一个主角，于是她率领嫔妃及皇族亲眷作为第二队以表示她具有与
皇帝平起平坐的合法地位。④
高宗统治后期，武后鼓动他在洛阳附近的圣岳嵩山和其他圣岳举行同样
仪式。嵩山的仪式安排在676 年冬，但因吐蕃入侵而未果。后又安排在679
年末，但又因与突厥人的纠纷而被取消。武后又在683 年安排了第三次，但
由于皇帝生病而不得不取消。⑤
武后迷恋古代礼仪的另一例可在668 至669 年的一个提案中看到，这个
提案主张恢复建筑“明堂”的古制。“明堂”是向上帝献祭的建筑，它的设
计适合举行最重要的礼仪，同时也是一个朝觐大殿。在明堂举行的仪式将反
映皇帝（当然也包括皇后）的世俗权力以及与天的和谐关系。但负责讨论应
建成什么样的大堂的学者们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个计划因此被取消。武后直
到高宗死去，自己当上最高统治者，才成功地建起了明堂。①
武后不论怎样着迷于把王朝与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她还要确保王朝与
统治阶级的世俗关系的加强，以有利于王朝。
如前所述，在太宗时期，638 年编成的《氏族志》试图列出全国的大姓
并进行分等。皇后自己的家族武氏，因为社会地位较低而未能列入。很清楚，
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遗漏。659 年末，多半是在皇帝直接命令下，许敬宗奏
请注意《贞观氏族志》中这个严重的缺点，为此下诏编辑200 卷的新《姓氏
录》。高宗亲自作序并确定应遵循的等级序列。武氏及其他皇妃的家族安排
在第一等级中，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新志有很大变化，它只收唐代五品以
上官员的家庭。从前长期依据的“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的原则被取消；新
志远比旧志充实，因为它的范围扩大到当时兴起的统治官僚阶级。②
同时，政府再次针对有社会威望的山东大族“四姓”采取行动，它们原
① 沙畹：《泰山》（巴黎，1910 年），第18—0 页。
② 《唐会要》，卷7 第79—5 页。
③ 《唐会要》，卷7 第95—01 页；《旧唐书》，卷23 第886—87 页；《资治通鉴》，卷
200 第6316 页。
④ 《唐会要》，卷7 第98 页。
① 《唐会要》，卷12 第283—85 页。
② 《唐会要》，卷36 第664—65 页；又见池田温在《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所写的一章
；池田温：《唐
代氏族志的考察》，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3（1965 年），第3—4 页；崔瑞德
：《唐代统治阶
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
，1973 年），第
47—5 页。
来已是太宗的《氏族志》反对的目标。这一行动并不损害众多东北人在高宗
统治下享有的总的有利地位。这些东北人尽管来自同一地区，但大多只具有
次一等的社会地位。自太宗下诏试图削减山东大姓的特权以来，他们的社会
地位并没有明显下降。他们继续大规模地进行内部通婚，要求那些想与他们
联姻的外姓人付出大量财礼，甚至干脆拒绝求婚。另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
已移居京师，在京畿的社会中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集团。659 年山东大姓
之一拒绝了行为放荡的李义府的求婚，于是李劝高宗下诏禁止7 个大族的11
个家系（他们形成了令人羡慕的圈子）之间的内部通婚。这个集团并不包括
山东大族的全部，但包括了那些需要控制其特权的氏族。王皇后的氏族就是
其中之一。同时对准许的财礼数量实行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不是与家庭的
社会地位，而是与姻亲的官品相联系。①然而，这些大族似乎很容易躲过这些
限制，繁盛景况不减当年。
这些措施有助于武后巩固她在朝廷上的地位。但在皇帝生前由后妃直接
控制政府尚无历史先例，依然存在一股忠于唐皇室的官员们内心反对的暗
流。只要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武后的地位就始终不稳定，因此她寻求那些能
给她带来威信和影响的集团——特别是文人和佛、道僧侣——的效忠。
高宗统治初年，他已对文人进行大规模的保护，其方式是在京师集中学
者编辑了一批大部头的文学汇编。几个在太宗时期开始的大项目已告完成：
成为现在的《隋书》中的“志”的《五代史志》已在629 年开始编写，在656
年完成；②同年，后来成为官方正史的李延寿私人编撰的《南史》和《北史》
也上呈给皇帝。③至此，早在622 年就开始组织撰写的唐以前的官方历史宣告
完成。④唐朝的实录也在继续编撰。656 年，长孙无忌和令狐德棻完成了高祖
和太宗两朝的实录，作为正式的唐朝历史。①许敬宗孜孜不倦地继续这项工
作，写了高宗最初几年的实录，在659 年把它呈献给皇帝。②
另一个延续到高宗初年的大项目是对儒家经书的标准注疏（《五经正
义》）的最后校订。此书的大部分已完成于7 世纪40 年代，但《易》、《书》、
《诗》、《礼记》和《春秋》及其注疏《左传》在653 年才被批准和颁行全
国。其他经书的正义也完成于以后几年。③
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特别是在许敬宗初任大臣的几年中，皇帝又发起
撰写一系列新著作。以下简要列出656 年至663 年期间在他的指导下呈送给
皇帝的著作：656 年，皇帝撰写的130 卷并附有详细注释的关于统治者的政
策和职责的论述；658 年，一部关于西域的60 卷大型图籍，其中收有派往吐
火罗和康国（撒马儿罕）的使臣带回的材料；同一年，一部长达1000 卷的文
集《文馆词林》；661 年，另一部630 卷的文集《累璧》；同年，李善为大
① 《唐会要》，卷83 第1528—529 页。
② 《唐会要》，卷63 第1092 页；对这些志的简要介绍，见白乐曰：《〈隋书〉中的食货
志》（莱顿，1953
年），第5—页。
③ 《唐会要》，卷63 第1092 页。
④ 《唐会要》，卷63 第1090 页。
① 《唐会要》，卷63 第1092 页。
② 许敬宗编撰的唐代前三位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有许多伪造的地方，许的作品送呈高宗后
，高宗发现了这
些伪造。见《唐会要》，卷63 第1093 页。
③ 详情况D.M.麦克马伦在《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的论述。
型总集《文选》作的标准注疏，这是普遍施之于文学教育的基本著作；663
年，一部由太子李弘的老师主编的大型文学名著汇编《瑶山玉彩》问世，计
500 卷。④上述项目与钦命的巨大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进行（见下文）。
朝廷对世俗的和佛教的学术所作的这种慷慨赞助似乎在665 年突然结
束。在此前后，武后开始实行对文学的个人赞助，她组织起自己的学者班子，
命他们从事为她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工作。他们编了《列女传》，还有表
达武后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该书后来成为所有科举应试士子的必读
课本；另外有与《臣轨》同为一类的《百僚新戒》及音乐和礼仪方面的著作
《乐书》。①
武后在进行这些学术项目时雇用私人学士集团，其中还包藏着祸心。从
7 世纪60 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形成了一个秘密的秘书班子，名为“北门学士”；
这些人开始为皇后起草奏折，对政策的制定作出决定，而决策本应是宰相们
的职责。②
国家不只庇护文人学士。它也对在社会上有更多追随者的佛、道僧徒团
体给予庇护。③
我们已经说过，武后把宗教象征和仪式当作使自己的政体合法化的手
段，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看她与一批真真假假的宗教顾问的迷信关系。指
出这一点是值得的，因为她和高宗都沉缅于宗教，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各不
相同。
高宗统治初期，他有些勉强地继续实行他父亲对佛教的保护。太宗的赞
助与国家的支持使伟大的朝圣者玄奘得以完成一项大规模的重要工作，即把
他从印度带回来的梵文经典译成中文。
但尽管有这种庇护，以及他在公开场合表现的虔敬行为，高宗本人对佛
教的态度即使不是敌视的，也是十分冷淡的。655 年他下诏命令佛教僧侣服
从普遍的法律，而不是根据637 年专门颁布的《道僧格》来审理他们。此举
引来了僧侣们（其中包括高宗非常敬重的德高望重的玄奘）的抗议风暴，以
至高宗只好收回成命。玄奘还提出了太宗曾确立道士的地位优于佛徒的问
题，但皇帝对此不感兴趣。657 年高宗又提出了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佛教僧
侣是否应承认社会上正常的等级关系，是否应服从双亲及君主。657 年的诏
令禁止僧侣们接受父母或其长辈的致敬，后来由于公众的抗议，朝廷还是做
出了妥协。662 年，高宗要求朝廷讨论僧侣们应尊敬父母及皇上这一更广泛
的问题，而他以前的高祖和太宗对此都无力解决。经过僧侣们的强烈抗议，
朝廷展开了辩论，两种意见势均力敌；妥协的解决办法是僧侣们应尊敬父母
而不必尊敬皇帝，这又引起了不断的抗议，致使诏令不能实行。
尽管高宗就这一基本政治问题在与僧侣们的正面冲突中失败了，但当他
在664 年（其时玄奘已死）中断了远没有完工的庞大的翻译工作时，他给了
佛教真正而持久的打击。高宗逐渐不再注意佛教，而开始对道教表现出越来
越大的热诚；这种转变似乎从660 年起就开始了，玄奘死后，几个道教术士
对皇帝施加了强烈的个人影响，并在朝廷上得到了官职。
④ 《唐会要》，卷36 第656—57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76 页。
② 《唐会要》，卷57 第977 页。
③ 关于高宗与佛教的关系的详情，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所写的一章。

皇帝用比偏爱个别术士更积极的形式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例如，666 年
完成了封禅祀典以后，老子又有了更为显赫的新头衔，①各州奉命既建佛寺，
又建道观（第一次）。②道教就这样得到了佛教多年以来就有的国家资助的寺
院网络。675 年，皇帝下令编辑第一部道教典籍汇编。678 年，他把道士置于
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的虚构的亲缘关系。③同时，
道家主要经典《道德经》被列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与儒家经典不分
上下。
但从664 年放弃了翻译佛经的计划以后，高宗还是谨慎地避免采取可能
与势力强大而又组织严密的佛教僧、俗人等发生冲突的任何步骤。他在宫中
展开了两种信徒之间的辩论，668 年在一场特别尖刻的交锋后，他下令销毁
伪造的《老子化胡经》，因为它宣称如来佛与老子实际上是一个人，此事一
直是引起争吵的原因。
就在此时，对佛教的庇护改由皇后接手。她出身于虔信佛教的家庭，那
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显然把她看成是赞助人和保护人。武后也是宗教建
筑的主要赞肋人，在她当皇后时期，她主持在龙门石窟里凿刻了大量的佛像。
674 年，她终于成功地废除了太宗关于在宗教仪式上重道轻佛的诏令。
从此以后，两种信仰地位平等。这是691 年武后取得最高权力之后最终把佛
教立为国教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所有这些措施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皇帝和皇后用这些措施确立了他们
作为两种宗教的庇护人的地位，这两种宗教的影响已扩展到整个帝国和各级
社会。
皇后需要具有这样广泛基础的支持，因为666 年完成了封禅祭祀以后，
朝廷上的政局出现了对她不完全有利的变化。
大约在这段时期，皇后经历了一场涉及她的武氏家族成员的危机，因为
他们在她当上皇后以后都做上了高官。当时，这些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和个人
权势已很稳固，开始不想再以武后为靠山，开始不太尊重她的母系亲属：仍
然极有权势的原来隋朝的皇室杨氏。666 年阴历八月，皇后只得采取行动对
付他们，处死两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叔，谎称他们毒死了皇帝当时宠爱的魏
国夫人，她是皇后姐姐之女，已与廷臣贺兰越石结婚。传闻说，魏国夫人是
武后本人毒死的。①
664 年上官仪垮台后，许敬宗是剩下的唯一长期担任宰相的人，他继续
代表武后的利益，行使不容挑战的权力。但他毕竟是72 岁的老人了，而最高
一级政府在日益增多的财政和军事问题面前显然需要加强。665 年，任命了
一小批新宰相，但他们在一两年后都被免职，被两位高宗的最有成就的将军
姜恪和刘仁轨所取代，他们经常离开朝廷去远征。667 年，皇帝感到缺乏可
靠的参谋，就任命了一批能力很强的新宰相，他们至少恢复了进行正规朝政
程序的门面。
新宰相无疑不是统治阶级中的新成分的代表，但也不是听命于武后的傀
① 《全唐文》，卷12 第13 页；《唐大诏令集》，卷78 第442 页。
② 《唐会要》，卷48 第850 页；《旧唐书》，卷5 第90 页；《法苑珠林》，载《大正新
修大藏经》，卷
53 第1027 页。
③ 《唐会要》，卷49 第859 页；《佛祖统记》，卷39，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 第
36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50 页。
儡，杨弘武是隋朝谋士杨素的侄子，因此与武后之母是亲戚。赵仁本是来自
河南西部的陕州的世族，他在御史台和吏部有出色的政绩。李安期的祖父和
父亲在隋朝和初唐先后任中书令，他少年时即为奇才，后来连续担任高官。
他还在7 世纪40 和50 年代从事国家的各种文学事业。他出生于河北北部的
望族。这个宰相班子其余的两名成员也来自河北，戴至德（？—679 年）是
太宗时期著名宰相戴胄的侄子兼养子；张文瓘（605—677 年）是李世??的门
生，出身于7 世纪后期产生许多高官的一个河北氏族。尽管已知新班子的成
员中只有张文瓘参加过科举考试，但他们都是杰出的学者。
667 年末，李安期被派到地方任职，第二年，已经很老的杨弘武死去，
赵仁本与许敬宗闹翻，被免去宰相之职。但是戴至德和张文瓘分别在679 年
和678 年（原文如此。——译者）死去以前一直任宰相，使政府得到多年缺
乏的那种行政上的延续性。
任命这批新的宰相可能与朝廷开始面临因朝鲜战争而逐年增长的花费所
引起的严重内政问题有关。例如在666 年，中国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河北，
全部税收都被送到辽东供给征伐高丽的军队使用。①政府试图通过使用劣钱
（见下文）来解决问题，这证明是一个灾难。668 年、669 年和670 年一系列
的饥馑和自然灾害使局势变得更坏。皇帝被迫砍掉各种糜费的建设；670 年，
问题竟发展到使武后表示要放弃后位——当然这只是一种毫无诚意的姿态—
—以平息上苍之怒。①
这时皇后又经历了两次家庭危机。第一次在670 年阴历九月，她的因有
显贵亲属而在朝廷上成为她重要帮手的母亲死去了。②第二次是武后的姐姐
（已于666 年被害）的儿子贺兰敏之卷入了一桩重大的丑闻。在此之前，武
后已把贺兰敏之的姓改为“武”，这样他就能在她的几个异母弟兄被杀后，
承袭她父亲的头衔。但以追逐女性而臭名远扬的敏之行为越轨，他诱奸了已
中选为太子妃的杨思俭的女儿。武后总是迅速除掉使她陷入困境的同伙中的
不良分子，于是就把敏之发配到遥远的南方杀死，随即又清洗了他的已知的
同伙。③
同年，即670 年，武后失去了支持她最久和最忠实的帮手许敬宗；他在
78 岁时退休，两年后死去。几乎立刻就出现了反对他的活动。一部分廷臣表
面上以他的冷酷行为为由，想授予他不受尊敬的谥号，因为他曾发配自己的
儿子去遥远的南方，还把女儿嫁给南方部落首领之子以换回大量彩礼。许的
传记也提到他无法无天和贪婪的声誉；673 年，朝廷下令修订他编撰的国史，
删掉书中不实之词和不实之情。许敬宗把持朝廷达15 年，尤其是他使武后能
够取得最高的政治权力，所以这种反映是对他的自然的反感。
不过，正当武后的影响看来要削弱时，皇帝的健康再次恶化。672 年末，
太子奉诏监国；皇帝病情一度好转后，太子在673 年阴历八月又不得不承担
受诸司启事之责。这一年，皇帝的健康状况如此不佳，以致召来著名的道家
老医生孙思邈给他治病。第二年，即674 年初期，皇帝病情严重，朝廷正式
讨论武后应否临时掌管政府。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5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65 页。
② 同上。
③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67 页。
这个动议由于受到众朝臣和宰相们——特别是郝处俊和李义琰的强烈反
对而未能通过。朝廷此时由相当庞大而稳定的一个宰相集团控制：他们是戴
至德、张文瓘、李静玄和几乎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将军刘仁轨。他们至少在表
面上开始使行政工作程序恢复正常，尽管武后通过她个人的秘书班子继续对
朝政施加影响。
674 年后期，武后公开地广泛笼络人心，她的奏议提出12 点对庶民和政
府官员均有所让步的改革主张。各种主张多半只表达了虔诚的愿望而不是实
实在在的政策，但它们仍反映了对当时各种问题的一种敏税的理解。其要点
如下：“一、劝农①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
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
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
得进阶申滞。”以上主张基本上包括在一个诏令之中，并予以发布。它们以
泛泛之论来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旨在赢得官员和纳税人的欢迎。另外，
它们还表现了武后对提高妇女地位的兴趣及皇帝献身于道教的迹象。675
年，朝廷又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即取消由于支付朝鲜和西北战事的军费而征
课的捐税。
675 年，又有人提议恢复政府“正规的”形式，这时戴至德和刘仁轨被
任命为尚书省的左、右仆射，而自7 世纪50 年代后期以来尚书省就已缺少主
要首脑。这个动议使政府的行政机构在宰相们审议高级政策时重新得到了发
言权。
在676 年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宰相。他们是前宰相来济的兄长、扬州人来
恒。高智周（602—683 年）为另一位来自江苏南部的南方人，已通过了进士
考试，长期在学术部门担任高官，在7 世纪50 年代参加过几项庞大的文学作
品汇编工作，曾担任太子的老师。李义琰（死于688 年）也是进士，但出身
于河北的名门望族。他早年是李世??的门生，665 年到朝廷擢升高位以前长
期在地方任职。高宗很尊敬这位学识渊博的名人。他是674 年反对武后摄政
的动议的主要人物之一。最后一位是薛元超，他出身于山西南部的望族，是
一位早熟的青年学者，得到太宗宠爱，与皇室的一个地位较低的公主结婚，
高宗作太子时，他曾在太子府任职，又是《晋书》的编撰者。高宗登位后，
薛元超先后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任要职。显然他会位至三公，664 年上官仪被
处决时，他却被贬并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74 年他获赦免，立刻当上朝廷高
官，在683 年年中因健康不佳而不得不退休以前，他对皇帝也有极大的影响。
这些宰相都是名声清白的大臣，他们在7 世纪80 年代以前使朝廷出现了
一个显著稳定的领导集团。但那时，武后已通过北门学士获得了自己控制和
影响朝廷议事的手段。北门学士的主要人物有刘祎之和元万顷，他们充当了
她的私人代理人和私人秘书，渐渐干预起许多原来应由宰相们关心的事情。
675 年，皇后取得权力的主要障碍因太子李弘突然死亡而消失了；太子
不仅被皇帝本人宠爱，而且还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爱戴。①在皇帝最近
患病期间，他十分胜任地管理各项事务，他死前不久经常站在皇帝一边反对
武后。几乎就在他临终前，他还就被杀的萧淑妃的两个女儿所受不公平的待
① 《新唐书》，卷76 第3477 页；《旧唐书》，卷5 第99 页；《资治通鉴》，卷202 第
6374 页。
① 《旧唐书》，卷86 第2830 页。
遇与武后公开争论过，因为这两个女儿已被幽禁在宫中20 年而没有结婚。当
时人们普遍认为李弘是武后毒死的。太子死后，皇帝向朝廷宣布：他只是因
为患病，才没有传位给太子，为此他采取了一个不平常步骤，即谥李弘为“孝
敬皇帝”，仿佛他真的当过皇帝似的。①
太子的位置立刻由武后所生的皇帝第六子雍王李贤代替，对此我们可作
一简短的回顾。②
武后当时清除对她具有潜在威胁的其他皇室成员。675 年，一位低级妃
子给皇帝生下的第三子李上金，因捏造的罪名被流放到湖南的蛮荒之地。③
第二年，即676 年，萧淑妃所生的第四皇子、爱好学术的李素节，有试图影
响他父亲的表现。自666 年以来，武后就谎称他生病而不让他上朝，676 年，
他因贿赂公行的莫须有罪名而被流放。④
677 年，一个由著名大臣组成的很强的新班子成为新太子的顾问，679
年当皇帝又因病不能亲政时，太子负责政务，表现得非常明敏，因而赢得了
很高的赞誉。武后在除掉李弘后，现在又面临一个潜在的对手。
第二年，皇后着手对付李贤。在此以前不久，另一个术士明崇俨已得到
皇帝和武后两人的宠爱，他曾私下预言太子不适合于继位，而武后另一个儿
子却有未来统治者的相貌。679 年阴历五月，明崇俨被盗贼杀死，凶手始终
没有抓到。武后认为李贤对此事有责任。⑤她开始谴责太子，并命她的驯服工
具“北门学士”编写《孝子传》和《少阳政范》作为对他的直接告诫。朝廷
和后宫开始流传谣言，说太子不是武后的儿子，而是7 世纪40 年代与武后一
起进宫的她的姐姐韩国夫人之子。
李贤是个好色之徒，他与他的几个家奴有不正当的关系，因而引起官员
们的不满。武后为此向皇帝正式抱怨，皇帝于是派三名高级官员薛元超、高
智周和新任宰相裴炎调查此事。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在太子的马厩里发现了
几百套盔甲，于是断定太子在策划政变。也在受审讯的太子宠奴指控太子害
死了术士明崇俨。
皇帝非常宠爱李贤，对指控他的罪行显然是半信半疑，仍想赦免他。武
后却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皇帝，于是太子被贬为庶民并被幽禁在长安。太子
后来流放到四川，几年后被迫自杀。很清楚，公众对此案疑虑重重，因为皇
后下令在洛阳公开烧掉发现的盔甲，以便让百姓和官员看到太子的罪证。①
许多有名人物在李贤的倒台中受到株连。宰相张大安，被谪流放四川。
两位王子蒋王李炜和曹王李明被流放到很远的西南地区。另外几位大臣曾是
李贤的老师。他们虽然后来都被赦免并官复原职，但对他们的指控损害了他
们的权力。②
①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77 页；《旧唐书》，卷86 第2829—830 页；郭沫若：《武
则天》，第125
页；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1959 年），卷1 第137 页。
② 《唐会要》，卷4 第42—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77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81 页。
⑤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90、6397 页。
① 《旧唐书》，卷86 第2831—832 页；《唐会要》，卷4 第42—3 页；《资治通鉴》，
卷202 第6397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98 页。
680 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皇帝第七子、武后的第三胎英王李哲被立为
太子。③
以后的几年，朝廷的局势保持相对稳定。新太子是14 岁的孩子，不能在
政治上起积极作用。这时皇帝的健康很不稳定，因此不再是从不屈服的武后
的威胁，而武后似乎也满足于皇帝作名义上的君主。681 年，在674 年公开
反对武后摄政的郝处俊被皇后巧妙地免去了宰相之职，而当了太子的老师；
这个差事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那时整个帝国处于长达几十年的巨额军费造成的财政危机之中。后来大
量宫室和公共建筑的新工程又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物价上涨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大批农民逃往未开发地区试图逃避纳税，而饥荒和干旱的报告年年传
来。朝廷几乎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除了作出减少铸造已经短缺的钱币
的灾难性决定外，朝廷提出解决王朝财政问题的唯一的积极建议就是打算卖
掉皇宫马厩中的马粪。①
当皇帝健康时，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小事上，如派人远至长江去搜寻稀
有品种的竹子等等。他再次处于武后的影响之下，又开始准备一系列新的封
禅祭祀，这次打算轮流在五岳举行。676 年和679 年的两次已经作好了安排，
但因前线又出现了麻烦而被取消。后来武后计划在684 年新年举行，以表示
上苍对高宗统治的最后的认可。
但在683 年后期，皇帝的病情恶化，因此封禅大典又被取消。②皇帝正受
到晕眩和失明之苦，可能还得了另一次中风。一个为他治病的医生建议放血。
皇后反对，但高宗坚持放血，结果他重见光明。③诋毁武后的人喜欢用这一事
件来证明，她不希望高宗康复而希望他死去。但是，那时她丈夫已不再是她
取得最高地位的威胁，况且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他的继承人证明要摆脱
她的控制。
尽管高宗病情暂时有所缓解，但不久又更加恶化。683 年阴历十二月初
四，他召见右相裴炎，授以遗诏，命令太子在他的灵柩前登基，年轻的皇帝
有不能单独决定的军国大事，应与武后协商解决。④他在同一天死去。
③ 《唐会要》，卷1 第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2 第6400—401 页。
② 《唐会要》，卷7 第101—04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15 页。
④ 《唐大诏令集》，卷11 第67 页。
高宗的对内政策
高宗在位时间比他父亲和祖父加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他常被贬为在重
要的政治制度上建树极少的统治者。但高宗时期，对管理上的革新需求不多：
基本的政府机构已于高祖时期设立，太宗又加以改进和使之合理化。高宗继
承的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它具有一套顺利地发挥作用的制度，一个受集权的
法制约束的行政体系，其中各官署的职责都由法律作了周密的限制和规定。
制订出的兵制和财政制度把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府主动
实行的政策被严格地限定在维持秩序、处理军事任务以及管理土地制和税制
等方面。事实证明，这套行政体制具有非凡的持久性，在缺乏坚强的上层直
接领导时又具有明显的弹性。它经受住了高宗统治的紧张时期、武后篡权时
期和她垮台后唐皇室恢复时期的考验。它的设置是为了使它能在最低限度的
中央积极指导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
这一种制度化的行政机器的基础是制订成套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以使政
府能顺利地运转，而这正是整个高宗统治时期所不断关心的事。
太宗对继任者的遗训之一就是修订唐律和行政法规使之适应形势。①这件
事已完成；651 年，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组织把奉敕修
订好的律、令、格、式的新版本奏报皇上。651 年阴历九月的诏令向全国颁
布新法。②新法经过全面修订，成为唐代一系列法律当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
法律之一，它称为《永徽律令》。第二年，高宗又组织了另一个有几名法律
专家在内的组织，以编写一部能用于法制教育的详细的刑法官方注释。这部
形式稍作变动而成为流传至今的《唐律疏义》，在653 年阴历九月完成并被
送呈皇帝。它经过小的修改后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是刑法的权威性的注疏。①
这些不朽的著作完成以后，在高宗时期有人为了使法典适合当时的形势
而作了系统的努力。这项工作包括把原来在诏令中颁布的格编成法典，并对
为执行法律而制订的详细规定——式进行小的修改。665 年，当全部官署的
名称改动了以后，高宗命令刑部的主要官员修改格和式。②676 年政府又下令
对法律进行意义更为深远的修改，这次不仅修改格和式，而且也修改行政法
的主要部分（令），这项工作在677 年初期完成。③高宗去世后不久的685
年，又进行了一次修订。④
因此，高宗统治时期肯定没有忽视法律。相反，法典以大致12 年的间隔
期，经过仔细修订并使之顺应时势，这比唐代任何时候都更正规。
这个时期个别法学家和注疏家也相当活跃。朝廷上两位杰出的官员赵仁
本（667—670 年任宰相）和崔知悌完成了私人选编的案例《法例》，它后来
普遍使用于7 世纪的法律学校。崔知悌的这部私家著作成了一部使用方便的
① 《唐大诏令集》，卷11 第67 页。
② 《唐会要》，卷39 第701—02 页；《文苑英华》，卷464 第5—页；《唐大诏令集》，
卷82 第470—71
页。
① 《唐会要》，卷39 第702 页；《旧唐书》，卷50 第2141 页。
② 《旧唐书》，卷50 第2142 页；《唐会要》，卷39 第702 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82 第471 页；《文苑英华》，卷464 第7—页；《唐六典》，卷6
 第18 页；《旧
唐书》，卷50 第2142 页；《唐会要》，卷39 第702 页。
④ 《旧唐书》，卷50 第2143 页；《唐会要》，卷39 第702 页；《文苑英华》，卷464 
第8 页。
现成的法律摘要，以致在667 年被禁止在朝廷使用。⑤
高宗另一个远比他的前辈伟大的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
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①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
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
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
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
胥吏升任。例如在656 年，不少于1400 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
有22 人通过进士考试。②
经常听说，通过科举制征用人才是有意识地试图增加对武后新政体的支
持，因为这给统治阶级带来新的社会成分。但支持这种论点的材料很少。能
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来自两种途径：或来自京师的国子学，但能进入这些国子
学的几乎都是勋贵和高级公卿子弟；或是被他们所在的州当作“贡品”送上
的。后一条路是寒士能指望参加科举考试的唯一途径，中举的人不多。例如
在670 年，11 个中举的进士中只有一个是来自地方；在681 年的51 人中只
有一人，在682 年的55 人中只有一人。③
有关所谓的高宗和武后故意利用考试来改变官僚队伍社会成分的另一个
有趣的现象，是在652 年、653 年、663 年、669 年、671 年、672 年和676
至679 年暂停实行科举制。相反，在唐朝的其余时期，除了少数例外，每年
都举行科举考试。换句话说，在武后660 年完全控制了朝廷以后的年代里，
她本应该忙于通过科举制吸收新的统治精英，但她却有十年根本没举办科举
考试；而在665 年，所有的应试者——至少参加进士考试的人——都未中选。
只在670 年、673 至675 年和682 至683 年有较多应考人中举。660 至683
年通过进士考试的年平均数仅为18 人。①
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
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651 年，隋
朝和初唐最高级的秀才考试中断。前此取得秀才功名的人极少。除了太宗时
期设立的法律和书法（实际为语言学和古文书学）两科外，656 年又新设一
门新的专科数学考试和一所为该科培养考生的专门学校。数学考试与原有的
两种考试一样，是专为低级官员和庶民的儿子举办的。但在658 年，所有的
