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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剑桥中国史 第二卷 隋唐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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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嵩和裴光庭的内阁（729—733 年）
在稳妥地清除了宇文融之后，萧嵩和裴光庭仍牢牢地控制着朝廷，虽然
两人的关系并不和谐。730 年，裴光庭采用一个改革“选”制的措施。当时
实行的那一套复杂规定原来是他父亲裴行俭在669 年推行的。但多年来在任
命重要官职时，个别有才之士——特别是有文才的人——是主要的考虑对
象，而资历和漫长的任职期则被忽略。此外，吏部的官员把大部分时间用于
对京畿区的高级官职作重大任命，而忽视了对远为众多和同样重要的地方低
级官职的任命。裴光庭此时对所有官职推行一种“循资格”的制度，同时命
令对胥吏担任流外官的任命应由中央政府详加审查。①这些措施部分地似乎是
自713 年以来企图完成的把地方官员像中央政府官员那样置于严密控制之下
的工作的继续。它有利于无数从胥吏起家的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但这一措施
又打击了选拔中举士子精英队伍的过程中的特权地位。它使后一种人为之哗
然，他们的最年长的代言人、退隐的宋璟极力反对新措施。但抗议未起作用，
这个措施得以推行，中式士子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
713 年，皇帝自己的侍从也开始制造问题。玄宗不但深受外廷官员中的
宠臣的影响，而且也受形形色色的心腹的影响。前文已经谈到这些人中最突
出的姜皎在722 年毁灭的过程。后来，皇帝对另一个类型迥异的王毛仲②也备
加赏赐和宠爱。王毛仲是一个出身寒贱的职业军人。他有高丽血统，7 世纪
高宗远征时他的家族沦为奴隶，当玄宗为地位较低的王子时，王毛仲成了他
个人的奴仆。王毛仲在协助玄宗打击太平公主后，得到了厚赏、最高的名义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76 第2651—2653 页。
② 《旧唐书》，卷105 第3221 页；《资治通鉴》，卷213 第6787—6788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3 第6787—6788 页；《旧唐书》，卷105 第3221—3222 页。
① 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 年），第262—265 页；《唐会要》
，卷74 第1348
页；《册府元龟》，卷630 第6 页；《资治通鉴》，卷213 第6789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 第3252—3255 页；《新唐书》，卷121 第4335—4336 页。

职务和禁军中的一系列任命。在8 世纪20 年代后期，他在为军队骑兵筹集军
需时成绩卓著。729 年他娶禁军中另一个名将之女为妻。朝中的几个大臣对
此提出异议，因为这样做会使他控制宫中禁军和北军的权力过大，但玄宗不
予理会。730 年，他与北军中一批将领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利用他个人对
玄宗的影响肆无忌惮地进行一切非法活动。王毛仲本人要求担任兵部尚书。
皇帝的拒绝使王毛仲大为不满。
同时，王毛仲又与跟玄宗关系密切的宦官集团发生冲突。宦官中的高力
士乘机向玄宗进言，指出王毛仲及其一伙将领构成的威胁，他们一起控制着
京都最强大的军队——北军。玄宗开始行动了；731 年初王毛仲和他的几个
儿子以及几个同伙将领被贬往边陲的道担任次要的职务；以后不久，王毛仲
奉命自尽。①
这一行动似乎粉碎了曾在玄宗初期起重要政治作用的北军的力量。它还
助长了日益成为皇帝的心腹代理人的宦官的权势。但他们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高力士在将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皇帝忠实可靠的奴仆，②所以在玄宗时期，宦
官不可能像以后几朝那样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裴耀卿：运输改革和营田
730 年，重大经济政策的新倡议者裴耀卿③（681—743 年）在朝廷中崭露
头角。他出身于西北的世家，少有奇才，在武后时中童子特科。中宗朝他在
睿宗的王府工作，后又在各地方任职，有突出的政绩。729 年，经宇文融的
荐举他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但因宇文融也随之被贬黜，他似乎没有到任。730
年任宣州（今安徽南部）刺史时，他上疏详细陈述应如何改造长安运粮的运
输体系，即把通往京师的路线分成若干站，以免边远的府的税粮船必须全程
进京。④玄宗对此未采取行动；但731 年朝廷又被迁往洛阳一年，供应长安的
问题显然现在非得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可了。
730 年，裴耀卿又提出解决以前宇文融的再登记措施已部分解决的“逃
亡”户问题的建议，办法是命这类户按村社在空地或未开发之地定居，并让
它们按边境普遍存在的屯田模式组织营田。这些营田在逃亡户居住地建立；
如果当地没有土地，这些流浪者就被运往待开发地区。这一计划与所建议的
运输改革一样没有被采用。①但裴耀卿提出的这两项计划在几年后实现了。
同时，萧嵩和裴光庭在后者于733 年死去前继续掌权。萧嵩（其子娶一
公主为妻）荐举王丘代替裴光庭，王丘本人是中宗一女儿之夫，出身于关中
① 《资治通鉴》，卷213 第6792—6793 页；《旧唐书》，卷106 第3253—3255 页；卷1
90 下第5037 页；
《新唐书》，卷121 第4336 页。
② 关于授予高力士及其家族的荣誉，见《资治通鉴》，卷213 第 6793—6794 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98 第3079—3083 页；《新唐书》，卷127 第4452—4454 页。

④ 《通典》，卷10 第56—57 页；《册府元龟》，卷498 第16—17 页；《旧唐书》，卷
49 第2114—2115
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83—184 页有英译文。
① 《唐会要》，卷85 第1563—1564 页；《册府元龟》，卷495 第20—21 页。其他史料
记载这一计划为宇
文融提出，实误，见佩内洛普·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载《远东史论文集
》（堪培拉）， 11
（1975 年），第37—77 页。这一问题在本书第2 章讨论过。
名门。王丘虽然与萧嵩友好相处，但谢绝这一职位，提出应任命韩休②（673
—740 年）来代替他。韩休与王丘一样，既是西北贵族的成员，又是及第举
子，以文才著称。在8 世纪20 年代后期，他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并已升任
为尚书省右丞。
事实几乎立刻证明，韩休在朝廷是一个有闯劲和自以为是的人。他一贯
坚持原则和道义，顶撞玄宗而毫不让步，要求撤换禁军中一个玄宗宠爱的将
领，并经常与较随和的萧嵩冲突。玄宗看重他的耿介无私，但朝廷两个宰相
的经常争吵最终迫使他结束这一很不愉快的局面。733 年阴历十月，在韩休
任职只有七个月以后，两个宰相都被撤换；韩休被调任工部尚书，萧嵩调任
尚书省右丞相。③
他们的组阁未取得突出的成绩，虽然在733 年阴历六月对裴光庭的选用
官员的严格规定的实施有所放松。吏部获准在客观情况许可下不考虑他规定
的根据资历和任职期选拔的原则，中央对任命地方胥吏的控制也放松了。但
由于根据资历提升的原则对官员中除精英队伍以外的所有官员都有利，他的
制度仍被广泛采用，大批人员继续从胥吏被提升为正式官员。
733 年，宋璟最后从朝廷退隐，他自从不担任宰相以来，曾经继续对玄
宗施加有力的影响，并且支持京畿官僚集团中科第出身的精英。①由于张说已
死于730 年，这意味着保护在武后时期已经地位很高的士大夫的最后残余势
力已经消失。
“调和班子”：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
玄宗任命裴耀卿和张九龄作为他的宰相以代替韩休和萧嵩，他们分别成
为黄门侍郎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耀卿不久前重提运输体系改
革的建议，他之所以被任命，也许是要使建议得以付诸实施。运输体系的改
革急需进行。任命新宰相以后不过几个星期，朝廷再次被迫迁往洛阳，裴耀
卿获准落实他的计划，这在下文将予论述。裴耀卿既是贵族，又是宇文融荐
举的财政政策方面的务实的拥护者，虽然他科场的记录是无懈可击的。新宰
相张九龄是对立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宦之
家，其故里在边远南方闭塞的岭南道；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其升迁主要是由
于张说的友情和庇护。张说在726 年失势后，他在州任职，但在731 年玄宗
命他在秘书省工作，同时为了利用他杰出的文才，又任命他为集贤院学士。
此时他撰写外交文书和起草诏书。733 年阴历五月，即在裴光庭死后，他一
度任中书侍郎。
734 年阴历五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分别升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因而成了
不折不扣的宰相。同时，宰相班子中又加进了李林甫。李林甫为皇室的远亲，
是皇帝心腹姜皎的外甥，靠荫庇进入官场。他与一批精英文士的关系不好。
例如，源乾曜就对他这个年轻人评价不高，历史学家又指出了他作为一个学
者的许多缺点。但他曾担任过一般应由文士担任的几个“清望”官职、国子
司业、御史中丞，后来又历任刑部和吏部的侍郎，以富有效率的行政官见称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98 第3077—3079 页；《新唐书》，卷126 第4432—443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23 第6803 页。
① 《旧唐书》，卷8 第200 页。
于世。
李林甫曾在裴光庭手下任吏部侍郎，当时后者正在推行有争议的铨选方
法；裴光庭死后，这些措施停止执行，李林甫立刻被调至中书省。所以他曾
与宇文融和裴光庭密切合作过，他们被公认是文士名流的敌人。
有人认为李林甫升为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或认为张九龄极力反对李的
擢升，但都没有确凿证据。后来的有些历史学家声称确有其事，并把李林甫
升任宰相之事归因于玄宗所宠的武惠妃；又说李林甫与裴光庭之妻私通，后
者是武惠妃的隔代表姐妹。但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虚构的；因为当时的所有历
史学家都非常仇视李林甫，竞相尽量给他抹黑。①
不管张九龄和李林甫是否在734 年前就已成为敌人，他们这一领导班子
不久就发展成个人间的激烈斗争。他们的同僚裴耀卿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
支持另一方，但总的说他一心致力于粮运体系的改革。李、张二人都深受玄
宗尊重：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张九龄则继张说起道德
的劝导人及正统礼仪和政治才智倡导者的作用。李林甫是一个善于搞政治权
术的人，擅长耍阴谋和驾御人。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
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
尤其突出的是，他热烈地信奉一种思想，即文学造诣和学术成就是担任高级
官职的必备条件，并且公开蔑视那些没有自己那种书香门第背景的人。他最
瞧不起的是军人。
宰相之间既然有这种分歧，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对立日趋激烈，
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自8 世纪20 年代以来越来越厉害的持久斗争，斗争的一方
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文士精英，一方是旧贵族成员和官僚集团中精于
专业的官员。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他们的分歧有多大。但更令人惊奇的是，
许多重大和有价值的改革竟是在他们双方共同的任期内进行的。
裴耀卿和粮运改革
在733 年后期裴耀卿和张九龄出任宰相时，长安周围的地区被毁损庄稼
的连续降雨造成的饥馑所困扰。8 世纪30 年代初期似乎是一个连续发生严重
自然灾害的时期，730、731 和732 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水。733 年初期，只
得派高级官员往各地进行救灾。几乎在裴、张二人掌权后不久，即在734 年
初，朝廷被迫迁往洛阳，大臣们奉命前往河北道南部诸受灾的州，去分配救
济品和供来年使用的种子粮。
裴耀卿现在放手实施730 年提出的改善京师粮食供应的措施。他被任命
为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拥有从黄河转运粮食的全权，其权在所有地方官之上。
他负责一个有副使二人和大批属员的常设使署，他们直接控制着一个管理转
运粮食的仓库、船队和陆运大车的复杂组织。因此，他如同以前的宇文融那
样，成了一个正规官僚机器以外的组织的负责人，所不同的是，他负责的是
一个有许多属员的长期的庞大组织。
通过他的改革，从运河与黄河会合地运粮至京师粮仓的工作不再由收税
粮的州地方当局负责。这就节省了地方运税粮船运输的时间，同时减少了付
① 关于这几年复杂的宫廷政治，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54—55 页；赫伯
特：《张九龄》，
第165—190 页。
给地方当局运粮的费用。粮食此时卸入河阴庞大的新粮仓群；河阴是汴渠和
黄河的会合地，由此粮食沿黄河和渭水通过水路逐站运至长安。在每站的终
点，粮食储藏在转运仓内，以便在适当时机运至下一站。河阴、北部平原的
贝州和洛阳都有大量的储粮。但对长安的供应路线不再在陆路从洛阳运至三
门峡下流的黄河边的陕州。运输路线直接溯河而上，在三门峡附近需要陆上
短途拉纤，但路程只有五英里，而旧路线上的这一路程则长达八十英里（见
地图2）。
新体系很收效，它在以后的十年又得到改进。州当局不再负担旧体系引
起的变化莫测的费用和人力浪费；每年转运至长安粮仓的粮食大为增加——
至少是旧政权时可能达到的两倍；总的运输费用也大幅度减少。①
幸运的是，运输的这些改进恰好在关中地区连续丰收之时；737 年，那
里的粮食是如此丰足，以致颁布的几个诏令容许当地百姓以粮纳税，并授权
地方当局以“和籴”方式（即以高于市场价格购粮的救济措施）收购粮食。
737 年，向长安运粮的工作暂停，但运输体系依然保持，并在玄宗朝以后的
年代，充分供应京师的需要。当朝廷在736 年后期迁回长安时，因出现了富
足的新形势，它就长期留在长安。洛阳仍是东都，但再也不是政府的所在地
了。
国家“营田”和土地开垦
前面已经谈过，裴耀卿在此以前曾主张建立国家管理的营田，作为一种
安置许多剩余的“逃亡”户和开垦耕地的手段。734 年后期，张九龄被派往
河南西南，在那里建立一批位于淮河北部诸支流流域的大规模的营田，专种
水稻。在这一世纪更早时期，几项大的开垦计划已经付诸实施，但张九龄似
乎在设想规模十分宏伟的发展。使用中央管理“营田”这一办法，也许是因
为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排灌工程在一般情况下规模太大，非地方当局所能负
担。与裴耀卿一样，张九龄也被任命为河南开稻田使去监督这一计划的执行，
而这项工作并不属于原有政府机构的职权范围。事实证明，张九龄的营田既
无利可图，管理又麻烦，所以737 年他失势后，营田计划不得不放弃，土地
被分给农民所有。①但在一个人口增长特别迅猛和由此可将粮食方便地运往两
京的区域内灌溉和耕种大面积肥沃的稻田方面，这个计划的确是取得了成绩
的。
张九龄和通货问题
在718 至720 年宋璟灾难性地试图处理私铸问题以后，通货的状况进一
步恶化了。732 年，政府为了解决由于钱币短缺而引起的种种问题，命令凡
① 关于其运输体系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87—89 页；浦立本：《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
第34—35 页。裴耀卿的详细的奏议，载《唐会要》，卷87 第1587 页；《通典》，卷10 
第57 页；《册府
元龟》，卷498 第17—18 页；《旧唐书》，卷98 第3080—3081 页，浦立本之作第185—
187 页，有英译
文。
① 见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第71—75 页。
数额巨大者，一律混合用现金和商品来支付。②734 年阴历三月，张九龄建议
玄宗放弃国家对铸币的垄断和准许任何人自由铸造。这一激进的建议引起一
片激烈的反对声。李林甫、裴耀卿及裴氏的助手萧炅共同呈上一份措词尖刻
的奏疏，强调控制铸币是皇帝最重要的权力源泉之一，对经济的控制不应以
任何借口而予以放弃。崔沔和刘袟也呈上长篇论证严密的奏疏，提出同样的
论点，并且争辩说，这一措施干脆会导致劣质钱泛滥。张九龄被迫放弃这一
计划。③后来信安王李祎重提此议，但再次遇到强烈反对，致使它立刻搁浅。
①
财政制度的合理化
作为宰相，李林甫从735 年后期直至736 年阴历七月还兼任户部尚书。
在此期间，他把注意力放在复杂得不可思议的和旷日持久的工作程序方面，
按照程序规定，税赋、征兵人数、劳役、军费和各州各政府部门的各种开支
必须每年重新加以估算。这牵涉大量文牍工作——李林甫声称每年必用纸50
万张；而且这一制度的复杂性造成许多弊病，并使百姓对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心中无数。
736 年初期，李林甫与朝集使和新任命的采访使讨论这一问题，并要求
彻底修改整个税制和关于地方费用的规定，于是拟订了整套正规的规定，其
中显然包括各州的税赋定额，并且收在长达五卷的汇编《长行旨符》中。此
后，户部——实际上是它所属的度支司——只要每年下令定下每个地方当局
准许花费的数额就行了。②
改革的细节不详，不过各地的差别一定很大；但这显然是行政合理化的
一个重大步骤，它使帝国的财政制度更紧密地切合地方实际情况。它还是一
大创新，因为政府悄悄地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
一致的总原则。
各道按察使的设置
急于想改进地方行政并使之合理化的官员不止是李林甫一人。前面已经
谈到，自玄宗登基以来，朝廷一直全神致力于提高
地方行政的效率和吸收较优秀的官员。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有效地进行中
央监督和控制地方行政。自706 年以来，按察使（即巡察使）不时被派往全
国的十个道。733 年，帝国重新划分为15 个道，把几个较难控制的地区分成
更易管理的行政单位，以便视察。734 年阴历二月，即在张九龄奏议以后，
② 《通典》，卷9 第15 页；《册府元龟》，卷501 第4 页。
③ 《唐会要》，卷89 第 1625—1626 页；《册府元龟》，卷501 第 4—5页；《旧唐书》
，卷48 第3097—3099
页；《新唐书》，卷54 第1385 页。关于这一政策及随之产生的争论，见佩内洛普·赫伯
特：《唐代关于
国家垄断铸钱的争论》，载《通报》， 62.4—5（1977 年），第253—292 页。
① 《新唐书》，卷54 第1385—1386 页。
② 《通典》，卷23 第136 页；《唐六典》，卷3 第43 页；《唐会要》，卷59 第1020 页
；崔瑞德：《唐
代的财政管理》，第100—101、332 页。
各道常设的按察使制度被建立，此制度继续存在到玄宗退位以后。①
这一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处理地方上饥荒和救灾措施等问题和
对迁移户的控制；新按察使还要监督地方官员的工作，以确保他们能有效地
分配土地，实施税法和劳役法以及不滥用他们的权力。
这一新措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间设立了一级常设
的中间权力机构。但新设的按察使署纯粹是一个谘询性的视察机构，负责贯
彻总的行政标准。它们被明令禁止干预日常事务和地方活动的实际进行；它
们没有行政权和道的实际民事司法权。
但有时它们超越自己的权限。750 年，按察使被提醒：他们是视察员，
不是执行官员；因此他们不应去处理事务，或者充当向朝廷转呈奏疏的渠道。
②
因此，不应认为这是另设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对科举考试的控制
前面已经谈到，裴光庭在733 年死后，他的根据资历和经验选拔官员的
一套规定已被放弃。得到张九龄支持的萧嵩对此事负责。
只有考虑到科举考试项目是多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张九龄深深地了解
它作为衡量公认的学术造诣和文才这一标准的重要性，人们才会期待应在这
一领域进行种种改革。第一项改革措施虽然与张九龄的姓名无关，但可以说
一定是由他倡议的。733 年阴历五月裴光庭死后不久，诏令第一次准许各州
学校中有才能的学生（他们是低级官员的子弟）进入国子监的四门学就读。
地方的应试者，像张九龄本人那样在考试时与京畿的学生相比一直处于十分
不利的地位，因为后者已受过国子监中一流学者的指导。虽然地方应试者自
玄宗初期以来已取得较大的成就，但这一措施使他们更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
进行竞争。①
在此之前，选拔合格人员担任官职（选）和给予应试者以出身机会（举）
的制度由吏部掌握。结果吏部成了最有权势的部，它的尚书和两个侍郎对那
些取得官职的人和被任命担任要职的官员施加巨大的影响。除了皇帝亲自任
命高级官员（或者实际上经过宰相的建议由皇帝任命）外，他们能够影响整
个官僚机器的结构。
另一项重大改革在736 年实行。这一年初期，未中式的士子和负责考试
的官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这些考试一般原由吏部的一个低级的员外郎管
理。现在决定，考试应完全脱离吏部的选拔程序。从此，礼部侍郎受权负责
出任官职的考试。②这样就大幅度地削减吏部控制官员出仕和他们关键的早期
① 《资治通鉴》，卷213 第6803 页；《玉海》，卷18 第26 页；《唐会要》，卷78 第1
420 页；《唐大诏
令集》，卷100 第510 页；《册府元龟》，卷162 第11 页；《旧唐书》，第200 页。见赫
伯特：《张九龄》，
第278 页。
② 《唐会要》，卷78 第1420 页。
① 《唐摭言》，卷1 第6 页；《新唐书》，卷44 第1164 页；戴何都：《〈新唐书〉选举
志译注》，第17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14 页；《唐大诏令集》，卷106 第549 页；《唐会要》，
卷59 第1024—1025
页；《册府元龟》，卷639 第246 页。
生涯的垄断权。
张九龄的下台
尽管有这些十分可观的积极成就，张九龄和李林甫就一些具体问题一再
发生对立。第一次发生在735 年初期，它涉及主张伦理道德的儒生（如张九
龄）与制度和法律政策的鼓吹者（如李林甫）之间传统的争论问题之一。争
论发生在某人的两个儿子谋杀一个御史的案件上，御史对此人的处分负有责
任。此人两个儿子认为父亲所受的惩罚实属冤枉，就杀害御史为父报仇，他
们也因此被捕。这类似乎是常见的复仇案件引起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
为儿子为父报仇根据“礼”的经典的规定可以说是正当的，但同时这种行为
显然触犯了刑法。在复仇案件中当道德和法律有抵触时当局很难解决，以致
在武后时期的一个著名案件中已有人认真提出，应命令犯案者一方面因孝道
而受到公开的赞许，同时他又因触犯法典而应被处死。这一次果然不出所料，
张九龄竭力主张释放犯法者，因为他们出于道义感而为父报仇；而李林甫和
裴耀卿则都认为维持法律、秩序和刑法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玄宗也持
同样的态度。杀人者被处死。①
另一个经常造成摩擦的原因是继位问题。武惠妃在玄宗的后妃中仍最有
权势，但她自己仍不能被指定为后，也不能以自己的一个儿子去替代皇太子。
736 年，她声称皇太子和其他诸王计划杀害她和她的儿子，即玄宗特别宠爱
的李瑁，然后废黜玄宗。玄宗打算废太子及诸王，但由于此事非同小可，所
以就征求几个宰相的意见。据谣传，李林甫是由于武惠妃的影响而掌权的，
并且曾答应支持她以她的儿子代替皇太子；他通过一名宦官鼓动玄宗采取这
一行动，声称这是皇室内部之事，玄宗本人的意愿应为首要因素。武惠妃又
传话给张九龄，说如果他出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继续担任首相。但张九龄
一贯坚持继位稳定的重要性，主张对未来的皇帝进行系统的训练。他进言反
对废黜诸王，并且怀疑他们身在深宫而又在玄宗的监视下有策划任何这类阴
谋的可能性。他拒绝武惠妃的建议，并把此事报告玄宗，但玄宗似乎不能以
任何方式断定此事的真实性，所以不了了之。①
虽然这一次张九龄的看法占了上风，但到736 年，他对玄宗的影响似乎
减弱了。他肯定是一个难以相处的谘询大臣；即使对他颂扬备至的传记也承
认他性情急躁，动辄争吵，所以玄宗的其他朝臣不喜欢他。他对道德问题的
一贯坚持还开始采取直接批评政治的方式。此时，玄宗早期的那种忠于自己
政治责任的精神开始动摇，日益怠于问政。736 年秋，张九龄呈上一份关于
儒家经世治国术的冗长说教《千秋金镜录》，企图恢复玄宗对政务的衰退了
的兴趣，并鼓励他为全国进行充分的道德领导。②
张九龄坚持，施政权应保留在像他那样的士大夫手中。他反对那些从日
常佐僚中提升起来的人，但对军人尤其藐视，并多次就涉及军人晋升之事与
① 《唐会要》，卷188 第4933—4934 页；《资治通鉴》，卷213 第6976—6977 页；卷2
14 第6811—6812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3—6824 页；《旧唐书》，卷107 第3259 页；卷106 第3
236 页。
② 《全唐文》，卷288 第1—2页；《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1 页。见赫伯特：《张九
龄》，第175—
177 页。
李林甫公开争吵。735 年，玄宗提出任命几年前与吐蕃作战时赢得几次重大
胜利和不久又大败契丹的张守珪为特任宰相，就像他以前任命薛讷和王唆那
样。曾经反对与契丹交战和主张“外交”解决的张九龄便起来反对指派张守
珪担任宰相的任命。③
736 年当张守珪在洛阳报捷时，契丹和奚再度起来反抗中国人，他的属
将安禄山率兵对它们进行一次损失重大的惩罚性讨伐。张守珪返回大本营后
最初打算处决安禄山，并把此事上报玄宗。但后来他改变主意，要求朝廷批
准宽恕安禄山。张九龄力促玄宗下令将安禄山处决；当安禄山后来造反并且
危及唐帝国的存在时，张九龄的这一行动使他身后赢得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名
声。①
736 年后期，拟定让牛仙客任六部之一的尚书的任命又引起了争端。牛
仙客为朔方节度使，他作为一个军人和军事行政长官而享有盛名。张九龄竭
力反对，断言牛既无必需的行政经验，又无担任高级职务所需要的能力。玄
宗于是提出给牛仙客授实封。张仍坚决反对，因牛不过履行了一些他认为是
日常工作的职责而已，不应授予他特殊的赏赐。玄宗再也不能忍耐，他指责
张以牛仙客出身卑贱为理由进行反对的虚伪性，因为张自己也不是出身于名
门望族。张九龄这时公开亮明他的偏见：“仙客边隅小吏，目不识书。”玄
宗不为所动，牛仙客得到了分封。但是，张九龄却成功地阻止了牛仙客在中
央政府担任高官。张与牛仙客并无私仇，约在同时，他在为牛父写的墓志铭
中还盛赞牛仙客。他之所以反对牛仙客晋升，无非是因为牛是军人，帝国中
央机构不该有他的位置。但这一事件还有另一个原因，牛仙客的提升得到李
林甫的支持，因为牛仙客具有担任行政长官的才能。②
不久，两人又就朝廷从洛阳迁回长安之事发生争吵。735 年末，玄宗在
关于粮食供应已有改善的报告的鼓励下，已决定在736 年新的一年之初返回
长安。但迁移被推迟至736 年阴历十月（此时庄稼大概可以安全收割到手），
后来又被推迟到737 年阴历二月。但一心一意急于在长安履行祭祖礼仪的玄
宗因为凶兆突然决定在736 年初秋收割庄稼完毕前提前迁移。张九龄和裴耀
卿反对，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御驾所经地区的百姓的严重困苦。但李林甫又支
持玄宗，声称两京是他轮换居住之地，他可以自由选择迁移的时间。③
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议，朝廷在736 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返回长安，这
是最后一次迁移。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张九龄失势。他的朋友和门生、曾
在他手下任中书侍郎的严挺之在此之前引起李林甫的敌意，因为严挺之使曾
在运输改革中担任裴耀卿的助手、刚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且与李林甫关系密
切的萧炅丢了官。萧炅被免职的理由是他有作为一个学者的各种缺陷。严挺
之由于试图干预对自己前妻之夫王元琰贪污案的审理，此时面临李林甫的报
复。李林甫指控严挺之偏袒，当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时，他也在严的屈辱中
受到牵连。
此事的结果是，张九龄和裴耀卿都被免去宰相之职而担任尚书省的仆
射，这个职位早已成为级别虽高但无实权的闲职。①裴耀卿留在朝廷，直到
③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1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14—6817 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16—1
18 页，注68。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2—6823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4—6825 页。
743 年死去；在此期间他偶尔也过问政务，但再也没有什么实权。张九龄的
情况则迥然不同。李林甫显然把他在朝廷的继续存在视为对自己地位的潜在
威胁。737 年阴历四月经张九龄推荐而任职的一个御史因攻击李林甫的同伙
宰相牛仙客（张九龄以前曾阻挠对他的提升）而被贬黜。李林甫乘机把张九
龄贬到地方，任长江中游荆州的长史。②虽然张九龄的职务和官品仍很高，并
得到显贵的封号和实封，但再也没有回京，他死于740 年。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8—6829 页。
李林甫的掌权（736—752 年）
李林甫现在是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他代表的贵族利益稳定地处于上升
阶段。第二个宰相为牛仙客，③他的任期从736 年后期至742 年他死亡时为止。
牛仙客当然不是贵族成员；他出身于关中一个从未有人当官的默默无闻的人
家，他的官宦生涯开始时也极为平常，是从胥吏转入流内的。他曾在一个县
令属下任佐吏，在县令调到陇右藩镇时已让他当助手。在陇右，他为节度使
的属僚，既是一员军事将领，又是行政官员。他在陇右，后来又在河西任节
度使时（729—736 年），在为军队建立行之有效的后勤体系工作中有突出的
成绩。在河西时他帮遥领节度使之职的宰相萧嵩代行节度使职权，总管一切
军政，后来又自己任节度使。736 年，他调任关中以北极为重要的朔方镇的
节度使。
因此，牛仙客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宰相。他不是第一个被提升为宰相的将
领；以前薛讷、王晙和萧嵩在玄宗初期因军功而当过宰相。但与他们不同的
是，牛仙客既不是出身名门，又没有担任任何文官的经验，甚至也没有在中
央政府任何军事部门任职的经历。他是第一个通过边镇新体制而升任宰相的
人，他的任命标志着边陲将领日益卷入朝廷政治的时期的开始。
牛仙客当上宰相后，继续任朔方节度使直至740 年后期；而在739 年，
他还总管邻近的河东镇。在738 年，李林甫也兼任西北的陇右和河西的节度
使，保留这些头衔分别至742 和740 年。①虽然这些藩镇的日常行政都由副手
处理，但在李林甫掌权的最初几年，政府的军务就这样成为宰相们直接关心
的要事，宰相们个人保持着保卫关中京畿道的关键边镇的控制。在739 至740
年期间，这两个宰相个人控制的军队总数超过30 万人。
但是尽管牛仙客有军事经验和对军事将领有影响，他在朝廷却不能采取
独立的政策；他是李林甫的人，仅此而已。他不像一般的宰相，既没有宫廷
政治的经验，也没有官场内一个普通文官在仕途中必须建立的关系网。他也
没有一个有权势的家族作后盾。但是他证明是一个杰出的和有效率的行政官
员，谨慎地实施和贯彻李林甫的政策，并且超然于宫廷的争端之外。
李林甫新政权从这一意义上说是恢复到玄宗初年只由几个宰相支配政务
的状态。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首辅宰相是
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处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长任期内，玄
宗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并且逐渐不再起
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全面，这种
形势使英国学者浦立本认为，从736 年起至752 年李林甫死亡时止，这段时
期的特点是李林甫的“独裁”。
玄宗与道教和密宗
前面已经谈到玄宗初年各种反佛教寺院的措施。这些措施继续实施到8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722 年，政府对寺院土地进行登记，并限制僧侣永
远拥有的财产的数量。727 年，它又减少乡村未经登记的小祠坛；729 年，礼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103 第3195—3197 页；《新唐书》，卷133 第4555 页。
① 《唐会要》，卷78 第1437 页。
部的祠部开始造册，全面登记所有的佛僧以确立佛僧的地位和防止滥发度
牒。736 年，对佛僧的管理转由掌管藩邦事务的政府机构鸿胪寺负责，这等
于宣布佛教为外来信仰而把它放在次要地位。①
与此相反，次年道观受到尊重而被置于宗正寺的管辖之下，理由是唐皇
室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如同他的父亲和姐妹那样，玄宗早就对道教发生兴趣。
在整个在位时期，他尊奉许多有名的道士。726 年，各家各户奉命须保存一
本《道德经》，②玄宗还亲自为它作注。③732 年，各州奉命建立一座尊奉老
子的道观。自675 年以来，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必须把《道德经》作为经典
学习（只有武后执政的一段短暂时期例外），参加明经考试的士子似乎也要
应试《道德经》。这一时期官方文书引用道教经籍的情况屡见不鲜。
8 世纪40 年代初期，玄宗对道教的公开赞助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741
年，玄宗命令设立专门研究道教的学校，命名为崇玄学，把它们作为国子监
的一部分，以使考生按照明经科的模式，为参加关于道教经籍的专门考试（道
举）作准备。①742 年，这些经籍都起了崇高的新名，并且都有官修的注释。
747 年，《道德经》正式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经籍。从743 年起，老子被授予
一系列越来越崇高的称号。此外在742 年，玄宗采用新年号天宝，它具有道
教的涵义，以表示其天命的统治的性质有了变化。
玄宗还对在他在位期间传入中国的密宗佛教有很大的兴趣。印度密宗大
士善无畏于716 至735 年期间在京师工作，翻译了许多佛经，并为玄宗举行
密宗的佛事和唪诵经咒。另一个印度密宗大士金刚智从719 至740 年也在京
师逗留，他的法术给予玄宗以很深的印象，因而被封为“国师”。中国的两
位密宗佛教的倡导者为一行和不空，前者以其天文和数学知识闻名，后者曾
受到玄宗慷慨的布施。②
尽管玄宗试图限制佛教的影响，但密宗佛教吸引玄宗不是偶然的，因为
密宗使用法术、咒语和魔法在许多方面与道教的相似，而朝廷的密宗大师们
确被指望在唤雨和治病方面与道教术士们争高低。
道教和密宗佛教都不鼓励玄宗积极过问公共事务。两者都鼓励修身养
性。在这些影响下，玄宗对他日常的职责越来越不关心。但他不过问朝政的
行为应该说是逐步的，肯定不应完全归咎于他信仰的道教。玄宗不像以后几
个他的继承人（也确与他的伟大前人唐太宗不同），除了几次国丧时期外，
他继续每日紧张地上朝听政，直至755 年他已经70 岁时为止。没有一个皇帝
（不管他是什么超人）能保持玄宗早期的发展速度，而且在40 多年中不见放
慢。传统的史学家们的指责大部分针对玄宗迷恋道教，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许
应该注意的是，到742 年玄宗已经57 岁，而且已积极勤于政事达30 个春秋
① 关于这些和其他的反佛教措施，见《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② 《新唐书》，卷44 第1164 页。
③ 见《唐会要》，卷36 第657—659 页。玄宗在722 年第一次作注（《旧唐书》，卷8 第
183 页），并向
全国颁布。735 年，附注八卷编成（《册府元龟》，卷53 第16 页）；743 年御注被重编
。
① 见《唐会要》，卷77 第1403—1404 页；《唐摭言》，卷6 第6 页；《旧唐书》，卷9
 第213 页；卷24
第925—928 页；《新唐书》，卷44 第1164 页。
② 见周一良：《中国的密宗》，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8（1945 年），第24—33 页
；大部分传统史学
家把玄宗不积极过问朝政的行为全归咎于道教，但柳芳是第一个指责释道两教的御用史学
家。《旧唐书》，
卷9 第236—237 页。
了。
皇位继承问题
几乎在张九龄被贬出朝廷不久，武惠妃的女婿杨洄又指控皇太子和鄂王
李瑶、光王李琚及皇太子的内兄薛锈（又是玄宗三女之夫）正策划谋反。宰
相们再次被召征询意见，但李林甫对玄宗说，此事纯属家事，他与他的周僚
不应干预。玄宗于是废太子并把薛锈流配，后来又命他们全部自杀。诸王之
母和妻族的许多亲属也被流配。①
武惠妃此时实现了她的野心，继位问题悬而未决。但她的胜利证明是短
暂的。她死于737 年阴历十二月，据民间传说，这是受害而死的诸王的鬼魂
作祟所致；她死后被封为后。玄宗现在既无皇后，又无皇储，因为玄宗并没
有按照武惠妃的计划让她的儿子寿王李瑁继位，尽管李林甫想竭力促成此
事。
在一年多的时期中，继位问题依然不能解决。玄宗有意立三子忠王李玙
（元献后所生）为太子，但长期未作决定。最后他采纳其宠幸的宦官高力士
的意见，即李玙年长，他的继位权不容易被人反对。②在玄宗初期就未被立为
太子的李琮，这次又未被考虑，可能是他没有子女。他收养前太子几个年幼
的儿子为自己的子嗣。738 年阴历六月李玙被指定为太子，并正式举行仪式，
次月全国大赦。继位问题在玄宗以后的年代没有变化，李玙在756 年继位，
他就是人们熟悉的庙号为肃宗的皇帝。
编订法律
像李林甫这样的如此关心行政的井井有条和系统化的宰相，自然会直接
注意顺应形势，修订法律，并且对行政法当然尤为注意。事实上他从事这一
工作已有数年。除731 年裴光庭和萧嵩颁布一系列《格后长行敕》外，法典
一直没有被重新编订或使之适应形势；颁布《格后长行敕》的公开目的是要
消除由于立法变化而条款又未列入修订的行政法典所引起的种种反常现象。
在此以前已有人抱怨法典条款因应用比拟和援例而被忽视的情况。
734 年，李林甫奉命修订和整理全部法典。他会同一批法律专家，对法
律进行了扎实和周密的修订工作。被删除的无关紧要的条款不少于1324 条，
另外2180 条得到修正。经修订的法典于737 年送呈皇帝，计有：律12 卷及
其疏义30 卷；令30 卷；式20 卷；《新开元格》10 卷。这些法典在737 年
秋向全国颁行。
这证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订，因为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系统地重编
全部法典的活动。这次制订的法典实行的时期特别长，因为它一直到14 世纪
初都保持着权威性，虽然其间作了若干较次要的校订。但也许更重要的是，
这次修订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试图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标准化的、全国一
致的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唐以后历代皇帝时期，地方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使这
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
① 《旧唐书》，卷107 第3259—3260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32—6834 页。
李林甫及其同僚在送呈法典的同时还呈上按门类摘编以便查阅的《格式
律令事类》，计40 卷。
各项新的法典的重要性在于，李林甫在它们颁布后专门请求降诏宣布，
凡737 年阴历五月末之前颁布的诏书中提到的一切未收入新法中的条款不再
具有法律效力。①整个法典的制订过程清楚地显示了李林甫处理行政问题的那
种有条不紊和精确的方法，以及对行政程序进行彻底的合理化改革的决心。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汇编为《唐六典》，它成于李林甫掌权的最初几
年。这一汇编工作有一个漫长和多变的过程。玄宗最初在722 年已命令集贤
院搞一部同名的汇编；名称中的“六典”原系比照《周礼》的题材结构，原
来的作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张说在8 世纪20 年代初期使礼仪法典化的努力
有关。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在萧嵩领导时期，开始了汇编现在这种形式
的工作，即准备搞成一部有关政府机构行政法的提要。后来张九龄也参加了
汇编；他失势后，李林甫负责它的完成。它最后成于738 年，739 年阴历二
月被送呈玄宗，然后向全国颁布。②
它在一个多世纪中一直作为一部最方便的权威性的行政法提要而被人使
用，甚至在它阐述的许多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机构被新官署代替后也是
如此。
兵制改革
节度使统率的边境藩镇体制这时已完全建立，如上所述，李林甫和牛仙
客本人都遥领很重要的边镇。737 年，兵制有两个重大变化。第一，节度使
奉命与中书门下协商，以便一致确定适合于各镇战略需要的边防军的建制。
人们现在仍能相当详细地了解约从742 年起的这一建制的情况，当时帝国供
养的边防军共达49 万人，另有八万余骑。③同时，帝国总的军事建制共为
574733 人，其中包括各种府兵和宫廷军队（关于这些军队，将在下面论述）。
人数略超过总人口的1％。这些数字表明，虽然帝国武装了一支名实相副的
强大的军队，但受节度使控制的军队不少于帝国兵力的85％，几乎是帝国有
战斗经验的士兵的全部。中央政府没有与之相比的兵力可供调遣，这一事实
解释了李林甫和牛仙客为什么抓住他们挂名节度使的控制权不放的问题。
第二个甚至更重要的变化是把边防军改成全部由长期服役的健儿组成的
职业军。变化的过程经历了几十年，但737 年颁布的一份诏书命令，边境诸
镇的所有士兵应在原征募的士兵和未登记户的成员中长期雇佣那些合格的和
愿意服役的人。那些志愿服役的人得到的津贴高于标准，并享受免税数年的
特别待遇。原携带家眷前往边境的人还可分得房屋和田地，以使他们能长期
定居。这意味着旧征兵制的最后废弃；旧制规定，被挑选前往边境的士兵有
的是府兵，有的是平民，他们的平均服役期为三年。其中有人因企图得到奖
赏，愿当健儿留在边境，但这一制度造成了未经训练的新兵经常代替久经锻
炼的士兵的情况，而且常常带来苦难。①改革似乎迅速见效。738 年初期的一
① 《唐会要》，卷39 第703—706 页；《旧唐书》，卷50 第2150 页。
② 见戴何都：《描述唐代行用制度的唐六典》，载《亚洲杂志》，263（1975 年），第1
83—201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9 页；卷215 第6837 页。
① 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672—673 页。
份诏书宣称，长期雇用边境健儿的办法使兵源充足。征兵支边的措施被取消，
那些仍在边境镇服役的征召士兵被解散和遣返故里。②
这些庞大的边防军造成了在崭新秩序下的财政和后勤供应问题。边防的
费用在714 至741 年期间增加了五倍。部队的被服、装备及粮食、军需的补
给，都需要巨额资金。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粮食用于军粮和战略储备。大量人
力资源用于军队的口粮和军需的运输工作。
随着永久性的职业军队的建立，情况就更为复杂，费用也进一步增加。
原来在战场因战功得到有节制的赏赐的士兵，此时开始要求得到官职和名义
上的官品，使他们能获得应有的一切封赏和特权。为了战争胜利，这种慷慨
的赏赐使防务支出有增无已。在742 至755 年期间，军费增加了40％或50
％。
政府继续鼓励在边境建立屯田；牛仙客也扩大了他曾在关中西北采用的
“和籴”制（和籴制在那里还被用来提供民用粮食）。①但这些措施不能制止
军费的继续增加。
与此同时，京师的军事组织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7 世纪最后几十年，
轮番从不同的府兵抽调兵将的古老的禁军制开始蜕变。过去显赫一时的禁军
的地位逐渐降低，除了少数精锐的单位，玄宗时期的禁军都不足额，素质也
差，并且主要由朝中有关系的和不知兵的文官担任军职。
禁军作为由皇帝直接调遣的主力部队的位置已被自662 年以来称为羽林
军的“北军”所接替。这就是永久服役的——许多人是世袭的——警卫皇宫
的精兵。他们在武后时期得到加强，到中宗时期，羽林军的人数超过一万人，
完全压倒了禁军。
禁军缺员的现象在722 年已明显得令人不安，当时为御驾巡行泰山举行
封禅仪式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在723 年，张说如前文所述已开始征募一支
称为常从宿卫的庞大部队。通过吸收以前的禁兵和其他愿意轮番服役的合适
的士兵，常从宿卫的兵力扩大到12 万人。725 年，它被改名为??骑，然后拆
散，把兵将作为受过训练的新鲜血液分别输送到各禁军之中。但后来他们又
被分配在羽林军；除了充当皇帝和太子警卫以及为京师执行治安任务的少数
特种部队外，禁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单位已不复存在。
但这并不是说北军此时已成为一支归皇帝控制的强大力量。在731 年涉
及王毛仲和禁军一些将领的危机以后，北军似乎有意识地被削弱了。虽然在
738 年有两支称龙武军的北军加入了羽林军（显然是为了加强羽林军的力
量），但是它们的成员大部分是长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他们以前已经
服役，因为军队的士兵既可不纳税，又可不去边境服役。这些人后来雇佣替
身或派仆人代替他们当兵。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北军越来越不足道。当玄宗
末期最切切需要他们出力之时，他们成了废物。①
在张说的722 至723 年改革以后，府兵并没有取消。但随着边防军和京
师的北军的日益职业化，府兵的作用消失，他们不过是纸面上的部队。749
年，李林甫下令制止府兵来京师服役。命令说，府兵近来不过是名义上的建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32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30 页。
① 《唐会要》，卷72 第1300 页。
制，既无组织、军官、武器和装备，也无粮食。②
府         兵的消失意味着放弃了自北魏以来流行的一种思想；它主张，通过对
农民进行正规训练的方式，国家可以经济地保存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因为
农民兵自给自足，但又能与禁军一起履行正规的职责，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很
快地组成军事单位。在李林甫掌权时，边防军和京师的北军都几乎全由职业
军组成，国家则直接负责供养它们。
但是，还存在一种新型的称之为团练或团结的地方治安军。它们不是全
国范围的组织（如府兵），而是由地方组织并用于地方防务。士兵纯属业余，
以种地为生，在农闲时则受训练。他们不必在京师或边境服役，只是组成归
地方刺史管辖的地方治安军。他们在697 年契丹入侵时在河北最先出现，后
来又出现在受外患威胁的其他区域以及西北、长安周围和四川；四川的地方
军组织规模似乎更大，那里已组成了一支以成都为中心的约14000 人的部
队。③
新的兵制为中国提供了对付外来威胁的极为有效的防御；在李林甫掌权
的初期，邻近的最强大的两个民族吐蕃和契丹被打败并处于守势。同时突厥
汗国也覆灭。但新兵制的花费极大，并使权力集中在节度使之手，以致中央
政府再也没有力量去对付他们了。
财政的发展
当李林甫仍与张九龄分掌大权时，他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即贯彻《长行
旨符》规定的工作，已在进行。到8 世纪40 年代初期，尽管因军事扩张而军
费激增，帝国的财政状况仍很良好。726 年登记的人口数只有7069565，在
732 年达7861236 户（45431265 人），在742 年达8525763 户（48900800 人），
在16 年中增加了21％。这部分地反映了宇文融的再登记措施的长期效果，
部分地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部分地反映了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政
府可以依靠比以前有明显增加的岁入。此外，8 世纪20 和30 年代可怕的连
续自然灾害似乎没有再出现，40 年代总的说是农民比较富足的时期。
8 世纪40 年代期间的税制大为松弛。①现存的敦煌户册证明户口的登记
日益放松，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在李林甫早期的改革中已确定了各
州固定的税收定额。741 年的一份诏书取消了每年对各户成员的严格核查，
而代之以三年检查一次。在744 年，规定把男丁应充分纳税和服劳役的年龄
从21 岁提高至23 岁。
这一制度出现了一些弊病。742 年及以后744 年颁布的诏令企图制止各
户为减少自己应征税的数额而分割家庭财产的现象，这项税收此时已成为国
家日益重要的财源。对这些户应征收的税额不得不在741 年，后来又在745
年从严执行。①土地制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弊病；735 年的诏书又正式推行
均田制，以防“百姓无处安置，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
但这一措施收效很小；752 年，政府又对那些积聚大产业的人进行了一次类
② 《唐会要》，卷72 第1299 页。
① 见池田温：《唐代的户册和有关文书》，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
黑文，1973 年），
第121—150 页。
①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32 页。
似的打击。②
运输体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使粮食和物资的运输方便得多。741 年，政
府曾有穿过三门峡开凿一条航运河渠的打算，同时对扬州附近的汴渠南端进
行了其他的改善。在741 至743 年韦坚任水陆转运使时，建造了一条与渭水
平行的新运河，以供漕运船只通往他建有新码头的长安。运往京都的粮食和
货物又大量增加，在744 年达到400 万石。他还整顿了地方的运输供应，让
富户为漕运船只和载运的物品作保。③
韦坚是下一个十年出现在朝廷的一批新的贵族财政专家中的第一人，这
些人也像宇文融那样因他们在玄宗末年的政权崩溃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历史
学家的苛评。在财政的一个领域中，贵族的支配——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的支
配——自玄宗即位以来一直持续不断。从713 至733 年，隋皇室的一个后裔
杨崇礼长期任太府寺卿，在他90 岁退隐时，他的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分别任
太府寺卿和司农寺卿，前者掌管一切钱帛的收入，后者掌管一切粮食收入。④
杨慎矜深深地陷进了李林甫那一派。当李林甫掌权时，杨氏家族掌握了处理
全帝国岁入的大权。
李林甫试图在制度上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通货问题。737
年，第一个诸道铸钱使被任命，全面负责全帝国铸钱的工作。此职一般由御
史担任。8 世纪40 年代初期，杨慎矜接管了铸钱司，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财政
管理的控制。①通货的供应暂时有所改善，但在8 世纪40 年代后期私铸风又
趋猖獗，752 年，政府又企图取缔劣质钱的流通。但事实证明，这一措施与
以前的同类措施一样未能收效。②
李林甫的晚期：贵族结党
742 年阴历七月，牛仙客死去。直到此时，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显著的
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权
是繁荣的，对外敌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外，它没有在官僚集团内进行任
何清洗。贵族们取得了稳固的权力，代表士大夫利益的最后两个主要老人宋
璟和张九龄已经死去，其他几个前宰相中的裴耀卿死于743 年，萧嵩已被贬
到地方。官僚中的儒家学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担任任何有真正权势的职
位，但尽管如此，李林甫和牛仙客掌权的六年总的说是朝廷的安定时期。
随着牛仙客之死，局势发生了变化，而且严重地变坏了。被任命代替牛
仙客的新宰相是李适之（？—747 年）。③他与李林甫同样是皇族成员，实际
上属于太宗直系中地位较高的一支。他也没有参加过科举，705 年通过在禁
军中任职起家。在玄宗时期，他先后担任一些州的职务，以行政干练见称，
并担任河南尹，在那里完成了重要的治涝工程。从739 至741 年，他是幽州
② 《册府元龟》，卷495 第23—26 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 第3222—3225 页；《新唐书》，卷134 第4560—4562 页。
关于他的改革，
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90 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6—37 
页。
④ 《旧唐书》，卷48 第2086 页；卷10 第3225 页；《新唐书》，卷134 第4563 页。
① 《唐会要》，卷59 第1022 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6 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99 第3101—3102 页；《新唐书》，卷131 第4503—4504 页。

节度使，然后被召进京任刑部尚书。他显然是远比牛仙客更难对付的对手。
情况可能是：或是玄宗为了抵消李林甫日益扩大的权力，所以亲自任命他为
宰相，或是玄宗受了另外敌对贵族集团的劝诱才作出了这一任命。确实如同
玄宗最后十年那样，任命李适之的详细情况也因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这些
记载对李林甫怀有明显的敌意）少得惊人而模糊不清。不管任命李适之的目
的是什么，一个以一系列血腥清洗告终的激烈的党争时期由此产生了。
李适之立刻成了一个有才能和有野心的、感到自己被李林甫所挫的贵族
集团的领袖。他们的主要人物有：韦坚（？—747 年），他由于他的运输政
策和财政方面的成就，深受玄宗本人的赏识；裴宽，他继李适之从742 至744
年任幽州（范阳）节度使，然后任户部尚书；裴敦复，他在743 至744 年期
间在浙江沿海肃清海盗，然后被任命为刑部尚书；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他
在陇右与吐蕃作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①他们结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集团，在
财政和防务这两个关键领域有强大的势力。
744 年，当时任吏部尚书的李林甫（此职使他平时能左右一切任命）因
选才考试的一次丑闻而丢了脸。由于任人唯亲，他在御史台的一个亲密同伙
之子（此人是有名的不学无术之徒）得了最高分。这引起了一阵强烈的怨言，
但朝中无人大胆直言，因为任何抗议都意味着对李林甫的批评，但有一名官
员说服了当时任东北范阳和平卢两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向玄宗报告了此事；这
是边将第一次干预朝政的行动。玄宗亲自重新对应试士子进行考试，那个名
列榜首的人交了白卷。吏部的两个侍郎被不光彩地外放到地方；李林甫本人
虽然未受惩处，但此事损害了他的威望。②
从744 年起，李林甫开始沉重地打击他的政敌。他试图向玄宗进谗以使
李适之名誉扫地，然后又挑起裴宽和裴敦复的不和，结果两人都被外放到地
方。745 年他煽起对以李适之为首的刑部的官员的严厉调查；745 年阴历九
月，他又把韦坚从财政和运输的使署调到刑部任尚书，从而使他不能再对玄
宗施加影响。①韦坚的财政的职务转给了杨慎矜，②此人为当时与李林甫关系
亲密的太府寺卿杨崇礼之子。
到那时为止，党争是沿着公认的不流血的政治方式进行的。但从746 年
初起，情况发生变化，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清洗开始了。746 年正月，当时任
节度使坐镇陇右和河西的皇甫惟明来京报告与吐蕃作战时又取得了胜利。他
在朝廷当玄宗之面批评李林甫和赞扬韦坚。李林甫唆使杨慎矜向玄宗报告，
说皇甫惟明和韦坚与太子一起策划发动政变和让太子登基的阴谋。
密谋的真相现在模糊不清。但皇太子的指定原来肯定受到李林甫的反
对。皇甫惟明早已是皇太子的密友；韦坚是皇太子的内兄，以有政治野心见
称。此外，对于因得到一个统率靠近京师14 万名精兵的将领的支持而出现这
样的政变威胁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结果，韦坚和皇甫惟明被捕受审，但指
控他们的案件得不到证实，于是他们离京出任刺史。皇太子未受影响。李适
之本人未受任何牵连，但他与皇甫惟明和韦坚的密切关系使他忧心忡忡，以
致他要求辞去宰相之职。他的要求得到恩准；令人不免奇怪的是，鉴于当时
① 裴敦复和皇甫惟明都无传记。关于他们的简单介绍，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
，第163—164 页，
注22 和23。
① 《资治通鉴》，卷215 第6864、6868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 第3225—3228 页；《新唐书》，卷134 第4562—4564 页。