专科学校和专科考试都停办。662 年它们又在雇佣其中举者的政府部门的控
制下恢复：大理寺管法律学校，太史局管数学学校，秘书省管书法学校。671
年，这几所学校可能又变成了国子监的一部分。②
科举考试仅仅使中选者得到当官的资格（出身），但有更多的人通过其
他途径也得到了这种权利。例如，在657 年，估计有资格当官的人三倍于他
们能得到的官职。为了从取得当官资格的人当中选人担任实职，选举制被采
用了。如同太宗时期和高宗初期，这项制度带有极大的随意性。669 年，裴
行俭制定了实行选举制度的详细规定，这项规定在唐朝其后的时间决定了官
① 《文献通考》，卷29 第276 页。
② 《旧唐书》，卷81 第2751 页；《文献通考》，卷29 第276 页。
③ 《唐摭言》（丛书集成版），卷1 第8 页。
① 《文献通考》，卷29 第276 页。
② 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顿，1947 年），第454 页，注8。
员的选拔和升迁。③据说武后用“糊名”来确保选举制度的客观性，这样，候
选人的身分和社会出身就不能影响选拔的结果。
科举制本身在681 年也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改革，从而再次确定了唐朝其
后时间的科举形式。直到此时，“明经”和“进士”两科考试已变得非常相
象。两者都是让应考人完成专题文章，只是题目不同（明经科考经书及其注
疏，进士科考政治事务）。681 年的改革给两种考试带来了彻底的变化。明
经科此时要求完全掌握经文（678 年以来它包括道家的《道德经》，也包括
传统的儒家经籍）及其传统疏义。它基本上成为一种强调死记硬背的考试。
新的进士科也要求有一定的经籍知识，但不那么详细；另外要求考生依式写
出诗赋等文学作品，同时还要写政治和哲学论文。从此以后，进士功名的取
得比明经困难得多，因而其威望也远高于后者，而在以前，人们则更重视明
经的资格。①
另一个创新在高宗时期虽属罕见，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就是658
年第一次在皇帝本人命令下为特定应试人举行的殿试。②在以后各朝，殿试几
乎和进士试同样被看重。
因此，国家的首要的官员选举制在高宗时期得到了彻底改造。8 世纪盛
唐时期实行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时期传下来的。
高宗实行的建设新都、不断扩大官僚队伍、尤其是经常进行大规模征战
等等政策，给帝国的财政带来了持久的和不断增长的压力。
高宗的主要的财政问题是太宗时期早就遗留下来的。人头税这一基本税
制如果要有效地推行，就需要详细登记一切户口，以确定谁该纳税。在隋朝，
609 年登记的超过900 万户；太宗时期已不到300 万户。③这种惊人的锐减不
是由于隋末唐初内战时期人口大量死亡，而纯粹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对人口
进行全面的登记。甚至在高宗统治的初期，登记的户数也只有380 万户——
当然这远不足实际人口的一半。④可见有近逾一半的人口未被登记，因此就不
纳税。高宗像他父亲一样，也知道这个问题，但是，虽然在654 年和677 年
对登记制度进行了几次小的改进，基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对税制没有进行改革，虽然帝国的某些地区获准以谷物以外的货物纳
税，以减少漕运到京师的费用。后来656 年，政府又试图消除黄河三门峡引
起的运输堵塞，和开辟从东北部平原运漕粮去长安的更方便的路线，但未能
奏效。①672 年沿渭河流域通往长安的河渠得到了改善，②但往长安的谷物运
输仍又费钱又费工。
随着行政费用和官方消费的增长，国家的经济形势从整体上看已经恶
化。太宗时期一般来说是繁荣和物价低廉时期，这种情况延续到7 世纪60
年代初期。但是，在此以前，官铸货币明显地供不应求。大规模的私铸成为
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货币经济基础最牢固的长江流域更是如此。660 年政
③ 《唐会要》，卷74 第1347 页。
① 详见《剑桥中国史》第4 卷。
② 《唐会要》，卷76 第1386 页。
③ 《册府元龟》，卷486 第11 页。
④ 《唐会要》，卷85 第1557 页；《册府元龟》，卷486 第12 页。
① 《唐会要》，卷87 第1595 页；《新唐书》，卷53 第1365 页。
② 《通典》，卷10 第56 页；《册府元龟》，卷497 第8 页。
府曾试图折价收买私铸币，③但不论这个措施也好，或者对私铸进行前所未有
的严惩也好，都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
666 年，情况恶化到了危机的程度，当时政府不顾一切地企图满足压倒
一切的财政需要，有意识地降低新铸铜钱的成色，让金属含量与一般铜钱相
同，但其面值却大了十倍。④但随后出现的对贸易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致新
币在发行的第二年年初就被收回，这个考虑不周的措施严重地搞乱了经济。⑤
高宗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670 年，谷物严重短缺，
致使政府禁止酿酒。⑥7 世纪70 年代后期和80 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
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680 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①
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
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②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
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高宗是在经济和财政危
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有这一总的失败，高宗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
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
出谷物以低价卖出，679 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639 年
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655 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
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
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③太宗
时期设立的义仓也保留下来，作为对付本地饥荒的安全措施。651 年以后，
义仓储备粮的征收基础是各户财产的估算数额，而不是耕地面积，这可能是
在税册中的土地材料不完备的缘故。④
③ 《旧唐书》，卷48 第2095 页；《唐会要》，卷89 第1623 页。
④ 《旧唐书》，卷48 第2095 页；《唐会要》，卷89 第1623 页。
⑤ 《唐大诏令集》，卷112 第582 页。
⑥ 《册府元龟》，卷504 第5 页。
① 《通典》，卷7 第40 页；《资治通鉴》，卷203 第6410 页。
② 《旧唐书》，卷48 第2095—096 页；《唐六典》，卷22 第29 页；又见崔瑞德：《唐
代的财政管理》，
第290 页注8。
③ 《唐六典》，卷20 第19—2 页；《旧唐书》，卷44 第1890 页；《唐会要》，卷88 第
1612 页；《册
府元龟》，卷502 第22 页。
④ 《唐会要》，卷88 第1612 页。
对外关系
不管对高宗统治下的国内政治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威
望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在短暂的几年中，唐朝
控制的中华帝国的领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为广阔，长安的影响已达到中亚
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但由于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困扰着帝国内部，高宗
和武后在进行这些征服时，滥用中国军事力量，超过了合理限度，并且过分
延长了唐朝的防线。这种情况，再加上中亚和北亚新的强国的崛起，最终迫
使中国收缩自己的边境。高宗统治的最后几年，唐帝国的大部领土再次沦陷
于“夷狄”之手，有些地区甚至被他们长期占领。
西突厥
主要由于太宗的精明外交，在他死去时西突厥的力量已被内部冲突严重
削弱，咄陆可汗被身为唐代封臣的乙毗射匮代替。咄陆垮台之际，他的部下
阿史那贺鲁逃往中国，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并任陇右（甘肃）一个州的
都督。但贺鲁一听到太宗死去的消息，立刻背叛了唐朝，向西侵略乙毗射匮
的领土并把他推翻。他宣布自己为沙钵罗可汗（统治期651—657 年），并在
自己的统治下重新统一了西突厥帝国。他在短时期内就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
地，并拥有伸展到帕米尔以外直到波斯边境的广阔领土。
突厥人多次跨过中国边界入侵，迫使高宗派部队远征沙钵罗可汗。经过
几次长达数年的未决胜负的战斗，657 年唐朝将军苏定方终于在伊塞克湖附
近的一次战役中击败西突厥军队，沙钵罗逃往塔什干，但塔什干人把他交给
了中国人。
后来高宗再次把西突厥划分为都陆和弩失毕两个部落联盟，并立两个臣
服唐朝的对立的可汗为它们的首领。西突厥在伊犁河谷和伊塞克湖的故土分
别置于唐朝两个都护府的管辖之下，它们的管辖范围与西突厥帝国以前划分
的东、西两部分大致相符。从前归新疆西部、俄罗斯突厥斯坦和奥克苏斯河
流域的西突厥人控制的外国人，也在659 年和661 年正式接受中国人的辖制。
唐帝国的版图于是从中国海一直达到波斯边境，其中中国辖制的一部分新领
土称为波斯都督府。但新领土十分辽阔，唐军分布的力量又非常单薄，因此
唐王朝权力的这种进一步扩张只能维持一个短暂时期是不足为奇的。665 年
初，都陆和弩失毕两个部落联盟反叛了拥唐的可汗，再度从中国手中取得了
独立。
唐朝这次向西部扩张，正在波斯的政治局势出现全局性的变化之后。太
宗统治时期，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毁。波斯国王伊嗣俟三世在638
年派使团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领使团的国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长
安定居，其后高宗统治时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还允许他在长
安建一座袄教寺庙。按照一种说法，高宗于677 年派出中国军队帮助王子重
获王位。但中国军队护送卑路斯最远只能到龟兹，然后便返回唐朝。事实证
明，卑路斯复位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他回到长安后死在那里，大批波斯少数
民族滞留在中国的京城。
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
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651 年向唐廷贡献方物。
鲜鲜半岛
太宗曾希望649 年的大战会最终征服高丽，但太宗临死以前亲自取消了
这次战役。这反而加强了高丽的独裁者泉盖苏文的侵略野心。655 年他攻击
满洲南部的契丹人，后者已于648 年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的附庸。656 年，
泉盖苏文联合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王国入侵北面的新罗，占领了新罗三十
多个城镇。同时，新罗试图说服高宗与它一起消灭高丽的力量。这个计划对
高宗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由于新罗已迅速地引进了中国文化中的许多内
容，并且按照中国的路线确立它的制度，这一建议就加倍地吸引人了。
这两个盟国决定从两个方向进攻小国百济，然后把它当作入侵高丽本土
的基地。到了660 年，充分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号称
十万人的大军出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
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同时有五万大军从新罗冲破百济西部的
防线，然后围攻泗沘城。由于被包围，百济国王逃出都城，他儿子以该城和
国土投降了唐军。百济皇室成员在长安当了人质，中国官员在一万名中国占
领军的支持下被派往这一被征服王国的全国。
以夺取的百济为基地，高宗（或是武后，她已在丈夫最近患病时接管了
政府）策划中国军队从百济和辽东同时进军，对高丽进行几面夹攻。苏定方
指挥的远征军从北面深入高丽腹地，围攻平壤。但在百济的中国军队被一次
叛乱牵制住，不能参加进攻。新罗的支援又太迟，苏定方的部队被迫撤回。
百济的抵抗运动由一位名为牟岑的将军领导，他短期地恢复了王室，直到663
年后期才最后投降。叛乱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
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四百多条船。
666 年年中，泉盖苏文之死以及继任者与其两个弟兄的内部争斗，使形
势变得对中国人有利。当新首领请求中国人协助对付他弟兄的反叛时，唐朝
的反应是以年迈的李世??率军对高丽发动水陆大战。新罗的一支大军从南面
配合进攻。668 年阴历九月，唐朝的一系列胜利达到顶点，这时李世??经长
达一月的围攻后攻陷高丽首都平壤，带着20 万俘虏（其中包括高丽国王）返
回中国，并把高丽国王献到太宗墓前祭奠。一个有两万驻军的都护府在平壤
设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丽王国。
软弱的高宗能如此成功地完成导致隋炀帝和唐太宗灾难性失败的重大军
事远征，这似乎令人奇怪。但高宗享有两个其前辈所没有的有利条件。第一，
泉盖苏文死后，高丽国内发生内乱，其防线遭到严重的削弱。第二，唐朝军
队占领了可从海上得到供应的百济作为基地，便能迅速打击高丽的心脏地
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唐朝军队不必再依靠穿过辽东的漫长的陆路，这条路
夏天遇雨非常泥泞，又为过早来临的严寒所苦。
但唐朝不能长时间享有军事上的优势。670 年，高丽反抗占领军的叛乱
成功地使王室得以复辟。①尽管四年以后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反对中国占领的
抵抗在高丽持续不断。抵抗受到企图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统治的新罗的支援；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63 页。
新罗这时已开始侵占百济从前的领土。676 年，中国人被迫把平壤的都护府
撤至辽东更安全的地带，②所有的中国官员都从高丽被召回。678 年，高宗经
劝说停止对新罗发动大战，理由是对吐蕃的防御已成为比控制朝鲜远为急迫
的事情。③新罗已在几年内占领了百济和高丽南部的大部。④同时，唐朝越来
越注意离本国较近的严重得多的军事事务。由于大量的兵力投入对付西面吐
蕃人的战役，朝廷无力再派更多的部队去朝鲜遏制前盟友的侵略性的扩张，
因此占领和统治朝鲜的计划被取消。
吐蕃
中亚的一个大变化是吐蕃的大规模扩张。吐蕃的大规模扩张始于伟大的
吐蕃王弃宗弄赞，甚至顺利地持续到他650 年死去以后。吐蕃的力量朝各个
方向渗透，进入西藏高原西部、云南和四川的边境地区以及尼泊尔，往北进
入塔里木和现青海省的肥沃的牧场（当时是吐谷浑的领土）。在7 世纪60
和70 年代，高宗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高丽战争方面，对吐蕃的日益增长的威
胁有一段时间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结果听任西部边境发生了极为重要的战
略性变化。
660 年吐蕃人攻击吐谷浑。663 年他们再次发动进攻，把吐谷浑人赶出他
们青海湖周围的故土。吐谷浑国王在绝望中恳求中国人给以援助，但遭到拒
绝。当吐蕃和唐朝领土之间唯一的缓冲国被吐蕃摧毁时，高宗就是这样袖手
旁观的。随着吐谷浑的被征服，吐蕃就能自由出入甘肃边境和塔里木盆地。
670 年，吐蕃开始蚕食唐王朝从前在四川边境部族地区设立的各边境
州。再往西，吐蕃人又与残存的西突厥部落之一弓月结盟，大举侵犯中国在
塔里木盆地的领土。665 年，吐蕃与疏勒国王联合进攻于阗，切断了通过塔
里木盆地的南部通道。670 年，在于阗国王的援助下，吐蕃向北进攻，占据
了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以及焉耆。中国人因此被迫从吐鲁番以西的大
部分塔里木盆地撤退，并放弃了安西都护府和控制着塔里木诸土邦的安西四
镇。①
但是吐蕃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并不十分稳定。673 至675 年，与吐蕃和
他们的西突厥盟友吵翻的疏勒、于阗和焉耆等国的国王重申他们对唐王朝的
效忠，于是安西都护府得以重新设立。与此同时，中国人对通往西面的另一
条穿过天山山脉以北的准噶尔和伊犁河谷的路线加强了控制。677 年当吐蕃
在西突厥可汗的援助下再次入侵塔里木时，中国仍保持对此路线的控制。679
年，中国军队打败了西突厥，俘虏了西突厥可汗并进军碎叶，在碎叶筑城设
防。同年，吐蕃人被赶出塔里木盆地，安西四镇（此时包括取代焉耆的碎叶）
再次设立。
但是，唐军在对付吐蕃从青海湖周围的前吐谷浑领土对甘肃构成的远为
严重的威胁时，则不那么成功。670 年，旨在夺回中国在这个重要地区失去
②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97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85 页；关于朝鲜战争和随后朝鲜统一于新罗的论述，见约
翰·C.贾米森：《〈三
国史记〉和统一战争》，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发表论文，1969 年。
④ 《唐会要》，卷95 第1711 页。
①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 年），第245 页。
的土地而由薛仁贵领导的一次大战遭到惨败，唐朝的远征部队几乎全军覆
没。676 年，吐蕃国王的死导致一系列的内乱，高宗希望利用这个有利的机
会进攻吐蕃。他被劝阻，但两年以后，另一支由李敬玄指挥的八万人的中国
军队奉命进攻青海地区。但也失败了。中国军队受到重创。吐蕃人继续袭扰
边区，并巩固他们对青海地区的控制。680 年又占领四川西北的战略要地安
戎，使他们能牢牢地控制四川和云南边区诸部落民族。
在高宗末年，唐廷对吐蕃已拿不出任何积极的政策。从677 年起，保卫
崎岖难行的现甘肃和四川的西北边境需要建立一支更庞大的常备军，尽管那
里建立了屯田组织而使部队能够部分自给，但事实证明那里的后勤供应是困
难而又昂贵的。同时，吐蕃的扩张却大大地加快了。①
东突厥人的复振
679 年，在太宗摧毁东突厥可汗国几乎半个世纪后，突厥各部在长城外
今山西省北部叛唐。叛乱于681 年末被镇压，双方兵力的损失都很惨重。但
是682 年末，颉利可汗的后代阿史那骨咄禄可汗（即鄂尔浑河碑铭上的颉跌
利施可汗）统一了东突厥人余部。他在鄂尔浑河上游的故土成功地重建了东
突厥人的国家。他在对抗中国人时得到了突厥人阿史德元珍的援助；后者的
家族早已效忠于唐王朝，他本人也已接受了中国教育。在高宗的余年，东突
厥人在他们的联合领导下继续侵袭今山西、陕西和宁夏诸省的边境地区。这
种边界战事造成双重损失，因为唐朝骑兵需要的大量战马大部分产于这个地
区。②
当高宗在遗诏中命令太子处理国家重要事务应与皇后协商时，他一定是
有意地要确保武后在他自己在位时期建立的政治统治能够继续下去。很可能
他已得出结论，中国一旦又被边界纠纷和国内的财政危机所困扰时，它在武
后坚决的、哪怕是残酷无情的控制下要比在年轻和缺乏经验的皇帝控制下更
好。
新皇帝的登基典礼往后拖了几天，在此期间，武后在裴炎的协助下作了
安排，以便通过门下省和中书省来处理政务。新皇帝（庙号中宗）登基时，
武后就成了皇太后，但大权丝毫未减。在下一章将会谈到，中宗继位后几个
月就被迫退位，由他的弟弟继承皇位，但一次宫廷政变又使后者成了傀儡。
武后终于成为整个的帝国无与匹敌的统治者，李唐皇室70 年的统治就这样结
束了。
比起她意志软弱和优柔寡断的丈夫来，武后才是太宗传统的真正继承
人。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如果不根据武后在高宗死后的行为来衡量她对高宗的
控制，就不能弄明白高宗的统治。人们常把她在660 至683 年的治理与她在
7 世纪80 和90 年代实行的恐怖和恫吓政治混为一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她
通过宫廷政变或搞宫廷阴谋积极而公开地干预政治，在高宗生前只有四、五
①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96 页；关于吐谷浑衰落的最好的论述，见加布里埃拉·莫
莱：《从北魏到五
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 年）。关于西藏内部的历史，见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
究》（东京，1958—959
年）；J·巴科：《西藏历史介绍》（巴黎，1962 年）；石泰安：《西藏文明》（伦敦，
1972 年），第56—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88 页。
次，后来只是作为皇帝背后的势力来确立和维持她的地位。她完全可以成为
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她只是通过皇帝和他的朝廷行使她的权力。高宗在去
世前仍保留着相当大的个人权力。他得到了由朝廷卿相形成的强大势力的支
持，他们强烈反对武后任何使她地位合法化的企图。对官僚集团有计划的清
洗还没有进行。高宗生前，受害者仅限于那些在宫中，或在她的亲戚中，或
在皇室中，或在朝廷官员中对她施加影响控制皇帝的行动构成威胁的人。指
出这一点并不是否认她对决策无可怀疑的权力和影响，或是否认她在必要时
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段，而只是想说明她在683 年以前和
以后是用迥然不同的手段达到她的目的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高宗统治时期不是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国内也出
现了持续的和平，虽然为了军事远征和其他政策花费了大量的赋税和人力。
高宗统治时期，人民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不满的迹象，只是在最后十年，无限
制的军费和为扩大的及不断增加的官僚队伍而必须提供的开支才开始把很重
的负担强加给群众。高宗时期军事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这些成功使帝国的
兵力过于分散，由于新的敌对国的出现，帝国的军队又被迫后退而处于防守。
到了683 年，帝国甚至已经丧失一部分太宗征服的边界领土，并且正在经历
一场重要的内部危机。
但是，它不是传统历史学家所攻击的高宗及其作威作福的皇后在其统治
末年的那种危机。各种史书基本上都是那些本人即为朝廷官员的历史学家所
作的关于中央政府活动的朝政记录，而高宗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最高层的行为
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显得是灾难性的转折点。太宗与其朝臣目标的一致、
宰相之间坦率公开的议政以及成为太宗政治特点的亲密的君臣关系，早已消
失无余。代替它的是一个缺乏坚强领导的朝廷，在那里，讨论被压抑，官员
中充满了恐怖、不安全、猜疑、相互诽谤和不断倾轧的气氛。政策是由武后
和她的私人宠幸决定的，然后强加给皇帝和朝臣，政府的正规形式早已无人
理睬。
然而，即使在朝廷，也不是一切都一无是处。高宗统治的后半期，有一
批能力很强的宰相为他效劳，为了弥补武后在655 至664 年攫取权力时造成
的损失，他们也作了一定的努力。直到高宗统治后期，武后的位置基本上是
不稳定的，只能依靠间接的手段控制朝廷。她一直易受攻击，她的地位是靠
个人的控制而不是靠任何坚实的制度基础来维系的。不过，她鲜明地把自己
确立为高明而机智的政治家，到高宗统治后期，她的权力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以致在高宗死后她可以稳操胜算地成为中国不可置疑的统治者。
第六章 武后、中宗和睿宗的统治
（684—712 年）
准备时期（684—690 年）
683 年阴历十二月作为中宗登上皇位的唐朝第四个皇帝不过是高宗和武
后的第三子。由于他继位的希望一直似乎很渺茫，所以在此之前他既没有为
此受到培养，也没有在当皇太子的短短的三年中为他新的尊严地位作准备；
可能出于这一原因，他父亲的遗嘱才规定让有经验的武后继续施加政治影
响。严格地说，她的干政只被容许在“军国大事之未能决者”方面，但她立
刻表示，以皇太后的身份作荣誉而无实权的退隐，她是决不甘心的。这一心
意的第一个表示是她违反遗嘱的规定，未使中宗立刻在“梓宫前”继位；在
拖延加冕的整整一个星期中，她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也表示了她对她儿子
是否适宜继位有某种忧虑。人们对新君主的性格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判断
他母亲的怀疑是否有根据，但即使在他一生的这个阶段也已很清楚，他至少
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弱点，并已受他的妻子韦后的支配。他登上皇位不到一
个月，就提升他岳父韦玄贞为宰相。
这一任命造成了中宗统治的第一个危机。不满意她儿媳胆敢抗衡的武后
是不欢迎这个任命的，而那些期望随着武后的消声匿迹会恢复他们传统权力
的官僚们也不欢迎它。最反对这一任命的官员为裴炎，他出身于山西的绅士
名门，通过科举制青云直上而成为中书令。高宗死前不久，他把所有议事从
门下省转到中书省，从而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领导，并且当他被选中去接受
垂死的高宗的遗诏时，又发现自己的威信进一步有了提高。关中精英集团中
最强大的韦氏参加政治生活必然会损害他的利益，所以他强烈反对对皇后父
亲的任命。中宗对此反应非常鲁莽：“我以天下与韦玄何不可，而惜侍中邪！”
①裴炎对如此强烈的反驳大吃一惊，就迅速报告武后，她便认为此话是言为心
声。她召集朝廷百官，责备她儿子有叛逆的用心，然后平静地宣读废黜皇帝
的诏令，这时羽林军就将他拉下御座。次日，在执政刚满六个星期后，他被
更听话的二十二岁的弟弟睿宗所代替。
废除中宗和武后在690 年建立周朝这两者的合法性没有被像伟大的宋代
理学家朱熹——他的《通鉴纲目》自13 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
—等正统史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中宗直到710 年死去时一直是合法的君
主。尽管有这种历史的传统看法，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权力无疑是操于
武后一人之手。在684 年，唯一的问题是她究竟还怀有什么其他野心。
武后本人似乎也不注意去平息人们的怀疑。从一开始，她就鄙弃了以前
关于牝鸡司晨的庸识浅见，在放逐中宗及其怀孕的韦后去湖北的房州（房陵）
后，公开在朝廷主持政务和履行礼仪的职能，甚至不屑“垂帘”。她封她的
长侄兼她父亲的继承人武承嗣为皇嗣，并且不顾像裴炎等大臣的警告（说她
开始像汉代篡位的吕后），决定在洛阳为她的得到追封的祖先立武氏七庙。
这一行动是没有先例的。事实上，它僭取了帝王家族的特权，并且刚好证实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17 页；《旧唐书》，卷87 第2843 页。引文为中宗对裴炎
提出他授予其岳父
的官职太高这一抗议的答复。
了人们的担心，即武后不久将不满足于以她的傀儡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它
与684 年的大赦令一起，成了造成以后李敬业叛乱事件的导火线。
684 年的大赦令
在叙述这场起义以前，简单地考察一下大赦令的内容是有益的，因为它
是许多大赦令的典型。①在整个唐代，这类文献就像在吉庆盛典中论功行赏和
赦免重罪这一本意那样，也被用来颁布重要的行政措施。在武后统治时期，
颁布大赦令的次数频繁得异乎寻常，例如在684 至705 年期间年号变动了16
次，每次都颁布大赦令。它们构成了一种有用的史料形式，从中不但可以看
出国内的状况，而且可以了解武后政府的若干总的方针路线。
684 年的大赦令首先改变了政体的外表象征：此后旗帜将是紫饰金色，
某些官员将穿不同的官袍和佩戴不同的标志。和长安相比，武后一直偏爱洛
阳，它被定为“神都”，那里的皇宫定名为“太初”。此令反映了武后对命
名的深切关怀。所以它又声称某些官职的职称有缺陷，必须予以改变。关于
新选用的名称有的可追溯到第一个周王朝的传奇时代，另一些则使人联想到
道教神话中的仙境。当时有人杜撰了道教的几个名称，例如凤阁（中书省）、
鸾（一种神鸟）台（门下省）和肃政台（御史台），这些均不见于中国史籍。
武后之母被尊为太后，这一头衔的明显含义是，武后本人出身于帝王世家。
这些俨然与新王朝开国之初的大典相似的措施引起了忧虑和反对。
大赦令的第二部分盛赞黎民的厚德，厚赏年迈之人，并且提出要救济贫
困和宽恕某几类罪犯。在承认赋税过重——特别是两京周围地区的赋税——
的同时，武后答应减轻负担。为了表示她的俭朴，她遣退了许多宫中的仆婢；
为了表示她尊重孝道，她答应让有迫切愿望的边境戍军回家，不中断祭祖。
像这些一般大赦令中最常见的规定在武后时期特别多，并且被传统的历史学
家非难为“笼络人心”的应急手段。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倾向于把它们视作民
众反对贵族和大地主分子的阶级斗争手段。它们一定深受当时平民的欢迎。
最后部分试图解决当前施政中的问题。武后说，近几年领土的扩大已经
引起了各道原来过得去的行政质量的下降，京师以外贪污成风。御史台将设
立一个新部门，以严密监督各道和经常进行视察。另一个弊病是规避赋税和
徭役，随着近几十年国内安定而出现的人口激增，这一问题因行政的混乱而
更加严重了。为了与登记不实和在人口统计数字上玩花招等现象作斗争，政
府拟对行政单位进行一次严格的复查，如县和州的人口分别超过原来的一万
户和三万户的限额时，政府就另设新的县和州。人口的增长和再分配是7 世
纪后期的一个大问题，虽然武后对此非常注意，并且曾一度企图对道的制度
进行大规模的改组，但抱敌视态度的史书否认她在这方面的贡献。①在这一大
赦令中，她还承认了军事领域中的弊病。其中主要的弊病一是升赏不当造成
的士气低落，一是把基本上是防御性和临时性的府兵变成半永久性和职业性
军队后造成的过长的服役期。此外，许多富人只是捐官而从不赴职。武后命
令有关官员惩处这些犯法行为，但她似乎忽视了这一问题更广泛的含义。最
后，她强调了用儒家灵丹妙药来解决行政困难，即吸收“有德之士”担任文
① 全文载《全唐文》，卷96 第11—6 页；《文苑英华》，卷463 第6—1 页。
① 《旧唐书》，卷94 第2993—994 页；《新唐书》，卷123 第4367—370 页。
官。所有高级官员应举荐一适合当官的人。没有一个唐朝统治者像武后那样
深深地依赖这一措施；这一措施连同她经常采用的除科举制以外的其他吸收
人才的方法，使得官员人数大量增加。自657 年以来，批评已经越来越多，
所以武后在此大赦令中被迫作出反应：干脆不承认官僚机构已变得太大。
大赦令中所列的行政问题决不是详尽无遗的，但也许足以说明初唐的某
些制度的退化情况。原因有几个：国内的长期安定既造成了人口增长，又造
成了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已使边境行政和防务需要新的
形式。像科举制那样的其内容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其他一些发展已经引起了很
不平静的情绪，一些人特别是因为“突然展现的前程”而很不平静，这些人
因不是出身于初唐的贵族门第，已被摒于迅速擢升为高级官员的大门之外。
简言之，太宗的“遗产”已经过时，而武后也不是创新者。最抱乐观态度的
历史学家只好承认，她没有使她继承的制度合理化；但另一方面，她采取的
重大政策——加强帝王特权和中央权力，征服“外夷”，“笼络人心”——
合在一起却暴露了制度的种种缺点。她留给玄宗的财富（主要表现为新形势
下的一种新的和高效率的办公形式）才使真正的改革成为可能。在她统治的
开始，她没有这种有利条件；此外，她在整个掌权时期受到了自己是妇女这
一生理事实的牵制。儒家反对女性统治这一禁令的严厉性意味着她的地位永
远不能被人接受；①她很快为自己的安全而惶惶不可终日，从而使她把自我保
护和自我炫耀置于其他一切之上。造成了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李敬业的叛
乱。
恐怖统治
叛乱者的领袖为征服高丽者和武后的早期支持者李世??的孙子。李世??
已死于669 年，他积累的荣誉保证其后裔能取得很高的威望和得以凭特权进
入仕途，而李敬业已在官场中开始了他的事业。但最近，他已驻节位于长江
和大运河相交处的扬州。②在这个商业中心的傲慢但又懒散的气氛中，他的大
部分亲密伙伴也一样是因各种过错被罢官的出身名门和有声望的人。他们当
然都伺机恢复自己失去的家业；到684 年年中武后的雄图尚未大定，这种形
势有助于创造一次起义的理想气候。
叛乱者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虽然公开的目的是中宗复位，但他们又另立
一人并在名义上把他抬为首领，称此人为中宗的兄长，即已死的李贤（他长
得很像中宗）。因此，敬业很可能无意让中宗复位，为了掩盖自己改朝换代
的野心，就借用这个被废黜的统治者的名字以争取支持者。出于同样的原因，
他企图给武后抹黑，于是他的支持者骆宾王为他写了一篇出色的檄文，①其文
开始如下：
① 见杨联升：《中华帝国的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961 年）
，第47—1 页；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1935 年），第137—48 页
。陈寅恪文引了
许多取材于古代传统的参考材料。
② 关于唐代的扬州，见全汉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情况的繁荣与衰落》，载《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刊》，
11（1947 年），第149—76 页。
① 《旧唐书》，卷190 上第5006—007 页。骆宾王檄文载《全唐文》，卷199 第1—页；
《文苑英华》，
卷646 第11—2 页。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

官，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
聚
麀。
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姐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

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
任。
他继续以一系列的历史隐喻详细叙述妇女左右以前历朝政体的恶果，强烈呼吁同僚们与他

一起造反。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是用气惯风云，志安社稷。
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公等??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
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请看今日之域中，
竟
是谁家之天下？
檄文的陈述当然是很不确切的，不过它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信念。
敌视武后的史学家们极易用它作史料，有的指控也已见于其他有声誉的史书
之中。檄文之传布既广泛又迅速；据记载，武后在叛乱初期已见到一份檄文。
她的反应既典型，又能说明问题。她说她的大臣们是多么愚蠢，竟让像檄文
作者那样有文才的人在地方上流落不偶！但尽管檄文写得很妙，却不能吸引
许多人同情叛乱事业；不到三个月，起义就被粉碎。叛乱失败的部分原因是，
武后推行了奖赏抵制叛乱的人和宽恕胁从的叛乱者的政策。更重要的原因是
李敬业作为一个指挥将领有着种种缺点。一名副将有几次敦促他在山东—河
北地区寻求支持，并说，在那里可以发现最优秀的战士和反对武后“独裁”
的最强烈的不满情绪。①近来的研究倾向于认可这一策略，指出在整个唐代，
这一地区历来厌恶来自长安的统治，特别在经济困难和夷狄入侵时期，这种
情绪几乎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但李敬业却决定滞留在江苏的根据地，这里
除了最初随他叛乱的十万之众外，他的兵力再也不可能增强。当三倍于他的
帝国军队来讨伐他时，胜败不久便见分晓；如果说这次叛乱的规模如此，它
引起的后果却远不如叛乱本身严重。但在武后看来，真正的危险来自叛乱者
与朝中人士的关系。在那一年阴历九月当起义处于高潮时，裴炎被捕，并被
控犯了叛逆罪。
当时的这一指控是指与叛乱者合谋和在武后预定前往龙门万佛洞的途中
策划把她劫持；在缺乏可靠证明的情况下，他有罪或无辜的问题成了大量历
史论战的题目。②几乎可以肯定，武后是相信他有罪的；从她的反应判断，影
响是深远的。裴炎的朋友们愿代他死，武后在不耐烦地驳回这种传统的辩护
时，行动迅速果断，她说：“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裴炎在市场上被屈
辱地处决了，而胆敢为他辩护的人中最有名的“突厥之所惮”的程务挺将军
也在他军中未发抗议的情况下被斩首。这时，李敬业已战败并被部将所杀，
武后用亵渎他祖父的坟墓和剥夺他家族一切荣誉的方式来泄愤。据一份史料
记载，在这以后她召集满朝文武官员申斥说，她为国不遗余力地操劳，每个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6—427 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
。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5—426 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
《武则天》（北
京，1962 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第144—45 页）中讨论了这一问
题。
官员能取得如今的地位应该感谢她。她以三个被杀的敌人为例下结论说：“此
三人者，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
事朕，无为天下笑！”①大臣们均伏地叩头。
但她既被背叛过一次，就决定要更加确保它不再发生。为此，她实行了
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统治，这只有她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中最可鄙的人
为她辩护。它的根源难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认为它始于中宗被废黜之时；当
时一名“飞骑”得到厚赏，因为他揭发了那些为爱好游戏的皇帝下台后丧失
额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虽然在此以前已有迹象表明，武后通过经常的贬职
和调职，企图把忠于她的人调到周围，但这是断然处决宫廷以外的反对派的
最早文字记载。通过对李敬业叛乱的镇压，御史台和刑部的一些官员上台掌
了权，他们的传记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类。以周兴和来俊臣为首，他
们张开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组成的网络，并在特设的狱中，通过伪造、酷刑和
来俊臣在其令人厌恶的《罗织经》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词”。②在686
年初期，又设官掌管铜匦，从而使这些酷吏的活动变本加厉。这一制度实行
到唐朝结束。①铜匦是为这一官署建造的，它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
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促进农业或人民福利的计划，
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诉苦，第四个口则用
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原意可能是对恐怖的严酷性的后果进行补救和宣
扬武后对黎民的关怀。但不久，铜匦不过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虚假揭发的
一个容器。
不能对这种恐怖说什么支持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家
对它不断的谴责可能过分了。②如果全面地看，似乎可以说，恐怖行为产生于
有充分根据的恐惧。甚至在了解恐怖的种种弊病以后，武后仍继续让它存在
下去，因为她看到了它的用处：用它可以对为反对女性统治这一僵硬传统而
斗争的人进行恫吓；还因为她知道她有能力控制恐怖统治的最厉害的暴行。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恐怖具有种种含义，而修史者的愤怒情绪使他们忽视了
这些含义。
一个结果当然是政治空气的改变。没有一个大臣能够阻拦武后而不担心
自己会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没有一个大臣能像魏微等大臣争取太宗那样
把她争取过来。众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诏令以尊重大臣的异议。688
年刘祎之拒绝了一份未经自己的中书省认可的诏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
的忘恩负义行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杀，否则他就被处死。①这种统治“作风”
①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2 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
否定这一情节。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9—440 页；《旧唐书》，卷186 上第4838 页。关于来俊
臣和周兴，见《旧
唐书》，卷186 上第4840—842 页。
① 《唐会要》，卷53 第956—59 页；《资治通鉴》，卷203 第          6437—438 页
。
② 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 
年），作者在书中
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意见，即武后是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
的大刽子手。近
期的中共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他是单纯地为了保存
自己。例如，见
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 年），第174 页以后；吴晗：《灯下集》（北京，196
1 年），第140 页
以后。
① 《旧唐书》，卷57 第2296 页；《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4 页。
的事例还很多，传统史学家们很喜欢把它们与“贞观之治”进行对比。②
第二种由恐怖统治派生的一系列后果是社会性质的。也许因为武后记
得，平民百姓曾经拒绝支持叛乱和她发现高级官员中有人与她为敌，所以她
对后一个集团进行报复。一种史料在谈到597 年的最后清洗时说，她的大部
分受害者是“海内贤士名流”，实际上是指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员（特别
是高级官员），而不是指诸道官员。③因为对他们的指控一般是煽动叛乱，所
以惩处株连到他们的家属（放逐或沦为奴隶）和涉及他们的财产（加以没收）。
即使受较轻指控的人的子弟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而近时的研究指出，组成
初唐上层贵族大部分的几百户高傲的贵族门第在这一时期严重衰落。虽然在
中宗复辟前后有几次大赦，有的家族恢复元气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它们
与较下层的社会竞争高官的力量永远被削弱了。④7 世纪80 年代的一些诏令
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含义，诏令授权告密者可以公费从全国各地前来揭
发。从此，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识字的平民因告密而担任高官，奴仆揭发
主人等——大量出现。官员们警告武后说，这些措施将引起全国大乱，使平
民的生活不安定和朝不保夕，这里所指还必须包括专使在各道搜捕不忠分子
和流放至岭南这种漫长而惨苦的赭衣塞途所引起的动乱。⑤有好几年武后对这
些异议置之不理，这可能是因为她看到这些政策带来的补偿性的好处。它们
可以到处提醒人们注意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及在它之上还有她本人这一事实。
最后必须承认，在恐怖统治中，司法制度在非常严重的考验下幸存下来。
不公正现象的确存在，但主要是在秘密警察用酷刑或答应对受害者家属宽大
的方法逼取供词和处理案件时产生的。武后常主持审讯或复核重要的案件；
当像徐有功等大胆的御史面陈执法不当时，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得到支持。①
当武后在697 年处决了她最后的秘密警察后，她为自己竟受她的大臣们的蒙
骗而推行不正当的重刑而表示了遗憾心情，她很可能是真诚的。②
恐怖的开始有时被认为是武后企图篡位的明确的迹象。但另一方面，也
有迹象表明在以后几年，她本满足于继续以睿宗的名义进行统治，从而使自
己至少能部分地避免历史的谴责。迹象之一是，在685 年她纳了第一个面首，
此人是她女儿太平公主引见的一个粗壮的脂粉（和春药）货郎。此事迅速成
了一件公开的丑闻；为了使他的未净身之躯得以在宫内容身，她就让他出家，
并放肆地立他为中国最有名望的白马寺的住持。新僧——历史上称薛怀义—
—立刻带领一帮暴徒在京城称霸，侮辱官员和欺凌道士。在她有病的丈夫生
前一直忠贞的武后似乎已陷入着迷的状态。她与他单独厮混的时间越来越
多，并且经常在激怒的大臣面前竭力为他的“怪僻行为”开脱。686 年初期，
她提出要还政于睿宗，但据历史记载，后者“知〔武后〕非诚心，奏表固让”。
很可能她不是出于真心实意，但事实是从那时起，她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把注
② 例如，见《旧唐书》，卷186 上的酷吏传；又见林语堂：《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
》，第134—4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12—513 页；《旧唐书》，卷57 第7 页；卷186 上第4849
 页。
④ 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员、陇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谱系学者路敬淳。
⑤ 滨口重国：《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京都，1966 年），第218—44 页。
① 《旧唐书》，卷85 第2817—820 页；《新唐书》，卷113 第4188—192 页；《通典卷
169 第894—97
页；《册府元龟》，卷616 第1—页；卷617 第13—6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23 页。
意力放在单调而繁琐的日常政务上了。这个僧人受她的宠幸几乎达十年之
久，而他反过来也在几个方面为她效劳，如当过与突厥人作战的将军，在688
年担任所有唐代建筑中的灿烂明珠——明堂——的主持人时，他表现得更为
能干。①
行政改革
但不应下结论说，因为武后迷恋这个僧人就变得不问政务了。如果说在
她一生最不稳定的时期中的统治作风日趋个人决断和她的寻欢作乐变得更加
公开，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却没有放松。对突厥人和吐蕃人的日益加剧的
威胁进行了几次征讨，并改组了安北都护府。②在民事方面，她在685 年又修
订了律令，③授权御史监督佛僧在京师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活动，并且在整个这
一时期又设立了新的行政单位以处理人口——特别是江南的人口——的流动
和增长。官僚机器也大大地发展了。在反映武后不埋没有才之士的关怀方面，
在正规的考试外还特持“殿前试人”，每年选拔更多的人来效劳，并且绅士
和平民都获准自荐。④政府在京师和各道设立了新的官职：常平令、左补阙和
左拾遗等。六部的官员也增加了，行政工作的质量一度有所改进。同时，武
后对文学的兴趣表现在以她的名义刻印大部头文学汇编方面。据说她推动了
新翻译她敬奉的华严宗经卷的计划，后来当她在洛阳任命于阗的高僧实叉难
陀时还参加了编辑工作。⑤在这一时期，京师的四个藏书馆每年必须送呈藏书
的书目。⑥
武后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也表明有所认识，虽然她的解决办法是零碎
的和基本上无效的。自666 年因铸新币失败而引起了商业混乱以来，中国的
物价一直在上涨，到高宗去世时米价比繁荣的7 世纪30 年代几乎高达百倍。
另外，连年歉收，再加上防务开支的增加、文官队伍的扩大和逃税行为的蔓
延，给政府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677 和678 年，财政问题达到了危急
的程度。处理这种局势的前例并不缺乏，而且还有大臣的建议，但武后宁愿
依靠一些权宜措施去解决问题。684 年当政府已无力支付下级官僚全部官俸
时，她反而为政府增加额外的官员。①687 年华北的大部分为饥荒所苦，在遥
远的岭南道出现了武装抗缴增税的事例。②镇压是迅速和有效的，但苦难的根
源却被忽视。武后的最大的失败是她提不出经济政策，这样说可能符合事实。
尽管这些年有许多行政活动，但武后把她主要的活动放在寻求支持和安
全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是建立告发制；另一个则是经常颁布旨在赢得民心
① 关于明堂，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 年），第131—32 页。关于明
堂在唐代发展的
文献，见《唐会要》，卷11—2 第271—00 页。
② 《唐会要》，卷73 第1309、1315 页；《资治通鉴》，卷203 第6435 页。
③ 《唐会要》，卷39 第702 页；《旧唐书》，卷50 第2143 页。
④ 《册府元龟》，卷639 第20 页；《通典》，卷15 第83 页；《唐会要》，卷75 第137
6 页；《唐会要》，
卷76 第1390 页；《文献通考》，卷29 第272 页。
⑤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东京，1965 年），第107—49 页。虽然镰田
主要注意她对华
严宗的态度，但也提供了她与总的佛教关系的许多材料。
① 《唐会要》，卷91 第1652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5 页。
的措施。这样的大赦令有三次，虽然只有689 年颁布的最后一次的全文现还
存在。③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它似乎是非常慷慨的。全国的穷人、孝子孝女
和在战争中丧子的户都得到酒、丝帛、牲畜和粮食的赏赐。欠税被免除，以
吸引那些逃避登记的农民回来种地；在新平军征讨突厥之役中受难的地区和
在兴建明堂时受榨取的地区被免税一年。地方官员要抑制不得人心的商人阶
级的越来越厉害的铺张，并保护那些因儿子服兵役而衰落的门庭免受土地攫
取者的压榨。当武后在大张旗鼓地“笼络民心”时，她还开始给她自己制造
帝王的灵光。庙宇、宫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阳到处出现；在它的中心，宫廷和
武后的随从队伍变得越加豪华。唐都长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经常在公开场
合露面，主持庄严隆重的礼仪，并且企图在公众的心目中把自己与光荣和经
常袭用其礼仪的昌盛的古周朝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高潮发生在689 年中国
空前辉煌的敬奉宝图的仪式中。①
宝图是一白石，上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数字。它是688 年在洛水发
现的，所有史料一致认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伪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坚
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马光等敌视她的史学家也没有假设武后本人曾参与此
事；她的虚荣心和她对祥瑞常常表现出的轻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预言指的就
是她本人。它无疑是使她下决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因
为从发现它开始，她的种种行动不容许有别的解释。她率领朝廷全体官员前
往天坛，宣称洛水为神圣之河，所以禁止在那里捕鱼；她自封为“圣母神皇”。
无性别含义的“皇”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然后她开始计划一次豪华的
盛典，以便正式敬奉这一祥兆，并把年号改为“永昌”以应此预兆。她计划
把这些盛典与新完成的明堂的启用结合起来举行，并下令全国名流应一律在
洛阳集合庆祝。这当然也包括广泛地分散在全国各地担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
旁支成员在内。
对唐室诸王来说，邀请是不受欢迎的。在最近几年，他们已越来越被排
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们已无寸土之地
为己有。诸王很了解京师的事件，显然也清楚他们作为武后实现其野心的障
碍，处境很危险；所以他们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师的通知前正在策划对策。
②但是他们是在得知武后正在准备死亡陷阱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动的。他们理
解，集体拒绝参加庆典也会获罪，就决定谋反。在起义中能鼓动人心的人物
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譔。他伪造诏书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亲戚，
在时间紧迫和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协调起义。但由于一个过急地在河北的博州
（高宗之侄李冲在那里任刺史）征募军队的行动，计划被破坏。我们已经注
意到，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好战传统和分离主义倾向，所以可能是最适宜这类
冒险的地方，可是李冲所能征募的军队不超过5000 人。①甚至这些人也不热
心，在第一次受挫时就已溃散。在帝国主力军到达时，叛乱已告结束，李冲
也死于自己的部将手下。在洛阳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冲之父、武后之内兄
③ 《全唐文》，卷96 第16—2 页；《文苑英华》，卷463 第1—页。
① 见《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8—449 页。武后高度重视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称它为
天授圣图，并采
用“天授”为其新王朝的第一个年号。
② 《旧唐书》，卷76 第2661 页。
① 浦立本在其《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1 页）中回顾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况，并
附完整的参考材
料。
弟李贞，当知道他儿子的行动已使他遭殃时，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于是
他用尽一切手段征募了几千人。这些人在勤王军到达前四下逃窜，随着李贞
的战败和自杀，所谓的诸王之乱很快结束。②
这次起义成为国内对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虽然它几乎不是真正的威
胁，但过度恐怖的惩罚却持续到691 年的相当一段时期。直到那时，李氏宗
族不论有罪无罪都遭到蓄意的杀戮。只有流放在遥远的南方的少数儿童得以
幸存。传统的史学家一致谴责武后的残暴，但也勉强承认在粉碎叛乱时，她
得到全国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声望的成员在利用一些矫造的诏旨时也未能唤起人们对
他们事业的很高热情。甚至总是批判武后的司马光也专门指出，李贞集团中
有官品的500 名成员除一人外都是被胁迫参加叛乱的。③
对武后来说，她平息起义的成功进一步证实她一定得到上苍的庇佑。688
年阴历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饰，主持推迟了的盛典，据一份史料记载，它
是“唐兴以来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礼中，祭祀她父亲的规格相当于开国
之君，而礼仪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来，武后一直把她与这一最受
称颂的周王朝联系起来，并模仿它的官职称号、建筑、典礼和历法。正像李
氏皇族曾宣称老子为它的祖先那样，她也把著名的周霸占王当作自己的始
祖。因此事实似乎是，她选自己的王朝的名称为“周”，可能不是因为追赠
她父亲的封地为周，而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不只是像王莽这样的篡
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统治者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
征性地重新建立据历史声称已在第一个周代达到的至治之世。①
两个更深入的步骤为篡位铺平了道路。首先是颁布一批代替常用字
“日”、“月”等旧字形的新字，这可以看作是武后把自己与传奇中的中文
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动。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顾在文字系统的漫
长历史中，方块字已变得如此复杂，以致许多存在的字甚至连学者也不认识。
因此，作为一个持续改革的开端，她造了12 个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说明其真实
意义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为“曌”，其组成部分表示天体照亮下
面的空处。她说，它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②敦煌和当时的碑文，甚至
日本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字在中华世界中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
深受历史学家批评的这些杜撰的字反映了武后对象征符号的持久的兴趣，并
且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宣传行动，虽然这一行动必然地只限于文人阶级。对广
大的平民来说，他们需要另一种信仰，佛教满足了这一要求。
只是到近期，历史学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实践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
② 《资治通鉴》，卷204 第 6449—452 页，载于《旧唐书》卷64 第2431—432 页和卷7
6 第2661 页以
下的诸王的传记中所举的细节可以补充这一记载。关于叛乱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
204 第6457 页。
① 一般认为选择她的国号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赠武后之父第一个封地的名称。有几
个原因使这个解
释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谢谷川道雄，他的《周隋革命本末——周礼国家的悲剧》一文（载
《古代文化》，
18.5〔1967 年〕，第89—4 页）首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且举了先例。见R.W.L.吉索：
《武则天的正统
性》，为1975 年6 月在阿西洛马尔召开的中国历史正统性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② 常盤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载《东方学报》〔东京〕， 6〔1936 年〕，第5—2
 页）对新字作了
充分讨论。关于更简明的叙述，见内藤乾吉：《敦煌发见唐职制户婚厩库律断简》，载《
石滨先生古稀纪
念东洋学论丛》（大阪，1989 年），第339—42 页。
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当时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①
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全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
对她的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诺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
炽盛，无有衰耗痛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
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②根据大部分史料，武后的僧人面
首薛怀义发现了经文，作了适当的注释，并指出长期等待的下凡的神竟是他
的庇护人！③武后表示惊奇，但当然高兴；她立刻颁布了这一教义。在一次对
佛僧广施恩泽的令人惊愕的行动中，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
其中有的是新建的，另一些则是现存并受帝王庇护的寺庙。九名编写注疏的
高僧被封为县公，并得到高级官员的服饰；一千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
后来将“慈氏越古”加在她的头衔之中。④
这时一切准备就绪。690 年阴历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绝了要她登基的三
次连续的请愿，其中的一次请愿书上有六万余人的姓名。但当她得知她的象
征——凤凰——已出现在皇宫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觐见殿周围，她认识
到天意不可违。睿宗退位。武后庄严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圣神皇帝”。妇
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
① 关于《大云经》，见矢吹敬辉的明确的研究著作《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 年），
第685—61 页。
关于佛寺，见冢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东京，1944 年），第25—1 页。安东
尼奥·福特的
《7 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那不勒斯，1977 年）为一部非常详尽的研究，
并附一切有关文
字的完整译文。又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
② 《大方等无想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2 第1107 页。
③ 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佛教和非佛教的记载有许多矛盾说法，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
》第4 卷中的论
述。
周朝（690—705 年）
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续性的截然中断。在705 年唐代
中兴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谈及武后时说：“亶聪成德，濬哲应期，用初九
之英谟，开太一之宏略。”①在同一文献中，他继续争辩说，实际上没有发生
变化，她恢复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进教育，兴建学校寺庙，量才录用官员，
主持许多文学和历史汇编，重新宽恕那些使她受蒙骗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
面，不过在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赞扬竟出自武后长期剥夺其继位权的人
之口，这件事本身是惊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对待这次篡位的“官
方路线”。只是在这个世纪，更具体地说，根据陈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设，周
朝不仅代表了一种政治变化，而且代表了一种意义重大的社会革命；从此以
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改变传统的观点。②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武后
是被剥削阶级反对唐代社会中的贵族和地主分子的斗士，而日本的历史学家
近来则设法认定有一个“新兴”阶级，武后企图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
宽恕的传统贵族的支持。①但在关于唐代史料性质的几大问题得到解决以前，
有关社会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论题必然是得不出结论的。
在唐室诸王之乱失败后，周代的改朝换代进程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遭到
反对。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细则并定都洛阳。早在7 世纪60 年代，
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诏书中认定洛阳在交通和供应方面优于长安；而中国的经
济中心向南面和东面的逐渐转移从此又加强了这些优势。②当武后选洛阳为都
时，她一定意识到自己与唐都及那些已调到那里任职的忠于唐朝的氏族断绝
关系的好处。作为安全的额外措施，据说她从关中的长安周围地区迁移十万
户去充实该城。③有才能的官员像徐有功、狄仁杰和李昭德等人也来到新都，
正像《资治通鉴》在少见的一段赞扬文字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武
后〕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④部分是由于这些官员
的影响，部分是由于“民心已定”，武后几乎立刻着手缓和恐怖统治。⑤691
年，特务头子周兴被声名更为狼藉的副手来俊臣请去，要他或是供认曾参与
最近一次阴谋的事实，或是投入自己的瓮中。⑥他被“逼供”后，在放逐途中
被以前一个受害者的家属所杀；次年，有850 名他的仆从被审讯、判刑，并
在政治舞台上消失。武后表现出，她既能在以前满不在乎地支持这些酷吏，
也能在以后满不在乎地处理他们，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她继续让来俊臣及
其党羽为她效劳。
不久，他们不是被武后而是被武后的长侄武承嗣所用；后者已被指定为
① 《全唐文》，卷17 第10 页。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1946 年），第14 页；重印于《陈寅恪先生论
集》（台北，1971
年），第120 页以下。
① 近来中国历史学家中发生了一次论战，从中反映了吴泽、袁英光和齐陈骏之间的分歧，