的形势，他竟能在东宫得到一个闲职。从此他不再积极参与政务。③
陈希烈①接替了他的宰相职位。此人出身于河南的一个无名家族，本人显
然未参加过科举，但仍享有作家和学者的盛名。他精通道家学说，并大大地
助长了玄宗对道教的兴趣。从731 年起，他继张说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并
协助玄宗起草国书和为玄宗润色文学作品。他为人柔弱圆通，无实际政治经
验，在752 年死前不久，对李林甫一直唯命是从。李林甫开始在家中处理公
务，陈希烈不过在作出的决定上副署而已。陈希烈也继续从事他的学术活动，
被任命在秘书省任少监。
虽然李林甫是朝廷的绝对主宰，但担任高级官员的韦坚的弟兄此时为韦
坚竭力向玄宗求情，并要求皇太子支持他们的请愿。玄宗仍相信太子忠诚无
辜而不给予任何处分，但对韦坚及其同僚非常恼怒，因为他们本来应该为自
己幸免于死而庆幸。李林甫此时又指控韦坚和李适之结党。于是韦坚及其弟
兄连同许多亲属均被放逐到边远的南方。李适之被调到地方，他们的其他支
持者，如裴宽和河南尹李齐物也被贬至地方。太子本人惶惶不可终日，要求
准许休掉韦坚之妹。②
清洗至此仍未结束。746 年末，另一场涉及皇太子的所谓阴谋震动了朝
廷。皇太子的长妃之父杜有邻与自己的女婿柳??发生口角，因为后者企图指
控他伪造图谶以使他丢脸（可能间接地把皇太子也卷了进去）。但他的指控
出了纰漏。他和他的一个朋友被李林甫在御史台的一个同党审讯，结果，杜
有邻和两个指控者均被处死，他们的家属被放逐到遥远的边境。其他受株连
的人有：曾为柳??庇护人的王子李邕和荐举柳??的裴敦复（裴因与柳??勾结
而在747 年初期被鞭笞致死）。后来，臭名昭著的御史罗希奭被派往贬所处
决韦坚、皇甫惟明及其追随者。李适之服毒自尽；他的一子被杀，许多同僚
被贬。李适之的追随者中唯一幸免一死的显要人物为裴宽，他退出了官场并
献身于宗教。①
在这些阴谋和清洗中，李林甫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是财政专家杨慎矜，
他已为自己清除了职业的对手韦坚，同时又大手大脚地提供钱财以供玄宗日
益奢侈的私人生活之用，所以深得玄宗的宠爱。李林甫开始对他势力的发展
感到不满，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对立。杨慎矜还与王鉷②为敌，此人是太原
一个望族后裔中一名高级官员的私生子。从736 年起，他在御史台和户部任
职，从事一系列的专门的财政工作，以善于搜刮民脂民膏和严厉推行“和籴”
制闻名。如同以前支持杨慎矜那样，李林甫一贯支持他；而杨慎矜此时却一
再冒犯和贬低王鉷，尽管后者在御史台拥有强有力的地位。③
这时，杨慎矜求教于一术士，后者劝他在乡村购置产业，作为在预言的
政治动乱即将发生时避难之用。王鉷得知他们的交往，于是揭露杨慎矜与这
些预言有牵连，更具体地揭露了他策划复辟隋王朝（他是隋皇室的后裔）的
叛乱。杨慎矜被捕，在御史台的李林甫的代理人在他家中栽证陷害，杨慎矜
及其两个也任高官的弟兄被迫自尽。他们的几十名同伙和同僚像以前的清洗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7 第3059—3060 页；《新唐书》，卷223 上第6349—6350 页
。
② 《资治通鉴》，卷215 第6873—687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5 第6874—6875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 第3228—3232 页；《新唐书》，卷134 第4564—4567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5 第6879 页。
一样又受株连和惩处。④王鉷接任了杨慎矜的工作，此时他上升到了已能对玄
宗施加很大影响的地位。他控制了财政方面的许多专门司署。他征收的大量
税额超过了李林甫精心规定的岁入定额，他把这些收入转到玄宗的私囊，从
而更进一步助长了玄宗骄奢的生活。王鉷与以个人清廉著称的杨氏家族不
同，他无耻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大发横财。
李林甫在消灭了一个潜在的对手，即财政专家杨慎矜以后，此时又企图
搞垮另一个边境将领，因为此人的成就和在朝廷的势力与以前的皇甫惟明一
样，开始危及李林甫自己的支配地位。此人即王忠嗣，①他从742 至746 年已
控制朔方和河东两镇，后来继倒霉的皇甫惟明而任河西和陇右的节度使，在
那里防御吐蕃十分成功。但他是一个谨慎的将领；当玄宗在747 年命令进攻
青海湖之东的吐蕃要塞时，他劝告说，这个要塞坚不可摧。于是另一个将领
奉命进攻，但王忠嗣拒不参加，当战斗不可避免地得到灾难性的结果时，他
受到了指责。王忠嗣在皇宫内长大，与诸王——特别与皇太子——的关系甚
为密切。李林甫利用玄宗的不快乘机攻击皇太子，并指控王忠嗣已答应协助
皇太子登上皇位。王忠嗣被捕受审，但这一次指控实在站不住脚，以致连玄
宗也不相信。但王忠嗣仍被派往西南任职，他的助手突厥将领哥舒翰则代替
他负责边境的指挥。②
这一时期激烈的党争阴谋的胜利者是李林甫，但党争既削弱了他自己的
地位，更重要的是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削弱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中央的
官僚集团被李林甫清洗的暴力所动摇，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暴力吓倒；大批杰
出的人物死了，或被断送了前程。国家的财政依然控制在贵族理财专家王鉷
之手，但他不同于前几任的宇文融、韦坚和杨慎矜，只关心谋取自己在朝廷
的优势和贪污自肥。
对边镇的控制
强大的边境将领干政的威胁得以避免。但代价很大。在发生涉及皇甫惟
明和王忠嗣的“阴谋”以后，李林甫断定，让那些可能有干预朝政野心的高
级的和有才能的官员控制边境藩镇，实属危险之举。从748 年起，他硬要玄
宗推行一项精心制订的政策，即把边境将领置于非汉人节度使之下。这些节
度使被认为是比汉族更优秀的军人，他们的野心也被认为只在军事而不在政
治方面。①到751 年，除四川剑南以外的所有藩镇都受外族将领的指挥。自
744 年起，安禄山控制范阳和平卢，从751 年还指挥河东。他的堂兄弟安思
顺从747 年年末起指挥河西，从750 年起又指挥朔方。突厥将领哥舒翰从747
年后期起坐镇陇右，而在极西部，高丽血统的将领高仙芝掌管了安西。
在这些人中，最强大、在其藩镇培植势力最久的将领为安禄山。②他具有
④ 《资治通鉴》，卷215 第6879—6882 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 第3197—3201 页；《新唐书》，卷133 第4551—4555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第6877—6883 页；《旧唐书》，卷103 第3199—320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6 第6888—6889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200 上第5367—5372 页；《新唐书》，卷225 上第6411—6421
 页。关于他的出
身和事业，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23 页和第82 页以后；戴何都：《安
禄山史》（巴黎，
1962 年）提供了《安禄山事迹》的详尽加注的完整译文；《安禄山事迹》为姚汝能所作的
一部叙述安禄山
粟特和突厥的混合血统，是默啜可汗军队中一名粟特军官之子。安禄山在张
守珪指挥的西北边防军中当兵，733 年张守珪调到幽州时，他作为僚将随往。
739 年张守珪被贬，由李适之接任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在平卢时地位仅次于
王斛斯。741 年李适之被召回长安；王斛斯成为幽州节度使；安禄山被提升
指挥当时仍隶属于幽州的平卢。次年，即742 年，平卢独立为镇，安禄山任
节度使。在此期间，他与从742 年直至744 年阴历三月任幽州节度使的裴宽
关系密切。因此，安禄山与李林甫的两个对头都有密切的联系。裴宽被召回
长安以后，安禄山又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他在743 和744 年已入京朝
觐，并且如前文所述，卷进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件。到747 年当他再次进京
时，他在东北已经树立非常牢固的地位，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他和妻子被
授予尊贵的称号，他还拥有御史大夫的荣誉职位。虽然他力量强大，但他个
人仍非常畏惧李林甫，这种关系在这些动乱的年代里对维持朝廷的稳定起了
重要的作用。
杨氏家族和杨贵妃的崛起
随着后宫政治造成的杨氏家族的崛起，宫廷事务中又添进了另一新的内
容。①武惠妃死后，玄宗在后宫似乎暂时还没有一个恩眷不衰的宠妃。在8
世纪40 年代初期，他似乎已迷恋上了寿王李瑁之妻杨玉环；李瑁为武惠妃的
宠子，他在738 年未被立为皇太子。741 年她离开了丈夫，自愿度为女道士，
住在宫内，745 年当她正式与再婚的寿王分居后，玄宗召她进了自己的后宫，
封她为贵妃。从此，她完全左右了皇宫。虽然她两次被短期地放逐出宫，但
玄宗对她如此迷恋，以致每次放逐后就立即召她进宫。
杨贵妃是来自四川的一名地方官之女，她与玄宗早期宠爱的元献皇后同
样出身于华阴的杨氏氏族，又是隋皇室的远房后裔。杨贵妃的家族以出美人
著称，她聪慧多才，与玄宗同样热爱音乐和舞蹈，而且自己又能歌善舞，她
与她的也很受玄宗赏识的姐妹们证明是善于利用政治影响的里手，她家族的
几个成员都得到勋位和在朝廷任高官。在8 世纪40 年代后期，她成了安禄山
的密友，751 年她收这位奇胖和魁梧的将领为义子。关于他们和她的姐妹以
及关于安禄山显然可以自由出入宫禁的宫廷中的淫逸放荡的丑闻不胫而走。
但这些传说在许多方面是不可能的，是以后虚构的，它们也是以玄宗和杨贵
妃为主角的大量半传奇传说的一部分。重要的事实是，在安禄山最后叛乱以
前，她和玄宗两人同安禄山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密切。
在杨贵妃较远的亲戚中，隔代堂兄弟杨铦担任鸿胪寺卿，另一个杨锜担
任御史并娶武惠妃之女太华公主为妻。第三个更为阴险的人物是杨钊，后来
玄宗赐给他人们所习知的名字国忠。①杨国忠为一小官员之子，年轻时放荡无
事迹的9 世纪初期的著作。
① 关于杨贵妃及其家庭，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2 页以下。霍华德·列
维：《杨贵妃事迹》，
载《通报》，45（1957 年），第451—489 页；此文有《旧唐书》（卷51 第2178—2181 
页）和《新唐书》
（卷76 第3493—3496 页）中她传记的译文；又见列维：《杨贵妃的家族背景》，载《汉
学杂志》 5.2（1957
年），第101—118 页；《一个杰出皇帝的后宫宠妃》（台中，1958 年）；《长恨歌：杨
贵妃之死》（东
京研究社，1962 年）；《杨贵妃之中选》，载《东方》，15（1962 年），第411—412 页
。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 第3241—3267 页；《新唐书》，卷206 第5846—5852 页；
关于他的出身，
行，为宗里所鄙，于是去四川从军，后任一地方的低级官员。他在四川得到
一位富有的地方有才的文士鲜于仲通的庇护，鲜于后来在剑南节度使章仇兼
琼（739 至746 年任节度使）的幕府中担任重要的行政官员，为杨国忠谋得
了推官之职。在四川的这些年中，他结识了他的远亲——杨贵妃的家属；他
还因勾引她的一个妹妹而被控。
当杨贵妃作为玄宗宠妃的地位正式确立后，章仇兼琼和鲜于仲通决定用
杨国忠为代理人以保住他们在剑南道的地位，于是派他前往朝廷。由于与杨
贵妃的关系他来到京师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作为李林甫的忠诚和热心的
亲信，参与了746 至748 年的清洗。章仇兼琼由于杨氏的势力，在746 年阴
历五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担任了其他的职务。他在四川的节度使之职被
原户部侍郎郭虚已接替；郭任此职直至748 年，在此期间由鲜于仲通任助手。
当郭虚已回长安时，鲜于在748 年接任节度使。
这样，杨国忠由于他的堂姐妹和亲戚的影响，在746 年以后得以迅速巩
固他在京师的地位，同时他又与他早年供职的四川保持牢固的联系。由于这
种特殊的地区关系，剑南（即四川）一直是李林甫的指派非汉族将领任节度
使的政策从未得以实施的唯一边境藩镇。
在此期间杨国忠没有与李林甫公开破裂，但从749 年起，他像王鉷那样
能够对李林甫进行挑战，因为他可以指望从玄宗和杨贵妃那里得到个人的支
持。749 年，他把京兆尹萧炅贬黜出朝廷，此人先后是裴耀卿、李林甫及李
在御史台的一个朋友宋浑的长期同伙。李林甫此时也无力帮助他的朋友。杨
国忠在户部的度支使署担任一系列职务，并得到15 个以上的专职头衔（其中
大部分是属于财政方面的），所以其权力很快就与王鉷不相上下，后者也就
成了他的政治追随者。①
752 年，王鉷被清除出政治舞台。他与其弟王銲召术士询问自己为帝王
的前景，后来担心此事泄露，就将此术士和一个公主的知情的儿子审判处死。
王銲的一个朋友此时正策划控制龙武军（北军）和清除李林甫、陈希烈和杨
国忠。玄宗获悉这一阴谋，就命王鉷逮捕阴谋者。王鉷警告其弟即将被捕，
于是密谋者出逃。在王鉷和杨国忠带领军队的追赶下，造反者最后走投无路，
被高力士率领的飞龙小儿俘获。
杨国忠此时揭露王鉷也参与了阴谋。但玄宗不信王銲的叛逆行为，而李
林甫又为王辩护。因此玄宗下令恕免王銲之罪，但为了保留各方面的面子，
他通过杨国忠命令王鉷正式承认其弟之罪并请求宽恕他。但王鉷拒绝照办，
这下激怒了玄宗。陈希烈这一次就不听命于李林甫了，他这时公开指控王鉷
叛逆，要求将他处死。王氏两兄弟被杨国忠和陈希烈审讯，审讯结果不但使
被挫败的阴谋真相大白，而且还弄清了他们以前起过作用的谋害人的情况。
752 年阴历四月，王鉷奉命自尽，王銲被杖死在朝堂。王鉷诸子被放逐到边
远的南方，后来被处死，大量家产被没收。①
此事的结果对李林甫的地位是一个严重打击，因为他曾荐举王鉷任职，
又曾为他的叛逆罪名辩护。他这时不但面临曾企图在指控王鉷时把他株连在
一起的杨国忠和陈希烈的公开对立，而且还受到强有力的将领哥舒翰的仇
见《资治通鉴》，卷215 第6867—6868 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4—16
5 页，注47、48。
① 《资治通鉴》，卷216 第6896 页；《旧唐书》，卷106 第6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5 第6910—6912 页；《旧唐书》，卷105 第3230—3232 页。
视。
对外关系（720—755 年）
传统历史学家对玄宗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当他即位初期帝国的防御已得
到加强和帝国随之采用消极的防御政策后，他的雄心导致他日益改用一种国
力所不能负担的主动的、干预性的对外政策。当然，随着714 年吐蕃战败而
出现的相当平静的几年以后，军事活动在他在位的中期和后期大大地增加
了，但这肯定不是像太宗后期和高宗时期那样的蓄意的领土扩张时期。在玄
宗的这些日子中，唐朝对来自两个最强大和最富侵略性的邻国——契丹和吐
蕃——的压力作了反应，与它们进行了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同时，中国对外
关系的总格局由于以下的因素而起了变化：在满洲（渤海）和云南（南诏）
出现了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传统的北方敌人突厥族最后消失；基本上对唐朝
友好的回纥人取代突厥族而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
吐蕃
吐蕃依然是中国最难对付的邻国。714 年战败后，吐蕃人稳步地巩固他
们的王国；721 年，随着幼王的成年和705 年以来控制吐蕃的宰相和太后之
死，吐蕃的宫廷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转折。722 年，吐蕃朝着新的方向重新向
外扩张，入侵西部的小勃律（吉尔吉特）。小勃律和邻近的大勃律（巴勒提
斯坦）对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是疏勒（喀什噶尔）
经明铁盖山口通往迦湿弥逻（克什米尔）和印度河谷的要道。它们自武后时
期起已是中国的朝贡国。吐蕃的占领将使吐蕃人控制帕米尔地区，使他们能
直接与突骑施部或阿拉伯人接触，从而威胁中国人在中亚的地位。
面临吐蕃的入侵，小勃律王向中国求助。一支中国军从疏勒前往援助，
吐蕃人被击退。但他们仍控制着大勃律。
这次冲突似乎对中国西部边境没有直接影响，但与吐蕃的关系不久在玄
宗的朝廷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725 年封禅祭典以后，张说敦促玄宗与吐蕃
长期议和以减少陇右和河西的大量边防开支。但玄宗征询了在724 年已主张
深入吐蕃领土进行打击的好战的河西节度使王君??的意见。结果他没有采纳
张说的和议意见，开始计划对吐蕃进行一次侵略行动。
725 年，一些吐蕃人参与突骑施对塔里木绿洲的袭扰。从726 至729 年，
敌对行动又在中国边境发生。吐蕃人屡次袭击河西走廊的中国领土，而中国
人则再三打入青海湖区。从728 年秋季起中国人取得了主动，军队赢得了一
次次辉煌的胜利，并占领了几个主要的吐蕃要塞。吐蕃人求和，在以前因吐
蕃人的背信弃义而仍对他们不信任的玄宗最后被说服同意议和。730 年和约
商定。吐蕃王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吐蕃的边境将领奉命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
袭，一块刻有和约条款的石碑矗立在边境。和平持续了几年。两国互派使者，
边界被划定，边界栅栏也被建立。此外，在这些年中，唐朝专心致志于同东
北的契丹进行持续的战争。
但是，和平在736 年遭到破坏。吐蕃人又进攻小勃律，虽经中国人抗议
也未停止。帕米尔地区的形势甚至比722 年更加危急。玄宗有好几年曾力图
取得经帕米尔地区通往伊朗和西方的南方诸路的控制，因为粟特由于突骑施
的干涉和又受到来自阿拉伯人的压力而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同时传统的北
方商路也受到威胁。这一对峙还有另一个形式。在734 至735 年，北庭（准
噶尔）的唐军与突骑施之间已爆发战争。突骑施的可汗娶了一名吐蕃的公主，
而吐蕃王的一个妃子又是康国（撒马尔罕）的公主。这样，对吐蕃—突骑施
的结盟或对更讨厌的吐蕃—阿拉伯在中亚的结盟的由来已久的恐惧又出现
了。
由于无力阻止吐蕃对小勃律的进攻，中国就在东面发动进攻，吐蕃人在
那里因被和约和中国与吐蕃将领之间的誓约所麻痹，对进攻毫无准备。737
年中国人进犯肯海湖区，738 年吐蕃的反攻被击退，河西、陇右和剑南诸节
度使奉命与吐蕃人全面作战。中国人从甘肃深入今之青海省。四川的军队在
开始时战果不大，但在740 年得到当地羌族部落民的帮助，占领了关键的吐
蕃要塞安戎，因为这些部落民对吐蕃的行政官的勒索已感到厌烦。尽管出现
坚决的反攻，中国保持了战果，这样，唐朝又控制了在680 年丧失的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739 年，在拉萨保持一定程度的中国文化影响的吐蕃王后金城公主死
去，741 年吐蕃人试图利用在长安为她举行葬礼的机会缔结新的和约。玄宗
没有同意，于是吐蕃人在741 年夏季开始发起一系列果敢的进攻，并重新控
制了青海湖区。他们夺回固若金汤的石堡城，并入侵甘肃边境的中国领土。
在以后几年，皇甫惟明及其继承人王忠嗣，进行了一次次的边境战争，
稳步地加强了陇右和河西两镇的中国防御设施，这两个藩镇到742 年时已控
制了17 个军，兵员共达14.8 万人。皇甫惟明和王忠嗣都在宫廷的党争中被
株连，747 年陇右归突厥将领哥舒翰管辖。749 年，他率领从陇右、河西、朔
方和河东诸镇抽调的大军，最后攻占了石堡城，但中国人伤亡很大。该地成
了新的中国军队的驻地，在以后几年中国人在西北新成立九支长驻军队，并
开辟屯田来供养他们。753 年哥舒翰再次大败吐蕃，收复了称之为九曲的黄
河上游的大部分。
8 世纪的40 年代和50 年代初期当中国人在吐蕃边境进行大规模战争
时，吐蕃的西陲又形成了与唐朝直接对峙的形势。吐蕃在736 年攻击小勃律
后，稳步地巩固它在帕米尔的地位，许多山地小王国与长安断绝往来并成了
吐蕃的属国。在塔里木的中国将领曾经不时攻击吐蕃人，但毫无结果。746
年，在安西任职的高丽将领高仙芝对小勃律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讨伐，他
率领一万名骑兵通过帕米尔最高的几个山隘。吐蕃人被赶走，中国军队驻在
小勃律，中国对帕米尔诸国的影响得以恢复。吐蕃这时又转而窥测小小的劫
国，使驻在小勃律的中国军队的供应线有被截断的危险。750 年高仙芝又进
行一次讨伐，占领了吉查尔，最后遏止了吐蕃想在帕米尔建立统治的企图。
755 年，吐蕃王死，吐蕃朝廷派使节前来，寻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中国使节也被派往吐蕃去册封新王和转达唐皇的吊唁。吐蕃的威胁不论在中
国边境还是在西面，似乎都暂时被遏制了。但安禄山之乱的爆发和随之而来
的中国军队在吐蕃边境的撤离，又揭开了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中亚，突骑施族和阿拉伯人
自玄宗初年以来，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西突厥族各部居住的地区
已被一个名突骑施的部落及其令人生畏的苏禄可汗所统治。虽然苏禄可汗已
在717 年正式臣服于中国人，但在同一年他还是袭击了边境并进攻阿克苏及
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方。719 年，唐军已被赶出碎叶（托克玛克）的哨所，
丧失了在天山山脉之北的大片领土。
幸亏苏禄这时西进占领富饶的粟特诸城邦国。苏禄是在粟特最后建立阿
拉伯统治的伟大的阿拉伯将领库塔伊巴死后不久崛起的。阿拉伯人坚决的推
进暂时被挡住了；突骑施族前去支援粟特人进行抵抗。在724 年，在阿拉伯
史学家称为“渴日”的战斗中突骑施大败侵略河中地区的阿拉伯远征军。这
一挫折使阿拉伯向东的扩张中止了约50 年；从724 至727 年，突骑施深深地
渗入粟特国境，远至康国（撒马尔罕）本土。726 年，突骑施为防卫骨咄（帕
米尔以西）而与阿拉伯人交战；阿拉伯人直到730 年才开始认识突骑施的力
量。
唐朝感到应该安抚苏禄，于是在722 年安排把唐朝的“公主”（实际上
是西突厥名义可汗的一个女儿）嫁出和亲。同时，中国的安西都护府（塔里
木盆地）和北庭都护府（准噶尔）的防御设施不断地得到加强。718 年，安
西成为一节度使驻节之镇，北庭在727 年也照此办理。到8 世纪30 年代，它
们各自拥有两万名的守军，给养部分来自屯田，部分地来自与中亚贸易的商
人所缴的过境税。
这些预防措施之所以必要，不仅是由于苏禄本人明显的军事力量，而且
是由于他与中国的两大最强大的宿敌东突厥和吐蕃联姻。725 年，他插手支
持于阗王的反唐叛乱。叛乱很快被平定，但苏禄与中国的安西副使结下私仇，
他与吐蕃盟友一起掠夺塔里木盆地，围攻龟兹，进攻高昌区。但突骑施基本
上仍只插手中亚事务，730 年，苏禄与唐朝媾和。
突骑施的力量几乎完全依靠苏禄个人的领导和他给他的部落领袖提供无
数掠夺物的能力。到8 世纪30 年代，他与诸子和酋长们的关系日趋紧张，同
时他得了一次中风，一臂不能动弹。但他被迫继续征战。731 年，他又进犯
粟特，企图打败阿拉伯人和夺取富饶无比的康国（撒马尔罕城）；他差一点
成功，在被迫撤军前重创阿拉伯人。
在西面受阻后，苏禄又在735 和736 年进攻中国北庭和北塔里木的据点。
这一次他遭到惨败，于是又被迫议和。因此他在737 年又重新西撤，阿拉伯
人已在那里进攻位于经过帕米尔的南路的要冲骨咄。苏禄与从粟特和吐火罗
的几个属国抽调的部队渡过乌浒水，抵达阿拉伯主要的前沿基地巴尔赫。虽
然苏禄的军队人数大大超过阿拉伯人，但他们被彻底击溃。
这是苏禄及突骑施力量没落的开始。部落的对立造成了危机；738 年苏
禄被一个争权者谋害。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这些部落中的一派请求中国人
援助，于是中国人会同拔汗那（费尔干纳）王平息了突骑施之乱。这一地区
取得了全面的政治解决，拔汗那、柘支（塔什干）和佉沙（基什）诸王都得
到中国的封号。中国人企图在西突厥人中立一新可汗以便对突骑施进行控
制，这又引起一次动乱，但744 年的又一次讨伐最后打垮了突骑施人，并在
伊犁河流域和碎叶区重建中国的权威。到750 年，这里成了中国的强大的基
地，高仙芝由此就能进一步向中亚扩张力量，最后在那里与阿拉伯人直接对
峙。
被内部斗争搞得四分五裂的突骑施不再是唐朝的威胁。在8 世纪50 年
代，他们日益受到住在巴尔喀什湖之南的北邻葛罗禄部的压力。葛罗禄部曾
参与回纥人推翻东突厥之战，但后来又与获胜的回纥人不和，此时开始向西
南迁入突骑施的领地。
东突厥的衰落和回纥的崛起
716 年默啜可汗之死引起了东突厥人内部一段不稳定的时期，在此以
前，他们已因许多臣服民族的变节而力量减弱。新的小可汗匐俱不久就被默
啜之侄、杰出的将领阙特勤废黜，后者把除年迈的暾欲谷以外的默啜的家族
及其衙官全部杀害。阙特勤以新可汗（中国史料中称默棘连或毗伽）代替匐
俱，新可汗从716 年一直统治到734 年。在716 和717 年，突厥领地瘟疫肆
虐，于是与蒙古北部诸臣服部落的一系列血腥战争爆发了；结果乌古思诸部
逃往中国避难。
毗伽成为可汗后，立刻想进犯中国，但被顾问们劝阻。他于是妄想使其
部落民过定居生活，自己则想住在中国式的围有城墙的都城内。这一计划被
暾欲谷劝阻，他认为这一发展会破坏突厥人的民族特点和使突厥人丧失对付
中国人的力量——机动性。同时，毗伽建议与中国人媾和。玄宗予以拒绝，
并在718 年计划纠集东面的契丹和奚族、西北的拔悉蜜和黠戛斯以及臣服于
突厥的形形色色集团，对突厥发动一次协同进攻。720 年秋，进攻在中国将
领王唆的指挥下进行。计划同时直捣突厥大营的行动是一个错误。拔悉蜜先
于中国大军抵达，结果被击溃。突厥人于是开始袭击河西走廊的中国定居地
和西面的北庭都护府。
在721 至722 年期间，和解终于达成：可汗同意事玄宗为父，突厥的朝
贡使团和使节定期来中国朝廷。毗伽几次要求娶中国的公主。但始终没有得
到同意。8 世纪20 年代后期出现边境纠纷时，吐蕃要求突厥人一起进攻中国，
但毗伽拒绝，原因也许是中国人已在朔方建立大规模的边境集市，突厥人和
其他边境民族可以在那里获得大量中国丝绸。
731 年阙特勤死，玄宗派使者吊唁，并派中国匠人为阙特勤之碑刻汉文
纪念。达成的亲切的妥协显然对突厥人和中国人都有利。734 年，毗伽被他
的一个大臣毒死。
在8 世纪30 年代初期，这一政治平衡受到契丹和奚族的叛乱的威胁（见
下文），它们拒不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转向突厥效忠。突厥人似乎不愿意
直接插手，从而危及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虽然在733 年有些突厥军队协助契
丹兵作战。然而在734 年突厥人几次向渤海王建议，希望结盟反对契丹，但
没有成功；735 年，他们自己攻打奚和契丹，但被打败。突厥人肯定已深深
地陷入东北的这一危机之中，唐朝发现单单契丹已是强大和意志坚决的敌
人，就十分谨慎地不让突厥人直接参加对抗。
伊然继毗伽为可汗，他不久死去，由其弟登利可汗继位，后者是被毗伽
遗孀控制的儿童。这两个可汗继续与玄宗的朝廷保持朝贡关系。741 年，稳
定的局势被破坏，登利被他的一个将领东杀——所杀，东杀另立毗伽的一个
儿子为可汗。但新可汗很快就被骨咄叶护杀害，他的弟弟被立为统治者，但
又被谋杀。叶护于是自立为可汗，但拔悉蜜、回纥和葛罗禄群起反对，把他
杀死。拔悉蜜人企图立自己的可汗，但突厥人另立杀害登利可汗的凶手之子
乌苏米施为可汗。中国人派使者要他效忠，但被拒绝。他的朝臣反对这一行
动，乌苏米施在遭到拔悉蜜和其他部落的攻击后出逃，在744 年被拔悉蜜部
所杀，并被传首长安。
突厥人此时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乌苏米施之弟被立为白眉可汗，但其
他突厥人另立拔悉蜜之主为对立的可汗。中国人利用了这一混乱；朔方节度
使率军进入草原，打垮了东面诸部。同时，葛罗禄部和回纥部杀了拔悉蜜的
可汗，回纥的首领骨力裴罗控制了该国。745 年回纥杀了最后一个突厥可汗
白眉，将其首级送到中国朝廷。毗伽的令人生畏的遗孀率部投诚玄宗。突厥
帝国灭亡。
导致突厥人灭亡的部落联盟是很短命的。最初在叛乱中为首的拔悉蜜在
744 年被其他部落所灭，拔悉蜜的首领逃往北庭寻求中国的保护。此后不久，
葛罗禄也臣服于回纥，回纥的统治者骨力裴罗此时成为原先被突厥人统治的
整个草原区的无可争辩的主宰。746 年，玄宗封他为怀仁可汗，批准他为统
治者。
747 年，他的儿子磨延啜继他为可汗；磨延啜巩固了回纥对其前盟友的
霸权地位，并建都于合刺八刺哈孙城。回纥人以前原为游牧民族。磨延啜此
时采取了716 年毗伽可汗曾为突厥人设想的步骤，即给他的臣民建立一固定
的首府，回纥人逐渐开始定居和务农，同时他们的首府和磨延啜通过中国人
和粟特人在色楞格河畔建造的另一个城市成了活跃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回
纥人从未成为定居的民族。在840 年他们的帝国灭亡前，他们多半依然是牧
民。但他们很快发展了远比突厥人在鼎盛时期更为复杂和先进的社会和经济
秩序。
对唐朝来说幸运的是，他们一直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玄宗在位的
最后几年，他们建立了正规的朝贡关系，并且奠定了在下一世纪将把双方连
接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基础。
契丹和奚
中国对南满控制的重新建立、717 年营州的强大的平卢军的建立和714
年契丹王和奚王的重新归顺，使东北开始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这种局势
是由唐“公主”与契丹王和奚王的一系列王朝通婚支撑的。贡使定期来到中
国的朝廷，贸易在营州十分繁荣。此外，在东满洲出现的强大而稳定的国家
渤海（详见下文）有助于进一步稳定东北，而突厥人的总的消极态度避免了
外来民族在这一区域构成的传统战略威胁，即对整个北方边境的联合进攻。
最后，唐朝在东北的防御设施极为强大。696 年契丹入侵后建立的五个军在
玄宗初期得到三个军的补充，在729 年又增加了两个军。它们归范阳节度使
指挥，到8 世纪30 年代，归他直接调遣的军队达9.1 万人。此外，平卢军和
南满的其他军队也归他节制。范阳是所有边境藩镇中实力最强的一个，这是
朝廷见到契丹和奚构成的潜在威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一区域外表的平衡实际上掩盖了高度动荡的政治局势。契丹的局势尤
其如此；718 年李失活死后，契丹在八年中走马灯似地有四个王上台。契丹
朝廷的实权掌握在大臣可突于手中，他废立了几个王，大权在握。8 世纪20
年代后期，他与一朝贡使团来长安朝廷，遭到宰相李元纮的粗暴对待。他对
中国人怀有很深的怨恨；他在730 年杀契丹王，迫使作为王妃的中国“公主”
逃到营州的驻军那里，然后自立为契丹的统治者。他然后胁迫其邻近的奚族
参加叛乱，并向突厥的毗伽可汗投顺。
虽然中国朝廷决定讨伐他并下令大量征兵，但有效行动直到732 年才开
始。信安王李祎全面指挥一次同时从几个方面进攻可突于的战役。经过几次
挫折，李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对方造成大批伤亡，抓获很多俘虏。可
突于彻底战败，率残部逃进热河山区，同时他以前的同盟奚族向唐投降，恢
复了原来的属国的地位。
但契丹根本没有灭亡。733 年春，有突厥友部参加的契丹大军驻营于渝
关塞外。新任范阳节度使的薛楚玉派军进攻，但大败而归。同年稍晚的时候，
在最近与吐蕃交战中战功卓著的张守珪接替了薛楚玉。可突于被张的盛名所
慑而被赶走；他试图通过诈降来赢取时间，同时向西北撤退，指望与突厥人
会合。张守珪此时策反了一个与可突于不和的契丹将领李过折。李过折杀害
了可突于及其许多支持者，将其首级送呈中国朝廷。
735 年玄宗承认李过折为契丹的领袖，并封以各种表示他的臣属地位的
官职。契丹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和平希望很快又破灭。在同年年终以前，
可突于的残余党羽在涅礼的谎言煽动下，杀害了李过折及其大部分家属。同
时，突厥人进攻契丹和奚，但被击退。中国朝廷宽恕了涅礼并批准他为契丹
王。但在736 年初期，奚和契丹又不服中国的节制。张守珪的将领安禄山率
军进击，但被战败。次年，张守珪大败契丹。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战争的间歇，
但双方未达成明确的和解。
738 年秋，张守珪的两名属将矫称张守珪的命令，使营州主将在横水进
攻奚。进攻失败。张守珪企图掩盖真相谎报胜利。真相泄露，张在随之而来
的丑闻中被贬，职务由李适之接替；李率军在740 年秋打败了契丹和奚。
局势此时终于变得比较安定了。唐的防御体系得到加强。743 年河北建
立了两支新军，平卢建立另一支军队；在742 年，原归范阳节度使指挥的平
卢改为负责中国在南满地位安全的一个独立藩镇。743 年契丹和奚国派使者
至长安，唐朝廷也显然决定试探和解，因为在745 年，中国又有公主嫁给了
契丹王和奚王。
但在745 年末，两王杀害了中国的王妃并谋反。自742 年起已任平卢节
度使并在744 年以后同时指挥范阳的安禄山平息了他们的叛乱。746 年，中
国朝廷册封了契丹和奚国的新王。和平关系得以恢复：749 年奚使者来到长
安，契丹使者则于750 年相继来到。
终玄宗之世，奚和契丹的问题仍未解决。虽然这些部落没有大举侵入中
国境内，但中国人企图控制它们的活动也没有结果。它们一直是强有力的威
胁，它们的存在说明唐朝在东北保持庞大的军事制度是完全有道理的。
渤海
玄宗在位期间，唐朝与以前很少直接交往的中满和北满诸民族发生了关
系。唐朝已偶尔接待来自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库页岛可能还有堪察加的形形
色色来历不清的民族的使团，并与满洲和黑龙江流域的民族有定期交往。在
唐初期，北高丽和今辽宁、吉林两省东部形成高丽国的领土。在高丽之北，
许多室韦亚族居住在今黑龙江的西半部，它们属于与契丹有关系的蒙古族，
而在今黑龙江省东半部和黑龙江下游则是有通古斯族血统的靺鞨的领地。北
高丽人口的大部分也属于靺鞨血统。
随着高丽的衰亡，其原来的领地成了权力真空。在南部，一个组织甚差
的“小高丽”国在新统一的新罗国和辽河流域下游中国人定居区之间的地区
勉强维持生存。高丽统治集团的大部分已被高宗迁移，有的到中国各地，但
大部分则在营州地区居住。当696 年契丹入侵河北从而中断中国在东北的行
政时，由来自濊貊统治阶级和高丽靺鞨部落的民族组成的一个集团叛乱，在
前高丽将领大祚荣率领下逃到今吉林省的松花江上游。大祚荣在那里自称振
国国王，并使自己成为突厥的默啜可汗的一个藩属。
到705 年，中国朝廷得知他已成功地在东满洲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
于是决定承认它，希望中国在与奚和契丹作战时，它会成为一个同盟。使者
你来我往，但与契丹和奚的战争切断了双方的交往，直至712 年，这时中国
承认大祚荣为渤海王。新的渤海国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王国，它的
组织如同新罗那样严格仿效中国的模式。定期的朝贡使团被派往长安，为了
促进贸易，它还作了专门安排。
719 年大祚荣死，他的儿子大武艺继位，他统治渤海直至737 年。虽然
朝贡关系没有中断，但在8 世纪20 年代，双方关系趋于紧张。渤海王采用自
己的年号，放弃唐朝正朔，以表示对唐朝的独立；渤海朝廷于是分裂，一方
为亲唐派，一方为以渤海王为首和谋求更独立的路线的保王派。
唐朝对渤海的日趋强大越来越忧虑，并开始寻求同盟以抵消它的力量。
渤海几代国王以前曾被北部邻族——黑龙江流域的靺鞨族——打得大败；唐
朝开始与这些以好战著称的部落建立联系。726 年，靺鞨派使者前来朝廷，
中国人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一边境行政区，中国的军官充当部落首领的顾问和
组织一支部落军队。
渤海王当然会以忧虑的心情看待这些事态发展。726 年，他命他的弟兄
大门艺（此王从705 至712 年曾在唐朝廷当人质）率军对黑龙江流域的靺鞨
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防止唐和靺鞨的南北夹攻。大门艺反对这一计
划，说这样会背叛他们的霸主唐帝国；他逃到了玄宗的朝廷。
渤海王派使者要求处决大门艺。玄宗企图蒙骗使者，说大门艺已被流放
岭南，而事实上他被派往中亚任职。真相泄露之后，渤海王大怒。732 年他
派海军出征，袭击山东半岛的中国重要港口登州，攻占了州府，撤军前把刺
史杀死。
玄宗此时决定对渤海采取激烈行动，他与也因强大的北部的崛起而感到
威胁的新罗王拟订计划，准备中国军队从营州和新罗军从朝鲜半岛北部进行
联合夹击。战争的结果是一次惨败。733 年中国人因与契丹重新出现纠纷而
放弃了这次战役；新罗军也在高丽北部山区被暴风雪所困，在未与渤海军遭
遇前就损失大部分人马，最后被迫撤军。734 年玄宗致函新罗王，敦促他一
有机会就向渤海进攻，同时双方缔结了协同防御的协定，结果唐朝等于正式
放弃了它以前在高丽征服的土地上的长期权利。渤海王为报私仇，继续反对
大门艺；他企图派人在洛阳暗杀大门艺，但企图失败，刺客被捕。
但更冷静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在8 世纪30 年代，突厥人屡次与契丹发
生纠纷，734 年他们要求渤海与之结成联盟，以对付此时又承认中国宗主权
的契丹。渤海王也许意识到，作为契丹领土上的主宰的突厥人会成为比唐朝
更具有侵略性的邻邦，所以拒绝了这一建议。735 年，渤海派遣由一个王子
率领的朝贡使团前往长安，作了表示正式臣服的行动。从此使团岁岁来朝。
737 年，其政策导致与唐朝关系破裂的大门艺（原文如此，应为大武艺
——译者）死亡。渤海诸王中最伟大的大钦茂（死后的谥号通称大文王）继
位。他在位的57 年使渤海的国力达到最高峰，而且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水平。
在他统治下，渤海在制度和文学文化方面成了唐朝亦步亦趋的翻版，很像新
罗和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它成了中文作为行政和文学通用语的东亚中国文
化圈的一部分。虽然渤海与新罗及日本同样完全独立，唐朝政策也无力干涉
它的内政，但朝贡关系的形式仍被谨慎地保持着。渤海王和新罗王正式接受
唐朝廷的封号，他们的王后和太子也是一样。两国使者定期到唐朝廷祝贺新
年，他们朝贡后得到回赠的中国产品则更加昂贵精美。
渤海崛起后，唐朝在东北面临新的形势。新罗和渤海既不是在发展程度
上明显低于中国的部落民族，也不是在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上完全属于异族
的游牧帝国。它们都是定居社会，完全是像中国本身那样组成的中央集权官
僚王国；唐朝廷必须与它们一起创造一种新型的关系，即要接受一种远比与
以往任何邻国相处时都更为平等的关系和更为共同的文化。
750—755 年的对外发展
直至8 世纪40 年代为止，对边境事务的处理基本上是成功的。吐蕃的边
境已经稳定，以前丧失的重要战略地区已被收复。经塔里木、伊犁河流域和
帕米尔通往中亚的各条路线都得到保护。草原被比较和平和友好的回纥人控
制，契丹和奚民族的威胁被成功地遏制了。漫长无比的边境防务在人力和供
养方面都是代价昂贵的。但唐朝成功地达到了它的目的，玄宗时期的战役很
少是中国对邻邦的侵略政策或扩张野心引起的。
但约在750 年，中国在经过十年胜利的征战后遭到了一次次严重的军事
挫败。751 年，曾在小勃律和拔汗那之役取得辉煌胜利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
最后与阿拉伯人在呾逻私（塔拉斯）水交锋，被打得溃不成军。①战斗本身并
无重要意义。但它对未来的含义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它使阿拉伯人处于有力
的地位，当安禄山之乱后中国在突厥斯坦的守军开始处于孤立然后又遭到吐
蕃的侵袭时，他们就得以向中亚扩大势力。751 年安禄山也惨败。750 年，安
禄山的军队在东北边境又与奚和契丹交战。据历史记载，这些敌对行动是安
禄山蓄意挑起的，其目的是想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然后向玄宗邀功请赏；
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安禄山于750 年后期回京后被厚加赏赐，即获准可
自行铸钱这一无与伦比的荣誉。751 年返回东北后，他准备大举征讨契丹，
于是率领自己的六万名军队和一支奚骑兵对付契丹。远征的结局是一场十足
的灾难和安禄山大部分部队的丧失。②尽管这次惨败主要是安禄山过分自负引
起的，玄宗个人对他仍如此宠爱，以致他未受到任何惩处。
就在这一年，唐朝在云南也遭到同样的惨败。中国人在这里面临新兴的
南诏国：中国人曾鼓励南诏的兴起，以期在对付吐蕃对它会充当中国的盟友。
8 世纪30 年代后期，蒙舍（南诏）统治者皮逻阁逐步将统治扩大到今云南的
六个土著王国（六诏），此举得到剑南节度使王玙的默许和援助。739 年，
他在今大理附近建都，并以重兵设防。南诏王和太子得到中国的封号，于是
① 《资治通鉴》，卷216 第6907—908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第9608—906 页；《旧唐书》，卷200 上第5369 页；《安禄山
事迹》（1910 年
本），上，第11 页；戴何都：《安禄山史》，第111—15 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
景》，第96—8
页。
与中国朝廷建立了封建的关系。①
750 年，云南太守张虔陀企图掠夺南诏的使者。南诏王阁罗凤不甘忍受
这种待遇，因此张虔陀在一份密奏中诋毁他。阁罗凤大怒，在750 年攻打云
南府，杀死张虔陀，夺取这个地区受中国人保护的32 个土著部落州。
受杨国忠庇护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已在四川稳步地建立了他的权力基
地。他此时决定率军大举征讨南诏。751 年夏初，他派军队八万夹击大理。
阁罗凤提出愿意归还所占的领土，但鲜于拒不接受此建议，仍奋力发动进攻。
结果是一场灾难。阁罗凤大败唐军；鲜于仲通死里逃生，唐军伤亡六万——
许多人死于疾病。杨国忠对玄宗隐瞒真相，诡称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次鲁
莽的远征使中国在四川的地位非常虚弱。阁罗凤马上向吐蕃称臣，于是吐蕃
和南诏的结盟在以后威胁着西南的边境达40 年之久。②
中国经过十多年不断的胜利后重新出现的这一边境问题促使李林甫在
751 年初期设法让自己遥领朔方节度使，而实际的指挥权则操在助手李??之
手。四川的这场灾祸以后，杨国忠在751 年阴历十一月决定让自己担任剑南
节度使，以巩固自己在四川割据的权力基地。①
752 年初期，李林甫又遭到杨国忠及其同伙的攻击，原因是他对朔方负
有责任。752 年春安禄山集结一支20 万骑兵的大军以报他被契丹战败之仇。
作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曾要求得到奉信王李献忠——实际上是一个不愿在
安禄山麾下效劳的原名阿布思的突厥降将——统率的朔方镇大批骑兵的援
助。安禄山对阿布思有宿怨，阿布思自然担心安禄山会把他杀死。阿布思没
有参加征讨契丹，反而叛乱；他袭击了朔方的军械库和粮仓，然后逃进大草
原。
安禄山此时取消整个远征。阿布思原为李林甫的朔方节度使副使，所以
杨国忠、陈希烈和哥舒翰都企图要李林甫对阿布思的叛乱负责。虽然他们没
有得逞，但李林甫被迫辞去朔方节度使之职，而转由安禄山的堂兄弟、已为
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②从这时直至755 年，从鄂尔多斯到满洲的整个北
部边境被安氏兄弟所控制，他们此时仍是李林甫的支持者。
以后不久，李林甫企图对杨国忠进行反击。自鲜于仲通对云南的未遂入
侵以来，唐与南诏的边境纠纷不断。李林甫此时要求杨国忠倾听四川黎民要
求他承担起节度使职务的紧急呼吁。杨国忠和杨贵妃向玄宗求情；玄宗坚持
命令杨国忠赴任，但答应很快会把他召回朝廷担任宰相。
但这是李林甫最后的孤注一掷之举。他已经病入膏盲。一个术士告诉他
如果能再见玄宗一面，他就可康复。尽管侍从们反对，玄宗仍同意见面；但
李林甫这时已病得甚至不能行君臣之礼了。杨国忠就在出发至四川赴任之际
被召回，李林甫在临死前把未来的帝国事务托付给他。几乎不久，李林甫在
掌权19 年以后死于752 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①
① 关于南诏的崛起，见迈克尔·布莱克默：《云南南诏的崛起》，载《东南亚史杂志》，
1.2（1660 年），
第47—1 页；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东京，1969 年）。
② 《旧唐书》，卷197 第5280—281 页；《唐会要》，卷99 第1763—764 页；《资治通
鉴》，卷216 第
6901—902、6906—907 页。
① 《唐会要》，卷78 第1437 页；《资治通鉴》，卷216 第6909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第6910 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01、167 页注
87。
① 《资治通鉴》，卷216 第6912—914 页；《旧唐书》，卷106 第3239—241、3243—24
4 页。
杨国忠立刻被任命为宰相。753 年初期，他重新指控李林甫与阿布思的
叛乱有牵连。后者已被回纥打败，他的残余支持者已为安禄山效劳；安禄山
派他们的首领之一到朝廷报告：李林甫曾收阿布思为养子。玄宗下令调查。
李林甫仍未被埋葬，但在753 年阴历二月，他被追夺所封的一切官品和官职；
他在职的后嗣被削职为民，并被流放到边远的南方和西南的边境，五十多名
近亲和同伙被株连。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棺材被打开，珍贵的殉葬品被取
走；他得到的只是平民的葬礼。②杨国忠和陈希烈又得到新的封号，以奖赏他
们在这次肮脏的报复行动中的作为。
随着李林甫之死，帝国已没有一个坚强和负责的领导人。20 年来，朝廷
已习惯于他的坚强的控制；自746 至748 年的几次清洗以来，大部分可以递
补的领导人或者已经死亡，或是在地方任职。玄宗早就不再起君主的积极作
用，此时，只能走一条最省事的道路，即听任杨国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权力，
而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和对玄宗有个人的影响，却根本不能与务
实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
前40 年的政治发展已把空前的权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但为了确保这一体
制能顺利地运转，皇帝必须保留他更换宰相的权力和意愿。像李林甫和陈希
烈享受的那种漫长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换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职者的势力不
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一些人提升为高官（他们一般有希望成为在职宰相
的继承人）的按部就班的正常途径堵塞了。杨国忠就这样继承了一个朝廷的
高级官职，而他和杨贵妃只要仍得到玄宗的宠爱，他实际上是不会垮台的。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第6917—918 页；《旧唐书》，卷106 第3241 页。
杨国忠的掌权（752—756 年）
从752 年年末至玄宗逊位，杨国忠就这样一直是朝廷中左右一切的人
物。除了宰相之职和中书令的实职外，他又兼任吏部尚书（李林甫自739 年
起就兼任此职），从而使他取得任命文官的控制权。他还继续掌管许多在李
林甫时期逐步设置的财政专署，这样又使他完全控制了帝国的财权，因为户
部此时既无尚书又无侍郎。陈希烈依然是左相，他在李林甫的末年多少表现
出有些独立性，他还不是应予认真对待的政敌。此外，在李林甫垮台之前，
他被撤除按惯例由左相担任的兵部尚书的兼职。
但是，朝廷的势力显然被边镇节度使的巨大权力所压倒；在安禄山叛乱
之前的最后几年，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前者由于控制了北
方和东北的边镇，对帝国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后者则牢牢地支配着京师
和朝廷。杨国忠此时孤注一掷，试图为自己建立地方基地和军事后盾，以与
安禄山的力量相抗衡。
杨国忠想巩固他的剑南节度使地位的企图并不特别成功；四川远离朝
廷，交通不便，它的军事编制又比较小，远不如东北诸镇完整，而杨国忠的
党羽鲜于仲通向南诏进行领土扩张的企图也落了个灾难性的结局。753 年设
立了由何复光节制的一个强大和拥有全权的岭南藩镇，使之从南面威胁南
诏，但此举收效甚微。754 年夏对南诏重新发动入侵，其结果是又丧失了约
全部人马的四分之三。①
杨国忠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盟友。他选中了唯一与安禄山
明显为敌的突厥将领哥舒翰，①此人是西北陇右和河西两地的节度使，并已在
753 年阴历八月被封为王。他与安禄山的堂兄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长期不
和；虽然在快到李林甫临终时玄宗试图让宦官高力士去弥合双方的分歧，但
这反而使局面更加恶化；安禄山和哥舒翰曾在朝廷公开激烈争吵。
哥舒翰拥有庞大的军队，总数达14.3 万人，他们久经沙场，在战斗中得
到锻炼，在吐蕃边境的十多年中常常取胜。754 年，他的军队大加扩充。陇
右建立了八支新军，河西在755 年初也建了一支新军。②
753 至754 年的冬季，安禄山急于加强他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来朝廷
祝贺新年。杨国忠告诉玄宗，安禄山肯定要谋反，并建议召见他以考验他是
否忠诚。当召见令发出时，出乎杨国忠意外的是，安禄山应召而至，向玄宗
表明他的永远不变的忠诚。玄宗对他大加赏赐，并比以往更加信任，虽然皇
太子也与杨国忠一起警告说，安禄山可能谋反。使事态更加糟糕的是，玄宗
甚至提出应任命安禄山为特任宰相，只是在杨国忠提出了关于安禄山只字不
识不宜肩负此重任的紧急请求后，这一任命才未实现。结果，安禄山只当了
尚书省仆射，这一职务当时是通常授给前宰相的闲职。③
但安禄山仍获得一个削弱杨国忠和哥舒翰力量的职务。他被任命为闲厩
使和陇右（哥舒翰控制的藩镇）群牧使。虽然安禄山三镇兵力多于哥舒翰的
军队，但河西和陇右的军队却能更充分地得到骑兵的配备；此外全国骑兵所
依赖的巨大的国家牧地都集中在陇右和长安西北今陕甘两省的地区。安禄山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04 第3211—215 页；《新唐书》，卷135 第4569—57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 第6919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7 第6922—923 页。
通过这一新任命的官职能为自己军队挑选几千匹一流战马，以弥补自己军队
的不足。①
在安禄山在京逗留期间，杨国忠的敌意已是昭然若揭，以致安禄山在754
年阴历三月回范阳镇时，他昼夜乘船兼程行进，途经任何城市都不下船，因
为担心杨国忠会派人追赶和拘捕他。②宰相和帝国最有力量的将领之间的对抗
形势此时显然已无法扭转。但玄宗仍相信安禄山的个人忠诚，朝中无人再敢
提出他谋反的可能性了。
安禄山来朝廷的结果是使杨国忠能为自己清除高级官员中的一个敌对集
团，其中的成员与玄宗关系密切而且对他有相当影响。刑部尚书张筠和太常
寺卿张垍两兄弟为张说之子。③张筠在京畿和地方任职时政绩卓著。他长于写
作，早就有担任宰相的野心，但一直被李林甫压制。李林甫死后，他成了陈
希烈的支持者，希望能够接替陈的位置。张垍在8 世纪20 年代也在朝中历任
显宦；玄宗对他特别宠爱，把宁亲公主下嫁给他，并准许他住在宫内的一个
府第内。玄宗把他用作起草诏书的私人秘书和精通重大礼仪的人。当陈希烈
请求批准辞职时，他也希望取代陈而担任宰相，看来玄宗也确有此意。另一
个弟兄为门下省给事中张埱。但张氏弟兄的权力与其说依靠他们的高级职
务，不如说是来自张筠和张垍所任的翰林院供奉之职。
前面已经谈过，玄宗在8 世纪20 年代有意识地发展集贤院，来为自己提
供一批年轻有为之士，使他们能协助他从事各种文学写作和准备、起草国家
的主要文件。集贤院最初由张说掌管，后来被陈希烈接管，但仍保持它的重
要地位。但在玄宗后期，它受到另一个由年轻有为之士组成的翰林院的挑战。
翰林院与集贤院不同，是直属皇帝本人的一个宫廷机构。它最初由一大批作
家、诗人、风水专家、占卜者、佛道僧侣、艺术家、画家、书法家甚至棋师
组成，这些人是使皇帝生活更加充实愉快的翰林待诏。738 年，翰林院新设
一学士院。学士院的重要性很快超过原来的翰林院，它是为皇帝处理国务和
起草文件的个人的机要处；在这一职能方面，不久就代替了集贤院。①张垍是
学士院首批成员之一，院址就设在宫中他的府第内。到754 年，张筠也成为
供奉。因此他们很有影响，很接近玄宗。
张垍实际上曾起草任命安禄山为宰相的诏书，但由于杨国忠的反对，诏
书从未被付诸实施。754 年阴历三月安禄山离京时，玄宗的大太监高力士为
他送行；高向玄宗禀告，安禄山离京时非常不满，因为他知道玄宗原来打算
任命他为宰相，但最后没有做到。杨国忠猜测此事只能是张垍或他的某个弟
兄向安禄山透露的。玄宗大怒，因为翰林院学士必须严守机密，张垍及其弟
兄都被贬往地方担任次要职务。②
这一年晚些时候，杨国忠在政治上又赢得了一个胜利。陈希烈再三要求
辞去宰相之职，754 年阴历七月玄宗在杨国忠的赞同下予以批准，因为杨国
忠与这个同僚已经不和。玄宗希望吉温代替陈希烈，此人凶残阴险，在746
至748 年的清洗中曾是李林甫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并在御史台任职多年。吉
① 《资治通鉴》，卷217 第6923—92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7 第6924 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97 第3057—059 页；《新唐书》，卷125 第4411—412 页。
① 关于翰林院的发展情况，见F.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3 年），第6—页。
② 《旧唐书》，卷97 第3058 页；《资治通鉴》，卷217 第6925 页。
温此时已成为一个安禄山的支持者；这一年早些时候，安禄山曾要求他担任
自己的群牧副使，同时还策划提升他为兵部侍郎。杨国忠在想到必须与如此
一名危险的同僚对抗时，不禁惊慌失措，所以他反对玄宗的人选，并成功地
让年长的吏部侍郎韦见素担任吉温的上司兵部尚书并成为特任宰相。①
韦见素②（687—762 年）是名门出身的进士，他在睿宗登基前的王府担
任低级官员，所以玄宗了解他的整个成年生活。他在京师历任高级职务，以
为人随和温顺著称。正如杨国忠所希望的那样，他证明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他副署杨国忠作出的命令时从不怀疑。
754 年晚些时候，杨国忠又清除了另一个敌人，他就是深得人心和能干
的皇族成员和京兆尹李岘。据某些记载，他把自753 年以来影响长安的连绵
阴雨归咎于李岘，从而达到了清除的目的。其他记载则指出，杨国忠派密探
弄清了一件牵涉到安禄山的阴谋后，强迫李岘的京兆府官员去袭击在京的安
禄山的府第，在那里发现了安禄山计划叛乱的证据。安禄山的两个代理人安
岱和李方来都被处死。安禄山大怒，向玄宗申诉，玄宗为了安抚安禄山，就
给理论上应负责任的官员李岘以降级处分。③
他还使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失宠，此人为著名学者，官声极佳；杨国
忠担心玄宗可能计划调他进京担任宰相。韦陟被指控挪用公款，于是御史们
前往进行调查。韦陟愚不可及，竟贿赂吉温为他说情，同时又写信给安禄山
求助。此事被揭穿以后，杨国忠不但能把韦陟贬往边远的南方，而且又能把
吉温调出京师，然后把他处死。安禄山因此在中央权府中损失了一员干将，
他要求宽恕吉温的呼吁未被理会。④
次年初期，不敢再亲自来朝的安禄山派一名副将前来，要求批准以非汉
族将领取代许多汉族将领。杨国忠和韦见素以此作为安禄山计划谋反的确
证，要求玄宗拒绝此议。①但是玄宗发怒了，他下诏照安禄山的要求任命新将
领。宰相们于是提议召安禄山来朝廷和担任宰相，但他所领的诸藩镇应予分
割并划归汉族将领节制，以剥夺他的实权。最初，玄宗倾向于按他们的意见
办理，而且必要的诏令也已拟就。但在诏令发出之前玄宗又作了进一步考虑；
他派一名宦官前往安禄山驻节之地，要他弄清安禄山是否真正在计划谋反。
这名宦官得到安禄山的大量贿赂，所以回禀说安禄山一直完全忠于王朝。因
此，玄宗命杨国忠和韦见素不要再用这类指控去打扰他。
但在755 年初春，门下给事中裴士淹被派往河北巡视，据推测此举是一
个预防措施。②同时，安禄山又在与契丹和奚交战，并在阴历四月报捷。③他
究竟是想重新取得玄宗的欢心，还是在自己谋反时希望使外敌置身事外，则
不得而知。安禄山留在范阳的大本营内，屡次称病，拒绝接见玄宗的使者。
当裴士淹抵达时，他一直等了三个星期安禄山才同意接见，甚至接见时他仍
受到冷遇。
① 《资治通鉴》，卷217 第6927—928 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8 第3275—278 页；《新唐书》，卷118 第4267—269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7 第6923 页和《考异》；《旧唐书》，卷112 第3343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7 第6929 页。
① 《新唐书》，卷118 第4627 页；《资治通鉴》，卷217 第6929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7 第6929—934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7 第6932 页。
同时，杨国忠在京师继续打击浮在面上的安禄山的支持者，并且经常企
图制造安禄山有二心的证据。新任的京兆尹把安禄山的府第围困，逮捕了安
的一个代理人；经御史台审讯后此人被秘密处死。安禄山的一个儿子安庆宗
娶一个郡主为妻，并在朝廷任供奉。他秘密通知安禄山所发生的这些事。安
禄山此时更加惊慌，当玄宗的亲笔诏书召他回长安参加阴历六月其子婚礼
时，安禄山称病拒绝进京。
阴历七月安禄山奏称，他要进贡马3000 匹，每匹马配备两名马夫，由
22 名安禄山的非汉族将领带领。河南尹达奚珣向玄宗提出警告说，他推测这
些人可能会参加一场政变，所以建议让安禄山等到冬季送马，而且马夫由政
府提供，这样就可以不动用安禄山的军队。现在，连玄宗也意识到安禄山可
能有谋反之意了，就在此时，这一年早些时候他贿赂玄宗所派宦官之事真相
大白。这名宦官被处死；另一名宦官携带给安禄山的诏书前往范阳，诏书内
容如同达奚珣的建议，并邀请他在秋末玄宗依例在温泉逗留期间来见玄宗。
当玄宗的使者抵达范阳时，安禄山坐着接待，甚至拒绝按惯例表示敬意，几
天后使者被打发回长安。没有再被接见。①
事情现在很清楚，叛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755 年阴历十一月初九，
安禄山率领由同罗、契丹、奚和室韦诸部落民组成的军队和分队造反，他声
称已接到御旨，命他去平定叛乱分子刘国忠。
① 《资治通鉴》，卷217 第6932—934 页。
玄宗朝的终结
在战争开始阶段，安禄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②他的十万多名主力军经河
北迅速南下进攻，实际上未遇到抵抗，同时命属将留守幽州（范阳）、营州
和山西北部的代州等叛乱基地。一个月后不久，他们就已进入河南。
叛乱消息在几天之后传到朝廷。杨国忠甚至在这时还在安慰玄宗，说叛
乱在几天内就会结束；又说只有安禄山本人要谋反，他的部队并不是心甘情
愿地追随他的。但对王朝威胁的这种盲目低估立刻证明完全是错的；玄宗经
过了开始时的惊慌失措和不相信以后，就派效忠于王朝的将领前往洛阳和河
东南部去全力征募和训练部队，同时刚从塔里木盆地的安西返京的封常清则
被派往洛阳去准备防务，以对付叛乱者。封常清匆忙集结一支六万人的部队，
并切断了洛阳的黄河大桥以阻挡叛军的推进。但安禄山在此地下游渡过黄河
并进逼汴州（今开封），于阴历十二月攻陷该城。就在此时，安禄山得知玄
宗已将他儿子处死，还迫令他妻子自尽。他一怒之下便屠杀了汴州的全部守
军。汴州为运河体系的主要港口之一，它的失守切断了朝廷的南方供应线；
安禄山派一名部将留守汴州，自己率军攻洛阳。
封常清的新兵组成的军队证明不能与叛军匹敌，屡战屡败。洛阳的河南
尹达奚珣在755 年阴历十二月十三日向安禄山献城投降。同时，封常清已先
退到陕州，接着经过一次血腥的惨败后，又退到实际上难以攻破的潼关，这
是入侵者进入关中和京城长安之前的最后一个可守之地。他在这里与曾在中
亚身经百战的英雄并已在准备防务的高仙芝会师。叛军终于被挡住，他们的
主力在陕州东面数英里之处安营扎寨。
安禄山因攻下洛阳而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的，于是开始准备建立他自己
的长期统治的王朝。756 年初，他自立为新王朝大燕之帝，同时宣布新年号
和着手任命大臣以组织自己的中央政府。不少唐朝的有声望的官员支持他。
同时，他的军队出击并占领了河南北部周围的地区。
他在这里第一次遇到坚决的抵抗。汴州东面和东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
军面前巍然不动，雍丘县一个足智多谋的地方将领的顽强抵抗使叛军不能向
陈州南进。为了阻止叛军向西南进入长江中游，邓州节度使鲁灵奉命指挥一
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贵州）和
岭南的非汉族部队组成的大军。虽然安禄山在756 年阴历五月把他击退并围
之于邓州，但他得到一支经蓝田关的来自京师的部队的救援，叛军被迫北撤。
叛军不但在南方遭受挫折。在河东的极北部，一支辅助的叛军试图西进
攻打黄河的北套。他们屡败于郭子仪之手，郭子仪的勤王军收复了代州，并
控制了关键的战略要冲东陉关。
但安禄山的主要问题却在河北。在叛军向洛阳首次冲击时，他们没有有
步骤地降服或占领这个道，而只是留人数不多的守军控制通过太行山的井陉
关，以防勤王军从河东进入河北。几乎不久，在恒州刺史颜杲卿及其堂兄弟
② 关于安禄山叛乱的情况，叙述最清楚的作品为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和唐后期长期存在
的尚武主义的根
源》（载于J.C.佩里和巴德韦·史密斯编：《唐代社会论文集》[莱登，1976 年]，第33—
0 页）。关于安
禄山的基本史料，戴何都的《安禄山史》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有译文，后者把
《旧唐书》卷200
上的传记译成英文。以下叙述基本上取材于《资治通鉴》，卷217—18。
德州刺史颜真卿的领导下，一个组织松散但范围广泛的勤王运动在河北发展
起来。这一起义有切断洛阳的叛军与其北方基地幽州的联系的危险。到756
年正月，正在计划亲自率军对潼关发动决定性大进攻的安禄山发现，除了河
北最北的幽州周围的叛军基地和该道西南角紧挨洛阳附近的地区外，他已丧
失了对全河北的控制。河北中部和东部约有人口1200 万的17 个州匆忙地组
成了约20 万人的军队，宣布它们效忠于唐朝。
颜杲卿派出代表，企图争取幽州基地叛军将领倒向勤王的事业。但安禄
山得知这一密谋，于是就处决和替换了他的将领。叛军这时对颜杲卿的恒州
据点同时从南北夹攻。经过激烈战斗，恒州失守，颜杲卿被俘，然后被押送
到洛阳处死；叛军又控制了沿太行山山麓南北大道上的各个州，在那里进行
血腥的报复。安禄山与他北方基地的交通线得以恢复，但勤王军仍牢牢掌握
河北中部和东部平原的一些人口稠密和富饶的州。
同时，长安朝廷由于叛军的推进在潼关受阻和南面的叛军被牵制而得以
喘息，它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已经采取了十分激烈和具有极其严重的长期
影响的措施。当叛乱的消息被证实时，朝廷立刻决定撤出西北的全部常备军，
只留下维持地方秩序所需要的少量守军。这一撤军没有立刻产生影响，因为
吐蕃王刚死，吐蕃急于想维持和平。但从长期观点看，从河西和陇右撤出大
量军队的行动将使西北和中国在中亚的统治听凭吐蕃人和回纥人的摆布，并
标志着中国将在今后的几乎1000 年中丧失了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
但玄宗别无其他选择。京师的军队人数很少，训练又差；在京畿区召募
和训练新兵需要时间；在洛阳周围的最初几次遭遇战表明，这些匆忙征募的
新兵无法与安禄山的老兵相匹敌。西北的边防军是唯一能与叛军相比的有战
斗经验的部队。紧靠长安之北原受安思顺节制的朔方镇大军仍忠于王朝，并
由郭子仪指挥；郭子仪原为安思顺麾下的将领，虽为著名的职业军人，却是
一个出身名门的高级官员之子。安思顺的另一个有契丹血统的将领李光弼被
任命为河东的代理节度使。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对集结在潼关保卫京师的军队的指挥。玄宗对封常清
和高仙芝不能打败叛军之事非常恼怒，已断然地把两人处死。不久前是陇右
节度使而且在威信上只有他能与安禄山相匹敌的哥舒翰被任命为集结在关中
的所有部队和潼关守军的统帅；同时各道都奉命征兵，准备对洛阳发动全面
进攻。但哥舒翰病重，不能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他的副将们又经常争吵不休。
755 年末和7856 年初期，朝廷为了便于组织防御以对付叛军进一步的推
进，开始任命指挥国内各道的节度使和受叛军威胁的地区的防御使。这类任
命越来越多；中国内地新藩镇的设立导致了一连串中央权力下放的措施，这
证明是唐朝后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到756 年阴历二月，叛军仍在河北握有主动权，并已企图重占中部平原
各勤王军控制的州。叛将史思明在这里已开始围攻深州，邻近诸州勤王将领
解围都告失败，损失惨重。为了解救深州，李光弼通过井陉关进入河北，在
阴历二月十四日夺取重镇恒州。这就为勤王军提供了河北的一个据点，使之
能从河东控制极为重要的井陉关，并再次切断叛军从北方南运给养的主要路
线。史思明停止围攻深州而去对付这一新的可怕敌人，但被击败而不得不北
撤至定州。
同时，颜真卿在河北的东部已取得对包括自己的德州及贝州（它是设有
东北诸军大军需库和军械库的主要供应基地）和博州在内的广大地区的控
制。他的部队移向西南去攻占魏州。山东北部的青州刺史贺兰进明也征集了
一支勤王军，渡过黄河与颜真卿会师，并且有力地负责指挥作战。到阴历六
月，地方的勤王军已攻占冀州，控制了河北平原的中部富饶区。
史思明已对恒州李光弼的部队进行有力的反攻，并把他们围得水泄不
通。李光弼向郭子仪求援，阴历四月初，郭子仪率军经井陉关与李光弼会师，
从而组成了一支超过十万人的大军。四月初十，勤王军投入战斗，大败叛军，
并迫使史思明北逃至定州，使另一个叛将蔡希德往南撤至邢州。勤王军占领
了赵州。
五月初期，安禄山下令从洛阳地区和幽州的北方基地调兵增援史思明，
企图把李光弼和郭子仪赶出河北。阴历五月二十九日，两军在嘉山遭遇，摆
开阵势进行大战。叛军一败涂地，伤亡甚众；史思明幸免于难，逃往定州，
李光弼跟踪而至，把他围在定州。
从此，河北的许多州又群起反对叛乱的刺史，倒向勤王军一边。安禄山
此时处境最为困难。他既不能进入关中，又不能向南面突破；他已经丧失了
大部分兵将，同时勤王军一占领河北，就会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他经过认
真的考虑，干脆放弃洛阳，退回幽州老巢。
朝廷这时处于有利的地位，因而出现了能在几个月内平定叛乱的良机。
但宫廷的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杨国忠的地位日益不稳，因为
反对杨国忠及其党羽是安禄山自己谋反的公开辩词，也是倒向叛军的许多变
节行为的理由；所以潼关主帅哥舒翰拥有的左右一切的兵权使他有如芒刺在
背。杨国忠的敌人曾企图说服哥舒翰，希望他或是请求将杨国忠处死，或是
干脆把他杀掉。哥舒翰拒不听从这类建议；但杨国忠却在主力军后面部署了
两支军队，名义上作为万一潼关失守时的第二线，但实际上是保护自己免遭
哥舒翰可能发动的打击。但哥舒翰要求这两支军队应置于他的全面指挥之
下；六月初，他把他们的一个将领召至大本营后斩首。杨国忠的地位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了。
奏报此时开始传到朝廷，说面临潼关官军的叛军已经兵力空虚，他们已
被削弱和筋疲力尽。玄宗命哥舒翰发动正面攻击，夺取陕州，进而收复洛阳。
哥舒翰非常正确地加以拒绝，说他的军队的防御地位固若金汤，而叛军在其
他几条战线则节节败退。他得到河北的战地指挥官李光弼和郭子仪的支持，
他们正准备北上打击幽州的叛军老巢。但杨国忠力促玄宗迫使哥舒翰进攻；
宦官使节们带了玄宗的个人命令前往哥舒翰的大本营。哥舒翰除服从外别无
其他选择，无可奈何地命令部队转守为攻。阴历六月初七，他们在黄河河岸
和群山之间的狭隘地带遭到叛军的伏击，被彻底击败。至阴历初九，叛将崔
乾佑已占领潼关，从此在他的部队和长安之间无险可守。带了少数人马在战
斗中逃生并企图组织残部负隅顽抗的哥舒翰被自己的部下所迫而向安禄山投
降。
哥舒翰部下有人在初九来到长安，向玄宗报告了危急的局势。玄宗召集
大臣们商议，杨国忠建议玄宗退到四川，因为他已命他的家乡剑南道（四川）
的副使在那里准备了避难地以备朝廷应急之需，还因为叛军实际上是攻不破
那里的。阴历十一日和十二日，大部分官员和许多平民已从长安逃往山区和
周围农村。当一小批官员在阴历十三日上早朝时，他们发现玄宗已带了精心
挑选的护卫骑兵星夜秘密出逃，只有杨国忠、少数高级大臣、杨贵妃及其亲
属、几名皇室成员和几名玄宗的贴身宦官随行。大部分高级官员和许多皇族
都被遗弃在京师。
玄宗是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从长安出逃的，护送的士兵桀骜不驯，他们
对造成潼关祸灾的罪魁祸首杨国忠特别怨恨。阴历十四日，玄宗一行抵达马
嵬驿，他们在那里遇到一批挡住杨国忠之路和开始向杨诉说缺粮之苦的吐蕃
使者。有些护送士兵指控杨国忠与外番策划叛国，就群起而攻之，把他和他
的家属杀死。秩序暂时恢复后，护送的将领要求玄宗还应处死杨贵妃。完全
无能为力和听凭哗变部队摆布的玄宗别无其他选择，无可奈何地命他忠诚的
大宦官高力士把她绞死，这样，护送的士兵才被安抚下来。
随着杨国忠及其家属之死，一场就玄宗四川之行是否适宜的争论同时出
现，因为四川被杨国忠以前的支持者所控制。有人建议玄宗应撤往西北或太
原，去集结支持力量；还有人则建议他们应回长安（它直到阴历十七日才被
叛军占领），准备困守。但玄宗已决心去四川避难，于是决定继续前往成都，
同时皇太子被说服留在关中，以便在北方集结和组织抵抗力量。皇太子带领
2000 人的一小支护卫部队以急行军首先抵达关中西部的原州，然后前往朔方
镇大本营所在地灵武（灵州，今宁夏省银川），于阴历七月九日抵达该地。
三天后，他在官员们的劝说下僭越帝位。史书上称他的庙号为肃宗。
肃宗立刻开始在关中组织勤王军（除了长安周围的渭水流域地区，该道
的大部分仍在勤王军手中），并开始从回纥、吐蕃、在塔里木甚至远及拔汗
那的几个保护国那里召集支援力量。
得到上皇称号的玄宗这时仍在赴四川的途中，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毫不
知情。他在阴历七月二十八日抵达成都，随从减少到1300 人，然后举行了建
立流亡朝廷的仪式。直到阴历八月十二日，通告肃宗僭越行为的使者才抵达
成都。被杨贵妃之死受到内心折磨和弄得筋疲力尽的年迈的皇帝毫不犹豫地
同意了此事，于是在阴历十八日派自己的大臣们随带皇权的象征物前往肃宗
的大本营。唐代最漫长和最光辉的玄宗之治到此结束。
玄宗在成都留到757 年阴历十月，这时已是在郭子仪从叛军手中收复两
京以后，肃宗把他请回长安，迎接时礼仪隆重。他开始住在他喜爱的兴庆宫，
后来在760 年阴历七月，他搬入皇宫内，这可能是因为朝中还有许多人效忠
于他，他可能作为党派阴谋的中心人物，对他的继位者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
他死于761 年阴历四月，享年77 岁。
本章的叙述大量取材于新、旧《唐书》和司马光在11 世纪作的《资治通
鉴》所描述的大事。重要的是，读者必须注意某些情况，其中之一是这一时
期的历史编纂在材料上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旧唐书》（成书于945 年）
提供了几乎这一时期的全部基本材料；《新唐书》（成书于1060 年）使用某
些遗闻轶事加似补充；《资治通鉴》（成书于1085 年）则对它们进行了重新
整理和严谨的批判性的鉴别；《资治通鉴》编者当时掌握的某些材料已经散
佚。
但关于756 年以前的时期，《旧唐书》的编者不过是完整地转载了柳芳
在759 年完成并上呈肃宗的最后一部唐朝国史。他们没有什么其他材料，因
为史馆所藏关于唐朝以前几个皇帝在位期的官方档案，包括起居注、实录以
及较早的国史，都已在756 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期间被付之一炬。
在这场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唐王朝前期的唯一主要记载是史官韦述作的一
部国史稿。这部史稿记述的确切时间范围还不能肯定，但它几乎肯定叙事至
741 年（开元期最后一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玄宗朝的早期在他在位时
已分别被记载在《今上实录》和《开元实录》中：前者共20 卷，于8 世纪
20 年代在张说和唐颍的指导下编成；后者共47 卷，在742 年以后某个时期
编成。《开元实录》特别被提到，说它已毁于756 年的大火，①但由于韦述于
8 世纪30 年代已在史馆工作，他可能已使用这些材料来编写他的国史稿。
当柳芳在758 年奉命撰写国史时，他可能已掌握一部根据早期实录写成
的玄宗朝早期的记载；这些实录由于是在玄宗在位时所写，它们一定是以赞
誉的语气写出来让他过目的。为了完成这部直至756 年的历史，柳芳的工作
十分困难。大部分材料已经散佚，无法寻找；我们知道，在8 世纪60 年代曾
有编一部玄宗朝新实录的企图，但大部分文献已经无法找到。此外，柳芳是
在政治形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写作的。他在新帝肃宗的指使下撰写，而肃宗
已通过明目张胆的篡位而把玄宗废黜，所以需要把他父亲在位的最后几年说
成是一个行政不当的时期，以便为他的行为提供道义上的理由。但同时玄宗
本人仍在世，他后期的几个为首人物仍在活动和掌权。安禄山发难的这场叛
乱仍未解决；柳芳本人的地位也很不保险，他因在756 年附逆曾被处以流放，
之所以匆忙地予以缓刑，是为了让他从事历史写作。
我们知道，柳芳所写的历史在送呈肃宗过目时受到严词批评。760 年后，
于休烈（他补上了肃宗本纪）和令狐峘对史稿作了一些小的修订。柳芳本人
并不满意，于是又改弦更张，私下编写了《唐历》一书（现已遗佚），在书
中增添了一些细节。
但柳芳的760 年的国史基本上被《旧唐书》的编纂者吸收到他们所写历
史的早期部分之中，而且大部分是逐字照录的。因此，关于玄宗时期的记载
内容是不均匀的。约在741 年前，它有充分的文献依据，而且一般地是颂扬；
他对玄宗的最后若干年则材料较少，语气特别带有批判性。这种不平衡不但
明显地表现在本纪中，而且也表现在列传中。8 世纪40 和50 年代的许多高
级官员的传记都很简短，而且材料很少。其他的官员根本没有传记。朝廷中
活动的主要人物都没有留下可与张说和张九龄的文集相比的详尽的个人文
集，以解决正史中玄宗最后年代缺乏材料的问题；二张的文集使我们能够非
常详尽地填补8 世纪20 和30 年代的历史空白。
因此，在对玄宗时期进行研究时，我们就处于只能依靠不充分的材料的
境地，而且编写他历史的客观情况也使这部历史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如同所
有前人所做的那样，我在这一章重新展示了柳芳提出的办法，即把整个玄宗
时期分成三个阶段：一、政权巩固时期；二、日益受到宫廷紧张形势妨碍的
积极参政时期；三、玄宗不再起积极政治作用和朝政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控制
的最后一段时期。但读者应该记住，柳芳的记载是奉命为强制性的政治目的
撰写的，写作的情况又非常特殊和困难。我们永远不能了解8 世纪40 和50
年代许多大事的幕后真相，这是因为材料干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
至少应该认识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中存在一些应予说明的问题。①
① 《唐会要》，卷63 第1095 页（于休烈奏议）。
第八章 中唐和晚唐的宫廷和地方
8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出现的强有力的地方分权体制是755 至763 年安禄
山之乱的直接后果。在唐朝成立以后，这场叛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
事件。叛乱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和辽阔的帝国搞成斗争不休、不安全和
分裂的国家。历史学家早就认为它是唐朝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近几十年中，
它甚至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中的一个大转折点。不过在叛乱本身及其后果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不相称。虽然这种大内乱必定产生严重和深远的后果，但是
难道一件基本上是军事的事件会造成把唐王朝截然分成前后两个时期的深刻
变化吗？
实际上，安禄山之乱后中国的变化的局势不仅仅是叛乱所造成，而是有
它早在进行的发展根源。正如本书前几章所指出的那样，自唐朝开国以来，
它的政制已经经历了重要的变动。这些变化在与初唐政体性质迥然不同的政
体形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必须把长期的变化与叛乱本身的特定根源区
别开来。虽然当叛乱发生时，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
但这一事件决不是不可避免的。
说到那些区别初唐和中唐的变化，我们需要在这里回顾一下与755 年出
现的危机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分裂状态有关的变化。最重要的是8 世纪第一个
25 年为巩固中国对外的地位所采取的步骤。在遭受7 世纪最后几十年和8 世
纪初的重大挫折后，为维护一个从南满至帕米尔、从内蒙到越南的已经扩大
的帝国新政制结构发展起来了。这些变化把唐帝国置于一个与半个世纪前太
宗遗留下来的机制迥然不同的基础之上，它成了一个通过历次大征战（一般
是胜利的征战）创建的，以及靠王朝无与伦比的威信、外交和仅仅是不牢固
的外围防御维系的帝国。这些变化是日益增长的外来军事压力——主要来自
复兴的东突厥人、契丹人和吐蕃人——直接造成的。唐政体在与这些强大和
组织良好的邻邦的经常冲突中，被迫逐步建立永久性的大规模防御体系。但
这一体系经过一段时期后获得了充分的进攻能力，这一事实有助于掩盖它开
始时的防御性质。
这一发展的根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利益（区别于帝国及其将领们
的个人雄心），对此已有人提出疑问。①但是批判者往往忽视了基本的战略考
虑，即迫使中国人把军事力量扩大到远远超过他们可能定居的范围以外的考
虑。只有这样，高度机动的游牧邻族才能被遏制，而不致于迅速和破坏性地
渗入内地。另一个动机可能是维护对外贸易的交通，虽然由此产生的贸易远
远不足以弥补这类政策造成的巨大费用。总之，重要的是，在边境维持庞大
兵力的这一政策当时并没有人认真提出疑问。②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一政策似
乎一直是必要的，理由是它取得了全面的成功，而且唐帝国有能力负担它的
费用而不致于造成资源的不应有的紧张。
① 关于晚唐及宋的代表性的观点，见《通典》，卷148 第1 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
背景》中有译文
及论述；《资治通鉴》，卷216 第6888—889 页；范祖禹：《唐鉴》（日本，1839 年），
卷9 第14 页；
较近期的西方著作有福兰格的《中华帝国史》（柏林，1961 年，卷3 第437—51 页）及浦
立本的《安禄
山之乱的背景》（第70—2 页）。
② 唯一的例外是张说在722 年提出的削减军队的建议（他所根据的军队总数显然是夸大的
），载《资治通
鉴》，卷212 第6753 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1946 年），
第774 页，注1。
这一政策的采用意味着再也不可能依靠从前以混合兵源的部队（府兵、
职业军人和罪犯）充当小股守军的制度了。可以设想，在进入7 世纪之际其
战斗力已受限制的府兵制决不可能维持大规模的长期边防戍军。一种新型的
军队必须建立起来，以提供当时需要的更庞大更长期性的部队。在8 世纪的
最初几十年，边境常备军的规模明显扩大，最后至少达到五倍于前一世纪的
水平。在8 世纪40 年代军队人数将近50 万，①这一数字与广袤的作战区对比
肯定不算巨大，但它确实代表了到当时为止正规地部署在中国边境的军队的
最大数字。军队的成分必然发生了大变化。如此庞大的军队只能由长期服役
的军队组成。这意味着军队的充分职业化，这个过程远远早于政府在737 年
宣布长期服役为定制之时。
边境行政管理制的基本变化也伴随着军事方面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前的
习惯做法是临时任命将领来指挥大战役和边境行动。正常的边境行政工作由
其权力被精心地限制的官署掌管。现在新常备军需要一种新的指挥机构，它
能使这些军队在特定的边境广泛地区相对独立地行动。每个边境区（藩或藩
镇）归一个接替行军大总管、都护和都督的节度使管辖，但他一般保留着这
些头衔。②除了军事职务外，新的节度使还拥有地方行政、财政和供应等方面
的文职权力。这种把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变化完全背离了以前的惯例。但是做
不到这些，边防军就不可能得到适当的战地指挥和后勤支援，而这些军队又
往往必须在远离中国内地之处作战。在这些情况下，中央政府显然必须极为
慎重地选拔官员去担任这些拥有大权的职务，并且要在他们中间定期轮换，
以防个人与某一藩镇的关系发展得过分牢固。
后来担任节度使的官员的类型起了变化，这使中央政府对这些问题甚至
更加敏感了。在一开始，在高级文武官员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线，被任命
为节度使的人一般为文官，他们在边境藩镇任职期满后，能够指望返回朝廷。
他们完全拥护朝廷既成的权力结构，而且他们就是正规的等级官僚集团的成
员。但约从730 年起这些拥戴朝廷的官员逐渐让位于另一种往往有广泛的边
境生活经验的职业军官。许多人是行伍出身，他们所取得的擢升在以前是不
可能得到的。许多人还是非汉人；鉴于唐朝一贯在边防军中使用大批部落民，
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人事上的这种变化有其实际的原因，即希望通过使
用职业的军事专才来取得最佳效果。①
但新制度的成就中孕育着一种抵消其力量的因素；权力日益落入边境将
领之手所包含的危险却被人忘记了。
以节度使统率的形式出现的军事力量的分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后果。第
一，伴随着府兵制的衰落而出现的藩镇制在抵御外患方面的成就导致了一切
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在内地的消失。京师保持有一支军队，但其素质变得如
此之差，以致成了人们的笑柄。第二，中国的绝大部分兵力此时部署在沿漫
① 《旧唐书》，卷38 第1385—389 页；《资治通鉴》，卷215 第6847—851 页；戴何都
：《<新唐书>
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86 页，注2；参见鲁惟一著：《汉武帝之征战》中关于西北边防
军的较低的估
计数字，此文载于F.A.基尔曼和费正清合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 年），第
93 页。
②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8—9、149—52 页，注32；日野开三郎：《中国
中世的军阀》
（东京，1942 年），第16—1 页。
① 但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5 页）和其他许多研究这一问题的作者都采纳
传统的观点，即宰
相李林甫造成了这一变化，以保护他自已在朝廷的地位。
长和容易渗透的北方边境延伸的五个藩镇。按其大小，这五个藩镇依次是：
范阳（北河北）、陇右（南甘肃）、河西（甘肃—宁夏北部）、朔方（甘肃
—陕西东部）和河东（北山西）（见地图10）。它们基本上是边境藩镇，但
范阳和河东主要由地方供养，比其他几个北方藩镇较少地需要中央政府的直
接支持，不过河东自给的程度比范阳稍差。另一个藩镇剑南（四川）也是如
此，但在安禄山之乱前它拥有的兵力相对地说还不算庞大。①
正如边境的新形势造成边境行政制度的变化那样，国内的各种发展——
人口的增长、迁移和流亡的日趋频繁、税册之过时、行政手续的日益复杂、
非经常性的不法行为（再加上官僚们怠于职守的长期存在的倾向）也促使内
地行政的变动。部分的解决办法是像边境那样设立一种较高级的行政单位，
以管辖一个包括许多州的地区。由于朝廷不愿把实权正规地交给任何这类大
行政单位，所以这种官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一开始它的职能就被设想为
应是监督性的，而不是具有执行性质的。最后在733 年，帝国被划分成15
个道，各置采访处置使。②这只是搭起了道的制度的架子，不过在以后安禄山
叛乱的年代，采访处置使才逐渐对其管辖的州县越来越主动地行使权力。
在8 世纪前半期政府所作的制度改革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它们使帝国能
够取得最大的疆域和国力，使国内达到高度的稳定，并且能够保持一个可以
接受的中央集权。玄宗朝被人怀念为唐代最光辉的时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但是当时的政治家却没有看到中央对地方事务的强有力的控制（而这种控制
正是整个地方行政结构及土地分配、税制、劳动力动员和征兵等工作的基础）
在逐渐放松；更不可恕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边境建
立的庞大的军事建制所包含的种种危险。
① 见本书第474 页注①的参考材料。
② 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载《通报》， 25（1927 年），第279—86 页；日
野开三郎：《中
国中世的军阀》，第13—6 页。
东北边境
东北边境的强大边境藩镇的成长，与中国对外的和军事的总政策是完全
一致的。自7 世纪末契丹和奚对河北大举入侵以来，它们持续的压力需要唐
朝在这里保持强大的兵力。大约到742 年，范阳及其附属的平卢藩镇有兵力
13 万，它们形成了坚强的防御堡垒，而且还有不容忽视的打击力量。但这并
没有导致任何大的领土扩张。虽然中国人终于在东北重建了远至辽河的控
制，但这远没有完成7 世纪隋炀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的目标。①范阳的领导权
如同其他边境藩镇那样，日益落到职业军人手中。以前这些人在那里很少能
指望升迁到低级和中级官员以上，但现在他们之中能力最强的人发现能够升
任最高的官职。
在这一背景中，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安禄山的事迹。②安禄山为粟特族和
突厥族的混血儿，从青年起就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他的擢升无疑归功于军功。
在他40 来岁时，他已取得一个职业军官的最高和最有权势的地位：在742
年成为平卢节度使；在744 年又任邻近的范阳镇节度使。他身兼两职是有充
分理由的，因为两镇需要最紧密的协调。但容许他在这两个职位上留任达12
年以上则是很不正常的（节度使的正常任期为三年），何况同时他又有兼职
（750 年兼河北采访使，751 年兼河东节度使），从而使他成为东北不容挑战
的长官。让一个人能集如此大权于一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朝廷在授权这
一基本任务方面显然已经变得草率从事了，所以安禄山才能取得为自己招兵
买马的良机——如果他愿意，他还能选择违抗朝廷这条道路。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受宠，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和过去的经历。虽
然绝大部分史料——主要在叛乱进行时期写成——把他描绘成肥胖的小丑，
但他仍是一个在漫长的镇守期间保持东北边境安全的有成就的军事将领。另
外，他还兢兢业业地建立与朝廷各方面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事实上，
权势炙手可热的宰相李林甫在752 年死亡前，玄宗在临近悲惨的结局时，仍
然对他恩宠有加。鉴于他集权力和荣誉于一身，很可能从8 世纪40 年代中期
起，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从朝廷总的发展形势看，这些都不是
偶然的：安禄山的崛起及其地位的巩固与玄宗不再积极领导国务和强大的节
度使日益参预朝政的情况是一致的。
在玄宗朝的最后20 年中，他究竟提供了多少积极的指导，这是很难回答
的。他越来越依靠强有力的人物：在朝廷，李林甫在734 至752 年这段非常
长的任期内是宰相和实际的独裁者，以后接任的杨国忠几乎同样独裁；在边
境，东北的安禄山和西北的哥舒翰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同时掌握几个藩镇。另
外，从8 世纪40 和50 年代朝廷的政治争吵和角逐中，人们也明显地可以看
出玄宗对日常的政务越来越不加过问了。
在这些情况下，比帝国其他官员能更直接行使地方和军事权力的节度使
都不免卷进操纵政治的角逐之中。但这带来了边境将领——或至少那些有足
够的野心和机智在政治领域中纵横捭阖的边境将领——干预政治的危险。李
① 见日野开三郎载于《史渊》（87[1962 年]，第1—0 页及89[1962 年]，第1—6 页）的
关于东北边境史
的综合的（但其部分内容是高度理论性的）论述。
② 关于安禄山的事迹，特别参见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一书（它叙述到752 年）
；又见戴何都的
《安禄山史》（巴黎，1962 年）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伯克利，1960 年）。

林甫之死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只有他拥有在帝国其他实权人物中间保持平衡
所必需的无容置疑的权力和威望。他死后，在导致叛乱的最后几年中出现了
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只有玄宗的有力行动才
能解决，但他的消极态度反而助长了斗争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撤换安禄
也的各种企图不能简单地再被看成是替换一个任期早已届满的将领或让他退
隐的事情。杨国忠本人很可能主张加强中央控制边境将领的总政策；但安禄
山认为，如果替换他的企图得逞，这只会使杨国忠取得更大的权力。
但是，尽管历史学家对宫廷政治斗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却不能为叛乱
的起源提供圆满的、或令人满意的解释。古往今来许多评述者把注意力集中
在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的非汉族出身方面，他们坚持这些人生来（或被养
成）桀骜不驯和贪婪成性。这些人所受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甚为肤浅，所以不
甘心接受传统约束而一心渴望征服和掠夺。因此，安禄山之乱被视为“在国
内进行的外患”。①虽然这一观点并非全无根据，但它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
解释。它假设在作为中国兵员来源的不同民族中存在一个共性，而没有看到
在它们中间存在的语言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别。其次，它假设所有“胡人”接
受中国文明的程度都很低，而实际上随着接触时间的长短和接触质量的高
低，同化的程度也不大不相同。边境城镇的长期居民——可能已与汉人婚配，
或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汉化“胡人”——不可能作出与来自草原的新迁入者相
同的反应。再次，它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安禄山麾下包括许多汉人，
而另一方面，回纥人和其他“夷狄”后来证明也属于唐王朝最坚定的捍卫者。
近年的两大论点试图参照一些地区特征来解释叛乱。已故的陈寅恪发展
了夷狄论的另一深思熟虑的变种论点：8 世纪初期异族的迁入河北导致了最
后使东北社会“胡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到8 世纪40 年代已发展到如此程度，
以致充分了解这一形势的唐朝廷只有树立一个“羯胡”（安禄山）作为保持
控制河北和东北的唯一办法。因此，陈寅恪所看到的夷狄因素不仅涉及安禄
山及其所属的兵将，而且还涉及整个这一地区的人口。①除了这类文化解说的
高度主观性连同它的模糊和带激情色彩的“胡化”观念外，陈寅恪这一引人
注意的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作为依据。他的叛乱前的证据所指的不是整个河
北，而只是具体地指边境地区；他用的叛乱后的材料——这是他论证的大部
分依据——则错误地把一些具体的后果归因于主观设想的文化变化，而不是
归因于这一区域取得的事实上的政治自治。
谷霁光提出的另一个主要的解释迥然不同，他的论点稍经修改又被浦立
本采纳。两人都从河北（在东北）对唐朝廷（在西北）的长期异化这一角度
来解释叛乱，这一异化过程主要是朝廷对该区的歧视政策造成的。根据这一
理论，安禄山是作为这一地区的感情和利益的代表出现的。②但关于朝廷和河
北道之间长久分裂的证据不够充分，而且几乎都来自7 世纪的材料。此外，
成为这一论点前提的河北地区支持叛乱的广泛基础始终不明显——不论在叛
乱前、叛乱时和叛乱后都是如此。
① 这一观点构成大部分传统记载的理论基础；关于近时对这一观点的修正，见岑仲勉：《
隋唐史》（北京，
1957 年），第257—60 和264—65 页，注8。
①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1944 年，1956 年北京再版），第25—8 页
。
② 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1936 年），第197—09 页；
浦立本：《安禄
山之乱的背景》，第75—1 页。
我的观点是叛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的环境，它
们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本质的联系。这
场叛乱其实也不产生于任何大的社会危机。在叛乱开始时，河北道除了提供
基地外并未卷入。引起这场叛乱的解释要在边境形势中而不是在河北道内寻
找。虽然边境藩镇的建立和以后的发展使得它可能对唐统治皇室进行挑战，
但关键的一个发展是指挥机构逐渐被那些很难被认为是唐统治阶级的成员的
人所控制。这些人为职业军人，地方观念强，社会出身往往很低，所以形成
了一个与正规官僚集团显著不同的集团。①朝廷和它的边将之间的社会和文化
差距不一定产生敌对，也不会使叛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但它能使一个强有
力的将领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去寻求其袍泽的支持，并对他们认为很少有共
同点的朝廷宣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叛乱最好用到玄宗朝快结束时已经
形成的政治—军事结构的变动来解释。
安禄山极不可能像我们掌握的大部分史料所声称的那样早就有谋反的计
划；事实上，他潜在的敌对行动似乎只是到李林甫死后他看到杨国忠对他的
地位构成威胁时才开始的。不过在他镇守边境的漫长时期，他显然已乘机扩
大和巩固了他个人的权力及他指挥的军事力量。他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方式
扩大其军队的规模，并建立了一支绝对忠诚于他的八千假子的精兵——这是
五代私人军队的前身。据说他还从边境外征募许多新兵（这些人不可能有强
烈的忠君思想）和采取提拔和滥赏的慷慨政策，这些都是为了加强他与部下
的关系。他凭借自己受玄宗宠爱的有利条件，甚至直接控制了西北主要牧马
中心之一，这就保证他能得到骑兵马匹的充分供应。最后，通过他在东北的
漫长的任期和兼任的河北道采访使之职，他能影响东北文武官员的任命。②
这样，到他与朝廷决裂时，他拥有一个强大富饶的地区基地，并已建立了一
支庞大和训练有素的、其核心由效忠于他个人的追随者组成的军队，它与其
说是属于皇帝的，远不如说是属于安禄山的。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到755 年，
安禄山控制的藩镇已经出现了他叛乱后自治和半自治地方政体的主要特征，
虽然这些特征尚有待于向帝国的内地渗透。
当安禄山相信他已失去玄宗的支持，失宠又一定会发生和迫在眉睫时，
他才最后与朝廷决裂；他又坚信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王朝。对于他的
希望来说，关键是要进行迅速和决定性的打击；因此他的战略核心是立刻占
领政治中心地区。这样就会使统治皇室威信扫地，也许还能使它垮台，从而
使安禄山成为最可能的继承者。安禄山的信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统率的
部队在开始叛乱时约为20 万人，其中15 万人被动员去参加重大战役。由于
留守平卢镇的约二万名士兵倒戈和河东道的一些部队没有参加叛乱，他的总
兵力立刻减少了。安禄山对自己在河北的控制和对他的进攻力量估计过高，
这一战略归于失败，随之而来的是在帝国的心脏地带自始至终激烈地进行的
消耗战。
勤王军的人数远为众多，但这一优势毫无用处，原因有二。第一，如前
所述，几乎全部帝国的兵力都分布在边境沿线，这样内地已没有多少训练有
素的部队能抵挡安禄山的进攻。所以安禄山的军队在遭到坚决抵抗之前经河
① 唐代官方历史中关于这些叛乱时和叛乱后青云直上的军人的传记清楚地说明这点。陈寅
恪的《唐代政治
史述论稿》第35 页以后收集了这类人物的大量材料。
② 见本书第477 页注②所列的传记材料。
北过洛阳而所向披靡。此外，最精锐的政府军被牵制在偏远的边境，要花相
当长的宝贵时间才能被调回；这样做又显然会削弱或被迫放弃边境的阵地。
第二，在叛乱的第一阶段，勤王军的战略需要不加选择地使用兵力。他们再
三在广阔的前线进行正面进攻以期制服叛军，但最后都不但以失败告终，而
且因大量损兵折将而严重地妨碍以后的行动。结果，陇右、河西和朔方三大
西北藩镇的久经沙场的部队都大为损耗，只有朔方军作为一支完整的部队还
能继续作战。
安禄山之乱的经过
叛乱持续了七年以上，从755 年12 月至763 年1 月。从纯粹的军事角度
看，它可以分为五个明显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被几场决定性的或有潜在决定
性的战斗所决定。它们是：
（1）755 年12 月至756 年6 月叛军最初的胜利阶段，它以叛军在潼关
的进攻受阻和勤王军在叛军后方河北的起事告终。
（2）756 年7 月至757 年11 月叛军占优势及其军事力量和地域控制处
于鼎盛的阶段。
（3）757 年11 月至759 年4 月政府收复京都和接近平息叛乱的阶段。
（4）759 年4 月至762 年10 月叛军重新崛起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僵持阶
段。
（5）762 年10 月至763 年1 月政府最后进攻和取得胜利的阶段。
这是一场长期和激烈的冲突，其结果几乎到最后仍不能肯定。但冲突中
间存在军事上相对停顿的漫长时期，例如从757 年秋至758 年秋政府收复两
京以后，事实上760 年全年和最后战役前的18 个月这几个时期都是这样。因
此严格地说，叛乱期不应被认为是连续不断战斗的七年，而应该是帝国一直
处于全面战时体制的漫长的时期。
虽然战斗的间歇有种种原因（指挥的变化、进一步征募兵员的需要、甚
至天气），但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后勤的问题。每一次阵地的大变动都需要对
供应线作新的部署，而这正值帝国财政结构完全崩溃之时。在这一方面，叛
军的日子可能比中央政府好过些，尽管他们控制的地区较小。河北是坚固和
可守之地，靠近主要的冲突地区。相比之下，政府发现自己被夺去了主要的
收入来源：河北当然已经丧失；河南的部分地区被叛军占领，而且已被战争
破坏；与长江诸道的联系由于叛军破坏了汴渠的几条交通线而基本上被切
断。此外，玄宗时期积累的大量剩余粮食和物品在叛军占领两京时大部分已
被毁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被迫从三个来源取得有限度的正常岁入：关中
本地的生产（但只在758 年以后才有挹注）；从南方跨秦岭经汉水运来的少
量资源；一切能从四川通过陆路运来的物资。在其他方面，政府只能采取短
期的权宜措施：卖官鬻爵和出售委任状，操纵通货，开征商业税和生产税。
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与叛乱作斗争，这有助于解释它
作战的时断时续的缓慢的节奏。
领导问题也影响冲突的进行。下文将谈到，政府有时因为不能对自己的
战地军队和它在地方掌权的代表进行控制而严重地受到损害，但至少从756
年秋季起，它在中央仍保持领导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叛乱政体则并非如此。
有四人相继任叛军的领袖，但每人（不包括安禄山本人）都杀害了他的前任
才取得指挥权。每人都僭号称王，力图使他的权力合法化。安禄山未能利用
其最初优势的事实和流传至今的对他的各种描述，都说明在755 年他的鼎盛
期早已过去。他在757 年初期遇刺，其子安庆绪接替他，控制叛军直至759
年春。史料把安庆绪说成是一个平庸之辈，但他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他的洛阳政权不能从河北叛军地区得到足够的支持，这些地区那时在他后来
的继承者史思明的控制之下。史思明任叛军领袖后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将领，
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 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
唐朝。虽然史朝义坚持与庞大的勤王军对抗直到762 年的相当长一段时期，
但结果他在年末在帝国军队最后的进攻下被消灭。且不说这四人的个人性格
如何，领导权的不断的和激烈的变化显然使叛军难以保持任何巩固的团结和
凝聚意识。
安禄山最初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一个月内，他已占领了河北、河东
的几个部分以及包括东都洛阳和黄河中段航道的河南北部。这时，河北勤王
军的联合抗击和在潼关匆忙集结的帝国军队阻止了他的迅速推进，使他不能
直驱西京长安。尽管遭到这些挫折，他仍在756 年的阴历新年初一在洛阳称
帝，国号为“大燕”。朝廷那时正在为动员抗击，为从北方和西北边境召回
部队，为征募新的人力资源和授予地方官员额外的兵权而作出疯狂的努力。
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中有一项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朝廷在企图为
其匆忙集结的部队提供指挥机构时，求助于以前为用于边境而发展起来的节
度使制的模式。第一个内地节度使是在叛乱爆发后不久时为河南道任命的。①
由于节度使结构早就适用于战斗中的主动灵活的指挥而不同于归朝廷节制的
臃肿的军事组织，它在其他地区推行的理由就不难想象了。但是，节度使制
从一开始就有意使之在高度独立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而且基本上体现了一种
军事分权体制。在一些重要方面，它是与严密的中央控制的原则不相容的。
虽然在一开始，它在帝国内地的扩大使用单纯是一种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但
这一制度被准许长期有效，并为地方在以后的两个世纪提供了全面的行政和
军事的基础。
河北勤王军的行动是对叛乱者的一大打击。这些起事从755 年末到756
年后期几乎持续了一年，它们使安禄山停止西进，并且本来完全可以在早期
把叛乱镇压下去。安禄山通过河北已迅速推进，很少系统地采取牢牢控制该
道的措施。他显然相信，他留在幽州（今北京）和留在平卢镇境内的满洲边
境的守军能控制这一区域；此外，他有充分理由对及早取得胜利抱有信心。
但是在他通过河北后一个月稍过，河北勤王运动风起云涌并且迅速从东面的
德州（在今河南的德州[原文如此——译者]）和西面的镇州（正定）向外蔓
延。有的地方，起事由一些安禄山认为不必予以替换的刺史领导，而另一些
地方，领导起事的则是把安任命的刺史杀掉或赶走的较低级的官员和地方领
袖。河北多一半的州起来反对叛乱者；虽然它们之间很少协调行动（它们各
自的兵力也很弱），但它们的确保持了密切联系，这样就有助于发展运动。
勤王者的目标不仅是不让叛乱者控制他们本人的州县，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切
断安禄山在洛阳的主力军和幽州叛乱基地之间的联系。他们当然知道，如果
没有中央政府军的援助，不论时间长短，他们抵御叛军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
① 《旧唐书》，卷9 第230 页；《资治通鉴》，卷217 第6937 页。
存在的。①
勤王运动的运气变化很大。756 年初期，随着叛乱者第一次软弱无力的
镇压活动的失败，大量正规军从安禄山在河南和北方的军队中抽调出来，迅
速重新占领许多地方。但是李光弼和郭子仪率领的正规政府军从河东（今山
西）经太行山几个关隘抵达河北，从而又激起了新的起事浪潮。接着在春初，
平卢的一些部队出人意外地倒向政府，叛军的地位又趋恶化。②这就迫使河北
的叛军后备军驻守幽州。勤王军在击退叛军的同时，于756 年中期已经控制
了横跨河北直至沿海的地带，完全收复这一区域的可能似乎出现。但是朝廷
的大部分人却不能敏锐地看到更大的战略可能性，反而全神贯注于通往京师
的各要道的形势，因为政府军正在潼关与叛军主力相持不下。最强大的政府
军在那里不与叛军交锋。政治考虑支配着这些朝廷大臣的观点。他们担心，
如果政府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努力而显然不能彻底粉碎叛乱，就会大大地动摇
人民的信心。还存在朝廷官员和潼关统军将领之间的严重战略分歧，从中人
们同样可以看出在文官和武将之间、朝廷和边将之间的那些首先导致叛乱的
对立和不同利益。
结果，以杨国忠——他对安禄山的敌意无疑促使叛乱爆发——为首代表
朝廷文官利益的一方占了上风。756 年阴历六月，朝廷下令，命军队全面出
击，这在政治上是权宜之计，但在军事上是草率从事的莽撞行动。①结果政府
一方大败：参加进攻的18 万官军大部分遭到伏击，被分割和消灭。政府因缺
乏完整的后备军，不能在叛军和京师之间的地带再进行防御。不到几天，玄
宗及其朝廷出逃，长安被叛乱者占领。玄宗前往四川避难，在一个经常加以
戏剧化的插曲中，杨国忠与他的堂妹杨贵妃在途中被不满的部队所杀。同时，
皇太子，即未来的肃宗，撤往西北的灵武，以期在那里集结支援力量。
在许多人看来，老皇帝的领导此时威信扫地，所以皇太子在下一个月的
僭位掌权普遍被人接受。在肃宗流亡朝廷召集的部队中，有在河北作战的部
队；征召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促使河北勤王军抵抗的崩溃。勤王运动
的活动中心一一丧失，这样就实际上结束了唐朝在那里的权力。东北边缘平
卢的勤王守军被孤立，最后在762 年，他们通过海路撤至山东。潼关的一场
灾难性的战斗必须被视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使叛乱者时来运转，使王
朝几乎崩溃，并使战争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但是从长期看，关键的因素证明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继续留恋唐统治皇
室。这种忠诚在下一年中受到严重的考验，当时肃宗的朝廷遭受一系列严重
的失败，只有一些小的胜利稍稍有所弥补。一切努力都集中于收复长安这一
唯一的目标。756 年秋，然后又在757 年春，勤王军对占领长安的叛军发动
进攻，但都被击退，损失惨重。在南方，叛军穿过秦岭，直趋汉水边的襄阳，
虽然他们朝东南向淮河的推进在宋州（今商丘）被持续到757 年秋的英勇的
抵抗所阻。②
① 关于勤王起事的最完整的记载，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中唐和晚唐的东北》，
第1 章（在撰写
中）；又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 8
（1954 年），第
86—1 页。
② 日野开三郎之文（载《史渊》，91〔1963 年〕，第3—7 页）仔细地追溯了平卢军的历
史。
① 戴何都：《安禄山史》，第241—55 页；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北京，1959 年）
，卷1 第217—18
页（他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不去谴责杨国忠，而把攻击的决定全部归咎于玄宗军事上的
无知）。
再往南，动乱也出现了。在潼关败后面临政权可能垮台的情况下，玄宗
已把帝国的几大地区交由诸王子控制，极力企图依靠皇族的忠诚来维系王
朝。他的一个儿子李璘例外地已至长江中游镇守，在757 年初期举兵叛乱。
也许他预期自已会成功地领导唐朝中兴，所以溯江而下夺取富饶的长江下游
地区；但他被迅速打败和杀死。同时在边境，外邻开始利用中国的内乱来侵
吞当时仍由唐朝控制的地方。主要的受益者为吐蕃和南诏；前者侵入陇右（甘
肃），限制了唐朝与中亚的交往，后者在四川进行蚕食。但是甚至在极南方
（包括安南），非汉族部落也起来叛乱，迫使中国当局撤离。
虽然朝廷虚弱无能，但暂时占有军事优势并控制河北、黄河、远至长安
的大部分渭水流域和大部分河南（中国最最富饶和人口众多的区域）的叛乱
者却没有另立取代唐朝的稳定的政体。虽然由于材料很少，人们不可能估量
他们的政策，但显然他们取得的支持很少，并一直被视为是些粗鲁的边境军
人而已，除了进行军事征服外，根本无权统治。也许安禄山在一开始未能取
得全面胜利的事实足以使他的希望趋于破灭；斗争一旦拖延下去，王朝就能
够利用剩余的巨大力量和支持，其中大部分是无形的。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
唐朝至755 年的统治的成功。但叛乱者的眼光短浅的政治头脑一定也起了作
用。另一个因素是叛乱者领导内部的离心离德，随着安禄山在757 年初的遇
刺，分裂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①其子安庆绪继承指挥可能恢复了洛阳大本营
的和谐，但此事却疏远了在河北继续带兵的安禄山一代的将领，其中最著名
的是史思明。事实证明，当时河北和洛阳两派已经公开化了的争吵几乎是致
命的。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叛乱者在洛阳建都后，始终只对长安表示一种
消极的兴趣，即不让唐朝得到它而已。除了他们的东北渊源外，他们是否也
认识到渭水流域越来越不适宜充当政治中心？
随着757 年秋政府军发动的进攻取得胜利，事态似乎发生了决定性的转
变。转变始于英勇善战的回纥雇佣军率先大举进攻以后在阴历九月收复长
安，这是他们在叛乱期间两次证明是决定性贡献中的第一次。经过了一系列
的胜利，进攻在阴历十月收复洛阳时结束。叛军不得不放弃邻近地区（其中
包括他们最近已经占上风的河南南部和东部），退到黄河以北。叛军大本营
被迫撤回河北西南的相州（安阳）。政府肯定作了有成效的军事努力，但它
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河北的叛军不能为其西面的军队提供足够的支持。这些失
败以及两京的丧失在当时公开地把叛乱者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相州的安
庆绪和幽州的史思明。到758 年初期，叛乱者的前途显得如此渺茫，以致史
思明本人宣布向皇帝投诚。朝廷由于不能最后消灭他，不得不满足于他名义
上的投降，所以就封他为原官。
在收复洛阳后不久，朝廷实际上停止了主动的军事行动。它的资源暂时
耗尽。朝廷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叛乱者此时虽被牵制在河北，但仍十分强大，
不能一举消灭。总之，普遍的期望是：最坏的逆境已经结束，唐皇室已被保
存下来，现在可以进行必要的重建工作了。758 年颁布的大赦令宽恕了除少
数有名首领以外的所有叛军。①这是有意识地愈合国内分裂的企图，但它也为
促使叛军内部倒戈以削弱敌人力量的战术目的服务。
在758 年的大部分时期内，政府表现的有限的军事主动性令人费解（除
① 见戴何都：《安禄山史》，第290—95 页及其参考材料。
① 关于这一政策的坚持和重申，见《册府元龟》，卷87 第13、14 和17 页。
了它自身继续虚弱这一理由外）。秋季发动的新进攻把叛乱者赶出黄河，但
安庆绪率领的叛军主力部队成功地撤至壁垒森严的相州大本营以确保自身安
全。政府军采用一种极为谨慎的战略，不在乎取得对河北其他地区的控制，
而只把该城围困起来。围城持续了整个冬季；到759 年春，围城者和困守者
同样筋疲力尽。同时，朝廷对北方的叛将史思明的不适当的处理（可能是史
思明军事上的老对头李光弼的过错）又促使他背离朝廷。他再次叛乱，率军
南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袭扰围困相州安庆绪的政府军，最后在阴历
三月与他们进行对阵战。虽然据说他与政府军的力量对比不到一比十，但他
的军队仍把所谓“九节度使”的勤王军彻底击溃，迫使他们一路撤至洛阳。
史思明于是进而消灭安庆绪及其支持者，为自己取得了叛乱的大燕朝的皇
位。①在当时，惊慌失措的朝臣把占压倒优势的政府军的惨败归咎于缺乏一个
受权的最高统帅以指挥和协调几支军队的将领的行动，虽然这不能完全解释
这次战败，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因各个节度使在联合作战中各自为战而
引起灾难性后果之事，则是不乏其例的。
这样，刚在一年多以前似乎几乎完蛋的叛乱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它的
结束遥遥无期。759 年秋洛阳和汴州陷落，政府命运进一步恶化。从此以后，
时而一方主动出击，时而另一方主动进攻，但双方都未取得任何明显的胜利。
长时期的对峙一直持续到761 年初期。也许就在这一叛乱阶段，出现了对现
存政治和社会秩序最有害的后果。虽然朝廷幸亏没有其他危险的僭号者出
现，但它本身却不能恢复元气。汴渠源头几个关键地区的丧失和汴渠本身的
失修，排除了从长江各地取得大量收入和运输军事物资的可能。因此，朝廷
能取得收入和支援的地区依然是十分有限的，面对这些地区，政府不得不采
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②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叛乱者盘踞的河北地区一定非
常困窘；但自756 年以来已没有大的战斗，此时它可能已从最初叛乱造成的
困境中恢复过来，并且又变得比较富饶了。
从长期看，具有同样严重后果的是，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多地从中央当
局手中丧失。这些年的记载充满了哗变和小叛乱之事，它们几乎都出于个人
的野心和对抗，而不是为了宏图伟业。政府一再因这类与主要叛乱活动或叛
乱政权毫无关系的动乱而分散精力和受到牵制而不能实现它的主要目标。759
年晚期，接着又在760 年初期，在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叛
乱。760 年后期，长江下游又有一次大起事，761 年和762 年的四川也有起事，
但这远远不是所有的动乱。地方权力斗争、暗杀和公开蔑视秩序的事例甚至
更多。
这类目无法纪的行为常常使人难以分清敌友。例如，长江下游地区诸城
市遭受的唯一一次严重战祸发生在760 至761 年冬季镇压刘展叛乱的时期。
前来镇压叛乱者的政府军在扬州和楚州这两个富饶无比的商业城市胡作非
为，大肆掠夺和杀戮而不受惩处。数千名外国商人被杀。①762 年，由征苛刻
的税的企图引起的民众起义也遍及长江下游地区。袁晁领导的叛军据说总数
即近20 万，他们蹂躏了浙江的大部分，直到763 年阴历四月才最后被镇压下
① 戴何都：《安禄山史》，第307—21 页。
② 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北，1963 年），第94—01 页；崔瑞德：《唐代的
财政管理》（剑
桥，1970 年），第34—5 页。
① 《新唐书》，卷144 第4720 页；《资治通鉴》，卷222 第7101—104 页。
去。
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比这些叛乱甚至更加严重的现象是地方将领日益不
请示京师就擅自行动的倾向。这些地方当局从朝廷往往已得不到指导和真正
的帮助，而只能自己临时设法满足地方的需要，例如在财政方面就是这样。
但在其他方面，它们干脆对朝廷的指令置之不理。总之，由于战争艰难地进
行而冲突又无结束的迹象，对王朝政权的一种信任危机显然发展了，它转而
又妨碍政府作出粉碎叛乱的决定性的努力。
叛乱者当然一定继续希望帝国权力全面崩溃。至少，史思明的将领们期
待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容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地方的权力范围。
但无论如何，消耗战既拖垮了中央政府，也拖垮了叛乱者。可能为了寻求新
的供应来源，史思明在761 年初期又对勤王军的领地发起进攻。事实上，是
叛乱者而不是政府军差一点有了决定性的突破。761 年4 月在洛阳附近的又
一次大战中，他们击溃了政府军，并且威胁要沿黄河向西发动另一次进攻。
但史思明不久被其部下所杀。①这对叛乱者来说是一个大灾难。他的死亡使发
动新攻势的前景趋于破灭，并且也使叛乱长期所抱的胜利希望烟消云散。如
同安庆绪，我们的史料对史朝义也不注意，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叛乱者在他
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依然是强大的。直到进入762 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境况
才不利于他，并且又像安庆绪那样，他最后被他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的背叛
所解决。现在正在为第四个首领效劳的这些人发现，保全个人性命的要求优
先于效忠的要求。
762 年阴历三月新帝代宗在长安登基，但他的继位对冲突的进程没有什
么直接的影响。可是他登基后随即颁布大赦，以重申肃宗的宽大政策，这对
结束叛乱起了直接的作用。②叛乱的结束是突然来临的。可以确定战争最后阶
段的日期从762 年的初期或中期开始，但不论在那一年的初期力量对比可能
发生了何种变化，政府的大捷和大量失地的收复都只是秋季攻势的结果。阴
历九月，派往回纥可汗的使者发现，史朝义已在试图说服回纥人进行反唐的
干预。唐帝就派曾以女儿嫁给可汗为妻的仆固怀恩前往回纥朝廷；仆固在那
里说服可汗参加对史朝义的协同进攻。对朝廷来说，再次向回纥寻求军事援
助的行动肯定是它经过六年连续的战争和内乱后在虚弱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采取的一个措施。①
决战以阴历十一月叛乱者在洛阳城外的惨败告终。洛阳又被收复，然后
同样遭到勤王军和回纥人的蹂躏和掠夺。史朝义在这次战斗中人马大量丧失
使他处于严重的劣势。这次战败对他主要的战地将领的影响同样是重要的，
因为尽管叛乱者在河北仍拥有重兵，但这时将领们相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失
败。他们一一背叛史朝义而向皇帝投顺。史朝义接连败北，最后被赶往河北
的北面。当763 年初期他抵达安禄山原来在范阳的根据地时，守将把他摒于
城门之外。他被迫逃入契丹和奚族之间的边境，根据一个记载，他终于自尽
而死。随着他的死亡，叛乱结束。
叛乱是在没有任何最后的和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这种方式反映
① 见戴何都：《安禄山史》，第335—45 页，以及他的参考材料。
② 《册府元龟》，卷88 第1 页；《唐大诏令集》，卷8 第9 页。
① 关于回纥插手叛乱的情况，见C.麦克勒斯：《唐史记载中的回纥帝国》（堪培拉，197
2 年），第17—5、
55—7 页。
在763 年河北建立的新权力结构方面。肃宗和代宗几年来都积极地鼓励叛军
首领们自动投降。在叛乱后的处理中，叛乱的全部责任由安、史家族及其直
接支持者承担。所有其他的叛乱者都准许为唐王朝效力，许多叛乱头目被批
准在原辖地任官。②朝廷不但愿意赦罪和保证安全，而且还确保叛乱将领的权
力和官阶，其原因有二：它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急于结束敌对行动；它预料
一旦和平和现状得以确立，就能够控制以前的叛乱将领。这一政策在唐王朝
第一个十年进行得很顺利。但在这时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就不像预料的那
样。当然，主要叛乱将领的倒戈最后促使叛乱迅速瓦解。但河北——中国人
口最多和最富饶的道之一——这时一分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为
节度使的前叛乱将领手中。政府与其说是镇压叛乱，倒不如说通过妥协的解
决办法来结束叛乱。在河北，妥协的代价证明是昂贵的。
在全帝国，占主导的心情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欢欣鼓舞。以前人们很
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结果反而失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但“胜利”
是暗淡的，是通过代价十分昂贵的回纥盟军的干预和对叛乱者的全面宽大取
得的。
全帝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的状态。实际敌对行动的结束使政府面临
大量紧急的问题。第一种倾向是想重建755 年的状况，因为很少人——虽然
他们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能认清几年叛乱的事态已把国家和社会改变到
什么程度。这些变化已使简单地恢复旧制度成为不可能之事。以下几方面可
以说是最重要的变化。
一、军事化已经大规模实行。武将们行使大权，支配着地方行政和占有
所有主要的战略要地。大批的人——可能超过75 万——都武装起来。在以后
半个世纪，甚至程度较轻地在王朝以后的其余时期，军方一直是帝国生活中
的主要力量。
二、地方行政的结构已被改组。到763 年，节度使和观察使控制的政体
已在整个帝国成为处于中央政府和旧州县之间的常设权力纽带。这些地方政
体发展成为本章下文讨论重点的自治和半自治形式。
三、新的社会成分被引进政治领导之中。通过作为军人取得的战功或在
准军事政府中效劳，许多人在官僚体制中升至高位；或者取得了以前没有机
会取得的财富和社会威望。
四、国家的财政结构已经崩溃，需要新的方法来筹措收入。地方的税收
记录已被销毁、散失和过时。到763 年，政府完全缺乏重新推行旧的高度集
权制所必需的严密的行政控制，适合新形势的新方法已开始在叛乱期间逐步
形成。
五、叛乱造成的动乱给了土地分配制最后的打击；原土地分配制再也不
能限制地产的拥有或控制财产的转移，甚至再也不能起土地登记制的作用。
随着社会总的失调，它的最后消失使地产大量转到新主人手中。
六、人口大规模地迁移。河北和河南许多遭受战祸的地区的人口部分地
减少，许多人迁往江淮及江淮以南。
七、政府丧失了对河北和大部分河南地区的有效控制，它们这时在前叛
乱地方长官手中成了帝国内部的一批半自治的道。这样就使帝国丧失了对它
② C.A.彼得森：《仆固怀恩和唐朝廷：忠诚的局限性》，载《华裔学志》（1970—971 年
），第29—3
页。
的25％到30％的人口的控制以及大量的收入。
八、长江和淮河两流域的几个道取得了新的和关键性的重要地位。由于
中央政府在其他地区实施的控制有限，这一区域因其增长的人口和巨大的生
产力而成为王朝主要的收入来源。结果，运送收入至京师的运河体系成了朝
廷的绝对生命线，没有它，朝廷就没有物资和资金。
九、在对外方面，帝国令人悲叹地丧失了领土和威信。随着撤离军队和
文职官员以应付内部危机，四周的边境收缩了。中国丧失了对中亚的控制，
虽然孤立的中国前哨远在那里苦撑了若干年。更重要的是，近代的甘肃和宁
夏两省被吐蕃人占领。这使帝国的政治中心比以往更容易受外来的攻击。
到763 年，这些变化已清楚地被人觉察。不管口头政治家们如何空喊“中
兴”，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并且排除了任何真正恢复政府旧政策和旧行
政程序的可能。在几年内这一事实已经变得很明显，所以政府被迫试行新制
度。这些制度往往与传统的政治模式（它建立在能在全帝国推行统一行政措
施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之基础上）南辕而北辙。初唐的旧秩序一去不
复返了。
叛乱后的权力结构
安禄山叛乱的直接的和可见的遗产是一个大为削弱的中央政权管辖下的
不稳定的总形势。在几个地区，特别在不断遭受战祸和将有长期和艰难的重
建工作的河南北部，物质的破坏是严重的。在其他曾发生过重大的、但只是
停停打打的战斗的区域，如关中、河东南部和河北，最严重的后果是征用人
力造成的，因而是短期的。这时全体民众面临的具体困苦主要只能推测；但
有充分材料证明，当时存在大规模的破坏、荒芜和人口减少。政府自身被各
种各样的困难——严重的资金短缺、混乱的官僚机器、破坏的交通、吐蕃构
成的严重的外来威胁和浙江发生的一次危急的（显然是民众的）叛乱——所
困扰。但一些事件表明，其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是曾经确保王朝生存下来的那
种手段，这就是为了行使分散的权力，动员资源和进行战争而在内地建立起
来的军事藩镇。①
前面已经谈过，这些藩镇之建立是专门为了应付军事的紧急情况。但在
叛乱的过程中扎下了根后，它们这时已形成了京师大门以外的主要权力中
心。一方面，军事力量无疑使节度使们能够对朝廷坚持自己的权利，甚至藐
视朝廷；在历史著作中，他们通常被形容为桀骜不驯和追求权势的武将。另
一方面，客观情况本身，即政府的紧密结合和高度集权的旧政制的崩溃，也
需要比过去更大程度地把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因此，新的地方政体的发展
也可以被看成是对紧急需要的一种积极反应，这一点已被叛乱以后若干年新
的地方行政单位的建立所证实，而它们以前在这些地方是不存在的。例如，
764 年和765 年，从荆南和江西这两个大的旧置道分离出更统一、更紧密的
湖南和鄂岳的措施肯定是由于当时的行政能力不能胜任所致，而不是像以后
的情况那样是出于削弱军事上强大的藩镇的愿望。唐王朝只是在付出了高度
① 最完整的单独论述叛乱后地方结构的论著（虽然有的观点已经过时）是日野开三郎的《
中国中世的军阀》。
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 年）十分有用，特别是它的表列数
字，但它决不能
使吴廷燮的旧编《唐方镇年表》（载《二十五史补编》卷6）过时。
分权的代价后才得以幸存下来。
叛乱结束时的行政安排是建立约34 个新的地方藩镇（见地图13）。以
后几十年新藩镇继续增加，其数在45—50 个之间。①新藩镇的建立和复杂的
辖境的变动使763 年以后唐朝的行政地理非常难以捉摸。但叛乱平定后最初
几年存在的30 个藩镇实际上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存下来，到785 年，所有
比较重要的藩镇都已形成。大小的差别很大，有的只包括两个州，有的则有
12 个或更多。地位和行政结构的不同也使事情复杂化。
最初，大部分藩镇（几乎是华北的所有的那些镇）由节度使管辖，他们
都兼有观察使的权力。后一种职务是玄宗时代的采访处置使的直接后身，但
这时它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按理说，节度使应拥有常备军供他们指挥，在
理论上是为了执行他们的军事任务。这里情况又有很大差别，有的镇只有军
队数千，而有的镇则多达7.5—10 万人。观察使领导的镇的各类军队都很少，
这类官员一般兼有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的头衔，从而在必要时有权在地方行
动中动员军队。在安禄山叛乱结束时兵员总数（包括边防军）可估计为85
万人左右，这不包括当时已被解散的府兵。②但在这种高度军事化的情况下，
朝廷却没有一支任何规模的中央军队可供调遣。从军事上说，政府几乎完全
依赖忠于王朝的节度使的军队，但这些军队不论设置在边境沿线或分布于整
个华北，都不在它的直接权力之下。
从一开始，内地几处军队大集结的继续存在（甚至在和平恢复后仍如此）
妨碍了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的任何坚定和有效的活动。情况确实如此，原因
有二：地方戍军常常是动乱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争取独立地位的有
野心的地方领袖提供力量。地
方部队内部的哗变和动乱是经常的，这些情况有时是暴虐和无人道的领导造
成的苦难引起的，如764 年河中和775 年河阳的情况；但由于单纯的个人对
抗和军纪败坏造成的这些情况至少同样经常，如770 年的湖南和774 年的汴
州就是如此。①虽然它们助长了总的不安全感，并且它们一直有发展成大暴乱
的危险，但这类动乱的影响主要是地方性质的。
受这类戍军支撑的基本自治的地方政治权力的出现则是另一回事。这些
势力为了有效地控制帝国的要地，最后甚至为了取得那里的主权，很快向中
央政府进行挑战。军事力量不但支持它们的野心，而且为它们的领袖赖以在
领地中取得充分完整的控制提供了手段。这样，从那些长期在中央控制之外
的地方政体，我们可以发现从以原来派在该地区的军队为基础的狭隘的军事
权力发展成真正在地方割据称雄的明确迹象。甚至像魏博和昭义那样的藩镇
（前者不受节制，后者效忠朝廷），情况也是如此，它们的军队只是在安禄
山叛乱以后的时期通过大规模征募和训练地方居民以后才变得难以对付。
中央政府是非常了解军事力量分散的种种危险的。但它缺乏消灭这种现
象或对地方势力施加任何严密的中央控制的手段：各地的军事领袖和一般士
兵都激烈反对这类政策。因此它对诸如战时英雄郭子仪提出的取消军事藩镇
① 岑仲勉的《隋唐史》（第272—73 页）论述了道的数字和变动情况。
② 《旧唐书》卷17 下第567 页、《新唐书》卷164 第5057 页和《册府元龟》卷486 第2
1 页估计的数字可
能偏低，现向上稍作修正。
① 见《资治通鉴》，卷223 第7166—167 页；卷224 第7214 页；卷225 第7225、7229 页
的记载。
的建议和对文官独孤及提出的紧缩所有内地各地的军队规模的建议，都无实
施的企图。②随着叛乱后局势的明朗化，有人认识到，为了抵消不直接受中央
控制的藩镇力量，在直接受中央控制的几个藩镇保持庞大的驻军是绝对必要
的。随时由中央政府调遣的大部分兵力分驻在西北边境沿线。总的说，这些
军队造成的问题比内地军队少，这无非是因为他们驻守的地区很贫困，而且
人口稀少，所以深深地依赖中央政府的供应和资金。可是安禄山之乱以后时
期第一个政治军事大危机却在边防军中发生，这场危机虽是短命的，但却有
深远的后果。
叛乱时期其功勋可与郭子仪和李光弼媲美的杰出英雄仆固怀恩是一个具
有回纥血统的职业军官，曾指挥过结束叛乱的最后的扫荡战。作为西北地方
军的指挥官，他在帝国胜利后的几个月中依然是军界最有实力的人物。763
年秋，当他带领回纥可汗及其朝臣在参与镇压叛乱后回国时，他和他的贵宾
发现河东节度使不让他们进入太原。节度使提出的借口是安全预防措施，但
私仇可能是这次纠纷的根源。在这次发生的激烈争吵中，仆固不无理由地感
到朝廷不给他足够的支持。结果，当他在等待报私仇的时机时，他命令朔方
军在河东消极观望，尽管吐蕃有入侵京师西面之势。吐蕃人11 月确实跨越边
境时，他们迅速地打垮了面临的有限抵抗；由于附近各镇的节度使和仆固本
人都没有响应要求支援的紧急呼吁，吐蕃人进而占领长安。朝廷在七年中第
二次出逃，这一次东逃至黄河河畔的陕州避难。由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无
力据守京师，吐蕃人在两周后就撤走。生命和财产遭受一定的损失，但受到
远为巨大损害的则是和平重新来临后刚刚有所恢复的帝国威望。①
结果，事情变得很明显：第一，政府再也没有完全可依赖的军队可供调
遣；第二，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防御来自吐蕃人的外来威胁。仆固怀恩被宫
廷策划的阴谋赶下了台，他的朔方戍军指挥官的职务由郭子仪接替，同时对
边防军的多少更有效的新部署也得以进行。仆固怀恩逃往在今宁夏境内的灵
武，并在764 年秋与吐蕃人联合，为他们领路和领导新的入侵。这一次深入
中国领土的打击未取得持久的收获。在下一年，他组成了吐蕃人、自己的回
纥人和其他部落民族的一个广泛的联盟准备入侵中国。但对唐朝来说幸运的
是，他在入侵期间得病，不久死去。在这整整的十年中，吐蕃人每年秋季进
攻边境，这些袭击构成了安全、后勤和士气方面的严重问题。随着吐蕃的威
胁，名义上友好的回纥人表现出模棱两可和不明确的态度。这种外来威胁严
重地防碍了政府在中国内地恢复中央对不同的区域权力中心的控制的努力。
在开始时，政府对哪些地方当局会响应它的指令和哪些地方会拒不服从
是不完全清楚的。与各地的关系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趋于明朗，并且因考
验和错误判断而更加清楚。每一次的最终考验是中央政府选任各镇节度使的
能力的大小。在长江流域及以南，政府稳定地保持这种权力，虽然那里偶尔
发生哗变和动乱，却不存在真正的军事问题。在北方，类型则很不一致，至
少在最初是完全不能预测的。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政府掌握了对大部分地方
节度使的挑选权，但在面临有力的地方（军事）反对时，它通常不能对某镇
强加它的人选。可是在安禄山之乱后的十年中，它确实在一些困难的、或是
潜在困难的局势中成功地作出了一些人事变动。例如在764 年，它设法安全
② 《资治通鉴》，卷223 第7165、7173 页；《全唐文》，卷384 第20—2 页。
① 彼得森：《仆固怀恩和唐朝廷》，第423—55 页。
无事地把一名前叛乱将领从汴渠边的战略要镇汴州调到一个比较次要的地
方，而以一名效忠王朝的将领接替。767 年，它使用武力在陕西东南的华州
清除了一名拒不听命的节度使，因为此镇太靠近京师，使它放心不下；773
年它任命自己选择的节度使去控制河北的黄河边上虽小但很重要的义成军，
并顶住了当地守军要求任命他们自己的一个军官的压力。
同时，中央政府在实施一项有关的政策，即在把地方的权力交还文官时
也有一定的进展。在叛乱结束时，各地的长官（不论其具体官称是什么）有
近75％是军人。到779 年的代宗末年，这一比率已减少到约五分之三。这些
成就主要在南方取得，因为在许多北方藩镇，由于战略的原因，强大的军事
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职业军事领导的保持不会带来不能接受的安全风险。①
但是尽管政府在有些情况下有所进展，但在其他情况下它却没有力量将
其意愿加在与地方军人相勾结并加以利用的有野心的节度使身上。763 年在
襄州（在汉水边上），765 年在平卢（当时是平卢军已被调去的山东一个重
要藩镇的名称）和767 年在四川（那里全是“效忠”的镇），政府对地方将
领之间的权力斗争被迫袖手旁观，然后给得胜者奖以节度使的正式任命。在
前叛乱者领地的第一起这类事例发生在768 年的幽州，当时节度使被刺。朝
廷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威信感到有足够的信心，以致派了自己的一名高级官
员去掌管该地。但是地方驻军的一次武力炫耀就足以迫使他返回，然后那名
刺客就得到合法的批准而成为节度使。四年后当他也不得善终时，朝廷不打
算干预，而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观望期，才正式批准继任人选。
政府直到775 年才对一个拒不听命的藩镇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但即使在
当时它也只是在最狂妄的挑衅后采取行动的。这一危机发生在河北是不足为
奇的，那里的魏博在前安禄山的、精明和足智多谋的副将田承嗣的领导下已
成为四个藩镇中最强的一个。775 年，田承嗣企图接管邻近的一个已经更换
节度使的相卫镇。如果这一行动成功并被群起效尤，帝国就会发生混乱。因
此政府命令附近的九个藩镇对田承嗣发动一次征讨。它们之中有的非常愿意
行动，以便取得一份战利品；它们还可能都得到朝廷的资金。中央政府的主
要目标是牵制甚至降服魏博，但它一定还希望这次冲突有助于削弱一些不很
听话的藩镇。
这些目标只被完成了一部分。田承嗣通过兼用计谋、外交和及时的胜利，
能够保持他的军事地位。此外，其他强大的藩镇节度使终于认识到，他们的
长远利益远远与田承嗣的利益而不是与朝廷的利益相通。结果，在赢得了一
些大小适当的领地后，幽州、成德和平卢诸镇妥协并最后放弃征讨。这虽然
导致朝廷在776 年早期完全停止作战而没有降服魏博，但它至少已经使魏博
不能为所欲为。魏博虽然面临众寡悬殊的不利形势，总的说丧失了很少的领
地，但它取得的半个相卫镇（它此时不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它在其
他地方的损失。此外，它已经有说服力地显示出个别有强大武装的藩镇的防
御生存能力，尤其在河北的藩镇更是如此，因为朝廷在对那里的个别节度使
采取任何行动时，能指望得到的支持很少。①
那一年（776 年）的晚些时候，朝廷的确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联合的地方
① 这些结论根据吴廷燮的表作出。见彼得森的《763 至875 年期间官员任命的控制与唐代
各道世袭官职的
发生率》，这是为1962 年芝加哥召开的“唐宋时代传统和变化”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① 关于这一事件，见彼得森的《帝国的分离部分》第2 章。
军消灭了一个有潜在危险的地方领袖。一个不出名的将领李灵耀在汴州的节
度使死后已经夺取了那里的控制权，并且立刻开始执行一条傲慢的独立路
线。对在汴渠边上的战略要地出现的这种行为，朝廷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为
了消灭他，朝廷发动了一场战役，并且立刻取得胜利，尽管不知悔改的魏博
节度使对叛乱者提供了援助；在汴州地区，朝廷作出了崭新的行政安排。
但在这类情况下，参加战役的藩镇从胜利中取得的利益往往与中央政府
一样多。这显然是中央政府被迫完全依靠地方军而不依靠中央控制的军队所
造成的几大恶果之一。这一次，已经强大的平卢是全面的胜利者，它从战败
的对象那里取得五个新的州。
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试图控制有较多驻军和占地理优势的藩镇
的记录最多也只能说是不平衡的。到代宗执政结束时，至少有六个藩镇不受
中央任何值得一提的控制，它们是：幽州、魏博、成德（河北北部和中部）、
平卢（山东）、襄阳（湖北北部）和淮西（河南西南）。在这些地方，节度
使是当地决定的，朝廷不过在事后予以承认（成德实际上不能算例外，因为
在那里带兵的李宝臣的任期从他叛乱时算起）。也许长期在一个篡权者手中
的剑南西川（四川西部）也应包括在这一类藩镇中，虽然它采取反朝廷姿态
的时间要晚得多，并且又是在不同的领导之下。所有这些藩镇在处理内部事
务时都不受朝廷的干涉，所以必须恰当地把它们视作自治单位。正如历史学
家司马光所说：“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①
显然只有有实力的现实情况才能导致唐朝政体接受这种局势。它这样做
了，但又保存了帝国的统一和自己居于唯一正统地位的权力，这简直可以说
是了不起的。原因在于它能牢牢地控制四个对它的生存绝对重要的区域。这
些关键区域的第一个当然是京畿的关中道，那里的资源虽然减缩，但它作为
国家的政治中心仍是至高无上的。第二个关键区是西北的边境区，它是掩护
京师使之避免帝国面临的最大外来威胁的盾牌。第三个是长江淮河流域，这
一区域有迅速扩大的生产力、增长的人口和繁荣的商业，因此已成为政府的
主要收入来源。第四个是运河地带，它包括那些从南方运输税收所必经的几
个镇。（四川是这类区域的第五个，但有争议；虽然它是守卫西面和西南边
境的要冲，但它与中央政府的命运的关系，并不像上面所谈的四个区域那样
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四个区中的两个因战略的原因而非常重要，所以它们
需要集结重兵，这样随之产生了控制的问题。我们已注意到，西北的边境藩
镇缺乏足够的地方资源基地，所以没有争取摆脱中央政府的能力。但沿运河
有大量驻防部队的诸镇则是另一回事。它们非常反复无常，需要以极为巧妙
的手段加以处理；显然它们基本上不向中央贡献税收。
因此，像陈寅恪指出的那样，唐朝在8 世纪后期和9 世纪的统治之得以
幸存，实质上只是因为它成功地维系了西北—东南的轴心。①长江流域是王朝
赖以繁荣的经济基地，但远离唐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是造成严重紧张的一个
原因，但这种情况之形成显然有充分的历史原因。这种地缘政治学的考虑也
说明了这个时期和以后时期国家财政所表现的特殊形式的原因。代宗朝的后
半期（约从770 至780 年），绕过地方节度使而又不影响他们征收直接税的
盐的专卖给中央提供了约一半收入。此外，780 年采用的两税法是在一个分
① 《资治通鉴》，卷222（应为卷223——译者）第7175 页。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 页。
权帝国的情况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在承认了这些情况的前提下被推行的。②
与单纯的军事控制问题一起，中央当局还面临各地的具体行政问题。这
些问题由于各节度使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模糊不清而复杂化了，甚至在顺从中
央控制的地区，它们也造成了困难。事实上，代宗时期的大部分成就必须被
看成是单纯地表现在帝国的大部分地方恢复了一定程度的行政秩序这一方
面。
混乱的几年使许多人得以在地方任职，根据以往的标准，他们担任这些
职务是不够格的，但现在又不易被取代。任命官员的常规已被破坏，并悄悄
地被放弃。节度使们提升自己的助手和心腹，往往继续不顾这些正常程序。
官员的正常轮换和例行提升也已被破坏。上述情况与由于总的资金短缺而引
起的精简人员和减少俸禄的因素一起，必然严重地降低行政的质量和损害正
规官员集团的风纪。严格的监督和正常的政绩考核也不可能实现，特别是因
为普遍认为公务的处理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节度使被授予在自已辖区内
考核官员的明确责任，但他们对网罗忠于自己的追随者的活动比对作出客观
的评价往往更感兴趣。此外，系统地监督节度使本人的制度也已不复存在。
例如，长期以来的苦难根源之一是节度使擅自非法征税；但由于他们获准在
地方上有很大的行动自由，所以人们要揭露具体的、显然应受谴责的事例是
不容易做到的。
总的说，财政造成了一个困难问题，因为国家对人口的行政控制能力大
为削弱。旧的人丁簿和税册的丧失、破坏和过时，使登记的户数不到300 万
户——只是叛乱前总数的三分之一。①结果，恰恰在比以往更需要进行积极的
行政活动时，能取得的岁入反而锐减。此外，重新登记人口和使税册的材料
符合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行政工作中最艰难的任务。即使在7 世纪最有利的形
势下，在隋亡以后全部重新登记人口的工作几乎花了一个世纪。
中央政府颁布了许多诏令和公告，努力想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或者仍
是形同虚设的规定，或者被半心半意地执行。在代宗的大部分年代，中央政
府无力采取任何重大的主动行动，一种对地方行政的十分自觉的放任主义政
策终于逐渐被人们接受。这一政策与从764 至777 年任宰相的元载尤其有关。
②在这一时期的史书中，元载因他在这些年中对中央行政的独裁控制和对佛教
的庇护而受到强烈的批评，他公开的贪婪和腐化也被含蓄地认为是对各镇缺
乏积极的政策的一个原因。但是，在他掌权时期，朝廷却得到可喜的稳定，
并且他至少一度成功地消灭了自肃宗时期起支配朝廷的宦官势力。
元载对藩镇采用的政策是实用主义的。他也许比任何人更能认清朝廷只
有有限的选择余地，所以决定采取一条谨慎和妥协的路线，其目的在于维持
国内和平和逐步恢复中央的权力。毫无疑问，在他的眼中最紧急的大事是防
卫国家免遭外敌的侵犯：吐蕃人最近已进犯京师，并仍占领西北大部分地方；
另外还有威胁程度较小的表面友好但难以控制的回纥人。这一政策的主要目
标完成了，但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地方政体，特别是拥有重兵的政体，
能够有机会牢固地树立自己的势力和使它们与所控制的领地和人民的关系正
常化。这样，叛乱造成的分权在代宗在位期间逐渐制度化了。不但地方政体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41、52—3 页。
① 《唐会要》，卷84 第1551 页；《册府元龟》，卷486 第19 页。
② 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264—71 页；又见本书第9 章。
如此，甚至为中央利益服务的机构，如有才华的行政官刘晏在这一时期设立
的从而成为朝廷的主要财政支柱之一的盐铁使署也是如此，而刘晏在管理它
时，则是在独立于朝廷的高度自治的（实际上是区域性的）基础上进行的。
随着元载在777 年的失宠，出现了针对各地问题的短暂的立法风。它旨
在让州刺史重新起更充分的文官作用，同时又保护他们不受节度使的欺凌。
此时他们已不能再兼任团练使，各个州拥有的军队人数受到严格的限制。同
时节度使不得停止刺史的工作，未向朝廷报告不得批准他们离境，或另立自
己的人去补缺。①这一法规可能没有任何大的直接影响，但实际上朝廷在775
年对田承嗣和在776 年对李灵耀的主动干预后，它的确表现了一种新的信心
和赞成采取更强硬政策的日益增长的情绪。这种政策被代宗的继承者德宗几
乎从一开始就加以采纳。
① 见《唐会要》卷68、69 和78 的有关文献；《新唐书》卷142 第4664—665 页。
德宗（779—805 年在位）
德宗在779 年中期人们期望恢复唐朝力量和光荣的热烈心情中登上了皇
位。没有什么问题能阻挠他的继位；新帝已经成熟，但尚不满40 岁，他为人
聪慧，精力充沛，因而受人尊敬；国内整个局势相对地说已经趋于稳定。在
他统治之初，他虽然没有碰到紧迫的危机，但对国家的不可靠的财政基础以
及国家对全国财政的不扎实的控制却有着充分的认识。从他登基后几乎立刻
实施的政策来看，他可能早就相信实施更加有力的政策是行得通的。在许多
方面他是正确的，这一事实却因以后发生的事件而鲜为人知。他放在第一位
的要务是财政改革。
780 年初期两税法的采用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大事之一。近代
的研究揭示了新税制基本上是以前几十年发展的实践和政策为基础，因而没
有什么真正的新内容，但这也不能减轻它的重要意义。①我们只要对这一改革
提出几个人所周知的特征就够了，把现存的纷杂的税制统一成一种基本税，
根据当地情况在每年两次征税（由此产生了这一令人误解的名称）中缴纳一
次；根据财富和财产分等征税，而不是向所有纳税者按统一的税率征收；税
额一部分征现钱，虽然税的实物仍占绝大部分；取消各地本地户和新来户之
别。这些特征充分证实新税制对当时变化的经济情况作出了反应。
但只有在找到了从地方取得岁入的适当机制的情况下，新税制才能提供
足够的岁入。在这一方面，新税的组成确实顺应了当时存在的情况。它通过
地方份额制而得到推行。
根据这种地方份额制，地方当局在管理财政事务时有很大程度的自由，
但它们必须缴纳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在事先互相商定的税收份额。实际上，
中央政府放弃了进一步对全国财政进行严密的中央直接控制的门面，作为报
偿，它定期定额取得岁入。这些份额反映了形形色色的行政惯例和不同的社
会状况，政府在确定份额和放弃税率一致的门面时，默认了当时存在的赋税
负担不均的情况——这一点后来遭到严厉的批评。在实际处理地方征收的岁
入时，两税法的改革把无疑已在使用的手续制度化了。岁入的分配在州一级
分成三个特定部分：留作地方开支的部分（留州）；送交上一级政府的部分
（送使）；上缴中央国库的部分（上供）。与新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一
做法成了沿用到唐末的定例。为了推行改革，朝廷委派授以特权的官员（黜
陟使）到帝国的11 个大区与地方长官直接接触并商定份额。由于正常的官僚
渠道远不宜推行涉及面如此广泛的新措施，德宗于是使用了专门任命和可信
赖的代理人。
德宗想恢复中央权力的基本目标不但需要增加中央本身的收入，而且要
全面加强对财政机构的控制。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其中有著名的日野开三郎）
则走得更远，他们争辩说，实际上新税制的每一个特征都含有削弱地方权力
的手段。①但它是否有这一具体明确的意图，这也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出于
财政的目的通过消灭本地户和外来户之别，地方当局能向他们征税而不上报
中央政府的潜在的纳税人无疑大大地减少了。可是中央政府的首要目的肯定
是单纯地要从这一明显的税源扩大自己的税收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德宗
① 关于这一改革的主要特征，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39 页以后及它所列的
参考材料。
① 特别见他的《两税法的基本四原则》，载《法制史研究》，11（1961 年），第40—7 
页。
清楚地认识到，在落实这一措施时，不论它有何失误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
新税制是与当前政治现实的有意识的妥协，它打击地方的力量，但只是间接
地打击。此外，由于不能指望在搞自治的藩镇充分贯彻这些政策，那些难以
定性的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地区就成了这一措施的真正贯彻对象，那些地方在
执行中央政策时几乎是半心半意的，它们的财政机构提供的收入也比较少。
但是即使有这些保留意见，这一全面的新税制的采用无疑地从德宗的统
治一开始就为他树立了一个坚强的、有改革精神的君主的形象。推行两税法
的结果几乎立刻导致了长安新政权与地方的自治势力的第一次摩擦。780 年
初期，被派往与河北三镇商谈的黜陟使指示魏博将其军队从七万人减至三万
人，可能此数是规定藩镇拥兵的最大限额。这名专使在河北可能越权行事；
也可能他在朝廷的命令下以此试探地方政体的反应；也可能这些专使所受的
权限确实比现存文献记载的要更加广泛。结果，命令不但被拒绝执行，而且
被节度使田悦（田承嗣的接任者）所利用，因为他能把自己打扮成受朝廷解
甲的威胁而危及生计的士兵的保护人。由于政府很快打算削减地方军队的流
言已经传开，这件事一定给人们以强烈的印象。
德宗还力图明确地亮明他的态度：自治的藩镇与其他藩镇对朝廷同样有
正规的财政义务。他登基不久，就拒收平卢节度使的一笔厚礼。然后在780
年春，当平卢节度使（再次）和魏博节度使上呈德宗大批“贡”品时，皇帝
大造声势，把钱财作为正式税收转交国库。德宗从一开始还力图重新对地方
高级官员本人进行控制。779 年后期，他成功地把西川的一个统治已有14 年
之久但其忠诚已成问题的节度使召回朝廷并将他拘留。780 年春，他当机立
断地惩处并撤换了西北泾源镇的一个篡权者，而不像代宗在以前所做的那样
承认他的指挥权。甚至位列盐运使之首的那位受人尊敬、办事特别干练的刘
晏也证明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一年夏天，他被贬和被处决，他的以扬州为基
地的行署也部分地被解散了。
德宗即位的第一年末，最强有力的地方领袖人物确信，他迟早会对他们
采取行动。他们的利益当然是维持原状，而这正是德宗此时威胁着要加以摧
毁的。总的说，他们的目的是很有限的。与近代的军阀一样，他们基本上只
想让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自行统治。在这一方面，在他们控制的百姓心目中，
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合法性。偶尔我们也能从史籍中发现少数敦促这些藩镇服
从皇帝意志的建议；但真正抵制地方统治的活动很少出现。为了通过成立统
一战线来保持其特殊地位，在代宗朝的后期，其中四个藩镇缔结了反朝廷的
联防公约。它们是魏博、平卢、成德和襄阳四镇，最后一个位于汉水，它尽
管资源有限，却在篡权而成为节度使的梁崇义的治下抱有独立的野心。在这
些年间，幽州和淮西对朝廷采取一条和解的路线，但前者由篡权者朱滔所统
治，后者由李希烈统治。因此它们不应与那些真正听命于中央指令的藩镇相
混。
在这些情况下，随着德宗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态度，局势必然趋于紧张，
以致发展到汴州在781 年初期加固防御设施时流言蜂起，说朝廷在准备讨伐
平卢，而后者也转而动员自己的军队以保卫自己的地盘。可是真正交战的原
因却在成德的李宝臣死后不久形成，李是在安禄山之乱结束时被任命为节度
使以控制其地盘的原来叛乱者中最后的一人，但此时朝廷拒绝批准其子李惟
岳接任节度使之职。虽然成德的同盟者施加压力，但德宗决不让步，这样就
使李惟岳处于一个篡权者的地位。显然，只有通过武力才能把他清除，当他
的盟友看到城墙上的文告时，他们就准备支持他反抗朝廷。此事触发了从781
年持续到784 年的一系列的东北藩镇之乱，而在河南和西北的一些次要的叛
乱则一直持续到786 年。①
人们常常谴责德宗在挑起一次武装对抗时过于莽撞，但应该看到，他对
局势的最初估计决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成德、魏博和平卢组成的阵营咄咄
逼人，但这个阵营却面临着西面三个忠于王朝的强大藩镇：河东、昭义和宣
武（汴州），在北方它还面临更强大的幽州。从780 年初期起与吐蕃关系的
缓和而最后导致在783 年缔结的一项正式的条约，使朝廷能够把西北的军队
重新部
署到东北。虽然朝廷希望通过专门处理，以使襄阳的梁崇义不参加叛乱，但
有人假设，即使他谋反，他也容易被周围忠于王朝的藩镇所牵制。当时德宗
的主要错误与其说是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倒不如说他未能认识到他的目标
应有限制，进行时应该深思熟虑。叛乱诸镇的目标不过是保存自己。它们的
要求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地盘和使自己的军政组织完整无损；
充其量也只是想适度地扩大领土。魏博在775 至776 年已经表明是如何做到
这一点的。
冲突的第一阶段对朝廷来说是成功的。意义重大的是，新扩充的神策军
第一次在这场讨伐藩镇之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叛乱的藩镇结了盟，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支援，但总的说结盟军不得不各自为战。
它们之中最弱和最孤立的要算襄阳，它不能进行什么真正的抵抗，而且
于781 年秋在淮西镇占优势的勤王军面前垮了台。在河北，魏博的田悦想占
领太行山以东昭义的几个重要的勤王的城镇，但在围攻时遇阻并于781 年年
中大败而归。782 年初的又一次战败使他被围于自己的治地魏州。在北面，
成德的重要将领之一张孝忠在关键的战略城市易州的倒戈，甚至在战斗发生
之前就严重地削弱了成德的力量。张孝忠随即投奔了由节度使朱滔率领的幽
州军，并在782 年初期大败成德军，这样就危及了成德的生存并促使李惟岳
遇刺身亡，而在最初，斗争就是由于他的接任问题引起的。杀他的刺客为高
级将领王武俊，他篡夺了成德节度使之职，立刻向朝廷投诚。在南面，李纳
在前一年他父亲死后就成了平卢事实上（但未经朝廷批准）的领袖，他没有
实现夺取运河控制权的第一个目标，从此他发现自己处于强烈的军事压力之
下。到782 年春，他也谋求与朝廷和解。结束叛乱的前景在望，只有魏博依
然公开叛乱，它的解决只取决于朝廷提出的条件了。
但德宗及其顾问们却满怀信心地认为，他们还可以采取强硬路线。成德
奉命被分成几个部分，分由王武俊、张孝忠和另一个投向朝廷的成德将领节
制。王武俊还奉命为即将与魏博作战的河东军和幽州军提供后勤支援。幽州
不久取得对原属平卢的德州和棣州的控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军队虽曾消
灭梁崇义，但他根本没有取得领土。李纳谋求和平的努力也遇到了粗暴的拒
绝。总之，朝廷不但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没有适当地犒赏支持者，它还想占
领和长期削弱那些敌对的藩镇，但不打算不适当地加强那些曾用军队使朝廷
① 叛乱本身及逐步导致叛乱的原因，见崔瑞德的论述：《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754—
05 年）》，载芮
沃寿、崔瑞德合编：《儒家人物》（斯坦福，1962 年），第91—03 页；彼得森的《帝国
的分离部分》第
3 章有很详细的论述。
取得胜利的人的地位，从而确保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力量。
肯定是因为朱滔看清了这些目标，他才在782 年春改变了立场。的确，
他对分赃不均感到不满：他没有扩大自己的地盘；他取得的州都在远处，这
并不表示他的力量真正有所增加。基本的问题是被围的魏博节度使通过使节
向朱滔提出的论点挑起的：“且今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之才，诛夷豪
杰，欲扫除河朔，不令子孙嗣袭。”①他还指出，魏博之完整存在对幽州的安
全至关重要。所以朱滔的改变立场显然对他本人有利。王武俊之遭遇甚至更
加清楚。自他投诚皇帝后，他未被任命为原成德镇的节度使，结果成德反被
分割，他只成了团练使，所辖不过两个州。另外，他还必须给其他军队供应
大量给养。因此，经过了一次次谈判后，他决定拒绝朝廷的安排，参加了朱
滔解救魏博的行动。自安禄山之乱后，河北的几支主力第一次组成区域联合
战线。此时，东北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双方的兵力都集结在魏州附近，782 年年中一支勤王大军在那里遭到惨
败，这实际上标志着朝廷想把河北诸镇纳入中央直接控制的希望化为泡影。
但在当时，还没有人预见到这种前景，朝廷仍保有对河北南部两个州和中部
四个州的控制，所以仍坚持它的行动。结果出现了长期对峙的局面，一直持
续到782 年末和783 年的好几个月份，中间只有几次通过河东向河北北部的
劳而无功的进攻。很可能朝廷对拖垮叛乱的策略充满希望。虽然京师的局势
从782 年年中起迅速恶化，但在783 年初期之前，来自南方的运河运输仍足
以供应战地的军队。另外，德宗完全认识到，他若不想大丢面子，这时决不
能使讨伐半途而废。叛乱者这时也没有采取新的军事主动行动，但在782 年
后期，他们与平卢的李纳联合行动，想搞政治独立。他们在魏州东部的一次
正式仪式中，各人僭称王位，在自己的地盘中自封为王：朱滔自立为“冀王”，
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他们追溯过去的封
建时期，在自建的小朝廷和职官中一本周代古制，并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领地
打扮成周代的封建王国，只对天子作象征性的服从。但这一行动在实际上并
无多大变化，主要是想在自己的藩镇内为自己取得某种可接受的合法性。他
们模仿周代的行动是很自然的。在8 世纪后期，认为中国已进入像东周时期
那样的封建割据时期的思想相当普遍。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的这些节度使名
副其实地要称孤道寡。从以后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宁愿在帝国内
追求更正规的地位。
虽然河北的军事问题成败未卜，但对中央政府最关紧要的行动却发生在
其他地方。成功地抗拒政府的榜样和战争造成的困苦有助于把叛乱扩大到危
及王朝生存的地区。在河南，李希烈在战胜襄阳的梁崇义以后，没有参加讨
伐东北叛乱者的战役。政府受挫和诸叛乱者（鉴于李希烈控制着朝廷与其长
江流域主要供应地之间的战略要冲，他们积极寻求他的支持）称王的消息最
后促使李希烈在783 年初谋反。但后来除了偶尔参加攻打运河外，他与他在
河北的叛乱同伙似乎没有作出过任何政策方面的协调。李希烈要实现自己的
扩张目标，这样很快就引起了所有的河南和邻近地区诸军以及派去征讨他的
神策军的注意。他虽在一开始暂时受阻，但在783 年的其余时期赢得了一次
① 《旧唐书》，卷141 第3843 页。
① 见浦立本：《公元755—05 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与新法家》，载芮沃寿编：《
儒家信仰》（斯
坦德，1960 年），第102—04 页。
次的胜利，他的成就在784 年初期占领汴州时达到了最高峰。这时，他的军
队占领了从汉水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完全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并且
威胁着要往南向富饶的长江诸镇推进。
与此同时，政府面临着一个甚至更为紧急的危机。783 年秋，经京师开
赴河南前线的边防军因供应的口粮不足而哗变，并且拥立心甘情愿地当他们
叛乱领袖的朱泚，此人为朱滔之弟，又是前幽州节度使。由于物资日缺，以
及一连串紧急的苛捐杂税，京师普遍不安的情绪加速了秩序的崩溃。朝廷仓
促逃到附近的奉天，在那里被朱泚所围，这时，朱泚已宣布自己成立新王朝。
对一个已受到沉重压力的皇帝来说，奉天的流亡期是艰难的，虽然当时
干练的顾问陆贽起草的文献一点也没有显示朝廷处于一片混乱之中。①德宗没
有其他选择，只能把河北的军队召回以对付京畿地区的叛乱者，这样就放弃
了最初导致当前这场危机的目标。但他不能停止与李希烈的战斗，因为李希
烈也像其他人那样拒绝了朝廷的和平试探。二十多年来，中央政府没有东北
而照常运转，但是如果没有长江流域的资源，它甚至不敢设想可以支撑下去。
很难想象，政府地位的进一步衰落不会造成全面崩溃。可是在784 年初期，
又一次打击来临。从河北召回的主力军之一的将领李怀光在他的根据地河中
叛乱。朝廷越过秦岭又逃到陕西南部一个更安全的地点避难。并相应地修正
了它的战略。李怀光的叛乱始终像一个谜。显然，他感到自己及其军队受到
歧视，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当时普遍缺乏的基本军需品的分配方面。他一
旦拒不听命，随之明显地就不愿意把自己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了。不过他很
少参与反对朝廷的直接军事行动。他没有与朱泚联合，这使朝廷能在京畿心
腹之地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幸存了下来。朱泚在长安成立新政体，但附从者甚
少；它在784 年底垮台。
但是，如果说朝廷在对付关中叛乱者时靠自己站住了脚，它在河北这时
发生的决定性的、并对整个一系列叛乱的后果证明是决定性的行动中，则只
起了次要的作用。的确，朝廷提出了完全不咎既往和承认政治现状的条件，
给那些只怀有有限目标的叛乱领袖一个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叛乱领袖们认
识到，他们固然担心皇帝对他们行使完全的主权，但也几乎同样担心他们的
盟友会发展得过于强大。因此，当朱滔在784 年初大举进攻以期穿过洛阳和
河南西部与其弟朱泚在京师的军队会合时，他发现其以前的盟友不愿合作，
不久，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冲突。最后，在784 年阴历五月，长期和变化无常
的东北叛乱以反叛的成德军和忠于王朝的昭义节度使的军队联合在贝州大败
朱滔而告终，迫使朱退据其北方的根据地，从而结束了这一区域的战斗。王
武俊、田绪（杀害田悦的刺客、魏博的新节度使）和李纳此时已与朝廷和解，
不出几个月，朱滔也采取同样的行动。所有投诚的叛乱者都获准在他们的藩
镇掌握兵权，并且取得了崇高的封号。不久，朱泚战败和被杀，这样朝廷得
以在784 年阴历七月返回京师；李怀光依然叛乱，不过他在785 年阴历八月
遇刺前在河中没有活动。
政府的日子此时好过得多了，虽然困难仍在以后持续了一段时期。李希
烈仍旧叛乱，此时已自称为新的“大楚”朝的开国之君。他在784 年继续控
制河南中部和占有极为重要的汴渠边上的一个要冲，然而在这一年夏天，韩
滉带领的一支英勇的部队成功地使一支运送紧缺物资的大船队通过该地。只
① 见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第96—01 页。
是到了784 年后期，局势才开始变得不利于他，因为北方冲突的解决使政府
能够把更多的人员物资转到南方战线。不过在785 年全年，李希烈仍继续顽
强作战，丝毫不顾朝廷提出愿意对他宽恕的表示。直到786 年阴历四月他遇
刺时，他的淮西的部将才向朝廷投降。于是这一阵藩镇之乱的浪潮终于平息
了。
叛乱的后果
朝廷企图重新树立中央控制的最后结果到底怎样？德宗显然完全没有完
成他的主要目标。他不但没有使搞自治的藩镇重新置于坚强的中央控制之
下，而且还不得不同意正式批准它们自治来解决问题。不过也有些收获：襄
阳作为一个自治地区已不复存在；河北因新设了两个新划分的藩镇，其政治
地理已大有变化。它们是义武（由易州和定州组成）和横海（大而富饶的沧
州），二者实际上与其他藩镇一样享有自治权，但由于幅员属于中等，所以
不得不与朝廷保持密切的关系，而朝廷也能在这一区域把它们用于有用的战
术目的。东北的几个大藩镇依然咄咄逼人，虽然特别是成德发生了相当大的
地理变化（见地图15）。尽管李希烈已死，淮西仍不受中央管制，它的领袖
人物的独立性不亚于以前的李希烈。
用武力推行中央控制的失败对全国受朝廷控制的其他藩镇的影响是很大
的。中央政府国库空虚，威信扫地，不得不回头实行保守政策，即与关键的
地方势力和地方利益集团尽量减少摩擦。德宗的政府就这样接受了一些重大
的妥协，如让节度使们在一个职位上保持很长的任期（有时是为了避免某节
度使在死前发生接任者人选的冲突），授予形形色色的篡权者和兵变者正式
的职位，甚至试探地方的驻军能否接受地方职务的可能人选。控制地方的问
题（特别是对有强大军队的藩镇的控制问题）不但继续存在，而且由于朝廷
无力或不愿采取有力的纠正行动的迹象日趋明显，这些问题更是层出不穷。①
国家的财政也遭受不利的影响。两税法仍
在实行，但弊端百出。这部分地是由于从叛乱结束之后开始的长期通货紧缺。
但德宗本人鼓励地方送上直接入他私囊的法定以外的贡礼（这无疑有损于应
归国库的正规的税收份额），从而助长了地方官员日益严重的财政自治和不
法行为。况且，两税法的基本弱点暴露出来了，政府简直不能推行改革制度
的一切规定，例如，不能禁止开征特殊的或“附加的”捐税。正如807 年极
有价值的《元和国计簿》所证实的那样，中央只能保持对长江流域八个藩镇
的有效的财政控制（虽然其他地方肯定也以某种形式上缴岁入），而且从德
宗统治的第一年起，在册的总的纳税户数至少减少了三成。①
于是，总的来说，781 至786 年的一次次叛乱更加深了安禄山之乱造成
的后果。唐皇室在这样一个国家保持皇位：它在许多方面实际上维持着统一，
从各方面看又只是在形式上维持统一，它的不受挑战的政治中心依然在西北
的长安。第二，由于大部分藩镇的岁入基本上或全部由地方当局自行处理，
中央政府唯一可靠的财源是长江诸镇。因此，运河体系的突出的重要性和保
①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第206—07 页。
① 见《册府元龟》，卷486 第19 页；《唐会要》，卷84 第1553—554 页；本书地图16。

护它的必要性得到了确认。这一时期在运河两侧已建立的河阳、忠武和武宁
（见地图15）从此被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保卫运河，在以后的年代里它们都起
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帝国的东北角依然不受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各镇抱
成一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实际上的独立地位日益被接受。但是，据此
看来，恰恰在与以往形势的延续性方面，这一世纪第二个25 年的大叛乱与第
三个25 年的大叛乱是不同的。安禄山之乱引起了朝一个新时期发展的全面变
化，而781 至786 年的几次叛乱虽然与前者相比都是军事事件，但引起的是
程度的变化而不是性质的变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到781 年，虽然皇室权
力历经沧桑被弄得十分衰竭，但成为帝国特点的一种松散结构却使它能够经
受得住战争和暴乱的猛烈冲击而不致产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松散结构的基本
特征是，诸镇的大部分主要受益者无意于争夺皇位，而是满足于控制各自的
地盘。这样的选择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次次叛乱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
控制和巩固了地方的权力，其后果是严重的，但不是不可挽回的（虽然当时
许多人有充分理由认为已经不可逆转了）。事实上，它们的主要意义在于使
中央企图重新控制诸藩镇的努力倒退了约30 年。
德宗之治的晚年
德宗又统治了20 年，但一直没有从最初的失败中真正恢复过来。他对藩
镇的苟安政策的名声在传统历史学家的心目中是很不好的，他们假定他应有
其他的选择，因而谴责他的政策为“姑息之政”。不管他是否过于谨慎，从
这时起藩镇和军队造成的一次次动乱的确突出地显示了中央政府处于持续不
断的虚弱之中。他在位的25 年中，朝廷在恢复对高级地方官职的任命的控制
和让更多的官僚代替职业军人担任这些职务等方面，仍取得了稳步的进展。
到804 年，有一半节度使是官僚而不是军人。①此外，即使说785 年德宗对藩
镇的政策显得软弱，他也不是一个软弱的胆怯的君主；因为从786 年起，德
宗采用了另一种行使君权的观念，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国家
权力和资源的部分。这样，他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与君权有最直接关系的基础
——它的心腹要地、保卫要地的军队和朝廷财政——以及加强他的个人控
制。由于首都的安全直接取决于西北边境的安危，所以他花费了大量经费和
力量去扩大和维持那里的军队，这是帝国中由中央供养的唯一的对外军队。
西北防线的这种改进与神策军的强化有关，德宗把这支军队视为防止他再遭
783 年所受创伤的最可靠的手段。当这些军队扩大时，其中有几支被派驻在
边境（这意味着朝廷的权力达到了直接负责对外防务的程度）。还难以确定
驻扎在京师周围的神策军的规模。到德宗朝末年，在边境和在京师附近的神
策军总数似乎已达到20 万人。①部分地由于这些措施，这一关键的边境地区
一直安全无事，到他统治之末，皇帝已能立刻调遣一支强大的和训练有素的
军队。
德宗在寻求财政收入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有些对他有点苛
求的史料把他描绘成一个爱财贪婪的统治者。他显然决心永远再不让自己陷
① 见本书第502 页注①所列的参考材料。
①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北京，1957 年），第94—5 页；关于全面的论述，见小
畑龙雄：《神策
军的发展》，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 年），第105—20 页。
于经费拮据的困境。所以决不计较取得经费的方式。但他这方面的成就却有
损于财政机构长期和正常的运转。前面已经提到，他鼓励向他进“贡”，这
本质上是地方节度使们向皇帝纳贿的一种手段。他对正在实行的两税法的缺
点和弊病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纠正的意向，而陆贽对这些问题在794 年的六点
奏议中已作了有力的揭露。②其中最严重的弊病是在通货严重紧缺的情况下继
续以旧税率缴纳现金——这一情况使中央或地方征税当局大受其益，而纳税
者则深受其害。
德宗还全神贯注于日常的朝政，不愿放权，对官僚集团也不信任。他使
自己囿于小天地中，决心要当一个无可争辩的君主。他日益转而使用宦官去
执行重要的任务，因为他们除了向皇帝请示外没有地位。在他在位时期，宦
官取得了京师神策军的指挥权，并越来越得力地被派往地方政府中充当皇帝
的代表——监军使。从783 年以后，宦官对京师军队的控制几乎成了定制，
而且是他们在中央政府作为支配势力崛起的主要因素，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
其他章节另有论述。相反，这里主要关心的是监军使的制度。①
使用宦官在军队指挥机构作为观察者的措施在安禄山之乱以前就开始
了，但这类任命在当时纯粹是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且是专门针对边防军的。
随着以后事态的发展，这一官职成了叛乱的产物，因为宦官可以为皇帝提供
（或似乎可以提供）与军方联系的最可靠的联络员，不但在叛乱时期，而且
在随之而来的动乱时期都是如此。在代宗时期，宦官监军使按常例依附于地
方的和边防的军事机构。按照代宗对藩镇采取的相对消极的政策，他们似乎
不积极地干预地方事务，但主要是给皇帝提供情报，其途径既独立又不同于
正式的官僚渠道。即使这样行使职权，他们的存在一定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也
有所约束，因为他们呈上的情报肯定会影响朝廷对各个藩镇的政策，从而影
响以后对它们官员的任命。此外，身处君侧的地位本身就是权力的源泉，监
军使作用的扩大和他们与供职所在地的节度使的冲突的潜在可能显然都是存
在的。
德宗在即位时非常相信这一措施的效用；虽然官僚们不断警告他把如此
重大的责任交给宦官会产生有害的后果，但他在统治时期仍授予他们越来越
大的权限。鉴于他在正面打击藩镇权力时遭到几乎致命的挫折，这一举动是
不足为奇的。他扩大监军使的活动范围而不仅仅让他们充当观察员，他使他
们成为皇帝和藩镇之间在一切政务方面、甚至在某些行政活动方面的关键的
联络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任命新节度使时所起的作用，因为在考虑了监
军使关于地方情况的报告后，以及常常在他们与地方驻军直接协商后，皇帝
才能作出人选的决定。这就明显地为营私舞弊创造了条件，监军使受贿和受
威吓之事屡见不鲜；但这类事件可能不像史料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普遍，因为
这些史料对宦官怀有强烈的偏见。某一节度使死后，监军使还被指定临时负
责这个藩镇；他们还奉命与那些不听命的节度使进行谈判，还在非常时期进
行救济工作。在例行的行政工作方面，他们对人事的安排有很大的影响，而
且他们似乎承担了特定的后勤供应的责任。通过皇帝授予或者默认，监军使
② 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第116—18 页；奏议全部译文见S.巴拉兹：《唐
代经济文集》，
载《柏林东方语言学通报》，36（1933 年），第168—06 页。
① 主要见矢野主税：《唐代监军使制之确立》，载《西日本史学》，14（1953 年），第
16—2 页；《唐
末监军使制》，载《社会科学论丛》，7（1957 年），第17—5 页。
们虽然拥有如此大权，却仍不厌其烦地承担其他任务，其中甚至包括指挥作
战。对于这种干预时有措词激烈的怨言。例如，在798 至799 年朝廷企图镇
压淮西叛乱的那次不幸的行动中，战略的决定一般由几支参战勤王军的监军
使在会议上作出，然后才传给名义上的统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此积极
地进行干预，如果战败，他们发现自己无一例外地成了替罪羊。
但是，德宗最不愿意听取关于这一制度的任何批评。他不但继续使用大
批监军使，而且还指派他们到更小的军事单位，从而增加了他们的人数。795
年，他给监军使颁发正式的官印，使这个职位具有正规的地位。尤其是当节
度使与监军使发生冲突时，他一有可能就支持后者。800 年义成发生的戏剧
性对抗就是这类冲突能达到什么程度的一例。随着节度使姚南仲和监军使薛
盈珍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携带各自报告的对立双方的使者竞相争先向京师
策马奔驰，结果薛盈珍的使者被节度使之人所杀，此人随即写了一份抗议奏
疏后就自杀了。虽然朝廷敌视薛盈珍，皇帝也只是把他召回朝中给予一个职
务，拒绝再采取其他行动。
在与各藩镇和节度使个别打交道时，以及由于这一制度能使他亲自掌握
与节度使的关系，德宗无疑喜欢这一制度给他的灵活性。但监军使的效力是
与君主的威望成正比的，而如上所述，在德宗朝的整个后期，他的威望正江
河日下。此外，监军使对那些不受朝廷控制的藩镇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德宗以这些方式表现了他几乎是唯一的关心，这就是要加强皇帝的直接
权力。他的行为也许只反映了他有限度的雄心，或者也许他真想干一番事业，
以便打下基础，让他的继承人全面恢复中央的权威。事实上，后来由于淮西
的挑衅而迫使他在798 年对一个藩镇发起的唯一的一次攻势却以失败告终，
这次军事行动对未来的皇帝权力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此外，他立其残废儿
子——未来的顺宗——为太子实属愚蠢之举。可是，当恢复中央权力的奠基
人宪宗在805 年登上皇位时，宪宗的的确确发现，他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
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
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九世纪之初的藩镇
到9 世纪初，新的藩镇已经存在了约40 年，并且已成为唐代地理上的长
期特征，虽然个别藩镇的地盘发生了变化。①李吉甫在写于814 年的《元和郡
县图志》中认为它们是活生生的事实，也是他编排材料的主要行政单位。在
这一时期它们已发展了自己的制度结构和行政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们作
出比较充分的阐述。这种阐述将集中在长江以北的藩镇，因为我们可以在那
里发现新制度的最发达的形式。在南方，藩镇的行政机构力量较弱，更听命
于朝廷。
军队依然是藩镇的核心。②由于它对藩镇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通常
占用了当地岁入的大部分。它的存在不但是任命该地区节度使的首要理由，
而且在节度使与辖地内外的关系中给他提供了直接和具体的支持。军队的主
要集结地在镇治之州，驻防部队称牙军。牙军能够镇压境内的任何反对力量，
一般地说是藩镇唯一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军队。它的核心是亲卫军精英集
团，负责节度使的安全，同时无疑地也被用作保卫节度使驻节之地的总的安
全力量。在更好战和独立的节度使麾下，这种军队通常称牙内军，常常由以
下几种有特殊地位的士兵组成：从节度使私囊出资维持的“私人”士兵；名
义上的养子，为节度使效劳并随他从一地调到另一地的“侍从”。由于精英
侍卫都是节度使的贴身保镖，他们在地方的政治中常起关键性的作用，同时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将领篡权的事件（未遂的和成功的）不乏其例。藩镇的
其余军队则驻守在州县的治地和其他战略要地。①它们被恰当地称为“外镇”。
它们的部署取决于不同的情况：本镇的地方防务（特别在自治的和边境的藩
镇）；境内的安全；对资源和收入的控制（如对商业中心和盐池）。这些外
镇军的规模差别很大，从数百人至数千人，但这种大编制的军队是很少有的。
上述这些部队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正规军，他们的全部生
涯都在行伍中度过。但有充分材料说明，地方的民兵（团练）也在藩镇军队
中被广泛使用，所占比率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使用团练有明显的优
点：费用低；虽然他们不经常武装，但在境内能很快地被动员起来。虽然他
们没有受过在境外作战的充分训练，但在保卫其家乡时可以指望他们英勇战
斗。事实上从这一时期藩镇军的战斗记录来看，团练所占的比率似乎是很大
的；这些军队在境外作战的无能是有名的，但在守卫自己的领土时却打得很
顽强。
军队对藩镇的长期发展在两个方面有重要影响。第一，军队部分地使藩
镇的行政越来越表现出地方色彩。如前所述，一旦军队驻扎在特定的地区，
其兵将的利害关系必然会与所在地区混为一体，而且越到后来越强化。最后，
他们基本上代表了当地的利益，这一事实往往使他们与外面派来的节度使发
生不和。第二，这个方面部分地减轻了第一个方面的影响。在大部分藩镇，
军人成了世袭的职业，这倒不是因为它能使军人取得很高的地位，而是他们
① 它们通常（但不是普遍地）以旧的名称“道”相称。
② 关于军事结构最精辟的分析，见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构造》，载《东洋文化研
究所纪要》，20
（1960 年），第75—49 页。
① 关于这方面最充分的论述，见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载《东洋学报
》，26（1939 年），
第503—39 页和27（1939—940 年），第1—2、153—12、311—50 诸页。
有希望取得丰厚的物质报酬。军队可以要求高报酬和高待遇，他们也往往是
这样要求的。因此到后来，军人，主要是牙军，成了一种新的低级特权精英。
这当然使他们极力反对任何现状的改变，不管他们忠于皇帝还是忠于节度
使，情况都是一样。（在9 世纪，魏博军和武宁军在这方面更是臭名昭著。）
此外，他们的要求必须由当地的纳税者来满足，所以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特
殊利益集团而置身于人民之外。从这些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有的
节度使专门扩充亲兵队伍，并且在调任时把他们随身带走。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前面提到了州的制度原样未动，而在它上面加上了
藩镇这一组织，由于州至少在理论上从未被明确地规定应附属于藩镇，结果
就有出现两种平行机构的危险，而且也的确多次出现了这种危险。根据律令，
这两种机构几乎独立行使职权。在这种情况下，节度使限于在一个地区内维
持治安，对刺史和县令只行使监督的职能，刺史和县令则继续履行他们既定
的地方职权。但实际上，由于节度使除了拥有兵权外，通常享有名义上的高
官阶、威望大、与朝廷关系密切的优越条件，所以一般能把自己的决定强加
给刺史。此外，由于他还负责朝廷和州县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他在下达朝
廷的指令时使他能借此夹杂自己的命令。他有权考核自己治下官员的政绩，
这显然又助长了这些官员个人听命于他。最后，州支持藩镇的机构和军队的
义务使它在财政上依附于藩镇。由于藩镇一般负责接受和处理地方岁入中本
镇和中央政府的收入部分，州的财政依附关系几乎是完全彻底的。
对自己的行政人员（使府）和军官，节度使实际上拥有任命全权。这意
味着这类人员取得官职的途径不同于和独立于中央吏部任用的人员。各镇和
吏部吸收人员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但是，吏部重视出身，有相当
明确的界限，即靠贵族门第、荫庇、科举中式或从胥吏工作提升而取得当官
资格，而在各镇任职的人员来源的界限则远为不清和多样化。这类人包括未
中举或者虽中举但未得到职事官的文人（韩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转搞
行政专业的军人和社会出身低贱但有一定程度的文才足以胜任一般行政工作
的人。事实上，在这些藩镇当局下的晋升在王朝后半期成为社会人才流动的
最重要的途径，因为这时许多以前没有当官机会的人能取得官员的地位而升
入各级行政机构之中。这样，在地方上，州县组织和藩镇的行政组织这两类
平行机构不但在它们基本的政治和行政归属方面，而且在总的社会成分方面
都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如果节度使在州县职位上安插了自己任命的人，这
种不同就趋于消失。根据中央政府的观点，那些通过藩镇非正式任用而进入
仕途的人不全是正式官员，按理说依然是属于“流外”官。结果，它对他们
的提升和任期作了种种限制，并试图在他们和有正式资格的官员之间保持一
条严格的界线。实际上除了武官外，他们中没有人获准在中央政府任职。可
是正如中央政府中的正式官员白居易指出的那样，与正式的地方官员相比，
在藩镇机构中任职的官员人数更多，待遇更高，由此可以想象地方当局掌握
的财政资源有多少了。①
因此，在朝廷基本控制的藩镇中，节度使享有对自己藩镇的指挥系统的
直接权威，并能对其所属的州县官员施加强烈的影响。在本文讨论的时期内，
大部分节度使能比较自由地行动，特别是那些多年在一个职位上留任的人更
① 陈寅恪：《从唐诗中看官员的俸禄》，载孙任以都和J·德·弗朗西斯合编：《中国社
会史》（华盛顿， 1956
年），第192—95 页。
是如此。不过其中的大部分人根据他们的意愿，或是在自己的地盘中巩固和
扩大个人权势，如剑南西川的韦皋，或是大发其财，如曾在几个镇任职而变
成巨富的王锷。从这些例子或其他例子可以看出，这不一定在节度使和朝廷
之间造成对抗的关系。
但如前面所述，一个官员一旦在一个相当大的、或是富饶的、或是地处
战略要冲的藩镇牢固地树立了领导的地位，他的行为就变得比较反复无常
了。甚至在正常的情况下，由于藩镇和州的职权范围没有被适当地划分，中
央和镇当局一直明争暗夺地力图对州进行控制，这样，中央和藩镇之间就存
在着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直到9 世纪初期，除了德宗登基的最初几年，紧
张关系的加剧主要是藩镇当局的行动所造成。但从805 至820 年，由于中央
采取了重新集权的新的有力行动，它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
在自治的镇，问题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因为在这些地方权力的体系已
经合而为一。与藩镇的武官和幕僚一样，刺史和县令都是由节度使任命的，
他们取得负责的职位正是因为他们是他的坚定的追随者。可以这么说，在这
些藩镇，朝廷不能通过他们的刺史插手藩镇的内部事务，因此只能通过节度
使及其官署。但是如果节度使在这些镇内的控制更加臻于完善，那么控制问
题又比其他独立程度较小的藩镇要严重得多。权力赤裸裸地以武力为基础，
节度使单独地负责，由他有效地任用人员。由于他将自己的地盘置于朝廷的
控制之外，如果他的政体失败，就不能指望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所受的惩
处或是遇刺，或是被驱赶下台。结果这些藩镇的节度使采用了一种精心设想
的控制体系，812 年李绛给皇帝的一份奏议对此部分地作了阐述。“臣窃观
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
而谋己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
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加以购赏既重，刑诛又峻，是以
诸将互相顾忌，莫敢先发，跋扈者持此以为长策。”①
此外，这些节度使还采用人质制以防止变节或叛乱，同时深深地依靠家
属，因为可以放心地让他们担任关键的职务。提升的诺言和赏赐的不时颁发
也能积极地鼓励忠诚。这类行动也能在朝廷控制的藩镇中见到。但它们与朝
廷的关系是，节度使严格地要向朝廷述职，而在困难时也保证能得到朝廷的
支持，所以在朝廷控制的藩镇中，这种关系与其他的藩镇有本质的不同。
在财政方面，两类藩镇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与其说表现在特
定的财源方面（因为岁入基础不论政治秩序如何变动，基本上保持不变），
不如说在它的处理方面。两类材料都很少，但朝廷控制的藩镇的财源的处理
显然要复杂得多。自治的藩镇不论它们是否名义上上报朝廷，它们只是单纯
地征税并截留归己。中央政府从它们那里收到的唯一收入就是“贡”品，如
果进贡，也是不定期的，时间和数量都取决于节度使。有些忠于朝廷的藩镇
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如剑南西川的韦皋就享有完全的财政自主权，不过这可
能是合理的，因为那里亟需防止南诏和吐蕃对四川的入侵。但大部分藩镇事
实上仍然需要向中央当局上报。
藩镇当局应收的岁入为所辖各州所交的“送使”部分，另外还有镇所在
州的全部收入。如果节度使及其僚属想超过这些法定的限额，他们必须谨慎
从事。一个额外增加岁入的常用办法是另立户籍而不向中央政府上报，它们
①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92—693 页。
的税赋专作本镇的收入。另一种做法为“应避”，也称“应庇”。地方上的
富户通常将其土地名义上交给有官员地位的可以免税的个人，另外付以钱财
作为他们土地得到免税的报酬。
征税权给个人创造了很大的获益可能性。有些其他权力分属
于藩镇的各级官员，但这些财权只操在节度使一人手中，因为他是境内最高
级的财政官员，只有他有权征税。他把持的与朝廷联系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他及其心腹助手才能决定哪些课税已得到中央的认可，哪些则没
有。非法的附加税（有不同的名称，如配率、加配、加征）之采用有两种方
法：第一种，在规定征课的基础上简单地增加税率；第二种，不管是否打算
作为正式的税，以巧立的新名目开征。两税法的推行旨在结束当时存在的这
些名目繁多的特殊课税，但中央权力的衰落使这一希望变成了泡影。
藩镇的官员还利用8 世纪后期和9 世纪商业发展的机会自行在境内设关
卡税，它与19 世纪推行的厘金税很相似。地处交通要道的藩镇则机会更多。
例如，宣武和武宁肆无忌惮地利用它们位于汴渠的地位。长期任宣武节度使
的韩弘到819 年退隐时积聚的财富达数百万（以钱、丝帛、粮食和珍贵物品
计）。①藩镇当局还明目张胆地自己经营商业，尽管这类活动有明文禁止。最
后节度使及其下属有时干脆从百姓那里攫取钱财，虽然一般都有具体的借
口。文献记载中最清楚的例子是9 世纪初年剑南东川的节度使严砺的事例。
严砺以约88 户的家属成员与叛乱者勾结为理由，查抄了122 起地产和住房（内
有各种财产），而完全无视皇帝已对所有这类个人的宽恕。②但这种行径不能
反复使用，所以很可能只是罕见的。
最难从文献中了解的藩镇的行政特征是藩镇当局与当地人民的确切的关
系，以及在它们的辖区得到多少人民的支持。新的藩镇机构和人员无疑会被
接受为正常的行政秩序的组成部分。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军队方面，大部
分行政的和军事的中、低级分支机构一定由本地人充任员工，与地方利益有
密切关系。但这种情况——再加上其他因素——是否会产生地区情绪煽动起
来的要求割据一方的压力？我们对此只能推测。我们从廷议的政策中的确知
道，自治藩镇的民众紧跟当地领袖的情况曾被认真地考虑过。①尽管上层有斗
争，但由于藩镇领导集团的组成有高度的延续性，这种情况助长了牢固的地
方纽带的发展。自治藩镇的节度使对朝廷不负有任何物质义务，这可能使他
们能够比其他忠于王朝的藩镇对一般的纳税人采取更加有利的税收政策。
这种民间的支持在一个藩镇内需经过一段时期才能发展起来，所以不能
解释为自治政体出现的首要原因。类似的可能性在帝国的许多其他地方也存
在，那里也有许多产生高度割据的办法，但实际上出现的自治程度则没有那
么高。事实上，割据称雄的局面之所以没有普遍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
由于全国的精英继续把自己与他们所知道的既存体制——唐皇室主持的朝廷
——视为一体。这种一致性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文化和道德上的。对
王朝的这种依附性也可能普遍存在于平民的情绪之中，其程度比人们所了解
① 《旧唐书》，卷156 第4135 页；《新唐书》，卷158 第4945 页。
② 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视时对贪污腐化的揭露》，载《大亚细亚》，18（1973 年）
，特别是第43—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59 页；卷238 第7664 页；《全唐文》，卷646 第2—页。

的更为强烈。
宪宗（805—820 年在位）与藩镇问题
从安禄山之乱以后到宪宗在805 年登基的年代中，藩镇的结构没有发生
基本的变化，尽管其间发生了几件大事。同样，由于宪宗的改革，经过变动
过的藩镇结构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到9 世纪第三个25 年唐朝崩溃时为止。于
是，他的统治在755 年以后中央和藩镇之间的关系方面突出地成了第二个形
成时期。①
在身患重病的顺宗退位后不久，他的儿子宪宗于805 年5 月登基。事实
证明，宪宗是一位重实干的坚强的君主，他抓住时机采取了干预的政策。但
在一开始情况似乎并不显得对他有利。在顺宗时期出现的不和以后，朝廷尚
需恢复和谐关系，而地方政府广泛的行动回旋余地已成为全帝国被人接受的
准则。宪宗对迅速恢复中央权力的可能性不抱幻想，所以行动很谨慎，只是
设法见机行事，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作主的全面计划。
可是宪宗顽强地坚持他的基本目标，即恢复对搞自治的藩镇的控制，并
要使所有藩镇当局完全听命于中央的指令。他几乎不可能希望深入进行下
去：对各藩镇高级当局的需要，排除了恢复安禄山之乱前那种中央集权的可
能，而且它们的军事编制既庞大，又根深蒂固，以致不容许作任何重大的军
事复员。宪宗的又一个特点是，他没有从纯军事角度去看待藩镇的问题。他
认识到，要削弱诸镇独立行动的能力，同样需要作出制度的改变。的确，他
的改革旨在增强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但直到9 世纪的最后25
年，除了河北几部分外，这些制度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在全帝国重新树立决
定性的制度，从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新帝一登基就发现自己在关键的剑南（四川）边区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危
机，因为那里正遇到强大的吐蕃王国和南诏王国的威胁。自安禄山之乱后这
一区域已一分为二，较强大的剑南西川此时已经发展了相对独立的传统。叛
乱后的15 年中，崔宁一直任节度使，此人在一次与朝廷支持的对手进行的内
战中篡夺了权力，但他以后基本上保持对唐朝的忠诚。自8 世纪8O 年代初期
的内战以后，朝廷在784 年任命一个可靠的官僚韦皋为节度使，他出色地在
境内保持了控制，同时抗击了外来的进攻。但是，由于他终身留任此职，他
具有无可比拟的机会使自己所治的藩镇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以致与东
北诸节度使毫无二致。主要的区别是他一直坚定地忠于皇帝，并贡献巨额财
富以表示他的忠心（即使是作为贡礼而不是作为正式的税收而贡献）。
在任21 年后，韦皋在805 年夏死去，他的部将刘辟夺得了对该镇的控制
权，然后立即开始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正式批准他为节度使。皇帝最初采
取强硬的姿态，但当看到刘辟准备动武时就改变了态度。但宰相杜黄裳呼吁
要坚定，劝宪宗不能再妥协，他说：“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
每帅守物故，必先命中使侦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赂近
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陛下
宜熟思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肃诸侯，则天下何忧不治！”①直到次年（806
年）春，对刘辟的讨伐才得以进行。但那时，刘辟虽然因占领了邻近的剑南
① 本节取材于C.A.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
唐代的透视》（纽
黑文，1973 年），第151—91 页。
① 《旧唐书》，卷147 第3974 页；《资治通鉴》，卷237 第7627 页。
东川而在开始时取得一定的优势，但战斗继续进行。到秋季，刘辟被击溃。
这是25 年中中央军队在地方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这一次讨伐的特点是，
藩镇本身未负叛乱之责。除了其领土稍有缩小外，官方对该地区没有进行制
裁（虽然剑南东西两川被它们的新节度使残暴地掠夺一通）。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宪宗已迅速地处理了西北夏绥军的一个篡权者，
所以宪宗的新政体这时已经历了它的第一次军事考验，地位大有改善。可是
当东北的第一个节度使要求正式批准他的地位时，它仍不得不进行妥协。806
年，平卢节度使死去，其异母兄弟李师道控制了该地区，并要求朝廷授予相
应的委任状以取得正式的任命。宪宗很不愿意照办，甚至在西南仍在进行战
斗时考虑开辟第二战线。但主张谨慎行事的意见占了上风，从而促使朝廷同
意妥协；作为交换条件，李师道同意朝廷对其下属的任命，遵守朝廷的指令，
并定期上缴税额。没有迹象表明他后来实现了这样的任何诺言；但宪宗至少
奠定了对自治藩镇节度使采取强硬路线的基础，并且树立了通过谈判而不是
全盘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的先例。虽然他最初的一些步骤几乎没有改变政治
局势，但它们确实改变了中央—地方关系的整个气氛。那些以前越来越藐视
皇帝和朝廷的节度使们，此时更认识到他们的义务，并开始定期来朝觐了。
其中有一人拒绝照办，他就是799 年以来任浙西观察使的皇室远亲李
锜。李锜不但是一个富饶而重要的藩镇的领袖，而且到805 年为止，他还兼
任盐铁使，这一职务能使他取得大量额外收入，而他也毫不犹豫地把收入用
于私人目的。但他的军事抱负甚至可能更使宪宗的朝廷不安。他从顺宗得到
节度使和观察使的任命，并且已经大力扩充地方军队，其数量大大超过一般
治安的需要。在中国最重要的提供岁入的地区，这种情况简直是不能容忍的。
鉴于他过去在财政上明目张胆的不法行为，他担心自己的安全，所以拒绝应
召上朝。最后，在807 年后期，皇帝下令强制将他撤职。邻近诸镇的军队几
乎刚处于动员阶段。李锜自己的将领就翻脸把他杀死，从而结束了这场危机。
浙西没有可据以防御的边境，所以那里的孤立的叛乱者的军事前景从一开始
就不美妙，从这一意义说，其结果并不算是皇帝的伟大军事胜利。但它是一
次重大的政治胜利，证明他具有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以迫使不听命的藩镇就范
的决心。
可是，要想真正恢复中央的权力，这类零碎的政治胜利却不能触动地方
割据的根源。为了打击这些根源，制度的变化是不可缺少的。宰相裴垍提出
并在809 年颁布的重要的财政新立法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基于这种必要性。
另一个目的是必须限制严重的通货紧缺现象，它自8 世纪80 年代中叶以来一
直在折磨着国家，此时已预示将有一场重大的社会危机。虽然中央政府主要
关心通货紧缺对纳税农民的影响，但它也对藩镇当局利用通货紧缺谋利之事
很敏感。780 年两税法改革过早地用现钱计税，而货币的供应又一直不足，
结果用现钱计算的税只能用实物支付，但折换率却由地方规定。通过使用这
种擅自作出的折换率，那些不受中央控制的官员乘机大发其财。这是809 年
措施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之一。京师规定的折换率从此在全国实行，各地严禁
擅自增加折换率。此外，为了解决现钱短缺的问题，以实物纳税的百分比提
高了。新措施的这一部分主要致力于解决经济问题，但是，其中也有重要的
政治含义，因为此举剥夺了藩镇官员非法收入的重要财源。
它在政治上更明显的意义在于，有一部分立法要求重新分配地方的税
收。前面已谈过直到此时已实行的岁入分配办法。县一级单位征税并上解给
州以后，税收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留给所在州使用，另一部分上解给藩镇当
局，第三部分则给中央政府。虽然这一制度是作为供应各级行政机关的需求
的办法而制定的，但如上所述，它造成了严重的财政不平衡，并造成了州依
附于藩镇的倾向。809 年的措施设法全面改变这种情况。第一，各镇从此在
其治所所在州取得一切必要的收入。只有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它们才能向所
辖的州另外提取收入。为了弥补收入的减少，镇所在的州免除对中央政府上
缴任何税收。第二，除了本地必要的开支或藩镇获准开征的特殊征收外，所
有的州必须将一切岁入解缴中央国库。这个措施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旨在
削弱藩镇与其所属州之间的联系和在财政上把藩镇降低到不过是一个有特权
的州的地位。实际上，这个措施又把三层制（镇—州—县）转成二层制（镇/
州—县）。从它改组全国各镇财政关系和削弱地方割据的财政基础的企图看，
809 年的改革在政治意图方面可能比755 年以后整个唐代历史中颁发的其他
任何财政立法都走得更远。
可是，如果夸大地认为这一措施已得到直接和广泛的应用，那也是毫无
根据的，特别是从下面谈到的以后的军事对抗中可以看出。显然，在许多情
况下各州继续直接向藩镇贡献；但以后的朝廷的诏令也表明中央政府决心贯
彻和保持新政策。另外，对这一措施的确切的影响也意见纷纭：有的人认为
其结果是直接的，它使中央的岁入相对说来迅速增加；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之
迅速推行，恰恰是因为在一开始它没有严重地减少藩镇的岁入，只是从长期
看，由于藩镇的财政独立性受到新的遏制才受到影响。总之，分歧取决于把
着重点放在对中央政府的积极影响方面，还是放在对藩镇的消极的影响方
面。①无论如何，可以预料，任何立法如果对大批执行它的官员有潜在的不利
影响，那么中央政府只有继续坚持贯彻和继续表明它有支持其法令的办法，
这些法令才能有效地变成法律。自安禄山之乱以后，只有宪宗之治才开始做
到这一点，在他统治时期的发展有力地说明，改革是有成效的。
同时，宪宗一点也没有放松他对个别藩镇重建直接控制权的努力，这个
过程不可避免地造成与东北强大的藩镇的冲突。809 年初期成德节度使死
去，他的年轻和能干的儿子王承宗要求接任。皇帝发现这正是在这个区域重
树皇权的大好时机，于是拒不批准权力的转移，这对河北根深蒂固的惯例来
说显然是一个有敌意的反应。此举又在朝廷触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它之所
以特别引起兴趣，是因为它显示了京师是如何看待这些藩镇的。不论在这时
还是在以后，宪宗表现了极大的决心，坚决要成为全中国名副其实的皇帝。
随着他初期的成功，他当然充满了信心，但在他行使权力的决心后面还不止
是专制君主的好大喜功，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得到了朝臣们很大的支持。在他
的眼中，帝国，至少作为一个健全的政体，不能无限期地让这些自治割据势
力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它们威胁着既存体制和成为抵制中央政府的榜样。同
样重要的是，他相信通过适当的军事和外交措施，很可能恢复对这些藩镇的
控制。因此，进一步的妥协只能妨碍最终目的。
但也有人对这条拟定的路线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其中当时的翰林学士
李绛的意见似乎最为言之有理。李绛警告说，强有力的历史因素和地缘政治
学因素阻碍了中央想收复成德的任何企图（言外之意，对东北诸藩镇也是如
① 特别见日野开三郎：《潘镇时代的州三分税》，载《史学杂志》，65.7（1956 年），
第650—52、660—62
页；松井秀一：《裴垍的税制改制》，载《史学杂志》，76.7（1967 年），第1030—061
 页。
此）。首先，自安禄山之乱以后，成德已享受了几十年的自治，这已把当地
民众与成德的领导集团结合在一起，并使后者取得了实际上的合法性。任何
改变这种事态现状的企图势必激起该地的有广泛基础的反抗。其次，成德不
像刘辟统治下的剑南西川和李锜统治下的浙西，周围实际上是性质相似的藩
镇，它们之间尽管偶尔有对抗，但利害关系总的说是一致的。这使它们成了
朝廷的不可靠的同盟，即使在它们表面上参与对成德的武力行动时也是如
此。总之，成德不可能被孤立和击败。最后，李绛指出，国家的财政状况不
佳，难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当时淮河和长江诸地洪水为灾。①
皇帝最后的确接受了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承认王承宗为成德的领导，
但要王承宗同意对朝廷履行正常的行政义务，并放弃它前不久取得的德州和
棣州。显然王承宗是装模作样地接受这些条件的，因为他不久立刻用武力保
留了这两个州。这就给皇帝以军事干涉的机会——他确实也没有其他的真正
选择了。809 年秋末，包括除魏博以外的许多地方的大军以及神策军奉命开
赴战场，对成德全面进攻。按理说，成德应该被摧毁。但从一开始就出现了
协调各路兵马的严重问题，各个将领证明都不愿意争先动用自己的军队。另
一方面，成德则不存在指挥的问题，它的精锐部队在为守卫自己的家乡而战。
最后，中央财政的枯竭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810 年年中，宪宗看清了他的
军队的半心半意的行动，在不到一年后取消了讨伐。王承宗仍保留他的两个
州，但同意遵守原来协议中的其他条件，以报答朝廷对他的正式任命。但对
宪宗来说，这只是一个保全面子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导致当时存在的关系的
真正改变。
这样，随着在东北重新树立中央权力的又一个企图的失败，宪宗遭受了
第一次挫折。这次挫折有进一步的影响。在冲突中，朝廷不得不直截了当地
同意淮西和幽州的领导的更替，幽州在河北之役中或多或少地是一个积极的
同盟。一些最强大的自治的藩镇除了被迫对成德采取行动外，依然没有受到
任何严重的影响。但以后事态的发展表明，政府没有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它的威信仍很高。例如，张茂昭在19 年前已世袭了地方虽小但地处战略要冲
的义武的节度使之职，但他自动放弃了对那里的指挥权，这即是明证。虽然
那里在后来偶尔发生动乱，但自治藩镇就这样永久地少了一个。
809 至810 年的冲突在另一方面，即对国家的财政，也有重大的影响，
大规模的动员似乎已迅速地耗尽了中央的储备，因此，特别是鉴于战地军队
战绩不佳，继续征战已经行不通了。这类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原因已经变得
很清楚：中央政府不能对参战的各镇军队进行直接的控制；不同的利害关系
支配着各镇领导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对为进攻目的动员
起来的军队采用一种很无效的供应体制，这就使得中央的资源非常紧张。很
简单，这种直接的津贴称“出界粮”，它按人头以固定的数额付给这类军队。
各镇军队一般从它们的领地内取得给养（西北的军队除外），但它们的军队
一旦开拔出境，就有资格取得中央的津贴。从安禄山之乱后，这一制度从一
开始就遭到批评，因为它本身实际上是浪费，而且没有道理。据说，地方将
领毫不犹豫地派遣其军队至自己所辖的境外，然后以种种借口按兵不动。由
于他们已取得财政支持的资格，就感到认真战斗不一定符合他们的利益。但
① 《全唐文》，卷646 第4—页；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海牙，1961 年
），第117—19
页。
也没有取代这种资助方式的好办法。809 至810 年在与成德的冲突中，宪宗
为一场国内的大讨伐付出了高得难以忍受的代价，而在战场上的所得甚至远
远抵不上支出。他不但被迫中断了讨伐，而且实施809 年财政改革的企图也
受到了不利的影响。此外，朝廷要经过几年才能把枯竭的国库恢复到再想进
行重大军事行动的程度。的确，810 到814 年这四年是他整个统治的最长的
安定时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关键的藩镇内部的不和，使宪宗开始取得分裂
河北集团的机会。812 年年中魏博节度使的死亡留下的接任者只是一个儿
童，他的助手和随从立刻与大部分守军离心离德。当时朝廷只要故意拖延对
接任者的承认，给他造成一种前途未卜的形势，就能引起一场废黜他的兵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藩镇虽然在内部施政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治，它们仍迫切
需要得到承认并与朝廷建立正式关系。领导集团未能得到承认的情况被认为
是不正常的，因此常常产生严重的后果。魏博的哗变者立刻拥立一个得众望
的将领田兴（田弘正）为节度使；田兴非常清楚局势的不稳定，于是与朝廷
进行谈判。驻军同意他与朝廷的关系正常化，于是田兴提出让魏博真正听命
于中央政府，条件是取得正式的承认。对田兴的提议的诚意，朝廷相当怀疑，
但由于宪宗已经拒绝了进行武装干预的建议，他最后决定接受田兴的建议。
魏博的局势很快恢复正常，对朝廷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联盟从而开始出现
了。
魏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帝国正式的财政体系之中，仍然值得怀
疑。在以后的十年中，它的确一直紧跟中央的政策，但它是出于盟友的关系
而不是出于臣属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被思想感情或正式的控制手段所
支持，倒不如说是被田兴的个人忠诚和朝廷给军队的大量赏赐所维系。但魏
博作为一个盟友，使宪宗进一步的计划得益匪浅：他使其他东北诸镇不敢轻
举妄动；魏博的军队直接参加了以后的征战；这进一步提高了朝廷的威信。
如果不是魏博改变了态度，宪宗统治的以后的成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到814 年，皇帝又准备进行军事干预，这一年的后期，随着淮西领导人
的变动和新节度使吴元济的上台，机会出现了。它长期以来是政府的一个棘
手问题（虽然它地盘不大，只有三个州），但所处地位却能对沿汴渠的任何
地点进行打击，还能轻而易举地威胁富饶的长江的几个藩镇。但它在地理上
是孤立的，在自治藩镇中是最易受到攻击的一个。淮西之役始于815 年初期，
战役的三年也许是整个宪宗之治中最危急的时期。①如果说魏博的效忠具有不
可估量的重要意义，那么在牵制其他潜在敌对势力的同时朝廷对淮西的胜利
就成了宪宗最后政治成就的拱顶石。这一艰巨的军事努力，把他的朝廷的威
信置于最严重的考验，使中央的资源和统治精英的团结置于极度紧张的状
态。但如果征讨不能取得胜利，朝廷能否完全恢复对河南的控制就成了问题。
北方的成德和平卢从宪宗之治开始时就摆着要与朝廷对抗的架势，这时敏锐
地认识到政府的胜利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它们千方百计地试图妨碍朝廷进
行的这次战争。815 年，平卢单独地负责造成三起引人注目的破坏和恐怖活
动：焚烧了河阴（洛阳附近）的大税收中心；在京师暗杀了采取强硬路线的
宰相武元衡；使用武装的恐怖分子试图给洛阳造成一片混乱。战略上的考虑
① 关于这次战役，特别在军事方面，见C. A. 彼得森：《815—17 年反对中央政权的淮西
之战》，载F.A.
基尔曼和费正清合编：《中国的兵法》（麻省坎布里奇， 1974 年），第 123—50 页。