砺波护的《隋之
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6 年〕，第154—56 页）对之
进行了讨论。
② 全汉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1946 年）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③ 《册府元龟》，卷486 第33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78 页。
⑤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85 页。
⑥ 《资治通鉴》，卷204 第6472 页；菲茨杰拉德：《武后》，第137—38 页。
武后之父的后嗣。①他与更加狡猾的堂兄弟武三思一起约在670 年已来到京
师，但在高宗死前一直不引人注意。从高宗去世起，他已成为劝进者中最坚
定的人，显然他把自己看作是他姑母的继承人。武家的势力迅速发展；在新
王朝的最初几年，由于武氏中的几个成员被授予高级文武官职，所有的成员
都被封为王和得到实封，②他们都牢固地树立了最有力的地位。在691 年，虽
然睿宗保留了皇嗣的头衔，但武承嗣却信心十足地发起了一场要求宣布他自
己为太子的请愿。
整个朝廷陷入一片争吵声中。武后对她侄儿的请求表现得很惊奇，所以
在朝廷广泛征求意见。有的人大胆直言反对武承嗣；但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流
放，甚或死于他的心腹来俊臣之手。唐皇室利益最重要的维护者是李昭德，
他是从小士绅通过科举考试发迹的另一种“新”型官员；此人是如此刚直不
阿，以致一次他把一名其绣袍违背了节约规定的官员鞭笞至死。③692 年，他
成功地使武后相信让她家属拥权过重的危险性；不到一周，她剥夺了其中三
人——包括武承嗣——的一切政治权力。当她侄儿怒冲冲地前来抗议和污蔑
李昭德时，她平静地对他说：“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
④事情到此结束，但只是暂时的。如果说这一次武后对她家属抱敌视态度，但
其他几次她的态度又迥然不同，竟让他们在公开典礼中作她的助手，还命他
们统带她的几支大军。为了防止出现睿宗被指定为她的继承人的猜想，她小
心翼翼地惩办了那些与他关系过于密切的人；693 年，她放肆地害死了他的
两名宠妃。其中一人就是未来的玄宗之母。
对她的这种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武后确实被自己的氏族和诸子
争夺继位权之事弄得焦头烂额。结果，狄仁杰的论点——集中在母子纽带和
有朝一日她需要后嗣的祭祀两方面——才使相持的形势有利于她的长子。但
第二种解释同样可以讲得通。她把决定拖延至698 年，因为继位问题是平衡
和分裂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很有价值的手段。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它只能被视作武后整个执政期间表现的政治技巧的
一个方面。她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对宰相们的皇权，在这方面她是十分成功的。
宰相在唐王朝开始时被授予中央三省首脑的职位。它逐渐也被授予其他高级
官员，所以宰相的人数可从3—15 人不等。①他们的职责范围是辅弼天子，指
导官员和掌管政务，从而使宰相成为最重要的官员。②到7 世纪中期，已经出
现触犯帝权的强烈的集团意识、主动性和愿望的种种迹象；这些特征明显地
表现在围绕废黜高宗第一个皇后的争论方面。太宗没有大力反对这一倾向，
似乎常常只把自己看作是群臣之首，因此儒家的历史学家从此就对“贞观之
治”大加歌颂。这些历史学家之蔑视武后，既是由于她使用了独断专行的手
段以阻止大臣权力的发展，又是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和篡位者。她半个世纪的
① 《旧唐书》，卷183 第4727—729 页。武后在665 和666 年间已把其异母同胞弟兄及其
子放逐。当时，
其姐妹之子贺兰敏之被指定为其父封地的正式继承人。他在670 年失宠和死去后，武后的
异母弟兄武元爽
之子武承嗣从岭南流放地召回代替贺兰敏之，为她父亲继续武家香烟。
② 见《旧唐书》，卷183 第4729 页；《唐会要》，卷90 第1639—64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91 页。这件事很不寻常，因为受害者侯思止是来俊臣的一
名亲密助手。
④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83—484 页。
① 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4 页以后。
② 研究宰相制的最详尽的著作是周道济的《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3 年）。
统治造成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要衡量她的政治技巧，人们会发
现，她几乎使人觉察不到而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采用的方法一般没有超越传
统的框框。
例如，任免权无疑是皇帝的一个特权，而武后使用它时有她的特定的目
的。在太宗的23 年统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 人，每人的平均任期为七
年。从684 至705 年，66 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两年。60 岁以下被任命
的为数甚少，职务的调动空前频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
杰在他担任宰相的三年中也担任了不少于七个不同的职位。临时任命和在京
师外执行长期任务的情况比以前更加频繁；部门职能的自然重叠使武后取得
在集团内部制造对立和分裂的机会。她常常把像狄仁杰和李昭德那样的杰出
人物与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辈和道教的术士一起安置在相应的职位上。当
697 年来俊臣最后被处决时，她竟听任一个捏造的罪名把来俊臣的主要敌人
李昭德同样处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达惊人的80％的人从高级职位上被迫撤
下来，有的人被流放或处死，有的人干脆被降级任用。太宗时这样的人占33
％。在她统治时，官僚的高级圈子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令人
感兴趣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是696 年的一首
赋，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种种危险作为警告。它名为《思慎赋》。
其他传统的控制办法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专门的奖
赏制度，它旨在提醒人们，荣誉的取得不但靠科举中试或靠成为高官显宦，
而且还靠在职时取悦于统治者。像清代多产的史学家赵翼就有时称赞她能接
受大臣的规劝和批评。①但是一经考察就可以弄清楚，她始终划清对她自己的
批评与限制帝王特权的企图这两者的界线。李昭德一次取笑那块她奉为祥瑞
的白石，因为她重视这块白石的“赤心”。当李昭德观看时，他说：“此石
赤心，他石尽反邪？”她与其他人一起也为之解颐。②在另一次，她的宠臣吉
顼坚持提出继位问题，虽然众所周知，她把此事视作“家务”。她告诉他，
太宗曾对她谈到一匹不能驯服的新马。她冷冷地看着吉顼说，“朕言于太宗
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又不服，则以匕首
断其喉”。这个大臣颤抖退出。①
有时武后干脆摒斥宰相的议政，她宁可依靠她的宠臣和女儿太平公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个通称为“北门学士”的非官员顾问集团。它是后
来翰林院的前身，不但为武后草拟以她的名义发表的大部分文学作品，而且
还协助决策。当宰相们阻挠兴建明堂的奢侈计划时，武后干脆绕过他们而依
靠这些学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现象是：存在一个发展和扩大的官僚集团，而
同时它的上层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个日益发展的官僚阶层遇到了武后这
位对手，这可能是在她被废黜时只有一个大臣哭泣的原因吧。
武周的最初几年相对地说是平静的，恐怖的缓和带来了处理若干老问题
的机会。在边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蛮诸部落正为进行了相当时期的内讧所
苦；在690 至694 年期间，超过35 万名“蛮夷”前来中国避难。两名有才能
的将军王孝杰和唐休璟说服武后，收复678 年丧失的“四镇”的时机已经成
熟。在692 年阴历十月，他们在西面击溃了吐蕃军，并在龟兹重建安西都护
①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 1974 年），卷19 第415—17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84 页；《旧唐书》，卷87 第285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44 页。
府。②可是在朝廷，武后对严重的行政问题表现得认识不够，自己忙于汇编文
学作品及设立新职位以安插和滥用官员，再就是忙于与佛教打交道。她又为
自己加了“慈氏越古金轮”的头衔；她一改唐王朝重道轻佛的做法，甚至禁
止杀生。在这一时期，她对这一印度宗教的庇护说明了面首和尚对她的影响；
这个和尚的爱好似乎已趋向在明堂周围的寺庙群主持秘密的、有时是血腥的
礼仪。①由于五方杂处，这些礼仪被称作“无遮”会，但它们似乎在怀义和尚
死后即烟消云散。以后，武后又重新庇护华严宗和此时迅速发展而深受欢迎
的禅宗。②
她的庇护还扩大到科举制度。武后一贯重科举制而轻靠各种特权进入官
僚集团的方式；在689 年，她首创君主亲自策试贡士的做法。③武后显然看到
科举制能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因为在693 年，她用几年前自己编写的《臣
轨》“经”以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
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后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
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④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写的，
正文包括有关帝国政策的结构十分严密的观点，反复提出如下的格言：“父
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
耳目之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在705
年前，每个应试士子被要求牢记这一著作。最后，在695 年武后取消了她本
人以前在抡才考试过程中采用的糊名法。这样做的原因不详。但这一措施可
能与那一年出现的问题有关，因为容许一定范围的循私舞弊是堵塞批评的一
个权宜之计。还有许多事情可以批评。武后与怀义面首的关系已日趋冷却，
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行动越来越骄恣，部分是因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
医生来代替他。怀义和尚是一个易冲动的人，他在695 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
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虽然武后公开谴责不慎
的匠人，但她知道谁应该负责，于是决定行动。她驳回了公开审讯的做法，
因为这不利于她重建明堂的决定，而且还会带来令人难堪的证词，所以她采
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这个和尚诱至宫内并秘密处死。随着他的死亡，武
后对佛教的态度似乎改变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称号，终止了杀生的
禁令；在她的年号中，在皇宫及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筑中，开始使用像“天”
那样的儒家字眼。但这些建筑决不是按儒家精神兴建的。史书中也有“用财
如粪土”的记载，御史们也经常提出耗尽民力和国库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
否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具有毁灭性，现在没有办法作出确切的估计。
虽然帝国仍旧繁荣，人民缴税一般没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对财
政事务越来越关心和开始打算处理帝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财经问题。695
年，李峤上疏提请注意浮逃户的数字日增，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从登记地出逃，
② 《资治通鉴》，卷211 第6487—488 页。关于安西都护府，见大谷正直：《安西四镇的
建立及其变迁》，
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 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
研究》（东京，
1955 年），第190—04 页及以后。
① 这些礼仪在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33—34 页）中作了描述。
②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第122 页；S.温斯坦：《唐佛教形成时期帝王
的庇护》，载芮
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第297—06 页。
③ 《文献通考》，卷29 第272 页。
④ 《臣轨》见于《丛书集成》卷893。
作为未登记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议规定这些人向当局投案的期
限。他们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们的定居地登记，但不论何种情况，都要
成为正式登记的纳税者。新政策不仅由地方官员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
往各道的御史的监督。武后批准了这一计划，而且御史也实际上被任命了。
但计划受到朝廷几名大臣的阻挠，最后被搁置下来。然而它在8 世纪初一定
被恢复执行，因为人们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了括浮逃使执行这类政策的有关
文书。这些文书的日期是从702 年和703 年起，当时李峤又成为朝廷中的主
要人物。①
在8 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商业日益重要而引起的问题也受到相当的注
意。通货问题显然更加严重了。在7 世纪90 年代中期私铸成风，政府是如此
缺乏金属，以致必须熔化农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从701 至704 年，
某些私铸钱获准使用，作为应付通货长期短缺的一个措施。703 年，曾有对
商人和贸易征税的企图，但它被朝廷的传统主义分子所阻。①造成国库真正严
重枯竭的两个因素——迅速扩大的官僚集团的俸禄和防务费用——尚未达到
严重的程度。
但从695 年起，防务费用开始成为大问题。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
默啜已开始在边境袭扰，他从此折磨中国达好几年，时而掠夺，时而又要求
归顺；时而叛乱，时而又要求和亲。②在他的生涯的开始阶段，他顺从绥靖；
在695 年，当武后将注意力转向吐蕃的更严重而紧迫的威胁时，他被收买，
得到了一个中国的“公”的封号。自7 世纪60 年代以来，吐蕃已一直在进行
它的领土扩张，但随着幼王（赞普）在676 年登位，实权落到了属于论氏的
大臣们的手中，统治者对他们也难以控制。③695 年秋，最有权势的大臣论钦
陵率军侵入中国，次年春天在离长安不到200 英里的地方打败了王孝杰和娄
师德率领的中国大军。武后立刻降了二将的级，但这一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契
丹反叛使她不能〔对吐蕃〕作进一步的报复。
这场叛乱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契丹自648 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护府
以来，一直平静无事。④契丹人在这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们之中的李尽
忠和孙万荣升任很高的职务。但他们在中国官员的管辖下并不是一贯走运
的，这时的中国都护是一个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饥荒中，
他没有提供救济物资，并“视酋长如奴仆”。①他们便举兵叛乱，在一周内两
名首领武装了数万人。官方的反应是迅速的。28 名将领率领数目不详的军队
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败是一
① 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 6（1961 年），第
90—5 页；内藤
乾吉：《西域发见的唐代官文书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3（1960 年），转载于他
的《中国法制史
考证》（东京，1963 年），第223—45 页。
① 见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 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
学院学报》，36.2
（1973 年），第429—45 页。
② 关于默啜，见勒内·吉罗：《突厥帝国：骨咄罗、黜啜和默棘连诸汗（680—34 年）的
统治》（巴黎，
1960 年），特别是第49 页以后；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 1948 年），第
155—58 页；诺
亚米·沃尔福德的英译本，第107—1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39 页。
④ 《旧唐书》，卷199 下第535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5 第6505 页。
大震动，它的规模造成了危急局势。次月，一份诏令提出大赦和重赏那些愿
意参军的罪犯或私人奴隶，这一提议是如此异乎寻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员气
吁吁地说它有损国基。同月，当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围地区筑垒自固时，突厥
人侵入今甘肃的凉州，仍占领陇右的吐蕃利用这一局势要求中国军队从“四
镇”撤出。
武后是很少因她的对外政策而受到称赞的，但在这次危机中她表现出的
冷静和果断完全值得赞赏。郭元振使她相信，论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
于是她顺应时势，派使者前往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
的是挑拨离间。默啜因地位稳固而要求优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
匙。这个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国的宫廷政治，因为他在以前已经提出，如果
武后愿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他并收他为养子，他就攻打契丹。这时武后答
应考虑这些条件，同时又颁发了承认他为可汗和封他为帝国将领的证明。默
啜把这些荣誉视作受宠遇的标志，于是利用李尽忠之死进攻契丹的基地，并
带走了不在那里的领袖的家属和生活用品。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
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国；同月，他们新联合的军队抵达营州边界，在冬季被
阻。据史书记载，“河北震动”②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绝了契丹人要他们参加
废黜武后的圣战的号召。
697 年在阴郁的气氛下开始。默啜已变得不耐烦了，于是又开始掠夺中
国的边境诸州。同时，一个与名门望族有关系的刺史刘思礼被一个术士的夸
夸其谈的预言所惑，组织了一次夺取皇位的阴谋。他吸收了一批京师官员，
但在他们能够行动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贯注于契丹威胁的武后已不能容忍，
便让到处插手的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
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皆
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①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约在这时，同父异母弟兄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又增添
了新的内容。这两个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锦绣袍”，②靠与太平公主和
被认为与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宠，从而平步青云。③虽然武后年约七十，但据史
籍记载，她善自涂泽，以致“左右不觉其衰”。可能在这时使她长出新齿和
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药，增加了朝廷中关于他们关系性质的谣传的可信性。④
张氏弟兄的权势迅速超越了一切；据说甚至武氏的子弟也“争执鞭辔”。⑤697
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来俊臣和二张都为了自己的目
的威胁其他官员；武后在考虑已用了870 吨青铜的九鼎的镀金问题；而同时
契丹则无阻拦地进入现在的北京地区。
这时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惊而要考虑现实了，他的要求是：割让单
于大都护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国内六个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随之而来的朝廷的
② 《资治通鉴》，卷205 第651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13 页。
② 《旧唐书》，卷78 第7 页。
③ 关于张氏兄弟的传记，见《旧唐书》，卷78 第2706—708 页；《新唐书》，卷104 第
4014—016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87 页；卷206 第6539 页。武后与张氏弟兄之间关系的确切
性质在同时代的
史料中叙述也不完全明确。但《旧唐书》（卷78 第2706—707 页）所引朱敬则的奏议清楚
地说明这种关
系是公开的丑闻。
⑤ 《旧唐书》，卷78 第2706 页；《资治通鉴》，卷206 第6514 页。
一次大辩论中，武后开始时倾向于李峤和田归道的“强硬路线”，但契丹的
威胁迫使她支持绥靖派。①她勉强送给默啜大量贿赂，并答应皇族联姻，以期
至少暂时使他得到满足。随着夏季的即将来临，她派两支大军（其中一支兵
力20 万）征讨契丹，这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只有很少中国人参加了叛乱；契
丹的首领因一次外交的错误而与默啜疏远，而且他的基地也已断送给突厥
人。这个消息传到了已与中国人交战的叛军那里；当非契丹族部落民哗变时，
士气低落的军队崩溃了。那些在溃退中免遭杀戮的人逃到吐蕃人那里避难。
契丹叛乱终于被平息，但这是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河北大部分遭到破坏的
情况下取得的。
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气氛缓和下来。来俊臣第一个消失，他的下台是自
食其果。他权欲熏心，竟同时指控李氏和武氏两个皇室成员都在搞阴谋。太
平公主的狡诈几乎不亚于她母亲，她领导被控者进行反指控，并且进行得如
此妥善，以致武后最后被迫同意将来俊臣处决。整个京师为他的死而庆贺，
甚至在暴民将他的尸体撕成碎块时，官员们就开始上报他的种种不公正的行
为。武后终于相信，首先她承认自己已经受骗，诚恳地答应结束恐怖统治。
这次她决意这样做，以狄仁杰和吉顼为首的大臣们迅速行动，立刻提出继位
这一微妙问题。698 年阴历三月，中宗及其韦后从他们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阳。
武后已决定帝国将再次由李氏家族来继承。
这一决定使武氏利益集团深为失望。据说武承嗣不久因懊恼而死，但不
是在他目睹其子武延秀去与默啜之女结婚这一不光采的场面之前。正统的官
员们惶惶不安地抗议，其中一个最直言不讳的官员说道，“自古未有中国亲
王娶夷狄女者”。这个批评者张柬之被贬至遥远的边境区，直至704 年才回
来领导一次复辟政变。对武后来说，派侄孙前往突厥的行动证明是一次严重
的失策。精明的默啜当时已认清武后无意答应他的几个主要要求，于是利用
这个亲王的来临作为借口，以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要求。他以侮蔑性的公函
对朝廷猛烈攻击，抱怨所收礼物的质量低劣，他嘲笑与武氏联姻的想法，因
为他认为武氏是小姓，不如自己的门第。他最后说：“我突厥世受李氏恩，
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①698 年秋，他率军沿契丹正西
面的一条路线，穿过耗尽元气的河北入侵中国。武后设法唤起全帝国进行另
一次大行动，征募了一支三部分组成的、估计达45 万人的军队。当这次大军
也不足以阻止机动的夷狄时，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只有征募更多的人。这次
人民抵制了。连续的征兵总共只招到1000 人，武后最后被迫打出王牌。在一
片引人注意的吹擂声中，中宗被宣布为太子和河北几支军队的统帅。史籍可
能夸大其词地记载说，五万人立刻响应这一号召，在同年阴历九月末，狄仁
杰能够率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开赴战场。随着军队的到达，默啜撤退了；他
带着40 万大军忙于为自己扩大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的势力。司马光黯然指
出，“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②在十年内，他控制了从满洲边
境直至伊犁河流域的整个亚洲腹地。
这正是死里逃生，但武后除了在河北和河南建立专门的常备军外，没有
采取防止危机再发生的措施。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最明显的是，朝廷一致力
①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16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30—53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35 页。
求结束代价高昂的远征和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时一致支持狄仁杰的“以
夷制夷”的政策。其次，武后在699 年初期的一场大病后，似乎满足于吃老
本和享乐了。最后，边境的威胁开始迅速减少。当年夏季，吐蕃的幼王终于
行使他的王权，对论族及其支持者进行打击并打败了他们，杀死了数千人。
虽然内讧削弱了吐蕃人的力量，但他们在次年仍对中国大举进攻。这证明是
一场灾难。唐休璟将军在六次大战中打败了他们，使他们溃不成军。武后然
后命郭元振掌管陇右道的凉州这一战略中心，他与继任的唐休璟在那里干练
地治理了十年，扩大和加固了中国的领土，赢得了吐蕃人的尊敬，并给这一
地区带来了很大的繁荣。702 年，吐蕃人恢复对中国的朝贡，并要求和亲。
不久，吐蕃与它属下的民族的内部纠纷、幼王的死亡和七岁的统治者的登基，
确保了又一个安定的时期。
直到702 年春季，中国才听到有关致力于建立对西突厥人统治的默啜的
消息，当时他率领一支大军沿传统的突厥入侵路线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
围。正当组织反攻时，他又撤军；次年夏季，他要求将他女儿嫁给皇太子的
一个儿子。这个要求当然被拒绝；但有迹象表明，对一个地位不重要的公主
的婚姻是作了某种安排的。703 年，中国人在托克玛克（碎叶）沦于西突厥
人之手后被迫再度改组安西都护府。但默啜在鸣沙（今宁夏南部的中卫附近）
最后一次大胜中国人后，不再在中国制造麻烦。他不断忙于对付其附属部落
的起义，直到716 年他在远征北拔野古人时死去为止。
武周朝廷的最后几年被张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团企图推翻他们的
种种活动所支配。特别在700 年狄仁杰死后，武后是如此迷恋她的两个面首，
对他们真是有求必应。以前十分罕见的包庇和腐化当时变得很普遍，武后的
名望也随之下降。699 年，她为二张设置新的机构控鹤府，以使他们的地位
合法化——鹤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虽然设置的公开目的是提供有才
华的文件草稿和文学作品汇编，但它很快就堕落为类似男性后宫的场所——
如果朱敬则的奏疏可信的话。①到700 年年中，它已变成了一个制造闹宴、赌
博、酗酒、反常勾当和荒诞行径的丑闻的地方，又是以后几个世纪富有想象
力的小说家们取得素材的富矿。武后尽管健康状况日趋不佳，却经常出席，
虽然她越来越在京师外约60 英里的三阳宫寻求更省力的娱乐。
她没有采取约束这些宠幸小人的行动，甚至当关于他们卖官鬻爵的行
径、浮华炫耀的生活作风以及灾难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绝于耳时也是如此。在
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痛恨的情况下，二张竟然还疏远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对前
者，他们主张让李氏成员继位，对后者，他们告发了中宗的两个子女，即他
的长女和他与韦后所生的独生子，两人因批评二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
这也使二张失去了在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死后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与两个具
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个联合也许可以拯救他们；但他们反而愚蠢地把自
己孤立起来。
这一家庭悲剧发生后不久，在701 年冬季，武后返回长安，准备在那里
住两年。史籍都未说明原因；也许这是出于健康的缘故。这更可能是象征性
的迁移，打算表示帝国不久将重归于唐室。她在长安颁发文告，以终止所有
反对她的叛乱者的危险处境，并且为有一个成员犯罪的家庭恢复已被剥夺的
①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38、6546—547 页；《旧唐书》，卷78 第2706—707 页。
其名称可能来自
武后的信念，即张昌宗是再生的王子晋（即王子乔），后者是道教的神仙，据说他骑白鹤
升天。
政治权利。迁移的最后一个目的可能是要减轻在洛阳积聚的反对她所宠幸的
人的压力。最后一点，她失败了。
二张的主要敌人是一个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讳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
生涯中，他已经遭受多次关押和流放。他或是通过二张的奴仆，或是通过一
个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经几次打击二张，并已随朝廷前往长安。
二张正确地怀疑他的用心，当703 年年中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患重病时，他们
决定先对他进行打击。①他们无中生有地指控他主张武后退位；同年阴历九
月，唐代最有名的一次审讯开始了。整个朝廷全力证明魏元忠无罪，但只有
当后来成为玄宗最杰出的大臣之一的张说改变作伪证的主意时，指控才表明
是绝对虚假的。
但是武后决定压制正义和为她宠爱的人挽回面子，为此她把魏元忠和张
说二人都发配到南方，这就使她威信扫地。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动可
能决定了她的命运。高级官员看到了二张权势炙手可热的程度，同时也认识
到打倒他们的必要性，否则他们自己的命运就会被或真或假的临终遗诏所决
定。有的官员走得更远。如果不能把专擅武后宠爱的两个可鄙的宠物打倒，
那么武后本人必须下台。阴历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阳。
在这时，武后最后显示了她的干劲，她通过放弃建造一座昂贵的佛像、
撤换一批贪官和在岭南发生严重抗议后提高道的行政级别的为时已晚的努
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为都不能掩盖二
张的问题。她经常生病，只有二张能进入她的内寝，同时粗暴地打发一些失
望的大臣们离开。在秋季，张昌宗在一次对他家族的几个次要成员受贿的指
控中受到牵连，尽管他明显地有罪，却只处以轻微的罚金。朝廷再次为之震
动；部分地为了进行安抚，武后把既忠于唐、又有声望又干练的张柬之提升
为宰相。张此时已80 岁，他的漫长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半失宠的情况下
在京师外度过的，并且他策划倒武后的活动已进行了相当的时间。只有他最
亲密的几个心腹才知道他的计划已进行得很顺利，而大部分官员继续把攻击
予头针对二张，试图以合法手段把他们消灭。704 年阴历十二月，他们指控
张昌宗犯有叛国重罪，当连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开脱他时，她就采取
了特恕的办法。反对派这时才认识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5 年正月后期，
他们行动了。主要的密谋者张柬之、崔玄??、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已把身不
由己的中宗哄劝出东宫，并带了五百名御林军进入玄武门。①他们在庭院内遇
见张氏弟兄，把他们就地处决。在他们进入皇宫前，披头散发和狂怒的武后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她迅速了解局势后，就以轻蔑的字眼对颤抖的儿子和其
他密谋者讲话。然后她返回卧床，她半个世纪的权力到此结束。
① 对魏元忠审讯的主要记述载《资治通鉴》，卷207 第6563 页以后。菲茨杰拉德的《武
后》（第174—77
页）有英译文。更详细的情况见各参与者的传记。
① 这支可追溯至唐朝初期的部队在622 年已被名为御林军；见《唐六典》，卷25 第20 页
；戴何都：《<
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556、833—35 页。它的成员一般与皇帝有某种私人关系
；从他们的社会
排他性看，卫士们似乎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第39 页以后，再
版本第143 页以后）提出在玄宗以前他们为什么是每次政变的决定性因素的种种原因。
中宗和睿宗（705—712 年）
从各方面的观点看，唐代中兴的第一个十年是令人沮丧的。武周末年因
贪污和行政普遍废弛而号召的彻底改革干脆没有进行。相反，这几年出现的