使对平卢的立即讨伐行不通，因为它在藩镇中地盘最大、最为富饶和人口最
多。后来皇帝感到对待它应不同于成德。
淮西之役从一开始行动缓慢，第一年几乎毫无进展。朝廷当然希望从边
境征召军队一举结束反抗。其办法可能是制造淮西内部不和。但当这一希望
落空时，朝廷被迫不断地施加无情的压力以拖垮淮西。这次战役于是成了消
耗战，直到817 年后期才结束。
官军表现出的无能，部分地是政治考虑的结果。为了避免危险地改变国
内军事力量的分布状况和过分加强任何个别藩镇的力量，朝廷从十七八个藩
镇抽调兵力组成进攻军队。但这些军队从来没有足够的凝聚力。另外，官军
非常难以建立起统一的指挥，包围敌人的各个部队很少协调它们的行动。
而且它们还遇到了坚决的和领导有方的防御，何况淮西还得到当地民众
的有力支援。淮西的防御依靠地方民兵和志愿部队，阻止了进攻者的任何严
重渗透达三年之久，在此期间淮西靠本地的生产支撑了下来。后来，占压倒
优势的帝国军队始终没有减轻的压力开始对淮西的士气和资源产生影响。士
气的衰落和资源的紧缺大大地有利于决定性的军事行动，817 年秋，官军将
领李愬对该镇治地蔡州的一次漂亮的奇袭结束了这一战役。
为了防止这一地区再次发生麻烦，政府干脆取消了淮西的建置，把它的
领地划归邻近三镇治理。
从816 年起，朝廷已同时讨伐成德，这一次由河北和河东的军队及其同
盟军进行。讨伐之发生是因为成德对邻近诸镇进行一次次挑衅并发生冲突之
后，它对815 年夏宰相武元衡之遇刺负有责任（后来证明错怪了它）。虽然
朝廷的容忍已经达到了极限，但对第二战线的开辟仍有一片强烈的反对之
声，有的高级官员以辞职表示抗议。但宪宗力排众议，可能他预料淮西之役
会及早结束。官军开始时对成德取得了几次小胜利，但不久局势急转直下。
由于对在河北作战的军队的控制不如对鏖战于南方的军队，朝廷甚至没有故
作姿态地任命一名全面的指挥将领，所以个别军队取得的少数胜利却因互不
支持而劳而无功。鉴于以下两个有利于成德防守的因素，像809 至810 年那
种胜负难卜的局面并不那么令人惊奇：它西面倚偎太行山，具有一条难以攻
破的天然防线；北面的幽州态度暧昧。再者，大量军费用于作战的军队，这
里的军费的负担无疑会妨碍对淮西全面作战的努力。这次讨伐取得了一些微
小的收获后，再次停了下来。
当817 年中期敌对行动结束时，没有恢复依例颁布的大赦令。相反，成
德到818 年很久以后仍未获得特赦，所以在官方看来王承宗仍然是一个叛乱
者和不法分子。就在此时，淮西当然已被成功地击败和分割。818 年初，在
此之前已接任其父之职达13 年之久的横海节度使郑权自动辞去了此职。朝廷
第一次取得了任命自己的人选为横海领导的机会。这些事态的发展，再加上
因没有正式的地位而在内部显然出现的紧张局面，终于使王承宗认清形势而
就范。818 年春，为了报答赦免和重新被封为节度使，他同意把他的藩镇纳
入帝国正式的行政结构之中，并且交出了有争议的德州和棣州，它们后来划
归横海治理。他同意将他的两个儿子送往京师作为人质，这一让步意味着他
放弃了任何家属接任节度使之位的权利。成德与朝廷关系的这一转变很可能
是对藩镇恢复控制的第一步，并且成为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转变。就一
方面而言，朝廷正在不断提高的威信和积聚的力量肯定形成了这些变化的直
接背景；但另一方面，直接的军事干预——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也决不是
无关紧要的。尽管中央政府不能降伏藩镇，但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服其领导人
自愿放弃其特殊地位。
剩下的一个应恢复中央控制的明显目标是平卢，它是华北诸镇中最大的
一个，自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中央和地方在东部的每一次冲突中几乎都有它参
与。剩下的另一个大的自治藩镇是幽州，它还没有造成紧迫的问题，因为它
地处河北边缘，在整个宪宗统治时期与朝廷保持着和睦的关系。自从消灭淮
西和朝廷与魏博、成德建立新关系后，平卢再也不能指望从其他的藩镇得到
支持了，所以它对中央政府的迁就的重要性就变得十分明显。节度使李师道
的一些随从力促他作出王承宗那种必须作出的让步。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即
使在战场上的形势不利，他仍有时间搞外交妥协，所以说服他采取更强硬的
路线。地方的自治传统和平卢能够成功地保持地方世袭领导达半个多世纪的
事实，遮盖了这一派和李师道的耳目，使他们不能敏锐地看清新的现实。
政治解决的谈判破裂了，政府就精心准备军事行动。818 年后期，战役
开始。事实证明，任务远不像预料的那样艰巨，部分原因是平卢政治上的孤
立和朝廷总的地位的改善，部分原因是平卢保卫特别漫长的边境所遇到的困
难。在败局已定时，李师道在819 年初期被部将们所杀，他们立刻投降。朝
廷无意让如此大的一个藩镇——特别在这一战略地区——再存在下去。因
此，经过了对它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一番调查后，平卢被分成三部分：东北
部分保留原名，但其辖地减到五个州；西北置天平，治三个州；南部置兖海，
治四个州。但这些新藩镇获准继续把它们的全部岁入用于本地开支，直到832
年才对中央政府贡献。
这是宪宗最后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这一次胜利消除了在河南唯一留下
的威胁，从而在黄巢叛乱之前使朝廷牢牢地控制了帝国的中部，它只留下河
北三大镇（魏博、成德和幽州）的节度使不是完全由朝廷任命的地方领导人。
但甚至其中的两个也承认了朝廷指定其接任者的权力。自安禄山之乱后，朝
廷的威信高于任何时候，河北以外最后一个长期牢固地树立自己势力的藩镇
统治者韩弘自动放弃了他在宣武的统治并迁往京师。虽然他的兴趣更在于利
用他横跨汴渠的地位来发大财，而不想建立独立的权力基地，可是他完全可
以证明朝廷的命令是撤不掉他的。因此，除了所提到的少数个别事例外，到
820 年，唐朝廷已经巩固了它对地方最高级官员的任命和选派权。
在宪宗的整个统治时期，他试图从中央通过政治、行政以及军事手段来
加强控制。他广泛使用的一个政治工具是监军使网络。这是与他一般都严重
地依靠宦官的做法和与他自己的独断专行以扩大皇权的脾性相一致的。他在
位时期，他在这方面的行事方式必然会不断遭到官僚们的反对。但宪宗敏锐
地感到需要官员的高昂的士气，所以他证明比德宗多少要灵活一些。例如，
当809 年他任命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为讨伐成德的指挥官而引起了一片反对
之声时，他就命他担任一个次要的职位，不过其地位仍能影响指挥的决定。
当讨伐不顺利而中断时，他又采纳了把他降级的要求。①后来，在结束淮西之
役遥遥无期时，他接受了官员们的建议将诸监军使从各战场召回，因为他们
作了有害的干预。似乎与此有关的是，不但在这一次，而且在以前和以后，
皇帝本人似乎企图取得实际指挥战役的全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宪宗至少在
这一次承认了失败。我们难以确定他采用监军使制后的具体变化，但他的坚
① 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第125—33、153—54、226—28 诸页。
强的领导使这一制度非常有效。他的政策的另一后果（他过人的自信使自己
不能看到这点）是，宦官在藩镇中牢固地扎下了根，这与他们在朝廷中已经
取得强有力的地位的情况相似。
由于中央政府地位的提高，到宪宗末年中央立法的速度加快了。从这时
起，我们看到了一些措施：有的旨在取消作为地方节度使补充收入来源的屯
田；有的不让节度使起任命县令的直接作用；有的总的来说加强了刺史对节
度使的地位。但是，最最重要的是819 年春进行的一项改革措施，它改变了
各藩镇军事权力的界限。这一立法所要消除的局面被元老重臣和新任命的横
海节度使乌重胤作了详细的阐述：“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
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
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得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
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①乌重胤这里所谈的是河北
已经发展起来的极端形式，但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只要藩镇当局拥有军事
全权，那么它们得以完全支配地方文官当局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在乌重胤上
奏这份报告时，中央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他在自己的领地中采取
的主动行动显然为这时在全国颁布的全面措施树立了一个榜样。
这一措施内有两条关键的规定。第一，它取消了节度使在他所治州以外
的一切兵权；第二，它将这些部队分由各驻守州的刺史统带。自六朝以来，
刺史第一次被授予长期和明确的兵权。出于明显的原因，边境地区不受这项
立法之限。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像809 年的措施设法削减诸镇的
财政潜力那样削弱它们的军事潜力。要完成它，不能直接减少人力（这样会
造成另外的问题），而是通过分散地方集中的兵权（这种情况在此以前曾造
成了大混乱）。那些负有军事责任的节度使决没有因此而被弄得毫无实力。
他们继续控制着他们的牙军，它是最庞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况且地
方上的权力关系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变化。但是那些想加强对割据地
的控制或者想对文官当局施加军事影响的任何节度使此时基本上失去了用以
达到此种目的的手段。结果，藩镇与州之间的财政关系可能也改变了，虽然
还缺乏这方面的明确的证据。州这时负担了在旧制度中根本预见不到的军事
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州对藩镇的财权贡献失去了基础。藩镇在紧急时刻
或有特殊需要时仍可能号召其所属的州；但在日常工作中，它不得不靠藩镇
所在地的有限的收入来维持。因此，在宪宗之治的最后几年，藩镇的结构又
经历了另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大大地有助于消除使藩镇不同于牢固地以
州县为基础的较旧的行政体制的一些特征。
在这些成就和不断实行新的主动措施以后，宪宗还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就只能猜测了。820 年2 月，他被两名对他不满的宦官所害，从而结束
了唐代最后一个搞改革的统治期。虽然官场对他的专横的行事方式和贪图收
入开始充满不满情绪，但他的遇害似乎不是政治反对的结果。对他的成就怎
么估计也不过分。宪宗恢复了君主的权威和力量，在此过程中使以后半个世
纪对官僚控制的大力加强有了保证。最重要的是，他对藩镇结构的变动使地
方军事威胁的可能性大为减少。作为皇帝，他的政治成果不但确保中央的法
令能全面地和远为充分地得到贯彻执行，而且如日野开三郎提出的那样，这
①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68 页；《册府元龟》，卷60 第21—2 页。
些成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使两税法的真正实施实际上扩大到帝国各地。①
在评价他的成就时，我们应以他前面的几个皇帝作为考虑的出发点，而
不应以完全重新集权化这一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衡量。根据这一尺度，宪宗出
色地达到了他的目的，而且突出地表现为王朝后半期唯一的有成就的皇帝。
我们如何来解释他取得成就的原因呢？主要的原因似乎有三个。首先，他开
始其宏图时的环境比人们想象的德宗晚年政治失败时的形势有利。从德宗那
里，他继承了重新充实的国库和一支强大的中央军队，所以虽然皇帝还不能
命令全国普遍遵守法律，他的地位基本上确是安全的。另一个主要资本是官
僚集团，它内部尽管有派系斗争和贪污腐化的迹象，但相对地说处于健康的
状态；其中有李吉甫、李绛、裴度和元稹等许多杰出的官员。于是，朝廷拥
有采取有力的中央行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次，宪宗深刻地了解整个
帝国的政治—军事形势，这使他能够制订有效的策略。他能保持计划的灵活
性，尤其避免把力量过分投入任何一个地点，而是一次针对一个目标（唯一
的例外是816 至817 年他对成德开辟第二战线）。他的行政措施虽然也打击
藩镇力量的要害，但如果看起来行不通，就决不轻举妄动。第三，他很清楚
如何运用皇帝的权力，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并且在制订政策时一直处于主导
地位。看来他基本上是知人善任的，这反过来又增强了所用之人的信心。李
翱的赞歌“自古中兴之主无人及之”可能是溢美之词，但它反映了当时满怀
信心的情绪。
① 日野开三郎：《藩镇体制下唐朝的振兴和两税上供》，载《东洋学报》， 40（1957 年
），第227—28
页。
宪宗继承者治下的藩镇
宪宗逝世后的那一年，在新帝穆宗的统治下，宪宗造成的势头甚至取得
了更惊人的收获。820 年后期，成德的王承宗死去，但没有突出的人接任。
虽然驻军劝说其弟指挥，但后者也许关心他是否能控制桀骜不驯的驻军，所
以立刻要求朝廷另外任命节度使代替他，而他本人愿意调到其他地方。朝廷
以可靠和老资格的田弘正接替他，另委淮西之役的英雄李愬取代田弘正为魏
博节度使。这一发展使幽州成为唯一的依然完全不受朝廷节制的藩镇。它的
节度使刘总此时一心寻求精神超度（他的确穿起了僧衣），他预先防止了驻
军的干政活动，在退出公职生活时立刻把幽州交给了中央政权。朝廷为了把
幽州一分为二，就划出两个州，由两名正式的文官负责治理。到821 年春，
朝廷从此可以满意地看到帝国的最高级地方行政长官无一不是它自己挑选和
任命的人了。
但这些成就是短命的。不出几个月，兵变导致了成德的田弘正（连同其
许多追随者）遇害，以及朝廷任命的幽州两部分的节度使被拘禁。地方的军
事将领接管了成德和幽州。朝廷举兵讨伐成德，那里过去是死伤最惨重之地，
也是最易进入的目标。在开
始时，由于缺乏经费、中央的指挥不当和各地参战军队出力极不平均，讨伐
遇到了困难，战斗一直未见定局，到822 年初期，战役停了下来。同时，魏
博军的兵变造成了田弘正之子的死亡（他原被任命为节度使），结果使朝廷
想取得这个要冲之地的希望落了空。随着一个兵变者的掌权，魏博此时也摆
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此后不久，由于无力继续进行直接军事行动和急于求
和，朝廷就接受了既成事实，授予这三个地方的篡权者以正式的任命。
十分清楚，穆宗的朝廷虽然在把河北全部置于中央权威之下这一方面取
得了表面的成就，但它一直无力对付那些支撑这些藩镇自治的持久不衰的因
素。特别就幽州和成德而言，朝廷更没有时间去消除这些因素。派毫无该地
经验的文官而不派职业军人去治理幽州，这纯属愚蠢之举。他们的懈怠和迟
钝的治理很快就疏远了驻军，结果他们忍无可忍，才最后采取暴力行动。在
成德，军队和新节度使之间也有很深的积怨，因为后者在以前曾率领一个敌
对的镇与成德交战，并且他因私人目的把大量财物运出境外而使事态更加恶
化。一旦田弘正放弃了他的一支相当大的魏博的私人亲兵部队（这样做是因
为朝廷不愿意提供给养）时，他就不再拥有继续控制该镇首府的手段了。随
之产生的魏博的兵变是连锁反应的一部分。如果有更好的领导和更充足的给
养，这次兵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无论如何，它表明自田弘正于812 年臣
服皇帝以来，藩镇内部的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多么微小。①
朝廷还不能像不久前宪宗表现的那样对新危机作出有力的反应。自从在
宪宗治下花费了大量经费和人力后，中央出现了一种松劲情绪，并且不愿再
要求作出同样的牺牲。可是应该指出，中央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决定性
地击败河北的这三个镇——不论是各个击败还是一网打尽。因此，虽然宪宗
曾在各个重要方面扭转了分权的过程，但如果他还活着，他能否把它们真正
控制起来，这也是值得讨论的。
① 这些事态发展在彼得森的《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 章中有相当详细的阐述。
但是，宪宗时期的其他收获足以保证在河北的这些挫折对帝国其他部分
的影响减到最低限度。在不寻常的情况下，一个得众望的军事领袖王智兴的
确不久后在822 年春夺取了武宁的控制权。考虑到武宁最近在河北出的力和
王智兴的优秀的战绩，朝廷给了他正式的任命。但这是以后半个世纪在东北
以外唯一的一次成功的、并导致官方承认的篡权。显然，宪宗采用的改革大
大地削弱了个别藩镇独立行动的潜力。随着藩镇中心与所属州之间的财政和
军事联系的严重削弱，任何怀有割据称雄之心的节度使会发现自己难以集结
足够的经费和兵力来实现其目的。改革之有效，主要表现在它防止了新的权
力中心的滋长，但改革对牢固确立的权力中心也有长期影响。藩镇财政的紧
缩很可能是引起驻军继续发生（虽然不很频繁）兵变和动乱的原因。这类问
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处于这种制度之下：大量军队驻守在全国
的战略要地；尤其是当兵成为社会上最不齿于众口的人的纯系雇佣的职业。
但是这些动荡没有更广泛的政治目的，一般只产生有限的后果。
在宪宗之治以后，帝国军队的人数无疑减少了（虽然现存的少数统计材
料提出相反意见）。穆宗在820 年登上皇位之时，发现国库空虚和朝廷中存
在强烈反对继续执行强硬军事政策的情绪。可能在那一年后期，他对此作出
了反应，秘密下诏全面削减藩镇的军队。这项工作准备用简单的权宜之计来
完成，即不补充军中正常减员（死亡和开小差等）过程所造成的缺额，据估
计，缺员率每年为8%。对可能会激起地方驻军反抗的关心明显地反映在以下
两个方面：把这项措施包得密不通风；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了消极的方式。
按理说，这个命令不可能产生突然的或戏剧性的影响。但据天平和浙东两地
的报告，它们迅速贯彻的努力表明命令是被认真执行的。可能它对各镇军队
构成的威胁助长了东北新危机的出现，这转过来又导致了政策的明显转变。
822 年春颁布的诏令指出，未经批准，禁止突然削减军队，并规定维持原有
的编制。①据推测，各镇的预算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其用意肯定是向全国军人
保证，他们不会有失去生计的危险。
但是这一措施的某些后果（实际上是重建队伍）是很难预见的。许多藩
镇当局不是征募真正服役的人，而是把空缺售给有财产的人（其中包括地主、
商人和衙门吏役），他们都企图依附当地的地方政体来取得利益。这就是支
配地方的经济利益集团逐步渗入地方政府的手段之一，但这一过程是缓慢
的，持续于9 世纪整个时期。另一个后果，正如13 世纪的历史学家马端临看
到的那样，是军队力量的严重削弱，因为军队虽然名义上保持足额，但真正
有战斗力的兵员数却大为减少。另外，朝廷根本没有明确放弃削减武装兵员
人数的计划。在行得通的情况下，它偶尔也亮明态度，鼓励减少部队人数；
它还采用这样一种人事政策，即给予那些能增加收入的地方官员以最高的功
勋，以此鼓励削减耗费财政经费的士兵的人数，甚至减少其军饷的标准。②
下文将要谈到，最后当动乱在9 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呈现出威胁王朝生存的迹
象时，动乱之得以迅速蔓延和持久不衰的一个原因是，朝廷没有足够的兵力
去控制它们。
① 关于两份诏令的内容，见《旧唐书》，卷16 第486 页；《资治通鉴》，卷242 第7808
、7811 页。
② 关于这些发展，见《资治通鉴》，卷242 第7811—812 页；《文献通考》，卷51 第13
21 页；松井秀一：
《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叛乱”为中心》，载《史学杂志》，66
.2 （1957 年），
第95—8 页。
我们掌握的关于9 世纪军队人数的概括的数字需要很仔细的说明。《元
和国计簿》所列807 年军队83 万的数字肯定是可靠的，但不能肯定东北诸镇
军队是否包括在内。也可能包括在内，但只是按照中央政府簿册中规定的兵
力而不是根据其实际人数计算的。更难解释的是，837 年王彦威的一份财政
报告断言，在9 世纪20 年代初期帝国共有99 万名士兵。①可以料想，宪宗的
历次讨伐当然全面地增加了兵员；但穆宗初期的政策应该说是起了相反的作
用。这个数字不但大于807 年的数字，而且远远地大于我们掌握的8 世纪的
任何数字。是否可以这样来解释：它指的是821 至822 年这一短暂的时期，
当时河北诸镇都掌握在朝廷之手，故而此数包括了它们军队的实际数量。这
些数字完全可能超过官方规定的人数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这个数字是正确
的，王彦威所举之数大概是我们掌握的755 年以后整个时期帝国兵力的最完
整的数字，虽然我们还无法估计真正受过训练的战士的比率有多大。可惜史
料中保留的王彦威的报告没有837 年帝国军队的总数字，而只有中央经费维
持的数字（40 万）。但可以肯定，在9 世纪后半期地方诸镇对当局的严重挑
战出现时，武装人员似乎已经大大地减少了。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继续按照我们前面所述的情况发展下去，一般地说，
它们的关系日趋官僚化。由于对节度使的任命不再是压倒一切的军事问题，
朝廷在任命官员担任节度使之职时就可以采用行政的标准了。纯粹的军人只
被任命在那些有重要军事职能的藩镇任职。随着文官之治不断地在大部分藩
镇中处于远为重要的地位，官僚节度使的人数超过了军事将领，其比率平均
为二比一。大部分高级将军或在同时或先后在神策军中任过职，他们因而失
去了过去特有的地方属性。通过地方驻军支持而取得权力的那种桀骜不驯的
节度使变得越来越少，到唐朝最后垮台以前几乎被消灭了。以前在高级官员
中的中央和地方仕途之别趋于消失。朝廷和地方之间的调任成了常规，以致
于任何一个有成就的9 世纪的官员在他仕途生涯终了时，也许已在三个或更
多的藩镇担任过长官。正规的轮换也限制了在一个特定藩镇任职的时期。虽
然没有正式规定期限，最长的任期一般为六年。许多人的任期要短得多。①
节度使们还受到官僚机器的限制，有些最细致的限制则对其下属施行。9
世纪先后颁布的许多中央指令都证实了中央关心的是节度使们设置的大批随
员和地方行政官员总的素质。这些指令企图规定幕僚的人数（特别是关键的
行政官员）、他们被任命的标准和提升他们所依据的程序。对外放赴镇的宰
相，他们随带的助手人数也有限制，这显然是在宫廷政治被激烈的派系之争
左右时力图防止他们在京外结成或保持私党。在地方任职期满后，节度使同
样必须辞退或解散其幕僚。实际的执行无疑与那些肯定旨在防止流行的弊病
的命令有很大的距离。此外，节度使对自己僚属的委任权从未被怀疑过。但
是，中央政府试图限制他任用僚属的自由，此事本身就证明了中央地位的加
强，而地方节度使的地位与8 世纪后期相比，则表现出了质的变化。②
节度使们不断地处于警惕的注视之下，还常常要接受宦官监军使的瞎指
① 关于这些文献，见本书第520 页注①，及《旧唐书》（卷157 第4157 页）；《新唐书
》（卷164 第5057
页）和《册府元龟》（卷486 第21 页）。
① 见本书第502 页注①的参考材料；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 吉隆坡，19
63 年），第 11—2
页。
② 关于这种种规定，见《唐会要》，卷79 第1446—551 页。
挥。在820 年后，随着宦官在朝廷权力的扩大，他们在地方行政中的作用也
一定有所加强。他们此时有一大批私人幕僚为之效劳，还有私人的随从部队，
个别人的随从达数千人。在843 至844 年的军事战役中，监军使是如此明目
张胆地滥用自己的职权，以致宰相李德裕竟能使枢密院的两名高级成员同意
限制监军使的权力和活动。从此，他们不得发布影响军事行动的命令，其扈
从人员也不得大于规定的规模。后来在855 年，由于监军使不断干涉日常行
政，他们甚至要对他们所在地的地方行政的严重缺点和渎职行为与节度使共
同负责。这一措施旨在阻止他们的专断行为和确保能得到更认真的报告，但
却默认了他们治理藩镇的共同责任。前面已经谈过，有偏见的报告使人们难
以对监察制度作出任何全面的评价。也许根据官场效率的正常标准来衡量，
这一制度尚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但作为一种控制的手法，它显然是高度有
效的。①
不论在藩镇的上级或下级机构中，中央政权都容易碰到的一个最棘手的
问题就是财政控制问题。在官员的渎职行为中，朝廷最关心的就是贪赃枉法
问题。这个罪名常常被单独提出，不在重大庆典时颁发的大赦范围之内。另
一个特别根深蒂固的弊病是征收未经批准的附加税，朝廷对此曾经三令五申
加以禁止。节度使之职一直是一个肥缺，值得以重金通常向有权势的宦官贿
买。据说，这项投资在一个任期内就能使他获利三倍以上，但开始的费用迫
使许多官员负债累累。也许为数不多的节度使能像令狐楚在824 年接管宣武
那样很快捞取了200 万缗钱，但种种迹象表明，稍微收敛的捞钱机会还是有
的。朝廷偶尔也审理这些犯法者，但它在对待中央官员的不端行为时，态度
要比对待地方官员的违法行为严厉得多。法令不断强调节度使要对他所辖官
员的行为负责，这可能有助于减少这类违法行为在其下级行政机关中的发生
率，但节度使本人显然很少受到审理。安禄山之乱后地方的财政处理开始有
很大的回旋余地，这种情况似乎久已成习，而且由于官员的行为准则起了相
应的变化而使外放官员有机会能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取得丰厚的补偿。
政府从8 世纪晚期以后起，在9 世纪明显地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在册
的户数在807 年只有250 万户，到宪宗之治的末年已增至400 万户。到839
年已经达到500 万户，这是唐朝后半期的最高数字。①此数似乎远未达到755
年900 万户这一大数字：但考虑到它根本没有包括河北的任何数字，所以对
全国来说，这个数字也不算小。更高的登记率当然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当
局两者收入的增加，但由于现存的财政数字的材料甚少，人们难以作出任何
可靠的结论。837 年的总收入为3500 万（钱和实物混合的）纳税单位，据说
政府收其中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中的三分之二用于维持中央和西北的军
队。这些数字并非全不可信，但机智的日野开三郎指出，它们会令人误解。
如果把间接税和通过各镇用于特殊和紧急需要的储备计算在内，中央的收入
就高得多。仅以后的一个关于中央收入的数字就表明，大致相同的收入水平
至少一直维持到9 世纪50 年代。中央对地方的收入比率肯定小于安禄山之乱
以前的年代。根据杜佑的数字，当时两者收入的比率大致相当（更严格地说
为五比六），而在以后的这一时期，其比率充其量为三比五。因此，中央政
府能直接处理的收入，不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都要少得多。可是，
① 见本书第523 页注①所列参考材料。
① 《唐会要》，卷84 第1551—552 页。
由于财政制度已经起了如此彻底的变化，而且政府的施政已经趋于高度分
权，较低的数字决不意味着中央的衰弱。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说明9 世纪的前三个25 年中央和地方关系特点的一种
混杂的结构，它不但明显地不同于初唐的结构，而且也不同于安禄山之乱以
后的制度。基本的行政单位依然是州和县，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履行它们
的传统的职能。州享有高度的与中央政府的直接联系权，但在重要的方面，
它仍受制于藩镇的节度使。节度使能以某种需要从州提取收入；他掌握一个
地区的重兵，能为安全的需要自由地作出反应；他负责考核辖区地方官员的
政绩，可以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影响；他能因任何冒犯行动而惩处他们，甚至
施以肉刑。按理说，州（而不是藩镇）在809 年以后是向帝国上缴税收的单
位。但一个州是否真正向中央政府上缴税收，这要取决于藩镇的职能和地位。
如果藩镇提取了全部收入以维持其军队（如在运河地带），或者藩镇实际上
受中央的支持（如在西北），州与藩镇的关系就相应地更牢固，而与中央政
府的关系则较弱。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提取所在州收入的各镇并不被指
望对国库有所贡献。但作为报偿，它应履行重要的职责。如上所述，它的军
队要维持地方治安；它要派兵镇压叛乱；它甚至要提供军队抵御外患——如
849 年在西南和862 年在南方那样。在民政方面，它被委以各种任务，如掌
管紧急救灾和维持交通。从许多中央的指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节度使全面
监督地方行政的作用再三被强调。从这一意义上说，鉴于所处的地位表面上
并不比州高多少，节度使仍反映了专使（它的设置可以追溯到唐朝初期）的
基本性质。最后，各藩镇之间的巨大差别值得再提一下。我们在一开始就已
提出，在有的方面情况就是如此。在9 世纪以某种形式存在而可以确定的50
个藩镇单位，有的没有地盘，而且缺乏真正的内聚特性，因此根本算不上一
个“藩镇”。但只有逐个地加以分析，才能充分认识这些差别。
822 年后的河北
前面所谈的内容几乎不适用于河北三镇。在五代以前，魏博、成德和幽
州坚持独立存在，与帝国其他地方的共同行动只能说是礼节性的。822 年后，
朝廷不打算进一步恢复对它们的控制，它们在军人领导下处理自己的事务，
实际上没有外界干涉。它们与朝廷的关系和它们彼此间的关系的特点是一种
稳定的平衡；也没有材料提及地方民众种种困难的情况，不过这方面的材料
一般认为是比较空洞的。但是，领导层相对地说依然不稳定，权力斗争在魏
博屡见不鲜，在幽州则是它的地方流行病。只有成德才称得上享有很大程度
的统治延续性，那里的高级职位相对地说没有激烈的变化，这显然是境内接
受了节度使世袭权的结果。从782 年直至907 年的整个期间，成德被两个家
系所统治，一个从王武俊开始，经过三个接任者一直统治到820 年，历时38
年；另一个从王廷凑开始，其间经五个接任者，统治期达86 年有余。世袭继
任在其他东北诸镇也有发生；刘姓家系在幽州统治了36 年（785—821 年）；
在魏博，田氏和何氏两个家系分别统治了49 年和41 年（763—812 年和829
—870 年）。但它并不能保证节度使的继承像成德那样有秩序和顺利。
作为一个惯例，世袭继任是河北的一种特有现象，也被称为“河北旧事”。
它表现为对一切权力来自皇帝的原则的否定以及地方的极度傲慢自大，所以
被视为河北自治的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它的产生原因不难找到。在帝国官
僚制度已极度被削弱的部分，一个家族承担主要政治角色之事反而变得很自
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世袭权是唯一剩下的表示合法性的权力。此外，在这
种高度个人统治的区域中，节度使周围有一批得力的随从，当节度使死后，
这些追随者往往发现支持其子是正确之道和有利之举。成德继承之特别稳
定，也许可用该镇首府精锐卫队的内聚力和纪律这一原因来解释。不过兵变
和篡权的情况在河北与和平接班一样普遍；即使是和平接班，其最终的力量
源泉还是军队。如果一个节度使失去军队的支持，他就没有希望留在职位上
带兵了。总的说，世袭继任可能起的作用与其说是一种权利，不如说是继任
者对其潜在的竞争者拥有的一种实际优势。因此，“河北旧事”在树立节度
使后裔的继任权时，也几乎同样显示了军队选择自己指挥将领的权力，简言
之，这个特点是河北驻军的惯例。
朝廷不时情不自禁地利用地方上的分裂，以便在这个区域重新拥有发言
权。但是头脑较冷静的人提请朝廷注意：过去有失败的教训；恢复控制代价
很大但结果又靠不住；这些长期建立起来的藩镇得到民众真正的支持。他们
的意见一直占上风。当幽州发生兵变时，宰相牛僧孺在831 年提出的论点典
型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范阳（幽州）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献
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
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①后面一个论点是极为重要的，前面
已经谈过，东北边境长期以来是唐朝多事之地，它的税收只有勉强用于防务。
幽州的自治对唐朝廷来说几乎没有物质损失。但魏博和成德的情况就很难说
是这样，它们所据的地盘富饶得多，人口也远为稠密，所以朝廷要在它们南
面和西面诸镇驻守重兵，以抵消其力量。
这样，在822 年以来，河北诸镇就不在考虑之列了，这种现实主义态度
缓和了东北任何危机的激化，使朝廷得以把力量放在得足以偿失的地区。可
是令人奇怪的是，朝廷依然能影响——即使是间接地——东北三镇的事态的
发展。因为它们虽然实际上处于独立的地位，但并不打算断绝与长安的正式
联系，并且孜孜以求皇上的合法任命。正如李德裕在844 年所说的那样：“河
北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②
事实不时证明了他论点的正确性。如果得不到朝廷的正式承认，地方就
会出现严重不稳定的局势。撇开与本地的特殊关系不谈，这些地区的人民显
然认为，他们继续是一个正统君主统治下的更大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因此，
朝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仲裁和操纵地方的政治斗争，更垂青于那些可能
是最听命于它的人。它可以为一个曾经与它合作但此时被赶出其治地的节度
使提供避难所，并再次任用他，同时却能拒绝接纳那些不很受欢迎的前节度
使。那么朝廷为什么又对这些节度使不论谁都给以正式任命呢？主要是因
为，如果完整地保持名义上的关系，它就能确保节度使们承认已经建立起来
的那种和平共处关系。拒绝承认他们，就会造成两种严重后果：藩镇内部会
出现严重的不稳定，而且会促使它对外采取侵略性的行动。
政府对两个分裂出来的义武和横海镇的控制使它在河北取得了一定的战
略优势。虽然对它们的控制偶尔有失败之时，但朝廷任命的官员一直得以重
新成为它们的领导。河北的这一桥头堡是朝廷一大关注之事。826 年，当李
① 《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4 页；《旧唐书》，卷172 第447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8 第8010 页。
同捷在驻军的支持下谋求继其父为节度使时，横海出现了恢复自治地位的危
险。这时正值新帝即位，所以朝廷直到827 年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开始对李
同捷采取行动。在帝国的其他地方，这本来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事，但在河北，
要降服这一力量相对虚弱的单个的藩镇，却成了一个旷日持久和复杂的任务
了。在三个自治藩镇中，幽州为朝廷作战不力；魏博扮演两面派角色，但很
不成功；而成德自己最后被宣布为非法。此外，魏博和成德自己互相动起武
来。最后，付出了高得不成比例的费用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829 年春对
横海的控制才得以恢复。
很显然，朝廷下决心要保住河北的这一东部基地，主要是因为它对河南
提供了意义重大的保护，具有防御价值。横海在822 年因增加了两个州而扩
大了地域，同时它又拥有重要的经济资源，所以从830 年起它不需要中央对
它的军事资助。可以设想，它从此甚至成为贡献岁入的地区。相反，义武依
然是一个小的戍守藩镇，它的一半军资由朝廷负担。其驻军有时也是制造麻
烦的根源，特别是在833 至839 年它造成的危机解决前，它的确使长安的领
袖人物烦恼了一阵。朝廷对这些藩镇内部生活的确切影响不得而知；但我们
可以肯定，中央政府一定给予军队和其他地方上有势力分子以一定的物质刺
激，以使他们保持忠诚。①
随着昭义企图取得中央政府对它实际的自治地位的承认和要求政府同意
其节度使之位的世袭权，朝廷和河北之间在843 至844 年间建立起来的平衡
受到了最大的考验，结果造成了旧式藩镇的最后一次大叛乱。昭义的历史与
河北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它自始至终被认为是对付这个区域危险力
量的主要屏障。它横跨太行山，地处河北和河东，既有优势，也有不利条件。
特别是如果没有北面成德和东面魏博的支持，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
在下去。很明显，如果它完全摆脱朝廷的控制，后果是严重的。
自刘悟820 年在昭义掌权以来，它一直由刘姓家族控制；刘悟曾在自治
的平卢任职，在818 年转而忠于王朝，当时他得到皇帝的赦免和任用。825
年第一次世袭继承的问题在朝廷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当时朝廷动摇的
领导集团最后同意对刘悟之子刘从谏的任命，后者随之治理昭义达18 年之
久，漫长的任期只会削弱朝廷对该地的控制。他经商的范围和种类更是臭名
昭著；他经营盐、马、金属和一般商业，与商人分享利润；为了便于商人的
活动，他还授予他们公职。自835 年甘露事件以后，他公然对宦官采取强硬
立场的意愿证实了他的独立性及其地位的力量。他死于843 年，这时朝廷已
有了远比825 年更为坚定的领导集团，所以朝廷决定应由中央政府行使挑选
接任者的权力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朝廷在制订进攻昭义的战略时遇到了一
定的困难。它知道中央军队之渗入河北将会引起诸自治藩镇抱成一团去支持
昭义。于是就说服成德和魏博从东面进攻昭义。节度使们无疑被许诺的物质
报酬所诱惑；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担心在自己大门口的斗争会破坏他们
与中央权力的有利的妥协。战争艰苦而持久，打了843 年的大部分时间和844
年。昭义进行了顽强的防卫，这不但证明它有坚强的军事传统，而且还得到
民众对此地方政体的高度支持。虽然因指挥分散、分裂和不受约束的官军作
战而出现的那些往常的困难又出现了，而且朝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主要
的目的已经达到，对政治形势也没有不利的影响。对现存昭义部队的指挥权
① 关于河北约820 至874 年的发展，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 章。
按照819 年改革定下的方式被精心地下放到各州。①
唐朝后半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使清代历史学家顾炎武提出一个理论，即
到了9 世纪，唐朝廷与河北诸镇已发展了一种真正的互相依赖的关系。②最
后，一方一旦垮台，另一方势必也垮台。顾炎武肯定夸大了这种关系的绝对
作用，因为王朝的整个后半期因丧失了这些藩镇而长期处于衰弱的地位。不
过，尽管河北的情况特殊，它对唐朝的政治秩序和王朝的生存来说无疑是举
足轻重的。对唐朝统治的真正的、最后取得成功的挑战后来却在一个完全不
同的地区出现。9 世纪的人们对河北的地方割据有充分的认识。由于具有顽
强地抵制中央政府的传统，它所以被称为“反赋之地”。有些学者对河北这
些军事政体的粗鲁特征的反应是不利的，甚至把它比作化外。令人奇怪的是，
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这种鲜明对比，840 年经过河北的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日本
僧人圆仁竟未注意到。根据他的记载，这位旅行家认为河北不过是中国的一
部分。但他的确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例外：9 世纪80 年代对佛教的迫害在河北
行不通——这确实是河北诸节度使政治独立方面很说明问题的证据。③
① 见彼得森前引著作第5 章。
② 顾炎武：《日知录》（台北，1962 年），卷9 第220—21 页。
藩镇制的衰落
打算具体指出9 世纪中央权威在藩镇开始崩溃的时间，这大概是徒劳
的。①维持秩序的问题在9 世纪中期以前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但在王朝最后几
十年中央权威的最后和彻底的崩溃则要到黄巢之乱才开始。中央权力的衰落
不纯粹是政治现象。它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密切关系，这种危机逐渐
影响到淮河和长江流域富饶和高生产力的农业区的农村生活。
这场危机并非经济衰落的产物，而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间接结果。自8 世
纪初期以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和商业已经稳步发展，人口迅速增加，
但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趋势因政府在
755 年后放弃一切徒有其名的土地分配控制，以及因税赋负担不均和贫富差
别扩大而随之加剧。到9 世纪中叶，地方盗匪横行和人民离乡背井的现象（这
些历来是农村苦难的表现）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而在京师，中央当局从这个
地区取得的收入减少了。政府和它的政策部分地应对这种局面负责，但它们
只是次要的因素。政府对根本的变化、迅速的发展和它们的广泛的社会影响
是控制不了的。可是朝廷坚持要取得越来越多的岁入，或者至少要维持当时
的水平，而根本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就助长了地方官员的陋习。他
们知道朝廷对他们成绩的考核只以他们取得的结果来衡量，而不问取得这些
结果的手段是什么。随着危机的产生，政府也没有采取帮助苦难者的积极政
策。因此，农民虽然可能同样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压榨，但政府的公开的征
税要求证明是他们不幸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员通过对地方有财有势的人提供
保护和给予特权以及通过其他的贪污行为，也增加了一般纳税者的负担。长
江流域发生的这类事件有最详细的文献记载，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是中央政府
最为关注的地方，而且因为它从那里获利的机会更多。可以肯定，不是所有
的官员都贪污腐化到不可救药；倒不如说年深月久的个人偏私和不法行为不
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此外，一个拥地者不论拥地大小，当他取得免税地
位时，往往把它扩大到为他种地的农民身上。由于纳税人的减少而造成当地
人民税赋负担的不平衡，再加上其他许多农民干脆出逃和迁往别处，这转过
来又成为官员痛苦发愁的根源，因为他们仍一心指望能够凑满应上缴的税
额。处于这种压力下，地方官员的对策可从9 世纪30 年代浙西一个过于热心
的刺史的事例中看出：他亲自决定谁该不该纳税，然后派军队到该州各村各
乡直接催课。①
地方的行政在9 世纪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这大大有助于解释帝国约从
855 年起的事态发展。前面已经谈过，它吸收了地方各类人物，他们的社会
出身与那些最正规的官僚的出身明显不同；也谈到了利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
位通过财产的假转让来保护逃税的方式。中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一直必须依靠
本地的胥吏去完成许多基本任务，所以它们一直受到强大的地方压力。但在
晚唐，地方的行政机构逐渐丧失了它们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的特点，并且日益
① 这一节取材于以下的研究著作：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94—21 页；日
野开三郎：《中
国中世的军阀》，第208—15 页；栗原益男：《安史之乱与藩镇制的发展》，载《岩波讲
座世界历史》，
6（1971 年），第173—78 页；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第137—09 页，及各处
；堀敏一：《黄
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1957 年），第1—08 页。
① 《册府元龟》，卷698 第17 页。
趋向地方本位主义。它们陷入地方利益集团的网络而不能自拔，但这些地方
利益集团总是根本不赞成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结果，节度使和观察使、
刺史及其幕僚等朝廷任命的官员同地方政府的本地公职人员（包括军队）之
间的一直存在的潜在冲突就变成了现实，因为前者日益被看成是异己的和敌
对的利益的代理人。这一局势反映了这一世纪自安禄山之乱以来正式的地方
结构已经官僚化的程度；但它又突出地说明了长安的朝廷和帝国重要地区的
地方集团之间的鸿沟日趋扩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官僚
与这些集团之间缺乏牢固的社会纽带。在理论上，科举制度开辟了入仕之途。
但仍只起小规模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私人经济部门的规模扩大和迅速发
展。但是，如果说在地方政府的官员或在一般地方民众中存在着一股强烈的
反王朝情绪的暗流，那也未免过分了：他们只希望中央政府少来干预，这不
一定与对皇帝的抽象的忠诚有矛盾。
与此同时，各地的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军事预算和驻军的削减大大地减
少了能紧急动员应变的军队。长期只习惯于守卫任务的驻军发现要保持他们
的战斗技术和斗志必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还有进一步的
原因，这种情况只有在9 世纪50 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现了出来。宪宗时期所采
用、并在他及其以后诸帝所推行的改革使战斗部队的规模变得很小，指挥权
又广泛地分散在节度使和刺史的手中。这些改革（虽然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
用）旨在一举解决另一个问题，即藩镇兵力过于集中；但结果在以后的几十
年却把地方政府的兵力减少到不能维持地方治安的水平。除了边境的藩镇、
东北拒不听命的诸镇和内地一两个特殊的镇——如武宁（从870 年起改为感
化）——以外，诸镇基本上变成文官性质的政府了。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变化来看待法纪荡然和抗拒官府的行为逐渐频繁
的情况。845 年诗人兼文学家杜牧从他的长江任所呈上的一份关于江贼的报
告中，详细地叙述了多达百名的帮匪在沿江袭击和洗劫居民地和市场而不受
惩罚的情景。①据杜牧所言，这些居民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掠夺和盗匪的蹂
躏。值得注意的是，据说盗贼是从淮河区来到长江地区专事抢掠的。这说明，
他们在其他地方胡作非为，就能逃避在家乡地区的惩处。他们还需要一个秘
密市场以销赃。杜牧断言，他们与江淮地区的居民有广泛的联系，他们还乐
于对一些村落公然进行武装保护（但不知他是否看到过其中某些村落）。他
还确定这些盗匪贩运私盐；从其他许多史料中，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出现了盐
和茶叶的走私活动。后者主要是财政问题，但由于这种人在进行活动时藐视
官府，并且不惜为他们的非法活动动用武力，所以他们也造成了一个治安问
题。杜牧提出并得到宰相李德裕支持的一个解决办法是，设立一支有50 条船
的巡逻队在长江作战和保护其居民地。如果它真正实行，问题很可能成功地
解决。但总的说，严重的不法行为不断发生；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朝廷在852
年下令在各戍军地任命教练使，以便定期进行训练活动。①事实上，盗匪活动
在859 年第一次引起了规模不详的民众起义，但在当时，驻军本身却是朝廷
主要关心的对象。
虽然在历来多事之地（东北和武宁）麻烦依然不断发生，但这时地方驻
军的兵变和骚乱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兵变和骚乱在原来很少发生的长江诸
① 《全唐文》，卷751 第16—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1 第8121 页。
镇和沿南方和西南边境的驻军中突然出现。后一种困境与9 世纪中期以后来
自南诏的日趋严重的外来压力（对中国本部和安南）和这些地区的土著部落
日益扩大的暴动直接有关。政府感到难以将资源转用来加强南方的防务；办
法之一就是抽调内地各地军中的分遣队到那里服役。这个办法和其他临时应
急措施造成了后勤安排不当和服役期过长，从而又导致了南方戍军的不满和
偶尔出现的暴力行动。
在长江流域动乱的过程中，浙东的观察使在855 年被赶出其治地，湖南、
江西和宣歙诸观察使也于858 年被赶走，其起因部分是相似的。858 年朝廷
官员张潜禀报皇帝，节度使和观察使们为了取得优良考绩，设法筹集财政结
余，当难以增加税收时，唯一可选择的办法是紧缩开支，而军需和军饷就是
最易下手之处。①所以这类兵变与农村农民的苦难有关，但只是间接的。至少
以858 年宣歙的兵变而言，一篇近期的研究论文表明它还有另一方面的原
因。②对当时的观察使郑薰的苛政的反应是一场兵变，它表面上是武将康全泰
领导。但真正的领导人物是幕僚李惟真，此人同时又是一个富商，曾利用其
地位的庇护作用和特权而积聚了大量财产，而且私下招集了大批人马。此外，
他的同谋者之一有大量土地，为了灌溉，此人又把持了原来要使130 户得益
的水源。这样的利益冲突无疑在各镇辖地很普遍；朝廷官员很想严厉推行不
利于这些人的个人私利的法律和中央政策，但这种企图始终有引起反对甚至
有力抵制的危险。
859 年后期浙东裘甫的起义是一个世纪前袁枢之乱以来这一地区第一次
出现的军事大动乱。在整个唐王朝时期，东南一直异常平静，甚至807 年浙
西李锜之乱也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战斗。裘甫的起义在唐代则是新的事物，
新就新在它是一次真正的民间农民起义。裘甫本人是贫民出身的亡命之徒，
他纠集了200 名追随者以劫掠为生，最后逐渐发展到攻打城镇和乡村。他在
初期轻易地取得了几次胜利，攻占了几座县城，并且很快发现他的队伍迅速
壮大到了数千人，据我们所知的史料记载，它扩大到了三万人，此数也许有
点夸大。他们被描述成无赖亡命之徒，但其中大部分一定是农村受苦难的穷
人。运动从一开始就反王朝，也许还是被阶级仇恨所激起的：官员和文人被
杀；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了年号，铸造了上有“天平”铭文的印玺。
由于浙东的兵力证明完全不足以平息这次起义，朝廷于是命高级将领王
式负责镇压叛乱者，并从邻近诸道和从河南调兵遣将。王式先下手为强，封
锁了主要集结在明州和越州的叛军的一切退路。他还开仓济贫，以减少民众
对裘甫的支持或潜在的支持。但战役仍持续到860 年的夏末，经过了叛乱者
的顽强抵抗才告结束。虽然这次叛乱主要是地方性的，但它表明在王朝的生
存必不可少的这个区域，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在接近危急的阶段。可以毫不过
分地说，作为第一次爆发的民变，这次叛乱常被视为是黄巢叛乱的前兆，或
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被民众的愤怒和苦难煽起和支持的叛乱。
人们有兴趣推测，政府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路线，以防止它在各地的权力
和控制进一步削弱。但得益于现状的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可能太多（特别是
在各藩镇中），因此不存在支持根本变化的真正基础。总之，在一心寻欢作
乐的懿宗治下（860—873 年在位），对策根本不存在，而他的大臣也没有表
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1 页。
② 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116—17 页。
现出什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才能。但如果认为王朝国祚急剧衰落的现象一
定到处可见，并以此来描述当时的局势，那也是错误的。裘甫的叛乱在很大
程度上是地方性事件，而且长江流域经过了若干个别地方驻军的哗变后，秩
序已迅速恢复。国内没有明显的重大政治威胁，尽管朝廷已把注意力转移到
南方地区的防务问题方面（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但与此有关的措施之一
在国内却有重要的意义。
武宁长期以来是帝国的多事之地，其驻军在862 年赶走了节度使。朝廷
任命在对付安南战争和镇压浙东叛乱中久经沙场的猛将王式以取代其位。虽
然朝廷以前曾对徐州的军队进行过几次讨伐，但他们一直长期不听从朝廷指
定的节度使。王式率领从各地军队中调来的分遣队进城；朝廷显然同意了他
的行动计划，于是他开始大批杀戮武宁的军队，据说人数达数千。（虽然其
规模很不一般，但像这样大批杀戮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几次发生在831
年的山南西道、819 年的兖海、840 年的义武和845 年的昭义。）这个行动暂
时稳定了武宁的局势，不过许多武宁的士兵设法出逃，转而去干包括当盗匪
在内的营生。后来，为了再进一步削弱这支军队，约3000 名士兵被派往防务
问题又变得非常重要的南方边境值勤。原则上，他们在三年期满后应该返回
家乡，但一支已值了两期勤务的800 人的分遣队又奉命留在桂州再驻守一
年。事实证明，这个因素，再加上不满他们的领导等其他原因，使他们忍无
可忍。868 年夏驻军哗变，并在他们自己的一名军官庞勋率领下，自行开始
了返回家乡的旅程。①朝廷事后批准了他们的行动，而只满足于解除哗变部队
的武装。但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武器，继续其返乡路程，在不到两个月中到达
徐州。徐州的节度使拒绝他们进城，因为他有充分的根据怀疑他们的忠诚。
于是他们转而采用武力，他们的哗变很快就转变为公开的叛乱。叛军这一次
又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哗变者是本地人，而该地过去又有经历大风大浪的
历史，这两者很可能是促使民众支持的因素。叛乱者夺取了宿州、藩镇所在
地徐州、濠州和其他重要的地方。他们又攻入今之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
诸省。对邻近区域进行这些袭击的主要目的是为投奔叛军者的大集结取得必
要的给养。政府不得不动员大军，对叛乱首先是遏制，然后再镇压，历时达
一年多。叛乱最后在868 年秋末被平息。在此期间，汴渠的交通当然中断，
这就迫使政府使用另一条航道（但它肯定是不够的），以便把货物从南方运
往长安。另外，政府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是通过从边境派来的3000 名沙陀突
厥骑兵的援助取得的，在唐代，这是第一次把外国辅助部队派往黄河以南的
行动。
近代有些历史学家从这一事件中看到这样一种民众叛乱的过程：它一方
面能够蔓延到广大的范围，但又被叛乱军事领袖的狭隘和自私的目的所出
卖。①不管情况是否这样，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的心脏地带潜伏着
大批叛乱分子，他们是心怀不满的士兵、退役的士兵、原来的谋反者、土匪、
走私者和人数最多的那些在农村受压迫和被剥夺生计的人。被这次叛乱波及
的区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一定一直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不是短时期
① 关于这次叛乱的记述，见戴何都：《868—69 年的庞勋叛乱》，载《通报》，56（19 
年），第229—40
页。
① 松井秀一：《唐末的民众叛乱和五代的形成》，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1971 年
），第246—47
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1957 年），第52 页。

就能在经济上恢复高生产力的。中央的财政遭到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是因为
它直接丧失了富饶和高生产力区域的岁入，一方面是因为要支付巨额费用以
供养战地的军队。中央政府对诸镇的控制一定变得更加松散，这在相当程度
上是因为官员内部对帝国国祚的信心下降了。这样的一次小事件竟被听任发
展为一次大的叛乱，这对当时朝廷的领导集团来说，几乎没有材料可为他们
辩护。
但当事变和危机发生时政府难以应付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行政和军事机
构的虚弱，这时，它作为中央权威的延伸既没有力量，又缺乏反应能力。由
于兵权的分散和军费的不足，地方官员在他们所辖地区再也不能保持足够的
安全；此外，驻军本身的素质也严重下降。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各地行政中
心日益处于地方富人集团的影响之下，内部的分裂使这些中心有发生内部破
坏的危险。在此以前的一个世纪，藩镇与中央的对抗是，节度使一般能组织
其治地的资源来支持他。这时开始出现的形式是，最初的对抗发生在州、镇
内部，矛头指向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或刺史）。换句话说，州、镇中心成了
内部不稳的根源，不过其意义与安禄山之乱以后的不稳根源很不一样。但在
9 世纪第三个25 年的整个时期，这些中心尚未呈现出一种公开反王朝的形
式。反王朝的形式只是在黄巢叛乱引起的混乱中和混乱后才出现。州镇中心
成了利益集团和土匪盗寇的牺牲品，前者习惯于利用它们，后者像以往那样
先夺权，然后要求软弱妥协的朝廷正式批准。有人说，藩镇结构以提供摧毁
王朝的手段而告终，但这种情况只是在其领导的组成发生迅速和彻底的改变
和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军事化后才出现的。①
从755 至906 年期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转移中，人们会注意到一种
来回摆动、甚至是周期性的行动，即往一个方向的运动最后让位于往另一方
向的运动，等等。但是在我们的知识足以证明有关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事实上
的确产生一种来回摆动或周期性的形式之前，以上的观念不过提醒我们“人
事中的一种时势”这个事实而已。此外，本书各章都清楚地说明，唐朝在这
一时期有明显的变化。黄巢之乱时的形势及其后果与安禄山之乱时的形势及
中央权威因之而变弱的情况很少有相同之处。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唐朝廷经历755 至763 年及781 至786 年的危机后
有了明显的恢复，当时叛乱严重地动摇了国基。在它作出的种种努力中，它
显然在抓中国历史中中央政体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我们称之为中国这一
广袤领土的团结和凝聚力问题。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维持这种团结和凝聚力的
先决条件，但如果没有至少大部分民众的默认，它就不能长期保持有效。因
此，当我们必须专心研究政府在努力重新集权中采用的方法和政策时，它所
发现的对实施程度的反应也决不能被忽视。确认它为政治中心和接受既存体
制的情绪在全国一定十分强烈，否则唐政府在8 世纪不得不面临致命的挑战
时不可能幸存下来。9 世纪中叶以后，在制度要求和当时主导的社会形势之
间许多人产生了分歧，这大大地削弱了上述的那些情绪。所以，当不法分子
在地方上攫取权力和中央逐渐被混乱所困扰时，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对复兴唐
中央政府的足够的支持就不可能出现了。显然，对唐朝权力的最后垮台，不
应作出简单的解释。
① 参见《新唐书》，卷50 第1324 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51
、785 页），它没
有注意到地方行政不时发生的变化。
第九章 晚唐的宫廷政治
中国历史上8 世纪和9 世纪的史料大多数已见于文人著作中，它们在数
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的材料，因此我们很容易设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
特性是怎样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题——研究从755 年到大约860 年间的
重大政治问题——比其他任何题目在文献和历史著作中或许都得到了较好的
反映。可见，对政治历史学家来说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有几个晚唐宫廷中的
主要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文献不足征之故。这不是
一个枝节问题，也不是一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公元9 世纪的材料，
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国的众多史料作
非常仔细的推敲，尽可能不使它们的爱恶偏见和缺而不载的地方把我们引入
歧途。自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出众，但是对于某些晚唐的题目（例如9
世纪的政治派系斗争，千余年来都在那里各执一词地解说纷纭）说来，由于
缺乏过硬的新材料，所以究其实只能对传统的曲解加以解析，此外就再也不
能有什么作为了。有时，我们能从唐代的诗文集中勾稽一星半点关于这些困
难问题的材料，但毫不奇怪，这些用来确证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的材料又
往往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或者竟是不可信的。总而言之，现代学者才刚开始
致力于8 世纪和9 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方面的研究，因此，下面的论
述应该看作是对晚唐政治所作的一个初步的提纲挈领式的描绘。
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755—786 年）
安禄山（703—757 年）是一个有部分粟特人血统的职业军官。①他在政
治强人、宰相李林甫（752 年死）的庇护下，从地方行伍起家，爬到了雄踞
满洲边境的范阳镇节度使这一权重一时的高位。②在8 世纪40 年代之末和50
年代，安禄山装成普通一兵和滑稽可笑的小丑模样，成了长安最新奇的怪人，
甚至被宠妃杨贵妃认为义子。可是在李林甫于752 年死去以后，安禄山认为
自己是唐朝朝廷中有力的争权者，因为他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基地。他威胁
着杨贵妃及其堂兄、身为新宰相的杨国忠（756 年死）的地位。于是这两方
政治势力展开了一场神经战，因为在8 世纪中叶，虽然唐玄宗（712—756 年
在位）不积极参加一般朝政了（史书责怪他专搞宗教活动和沉缅于奢侈生
活），但国事的处理和政权的行使仍然需要得到他的赞助或批准。在这样一
场争权力的斗争中，在京城的杨家兄妹当然比安禄山占有地利的优势，因安
禄山身在范阳，相距有800 公里之遥。他不可能冒险地长途跋涉到长安去驳
斥杨家对他的控告，但他也不能准许杨家的阴谋发展下去，让敌人解除他的
兵权，甚至将他投入审讯。不庸置疑，这种猜疑不安的气氛一定促使他下决
心向朝廷造起反来。③
安禄山掌握训练有素的精兵，按不同的估计约有10—20 万之众（包括从
边疆部落中征调的骑兵），另有在今日北京周围地区的一个巩固的基地。反
之，由于中央军和其他军事组织都已腐败，政府则准备不足。①它自己没有直
接掌握的军队，只有由皇宫侍卫组织起来的一些小部队。结果是在叛乱爆发
后不到两个月的755 年后期，安禄山的军队就长驱直入地南下，过河北，下
东都洛阳，并且进抵潼关东端的渭水和黄河交汇处，其地距长安仅100 公里
远了。②（这一叛乱的细节，详下）
唐廷只得唯那些尚忠于皇室的节度使的军队是赖了。节度使哥舒翰（756
年死）曾为朝廷效力，用兵于西部边境以反对吐蕃，现时派他来镇守潼关，
以遏阻安禄山的前进。可是，他一到任就陷入绝境，在他和朝廷之间爆发了
棘手问题。为了消解长期存在的不满，哥舒翰于公元756 年初劝说皇帝诛杀
另一节度使。杨国忠对这件事无左右的能力，他愤怒地把哥舒翰的复仇行为
看作另一次锐利的打击，即一个封疆大吏想牺牲朝廷官员以取得权力的杀手
锏。因此，杨国忠进行反击，他建议皇帝命令哥舒翰从安全的潼关据点向叛
军出击。唐玄宗接受了杨国忠的建议；尽管哥舒翰反对，但他别无选择，只
得遵命出击。他的军队马上被击败和溃散。哥舒翰于是投降安禄山。通向长
安的道路被打开了。
像惊弓之鸟的皇帝及其随从于公元756 年年中从京师向西南方向逃亡，
经过崎岖山路之后进入四川境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名播古今的事件。唐玄
宗的逃难成了许多绘画和诗歌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有白居易（772—846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 年），第2 章。
② 同上书，第5 章。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 年），第10—7 页
。
③ 见前引浦立本书，第7—章。
① 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度到新兵制》，载《秦汉隋唐史研究》；谷霁光：《府兵制度考
释》（北京，1962
年），第215—46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7—22。
年）的歌行《长恨歌》，此诗叙述了皇帝被乱兵所迫同意处死杨贵妃后的悲
痛之情。③士兵们还要求杀杨国忠，作为他们护送唐玄宗，过离乡背井的凄苦
生活的代价。不论是《长恨歌》还是关于这一事件的其他伤感的诗歌，宰相
杨国忠和杨贵妃都被说成是以前15 年盛世繁华的凋谢的象征，也被看成是罪
有应得的腐败人物。他们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他们也是那些被破坏了舒
适生活的人们泄愤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对于政治和社会精英集团来说，他们
感到震怖莫名，因为他们看到了强大的唐帝国政府竟尔瓦解于顷刻之间，并
且更为震惊恐怖的是，皇帝已于夜间仅带少数亲人和心腹悄悄离开京城出
走，他们自己却被遗弃在原地。许多世家大族的成员惊慌失措地南逃，有些
人再也没有回来。长安陷落后不久便出现了8 世纪后期经常能见到的悲观失
望的不信任情绪和严厉批评的情绪。①
离开了马嵬驿行刑之处以后，唐玄宗的逃难人群便一分为二。实际上，
在马嵬驿向皇帝纷纷提出应该去的地方有几个——有人说去太原，有人说去
灵武，有人甚至建议折返京城；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皇帝仍然坚持杨国
忠原来的意见，那就是他应该逃往四川，而由他的臣民寻找时机，重整旗鼓，
并赶走叛乱者。当玄宗出发往成都时，他把太子暂时留在后面，让他向老百
姓的代表解释这一战略撤退的意义。代表们生气了，结果，太子的心腹顾问
们——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内——都敦劝他应促使唐王朝努力捍卫自己。他
们争辩说，如果他和他的父亲都僻处西南而不与天下通声气，那么，唐皇室
将很快被人遗忘。史料告诉我们，太子在经过应有的迟疑之后，听从了他的
顾问们和人民的意见而向北进发，只带了数百人急行军至黄河西套的灵武。
在这个设防坚固的根据地，太子打算召集仍然忠于皇室的将军们和节度使们
纠集和装备一支勤王军，以期夺回京城，准备让玄宗胜利地回銮。正像顾问
们指出的那样，要尽孝道，莫过于此。①
形势很快就明朗了，太子自己应该即皇帝位，而关于他一再逊让的说法
也恐怕是史书上的溢美之词。756 年夏，唐玄宗上太上皇帝尊号；虽然他在
一段时期内继续暂时保留了一个朝廷，但符玺却被送往45 岁的太子处；后者
的庙号为肃宗（756—762 年在位）。可以假定，对这样一次篡权行为有过一
些反抗，但是，老皇上毕竟能处之以很得体的方式，并且他也定能忆起他就
是在非常时期即位的，所以他没有试图阻止此事。总之，几乎没有哪一个高
级官员赞成一位宰相提出的建议，把唐帝国分给玄宗皇帝诸子，使之形成为
一种封建的政体。②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进一步分裂国家实乃灾难。
远方州镇中效忠唐室的官员得知肃宗即位的消息是在约两个月以后，但
他们至少有理由开始希望在他的领导下能中兴唐王朝。尽管西北的少数军官
在最初有所反抗，但帝国数以万计的军队纷纷从东线抵达灵武和太原，从而
壮大了那里的队伍。这些部队由将军郭子仪（697—781 年）和李光弼（708
③ 《白香山集》（商务印书馆版），卷12 第47—8 页；参照G.伯奇编：《中国文学选集
》（纽约， 1965
年），第1 卷第266—69 页。
① 浦立本：《公元755—05 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与新法家》，载芮沃寿编：《儒
家信仰》（斯坦
福，1970 年），第83—5 页；D.M.麦克马伦：《8 世纪中叶的历史理论和文学理论》，载
芮沃寿和崔瑞
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第 307—42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7 第6974—978、6980—98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9 第7004 页。
—764 年）统率；这两人即令不像后世史家所说的那样是百战百胜的军事天
才，也仍不失为有能耐和富于经验的将领。另外，通常构成中央政府的官僚
群现在不在皇帝身边了，这本身就是有利条件。军队可以向地方征发粮食马
匹，以满足他们大部分的需要，同时，数量不大的给养品也从华中经过汉水
运到了灵武。肃宗的流亡政府在757 年初已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打败他的一
个兄弟永王璘的挑战，后者想在长江中游建立一个单独的“封建”政权。
经过了许多令人鼓舞的胜利之后，757 年春天肃宗决定以收复长安为天
字第一号任务。由于得到其地位至少是可汗之子所率领的、来自北方大草原
的回纥突厥骑兵的帮助，这次战役在秋天发动。长安迅速攻克，但当要求回
纥人继续前往洛阳时，困难出现了。回纥王子声称，没有人把这计划于事前
告知他，他便当面羞辱唐王朝的新皇太子。后来在克复洛阳之后，政府不得
不在原议之外又厚赂回纥人，以示笼络。可是，就在那个冬天，唐皇室尝到
了凯旋的甜头。太上皇帝又一次祝福他的儿子继位，官吏们都领受了赏赐，
黎民百姓至少可免于叛乱者的掳掠和杀戮之苦。
但是，这样匆匆忙忙地回到两个首都来，是不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很可
能是的，因为朝廷突然放弃居无定所的状态，采取了固定的驻地，这样就负
起了供应和防卫固定驻地的责任。虽然皇帝的军队足以打到洛阳，但他们还
得深深地依靠外族的骑兵来建立打击力量，所以他们根本自己无力向前进
军。而且最重要的是，唐王朝既然生存下来了，紧迫感即随之消失。人们的
思想开始注视着自己的未来；他们不再艰苦地作战了；因此战争拖延了下来。
现在已不像肃宗在灵武时，甚至也不像后来进军长安时期那样毫无其他道路
可走。例如，李泌（722—789 年）即令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也是肃宗的一
位高明的宰相，他曾向肃宗提议直取叛军的心脏范阳。叛军的交通线似乎延
伸得太长，而那种策略可以深入敌人领土，在侧面包围敌人在洛阳和长安的
军队。在皇帝的部队和悬隔于河北的勤王之师的飞地之间也可以建立联系。
但是肃宗仍然坚持，夺回皇宫表示光复故物，而打败叛军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而已。
可是，时间也恰恰是叛军所需要的。他们撤退至今安阳地方重新纠集，
诸叛军领袖在这里企图共商大计。757 年初期，安禄山已被人在其子安庆绪
的唆使下刺杀；据安庆绪自言，他刺父的动机完全是要保护叛军高级官员免
受他父亲喜怒无常的荼毒之苦。但是，叛乱运动的凝聚力大部分靠安禄山与
他的随从者的个人联系来维持，而这种联系并未传给安庆绪。安庆绪和叛军
最能干的将领史思明之间出现了不和。759 年初期史思明刺杀了安庆绪，将
其军队撤至范阳，自己即叛逆的“大燕”王朝的帝位。过了约一年时间，叛
军的处境似乎好了一些，他们就准备于760 年夏再从肃宗的军队手中拿下洛
阳。但河北和河南的军事形势那时主要已成僵持局面，于是史思明引军向南，
想第一次把战争引向淮河和长江流域，不过未取得显著的成功。也许由于这
个原因，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虽然其情况和口实都和第一次杀父事
件十分相似。五年之内出现了三个杀人凶犯和四个皇帝，这一定大大地削弱
了叛军，但是叛乱运动仍坚持了下来，因为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①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朝廷取胜的希望也暗淡了下来。由于军情紧
① 《资治通鉴》，卷218—21。
急和便于收复长安而在灵武建立起来的明确的野战指挥体系，②因危机缓解而
趋于崩溃。将军们不听太子的指挥（太子也不是一位很得力的总司令），他
们彼此间也互不协调。政府感到非常难于鼓舞他们和酬谢他们；荣衔与爵位
赏赐得太滥，而且硬通货现在也越来越紧缺了。朝廷不能使它的将军们忠勇
善战，加上文官们和有权势的宦官们（详下）积极干预军务，所以把事情弄
得更糟。何况长安还有许许多多政治上的阴谋诡计。由于所有这种种原因，
政府的战略约在759 年初之后主要就只采取静止而虚弱的守势。这个时期郭
子仪于759 年和李光弼于761 年领导的两次最大的攻势，都以惨败告终。
这一格局直到玄宗与肃宗于762 年春同时期晏驾才得以更张。当时即位
的太子为代宗（762—779 年在位），并不是一个能彻底改进朝廷形势的能干
之君，但他在接获一则重要情报后也确实措置得很贤明。一个派往回纥进行
修好的使节报告说，回纥与叛乱皇帝史朝义已有勾结，并且已被史朝义所诱
叛；这使节又报告说，回纥人此时正动员一支大军前来进犯。唐代宗立即派
遣了一位有能力安抚他们的人仆固怀恩（765 年死）前往；仆固怀恩是一位
先世为突厥人的重要将领，他的女儿在几年前已嫁给回纥的可汗。①由于用了
大量的货贿，仆固怀恩说服了他的女婿，叫他不要叛唐，反之，他应该助唐
攻击洛阳的叛军。
可是，正在这次讨伐的进行过程中，中国的新太子——即未来的德宗（779
—805 年在位）——和回纥可汗之间发生了很类似于757 年的事件。身为中
国军队的统帅的太子得罪了可汗，因为他没有对可汗表示这些游牧民认为是
得体的尊敬。其结果是，太子扈从中有几位劝他保持天潢胄裔尊严的中国官
员，被回纥人鞭打致死，以作为惩罚。自然，这对唐王朝的威望来说是一次
重大的羞辱。渴望打仗而以此为劫掠口实的回纥人在收复洛阳后继续大肆杀
戮和掳掠，但他们不是针对官军，而是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其实还应
该公平地补充一句，中国军队把洛阳当做叛军领土，所以他们也趁火打劫。
三个月之后暴行才最后止息，但已对那个地方的经济造成了广泛的损失。
可是，中国与回纥人的联合军事行动迫使史朝义逃遁，也使得他的将军
们考虑投降唐军而保命自全。政府鼓励他们倒戈，答应原封不动地保留他们
现在所居领兵官的地位。史朝义再经过几次严重打击之后，当他试图逃往边
地民族中以求自全时，因众叛亲离而被杀。朝廷于是任命他的四员副将为节
度使，各人领其州镇，②事实上即今天河北与河南北部之幽州、相州、成德和
魏博。因此，唐朝政府并没有实际打赢这场战争，甚至也不能肯定地证明它
可以打赢这场战争，但它又从最严酷的危机中蹒跚地站了起来，而且武断地
宣告大叛乱已经平息。
可是，后来的事件表明，朝廷同东北的冲突仍方兴未艾。尽管史朝义已
传首长安，同时政府还有其他自我陶醉的庆功活动，事实却是中国的东北部
已变成了自治地方。节度使的职位总是使他拥有广泛的文职权力，而且据知，
在762 年之末他们都在所管辖的地区内对平民肆无忌惮地行使法律特权，在
此过程中实际上拥有君主式的权力。长安在几个方面都被迫把这些州镇当作
重要的半外国性国家，尽管这样做有损于它的威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损
② 《唐会要》，卷78 第1422—423 页。
① 《旧唐书》，卷121 第3749—780 页；《唐会要》，卷6 第75 页。
② Provinces 一词，在晚唐用于约50 个相当大的观察使和节度使的辖区。
于它的自尊心。8 世纪后期和9 世纪初期的皇帝们一直担忧，怎样才能把他
们对全帝国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调和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
即将在本章下文详细申述。
朝廷也没有多少空闲在763 年去搞庆贺，因为这一次从西边又出现了新
的威胁。中国和吐蕃王国的关系从来没有一个打得火热的较长时期；到了8
世纪中叶，710 年中国—吐蕃王朝婚姻所带来的暂时修好又被人们忘得一干
二净。①8 世纪的30 年代和40 年代不时发生边境战争。安禄山叛乱爆发以后，
吐蕃王乞黎苏笼猎赞（754—797 年在位）就决定利用中国的这一次内乱。②
他命令他的骑兵通过位于今天甘肃省东部和青海省的陇右道与河西道逐步向
前推进。大约在760 年以后，吐蕃人每一年都要打下几个塞外州城，到763
年便蚕食到了关内道（今陕西）西部边境的城市。唐朝廷并不十分以吐蕃人
的威胁为意，可能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受到鄂尔多斯地区边境部落的外来压
力，③至少从心理上说受到了回纥人的压力。因此之故，在8 世纪60 年代初
期，唐王朝对吐蕃人之会攻打长安是一点准备也没有的。
763 年晚期，邠州刺史开城门投降了吐蕃；他们因此距长安只有125 公
里。代宗顿时慌乱失措。他和朝廷逃往去洛阳半道上的陕州，而老百姓和世
家大族也又一次四散逃命。由太子和郭子仪匆忙地组织起来的地方防御部队
也随之撤退，以图巩固阵脚。吐蕃人于763 年阴历十一月突入长安，留在城
内约半月，对这个最近重建的城市大肆烧杀掳掠。吐蕃人选了一个中国公主
的年迈的兄弟做傀儡皇帝；这公主在50 年前嫁给一位吐蕃王。
唐军不久重新进入了长安，但吐蕃人很心满意足地带着掳获物而扬长地
撤走了。唐代宗于764 年初期返城，并处死了僭伪之君，但这只不过是一个
小小慰藉。吐蕃人的实力没有受损，他们只退回到了陕西西部的主营地，这
就是他们半年前出发的老地方。在以后的13 年内，即直到公元777 年，吐蕃
人几乎每年秋季都要出击，这是游牧民照例进行军事活动的季节。他们每一
次行动的骑兵兵力都有所不同。有时他们只不过出动5000 人，但正像郭子仪
所哀叹的那样，中国军队在反对吐蕃人的势力时极像惊弓之鸟。767 和774
年有两次软弱无力的和平倡议，但都无甚结果。吐蕃人不仅意识到中国在继
续削弱下去，甚至于768 年把他们的一位最好战的将领从战场上召回去当了
大相，从此他们对中国人的压力就更大了。唐朝要积以年月才能使它的防御
发挥效力。直到774 年末，郭子仪才估计出他的军队只及吐蕃可调动的人数
的四分之一，而他所能支配的马匹相比之下也是微不足道的。①我们没有关于
在8 世纪60 和70 年代吐蕃人偷掠了多少东西的确切材料，但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他们的侵袭给唐朝缓慢的恢复进程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一个特别严
重的打击是唐帝国把在陇右的最优良的牧马场地丢给了吐蕃人，从而使得中
国更要仰赖回纥人的马匹和他们的骑兵支援。
安禄山之乱以后最使唐王朝感到不堪的是他自己的一位将军仆固怀恩的
① 山口瑞凤：《吐蕃和唐代婚姻关系》，载MTB，27—8（1969—970 年）。
② 关于吐蕃诸王的名字及其生卒或在位等年代，均据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二卷
，京都，1958—
1959 年）。
③ 即唐古特人；冈崎精郎：《唐代唐古特的发展》，载《东方史论丛》（奈良），1（19
47 年），第57—
205 页。
① 《全唐文》，卷332 第12—3 页。
叛乱；此人在762 年因约束回纥人而给唐王朝帮了不可估计的大忙。作为763
年辅助部队全面复员的一部分，仆固怀恩曾受命护送回纥可汗返回他们的大
草原老家。可是，他在北上途中与回纥人会合时，与河东节度使发生了冲突，
后者拒不按常规礼仪给与他的军队在过境时所应享有的犒赏。节度使之所以
拒不犒师，其理由尚不得而详。不过，这位节度使也和大家一样，对一个与
外国有关系的掌重兵的武人会搞另一次阴谋的可能性一定心存戒备，换句话
说，他怕会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种心理状态促使他控告仆固怀恩图谋不轨。
唐代宗命一名宦官调查此事，结果他支持了河东节度使的控词。仆固怀恩上
了一篇长疏为自己辩白，皇帝竟未置答。①仆固怀恩把这种沉默视为驳回其辩
词，于是也像安禄山一样决定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了。764 年初期，他派他
的儿子率军攻太原。他的儿子在太原战败，后来又被部下所杀，但是仆固怀
恩逃往灵武，在那里重新纠集军队。他的主要盟友是吐蕃人；后者也已打算
进攻长安，他们正需要一个知中国内情和有领导艺术才能的人，才能大获全
胜。有些回纥雇佣军也加入进来。这支滚雪球般的大军在764 年秋天使京师
西边通路上的居民大为震恐。次年，仆固怀恩准备率军采用包围战术，但他
忽然暴死于营地。这次攻势便无形瓦解，他的许多士兵投降。中央政府后来
把这些事件归于天意。郭子仪收买回纥雇佣兵去攻击吐蕃人，于是吐蕃人西
撤而去。
这次叛乱实在是一系列这类叛乱中最严重的一次，这时地方文武官员或
者丢了官，或者甚至丢了性命，因为在他们和被围困的唐朝廷之间彼此都缺
乏了解。①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曾经情有可原地警惕着战场上的可疑行为，但有
时他们的关心又近乎偏执狂。诚然，中央政府自己也助长了这类问题，因为
它准许各种私仇影响国家事务，也不考虑必须制订对付臣下附逆或谋反的一
以贯之的方针。尽管精心制订了对被控的附逆者进行调查和起诉的程序，但
很清楚，在许多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如果叛乱高级官
员可以不加追究，甚至能当上朝廷的官员，那么，王朝的忠顺小官吏就会扪
心自问，他们还值得继续效忠么？流言蜚语、阴谋诡计和意气用事严重地损
害了士气民心，而且也和其他任何事情那样损害了唐政府在安禄山之乱后重
建的能力。
唐代宗时代（762—779 年）长安的政治现象
宦官
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活动，无疑是唐代后期历史上的一个特点。可是，
他们的重要作用是逐渐形成的；他们在唐代前半叶的作用是很有限的。②唐初
的宦官一般是来自战俘，或来自南方边境地区（福建和广东）的幼儿，他们
被太宗皇帝在后宫和皇宫中当仆役使唤。太宗下诏规定，宦官的身份应永远
① 《资治通鉴》，卷223 第7147—150 页。
① 例如，可看刘展（《资治通鉴》，卷221 第7097—102 页）和来瑱（《旧唐书》，卷1
14 第3364—368
页）的事件。
② 赖德奥特：《唐代宦官的兴起》，载《大亚细亚》（新版），1（1949—950 年），第
53—2 页；又2
和3（1952 年），第42—8 页。
限为平民，也不许他们做高官，即不能任职在三品或三品以上。③可是为时不
久，这些初期的硬性规定就被篡改，因为宦官的用处对许多皇帝来说变得很
明显了。内侍省从唐王朝初年起就由宦官组成，它原本只限于搞些宫内日常
生活事务，后来慢慢扩大了它的权力范围，直到它变成了最庞大和最重要的
官衙，统包了皇家的全部家事。在武则天皇后（690—705 年在位）时期大肆
任用杂差，宦官的数目增加大约3000 人。①由于他们是朝臣中唯一有权不断
接近皇帝和朝臣们之间的中间人。最初他们只是照料一下文件和口宣诏旨，
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偶尔也参加重要的议事。他们只向皇帝个人负责，而且完
全从属于他。唐玄宗则把他们当作心腹信使和情报来源来使用。
高力士（762 年死）是初唐最著名的宦官，在从710 年起的十年中为唐
玄宗获得帝位起过关键的作用，因而自此以后他在朝廷内有很大的个人影
响，直到玄宗在叛乱时期去世为止。高力士是第一名获得三品官位的宦官，
从而破坏了太宗的禁令。从8 世纪中叶起，宦官们还被授以贵族爵衔。安禄
山之乱的危机自然为高级宦官谋求私利提供了机会。第一个这样的宦官便是
机灵的李辅国（762 年死），他在肃宗当太子时就是东宫的一个随从。在灵
武的时候，新皇帝很赏识他的才能，把他拔擢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在实行总
动员的时候，他在这个职位上的权力可以匹敌正常任命的宰相。在皇帝回銮
长安以后，李辅国同时被授以许多专使之职，因此看来从这时起，禁城的物
质设施、人事大权和供应都已全归宦官掌握。自从李辅国弄到了殿中监之职
以后，他的个人地位更高了。从758 年到762 年，上呈给皇帝的重要奏疏和
皇帝的诏旨都要经过他的官署，并且要得到他的准许才能付诸实施。除此之
外，他的办事班子显然已窃夺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某些调查的职能。
比起高力士来，李辅国在朝政中的表现要活跃和经常得多。李辅国经常
插手于封疆文武大员的任命事宜，有一次他甚至要带头诋毁太上皇。肃宗的
张后是李辅国长期以来的盟友，李辅国由于有了张后的帮助才能够为私利而
与最显赫的李姓朝臣相对抗。大臣们最后挫败了他想当宰相的计划，但这一
阻碍他野心的行动却是不多见的。他是一个不断制造阴谋诡计的人，他可以
毫不犹豫地在今天反对昨天的朋友。肃宗死去以后，他挫败了张后想杀害未
来的代宗而立己子的企图；他得到他的下属程元振发出的警报，派了一队禁
军①粉碎了这次阴谋，并杀死了张后。②
李辅国的这些举措开了重大事务上的先例：宦官控制了个人朝见皇帝的
大权；他们插手中央政务；他们过问封疆大员的任命；他们以兵力干涉皇帝
的继位问题。所以对宦官表示深恶痛绝的历史学家们，无不怒斥8 世纪中叶
的皇帝们听任宦官大煽威虐，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也绝对应该记住，这时宦
官的权力还得依托当今皇帝对他的恩宠，因为宦官的权力的制度化是一个一
直延续到9 世纪的长期发展过程。尽管李辅国在宫廷斗争中有拥戴代宗之
功，他却被这位新皇帝所恨恶和恐惧，所以代宗于762 年雇用几个刺客把他
杀了。关于宦官拥有派生权势的另一个例子便是程元振（约死于764 年）；
他在763 年获代宗之宠，但是，由于据说他不让皇帝知道吐蕃人即将入侵的
③ 《唐会要》，卷65 第1131 页。
① 《唐会要》，卷65 第1131 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1971 年）
，第2 章。
① 《文献通考》，卷151 第1322—33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22 第7123—125 页。
危急情势，代宗于764 年回到长安后即把他当作叛国者，予以充军外地。虽
然程元振接下了李辅国原来的许多职位，但他没有借此有所作为，也没有能
够选择一个接班人来继承他的很高的政治地位。
最后，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唐朝后期宦官之所以大得其势，是由于
他们取得了独立的兵权。③拥兵自重的最初几个重要步骤是在8 世纪60 年代
采取的。当唐代宗于763 年逃避吐蕃人去陕州巡幸时，他受到宦官鱼朝恩（死
于770 年）所率领的神策军的迎接和保护。神策军是哥舒翰作为西北边防军
在754 年建立的，但它在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即被调往东部。当它的老家基地
被吐蕃人蹂躏以后，这支部队被重新组织起来并驻扎在陕州，成为河北战斗
中的第二道防线。到了763 年，它经受过几次考验，以坚强有力和可以信赖
受称于时。①代宗回銮京师以后，他把神策军编入禁军并交给鱼朝恩指挥，以
示恩宠和优遇。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和边防兵力的日益扩充，8 世纪上半叶的
禁军遭到严重削弱，神策军之加入禁军就使得战斗力大异往昔。现在是在几
十年内朝廷能第一次把自己控制的军队投入战场，而不再需要完全乞怜于地
方节度使等武人的帮助。在8 世纪60 年代，鱼朝恩在长安正西的永久性基地
监督建立了神策军，使皇帝能召之即来。正和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宦官权势
大到如此地步，当然从一开始便引起朝臣们的嫉忌和疑惧。鱼朝恩的作为果
然不出他们的所料，他夸耀自己新近获得的财富，而且插足政府的神圣领域
（例如判国子监事），被百官视之为荒唐不经之举。代宗有时也对鱼朝恩的
行为表示不安，所以经过复杂的阴谋而于770 年将他处死。他的同伙或者被
杀，或者被驱散。一名官员被任命来统率神策军，直到783 年又起战乱时，
宦官才重新负起了军事之责。
财政专家
安禄山之乱引起的唐帝国混乱的经济生活，需要代宗朝廷给予迫切的注
意。政府的储备全被战争开支和官吏侵吞所耗竭。战斗弄得中国北部许多地
方残破不堪，促使农民成群流徙，特别在河南更是如此；交通运输系统弄得
非常紧张；而河北的沦陷又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最大的税收来源。②从8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一个新兴的财政官员集团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相关的问
题。虽然他们的工作不完全成功，但是他们想方设法不让不景气的经济形势
变成灾难，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
为了了解这些财政官员，我们必须对历史情况作一小小的回顾。唐帝国
诸特点的变化开始发生于7 世纪后期和8 世纪初期。在玄宗时代，这个大而
复杂的国家在政府开支和官僚体制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另外，在土地
所有制形式方面也不断有所改变，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是和中国各地方的社
会和经济大混乱相联系的。初唐政府比较简单的制度结构已不够用了，不仅
仅在财政方面是这样。不言而喻，玄宗没有沿着更加合理的路线改进他的总
的行政系统。相反，政府只是努力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任命专“使”，一个
个地处理它最紧迫的经济和政治问题。①这种专“使”在晚唐十分重要，但他
③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53—0 页。
① 《唐会要》，卷72 第1294 页；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载《东洋史研究》，1
8.2（1959 年），
第35—6 页。
②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新版），11.2（1965 年
），第211—32 页。
① 《唐会要》，卷77—9；《国史补》（上海，1956—957 年版），下，第53 页。
们不是正式官制的一部分，虽然他们挂名领干薪——为了官阶和薪水的缘故
通常都入御史台。不像一般的官员，他们的权限在法律上都被限制得很死，
但御史们获准可以打破传统的部门界限，以便对政府的活动能在职能上予以
协调。他们有权雇用文书和会计。他们特别适于解决涉及朝廷和地方双方的
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对于皇帝的顾问们来说是太专门了，而且也为一般行政
官员权力所不及。初期御史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那些登记流民、征收和运输土
地税以及搞边境防御（原来的十节度使）的人们。②
安史之乱时期，土地税收之损失给朝廷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困难。在正确
地推行旧的租庸调制度中所必需的人口登记和土地分配办法，已显得过时和
无用。758 年提出的一个方案要强迫实行食盐专卖，作为土地税的部分代替。
新设的盐铁使监管食盐的专卖。（应该注意，这里包括“铁”字不过是仿照
汉代前例而言，在唐代并非实有其事。）中央政府在各地方设署管理食盐专
卖，领有执照的生产者必须把盐统统卖给专卖官署；专卖官署把食盐加上巨
额税收转卖给商人，商人便把这些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由于帝国政权控制了
所有主要的盐产地，又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而肯定有最小限度的市场，因此，
建立有效的垄断是可能的。在食盐专卖创立后的短短几年中，它便提供了帝
国现金收入总数的半数以上，从而大大地补充了直接土地税收入的不足。
对于财政官员来说，盐铁使署是应付政治紧急情况的工具。随着越来越
多的经济职能纳入盐铁使署，它们的官员的财权和官职的划分也都经过推敲
和斟酌。765 年以后政府设立了两个财政区：其一（技术上称为盐铁使署）
设于扬州，负责华中和长江中游的财政；其一（属户部的度支）设在长安，
负责中国北部和四川的财政。①重要的是，经过了第一个世代之后，搞这些工
作的官员都成了财政专家。他们的这种任务大大不同于唐代初年那些非专业
化的行政官员的类型。在安史之乱以后的时期，他们发展了原来的专业水平
和自负心理，被准许可以从正式职官之外选用下属员司，因此在行政系统内
引进了一种进入政府官署的新途径，它一直存在到北宋时代。②
当这些财政专家扩大活动范围，甚至包括像制定初级预算和经管财产税
等复杂的任务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障碍。其中有些困难，像无法
稳定货币等，是当时经济理论尚未充分发展的结果，因而成为直至唐朝灭亡
为止的祸患。①其他困难是政治方面的。例如，在安史之乱时期，为了确保安
全，大量政府收入曾放入皇帝个人金库，而不是放在国库内；这种办法到战
争结束以后还在沿用。但是，皇帝库藏（内库）的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权却落
到了皇帝私人仆从宦官的手里。②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财政专家们不可能从
根本上放手完全管理帝国的经济事务。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冒着被他们
的政敌指控为腐化的危险而与宦官合作。受经济犯罪——例如贪污盗窃、纳
② 砺波护：《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京都），41（1970 年）
，第203—88 页；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 版（坎布里奇，1970 年），第107—09 页。
①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109—20 页。
② 郝若贝：《中国北宋时期的财政专门知识、考核和经济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
志》，30.2（1917
年），第281—14 页。
① 郝若贝：《唐代至北宋时期中国的古典货币理论与经济政策》，载《日本国际东方学家
会议纪要》，13
（1968 年），第70—0 页。
② 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1969 年），第93—09 页。

贿招权，高利盘剥，甚至违反节约法令而铺张浪费——的牵连而招致的声名
狼藉，在唐代是十分严重的。因此，财政官员特别容易受到绝大多数朝臣的
攻击，因为后者对财政官员和对宦官的兴起都感到震惊。
政治人物
756 年杨国忠死后直到元载（777 年死）于762 年拜相以前，朝廷没有出
现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像安史之乱以前数十年中的许多显赫人物那样，元载
并非出身于名门。他原本姓景，后来改用北魏（拓跋）皇室之姓氏——元—
—以表示宠异，同时也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元载进入仕途的经历也非比寻常：
他最初是在唐玄宗时代考上了道教经典的特科考试。由于旧政体下资深的政
治人物都在安史之乱中垮了台，像元载这样的青年人自然有了迅速晋升的机
会。他在8 世纪60 年代初年的转运使任上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又由于他和李
辅国的关系而受到代宗的注意。为了加强他当了宰相后的地位，元载娶了王
缙（700—781 年）之姐妹为妻，王缙不仅富有，而且系出望族；元载后来把
他引为同事。
尽管元载的野心很暴露，但他给了皇帝很深刻的印象。他有敏于断事的
个性和善于利用别人能力的秉赋。他曾庇护优秀的财政官员第五琦（约710
—780 年）和刘晏（715？—780 年），在代宗面前推崇他们的新办法，而且
可以肯定地说，他曾经就他们两人之间的权限问题进行调解。元载还以新的
眼光来看待西北的防务问题。在经过吐蕃人屡次攻击之后，他在773 年提出
建议说：每岁盛夏之时，吐蕃人逐牧青海，去塞甚远，中国应夺取城垣紧固
的原州城，因为这里是陕西西部极易防守的前沿阵地，也是敌军经过群山入
侵路上的要冲。他这个大胆的计划确有独到之处，但被那时的将军们所否决，
他们说它是空想军人的纸上谈兵之策。元载的另一个建议是把京城从长安东
迁到河中（今山西南部），因为在这里更易防守吐蕃人，而且对通过汴渠的
漕运更加方便，但又不像传统的陪都洛阳那样地暴露。虽然这两条建议都未
被采择，但是它们说明元载有分析能力，比一般官僚更有眼光。这种说法当
然不可能核实，因为元载只有少许著作尚存留于世，但是他的计划的要点却
在8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一再被人重新提出，可见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战略
家和政治家。
与此同时，元载也想建立一个同李林甫和杨国忠一样的强人政制。他死
后被人指责为大刮裙带风，贪得无厌，肆意收贿，嫉才妒能，特别是妒嫉在
他上位的少数元老政治家。这些指控当然也决非全无道理。一个典型的手法
是他在766 年请求代宗批准，让他的官署审查包括御史台在内的百官给皇帝
所上的奏疏。他的意图自然是在于截留对他本人和对他的政策的批评意见；
他也果然得逞于一时。①
可惜的是，我们对于元载的政治反对派的情况所知不多，只知道反对派
确实存在，而且随着他使用权力日益暴虐，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元载770 年
安排谋害了宦官鱼朝恩以后，他显然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致使代宗也开始
对他有些冷淡。可是，多少年来皇帝一直不想公开地采取行动反对他。元载
的最后倒台是一桩突然发生的大阴谋所引起的后果，其直接导火线尚不清
楚。公元777 年初期，代宗秘密诏令他掌禁军的外甥逮捕元载，草草审理后
即判处死刑。他的尸体被肢裂，他的富丽的宅第被摧毁，他的家室被屠戮，
① 《资治通鉴》，卷224 第7189—190 页。
几个月之后甚至他的家庙也被夷为平地。这样极尽丑诋之能事，甚至最后要
完全清除元载的个人影响。这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他在仕途上激起过人们多么
大的反感。对于元载的至亲好友们，皇帝只留下了他年迈的妻兄王缙；不久
王缙也在贬谪中死去。
无庸置疑，元载的权势不如唐玄宗时代那些权倾一时的宰相们的权势
大。和玄宗的宰相们不一样，元载受制于我们上面讲过的那些新兴势力—一
即宦官和财政专家，而且在他最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也没有个人掌握过兵权。
最重要的是，他虽然位列朝班之上，但他那时的朝廷的实际权力已大不如前，
这是外重内轻的形势和长安普遍缺乏自信的情况所决定了的。①
对于这种尴尬处境，代宗本人也有他自己的部分责任。他从来不是一位
能鼓舞军队士气的领袖人物，而且作为皇帝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从容不迫的风
度，让他的动摇的朝臣们信服他的力量，或者让他们相信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相反地，所有他的战时经验都教育他，他可以毫无理由地怀疑他的支持者；
我们已经看到，朝廷是怎样在对付仆固怀恩事件后幸存下来的。令人感到奇
怪的是他那时转向了元载，并且给他以自由专决之权达十五年之久，但这似
乎又是一种保守思想作祟所致，看来他不愿意放弃他祖父的那种政治统治方
式。他受尽了宦官和财政专家的苦头，看来这也是他两面下注的结果；他不
是像他儿子那样自觉地和果断地把他们作为治理国家的权力工具来使用。
另一方面，很可能代宗也和先前的玄宗那样，把他真正的兴趣从政治移
向了宗教。他深受不空和尚（阿目佉跋折罗，705—774 年）的影响；不空是
中国密宗三位高僧中的鲁殿灵光，他在8 世纪60 年代已是一位佛教密宗的著
名学者和译者。代宗遵循玄宗和肃宗的榜样，从不空和尚那里受了灌顶戒：
这是密宗传授其神秘思想和智慧的方法，它表示已收录皇帝为不空的弟子。
为了回报代宗的虔敬，不空经常代表皇室和国家做法事，替他祷告上苍。不
空为代宗所作的努力中包括翻译与政治有关的经文（如《仁王经》）和祈愿
消灾除难等等。甚至仆固怀恩攻打京师的失败也要归功于不空，因为这位和
尚曾为免除外患作过祈祷。这种巧合甚至使得代宗更加相信不空教义的价
值。另外，宰相王缙和宦官鱼朝恩都是他们各自集团中最大的佛教施主，他
们和元载一样大大鼓舞了代宗的宗教信仰。建寺庙和做法事所花的钱和所表
现的热情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佛教教务与唐朝政府之间空前紧密地结合了起
来。①
当然不用说，代宗的精神生活一直受到了世俗卫道士们的批评。元载死
去和他的亲佛教的内阁完结以后，更传统的儒家政治家们在朝政中变得重要
了起来。常衮（729—783 年）在777 年被任命为宰相；此人是进士出身，他
在8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经历了一系列重要职务——即为皇帝知制诰——
而从官僚中脱颖出来。他享有为官清正的声誉，并且着手纠正了元载的某些
最严重的弊病，特别是官员俸禄混乱的现象。但他也书生气十足，而且好与
人争论；他经常在朝廷中当众与他的同僚崔祐甫（721—780 年）争论。崔祐
甫出身于世家大族。他之被人怀念，主要是因为他曾经以改进吏治的名义让
他的许多亲朋故旧当官。这两位大臣常常在皇帝面前就礼貌和仪式问题争吵
① 但是可参照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2 页，注21。
① 陈观胜：《中国佛教的改造》（普林斯顿，1973 年），第3 章；见《剑桥中国史》第
4 卷中S.温斯坦所
写的一章。
不休，但代宗显然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尽管在777 年和779 年之间朝廷颇
有些改革气象，但很清楚，没有皇帝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仅靠儒家的思想情
操是完全不足以取得政治上的根本改变的。
唐德宗的改革企图（779—781 年）
正当37 岁盛年的德宗779 年夏天即皇帝位，这时长安拥有明显的改革气
氛。他执掌政权的时候，坚定地想扭转他父亲在位17 年中一直走下坡路的颓
势。他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发了十几道诏旨，①要求中央政务中实行节约，并且
限制高级官员的奢侈浪费。他废了酒税。他宣布不再接受地方长官于正常税
收之外的“进奉”和“贡献”。②德宗打击了宦官的不顺从态度。他又下令停
止政府继续赞助度俗人为僧尼，不许政府参与建造寺庙，而这些都是他父亲
时代造成严重贪污的陋习。他任命他自己的亲信为宰相，其中最突出的是知
名的财政官员杨炎（727—781 年）。作为他普遍改组人事制度的一部分，德
宗迫使宿将和重臣郭子仪退休；因为郭子仪这时虽已届耄耋之年，却仍然领
有北方和北方边境的许多防御使职务。这是代宗迟迟未下决心而德宗断然行
之的事：他给郭子仪颁赏了很多荣衔，但把他的实职分给了他的几个部属。
虽然郭子仪从无丝毫不忠于唐室的表示，但他功望太重，又是旧政策的过于
明显的象征，所以不能让他继续在第一线供职。郭子仪的退休是一种审慎政
策的一部分，即德宗打算去掉或安抚官僚政体和高级军界内部的一切不安之
源。①上面这样一些改革是德宗想刷新政制的最初步骤，其目的不外乎是要恢
复唐王朝中央政府的主动性、权威和力量。
这时期最重要的改革是杨炎于780 年对税收和财政会计制度开始实施的
行政合理化政策，这就是所谓的“两税法”。②这个名词有些使人误解的地方，
因为按照农业季节一年收两次税，这只是几种简化手续方面的一种特点。首
先，两税法取代了旧的租庸调制的人头税以及唐朝前半叶所累积起来的各有
专门名目的附加税。这一改革废除了用丁作为计税的基础，而代之以一种更
有效和更公平的以财产和耕地计征的方法。各州镇在税收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在过去一定时期内已成了既成事实，现在这种作用得到了承认，即分配给它
的各个不同的税额，以代替那种笨拙的统一税率的征课办法。在这同时，中
央政府的正式财务官署也恢复了生机。宦官对宫廷金库的管理权已被暂时剥
夺，而国家收入则由政府的金库接收。两税法的改革马上取得了实际的成功。
780 年仅新制度所收的税就多于前一年的一切财源。
所有这些措施都前景乐观，但它们仅仅是开了个头。要使中央政府的政
治和经济结构适应安史之乱后大异往昔的形势，这是一个长时期积压下来的
任务，所以它决非仅靠一纸命令就能奏效。德宗的大臣—策士们——特别是
杨炎——的政治冲击力在有些方面又过于强大。杨炎无疑地具有理财方面的
天才，但这个人的脾性不适宜做宰相。他没有和解的气质，而是好吵架，爱
① 《旧唐书》，卷12 第319—24 页；《资治通鉴》，卷225 第7528、7261—265 页。
② 《新唐书》，卷52 第1359 页；曾我部静雄：《唐代的贡献制度》，载《文化》，36.
1—（1972 年），
第 1—2 页。
① 可参照《册府元龟》，卷89 第1—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 章。
打击报复，甚至对不同意他的人胸怀恶意。他对自己的缺点毫无自知之明。
他由于大发脾气而弄垮了政府几项方案，又因干预地方藩镇上的扯皮而把事
情弄得一团糟。③跟他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是一位宿怨死敌，即原盐铁使刘晏。
他们的争吵起于777 年，那时刘晏在调查杨炎的老恩主元载问题的小组中工
作，结果杨炎被流放。780 年初期德宗罢了刘晏的官，杨炎这时认为时机已
到。杨炎不满足于仅仅用他的新法两税法来取代刘晏的财政政策，他还直接
攻击刘晏的要害，放逐了他，最后并迫害他致死。后来杨炎竟愚蠢到把严厉
地处死他的私敌的责任推给皇帝。这一犯大不敬罪的行为使他在781 年年中
受降级处分。这一回轮到杨炎受新宰相卢杞的猛烈攻击了，他也被放逐和致
死。这场政治纷乱是企图与民更始的代价之一。德宗的强有力的个性和希望
革新的心情使他急于求成，从而给为他效忠的人们以巨大的压力。不久事实
就表明，他没有赢得足够的时间使内政改革趋于成熟，便着手去解决自治的
东北地区的问题了。
与河北诸镇的战争（781—786 年）
河北诸节度使利用安禄山之乱平定以后的喘息时间来加强他们的统治，
甚至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军队。关于他们怎样做到这一点的细节不需要我们在
这里赘述，①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原先属于中央政府的许多特权，例如征收赋
税等等特权，后来都由自治的藩镇征收，而不问长安的反应会怎样。到780
年已经建立的这种政权不仅河北本部有，而且在山东半岛的平卢诸重要大藩
镇也有，汉水下游的襄阳和今天河南南部、淮河上游的淮西地方也有。藩镇
之间互相也偶尔有些摩擦，特别是在交界地方有冲突，但他们大多数认识到
自己的战略利益是互相支援，结成松散的联盟，以便对抗唐王朝中央政府。
他们大家都一致赞同的要害问题就是，节度使的继承权利要由他们自己决
定；自然，这种思想是要保证他们能够世代相传；他们甚至宁愿在内部争位，
也不要朝廷的干预。藩镇让长安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它们在地方上推举节
度使候选人，然后由长安照例批准。
如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代宗时代的中央政府还不能强行解决与河北的
争端问题。它充其量只能采取守势，例如它曾阻止魏博节度使在775 至776
年肆意扩大地盘的行为。反之，德宗的内政改革则标志着朝廷将采取有所作
为的新姿态。781 年年中，皇帝否决了新近病故的成德节度使的儿子想继承
父位的要求。成德、魏博和平卢三镇认为这是对它们自治的明显的挑战，所
以它们开始进行敌对行动，而且马上得到襄阳节度使的支持。
从朝廷的观点来看，后来的五年时间就是一场恶梦，因为一个接一个的
军事危机威胁着要推翻它。①虽然朝廷军队的力量已有所增长，但不足以应付
全帝国范围内用兵的需要。中央政府仍然需要依靠效忠的地方节度使的兵力
支援，这种情况和安禄山之乱时并无二致，而且现时它所面临的协调与供应
③ 《旧唐书》，卷118 第3422—423 页。
① 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 年），第110—18 页。
① 这一节叙述取自《资治通鉴》（卷226—32）和《旧唐书》（卷12）以及各节度使的传
记；再可参照崔
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754—05 年）》，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儒家人物传
》（斯坦福，1962
年），第84—22 页。
的同样巨大困难，仍然必须加以克服。正像朝廷所说，平定叛乱的最初胜利
是靠幽州节度使的帮助取得的，因为后者的军队在北线对分裂分子施加了压
力。自封的成德节度使在781 年被他自己的一个军官刺杀，这又是一个有希
望的迹象。但是，唐德宗决定不按这两个忠君者的意愿来酬答他们的功劳，
所以他们也终于宣告反叛朝廷。南方在782 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时淮西
节度使李希烈受朝廷命令征服了他的襄阳邻居，但数月之后他反而投降了敌
人。李希烈袭击汴渠，切断了从长江下游运往京师的漕粮主要运输道路。这
个经济打击实在厉害，以致朝廷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由宰相卢杞等人提
议在内地诸州镇筹款，特别是在长安内外筹款。由于这里主要不是农业地区，
大多数城市居民得担负意外的巨额军费。政府实行了以房屋大小计征的新
税，征收过重的买卖税，强迫向商人“借款”，并且实施各种商品税：所有
这一切便引起了城市的很大困难和人民中间的不满，使政府穷于应付。①
到了这个时候，闹分裂的节度使们纷纷自立为王，但是最严重的威胁是
783 年年中朱泚（742—784 年）创建的一个新朝廷。朱泚曾经统率过西北的
唐王朝驻防军，但是因为他的弟弟朱滔已经叛唐，朱泚因此被解除兵权而羁
留在长安。783 年，他的旧部被召往东部驰援战争，但是士兵们中途哗变，
因为他们在京城得知朝廷所给军粮不足以果腹。这时，朱泚从退休中出来领
导了他们。他找到了城中的老百姓来支持他的叛乱。结果德宗在长安无可守
的阵地，于是出幸西北小城奉天，因此他成了唐代中叶第三位蒙尘的皇帝。
朝廷在窘境中的一线希望是吐蕃人因783 年缔订的停战协定而暂时保持了中
立。
因此，从某些方面看，这时的事态远比肃宗当年西幸灵武时更令人泄气。
只有几个官员陪着德宗逃命。他现在求教于其中的一个官员，即陆贽（754
—805 年）；他不是一位高级大臣，而只是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可是，陆
贽是一位异常能干的人，而且他作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很快就有效地指导着
政府的工作。他在分析政治和财政问题时表现了非凡的才干，也在起草国家
的文件时表现了极大的耐性。就是这个陆贽，他劝告德宗放弃控制全帝国的
方针，而主张大赦河北诸节度使。他说，政府这样做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
量打垮朱泚这个巨恶元凶；然后王朝的军队就可以扫净其余的叛乱者。这些
建议都写进了陆贽所起草和德宗于784 年予以颁布的大赦诏令中；这道大赦
令事实上便成了最后解决战争的基础。
可是，麻烦事并未就此结束，因为负责唐王朝河中军队的李怀光妒忌德
宗对李晟（727—793 年）的关怀。李晟是一位很杰出的将军，曾于783 年后
期掌过禁军，并即将成为唐王朝将领中最坚定的支持者。李晟和李怀光都解
救了皇帝在奉天被叛军攻击的直接危险，但李怀光的胸怀叵测已一目了然，
朝廷不得不再一次迁往与四川接壤的梁州，以便万一李怀光为所欲为时可以
预防他可能进行的加害。此后不久他果然叛变，但由于事前已采取戒备措施，
李晟能够对他发动猛烈的攻击。仅几个月功夫，李晟既打败了李怀光，又打
败了朱泚；这两次胜利使得皇帝在784 年年中能够回到京城。节度使们内讧
起来，叛乱运动陷于瓦解局面，但直到786 年被彻底打败才导致战争完全平
息。
8 世纪80 年代的叛乱事实上是安禄山10 年以前发动的分裂运动的终局
① 《唐会要》，卷84 第1545—546 页；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1974 年），第2
0 页。
阶段。叛乱的开始阶段与结束阶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起于长安
的政治压力；政府的兵力和资源不足使战争旷日持久；官军的叛服不常使得
战局决定性地恶化；最后，战斗都不是胜利结束，而是通过妥协不了了之。
但8 世纪80 年代的阶段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即20 年的和平间歇期使得这
些分裂割据势力有可能比安禄山原来在极东北部占有更大得多的地盘来巩固
和加强他们的势力。另外也很清楚，这些独立的藩镇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也比
8 世纪60 年代更严紧，因为在60 年代还有若干忠于唐王朝的被围孤立点散
见于河北诸地。可以想象，在这间歇时期内新领导阶层已经多多少少地同原
来的地方精英集团联了姻，同时，住在此地的汉族居民与北方边境非汉族居
民的同化过程很可能也仍在继续之中。很可惜，关于这些独立诸镇的现存材
料是很少的，恐怕只有星星点点的例外，学者们又还没有对现有的残片断简
做艰苦的连缀工作，所以我们对那个地区的社会史的论述只能是相当粗浅
的。①另外一点也十分清楚，8 世纪80 年代藩镇与唐王朝之对抗是赢得老百
姓的充分尊重的，所以它们能够令人敬佩地把这场长期的斗争坚持下去。
我们已经看到，安禄山的将军们在他的笨拙的指挥体制中是怎样陷入混
乱和发展成为尖锐的对立的。但是反观8 世纪80 年代，河北自己称王称帝的
诸镇无不在自己的占领区内自建军队，自立法统。虽然这种新情况尚未能使
叛乱者易于采取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但却也防止了8 世纪80 年代的叛乱
运动因内部纠纷而瓦解，至少在战争的后期以前没有陷于瓦解。而且即使在
叛乱运动最后消灭的时候，有几个镇仍未遭受多少损害而能幸存下来。另一
方面，除非中央政府能扑灭叛乱并且把旧帝国的那个广大地区再度统一到长
安的统治中来，否则，唐王朝就不能被认为已取得胜利。
如果说安禄山的叛乱是由于背信弃义，那么，8 世纪80 年代帝国的失败
则更像是出于无能。这就是史书上为什么把河北诸镇之乱描述为在8 世纪中
叶的大灾难和唐宪宗在9 世纪初年致力于中央集权化运动时期重振唐帝国荣
誉之间的一个屈辱的插曲。不管怎么说，德宗在确有把握地赢得战争以前却
挑起了冲突，这显然是他的一个严重错误，他没有能够解决早在8 世纪50
年代后期就已很清楚的一系列基本战略问题，例如，东北叛乱分子之所以有
力是因为他们凭借供应和指挥调动的较短内线来作战，而中央政府则靠长安
和东南之间的漫长而易受攻击的生命线作战。很显然，对最近在南方爆发的
淮西的敌对行动完全没有给予考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唐德宗放弃了
他的讨伐运动将军的身份而接受了帝国统治权分裂的事实（不管接受这一事
实是多么痛苦），他证明能非常熟练地从一个高度复杂的、分权的政治局面
中掌握好分寸，从而为自己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
① 见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载《史学杂志》，68（1959 年）。
内廷的发展（786—805 年）
甚至在8 世纪80 年代战争的最严峻阶段，即在车驾出幸奉天之前，唐朝
廷已经被政治纷争弄得四分五裂了，卢杞及其同伙的财政措施非常不得人
心，而他们对付政乱所使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也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强烈
不满；这些问题都在正史和官方文献中有所反映。①几十名官员鼓起勇气揭发
他们，卢杞终于在奉天被撤职。德宗被迫要找一个能马上解决其燃眉之急的
问题的人，而不问其人的官阶和年岁如何。如上所述，他召见年轻的翰林学
士陆贽来指导他的流亡政府的事务和整理混乱的财政。宰相们和正式的官署
都屈居陆贽的影响之下。
同样地，唐朝的政府军在战争中的表现也确实不好。这支军队不但远远
没有在唐王朝最悲惨的日子中支撑危局，反而内部出了很多叛逆。虽然也出
现了几个优秀的将领，但忠君部队的整个记录却无任何可夸耀之处。783 年
后期朝廷受长安居民暴动的威胁，这时到了最悲惨的时刻。德宗绝望地把在
京的神策军召来驰援，但事实上神策军的许多官兵都早已在战争中被杀，当
时统率神策军的官僚却以商人和店员充数来填满名额，这些人一见到真正的
警报便四散逃匿。紧急集合在德宗身边的唯一部队只是由两名宦官——窦文
场（约801 年死）和霍仙鸣（798 年死）率领的一小股军队。虽然德宗最后
被大部队援救脱了危险，但他仍对两名宦官感激万分，甚至像他父亲在764
年对鱼朝恩的赏赐那样，在786 年对他们大加恩赏，让他们分别监管新成立
的左、右厢神策军。②可是，这时宦官在神策军中的影响就永远延续下去了。
陆贽的任命和两名宦官的身负重任，标志着8 世纪后期开始了一个最重
要的政治发展——所谓内廷的势力的增长。（当然，外廷是正式的文武职官
体系。）翰林学士和宦官不仅名义上准许接近各种禁内机关，他们还紧紧地
同皇权的行使挂上了钩。至少在最初时刻，内廷被皇帝本人所直接和紧紧地
掌握着，他把内廷作为他的私人所属官制，内廷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都有用。
它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机制，在制定和执行皇帝的政策时，通过它便能绕过日
常官僚程序上的拖沓之病，同时，它也是获得秘密情报和谋划的来源。
我们也必须毫不迟疑地承认，内廷并不是一个有共同利害关系和紧密结
合的集团。在许多方面，宦官和翰林学士的世界观和社会威望都截然相反。
他们在内廷彼此争权夺势倒反而是很自然的现象。人们也可以不时地讨论，
分清内廷和外廷有什么用处。特别是翰林学士，他们对外廷的官僚集团有政
治和感情上的瓜葛。宦官虽然是个遗世独立的阶层，但也从阴暗中脱颖而出，
使外廷能感到他们的存在。另外在整个晚唐的历史时期，内廷所起的影响不
是经常性的，也不一定是持续扩大的。有的皇帝，例如德宗和9 世纪中期的
宣宗，便广泛使用翰林学士，而其他皇帝却不是这样。总的说来，随着时间
的流逝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但是他们的政治势力是在以下两个不同的时
期达到了真正的高峰：一为9 世纪的20 年代和30 年代，一为9 世纪的最后
25 年。我们将要在下面对此详加申论。
可是，尽管有了上面那些保留条件，但在分析晚唐宫廷政治的时候，内
廷仍然是个很有用的概念。第一，正式的和常规的官僚们视皇帝的私人秘书
① 例如《新唐书》，卷52 第1352—353 页。
② 《文献通考》，卷151 第1322 页。
和宦官为异己团体，他们在宰相大臣同皇帝之间插上了一杠子，因此认为他
们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势。第二，又是相反地，从各种情况可以得知，德
宗和宪宗（805—820 年在位）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方面都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级
官员。从皇帝的眼光看，内廷里的这两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即可以
信得过。最后，晚唐内廷的发展是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制度史中皇
权这一级反复出现的现象，即皇帝个人要设立一套班子，以推进政府的工作。
过了一个时期，这些班子僵化后被并入职官体制之中，另外又被代之以更新
的办事班子。唐代中央政府的三省的演化基本上便反映了这种过程，①从明清
两代的内阁和军机处也可看到这个过程。
正如我们所料，晚唐的内廷从一开始也引起了争论。德宗时代，特别是
朝臣们对宦官的强烈仇恨在某种程度上竟然转到了皇帝本人身上；这个题目
被后世历史学家所利用，并且大大地加以夸大。因为德宗准许内廷在朝廷政
治中占有一个位置，所以他始终未被人原谅。
毫不奇怪，从个人偏见出发的对德宗的许多批评已经使人产生误解。传
统的史籍把他描绘成一个暴君——刚愎自用，言行不检，文过饰非和贪得无
厌；②但这又与同样广为流传的关于他为人既轻信又柔弱的说法不符。也有人
说他在8 世纪90 年代表现出对事情无动于衷，因为他准许宦官们和闹分裂的
节度使们可以自行其是（又是夸张的说法），这又与关于他在779 和781 年
之间励精图治（他为此曾备受赞扬）的记载大有出入。我的意见则反乎此种
论点，认为德宗的政策和行为事实上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首先，
他志在振兴中央政府的权力，这在他身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把这样的宏图
大志和古代某些“中兴”皇帝的任务来做一个正常的比较，那么，他自视甚
高的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会使满朝文武、言官们等等一切人
都相形见绌。确实，德宗在战争中壮志未酬的抑郁心情使他更加倚仗自己的
才智，给人一个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印象。但是，这是因为他主要关
心的是要尽量保留中央政府所剩下的权力。这个任务很不轻松，需要他跟各
藩镇作些必要的妥协。虽然他在长安朝廷内仍要坚持他的权力，按他认为是
适当的方式指导中央政府的事务。大约在786 年和794 年之间，他给政府机
构几次机会，以证明它们对他是有用处的。我们下面将要论述其事迹的四位
杰出的宰相提供了几个个例研究，它们足以证明皇帝认为官僚阶层不能适应
他的目标的需要。应该记住，德宗对外廷希望的最后破灭和内廷权力的迅速
增加都发生在德宗在位的最后10 年间。
官僚集团的失势（786—794 年）
战后的第一任宰相是崔造（737—787 年），他是博陵名门崔氏的成员。
这个家族因与最高水准的传统中国文化有联系而著名，而崔造本人在安禄山
之乱时期就以论证政府理想的哲学理论闻名于世。由于后来与刘晏有牵扯，
他在杨炎的报复行动中被打了下去，从而在江南的信州流放了几年，在8 世
纪80 年代的战争中，他举兵约2000 人勤王，因此受到皇帝的注意而被召回
朝廷。不久他即比其他年长资深的同僚优先被擢升为宰相。因为正如史书所
① 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57 年），第17—21 
页。
② 例如，在范祖禹的《唐鉴》卷12—6 中，这种描述到处可见。
说，德宗把他的理想主义的直言当做能经纬政府事务的才能。
崔造与几位同心同德的同僚企图把中央职官的权力重新确立并加强起
来，这事约进行了一年之久。①崔造羁留在东南的时期，曾亲闻目睹诸财务使
滥用权力和贪污腐化的放纵行为。他劝告皇帝统统罢掉前30 年所设的一切特
置专使，把他们的全部权力收回给长安的正式官署户部。属地方一级的诸使
节的职能则收归观察使（这种“使”是他愿意保留的）和刺史。地方官获准
拥有按地方需要来分配资金的相当大的自由。按照他的保守观点，崔造是想
抑制财务专家及其政治追随者日益扩张的权力。
崔造最重要的建议涉及首都宰辅们的行政责任的实质。要理解这一点，
得做点背景介绍才行。唐朝初年，太宗曾设置一个非正式的顾问集团，其成
员称为宰相，通常由中央政府三个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的首
长组成。宰相们的集体也称政事堂，其名取自门下省内一个用来每日相聚和
讨论重要国务的厅堂。在这个时候，宰相的职位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许多行
政职责的正式职事官。每一个宰相都是抽调到这一职位上来的，所以应在每
天下午履行自己法定的实质性责任。对未担任三省中最高职务的那些官员的
任命，明文规定使用“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
这样他们就有了出席有其他宰相或皇帝参加的会议的特权。宰相的人数时在
变换，但很少超过五人或六人。
723 年，即唐玄宗在位的初年，杰出的官员张说（667—730 年）已注意
到宰相集体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他建议，他们的官署应作为政府的正式机
构自行组成，并有自己单独的预算和钤印；这建议被接受了。宰相们的官署
被称为“中书门下”，其名取自中书省和门下省这两个机构，因为这时尚书
省的高级官员们已不再是当然的宰相。这个曾经是非正式的顾问集体现在有
了更加适应它的权力的地位。可是，宰相们仍不负有直接的行政责任。政府
的执行机构，即其职能重床叠屋和混乱不堪的尚书省六部和九寺，现在正式
从宰相权限之内划出。但如果正式任命的宰相恰好要担任行政职责时则不在
此限。另外，安禄山之乱以后，许多中央政府的官署名存实亡，因为它们的
职能已转给新的特定衙门。因此到了8 世纪80 年代，民政官署的负责大臣们
在把政策付诸实施时遇到了巨大的组织上的困难。
崔造在786 年的建议是要求所有行政权力都集中在宰相府署，而各别的
宰相则各负具体的行政责任——例如盐榷事务、半年收税事务、军事事务、
公文事务和其他杂务。我们对他的方案的细节知之甚少，但差不多可以肯定，
他是想把723 年设置的以帮助中书门下的成员的堂后房和正式行政部门中的
相应部分合并起来。可以设想，整个中央政府也实行过某些合理化措施。这
个建议是实行有计划的结构变革的一项最重要的活动，也与中国政府前两个
世纪中所特有的那种互不统属的机构缓慢增长的趋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
政策的制定和行政工作能像崔造所建议的那样重新配合起来，正式的官僚体
系就能恢复充分的权力来指导日常事务，并由此恢复集体的自信心，以博得
皇帝的尊重。
这次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它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它是一个复杂的改
组工作，要大刀阔斧地动一动人事关系。这当然要激起许多渴望抓住既得利
益不放的官僚的忌恨。其次，德宗是否有支持这个方案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① 《旧唐书》，卷130 第3626—627 页；《资治通鉴》，卷232 第7467—468 页。
因为如果真要把这方案实施到获得它逻辑上的结局，它会大大地改变政府结
构的形式。人们常对晚唐诸帝之愧对列祖列宗的浓厚意识感到震惊。他们特
别不愿意做任何哪怕是些许被认为是不符合过去成法规定的事情。只要可
能，他们一定避免不损害政府的传统。例如，利用“使”这种官职便是补充
由来已久的政府结构而又不正式改变它的一个很巧妙的变通办法。从这种意
义上说来，崔造的建议是太激进了。在紧接着8 世纪80 年代战争以后的动荡
不定的时期中，大刀阔斧的改革看来的确是很危险的。①
崔造方案失败的最后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长江下游财政界中那些有既
得利益的人们的反对。为首的反对者为韩滉（723—787 年），他是长江三角
洲的强有力的浙西节度使，原居盐铁使之职。他有长期向京师供应漕粮的经
验。他是德宗不敢疏远的人，特别是由于他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的忠诚。786
年秋天中国东南部获得了大丰收，韩滉的政治机运来了。他讨厌人们对他的
行动有任何干涉，他当然想借此机会来攻击崔造的加强中央官僚体制的政
策。韩滉不久和元琇发生冲突；后者是崔造的心腹同事，已内定为新制度下
判诸道盐榷的宰相。崔造的体制迅速瓦解，因为德宗认为它有某些政治弊端。
不到几个月崔造就被解除了宰相职务。元琇被充军，786 年的改革被废除。
德宗已有很多谋士，但他接着又去找受人尊敬的原宰相李泌（722—789
年）。李泌或许是晚唐高官中一位使人瞩目和最不落俗套的人物。他在文学
上是个神童，七岁时唐玄宗曾面试他作博学的赋的能力。后来他多年隐居山
中修道和求长生。他的政治生涯颇富传奇性。当肃宗当太子的时候李泌被召
入朝为翰林学士和顾问，他立即以诗见迕于杨国忠和安禄山两人。由于这样
失于检点，他又被放归田里。肃宗后来在灵武召见他求助时，他就更加小心
谨慎了，但是如上所述，他只暂时做了战时宰相。后来他又一次退隐，因为
他畏惧有权势的宦官李辅国。后来，代宗第二次把他弄进翰林院，但他与元
载相抵牾，并且被降级使用。
尽管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癖好，德宗在做太子时就已经在长安西郊李泌著
名的道教静修胜地做李泌的学生，因此新皇帝甚至比他的前辈更易受享有圣
人盛誉的李泌的影响。附带地说一下，德宗早年对道教和炼丹术的兴趣终其
身仍然是十分强烈的。事实上，道教的学问和原始科学，特别是求得它的长
寿仙药，都是皇室全家的业余爱好，但这事却是正史费尽心机加以掩饰或惋
惜的。①没有疑问，李泌的入世态度在许多方面都很像不空和尚，也是他那个
时代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李泌历事四位皇帝而又备三朝顾问，能夸这种
海口的政治家当然是少而又少的了。
李泌强烈地信奉道教，这就使人看不清他也是一位真正能干和富有想象
力的官员。从785 到787 年，他做了京师以东陕州地区的观察使，他在这里
开辟了三门峡周围的道路，并且平定了一起戍军叛乱。李泌当宰相的时候力
促进一步加强汴渠的安全措施，包括新设置一个武宁镇作为防备山东闹独立
的平卢的第一道防线。他是与回纥突厥人重新结盟的主要负责人，这在下面
的对外事务中将予以论述。他又是极力主张大建营田的人，想以此节约边防
军的用费。这个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讨论，但李泌巧妙地提出营田制是旧
府兵制的产物，使这个新制度有了必要的历史根据。
① 参照《资治通鉴》，卷232 第7490—491 页。
① N.西文：《中国炼丹术的初步研究》（麻省坎布里奇，1968 年），第3 章。
李泌还进一步致力于皇帝所迫切关心的财政问题。他在税收上作了些技
术调整便节省了大量的钱。由于甘肃被吐蕃人侵占，有四千多外国人——主
要是波斯人和粟特人——流落在长安，他停发了国家对这些人的赡养费用；
仅这一项就为政府每年节省了50 万缗的开支。他倡议推行给政府官吏增加薪
俸的措施，因为二十多年来官员们的薪俸都很微薄。可是，尽管李泌智虑甚
周，但对财政形势日益恶化的某些方面他却无能为力。8 世纪80 年代之末正
当通货膨胀的战时经济之后开始通货急剧紧缩的时期，唐帝国的财政面临着
严重的拮据和混乱。①但是正在这时，德宗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政务的
短期成败上，而在出现困难的经济问题时，他这样做根本不对头。例如，尽
管李泌在787 年曾劝说皇帝拒绝接受地方大臣的“贡献”，他指出，这会随
之损害皇帝的威信，可是德宗在半年以后又偷偷地恢复了这个陋规。财政的
急需迫使他接受这些贡品，但它们有时是邀求特殊恩宠的赤裸裸的贿赂。德
宗因此得了贪污和玩两面派的坏名声。②
德宗朝廷更主要的缺陷是它只倚靠一个人，即只倚靠李泌本人。李泌总
是做一个单干的哲学式顾问，很显然从来没有培植一大批政治党羽。他也无
法对别人施加自己独特的政治影响。所以他的政策的连续性就受到了损害。
战后第三位重要的宰相窦参（733—792 年）的宦途造成的麻烦，便是这方面
最好的证明。李泌在临终前的几个月内请求德宗任命窦参为宰相以兼领财
务，那时他已生病，不再能够单独履行他身上的重任了。史料上没有交代清
楚李泌和窦参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他们真有关系的话）。但重要的是，德
宗只是很勉强地同意了李泌的请求，因为他心中已另有宰相人选，所以窦参
久于相位的机会从一开始就是微乎其微的。何况李泌和窦参两人的作风又判
然不同，这一点更加使窦参不大可能取代李泌的职位。窦参虽然也出身名门，
但他是通过在法律界的一连串职位驰名于官场的，而且他又似乎从未获得什
么文学上的漂亮头衔，这种文学荣誉是同通往高级官职的体面而吸引人的途
径相联系的。他之能够爬到卿相高位，是因为他是一个精明刚狠的政治人物；
他无疑地曾在他的司法调查中搜集了许多关于宫廷政治的内幕消息。而且他
也不是长安的一般官僚。他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东南部那些有势力的节度使们
发起挑战，因此，他之被任命为宰相在那些藩镇中间是会引起不安的。
窦参和德宗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相处了下来。窦参常常在宰相们同皇帝议
完事后单独留下来，以便同德宗谈机要问题。①几乎可以肯定，在积聚由皇帝
本人控制下的税收储备的活动中他是皇帝的很默契的合作者。在他当政府首
脑的三年任期内，关于其他方面我们所知者甚少，只是知道他是因什么问题
倒台的。窦参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他公然把他的亲朋故旧提为高官，而
且他的生活也极度奢侈浪费。这使德宗多心起来，因为他肯定地记得，另一
个贪得无厌的元载也是因了这种问题而引起他父亲的疑虑的。窦参的敌人控
告他结成了一个掠夺成性的朋党，此后不久，他的几个死党就被卷进了贿赂
案件和诋毁陆贽的阴谋案件中去。窦参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并在792 年被贬
谪。他在去南方的路上竟愚不可及地沿途接受地方大员的财货，这种行为被
德宗称为煽惑滋事。只是由于不久之后本人也做了宰相的陆贽费了好大的
①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76—9 页。
① 《旧唐书》，卷136 第3747 页。
劲，才说服了皇帝不要玉石不分地将窦参的党羽一概处死。①可是，窦参的命
运是决定了的，他在长安的大批财产也在他死后被役收；存进了皇帝私人的
库藏中。
窦参事件促使德宗比以往更加下定决心，要亲自对政府进行控制。他的
反应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在窦参执政时期，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使得有秩序的
行政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为了应付这个困难，唐帝国在792 年再一次把财
权分成两片。但是这两片的财政官衙首脑也继续闹对立，而且闹得不可开交，
致使事务不得不停了下来。与此同时，供应和通货不足的问题迄未解决。华
中的水旱之灾、地方卫戍军队的几次叛变和吐蕃人进攻西南边境的压力：这
些问题都需要更多的钱来应付，还需要有妥善谋画的恢复政策。
因此，对于任何想承担政府职责的官员来说，这不是称心如意的时代，
甚至对有才能的陆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作为德宗的一个
年轻的私人亲信，陆贽曾经出谋划策，从政治上解决了公元8 世纪80 年代的
战争。但是，在792 年当他被任命为宰相的时候，他过去和皇帝那种亲密无
间的关系再也不足以使他能理顺政务和重建他官场的良好的名声。原因在于
他从前的职位同现在做了宰相以后所负的新责任之间有了差别。
从7 世纪开始以后的不多几年起，翰林院就变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掌握
各种学术和实际才能专家的集团，以备皇帝对各种专门问题的谘询。①在唐玄
宗时代，翰林院（从前称为翰林学士院）改变了它的性质，它摒弃了纯技术
人员，而宠遇有卓越文才的人。在这同时，翰林学士则参与了起草国家重要
文件的工作。根据约定俗成的办法，一般文件由中书舍人起草，或者由六部
适当的秘书人选起草。但是从8 世纪中叶起，翰林学士起草的东西就多了，
其中有很多是皇帝的诏敕、高级官员的晋升令、对申诉的裁答，以及对外邦
统治者的往来信件等等。翰林学士无定额，虽然通常在一个时期内平均约为
六人。
在代宗和德宗时代，某些翰林学士开始成了皇帝在决策时的顾问。由于
他们所处的地位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可以接触机要政治情报和国家机密，当
顾问是很自然的结果。有几位翰林学士有时竟能与宰相的权势相抗衡。例如，
陆贽就被人称为“内相”。在德宗的孙子宪宗（805—820 年在位）时代，被
选入翰林院的青年人是出类拔萃的人，可能有一个锦绣的仕宦前程在望。中
年的翰林学士可能有直接被任命为宰相的最佳机会。
但是，在翰林院和最高层正式官僚之间虽然在阶级和文化见解上有明显
的互相联系，但也有重要的差别。一位翰林学士只对皇帝一人负责，而宰相
则公开地互相负责，也公开地对整个行政官僚阶层负责，因为他们经常得代
表这个阶层的利益对抗皇帝的利益。对于任何要从翰林学士调为宰相，或从
宰相转成翰林学士的人来说，在礼仪和处事方式等问题上都要遇到许多困
难。在翰林学士向皇帝进言的时候可以很坦诚，甚至可以直言不讳，或者反
之，他可以采取古代的儒家王者之师那种充满信心的态度和训戒的口吻畅所
欲言，因为这种活动方式是秘密进行的。相反的，宰相在朝堂直言无隐就会
冒逆龙鳞的危险，使皇帝公开受到压力，甚至使他处于遭受讥议的地位。
① 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19 第19—1 页。
① 山本隆义：《唐宋时代的翰林学士》，载《东方学》，4（1952 年），第28—8 页；矢
野主税：《唐代
的翰林学士院》，载《史学研究》，50（1953 年），第63—0 页。
陆贽就是一位愿为翰林学士而不能、或不愿改变他的行为的一个例子。①
作为宰相，他和在翰林院中长期工作时（779—791 年）一样地自恃和严格。
他对皇帝的目光短浅所作的规劝可能有理有据，但他进言的方式方法却不太
策略。说到底，官僚眼中看到的皇帝的贪得无厌，对德宗来说却是无可非议
的。这种使对方感到困扰的言论，就一位随和一些的宰相来说是可以避免的，
但这时它却使德宗和陆贽的值得回忆的友谊化为乌有。陆贽不肯改变他的习
性，结果弄丢了官，并且随之带来了给官僚政制的权势真正蒙上阴影的时期。
但是，陆贽的最不适于担任宰相的方面恰恰表现在他与皇帝的关系上。
他流传至今的文集中包含许多奏疏，它们虽然常常是长篇大论，立论纷繁，
却都是讨论他当时的基本问题的，又以议论的功力和警辟见长。其中最著名
的是794 年就财政问题上奏的关于两税法现状的六条长疏。②陆贽在理论上是
反对这个税法的，认为它不是以健全的重农原则为基础，但尽管如此，他也
不想入非非地要求把它统统加以厘革。反之，他认为它是一个既成事实，只
要求加以改进，因此提了许多具体建议来消灭税收中的各种技术上的弊端。
他更进一步地申论说，唐王朝当前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是8 世纪80 年代的战
争时期和战争以后政治形势积弱，因此，不振兴政治就不可能改进现状。这
当然是个很担风险的意见，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德宗的行事。直率地提出问题
而又注意在事势上有所克制，这二者的互相结合便是陆贽的特点。具有讽刺
意义的是，虽然他生前在政治上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他的许多建议在下一
个世纪却被各种各样的人物采择施行，而且他的声誉也在往后的朝代中有增
无已。
陆贽感到自己在朝中很受限制。我们现就下面一例进行讨论：在财政事
务上他被迫承认792 年的行政分工办法，虽然这样做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
力。后来不过几个月之后判度支的位置忽然出了缺，德宗没让陆贽的门人李
巽接管这个差使。尽管陆贽提出强烈抗议，皇帝却任命了另一个人裴延龄（728
—796 年）来担任。裴延龄年岁较大，是一个更有经验的官吏；他也以非正
式的、私人的方式做过皇帝的助手，但是他的身份是集贤院的成员，而不是
翰林学士。他们两人背景不同，自然要引起对立，但是无论如何，任命裴延
龄来判度支一事证明了是对陆贽行动自由的真正限制，因为他阻遏了陆贽所
想做的一切事情。裴延龄一心一意为德宗聚敛钱财，或者在帐面上搞鬼，或
者公然籍没平民百姓的钱财。他甚至敦促皇帝更广泛地利用单独的皇室内
库。不用说，裴延龄在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最后在历史的
案犯类目内占有了一个大骗子的席位。因此，陆贽是处于恶性循环之中：他
被令人绝望的财政形势捆住了手脚，同时又因政治形势而被剥夺了他所需要
的全权；裴延龄的起用妨碍了他应用已有的权力来卓有成效地工作，而这种
权力现在又是他要取得财政和政治成功的关键。陆贽的学识渊博而有些冗长
的建议未能引起一个急于求得钱财而又憎恶百官的皇帝的同情。到了最后，
陆贽摊了牌，他在一份冗长和逐条开列的长篇控告中攻击了裴延龄。皇帝仍
然愿意留用裴延龄为宰相，而在795 年，陆贽被贬逐到南荒之地。他幸免于
处死，但是对这样一位卓著勋劳的官员竟然考虑要处之以死，这件事本身就
说明，德宗皇帝已对全体官员不抱任何幻想了。
① 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第106 页。
② 同上书，第116—19 页；《陆宣公翰苑集》，卷22。
德宗最后十年的统治（795—805 年）
如上所述，在8 世纪80 年代的叛乱时期，德宗已发现，神策军在官僚的
管理下已变得衰败。他的解决办法是在786 年命窦文场和霍仙鸣来监管神策
军的两支军队。10 年以后，即在796 年，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命令
他们统监这两支神策军，冠之以护军中尉称号。①这在实际上意味着，窦文场
和霍仙鸣把宦官的权力扩及全部禁军的十支部队，因为神策军是禁军中势力
最大的队伍。他们控制了这样机动和强大的部队，而又密迩京师，这就成了
宦官在后来一百年中掌握实权的基础。
德宗和宦官的利益都在于不惜用一切手段确保神策军的忠诚。因此，神
策军薪饷优厚，定期发给，所以它与许多远征军和边防军的苛刻服役条件形
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他们享有司法和财政上宽厚的豁免权，以致长安的富
户争相贿赂宦官，使自己成为挂名的神策兵。因此，禁军的全部数目剧增至
数以万计，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合法的兵士。不久以后，士兵们在不值勤
时的纪律变得松松垮垮，少数几支驻扎在远离京城而不受其诱惑的精锐部队
则是例外。在8 世纪的90 年代，神策军经常抢掠平民的财产。在此同时，在
皇室当差的宦官又用所谓宫市制度来坑骗商人。这些肇事者受到保护而不会
遭受报复，甚至最臭名昭著的敲诈勒索者也无不如此。所以几百年来历史学
家都用这些事件来证明晚唐宦官欺压人民，作恶多端。②有几位当时的官员在
朝中抗议此事，但他们或遭囚系，或被放逐。
宦官掌兵的新作用当然增加了他们的政治影响。譬如有的事情相当普
遍：朝廷都是从原来的神策军官中任命忠于它的方镇的节度使。节度使为了
得到这些官职或延长其任期，他们必须向宦官送报酬；甚至如果他们手头无
现款进行活动，他们可以给贿款计息。这些人被称为差帅。另外，这时用宦
官而不是用文官来做监军，监察地方的文武大员。宦官现在实际上做了皇帝
的政治耳目。795 年当皇帝第一次给了一个宦官以一方关防时，他们的地位
提高了。几十年来，监军制度在地方上招人厌恨，但是从这时起监军也令人
生畏。德宗还用宦官作为信使。一个宦官信使通常在宣读诏敕之前能够在他
的目的地索取礼物，这办法被称为宣索。甚至还有几件被严厉批评的事件，
即宦官奉命全权去边远的南方执行军事绥靖或民政任务。令人感兴趣的是，
高级宦官有时也想以家族形式延续他们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办法是把其
他年轻的宦官抚为义子。这种做法日趋精巧，他可以包括娶妻，收养女，收
显要的军人为子。公元791 年朝廷正式批准了这种收养办法，可能是为了限
定每个宦官只能收养一个儿子，而不是为了鼓励多收养，但是养子制度在那
时已欲罢不能。这样形成的家族也在朝廷政事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积极进
取的现代学者们已经整理出了二三十个宦官家族。①
① 《资治通鉴》，卷235 第7571 页；《册府元龟》，卷667 第2—页。
② 《资治通鉴》，卷235 第7579—580 页；《唐会要》，卷72 第1295 页，以及卷86 第
1582 页。又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20 第420—23 页、432—34 页；唐长孺：《唐书兵制笺证》（北京，
1962 年版），
第102—04 页。
① 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学杂志》，63.10（1954 年），第3
4—8 页；王寿南：
《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117—43 页。
尽管有此种种原由，整个唐代的官吏们仍然渐渐地被迫去学习怎样同可
鄙的宦官阶级打交道。宦官不再是居于幕后的幽灵，而正在成为政治舞台上
的正式演员。
那么，德宗在位的最后10 年间，正式的职官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除了
著名的制度史类书《通典》的编者杜佑（735—812 年）以外，在795 年和805
年之间任命的宰相中，没有一位宰相是像李泌或陆贽那样的能人。可是，在
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在这个人们不太了解的时期官居政府高位的人以前，我
们还很难做出持平之论。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名声受到不公正的轻视，因
为他们心甘情愿地完全屈从于皇帝。事实上，正是唐德宗本人自觉地置官僚
们的情感于不顾，也正是他有意识地突出他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宰相人选，才
激怒了起居注作者和历史学家，从而使整个这个时期变得暗淡无光。
德宗在他的最后10 年中经常把自己关在斗室之内，长时期不接触政府官
员。可是我们知道他并未偷闲，因为人们批评他不识大体，只会关心政府里
鸡毛蒜皮的事。朝廷里的日常活动杂乱无章。皇帝临朝和宰相上班的时间都
不再遵守，虽然有若干证据表明，皇帝以及官员对这种过失都负有责任。很
显然，宦官们继续占据皇宫内的关键职位，处理官员的文件和接受皇帝的口
谕。他们占据着这样的位置就使他们大约在795 年以后能够影响中央政府的
大部分正常工作。①
但是，要说德宗是像历史学家所指责的那样放弃职责，完全听从宦官，
那也可能不对。首先，德宗在这整个时期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宦官们并没有
损害他，就是受他保护的那些人也没有受过伤害，这与宦官们以越轨行动对
待某些9 世纪的皇帝是不大相同的。第二，外廷的受压抑状态使得宦官的实
际作为在相形之下显得更重要，而这种情况可能在历史材料中夸大了他们的
影响。最后，应该记住的是，德宗使用宦官是为了私人的目的，不需要求得
官员们的同意。例如在财政上，德宗重新任用宦官做他私人宫廷金库的保管
人，从而被公认恢复了他们在德宗早年统治时期受到限制的权力。但是，这
与他战后的总方针是一致的，因为他想绕开拖拖拉拉的公事程序，能使他爱
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②特别是，宦官一仆役和德宗对待独立方镇的审慎政策
（即贬之为姑息的政策）两者的结合，就不公正地玷污了这位皇帝的声誉。
重要的是要知道，虽然宦官地位在德宗时代的上升为他们后来的政治权
力打下了基础，但是，他们在8 世纪90 年代的收获是在一个并非傻瓜的皇帝
之手中取得的。相反地，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大胆地行动，不管这对于不
能从德宗的行动中受益的官员们来说是怎样地不舒服。德宗的确离开了朝政
的老规矩，但是当唐帝国的均势受到严重威胁时（例如在798 年至801 年发
生河南的兵变和暴乱时），他迅速地作出反应，并且果断地恢复了秩序。没
有哪一个朝臣，也没有哪一个宦官有足够的势力向他挑战。
顺宗时代一次未遂的政变（805 年）
在进入9 世纪前后的一个时期，一小撮不满于政府的官吏开始聚集为太
子——即未来的顺宗皇帝——的扈从。他们经常讨论社会和政治骚动、宦官
① 《资治通鉴》，卷235 第7575 页；但可参照《唐会要》，卷24 第466—67 页。
② 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1969 年），第100—02 页。

所引起的暴行以及平民的痛苦——一句话，他们议论德宗政府，理想主义地
谈论如何使时局得到改进。据说顺宗也亲自参加了这种意见交换，他为唐帝
国的扰攘状态着急。这个集团的头子和顺宗是老相知，他是个下级官员，名
叫王叔文（806 年死），原籍今浙江的越州；他之能涉足长安是因为他善弈
围棋。王叔文巧妙地提醒他的庇护人不要过于任意发牢骚，因为这样做总是
会有被控为叛国的危险。①顺宗虽然听从了他的进言，但还是继续在他自己的
宫内着了迷似地倾听王叔文对未来政府所拟的计划，如说某某人将来应当宰
相，又某某人应该是重要的将领，如此这般，不一而足。渐渐地王叔文结交
了约十几二十个人，有些人是纯政治关系，有些人则多半是意识形态上的关
系。其中最重要的人是王伾，他和王叔文一样也来自东南（杭州），虽然就
我们所知，这两人并无亲属瓜葛。王伾貌寝陋，他不会说长安上层人物的官
话，只能说他家乡的吴语。王伾虽然只是一个抄写员，而且在朝臣中是个笑
柄人物，但他由于与顺宗关系密切而在805 年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这个集
团包括一个宦官，即太子的私人仆役李忠言以及几名中级政府官员。而可能
最有意思的是，还包括著名的文人柳宗元（773—819 年）、刘禹锡（772—
842 年）和吕温（约774—814 年）等，这三人在当时都不过是三十来岁的不
知名人物。另外有几个人也被认为是这个集团的参与者，但它的核心是很小
的。这些人以长安为基地，和外地州镇没有广泛的联系。他们据说互相发誓
保守秘密，至死不渝；同时集团内却没有一个政治上的头面人物，使他们不
大可能被发现和被打散。①
虽然东宫在唐代历史上前此已成为搞阴谋的地方，后来也一再是这样，
但805 年的事件比一般的皇室内部夺嫡的派系斗争要复杂得多。在德宗故去
和顺宗即位不久，王叔文集团把他们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企图夺取唐
朝政府的权力。可是由于顺宗生病，他们要取得成功的前景从一开始就显得
不妙。他在804 年有轻度中风，因喑哑或几乎喑哑而不能正常处理朝政。早
在他即位的时候就有人担心他是否适合做皇帝，只是因为几位持强硬态度的
翰林学士（可能是代表他儿子，即未来的宪宗的利益）的坚持，德宗老皇帝
的遗诏才未被改变，才使顺宗及其支系未被废黜。但是，二王至少有几个月
实际上是利用了顺宗皇帝的病残，把他孤立在他的宫禁内。顺宗只是由宦官
李忠言和一个得宠的牛氏昭容侍候。他的命令和其他意见都由这两人传达给
王伾，而王伾竟以翰林学士身份享有随意出入宫禁的自由；另一条联络渠道
是王叔文，他也是一位翰林学士，但主要是负责监管国家财政。皇帝的指示
从王叔文传达给宰相韦执谊，然后再传给这个集团其他占据要津的成员。这
种安排使二王集团能为所欲为，因为它把其他朝臣一概排除在外，使之不能
管理国家政务。于是马上形成了公开批评这个统治集团就有危险的局面。少
数几个年长的宰相以辞职来抗议二王集团的高压政策，他们的勇气赢得了人
们的尊敬。
可是重要的是，尽管二王集团独断专行，他们确实把他们的最初设想付
诸实施，在他们最初当政的几个月内激烈地抨击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他们严
厉地禁止宦官犯欺诈罪，特别是废除了诛求无厌的宫市制度。当地市民再也
不受为五坊小儿为虎作伥者的欺压了，因为这些人在耀武扬威地为御厨巧取
① 《资治通鉴》，卷233 第7497—501 页。
① 803 年打退了一次关于韦执谊和王叔文搞朋党政治的指控，见《旧唐书》，卷135 第3
732—733 页。
豪夺鸡鸭家禽的过程中总是欺压店铺老板和欠帐不还。二王贬逐了因贪污而
声名狼藉的长安京兆尹：此人遭人痛恨，在离开长安时几乎被人们用投掷的
石头打死。不正当的贡献——包括长江下游盐铁使的“羡余”馈赠在内——
再一次被宣布为非法。事实上，约千名宫女和乐师被遣散出宫，或者送往尼
庵，或者送回家中。德宗时代因政治违禁而被放逐的许多朝廷官员被大赦和
召还京师；大批税项也被减免。
可是，早在805 年夏季，二王集团的政治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它的成员
们一度互相争吵。例如，韦执谊越来越看不起王叔文，因为王叔文对他很傲
慢。顺宗的健康越来越坏，新出现的二王集团的反对派要求顺宗毫不迟延地
立太子，以免二王的统治在另一位不胜任的皇帝下面没完没了。翰林学士郑
??（752—829 年）把一张纸条偷偷带进宫内，他在这上面字迹潦草地要求立
皇后的长子——即广陵王——为太子。未来的宪宗是众所周知的敌视二王集
团的人，但他对他父亲的榜样是亦步亦趋，从不亮出他的意图，也不让被任
命为师傅的那些耳目们所觉察。对二王集团的最后一击来自朝廷以外。王叔
文几个月来一直想渗透并接管禁军的指挥系统，要把宦官赶出他们新近抓到
手的军事阵地。可是，受宦官之赐而取得职位的边防将军们主动地反对这个
计划，而二王集团任命的总指挥又被奉天的神策军主力部队断然拒绝。二王
集团不能赢得军队的事势一旦清楚，他们就什么都完了。一个由多数宦官、
某些翰林学士和几个有势力的藩镇临时结成的联盟，顺利地使顺宗禅位于太
子。①宪宗在805 年阴历八月即皇帝位，马上罢了二王集团残余分子的官。王
伾死于脑溢血，王叔文则于次年被处死。其余直接有关的人则被放逐；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迄宪宗之世永远窜逐在流放地，未获赦罪而还。
这次短命的改革事件背后的问题是非常难于作出解答的。有关这些事件
的原始材料数量很少，问题成堆。②很明显，许多材料被故意毁弃，而几乎每
一件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有敌视二王集团的语气，所以要分析他们的动机就只
能凭猜测了。对这些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多数文人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是小
人，是专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流氓。可是，另外一些作者则把他们看成是反对
前朝虐政的改革家，说他们敢于除掉可恶的宦官。③
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些道理。撇开对他们的道德评判不谈，我们可以肯
定，二王集团缺少权力。他们马上动手抓的那些官署——翰林院、盐铁使署、
度支衙门和宰相府署——很明显地表明，他们确实懂得前此半个世纪所发生
的政权结构的主要变化。他们也善于利用外廷的威望，尽量利用挂名人物以
掩蔽他们的活动。例如，受人尊敬的杜佑便被委以盐铁使职务，而财政大权
实际掌握在杜佑名义上的副手王叔文的手中。由于二王除了在太子底下仅有
的秘密结合之外没有其他权力基础，所以必须承认，他们的声势只是隆盛一
时。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经验。他们没有完全掌握翰林院，没有利用宰
相的职权去安抚朝中的真正有权势的集团，同时也没有赢得军方对他们事业
的充分支持——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禁军的支持就足以使天平倾向自己方面，
而阻止敌人再次获得主动权。他们在财政上也失于检点，即也有所谓的贪污
① 《资治通鉴》，卷236 第7616—617 页；《唐大诏令集》，卷30 第113 页。
② 见伯纳德·S.所罗门：《唐顺宗实录》（麻省坎布里奇，1955 年）；浦立本：《顺宗
实录》，载《东方
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2（1957 年），第336—44 页。
③ 浦立本：《公元755—05 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注139—42。
腐化的行为。王伾因在职受贿而发了大财，据说为了防避盗贼，他居然命令
他的妻妾睡在盛满黄金和丝绸的大箱子上。即使可以认为这些针对个人的指
控夸大失实，但这个集团很可能利用国家钱财与别人结盟，例如提升了几个
有权势和闹独立的方镇大员，同时对皇帝的诸弟和子孙们大量赐与采邑，从
而使他们取得了名副其实的“实封”。政府职位只给与二王集团的支持者，
很可能还出售，但是我们没法说清楚这种做法涉及的面到底有多么广泛。
对于这一蓄意进行的改变中的改革成分，就更难以说出所以然了。①他们
公开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说得上是激烈的改革；至于采取措施控制宦官、禁
止未经批准的贡献等等，这都在德宗初年已有先例。但是可能有人争辩说，
他们宁愿朱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沉浸在模糊不清的道德教化问
题上。有人认为他们互相鼓励，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并以伊尹、周公、管仲
和诸葛亮相标榜，因为所有这些人物都被看成古代“积极实干”的宰相。在
唐代的知识界中，学者们常把这种态度和杜佑联系起来，因为杜佑在《通典》
（801 年）和其中已失传的论文选集《理道要诀》（803 年）中都强调指出，
古代的价值应作为原则的本源使用，而不能把它作为当前社会的一成不变的
模式。他主张政府应发挥一种积极的、干预者的作用，珍视法律的效用，并
且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基础首先要在经济上家给人足。杜佑在二王集团的
事态中处于什么地位还不太清楚，但是正像浦立本所说的那样，“即令杜佑
本人并非二王集团中的秘密参议人物，他的思想对他们也是很有影响的，而
且他被认为是领导和激励他们的源泉”。①杜佑的个人助手刘禹锡和柳宗元的
情况更是如此。可是总的说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过于模糊不清，他们的
总的观点和实际政策的关系也过于脉络不明，因此不好肯定地断言二王集团
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至少在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前，
情况就只能是这样。②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有中国历史学家王芸生所写的一
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认为二王集团的努力是真正的改革者的作为，它们反映
了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的利益。③按照他的意见，二王是为了庶
族集团的利益而反对宦官和其他豪族地主集团的掩蔽性人物，其中包括顺宗
的励精图治的继承人宪宗在内。我不相信他已证实他的说法，弄清了二王集
团的社会—经济根源。可是他搜集了一些重要的材料，因此我认为很重要的
一点是，在对待统治精英集团中的经济差异的问题上，我们应取虚心的态度。
无论如何，对二王的反应主要是政治性的。宦官的敌意是容易理解的。
节度使（特别是在西部、西北和北部诸镇）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要
看到他们与朝廷中的联系（这往往包含与宦官的关系）不受干扰。但是，如
果二王集团的改革果真是认真的，为什么绝大多数官员不支持他们？首先，
二王所使用的搞密谋的方法有失人心，否则，就可以赢得很多良好的反应。
其次，虽然二王的表面目的是恢复官僚的权力，但是他们更要按自己的条件
和自己的利益来重振官僚的权力。当时的朝臣们对这一点是知之很深的。有
① 浦立本：《公元755—05 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07—13 页。

① 浦立本：《公元755—05 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10 页。
② 特别是在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思想中辨认出来的唯物主义成分方面是如此。见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
第4.1 卷，第7 章。
③ 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载《历史研究》，3（1963 年），第
105—30 页。
意思的是，唐朝末年的政府官僚们虽然有很多共同的政治教条式的信念，但
他们很少联合起来反对皇权及其仆从，如宦官。在官僚阶层内部各小集团里
面，其成员都以朋友和庇护关系的情谊为重，并把它置于整个官僚阶层利益
之上，这便是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在下面对8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朋党
问题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政治人物感到自己顺应政治现状比尝试改革更
加容易和有利，哪怕这样做他们会损失一点点威望也在所不惜。对于个别官
员来说，他们相当害怕自己官职的升迁会落后于人。在二王集团的重大行动
失败以后，一直到835 年的甘露事变时，官僚们才又想以武力来改变政治结
构。
八世纪下半叶的对外关系
公元8 世纪50 年代的安禄山之乱所引起的唐代各方面生活的变化，并不
比中国与当时其他亚洲列强的关系的变化更激烈。唐玄宗的军队向北曾推进
至蒙古，向东北曾推进至满洲南部，同时，一条力量单薄的中国的绿洲前哨
蜿蜒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并深入到准噶尔。他的扩张政策完全以令人生畏的
军事力量为基础，但归根到底，他的基础则是乐于提供资金的驯善的人民和
一个切盼听到皇帝的军队在边疆不断报捷的朝廷。安禄山之乱摧毁了许多思
维方式，这种雄图大略的拓边观念也在最先被放弃之列。外域人马上出现在
中国的大门口：吐蕃人占据了陇右道，回纥人前来帮忙，但是要价是很高的。
如上所述，安禄山之乱以后外事方面极度紧张的状态终代宗之世都是这
样。它的经济影响也很深远。维持一支足以延缓——即令不足以停止的话—
—吐蕃人前进的边防军，其费用成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何况帝国的经济由
于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已经陷入混乱状态。这时期为了保卫长安而花费的供
应每年超过150 万缗，尚不包括每年得花100 万匹绢以交换回纥人的战马，
因为中国的养马地和牧场现在都已没入吐蕃人之手。边境地区的军屯制度也
已被破坏，而要使这一制度适应新情况的努力则需要几十年才能见效。
到779 年，吐蕃人对西北的入侵已使双方的军队呈衰弱之势。唐德宗在
780—781 年决定向吐蕃人议和。双方的会议在最初是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例
如怎样遣返被拘留在拉萨的唐朝的使节问题。吐蕃人对中国人的意图抱疑虑
态度，但是新上任的吐蕃首相尚结赞立刻看出，那时与中国缔约比继续攻战
有利得多。783 年开始谈判并于次年签署的条约规定了两国之间的边境和无
人地带应在沿甘肃和陕西的当前军事控制线上。它还规定了交换俘虏和难
民。条约还把吐蕃人现已占领的大片土地正式割让给吐蕃人。德宗之所以同
意订立此约，主要是因为河北诸镇在781 年爆发了叛乱。事实上，这是一项
很重要的外交成就，因为它保证了唐帝国的西部边境的安全，使中国军队能
腾出手来承担东线的任务，其代价不过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
可是，在783—784 年的战争危机之后，休战协定又被两个签字国所破
坏。吐蕃人曾经保证要帮助唐政府讨平叛乱，但是在784 年，有一支前往解
救中国人的吐蕃部队反而投向了叛乱皇帝朱泚。在唐政府方面，它收回了把
安西和北庭的亚洲内陆殖民地割让给吐蕃人的含蓄的诺言。结果又爆发了敌
对行动。尚结赞因为深知唐政府已被内部战乱所削弱，就采取了攻势，在785
年和786 年深入到陕西腹地。他深深了解唐王朝的宫廷政治情况（顺便说一
句，这个例子说明在当时使用间谍和国家之间搞阴谋诡计的活动是多么广
泛），他派人刺杀了中国军队中最优秀的将军们。他的计划两次得逞，而在
787 年，第三位将军也几乎在谈判期间被杀，其实这次谈判是吐蕃人所设的
圈套。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凉劫盟”，使得中国朝廷为之哗然。中国和
吐蕃长远利益的各不相容，现在已是很明显了。德宗遗憾地被迫放弃了他曾
认真地考虑过大约八年之久的与吐蕃结盟的想法。
回纥人是中国另一个自然的择友对象。回纥人在6 世纪中叶到7 世纪中
叶时原是突厥大草原帝国的臣属，但是从7 世纪40 年代起，他们自己也变成
了突厥语游牧民的九姓回纥（突厥文为To-quz oghuz）新联盟的首领。①突
厥帝国大约在7、8 世纪之交得到复兴，但在744 年被九姓所推翻，从此九姓
便变成了亚洲内陆大草原北部占统治地位的大国。直到840 年，回纥人（我
们仍用它为九姓的总称）在今蒙古地方的鄂尔浑河上的首都斡耳朵八里进行
统治，这里很靠近未来成吉思汗的大帐。回纥人，在北方称尊的时候逐渐进
入半定居生活。他们有文字，有文化，并建有富丽堂皇的帐篷城做宫室之用。
回纥人通过粟特人传教士皈依了摩尼教；这些粟特人传教士最后在回纥国家
取得了很大的世俗势力，他们或者做政治顾问，或者当可汗的使臣，或者赞
助粟特的行商。②这些商人以厚利吸引回纥投资者入伙经商，特别在进行横穿
亚洲的长途贸易时许以厚利：这条路线是从中国的西北部出发经过回纥领
土，再穿过天山而直达撒马尔罕、布哈拉，最后抵达波斯和地中海。回纥人
为了维持他们的半定居活动，很注意保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游牧骑兵；这种骑
兵在9 世纪30 年代还一直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如上所述，回纥骑兵部队曾在安禄山之乱中帮助过唐皇室，但是德宗因
回纥的傲慢的将领那时曾给他以羞辱而有一段辛酸的回忆，因此他在8 世纪
80 年代无意与他们结盟而不计后果如何。吐蕃人的和约失败以后，宰相李泌
在787 和788 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说服皇帝捐弃私嫌，而以国家利益为
重。李泌对付吐蕃人威胁的计划是泛亚洲规模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玄宗时代的将军们在中亚的开拓精神。李泌论证说，中国如果与回纥、今天
云南的南诏藏一缅部落联盟、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即大食，“在西域为最强”）
和印度（天竺）结盟，中国就可以孤立吐蕃并使之国力耗竭。李泌坚持说，
与回纥会盟是他的这个建议的基础，他以辞职相要挟而终于说服德宗放弃不
愿讨论此事的顽固态度。回纥新可汗为了自己的原因也愿改进同中国的关
系。在788 年，中国和回鹘①终于达成了三次重大和亲中的第二次。德宗的女
儿咸安公主嫁给了回鹘可汗为可敦，还有一大批丝绸和奢侈品作陪嫁；作为
回报，回鹘人答应帮助中国对抗吐蕃。计议中要与哈里发及印度联系的事从
未进行，但在中国与回鹘同盟（它在840 年以前一直是稳定的）的重建，对
于晚唐的历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
的，也发生了许多把关系闹得很紧张的事件，其起因是回鹘人发起的以马换
中国丝绸的贸易的条件，另外干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中国人对居住在长
① 伯托尔德·斯普勒：《突厥人出现以来的中亚史》，载《中亚史》（《东方学大纲》）
，第1 部分，第
5.5 章第148—62 页；J.R.哈密尔顿：《九姓回纥与回纥人》，载《亚洲杂志》，250（1
962 年），第23—4
页。
② 见V.米诺尔斯基：《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中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
院学报》，12.2
（1948 年）。
① 788 年起回纥改称回鹘。——译者
安和其他城市的回鹘人的粗野行为有着强烈的反感。中国与回鹘的联盟大大
地耗费了唐王朝的国库，但它至少使中国免遭北方游牧民的蹂躏，这与唐代
初年突厥和契丹几乎不断的威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是，在8 世纪80 年代后期还不能立即看清楚，李泌的全盘战略是否真
能取胜。790 年吐蕃人大举进攻安西（今吐鲁番）和北庭的中国军事哨所，
这两地是唐王朝在7 世纪为了分别监护天山南北路而设置的都护府的故地。②
这些边远城镇因吐蕃入侵甘肃而孤立于绝域，已有约30 年之久，只是偶然有
几个向北横穿回鹘领土的旅行者带回一些消息。与此同时，回鹘人出于贸易
的缘故，对安西和北庭特感兴趣。790 年，他们会合少数滞留的中国军队反
击了吐蕃军队，但是在次年秋天，吐蕃决定性地打败了大批回鹘部队。791
年中国从此结束了在东突厥斯坦的行政权力，几乎达一千年之久。
由于南诏脱离吐蕃而回到唐王朝的势力范围内，亚洲内陆的战略均势在
8 世纪90 年代又变得有利于中国。南诏是六个大的部落集团结成的联盟，在
人种上是藏缅族，它约从650 年到900 年统治着现今的大部分云南省。虽然
南诏很早就向唐朝进贡，但它与中国的关系在8 世纪的第二个25 年加强了，
那时唐玄宗派特使册封了南诏王。这个国家逐渐提高中央集权的程度，并把
国都建立在今昆明西北洱海边的大理。8 世纪初期的几位南诏君主自觉地模
仿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但是，在安禄山之乱以前不久，南诏王可能被中
国在他的边界迅速增加行政机构所激怒，攻打了附近的唐王朝都护府衙门。
南诏借助吐蕃之力粉碎了中国随之而来的讨伐行动。后来由于唐政府越来越
专心于对付河北叛乱，南诏就投入了吐蕃的怀抱。南诏统治者向吐蕃称“弟”，
他的某些部队也并入了吐蕃的军队。①自此以后，南诏便成了位于南诏之北的
剑南西川（在今四川和西藏的西康地区之间的边界上）的真正威胁。中国两
位很能干的将军崔宁（从767 年到779 年为节度使）和后来的韦皋（从785
年到805 年为节度使），在西南边疆对吐蕃和南诏部队打了一仗又一仗。如
果他们牵制南诏的努力失败，唐王朝就会陷入深深的困境，因为剑南西川一
旦被蹂躏，长安就不大可能阻挡来自西方和西南方的钳形夹击。可是，对中
国说来很幸运的是，在8 世纪80 年代末期，南诏对吐蕃的附庸关系在新南诏
王异牟寻（779—808 年在位）的影响下开始有所削弱。韦皋写了一系列信给
大理，希望利用异牟寻对吐蕃人的沉重赋税和征兵压力的烦恼情绪。大约到
了792 年，唐朝的压力开始初见成效，794 年初南诏正式宣告不奉吐蕃的宗
主权，而恢复了中国属藩的地位。①这两个国家在795 年联合起来于昆明附近
攻击吐蕃军队，并且在韦皋的领导下于801 年进军深入到吐蕃腹地。这些重
大胜利，再加上坚决反对中国的吐蕃赞普和首相在796 至797 年期间相继死
去，以及吐蕃的北部和东部边境面临着牢固的联盟等等因素，促使这个国家
放弃了战斗，从而结束了唐王朝半个世纪的对外战争。到了805 年，新皇帝
宪宗得以安心地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方面了。
② 布尔达·埃克塞迪：《北庭的回鹘人和吐蕃人（公元790—91 年）》，载《匈牙利科学
院东方学报》（布
达佩斯）， 17（1964 年），第83—04 页。
①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第675—77 页。
①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卷2 第677—86 页；樊绰：《蛮书》，向达的《蛮书校
注》本（北京，
1962 年），附录4。
宪宗时代的中央集权进程（805—820 年）
河北方镇叛乱爆发时宪宗不过是个幼儿，当叛乱结束时他也还只是个孩
子。但是在他于805 年即位时，他已经是27 岁的成熟青年人，而在他的成长
期间他亲闻目睹了他祖父的屈辱和他父亲的孤立无助的处境。从他在位期间
的作为可以充分看出，宪宗既很坚决地力图振兴皇室的威望，同时又对于朝
廷内的政治势力有详细而深切的了解。他是晚唐最强有力的皇帝。
力图中兴唐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显示中央政府在战场上能有所作为。②
从806 年到819 年，宪宗在反对六个最桀骜的方镇时成功地在七次重大军事
对抗中取得了进展。在取得领土和政治的进展以后，政府还接着推行了各种
制度上的改革以补其不足。结果仅在15 年内就大大地恢复了长安的权力。当
然，宪宗没有能够再建立玄宗时代的大一统帝国。事实上，在9 世纪初的十
多年中曾一度驯服的三个独立的东北三镇，在20 年代又离弃中央政府并且再
也没有重返中央的怀抱。其他许多方镇虽然效忠于朝廷，但也在各自的地盘
拥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可是重要的一点是，再也没有爆发像8 世纪那样大的
叛乱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了。的确，在宪宗死后的国内40 年和平时期中，843
至844 年昭义镇的叛乱是唯一的一次重大波折。他在朝廷与方镇之间搞了一
个新的变通解决办法。我们尽管有种种保留，朝廷显然在这里仍占了上风。
此外，唐帝国已经充分地重建起来。唐帝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经9 世纪末
和10 世纪初的大动荡而历久不衰，直到宋朝开国前仍是如此。不论从哪方看
看，这些都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业绩。
宪宗对那些弄权的方镇发动对抗时是很小心谨慎的，因为他决心不重犯
德宗在部队未准备就绪以前就鲁莽从事的错误。在806 年初期，剑南西川节
度使韦皋死了，他的部下刘辟将军要求继承韦皋的职位。①皇帝答应了他的请
求，因为他认为在即位之初不宜马上去对付这一最后通牒。可是两个月以后，
刘辟竟要求掌管唐政府把今天四川省一分为三的所有三个镇。大约25 年以来
剑南西川一直是防备吐蕃和南诏入侵的重镇，而且正像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
的那样，这种肆无忌惮的挑战预示着会有一批持强烈敌视态度的方镇要求扩
张大片领地。宪宗已站稳脚跟，拒绝刘辟的第二个要求，用禁军给他以反击。
806 年秋天，中央政府的部队出乎预料地在对刘辟之战中取得了轻而易举的
胜利。刘辟及其上层谋士均被处死，在朝廷选派的新节度使之下恢复了秩序。
这里在往后的几十年中也出过一些零星的麻烦，但它们大多数是由于难以在
这种种族复杂的地区推行中国的行政制度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州镇无视长
安权威的结果。
到了807 年春天，全帝国的方镇开始看到了京师重振旗鼓的气象。长江
三角洲富饶而盛产稻谷的浙西镇节度使李锜故意藐视皇帝要他朝觐的命令，
想在新皇帝变得过分强大以前给他一个难堪。于是在他邻近的一个节度使的
指挥下，迅速对李锜组织了一次讨伐。不到几个星期，李锜的畏罪的下属罢
黜了他，后来他在长安被处死。如我们所料，朝臣们都无比高兴，大家都在
② 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
黑文，1973 年），
第151—91 页。
① 对战争的记述取材于《资治通鉴》（卷236—41）和《旧唐书》（卷14—5）。另见彼得
森：《中兴的
完成》一文。
谈论唐室的真正中兴。特别是神策军和从忠于王朝的淮南征调来的讨伐部队
在这两次战役中表现得很出色，出现了能与皇帝的决心相得益彰的普遍的信
心。
更加麻烦得多的对抗发生在809 至810 年，这时朝廷向河北三大自治方
镇之一的成德发起了挑战。这是宪宗自己挑动起来的第一次事件，而且也像
德宗在781 年向东北挑战那样，问题还是节度使的继承权问题。成德镇原节
度使在808 年死去，次年年中他的儿子王承宗要求朝廷任命他为名副其实的
节度使。8 世纪80 年代的战争以后，成德镇在前几次移交权力时，每次都由
长安照例予以批准，虽然批准是很勉强的。这一次受了最近几次胜利鼓舞而
变得胆大起来的宪宗，决定不失时机地革掉当地自决节度使继承人的陋习。
他想要王承宗做些让步，其中包括交出成德镇属下的两个州来换取批准，但
这一妥协马上破裂。809 年后期爆发了战争。可是，政府的讨伐军在次年初
春陷入困境。首先是军费开支太大；其次，把各忠顺的州镇抽调来的杂牌兵
协调统一起来的问题不能够完满地解决。①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宪宗委
派宦官吐突承璀（820 年死）为讨伐军指挥官，这一举措虽不是史无前例的，
但在朝廷看来也是很不寻常的，特别是在这样一场重大战役中更显得不可思
议。下级将军们的士气因吐突的无能而受到挫伤。宪宗经过劝说终于相信，
讨伐成德镇的时机未成熟，因而在810 年年中双方都撤出战场。王承宗保留
了节度使职位。
军事行动在往后几年中中辍，因为宪宗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在为了安排
好未来的战斗而想尽方法加强他们的政治和财政地位。吐突承璀卷入了一桩
贪污案件，被解职和流放，皇帝说，“朕去之轻如一毛耳。”①809 年，宰相
裴垍（死于813 年）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施（这一点将在下面详述），据说
在811 至812 年税收便增加了。宪宗时税收、免税、官员的编制名额和薪水
等方面的一系列诏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朝廷政策的关系都尚未得到详尽
的阐发，虽然这些方面的大量材料散见于各种史料之中。可是，也许可以有
把握地说，皇帝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的运动把唐帝国——政府和人民一起—
—几乎推到了它能力的极限。当然，从宪宗时代的中期起，朝廷对于国家财
政的讨论就越来越热烈。财政问题是太复杂了，不能很快地求得解决。
810 年到814 年之间经济上取得的任何进展，比之所感受到的政治进展
很可能就大为减色了。比如在812 年，东北另一长期闹独立的方镇魏博竟然
自愿归顺朝廷，从而结束了经历四世的这个世袭节度使职位。曾经讨论过进
军魏博并使之完全按照长安的条件顺服的可能性，但这个方案最后被否决。
宪宗对它的归顺作出的反应是大量赏赐金钱，并且作出几项礼遇的表示，例
如准许该节度使更换更响亮的名字，以示对浪子回头后的厚爱。这种不费吹
灰之力的胜利看来成了整个中央集权化过程的转折点，因为长安不战而屈人
之兵，指顾之间就搬掉了一块战略上和心理上的大石头。
从814 年直到819 年，宪宗狠狠地打击余下的不恭顺的方镇。第二阶段
军事攻势的主要胜利是取消了淮河上游淮西镇长达60 年的独立状态。①虽然
① 这种问题是安禄山之乱后唐王朝军事战斗中习见的事，只有9 世纪40 年代的战役除外
。见《资治通鉴》，
卷238 第7671—673 页；彼得森：《中兴的完成》，第162—63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86 页。
① 彼得森：《815—17 年反对中央政权的淮西之战》，载F.A.小基尔曼与费正清合编：《
中国的兵法》（麻
淮西对长安的对立不如河北诸镇那样为人所知。但这里的问题也很重要，因
为淮西的形势会危及运河的交通和漕运，同时也因为淮西的军队很强大和顽
强。唐王朝对淮西的讨伐也开始得很有特色，因为节度使刚刚故去，他的儿
子吴元济想取得继承权。朝廷认为淮西的周围是忠顺的各方镇，它是孤立的，
所以很快拒绝了他的要求，吴元济便首开战端。可是，淮西之役旷日持久，
打得也很艰苦，从814 年—直拖到817 年秋天。中央政府的讨伐部队四面合
围了淮西，但他们的协调作战一度很差。官军的将军们都不肯冒全力出击的
危险。另外，中央政府与成德镇的冲突再次爆发，东北的这个第二条战线也
使他们分了心，因而不再进击。还有一件分心的事是平卢（今山东）节度使
用游击队小股窜扰。平卢所关心的是不让官军战胜淮西，因为它认为它本身
会是中央政府下一步打击的明显靶子。平卢的恐怖分子在长安刺杀了一位宰
相，破坏了仓廒，而且一再在东都洛阳纵火。朝廷里的一片混乱和失望情绪
会压垮一个二、三流皇帝，但宪宗表现得很坚定。最后，在皇帝和宰相裴度
（765—839 年）的统一指挥下，政府在817 年年中集中了一切人力物力专攻
淮西的首府蔡州。三个月之后，在晚唐历史上最关键性的一次战斗中攻克了
蔡州和淮西镇。后来政府军奉命宽待被攻克地区的人民，这是符合宪宗对降
服各方镇的总政策的。只对叛乱的头目们处以死刑。818 年淮西镇被正式废
除，它的人民此后由邻近诸镇和平地进行统治。
淮西镇战败后，成德也迅即屈服。忧心忡忡的成德节度使怕挨打，抢先
向长安送了两个儿子为质，以保证恭顺。由于河北地方最小的横海镇（8 世
纪80 年代的叛乱以后所建）也已于数月前向朝廷归顺，现在只有两个方镇还
未受长安的节制，它们是北京地区的幽州以及平卢。幽州从未被波及，因为
它在这个时期中无论如何不算最对立的方镇。宪宗在819 年轻而易举地就平
定了平卢。当细心准备的讨伐正在进行时，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被他的部属所
杀。朝廷于是研究了平卢地方的情况，为了保证那里将来不再发生叛乱，他
们把平卢方镇一分为三。在这次胜利以后，宪宗才能感到满意，因为他几乎
使整个中国本部领土都重新听命于他了。
中央集权化的制度保证
唐宪宗的中央集权化政策使三个关键性的、互相关联的经济问题趋于表
面化了，这三个问题就是：从8 世纪80 年代后期即已开始的明显的通货紧缩；
许多方镇在税收过程中的胡作非为；以及政府用于平叛战争中的财源不足。
上面提到过的809 年关于税收和财政的几道诏令，是杨炎780 年的改革以来
对付这类问题的最重要的措施，所以我们不妨对它们在这里略赘数语。
由于战时物资紧缺及随之而来在8 世纪80 年代出现的高物价已告终止，
并且继东南航运恢复之后谷物供应大大增多——这些促使通货紧缩的原始动
力又因政府长期缺铜的困难而加速发展。唐代的交换体系在大宗交易中是使
用混合的媒介（即绢、银和铜）及大批运输粮食；的确，这个体系内部的运
行从未被当局完全控制过，但是这个时期的问题表现得特别尖锐。第一，绢
的数量已经相对地很少了。政府的大量储备已在叛乱中毁掉；河北诸镇和平
省坎布里奇，1974 年）。
卢镇的独立又切断了政府的标准货币——丝——的最佳来源。①唐王朝被迫向
回鹘人出口的大量丝绢也占了长江下游丝产量的很大百分比。另外，银的生
产、检验和铸造主要由私商进行，它兑换铜和货物的比率也不受政府的密切
控制而波动不定。同时，对铜的需求也急剧增长。①尽管一再鼓励开矿，阻止
窖藏钱币和严禁伪造低劣货币，②但在9 世纪开始之后很久铜仍是供不应求。
很可能8 世纪后期和9 世纪商业经济的扩展更进一步增加了对铜的需要。结
果商品价格直线下降，例如，公元820 年的米价只有8 世纪80 年代通货大膨
胀时期的10％；物价大跌对税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原来的两税法的税额虽
然主要是收实物，却已以现钱计算。折换率一直定在779 年的铜币价值上，
这时是通货紧缩开始前的一段时间。由于用来付税的基本农产品的价格下
跌，而负担的税项却一直按现金缴纳，许多农民因而苦不堪言。危险之处在
于，如果不再给这一交换体系以一定程度的伸缩余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
沦入饥饿之境，而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他们就根本无力交纳税收了。
既然通货紧缩这样不利于税收的基础，对收进来的税项实行三马分肥办
法便把陋习带进了下一步更高级的税收措施中去。已由杨炎的财政专使与各
方镇分别商定的税额划分有如下述。各州县可截留一小部分税收，称为“留
州”；较多的另一部分由方镇自用，称为“送使”或“留使”；而最大的份
额则应由方镇解往中央政府，称为“送上”或“上供”。但是，作为这一过
程中的中介人，方镇的文武大员是很容易欺骗中央政府的：他们或者谎报本
地区粮食与布匹的时价，或者有时干脆拒绝向朝廷交足税款。除此之外，州
镇官吏——特别是衙门胥吏——常常都是一开始就在所收实物和现金税额的
折换率上搞鬼，额外为自己尽量搜括，而把负担加到农民身上。那些最强大
的方镇用这种办法聚敛了巨大的财富，这笔财富既是用于支付“贡品”的主
要来源，也是正式官方税收制度中的净损失。这种陋习就像在中央当局不知
情的情况下地方上猖獗一时的非法的苛捐杂税，当然是与8 世纪中叶以后方
镇权力日重的形势互相表里的。①
因此毫不奇怪，中央政府所能到手的税收是很有限的。德宗的俭朴和吝
啬应该说可以使国家有所节余而足供宪宗早期的军费之用，但这些储备显然
并不是用之不尽和取之不竭的。这便是宰相李吉甫（758—814 年）在807 年
的奏疏中所要说的意思，因为这时只有八个镇能正常向中央解交税款；和玄
宗末年相比，这时只有1/4 的家庭能成为可靠的纳税户。②
裴垍在809 年的措施是想阻止唐朝的恶劣经济状况变得无法挽救，这样
就自然能给宪宗提供军费。③他的第一个基本措施是给绢规定并推行一个“中
间”价格，并且使绢和铜一起成为交换媒介，以便能向通货紧缩发动反击。
像地方官员的薪水和地方军队的医药军需品这种固定的开支，都从全部现金
支付改成现金和实物混合支付的制度，以对付铜价过高之苦。地方被严禁操
①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第224—25 页。
① 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载《大亚细亚》（新版），14.1（1968 年）
，第76 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7—3 页。
① 曾我部静雄：《唐代的贡献制度》；日野开三郎：《藩镇时代的州税三分制》，载《史
学杂志》，65.7
（1956 年），第464—66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47—648 页。
③ 松井秀一：《裴垍的税制改革》，载《史学杂志》，76.7（1967 年），第1—4 页。