只是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和行政局势下展开的激烈的权力斗争。除了那些想在
暴政中寻找客观教训的人外，传统的历史学家普遍不注意这一时期。
但是，近来已有人企图论证这一时期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有一篇这
样的文章，它确定了三个与皇帝争权的集团。②它们是受宠的大臣、皇室和外
戚。从中宗登基起，后两个集团特别活跃，它们的自我扩张和结党的企图与
前一世纪的行政传统是如此背道而驰，以致它们的活动把行政搞得一团糟。
在它们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它们的成员各自建署开府，出售员外官和书吏的
委任令，同时大大地增加它们控制的“封邑户”和收入。它们的行动损害了
迄今受到尊敬的文人阶级的利益，他们被迫搞裙带关系和靠诌媚求得提升；
并为庶民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动力，他们这时可以通过捐纳进入官场，而不用
再熬过漫长的科举考试过程。商人和地主是最大的受益者。
史料的性质显示这类分析具有很大的暂时性，但这一时期的简短的年表
至少能显示为什么会作出这些推断。
在中兴时期，两个主要人物是中宗的韦后和她的面首，即被废黜的武后
的小侄子武三思。韦后是一个淫荡和有野心的女人，据一种史籍记载，她之
所以能完全驾御丈夫，是因为他要感谢在流放期间她给予的支持；据说他曾
答应，万一他复位，就把全部权力给她。①通过成为她的面首，无耻的武三思
在他姑母倒台后仍能幸存下来，并且施展与中宗朝的心腹谋士上官婉儿同样
的才能，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上官婉儿是诗人兼官员上
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在664 年参与了废黜武后的阴谋，结果不但自己被杀，
而且使全家沦为奴隶。上官婉儿就这样开始了在宫中当奴婢的生活，但她凭
借真正的本事，升到了类似武后私人秘书的地位，约从698 年起，起草了许
多武后的官方文件。由于她的经验和才智，她被推荐给新主子，名义上被封
为昭容，不过她的作用是顾问和秘书性质的。此党的最后一个成员是21 岁的
安乐公主。由于她生于去房州的途中，又是韦后的唯一活下来的子女，所以
中宗对她非常溺爱。705 年，她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
这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它巩固了帝国最大的两个家族的关系；更重要的
是它助长了武三思的得意的诡计。在为自己取得最高权力的野心的推动下，
他已设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即在开始时通过他儿媳进行统治；所以在完婚
后他就立刻开始促进任命她为皇储的活动！以前从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
朝廷为之愕然。尽管不久前已有妇女统治的传统，但被任性的公主称之为“山
东木强田舍汉”①的魏元忠纠集大批支持者阻止了这个计划，所以暂时保住了
中宗与一妃子所生的次子（原文如此。——译者）、当时的继任者李重俊的
地位。计划的这一挫折没有吓倒武三思，但它使他知道，强有力的大臣们仍
可能是一个危险。为了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对抗，他决定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
② 见谷川道雄：《从武后末年到玄宗初年的政争——对贵族制研究的一个看法》，载《东
洋史研究》，14.4
（1956 年），第54—0 页。
① 《旧唐书》，卷51 第2171—172 页；《资治通鉴》，卷208 第6584—58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8 第6608 页，《考异》。
恫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狠狠地打击了最有威望的官员，即复辟政变中
的五个带头人。他们之所以成为自然目标，不但因为他们是宰相和全国的英
雄，而且还由于他们曾经企图抑制武氏家族的腐化和滥施封赏。通过韦后，
武三思在705 年先把五人提升为显赫但无实权的王，到同年年底，把他们贬
谪到远离京师之地的借口也被找到了。年迈的武后看到她侄子如此迅速地占
了绝对上风并且准备重新实施她以前的某些措施，她一定会面露笑容的吧。
她宽厚地原谅了她的敌人并放弃了皇帝的头衔，在705 年阴历十一月死去。
她的谥号为则天。
武三思继续推行他的阴谋。朝廷中剩下的在威望上可与自己相比的人物
是前帝睿宗和睿宗的同胞太平公主。两人都似乎满足于不过问政治；为了保
证他们继续不干政，武三思给每人十万户的巨大收入。②唐制规定，接受这种
实封的人，本人收取岁入的三分之二，中央政府只收三分之一。③在整个这一
时期，武三思及其朋友和继承者们为自己捞得了大量的封赏，因此到玄宗登
基时，国家的大部分岁入，特别是富饶的河南河北地区的岁入，都落入了私
人手中。①封赏的大部分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超过了唐令规定的限额，而在
这种情况下，赏赐给公主的法定限额仅为300 户。②但没有人提出异议。两个
月后，太平公主和其他六个公主获准自己开府，规模与“亲王”的府同。③
通过把这些职位售给出价较高的人，她们不但增加了自己的财富，而且培植
了几批主要忠于她们的官员。武三思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706 年初任命了
两千多名员外官；据一份史料记载，另外有一千名宦官被任命为七品以上的
官员。④这些员外官的性质模糊不清，但在正统官员看来，他们的任命是很不
得人心的。当时一个道的同僚致函魏元忠，列举“十失”，并警告说，今之
政府快走向灾难，因为它在科举制中受贿和贪污，因为它存在宦官和无能的
官员，因为它不能阻止公主们自己开府，因为它没有抑制贵族的骄奢淫逸。⑤
魏元忠非常清醒而且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没有向任何人提供此信。
朝廷在706 年冬返回长安，武三思和韦后在那里加强了拥立安乐公主为
皇储的活动。处境不幸的人是中宗与另一个妃子所生的第三子李重俊。韦后
及其支持者恨他，对他很不尊重。不用说，他变得越来越不安，于是在707
年秋他决定行动。他在有经验的将领李多祚和300 名御林军的支持下进入武
三思的府第，把他和他的一个儿子，即安乐公主之夫杀死。他然后转向皇宫，
但在那里就不那么得手。中宗带着妻子和女儿，已设法设置路障并躲在玄武
门城楼中；当这批密谋者来临时，他表现了难得出现的勇气。他戏剧性地向
② 《新唐书》，卷83 第3651 页；《唐会要》，卷90 第1638 页。
③ 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10.1（1939 年）
，第1—4 页。
① 见《新唐书》，卷118 第4262 页；《文苑英华》，卷609 第8—页。这一问题以及它与
当时其他弊病
（如雇用大量员外）的关系，在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第165—78 页）
中有简明的论述。
② 《唐会要》，卷5 第51 页；《新唐书》，卷83 第3650 页。
③ 一个公主只有资格设立一个管理其实封收入的机构。王公不但有大得多的实封管理机构
，而且有一批老
师、一个大的王府管理机构和一大批个人护卫及宫廷禁卫。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
、兵志译注》，
第629—45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8 第6601 页。关于员外官，任命的确切性质现在仍是一个问题。
砺波护在《隋之貌
阅及唐初之食实封》第172 页以后已对不同的论点进行了讨论。
⑤ 《资治通鉴》，卷208 第6601 页。此信为其他情况不详的官员袁楚客所写。
士兵们发出呼吁，说服他们把予头转向其首领。李多祚当即被杀；前皇太子
在到达突厥边境时才被杀。
政变的失败和武三思之死没有使政治空气发生什么变化，不过在他那个
宗派的阴谋中已没有他那种精心安排的特点了。当新寡的安乐公主几乎立刻
开始与刚回国的武延秀发生不体面的乱伦之事时，整个朝廷为之震惊。事情
似乎是，他在默啜和北突厥人那里逗留期间习染的“夷狄”外貌和习惯使她
着了迷。他们在708 年的婚礼是如此浪费，以致大部分官员推测安乐公主已
被内定继位，于是有的人退居幕后搞反对活动，有的人则竞相向她献媚。政
府一片混乱，由于安乐公主愚蠢地企图诽谤睿宗和太平公主，隐藏着的紧张
根源已经露头。707 年，他们轻易地洗清了自己，但安乐公主却愚蠢地破坏
了武三思政策的精髓，即不疏远太平公主。
707 到710 年的时期主要处于令人不安的休战状态。韦后和她的女儿分
享攫取的权力；前者的面首连续不断，后者在一个与她志趣相投的妇女小集
团的参与下，通过出售委任状和所谓的斜封官来增加自己的财富。①任何社会
地位的人付三千钱就能度为僧尼，付此数的十倍就能成为一个公主府第的官
员。需要的人很多，因为这两种职位的特权包括劳役和主要税赋的豁免，从
而为富商和地主提供晋升的绝好机会。几位公主和她们的朋友因为攫取京师
周围的土地和竞相建造豪华的别墅，所以很不得人心。她们使河流改道，破
坏农业，还取穷人的子女为奴隶。上官婉儿是引人注目的，她是主持选拔应
试士子的第一个妇女。可以预料，她所喜爱的是像崔湜那样文才优于行政能
力的人。她创设了一个新的文学学院，还主持了一个铺张的社交性集会，文
章比赛的优胜者在那里可以得到金、帛的奖赏；①她与朝廷的其他人一起，在
佛教的建筑上浪费了大量钱财。一名正直的官员韦嗣立告诫说，虽然民力耗
尽，粮仓空虚，但新寺庙却不断出现，小庙花三五万钱，大庙则高达数百万
钱。②他的抗议连同其他同样的意见都被置之不理。即使没有卖官鬻爵的事，
官僚集团的扩大也是突出的。各种史料没有作出真正的估计，只说两京通过
科举的人达“数万人”。一名官员对任命的大批员外官深为厌恶，他上疏抱
怨说，“金银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锡”。③官场中的贪污如此盛行，以致当
一个大胆的官员免除1400 名持有非法委任状的人之职务时，他竟受到同僚的
排斥。正规的政府官署不得不与许多与之竞争的政治集团分享权力，而拥有
正式的和非常任命的官员的人数之多达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④但还有一些人
等待了多年，才靠行贿、公开购买或偶尔靠自己本事谋求到了职位。
政治生活似乎已到了极度消沉的时刻，但事态还在发展。太平公主永远
不会宽恕韦党想消灭她的背叛行径，已稳步地在培植支持她的力量，在此同
时她还扩大了对她同胞睿宗的影响。约从709 年年中起，她还开始引起她的
另一个同胞兄弟中宗对他妻、女的不正当行为的怀疑；到710 年初期，中宗
① 这些弊端及文中随即谈到的弊病，在《资治通鉴》（卷209 第6623—625 页）中有详细
的描述。看来，
任命斜封官的证书没有通过门下省和中书省；见《资治通鉴》，卷209 第6625 页。关于对
佛教建筑的赞助，
见雅克·热内：《5—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面貌》（西贡，1956 年），第281 页
。
①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22 页。
② 《旧唐书》，卷88 第2870 页。这份在709 年春递呈的奏疏全文载于《全唐文》，卷2
36 第6—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24 页；《旧唐书》，卷101 第3155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33 页。
公开流露了他的不满。韦后开始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了。阴历六月，皇帝突然
死去；据一些历史学家说，他是被他妻子或女儿在他喜受的糕点中下毒所害。
①这一指控并无实据，但韦后确实隐瞒了他的死亡。直到她命自己的亲戚担任
关键的军职和把中宗仅存的15 岁的儿子李重茂扶上皇位时为止。他即将统治
两个星期。
废黜他的政变的成功通常归功于未来的玄宗李隆基，原因与唐之建立归
功于太宗相似。②与他祖父一样，玄宗也亲自插手干预了他这一时期的历史，
以确保任何史料都不能与这种官方解释有矛盾。但种种事实却暗示了不同的
解释。阴历六月十二日晚，李隆基及其少数追随者（包括太平公主之子）再
次把玄武门的禁军争取过来，杀死了韦党首领，强行闯入宫内。仓皇出逃的
韦后、正在打扮的安乐公主和想改投主子的易变的上官婉儿被杀。这是一次
顺利的行动，但它需要钱和权力。25 岁的李隆基则都没有；他当时任卫尉少
卿，作为睿宗与一个妃子所生的第三子，他是没有前程。政变显然是太平公
主策划的；如果还有任何怀疑的话，两天以后，这类怀疑就烟消云散了。她
傲慢地打断了一次朝觐，把年轻的皇帝拉下皇位，并把睿宗召来。睿宗也许
是在真正勉强心情下再次进行统治的，而实权却转到了武后女儿的手中。没
有人敢抗议。
有一个时期，太平公主似乎将步她母亲篡位的后尘。她的宠臣被安插在
国家最高级的岗位；未得她首先批准，睿宗甚至拒绝考虑任何措施。“公主
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趋附者门庭如市。”③
只有一件事太平公主没有成功。她预期体弱的同胞会长期统治，所以没
有插手立嗣之事。人选为睿宗的有合法权力的长子李成器和李隆基二人，后
者因领导政变有功而成为侯选人。睿宗犹豫不定，但已在敦促李隆基登位的
某些大臣的呼吁，再加上其长子的无私，使他不必作出困难的决定。710 年
阴历六月，未来的玄宗成了皇太子。没有关于太平公主反对这一立储的记载，
但不出几个月，她发起了一场诋毁他的阴险的运动。她抱敌对态度的原因不
详，也许是因为他表现得过于能干了。几乎从他任皇太子时起，有独立精神
的高级官员似乎有了信心。诸公主府的官属被取消；唐休璟和张仁愿等忠于
唐朝的有威望官员又控制了关键的军职；当时最受人称道的宋璟和姚元之正
在处理科举制中的积弊，取得的成就使“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①当他们罢了数千名斜封官的官职和削减中试的名额80％时，睿宗支持他们
的努力。皇太子本人一直未被人注意，但他的声望日隆，同时太平公主的攻
击也随之与日俱增。他的日益扩大的支持者队伍力促他采取反对她的行动；
虽然他非常了解她权势的范围，不能鲁莽行事，但他几个朋友的热情几乎毁
了他。宋璟和姚元之擅自行动，说服睿宗把太平公主派出京师，以结束家庭
的争端。他勉强同意暂时将她流放，于是她就居住在濮州的附近。但她的势
力几乎没有缩小；皇太子知道她把自己的放逐归咎于他，所以经常担心报复。
在一次企图使她息怒的行动中，他要求将自己的盟友宋、姚二人分别贬逐到
外地。她立刻抓住这一机会，以自己的人去取代他们，《资治通鉴》对此后
①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41—642 页；《旧唐书》，卷51 第2174 页。
② 见第三章H.J.韦克斯勒的论述。
③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5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52 页。
的种种事件作了简明的叙述。斜封的官职被恢复，“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
龙之世矣”。②711 年晚秋，已经打算放弃皇太子之位的李隆基完全投降，请
求将她姑母召回京师。她同意回京，在几个月中，七个宰相中的五个是她的
人了。
睿宗对事态的这些发展不是视而不见的，并且日益有所醒悟。在712 年，
他因自己不能控制局势而精神受着折磨，到了仲夏，苍天以一颗明亮的彗星
来示警。皇帝觉得这一迹象有其用意，当宫廷的占星术士证实了他的解释时，
他宣布了让位于儿子的决心。这时太平公主强烈反对，但无济于事。她设法
强行达成一个妥协，即睿宗成为“太上皇”，保持任命高级官员和决定死刑
的控制权；但在同年阴历八月，玄宗登上皇位。
这时，轮到太平公主焦虑不安了。她的权力仍极大，控制着大部分的文
武官员。①但她在新帝统治下，很难期望无限期地保持有利于她的平衡。她的
支持者经常敦促她对他采取行动。最后，她抛弃了以往行之有效的忍耐和谨
慎，求助于毒药，但玄宗防卫严密，逃脱了毒手，但他非常清楚，太平公主
一人应对此负责。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和解这时是不可能取得了。
713 年夏季，她被迫企图发动一次武装政变。她以一贯的谨慎拟定了计
划；如果她是男子，能够亲自执行计划，她很可能成功。相反，她必须依赖
别人，而玄宗则通过其中一人得到了警报。阴历七月初，正好在实行密谋的
前一天，他冷静地逮捕了几个首犯，在武德殿把他们斩首。三天后，公主本
人在她的府第被赐死。她的死亡可以被恰当地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后再
也没有这样多的妇女如此长期地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了。
②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82 页。
这一时期的回顾
中国传统历史学对684 至705 年这一时期的态度可以用宋代史学家袁枢
作为最鲜明的代表，他称它为“武韦之祸”。②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说法的某些
理由，很少近代的史学家会不同意这种说法适用于韦后的时代。但作为对武
后统治时的描述，这就有欠公道了。
首先，它忽视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武后掌权的中国，王朝通常不
过延续两三代；通过应用并扩大控制和集权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
力的和长期持久的统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她尊重合法继承的威信；她
的夺取皇位，从流血和破坏的角度来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换代中是最不激烈
的一次。它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当然，这点是可以争辩的。
其次，袁枢的观点有严重的偏见。几乎与所有的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一
样，它因与士大夫的看法和价值观完全一样而大为逊色。①对他来说，历史是
说教的，他的目的是要使未来的统治者相信，武后对大臣们的专断是“灾难
性”的。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在她统治的最后几年之前，政府受到
她统治作风的危害。太宗官僚集团中特有的集体精神被破坏，但即使对这一
批评也应抱保留态度。上层的官员被严厉地抑制，他们的特权也受到限制；
但在低级官员中，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地域背景比以往远为广泛，而且晋升的
面也更大。在整个唐代，各种考试只提供了全部官僚集团中约10％的人，但
只根据这一基数而低估它们的重要性则是错误的。它们——特别是进士考试
——的威望是很高的，功名的取得正迅速变成取得最高官职的标准资格。②
标志之一是，有功名的宰相的比率从高祖时的7％上升至太宗时的23％，上
升至高宗和武后时的35％，上升至武周朝的40％。此外，科举制可作为一种
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对提供大部分中试者的低级贵
族来说，它就是提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①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
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
削弱它们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后，考试
普遍地促进了文学和教育。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
官的人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在686 至689 年期间，当时的魏玄同估计，有资
格当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职。②这样，就留下了大批可用于地方
一级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无官守的候补者。
武后统治的许多非儒家特征也有助于造成她在历史中的坏名声。经典的
儒家哲学包括许多反对妇女参政的禁令和同样多的反对妇女篡位的禁令。武
后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出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她溺爱佛教，延长服母
② 见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78 页。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清楚明了的讨论，见白乐日：《作为功利主义官僚的指南的历史》，载
W.G.比斯利和浦
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 年），第78—4 页；芮沃寿编；《
中国的文明和
官僚》（纽黑文，1964 年），第129—49 页有此文的英译文。
② 见陈登原：《国史旧闻》（北京，1958 年），第117 页以后；岑仲勉的《隋唐史》（
北京，1957 年）在
第181 页以后论述了各种考试的声望。
① 所有的“新”官员，甚至那些被任命担任朝廷最受尊敬和最负责的“清望”官职的人，
决不是都有高尚
的道德情操；见《唐会要》，卷67 第1181 页。
② 《通典》，卷17 第94 页。
丧的时间使之同于服父丧的时间以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派男“新娘”前往突
厥。她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样是非儒家的。当时针对她的军事冒险所作
的劝谏几乎无不提到经典中反对耗费国库民力的告诫，或是把所谓的“浮逃
户”这类问题归咎于远征。这种意见有对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
近世的研究指出，为了逃避税役而躲避登记的家庭在武后时期只限于少数边
缘地区，到以后几朝才扩大到中国内地。③另外，远征的军费必须比照不很明
显的长期效益来衡量。国内经济的促进、技术和艺术的交流、贸易的增长和
引导剩余精力向外发展等成就只是这些比照的几个方面。
最后，必须记住，传统历史学家的种种评价很少注意群众的境况。在武
后时期，府兵制负担较轻和远离外来入侵路线的农村地区是安定和繁荣的。①
农村没有出现动乱，两次叛乱运动也都没有得到支持，这就提醒人们，农民
的生活秩序比抱敌对态度的历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武
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近来在四川出土的一块可能是10 世纪的石碑写道：
“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武〕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只
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的生日那样在每年的一个农村节日中
被人纪念至今！②
在消极的一面，武后统治的最后几年每况愈下。她的统治是高度独断的，
以致当她失去控制时，行政结构立刻开始出现裂痕。她不但对此视而不见，
而且不能以她一贯的无情手段为后来者提供什么根基。她的被废黜留下了一
个让几个平庸的竞争者没法填补的真空；在统治集团内部随之产生的冲突
中，衰落越来越快。冲突不限于在皇帝同皇室成员结成的党派和外戚结成的
党派之中进行，而且还存在于官僚集团内部。
在武后统治的整个时期，贵族通过诸如排外性的内部联姻的手段成功地
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已与通过科举制发迹的
“新”人在官场中日益严重的侵犯进行斗争。通过在吏部和门下省保持高度
的控制，他们已经为唐代中兴时预期的贵族复兴准备好了一切。③武后曾经反
对这一集团，而支持地位较低的地方精英集团，并且帮助其中许多人担任高
级职务。但是到了后来，主要反对她并导致她被废黜的，却正是这些受过她
恩宠的人，这就显得矛盾了。原因有几个，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
的官僚冲突的存在。官僚们自己正在受到武后的“酷”吏和那些在她最后年
代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官僚集团的人的挑战。员外和斜封官人数的增加、在
连续两个统治时代中由于妇女擅权而造成的官僚宗派的形成，使一个原已严
重的问题更趋严重。韦后和太平公主的垮台和对她们所支持的弊病的改革，
使玄宗赢得了一个重新统一的官僚集体的支持。他准备很好地使用这个官僚
集体。
③ 例如见中川学：《唐宋客户研究》，载《东洋学报》，46.2（1963 年），第97—10 页
。
① 关于府兵部队的分布，见菊池英夫：《关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
史研究》，27.2
（1968 年），第1—1 页。浦立本著《安禄山之乱的背景》有府兵分布的地图。一般地说
，华中、华南和
东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没有府兵的负担。
② 武后得人心的上述这些迹象被郭沫若著《武则天》（第135—37 页和154—55 页）所引
。郭沫若企图
证明武后生在四川，比传统的日期晚几年，但说服力不强。
③ 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 年），第78 页以后。
第七章 玄宗（712—756 年在位）
唐代诸君主中在位期最长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统治者，王朝经过
了几十年的篡位、权力衰落和政治腐败的苦难，他又使它的力量达到了新的
高峰。①对生活在他退位以后苦难动荡的几十年的中国人来说，他的执政期代
表着一个已失去光辉的黄金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和在国内外同样
取得成就的时期。但是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这一结局主要是他自己
的一些几乎摧毁这个王朝的行动和政策所造成。对在8 世纪50 年代后期撰写
玄宗期历史的历史学者来说，他是一个悲剧中的英雄，他在执政开始时政绩
显赫，但后来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以致使帝国的行政和资源过分紧张，
最后以退出政务来结束他支离破碎的统治。②
但所有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统治者，他给当时的历史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外，他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诗文和书法，是许多
艺术家和作家的庇护人。他还精通道家哲学，成了道教的主要保护人；尽管
他早期的措施对佛教组织不利，但后来仍深深地沉溺于密宗佛教。作为一个
普通人，他似乎与弟兄和家属都有很深的情谊，甚至他执政时期的正式记载，
也把他描绘成一个十分亲切、体贴臣属和直率多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一代
时间中，出现了大量与他名字有关的半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而他对杨贵妃
的那种招致不幸和灾难的感情成了中国文学中一大悲剧主题和无数诗词、小
说和戏剧的内容。
但他出生时并无任何继承大统的指望。①李隆基在685 年生于洛阳，为睿
宗之第三子；他的父亲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宫廷被令人生畏的武后所支配
和操纵。李隆基的生母为窦氏皇后，出身于7 世纪唐宫廷中权势很大的家族，
又是睿宗的妃子。按惯例，李隆基在687 年被封为楚王，由于他为人直率，
受到武后的宠爱。但他的处境很快就恶化。688 年爆发的李氏诸王的叛乱引
起了针对皇族的一系列清洗，690 年武后出于自己的利益，诱使傀儡皇帝睿
宗退位而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
睿宗及其诸子实际上被幽禁宫内，与世隔绝。693 年初期，两名私自朝
见被废黜之帝的高级官员因这种鲁莽行动被公开处决。②同年年末，睿宗的刘
后和隆基的生母窦妃——两人都出身于极有权势的家族——被武后以勾结术
士，阴谋用巫术谋害她的捏造的罪名断然处死。①李隆基及其弟兄都被贬爵，
① 这一章不断得益于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一位是已故的陈寅恪，他关于唐代政治的各
方面的研究为近
代的唐史及其制度史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1948 年前的作品收入《陈寅恪先生论集》（台
北，1971 年），
《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两卷，香港，1974 年）则收得更全。第二位为浦立本，他的《安
禄山之乱的背景》
（伦敦，1955 年）经过了20 年，依然是详细记述唐代各时期的政治史中的佼佼者。在本
章的后半部分，
我经常取材于此名作。关于玄宗中期，佩内洛普·赫伯特的《张九龄的一生和著作》很有
用（剑桥大学未
发表博士论文，1973 年，以下简称赫伯特：《张九龄》）。
① 关于玄宗的早期生活和登位的情况，见霍华德·列维：《王如何成为皇的：玄宗之即位
（713—55 年）》
载《汉学杂志》，6（1958 年），第101—21 页。其早期生活的主要材料来源载于《新唐
书》，卷8 第165—71
页。
② 《旧唐书》，卷6 第123 页；《资治通鉴》，卷205 第6490 页；《旧唐书》，卷186 
上第4839—840
页。这些记载的时间和细节有出入。
① 《旧唐书》，卷51 第2176 页；《资治通鉴》，卷205 第6488 页。
受到苛刻的待遇。高宗留下的长孙，即与他们同时被囚禁的李守礼，经过了
半个世纪仍患有屡次挨打的后遗症。②
698 年，武后最后决定在她宾天之后皇位归回李氏家族。684 年在位不到
两月就被废黜而让位于睿宗的逊帝中宗被指定为皇储，睿宗及其子女由于这
时已更不可能继位，就被解除监禁。最初他们得到一座洛阳的王府，701 年
又迁往长安东部兴庆坊的巨宅。在8 世纪的初年，李隆基历任右卫郎将和尚
辇奉御。
705 年，年迈的武后终于被废，中宗即位。李隆基任卫尉少卿，负责管
理京师的军械。708 年，他任山西东南战略要冲潞州的别驾后，仍保持卫尉
少卿的职务，这一定使他在长安的兵员中拥有相当的势力。中宗时的政治局
势非常紧张和动荡不安。皇帝是通过政变掌权的；707 年，中宗的三子李重
俊曾发动一次未遂的叛乱；政治权力又落到宫内的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之
手，在她们的把持下，贪污腐化、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之风盛行。政治失修，
怨声载道。
710 年李隆基及诸王被召至京师参加为全国大赦举行的南郊大祭。这时
他为了积极参与政治，开始吸引随行的学者和官员。他在京师和潞州的有些
追随者开始认为他可能有九五之贵。③
他的机会来临之快远远出于他的预料。710 年阴历六月，韦后由于担心
她的地位受威胁，将中宗毒死，并伪造遗诏指定他最小的第四子李重茂继位。
韦后以皇太后之尊主政。为了确保她的地位，她下令动员五万大军防卫京师，
由其兄长韦温指挥，同时她的几个坚定的支持者被派往关键的关中、河北和
河南诸道进行控制。①
在中宗生前，反对韦后的主要力量来自前帝睿宗及其令人生畏的姐妹、
武后之女太平公主。韦后此时企图任命睿宗为宰相，以争取他为自己效劳。
总之，他是一个萎靡不振和胸无大志的人，不可能主动采取行动。但太平公
主却继承了她母亲的坚强性格，此时正策划一个阴谋，为了防止失败，她故
意瞒着睿宗进行。在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佛僧普润、一名控制京师外战略
要地朝邑县的默默无闻的官员刘幽求以及禁军中三名中级将领的协助下，李
隆基组织了这次政变。在710 年阴历六月十二日夜，即韦后立年幼的李重茂
为帝之后的第16 天，李隆基及禁军将领率北军中一支分队通过御苑进入宫
内，御苑总监钟绍京率他的匠人也参加这一行动。军队涌进玄武门，杀死了
韦后、安乐公主和韦党的主要成员。其余的人在以后几天问斩。政变一旦大
功告成，睿宗立刻得知，第二天他正式登基。②
李隆基被封新王爵并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密谋同伙刘幽求和钟绍京也得
到封赏。这时朝廷开始了解决政治问题的工作。这方面最突出的也许是立储
问题；阴历六月二十七日李隆基正式被指定为太子，这主要是因为他领导了
这次政变。他的兄长李成器本来是当然的法定继承者，却把这一权利拱手让
② 《旧唐书》，卷86 第2833 页。
③ 《旧唐书》，卷8 第165—66 页。
① 《旧唐书》，卷7 第150 页；卷51 第2174 页；《资治通鉴》，卷209 第6441—442 页
。
② 《旧唐书》，卷8 第166—67 页；《新唐书》，卷5 第116 页；《资治通鉴》，卷209
 第6643—648
页。
给了李隆基。③
事实证明睿宗是一个无能的君主，主持朝政时优柔寡断，而左右朝廷人
物则是皇太子和太平公主。睿宗对他们言听计从，在他作出任何决断前，常
问他的大臣是否已与他们商讨过。希望像她母亲那样控制朝廷的太平公主很
快发现皇太子是一个有力的对手，于是经常企图削弱他的势力。
但在睿宗执政的最初几个月，皇太子保持着更强大的地位。710 年阴历
七月中，中宗时期留下的宰相中除了韦安石和苏瓌外，其余的人都与韦后发
动政变后她任命的大臣一起被贬逐到地方任职。①他们被一个新的集团代替，
其中薛稷②和崔日用③不久被解职，因为他们经常公然与朝廷意见不合。活跃
在宫廷的另外两个领袖人物为姚元之（后改名为人们通常所称呼的姚崇）和
宋璟，他们在玄宗执政的最初几年成了左右政务的大臣。
姚崇④（651—721 年）在677 年通过殿试后开始了官场生活，并且担任
过一系列军职。在契丹入侵河北时，他的行动得到武后的赏识，于是被任命
为兵部侍郎，后在698 年任宰相。在武后于705 年丧失权力前，除了短期负
责前睿宗王府的事务外，他一直担任宰相。他曾参与清除张氏弟兄的政变，
对武后的下台深感懊丧，因为他曾长期效忠于她。在中宗时期，他担任过几
种不同的地方职务。
宋璟⑤（663—737 年）具有一个有成就的儒家士大夫所特有的生涯。他
为河北一个低级官员之子，在679 或680 年通过进士考试，时年仅16 岁，因
而赢得了文才出众和善于写作的名声。他通过御史台转任中书省的舍人。他
以刚直不阿著称，武后对他的能力评价甚高。在武后朝末年他任御史中丞，
参与过企图弹劾张氏弟兄的活动，二张为了报复，曾企图刺杀他。中宗执政
之初对他恩宠有加，担任过黄门侍郎之职，但他后来与武三思不和，被调到
地方任各种要职。
姚崇和宋璟因此是两个互相取长补短的人物，一个是务实的政治家，善
于处理实际事务，另一个是严格掌握原则和清廉正直的人，具有堪为道德楷
模的真正品质。睿宗朝廷需要这两种人的品质；这两位大臣通过打击前朝最
严重的弊病之一和取消武后及安乐公主作出的一切冗滥任命，开始了他们的
一项改革计划。此举引起了一阵骚乱，因为几千名官员——其中许多人是付
了现钱才得到晋升的——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官职。在年末宋璟主持选拔文官
和姚崇选拔武将的考试中，他们清除官场无能之辈的意图变得更明显了，当
时有资格出任官职的人数达万余人，但除了2000 人之外全部落选。
在他们当权时，睿宗的皇位仍不完全安全，阴历八月，他不得不镇压由
中宗次子谯王李重福发动的起事；后者在李隆基的政变成功时，也曾策划反
韦后的叛乱。李重福的起事只吸引了很少的支持者，并毫不费力地被平定了，
③ 《旧唐书》，卷95 第3010 页；《资治通鉴》，卷209 第665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52 页；《旧唐书》，卷7 第154—55 页；《新唐书》，卷
第117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73 第2591—592 页；《新唐书》，卷98 第3893—894 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99 第3087—089 页；《新唐书》，卷121 第4329—331 页。
④ 传记载《旧唐书》，卷96 第3021—029 页；《新唐书》，卷124 第4381—388 页；张
说作墓志铭，载
《全唐文》，卷230 第8—1 页；《文苑英华》，卷884 第1—页。
⑤ 传记载《旧唐书》，卷96 第3029—036 页；《新唐书》，卷124 第4389—394 页；颜
真卿的墓志铭载
《全唐文》，卷343 第1—页；补志载《全唐文》，卷338 第22—4 页。
但他作为中宗的合法嗣子本来有充分的权利继位。①这一事件突出地说明皇族
在继承皇位争端中的地位并不是牢固的。
睿宗皇位的不安全是太平公主蓄意造成的，她此时正在开始坚持皇太子
之兄李成器的权利。幸运的是，诸王之间的手足之情极深，因为在睿宗复位
后，皇太子的四个弟兄都受权统率宫内各禁军，禁军几乎与唐代的所有政变
有牵连，因此能够以武力来影响皇位继承的改变。在711 年初期，姚崇和宋
璟知道睿宗的长子李成器和高宗留下的长孙李守礼都比皇太子有更充分的理
由继承皇位，于是就劝谏睿宗应把他们派往地方任职，以挫败太平公主的阴
谋；另外二王应指挥皇太子自己的禁卫；太平公主夫妇应远离朝廷，前往东
都。睿宗同意把诸王从禁军的岗位上撤下来，但拒绝将公主放逐到洛阳。①
此时一个甚至更极端的措施被提了出来。皇帝一贯轻信，为人又迷信，他被
术士预言武装政变迫在眉睫的警告弄得惶恐不安，于是就问大臣们采取什么
措施来防止这一政变。张说在姚崇的支持下，提出应由皇太子监国。二月初
二，皇太子奉命监国；他有权决定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和劳役以下的一切惩
处。②
太平公主这时被迫行动。两名官员——其中一人来自太子宫内——经过
利诱，起来反对取消韦后和安乐公主授予的一切冗滥任命，理由是这对先帝
的错误将是公开的诋毁，他们还提请注意，由此已引起动荡不安。太平公主
为他们的呼吁推波助澜，而意志一贯薄弱的睿宗终于让步。阴历初九，姚崇
和宋璟被解职和调往外地。他们的改革企图和皇太子对宫廷的控制到此结
束。③
在711 年的大部分时期中，朝廷被韦安石④（651—714 年）所左右，此
人与韦后同族，考取过明经，从700 年起任武后的宰相，直至她交出政权时
为止。中宗登基之后，他除了短期被免职以外，继续任宰相直至706 年。然
后他失宠，但在709 年阴历八月又被任命为门下侍中。韦后政变期间他继续
留任，然后退休担任太子少保，直至710 年末。他坚定地抵制太平公主争取
他支持的一切企图。
这几个月的第二个宰相为李日知①（？—715 年），此人为洛阳地区的进
士，他官场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司法工作，在武后清洗的最可怕的日子中
赢得了公正仁慈的名声。在中宗执政的末期任黄门侍郎，韦后则任命他为宰
相，在710 年全年留任，大部分时间还兼任御史大夫。
三名特任宰相在他们的手下工作：张说②（667—730 年），689 年殿试及
第，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小官员家庭。他在武后时担任过几个朝廷的官职，在
他卷入张氏弟兄反对魏元忠的轰动一时的事件时，他已升为凤阁舍人。由于
①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53 页；卷210 第6654—655 页；《旧唐书》，卷86 第283
5—837 页；《新
唐书》，卷81 第3594—59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2—663 页。
② 《旧唐书》，卷7 第156 页；卷8 第168 页；《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3 页。
③ 《旧唐书》，卷7 第156 页；《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3—665 页。
④ 传记载《旧唐书》，卷92 第2922—958 页；《新唐书》，卷122 第4349—351 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88 第4926—927 页；《新唐书》，卷116 第4241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97 第3049—057 页；《新唐书》，卷125 第4404—411 页；张
九龄作墓志铭，
《全唐文》，卷292 第13—6 页。
拒绝作不利于魏元忠的伪证，他被放逐至岭南。他被中宗召回，升任兵部侍
郎兼修文馆学士，修文馆是门下省中拥有文学专才的机构，负责编纂和起草
国家文献。郭元振③（656—713 年）是河北人，在太学攻读后18 岁中进士，
后来当上宰相的薛稷和赵彦昭就是他的太学同窗。他在任第一个职务时就深
深地陷入困境，但武后被他的外表和能力所动，就派他出使吐蕃。他在吐蕃
边境和中亚任总管，享有盛名。睿宗即位后他被召回，受命作防御突厥人的
准备。任命他是沿袭了武后和中宗时的做法，即在他们的宰相中包括一名资
深的军事将领。第三人与前两人迥然不同。窦怀贞④（？—713 年）是宰相窦
得玄（663—666 年任职）之子，出身于最高贵的氏族之一。他靠庇荫出仕，
在整个武后执政时期在地方任职，赢得优秀行政官员的名声。705 年他被召
至朝廷，出任御史大夫。他因阿谀奉承和受安乐公主之宠而臭名远扬。韦党
垮台，他被流放至地方，但不久就被召回当了殿中省监。这时他一心迎合太
平公主，在任宰相时，每天从朝廷前往公主府，向她报告议政内容和刺探她
的意愿。
这个班子除了韦安石外，一般都按照太平公主的利益行事，所以姚崇和
宋璟实施的官僚集团的改革很快就被破坏无遗，尽管朝廷有人提出异议。围
绕皇太子和李成器的勾心斗角继续展开，后者的女儿被封为公主，准备与东
突厥可汗默啜进行王朝联姻。阴历四月，睿宗向朝廷卿相宣布，他希望让位
给皇太子，但太平公主的党羽之一则劝他说，禅位为时过早。但诏书终于颁
布，它规定皇太子要参与所有最高国务的讨论。
但皇太子仍处于对手们的强大压力之下，在阴历五月，他甚至提出将位
置让给李成器，并要求睿宗把太平公主召回长安。
睿宗和太平公主此时都很关心宗教，公主对佛僧慧范十分敬重，慧范利
用她的庇护，大量盗窃和侵吞财产。当御史大夫揭发慧范时，公主就把这个
御史贬至州里任职。①同时，睿宗的两个姐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和他一样是
道教的虔诚的信徒，并成了女道士，睿宗开始为她们在长安西北部紧靠后宫
之处建造两座豪华的道观。散骑常侍魏知古和中书侍郎李乂对工程毁灭房屋
和浪费大量劳力之事提出异议。除了皇后的宠臣和指挥工匠劳动力的窦怀贞
外，所有大臣都反对这一计划。但睿宗我行我素，完成了这两项工程。②
这一时期唯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是进行地方政府的改革。按察使巡察的
道，全国分为15 个，以代替原来的10 个。同时它还计划设置新的一级地方
行政，即一个区域所有的州均归都督管辖，全国设24 个都督。但这些改革遭
到反对而取消，因为新都督会拥有带危险性的权力，朝廷不可能进行控制。①
到711 年阴历九月，甚至皇帝也知道了宰相们的缺陷。他召集他们，以
帝国的状况——受旱涝灾害打击、库藏空虚、官僚机器又日益膨胀——为由，
③ 其传记载《旧唐书》，卷97 第3042—049 页；《新唐书》，卷122 第4360—366 页。
张说：《行状》，
载《全唐文》，卷233 第1—页。
④ 其传记载《旧唐书》，卷183 第4724—725 页；《新唐书》，卷109 第410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5 页；《旧唐书》，卷7 第157 页；《新唐书》，卷5 第
118 页。
② 《新唐书》，卷83 第3656—657 页；《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5 页；《旧唐书》，
卷98 第3061—063
页；《全唐文》，卷237 第12—4 页；《唐会要》，卷50 第871—7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6 页；《唐会要》，卷68 第1192—196 页；《新唐书》，
卷49 下第1131
页；《旧唐书》，卷38 第1358 页。
把他们痛斥了一顿，并把他们全部罢相，但他们仍在中央官署中担任要职。
四名新宰相被任命了。新门下中丞为刘幽求，他曾参与推翻韦后的密谋。
在此以前他与姚崇和宋璟一起，担任了短时期的宰相，此后先后但任户部尚
书和吏部尚书，在吏部任职时，他要为新涌现的浪潮一般的不正当和不适宜
的任命负责。他的同僚为魏知古、陆象先和崔湜；在新的一年，即睿宗改新
年号以表示改变政体以后，又增加了岑羲和窦怀贞，后者可能由于太平公主
的坚持而被重新任命，以充当她的代理人。
魏知古②（647—715 年）为河北人，约在686 年中进士。他通过在宫廷
任职，在8 世纪初武后时期升为门下省侍郎，后来在尉卫寺任少卿（未来的
玄宗皇帝也在这里任职），同时兼任睿宗王府的司马，这样他就在其早期生
涯中与皇帝和皇太子有了接触。中宗即位之初他任吏部侍郎，他在吏部因荐
举有才之士而享有盛名。706 年，他因丁母忧退隐，后来担任州官。711 年，
他迁任散骑常侍，在列举当时许多迫切问题——特别是帝国的财政困难——
的两份措词尖锐的奏疏中，激烈抨击睿宗为其姐妹建造道观。睿宗对他关于
建造道观的抨击置若罔闻，但在任命他为宰相后，又命他兼户部尚书和左庶
子。在一个充斥政敌的政府中，他一直是皇太子坚定的支持者。
陆象先①（665—736 年）为南方苏州望族的成员，他的父亲从663 至665
年曾作过武后的宰相。在武后时，他由殿试出仕，然后在朝历任清要之职，
快到中宗执政的末期，他升为中书侍郎。
崔湜②（671—713 年）出身于河北望族，为太宗朝著名官员和在648 年
一度任宰相的崔仁师之孙。他在699 年中进士，年轻时就以著述享有盛名，
在中宗朝初期升为考功员外郎。他参与了桓彦范、张柬之和其他大臣清除武
三思的密谋。但崔湜向企图消灭的对象出卖了这些密谋者，706 年当他们被
逐出京师时，他还布置他表兄周利贞去杀害他们。崔湜此时成了武后的女官
上官婉儿的面首，因而臭名远扬；在中宗朝内，他与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紧
密勾结。由于她们的影响，他升至中书省侍郎和吏部侍郎；他与同僚郑愔一
起贿赂公行，致使任命制度成了一时的丑闻。他终于被弹劾罢官，但几乎立
刻被召进京，任尚书左丞。韦后掌权后他任宰相，但在睿宗登位后被罢官。
他此时成为太平公主的追随者。由于她的活动，尽管他有不光采的历史，但
仍被任命为宰相。现在，他把一切政务都秘密通报公主。
712 年正月增加的两个大臣，一个是同样可鄙的窦怀贞，另一个是岑羲，
③后者是太宗朝著名官员岑文本之孙。他原籍河南西南部，本人为进士，在武
后执政的末期升至中书令。中宗时他在吏部任职，在这一贪污腐化温床中，
他以一尘不染知名于时。韦后曾任命他为宰相，但当睿宗登基后，他被派出
任州刺史，后来又任户部尚书。
太平公主这时占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但朝廷的总的形势正在恶化。外
患即将来临。刘幽求以一名新都督代替带兵保持东北边境的安宁达20 年之久
的薛讷，从而带来了灾难，因为新都督立刻投入了对契丹和奚的一次毫无必
要的远征，结果战败，自己也丧生。四川的土著发动叛乱。与突厥可汗的和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98 第3061—064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13 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8 第3064—069 页；《新唐书》，卷116 第4236—237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74 第2622—624 页；《新唐书》，卷99 第3921—923 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70 第2540 页；《新唐书》，卷102 第3967—968 页。
亲未能实现。睿宗无意执政的情绪日趋明显，最后决定让位于皇太子，这是
712 年阴历七月一颗不祥的彗星的出现促成的。
虽然太平公主企图劝阻，皇太子也试图促使他重新考虑，但决定不可能
改变。他的儿子玄宗在阴历八月初三正式即位，并举行应有的仪式：定新年
号为先天，立其妻王氏为后，进行大赦。但睿宗虽然正式退位，太平公主却
诱使他极不正常地保持大权。虽然玄宗此时作为新帝要每日主持朝政，睿宗
依然是太上皇，每五日就亲自上朝，自己保留任命全部三品以上高官的大权，
并决断最重大的案件和政务。①
新帝和太平公主之间的形势这时是严重的。大部分的大臣是她的追随
者。刘幽求得到玄宗的批准，这时与皇宫禁军的将领之一策划刺杀公主的阴
谋。但事情败露，刘幽求被捕，发配岭南，崔湜在那里试图把他杀害；尽管
刘幽求在710 年救过崔的性命，但两人的关系这时不好。②
713 年阴历正月，东北的军事形势又突然恶化，玄宗御驾亲征的安排已
经就绪，边境也已集结大军。但结果他未成行，这也许是宫廷的政治形势使
他不可能离开。③同月，随着萧至忠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地位更加不利。萧至
忠④（？—713 年）出身于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名宦门第，在武后的朝廷曾经显
赫一时。在中宗时，由于他的家族与韦后的家族有密切的姻亲关系，他享有
特殊的恩宠。在任吏部侍郎后，他在707 年成为宰相，直至710 年韦后政体
垮台时为止；710 年他之得以逃避惩处，主要是由于太平公主的说情。出乎
他朋友意料的是，他这时成了公主的得力的党羽。
太平公主现在通过她的同胞手足太上皇，已能操纵重大事务和影响重要
的任命，并得到了大部分宰臣和朝廷大部人员的支持。713 年阴历六月，她、
窦怀贞、岑羲、崔湜、萧至忠、现为玄宗宫府官员的前宰相薛稷、京兆少尹、
宫内禁军的几个将领及她宠爱的佛僧慧范密谋毒害玄宗，然后公开取得政
权。但是，其他因公主权势日增而惊慌不安的官员劝玄宗现在必须采取果敢
行动。当魏知古透露公主正在策划叛乱时，玄宗与他两个兄弟李范和李业及
一批心腹决定先发制人和杀死密谋者。阴历八月初九，①三百名精心挑选的精
兵在原为玄宗的私人奴仆王毛仲将军率领下逮捕了密谋者。萧至忠、岑羲和
几个从犯被就地正法。窦怀贞自尽。薛稷和崔湜被赐死。公主逃入一寺院，
但三天后投降，获准自尽。她的几个儿子全被处死，只有薛崇简除外，因为
他曾几次劝阻她策划阴谋。没收她在有权势时多年积累的大量财富和财产的
工作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②次日，即713 年阴历七月初四，睿宗正式放弃了
他剩下的权力。③
玄宗这时成了名实相副的君主。他只有28 岁；他自发动反韦后政变以来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73—674 页；《旧唐书》，卷8 第168—70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76—677 页；《旧唐书》，卷97 第3041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96—697 页。
④ 《新唐书》，卷5 第120 页；《旧唐书》，卷92 第2971 页；传记载《旧唐书》，卷9
2 第2968—971
页；《新唐书》，卷122 第4371—374 页。
① 据《资治通鉴》卷211 第6683 页之《考异》，应为阴历七月初三。根据下文，应为七
月初三。——译者
② 《资治通鉴》，卷211 第6681—686 页；《旧唐书》，卷8 第169 页；《新唐书》，卷
83 第3651—652
页。
③ 退位诏书见《旧唐书》，卷8 第169—70 页。
经历了阴险的政治阴谋和不断斗争的三年，成了他统治时期政治史中不可分
割的序幕，并对他的国事处理具有持久的影响。
玄宗在位初期（713—720 年）：姚崇和宋璟
随着太平公主之死，所有的宰相除了魏知古外，或被处死，或被迫自尽。
玄宗任命郭元振和张说来代替这些人；郭曾为活跃的密谋分子之一，张为鼓
动玄宗进行打击的大臣之一。阴历九月，刘幽求成为第四个宰相。然而这个
班子是短命的，阴历十月，皇帝命令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但演习未按计划
进行。郭元振负有责任，因此被流配岭南，只是因为张说和刘幽求的求情，
他在夏季才没有被处死。①
玄宗这时召见姚崇——他是710 年试图进行改革的带头人并提出了广泛
的改革计划（下面将另予讨论）——并任命他为宰相和兵部尚书，代替那个
倒霉的郭元振。张说与姚崇一直不和，所以反对对他的任命。为了避免势必
发生的不和，玄宗就将张解职，在713 年年末派他到地方任职，同时又调刘
幽求担任一个闲职。他们被卢怀慎②（？—716 年）代替，卢为门下侍郎，是
河北一个大族的成员，曾中进士，担任过武后和中宗时期的御史。姚崇对前
一政权的唯一遗老魏知古的才能评价不高，所以在714 年阴历五月设法解除
了魏的职务，把他调到工部。③
现在只有两个宰相，其中姚崇无疑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物。④卢怀慎对他
完全唯命是从。这些就确定了在玄宗在位期间一直实行的一种新的施政形
式：只用为数甚少的宰相，通常只有两三人，其中一人在制订政策时起决定
性作用。宰相们通常留任几年，以前几十年所特有的任期经常变化和不稳定
的情况这时已成过去之事。姚崇和卢怀慎一直掌权到716 年年末，这时卢病
故。他被源乾曜①（？—731 年）短期替代；源为河北的进士，是拓跋魏皇室
远支的后裔，在中宗时任御史，710 年以来在地方历任要职。713 年，他被玄
宗的宠臣姜皎荐举，在尚书省担任很高的职位。然而几乎不久，姚崇本人也
患病，在716 年阴历十二月被迫致仕。②在721 年死亡前，他在朝廷仍有很大
的影响，玄宗常征求他的意见，但在制订政策时他未进一步起积极作用。③
他荐举宋璟继承他的职位；宋璟在710 年任宰相时是他的同僚同时又任
广州都督。宋璟是一个可以指望采用基本相同的政策的人。716 年末，宋璟
和门下侍郎苏颋④（670—727 年）接替姚崇和源乾曜任宰相。苏颋为做过中
宗和睿宗时期宰相的苏颋之子。他中进士并通过殿试，以精于著作和学识渊
博著称。在武后时期他当过御史，后任门下省和中书省舍人。玄宗命他历任
宫廷要职，并委任他起草和撰写帝国的文献。宋璟，如同他之前的姚崇，是
占支配地位的大臣。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和果断的人，负责制订政策，而苏
颋则具有使他的计划以最有效的形式落实的才能和经验。他们担任宰相一直
① 《旧唐书》，卷97 第3048 页；《旧唐书》，卷96 第3023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687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98 第3064—069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15—418 页。
③ 《旧唐书》，卷98 第3064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700 页。
④ 《旧唐书》，卷96 第3025 页；卷98 第3068 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8 第3070—072 页；《新唐书》，卷127 第4450—451 页。
② 《旧唐书》，卷96 第3025 页。卢怀慎的临终奏疏还提到宋璟的名字，《旧唐书》卷9
8 第3068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39 页。
④ 《旧唐书》卷96 第3025—026 页；《新唐书》，卷124 第4385—386 页。
到720 年，他们的免职标志着玄宗朝第一阶段的结束。⑤
虽然这些年与睿宗在位的不稳定时期和玄宗第一年大臣频繁更替、党派
尖锐对立之时很不相同，但它们在人事方面有明显的延续性。从710 年至720
年，每个有相当地位的宰相都经过科举，通常中过进士或通过殿试。他们之
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世代官宦，但不是最大的豪门世族；大部分人来自武后时
期政治权力中心的洛阳地区或河北、河南。他们都在武后时期初涉仕途，大
部分在朝廷供职，特别在御史台供职的多。只有一次，在710 年政变后不久，
一个圈外人士得到任命，他就是密谋分子之一的钟绍京，被任命为宰相。但
他不多几天就被免职，因为同僚们提出异议，说他原为胥吏出身，不宜任此
职。
他们大部分是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行政官员。只有崔湜和窦怀贞被中宗
时期朝廷的腐败严重污染。睿宗的大臣大部分虽然缺乏创见，却是值得尊重
的人，不过在他们为之效忠的朝廷中，皇帝简直没有权威，不能提供领导，
他们自己的任期也朝不保夕，政治又不断受到皇亲国戚及宠臣们的干扰，所
以他们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姚崇和宋璟的经历和背景完全相同，他们有幸在
一个坚强果敢而且愿意给他们更大权力和行动自由的皇帝手下秉政。玄宗初
期高级官僚的状况反映了武后善于发现人才的一大功劳，同时又说明她的科
举制度已经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僚精英。玄宗现在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
通过这些人进行的。
政府的政策（714—720 年）
713 年末，姚崇任长安以东的重要的同州刺史。当时正奉命举行大军事
操练，方圆300 里的刺史按例都应出席，但玄宗仍专门召唤姚崇。玄宗和姚
崇一起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他问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复说，
除非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否则就难以从命。纲领的内容是：皇帝应以仁
爱治天下而不是靠严刑峻法的威慑力量；不进行军事冒险；行使法律应不论
亲疏，同样严厉；禁止宦官参政；禁止开征苛捐杂税来取宠于皇帝；禁止任
命皇亲国戚在中央政府任职；树立皇帝以前因与大臣们关系过分亲密而受损
的个人权威；容许大臣们直谏而不用担心专横的惩处；停止建造佛寺道观；
清除外戚过分的政治权力。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①
714 年玄宗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在睿宗时早就明显地出现了，姚崇所提
的十条建议在前十年已出现在其他许多奏议之中，但他现在是在皇帝的地位
开始强大得足以能设想进行这样一次全面改革之际有说服力地向玄宗提出
的。不是每一条都能立刻实行，但总的说714 至720 年的政策都来源于他的
建议。
姚崇所提的这些制度上的改革旨在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朝廷之间
创造一种更健康的关系，如果他的政权要得到最杰出的政治家的支持，这种
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在武后执政时期，特别在7 世纪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
宫廷政治中独断专行、官员职务不稳定和惶恐不安的情况有所发展。随之而
⑤ 传记载《旧唐书》，卷88 第2880—882 页；《新唐书》，卷125 第4399—403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88—690 页；《新唐书》，卷124 第4383 页。关于姚崇的
十条改革建议，
见《全唐文》，卷206 第14 页。
来的中宗的宫廷政治也同样独断专行和不稳定，当时的局势由于贪污腐化和
裙带风盛行而进一步恶化了。现在人们普遍感到摆脱了迷惘，并且向往变化
和怀念太宗的盛世之治。这种向往唐朝“中兴”和向往它的政策在道义上得
到振兴的情绪成了这一时期奏疏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促使史官吴兢（他因政
客的不断干扰而不能完成编纂武后实录的任务）转而撰写《贞观政要》，此
书是把太宗皇帝所作所为多少理想化了的记载，从而成了乌托邦式理想统治
的著名范本。②几乎无庸置疑，吴兢撰写此书，并不是单纯地歌颂作为君主的
太宗之美德，而是把它作为振兴政权的范本，使皇帝的权威不容反抗，但君
臣之间又能推心置腹，相互信任，共谋国是。
在这一方面，714 至720 年的改革是紧紧地遵照姚崇的建议进行的。皇
帝的权威和行政的稳定恢复了。原来风纪荡然的吏治现在重建了团结精神，
广泛的制度变革工作已开始进行。
中央政府的改革
玄宗以前几代君主朝政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宰相太多，其中许多人的任
期又很短。在唐初，宰相有两类。中书令、门下侍中和尚书省仆射为当然宰
相，如果所设之职全部有人担任，共六人。此外，其他高级大臣、在战时偶
尔还有突出的将领，也可能任特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中宗和睿
宗时期，这样的任命为数很多，其中许多人的任期只有几个月。在韦后当权
的短暂时期，同时任职的宰相人数不少于17 人，如果要有效地处理政务，这
个班子是庞大臃肿的。
削减人数的步骤在睿宗时期，已经开始进行。到710 年末人数减到六人，
到睿宗执政时又减到四人。713 年玄宗总揽政务后人数又从四人进一步减到
二人，其中一人为当然的宰相。
人数的这一减少又伴随着重大的形式变化。在7 世纪的最后25 年，中央
执政的主要机构尚书省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到武后朝末期，授予尚书省仆
射同平章事所拥有这个或那个头衔的做法已成惯例。在711 年，这一通例已
被正式规定，从此除非有特别任命，仆射不再是宰相。713 年末，这一规定
又被重申，仆射称丞相。①
此外，由当然宰相担任的高级职务空缺的现象变得普遍了。例如，714
至724 年，无尚书省仆射，而在714 至720 年，门下侍中和中书令从未同时
在职，所以只有首席宰相依据职权任其中一职，而由另一宰相任另一省的副
职。
这一情况导致门下省和中书省职能的逐渐合并。它们逐渐变成一个协调
的组织，既负责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负责法规的检查和复审。它还充当一小
批与皇帝一起负责重大决策的宰相的秘书处。总之，权力稳步地集中于宰相
们，特别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根据宋璟的建议，在717 年阴历十月实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试图恢复
公开处理朝政的做法。在武后时期，许多事情都在私下解决，尤其是御史们
有权避开负责保存记录的起居注史官进行秘密弹劾。这种做法现在被禁止，
② 关于《贞观政要》，见原田种成：《贞观政要研究》（东京，1965 年）；温斯顿·刘
易斯：《贞观政要：
研究早期唐代政府的材料来源》，香港大学1962 年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除了机密之事外，一切事务的处理都在朝廷公开进行，并由史官予以记录。①
进一步的重大变化是御史台的改组。自684 年以来，掌肃正行政的御史
台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中央政府的官员，另一部分负责在地方任职的
官员。这一情况反映了在官僚体制内部两部分精英集团的界线日益明显的倾
向。一部分几乎只在京师任职，其中包括许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另一
部分则在地方任职，而且任期往往很长。在713 年，这一界线不复存在，御
史台被改组成单一的机构，如同唐初。御史台的这一改组标志着试图系统地
重新统一官僚机器的活动的开始。②
官员的选拔
如果企图恢复官僚集团的效率和风纪，就必须先处理官员选拔的问题。①
事实上，存在两个关系很密切的问题。较直接的一个问题是消除中宗朝因受
贿而任命大批冗员所造成的危害。除了这些人不适宜担任高级职务外，他们
的任命——大部分人任京师的高级职务——使中央政府庞大臃肿，给支付官
俸的当局添加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些额外的任命还影响了另一个也许是更严
重的问题：扩大了京师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危及自隋以来所定
官员可在京内外互调而担任品位相当职务的原则。在武后时期，对中举士子
的日益重视，使得有前途的年轻人越来越靠正途去开拓前程，他们通常在担
任京畿县令以后，就能继续在朝廷任职。我们只要看看睿宗朝宰相们的经历，
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在地方任职的经历是何等地少。另一方
面，地方职务虽然收入多，官品也高，但官僚中的佼佼者避而不就，而是由
那些按资历从胥吏擢升的人、在京师各部失利或失宠的人，或政治上暂时不
得意的人充任。
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有前途的年轻人都有意识地拒绝在地方任职。
在韦后时期，官员在京师取得尽管是有名无实的官职要容易得多，配备地方
官署官员的工作却很困难。自7 世纪90 年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怨言不绝于
耳；709 年韦嗣立曾建议，凡过去未担任刺史和县令的官员，均不得在中央
各部各寺担任高官，但此建议没有成功。
前面已经叙述姚崇和宋璟在710 年曾企图清理冗员的问题，结果在次年
他们的政策反而来了一个大倒退。714 年以后，姚崇开始处理选拔有才之士
在地方任职这一更大的问题。714 年初，几乎就在他担任宰相之职以后，便
有诏书规定，从京师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去地方担任刺史和都督应永为法式，
而有良好政绩的刺史和都督则应调至京师。
姚崇在这方面受到年轻多才的专使张九龄①的压力。后者为702 年进士，
① 《资治通鉴》，卷211 第6728—729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3 第6421 页；《唐会要》，卷60 第1041 页；《新唐书》，卷48
 第1237 页；《唐
六典》，卷13 第3 页。
① 见佩内洛普·赫伯特：《7 世纪后半期中国的文官选拔》，载《远东史论文集》（堪培
拉），13（1976
年），第1—0 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9 第3097—100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24—430 页。传
记连同徐浩的墓
志铭（载《全唐文》，卷440 第13—8 页）及1960 年发现的墓志铭均被译成英文，载赫伯
特的《张九龄》
中。
来自广州以北的边远南方韶州城；由于张说的赏识，他谋得一个官职，后来
参加过两次殿试，一次在707 年，一次在712 年，后一次由玄宗亲自主持，
他在应答时提出了关键的选才问题。张九龄在715 年阴历五月呈递玄宗的一
份十分详细的奏疏中又重提此事，其中特别强调地方职务，尤其是远离京师
的那些职务的人选，同时力主官员任某职的时间不宜太长。②
715 年阴历六月，玄宗再次颁诏，命令互调京畿和地方官员，并实行按
察使每年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由吏部和户部批准的更彻底的制度。
政绩优良者有资格在京师任职，以前未在地方担任刺史或县令的人均不得在
中央政府任职。③
但尽管有这些诏令，尽管皇帝决心要提高地方官员素质，官员们依然不
愿在京外任职。716 年初期，玄宗在抱怨最近几次考试的结果之后，召集所
有新任命的县令——他们的素质之差是有名的——进宫，就他们的施政计划
进行面试。他们的答复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以致45 人被遣送回籍学习，而
负责选拔文官的官员本人也被派往地方担任几年刺史，尽管他们的官声很
好。④深深地卷入这些改革之中的张九龄似乎冒犯了姚崇，这也许是因为张九
龄是与姚崇不和的张说的门生。虽然进行改革部分地是由于张九龄的鼓动，
他本人却于716 年后期退隐回原籍，这显然是因为不得志。
选拔合适的官员一事并不是地方政府面临的唯一问题。朝廷此时清楚地
了解到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间再设一级行政组织的必要性，它不但有助于评价
地方官员的品格，也能监督他们的施政。唐代初期，全国分成10 个道，御史
们定期被派往各道视察地方的行政。706 年，这些御史被采访使代替。在711
年，曾有把帝国改组成15 个道和在州以上另置一级长期性地方行政区的企
图。但这一企图失败了；在714 年，重新对以前的10 个道各任命采访使（现
称按察采访处置使）。①但尽管有玄宗的提高地方行政的那种干劲和在选拔过
程中对采访使规定了任务，但他们在716 年被撤消了。
重订法律
在720 年以前一段时期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7
世纪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这些改革已经体现在685 年前定期修
订和重新颁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685 年以后，武后未
作进一步的修订，虽然编成了体现修订法典的立法《格后长行敕》。武后垮
台后，705 年在唐休璟、韦安石和苏瓌的主持下，彻底修订所有法典的工作
才得以进行。710 年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订，同时指定一个包括许多法
② 其信载《文苑英华》，卷670 第1—页；《曲江集》（四部丛刊本），卷16 第9—1 页
；姚的答复载
《文苑英华》，卷689 第1 页；《曲江集》，卷16 第11—2 页。715 年的奏疏载《曲江集
》，卷16 第5—
页；《文苑英华》，卷676 第1—页。
③ 《唐会要》，卷75 第1360 页；卷81 第1501 页；《册府元龟》，卷635 第226—36 页
；参见714 年更
早的诏令，载《册府元龟》，卷211 第6694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1 第6716 页；《新唐书》，卷45 第1176 页。
① 关于706 年的专使，见《唐会要》，卷77 第1415 页；《新唐书》，卷49 下第1311 页
；《通典》，卷
32 第184 页；《唐大诏令集》，卷103 第524—25 页。711 年的改革，见《资治通鉴》，
卷210 第6666
页。714 年再任命按察采访处置使之事，见《资治通鉴》，卷211 第6697 页。
律专家在内的编纂组织负责。新的法典在712 年阴历二月编成并颁行。①
713 年末，姚崇和卢怀慎领导一个被指定修订令、格和式的组织，这部
分法令与行政事务有关。修订的法令于715 年阴历三月完成，然后被颁布执
行。它后来被称作《开元前令》。
在宋璟和苏颋担任宰相时，诏令又命再作修订，这一次包括刑法在内。
有些曾协助姚崇的法律专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编纂工作成于719 年，阴历
三月其成果送呈玄宗过目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称作《开元后令》并具有重要
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的大部分内容收入《唐六典》，此书给我们提供了唐代
行政法的详细内容。②
因此，从710 至719 年的十年是制订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时期，这种法
律旨在把中国再度置于一个精心制订的统一行政规定和实践的体制之下，所
以这十年对恢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财政问题
在概括从中宗在位的后半期和睿宗时期起遗留下来的弊病的一切奏议
中，一个反复提到的内容是国家的财政资源不足、收入减少和缺乏储备积累
这一问题。在武后末期，政府曾打算重新登记人口。户税和地税两项新的税
收开始提供大量补充收入，同时有人已公开议论从贸易和商界征税。①但总的
来说，人们尚未密切注意全面的财政政策。
当武后迁都洛阳时，帝国的财政已经大有好转。东都靠近中国东部产粮
的富饶平原，对它的供应远比长安方便和经济。武后本人于701 至703 年返
回长安之行是出于政治压力；而中宗长期迁都长安也是如此，因为韦后的政
治根据地就在关中。政府向西北的这次迁移重新引起了供应京畿这一巨大的
后勤问题，因为京畿的人口将近百万，又位于资源比较贫乏、气侯严酷而变
化无常的地区；那里的人口逐渐减少，而其中大部分户口又在府兵中服役，
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免予纳税。②
向长安运输供应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虽然隋炀帝的运河体系已经为东部
平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运输水系，因为它把长江与淮河和黄河连接起来，又
接通了黄河与近代天津附近的地区，但溯黄河和渭水而上把粮食和物品送往
长安的运输却被黄河河道的淤塞，尤其是被三门峡巨大的激流险滩所阻。在
高宗时期，曾打算靠近这些激流险滩筑路，还打算沿峭壁修拉纤的小路，以
便船只能被拉过险滩，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虽然与渭水并行的通往长安
① 《唐会要》，卷39 第702 页；《旧唐书》，卷50 第2149 页；《通典》，卷165 第87
1 页；《册府元龟》，
卷612 第10—1 页。关于睿宗时期编订法典的情况，见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
1933 年），第
17 页以后的导言；滋贺秀三：《关于汉唐间法典的一些考证》，载《东方学》，17（195
8 年），第27—
43 页。
② 《唐会要》，卷39 第703 页；《唐六典》，卷6 第18 页；《旧唐书》，卷50 第2138
、2149—150 页；
《新唐书》，卷56 第1413 页；《通典》，卷165 第871 页；《册府元龟》，卷612 第12