纵通货。他的第二个基本措施是把两税法纳入标准折换率和保证税收收入的
统一体制之中。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政治举措，即解除地方对征税的控制。
自此以后，方镇应从会府（即首州）的财源中取得他们收支表上的收入部分，
只有在人不敷出时才能指望治下其他州县的支持。作为回报，会府便完全解
除了向中央政府交税的义务。与此同时，其他各州则不用再向它们的方镇解
交税款了，但必须把原来的“留使”部分连同它们自己应解的税款一起直接
交回给长安。
朝廷的这些公告在实行时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801 年和811 年的补充
诏令中提到的继续不绝的违法事件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企图稳定物价的
尝试特别难于实行，而且它们更多地是针对后来10 年中仍在继续的迅速通货
紧缩的现象来治标，而不是针对它的产生的原因来治本。①另外，谁也难以肯
定，在裴垍改革之后朝廷的整个收入实际上增加了多少。虽然如此，这些措
施显然至少减轻了淮河和长江下游农民的实际赋税负担。由于这些措施是在
公元808 年对李锜的重大胜利之后不久采取的，随之实行的赋税减免具体地
向浙西的老百姓显示了天子君临彼土的好处和对老百姓支持天子统治的鼓
励。从政治上说，裴垍的改革重申了皇帝有权直接统治他的州县，而不用中
间横隔着一个敌对的方镇行政组织来阻断上下之间的联系。但是就在这时，
方镇仍然有许多方法继续捣乱，使中央政府的法律无法贯彻下去。
在宪宗历次平叛成功之后的819 年，节度使乌重胤建议也在方镇的军政
制度方面实行一次类似财政改革的改革。方镇统兵之权没有了。节度使只剩
下了控制要塞和统领会府戍军之权。刺史往后则要统领本州的外围戍军和驻
军。只有边防重镇及非中国人的雇佣军所守之防区不在此例。和前此的财政
改革一样，这道诏旨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于，在牺牲方镇利益的情况下密切了
中央政府和州治之间的关系。在8 世纪后期和9 世纪初期，节度使之所以能
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恫吓，就是因为他能动员本镇全部兵力，其数目可轻而
易举地高达数万人。任何忠于长安和不愿参加这种叛乱的刺史，会很快被节
度使的其他部队所消灭。可是819 年以后，一个对朝廷心怀不满的节度使就
很难把不相统属的许多州领部队统一带动起来，以投入一次奇袭行动。因为
仅就单独一个州的部队来说人数相当少，有时是二三千人，通常比这还要少
得多，但他们的向背也举足轻重：他们能使方镇受很大损失，而使州治得到
实利，也使中央政府间接受益。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如果节度使是奉诏旨
行事，他仍然完全能够召集并统领本镇的全部军队。换言之，节度使的合法
职能在改革中仍被保留，但他制造麻烦的权力则有所抑制。很可惜，关于819
年诏令实施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看来，这种限权行动在华中和东南部确已
被人接受，但在华北和西北这些有大量常备军的军事重镇却遇到了阻力。在
河北似乎根本没能行得通。
从810 年和819 年所定的制度措施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宪宗有意要把他
的军事胜利的形象长期地固定下来。不过对于另外几次胜利，我们知道的甚
少。但是，虽然中央政府在9 世纪的初期和中期已能较紧密地控制地方政府，
这个过程很可能从未完成。在宪宗以后，9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的几位皇
帝都很软弱，他们除了守成之外没有其他作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连这
一点也没有做到。在唐帝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方镇与州之间程度不同的权
① 《资治通鉴》，卷242 第7799—800 页。
力调整情况，不过除了极少数事例以外，我们已很难推想这种权力调整的情
况了。
宪宗初年的政治转变
在某种意义上说，唐代历史上新君即位往往是中央政府的一次补偏救弊
和实行人事变动的时机，但是在805 年，宪宗遇到的问题却异乎寻常。在前
10 年中，实际上每一个利害上沆瀣一气的集团有时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
位，或者至少被暂时排斥而不能掌权，例如唐德宗以很坏的态度对待职业官
僚，二王集团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宦官。整个政界都期待宪宗能恢复他们被
侵夺的特权。他们对他的要求常常互相矛盾，气氛也弄得很紧张。①
在皇帝和职官之间显然需要有所和解，这便是他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政治
问题。新皇帝摆出了大家所期望的姿态来显示他的正直——遣散了多余的宫
廷乐工；拒不接纳所贡的50 名妇女去充实后宫，等等，但是，德宗和顺宗在
最初都是引人注目地来显示他们的热忱，到后来反而使官僚们失望，而宪宗
的诏令却是卑之无甚高论，重点只谈要恢复官署正当的办事程序和重建朝廷
的德治。例如，宪宗在拒不接受荆南所献的两只寿龟时，他不仅禁止将来再
有人贡献远方异兽，还命令把所有这些“祥瑞”都交付有司处理；他不愿意
见到它们，不愿意知道它们，除修王者之德以外不愿做其他杂务。②
这些行动对于严谨的官僚的风纪来说一定很有鼓舞作用，同样，他们对
新皇的关于改变供职条件和奖赏忠勤的命令也抱有热烈的希望。在唐代，它
们包含在每逢国家大典——例如新帝即位、改变年号、皇帝寿诞和重大的军
事胜利等庆典——时必发的大赦（赦宥）令中。大赦令是一种被人们忽视的
史料，对它们的广泛研究会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因为它们经常包含总的政
策声明和国家形势的总结，以及一些关于特殊豁免、大赦和对贵族、各级官
吏、平民百姓——有时也对某些个人——的提升和发放俸禄情况的内容。③
806 年的大赦令（因改年号为元和而颁布）确实包含了宽大的让步内容。
它确实是宪宗初期热情的某种表现；德宗在他统治的最后13 年中没有颁布一
次大赦，这个间歇期间之长很有些异乎寻常。806 年的大赦令给现职文武官
员都颁赐了相应的勋或爵，其中包括神策军和地方军队的将军们与军官们。①
对安禄山叛乱后的任何时候特别立过军功的人的儿子都赐以官，对他们的孙
子则赐以出身的权利。对于中央和方镇显宦的已亡故的父母也给以身后的哀
荣。对于安禄山之乱后所有位居宰相之职的人以及对于在代宗和德宗流亡期
间仍然在他们身边效忠的人，也另给荣衔。所有宰相和兼宰相衔的方镇官员
（即所谓“外使宰相”或“使相”）以及其他三品和三品以上的大官都可选
一子立即当官；这是正式“选”试之外的便宜办法。它还规定在学校内设立
100 个“学生”的名额以招收无业的文人学士。
至于这些内容有什么实际意义，这还很难说。可能有许多人重复享受某
① 见《资治通鉴》，卷236 第7614—615 页；《旧唐书》，卷14 第411 页。
② 《旧唐书》，卷14 第411 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2—、卷9—0、卷29、卷68—4、卷75、卷79、卷83—6、卷123；《
册府元
龟》，卷83—1。
① 《唐大诏令集》，卷5 第29 页。
些待遇，但也有些内容实际上几乎无人可以享受。但是重要的是下列几点：
（1）宪宗给了几乎每一位官员以某种关怀；（2）那些有可能被遗忘的不满
分子，例如那些舍此即不能得到一官半职的军事英雄的后裔们也得到了安
抚；（3）那些官居极品的人尤其受到优渥；（4）有了定时屡颁大赦令的希
望。
这一安抚性的和论功行赏的政策也扩大到某些具体个人身上。郑??（752
—829 年）便是最好的例子。郑??原为翰林学士，曾在805 年2 月支持顺宗
的继位权，后又安排顺宗逊位于其子宪宗。为了酬报他的忠诚，宪宗任命郑
??为新设的翰林承旨，后更为宰相。郑??在宰相位内的三年半时间政绩平平。
他的任命显然是政治性的，而且一经研究无疑就会发现，那时的一些高级任
命不乏与此相类似的情况。②
和这些发展相联系的是宪宗对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实行了有节制的报复的
明智政策。首要的打击目标当然是王叔文集团，如上所述，他们已被斥逐异
域。但重要的情况是，除了二王本人之外，宪宗不像其祖父德宗当年可能做
的那样，他并未处死一人。另外，清洗的范围非常谨慎地只限于真正参与过
805 年事件的那些人，并不像历来所为的那样殃及罪犯集团的家属或亲朋故
旧。在二王集团以外，宪宗甚至更加审慎。他下令终止了某些确实罪恶昭彰
的行为（例如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东南时的淫佚放纵即是①），但是皇帝
显然知道，如果要有力地处理最近的一切坏事，那可能失之公正和造成分裂，
因为这样不免有不少挟嫌报复和其他特殊情况会起作用。
在社黄裳做宰相的805 年后期和807 年初期这一段时间，皇帝和官僚的
新关系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杜黄裳（738—808 年）是原
为宰相而又与二王集团关系非常密切的韦执谊的岳父，在通常情况下他不大
可能晋位宰相，因为株连同伙向来是一般规律。可是，杜黄裳曾经避免直接
卷入二王集团，而且他助长了他的女婿对二王集团的疑虑。杜黄裳之能够官
居极品，充分证明了宪宗怀抱着和解的政治姿态。除此之外，杜黄裳不同于
年迈的杜佑（他一直在长安做荣誉性的宰相，直至812 年去世时为止），虽
然也同样处于高龄，却享有实权。杜佑很受尊崇，但看来被视为知识界中我
行我素的人，而杜黄裳则是传统的经世论主流中的代表人物。他是进士，原
为战争英雄郭子仪的门生故吏，也是政府许多重要衙署的老臣，例如他做过
吏部侍郎，这在8 世纪末年是尚书省内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他曾主持791 年
的进士考试。他也有许多直接的敌人。在8 世纪90 年代中叶他与裴延龄发生
过冲突，在德宗的半隐退的时期根本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在官僚集团中，
人们再也选不出比他更能说明问题的典型的人了。
杜黄裳是宪宗要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计划的政治推动者，他是第一个在
朝廷公开提出皇帝应该遵循德宗的“姑息政策”还是应该另辟蹊径的官员。①
宪宗这时对于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仍然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对西川的叛乱将
领刘辟采取任何行动必须有周详的准备，但是杜黄裳坚决认为有前车之鉴，
所以必须先发制人。他说服宪宗任命神策军使高崇文统领全部禁军，因为宦
官只会在军事系统和地方机构中间扩散贪污腐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也不宜于
② 材料来自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4 卷，台北，1956 年）。
① 《资治通鉴》，卷236 第7621 页；卷237 第763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26—627 页；《旧唐书》，卷147 第397 页。
统兵打仗。不管这种说法有什么失实之处——杜黄裳死后被指控曾接受高崇
文的贿赂——杜黄裳显然已把他的前程押在了这场战事的胜负上面，因为他
还指授了这次进兵的方略。如上所述，神策军对刘辟的讨伐大获全胜。宪宗
对杜黄裳的勇气既感激，又钦佩。
君臣之间如此相契，使得杜黄裳有机会同皇帝更加认真地讨论理论问
题，即讨论关于贤明和正义的统治以及正确行使政府功能等老生常谈的问
题。他的意见都是正统的：他主张皇帝应该是上天与尘世之间的联系，是列
祖列宗与今世之间的联系，是国内百姓与四夷之间的联系；他应该知道上下
之分，轻重之别。具体说来，这话意味着宪宗应该把实权授给经过仔细挑选
的下属，特别是经过慎选的宰相，并应避免对政务统得过细。按常情说，我
们可以把这些议论视为又一套陈词滥调。但是，宪宗和唐代其他许多皇帝不
一样，他对这一类问题真诚地感到兴趣，特别是在他即位后的头10 年中更是
如此，②而在这种场合下，他谈话的对象是一位经过考验的实行家，而不是一
个只知背诵儒家经义而无所作为的人。所有史料都着重表明，这样的讨论对
唐宪宗起过很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说法。宪宗对官僚的政治和解
态度一直延续到后一个10 年的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在9 世纪第一个10 年的
中期，皇帝经常与宰相商量问题，又恢复了许多外廷的制度。正像将在下面
要叙述的那样，宪宗的兴趣和官僚的兴趣并不全然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内部
的合作和和谐程度必然有限。但是比之仅仅五年前德宗时代的僵局来说，新
的气氛显示了要变好的大转机。长安官方的许多人都希望唐王朝的中兴会指
日可待。
宪宗朝廷的极盛时期
宪宗朝廷的鼎盛时期从806 至807 年的胜利开始，一直延续到815 年宰
相武元衡被方镇恐怖分子刺杀时为止。807 年杜黄裳已年约七十，而且也可
能有些风声涉及他后期的经济问题，所以他被派往山西南部做河中节度使而
光荣地退职，次年便死在那里。为了取代杜黄裳，宪宗同时拔擢御史武元衡
（758—815 年）和翰林学士李吉甫（758—814 年）为宰相。这是宪宗时代登
用一系列优秀人士居相位的最初两个人：以后诸人则有裴垍、李绛（764—830
年）和裴度（765—839 年），都值得大书特书。这显示了皇帝真正想在高级
官僚中尽可能选用最优秀的人才。比起前任的一些宰相，新宰相的年岁明显
地下降了。他们大多数是五十岁上下的人，成年于8 世纪的最后25 年中。他
们虽然不像皇帝那样年轻，但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比原来当权而又生活在兵
戈满地和政局动荡中的老一辈宰相们更投合宪宗的锐进之气。宪宗时代的宰
相们在致力于中央集权化的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反过来又有助
于恢复外廷在8 世纪90 年代已丧失的某些影响。我们不妨在这里简单介绍一
下宪宗朝鼎盛时期的三位关键人物——武元衡、李吉甫和李绛。
武元衡是武后（684—705 年在位）家族的后裔，也是她家族中的第四代
官员。他在783 年举进士。此后他任过各种官职，例如做过方镇的幕宾、监
察御史、县令、比部员外郎，804 年则做过御史中丞。在德宗晚年，他曾辞
去他的一个官职以抗议京师禁军引起的骚乱。或许就是这个原故，二王集团
② 例如可看《资治通鉴》，卷238 第7683 页。
中的文人们曾在805 年请求他就任一个礼仪性官职，他不无识见地置之不
理。在他于807 年被提拔为宰相以前，宪宗曾派他到御史台和户部任职。在
他第一次做宰相的短暂时期内，他就与皇帝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所以他
被委具体地负财政重责。为了配合他的私交和政治好友李吉甫，武元衡坚定
地要求皇帝对负隅顽抗的浙西节度使李锜采取强硬的路线。他们两人普遍被
认为是最后促使807 年战争胜利的人。为了表示充分的信任，宪宗后来任命
武元衡担负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去新近收复的西川恢复秩序。曾经俘虏了刘
辟的神策军将军高崇文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员。武元
衡在807 年后期替代了高崇文，经过三年时间把西川安定了下来。
武元衡在813 年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时正是淮西战役即将发动的前
夕。宪宗这时并不需要有人来说服他有用武的必要性，因此武元衡的新问题
便主要是搜集情报并发动讨伐（这些任务原是派李吉甫去负责的，但李吉甫
在814—815 年冬天去世，留下武元衡独力承当这些责任了）。成德节度使和
平卢节度使这时期也开始明白，中央政府对淮西如箭在弦上的攻势也会使他
们的独立地位处境堪虞。为了争取时间，他们雪片似地发来了互相矛盾的恳
请、要求和承诺的函件，希望朝廷放松警惕。可是在815 年年中，成德节度
使又请求朝廷宽赦淮西叛乱者，但被武元衡坚决拒绝，其结果是引起了一连
串事件。几天以后，当武元衡从长安的私邸中外出准备上朝时，他被一伙骑
马的散兵游勇所刺杀。拘捕了成德那时驻长安的几个涉嫌的军士，并以不甚
充分的证据给定了罪。皇帝因此极为震怒，没有人能够劝阻他在816 年兴兵
讨伐成德镇。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卢节度使后来被发现才是刺杀武元衡的真正幕后
策划者。①可是，这个鲁莽的挑衅性的恐怖活动最后却打击了方镇的利益。为
了平息815 年京城的惊恐，宪宗大奋神威，决心再度惩治方镇的割据主义。
武元衡为此而殉职。这使得他的能干的副手裴度被任命为宰相，并最终导致
了对淮西的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时期第二位重要的宰相李吉甫原是代宗时代一位名宦的儿子。他在
二十几岁时以荫庇入仕，后来擢升至相当高的位置，而以他的礼仪知识受到
人们的注意。虽然李泌和窦参都很看重他，但他没有得到陆贽的垂青而于8
世纪90 年代被贬为长江下游几个州的刺史（陆贽的敌人在陆贽于794 年被放
逐以后任命李吉甫为陆贽的上司，希望李吉甫对一切有关人员进行报复，但
李吉甫始终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的宽宏大量的名声为之大振）。在8、9 世纪
之交的大约六个年头中，李吉甫因病而未担任任何官职。可是，他利用离开
长安的这段漫长时期去熟悉南方的情况和问题。当他最后回到京师时，他变
成了唐帝国最精明干练的行政官员之一。宪宗在805 年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次年又升任他为中书舍人。李吉甫马上被卷入了当时最重要的争端中去。他
熟读兵书，又有优异的文职成就，并且对推进四川和浙西的战事给皇帝详细
条陈过意见。他洞悉跟吐蕃人谈判的机微窾窍。807 年他上呈《元和国计簿》
（现在仅存片断），813 年又上呈《元和郡县图志》（大部分尚存），另外
还著有关于政治史的书籍和一本职官手册。他和武元衡一起推进了几项关于
中央政府和州的法律程序上的改革，其中的原则是继续建立官僚制度的威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13—71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17 页；卷241 第7767 页。
信。
在他两次任宰相期间（一次是807—808 年，一次是811 年直至他去世的
814 年；他是宪宗时期任职最长的宰相），他以主张中央政府应采取进攻性
的军事立场而闻名，这在史料中被泛称为“用兵”之策。他的基本态度是切
实加强戒备，而不是一味好战，例如我们看到他在813 年提出的关于重建北
方边防的建议便是如此，①但是，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分。他对淮西采取了不调
和的强硬路线，同时如上所述，他在去世以前与实际拟订的帝国的讨伐计划
是分不开的。李吉甫在这些问题上和武元衡同心同德，但他和宪宗中期的第
三位重要宰相李绛却经常发生冲突。
李绛也是出身四代为宦之家，与李吉甫的煊赫家世同源，但他的父祖辈
却不那么显耀。他中过进士和宏辞两科，他显然就凭这些资格进入了仕途，
并没有想到使用荫庇特权来擢升高位。②我们对他的早期经历所知甚少，只知
道他专门谈过他自己的专长是“论谏”。从公元807 年到811 年他做翰林学
士，此时又与年轻的补阙白居易一起，不停地就不同的问题行使其劝谏的权
力。当他在户部的时候，他力求终止不正常的财政手续，恢复对合法组成的
渠道的完全控制。
李绛在气质和作风上都大异于李吉甫。宪宗很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了在
朝廷内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他在重新任命李吉甫为宰相后的半年内，又在811
年任命李绛为相。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并非真正有很大的
分歧，只是他们在如何进行讨伐方镇的战争这一问题上有尖锐的冲突，因此
就掩盖了历史记载中的其他问题。812 年，如何处理魏博节度使自愿归顺的
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李绛曾经反对过对河北地区用兵，认为这样做太危险，
因此他主张以赏赐和宽恕的怀柔政策来抚慰魏博。但李吉甫则想显示武力，
给魏博施加压力。这一次是李绛的意见占了上风。魏博的当局热情地接待了
朝廷的使节，而没有提及需要朝廷的大量恩赏。①可是，814 年的淮西危机却
是另一码事，这里的情况更适于用李吉甫的进取精神来对待。另外，宪宗那
时对闹独立的方镇已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同时李绛也已从宰相位置上降
职到北部，因此他的反面意见也不那么有分量了。819 年，李绛做了河中节
度使。有趣的是，他在20 年代被人称为怪人；最后因在西川处理叛军失策而
被当地的叛兵杀害。
尽管他们的政见常常不一致，但元和年间这些大臣和其他大臣们的仕宦
经历比起代宗和德宗时代的官僚们的经历来说，要正常得多，而且更加可以
预测。而且，重振官员的精神面貌的工作也不限于在京师实行。宪宗想把方
镇的高级职位——特别是节度使之职——重新纳入正常的政治任命的轨道。
这不仅会打破军人们对这种战略性职位的控制权，而且也将限制朝臣们只眷
恋做京官的习惯。这个过程怎样开始的，详情不得而知，但一定与让许多节
度使定期轮换之举有关，而这种办法在德宗时代已弃而不用。我们可以完全
有把握地说，从宪宗时代开始直至大约9 世纪70 年代，原来的宰相们在长安
任期届满后可以指望被任命为节度使。例如河东、河中和山南这几个方镇的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0—701 页。
② 见崔瑞德在《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关于政府制度的一章；池田温：《中国的律令
和官人机构》，
载《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I：《前近代亚洲的法律和社会》（东京，1967 年），
第151—7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92—694 页；卷239 第7695—696 页。
节度使很可能由京师新近退职的大官来充当，或者由希望及早返回长安的官
员充当。②在这一方面，中央集权化的利益与官僚出路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
而可能有助于9 世纪中叶各方镇的政治稳定。
总的看来，宪宗是唐代后期几乎重建太宗之治的人，他享有此誉是当之
无愧的。宪宗显然以成为一个崇高的论坛的庇护人而感到自豪，他说他宁愿
多花时间同宰相们讨论问题，而不愿经常陷入日常琐事之中。③他鼓励朝臣们
大胆发言，而如果有人不敢参加重要的辩论，他就会不高兴。他想尽量活跃
空气，鼓励朝臣们的自信心和置身事内的意识。对于那些经历过8 世纪长安
的动乱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宪宗末年的不和谐状态
虽然宪宗君臣的协作已像上面所述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合作的程度仍然
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低估皇帝在工作中的紧张状态。他的喜怒无常的脾气
是有记载可查的，它足以让朝臣们知道，没有一位皇帝是可以等闲视之的，
特别是对专心一意要干这样一番大事业的皇帝更是如此。他的个人生活——
包括内廷事务和他皇室领袖的地位——对于外臣来说更不可轻易地碰一碰。①
但是即令在纯属政府的事务方面，宪宗虽然一再要求和嘉纳直言议事，但他
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早在他即位的初年，那些以匡正皇帝不足为职责的言
官——御史、拾遗和补阙——就经常因此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他们如果对敏
感的问题直言忠谏，就会冒极大的风险。例如诗人元稹（779—831 年）在806
年上疏请广开言路而备受嘉纳，这无疑鼓励他后来于809 年在东川巡视时十
分有力地揭发了种种丑闻。②在这整个时期他树了不少有权有势的敌人，而在
他的庇护人宰相裴垍辞官以后，元稹于810 年便因以东台监察御史身份越权
干涉有权势的河南尹之事而被放逐。
这种紧张关系在9 世纪第一个10 年中叶开始出现在主要的政治舞台。当
宪宗有时还能容忍某个宰相的直谏时，③人们已能清楚地看出，他希望对国家
大政的辩论严加控制，辩论应限制在最高级官员的范围以内。当他的中央集
权化的见解已经形成时，大臣们的不同意见更经常地被视为对他的旨意的冒
犯。特别是在武元衡被刺杀以后，无人能劝阻他在东北开辟反对成德的第二
战线，尽管这会使在南方讨伐淮西的军情更为复杂。那些怀疑对方镇采取强
硬态度的人都被人们劝说应克制己见；例如宰相张弘靖（760—824 年）便在
816 年初辞官而去，因为他知道宪宗不会听从他主张应取克制态度的建议。
这位意志坚强的皇帝甚至同最有能耐、最忠心耿耿的大臣们也闹翻了。
裴度（765—839 年）的事迹便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这里不妨谈点背景材
料，它或许是有用的。
②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 年），表，第658—69 页；67
2—83 页；730—4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39 第7697—698 页。
① 例如《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4—705 页；李绛：《李相国论史集（遗文）》，卷4
。
②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30—633 页；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视时对贪污腐化的揭
露》，载《大亚
细亚》，18（1972 年），第34—8 页。
③ 李藩即为一例，其传记见《旧唐书》，卷148 第169 页。
裴度出身于三世簪缨的河东大族：它与唐王朝从开国之初就关系密切，
曾在唐代产生过17 位宰相，人数之多仅次于皇室。①他不仅在789 年中了进
士，而且在792 年和794 年中过两次更高级的制科。他在河南和御史台做过
官，后来又在808 至809 年武元衡平定西川时当过武氏的幕宾。但他那时在
战争政策上并无一定之见，并在812 年负责了微妙的谈判以贯彻李绛在魏博
的计划。他再一次当过武元衡的幕宾，在815 年的刺杀武元衡事件中他适在
武元衡身边，因此受了伤。宪宗盛怒之下决然立即起用裴度为相（尽管有些
小心翼翼的朝臣很怕进一步激怒方镇），以此表明他继续推行中央集权化政
策的决心。裴度挺身用命，不怕有人再次对他行刺，他的勇气赢得了皇帝极
大的敬重。
讨伐淮西和成德的战事弄得旷日持久，一直从816 年延续到817 年，这
时朝廷官员就错在哪里和怎么做的问题，议论纷纷，意见越来越不一致。朝
廷经常军前易将，且不谈淮西节度使进行的顽强防御，仅就阵前易将来说是
决不可能改进战略上有问题和官军内部协作很差的情况的。许多朝臣都深为
悲观，他们越来越认为只有放弃战争才是避免中央政府彻底垮台的唯一出
路。皇帝始终死抱着靠更佳的战术来解决问题这一希望。817 年他终于被说
服暂时放弃了与成德作战的第二战线，而专心致力于淮西之役。几个月以后，
宰相李逢吉（758—835 年）和王涯（约760—835 年）再一次提出军费浩大
和师老无功，这引起了朝廷内有一派人吁请停止一切战争活动。这时裴度说
服宪宗让他个人去统领南方官军，并且让他戏剧性地深入作战地带，以便平
息各将军之间的无谓纷争和组织军队作最后的努力。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
淮西之役暴露了自安禄山叛乱以来帝国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各路兵马各自为战
的一切最坏的毛病。对于他这次任务的执行情况颇多疑问，因为有关这次任
务的记载代表了不同的看法。必须把采取决定性行动突然攻取淮西府治的功
劳归之于著名的将军李愬（773—821 年）——8 世纪80 年代战争英雄李晟的
儿子；但我们有理由说，裴度在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给他铺平了道路。①可以
肯定，是他负责把宪宗一贯使用的宽厚政策应用到淮西被征服地区人民的身
上（可是反之，对叛乱领袖则处以死刑）。这一政策能在战事一旦结束便使
淮西安定下来。对于宪宗来说，裴度是时代的英雄，荣誉像雨点般倾泻在他
身上。那些不积极主战的宰相们都脸上无光了。此后不久，裴度前往协调讨
伐平卢的最后一战。
裴度所享有的当之无愧的政治显赫地位是这一时期官僚制度向着更强大
和更突出自己的方向转变的最高表现。但是如上所述，君臣之间有不可跨越
一步的雷池，过了这个限度就可能发生冲突。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裴度的继
任者不效法他，而以杨国忠或元载为榜样呢？宪宗不得不关心的是，比如说，
高级文官在统带大兵作战时不是把统兵看成为了应付特殊情况的特殊安排，
而认为这是某种必须拥有的权利。他的担心正是步了他的前辈们的后尘，因
为唐代以前的皇帝们都想分裂或限制所委托的权力范围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
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范官僚阶层把权力联合起来向至高无上的皇权挑
战。虽然宪宗比德宗或代宗更乐意支持振兴官僚的特权和士气，但他在保持
国家的最后控制权方面，其决心并不小于代宗和德宗。
① 《新唐书》，卷71 上第2179—244 页。又见《新唐书》卷73 下。
① 《旧唐书》，卷170 第4416—418 页。
事实上，冲突很快就在文职事务方面爆发了。宪宗在818 年想任命皇甫
镈（约755—820 年）和程异（819 年死）为宰相。裴度和其他许多大臣都激
烈反对，虽然任命五品及五品以上大员本是皇帝个人的例行公事，它有别于
对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现职的绝大多数下级官员是由吏部照例委任
的。可是，随着宰相权力的加大，他们必然想左右皇帝对高级官员的挑选。
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事件很令人感兴趣。这两人都是财政官员，或者更
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淮西战役中急需军费时帮助政府筹款的人。他们的税
收措施快捷而方便，因此可能很粗暴，但是史料对他们成见太甚，很难对这
种说法作出评价。①（皇甫镈之知名主要是由于他雷厉风行般地改进了漕运效
率，程异之知名则是因为他在817 年去东南为财务出了一次公差，便弄到了
两百万缗来应战争之需。）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像裴
度所属的裴家是那样的名门巨族，安定的皇甫家不是头等世家大族，但也是
第二等郡望。②程异的出身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他不是生于最上等人家。另
一对程异不利之点是他曾经与王叔文集团中的暴发户有瓜葛。
这两人被提升到极品大官一事，引起了京城里对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资格
的一片议论之声。裴度连同另一个也是大家族出身的官员崔群（772—832
年）带头攻击他们，说朝廷如果用了这样的小人是会留下笑柄的。①裴度还指
责他们两人无能与不诚实，说他们的行事早已激怒了出征士兵，因此可能在
将来引起麻烦。
宪宗自然懂得裴度反对的真正原因，结果反对皇甫镈和程异的声浪未产
生效果，因为皇帝决定自己建立一套任命大臣的标准。可是，裴度很不明智
地逼着摊牌，把对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同宪宗的整个政治成就因道德解体而
毁于一旦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他以自己的名望来对抗皇帝的声望，这种立场
很近似于大不敬罪。因此宪宗别无选择，只有把他免职。裴度被免职后照例
任节度使，他实际上做了重要的河东节度使，这事件便在公众中无形消失。
可是，它揭示了晚唐朝廷内的大量权力关系上的问题。
长期反对使用宦官的斗争，也与上述情况相同。确实，宪宗要确保使德
宗时代常见的那些宦官丑闻在他的治下越来越少。这部分地是因为宫廷办事
手续已有所改革，而且宦官在宪宗初期也一度对朝政敛迹。可是这种对更正
统的反宦官意识的让步很快表现出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例如，被裴延龄在8
世纪90 年代恢复并由宦官担任工作的内库，于805 年名义上予以撤消，以取
悦于官员们。但是，当德宗的储备大部分在约于809 年充了军需以后，宦官
们在财政事务中又活跃起来，虽然外廷官员一再抗议也无济于事。
宦官干涉军事，在宪宗朝始终是个特大问题。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做密探、招权纳贿等等，组织严密；他们不仅抓神策军，甚至也在许多
方镇部队和长安将要成为将军的人中插上一手。宪宗偶尔似乎也愿对政治压
力让步，例如在刘辟事件中他就曾暂时解除了宦官对神策军的兵权，但事实
证明，在其他情况下他又非常举棋不定。他解除了吐突承璀讨伐成德镇之役
的领导权，后来又打发他离开朝廷，但不久又在813 年免掉了吐突承璀的主
① 《新唐书》，卷54 第1379—380 页。
② 见池田温：《唐代郡望表——以九、十世纪的敦煌写本为中心》，载《东洋学报》（东
京），42.3— （1959—960
年），第80、88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0 第7752—753 页。
要政敌李绛的相位，因此这名宦官又回到朝廷担任了一个要职。①
对宪宗时代宦官在京师里活动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我们只能猜测。但表
示他们权益日益增长的标志是810 年设置枢密使职务之事。②第一位任枢密使
的人是宦官梁守谦。在9 世纪大部分时间有两个这样的枢密使，他们主持的
官署称为枢密院。唐代的枢密院不是宋代那样的掌兵机构，它只是宦官在外
廷和皇帝之间发挥传递文件的作用时派生出来的组织。③它成了宫廷里协调宦
官所参加的其他各种活动的一个机构，因此，看来应该把枢密院一词翻译为
宦官宫廷议事会才是。④枢密院可能是向皇帝进言的一个非正式顾问性机构。
它肯定地在皇室和监管神策军的宦官之间起着联系作用。两枢密使和两神策
军监军总称为“四贵”。总之，枢密院拥有徽章和其他津贴，足以使任职者
对人夸耀，使外人羡慕，所以它是宦官利益的集中点。后来在9 世纪，枢密
使有了足够的权力来抗衡或控驭宰相，但与往常一样，他们的权力也是皇帝
为了控制他们才授予的，而且直到宪宗去世之年，皇帝似乎能紧紧地控制大
部分宦官的活动。
这不是许多传统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约在818 年以后的一个
时期各种大不敬的行为有所增加，而以820 年初期皇帝的死达到了最高潮。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是宫监陈弘志弑了宪宗。⑤这事件不可能真正得到
证实或反证，但它却引起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宪宗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在他
把注意力从讨平方镇战场上转移到进一步在长安搞改革之前，清除宪宗是为
了宦官们的利益吗？从这时起以迄唐末，宦官每次在拥立皇帝的问题上拥有
的大权力显然都有其政治后果，所以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这次暴力事件其
实是这种政治行为的开始。但从另一方面说，宦官作为一个集团为什么要加
害于对他们做过那么多好事的皇帝呢？像后来许多次拥立危机那样，宦官们
之间是否也已分裂，各以某一皇子的性命为赌注来搞垮对手？我们知道，宦
官梁守谦在宪宗的儿子穆宗时期（820—824 年在位）是很得势的，他在这事
件之后仍然活了下来，而吐突承璀则没有活下来；大概吐突承璀成了内部权
力斗争的牺牲品。梁守谦还杀死过一个皇子，以使问题得到有利于穆宗的解
决，而且他还给神策军散发赏赐以笼络人心——这个旁证看来是很有力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讲宪宗因服药过量而死；宪宗死后，宦官们发现，他们
未能就拥谁为帝的问题达成协议。像晚唐的大多数皇帝那样，宪宗也潜心研
究炼丹术，非常醉心于长生不死之药，许多这种药物都含有恰恰会起反作用
的毒素。据说他在晚年表现为精神不安定，而长期积累下来的剧毒物质的效
应足以说明为什么他的烦躁病态经久不愈。宦官们当然要为皇帝的练丹术试
验提供方便。但是，那时又有皇甫镈和其他一些外臣积极支持术士和宫里的
合药行家，其中一个甚至被任命为天台山附近的县令；①这一史无前例的优宠
行为当然激怒了正规的官员。对于宪宗的不得善终，大家按儒家的惯常说法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3 页。
② 《册府元龟》，卷665 第8 页。
③ 《文献通考》，卷58 第523 页。
④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75—6 页。这个译法由刘义永（音）提出，见他
的《神策军与宫
廷机构，755—75 年》，伦敦大学1970 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⑤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76—777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0 第7754—755 页。
认为是道德普遍堕落的结果，这当然也很有理由，但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皇帝
之死背后的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后来关于皇位继承的斗争并不难于评价，因
为我们可以从结果逆推其理，特别是可以看看是哪个宦官集团取得了胜利。
但是归根到底，唐代的宫廷阴谋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司马光也承
认，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以后，对于宪宗之死的说法仍然真假莫辨。
九世纪中叶的朝廷（820—859 年）
在9 世纪的时候，宫廷的宦官几乎在每一次皇位的过渡中都起着很大的
作用。宪宗死后穆宗的即位，便是这些事件中的头一件。①宦官之所以能够如
此轻易地插手这一关键问题的过程，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皇帝的家庭深居
两宫（中宫和太子的住地东宫）之内，与世隔绝；宦官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内
部传递文件之权，这使他们有机会能够在遗诏上做手脚；宦官的政治力量和
他们与外廷朋党的联系日益增长，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申论；最后，宦
官利用神策军便有可能在长安推行他们的意志。在选立储贰的问题上每多分
歧，这使得宦官可以上下其手。太子的教养和教育是事关宗庙祭祀的大问题，
有极详细的规定，更不用说他的受封仪式和他参加的其他各种隆重仪式了。
但是，太子的册立以及他的真正继位却是最大的政治问题。通常册封太子都
是立嫡立长，但这一惯例被破坏的多，被遵行的情况少。
很显然，某个皇帝的上台如果是受宦官干涉之赐，他就要对他们感恩戴
德。可是，传统历史学家对于9 世纪唐王朝在这方面的忧郁的描述，过于一
般化了。宦官们对唐敬宗（824—827 年在位）的影响显然要多于对武宗（840
—846 年在位）和宣宗（846—859 年在位）的影响。但是，只要有人想避免
一般化而多写几句，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困难。穆宗与拥立他的宦官梁守谦的
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宫内关于他的继承问题像某些史料记述的那
样久而未决，涉及可以上溯到9 世纪第一个十年代初的对立的宦官集团，那
么，梁守谦年复一年地为穆宗的利害而战斗，真可谓功劳不小了。①但是，如
果这次宫廷斗争是昙花一现的事物，它只是起于819 年前后，则梁守谦为穆
宗的卖命就明显地带有投机性了。如果这种基本事实都弄不清楚，我们怎么
能指望了解皇帝即位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所能说的只有这一点：梁
守谦对穆宗的影响是不小的，而且这种影响直至穆宗朝的末年还有增无已，
虽然这时梁守谦开始与王守澄（835 年死）分享大权。我们将要在下面经常
涉及宦官问题，我们总的态度是不要轻信历来对9 世纪宦官所作的极端专制
腐化的老一套指摘；这些指摘甚至在现代的有关著作之中也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24 岁的穆宗皇帝除了个人对宦官有恩当报之外，他还面临着
其他问题。宪宗的暴崩中断了在唐帝国完全稳定以前所要继续推行的军事中
央集权化计划。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东北的方镇虽然已在9 世纪的第一个
十年代中相继被平定，但并未真正统一于中央的治理之下。由于缺乏皇帝的
坚定政策，朝廷对如何正确处置东北这个敏感地区的方针便有所争论和举棋
不定，这种情况再一次表面化了。例如，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于820 年，他
的弟弟王承元在部将的拥戴下接过了他的位置。这就提出一个老问题：朝廷
是应该同意地方上推戴的节度使呢，还是设法从外面委派一个新节度使？公
元820 年后期，朝廷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妥协方案。它命令东北诸节度使互
相大轮换：以王承元充义成节度使；徙魏博节度使为成德节度使；任命王朝
老将李愬为魏博节度使，如此等等。很明显，这个意思是要承认东北诸节度
使有权参与政治，但是不让他们在本方镇境内参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唐
王朝竟完全没有考虑这样的军令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一片混乱。
① 人们可以把宪宗的即位算在里面。见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
第112—15 页。
① 《资治通鉴》，“考异”，第7691 页。
821 年，穆宗委派他自选的一名文职节度使去幽州；幽州在宪宗时代是
东北方镇中唯一守中立的州。在近百年的大部分时间，幽州镇将历来都是当
地军人。忽然间幽州士民得接待一位骄慢的长安官僚：此人在万人广众之中
坐轿子；不理政事；甚至纵容部属作威作福。这个火药桶马上冲着朝廷爆炸
开了。成德军先是有兵变，后在821 年又爆发为全面的叛乱；朝廷的镇压行
动开销大，收效少。①后来，幽州的另一次兵变推翻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中
央政府只好把幽川镇一笔勾销。魏博也起来反对长安，它和幽州、成德结成
联盟。到了822 年年中，东北的局势回复到了宪宗费尽人力物力才得以平定
这些割据州镇以前的老样子。
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理由来说明这些使事件急转直下的军事失败。②第
一，讨伐东北方镇之役主要即在使用诸镇的兵力，这些部队人数不多，协调
不善，供给不足（甚至在后期起用的名臣宿将李光颜和裴度也不能统一军
心）。第二，通过宦官监军的影响，宦官们被派往下一级的战地指挥机构，
这种非正规做法可能破坏了指挥系统。长安也曾试图直接指挥作战，但它所
获得的战时情报又往往陈旧过时。许多精锐部队被将军们留作自己的卫队。
较差的兵士才被用于打头阵。自然，这些弱点并不稀奇，自安禄山之乱以后
在政府军的讨伐战阵中是屡见不鲜的。宰相萧俛（820—821 年在职）成了这
些问题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因为他从宪宗朝的中期以来就被认为不赞成对方
镇用兵。萧俛被指责说他诱使穆宗相信国家已是升平之世，因此再没有作长
远计划以使国家底于大治。可是，这个问题确实很微妙。庞大的军队需要用
赏赐来安抚，但又不得不削减它的规模和削弱它的影响，以免文官政制完全
被它吃掉；与此同时，还要适当地防范方镇不满情绪的蔓延滋长，因为不仅
东北方镇已有不满，而且东南方面也在822 年后期有了小规模兵变的发生。
不言而喻，仅仅罢免萧俛的相位还不能解决问题，没有多久指责就直接指向
了皇帝本人。和德宗一样，穆宗据说也主张对方镇取“姑息”的态度，这就
是暗示他缺乏刚毅果决的气质。
总的来说，穆宗并不被认为是受人敬畏之君，而受敬畏这一点正是唐代
君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是由他的个性引起的。九五之尊的
沉重的职责和他励精图治的父亲所要求于他的榜样，在他准备承接以前就已
强加在他头上了。他似乎是一位相当平凡的青年人，朝气蓬勃而热切地期望
与宫廷和军队里的朋友寻欢作乐。他喜欢打猎、击鞠以及盛陈歌舞盛宴。据
正史自以为是的报道，穆宗也沉缅女色。不管真假如何，这种种说法损害了
他的声誉，使他不得不遭到关于他行为不检的阵阵批评。①纠正他的行为的道
德责任感极受重视，致使在当年的考课中竟把萧俛和他的一位同僚以渎职论
处，予以降职。更糟的事情发生在823 年初期，当时穆宗在击鞠时②因坠马而
有了伤残。结果他不能亲自处理国事，因此许多职责都被宦官梁守谦和王守
澄完全接了过去。王守澄给穆宗找了一位医生，但未见效用。穆宗在824 年
之初故去，按照他伤残以后匆匆草就的诏书，他的15 岁儿子敬宗即皇帝位。
① 《资治通鉴》，卷242 第7796—799、7807—809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2 第7805—806、7808 页。
① 例如见《资治通鉴》，卷241 第7778、7781—782、7783—784 页；卷243 第7828 页。

② 据《旧唐书》，卷18 第501 页记载：“戊辰，上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歘然坠马，
如物所击。上恐，
罢鞠升殿，遂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译者
但是，穆宗失败的另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咎于官僚阶层。在他最后病倒以
前，这位青年天子曾经真心真意地想履行他的职责，但他没有得到大臣们的
通力合作。例如，他即位不久就曾请求他从前的几位师傅担任宰相，但都被
谢绝。穆宗不得不向各种类别的朝臣一一求助；他先后找了年轻的翰林学士，
又找了他父亲时代即已发迹的宿将和勋臣，但大部分人都态度冷淡。①那时的
许多官僚都只知道政治上党同伐异；我们要对他们更进一步有所了解，就必
须论述朋党问题，这或许是9 世纪时唐王朝历史中最恼火的问题。
朋党问题
821 年的进士科考试据说有贪污作弊现象，这一事例标志着出现了为控
制长安中、上层官僚而进行的阶级内部长期政治斗争。历史上人们所称的“牛
李党争”②就是以牛僧孺（847 年死）和李德裕（787—850 年）为双方领袖而
得名的；这场争端出自个人恩怨，它可以上溯到宪宗时代。在9 世纪20 年代
他们的个人积怨公开化了，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政治上不是参加朝臣的这一
派，就是参加那一派。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
“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政党中的党（parties）。9
世纪唐朝的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政治的或思想意识的共同利害关系而结合成
有严密组织、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集团，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
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唐代的朋党不像今天的政党那样根
据政见的不同来吸收成员；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它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
定。一个人很可能只为了个人原因参加到具有无休无止环节的另一个联合体
中去。其中的原因包含着家族关系、共同的出身、科举或宦途中的师生关系、
同僚关系以及单纯的恩仇问题。①遗憾的是，组成9 世纪两个朋党的关系网的
许多细节尚晦暗不明，莫知究竟。这是因为我们现有关于唐代的传记资料只
限于统治精英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士，还因为这种材料常常是矛盾百出和挂一
漏万，因而很难把朋党的结合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因此当我们阐释9 世纪的
朋党问题时，我们实际上只能谈谈双方的几位领袖人物——例如他们干了些
什么；他们跟哪些人结成了联盟；又和哪些人过不去，如此等等。下面还要
看到，由于材料的质量差，它大大地限制了任何想挖掘牛李党争的深刻意义
的努力。它特别使我们想弄清作为朋党形成的起因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分化的
企图无法实现。
据我看来，朋党的领袖们是在追求政治权力，因此他们能抓住那些想分
润杯羹的追随者。这一点从821 年的有争议的科举中看得很明白。在那一年
的春天当公布前一年冬天进行考试的结果时，前宰相段文昌（773—835 年）
当即发现，录取名单中朝廷显宦的“子弟”之数多得可疑。②有一个及第举子
是段文昌的政敌李宗闵（846 年死）的女婿，另一个人为副主考官的弟弟，
还有一个人则是显赫的前宰相裴度之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段文昌上奏
了一道措词激烈的本章，抗议录取唯亲和“通关节”的弊端，因而损害了考
① 见《旧唐书》，卷650 第3—页。
② 也称“二李党争”，因李宗闵和李德裕而得名。
① 例如李家和牛家便是如此。《旧唐书》，卷137 第3769 页。
② 《册府元龟》，卷337 第21 页。
试结果。翰林学士元稹、李绅（846 年死）和李德裕也参与了抗议活动，因
为他们每个人都各有具体原因不满于考试的结果。穆宗不能漠然置之。他叫
白居易和另外一位朝臣重新主持了一次考试。这一次除了一个人以外，凡上
次中举的士子都落了第，因而使原来的试官都丢了面子。
可是事实上，821 年的进士科举考试并不是特别有弊的和特别受到外界
影响的，也许只是在考试结果的人数上被抓住了把柄。我们应该记住，科举
在唐代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它那时没有明、清时代为科举考试订下的那些
客观标准。大体上说来，一个士子的是否中式既要看他写答卷时的临场表现，
也要看他能投合试官的脾胃的程度。例如，士子通常要在考试前把“温卷”
送给主考官，以显示他的文学才能。试官们是不能不考虑这种自我宣传方式
的，因为试官们主持考试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要录取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这些
人不仅有着光辉的前程，而且将来还可能指靠他们政治上的支持。当然还应
该假定，享有知贡举这种殊荣的官员对公然滥用对他们的信任会感到内心有
愧。事实上，这种非正式的控制方法效果也不错。但是尽管有相反的正义凛
然的辞藻，考生的家族和其他社会关系决不能等闲视之。在这一次考试中，
段文昌和李绅对考官的循私情的抱怨特别显得诡诈不实，因为他们每个人事
先都曾经把自己欣赏的士子的优点向考官作过嘱托。①
821 年的年轻应试士子只不过是些小卒而已。局外人把这次考试变成了
一场政治事件。他们人人都在宦途半路的节骨眼上。他们或者曾经暂时掌过
权而又希望再次掌权，或者正在即将初试身手的时候。我们知道，唐代的长
长的官场阶梯上有两大杠杠：一条杠杠在六品到五品之间；一条在四品到三
品之间。那些跨过了第一道杠杠的人，即那些从沉沦的下僚而能跻身于大约
两千个四、五品官员行列的人，可能要为自己获得受人大大尊崇的胜利而暗
自庆幸。他们可以进入首都社交界，能够获准参加某些朝觐，可以享有特殊
的财政和消费特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指定一个儿子获取荫庇入仕之
权。不过在这同时，许多四、五级官职还是主要地负责日常事务。那些想在
唐朝政府中掌大权的人有两种办法能达到目的：如上所述，他们要么能在皇
帝左右找个很特殊的职务，如翰林学士或盐铁使，而在任期内试一试运气；
要么他们能在正式职官中爬到三品或三品以上的位极人臣的地位。这些煊赫
的官职包括那些行使宰相职务的位置，它们为数当然更要少得多。那些怀有
“望相”野心的人都凶相毕露。对于这些有希望做宰相的人来说，他们既要
引人注目，也要力挫可能的对手。对821 年考试的控诉便是要达到这些目的。
很难想象一位像宪宗那样意志坚强的皇帝会容许考试中发生这样的政治
舞弊事件，或者说，他也不会容许朝臣们就此事搞一场政治混战。正如许多
学者指出过的，一个正人君子不应该和别人有以私利为动机的交往，这在传
统的中国是奉为圭臬的。这种思想在先秦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后来它便概括
为不能以任何政治结盟来破坏主宰一切关系的君臣关系。中国的政治理论通
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
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
到损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英明有为之君都不厌其烦地尽量消除他们朝廷中
的朋党污垢，这既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是为了后世史家能对他
① 《册府元龟》，卷337 第21 页；《资治通鉴》，卷241 第7790—791 页。
做出积极的评价。①不言而喻，官员们没有停止过搞他们的政治结盟，也没有
停止过互相倾轧，尽管经常向他们描述无争斗的理想之治是他们应树为典范
的政治。强有力的皇帝能取得的真正成就是要指出，坚持公开的朋党活动是
很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把自己的关系网或影响范围泄漏于人，这
是愚不可及的，甚至在竞相向上爬时充分使用了这些手段也很蠢。如果要夸
耀它们，这就更是灾难性的了，因为朋党活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虑。常有
些官员想玩弄反朋党的花招为自己谋利，但这也要冒风险。“党”这个字表
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受贬谪。
在9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几位庸懦皇帝的时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穆宗和他的两个儿子敬宗及文宗都不善于震慑首都的官员。这些皇帝大权旁
落，表明他们不能像宪宗和德宗那样无数次地摧毁朋党活动，换句话说，他
们既不能阻止宪宗以后朝廷上层的争权斗争趋于表面化，也不能阻止它变得
越来越狠毒。而且，朋党之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它积重难返，是这些皇帝
所压制不下去的。曾有一次想在朋党之争按照它自身规律发展下去之前终止
它的决定性尝试———即835 年的所谓甘露之变，但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
这次事变以彻底失败告终。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
宗（846—859 年在位）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9 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
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
使牛李党争异常激化而且后来闹得声名狼藉的另一原因，是宦官参与了
朋党政治。宦官权力的日益增大和为他们特设了许多禁脔似的官署，总的说
来，这在8 世纪下半叶很受士大夫们的反对。但是，自从二王集团在805 年
想制服宦官的计划失败以后，胆小怕事的官僚们都得承认，不管你喜欢不喜
欢，宦官已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的确，终宪宗之朝有一些不大随和的正
统官僚总是持大家熟知的教条主义嘲骂态度，而且我们知道这曾引起他们和
皇帝之间越来越多的摩擦。但是，他们也在幕后进行和解。例如，官员们无
疑都痛恨吐突承璀，但他们也还得在一些实际事务上要和吐突承璀及其他重
要宦官携手合作。与此同时，宦官们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的了；宦官集团的瓦
解过程几乎随他们的每一次得手而出现，因为随着进入9 世纪以后他们取得
更多的权力，他们内部也出现了更多的争夺目标。随着宦官“家族”日益繁
衍，他们内部的政治也变得十分复杂。宦官与官僚的接触倍蓰增加。宫廷阴
谋的参加者超越了内廷和外廷之间的界线，尽量寻求各方所能找到的最强大
的同盟者。820 年以后在没有了宪宗这位形象高大的皇帝的情况下，没有人
能够阻止他们自由而公开地拉帮结伙了。以后，到了9 世纪20 年代中叶，宦
官们与唐王朝的最高政界融为一体，整个朝廷变成了朋党斗争的竞技场。从
那时起直到唐王朝的灭亡时为止，任何政治人物（朋党的参加者或非参加者
都如此），如果不同宦官之间有广泛的接触，就休想有效地处理政府事务。
互相斗争着的人们花了几年时间才结成两大壁垒分明的阵营。总的说
来，牛党在穆宗时期比李党更得势，吸收了更多的同盟者和部属，居相位和
当翰林（这是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的机会也多。我们将在这里考察一
下这个异常复杂的过程的一个阶段，并把它作为例子来了解朋党政治怎样在
最高阶层一般地进行的情况。
① 见戴维·尼维森：《和珅和他的指控者们：十八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载尼维
森和芮沃寿编；
《行动中的儒教》（斯坦福，1959 年），第220—32 页。
在9 世纪20 年代初期，牛党主要由李逢吉（758—835 年）领导，而不
是直接由牛僧孺领导。李逢吉是唐皇族的旁支，于9 世纪初年在唐政府的外
交工作方面有广泛的经验。如上所述，宪宗在816 年任命他为宰相。可是，
他马上在如何进行淮西战争的问题上而与首辅宰相裴度发生冲突。他和裴度
的分歧闹得很大，致使宪宗免了他的职务。这种长年积累的嫌隙在穆宗时代
趋于表面化。因为穆宗需要军事上有经验的官员处理河北问题，裴度在9 世
纪20 年代又时来运转，而他现时的势不两立的敌人李逢吉的前途却相应地暗
淡下来。可是在这关键时刻，李逢吉从政治上说变成了另一起个人斗争的受
益者——这是新皇登基后政治行动加剧造成出乎意料后果的一个例子。诗人
元稹像李逢吉一样憎恨裴度。元稹在9 世纪20 年代做翰林学士时备受穆宗赏
识。可是在821 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他竟然愚蠢地卷进一个计划，试图削弱
裴度在东北战役中有效的军事职权。次年，他们的争吵形势大变，令人生厌；
裴度指控元稹想方设法要刺杀他。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但元稹和裴度都随随
便便地被降了职。李逢吉因而因缘时会，在822 年升任宰相职务。李逢吉进
而使用他的权势提拔他在御史台的朋友牛僧孺当他的下手。形势这样发展的
结果阻塞了李德裕入相的希望，因为这时他和牛僧孺的关系已经糟糕透了。
李德裕在823 年秋出任浙西节度使，滞留京师以外约七年之久。823 年和824
年，李逢吉邀得穆宗和权宦王守澄的欢心，在以后几年中稳扎稳打，制胜了
裴度和李德裕的党羽。结果，我们今天所称的牛党大权在握。
表9 9 世纪朋党双方的高级领导
牛党
牛僧孺（847 年死）
李宗闵（846 年死）
李逢吉（758—835 年）
李党
李德裕（787—850 年）
裴度（765—839 年）
李绅（846 年死）
要把这种朋党混战的所有细节一一复述出来当然是枯燥无味的，主要是
因为20 年中的人物和事件像万花筒那样叫人眼花缭乱。另外，作为我们主要
史料的唐代史书中的传记对于这些问题的记述又是矛盾百出。许多人物的命
运很难追踪到底，有时人们并不能肯定某人究竟属于哪一党，如果他参加牛
党或李党的话。可是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李逢吉所使用的手法颇具代表性，
双方领袖们都无不这样做，虽然李逢吉的活动在偏袒李德裕的史料中被大加
挞伐。①特别是没有理由接受现代历史学家岑仲勉的看法，他认为李德裕没有
搞朋党，其意是说，李德裕是受邪恶的对手围攻打击的正人君子。①不能想象，
作为精明强悍的政治人物的李德裕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史书上牛党的名声之所以备受抨击，一个原因是他们是在浪荡的少年
天子敬宗（824—827 年在位）手下掌权的。虽然人们总是倾向于怀疑正史中
对某几位唐代皇帝的评价，但对于敬宗却无人想给他鸣冤叫屈。很明显，敬
① 特别可看《旧唐书》，卷174。
①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 1957 年），第397—23 页。
宗只不过是一个无责任心的青少年，对国务活动不感兴趣。②虽然他必须受制
于拥立他为帝的宦官，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在满足他们更加荒淫无耻
的生活方面却超过了前几位皇帝。长安此时的宦官有四五千人，敬宗以宫中
内库钱财滥施赏赐。如果我们相信流传下来的奇闻轶事，宫廷生活便是秽德
彰闻。而国内的骚乱据说超过从前任何时候，甚至超过德宗晚年的时候。有
一个著名事件涉及近畿的一个县令；他只是想阻止宦官暴徒一时的暴行而被
痛打和羞辱。治安保卫工作越来越松弛。在824 年年中，长安爆发了一次武
装叛乱，为首的是一个河渠工和一个算命术士，他们领着约一百个普通工人
作乱。③这帮乌合之众竟然能够斩关夺门并直达御座。敬宗险遭擒获，后来是
神策军扑灭了这一小股叛乱，但是守卫内廷的宦官侍卫为他们的重大失职只
被从轻发落了事。任左神策军中尉的宦官实际上却以英勇御敌的名义受厚
赏，这一奇怪的事件显然被草草地掩盖了过去。不久，甚至宰相牛僧孺也对
这位心粗气浮的少年天子有了戒心。他要求去长江中游做节度使，以易地避
难。当最后高级宦官们受够了敬宗之苦的时候，他们命令走卒们在他醉醺醺
地夜游时刺杀了他。
继敬宗之后登基的是他的异母弟、17 岁的文宗（827—840 年在位）。文
宗的即位是第二次破坏了唐皇室父死子继这一严格原则的事例（不算武后那
一次）；不出我们所料，文宗的上台是宦官干预的结果。①以王守澄为首的一
个宦官集团战胜了两个可能的对手才得以拥戴他为君。其中一个对手是敬宗
的幼子，他显然不能进行统治，而立摄政的问题始终未予讨论。另一个对手
是敬宗的叔叔江王李涵，但支持他的宦官们力量太弱，不能压倒有牢固势力
的王守澄。
在缺乏皇帝的领导达七年之久以后，许多官员抱有一线希望，以为文宗
会遵照皇帝的崇高理想进行统治。事实上，他也的确不像他的父亲和异母兄
那样，新皇帝对于读书、学习和其他肃静的爱好很专心。他即位之初就把许
多宫女遣送回家，并绌奢崇俭，恢复了每日听朝——这些都是其曾祖父德宗
在半个世纪以前所定下的勤俭治国原则。②但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曾经支持
精明的德宗的人民的理解，文宗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文宗听到的忠告是不少
的，而且或许多到太滥。他很容易听信刚刚谈过话的人，并且在变化着的政
治热情中表现出来。他在位期间交相使用李党和牛党，每二三年换一次班。
827 年李逢吉罢相，由裴度接替他掌权。830 年裴度被罢官，李宗闵和牛僧孺
上台。832 年后期，牛僧孺失宠了，李德裕第一次拜相。③
在每一次大换班的时候，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一个集团的领袖上台，又
有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另一集团的领袖而下台。另外，有一点十分重要，即
当人们因自己一党失势而被降级时，他们通常都不受到真正的惩治，例如被
贬逐到南方远地。反之，宪宗的办法是任罢职宰相中的重要人物为节度使，
任不重要的人物为刺史或刺史以下之官；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9 世纪的20
年代和30 年代。节度使的任命越来越成为扩大长安政治生活的方式。顺便说
② 可是应该注意，李逢吉和裴度两人都曾请求立他为太子。《册府元龟》，卷242 第782
2—82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3 第7836—837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4 第7851—852 页；《旧唐书》，卷17 上第522—23 页。
② 参照《旧唐书》，卷17 上第523—24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3 第7851 页；卷244 第7866、7869、7871—872、7880—882 页。

一句，有些节度使职位受人珍视，因为它们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乘机大发
其财。最著名的例子或许莫如淮南节度使之职，它往往还兼一个盐铁转运使
职务，从而使这名官员能对富庶城市扬州周围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宦
官们深深地卷入政治交易中去，他们继续不断地安排方镇上的具体任命，以
索取大量贿赂。这一切便是安排丧失了权力的人的一种制度。至少朋党斗争
中较冷静的一些人认为祸福无常，也知道如果对下台敌手过于刻薄也会带回
更惨痛的报应。
人们也许抱着极大的兴趣想知道这时期朋党的规模有多大。可是，要找
到答案，得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严格地说，我们只限于把几位最高级政治人
物泾渭分明地划入这个或那个集团。日本的现代学者砺波护在考察牛李党争
的细节和大旨时进行了肯定是最细致的研究，他编了一个63 名有朋党活动的
人的名单，其中牛党有41 人，李党有22 人。①甚至在这样精心编制的名单内，
人们也可以认为，对某几个人被列入朋党和被划出朋党的标准是可以加以推
敲的。关于政府中最高层官员的婚姻关系和朋友关系方面，我们简直没有足
够的资料来回答它们的基本问题，更不用说等而下之的那些人了。按道理说，
一个人与其师长和僚友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忠顺情况应该是朋党赖以
组成的基础，但是除了极粗浅的一般概况外，我们不能详细论及这两个朋党
的结构问题，因为文献不足。
话虽如此，但是，他们的人数到底怎样估计呢？我们偶尔可以从史料中
发现一些线索。例如，我们知道在李逢吉的幕宾中有所谓“八关十六子”，
但是，关于那些名列朋党中的人的材料就模糊得很了。825 年，杨嗣复（和
李宗闵及牛僧孺同榜进士及第，在9 世纪30 年代末期做过牛党宰相）录取了
约68 名士子，他们之中好多人后来做了官，但是除此之外就无更多关于他们
的材料了，甚至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同情牛党。833 年李德裕声称，1/3
的朝臣都加入了朋党；这个数字似乎言之成理，但同时它又是从根本上易滋
争议的估计。所以，我们不大可能从正史史料中获得关于从事朋党活动的总
人数的更精确的概念。
砺波护也引起了人们注意另一个虽无法计量却也是重要的问题，就是重
要政治人物去方镇出差时通过辟召方式罗致幕宾的问题。①不受京师官僚制度
监督和规章制度所约束的私人征召办法，其源可上溯至中国三国南北朝大分
裂时期的制度史，因为那时广大的私人追随者通常都投靠富户豪门。唐代初
年在创建大一统帝国中曾对此加以管束，但在安禄山之乱后引起的地方分权
时势下，辟召办法又很经常地被恢复使用。它对发展河北诸方镇的独立的官
僚体系和扩大财政专家队伍都是十分重要的。一般的官僚们用这种办法组建
班子以处理他们的日常案牍工作，而所雇用的多是年轻有才的及第士子，以
免他们在长安花多年时间去候差。大的方镇衙门有时很像具体而微的朝廷，
在那里往往可以看到节度使的许多本族人、地方权贵的亲友和其他等候差事
的食客。这些人非正式地被称为“门生故吏”；这是对中国大分裂时期社会
现象的恰当的引喻。砺波护认为，由于这类门生故吏越来越多地依附上层朋
党成员，所以朝廷中朋党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此外他还认为，朋党结盟的
① 砺波护：《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载《东洋史研究》，21.3（196
2 年），第1—6
页。
① 砺波护：《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第10—5 页。
影响是向下层发展的，像金字塔那样，老门生故吏开始组建自己的门生故吏
队伍。
他的这一席话当然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许多疑问，例如朋党的下级成
员再吸收自己的大批党羽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否有调整朋党关系的自
由；交换信息的可能究竟如何，如此等等。有些朝廷大臣勉强地算是属于某
一个朋党，但在风吹草动之时又采取骑墙态度，从上面这样的例子来看，我
们是有充分理由怀疑那些小人物的忠诚的。此外，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为什
么大规模的朋党问题的后果在史料中不能写得更清楚些。如果真有成群的官
员和胥吏在短时期内来去匆匆，长安应该是群情哗然，沸沸扬扬的了。那样
规模的骚动至少应该同广泛的人员转变有互相的关联，或者应该同异乎寻常
的变动率联系在一起。我们现有的关于那时官僚政制的唯一一本材料集是严
耕望所编制的尚书省最高官员姓名表，①它的容量大，有利于考核检查。利用
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当朋党活动处于它的高峰时期，尚书省官员中的改弦更
张者和动摇分子在这些年中并非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830 年可能是唯一
的例外，这时期进尚书省和出尚书省的事远远不如安禄山之乱和顺宗年代那
种动乱时期的情况引人注目。虽然这些官职并不一定代表京师整个官场的情
况，但就我们目前的认识程度来说，我们应该怀疑是否存在依附于牛李党争
主角的巨大的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
历史上曾经有人作过尝试，想找出分裂成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最有希
望的尝试是把李德裕对李宗闵和牛僧孺的敌意追溯到808 年举行的一次较早
的考试。②这次较早的考试不是试进士科，而是皇帝命令举行的高级职称考
试，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考生牛僧孺、李宗闵和
另一青年人皇甫湜（约777 年生）在对皇帝的策问中有些略超常见的答案，
他们指陈了他们所认为的当前政治中真正弊端之所在。他们的文章最初虽然
被试官所识拔，但后来又被认为调子过于激切。据认为，这三个人是采用了
这种办法来非难宰相李吉甫的政策和人品。他们对李吉甫的攻击使得13 年以
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对他们以牙还牙地施行报复。
皇浦湜808 年写的这篇文章是仅存的一篇答卷，它引起了特殊的学术兴
趣。①它盛陈音调铿锵的辞藻，同时备述君德之必要和关于郅治的忠言，但它
不时归结到具体的事务。它的整个调子都在儒家传统范围内，要求皇帝克制
和谨慎。皇甫湜力劝宪宗不要陷入当时成为时尚的琐屑改革之中，而要使国
家自然地繁荣起来，其方法是有奖有惩，奖惩得宜，而且要勤求贤德君子为
朝廷大臣。虽然这篇文章的名声在于它尖锐地攻击了李吉甫，但它既不是教
条主义的，也不是纯以个人好恶来发议论的。它的许多哲学背景，包括取材
于《荀子》的内容；它所含蓄地提到的政治问题，如无限制地发展的黩武主
义和出现于全国的经济困难等等，都是当时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另外，皇浦
湜也没有点名批评别人，据认为他的某些不甚隐晦的词句是指向宦官的，而
宦官乃是这种文章最常用的靶子。不幸的是，现在已不可能弄清楚其他两篇
文章的内容了。
①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
②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90 页；《登科记考》，卷17 第11—2 页。
① 《文苑英华》，卷489 第8—7 页；皇浦湜：《皇浦持正文集》，卷3；《唐大诏令集》
，卷106 第545
页；《登科记考》，卷17 第14—2 页。
由于这份答卷是所谓的牛党同伙留下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极少数
文章中的一篇，它便被看做是整个该党共同的观点。事实上，它的用处是有
限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皇浦湜本人后来消失于舞台，而且在9 世纪的
20 年代和30 年代从未参加政治活动。如果我们认为皇甫湜反对主张实干的
和务实的宰相跟同样主张实干的和采取改革态度的皇帝之间的合作这一点是
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文章是呼吁官员们应采取更慎重、整个
说来更合乎道德原则的态度。但是，它并未告诉我们李吉甫有什么观点，而
且正像现代学者冯承基所指出的那样，皇甫湜的文章写完以后所出现的一些
混乱事件，使人不能不怀疑李吉甫就是它要打的靶子。①最重要的是，皇甫湜
的试卷没有什么预言性价值；文中所指的具体现象不可能反映到以后几十年
的炽烈政治斗争中去。它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气质风格，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
分歧。
几位最重要的朋党领袖所写的更耐人寻思的论文（特别是李德裕、李宗
闵和牛僧孺的论文），也引起了同样的解释上的问题。②根据我们当前对唐代
思想史的了解，它们发表了一系列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从文章的题目和对
题目发挥的观点看），远远多于其发表的政治哲学上一贯的歧见。这些论文
多半对于任何深远地促进社会进步的前景表示悲观，认为在混乱之际不能有
所作为；但是，文人学者不能简单地规避责任而不去选择拯救社会之道。因
此，这些论文从古代摘取了一些嘉言懿行——其中有些是合适的，有些不可
尽信；它们还把传统观念（如“私”字）加以牵强附会，以期与眼前问题联
系起来。③论文的作者们在朋党倾轧不已和政治安全无保障的时候提出了值得
思考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哲学和政治的组合加以任何联系，也没有说
明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成李党或牛党。
学者们推究两党之间对于实际政治问题的歧异，一般都集中在宪宗时代
的战争问题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张对割据一方的方镇采取坚定立场，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主张用兵。反之，李绛则反对812 年迫使魏博镇就范的办
法，而且魏博确实不久自动听命于朝廷了。这两位宰相在812 至814 年之间
的冲突有着一切传统对抗的因素，引起后世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这个有限
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但是，我们
为什么要把9 世纪第一个十年代这两个人的争论和十多年以后的牛李党争等
同起来呢？有什么理由把李绛甚至称为牛党的一个精神追随者呢？就我们所
知，他从未直接攻击过李德裕，也从未在9 世纪20 年代积极参与过牛党的事
务。事实上，他受到过穆宗和敬宗时代牛党宰相李逢吉的严厉批评。至于说
到和战之别，为什么要忽视牛党的成员也被卷进9 世纪的各种军事问题中去
呢？（例如李逢吉就曾主张对822 年的宣武镇叛乱用兵！）或许人们会说，
牛党诸宰相对方镇敌手的态度要更慎重一些，但是，把他们看成和平主义者
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只是因为裴度和李德裕都是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便
把他们当做始终如一的和不顾一切的武力论者，那就只会越说越乱。何况大
多数同方镇交锋的真正重大的军事冲突，在9 世纪20 年代中叶朋党斗争开始
加剧时已经发生了。对于9 世纪20 年代后期和30 年代的那些小兵变如何定
① 冯承基：《牛李党争始因质疑》，载《文史哲学报》，8（1958 年），第135—46 页。

② 例如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外集）》，载《全唐文》，卷708—10。
③ 《全唐文》，卷682 第10—2 页。
罪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很难想象它们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那么深的影
响。或许这时期长安的政治人物都对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感兴趣。在这
个他们共同关心的大前提下，对具体的军事和防务政策的意见的倾向性是很
难加以评价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事后在历史记述中因加入了专门的辩护
和伪造的材料而造成歪曲的可能性。①
近年来学者们对牛李党争提出了社会学的解说；它是以中国历史学家陈
寅恪的著作为基础的。①陈寅恪很注意分析唐代统治精英集团的社会背景的变
化，特别是旧贵族的没落和无门阀的新兴官僚相应的兴起，这样就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考试制度的作用上，认为它是实现社会晋升的手段。按照这一社会
学的解说，牛党的权力以通过科举入仕为基础，而李党则是世家大族的堡垒，
用世袭的荫庇方式取得做官资格。有许多表面上的理由使这个假说很有吸引
力。牛党最著名的领袖牛僧孺和李宗闵都是进士出身，他们的联系要强固一
些，因为他们都是“同年”；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及其许多同僚维护科举制
度在感情上是利害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宰相之子和天潢贵胄的李德裕并
非进士；他嘲笑科举鼓励士子们做官样文章，哗众取宠，不务实际；而且他
在833 年第一次任宰相时就暂时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可是，在这里我们
又碰到一个以片言只语为根据的假设，它们只考虑到几个重要朋党参加者的
观点，而却推而广之使之代表整个朋党的共同利害。第10 表概括了砺波护的
研究成果，它的结论表明，按照表中开列出来的情况看，两个朋党甚至在科
甲人数和巨室后裔人数上都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方泾渭分明地有所
谓拥科举的一方和反科举的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无论如何，人们已严重
地怀疑所谓大量下层人民通过科举获致大权，也同样怀疑用科举和荫庇作为
社会出身标志的正确性。②实际上，在唐代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可
能断定某个人的背景，即说不清他的籍贯、直系家庭的财产状况、他在家族
内部的地位以及婚姻关系等。不能说中举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而利用荫庇
的人就一定是来自名门和大族。
表10 9 世纪中叶政治朋党中可考成员数字一览表牛党共41 人
（甲）郡望出身者：20 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7 人
2.仅中进士举者：12 人
3.荫庇除官者：1 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5 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2 人
2.仅中进士举者：2 人
3.胥吏：1 人
（丙）出身不详者：16 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3 人
2.仅中进士举者：7 人
① 例如可看831 年的维州事件；《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8、7880—881 页；又见《李
文饶文集》，卷
4 第6—页。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1956 年再版），第2 编。
② 取得功名和利用荫庇特权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请看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
：从敦煌发掘的
新证据》，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版）。
3.入仕方式不详者：6 人
李党共22 人
（甲）郡望子孙：12 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4 人
2.仅中进士举者：5 人
3.荫庇除官者：2 人
4.仅中制科举者：1 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7 人
1.中进士举者：4 人
2.武人出身者：1 人
3.入仕方式不详者：2 人
（丙）出身不详者：3 人
1.中进士举者：3 人
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朋党成员的具体情况，还不允许我们做出社会或经济状况
的分析。实际上，朋党领袖们有许多类似的特性、经验和目标，这充分证明
最高层的斗争主要是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以辟召的方式选用官员肯定可以
使某些下层人物脱颖而出，但是，如果要在诸朋党的上层之间作出前后一贯
的社会学的区分，证据就远远不够了。
835 年的甘露之变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王叔文及其一伙在805 年想改变唐王朝政治轨道时
发生的事情。9 世纪30 年代也发生了一件最有兴趣和有同样悲惨后果的事
件。这一次事件是由文宗皇帝发起的。事实上，他曾两次想打击宦官和朋党：
第一次是在830—831 年，它得到了一位宰相的帮助；第二次在835 年，它利
用了搞甘露事件的一些密谋者。
那些废黜敬宗皇帝的宦官甚至当他们还想继续控制敬宗的继任人时一定
懂得，政府仍需要一位至少是能力极低的皇帝。可是，如果他们以为文宗不
够精明，不足以危害他们，那他们就打错了算盘。除了少数例外，①这时期反
对宦官的舆论的声浪已经减弱，因为他们权势太大，同时也很清楚，文宗自
己也正在为他统治时期的缺点而大为苦恼。据说，他特别恼怒自己无能力控
制宦官王守澄和给穆宗治病的医生，即出入宫禁的常客郑注（835 年死）。
在皇帝看来，这些内廷显贵都是政治腐败的象征。830 年，文宗开始秘密地
与宋申锡（833 年死）讨论此事；宋申锡此时是翰林学士，既不附牛党，也
不属李党，因而是皇帝可以信赖的少数官员之一。他们两人决定从政治上裁
抑宦官。
宋申锡被擢升为宰相并开始拟订计划，但所进行之事竟以某种方式泄漏
给宦官了。①他们马上转入反攻，声称已获得表明宋申锡实际想废文宗而立其
爱弟漳王的证据。在这关键时刻文宗动摇了，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他得不到
可信赖的忠告，又害怕自己有生命之虞。他下令勘讯宋申锡，另外，宦官们
① 《资治通鉴》，卷243 第7856—858 页。
① 《旧唐书》，卷167 第4370 页；《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1—872、7875—877 页。

从他的亲友中搜捕到许多可疑的人。牛党的宰相除了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外，并无一人仗义执言出来救他一命，只有几位中级官员冒着极大危险劝说
文宗把审讯从内廷移往外廷——换言之，使宦官不能控制。宋申锡被宣判有
罪，但幸免一死；他大约于次年卒于贬谪之所。
文宗除了对宋申锡事件感到震惊以外，他还对朋党领袖的行为感到灰心
失望。他不时听到和看到不体面的损人利己的话语和小动作。他继续在两党
之间举棋不定。831 年为一次不大的边境事件召开的廷议中出现了政见的公
开交锋，此后文宗便免了牛僧孺的相位，而第一次把李德裕提升为宰相。但
是， 833 至834 年的李德裕的执政期也和以前宰相的执政期一样，充满着斗
争。除了上述这些麻烦之外，这位年轻的皇帝又在那一年犯了病，如果我们
相信这一次病与顺宗的病历有着非常奇特的巧合的话，他也是害了暂时口不
能言的病。可是，由于郑注的护理，文宗的身体状况挨过冬天后稍有好转。
在大约此后的一年中，他默默地考虑着国家的政局，几乎像一个旁观者那样
注视着事态。李德裕下去了，李宗闵重新上了台。他在834 年抱怨道：“去
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②到了这时，文宗似乎已在后悔他在宋申锡事件
中的失误，同时他也认识到，朋党和宦官专权必须同时予以击败，否则将一
事无成。因此，尽管风险很大，他又搞了另外一次阴谋，其高潮是835 年以
失败告终的甘露之变。
很明显，建立任何第三种势力需要的是既不受朝中朋党也不受其各自宦
官盟友控制的人物。可是，这一次皇帝与之密谋的人不是像宋申锡那样以刚
直方正而引人注目的官员，却是两位宫廷政治老手，即御医郑注和新任翰林
学士李训（823 年登进士科，835 年死）。郑注虽然是王守澄的朋友，却与其
他许多宦官形同水火。833 年甚至有一个神策军将军曾想害他的性命。李训
是原来牛党宰相李逢吉的本族子弟，但他在9 世纪20 年代的贬逐时期对牛党
的政治丧失了热情。这两个密谋者自然都有野心，但却不是像他们的敌手后
来所指控的那种坏蛋；郑注的医术很受人称道，而李训则是一位对经典古籍
有一定造诣的学者。要打破朝政中历时15 年的朋党之争，而代之以郑注和李
训的单一的新政制，这对文宗来说似乎并不理想，但因为这两人胆大而有谋
略，所以皇帝认为至少有改变一下政局的可能性。
精心地利用了牛李两党关键领袖人物的嫌隙之后，郑注和李训被皇帝在
职官制度内予以升擢，接管了原来被两朋党宰相所执掌的权力。我们在上面
看到，王叔文集团在805 年预先策划的政变中因忽视了军队的作用而犯了一
个严重的错误。相反地，经过精心策划之后，郑注做了长安以西的凤翔节度
使，他从他所统率的军队中暗中调集了禁军突击部队。李训那时在做宰相，
他得到了京师许多官员的帮助，这些人被准许有自己的警卫队听候调遣。他
们的基本想法是引诱宦官脱离神策军的庇护，然后一举聚歼；这个战法一直
严格保密到最后一分钟。
郑注和李训夺取了他们原来的庇护人王守澄的权，接着投之于狱，最后
处死于狱中。为了做这件事，他们暂时与王守澄的宦官对手仇士良（781—843
年）结成了联盟。可是，甚至在处死王守澄时，李训和郑注就在计划收紧包
围仇士良的网。835 年12 月末某日早起的时候，宫内大臣通过事先的安排，
② 《资治通鉴》，卷245 第7899 页。
奏称“甘露”（天降的祥瑞）于前一夜降于外廷的石榴树上。①文宗完全知道
已为宦官设下了伏兵，他便遣仇士良和其他宦官到外边去察看这一奇异现
象。正当他们来到伏兵即将突起的后院时，一阵风吹起了李训兵士藏身的帐
篷的一角。兵器的当啷声惊动了宦官，他们大多数人都乘宫门关阻之前惊骇
地跑回了内廷。他们在里边强迫文宗返回李训和其他政府官员力量达不到的
后宫。仇士良和其他宦官马上召集令人震畏的神策军，它的各小分队便被派
往官员住宅区屠杀可疑的朝臣。仅在政府区一个地方，据说士兵们就杀了一
千多人，并毁坏了许多印信、档案和文卷。以后几个星期军队不仅逮捕了主
要的密谋者及其属吏，也滥捕他们的全部家族和其他许多完全无辜的人士。
他们大搞逼供信。三位宰相及其家属公开在长安西市被处决。宦官们允许血
洗，直到836 年初宣布宽赦和限制进一步审讯时为止。
宦官们随即着重考虑如何维护权力的现实问题，这意味着首先要对宫廷
的突发行动提高警惕，并且要在自己队伍内部查出密谋活动。他们还决定以
神策军仗卫宫内，但马上发觉不值得费此精力；如果把他们的部队置于这样
众目睽睽的地位，这只会激怒保守的舆论而不会有多少具体收获。②旧的銮仪
卫队（南衙卫）已不起作用，而且，如果再要发生危险，神策军就近在咫尺。
只要把宫禁卫队骨干所拥有的长矛短剑一概没收，仇士良和其他权势宦官就
能够达到更加安全的目的。
总的说来，骚乱平息以后，宦官们就想照老样子行使他们的权力，也就
是说要避开公众的视线。这部分地是因为有些节度使暗示要进行军事干预，
以阻遏赤裸裸的宦官专政。①而且还因为宦官也愿意与官僚阶层重建一种李训
和郑注上台以前曾经存在的工作关系。一个引人注意的不同之处是，朋党双
方的成员都同时做宰相，而在以前权力却走马灯似地在两个朋党之间来回倒
换。另外，朋党的次要成员实际上被任命为宰相，而那些知名领袖的地位的
恢复却很慢，他们从方镇上回长安要经过严密监督的步骤。这可能反映了宦
官在政府内廷的会议上有了更大的势力，影响当时官僚个人安全的状况同样
也反映了宦官们的这种势力。宦官说服文宗撤掉保护宰相的卫队（这是自815
年武元衡被刺以来就实行的办法），其目的无疑是要使宰相感到自己更易遭
受压力。如果个别官员的言行出格太远，宦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例如
宰相李石（784—845 年）在838 年就曾险遭不测。
甘露之变的失败似乎使文宗神情沮丧。836 年宦官的意图变得一清二楚
之后，他对政务越来越没有兴趣了。他无精打采，凄凉惨淡，厌于廷议对问，
甚至再也没有兴味谈诗了，他饮醇酒求醉，并且悔恨过去的错误，他开始盘
算他在历史上的地位。839 年他要求观看《起居注》，以了解对他的写法，
但却被编纂的官员谢绝。这表明，他担心被写成了历史上遗臭万年的皇帝。②
他在喝醉时曾对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赐酒并呜咽地说，古代最不堪的君主只
受制于诸侯，而他本人却糟糕得多，竟会受制于家奴，即宦官。这一年他旧
① 《资治通鉴》，卷245 第7910—922 页。又见横山裕男：《唐代的官僚制和宦官——中
世纪近侍政治的
结束序说》，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和文化
》（东京， 1970
年），第417—42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5 第7923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5 第7923—924 页；《旧唐书》，卷161 第4232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6 第7940—941 页。
病复发，840 年初去世，时年30 岁。
皇位继承问题的危机随着文宗身体状况的恶化而发展，这是晚唐历史中
继承问题比较复杂的一次。原来的太子，即文宗唯一有资格继承的儿子，在
838 年被杀死。太子之死的情状疑莫能明，但文宗显然同意处死他，因为文
宗越来越不宠幸太子之母，又被太子的年轻浮躁所触怒。①在他死后的一段时
间里，敬宗的一个冲幼的儿子当了太子，但由于他的年岁和有病的体质使局
势很不稳定。另外两个皇位候选人出现在宫内，他们都是文宗的幼弟。安王
溶是后宫中有权势的杨贤妃之子，他得到母党族人、又是牛党宰相的杨嗣复
及一些宦官的支持。另一可能的帝位继承者为颍王，他是神策军中尉等人拥
立的对象，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文宗本人对这最后的选择竟无能为力，因
为他一贯不能在这样重大的事件上下决断；总之，到了839 年，他耗费了大
部分时间来哀痛他儿子之死。中尉仇士良及其盟友能够假传圣旨立颍王为摄
政王。文宗死后颍王即位，他是穆宗的得以君临唐帝国的第三个儿子。获胜
的宦官集团立即设法处死了另外两位王子、杨贤妃以及他们在宫禁中的支持
者。②
武宗朝（840—846 年的李德裕）
武宗即位以后，政治报复行为从内廷蔓延及于外廷。最初的打击目标是
牛党的宰相杨嗣复和李珏（785—853 年）；这两人是在文宗时代的末年爬上
最高官位的。仇士良既要罢他们的官，又要他们的脑袋，因为他们支持过武
宗的弟弟和对手。武宗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也可能让人们处他们以死刑，若
不是最不可能为他们辩护的李德裕出头干预的话。李德裕在840 年末被任命
为宰相，他不顾朋党的利益，激切地为他的政治对手们的性命请命，不是一
次，而是三次向皇帝迫切陈词，并且动员朝廷的舆论来支持他的行动。最后
武宗咆哮着向李德裕说道：“特为卿等释之！”③很少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李
德裕在这位反复无常的天子面前所享有的如此特殊的恩宠以及他如此善于发
挥宰相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时五十几岁的李德裕，已为获得这样的机会准备了
一辈子。他的传记和诔词异乎寻常地谈到了他的抱负、克制和干劲。但是，
除了他个人的奉献和自力更生精神以外，他还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
善于找出和利用每一个可能推进他的事业的关节。自然，他是宪宗时代的贵
官和宰相李吉甫之子，从一开始就沾了很大的光，但在他的公务生活中再没
有什么偶然机遇之赐了。在9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代，李德裕在方镇中入幕，
度过了他早年的大部分生涯，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他著名的父亲而涉循私之
嫌。可是，他在方镇任职时期小心翼翼地巴结了一名宦官，据说给了这个宦
官以巨贿，使之能关照他的利益。在这个宦官回到长安以后，李德裕被穆宗
召为翰林学士，这不是一个年轻人能凭偶然机会得到的职位。
李德裕在翰林院中结好于李绅和元稹，像前面已讲过的那样，他卷进了
日益扩展的朋党活动之中。在这个时期内，李德裕在实际协调他们那一派的
① 《资治通鉴》，卷246 第7935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6 第7943—946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6 第7949—951 页。
政治方略时究竟做到什么程度，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9 世纪的20
年代和30 年代，他离开长安比在京师做官的时间多得多。他两次任浙西节度
使，在长江下游的那个方镇几乎长达八年之久；他又在西川供职三年，在这
里获得了对外事务方面的经验。他在9 世纪30 年代初期文宗时代确曾做过短
时期的宰相，但甘露之变的密谋者编造一个情节把他也株连在一个莫须有的
叛逆罪名中，此后他便被贬为湖南南部的一个刺史。可是，他没有被贬逐多
久。甘露阴谋失败以后，他又被任命为节度使。通过他与另一名宦官——仇
士良的下属——的友谊，李德裕最后在840 年被召回长安，在新皇帝下面当
了宰相。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武宗于846 年春去世时止，李德裕是唐王朝京
师里主宰一切的政治人物。
李德裕作为宰相的政治作风肯定地是赞成儒家的理论和实践中主张搞极
权主义的一派。他钦佩管子和西汉的一些强有力的宰相。他继承他的意志坚
强和说干就干的父亲的品性以及他在几个方镇任内拥有的长期行政经验，使
他自然而然地能够把一个负责的宰相之治运用到高级行政中来。他的作用受
到皇帝的嘉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同于代宗后期元载的强人统治。它
也大大不同于唐代的制度，因为按照唐代的规矩，国家大事都要由几位理论
上权力相等的宰相在皇帝面前展开辩论，宰相们在文宗晚年出于派性而争吵
不休。①与此相反，李德裕现在被赋予实际权力，能为政府做出几乎所有的重
大决定。据我们所知，他的方法是先搞一个最小规模的磋商，再彻底检讨有
关的讯息和情报，然后独自退往后花园拟定计划。这种方法特别不寻常，因
此值得他的同时代人予以评论。通过他留下的大量政事文书来看，我们知道
李德裕之享有一位极端干练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不光是同情他的历史学家描
写的结果。他善于掌握细节；会斟酌别人的长处和短处而量才加以使用；能
够协调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并且向皇帝提交设想复杂的建议：这些才能都不
时地反映在他的奏疏和代拟的制诰之中。在这些方面他足以与陆贽相匹，而
在实际工作方面又或过之。主要由于李德裕的努力，唐政府才能够顶住9 世
纪40 年代之初经常发生的外国可能的入侵、方镇的叛乱和国内的骚动等危
机。
如果李德裕在他恢复掌权时能够使李党获得胜利，那么，这个胜利是低
调的。他不断地对他的个人政敌牛僧孺和李宗闵施加压力，从而把他们一劳
永逸地从高层政治中排挤出去，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对于进行特别过火的派
性清洗活动似乎不感兴趣。②同样地，他对与他共事很久的人报之以宰相之
职，例如诗人李绅（842—844 年在职）便是著名的例子，但是这些人无疑都
当的是配角。不言而喻，李德裕不能全由自己来直接指挥唐政府的活动，但
他对助手的挑选似乎表明他意在加强他自己的威望，而不在于改变中层官僚
阶层的结构。
同样地，李德裕对政府事务进行的一些小改革是要给坚强的行政权提供
便利，以符合他的政出一门——即政令应出自宰相府——的原则。①公事程序
的改革包括把常务（日常事务）的主要责任交还给中书舍人。这些中书舍人
直接受宰相管理，因而改革的企图是想解除翰林学士五十多年来不受外廷监
① 《旧唐书》，卷176 第4557 页。
② 这一点可用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中的资料予以证实。
① 《李文饶文集》，卷10 第9—1 页；《旧唐书》，卷18 上第607—08 页。
督的那种职能。②与此相应的努力是要使宰相府囊括一切重要事务，特别是涉
及国家安全和与节度使交往的文书，并且把有关这些事务的文件保管在宰相
府的特设档案内。很显然，这些办事程序在以前是杂乱无章的，主要是根据
问题一件件处理的。③李德裕还想控制宫内主要的记注和历史写作过程。他恢
复了《时政记》的编纂（这是由知印宰相每日撰写的一种纪事，但要由其他
宰相副署）。这是为了私下保存宰相处理的政务记录，它按照他们自己的观
点撰写，而完全不受翰林学士、宦官或皇帝宠幸的干扰。他还要求《起居注》
（这是皇帝的行为和诏令的主要记录，也是最后编成历朝《实录》的大宗文
献的基石性资料）应交给宰相审查和作编排上的改动，以免“军国大政，传
闻疑误”。他这样关心宫廷记注，不完全是历史方面的原因。李德裕特别注
意去赢得定某些事务为“密”的特权（这些事务太敏感，不应让公众知悉，
也不宜写入起居注），从而增加他实际上指导政府的权力，不受别人干预。①
在这些程序的修改中有一些似乎在李德裕任期内颇著成效，但另外一些修
改，特别是那些官僚们很感兴趣的关于限制皇帝使用翰林学士的修改，受到
了武宗的抵制及其继承人宣宗的忽视。所以总的来说，是李德裕在宰相职务
上的个人作为，而不是行政上的重大结构改变，形成了9 世纪40 年代的宫廷
政治生活。
武宗和李德裕之间的关系使李德裕有可能取得他的一切成就，因此这种
关系是很令人神往的。这位宰相很有魅力，能言善辩，知识渊博而又精于算
计，城府森严而又傲慢自大，他酷爱奇花异草，所以他只喜欢幽居在自己豪
华的后花园内；但他又决不放弃政治上的刺激。他蔑视宫廷诗的矫揉造作和
举子们的装模作样，但是他本人却是一位相当好的诗人和散文名家；如果有
需要，他也能够采取因袭的态度和做作的感情。相反，皇帝却是既鲁莽，又
暴躁，又执拗。但是不像他的哥哥文宗，他也很精明而有决断。如同以前的
几位皇帝，宗教像政治那样紧紧控制着他。李氏家族的弱点是炼药求长生，
武宗又对道教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在他统治时期的晚年，他所服用的丹药使
他丧失了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材料表明，他既患有抑郁症，联系他
对佛教的迫害，他也患有绝对的躁狂症。②可是，在李德裕和武宗所分管的事
项方面，却从未见有混乱不清的情况。虽然李德裕很细心地准备他的奏疏，
也强烈地要求应把它们比别人的建议置于优先地位，但他上奏武宗时是把它
们作为出自武宗的圣断而提出来的。李德裕从未犯过把皇帝置于被庇护地位
的错误。至于武宗，他注意自己时不时地不受李德裕的支配而独立行使权力，
以促使大家能看到他们二人之间地位的差别。很显然，终武宗之世他们之间
的关系未受到任何重大损害。
李德裕在对付宦官方面也很细致。一方面，他必须注意他们的愿望，特
别是仍为长安最有权势的宦官仇士良的愿望。例如在840 年，一名给事中曾
想阻止仇士良的养子利用荫庇特权（这又是宦官想僭用官员荫子特权的一
例），李德裕却把此人降级使用，从而引起了官员们的憎恶。可是，李德裕
② 《李文饶文集》，卷11 第6—页。
③ 《李文饶文集》，卷11 第3—页；汤承业：《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台北，197
3 年），第105
页。又见《唐会要》，卷64 第1112—113 页。
① 汤承业：《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第105 页。又见《唐会要》，卷64 第1112—
11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8 第8020 页。
又很注意限制宦官权力中涉及自己的那一部分权力。有时武宗也帮助他这样
做。例如在842 年，朝臣们建议武宗加尊号，这自然是一个大庆典，而且要
宣布大赦。仇士良和其他高层宦官开始怀疑李德裕计划利用大赦的机会来削
减他们的某些特权和财源。宦官们在宫内示威反对这个计划，但武宗在公开
场合大声斥责了他们，他说道：他是他自己的朝廷的主人，也是大赦令的唯
一颁订者。不久，皇帝迫使受到羞辱的仇土良隐退。仇士良这位处于关键地
位的宦官于843 年死去以及他的心腹爪牙被清除以后，李德裕铲除了宦官的
各种权力基地。他撤消了他们除神策军以外的其他兵权，还企图削弱他们对
内库的控制权，等等。①可是，如果把他的这些举动看做是对宦官全面进行的
讨伐运动，那也是不对的。它们只要取得有限的和实际的成效。可是，在武
宗治下的后期和整个宣宗时代，宦官的权力至少不像9 世纪的20 年代和30
年代那样肆无忌惮了。
李德裕作为宰相能够有所成就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他上任以后
事情接踵而来，而危机的气氛有利于实干家。
840 年秋天，大批回鹘突厥人突然地开始沿今天内蒙的河套地区进抵唐
王朝边境。那个地区的诸节度使只能眼看着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回鹘大约十万
之众集结在阴山南部塞下——这是数百年来在北方所见最壮观的游牧民的大
迁徙。①
他们为什么要来到此地，他们又要求什么东西呢？李德裕从长安派去几
个外交使团之后，中国人已得知9 世纪30 年代回鹘领导层因严重内讧而导致
分裂的详情。在9 世纪40 年代，回鹘的一个臣服民族黠戛斯决定利用回鹘的
弱点。黠戛斯从南西伯利亚根据地突然倾巢南下，把回鹘人赶出了他们舒适
的首都，杀了可汗，并自封为草原上新的主人。惊恐的回鹘人分两股逃奔。
一支人马前往西南，它的成员最后定居吐鲁番附近的高昌（今哈拉和卓），
他们的子孙在这里建立了出色的定居社会，迄13 世纪时为止一直是一个独立
的实体。另一支人马从他们的首都斡耳朵八里直接南下，与中国人相对峙。
李德裕派往这第二支回鹘难民游牧部落的信使在841 年获悉，李德裕虽曾有
计划让他们返回故居，但他们的统治者——即自封为可汗的继位者——不想
再回原地。反之，可汗要求中国人给一个有城垣的边塞堡垒作为他们的大本
营。回鹘人显然想继续留在那里尽可能过他们半定居式的生活，继续进行贸
易，侵扰中国边境和等待时机。
回鹘人的这种想法恰恰与中国的传统战略利益南辕而北辙，也是任何长
安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威胁。需要采取行动，但在这种形势下却有着严重的危
险。在788 年以后与回鹘人的长期和平期间，北方的边境一直没有得到安宁。
因此在842 年初李德裕开始一项应急的防卫计划，同时给回鹘人送去了大批
粮食和布匹作为羁縻他们的礼物。边防要塞要重建；交通要恢复；部队要增
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取得了很快的进展。
当回鹘和中国军队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时，李德裕做了总指挥官，集军
政大权于一身。他的领导艺术胜过了晚唐的任何宰相。他监督战略和重大战
术决策的执行，督促长安运往前线的供应，但是他把战术细节留给他精选的
① 《资治通鉴》，卷248 第8009—010、8020 页；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