 页。
① 参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 版（剑桥，1970 年），第28—1 页；崔瑞德
：《对商业课税
的一种儒家观点：703 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 年
），第429 页；
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6（1961 年），第90—5 
页。
② 见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 年）。
码头的运河在672 年被疏浚和改善，但从洛阳到长安的运输依然是困难和昂
贵的。③甚至在高宗统治初期的全盛时期，每年运往长安的税粮似乎只有20
万石左右，④657 年以后，关中的饥荒总是导致朝廷迁往洛阳，这样做代价很
高。
武后把朝廷长期定在洛阳，这样就更加忽视了这一段运输体系，同时使
为大平原服务的主要运河体系也日益衰败。到玄宗登基时，在运河与黄河会
合地的大坝和水闸闸门已经失修，不能通行。
同时，中宗时期的特征是饥荒连年不断。705 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
17 个州受灾，同时淹没了渭水流域。706 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旱灾，它从冬
季持续至707 年夏初，结果造成了关中、河北和河南的饥荒。708 和709 年
又发生严重的饥荒，当时粮食必须通过陆路用大车从大平原和从江淮地区运
往长安。①
早在中宗初期，李峤和宋之问已力促他永远迁都洛阳，现在大臣们又重
提此议，但韦后利用他对皇帝的影响，加以阻挠。崔湜企图另辟一条跨山区
经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线，这个尝试是一次灾难性的和劳民伤财的失败。②
中宗之死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权仍很不稳固，所以不
可能离开长安，而自然灾害循环反复，不断发生。711 年，河东汾水流域发
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丧生。712 年春长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 至713
年渭水流域和长安京畿区发生严重饥荒。714 年又有一次严重干旱。
713 年玄宗决定迁都洛阳，但他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危机使此行不可
能实现。③但是运输体系终于有所改进。陕州刺史李杰被任命为水陆转运使，
奉命用陆路拉纤来改造三门峡上游的陕州与洛阳之间的漕运。这一工程大见
成效，结果它能每年运粮100 万石，此数为高宗时期的五倍。714 年，李杰
重建汴渠和黄河会合地的水闸，从而恢复了从南方到洛阳的直达交通。④
尽管有李杰的这些成就，对长安的供应问题依然是严重的，部分地是由
于关中和西北的军事编制日益庞大，部分地是由于京畿区继续歉收和缺粮，
该地在714 年遭到破坏性的飓风的袭击，然后又发生严重的旱灾。
但自然灾害的损失不限于关中。在玄宗朝初年，提供国家大部分岁入的
大平原也深受打击。715 年，河南河北有大的春涝，然后在夏季又发生蝗灾。
716 年，东部平原甚至遭受更严重的蝗灾，广大地区的粮食全部损失。716
和717 年，洛水流域有严重的涝灾。在717 年，河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被淹，
洪水破坏了大片种粮区，并淹没汴渠边的巩县。河南和河北的这些洪水和自
然灾害的后果特别严重，因为这两个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密、生产力最高的区
域，政府依赖它们的收入的程度也最大。
717 年初，势在必行的事情终于发生，玄宗被迫将朝廷迁往洛阳。与往
常一样，此行路途艰难，代价高昂，时间又长；玄宗一行用了24 天才抵达洛
阳，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 年冬。在以后的20 年中玄宗共在洛阳度过9 年，
朝廷的迁移不下10 次，搬动花了很大的代价，并把政务严重打乱。由于规模
③ 《通典》，卷10 第56 页；《册府元龟》，卷497 第8 页；卷498 第15 页。
④ 《新唐书》，卷53 第1365 页。
① 见《旧唐书》，卷37；《新唐书》，卷35、36 中关于自然灾害的材料。
② 《旧唐书》，卷74 第2623 页。
③ 《册府元龟》，卷113 第18—0 页；《唐大诏令集》，卷79 第451 页。
扩大，管理日趋复杂，这些迁移的费用越来越高，它们必然耗费了国家的大
量资源。①
救济饥荒
政府认真地采取了与饥荒作斗争的措施。714 年阴历九月，一份诏书命
在全国扩大从655 年起在京师实行的常平仓制。这些粮仓在丰足之年以高于
正常市场价格的价格购进粮食，在饥馑之年以低于时价的价格出售储粮；这
是一种旨在减轻因价格过份动荡
表7 玄宗朝廷的所在
至717 年正月初十日长安
717 年二月初三至718 年十一月初一洛阳
718 年十一月初一至722 年正月十五日长安
722 年二月初七至723 年正月初三洛阳
723 年正月初三巡行太原，直至三月初五
723 年三月初五至724 年十一月十四日长安
724 年十一月廿二日至727 年九月廿二日洛阳
725 年十月十一日巡行泰山，直至十二月二十日
727 年十月十一日至731 年十月廿一日长安
731 年十一月至732 年十月十一日洛阳
732 年十月十二日巡行太原，直至十二月初二
732 年十二月初二至734 年正月初六长安
734 年正月十六日至736 年十月初二洛阳
736 年十月廿一日以后长安
而造成农民困苦的措施。719 年，又一份诏书命令在北方诸道以及长江流域
和四川的大城市建立这类粮仓。每个州拨给专款，作为资金。
同时，原来的义仓制也被改革。各州通过这些义仓应该保存根据地税征
收的储粮。但挪用这些粮食作为一般岁入运往京师的做法已成惯例。716 年，
这种做法被禁止，储粮只准作救济饥荒之用。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到玄宗末期，在义仓储存的粮食储备相当充足，
特别在最易发生饥荒的关内、河东、河北、河南诸道更是如此。这些储粮在
很大程度上缓和了8 世纪30 和40 年代自然灾害的冲击。①
税制
玄宗初期的财政问题并不仅仅是运输征收的粮食和布帛到京师的困难造
成的。长期存在的收入不足的局面仍在继续。因不完善的人口登记而使税册
漏登大批应该纳税的人这一主要的基本问题，在7 世纪90 年代变得严重了；
这一严重局势只是由于武后并不怎么连贯的重新登记的措施才部分地得到缓
和。711 年，韩琬重提此事，②但在玄宗执政初期，政府未采取行动，不过在
① 《旧唐书》，卷96 第3023—024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726—727 页；《唐大
诏令集》，卷79
第452 页。迁都的详细情况，见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25—1 页。
① 《旧唐书》，卷49 第2124 页；《唐会要》，卷88 第1612—613 页；《册府元龟》，
卷502 第22—4
页。崔瑞德的《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93 页列举了这些储备的规模。
② 《唐会要》，卷85 第1561—562 页；《新唐书》，卷112 第4165—166 页。
使地方行政更有效率之前，这项工作的确是难以进行的。
几乎与丧失岁入的形式同样重要的是富户的数量庞大，它们的税虽然按
规定缴纳，却被指定用于贵族（他们是皇亲国戚的武后、韦后时期授予贵族
称号和封地的许多官户）的食实封。这一问题的规模难以用数量表示，但709
年韦嗣立的奏疏估计有60 余万成年纳税者（占当时总数的8％）被分配给封
地的拥有者，这些封地所收的丝税超过太府寺。同年另一种估计列出一个数
字：140 户贵族享有实封，从54 个州取得收入，并选州内最富之户来履行义
务。③在河南最富的一些地方，采邑户尤其是一个问题。确定为采邑户被普遍
认为比应征入伍更加糟糕，因为在饥馑之年可能得到的减免纳税的待遇，采
邑户常常被故意地取消。在有些地区，这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和促使许多被
确定的户出逃，从而加剧了未登记的人口的问题。①
玄宗对此不能立刻有所作为，因为实封与贵族称号一起是世袭的，不能
一笔勾销。然而他确实放弃了不分青红皂白滥封贵族的做法，并把实封减到
最低限度，其户数常常只是象征性的，远远低于律令的规定数。但这一制度
依然有效；玄宗本人就多子多女，共有59 个子女，每人必须被给予贵族称号、
管理王府的机构和一份封地，这样就给帝国财政平添了沉重的负担。
玄宗在即位初年也极力公开表示他在杜绝铺张和不必要的开支。714 年
阴历七月他颁布了严厉的节约法令，内容是禁止织锦，禁止穿刺绣之衣和戴
珠玉饰品。甚至此诏对后妃也不例外，为皇宫制造物品的织锦坊被关闭。同
月稍晚，为了平息关于玄宗正在为后宫选美的谣言，他把大批闲着的宫女遣
送回家。②
这时开始开征的一种税收的辅助形式是盐。710 年和713 年，专使被任
命去管理山西东南部的盐池。但这种形式纯属地方的权宜措施。③
货币
自7 世纪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官铸的钱奇缺。约从679 年起，政府已
削减了铸钱，在武后在位的整个时期，华中和华南出现了大规模的地方性私
铸，其中甚至还牵涉一个未来的宰相。682 年，规定私铸钱币者要处以死刑，
但收效甚微；从701 至704 年，政府被迫准许公开使用优质的私铸钱，以满
足商业的最低需要。705 年，规定没收犯禁者的财产以代替死刑。713 年，一
位大臣抱怨京师流通的钱质量低劣，以致不宜在其他地方使用。但货币的需
要量增长得太猛，远远超过了官钱的供应量，所以政府被迫准许私铸钱流通，
以免贸易呆滞。
随着宋璟在治政上得势，政府在717 年终于企图处理这一问题，并实行
以前关于私铸的严格禁令。死刑被恢复，718 年的一份诏书重申了禁令，御
史萧隐之被派往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两个私铸最盛行的中心，企图收集和
③ 韦嗣立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36 第6 页；《旧唐书》，卷88 第2871 页；《资治通
鉴》，卷209 第
6634 页；《唐会要》，卷90 第1642—644 页。韦又引了宋务光的奏疏，载《全唐文》，
卷268 第22—3
页。
① 关于封地的问题，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
10.1（1939 年），
第1—4 页；砺波护：《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
6 年），第153—82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1 第6702—704 页。
③ 《唐会要》，卷88 第1608 页。
销毁非法的钱币。但禁令和萧的使命都归于失败，结果导致物价大波动、商
业暂时停滞、民众不满和宋璟垮台。最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禁令。问题依然
没有解决。①
反佛教措施
在韦后去世之时，佛教已长期从国家和贵族那里得到无比的庇护，其权
势和财富已经盛极一时。公元711 年辛替否上奏睿宗，请他注意佛教寺院聚
积的大量财富以及富人通过充任僧人或沙弥逃避纳税和其他义务的方法。睿
宗与他的姐妹一样，是虔诚的道教信徒，已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②并且不断
深受道士的影响。他下令调查佛教寺院拥有的土地和水磨，并命令凡是非法
取得的土地一律由国家没收。③712 年，他又下令拆除那些未得官方认可的寺
院。④
玄宗登基后，在姚崇的鼓动下也迅速采取反佛教的行动，姚崇以前在河
北任职时，曾以反对佛教寺院闻名。⑤713 年的诏书禁止豪门大户建造私人寺
庙或“功德院”，因为这些已经成了逃避纳税和各种形式的徭役的手段。①714
年阴历五月，在姚崇提请玄宗注意为了同样目的公然不正当地滥用遁入空门
这种现象后，对佛僧的大规模调查开始了，结果使三万余名僧尼还俗。次月，
政府明令禁止建造新寺院，同时严格控制对现存庙宇的翻新。②
玄宗不但打击佛教界的物质基础，而且试图把佛僧的活动限在庙内和禁
止他们公开讲经，后一个措施可能与这一世纪初期几份诏书中公开宣布镇压
的各种宗教叛乱者的集团有关。③他还企图使用由来已久的方法，要佛僧孝顺
其父母，换句话说，就是要承认他们自己没有完全脱离正常的社会关系和摆
脱对当局的义务。在这方面，他并没有比他的前人取得更大的成就。④他的其
他反佛教措施的成就是难以估计的。玄宗肯定仍不满足，因为在8 世纪20
年代他又推行了新的措施，这将在以后论述。
710 至720 年的军事改组
玄宗时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在下面将予充分论述，这里只需提
① 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4—6 页。
② 《全唐文》，卷18 第9—0 页。
③ 《全唐文》，卷19 第3 页。
④ 《佛祖统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 第373 页。
⑤ 《旧唐书》，卷96 第3022 页。
① 《唐会要》，卷50 第878 页。
② 《唐会要》，卷47 第826—27 页；《全唐文》，卷26，第27 页；《资治通鉴》，卷2
11 第6696 页。
③ 《全唐文》，卷26 第10 页；卷30 第10—1 页；卷29 第5 页。关于715 年河北的教派
起义，见《新唐
书》，卷5 第124 页；《旧唐书》卷8 第175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710—711 页
；《唐大诏令集》，
卷113 第588 页。这些记载提到教徒白衣长发。敦煌的《户部格》残卷（S.1344 号）引了
674、695 和702
年的类似的诏书。这些材料说明有些教徒受过很高的教育。
④ 《旧唐书》，卷8 第172 页。关于对待佛教政策的更详细的情况，见S.温斯坦在《剑桥
中国史》第4 卷
中所写的一章。
供详细的材料来说明防务政策发生变化的背景。在睿宗执政之初，唐朝在边
境面临几个很突出的问题。
在极西部，武后在692 年决定维持对塔里木盆地诸国和对准噶尔的牢固
控制。这使中国人负担了相当沉重的军事义务。在塔里木盆地，以龟兹为大
本营的安西四镇提供了一支分驻于重要城市的“保护性”力量，但这些城市
仍保留着土著统治者。这些部队防卫这一地区，使之免受南方的吐蕃以及西
突厥、特别是北方突厥的强大的部落联盟突骑施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对付阿
拉伯人从西面侵入河中地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在这里驻军的主要目的是控
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克什米尔和北印度的商路和经近代阿富汗通往伊朗的
商路。
更往北，中国的军队和分遣队分驻在沿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和费尔干纳
通往中亚的路线上。哈密和吐鲁番绿洲还驻有中国的守军，那些地方在太宗
时期被征服，并正式归中国文官治理。在这些地区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定居者
（其中许多是强制迁来的罪犯和家庭），但绝大部分人口仍是非中国人。这
一在今乌鲁木齐附近、以北庭都护府为中心的地区必须加以守卫，以防西面
的突骑施、北面的黠戛斯和东北的突厥的侵犯。
8 世纪初期驻在西面的守军总数约为五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必须不惜
一切代价牢牢地控制经甘肃西北绿洲这条供应他们的路线。在这里，唐朝面
临的最强大和最咄咄逼人的敌人是吐蕃人。在7 世纪后半期，吐蕃国已经征
服和逐渐并吞了在今青海省的原吐谷浑领地。从这一富饶的放牧区，吐蕃人
能直接对甘肃西部的敦煌直至四川这一弧形的中国边界施加压力。为了对付
这一威胁，中国人自7 世纪70 年代起逐渐设立永久性的卫戍部队和分遣队，
它们以军垦为后援，使部队在这一交通困难的地区至少能部分自给。直接的
吐蕃侵略在700 至702 年的一次惨败后结束，此后发生的内乱和吐蕃幼王的
登基暂时迫使吐蕃人把精力集中在内部事务方面。从707 至710 年与中国人
的长期和谈，在睿宗即位前不久以和亲结束。吐蕃人能够从唐朝廷取得非常
有利的条款；和谈的部分内容是把黄河上游称之为“九曲”的领地割让给吐
蕃，这一地区对武后时建立起来的防务体系是极为重要的。吐蕃人可以由此
直接威胁长安周围的京畿区，它的丧失大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地位。
714 年，吐蕃人要求缔结一个正式的和约，玄宗同意。但和约刚缔结，
吐蕃人就攻击兰州，造成很大的破坏。虽然在714 年后期吐蕃人遭受了决定
性的失败，中国人从此能够控制其边境并再次建立起防御工事，但吐蕃人这
种欺人的背信弃义使玄宗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痛恨，并多年不愿再作
任何和平安排。①
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王朝面临的是游牧民族宿敌东突厥
人。691 年默啜可汗登上汗位后，突厥又发展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到8
世纪初期，它在从满洲边境直到西方的费尔干纳的整个草原地带称霸。突厥
人在武后时期屡次袭扰中国边境，但中国人在705 年惨败于他们之手后，就
沿黄河北道建立了昂贵的、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务体系，以重兵
① 关于与吐蕃的关系，见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 年），书中把《旧唐书
》卷196 上和下及
《新唐书》卷216 上和下译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载于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
（两卷，京都，
1960—961 年），此书把中文史料与J.巴科、F.W.托马斯和Ch.图森编译的《敦煌文献中有
关西藏史的材
料》（巴黎，1940 年）中的藏文编年史互相印证。
驻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进一步的大规模入侵。同时，基本上以他个人统治
为基础的默啜的“帝国”受到西面和北面的臣服民族的日益加强的挑战，所
以在睿宗登基时，默啜在全力进行他在极西部的战役。从711 年起，他不断
与唐王朝进行和亲谈判，以期支撑他在其臣服民族中的衰落的权力；714 年，
虽然他攻打了中国西面的北庭诸前哨，但他从未严重地威胁中国本部的边
境。716 年他的死亡进一步削弱了突厥人的力量，他们的许多附庸部落纷纷
投向中国。以后北部边境的动乱并不是突厥人造成的，而是来自已在北部关
中和河东（今陕西和山西两省）的中国领土上定居的突厥族和其他游牧民族
的集团；驻守在这一区域的强大的边防部队负责对付它们内部的暴动以及来
自草原的袭扰。①
从696 至697 年，生活在今河北和辽东省边缘地带的两个游牧民族——
突厥血统的奚族和准蒙古族的契丹人——在东北崛起，构成了强有力的威
胁，当时他们已把中国人赶出南满并侵入河北。他们被赶回后，由于得到突
厥的援助，就像新兴的振国（后来的渤海，由在南满的高丽残余组成）那样
成了突厥的附庸。他们多年来被幽州（今北京）都督薛讷所阻。薛在711 年
调任后，新督愚蠢地企图对他们发起进攻，结果造成了一段时期的严重对抗。
②但到714 年，鉴于默啜的力量明显地衰落，奚和契丹都决定作唐朝的属国。
717 年，中国在东北的地位又牢固地树立起来，并在位于现代辽东的营州恢
复了都督府，719 年还在那里派驻强大的军队。③
因此，这段时期对中国的防务政策来说是相对安定和有成就的，部分地
是因为邻近的几个最具侵略性的强国每况愈下，部分地是因为武后和中宗时
构筑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起了作用，部分地是因为唐朝一般采取了和解性的
外交政策与和亲手段。姚崇和宋璟都经常力促玄宗在对外关系方面要谨慎从
事；玄宗也许需要克制，因为714 年吐蕃入侵以后，他计划亲自领兵进行大
规模的讨伐，只是由于边境将领的胜利才未成行。717 年，宋璟甚至反对把
中国的管辖扩大到辽东，因为这是不必要的负担。
然而，虽然这十年中国人没有采取任何侵略性的扩张政策，但他们仍不
断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到722 年，据张说估计，
军队总数已增加到60 余万。①在玄宗初期，极力加强兵力的地区是陇右（甘
肃南部）、河东和东北，这是一些能使中国境内关键的道遭受外来威胁的地
区。
但比单纯建立边防军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控制和部署的变化。在所
有的边境区，尽管它们的战略位置迥然不同，中国人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危
险因素。他们的潜在敌人吐蕃人、突厥人、契丹族和奚族都是高度机动的游
牧或半游牧民族，他们的目标不是永远征服中国的领土，而是对边境地区进
行突然袭击以掠夺粮食和其他物品，并掳俘居民为奴，特别是抢走牲畜和马
① 关于突厥人，见岑仲勉在《突厥集史》（两卷，北京，1958 年）收集的详尽的史料；
刘茂才（音）的《关
于东突厥史的中文资料》（两卷，威斯巴登，1958 年）翻译了主要史料。勒内·吉罗的《
突厥帝国：骨咄
罗、默啜和默棘连诸汗（680—34 年）的统治》（巴黎，1960 年）主要根据突厥史料写成
。
②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72—673 页。薛讷曾在710 年打退了一次奚族的入侵，《资
治通鉴》，卷
210 第6659 页。
③ 《旧唐书》，卷39 第1521 页；卷185 下第4814 页；《新唐书》，卷39 第1023 页。

① 《旧唐书》，卷97 第30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3 页。
匹。只有吐蕃企图长期征服中国的边境领土，但即使在当时它也是很有限度
地进行这一活动的。
这类一般不很持久的战争尤其需要指挥的灵活性和作出迅速反应的可能
性。它还需要庞大的边防军，因为所有这些民族能够把数以万计的精于骑射
的军队投入战场。要对付这类挑战，像唐初建立起来的那种唐代军事体制是
很不够和不能适应形势的。整个军事组织高度集中。无数以几百人驻守的小
的镇（或戍）已在边境成立，置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之下。但万一出现超过规
模很小的地方冲突，中央政府就必须集结“行军”。这种军队的组成部分是
通过动员隶属于各卫的府兵，部分是通过大规模征兵。通常政府必须从京师
禁军的将领中任命出征期间的统帅及其部属，但有时从正式的官员中任命，
其中许多人能随时出将入相。这种完全特殊的组织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
组成。所有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兵员的供应和装备等工作都必须临时
完成。当需要进行计划周密的反攻或大规模讨伐时，它证明可以应付裕如。
但如果要对只有有限目标的机动灵活的敌人的攻击作出迅速的防御反应，这
一制度实在太慢，太不方便。到大军到达边境时，敌人一般早已撤回自己的
境内了。
在高宗和武后时期，防务因成立大批长期的边防戍军而得到加强。这些
军队一部分是有长期任务的府兵，但长期服役的健儿的人数日益增加，他们
之中——特别在骑兵中——有的人是非汉族人。这些常备军最早设在吐蕃边
境的西北和中亚；从7 世纪90 年代起，河东和河北北部边境一带也部署了这
种军队。但即使这些军队中最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力量，在孤立无援时也不能
抵挡一次大进攻。
随着睿宗的即位，边防不但得到足够的兵力，而且还有一个经过协调的
指挥机构；如果遭到进攻，这一机构能够迅速部署这些部队而不会有一成不
变的制度所带来的那种等待中央政府任命战地统帅和动员野战军的长期延
误。从710 和711 年起，任命长期的节度使以指挥各防区的做法逐渐成为定
例，而根据传统，以前各防区是归远征军的总管指挥。这一制度并不是一下
子在全边境实行的，而是在以后十年中逐渐发展而成。但在8 世纪20 年代初
期，北方和西方边境已被组织成九大藩镇。这些可见之于表8 和地图10。
表8 所列各“藩镇”的节度使拥有一大批他直接指挥的部属和军队（通
常称经略军），对规定数目的边州军务有完全的管辖权，并且能指挥该地区
所有独立的军、镇和小分队。归节度使调动的兵力十分庞大，其数从两万直
至九万余人。对如此众多的兵员的维持造成了后勤支援的大问题，由于运输
口粮和物资到边境地区的困难，这些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后勤供应由支度使
负责，他们受权掌握大量中央政府的资金，以购买军粮、军衣和军用装备。
许多军队高度依赖军队自己耕种的地方屯田。这些田地由营田使经营管理。
在最初，这些职位由专门的官员担任，但从8 世纪20 年代初期起改由节度使
兼任；节度使另外配备有专门知识的部属来
表8 玄宗时期的边境藩镇
名称驻营地设立日期* 战略目标
平卢营州719 年+ 控制南满。防御契丹和奚的侵袭。
范阳幽州714 年防御契丹、奚和突厥对河北道的侵袭。
河东太原723 年前防御突厥、奚和契丹对河东的侵袭。控制定
居在境内的突厥等民族。
朔方灵武713 或721 年防御突厥对关中的侵袭。控制定居在鄂尔多
斯区的部落民族。
陇右鄯州714 年防御吐蕃对关中西部的侵袭。
河西凉州711 年防御吐蕃和突厥对河西走廊的侵袭。维护往
中亚的通道。
剑南成都717 或719 年防御吐蕃对四川边境的侵袭。控制边境少数
民族。
北庭庭州727 或733 年控制往中亚的通道，防止突厥、黠戛斯和突
骑施等族的侵袭。
安西龟兹718 年控制塔里木诸绿洲。
*不同的藩镇设立的日期很不相同，人们往往很难确定，日期是指授予
节度使头衔的时间，或是指正式设立藩镇的时间。
+平卢虽然单独设藩镇，但在742 年前总的说受范阳节制。
处理这些后勤和财政问题。729 年后，范阳的军队部分地通过海运得到供应，
因而范阳节度使另负海运的专责；而朔方的节度使则控制连接其各地军队的
黄河上游的河运，同时还掌握地方盐的生产。
节度使历年取得的非军事职能还不止这些。朔方的节度使在734 年，后
又在746 年兼任关内道的采访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远比他们实际的
边境藩镇广大的地区管理民政。从737 年起，剑南（四川）的节度使甚至兼
有邻近山南西道采访使的头衔。725 年，政府正式承认把节度使的藩镇纳入
行政体系的做法，节度使
获准使用“木契”，使他们正式有权进行重大的财政转帐和个人指挥大军。
节度使身边有时有一监军，监军通常是御史，但737 年后有时是宦官，他负
责报告节度使的行动和维护朝廷的利益。但一般地说，节度使获准有很大的
行动自由和选用自己部属的权力，不受文官政府繁琐行政手续的不当的掣
肘。
边境藩镇的组织在玄宗初期逐步形成，它们的情况肯定不一样。至少在
732 年前，在设立永久性新藩镇的同时，政府仍在动员野战军和任命其统帅。
军队的固定建制、小分队和军队的人数及支撑他们的固定财政拨款都是最后
直到737 年才被确定下来的（下面将予论述）。
在初期，直到8 世纪30 年代中期或更后，除了西部各藩镇外，大部分节
度使为高级文官，他们兼任其他高级职务，希望在任期满后调至中央政府。
例如，范阳最早的五个节度使都曾一度担任过宰相。许多这类官员虽然身为
文官，但可能在武职中几乎度过他整个官宦生涯，而且是与许多将军一样的
职业军人。但他们仍渴望在中央政府担任高官。他们的任期一般比较短，在
藩镇的时间很少超过四年，然后又重任文官。因此这些最强大的军队是牢牢
地受朝廷控制的。
只有位于中亚的安西和北庭及吐蕃边境的河西和陇右诸藩镇是例外，因
为那里边境战争的危险不断出现。这里文官很少接受带兵的任务，这项工作
一般由职业军人去做。这些将领镇守的时间一般比其文官同僚更长。他们通
常根据需要在西面的藩镇中调动，但很少担任文职。他们的部属也几乎全部
是职业军人，由此产生了一批久经沙场和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的将领，他们的
戎马生涯全在边塞度过。到8 世纪30 年代，人们发现这些人都在北部边境的
诸镇任职。
事实证明，新体制眼下对防务体系作了最有价值的改进，并且在玄宗巩
固政权的最初的关键几年有效地保卫了中国。但它确实使压倒一切的兵权集
中在少数人手中。只要皇权不受挑战，他们仍是王朝的忠仆，一切平安无事。
但他们仍是产生危险的潜在根源。当玄宗在716 年，后来又在729 年任命诸
王为名义的节度使时，他也许意识到这种危险。诸王留在京师，由拥有节度
使全权的副大使履行他们的职责。行政工作的进行实际上没有变化；这些正
式的任命象征性地说明，节度使仍是皇帝的臣仆，而不是半独立的地方统治
者。①
玄宗及唐宗室
玄宗在他执政开始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是如何结束皇族成员、宫中后
妃和外戚对宫廷政治的不正当干涉。他是在太宗时期显然十分巩固的皇帝权
力已被削弱和侵蚀半个多世纪以后登基的。以前连续三个皇帝都完全受他们
的皇后或女眷的支配，并且听任宫廷阴谋以及个人宠信的人物和外戚成员破
坏政治发展进程。他以前每一代皇帝的统治都被激烈的继位争端搞糟，这些
争端把朝廷弄得四分五裂，结果没有一个原被指定为皇太子的王子真正登上
皇位。
要紧的是，不能再让后妃支配政治。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它不但给帝皇
的权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导致政治的普遍不稳定。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皇家妇女没有公认的政治地位，她们只能秘密和间接地施加影响和压
力，来左右政务的发展。
一切外界的势力都可以通过皇室妇女间接对皇帝起作用，因为她们能在
皇帝闲暇时不受严格的宫廷礼仪接近他。地位高的后妃都出身于大贵族门
第，她们的近亲常常深深地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之中。与皇帝儿女攀亲的姻亲
也有相似的背景，因此皇室就陷进了与京畿地区大贵族门第的复杂的联姻网
络之中。虽然宫廷妇女身居深宫，由宦官守卫或管理，但这种隔绝状态与以
后相比还是很松的。唐代的上层妇女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所以当时宫廷妇
女无疑与宫外的亲属和社会保持密切的接触。这类联系也是一种潜在的危
险。
另外两个集团也能方便地接近后宫成员。第一种人是宦官，他们享有作
① 对兵制改革的第一流的研究作品为滨口重国的《从府兵制到新兵制》，此文最早在193
0 年发表，重载于
《秦汉隋唐史研究》，卷1（1966 年），第3—1 页。以后又有大量的作品。浦立本的《安
禄山之乱的背
景》（第61—4 页）提供了早期研究的简明总结。《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1970 年）
，第407—39
页中菊池英夫所写的优秀的一章，《府兵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更近期的
状况。
为皇帝家奴的特权地位，但在8 世纪开始时，除了像皇帝宠信的宦官高力士①
（他在反韦后的政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类特殊人物外，相对地说依然无
权。第二种人是僧道之流。宫廷的妇女历来虔诚，是佛寺道观和个别僧人的
慷慨施主，有的僧人通过这种方式在宫廷取得很大的权势。
玄宗的王皇后②出身于太原的望族。她的父亲王仁皎（651—719 年）曾
是一低级的禁军军官，在玄宗成为皇太子后他因皇亲关系而升至一个高级但
不重要的职位。王皇后的孪生弟兄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的
密谋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势时与他交往甚密，后来他娶了睿宗的七女清阳公
主。虽然两家联系甚密，玄宗对王守一又欠了特殊的恩情，但王氏家族从未
得到任何重要的官职。王守一担任过殿中少监及太子少保。父子二人都被封
为公，积聚了巨额财产，但玄宗小心翼翼地不授给他们任何有权势的职位。③
王皇后不能生育。由于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继位问题，所以在715 年之
初，玄宗之次子郢王李瑛被指定为太子。④李瑛为玄宗的赵丽妃所生。出于某
种原因，刘华妃所生的长子李琮未被提名。人选之确定可能是因为赵丽妃善
于歌舞，自708 至709 年在潞州时期就受到玄宗的专宠。
另外还有玄宗的弟兄们和他的叔父李守礼，太平公主在睿宗时期就曾提
到他们的皇位继承权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姚崇和宋璟在711 年已经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办法是禁
止皇室诸王统领禁军，因为这种部队使他们取得发动政变的兵力。对公主的
配偶也下了类似的禁令。后来，玄宗的弟兄和李守礼被任命担任一般是在长
安附近的几个重要的州的刺史或都督，同时在朝廷担任并无实权的礼仪性职
务。这一措施在714 年被正式规定，安排应有两个亲王在朝，三月一轮换。①
把诸王调离京师的目的不仅是阻止他们本人发动政变，更重要的是防止
他们被朝廷中寻求皇室傀儡的对立党派所利用。他们受命管领很重要的州；
例如李成义在防御契丹的关键时刻是幽州（北京）刺史。但诸王参预州的行
政管理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李守礼就把公务交给他的副手处理，自己
则以狩猎、饮酒、听音乐和寻欢作乐度日。②
不论这一政策对帝国几个最重要的区域的行政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但
它确使诸王摆脱了宫廷的阴谋。幸运的是，玄宗与他的弟兄手足情深。714
年，他把他们以前在长安共住的一座王府扩大和改建成自己的离宫（南宫或
兴庆宫），并分赠诸弟兄各一座附近的王府，以便互相访问。诸王形成一个
多才多艺的家族，他们专心于文学、音乐、学术以及唐代贵族珍视的那些上
流社会的运动，并且还有许多与皇帝相同的爱好。③
与皇帝最亲密的亲王是李成器，他也热爱音乐和戏剧，经常与皇帝摆酒
设宴，狩猎，打马球和斗鸡作乐。李成器对政治深感兴趣，特别获准每年把
他自己一年的大事记送交官方的修史者。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每年送交的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84 第4757—759 页；《新唐书》，卷207 第5858—861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51 第2177 页；《新唐书》，卷76 第3490 页。
③ 《旧唐书》，卷183 第4745 页。
④ 《唐会要》，卷4 第43 页；《旧唐书》，卷8 第174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7
07 页；《旧唐书》，
卷107 第3258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1 第6703 页。
② 《旧唐书》，卷86 第2833 页；据卷8 第173 页记载，他们把责任下放给他们的副手。

记载多达数百页，但仍存在一种默契，即他从不想与皇帝讨论当前的政务，
也不想形成任何政治派别。①弟兄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温暖的私交关系，它并不
意味着诸王以任何方式分享玄宗的权力。
同时皇室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玄宗有59 个子女，其中许多人生于他登
基之前。再下一代人数甚至更多。他30 个女儿的子女的情况无记录可查，他
们自然应算做驸马的家属。《新唐书》中的皇族谱系列了他29 子中的20 个，
孙子共94 人。但这些只是总数的一小部分，因为其中大部分或被分封，或担
任高官。我们已知，他的第四子有子女55 人，第六子有58 人，第二十子有
36 人。这些孙辈中，有34 人被封为郡王，24 人为国公，如果这些人全按719
年唐律规定接受足额的封地，单单他们的岁入就吞没了将近25 万户的税。他
们收的津贴肯定不是足额的，往往只收到象征性的封地，但对诸王的支撑和
维持显然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726 年以后，皇帝在城的东北角专门为诸王
建立一座王宅。这一为王子建造的建筑群称十王宅，它因最早在那里定居的
诸子而得此名。十王宅后来扩充到北面的御苑内；737 年的一个时期，王朝
又在同一区为皇帝的孙子营造一群院宅，称百孙院。②
从此，皇室的子女都在宫内成长，但当他们被封后，他们不是像以前那
样在宫外得到宅第，而是在这一建筑群中分得自己的院落，他们就与其家庭
在那里居住，并受中央的监督和由皇宫供应一切用品。这样就对皇室成员作
了进一步的限制，并便于皇帝遏制他们的活动。各王另立皇族新“房”并自
定礼仪的旧制也到此结束，这是诸王地位衰落的一个标志。①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5 第3009—013 页。
② 《旧唐书》，卷107 第3271—272 页。
① 《新唐书》，卷70 下第2147 页。
玄宗朝中期（720—736 年）
720 年正月，宋璟和苏颋失去权力。宋璟因在命令御史台处理大量积压
案件时采取高压手段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一丑闻甚至被皇帝的俳优嘲讽
一通，皇帝本人也认为宋璟有严重错误。但他被撤职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这一
丑闻，而是限制淮河和长江地区私铸的灾难性失败及其代理人萧隐之御史在
推行这些措施时的严厉和不人道的方式。这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以致皇帝免
去宋璟和苏颋的宰相之职，并把萧隐之撤职。宋璟和苏颋都留在朝廷，前者
得到有名无实的最高品秩，后者担任礼部尚书。苏颋不久外放任剑南的节度
使和采访使，在那个以艰巨闻名的职位上取得卓越的政绩。宋璟在朝廷得到
元老的待遇，722 年，他任留守，负责长安的事务，724 至725 年朝廷迁往洛
阳时又任此职。②
随着宋璟的失权和不久姚崇之死，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一时期的官方历
史的作者柳芳描述这个时代的特点如下：“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
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
之而已。”③
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
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的时代——正如9
世纪初白居易的一首讽刺诗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
黩武。”
对玄宗以后的唐代作家来说，如果这不是整个唐朝的鼎盛期，也是玄宗
在位时的鼎盛期。但在许多方面，在以后的十年和更长的时期中，人们可以
看到姚崇和宋璟时期许多政策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720 年正月被任命的新宰相为源乾曜和张嘉贞①（666—729 年）。源乾曜
在姚崇罢相之前一度与姚同任宰相。张嘉贞则是一个北京地区的世代名门之
后，他的先祖在隋代已在河东西南（今山西）的濮州定居。他在686 年前后
的明经考试中得中，但在第一次授职中因有过错而被撤职。后来在8 世纪初
期，他被推荐担任去河东道视察的一个御史的非正式助手，这位御史用他起
草奏议，并把他推荐给武后。武后对他印象很深，就任命他为御史。在兵部
和中书省任职后，又担任重要的道的都督之职；在玄宗时他任并州长史，在
那里赢得了官风整肃的政声。717 年，他在太原建立一支三万人的大军（天
兵军）以监视在默啜汗死后就向唐投降并定居在河东北部的许多突厥人，张
嘉贞就在该道任节度使。
虽然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形象，但两人都因对职守兢兢业业
和确立健全的行政而见称于时。721 年阴历九月，在老对手姚崇死后几天，
张说被起用为第三个特任宰相和兵部尚书。他自713 年被撤去宰相之职以
来，先后在一些道担任要职，政绩卓著；最后他接替张嘉贞而任太原天兵军
的节度使。②
② 《旧唐书》，卷96 第3034 页。
③ 柳芳：《食货论》，载《文苑英华》，卷747 第10—2 页；《全唐文》，卷372 第5—
页。参见《旧
唐书》卷9 第235—37 页之“玄宗本纪史官评语”，它肯定也为柳芳所写。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9 第3090—093 页；《新唐书》，卷127 第4441—444 页。
② 《旧唐书》，卷97 第3058 页。
有一段时间张说的大部分工作与军务有关。从722 年阴历四月至723 年
阴历四月，他任朔方军节度大使这一要职，因为朔方藩镇控制着紧靠长安北
部的关中边境；722 年后期，他在那里与叛乱的突厥人作战，因为这些突厥
人在党项人的支持下前一年在鄂尔多斯地区崛起，这时又发动叛乱。张说平
定了叛乱，并把继续住在中国边境内的鄂尔多斯地区的五万非汉人远迁到今
河北和河南省交界处的内地。①
随着边境问题的解决，张说建议大量削减当时号称60 余万的边防军。他
提出让其中的20 万人解甲务农。张说认为边将在设法拥兵自重，皇帝虽有所
犹豫，但仍被说服，同意了他的计划。同时张说又提出一个方案来代替以府
兵短期配备各卫的旧制度。他要求把骁勇善战的??骑军（他们不承担一切特
殊任务）吸收到各卫和北门军中，以加强京师的防御。②
723 年初期，张说和张嘉贞发生严重争吵。多年前，张嘉贞在兵部是张
说的部属，但现在他作为右相已不愿再屈己就人。张说对此心怀不满；当张
嘉贞的弟兄因渎职获罪而张嘉贞本人又拒绝向皇帝表示悔悟和请罪时，他被
解除宰相之职，怀着对以前同僚的怨恨被外放出任刺史。张说接替了他的中
书令之职。③
代替张嘉贞的人选是王晙。④如同张说的情况，这一任命似乎是有意识地
让一名有经验和有权势的军事领袖侧身于宰相之列。与张说一样，王晙被任
命为兵部尚书和特任的宰相；一个月以后，他就任朔方节度使，前往边境赴
任，并视察河西、陇右、河东、河北及自己掌管的朔方诸藩镇的兵制。他不
参与朝廷的事务；723 年阴历十二月，他被贬为长江流域一个州的刺史，因
为有人指控他结党和重用亲戚。⑤
从张嘉贞之撤职直至726 年初这段时期，朝廷完全被张说控制。这是最
后一任内阁，在此期间，政务仍被在武后时已担任高官并继续推行许多从她
开始的政策的大臣所左右。直到此时，玄宗的全部宰相都通过科举考试，大
部分来自洛阳地区或东北。
姚崇时期推行的集权化政策这些年仍在继续实施，而张说进行的两大改
革又把相权牢固地树立了起来。722 年末的命令规定，宰相得享受300 户实
封的岁入。①这是第一次给他们提供实职俸禄以外的收入，并承认宰相的职务
不再是兼职的谘询性任命；因为在以往，宰相应在午前完成任务，其他时间
应在他的省（或部）工作。次年，这一新情况被制度化。以前宰相的会晤地
政事堂被改为正规的宰相官署即中书门下，宰相们的政策建议即以此名义送
呈皇帝。宰相的官署开始有自己的分成五房的僚属，它们分管吏务、枢机政
务、军事、财政和司法。②
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责界线多年来变得越来越模糊，现在更加纠缠不清
了。以前原由各自秘书班子履行的起草和审议的职责现在改由各院——特别
① 《旧唐书》，卷97 第30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6、6752 页。
② 《旧唐书》，卷97 第30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 页。
④ 传记载《旧唐书》，卷93 第2985—990 页；《旧唐书》，卷111 第4153—157 页。
⑤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757 页。
① 《唐会要》，卷90 第1644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3 页；《新唐书》，卷12
7 第4450 页。
② 见《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8 页。又见本书第356 页注①所引的研究著作。
是隶属于中书省的集贤院——的班子负责。③集贤院在718 年成立，在725
年被改组和改名，当时由张说领其事。它的成员都是兼职的干练官员，受宰
相和皇帝之命草拟文告和充当学术顾问。④
这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给宰相们提供有效地控制政务所必
需的个人支持，当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宰相——皇帝的主要顾问——时也是如
此。它们还使皇帝能够任用各院的学士起草文件和拟定政策，避免正规的官
僚机器制造的拖拉和积压。虽然在开始时集贤院学士（他们在中书省管辖之
下，虽然管辖比较松散）普遍地就以这种方式被使用，但皇帝的其他私人秘
书则从翰林供奉选调，直接隶属于皇帝。738 年后，这些人被学士院学士代
替，学士院学士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皇帝起草诏令。这些发展为唐王朝以后政
务处理的重大改变奠定了基础。
源乾曜和张说继续贯彻和加强推行的另一个政策是试图让更多有才能的
官员到地方政府任职，并确保中央政府中的大臣有地方的行政经验。由于源
乾曜本人对此深有感受，所以他在720 年就任宰相后，就要求把他的任京官
的三个儿子中的两个调到地方。①这一规定扩大到在京任职的文武官员的家
族，他们的许多亲属被调到地方任职。
720 年阴历五月，已在717 年停止活动的按察使被重新恢复。721 年，在
京的每个高级官员和所有州刺史都奉命审查一个县令官署的政绩，然后建议
对县令的奖惩。②722 年，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证增加地方官员的官俸，同时削
减给高级京畿官员随从的津贴。另外，皇帝本人在这几年的巡行中也召见地
方官员，有时给失职者以降级处分。③
725 年初期，皇帝挑选在京的11 名杰出官员——包括源乾曜的任大理寺
丞的侄子——出任州刺史。在任命时皇帝设盛宴招待朝廷百官。但甚至在这
样公开的场合仍有一个被选派的官员不愿外调，玄宗大为恼怒，于是就把他
贬黜。在朝廷为官的吸引力仍大于使地方获得良好吏治的需要。④
皇室的问题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玄宗在位初年建立起来的政治平衡正日趋不稳。皇
帝决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他与自己家族的关系方
面。720 年阴历十月，皇帝的四弟李范被牵连进一个奇特的事件中。李范是
著名的潜心于学术的学者、书法家、古文物收藏家和藏书家，又是与许多学
者交往甚密的庇护人。他现在与他妹夫（即睿宗幼女霍国公主之夫）裴虚己
一起被控不正当地查阅预言吉凶的巫书——这一指控通常是含蓄委婉地指策
划取代皇帝的宫廷阴谋。裴与公主离婚，被放逐到遥远的岭南。同时，李范
的两个亲密的文人助手被贬至地方工作，原因是他们违背了皇帝最近的禁
令，即诸王、驸马及其家庭成员不得与其近亲以外的人进行密切的社会交往。
③ 关于集贤院，见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2（1
971 年），第45—8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756 页。
① 《新唐书》，卷127 第4450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0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0、6745 页。
③ 《唐会要》，卷91 第16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 页。
另外，所有术士不得进入官宦之家。①
李范本人未受到任何惩处，在726 年死前，与皇帝的关系依然很好。但
在720 和721 年，前此十年在地方任职的诸王都被召进京，长兄李成器担任
太常寺卿，李成义被授予威望很高的司徒的荣衔。其他诸弟则在太子府任职。
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应部分地归咎于诸王对他们州的职守毫不热心，源乾
曜在716 年曾经对此有过抱怨。但更可能的是，皇帝感到他们与自己的诸子
一样应该留在京内，以便监管。
725 年，他的另一弟李业也与一件涉及皇甫恂和韦宾的十分类似的事件
有牵连：皇甫恂为殿中监；韦宾为李业的内兄弟，又是太子府的重要官员，
太子娶他的另一个姐妹为妻。他们被控向术士卜问休咎。这一次的后果更为
严重。韦宾被鞭笞致死，这也许是因为他是主犯，也许是因为他与皇太子瓜
葛太深而使他成为参与宫廷阴谋的十分危险的潜在敌人；皇甫恂被放逐至岭
南。但李业及妻子又逍遥法外。李业继续任太子少保，在734 年极尽哀荣地
死去。①
比他弟兄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的是皇后的地位。他即位初期，后宫中以
元献后和武惠妃最受宠爱。元献后是隋朝大臣杨士达的曾孙女，武后之母也
来自这一门第。元献后于710 年被选入后宫，生一子（后来为肃宗帝）一女。
她与张说联系密切，她的女儿就嫁给张说之子为妻。但在玄宗登基后不久她
就去世。②玄宗后来特别迷恋另一个妃子武惠妃，她为他生下四子三女。武惠
妃是武后的近亲武攸止之女，她的母亲也出身于无处不在的杨氏大姓。③
王皇后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是姜皎。在玄宗朝的头十年中，他是皇帝
贴身的亲密宠臣，与源乾曜又是姻亲。在722 年，皇帝与无儿女并日益被冷
落的王皇后的关系趋于紧张。皇帝因她无子女，就与姜皎秘密商量将她废黜，
但姜皎把此事透露给皇后。娶皇后之妹为妻的一个皇族低级成员报告了姜皎
的这一轻率行动。玄宗处以鞭笞并把他放逐；他死于途中。④
皇后这时比以往更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地位，她一心想生出一个儿子来维
护她在宫廷的地位，虽然皇帝还没有最后决定让别人代替她。她的胞兄弟王
守一这时安排一个和尚为她作法画符，以保证使她生子。当724 年阴历七月
此事败露时，王皇后被贬为民。王守一被流放，与皇室之妻离婚，最后奉命
自杀。但前皇后没有另受惩处，而在宫内另住一地，在阴历十月死在那里。
其他的妃嫔都喜欢她，皇帝本人也后悔将她贬黜，就像他后来后悔对姜皎的
惩处那样。①
与张说发生过冲突、此时任户部尚书的前宰相张嘉贞也受王守一之案的
牵连，被外放到浙江任刺史。王皇后的贬黜可能出于政治动机；有人主张，
与武家有长期亲密关系的张说一直支持武惠妃反对皇后，但这主要是推测。
①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1 页：《旧唐书》卷95 第3016—017 页。
① 《旧唐书》，卷95 第3018—019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1—742 页。
② 《旧唐书》，卷52 第2184 页。
③ 见霍华德·列维：《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载《通报》，46（1958 年），第49—0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1 页；《旧唐书》，卷59 第2334—337 页；《新唐书》，
卷91 第3793—794
页。
① 见俞大纲：《两唐书玄宗元献皇后杨氏传考异兼论张燕公事迹》，载《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大刊》，6（1931
年），第93—01 页。
可以肯定的是，皇帝没有封武惠妃为后，她仍为惠妃（一等宠妃），不过她
家族成员得到的那种荣誉和升迁却相当于皇后家族的待遇。726 年稍晚，他
打算封她为后，但当他宣布这一意图时，有人反对，认为此举不明智，因为
她的家族曾经是唐王朝的宿敌，还因为既然她不是皇太子的生母而有自己的
儿子，封后之后可能会使继位问题陷入危机——事实证明这一预言十分准
确。皇帝生前从未封她为后，虽然她无疑仍保持第一妃子的地位。
关于贵族的复起
8 世纪20 年代初期最重大的政治变化也许是作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势力的
关中旧贵族的重新崛起。第一个明显例子是宇文融的崭露头角（详下文）和
李林甫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贵族对那些保卫经过考试选拔和在武后时期开
始当官的东部人利益的老卫士进行挑战，从而造成了下一个十年的尖锐的政
治分化，虽然对立集团的界线决不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泾渭分明。
除了8 世纪20 年代贵族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崛起外，还有其他迹象表明，
有严密界限的贵族的旧思想正在复活。在这一世纪初期，在太宗时期最受人
关注的宗谱已经重新时兴起来，在玄宗在位的整个时期它吸引了许多学者，
其中包括许多最著名的官方史学家。刘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宗时期提议
编一部全帝国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官修宗谱大全。重要的是，他提出它不应根
据以担任唐代官员为收录标准的659 年的《姓氏录》，而应根据638 年的《贞
观氏族志》编纂，因为后者更注意传统的社会地位。在前一世纪虽然容许改
变家族的地位，但这时的情况似乎是，在名门大族面临武后时期吸收的出身
较低的人的政治挑战时，新的宗谱汇编可能旨在重新树立这些大族的社会地
位。
不像以前的汇编，这部作品是委托给包括刘冲（他的家庭有专门编修宗
谱的长期传统）和刘知几在内的官方修史者编写的。它修成于713 年，并在
同年送呈玄宗，其篇幅不少于200 卷。编写的态度显然是慎重的，因为作者
们奉命校正和使之符合当时情况，然后把它颁行于全国。在723 至726 年期
间，著名的史学家韦述又加以补充，结果写成长达20 卷的补编，名为《开元
谱》。从实用意义上说，还不清楚修志的实际意图是什么。刘冲的奏疏提出，
这个项目意味着要区分士大夫与平民的出身，不过唐代的任何材料都没有官
方鼓励这种区分的记载。但从16 世纪起，在一批中国宗谱著作中保持着一种
持久不衰的传统，即在717 年颁布一个诏令，规定26 个大家族的突出地位，
并禁止其成员与这些家族以外的人通婚。在整个玄宗在位期间，宗谱研究继
续发展；749 年，当贵族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十多年时，李林甫颁布了《天下
郡望姓氏族谱》，它似乎表明通婚只限制在这一集团内部。①
因此从玄宗朝初年起，政府似乎已在支持旧贵族的社会权利，在8 世纪
20 年代以后，高级官员中的旧关中贵族成员的人数稳定地增加，当然，玄宗
一定早在即位之初就开始吸收他们了。
贵族政治势力的另一个源泉无疑是与皇族结成的复杂的姻亲网络。根据
掌握的诸王的婚姻材料，他们几乎都与关中和河东南部地区一小批名门氏族
① 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
唐代的透视》（纽
黑文，1973 年），第47—5 页；以及此书所引的其他文献材料。
通婚。有些家族不断地与皇室通婚。例如，娶睿宗之九女并在720 年因与李
范牵连进丑闻而被流放的那个倒霉的裴虚已有一个弟兄娶皇族成员为妻，其
子也与皇族通婚。另一个弟兄之子和孙也被选为驸马。他的从兄弟裴巽是睿
宗之七女薛国公主的第二个丈夫（她的前夫王守一724 年在他姐妹王皇后遭
贬后被处死）；他的孙子也成为玄宗的一个幼女之夫。
杨氏、窦氏和薛氏及隋朝的宗室提供了许多唐皇室的配偶；单单前隋皇
室的一支，就连续三代有成员为皇室配偶。与唐皇室结成婚姻网络的另一个
例子是8 世纪40 年代脱颖而出的韦坚的家族。他的一个姐妹嫁给李业（玄宗
之弟），另一个姐妹嫁给皇太子李瑛，而韦本人则娶皇帝的宠臣姜皎之女为
妻。
值得注意的是，一再被选为皇室成员配偶的家族中有许多人在殿中省、
东宫或在为皇帝服务的官署中任职。但皇室不可能只与专为宫廷服务的一小
批朝廷精英通婚；皇室的关系有广泛得多的政治含义。玄宗的有记载可查的
32 个女婿中，已知与唐代宰相有亲戚关系的不少于19 人。玄宗的三个女儿
就嫁给了源乾曜、张说和萧嵩这三位宰相之子。把女儿下嫁张说之子（他后
来成为玄宗重要的宠臣）一事说明，这种联姻不仅仅面向大贵族，因为张说
的氏族是默默无闻的，8 世纪50 年代的宗谱学家拒绝予以收录。同样，在玄
宗在位的后期，公主也曾下嫁给他的宠妃杨贵妃的较无名望的家族的成员。
宇文融的崛起
传统的史学家认为，8 世纪20 年代初是玄宗执政的转折时期：军事的胜
利助长了他对外扩张的野心，同时他又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这时玄宗
开始处于一批批因拟订使他能实现其目标的财政政策而得宠的大臣们的影响
之下。宇文融①就是其中的第一个人，历史学家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指责。
但当宇文融在721 年出现于政治舞台时，朝廷已面临对玄宗的宏图毫无
帮助的和不可避免的财政问题。户籍册列有应履行租庸调税义务的人口及他
们通过均田制取得的土地之数量，但几十年来已有人抱怨户籍登记制严重地
被忽视。忽视的部分原因是没有系统地对各家各户进行再登记和对原来登记
的内容进行修正；部分原因是全国许多地方原来的课税和土地制度很不完
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逃亡户的问题日趋严重，一些人为了逃避纳税和劳役
而离乡背井，在其他地方定居而没有登记，所以未予课税。同时，大地产的
数量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为出身较低的官员所有，他们需要地产以稳定他们
的经济地位。例如，据张嘉贞的传记记载，他在朝廷卿相中以不追求大房地
产闻名。利用因缘时会的人不但有暴发户，而且有历史悠久的名门成员。例
如，出身于东北世家并在8 世纪20 年代曾任包括刑部尚书在内的各种高级官
职的卢从愿因积聚大量地产而臭名远扬，最后因这一名声而未能当上宰相。
721 年，宇文融首先提出应全面检括所有未登记的逃亡户。他是北周皇
室的后裔，通过世袭特权而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由于源乾曜的庇护，
此时正担任御史。经过廷议，朝廷颁诏，限令未登记的定居者在百日内向官
府投案，然后或是重返故里，或是在所居地重新登记。未投案者将被集中并
运往边境。这一措施似乎未认真执行，并且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723 年宇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 第3217—222 页；《新唐书》，卷134 第4557—559 页。

文融又拟订一个新方案，它规定向官府投案的未登记的定居者可以免税六年
而缴一种特殊的“轻赋”，这样，那些占地者就能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取得正
式的地位。为了推行这一措施，宇文融被特命为劝农使，并配备一批有专才
的判官，他们作为额外的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监督此方案的实施。
这一方案取得很大的成功，甚至得到漏登户本身的欢迎。724 年，宇文
融的班子又增加了判官，最后，不少于80 万个未登记的户及相应数量的漏登
土地列入了簿册。这个措施的重要性是明显的；这些家庭约占726 年登记的
7069565 户总人口的12％。玄宗对此非常高兴；725 年，宇文融升任户部侍
郎，并开始在朝廷起重要的作用。①
但方案引起许多人的反对；皇甫憬和杨相如上奏说，这样会引起人民的
困苦，并会鼓励地方官多报未登记的占有地者数字来取悦朝廷。但宇文融得
到源乾曜和中书省舍人陆坚的有力支持，反对者都失宠。甚至在方案付诸实
施后，异议继续不断，直至皇帝被迫就此事专门进行廷议，而在讨论时又有
人反对。
这一方案不过是全面贯彻一个已经施行了两个多世纪并详细载入玄宗早
期精心修订的律令中的制度罢了，但竟会引起这样一场骚动，实在令人费解。
反应部分是经济性质的：如果这一制度被忽视，那么应该推行它的官员就成
了主要受益者，因为这样能使他们大量收买土地和吸引原来被迫离乡背井的
家庭为他们劳动。当然，反应部分也是政治性质的：宇文融是贵族，不属于
自武后时代起就控制朝廷和占突出地位的科举出身的官僚集团。他还主张用
合理的制度来解决朝廷的重大财政问题，而不是采用张说力主的那种导之以
德和齐之以礼的政策。同时，张说与同僚宰臣源乾曜的关系开始趋于紧张，
如上所述，后者为宇文融的支持者。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反对与其说是针
对重新登记，不如说是针对进行再登记时使用的非正规制度的方法，即专门
任命宇文融为劝农使，并为他配备一批助手，使这些人摆脱本应通过它们进
行这类改革的各级官僚机器而自行其是。在玄宗朝较早的时期，地方已使用
专使来改造运输体系和组织盐的生产，所以这种非正规的组织不是新鲜事
物；但宇文融的改革是一项全国推行的重大政策，它突出了这类特权对原有
的官僚机构所构成的威胁。
宇文融方案的成功使玄宗能够以正规的租庸调这一公认的正规方式来为
他的国家提供资金，并且能把汉代一度推行和专使刘彤在721 年奏议后作出
的关于恢复盐铁专卖计划暂时搁置下来。同年，姜师度已经成立军垦以开采
河东道南部的盐池，同时，已调到四川任节度使的苏颋也奉命开采该地的盐
池以作财源。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采用这些政策，它们对行政现状构成的威胁
就会比宇文融检括农户政策的威胁严重得多。①
封禅与张说的垮台
① 关于宇文融的方案，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0—2、49—0、178—82 页
；铃木俊：《关
于宇文融的括户》，载《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51 年），第329—44
 页；砺波护：
《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报》（京都），41（1970 年），第263—
88 页。
① 《旧唐书》，卷48 第2106—107 页；《唐会要》，卷88 第1603 页；《册府元龟》，
卷493 第14 页；
《通典》，卷10 第59 页。
张说曾经鼓励玄宗恢复许多象征王朝中兴的礼仪。722 年阴历二月，皇
帝被迫把朝廷迁往洛阳。在返回长安时，张说说服皇帝长途绕道前往潞州、
太原和汾阳（潞州是玄宗过去任地方官之地；太原是高祖开创唐王朝之地；
而汾阳是他祭祀后土之地，这一仪式在汉武帝时制定，但久已中断）。绕道
后，皇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而成为右相，以此来肯定他的地位。②
同年阴历十一月，玄宗在长安南部举行盛大的祭典；又在张说的建议下，
对皇帝祖先的祭祀作了若干变动，在举行这些重大的礼仪活动时，都颁布大
赦令；南部的祭祀还举行大酺（公开的狂欢聚饮）；酺在各道治地持续三天，
在京师则持续五天。①
724 年阴历十一月，在张说的带头下，朝廷要求皇帝举行国家礼仪中最
威严隆重的仪式，即在中国的五岳之首的山东泰山举行封禅祭典。虽然源乾
曜反对此议（这一分歧逐渐导致两个宰相的公开分裂），皇帝仍采纳，并宣
布于次年阴历十一月举行封禅；张说奉命设计应有的仪式。为了确保不致发
生突厥人利用皇帝离京而朝廷又在山东之际侵犯边境的可能，朝廷同意要求
突厥人和其他边境民族派代表参加。
724 年后期，朝廷再次迁往洛阳。725 年阴历十月，皇帝携大批官员、皇
亲、外族领袖和无数随从浩浩荡荡启程前往泰山，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才抵
达该地。
皇帝的巡行行列沿路长达若干里，每经一地，周围数里的农村都遭到了
破坏。祭祀后，他们来到附近孔子的故乡和孔庙又举行祭典，然后返回洛阳；
这次取道另一条更南的路线，因为无论哪一个富饶之地，也负担不起数周内
两次驻跸的费用。②
祭祀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张说的胜利，他奉命为封禅盛典写了颂词刻
在山上；726 年初，他开始编新的礼仪法典。但一些与礼仪有关的事件导致
了他的垮台。如前所述，他曾与源乾曜就祭典之事争吵过。他还反对宇文融
推行重新登记各道人口的措施。在祭祀期间，他把最好的差事交给他自己的
追随者，实实在在地提升参加盛典的文官，而只授给武将虚的荣勋，因而触
怒了朝廷中的许多人。曾在中书省张说手下任职并作为他的被保护人的张九
龄极力提请他谨慎从事。但张说我行我素，他的人事委派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726 年初，张说反对皇帝选用靠荫庇进入仕途的东北贵族崔隐甫（？—
736 年）为御史大夫，理由是他认为崔缺乏文才。张说提出多年来与之关系
融洽的崔日知应任此职，而崔隐甫更宜任武职。但玄宗严拒张说的提议；崔
隐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而张说之友崔日知则被任命为禁军的将领。①
张说此时面临的是一个其御史大夫和中丞宇文融均为他的公开敌人的御
史台。另一个中丞为李林甫②（？—752 年），他是皇族的远亲，在科举考试
中也没有中式，他的官宦生涯是通过在禁军中任职开始的。他通过宇文融的
荐举而获得了在御史台的官职。敌对集团对御史台的控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
② 《唐会要》，卷10 上第213 页。
① 《唐会要》，卷8 第105—08 页；《旧唐书》，卷8 第186 页；《新唐书》，卷5 第1
30 页。
② 《唐会要》，卷8 第108—18 页；《旧唐书》，卷23 第891—04 页；卷8 第188—8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3 第6771 页；《旧唐书》，卷185 下第4821—822 页；《新唐书
》，卷130 第4497—498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 第3235—241 页；《新唐书》，卷223 上第6343—349 页。

事，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权弹劾任何大臣而不管弹劾对象的地位多么显赫。张
九龄力促张说采取措施自卫，但张说显然感到很安全，他答复道：“鼠辈何
能为！”
他继续反对宇文融及其同僚。725 年末，玄宗同意宇文融关于改革选拔
程序的建议，以一个人数众多的负责任命的铨选官组织来代替吏部的三名高
级官员。据推测，这是阻止张说再专断地任命官员的临时措施，因为在张说
下台后的第二年，旧制又被恢复。张说对付他政敌的办法是干脆扣押他们的
奏议。
762 年阴历四月，张说被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弹劾，罪名有：受贿、
向术士问吉凶和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玄宗命以近来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
为首的一批高级司法官员进行调查。罪状似乎可以确立，但玄宗经其忠诚的
宦官高力士的劝说后作出决定：鉴于张过去对国家有大贡献，只免去他的宰
相职位，保留其他实职。①
李元纮②（？—733 年）被指定接替张说的位置，他是西北贵族世家的后
裔和696 至698 年期间曾任武后宰相的李道广之子。他靠荫庇进入仕途，是
玄宗时期被任命的第一个无科举功名的宰相。玄宗登基初年，当太平公主和
窦怀贞企图占有某佛寺的水磨时他奋起抵制，因此知名于时。后来他赢得了
尤善理财的优秀行政官员的美誉。725 年，他已取代反对宇文融政策的杨玚
而担任户部侍郎，如果没有张说的反对，他本来是可以担任尚书的。他显然
是宇文融的支持者，也主张推行类似的合理化的财政政策。他被任命后就时
政详加奏禀，所以深得玄宗的赞赏。
在短期内，源乾曜和李元纮牢牢地控制着朝廷，宇文融和他的伙伴控制
着御史台，使重新登记的政策逐步完成。
阴历九月，杜暹③（680 以前？—740 年）被任命为第三个宰相。杜暹出
身于河南的士大夫之家，举明经；按照常规，他的官场生涯从大理寺和御史
台开始，而从716 年起是在边远的西部度过的，他在那里成功地抵御了突骑
施部和于阗叛乱统治者对安西都护府（龟兹）的侵袭，从而在部落中很有名
望。因此他与先前的张说和王晙一样靠显赫的武功担任宰相，而这正是源乾
曜和李元纮完全不具备的。
在此期间，张说在朝廷仍有影响，凡有重大问题，玄宗都与他商议，所
以宇文融和崔隐甫经常担心他会东山再起。726 年，玄宗拟封武惠妃为后的
计划遭到反对而未实现，反对的理由是她的支持者张说会因此而有功，从而
重新获得权力。727 年初，宇文融和崔隐甫又展开攻击，一再指责张说。在
朝廷这次不断的冲突中，玄宗显然对双方都感到不耐烦，就命张说退隐，命
崔隐甫回故里照顾老母，并任命宇文融为河北的一个刺史，负责那里的治涝
和开垦计划。①
退隐后，张说指导编纂一部新的礼仪法典以代替7 世纪编成的那一部。
在徐坚——此人曾协助他拟定封禅祭典的礼仪——为首的一个礼仪专家大班
子的协助下，张说继续从事这一工作，直至去世。成书的责任落在萧嵩肩上；
① 《旧唐书》，卷97 第3054—055 页；《资治通鉴》，卷213 第6771—772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98 第3073—075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18—420 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98 第3075—077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20—422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72、6777 页；《新唐书》，卷125 第4409 页。
732 年，这一长达150 卷的巨著终于完成，定名为《开元礼》。②
虽然造成不和的一个根源被清除了，但杜暹和李元纮之间意见的经常相
左仍使朝廷不能平静。张说虽然正式致仕，728 年二月仍被任命在集贤院任
职，从事编修这一时期的官方历史。玄宗又开始通过派遣宦官就每个重大问
题征求他的意见。③728 年阴历十一月，萧嵩④（约669—749 年）被任命为另
一个特任宰相。他是梁皇室的后裔，也靠荫庇出仕而没有什么文才和文学造
诣，但姚崇对他有很高的评价，终于升任尚书左丞，后又任兵部尚书。762
年，他任朔方节度使，并成功地抵御了吐蕃对西北的大举侵袭。
729 年阴历五月，皇帝对杜暹和李元纮之间经常的不和感到厌烦，就把
两人都贬为刺史，同时又降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
相。萧嵩任门下侍中（自张说致仕以来，此职一直空缺），从而成为资深的
宰相。被召返京任户部侍郎的宇文融此时升为门下侍郎及特任宰相，而裴光
庭①（676—733 年）则任中书侍郎及特任宰相。裴光庭出身关中望族，娶武
三思之女为妻，他的父和祖父都为名将，本人在705 至706 年中明经考试。
他连续在兵部和鸿胪寺任职，并曾提议让突厥族和其他外族派代表参加封禅
祭典。虽然他得中科举，又是贵族，但根据他后来的选拔政策，他反对对官
僚集团中的中式的精英人物破格提升。②
这样，新阁全部由贵族组成，这是玄宗即位以来的第一次，玄宗初期占
支配地位的集团以三年前张说的失势为先兆，此时完全失去了光彩。宇文融
在三个宰相中权势最盛。他已长期邀得特殊恩宠，自李元纮被免职后，皇帝
非常需要他的理财才能。
朝廷已经连续进行几年战争（特别是与吐蕃的战争），因而军费激增。
另外，许多自然灾害打击着帝国。726 年，东部平原有大洪水，许多人淹死。
727 年秋，范围更广的洪水袭击了河北，许多地方的庄稼未及收割就被毁坏。
726、727 和728 年又连续发生严重旱灾。这一时期气候的严重失常延续至736
年前后。这些灾害没有波及容易发生干旱饥荒的京畿区，但却影响了东部平
原这块提供岁入的最富饶地区。727 年初冬，朝廷在东部发生灾难性的水灾
后，被迫从洛阳迁回长安。③
虽然宇文融的地位看来很安全，但有些官员对他怀恨在心，因为他使用
个人助手而不用正式任命的官员来实施他的计划，使这些人感受到威胁。但
他却信心十足地认为他能很快解决帝国的问题，同时委任了几个杰出的人
物。年迈的宋璟掌管尚书省，部分原因也许是为了安抚文士，他的门生裴耀
卿（下文将予介绍）任户部侍郎。但主要通过皇帝个人恩宠取得权力的宇文
融此时却自不量力，与另一个新得宠的皇族信安王李祎发生冲突，受到致命
② 关于《开元礼》的编纂情况，见《大唐开元礼》（东京，1972 年），第822—23 页中
池田温的编者注。
③ 《资治通鉴》，卷213 第6782 页。
④ 传记载《旧唐书》，卷99 第3093—095 页；《新唐书》，卷101 第3949—952 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84 第2806—808 页；《新唐书》，卷108 第4089—091 页；张
九龄的墓志铭载
《曲江集》，卷19 第3 页。
② 《新唐书》，卷108 第4090 页。
③ 《旧唐书》，卷8 第191 页。关于726 至728 年的灾情，见《旧唐书》卷37 及《新唐
书》卷35 和卷36
等处。
打击。李祎是太宗的曾孙。①玄宗初年他曾在几个重要的州任职，卓有政绩；
后来他一度退隐，但在727 年继萧嵩被任命为十分重要的朔方镇的节度使，
直至735 年。在此期间，他先后与吐蕃和契丹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宇文融
既害怕他拥有的很大的兵权，又担心他对皇帝日益增长的影响，同时还可能
防备他会加强萧嵩的政治地位而对己不利。因此，他就照搬以前对付张说的
办法，安排御史李寅弹劾李祎。但这个御史预先通知了李祎，李祎立即上奏
玄宗。当李寅后来将弹劾状呈上时，皇帝怒加驳斥。信安王未受非难，宇文
融反而被贬为河南的汝州刺史。他担任宰相只有100 天。②
在愤怒中贬黜宇文融后，玄宗才意识到他已没有能为帝国理财的大臣。
于是他召见裴光庭和其他大臣，要求他们提出贬黜宇文融后应采取的措施。
其余的宰相无言答对，但他们意识到，宇文融即使在地方任职，对他们的权
力依然是一个威胁，于是急忙揭露他组织私党和他儿子的所谓受贿行为。他
再次被贬往岭南担任小官，但即使在那里，他的政敌们也不放过他。一年多
以后，司农寺指控他727 年在一州的任职期间大量贪污。他被削职和发配至
今广西的一个边远地区。他病死在途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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