① 《资治通鉴》，卷246—47；《李文饶文集》，卷13—5；参照山田信夫：《游牧回鹘国
的灭亡》，载
石母田正等编：《古代史讲座》（东京，1965 年），卷11，第199—28 页。
战地将军们去处理。一个特别的讨伐军指挥体系按惯例组成，但和安禄山之
乱后的其他大多数政府军事行动大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行动协调得很好。增
援边防军的部队是从许多内地方镇抽调来的。闹独立的幽州镇也参加了这次
战役，这证明了李德裕对他直接控制范围以外的势力也能进行政治说服工
作。公元843 年初战役达到了高潮，那时一支中国特遣队以突袭方式攻下了
回鹘的大营。中国人无情地追亡逐北；一万名回鹘人枕尸于南戈壁后来被名
为“杀胡山”的地方，另有倍于此数的人投降。可汗在惨败中幸得逃脱，但
他在几年之后在沙漠之中被捕杀。
外患尚未完全平息，国内又出现了昭义节度使职位方面的严重问题。①
昭义横跨山西东部的太行山。它是那些靠河北诸镇与唐王朝的内地河东和关
内之间的贸易为生的商人们的老家。可是昭义不像更加放肆的河北诸镇，它
自757 年建置以后便一直忠于朝廷。825 年，敬宗的大臣们第一次准许它的
节度使职位由父传子，尽管那时朝廷中对此不乏反对的意见。刘从谏（803
—843 年）这位新节度使在9 世纪30 年代越来越有势力，在甘露之变失败以
后他在阻止宦官公开专权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他843 年死去以后，
他的侄儿刘稹示意要继承统制该镇的权利是没有人感到奇怪的。大多数官员
都这样主张，即回鹘的局势尚在未定之天，所以刘稹可以署理此职。宰相李
德裕认为，按照原则，昭义不应该永远划为化外。②为了严惩昭义，政府又组
织了讨伐之役，这一次的最大特点是河北诸镇的铁杆核心成德和魏博空前地
予以合作。李德裕答应以领土相酬，这两镇的节度使才被说服这样做的。他
们的参战虽然不是全心全意的，但对切断刘稹的退路和预防像8 世纪80 年代
那样的灾难性叛乱的蔓延，是起了作用的。刘稹和他的家族被部下在844 年
夏末所杀，此后朝廷便任命了一位新节度使。武宗对李德裕在处理这第二次
危机中所取得的成就评价极高，因为这是9 世纪中叶最严重的一次方镇威
胁，因此他在844 年封李德裕为卫国公。
武宗时代的第三件大事是“会昌灭佛”；因为会昌是武宗的年号。我们
从来中国游学的日本僧人圆仁（793—864 年）的《求法记》中得知，对佛教
的压迫已在逐渐形成，但这一次则是在845 年由政府扩大的全面镇压行动。①
武宗连续下令关闭和毁坏数以万计的山野之间的招提、兰若，后来又攻击通
都大邑的许多寺庙。仅有少数可予保留；上等州治可各留一寺，而长安及洛
阳各准许保留两个寺，每寺只留30 名僧人。②这一震惊天下的诏书强迫多达
二三十万名僧尼还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杀或被伤害。佛教寺庙的财产、
经籍和圣物严重地被破坏。虽然最厉害的迫害大约终止于武宗去世和他的叔
父宣宗继位以后的九个月，但佛教作为一个组织恰像它经历过一个最大的发
展时期那样，受到了最大的摧残。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中，佛教再也没有像那
时那样向国家权力提出挑战，甚至与它相抗衡了。
对佛教之所以肆行迫害，其动机是很复杂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经济方
面。③大约在820 年以后，中国严重的货币紧缺有所缓和，但是由于各方面更
① 《资治通鉴》，卷247—48；《李文饶文集》，卷15—7。
② 《资治通鉴》，卷247 第7980—981 页。
① 赖肖尔： 《圆仁游唐记》（纽约， 1955 年），第237—57 页。
② 《旧唐书》，卷18 上第604—05 页。
③ 陈观胜：《会昌灭佛的经济背景》，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 年），第67
—05 页。
加直接地伸手向国库要钱，财政的拮据状况毫无改善：例如后宫的奢侈和宦
官的建置开销越来越大，加上后来反对西北、反对回鹘和昭义的庞大军费也
都需要钱。在9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鼓励铜钱的铸造也没有取得根本性
进展。可是与国家的财政状况相反，佛教寺院集团却日益富足。佛教的律在
古代是禁止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但它在中国已有数百年被置若罔闻。他们
所持的理由是，佛教社团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个人来说，它能从货物流
通中受益。①寺庙数百年来积累的财富不仅限于光彩夺目的金、银、铜制的圣
像和佛教祭祀用品，即便它们拥有这么多贵金属的贮存对于严重缺乏货币的
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同时也直接违反了政府关于禁止窖藏宝物的
规定。而且，较大的寺庙还拥有土地（通常称为“寺庄”），它们大部分实
际上都免税。事业心强的住持便把这些土地组织起来以农、林产品牟利。②
这一发展是与世俗社会富豪之家大庄园的形成齐头并进的，而且这两种庄园
制往往互相纠结在一起，因为富裕施主在死前仍保留名义上施舍给寺院的土
地的利益。甚至佛教建筑物的建造费用也常由政府捐助。或许最令人气愤的
事实是，在“出家”并因而摆脱民政的控制之后，僧尼就再也不用付两税法
规定的个人税项了。由此产生的国家税收的损失使几代文官为之烦恼，同时
由政府监督制度的许多尝试也一概未生效力。9 世纪40 年代的没收、还俗办
法和其他惩罚性措施得到许多官员的赞同，认为这是阻止佛教寺院在唐帝国
的经济事务中变成强大堡垒的唯一办法。
迫害佛教的政治方面要更复杂一些。武宗显然是支持灭佛运动的主要力
量；他是一位热诚的道教徒；他的个人信仰带有狂热性。①但是除了他有几个
宠幸的道士以外，他似乎并没有想在朝臣中促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道教压力集
团，即一个从教义上来说敌视佛教的集团。反之，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官员
不认为搞魔法的道教是一剂政治毒药——也许它是一种有趣的消遣，但不能
贸然加入。对佛教的迫害也不大可能是由儒教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所发起
的。韩愈在819 年发表的著名的诋佛言论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意见，但有一点
很重要，即也不要一成不变地认为他在倡导一个全面地毁弃释教而崇奉儒家
的活动。反之，唐代后期的高级官员——包括李德裕和武宗的其他宰相在内
——并未对佛教之侵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像韩愈那样大的个人愤怒。
自然，民众的过火的信教行为可能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敌意，②但是，从检查唐
代现存大量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佛教中比较严肃的哲学思想和礼仪深深
地引起了许多统治阶层精英人物的注意。其次，如上所述，上层僧侣和掌握
世俗权力的人的社交活动已变成司空见惯的事。把佛教讽刺为堕落的夷狄之
教完全是为了应付论战需要的说法，而这一次不过是企图为9 世纪40 年代中
叶的暴力行为巧为辩护之辞而已。
佛教史的历史作者都指责李德裕执行了这次迫害运动，他们很可能是对
① 雅克·热内：《五到十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面貌》（西贡，1956 年）。
② 崔瑞德：《中世纪的寺院和中国的经济》，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3（1
957 年），第526—49
页；崔瑞德：《唐代中国的寺院庄园》，载《大亚细亚》（新版），5（1956 年），第12
3—45 页。
① 《旧唐书》，卷18 上第603—06 页。
② 陈观胜：《中国佛教的改造》，第254—55 页；欧大年：《民间的佛教》（麻省坎布里
奇和伦敦，1976
年），第3 章。
的，虽然他们对他的参与并无多少具体证据。③李德裕当然有很多充分的政治
理由支持灭佛运动，因为首先它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它同时还使李德裕
有机会精心提高国家的礼仪以支持他实际的政事活动，特别是加强对唐初几
位伟大的皇帝和政治家的崇祀。比如，他建议用从佛寺中没收的钱在最近光
复的昭义建昭武庙；另外，他还主张利用洛阳附近原来的佛教建筑以恢复安
禄山之乱后被毁的重要的太庙神主。①另外，特别在迫害佛教运动的早期，它
与李德裕想削弱宦官仇士良权力的努力有关，因为仇士良既是一位虔诚的佛
教徒，同时还任政府的功德使之职。最后一个原因的证据虽然不是直接的，
但情况很可能是，李德裕在843 年打败摩尼教的庇护者回鹘人以后对它进行
的镇压为更广泛地打击佛教提供了现成的先例。
宣宗时代放松了对佛教的迫害，这几乎又让佛教徒全部恢复他们原有的
组织力量。因此，新皇帝虽然赞成恢复佛教这一精神信仰，赞助进行佛事活
动而又同时禁止杀牲，但他在847 年颁布的准许重建庙宇和政府不得干涉的
诏令，却在后来的实践中受到了限制。经宰相的迫切要求，政府在9 世纪50
年代之初采用了一个更慎重的政策，即裁减过分的开销，而且只允许在人口
稠密之区新建寺庙。②虽然僧尼不再有性命之虞而且通常都能重操他们的宗教
旧业，但政府尽力防止私人制度的恢复，规定缺额僧尼只能由礼部的祠部加
以补足。甚至长安的大庙宇也在重建之中，宣宗下的命令实际上改换了所有
这些庙宇的名字。③菩提寺改成了保唐寺、法云尼寺易名为唐安寺，如此等等。
这便表明世俗社会重新建立了对有组织的佛教的控制；这种情况自武宗和李
德裕死去以后一直延续了许多世纪。
唐宣宗之治（846—859 年）
武宗死于公元846 年，卒年33 岁，大约也因服药而死。宣宗①和9 世纪
的多数皇帝一样，也是被宫中一个宦官集团所拥立，但他这一次却未发生继
承权的斗争。他是唯一的合理候选人。武宗的儿子们都太年轻，不宜登基，
并且如上所述，武宗所遗一弟又已在840 年的继承争斗中被杀。37 岁的宣宗
是他的长辈。他是宪宗的第十三子，穆宗的异母弟，也是前此三位皇帝之叔。
宣宗在9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被戏呼为光王，他在出人意料地即位之
前在政治上被忽视，也被斯文人物所嘲弄。他在儿童时代多病而且能见异象。
成年以后他把他的苦痛变为自己的能力。他假装对当时任何可以把他卷入危
险的宫廷阴谋中去的事物不感兴趣，一味沉默，并希望被当做无害的怪人。
可是，他即位以后就发泄出他的愤怒和不满，特别对他父亲宪宗的神秘的死
更是如此，因为这个痛苦的回忆使他在几次祭奠宪宗的陵墓时都禁不住泪如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 第386、637 页；《李文饶文集》，卷20 第3—页。
① 《旧唐书》，卷18 上第606—07 页；《资治通鉴》，卷248 第8017 页；参照《旧唐书
》，卷18 下第
614—15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47—048 页。
③ 《旧唐书》，卷18 下第615 页。
① “宣”（Hsüan）与“玄”（Hsüan）在罗马拼音法中相同，现按照威妥玛-翟理思拼
音体系，在“宣”字
拼音上多加了一个“i”字母而成为Hsiüan 字，使宣宗与玄宗的拼音有所区别。
雨下。②宣宗确信，他的异母兄穆宗和穆宗之母郭妃对宪宗的病死负有一定的
责任。当年老的郭妃848 年去世时，宣宗拒绝让她给他父亲陪葬的荣誉，另
有谣传说是他加速了这位老太太的死。此后五年，宣宗把他所认为的同案犯
都一一捕拿归案。他甚至贬降了穆宗及其三个儿子在宗庙祭祀中的地位，这
使统治皇室所精心培植起来的威信付出多少代价，我们就只能猜想了。和40
年前一样，对朝廷的这种全神专注之情一直持续到宣宗较平静的年代。他搜
寻一切能告诉他父亲治下的遗闻轶事的人，他还坚决地优予录用元和时代高
官之子孙进入自己的私人班子或者任政府工作。③
好像是为了弥补他自己的被虐待，他很体贴地照顾他自己的母亲以及还
活着的胞弟们。他也溺爱他的妹妹和几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女儿恃爱当他的
面折断筷子和打碎汤匙，从而迫使他放弃了把这女儿许配给她所恨的某人的
打算。但有趣的是，宣宗从不正视立储这个重大的问题，尽管一些神经质的
官员对此唠叨不休。他被认为不喜欢长子而宠爱第三子，但他为此毫无作为；
他的迟疑不决最后又导致了一场宫廷斗争，一个宦官这时成功地拥戴了宣宗
的长子。①在他统治期间，宣宗显然是想确定无疑地突出他个人第一的地位，
特别是在他从前曾长期受歧视的家族内更要这样做。
自然，这位古怪而急躁的人不只是怀有私人宿怨，他还必须对付朝廷的
官员，而人们认为在这些人中，从前曾给他以保护的却很少。宣宗在接见高
级官员时常年坚持威仪整肃。他往往用尖刻的个人批评或者在讨论中显示备
知底细的知识，来使他们感到难堪。他在正式朝觐中严厉盘问来朝见的节度
使和新任命的地方官员时所准备的讯息，都是来自他对帝国重要材料的研究
和他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细致的情况简介。他以在礼仪或在实质性事物上注
重细节闻名，例如在宣宗手下为相10 年的令狐绹（公元802—879 年）有一
次被皇帝问得神态失常，甚至在冬天他也汗湿重裘。②但与此同时，宣宗也像
他的父亲宪宗那样，颇有志于重建贞观之治。他的助手给他读关于太宗与其
臣下相互关系的非正式史书《贞观政要》；他有时又像从前诸皇帝那样对他
所宠信的官员表示极大的关心。他比某些从前的皇帝更加真心实意地鼓励相
应的官署提出坦诚的批评。但是，朝臣们普遍的情绪一定是狐疑不定，对他
又敬又畏。③
当然不必奇怪，宣宗在846 年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罢掉了与他所痛恨
的侄儿武宗沆瀣一气的、大权在握的政治家李德裕的相位。李德裕按惯例逐
步降级，越降品级越低，越降越往南方，最后由于仔细地复查了李德裕曾经
略有牵涉的司法案件，他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宣宗以综合调查所得为基础，
对李德裕的罪行进行了长而详细的谴责，所以他把李德裕贬谪为最底层的官
（南海海南岛上的一个县令），使这位前宰相在850 年初死于此地。即令在
这样的贬谪以后，令狐绹对李德裕的回忆仍是那么强烈，致使他梦寐难安。①
宣宗罢免了李德裕的相位以后，拥护宣宗的是李德裕从前以铁腕行政方
式所制造的许多政敌，当然还有一些牛党的追随者；后者希望看到李德裕和
② 王谠：《唐语林》（上海，1957 年），卷1 第7 页。
③ 《东观奏记》（《图书集成》版），1，第2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5—077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3 页。
① 《东观奏记》，卷2 第14—5 页。
他的主要伙伴完全像牛僧孺和李宗闵从前那样受到羞辱。牛党年轻的成员如
诗人白居易的侄子、在846 年到851 年任宰相的白敏中（约862 年死），便
在某种程度上煽起了往日的朋党仇恨。可是，要认为这个时期牛党在政治上
已取得绝对的最后胜利，那也是错误的。首先，朋党双方许多老一代重要成
员，在9 世纪40 年代后期已经死去。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宣宗本人正作为全
帝国最强大而唯一的政治力量出现，结果是大规模的公开朋党活动普遍减
少。虽然宣宗确实恢复了几个牛党的老人的地位，并且宠待他们的几个亲属
（包括牛僧孺的儿子），但在高级官员中严格按朋党界限调动职位的情况还
是有限的，而且甚至这种现象在9 世纪50 年代也已消失。没有发生文宗朝廷
的那种政体的更替。从此以后，牛李大党争只能在文学和历史中听到它的回
声了。
宣宗的统治看来可分为三个政治阶段。第一阶段从他登极到约850 年，
这时显然是要致力于加强他的权力；罢免李党的成员；解决佛教的问题；重
新统一西北诸州（它们在吐蕃王国分裂后已投降），后一问题我们在下面将
予以申论。白敏中是这时期的七个宰相中唯一任期大约超过了一年的人。第
二阶段包括9 世纪50 年代的大部分；这时期的特点是少数宰相任期较长，其
中包括令狐绹和著名的财政官员裴休（787？—860 年）。第三阶段是从857
年到859 年，这时宣宗变得日益躁怒（他也和其他诸帝一样，对道教的长生
术感兴趣），宰相的替换也很快（其中多数人过去都是翰林学士）。
很难过细地评价宣宗的后两个时期，因为正如我们在上面讲过的，其中
的一个原因是史料不足。由于朝廷基本档案被破坏，又由于9 世纪最后25
年叛乱期间行政解体，当90 年代之初最后要求按常规修宣宗实录时，竟不能
以正常方式编出“一个字”来。①一位奉命做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历史学
家裴庭裕确曾编撰了一本共三卷关于宣宗朝遗闻轶事的书，署名为《东观奏
记》。这本书是我们了解宣宗个人品质的主要材料，可是它实际上没有提供
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情况。它的本纪和这时期少数人物的传记（在10 世纪中
叶被编成《旧唐书》的一部分）都有这个缺点，特别是关于9 世纪50 年代更
是这样，因为它们通常只列有空空洞洞的官职。《唐会要》和《册府元龟》
这两种非常重要的文献汇编也仓促地漏掉了宣宗后期的条目。所以下面关于
9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唐代朝廷的一些论述是假设性的。
大家都强烈地认为，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也是一个
使知识变成可用形式的时代。这时期不论公家或私家的大部头汇编式著作的
数目大得惊人，多达一打以上。这和前此几十年对这种著作只是偶尔有兴趣
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这些官修类书中，有几种是关于中央政府和诸镇材料的
摘编，专供皇帝御览。①此外，杨绍复续编了苏冕的《会要》（853 年奏呈），
其中收辑了德宗以后迄至他本人时代的诏令和表章；这本书后来编进了今本
《唐会要》中。
历史著作中包括另一部续编书，即《续唐历》（崔龟从851 年编），它
是一部编年史，上接8 世纪谱系学者柳芳所著的《唐历》止讫的地方。此书
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关键材料的来源。854 年，史馆奏呈文宗朝《实
录》40 卷。除之此外，他们还想恢复原版的《宪宗实录》，以代替李德裕影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51 第15 页。
① 《东观奏记》，卷2 第12 页；《资治通鉴》，卷248 第8032—033 页。
响下编辑的第二版。一种10 卷本的关于历代君主政务的编年体类书和另一种
相关的300 卷本《统史》，一并在851 年上呈给皇帝，它们编写的目标是想
给皇帝提供从古代到隋末的“所有”著名的诏令、法律和一般政策。
科举制度在姚康的《科第录》中有所讨论，此书在宋代尚存于世，也是
后来一些汇编的重要材料来源。赵瑑辛勤地从各私家材料中选收了有关咏进
士科的诗这一特定题旨的材料。最后，两种很重要的法律著作成书于宣宗年
代：一为《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公元851 年），它使官员们掌握了文宗
以来迄至当世的帝国立法；一为12 卷的《大中刑律统类》，它是按唐律分类
法分类的。②这一书名清单可能并不完全，但它足以有力地体现改进工作的精
神。
对于法律的重视也贯彻到了实际中去。人们为进一步明确犯罪行为的定
义和使法律程序正规化作了努力。宣宗的总的倾向是要减轻对犯罪的处罚，
办法是减少处刑条令和实行赦免；但是如果真有显然是蓄意触犯法律的情
况，他也是很严厉的。宣宗也鼓励在政府的决定上更准确地援引先例；许多
问题的奏疏通常都要引用早先的立法，特别要注明它们的日期。①宣宗注重细
节而且治理公务井井有条的优点历来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广为称道，也至少博
得了某些中央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刑部和礼部的官员——的好感。但是，
也许是由于宣宗明确反对李德裕所树立的那种皇帝和强有力的宰相之间的伙
伴关系的榜样，他很难把实权授予任何在名义上负责的大臣。这当然会在实
际上遏制官员们的主动性的发挥。
宣宗之治不以采取有革新精神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而见称于世，虽然
有许多问题要着手解决。例如到9 世纪50 年代，从长江下游征集的漕粮大约
只有30％事实上送到了北方的廒仓内。汴渠河道上盗窃和贪污横行，同时漕
船因普遍缺乏维修而经常有损失。在9 世纪50 年代之初，盐铁转运使裴休发
布一系列法令以扭转漕运形势，漕粮接收额一度虽高达往日的三倍，可惜毕
竟好景不长。同时，尽管宣宗时代人们曾想改革食盐的专卖，但所产的大部
分食盐往往归方镇而不是归中央政府所用。长安此时的食盐收益不过略高于
宪宗时代收入的半数而已。②
至于朝廷政治与第一次群众大规模骚动之间的关系则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虽然我们对这些年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但仍不能充分了解。一方面，
唐代中央政权，从传统的和表面的观点看，被认为已比安禄山之乱以后更弱，
但它已延续的时间却比人们的看法长得多。圆仁描述了9 世纪40 年代中央控
制农村的程度，它表明乡村还是颇为稳定和繁荣的，甚至在半独立的河北也
是这样。③总而言之，县令（唐代最低一级政权）对地方事务的最小限度的干
预一直被容忍到反王朝的力量明确地要向国家权力挑战之前的9 世纪70 年
代。另一方面，唐朝后期的经济和社会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比如私人手
中的大庄园日益发展，同时农民的生活相应地出现混乱。其中有些变化中央
政府是故意视而不见，有些变化它又无法理解，在行动上也敷衍了事，无所
作为。中央组织机构的固有缺点，在9 世纪中叶的稳定时期也暴露出来，最
② 《旧唐书》，卷18 下第628 页。
① 《旧唐书》，卷18 下第627、629 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57—8 页。
③ 赖肖尔：《圆仁游唐记》，第4—章。
初表现为点点星火，即兵变和抗税骚动等等。由于这些事件至少在9 世纪50
年代以前相对地说不太经常而且又是孤立的，它们能被长安平定，因此产生
了老一套救治办法还有效的错觉。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既未诊断出来，也未
得到纠正。①
在宣宗统治的末年，武装叛乱纷纷出现于今天的广东、越南北部、江西
和湖南，另外还有宣州（安徽）康全泰和浙东（浙江）的裘甫这两次严重的
兵变。它们历来被认为是最后直捣唐王朝心脏的王仙芝和黄巢的灾难性叛乱
（873—884 年）的先驱。这一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命运开始不受长安控制的时
候，我们可以恰当地说，它标志着我们论述的宫廷政治的结束。虽然唐王朝
此后名义上存在了大约四十多年，但9 世纪末年应该视为五代时期的开始。
九世纪初期和中叶的对外关系
如前所述，中国人在8、9 世纪之交在西南的胜利和同南诏结成的反吐蕃
联盟的巩固，大大地缓和了吐蕃人对西部边境的压力。此后吐蕃转而攻击回
鹘人。吐蕃在791 年拿下原来属于中国的北庭前哨基地，它便开始想扩大沿
它北部边界的势力范围。除了想增加自身的安全以外，吐蕃向北扩张的一个
重要目标是渴望至少要控制通过中亚的远程贸易的一部分地段，梦想损害回
鹘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800 年以后，吐蕃人对现今陕西的中国外围城镇
的零星侵犯虽然被唐王朝方面警觉地注视着，但很可能是他们攻击回鹘人这
一主要目标的附带行动。不言而喻，回鹘人也很不安。对于吐蕃人干扰他们
的贸易和进贡商队，他们的反应是在813 年在吐鲁番附近举行了一次大反
击，但是这次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结果。①后来在9 世纪头10 年后期，这两
个亚洲内陆的强国都主动向中国发动外交攻势：回鹘人用第三次请求和亲的
办法重申他们与中国人的联盟，吐蕃人则迫切地要求与唐政府缔结策略性的
休战条约。
为什么吐蕃适值此时要接近中国，这个道理现在尚不太清楚，一个听起
来可信的假定是，宪宗时代的唐王朝内政已很有起色，因此它能够比8 世纪
后期对外部施加更大的影响。这两个国家早在808 年就对各种问题开始进行
谈判，人们认为吐蕃新王可黎可足（约 815—836 年在位）特别希望和平。 819
—820 年吐蕃人大举进攻中国的西北，是针对性地向唐朝皇帝施加压力，以
迫使他同意签约。821 年双方在长安就一个全面的条约进行谈判，次年在拉
萨最后商定初稿。它规定：结束战争状态；停止对对方领土的侵犯行为；制
定关于使节旅行的规则；调查并遣返在边境附近拘捕的“可疑分子”。②
9 世纪20 年代西藏的政治史也很动荡不安，其特征是佛教王室与权势藩
臣家族之间的斗争——后者的许多家族都拥护土著的苯教。③毫无疑问，这种
削弱力量的内部纷争是使得821 至822 年的唐蕃会盟在订约之后没有马上破
裂的重要原因，而783 年的条约却不是这样。整个说来，吐蕃和中国之间的
① 详见本书下面第10 章。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1—702 页。
②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第2 卷第600—04 页；李方桂：《公元821—22 年唐蕃
会盟碑研究》，
载《通报》，44.1—（1956 年），第1—9 页。
③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第2 卷第696—99 页。
关系在9 世纪的20 年代和30 年代是和平占了上风。大约在840 年，吐蕃君
权迅速式微，并且随着达磨王之死而不复存在：据西藏和中国史学所述，达
磨王是一位凶恶、放荡的“末代昏君”。鉴于他反对佛教的态度，部分情况
至少是这样的。诸王子在达磨王死后的继承权斗争中把吐蕃弄得四分五裂。
他们已不能再陈兵河西走廊了。吐蕃王国曾经长期成为晚唐历史中的主要外
患，此后在东亚的国家关系中已不起重大作用了。
从大约795 年到835 年，回鹘人的势力正如日丽中天。他们在这几十年
和中国的联盟中受益越来越多，但中国的财政支出却是灾难性的，不胜负担。
最初，唐朝商人以丝绸交换回鹘人的马匹，以此作为正常的经济交往。但是
在8 世纪后期和9 世纪初期，中国政府需要大量马匹来对付讨伐方镇的战争，
又因吐蕃人的侵占西北而失去了最好的放养牧场，它只有依赖回鹘人供应马
匹。回鹘人利用这种形势，把次等马匹南运到中国，其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
唐朝的需要。回鹘人对这些马匹索取高价（通常是40 段丝绸换一匹马），而
且隐含报复之意。中国没有其他良策，只好“死的活的都按头计算”，一律
照价付清，否则就会使边境被侵犯的风险大为增加。①中国的国家财政在这种
重压下受到损害。在几次强制性的马市交易中，多达50 万段的丝绸因而易
手。虽然有些丝绸供应了回鹘宫廷的消费，但大多数丝绸变成了回鹘人的亚
洲内陆贸易的津贴。可以预料，许多中国官员非常不满意这样一种情景：长
江下游的织绸妇女在织机上辛勤劳动，所产丝绸却被政府支付给了“外夷”。
回鹘派来中国的使臣和他们的代理人——摩尼教僧侣和粟特商人——的傲慢
无礼态度，更加深了这种屈辱感。
可是，与回鹘的友好关系却是晚唐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太和
公主在821 年婚配给回鹘可汗，不管这多么有损于中国人的面子，但总归是
结盟的重大象征，而且由于巨大的嫁奁和公主本人的高贵身分，这一结盟的
重要意义也就更显得突出了。事实上，在与唐王朝交往的外国列强中，只有
回鹘人获准婚娶了真正的公主作为可汗的配偶，而且他们也只有三次。其他
国家如果也有幸结亲，所娶的则是皇帝的远房女姓亲属。①
回鹘人和吐蕃人一样，在9 世纪30 年代也被内部的权力之争大大削弱。
一个甚至更加令人瞩目的巧合是，840 年正当吐蕃作为统一的国家而走向崩
溃的时候，黠戛斯也成功地推翻了回鹘帝国。如上所述，李德裕在843 年曾
经驱散了聚居在中国边境的大批回鹘难民。因此，亚洲内陆的国际政治在很
短时间内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吐蕃和回鹘帝国衰落以后，唐政府才能使自己
在北方和西北摆脱广泛的外国的复杂关系——这是王朝建立以来第一次出现
的形势。
经李德裕劝说，武宗做出了下面重大的决定：不去收复中国在东突厥斯
坦的安西和北庭殖民地。②李德裕坚持，即令这些边远地区能重新从土著人的
手中夺回，在那里再事建筑要塞，由此而来的开销和危险与可能的收益相比，
也是得不偿失的。何况北方大草原的新主人黠戛斯已经表示，他们有意与中
国共存共荣，甚至可以做中国名义上的藩属，以符合唐王朝意识形态的传统
和外交上的礼仪。黠戛斯和唐王朝之间的这种互相克制的态度，实际上使边
① 札奇斯钦：《对回鹘马问题的一个看法》，载《食货月刊》，1.1（1971 年），第21—
8 页。
① 《唐会要》，卷6 第75—8 页。
② 《旧唐书》，卷174 第4522—523 页；《册府元龟》，卷994 第7—页。
远的大草原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对接近中国家门口的地区，中国人从9 世纪40 年代初期之后只限于恢复
他们原来的西北方面的领土和重建北方边境地区的天然防线。这种方针是采
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其具体做法则视几个外围地区的具体军事形势和
居民人口的构成而定。
西起敦煌东到兰州的河西走廊，在840 年以后变成了不再效忠于拉萨王
的吐蕃各领袖进行激烈武装斗争的舞台。不久，一个名张义潮的中国冒险家
纠结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他召募的是住在商路沿线各城镇的“中国人”（其
中许多人可能是中国—吐蕃—突厥人的混血种）。到了851 年，他已经把吐
蕃的封建领主们驱逐一空。他派遣一名使节到长安自愿向唐王朝归顺，这使
得朝廷大受鼓舞。他被授予“归义军”节度使及其领袖的地位。张义潮的彪
炳功绩后来使他变成了他的原籍敦煌地区人们崇拜的对象，并且变成了激励
人心的尚武歌谣的题材。①
位于甘肃东部的原州和秦州等一大批重要城镇陷于吐蕃之手已达约百年
之久，现在在9 世纪40 年代后期都直接归附了唐王朝。唐王朝的将军们能够
不费多大力气就降服了那个地区吐蕃骑兵的残余。
可是，政府在平定长安正北约300 公里的鄂尔多斯沙漠以南的长城边缘
地带草原时却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难。这里，沿今日宁夏和陕西的交界，住的
是唐古特人（党项），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半游牧部落联盟，源出吐蕃人种。
唐古特人在7 世纪和8 世纪被搞扩张的吐蕃王国赶出了吐蕃东北部（今青海
省）的老家。多少年来他们都被三大强国所排挤压迫。最后在9 世纪初年，
他们定居于长城附近的夏州—银州地区。这个地方很贫瘠，不适于大规模农
业生产，但可用来养马，同时也是长安与回鹘首都之间进行贸易的理想地方。
唐古特人在政治上从属于唐王朝，他们的所在地被分为若干羁縻府州，归中
国任命的节度使管辖。这些节度使（他们大多有中外混合血统）成了9 世纪
那个地方不稳的根源。他们压迫唐古特人，以谎称的公正价格来骗取唐古特
人的马匹和骆驼，用敲诈行商负贩之法来牟取暴利。在9 世纪的20 年代和
30 年代，唐古特人不顾严厉的禁令开始用从中国走私出来的武器进行报复。
到了武宗时代，唐古特人原来断断续续的袭扰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叛乱，而且
由于唐古特人得到了来自无家可归的回鹘人和吐蕃人的支持，这些袭扰甚至
变成了危及长安的潜在根源。宣宗作出和解的姿态，撤换了搞贪污的节度使，
但是袭扰并未停止，他于是命令一位前宰相统带一支讨伐大军去惩戒唐古特
人。但是，宣宗的方针是派一些可信赖的文职官员到战场上去，希望他们能
够把文明的品德灌输给游牧民，所以在军事上没有收效。它花了五年时间，
耗费了大量资财，才勉强恢复了平静。唐古特人虽经这次失败，仍很强大。
他们的骑兵在反对黄巢的叛乱中助了唐皇室一臂之力，他们的商人在9 世纪
后期的贸易中更加财源茂盛。到了五代时期，唐古特人挣脱了中国人的控制，
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便是11 世纪和12 世纪西夏王国的基础。
中国在安南（今越南北部）的南方殖民地前哨的事务，也和9 世纪中叶
云南人的国家南诏的有增无已的领土野心互相纠缠在一起。这种相互联系的
关系的形成由来已久。唐王朝向岭南道（今广东和广西）以及进一步向河内
地区的扩张，是它开国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目标。这个广大的热带地区被政府
① 王重民等人编：《敦煌变文集》（北京，1957 年），第1 卷第114—20 页。
分为几个军事辖区，再被细划为若干州，但此举并没有能够防止北方统治者
和他们南方臣民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正像肖孚所指出的，“华人从来未能
完全战胜过蛮子。”①安禄山之乱以后，长安的官员们似乎还把这个遥远的南
方视为一潭死水，因此他们多半都允许地方官员随心所欲地虐待人民，这种
情况与北方的唐古特各地区毫无二致。当土著反叛看来有成功的机会时，唐
王朝就派兵去恢复秩序。②858 年，继几十年不分胜负的小冲突之后，安南爆
发了一场大叛乱，它的领袖采取了向南诏求援的空前步骤。
南诏在进入9 世纪以前本与唐王朝有联盟关系，但它这时已变得强大得
多了。南诏各统治者在9 世纪之初热心地学习了唐王朝的政府和文化的许多
特色，最初是在韦皋和其他四川节度使的教化下进行的，因为韦皋等人认为，
以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来开化这些异域民族乃是传统的责任。例如，南诏显
贵的子弟们被派往成都学习，而当他们回去时便把唐朝的行政管理方法带回
了他们的故土。可是，这种和平的交往并未持续多久。在9 世纪20 年代，四
川的中国戍军由于得不到节度使的充分给养而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向南诏
的边境部落寻求他们的必需品。不久，南诏的领袖们甚至比他们原来的老师
更了解四川防务的优点和弱点。在829 至830 年，南诏多次进攻四川，深入
到成都的郊区，扬言要把中国人民从他们自己长官的荼毒下解救出来。他们
实际上得到了戍军中兵变的支持。虽然达成了停战协议，而且后来的诸节度
使恢复了中国军队的风纪，但唐王朝不能再指望南诏成为恭顺的盟友了。西
南边疆地区在后来的几十年内仍然局势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唐王朝在安南的殖民地变成了南诏通过红河和黑水流域
进行军事冒险的天然目标——这两条河把云南高原的水引入东南的东京湾
（北部湾）。安南叛兵和他们的南诏盟友组成的这支联军，在9 世纪50 年代
之末和60 年代之初使中国戍军遭受严重的损失；他们在863 年拿下了交州—
—设于今河内的行政中心。唐朝一位受人称颂的将军高骈仅在几年之后就战
胜了这支大规模的入侵部队。868 年以后这个偏远的南方安静下来了，但是
这个和平是花了很高的代价才获得的。①正像上面讲述的那样，唐王朝这时正
被许多内部叛乱所困扰，而且不久又经历了由一个名为庞勋的军官所领导的
兵变的蹂躏——它严重地扰乱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①另外，王仙芝—
黄巢的大叛乱仅在五年以后也开始了。
① E.H.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 年），第61 页。
② 见同上书中之表，第61—9 页。又见下面第10 章。
① 《旧唐书》，卷746 第17 页。
① 戴何都：《868—69 年的庞勋动乱》，载《通报》， 56（1970 年），第229—40 页。

第十章 唐朝之灭亡
财政问题、乡村的动荡和民众叛乱
只是在884 年以后，进入了完全没落时期的唐皇室，才最终放弃了控制
全国的尝试。在此以前，它从未真正丧失对任何地区的主权，尽管在若干地
区它的实际权力已经很少，甚至那些最顽固的独立地区仍照常采用唐朝的官
衔称号，并经常觅取政府在形式上的任命。这样，唐王朝甚至在它已经不能
实施政令的地区也继续存在。但是，在“叛乱”地区重建权威必须作出经常
的和费用巨大的努力，在外来侵略面前保卫帝国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以及甚
至在中央政府有效的统治已被严重削弱后仍然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的努力，这些都给王朝实际所能支配的财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这些压力导
致了一系列恶性发展，使情况越来越复杂：从780 年到820 年，为了支持恢
复王朝统一的战役，农民身受增税的负担；从820 年到860 年，出现了不断
增加的骚动和地方性的盗匪活动；从860 年到875 年，受到广泛支持的戍军
暴动发生了，他们认真地试图在长江下游建立一个独立的地区政权；从875
年到884 年，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爆发了。起义者攻陷了唐朝的首都并占
据它达两年多时间。王朝如今是真正毁灭了。从884 年到907 年，一批地区
性的政权先后建立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地区政权给予了唐王朝以致命的打
击。
考虑到这一系列的发展，造成唐王朝没落的大规模起义似乎是不可避免
的；9 世纪中期见多识广的官僚们已经发觉事态及其根源的严重性，并向皇
帝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许多传统的中国学者，以及当代严肃的历史学家，都
从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便已开始恶化的经济状况来探索晚唐民众起义的根源。
唐朝后期财政政策的背景
780 年推行的两税法并没有减轻纳税农民的负担。此法将多种赋税负担
固定为一年两次的标准课征，废除所有其他名目，放弃专卖税，原意是以此
来稳定农民的经济地位。但在两税法实行后其他赋税仍未停止征收。更为严
重的是，征收基本税的方法对农民极为不利，因为正式赋税是按货币计算的
（尽管征收时不一定是货币），并且计算的标准很高，因为在780 年发生过
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农民来说，不幸的是，8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严重通货
紧缩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其末期实际上以实物折付的税额是原来份额
的三至四倍。没有免过税，也没有按商品重新调整税额。理由很简单，因为
政府需要额外的收入来支持德宗（780—805 年）和宪宗（805—820 年）时期
进行的范围广大而且花费巨大的国内战争。盐的专卖也几乎立刻被再次采
用，成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①
① 关于这些财政问题，见堀敏一：《黄巢之叛乱——唐末变革期之考察》，《东洋文化研
究所纪要》， 13
（1957 年），第28—9 页。《资治通鉴》，卷242 第7799 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
理》（剑桥，1970
年），第46—7 页。崔瑞德：《安禄山之乱以后的盐务使》，《大亚细亚》（新版），4.
1（1954 年），
第70 页以下各页。
此外，政府找到了另一种重要财源，即由地方官员以“进献”为名在固
定的节庆之日向皇帝内藏库进贡。①这样的贡献在设立两税法以前不久曾被废
除，但马上恢复，并成为更多的非法赋税义务的一个来源。这些“进献”成
了政府收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方官员以此来博得皇帝的恩宠，例如有
一个最献殷勤的官员每日向宫廷“进献”。像所有其他赋税的来源那样，“进
献”最终也是从备受压迫的农民身上榨取的。
以上这些税项和其他临时的开征，再加上普遍的增税，为宪宗重建中央
集权的成功的政策提供了资金。但是他的努力却使政府的财政空虚，他的继
承者发现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经济紧缩措施，包括大量精简由政府维持的军
队。
社会不安和反抗的增长
虽然宪宗的继承者们没有像他统治时那样要支出大量军费，但是，不仅
对盐，而且对茶、麺和酒的专卖收入继续增加。②为了逃避赋税而抛弃自己土
地的农民不断增多，他们成为乡村地主日益增大的庄园的佃户；这种被庇护
的佃户不为政府赋税所扰，从而给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财政问
题。然而，政府并没有减少地方的赋额，反而干脆采取一种“摊派”或“均
摊”政策，即让每个逃亡农民的赋税负担分派在他的同村人身上，这样一种
露骨的连坐办法使已经恶化了的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9 世纪的40 年代和50 年代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和平静的。但是有种种迹
象表明，政府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845 年武宗灭佛的部分原因是为
了解决这些紧迫的财政问题。在宣宗统治时期（847—860 年），政府每年平
均收入（包括两税和盐、茶、酒专卖在内）为9 220 000 缗。但这比通常和
平时期岁出尚差整整3000 000 缗，因此，就必须预征以后年份的赋税来弥补
亏空。①专卖税继续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组织的逃税造成了政府实际收入
的下降。
在9 世纪前半期，最沉重的租税负担落在富饶而且经济上进步的长江下
游地区。结果是极为悲惨的，因为那个如此富饶和安全的地区被压榨到了不
堪忍受的程度。这个事态的发展对于唐王朝来说是最严重的。长江下游流域
一般是不受外来敌人威胁的“安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特别重要的是这
一地区效忠王朝，享受几乎连续不断的长时期和平。在安禄山之乱以后，由
于失去了对丰饶的华北平原的控制，唐朝政府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依赖加深
了。在宪宗时期，这是唯一照章纳税的地区，而且政府有把握经常从那里榨
取到额外的收入。这个地区承受的特别增添的两税份额多于他处。在宣宗统
治下东南地区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唐朝政府不断接到警告说，它的政策正在导致东南地区的不满和骚乱。
835 年，一件关于将茶林移植到官办场圃中的建议在茶叶生产者中间激起了
① 中村裕一对此有卓越的评述，见《唐代内藏库之变化》，《待兼山论丛》，4（1972 年
），第137—68
页。又见曾我部静雄：《唐代贡献制度》，36.1—（1972 年），第1—2 页。
② 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40—1 页；丸龟金作：《唐代酒的专卖》，《东洋学报》
，40.3（1957 年），
第66—12 页。
① 《新唐书》，卷52 第1362—363 页。
强烈的反对，有人劝告政府说，强制推行这一计划“止有尽杀使人，入山反
耳”。②这一建议于是不得不放弃。在文宗统治（827—840 年）的最初年代
里，民间的骚乱已经蔓延开来。831 年，长江中游鄂岳观察使设置一支特殊
的武装，为的是攻打活动于他的辖地以内的江上盗匪。842 年，一道大赦诏
令表明，在长江地区存在严重的盗贼活动，诏令指示官员们应严密防备。③
在845 年发布的另一件大赦诏令中，将盗贼和活动于整个地区的私盐贩相提
并论。①私盐买卖的所得用来供更高一级非法活动使用，用来支持盗贼的活
动，许多不堪忍受沉重赋税和遭受剥削的乡村贫民参加了盗贼的队伍。
845 年，杜牧给宰相李德裕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活动于长江流域的
水陆盗贼的情况，指出他们给居民和在那里经商的商人所带来的恐怖，以及
他们的活动给国家收入造成的严重损失。这种股匪通常由百人组成，其中包
括许多来自北方的人，来自宣武和武宁（在河南）的盗匪袭击长江下游地区，
而来自忠武和淮西的盗贼则活跃于长江中游流域。在掳掠到赃物以后，由于
长途运输有危险，他们便等到茶叶收成时假扮商人用抢来的货物换取茶叶；
然后他们将茶叶运回故乡，在那里很容易卖掉而不会引起猜疑。这样的盗匪
集团的特征在当代的许多传奇和诗歌中有生动的描写，但在正式的官方资料
中却很少能看到。
政府制订了严厉的措施，试图抑制盗匪活动和非法贸易。对黑市买卖的
惩罚是严厉的，包括处以死刑。走私商人因此相应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到9
世纪30 年代中期已能以武力与政府相对抗。840 年，负责征集长江流域赋税
的盐铁使在一份奏疏中指出，尽管法令是严格的，但很难实行，部分地是因
为走私者和商人以及官办市场（场铺）的官员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勾结。②
武装起来并有经济基础维持其活动的“盗匪”，有不断增多的农民加入他们
的队伍。但是，赋税“摊派”的政策继续实行，使所有村庄败落，村民或则
投靠已有的盗匪集团，或则另立新的山头。
南方戍军起义的爆发
尽管长江下游的骚乱和盗匪活动日趋增加，政府仍然尽力在该地区搜刮
尽可能多的赋税。858 年阴历七月，皇帝的私人随从张潜坚决反对政府以大
量国库收入的“羡余”作为估价每年政绩（课绩）以及将来任命长江下游各
地节度使的依据。这种“羡余”是上交给皇帝内藏库的，等于在8 世纪后期
已成为一项正式收入来源的“进贡”的另一种形式。在唐代后期内藏库渐渐
变得如此富裕，以至经常要从它那里将资金转移到正式的国库中去。张潜警
告说，公开坚持取得这些额外收入必将在两方面引起巨大的动荡不安：一是
会引起被削减了饷金的地方戍军的动乱，一是普通百姓会惶惶不可终日，因
为他们将被迫承担更重的赋税。
事实立即证明张潜是正确的。856 年，中国南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暴动，
② 《册府元龟》，卷510 第10 页。（译者按，“使人”被译作Population，误。原意指
政府派往各地推行
此计划的使者。）
③ 《全唐文》，卷78 第4 页。
① 《全唐文》，卷78 第17—8 页
② 《全唐文》，卷967 第8 页。
几乎一夜之间便从这个国家的最安定地区之一转变成为最富有爆炸性的地
区。那一年的阴历四月至七月间长江流域有三次戍军暴动。其他地区也是不
安定的。858 年安南发生了一次动乱，下一年屯驻在重要的运河沿线的彭城
的武宁戍军暴动，彭城多年来是一个孕育不满情绪的中心，这次暴动是那里
10 年当中的第二次。
戍军暴动并不是最危险的因素；以前也发生过，政府有种种行之有效的
办法对付它们。但更不祥的凶兆却是普遍的社会和经济的动荡不安，因为这
些迹象威胁着整个社会结构。政府充分注意到水上和陆上的盗匪问题，但是
基本的战略问题使它很难得到长期的解决办法。
唐朝长期奉行的一项政策是在南方只保持小量的军队，因为它不无道理
地害怕大量军队可能导致独立并接管该地区的生死攸关的财源。唐朝的基本
战略仍是将它的绝大多数军队集中在京师周围和大运河沿线的重要据点。长
江下游地区有几次派驻大量军队均与特殊的危机有关：756 至757 年，玄宗
之子永王李璘之乱；8 世纪80 年代的几次地方暴动；807 年的李璘之乱。但
一旦状况改善，军队立即撤走。在其他情况下，南方的观察使只保留小量
的军队用以控制规模不大的骚乱。可是，当858 年宣州发生以康全泰为首的
最严重的叛乱时，军事化的进程再次开始，在此期间政府被迫在邻近的浙西
重建镇海军。这是将近50 年中在该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节度使职位。
康全泰的叛乱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意义特别重大的，因为它揭示了唐代
后期地方一级权力结构发展的重要方面。①康全泰本人是地方上的一个微不足
道的罪犯，最后在宣歙观察使的幕府中得到一个职位。他的名字与叛乱发生
关系仅仅是因为他领导起义是被迫的。真正的煽动者是地方精英人物，即通
常所称的形势户，他们和地方当局之间已发展了密切的联系。一个名叫李惟
真的富有而又上了年纪的商人买了幕府的一个军职，为的是能免除赋税和法
律起诉（影蔽）。为了这样的原因购买地方官职在唐代后期是很普通的事情。
李惟真压制地方的贸易，甚至组织平民，可能是让他们充当一种私人武装。
另一个煽动者是个地主，他被任命为地方的讨击使。他利用那个职位无耻地
大捞好处，当他关闭了水闸门使水流向自己的土地时，130 家因此得不到灌
溉。他的儿子公然杀人，虽被监禁但竟免一死。试图释放他这个被囚禁儿子
的行动激起了叛乱。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腐化渎职行为，即通过秘密的私下
成交能够买到地方军职和广泛的豁免权。当这种豁免权受到威胁时，地方社
会上有影响的成员和地方军事势力之间的联系能够很容易地发动一场叛乱，
就像此时在宣州发生的把观察使赶走之事那样。该地区惨遭抢劫，军队纷纷
从淮南和浙东调进以后，宣州的秩序才在858 年末恢复。①成为宣州骚动基础
的这个一般模式很难说是唯一的，它清楚地证明了唐代后期地方官员们被迫
在腐败的和微妙的环境中活动的情况。当时的政治家确实有充分的理由主张
缩减地方军官的数量。
裘甫叛乱
康全泰暴动对于随后在859 年发生于浙东一带更为严重复杂的叛乱来说
① 关于这次叛乱见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乱
为中心》，载《史
学杂志》，66.2（1957 年），第23—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2、8074 页；《旧唐书》，卷18 下第644 页。
不过是序曲。裘甫是一个出身微贱的盗匪头目，他所领导的叛乱在唐代后期
首次短暂地将大量的农村盗匪团伙融合为一支统一的军事政治力量，将被压
迫的农民组成一个战斗集体。②虽然裘甫叛乱在爆发之后一年之内便被镇压
下去，但它却为15 年后发生的黄巢叛乱打下了基础。
裘甫的名字首次出现于859 年后期，他是作为活动于浙东中部的一个盗
匪团伙的头目而被提到的。几个月内，盗匪——他们还不能称为叛乱者——
袭击了浙东的大部分地区，从北部的明州直至南部台州的天台山脉。下一年
正月，他们向北转移，攻占杭州湾正南的剡县，以此作为他们的指挥部。剡
县是浙东观察使治所越州的一部分。当地的地方戍军在四年前曾发生兵变，
现在不到300 人，装备很坏，不可能与数达千人以上的裘甫队伍对抗。政府
把该地区全部可用的军队集结在一起，其中包括那些驻守在海边城塞防备日
本或新罗经由海上来袭的军队。但是裘甫的将士证明是优秀的队伍，政府的
军队一经接触就被打垮。裘甫胜利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于是山海之盗及
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参加他的队伍。这支组织松散的队伍仍是
在裘甫全面领导下的各独立团伙的集合体，此时数量已过三万。他的动向成
为其他地区团伙注意的焦点。860 年阴历五月，一名谏官向登上皇位不过数
月的懿宗解释起义为何发展如此迅速时说：“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
盗，半是逃户。”
裘甫的成功使他有信心开始采取步骤控制这一地区。他将三万名支持者
组成三十二队，并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为了创造一种正统的气氛，他宣布
一个新的统治时期开始，行用铸有“天平”字样的印信。他贮存物资，雇用
工匠制造武器，在地方上甚至在中国北方都引起了强烈的恐慌。
政府的最初反应是采用它前一年在康全泰起义时期曾经成功地采取过的
措施。它从北部浙西和西边的宣歙派遣支援部队，但是各地军队低落的士气
和松弛的纪律使得他们不能成为一个整体，同时他们对于金钱和晋级保证的
要求增加了普遍的苦恼。该当得到懦夫之称的该地观察使被召回京师，授以
太子宾客的闲职。
860 年的最初几个月是战局前途不明的时期，因为每一方都在筹划自己
的战略。唐朝的官员清楚地理解他们在镇压起义的战事中面临的困难。浙江
的复杂地形提出了特殊的问题：它的海岸线有无穷尽的海湾和入海口，巡逻
困难，而舟山群岛的海上岛屿又能在盗匪需要时为他们提供庇护。攻取这样
困难的地区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军事战略家的全部才能。由于在京师的武将中
似乎没有这样的人选，所以决定派遣安南都护王式前去。
王式无疑是当时唐朝最重要的军事将领。①他已在两个方面建立了不容轻
视的声誉：在北方，他在晋州（山西中部）的严密防御措施曾保卫京师，使
之不受来自内蒙的侵犯；在遥远的南方，他被派去平定852 年在安南发生的
起义。王式现在奉命前往长安讨论如何处理浙东的局势。当皇帝询问他的应
付方略时，王式答道：“但得兵，贼必可破。”此语表明，一场大战役将是
代价高昂的。王式的回答是简单的，也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不能迅速重建对
该地区的控制，那么，长期的费用将远远超过任何出征的开支，而且丢失该
地区对于整个政府来说将是一个难以估计的挫折，并将使京师官员和士兵的
① 他的传记见《新唐书》卷167 第5119—121 页；《旧唐书》卷164 第4282 页中有简略
叙述，附于他父
亲王播的传记之后。
俸禄和军饷都难以为继。皇帝相信这一前景，便指派忠武、义成和淮南各地
的军队作为王式的基本队伍。由于知道起义者有骑兵，王式也把数百名吐蕃
和回鹘的骑手调到了他的指挥之下，这是这些外族军队首次被用于如此遥远
的南方。
在起义者一方，裘甫的一个将领刘暀知道王式用不了40 天就可到达任
所，他便提出了一个占领全部东南地区的大胆计划。首先应攻取浙东首府越
州；沿钱塘江建立阻挡政府军前进的堡垒，争取时间招集一支船队。然后他
们能经浙西用船渡过长江，掠取淮南首府，即该地区最富饶的城市扬州。战
利品可以运回浙西，他们能够在浙西等待来自南方其他地区的进一步响应。
在此期间，他们的船队能够转向福建。显然，对于裘甫来说这是奢望，他告
诉他的那个有才气的战略家说：“醉矣，明日议之！”一名参与起义的策划
与指挥的地方绅士王辂（他是一名进士）提出了一个远为慎重的计划。王辂
极力主张，由于中国当时仍普遍和平安定，实现刘暀的有雄心的计划将是很
困难的。他为他的谨慎行动论证说，孙权能够在3 世纪时于东南建立吴国只
是因为汉朝的中央权力已经全面崩溃。他争辩说，最保险的计划是采取守势，
占有若干战略地区，在那里陆耕海渔以自给，而且在必要时可退入海岛。
结果是裘甫不能对这两种计划予以抉择，最后被击溃了，尽管也进行了
许多艰苦的战斗。王式不负所望，表现了杰出的战术和组织才能，能应付所
有危急事宜。他对他手下那些形形色色的队伍提出严厉的纪律要求，并用极
端严酷的办法来惩治违纪行为。他将老百姓组成民兵，并在越州治地宣布戒
严。由于了解到起义的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农民中间的饥荒引起的，王式便在
几个县打开官仓供应粮食。他的由正规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强大军队，以及几
千名新组成的民兵（土团），包围了起义军，而他的水军则切断了起义者向
海上撤退的通路。起义军进行激烈的抵抗，甚至他们的妇女也是如此，但终
于被击溃。860 年阴历六月，裘甫被俘后送往京师，无疑被公开处死。
裘甫起义源自政府的剥削和民众的反抗，但反抗的性质很复杂。它显然
不单纯是农民困苦境遇引起的零零星星的爆发。裘甫的支持者包括社会的各
个阶级，从地方上受过教育的名流到贫困的农民、无用的人和他自己团伙的
成员。基本战略是经过精心考虑过的，起义的领导者们在政治上是精明的，
至少有数人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这次起义通常被人引证作为黄巢起义的先
驱，也许在某些方面确是如此。但必须指出两次起义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裘甫起义有一个明确的地理中心，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他和他的同伴曾想越
出长江下游地区。黄巢则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他在把目标转向京师以
前，曾率领军队持续数年进行长达数千里的史诗性的进军。与黄巢起义的最
初阶段相比，裘甫起义还是有计划和有组织行动的一个典型。如果及早决定
按刘暀的计划行事，裘甫有可能成功，尽管王式显然是个可怕的对手。也许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裘甫起义被镇压之后不到30 年，晚唐的第一个独立国家
建立于浙江，以罗平（长江下游的圣鸟）为名，而裘甫就曾以此为年号。该
政权至少和黄巢起义一样，也与裘甫起义有着一种真正的历史联系。
边境问题：四川和安南
在长江流域发生动乱的同时，唐朝在它将近2000 英里之外的西南边境上
面临着来自南诏扩张主义政权的严重威胁。南诏的基地在大理平原，正处于
云南西部湄公河上游之东。此地海拔7000 英尺，东西由高达14000 英尺的险
峻山岭保护着，南北则是很容易防守的峡谷通道，它的地形几乎是坚不可摧
的。这个平原极其富饶，它与洱海相接，洱海范围不大，长只有30 英里，宽
不超过3 英里。从汉朝以前起，这个地区为处于文化发展先进阶段的非汉族
建立国家所占据。①在唐代，它的人口必已相当可观。
7 世纪末，来自新统一的富有侵略性的吐蕃王国的压力促使地方的首领
们臣服于中国，作为唐朝的藩属，这些集团之一在8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实现
了对其他集团的统治，并迅速建成组织良好的南诏国。8 世纪50 年代初，唐
朝试图征服该地区，但未成功。8 世纪的后半期南诏与吐蕃联盟，在794 年
以前对唐朝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794 年，它被说服恢复了对中国的臣属地
位，这种关系名义上维持到9 世纪的50 年代。然而，在9 世纪初，南诏已开
始了一个积极扩张的时期。800 年，它迫使上缅甸的骠国臣服于己，832 年攻
下了位于伊洛瓦底江下游的都城舍利佛城。它还开始对最邻近的汉人居地四
川发动侵略。
四川在9 世纪上半期反复遭受外来的袭击，首先是吐蕃，然后是南诏。
829 年，地区的首府成都被洗掠，大片土地沦于荒芜。袭击的迅速和规模使
唐朝震惊，包括一支京师主力部队在内的军队从中国中部和北部移驻那里，
用以防止训练很差而且不忠诚的地方戍军放弃整个地区。在此以后，李德裕
加强了地方的防御，云南和四川之间的边境在随后30 年内仍保持稳定。
南诏对四川的攻势受阻，并被北方吐蕃的威力所慑，便开始对南方虎视
眈眈，它不但进入缅国，而且也指向东南的中国安南和岭南地区，虽然它们
之间阻隔着崇山峻岭。尽管交通困难，南诏仍能调动大量军队进攻安南，给
唐朝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四川，朝廷关心的是可能失去一个与朝廷有
密切政治联系的富饶地区。在安南，关心的性质则全然不同，它更多是为了
威信，特别是贸易，因为南部港口是通过繁荣的海岸贸易而和长江下游港口
联系起来的国际海运贸易的中心。中国对经过中亚通往西方的陆上交通的控
制仍很不稳定，朝廷对丧失南方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得不予以认真考虑。主要
忧虑的是对海路贸易的最大中心广州可能出现的威胁。
846 年，有记载说安南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部落的袭击，袭击根源在于
南诏。9 世纪50 年代中期以后，地方的骚乱日益严重，这主要是中国官员剥
削和苛待土著居民造成的。其结果是安南人积极寻求南诏的帮助，而南诏立
即开始对该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859 年，南诏形式上对中国的依附显然已告终结。当时一名中国使节被
派去传达宣宗去世的消息，南诏对待他的态度表明，它已不再愿意与中国处
于不平等的地位。当使节要求为逝世的中国皇帝举哀时，南诏回答道，它最
近也失去一位统治者，但中国并未因此举哀。在故意怠慢中国使节之后，它
便把他打发回长安。紧接着，南诏统治者自称大礼国皇帝。
南诏的侵略开始时，中国在南方的防御极差。858 年，在岭南发生了一
次成功的戍军起义，并有再次发生的危险。然而，眼下主要令人忧虑的是更
① 关于南诏人的种族识别问题曾经有过严肃的争论。尽管有人主张他们是傣人的祖先，但
新近学者已证明，
他们之间的关系仅比对藏—缅民族稍为密切罢了。见F.W.莫特：《有关傣人史前诸问题》
，载《社会科学
评论》（曼谷），2.2（1964 年），第100—09 页；许云樵：《南诏是一个傣王国吗？》
，《东南亚研究》，
4（1968 年），第13—3 页。迈克尔·布莱克默在《与南诏有关的人种学问题》一文中，
有说服力地反对
将南诏民族与任何现代人各集团等同起来的尝试。此文载雷德里克·德雷克编：《关于华
南、东南亚和香
港地区历史、考古和语言研究论集》（香港，1967 年），第58—9 页。
南面的安南。政府任命王式为安南都护（这个任命在上述王式被派往浙江以
前）。王式在安南的短暂任职期间是完全成功的，他至少暂时控制了局面。
他在地区首府交州（今河内）的设防证明是令人生畏的，致使南诏侵略者“一
夕引去”。然而，在王式被调去浙江处理裘甫起义之后，南诏对安南的攻击
取得较多的成功；861 年，侵略者最后拿下了交州，但愚蠢地未予设防。下
一年，中国军队重新收回交州，但在此过程中战斗的规模令人不安地升级了。
在唐朝最后但非决定性地平定它的南部边境以前，它和南诏之间继续了
数年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已消耗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862 年，从中国中部和
北部的八个最大藩镇中选出三万军队前往南方轮戍。这些军队由曾经防守北
方边境的富有经验的湖南观察使蔡袭统率。
南诏在这一年年终发起了另一次大攻势，该地区的大规模战事通常限于
冬天进行，因为此时炎热的天气较能忍受：它派遣了五万军队深入安南。下
一年（863 年）初，他们又一次攻下交州，迫使中国人撤回今之广西。这次
出征的南诏军队中包括许多从它的臣属骠国征募来的战士。中国人继续从更
加遥远的地区征调军队前去增援。①
唐朝在安南的作战和在岭南建立牢固的防御耗费很大，但最后是成功
的，尽管在9 世纪60 年代初有过失败。当高骈在864 年被指定统率在安南的
中国军队时，转折点来到了。像他以前的王式和蔡袭那样，高骈在防守中国
北部边境方面已有相当多的经验。866 年，他获得一场对南诏军队的巨大胜
利，重新攻克交州并在它周围建造了一道大城墙。866 年以后，南方边境相
对平静，尽管在9 世纪80 年代前唐朝戍军数量不可能很大，而且屡因逃亡和
兵变而遭到削弱。南诏在安南遭到挫折，便转而进攻四川，直至9 世纪70
年代中期高骈接管四川的防务时为止；和在安南一样，他在那里的作为证明
也是有效的。875 年以后，南诏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严重威胁。880 年，在朝廷
中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以后，唐朝决定与南诏联姻，尽管此事从
未真正实行。②
庞勋叛乱
唐朝和南诏之间近10 年的战斗使中国人在几个方面都花了很大的代
价。人员伤亡是很明显的。但是经济的花费也很巨大，因为南方军队要求内
地藩镇经常增援和需要守卫边境的大量物资。鉴于严重的经济压力和社会骚
乱已使政府处于困境，对于人力和物资不断增加的要求在形势日趋恶化的时
候是无法满足的。
对岭南和安南军队的供应首先要通过国内路线运输，主要经由灵渠输
送。③但是很快便发现这些国内路线是不够的，862 年，政府接受建议，改由
海道向安南运输给养。对于南方租赋握有大权的盐铁使在长江地区包租船
只，将物资运往南方。所需谷物从已经遭受严重经济苦难的淮河和长江下游
各地征收，有些还征自较远的北方沿大运河边的河南地区。
这些较北的地区比起江淮地区来当然更为贫困，那里不但遭受沉重的赋
① 《资治通鉴》，卷250 第8101—109 页；《旧唐书》，卷19 上第656 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内辩论，见《资治通鉴》，卷253 第8204—205、8227—228 页。关
于唐与南诏关系
的一般论述，见芮逸夫：《南诏史》，收于凌纯声等编《边疆文化论集》，卷3（台北，1
963 年），第358—86
页。
③ 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 年），第27 页。
税之苦，而且容易发生破坏性的自然灾害。858 年秋天，严重的水灾遍及整
个大平原；大运河沿岸人口众多的徐州和泗州被洪水淹没，数万户家庭被毁。
862 年夏，淮南和河南的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和蝗灾，其结果是普遍的饥荒。
然而，正是在那一年，运往南方的人力和物资主要是从这些地区征用的。下
一年又发生了一次黄河大水灾，波及从洛阳到淮河地区的泗州之间成千上万
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①这些自然灾害加上不合时宜地征发供应南方军队的粮
食，无疑导致人民的普遍困苦和社会大规模的动荡不安。
从这些地区派往南方的戍军造成了9 世纪60 年代最严重的暴动——庞勋
叛乱。②虽然起义发生于遥远的岭南，但它的根源在武宁，这是一个紧要的战
略地区，位于今天的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交界处。汴渠是长安取得迫切
需要的长江下游流域财富的生命线，它朝东南流经武宁。为了保卫这条供应
线，此地由重兵戍守。
从9 世纪初开始，那里的戍军已经周期性地发生兵变。政府经常设法恢
复秩序并先后指派几个武宁的节度使，但是他们对地方戍军的权威是不可靠
的。在9 世纪整个上半期，武宁仍是一个有问题的地区。
武宁在849 年、859 年和862 年阴历七月发生一次次新的戍军暴动。政
府决定，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使该地完全非军事化，并置于观察使管理之下。
862 年由于动员了2000 名士兵前往岭南戍边，当地戍军已经减少，留下的军
队起来闹事，似乎可能是他们之中有那么多人被遣往南方的决定引起的。为
了镇压兵变，政府派去了它的最强有力的统帅王式（他在扑灭裘甫起义后二
年仍驻在浙江）。当带着镇压裘甫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进入武宁治地彭城以后，
他立即采取严酷的手段，将大批戍军处死，并将其余的人解散。863 年阴历
四月，一道诏旨命令将彭城变成“文都”，并将它置于北边的兖州管辖之下。
但是事情远未解决，它只是产生了新的更加麻烦的问题，从城市逃亡或
被遣散的城市士兵成为盗匪，使周围的地区感到恐怖。下一年，即864 年，
朝廷在该地区宣布大赦，并允许所有愿意重新入伍的前军人前往岭南服兵
役，然后可能转到北方的正规军中。但计划是去重建武宁军，还是把军队驻
屯他处，则不得而知。事实是有3000 人投降，并被送往南方，和两年前遣送
去的2000 名武宁军士兵会合。
认为麻烦将会因此而结束的任何愿望证明是过于乐观的。868 年，即在
和南诏的敌对行动结束之后两年，关于862 年来自武宁军的部队应在三年服
役期满后北返的诺言又没有兑现。据说这是因为官府没有足够的钱将士兵们
遣返回乡。868 年阴历七月，屯驻桂管（岭南西北）的800 名武宁军士兵在
他们的粮料判官庞勋领导下哗变，开始回军北返。①
朝廷决定对此次暴动予以赦免，允许士兵们在护送下返回家乡，但条件
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士兵们已经照办，但他们怀疑朝廷的赦免可能只
是一种使他们丧失警惕的诡计，还怀疑朝廷将在他们返回武宁途中加以袭
① 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见《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2 页；《册府元龟》，卷498 第26
 页；《旧唐书》，
卷19 上第654 页。
② 关于这些叛乱的最好论述是：谷川道雄的《关于庞勋之乱》，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
究论集》，11（史
学4），第27—2 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50—3 页；戴何都：《庞勋叛乱》，载
《通报》， 56
（1970 年），第229—40 页。庞勋在正史中无传，但他的叛乱在康承训传中有充分叙述，
见《新唐书》，
卷148 第4773—779 页。
击，或在转回途中将他们处死，因此他们采取措施重新武装起来。他们乘船
航行到长江口，进入淮南，当时该地归节度使令狐绹管辖。令狐绹的属官们
力劝他粉碎庞勋一伙，他们认为这是相当容易的。但是令狐绹拒绝采取任何
行动，只要庞勋不在“长淮以南”引起麻烦，对于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他
毫不在乎。他宣称：“余非吾事也。”他派遣使者前去庞勋处试图安抚造反
者，甚至供给他们食物。令狐绹让庞勋团伙和平通过他的辖地的决定受到了
后来若干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此事就一位前宰相来说是不可
理解的玩忽职守。①但是，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普遍存在着不安和紧张局
势，同时鉴于令狐绹自己和朝廷的紧张关系，他的决定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
庞勋在868 年阴历九月进入武宁，从以前的戍军袍泽中寻求支持，未遇
到什么抗拒。他们的队伍立刻超过1000 人，但直到此时这仍是一次纯粹的军
队暴动。庞勋要求撤换一批他们憎恨的军官，并以822 年王智兴在武宁叛乱
的先例为自己的行动辩解；王氏的叛乱开始了该地的周期性动乱。观察使拒
绝撤换军官，一切军事对抗随之而来。阴历十月，庞勋拿下了宿州城，他的
人马在那里大肆劫掠。数千名当地农民参加了叛军。当庞勋抵达武宁治地徐
州时，住在城外的农民烧掉了城门。叛军俘获了观察使，杀死了他们憎恨的
军官。庞勋进入徐州之后开始获得大批追随者，支持他的人来自广大地区。
参加他的队伍的人有今天的山东以及淮
西、淮南和往南远到浙江的盗匪，还有当地的农民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绅士。
一名地方名流从邻近地区带着自己的3000 人前来投奔，庞勋名之为“义军”。
①
战斗延及十余州，北至山东，南到淮南。尽管这时已有普遍起义的真正
可能性，但庞勋仍用比较克制的和传统的方式来考虑问题，他仅仅希望由于
他的胜利而被任命为武宁节度使。即使是为了实现这样有限的目的，他仍必
须迫使更多的人参加他的军队，并征用地方绅士和商人的财产，而在此过程
中经常发生重大暴行。此外，他的士兵毫无纪律可言，一旦唐朝军队对他发
动强有力的攻势，农民们很快便抛弃了起义者，随后离开的是庞勋自己的属
官和支持他的绅士。
在经过一年的战斗以后，庞勋叛乱在869 年阴历九月最后被镇压下去。
镇压起义者的战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依赖外族军队支持的程度。唐军统
帅康承训要求并得到皇帝允许，从吐谷浑、达靼、契丹和沙陀突厥三部落招
募外族军队。外族的领袖们还被授予重要的指挥权：提供3000 骑的沙陀首领
朱邪赤心还指挥中国10 镇所提供的讨伐军。在这场战争中沙陀突厥扮演了一
个特殊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救出陷入叛军包围之中的唐朝统帅。在叛乱平
定之后，朱邪赤心得到赐姓名为李国昌的荣誉。②他的儿子李克用后来在黄巢
造反时拯救了唐朝，并进而建立了后唐王朝。
与南方的裘甫起义相比，庞勋叛乱更像是黄巢起义的真正先驱者。由于
① 最坦率的批评见孙甫：《唐史论断》（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 年），第3 卷第65 页
。
① 《资治通鉴》，卷253 第8123—144 页。
② 关于使用外族军队镇压叛乱的情况，见加布里埃拉·莫莱：《从北魏到五代的吐谷浑》
（罗马，1970 年），
第194 页；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第三次异族乱华》，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
》，1.1（1930 年），
第851—52 页。
它是一次始于中国遥远南方的戍军发难的暴动，所以不那么有名。然而，最
后导致唐朝崩溃的许多潜在问题和力量在庞勋叛乱中变得很明显，并以更严
重的方式很快在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大规模叛乱中重新表现出来。
懿宗（859—873 年在位）统治时期的朝政
859 年，宣宗在这些阴暗的事件当中死去。这被普遍认为是唐王朝的巨
大不幸，因为宣宗尽管偶尔表现出严酷和偏狭，但是他聪明，处事公正，乐
于接受臣僚的劝告，能够自我克制，而且生活节俭，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朝廷中许多人认为——特别是在回顾他当政时——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几
乎是太宗第二；还认为他是可能从困扰中国的种种问题中拯救唐王朝的一个
人。
他在49 岁早死，是由于服用他周围道士们以矿物炼成的丹石中毒所致。
他是40 年中因丹石致死的第四个皇帝。他的死是突然的和没有料到的；特别
不幸的是，由于他没有明确指定一个继承人，继承问题悬而未决。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宣宗的个人性格，以及他和自己家庭之间复杂
的甚至敌对的关系。他是一个私生子，为皇亲们所轻视，他的父亲宪宗曾不
让他住在禁中，而强迫他住在“十六宅”，这是宫中大批年幼的皇族和恩宠
较疏的皇子们的混合居所。①他继承皇位的希望渺茫，因为在他登上皇位前已
有一个异母兄长和三个侄子当上了皇帝。在不引人注目的漫长岁月里，他和
第一个妻子结婚，她出身普通家庭，姓晁，生下了郓王李温和一个女儿。当
他登上皇位以后，他将女儿嫁给有影响的郑氏的一个成员，并特别告诫她不
许干预政务，以免重蹈中宗朝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的覆辙。
他的诸妻中没有一个被正式指定为皇后，他显然拒绝指定嗣君，尽管大
臣们为此进言，催他急办。他的理由是，他担心指定嗣君后自己将“为闲人”
——意为被排挤出权力之外。在12 个儿子中，长子李温最不受宠，也被迫住
在“十六宅”，就像宣宗年轻时的处境那样。
当接近生命终了时，他因服用由身边的道教术士制造的丹石而长期患
病。859 年阴历八月，他感到病情严重，便留在宫中不与大臣们接触，由御
医和那些主要造成他这种状况的道士照顾，只有宫中的宦官能接近他。
9 世纪上半期，宦官们已能左右皇位继承。懿宗以前的五位皇帝中已有
四人为宦官所拥立，至少一人，也可能有二人，被他们谋害。随着宣宗之死，
敌对的宦官集团再次试图策划把他们各自的候选人推上宝座。
在临死前，宣宗最信任的一个宦官三人小集团声称，皇帝曾交给他们一
份密诏，指定最宠爱的第三子夔王应继承皇位。这几个宦官害怕朝廷中的官
员和另一位著名的宦官神策将军王宗实反对夔王，因为他们一伙与王宗实之
间长期以来一直不和。宣宗死讯宣布以前他们带着敕旨从宫中露面，指派王
宗实为淮南监军使；淮南虽是一个重镇，但却远离京师。
王宗实是在宫外接到敕旨的，同时还被禁止进入停放宣宗灵榇的内廷。
但是这种临终的旨意自然会令人怀疑。宣宗的状况是众所周知的，大臣们对
十多年前武宗临死时在同样环境里的荒谬的和无法预言的行为记忆犹新。因
此，王宗实认为见不到皇帝他无法了解这一任命是否属实。他秘密地进入宫
内，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三名试图拥立夔王的宦官被处死。大行皇帝的长子
李温很快被召来，虽则他的父亲已死，仍被正式立为嗣君，准备立即登基。
当时他26 岁，缺乏政事经验，一位受尊敬的年高望重的大臣令狐绹——他并
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5 页。
未参与嗣君的选立——被指定为摄冢宰。①
这次皇位继承简直可以说是不吉利的。懿宗借以登上皇位的“遗诏”的
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他不是宣宗的真正儿子。②他个人的权力
从一开始就是不牢靠的。况且他所管理的政府既分裂又派系林立。没有一个
人能认真断言懿宗是一个杰出的皇帝。他为人反复无常而又任性残忍，并且
变得穷奢极侈，昏庸无道。但如上所述，他继承了大量难以处理的问题。
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朝廷中的政治局面。他继承下来的一个长期
存在的问题是外廷和内廷之间剧烈的对立；外廷是正规的职官，内廷是皇帝
个人的侍从，以及宫中人员和宦官。官僚们的仇视和猜疑集中在宦官身上。
从8 世纪后期开始，他们被安排担任一系列官职。③他们不但照料皇帝的宫
殿、苑囿和财产，而且管理驿传、馆舍和都城的佛教机构。更重要的是他们
作为皇帝的秘书（枢密使）已在宫中负有审议的责任，而且掌管着皇帝私人
的内库。他们充当各地的监军使和沟通皇帝与封疆大吏之间的关系的角色。
但他们最重要的权力在于控制神策军，它不但是皇帝的亲军，而且是由中央
政府直辖的主要军队。④
如同我们在嗣位一事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是分为集团的，但政府中真
正紧张的局面在于外廷官员们对他们的敌视和猜疑。一个不受重视的皇子被
一个宦官集团抬到皇位上，他不可能顺利地得到他的朝臣们的效忠，在统治
的第一年懿宗面临朝中大臣们相当顽强的抵制。为了试图解决这种局面，确
保最上层大臣们的公开支持，861 年阴历二月，三名最重要的非武职宦官来
到宰相们议政的中书省，交给他们的发言人杜悰一件诏令，要求这些在宣宗
病危时（将近18 个月以前）任宰相的人们编造一份回溯日期的奏疏，其内容
是在他父亲生病时曾请求郓王（懿宗即位前的封号）监国。这样将公开表明，
嗣位不但是由于宦官，而且还得到最上层官员们的赞同。任何拒不签署的人
将要承受严重的后果。年迈的杜悰告诉宦官代表说，在新朝伊始、万方欢欣
的时刻，这样一道诏令是不合适的。他还说，宦官枢密使与宰相宜于“共参
国政”。诏令立即作废，当懿宗上朝遇见大臣时，他“色甚悦”。①这件事使
人感到对新政权的反抗是如此的强大，以致必须取得官员们支持的正式表
态。回溯性的奏疏将使懿宗的嗣位打上由宰臣们认可的印记，如果以前的宰
相们拒绝签署，就会激起一场较大的政治危机。杜悰的答复以一种比较微妙
的方式达到了预期的结果。通过把懿宗嗣位说成是“万方欣戴”，他清楚地
表达了对既成事实的承认，通过阐明宰相和枢密使应共同治国，他公开承认
宦官们在政府中的明显的政治作用。
① 《唐大诏令集》，卷12 第72 页。
②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卷1（上海，1959 年），第449 页。
③ 关于唐代后期宦官职责的扩大和宦官力量的成长的全面评述，见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
势获得因由考》，
载《史学杂志》，63.10（1954 年），第920—34 页；横山裕男：《唐之官僚制和宦官—
—中世近侍政治
的结束序说》，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时代和文化》
（东京，197O 年），
第417—42 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 1971 年）。
④ 见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东洋史研究》，18.2（1959 年），第151—67 页
；《神策军的发展》，
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 年），第 205—2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0 第8092—093 页；杜悰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47 第3984—9
85 页；《新唐
书》，卷166 第5090—092 页。
杜悰从来不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尽管他在武宗统治（841
—847 年）后期曾短期担任过宰相。可是他是以一种独特的地位充当官僚们
的发言人的。他是一位无可争辩的年长的政治家，曾为懿宗以前的六个皇帝
效劳，享有正直的声誉。他还是宪宗时期享有巨大威望的宰相杜佑之孙，并
和宪宗宠爱的孙女结了婚。
杜悰从他长期的经验中清楚地觉察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谨慎和及时地
支持新政权的姿态避免了一场危机，还可能防止了类似835 年甘露事件那样
的一场大屠杀。但是他公开承认宦官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这对于其他官员们
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并且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半个世纪以前，宪宗自夸他自
己能除去最有权势的宦官吐突承璀（他曾协助宪宗登上皇位），“轻如一毛
耳”。①在此后的几代君主治下，尽管宦官势力稳定地增长，大臣们仍然坚持
在政策的决定和实施上有最高的权力。重要的是，如李德裕在845 年所提出
的那样，政府的一切政策应“政出一门”，即出自宰相府。②但是，时至9
世纪60 年代初期宦官们已能公然侵犯被加意防卫的宰臣的职责，此后的高级
宦官能够傲慢地称呼自己为“定策国老”了。不久，四名首要的宦官顾问和
执行官——即二枢密使和二宣徽使——被称为四相，鉴于宰辅的数目长期限
于四人，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告他们新的权势与外廷相等。③
宦官与官僚们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懿宗统治时期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虽则
双方偶尔能一致行动来阻止不是出于他们某一集团之中的一个皇帝宠臣的上
升。但是他们之间仇视和猜疑的加强有时导致悲剧性的和异乎寻常的结果，
如建州（福建）的叶京的事例。9 世纪60 年代初期某时叶京在一次由节度使
举行的宴会上遇到宣武军的宦官监军使。叶京后来中进士第，他和同年外出
时在长安街道上遇到了这名宦官。他们二人仅在马背上相互致意，但是普通
的问候已足以败坏叶的声誉，并毁了他的前程。④在9 世纪60 年代发生于叶
京身上的事情在半个世纪以前是不会出现的，当时出名的学者官僚如韩愈和
元稹与他们时代重要的宦官之间保持热烈的关系，却没有对他们的前程造成
任何损害。
在懿宗统治时担任高位的外廷官员乍一看似乎是一个高级贵族集团。他
在位期间20 名宰相中的15 人据说是“名族”的成员，一人出身“公卿”之
家，三人属于地区“士族”，只有一人是寒族出身，不过他看起来也像是出
身于有一定地位的家庭。①20 人中的18 人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但是这不
足以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到这时有关的新进之士和原来的精英成员二
者同样倾向于应科举考试来使他们得到威望。
但是，对懿宗时期的宰相作了仔细的研究之后表明，最初的印象，即有
一个数目很小而排他的氏族集团控制着政府最高层，是错误的。事实上，在
懿宗的朝廷中似乎有一条基本的政策，即宣宗朝的有影响的家庭或有势力的
①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86 页。
② 见前第■章。
③ 《资治通鉴》，卷263 第8597 页；孙光宪：《北梦琐言》（重印稗海本，台北，1965
 年），卷6 第10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5O 第8093—094 页。
① 这些分类是以孙国栋所定的集团为基础，见他的《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荣——唐宋之
际社会研究之
一》，载《新亚学报》， 4.1（1959 年），第213—18 页，和他的图表，第280 页以下诸
页。
官僚集团都不应继续掌权。懿宗的宰相们不管如何自夸门第，几乎都只有有
限的政治联系。许多人来自中央政府新提拔的家族——他的20 名宰相中，六
个人的氏族里面只有他们当了宰相；②另外六人声称是隋朝和唐初的大官后
裔，但都出身于久已丧失任何重要政治势力的家族；③其他人则几乎无例外地
虽然出身于高门，但却是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支系。④氏族的组织和凝聚力在唐
代是相对地削弱了，一个名门中的微贱族人很难期望从他们疏远的亲属那里
得到支持。这样就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起用著名门第的成员，而不使用任何
能够有力地反对皇帝或皇族官僚的权力的人。那些在唐王朝以前各代的最高
层官僚中占有很高比例的豪门大族，其成员在懿宗的朝廷中几乎完全被排除
在高级官僚之外。
山东旧族如博陵和清河崔氏、荥阳的郑氏、范阳的卢氏和赵郡的李氏，
在懿宗朝没有一人当上宰相；闻喜（山西）裴氏也无一人拜相，这个氏族比
起其他氏族来与唐朝的关系也许更为密切。这种情况究竟是体现了皇帝深思
熟虑的排斥政策，还是傲慢的贵族拒绝为可疑的政权服务，还难以断言。这
两种因素无疑都起了一些作用。总之，其结果是和宣宗朝缺少政治上的连续
性，这便对施政产生了有害的结果。
懿宗将不顺从的官员调出京师的决定是清楚明白的。如此鬼鬼祟祟地嗣
位的新皇帝在即位之初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巩固他的统治。他立即罢黜了宣
宗朝宰相萧邺的职务，萧是一个平庸的人，出自南朝梁（502—557 年）皇族
的一个政治上默默无闻的支系。代替萧邺的是杜审权，他是穆宗朝（821—825
年）一位宰相的侄子，他已在政府中任职数十年，并在宣宗朝占据高位。他
的任命有助于官僚们承认懿宗的统治。另外，懿宗暂时仍让令狐绹任宰相，
他任此职已近10 年。
一旦令狐绹协助完成了向新政权的过渡，他的调动就势在必行了。令狐
在懿宗嗣位过程中没有起作用，而且他和宣宗政权的利害实在太一致了。几
个月之内他就被派到外地任节度使。令狐的罢免在某些地区可能是得人心
的，他在宣宗朝任宰相的10 年中与他的贪污腐化的儿子令狐绹一样，激起了
人们相当深的仇恨。但是他被罢免的原因几乎肯定地与宣宗统治晚期的一个
由皇帝授意的清除宦官的计划有牵连。这个密谋的发现加深了大臣们与宦官
之间的猜疑，控制懿宗的宦官们有一切理由不让令狐绹继续留任，因为他曾
一度在此职位上实行他的计划。
令狐绹罢职以后，他的旧政敌白敏中被重新任命为宰相，白敏中是宣宗
时期第一位重要的宰相（从847 到851 年），他的重新任命显然是为了博得
他对新政权的支持和利用他的影响。这时白已经老朽不堪，不会构成任何真
正的危险，但当他不愿表示与新政权合作时，他也于861 年阴历二月被免职。
他为顺从的杜悰所取代，后者立即作出皇帝及其宦官支持者们所追求的极其
重要的让步。
白敏中罢相后数年中，朝廷先后由一些懦弱的人物领导，他们唯一共同
的特征是缺乏获取真正政治权力的机会，并且默认内廷对政府的统治。他们
② 他们是夏侯孜、蒋伸、毕諴、曹确、路岩和白敏中。
③ 他们是令狐绹、杜审权、杨收、高璩、徐商和于悰。
④ 例如萧邺、萧寘、刘瞻、刘邺和赵隐。
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杨收，他的经历是这个时期政治的集中体现。①杨收自称
是隋朝大臣杨素之后。他是一个神童，早年失怙，受一度显赫的长孙家族的
母亲教育。年轻时代，他以严守礼法和精通礼学而驰名于时。他得到懿宗初
期三位宰相——杜悰、令狐绹、夏侯孜——的庇护，但他之能当上宰相事实
上并不是由于皇帝或他的大臣们的委任，而是由于宦官神策将军杨玄价的影
响；杨玄价这时在宫廷中取代王宗实掌有实权。杨收尽管早年享有正直的声
誉，却变成懿宗时代最腐化的宰相之一。不管他的上升是多么迅速，他一旦
试图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采取独立立场，前途就突然毁掉了。开始他被遣往
地方做观察使，紧接着被贬谪到安南极南端的??州任小吏，最后赐死。
如果说杨收的经历典型地表现了这个时期恩庇的复杂形式和政治的不安
全感，那么，路岩的经历甚至更明显地使人想起懿宗统治中期政治生活的不
稳定性和权力被无限制滥用的情况。②路岩出身于一个官场得意的官僚家庭。
利用他父亲的各种政治联系，路岩很快升到高位，并在864 年35 岁时成为宰
相，这样的青年得志是令人惊异的。他任相职一直到871 年。他利用皇帝忽
视政事的机会，一贯滥用职权，从而为自己及一批支持者增加了非常巨大的
财富。一个地方官吏曾大胆而强烈地要求皇帝没收路岩集团中的边咸的财
产，他说这个人非法获得的财产足够支付政府军队两年的费用，皇帝仅仅责
备这位地方官厚颜无耻，就此了事。此后边咸立即成为京师军队中的一名将
军，只是在谣传他策划一场政变时，他和路岩才最后从朝廷中被流放出去。
路岩明显地超出杨收之处，在于他建立了一个个人支持者的集团。这些
人物的迅速上升对于朝廷政治显然起了扰乱的作用，尽管在这些新进之士与
旧世族成员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平衡。虽则旧世族中只有较不出名的人才
被选来当官，但他们在朝廷中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的社会集团，即使他
们没有实权。
路岩政治上的失意部分地是韦保衡造成的，韦在路岩作宰相的最后年代
里已成为他的主要政治对手。①韦的擢升是由于懿宗更多地插手朝政，虽然他
的过问几乎是不负责任的。从9 世纪60 年代后期起，皇帝开始纵容一批宠幸，
其中有些人被提拔到很高的职位上。大臣们不能反对他，甚至宦官们似乎也
失去了他们从前对他的大部分控制。在登上皇位若干年后，懿宗开始要表现
自己，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由韦保衡之流不负责任的宠臣控制朝廷，这
对他统治初年取得的脆弱的稳定局面造成了破坏性的结果。
韦保衡的祖辈也像路岩的祖辈那样，都中过进士，仕途顺利。韦保衡在
864 年也得中进士，尽管这是出于皇帝的特殊干预；他的试官和同年都对他
的才能加以蔑视。在以后几年里，他对皇帝的影响增强了，并于869 年和皇
帝爱女同昌公主结婚。他们的婚礼极为豪侈，并得到500 万缗钱和一座在京
师高级住宅区中的装饰豪华的府第的赏赐。
在结婚时韦保衡不过是懿宗的一名低级私人顾问，但现在他得到皇帝的
信赖并迅速升至高位，不到一年，他成了宰相。韦保衡并非懿宗时期与皇室
联姻的第一位宰相，但这种情况是新近出现而尚未被广泛认可的发展。直到
9 世纪40 年代，一个驸马成为宰相之事几乎没有听说过。在此以前，政治上
①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 第4595 页；《新唐书》，卷184 第5392—395 页。
② 路岩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 第4602 页；《新唐书》，卷184 第5396—397 页。

① 韦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 第4602 页；《新唐书》，卷184 第5398 页。
显赫的门阀家族宁可在它们集团内部通婚，也不愿与皇室结亲，这主要是为
了保持它们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且也由于它们还萦萦于怀，认为唐朝统治家
族在文化上不如它们。以前宣宗曾命他的宰相从高门氏族中选择合适的青年
来做公主们的配偶，但这激起了强烈的抵制，并导致相当持久的仇恨，使旧
世族和王朝之间的裂缝扩大，这种现象在懿宗朝的政治史上也清楚地表现了
出来。毫无疑问，韦保衡对政府的控制是建立在他与皇室通婚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更加为人们所不满。
然而，韦保衡与皇帝女儿的婚姻是短暂的，因为公主在870 年阴历八月
病死。皇帝因悲痛而丧失理智，把为她看病的几个医生残酷地处死，他们的
家属也被投入监狱。反对这些严酷行为的抗议反而进一步激怒了皇帝，韦保
衡利用这种形势乘机清洗他的对手。宰相刘瞻和其他八名高级著名官员也因
提过反对意见而被赶出朝廷。京兆尹被迫自杀，刘瞻原应处死，只是由于幽
州节度使的干预才得幸免于难。在这场政治目标明确的清洗中，几乎所有曾
被懿宗从最高决策机构中排除出去的原世家大族的成员都成了牺牲品，懿宗
朝和宣宗朝高级官员的亲属也是一样。杨收的一位亲属便包括在内。在懿宗
统治下，党争活动和以前一样激烈。
在这次事件以后，韦氏家族的权势达到了顶点，他们的贪婪和挥霍也是
如此。在同昌公主死后四个月，她的遗体在韦府庭院中火化。这次仪式声名
狼藉，因为它是懿宗朝皇室奢侈生活中最放纵的活动之一。皇家的库藏打开
了，各种珠玉被拿了出来用作数百名舞女的发饰。八百匹??覆盖在地上，当
舞蹈结束之后，从舞女头上掉下的珠玉竟将??面覆盖起来。各种金银财宝都
被用作她的葬礼，仪式结束后，韦氏家族的成员细心筛滤公主火化后的骨灰
以寻找珍贵装饰品。
和韦保衡同时为相的于悰，有着类似的经历，虽则不是那么引人注意。①
于悰是初唐几个大臣之后，其中包括高宗朝宰相于志宁和武后朝资深的大臣
于休烈。于悰希望利用荫庇获得职位，但是没有高级官员愿意任命他。最后
通过一个驸马的干预，他设法考中了进士。于悰立即响应宣宗所提出的精英
成员与他女儿通婚的要求，随后通过与皇室的关系升到高位，在867 年至872
年之间担任宰相。然而于似乎没有实权，他完全为韦保衡所控制。872 年，
他和他的支持者成为一次宫廷大清洗的牺牲品。
869 年，王铎被任命为宰相；这个任命之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他是太原王
氏的成员，而太原王氏和山东贵族之间因有联系而声名显赫。②他是那个集团
中在懿宗朝被任命为宰相的唯一成员。很可能，他的任命是出于他的兄弟王
式将军的坚决要求，因为王式曾战胜南诏，镇压过裘甫和庞勋的叛乱，因此
权势甚重，不容忽视。王铎是在庞勋叛乱结束之后立即得到任命的。他的任
命不可能得到韦保衡的欢迎，因为王铎对韦表示藐视；864 年，王是韦的试
官，他拒不给韦中式，直至皇帝亲自干预才被录取。韦对王表示相当的尊敬，
但他无法在朝廷确立个人权力，最终重新要求外放。
懿宗最后的一些宰相都是在政府中比较新进之士的子弟，因而根本不能
代表旧贵族集团。然而他们和政府需要其支持的官僚权势家族联系密切。不
管宦官、宠臣或皇室亲属垄断了多少权力，这些官僚集团总是在宰相中有它
①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49 第4010—011 页；《新唐书》，卷104 第4009—010 页
。
② 王铎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64 第4282—285 页；《新唐书》，卷185 第5406—407
 页。
们的代表。通常四个宰相中有两人选自这些家族。他们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恩
荫，这便防止了王朝以前的支持者的完全离心离德。但是他们从未掌握真正
的权力。
朝廷剧烈的政治斗争有一个间接的影响在各地变得越来越明显。当时罢
相的最普通办法是委派他当地方高级官员，通常是做观察使或节度使。许多
这样的任命对于唐王朝之能否真正幸存下来是事关重要的；然而，从这些带
有剧烈政治斗争伤痕的人们中，朝廷很难指望挑选出高度忠诚的人去任职。
令狐绹对淮南北部发生的事情采取的中立态度，便是会产生什么后果的一个
例子，当时他竟允许庞勋叛军和平地通过他的辖境。夏侯孜在867 年罢相之
后被派去四川，在那里抵抗南诏入侵时他表现出的无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幸运的是，在懿宗统治时期更多的地区并未卷入叛乱，因为京师周围、长江
中下游等地以及四川的许多节度使都是以前的宰相，而他们对王朝的忠诚是
难以保证的。
除了统治精英的政治分裂及这种分裂对地方行政和官场风纪的影响之
外，还必须着重指出管理职能的退化。懿宗即位以前，在宣宗统治下有一股
改革活动的疾风，它主要是想恢复传统的制度结构。但是官僚机构继续崩溃：
政府机关呈四分五裂状态，法纪荡然，某些机构改变了职能，其他一些则名
存实亡。此外，例如选拔官员和起草诏敕这样重要的基本职责不再属于任何
具体的机构，而多半是临时向人交办。①这不是新的发展，而是一个世纪或更
多时期变化的结果。它严重地削弱了官僚政治的完整性、使命感和内聚力，
降低了它们行政管理的效能，不断地损害着一度有力的和组织完善的机构。
制度破坏后的明显标志必然是增加了官僚们的不安定感和不安全感。
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强调懿宗个人的奢侈、他的不合常理的残酷以及他
的任性。这位皇帝的某些行动是完全反常的。有一次他想任命一个宠爱的乐
工为宫廷禁军的将军，此事甚至激起了宦官和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凡反对任
何一个与真正权力中心有关的人物的官员是不会安全的。一位大臣奏请皇帝
注意他的宠妃的兄弟涉嫌一件阴谋案，懿宗竟下令将该大臣处死，全家削籍
为民。
除了皇帝的专横和残暴之外，懿宗朝统治的主要特征是它和以前几位皇
帝时期的政策截然不同。在使用宠臣方面，在专横地使用权力方面，他的统
治都使人容易想起武后之治，并留下了一个同样强烈的痛苦的混乱摊子。但
是也有重大的不同。武后很少采取悖乖的行动。再者，她的政治活动冲淡了
旧贵族的力量，扩大了王朝的政治基础。懿宗的政治活动则明显地缩小了中
央政府的政治基础，至少它的最高层是如此。由于在最高的官职上排除了过
去最坚决支持王朝的那些家族的成员，而代之以宦官、暴发户和小部分贵族
（它们主要以京师或京师附近为基地，有时也与皇室通婚）中地位较低的成
员，所以他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毁掉了王朝长治久安所最依赖的灵活性和
平衡。地方上存在的深刻的和普遍的动乱促使王朝的拥护者在以后僖宗皇帝
统治下暂时重新联合了起来，但是以前列朝的相对政治稳定性却在唐朝统治
的这最后40 年中再也不能恢复了。
懿宗对佛教的支持
① 孙国栋：《唐代后期中央政府机构之演变》，载《中国学人》（英文），3（1971 年）
，第5 页。
没有迹象表明，懿宗在即位初曾认真过问政府事务，他的作用限于日常
的礼仪。其他时间只是尽量寻欢作乐。看来他感到这种生活完全合乎自己之
所好。他过于爱好音乐和宴游，在听音乐和观看宫廷乐人表演时是不知疲倦
的。他经常参观长安的园林，前往京师周围使他感到愉快的风景名胜之地，
伴同他的是为数众多的皇子和通常超过万人的随从队伍。他的奢侈行为的费
用是难以计数的。
懿宗对佛教的庇护通常仅仅被视作他的奢侈挥霍的又一个方面，也是他
的个人各种无节制行为的一种表现。然而，在845 年大事毁佛之后，皇帝重
新支持佛教却是一桩值得重视的富有历史趣味的事件。
宣宗几乎立即改正了武宗对佛教寺院的广泛的压迫，但此事通常被人忽
略了。847 年阴历三月的一道诏令宣布，所有会昌年间被毁的寺院可以重建，
官府对此不得干涉。这种恢复只是宣宗及其大臣们改正武宗朝政策的全面努
力的一个方面。①在他的恢复佛教信仰的其他行动中间有一道848 年的诏书，
命令在长安、洛阳、成都、荆州、汴州和扬州建造新的庙宇。壮丽的佛教节
庆在全国重新举行，在京师，皇帝恢复了佛、道、儒鼓吹者之间的传统辩论。
在福建，有许多新的寺庙是唐末和五代建造的。其他地区无疑也存在同样情
况。这样，宣宗之治标志着佛教恢复了它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地位。
懿宗证明甚至比他父亲更热衷于作佛教的保护人。几乎从即位之日起，
他为佛教滥用公帑和个人虔诚信奉就显而易见了。862 年，在皇帝下令举行
大规模受戒仪式，并为僧尼在宫内讲经提供新的设施之后，朝中有人提出异
议，重申反对佛教的传统的理由。但是这些反对者的雄辩毫无效果。
在懿宗晚年，他对长安佛教机构的庇护增加了。在他生日那一天，来自
京畿各大寺院的僧侣应邀到宫内讲经。871 年，他参观了坐落在皇子们所居
的王府——他曾在其中长大——正西的安国寺，对僧人们滥施赏赐。同一年
晚些时候他邀请一万名僧人到宫中举行盛大的斋筵。
懿宗的许多大臣在佞佛方面与他不分上下，首先是裴休，他是宣宗朝最
著名的宰相之一，在懿宗朝继续保持荣誉职务直到870 年去世为止。裴休是
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不饮酒吃肉。他写下了若干关于佛教禅宗的学术著作，
因为立论精密严谨博得了许多赞赏，它们已成为佛教三藏的组成部分。对佛
教的赞助不限于长安，在地方上也广泛流行。以后数十年，在禅宗的一大中
心的福建佛教得到大量的支持；作为这个时期佛教流行的一个明确标志是中
国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金刚经》，它印行于868 年，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印
刷品之一，在本世纪初为斯坦因所发现。
懿宗庇护佛教的最后行动是最壮观的。早在873 年，皇帝不顾大臣们的
拼命反对，决定恢复尊崇佛骨的仪式，此事在819 年曾受到韩愈的令人难忘
的斥责，以后未再举行。873 年迎佛骨仪式极其隆重，甚至超出了宪宗时举
行的那一次，政府在全国颁布大赦以示庆祝。京师富家竞相炫耀侈靡，朝廷
中的成员全都施舍大量财物。
懿宗举行这个仪式也许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临近死亡而绝望所致，因为他
① 关于宣宗恢复佛教主要事实的论述，见冉云华：《中国佛教编年史：581—06 年》（桑
蒂尼克坦，印度，
1966 年），第97—05 页。关于福建建造的新寺庙，见魏应祺：《五代闽史稿之一（续）
》，载《国立中
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文海出版社重印，台湾），第70 期（1929 年），第3O
51—070 页。
在几个月后就身患重病，终于在873 年阴历七月死去。皇位立即由他12 岁的
儿子李俨继承，李俨在历史上称为僖宗。
僖宗（873—888 年在位）
皇帝和宦官
873 年12 岁的李俨继承皇位，比他父亲860 年嗣位要平静得多。他是懿
宗八个儿子中的第五子，他的嗣位应归功于两位资深的宦官神策军将军刘行
深和韩文约。①刘行深出身于宦官世家，刘家的几个成员曾博得朝廷大员的尊
重，所以刘对李俨的支持是有相当分量的。新皇帝在873 年阴历七月十九日
即位，这是他父亲去世之日，也是他被指定为继承人负责军国大事的次日。
懿宗的遗诏任命他的宠臣韦保衡摄政，但事实上韦保衡和已故皇帝的其他几
个声名更加狼藉的宠臣一起，在僖宗即位后立即被贬逐出朝廷。
僖宗仍是个孩子，对宫外生活所知甚少。他爱好游戏，长于射箭、骑马
和舞剑。他特别为自己善于踢球——唐代特别风行的一项运动——而自豪。
他还爱好数学计算、音乐和各种赌博，特别是掷骰子。他爱斗鸡，和自己的
兄弟在斗鸡比赛中打赌。他似乎有幽默感，但又相当迟钝。
当僖宗长大之后，他对游戏和娱乐的兴趣减弱，开始坚定地过问朝廷事
务。不幸的是，他看来是一个严酷而反复无常的统治者，过分关心细节，喜
施严刑，甚至用它来对付那些对他的政府言之成理的批评。僖宗在他统治的
15 年中，常常被描写成十分轻浮的人，但看来很清楚，在他将近20 岁时他
已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统治者，虽然明显地反复无常，没有经验和缺乏足够
教养。如果要对他统治时期朝政的处理多加批评的话，人们必须记住，僖宗
面对的是如此复杂和危险的一种危机，足以最大限度地考验任何统治者的聪
明和勇气，何况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即使考虑到历史学家有反对宦官的偏见，他们将僖宗统治时期的失政主
要归罪于他的首要宦官田令孜（他很快便主宰朝政并作为唐末最有权势和最
可怕的宦官之一而闻名），也可能是公平的。①田令孜和他的宦官继承人对唐
末诸帝的控制是如此有力，以致于皇帝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傀儡。在唐朝最后
数十年间，虽则皇帝曾短期内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权力，但总的来说，皇权
差不多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田令孜在懿宗统治时期只是宦官中一个次要人物，他掌权的关键在于他
和僖宗的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僖宗把他当作养父。田令孜受过很好的教育，
非常聪明；他设法让僖宗忙忙碌碌，同时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的支配
地位在875 年被委任掌管神策军时显示了出来。现在他不需请示皇帝便能任
命官员，分赠赏赐，皇帝显然无保留地信赖他处理朝廷事务的能力。田令孜
千方百计给皇帝的内库增加收入，其中包括计划籍没京师富商的财产。任何
反对他的计划的人都有被处死的危险，甚至政府中最高的大臣们也害怕公开
与宦官作对。
除了满足他个人的野心之外，田令孜寻求普遍提高宦官威信的办法，880
年他任命京师和地方的高级宦官职务时采用了迄今为止只是在任命宰相时才
用的庄严仪式。①田的极端冷酷和他对皇帝的牢固控制当然引起僖宗外廷官员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66 页；《旧唐书》，卷19 下第689—90 页；《新唐书》，
卷9 第263 页。
①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 第4771—772 页；《新唐书》，卷208 第5884—889 页
。
① 《资治通鉴》，卷253 第8225—226 页。
极度不满，毫无疑问，他在朝廷的地位更摧毁了大臣们中间的一切共同使命
感，而且粉碎了恢复唐朝皇权的任何希望。
唯一强大到足以和田令孜抗衡的角色是另一个宦官杨复恭。与田令孜不
同的是，他是最有势力的宦官“世家”的成员，他的祖先在神策军充当高级
将领近百年之久。②他的经历和一个普通的朝廷官员是很相似的。在被枢密使
杨玄翼收为养子之后，他先后担任过一些地方的监军使，并在镇压庞勋叛乱
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然后他回到京师任宣徽使，869 年接替义父杨玄翼为枢
密使。杨复恭代表宦官集团中与朝廷机构完全合作的那一部分人，他忠于王
朝，而不是忠于任何皇帝个人。他认为，田令孜是暴发户，就像懿宗朝的官
员对懿宗的宠臣的看法那样。田令孜对杨复恭在政府正规机构中的地位造成
了直接的威胁，所以他们之间开始权力之争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田令孜对
新皇帝的个人支配地位和他对宫廷禁军的指挥证明是决定性的，杨复恭被降
职，暂时退休，像一个官员那样退隐林泉。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在懿宗统治
的晚年宦官与官员们共同起来反对懿宗的宠臣时，他似乎与某些外廷官员有
很好的关系。也许杨家和其他重要宦官家族所表现出来的效忠王朝超过效忠
皇帝个人的态度，有助于缓和他们和外廷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正如杨复恭的经历显示出极像一个高级文官的经历类型那样，他的“堂
兄弟”杨复光也担任过许多高级军事职务。①和他的“堂兄弟”一样，杨复光
也受过相当好的教育，他的传记描写他是一个大义凛然和有决断力的人。在
懿宗统治时期，宰相杨收怀疑杨复光密谋反对自己，曾将他逐出京师。当黄
巢叛乱时，杨复光被委以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军事的和交涉的使命。他对政府
对付叛军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并协助付诸行动。他在这些年中的成就博得
了人们很高的尊敬。
尽管杨复光在黄巢叛乱时为王朝效劳，宦官与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
继续。虽然宦官参加政府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所及超出
了可以容忍的范围。甚至在政府从流亡中回来以后，田令孜仍然控制着僖宗，
因此他成为京师和京外官僚们猛烈攻击的目标，他在朝廷的地位仍是任何努
力重新控制京师以外各地区的活动的主要障碍。僖宗统治下的三个最有影响
的宦官——田令孜、杨复恭和杨复光——试图把义子安置到重要的地方职位
上，以此将他们个人的势力伸展到外州。仅杨复光的义子任刺史、地方将领
或更高职务的就在10 人以上。①田令孜在京师以外地区的阅历比起杨氏兄弟
来要差得多，他也曾试图用任命其兄弟陈敬瑄为家乡所在州节度使的办法来
建立他的地方势力。在建立个人与封疆大吏的关系方面，宦官们不过学朝廷
大臣们的样子，但是，以这种个人的结合和联盟来代替对政府的效忠，其结
果又进一步损害了唐王朝的力量。
僖宗时期的外廷：贵族统治的复辟
僖宗统治的最初几个月和他父亲亲政时相似，都采用只委派豪门大族的
次要成员或没有多少个人力量和影响的官员担任最高职务的办法，来加强对
②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 第4774—775 页；《新唐书》，卷208 第5889—892 页
。
①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 第4772—774 页；《新唐书》，卷207 第5875—877 页
。
① 《资治通鉴》，卷258 第8419 页；《旧唐书》，卷184 第4775 页；《新唐书》，卷1
86 第5428 页。
新政权的支持。南朝萧梁家族上了年纪的后裔萧倣在873 年腊月被任命为宰
相，以取代腐化的和受人怨恨的韦保衡，后者已被逐出朝中。②萧倣是一个正
直和节俭的人，他坚定地反对懿宗对佛教的过分庇护。他曾是一个著名的节
度使，在865—868 年负责大修黄河堤防。他的祖父、叔父和侄子都曾担任宰
相，所以他的任命是稳健和保险的。萧倣很快便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叫裴
坦的人同为宰相；裴坦是在整个唐代与皇族有密切联系的著名裴氏的一个小
支系的成员。裴坦在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病死，他由懿宗朝一个不甚知名的宰
相刘瞻所代替，刘曾于870 年被贬出朝廷。
然而，下一个任命暗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变化，即权力回到原来已有根
基的政治和社会贵族集团手中，它们的地位在懿宗朝曾被系统地削弱了。874
年阴历八月，在新任命的宰相刘瞻可疑地死去以后，政府指定崔彦昭为相。①
崔彦昭是宪宗朝宰相崔群的侄子，“东北”旧贵族集团的典型代表，清河崔
氏的成员，因此也是山东（即河南和河北）那个排他性的“七姓”集团的成
员。9 世纪上半期这个集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很深远的，在他们中间崔氏
显然有特殊的重要性。当9 世纪30 年代宦官与官僚之间剧烈斗争时，崔氏的
头面人物领导官僚的一方。②武宗朝的宰相中崔氏有三人，宣宗时有四人。在
懿宗时期有意使这个集团黯然失色之后，874 年任命崔彦昭的决定是一件具
有重大意义的事。
崔彦昭不仅有给人深刻印象的家庭联系，他还是一个聪明而有学问的
人，在任职时表现出处理实际问题的出色能力，特别是在河东任节度使时（870
—873 年），他成功地抗击了沙陀突厥的进攻。根据所有这些原因，他的拜
相是多年来较为积极的宰相任命。但任命他为宰相的真正意图是无法知道
的。唐王朝面临极为困难的问题，所以要求强大的和统一的领导，这样一种
普遍的意识一定是他得以任命的一个因素。此外，在僖宗童年时显然掌握着
任命大权的宦官们，对无法预料的皇帝宠臣——像在懿宗朝曾控制朝廷的那
些宠臣——的兴起的恐惧，也许超过了对旧的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上升的担
心。
有一位宰相的任命进一步证实政府不但决定要对前一皇帝的政策反其道
而行之，而且要恢复以前某些政策受害者的权力。874 年阴历十月，郑畋被
任命为宰相，他是另一个名门大族的成员。③尽管郑畋早在几十年前的科举
中名列前茅，他在宣宗朝仍被投置闲散，因为他的父亲反对当时掌握朝政的
白敏中和令狐绹。直到9 世纪60 年代后期刘瞻被任命为宰相后，郑畋才开始
得到翰林学士这一重要的任命。郑畋以他的敏捷的才智、透彻的见解和令人
眼花缭乱的文学风格在同僚中赢得了尊敬。但是，当870 年刘瞻和他的政治
伙伴被贬逐出京师时，郑畋几乎立即遭到另一次挫折。他被派遣到遥远南方
一个无足轻重的沿海州中去做刺史。
僖宗在874 年的阴历十月又同时任卢携为相，从而首次补齐了四个宰相
②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67 页；萧倣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2 第4480—482 页
；《新唐书》，
卷101 第3959—96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71 页。崔彦昭传记见《旧唐书》，卷178 第4628—630 页
；《新唐书》，
卷183 第5380—381 页。
② 见王谠：《唐语林》（上海，1957 年），卷3 第76—7 页。引自王寿南：《唐代宦官
权势之研究》，
第40—1 页。
的职位，这是整个僖宗朝在京师的宰相的标准数。①卢携出身于河北范阳卢氏
望族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支系。卢携是一个和他的同僚郑畋很不相同的人
物，两人之间的唯一关系是他们都是东北贵族集团的成员。他在855 年中进
士，在宣宗和懿宗两朝接连升官，担任重要职务。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庶出成
员，他与懿宗朝的许多高官没有差别。但是他对9 世纪60 年代逐步造成的普
遍危机以及外地州镇的悲惨状况是有清楚的认识的。
由于他的任命，政府中的四名宰相是满员的，他们是萧倣、崔彦昭、郑
畋和卢携：他们都有很高的名望、丰富的经验、能力以及个人的正直品质。
他们组成了一个远比懿宗时期的任何宰辅大臣更为能干的集团，因为懿宗很
少任命这样高水平的宰相，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从不多于一人或二人。新任命
的宰相们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在懿宗时期迅速蔓延的腐化现象。他们受命仅
几个月，政府就以大大提高了的公正和效率进行工作，与此同时，前朝一些
精心追求形式的做法被废除了。②
社会问题与盗匪活动的增加
朝廷中的新领导面对一种令人气馁的局面。僖宗嗣位后不久，874 年初，
当时的翰林学士卢携向皇上呈上一份感人的奏疏，详细叙述了自9 世纪60
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危急状况。①这确实是令人沮丧的描述：前一年是一个干
旱和饥荒的年头，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冬天的蔬
菜很少。饥荒地区面临着大批人饿死的危险，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树叶为食。
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赋税，农民为了完纳
正式的赋税被迫卖掉房屋的木头，将自己的子女卖为奴婢，他们的妻子受雇
为仆人。
卢携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
朝廷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但官员们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皇帝发布的救灾
诏令被看成发了一纸空文。
这有力说明了这几位宰相在处理各地许多大问题时面临的基本情况；甚
至考虑最周详的政策在面对如此大量的和难以处理的问题时也几乎不可能贯
彻下去。但是他们确实很周密地考虑了国家的状况。
875 年正月，一项涉及全面政策的诏令作为皇帝的大赦令的一部分发布
了。②这是唐代发布的诏令中最长和最详细的一件。它彻底地和有根据地仔细
讨论了当时许多严重的社会、财政和制度上的问题，并提出了详细的改革方
案。它表现出惊人的乐观态度，如果不是在这样不祥的时间里发布，它可能
产生一种有利的效果。它显示了对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争端的清醒认识，
并证明了唐代后期的衰落不能仅仅归咎于行政管理的无能。因为政府至少暂
时是由一些明智的有才之士所掌握，他们全都富有经验，了解民情，而且对
王朝忠心耿耿。
到9 世纪70 年代时盗匪活动已很普遍。盗匪的发生率在黄、淮之间人口
稠密的平原地区最高，在那里政府频繁的压榨和经常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
① 卢携传记见《旧唐书》，卷178 第4638—639 页；《新唐书》，卷184 第5398—399 页
。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68—169 页；《全唐文》，卷792 第13—4 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72 第400—05 页。
起，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致使许多人被迫亡命，出没于荒地原野之中，
流为盗匪。大平原的西边和南边是丘陵地区，盗匪能自由来往，而官军进入
则需冒很大的危险，沿海一带是为数众多的重要产盐区，由于政府垄断的盐
价愈来愈高，这些地区私盐贩卖盛行。武装的盗匪集团从事这种非法的贸易，
不时抢掠他们容易到达的长江流域的商人和村镇。
在僖宗统治的初年，盗匪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以前盗匪已是一个
足够严重的问题，地方上的高级官员因此得向皇帝提出详细的奏疏，并精心
地提出防止的办法。盗匪固然危及公众安全和行政管理的稳定，但更严重的
是对商业和政府赋税形成威胁。然而到9 世纪70 年代初，有些规模类似小型
军队的盗匪，已能劫掠农村，甚至攻打有城墙的城市，从而直接与政府对抗。
在盗匪集团与政府军之间发生了严酷的战斗，875 年开始了持续将近10 年的
大规模镇压盗匪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中国几乎所有地区的权力结构都完全
改变了。这种冲突不仅仅是权力突然和全面崩溃的结果，虽则官员中间败坏
的风气使得政府难以对混乱局面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也是几十年前开始的长
期社会混乱和普遍军事化的最后阶段。
撇开盗匪不说，许多迹象表明9 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的政权是不
稳定的，正在多方面受到挑战，而这在几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在869
年，在洛阳以东只有60 英里的陕州的百姓驱逐并羞辱了一个傲慢而且残酷的
观察使，因为这个官员在发生旱灾时拒绝他们请求救济的呼吁。政府决定与
其惩办百姓，不如黜免这个官员。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出来的谨慎显然是受到
庞勋叛乱前车之鉴的影响，因为这场叛乱经过一年的残酷战斗以后，平定还
不到一个月。下一年，淮西光州的百姓赶走了他们的刺史，有些官员极力主
张应该严惩该地百姓，以防再发生同类事件。874 年腊月，僖宗刚嗣位不久，
京师正东南的商州百姓采取同样行动反对他们的刺史王枢。当时他用低价购
买百姓粮食，百姓便殴打他，并杀死了他的两名助手。在平时，这样的事情
将被视作反对政权的大逆不道行为。但在9 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这
已是很普通的事了。①
这一类事件尽管使唐王朝感到烦恼，却很容易镇压下去，而不致成为大
叛乱的中心。有责任的官员能被撤换，几支军队可以进驻，肇事的头目们则
可以被孤立起来并处死。它们本身并未表现出大的危险性，但却表明了更深
更广泛的动乱的可能。在这样的城市骚乱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绝望情绪，它把
在正常情况下仅仅是地区犯罪集团的盗匪团伙变成了大规模的组织良好和充
分武装的联盟：它能够在软弱的政权面前为所欲为而很少受到惩罚。
盗匪武装的力量和它能够把众多的军队投入战场的突然性，像在此以前
由裘甫和庞勋领导的叛乱那样依靠的是那些被社会冷落了的居民的广泛支
持。被剥夺了生计的乡村贫民数量有增无已，对于许多人来说最方便的出路
便是去参加遍及各地的某一团伙。
盗匪团伙的社会构成和组织
关于大量盗匪团伙支持者的情况我们所知不详，只能作最概括的说明。
历史学家称他们为亡命，即离开家庭或家乡而放弃了正规社会中的合法地位
① 关于这些事件，见《资治通鉴》，卷251 第8144—145 页；卷252 第8158 和8174 页。

的人们。这种逃离本土的人们既能成为单纯的流浪者，也能成为盗匪集团的
成员。盗匪集团的首领们乐于供养这些被社会赶出来的难民，由他们来壮大
首领们的追随者的队伍。
盗匪中曾以耕地为生的人占多大比例，究竟有多少人从事低下卑贱的职
业，或没有任何正式的生计，这些都无法知道。社会的分裂和动荡在唐代已
有很长的历史。逃亡农民在从前通常是占领空地，或者在数量日益增加的庄
园中受雇为佃农或劳工。但是农民的真正大规模流亡开始于安禄山叛乱之
后。例如在8 世纪70 年代末，独孤及奏报说，90％的舒州（安徽）农民仅能
??口，“不持一钱，以助王赋”。①这种被剥夺生计的无地农民比正常的受严
重压迫的农民更易沦为盗匪。当然，有些农民是被裹胁进盗匪集团的，但是
大多数保有一片土地的农民不敢冒剧烈变化的风险。
如果不管参加盗匪集团的个别成员的社会背景如何而坚持给王朝的对手
贴上“农民起义者”的标签，那么我们就歪曲了对唐王朝挑战的性质。这并
非说农民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在那些年代里经常有这样的农村暴动，农民时
而参加，时而回去务农。但是王仙芝与黄巢没有领导过这种自发的农民起义，
他们也不曾被视为“农民英雄”。王仙芝、黄巢及其同伙率领的是盗匪集团
联盟，并不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它们在乡间制造恐怖，用武力夺走一切能够
夺走的东西，他们对普通农民来说实际上已经成为经常的和令人生畏的威
胁。他们从未致力于促进农民的利益，一旦条件有利，就急于接受朝廷的招
安。
虽然我们对盗匪集团的广大成员所知甚少，但对他们某些领袖的情况却
有内容充实的报道。这些人部分出身农村绅士，部分来自穷困的阶级。其中
某些人有一功名或受过正规的教育，因此渴望能跻身官场。黄巢和他的重要
伙伴如朱温、李罕之都受过中上等教育，黄巢本人甚至被地方选出参加过进
士考试。①其他一些盗匪首领则来自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村社会中的“强人”阶
级：这些人有自己的能耐和地方势力，但是他们跟地方上的官场没有多少往
来，又没有受过能够把他们引向仕途的正规教育。朱庆就是这样的一个强人，
他是令人生畏的人物，在宋州（河南）以劫掠为生。无论他们原是有文化的
杰出人物，或是一些我行我素和无法无天的地方强人，所有盗匪的首领都有
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精于武艺，而且以他们抗击官军的成就判断，他们中
有些人显然是杰出的军事战术家。
这种“敌对精英人物”在唐代后期的出现决非偶然。②进入仕途的机会已
经逐渐减少。政府对专卖税的过分依赖导致了广泛的私盐贸易，而敌对的精
英人物很快便加以利用；他们中许多人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这些人也在个别
村庄与更大的社会之间作为中介而扮演关键的角色，所以我们发现他们在最
① 《全唐文》，卷386 第11 页。引自栗原益男：《唐末五代的变革》，载《历史教育》
，12.5（1964 年），
第60 页。
① 关于黄巢，见《旧唐书》，卷225 下第6451 页。朱温出身于书香门第，见王赓武：《
五代时期华北的权
力结构》（吉隆坡，1963 年），第27 页注。关于李罕之，见《新唐书》，卷187 第5442
—445 页；《旧
五代史》，卷15 第4—页；《新五代史》，卷42 第454—56 页；也见《北梦琐言》，卷1
5 第7 页。
② “敌对的精英人物”一词是从埃里克·沃尔夫的《论农民起义》中借用的，载《国际社
会科学杂志》，21，
第288 页。关于唐代地方精英阶级的形成和演变，菊池英夫在《所谓节度使权力的土豪层
》中有很好的论
述，见《历史教育》，14.5（1966 年），第46—8 页。
大的盗匪联盟中充当首领，是不足为怪的。
对于他们的同伙即对于聚集在一起用武力夺取不能用其他方法得到的东
西的人们来说，这些强人既不是恐怖分子，也非盗贼，而是任侠的范例，而
任侠强调的是相互忠诚和互相保护的思想。他们是不可忽视的，能够“权行
乡里，力折王侯”。③某些盗匪首领在他们与政府之间发生公开冲突以前已经
拥有这样的地方权势。然而，以后他们通常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变为“流
寇”。
另一类盗匪首领是从底层崛起的。尽管他们中某些人有过农民的经历，
大多数出身农民，但是他们自己并非农民。①他们有时被称为“流氓”或“地
痞”，这些人没有正当的职业，不是正常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②这种农村流
氓将同伙组成一种专事劫掠的军队，可以随时奉命出动，他们在唐代后期的
盗匪军队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某些盗匪首领成为王仙芝以及后来黄巢的同盟者，某些人则在中国其他
地方带领规模较小的农村帮伙独立行动；另一些人似乎就是罪犯。例如，与
王仙芝同乡又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的毕师铎所率领的党徒以“鹞子”著称。
后来建立吴越国的钱镠，“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王建
原是一个懒汉，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他最后在四川建立了前
蜀国，在他的朝廷中充斥着唐王朝的著名的旧官僚。然而，人民并未忘记他
的旧绰号“贼王八”。徐温为南唐国奠定了基础，“少无赖，入群盗中，以
贩盐为事”。锺传在黄巢叛乱时独自控制了江西，他“不事农业，恒好射猎”。
③
唐代后期亡命之徒的杰出人物中另有许多人有着同样的背景，他们都没
有正当的谋生手段，生活在刑事犯罪的边缘上，再有一些人则出于这样或那
样的原因而难以适应任何常规的社会生活模式。有些人则是社会上的杂流，
成为街头艺人、屠户或小偷。还有一些人是当兵的，少数人还是和尚，虽然
我们知道有一人每次想入寺修行都遭到拒绝。①
盗匪团伙的组织是难以准确说明的，当时中国官员也许对盗匪团伙知之
甚审，但是官方史书中保存的报道不足以使人了解它们的内部结构，仅仅令
人感到它们是一支组织很好的军队。例如，据《新唐书》叙述，在早期，好
斗的王仙芝有“票帅” 10 人以上，其中七人留下了姓名。②然而，其中有几
个人是自行其是的大独立团伙的首领。例如，毕师铎虽然支持王仙芝，但他
③ 《资治通鉴》，卷251 第8129 页。
① “农民”一词准确地说是用来称呼在农村耕作以维持生计的大多数农村居民。根据这样
广泛被接受的定
义，其他乡村居民不是农民，尽管他们是农业社会的组成部分。见西德尼·明茨：《关于
农民定义的一点
意见》，《农民研究》（英文），1.1（1973 年），第91—06 页和引用的文献。
② 例如，《旧五代史》，卷133 第14 页（钱镠）；《新五代史》，卷63 第783 页（王建
）；《九国志》
（《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 年），卷3 第39 页（徐温）。
③ 《旧唐书》，卷182 第4712—713 页（毕师铎）；钱镠传记见《旧五代史》，卷133 第
14—0 页；《新
五代史》，卷67 第835—41 页。关于王建，见《新五代史》，卷63 第783 页；《太平广
记》，卷224 第
1723—724 页。关于徐温，见《九国志》，卷3 第39 页。关于锺传，见《太平广记》，卷
192 第1441—
1442 页。
① 《旧五代史》，卷15 第4 页。
② 《新唐书》，卷225 下第6451 页。
有自己的追随者，这些有名有姓者中间的另一人是柳彦璋，他是877 年活动
于江西的团伙。第三个人刘汉宏实际上参加了反对王仙芝的战斗，抢劫了王
的供应车辆，他是作为一支独立的盗匪行动的，再者，除了《新唐书》的报
道以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是王仙芝的支持者，更不是他的“票帅”
之一。在一个冲突不断加剧的时代，盗匪团伙首领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混乱是
不足为奇的。但是它足以使人认为，唐朝政府可能完全误解了盗匪集团这个
陌生的组织。
王仙芝领导的并不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军事机器，而是个别盗匪或盗匪
集团的联盟，它们每一股人都有自己的首领，其成员由个人忠诚或共同利益
维系在一起。王仙芝自己的团伙联盟总数有3000 人，由各有二三十人以上的
小团伙组成。一次百人之多的单独袭击如果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团伙干的便是
几个较小团伙的联合行动。王仙芝、尚君长和黄巢似乎都是这样有能耐的领
袖，他们能支配一批个别的团伙首领。这种高级的个人领袖作用和这种以个
人关系维系的联系，是中国盗匪或造反者联合的特征，直到20 世纪仍然如
此。
加强这种个人纽带的一种方法是把首领的姓氏赠与他的追随者，这样首
领们便具有“家长”权。在黄巢控制下的八个首领共同使用相同的姓氏，互
称“兄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很可能他们都是团
伙首领中的伙兄伙弟，乐于接受他的姓氏以及他的“家长”式的领导。①这种
虚假的亲属关系通常被皇族经常使用，在艰难困苦的时代里农村社会中行之
更为普遍。唐代后期，赐姓之事在高级军事统帅和他们的部属之间也是很普
遍的，至于皇室与它的最亲密支持者之间，就更不必说了。②
冲突的早期阶段：王仙芝和黄巢
874 年，僖宗即位整满一年之时，有迹象清楚表明，来自盗匪集团的威
胁变得不妙了。那一年年底，感化军（改组的河南武宁军）报告说，盗匪活
动猖撅，它需要外来的援助。政府下令山东南部的几个军出兵支援。引起感
化军如此严重不安的盗匪可能是庞勋支持者的残余势力。③山东的节度使们对
于派军队去感化军并不热心，因为他们也同样面临爆发的盗匪活动和地方骚
乱。动乱立即扩大了：875 年阴历五、六月间，不但在农村，而且在天平（山
东西部）的州城都出现了真正的危险，至少半个世纪以来，天平的辖区一直
是盗匪活动的一个中心。由王仙芝和尚君长领导的盗匪在875 年阴历五月攻
打濮州和曹州；黄巢带了几千人立即响应。盗匪与天平军的首府郓州保持相
当的距离，但郓州的盗匪团伙却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政府的最初反应与往常
一样。盗匪的攻打被认为是地方性的问题，应有地方军队处理。天平的节度
使薛崇带着军队进击盗匪，但被打败。
① 堀敏一也对血缘关系的确实性表示疑义，见《唐末诸叛乱之性质》，载《东洋文化》，
7（1951 年），
第83 页。
② 见矢野主税：《关于唐代假子制的发展》，载《西日本史学》，6（1951 年），第86—
7 页；栗原益男：
《唐五代假父子结合的性质》，载《史学杂志》，62.6（1953 年），第514—43 页；《关
于唐末五代假父
子结合的姓名与年龄》，载《东洋学报》，38.4（1956 年），第430—57 页。
③ 关于这种见解见《资治通鉴》，卷252 第8172 页。
战斗在875 年逐步升级。开始对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王
仙芝现在采用了大将军的称号，并发布檄文分送邻近各地，指责政府政策不
公平，行政贪污腐败，这一檄文所宣布的目的类似于868 年庞勋发布的“露
布”，后者在叛乱地区的乡村和寨堡中传播，曾获得巨大成功。看来王仙芝
发出号召的意图主要是想得到其他盗匪团伙的支持而不是争取人民大众。875
年后期他拒绝接受兵变中的士兵参加他的队伍，可能是认为他们的支持既无
必要，又有危险性。当庞勋占领彭城之后，绅士们很快前来支持，但王仙芝
则没有他们的支持，黄巢在很久以后他占领长安前也没有这种支持。少数定
居的地方精英人物可能断绝与自己地区的关系而支持盗匪领袖，后者袭击一
个又一个地区，既没有占领疆土，也没有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明显愿望。他
们期待的是一个稳定的新政权的出现。
这一年以后的一些日子形势迅速恶化。黄河水灾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性
的蝗灾大大增加了农民的困苦，造成了饥荒，并把更多的农民推向绝境而使
之沦为盗匪。
在875 年下半年，盗匪的袭击已蔓延到十余州的广大地区，往南远及淮
河。这些盗匪中的大多数都在主要首领王仙芝和黄巢之外独立活动，他们组
成了数百人到上千人的集团进行袭击。政府试图以优势的兵力作出反应，命
令河南和淮南地区五镇的节度使和监军使追捕盗匪，尽快地使受影响的地区
安定下来。但是这证明是无效的，875 年阴历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神策将
军宋威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指挥中心，协调该地区攻打盗匪的全部兵力。政府
接受这一建议，并从禁军中增派三千士兵和五百骑兵作为支援部队。宋威虽
然年老有病，仍被指派为统帅。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军人，曾指挥过中国军
队抗击南诏，前不久在镇压庞勋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为现在的军队建立一个指挥中心之外，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
施。876 年阴历正月，福建、江西和湖南的所有刺史和观察使受命训练士卒，
帝国境内所有村庄“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①在中国的南方，这是政府在
该地区兵力不足的证据，同时也显示出盗匪已成了普遍的危险。这是唐代首
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以地方自卫为目的的民兵组织。这一措施与政府通常
不让农
业人口保持武器的政策相反，表明朝廷已觉察到危机是何等的严重。随着法
律、秩序和正常的社会控制在地方上的解体，地方一级必须采取行动了。
可是，政府仍然决定发动一场由宋威指挥的决定性的歼灭战去击溃盗匪
的军队。876 年，盗匪向东移动，进入沿海地区，攻击沂州州城。那年阴历
七月，在沂州一场大战以后，宋威上报说，盗匪已被消灭，王仙芝已被杀死。
宋威因表面上的胜利而得意洋洋，便遣散了他麾下的各地军队，自己回到了
平卢。朝廷为之狂喜，大臣们献上了贺词。但不过几日，事情就已弄清楚，
盗匪非但没有消灭，而且仍像以前那样危险，依然袭击和洗劫整个地区。讨
伐军现在自身也处于兵变的状态，但在快要叛变投匪时，他们被挫败了。对
士兵的控制重新恢复，他们被送往战场，并得到忠武军的支援。为首次大规
模讨伐盗匪战役的失败而震惊的朝廷，现在开始调动军队来保卫通向洛阳和
长安两都的一些要道了。
宋威可能是为了邀功而故意捏造了王仙芝之死和盗匪军队被消灭的第一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82 页。
次捷报，其实这两件事都未发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善于弄虚
作假的。但宋威也完全可能把他的对手完全估计错了。朝廷不清楚盗匪军队
的内部结构，甚至不了解它的规模大小，经常加以夸大。
876 年阴历八月，盗匪向西移动，使东都洛阳大为惊慌。九月，他们在
洛阳东南45 英里的汝州取得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俘获了刺史王镣，他是宰
相王铎的堂兄弟。王仙芝和他的同伙尚君长得到朝廷赦免，但他们的反应是
返回北方，攻打郑州，只有在昭义军派来了援军后才被击退。他们仍带着俘
虏王镣，向南转移，那里防御比较薄弱，农村也比较富裕。
876 年阴历十二月，盗匪集团到达长江中游，对鄂岳、淮西和淮南发起
了一系列的袭击。这一地区的守卫部队比起北方的军队来驻守得更为分散，
因而盗匪就可能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以前的宰相、淮南节度使刘邺强烈要
求增加兵力；政府下令重建的徐州戍军（现在称为感化军）抽调数千人南下
保卫它的辖区，对抗盗匪。这支军队在过去曾引起如此多的问题，新近又试
图把它遣散而未成功，政府却在此时被迫动用它，这件事说明局势已恶化到
何等程度。
讨伐军统帅宋威拒不将他的军队主力移到宣武中部邻近大运河和距离王
仙芝当时攻击的地区数百英里的毫州之南，这更加深了危机感。宋威可能希
望保存他的力量，集中全力保卫河南，旨在皇朝一旦崩溃时为他自己建立一
个强大的地区基地。但是他的公开理由是害怕遭到数年前与庞勋作战的军队
最高统帅康承训那样的被政府处分的不公平待遇。在镇压庞勋起义之后，康
承训被提拔为河东节度使，并领宰相衔。路岩和懿宗的宠臣韦保衡惧怕他会
在朝廷行使权力，便弹劾他故意逃避战斗和有其他不法行为。尽管在870 年，
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朝廷没有能力对军队的最高统帅采取严厉的行动，但
它仍然将康承训免职，降为王傅，最后将他流放到遥远的南方。①一位有功的
将军遭受这种愚蠢羞辱以后，常见的恐惧、怀疑和反抗在文官中也开始出现
了，更危险的是，它影响了王朝的高级将领们。
在873 年僖宗嗣位以后，康承训被召回京师，但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无法
抹去的。宋威也曾率领军队攻打过庞勋，显然他不会忘记在康承训身上发生
过的事情，所以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他和自己的副手曾元裕达成协议，
听任盗匪逍遥，以免遭到康承训的下场，万一不幸王仙芝称帝，他们还可以
给予支持。于是曾元裕移兵长江中游，但不进击，而是等待事态的发展。②
僖宗统治开始时大臣之间明显的协调与共同的使命感，此时因对付王仙
芝的政策和战略上的强烈争吵而被破坏无遗。当宋威的背叛行为已经明显
时，郑畋强烈地要求更换他的统帅职务，以便对叛乱者能够发动更主动的战
役。他要求把指挥权转交给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崔安潜是一位前宰相之弟，
和郑畋一样都是社会和政治的精英人物。876 年阴历八月当盗匪经过他的境
界时，崔安潜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击，从而表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但是其他
宰相不愿将最高指挥权交给一个文官。与著名的将军高骈有密切联系的卢携
激烈反对该项任命，紧张的摩擦在两位宰臣之间出现了。崔安潜的任命始终
未能实现，因为宋威直率地拒绝把职务拱手让人，而任何将他免职的企图几
乎肯定会驱使他公开叛乱。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5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86 页。
在876 年冬天，唐王朝的前景看起来确实是暗淡的。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继续为不断增加的盗匪团伙所蹂躏，它们只遇到不起作用的抵抗。官军的统
帅宋威不愿追击盗匪军队，而似乎更关心建立他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甚至
不惜为一个由成功的盗匪首领所建立的新王朝效劳。由于盗匪团伙滋扰，国
内局势十分危急，但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为保卫边境而派往岭南的北方军
队又发生了一次兵变——这与几年前曾促使庞勋叛乱的局势一样。浙西还有
王郢为首的一个较大叛乱（见下文），那里在859 至860 年时曾发生裘甫之
乱。
正当形势看上去最黑暗的时候，政府交上了没有料到的好运，暂时减轻
了压力。876 年阴历十二月，盗匪攻击长江中游的蕲州。这时宰相王铎的堂
弟王镣仍是盗匪的俘虏，他代表王仙芝写了一封信给蕲州的刺史裴偓。王铎
是裴偓应进士考试时的试官，这使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关系。裴偓同
意给王铎写信，恳求为王仙芝提供一官半职。令人惊讶的是，当宰相们被召
集起来讨论这件事时，有些人居然认为，王仙芝仅仅是“小贼”，很容易压
服，他的威胁要比庞勋小，而庞勋的叛乱在一年之内就被镇压了下去。确实，
盗匪集团中还没有人达到像庞勋那样的组织水平和取得那样广泛的支持。但
是宰相们应该意识到，此时的盗匪机动灵活，领导有方，而最重要的是他们
分布的范围比庞勋时代广泛得多。由于内部意见不同而造成的分裂，使他们
完全看不到王朝生存所受的威胁是何等严重。然而我们可以设想，王铎不懈
的说情既是出于对于他堂弟安全的关心，也是考虑到公共的危险，他最后成
功了，王仙芝被任命为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
无论王铎或政府都没有料到这样做对于事情的解决是不够的。另一位盗
匪首领黄巢对于政府没有同样授予官职而大发雷霆，他殴打并用剑刺伤王仙
芝。其他盗匪头目惧怕首领做官以后他们自己可能的后果，便威胁要将王仙
芝杀死。王仙芝终于被迫拒绝朝廷的任命，让他手下的人洗劫蕲州，作为安
抚。蕲州城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被杀死。裴偓逃往鄂州，这是最邻近的驻
有大量政府军的州城；朝廷派去授予王仙芝官职的特使匆忙逃回京师；倒霉
的王镣仍在盗匪手中。①
王仙芝未接受官职的最重要后果是盗匪集团的主力分裂成了两大股。留
下3000 人和王仙芝、尚君长在一起，继续在长江中游劫掠，另外2000 余人
跟随黄巢回到山东。这种分裂的意义不应过于强调，因为据说黄巢只是带走
了他自己原来的追随者，盗匪首领们仍有可能重新联合以实现大规模的袭
击，而明年发生的事情确实也是如此。但是对王朝的直接威胁暂时得以避免。
877 年，即僖宗即位的第四年，叛乱活动遍及全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程度，只有很少地区幸免于难。王仙芝和黄巢仍是令人畏惧的。他们现在能
够攻击任何地区而不受惩罚，甚至能够袭击地方官军戍守的镇所在地。877
年阴历二月，王仙芝攻打鄂岳镇所在地鄂州。同时黄巢攻陷郓州（他起家之
地天平镇的所在地），杀死了该镇节度使。然后他向东移动，攻打沂州；该
城在一年多以前曾遭袭击，那时政府令宋威为统帅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惩罚性
讨伐，但是在今天却没有为保卫该城采取认真的措施。
877 年阴历四月，朝廷降诏概括地叙述了它企图用以处理各地大规模动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87—188 页；《新唐书》，卷225 下第6452 页；关于王镣
见《旧唐书》，
卷164 第4285 页。
乱的政策。①诏旨首先表示了对问题严重性的关切，然后满怀信心地断言所有
盗匪将肯定地被迅速镇压下去。由于诏旨继续为投降的盗匪提出了有利的条
件和官职，这种对必然胜利的自信心在当时就有所降低。诏旨中指出了当时
的骚乱是何等的普遍：“江西、淮南、宋、亳（宋威的讨伐军守卫的州！）、
曹、颍，或攻劫郡县，抗拒官军；或窘厄商徒，俘掠进奉。出彼入此，鸟逝
风驱”。诏旨反复地强调，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表达了
皇帝对臣民慈父般的关怀：“恨不均其衣食，各致丰肥”。然而对于那些继
续进行破坏的人，皇帝发誓“用兵无悔”。
这道诏旨主要的真正对象是“王仙芝及诸道草贼头首等”。政府提出宽
宏大量的投诚条件。首领们将破格授予官职、爵位和赏赐。当然，这仅仅是
指形式上的官阶和有名无实的官职，近一个世纪来朝廷即以此等职衔授予不
能直接任命的藩镇官员，用以维持名义上的联系。投降的盗匪首领将“于大
藩镇内，量材与职额衣粮”。一般匪徒将遣回田园安置。
诏旨的后一部分指示地方官员应如何处理拒绝投降的盗匪团伙。他们应
选择勇猛的将领和军从，采用灵活的战术去对付敌人。能够俘获一个盗匪首
领和他的三百徒众的将领，允许超授将军，并以千缗为赏。袭击并杀死盗匪，
夺回资产、武器或搜集情报者，将按他们的功绩授予官职和奖赏。政府完全
知道它的将领们不肯努力作战，诏旨中也包括严厉的警告：任何人逃避战斗，
将令“本州道勘寻，准军法处分”。这只能意味着处以死刑。
这份诏旨的最后一节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它指示城乡当局寻求能够率领
农民抗击盗匪的材杰勇敢之人。他们也将得到官职和奖赏；诏旨提到地方民
兵领导人的两个突出例子，他们已经升到镇的高级职务。
军事形势变得如此糟糕，这样一种公开的政策声明是朝着希望恢复原状
前进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盗匪的自信程度和
政府的虚弱程度两者都可以从盗匪的下一个目标宋州（由宋威的讨伐军守
卫）看出。王仙芝和黄巢现在又携手合作围困宋州，顶住了被围军队突围的
所有尝试，直到长安派来的将军张自勉带着忠武的7000 名士兵向盗匪进攻，
使后者惨败和遭到重大的伤亡，情况才发生变化。但是，宰相们并没有利用
这一胜利来恢复他们的协调意志与统一目标，而是在如何继续征讨方面吵得
更凶。王铎和卢携要将张自勉的军队交给宋威指挥，以期宋威终会开始积极
讨伐盗匪；郑畋则坚决不同意，他坚持说，张自勉和宋威之间的关系很坏，
如果张被迫屈居宋威之下，他将被杀掉。在争辩中每位宰相都曾提出辞呈，
但都遭到拒绝。辩论继续了整整一年，言辞也变得愈来愈尖锐刻毒。在张自
勉的打过胜仗的军队被置于宋威手下一位将军的指挥之下时，张本人遭到宋
威的造谣中伤，因此郑畋争辩说，张自勉是“因功受辱”，事实上正是他的
功劳才使政府能够维持对大运河的控制。此外，郑在前一年曾徒劳地建议似
崔安潜代替宋威统率讨伐军，因为崔安潜攻打盗贼取得多次胜利，但未曾记
功。郑畋又断言，王仙芝提出投降不下七次，宋威都隐瞒不报。郑畋对宋威
的指责可能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免去他的统帅之职实际上无法做到。①
877 年后期，盗匪们回到长江中游，在那里他们几次大败于宋威的副手
曾元裕手下。政府再一次向王仙芝提出投降的条件。这时王仙芝的同盟者也
① 《唐大诏令集》，卷120 第638—3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93—194 页。
被包括在大赦之列，他的几个主要党羽，包括尚君长在内，出发去京师。然
而宋威在中途劫持了他们，并且报告说，他们是在一场战斗之后将他们俘获
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怀疑，一名御史被派去进行审查。但真相已不可能弄清，
因为宋威在御史到达以前已将盗匪首领们处死。
877 年的战争本身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朝廷中政治派别活动的加
剧以及京师政治领袖和他们的统帅之间发生的不断加剧的紧张和猜疑。唐朝
对张自勉在宋州的决定性的胜利未加酬赏，这和康承训在镇压庞勋之后受到
侮辱的情况相似。由于对忠诚的和有战功的统帅一再未能给予应得的奖赏，
政府失去了日益减弱的对王朝的好意和忠诚，而这本是它最珍贵的财富。
877 年的腊月，唐王朝终于在发动对盗匪的进攻方面取得成功。在黄巢
劫掠他四年前首次起事的所在地匡城之后，政府恢复了张自勉的战地统帅职
务，并派他率领东北各路人马大举攻打黄巢。同一月王仙芝袭击荆南的治地
江陵，这是长江中游的战略中心。政府已愚蠢地将荆南置于无能的杨知温的
管领之下，他甚至在盗贼抵达城市外城时仍继续赋诗。杨知温最后向北方山
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救。李福迅速调兵攻打盗匪，他的军队得到500 名沙陀
骑兵的支援，所有遇到的盗匪均被消灭。王仙芝急忙在江陵劫掠，杀死了1/3
的城市居民，然后逃之夭夭。
然而，这时逃走并非易事。当王仙芝率领队伍回到山东时，他遭到讨伐
军副统帅曾元裕的追捕；曾元裕经过一年无所作为之后终于果断地行动起来
攻打盗匪。在淮西南部申州的一次重要战斗中，王仙芝的军队遭到惨败，伤
亡重大。曾元裕的胜利使政府指派他代替宋威为讨伐军的统帅，张自勉为他
的副手。政府还将富有经验的将军、四川统帅高骈调到荆南，他带着15000
名全副装备的军队来到长江中游地区。
878 年初政府军元气显示出重大的恢复。在王仙芝退往南方以后，政府
军最惊人的胜利来到了，曾元裕的追捕军队在蕲州的黄梅县消灭了这支队
伍。王仙芝本人被杀。由于王仙芝的主要伙伴尚君长已在不久前被杀，没有
任何首领能将余党集合在一起了。尚君长的兄弟尚让带着许多残余的盗匪投
奔在山东的黄巢，而剩下的人则分成小的团伙，独立地活动于长江流域。
黄巢向南方推进
这样，黄巢终于成为主要盗匪队伍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尽管这时他们最
不走运。他现在采用了“冲天大将军”的称号，这也许是表明他决定全力进
行反对王朝的斗争。这是政策上的完全转变：在此以前盗匪按传统方式在各
地区间进行骚扰，从黄河平原向淮河、长江流域作季节性的往返移动。对重
要城市的袭击有时被看作“造反”的开始，但还没有认真地打算推翻政府。
盗匪并不想建立对土地的控制，王仙芝几次试图投降表明，盗匪没有长期的
政治目的。
在当上盗匪集团的总领袖之后，黄巢和政府军之间最初的小规模交锋全
被击败，他可能采取的直接对抗的任何计划都被搁置起来。他和天平节度使
通讯联系，磋商投降的条件。政府封黄巢为禁军的一名将军，命他在郓州投
降。但是，也许是记起了前一年王仙芝的主要伙伴们试图向宋威投降时被背
信弃义地俘获并遭杀害之事，黄巢决定不去冒险投降。增加了信心的政府终
于认识到适当奖赏它的将军们的必要性，于是授予山南节度使李福以宰相的
职务；李福曾向围攻江陵的盗匪发起决定性的进攻，并击败了王仙芝。
政府的复苏使它能建立从黄河地区开始的针对盗匪军队的有效防御。张
自勉被指派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他将黄巢往西经河南朝洛阳方向驱赶。两
年以前，洛阳曾因盗匪军队的接近而陷入恐慌之中，但这时庞大的防御工事
已准备好了，一支万名战士和新招募士兵组成的队伍由一位特别任命的防御
使指挥。这些准备使盗匪袭击洛阳的任何想法成为泡影，黄巢于是改弦更张，
向南转移，但这次不是到长江中游，而是到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令人惊奇
的是，黄巢渡过大江进入浙西。庞大的盗匪集团渗入长江以南，这还是第一
次。政府有理由宣称已将他们逐往南方。它的最高统帅曾元裕移兵进入长江
下游地区，攻打仍然在那里活动的一些从前王仙芝的支持者，与此同时高骈
则移军浙西，阻挡黄巢回窜北方。朝廷有理由认为，局势差不多又得到了控
制。
在878 年的其余时间内，盗匪集团总的来说处于守势，尽管他们在长江
以南未设防的地区赢得了一些胜利。然而，他们现在远离京师，黄巢的威胁
似乎正在消失。宰相们现在围绕着对南诏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剧烈争吵，结果
以郑畋和他的对手卢携二人同时免职告终，另外他们还面临来自北方的强大
的扩张主义者沙陀突厥的威胁。黄巢和他的盗匪军队继续移离对王朝来说是
生命攸关的地区，通过几百英里广阔的人烟稀少的地方，指向福建的首府福
州。878 年阴历九月，政府中止了对盗匪的讨伐，并指定曾元裕将军为平卢
节度使，接替刚死去的宋威。
黄巢经过福建崇山峻岭的进军，只是他横扫华南的全程更长的开端，进
军最后打到了大海港广州。这种几乎无阻挡的行军在地图上给人的印象是深
刻的，有时被视为黄巢力量强大的证据，这种力量使他有可能随意纵横万里
地移动。然而，导致他向南方进军的原因不是广东富庶的情景，而更可能是
政府对他的成功的追击，以及北方难以对付的防御布置。
在878 年最后的几个月，当他往南移动时，黄巢开始认真地考虑扩大支
持自己的社会基础。经过福建时，他努力争取地方绅士支持，不过收效甚微。
①878 年阴历十二月，福州遭到劫掠，无防备的观察使逃走。但是，高骈从浙
西派去的讨伐大军屡次击败黄巢的队伍，俘虏了许多他的重要伙伴，把他赶
往更远的南方。
尽管黄巢显然处于逃跑奔波之中，他仍被视为对朝廷的威胁，宰相王铎
自愿亲自率领一支远征军攻打盗匪。王铎被任命为荆南节度使和南面行营招
讨都统。他选择李係作为副手，任命李为湖南观察使，此人是一个出身于显
赫家族的无能的官员，但其忠诚则是没有疑问的。李係屯驻在潭州（长沙），
以防止黄巢由岭南抢先北上。
879 年阴历五月，当黄巢迫近广州时，他仍争取谈判，想取得有利的投
降条件。他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联系，请求他们居间说
情，使他能得到天平节度使的职位；天平在山东，是他的老根据地。①这个请
求被拒绝了，黄巢接着要求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因
为广州贸易实在太宝贵了，决不能把它交给一个盗匪的首领。朝廷建议代之
以禁军中一个较低的职位，但黄巢认为此议是一种侮辱。他立即对广州发动
猛烈的攻击，一天之内便攻占此城。他俘获了节度使李迢，并一再试图达成
一项有利的协议，但被对王朝表现出狂热和罕见忠诚的李迢所拒绝。黄巢杀
① 《新唐书》，卷225 下         第645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 第8215 页。
害了勇敢的李迢，并在暴怒之下洗劫广州，使这一大港口变成废墟。有的材
料估计死者高达12 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
界的外国商人，而当时广州全部人口约20 万。许多中国人逃往福建。②那时
期来自西拉甫港的著名阿拉伯商人阿萨德详细叙述了广州遭到野蛮毁灭的情
景。③
朝廷很清楚，黄巢无意留在热带地区。政府抢在他北返以前采取行动，
希望在远离支持他的基地的江南将他围困，并予以消灭。在广州洗劫之后，
一场大规模的对抗已不可避免了。
黄巢北上
当劫掠岭南时，黄巢手下许多人死于疟疾。剩下的人要求回到北方，“以
图大事”，因此盗匪军队开始迂回北上，沿途他们抢劫了湖南和江西这些地
区。①他们由灵渠通过南岭的分水岭，沿着湘江流域前进，就像庞勋在10 年
前那样。879 年阴历十月，他们到达潭州。王铎的副手李係驻守这座城市，
然而他不愿战斗。因此黄巢能够在一天之内拿下了它。这种灾难性的懦怯（这
是选择统帅不按照才能而根据其家族与朝廷的关系造成的）对于遏制黄巢的
努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失败。当时盗匪军队处于最衰弱的时候，如果李係能
给予黄巢以强有力的打击，那将是获得最后胜利的一个真正机会。
然而，更严重的是长江中游战略中心江陵（荆州）的失守，它是李係的
上级、讨伐军统帅王铎放弃的。由于对方在人数上大大超过自己，王铎向北
撤退，宣称他要去和屯驻在北面30 英里的荆门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的队
伍会合；但是王铎事实上一直退到百英里之外的襄州。江陵城留给王铎的属
将刘汉宏镇守，但早在黄巢到达以前，它已被政府戍军洗劫和放弃了。
增加了信心的黄巢渡江直趋荆门，刘巨容在那里严阵以待。刘巨容派出
自己的军队和500 名沙陀突厥人对付盗匪。黄巢的士兵有许多被杀，但是尽
管有人力劝刘巨容追逐并歼灭残余的盗匪，他却让他们逃走了。他的理由反
映出王朝已失去了地方的支持。他说：“国家多负人，危难不吝赏，事平则
得罪，不如留贼冀后福。”②如上所述，对王朝冷酷无情地处分它的军事将
领的抱怨是十分普遍的，另一些地方长官也故意避免与起义的队伍正面对
垒。但这是一个朝廷大员主动希望王朝灭亡——这显然是刘巨容纵匪逃走的
原因——的首次事例。刘巨容对王朝的敌视可能与宋威的情况相同，当讨伐
庞勋时，他们二人都在康承训军中任职，毫无疑问，刘巨容和宋威一样，都
担心在攻打黄巢胜利后也成为政治牺牲品。然而，一旦唐朝灭亡，节度使将
有可能在任职地区巩固他们的权力，或者等待新的统一王朝的出现，或者继
续割据自雄。
由于直接通往长安的道路受阻，黄巢东移顺江而下，重走10 年前庞勋的
老路，沿途纠集了各地的盗匪团伙（其中许多曾与王仙芝合作过），又恢复
了力量。他们一度受到驻防在江西的政府军将领曹全晸的沉重压力，但曹全
晸放弃了追击盗匪的计划，因为朝廷以未经解释的原因决定更换他的职务，
这使得黄巢得以通行无阻地顺江而下。
② 关于中国人避难的村落，见罗香林：《唐代黄巢变乱与宁化石壁村》，载《说文月刊》
，4（1944 年），
第265—68 页。
① 《旧唐书》，卷200 下第5392 页。
长江下游地区一直是政府赋税的主要来源，现在则是王朝防御的关键部
分，它的重要性从选择高骈来防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高骈无疑是唐朝地位
较高的军队统帅，享有非凡的声望。①他的家族源自渤海，有几个成员忠诚地
在神策军中世代任职。高骈曾在北方边境任职，是一名与党项人作过战的杰
出将领。当吐蕃在西方入侵时他组织过防御，并在遥远的南方指挥过反对南
诏入侵的战役。从869 年到875 年，他作为节度使抑制了山东的盗匪活动，
可是在他转到四川以后，天平又爆发了严重的动乱。当王仙芝在878 年初在
长江中游得手之后，他挥师前来，一年以后他曾在浙西征讨黄巢取得成功，
并把盗匪军队逐往南方的广州。
黄巢在879 年后期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一度袭击宣歙、浙西和江南的广
大地区。但在下一年初情况发生了变化，高骈终于认真地对盗匪采取行动。
880 年阴历三月，高骈派遣他手下地位最高的将领张璘前往长江以南，给了
盗匪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政府想要大获全胜，便以几支北方部队增援高骈，
并任命他为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召集邻近诸部队并征募大量地方新兵，使自
己军队的总数达七万人。黄巢的军队虽则人数更多一些，但不能与高骈的训
练有素的军队相对抗，880 年阴历四月，盗匪似乎完全被击溃。王仙芝的早
期伙伴之一王重霸向张璘投降，同时黄巢失去了另一位重要伙伴常宏，后者
也带着自己的数万人马投降了。黄巢退到江西的饶州，随即来到福建边境正
北的信州。每一件事看来都对政府军有利，官军的将领们纷纷向京师告捷。①
在880 年阴历五月，局势完全改观。这个关键时期的事情已引起了人们
对进攻黄巢战役全过程的精心猜测，而许多疑点一直模糊不清。②然而确凿无
疑的是，黄巢仍有可能避免几乎确要被击败的境遇，他突破了唐朝在长江下
游的防线，并开始向北方的东西两都进军。据一份资料说，黄巢曾大量贿赂
张璘，使之停止进攻，然后同意向高骈投降，条件是任命他为节度使。据这
份记载说，高骈接受了黄巢的投降，但是不愿同参与战斗的其他部队的将领
分享功劳。因此他让这些部队各回原地。当黄巢得知这些军队已经被遣回淮
河以北时，他突然中断了与高骈的关系，并在一次随之发生的较大战斗中杀
死了高骈手下最重要的将领张璘，给予他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尽管人们对
导致这个结果的一些事件仍有种种怀疑，但这一巨大胜利是无可争辩的事
实，在此以后黄巢和他余下的伙伴在浙西和宣歙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袭击，
最后于880 年阴历七月在采石渡过长江。①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重大转折
点。
高骈的军队不但未能阻止黄巢渡江，而且当黄巢向洛阳挺进时也未能向
北方提供支持。高骈的无所作为十分自然地激起了最猛烈的批评。对于没有
经验的文职官员来说，像李係和王铎那样放弃职守，是一回事；而对于政府
最有经验的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将军来说，他竟允许一个已经严重削弱了的
敌人伺机渡过了长江并让他在自己辖区扬长而去，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① 高骈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 第4703—712 页；《新唐书》，卷244 下第6391—4
0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 第8219—225 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的讨论见周连宽：《唐高骈镇淮事迹考》，《岭南学报》，11.2（
1951 年），第11—5
页。
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渡口。唐朝一度曾在采石建立镇戍，但在881 年撤消了；见《册府元
龟》，卷507 第4
页。
有些历史评论家把责任全归罪于高的亲信方士吕用之，他对高有巨大的影
响。②但是，高骈的无所作为是难以用玩忽职守来加以解释的。
高骈在他负责的淮南地区面临一种极其复杂的形势，当时淮南是中国盗
匪活动最猖獗的地方。高不但要和本地的盗匪作斗争，而且要和从北方袭来
的大批盗匪团伙以及和淮南以北开小差的哗变士兵作斗争。甚至在他来到淮
南以前，给盗匪首领封官被认为是必需的，高骈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任命数
人为刺史。③这些盗匪首领现在成为高骈的将领，协助他向周邻地区扩展势
力。由于淮南是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地区，高骈很容易因为对黄巢征剿过
猛而失去自己的位置。扬州对于唐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作为一个独
立政权的基地已有长期的传统，所以高骈不愿拿他的位置去冒险是不足为奇
的。高骈还意识到，他不能再依赖朝廷的坚决支持，因为他的主要政治伙伴
宰相卢携得了重病。这样，他有许多理由要巩固自己在淮南的地位，因此他
向朝廷送去一系列自我辩护的奏疏，声称黄巢渡江时有60 万人，这是一个十
分荒谬的数字。①
一旦越过了政府在长江下游的防御，黄巢通往东都的道路便畅通无阻。
唐王朝试图在洛阳东南要冲的忠武的溵水布置大军以阻挡盗匪军队。这个计
划惨遭失败，这倒不是因为黄巢军队力量强大，而是由于守军之间互不信任，
再加上他们几乎普遍地不愿为摇摇欲坠的王朝去卖命。感化节度使曾招募到
士兵3000 人，条件是保证他们在州城驻防。当他们接到命令开往溵水时，几
乎激起了一次兵变。他们到达以后，野心勃勃的地方将领周岌害怕这些军队
一旦驻在他的辖区就会威胁他的势力，便让他自己的士兵渗入他们驻防的城
市屠杀他们。感化节度使被追逐到襄阳杀死。周发后来担任了忠武节度使。
另一个派去参加洛阳防御的唐朝将领齐克让弃职而逃回了自己在山东的营
地，而不是去与残酷无情的周岌打交道。这样，所有派去保卫东都的军队都
因将领之间的猜疑和背信弃义而溃散，洛阳门户洞开。
黄巢在渡过淮河以后开始表现出建立新王朝的野心。他采用了“天补大
将军”的称号，并试图加强军队的纪律，禁止他们抢劫。当他们在880 年阴
历十一月进入洛阳时，该城官员无心抵抗，接他入城。齐克让向朝廷报告洛
阳已经丢失，他建议立即尽力加强长安的防御。
黄巢军队的戏剧性的进展，自然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然而真正显示唐
朝秩序瓦解的迹象倒不是盗匪军队如此大踏步地前进，而是各藩镇的“勤王”
部队彼此之间争权夺利大造自己的地方优势的活动。只要政府能调度大部
队，它依然有其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879 年至880 年的事件——王铎和
李係在战斗中的失败、刘巨容公开的不忠以及高骈保全自己地位的行为——
标志着唐王朝力量的振兴没有任何希望了。
政府临时加强长安防御的努力从开始便注定要失败。宫廷的禁军早已不
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神策军中的职务已成为长安富家子弟挂名的闲
差。①他们中大多数人除了恐吓京师市民之外，没有战斗经验。当可能要他们
② 《资治通鉴》，卷254 第8264—268 页。
③ 较早的任命见《唐大诏令集》，卷120 第638 页，高骈自己的任命包括李罕之（《旧唐
书》，卷187 第
5442 页）、毕师铎和秦彦（《资治通鉴》，卷253 第8211 页；《旧唐书》，卷182 第47
1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 第822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4 第8237 页；又见在此以前几十年杜牧的文章，文中叙述了政府
军质量的下降，载
去和叛匪作战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人便到贫民中寻找替身。
京师的防务交给了宦官首脑、神策军名义上的长官田令孜，但没有证据
表明他离开过京师去担任京师东面诸关口的指挥，而控制这些关口对于防守
京师是至关紧要的。田令孜的一名副将带了几千名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
去据守潼关，但只能供应他们几天的给养。当他们看到叛军迫近时，便乱作
一团而溃散了。叛军成群通过了潼关，进入京师所在的关内道，在那里被派
去保卫京师的博野军的哗变士兵参加了他们的队伍。由于帝国的军队完全溃
散并处于混乱之中，京师的防御崩溃了。
黄巢在长安
880 年腊月初五，长安落到黄巢手里。只有少数随从陪同的僖宗带着田
令孜和500 名神策军，偷偷地从城中逃走，前往四川避难。相形之下黄巢的
入城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张直方将军在许多官员伴同下出城欢迎叛军。
黄巢坐在一架金色马车上首先到达。随后的军队——此时已达数十万众——
全部穿着锦缎，他们的头发一律扎着红丝带。他的骑兵直接开往城内，在后
面长达几里的路上塞满了辎重，京师的居民表现消极但并未流露出害怕神
情，他们拥上街头，观看接管的情形。②
王仙芝的余部首领、前一年参加黄巢队伍的尚让，现在作为黄的主要副
手和发言人要求人民保持安静。他说：黄巢为民请命，他起兵的目的是从不
顾人民死活的唐朝统治者手中拯救他们。这个声明被用来作为说明黄巢与普
通百姓之间“阶级团结”的证据，但事实上它和所有想要建立合法统治的人
们所发布的自我辩护声明是一种性质的，尽管他们有各自的背景和目的。①
真正重要的是，它首次清楚地表明，黄巢企图在长安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
权。然而，这种帝王雄图对于他手下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追随他的目
的只是为了抢劫，而现在他们占有了最丰富的战利品。在黄巢到达以前，长
安的居民自己已经开始抢劫。黄巢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他手下的人，连续几天
他们洗劫了世界上这个最富裕的城市。各市场付之一炬，无数人民被杀死在
街道上。
长安的精英阶层是叛军和城市平民两方面的牺牲品。最受人憎恨的官员
被拖出去杀掉。其他许多人则抛弃财产出逃。从京师被占领之后的大破坏来
看，它显示了长期蕴藏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对特权者的憎恨，同时也说明黄巢
和他的支持者之间缺乏共同的目标。造反者的共同目的在这时是推翻唐王
朝。但他们的不同利益变得愈来愈明显，黄巢希望对他的支持者加强组织和
纪律，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军队；而他的许多支持者和普通士兵只希望洗劫
城市，满足于无政府状态。
在这样不祥的形势下，黄巢采取了建立自己王朝的最初步骤。880 年腊
月十三日，他在含元殿登上皇位，宣布建立大齐王朝（齐是他家乡山东的古
称）。他重新采用全部复杂的帝国制度，任命四名宰相，其中包括贵族家族
的成员和他自己的副手。②他的500 名“骁勇”被选出作为“功臣”，这是给
予开国皇帝的主要支持者的标准用语。他的主要官员得到头等的军事职务。
《全唐文》，卷754 第12—4 页。
① 见堀敏一：《黄巢之乱》，第64 页。
② 《新唐书》，卷225 下第6458—459 页；《资治通鉴》，卷254 第8241 页；据《册府
元龟》，卷374
第14 页，大约1/3 京师官员接受了黄巢的任命。
黄巢只罢免唐朝最高层的官员；四品以下凡愿合作的官员允许留任。
黄巢试图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政权，但这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公开显示合
法性和仿建一个复杂精致的政治体系是一回事，要使它运转则是另一回事。
他的基本问题是，他的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担任文职；而唐朝旧官员
之所以同意为新政权服务，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是出于被迫。
黄巢的政权证明是非常暴虐的。882 年春天，有人在尚书省大门上题了
一首诗，嘲笑这个政权。尚让大发雷霆，杀死了在该省任职的官员们，并挖
出眼睛，倒挂尸体；他还将大门的卫兵处死；杀死京师每一个能做诗的人；
将其他识字的人罚作仆役。这一事件的结果是3000 余人被杀。除了证明它绝
对的残暴之外，这次大屠杀标志着想在稳定新政权时得到受教育的精英人士
支持的希望成为泡影。这也消除了获得藩镇支持的全部可能性。只有少数以
与黄巢联盟作为扩展他们自己在地方上势力的独立节度使除外。
黄巢占领的年代蹂躏了唐朝的这座都城，也破坏了长安所体现的政治秩
序。这座城市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它的悲惨的毁坏在韦庄所写的著名叙事诗
中有最生动的描述；韦庄是当时的第一流诗人，叛匪军队攻占长安时他正在
那里参加考试。这首诗名为《秦妇吟》，它描绘了“纵火、抢劫、强奸和吃
人肉，农民装作大臣，贵族躯体践为血泥”。①这就是黄巢建立的新秩序。
僖宗在四川的流亡生活；阡能之乱
对于一个中国皇帝来说，被迫放弃都城通常是一种灾难，但是僖宗逃跑
的情况是特别丢脸的。当盗匪军队进逼而所有防御均已瓦解时，惊慌失措的
官员们四处逃散。宦官头目田令孜——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帝国军队的统帅
——放弃了京师的防御，在夜深人静时带着皇帝逃出京师。随从人员只有500
名神策军将士，四位皇子，几位后妃。没有一位官员获悉放弃长安的决定。
沙野军的一些骑兵在长安数英里之外遇到扈从队伍，要求皇帝返回京师。他
们因为行为鲁莽而被田令孜的军队杀死。
当僖宗再往西走时，他遇到了以前的宰相、现在的凤翔节度使郑畋。郑
畋劝说皇帝到凤翔去，不要采取完全放弃关中这一后果严重的行动，因为西
北平原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僖宗回答说，为了避免战斗，他决定撤到在南方
250 英里之外的秦岭山脉那一边的坚不可摧的兴元地区去，在那里他将招募
军队，准备收复京师。皇帝要郑畋和西边的吐蕃联合，并和西北一带剩余的
效忠王朝的军队协作，他还允许郑畋可以便宜行事，因为朝廷一旦越过秦岭
进入山南，再要与它联系就非常困难了。
皇帝和田令孜急于离开京畿地区，为了尽快离去，他们决定由骆谷道通
过秦岭山脉，这是一条最困难的和最险峭的道路，要通过几乎高达9000 英尺
的诸山口。①它是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道路，而当时毫无疑问正处于紧急情
况。皇帝日夜兼程，不到两周的时间便到了兴元。但他在那里只停了几天，
立即决定前往四川的成都。它在第二列大山脉大巴山那一边的400 英里处。
这个决定一定使绝大多数人感到，唐朝的复兴已没有任何希望，至少在僖宗
① E.H.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载《远东》，10.（1963 年），第137—79 页（第1
57 页）。
① 关于关中和四川之间的道路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载《唐史研
究丛稿》（香港，
1969 年），第611—26 页。
在位时是如此。四川是由令孜的势力范围，僖宗逃到那里表明他完全依赖于
他所藐视的宦官。此外，四川从未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许多动荡紧张局势的
困扰，但它现在正在遭受严重的内部骚乱。
四川的问题之成为一场危机，是由于政府任命陈敬瑄①为西川（其首府即
成都）节度使。陈敬瑄原来不过是一个卖麦饼的，但幸运的是他是宦官田令
孜的哥哥，因而在禁军中得到高位。880 年初，由于估计到政府可能被迫撤
出京师，便决定选派一个与宫廷内部圈子有密切关系的人去担任西川节度
使，以代替自从878 年以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崔安潜。崔安潜因拒绝过陈敬瑄
到他的幕下任职，因而曾受到田令孜的敌视，同时他也是有势力的宰相卢携
的老对头。有一份资料说，四川的任命将授予一场蹴鞠比赛的优胜者，陈敬
瑄碰巧赢了，但他与田令孜的亲属关系无疑决定了这一任命。②
甚至在陈敬瑄就职以前四川的问题就已经出现。由于他出身低贱，不为
人知，当地的一个妖人前往成都宣称自己是陈敬瑄，在一段时间内竟未被发
觉。然而，一旦获得任命之后，陈敬瑄证明是令人生畏的，他在四川的统治
既腐败又残暴，甚至在皇帝和皇帝的随从到达以后仍是如此。在任职的二年
中他激起了一场大叛乱。问题部分地是由于田令孜对自己的军队和地方军队
有厚薄之分引起的，后者是最忠于朝廷的军队，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882
年阴历三月，陈敬瑄在整个辖区遍布爪牙，表面上是了解其军官们的缺点，
实际上是为了敛财，因此使紧张的局势趋于严重。资州的将领谢弘让由于恐
惧而加入一股盗匪，但在得到种种保证之后他被诱投降了。但事实上他被送
到陈敬瑄处，遭到严刑拷打。③
阡能是邻州的一名官员。他听到谢弘让遭受酷刑之后，起誓要向陈敬瑄
报仇。不过一个多月他的部众已达万人。他们侵入四川西南的邛、雅二州，
进攻并占领了那个地区的城市。
陈敬瑄派遣7000 军队前去镇压反叛。然而，他的娇惯了的军队逃避战
斗，并且要求给他们所进行的任何战斗发放额外的津贴。当阡能的叛乱开始
表现出成功的迹象时，几个其他盗匪团伙首领带领几千人前来参加。在四川
其他部分有更多的盗匪首领起来造反，一度完全切断了四川和中国中部的联
系。阡能叛乱最后在882 年阴历十一月被镇压下去。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
处死，但是四川仍然充斥着盗贼团伙。①
阡能叛乱发生在黄巢叛乱的巅峰时期，因此没有享有它应享有的名气。
然而，它有几个理由应该受到重视。首先，它的发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一
个道政府的官员的极端严酷和腐化造成的。但是它也表明，这时盗匪活动遍
及全国，甚至比较平静的地区也不例外，盗匪进行的联合能在任何地方发生，
特别是在和军队暴动联合时，很容易在道一级地区形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最
后，我们也看到，即使中央政府已完全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秩序，这类叛
乱仍能被控制在道一级水平上。事实表明，在我们现在将叙述的中国其他地
区，这是一种标准的模式。道以下的控制并未遭到严重破坏，而一种新的秩
序开始在这一级水平上形成。
① 他的传记见《新唐书》，卷224 下第6406—409 页。关于他的任命，见《资治通鉴》，
卷253 第822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3 第8222 页。
① 关于阡能叛乱，见《资治通鉴》，卷254 第8263 页及以后诸页。
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的军事化
阡能之乱并非朝廷在成都时四川发生的唯一较大规模的暴动。882 年后
期，另一较大的叛乱在黔州（今贵州北部）爆发，并迅速向四川南部和中部
发展。①这次暴动是被一种新型地方军事力量即韦君靖领导的民团组织镇压下
去的。②韦君靖是四川西南部地方精英的一员，9 世纪70 年代末他开始在剑
南东道的首府资州的围部组织和联合乡的防卫。这是一种地方性的组织，旨
在控制当地的骚乱和盗匪活动，它的形成是出于对黄巢或一些重要盗匪团伙
（他们从前曾和徘徊于长江流域的王仙芝联合）会打进四川的恐惧。
在882 年的暴动发生时，韦君靖率领他的民团击败造反者，此后他保持
着强大的力量。890 年当一场大规模的军队叛乱在四川西部爆发时，剑南东
道的节度使授权他保卫本道以抗击叛乱者的侵犯。他有能力动员一支二万名
民团组成的军队，消灭了27 个叛乱者的据点。在此以后，政府任命他为普、
合、昌、渝四州的都指挥，他的队伍被改编为荆南军。892 年，他在昌州建
造了一座巨大的堡垒，这时他联合起来的军队已有四五万人，由34 支民团队
伍组成。
这种地方民团力量当然是在8 世纪以来的特定基础上（例如在安禄山侵
略河北以后）建立起来的。③9 世纪下半期，对地方民团的需要迅速增长，因
为地方的社区在盗匪和散兵游勇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被迫采取保护自己的措
施。①在僖宗当政时，政府终于认可这种大规模民团的组成。
这样一种地区防御体系的核心通常是由一个地方精英人物领导的个人军
队，他通常是一个著名的地主。强有力的地主在地方社会中有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8 世纪雇佣众多佃农和依附者的庄园大规模增长以后更是如此。他
们常常有力量反抗地方政府的代表。在秩序日趋崩溃的时期，如果发生盗匪
袭击，这样的地主损失最大，在乡村组织地区防御时他们也就成为当然的领
导者。
较大的地方防御体系在某些集市上出现，甚至把一个殷实地区的自卫武
装联合起来的更大的防御体系，也围绕着某些驻兵的镇或镇市逐渐形成。驻
守在这样的镇市中的地方民团称为义军，这个名称表示它是一种相对于官方
组织而言的民间武装，与地方官军并无关系。
许多这样的高级民众武装逐步并入地方节度使的指挥机构，其领导人称
为义军镇将、防御使或团练使。这类头衔不但使地方民团首领们具有军事权
力，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和财政权力。镇成为一种低于县一级的行政管
① 《资治通鉴》，卷255 第8275 页。
② 关于韦君靖及其民团组织的重要研究，有栗原益男：《关于唐末土豪在地方上的势力—
—四川韦君靖的
情况》，载《历史学研究》，243（1960 年），第1—4 页；日野开三郎：《关于唐韦君靖
碑应管诸镇节
级之考察》，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 年），第760—80 页。后
一篇论文主要
研究一篇石刻碑文，其内容是纪念韦君靖在892 年建成一座大城堡；那篇碑文的复本可以
在刘希海
（1793—853 年）的《金石苑》（据1846 年印本，台北重印，1966 年）第189—93 页中
找到。
③ 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8（1954
 年），第86—1
页。
① 关于唐代后期建立地方民团组织的讨论，见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
载《东洋学报》，
27.3（1940 年），第341—46 页；以及《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 年），第229—
35 页；菊池英
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0—8 页。
理中心，它的镇将与其说是地方防御组织的首脑，不如说是地方军事体系的
一名军官。②
大量民团已在860 年镇压裘甫之乱时被使用过。僖宗朝为了控制875 至
877 年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严重的王郢兵变，使用地方防御队的规模更大。③
王郢是镇海（浙西）节度使下面的一名将领。从874 年初开始，节度使
由赵隐担任，他以前曾任宰相，僖宗即位后被派到那里。作为一个军队统帅，
赵隐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他不仅没有给忠于职守的部下以适当的酬赏，
甚至没有供给他们足够的基本物资。赵隐不重视属官的要求，于是王郢便领
着一伙人冲进仓库夺取武器和给养。他立即拥有近万名部众，袭击浙西北部
诸州。叛乱者还有船队，沿海游戈，袭击他们登陆的任何地方。
由于政府的最高级军事统帅们忙于在长江以北对付王仙芝和黄巢，一个
名叫高杰的官员在876 年阴历七月被任命为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去征讨王
郢；高以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广西某一偏僻地区的州刺史。他看来取得了
某些成绩。876 年末，王郢试图谈判投降，要求给他一个浙西的地方职务。
长时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王郢拿下了浙东的温州。政府从京师派了一名自
己的将军宋皓指挥讨伐，由他率领一支约15000 人的军队进攻王郢。王郢沿
海岸而下移向浙东的明州和台州，15 年前裘甫曾劫掠过这一地区。叛乱者终
于在877 年初被镇压下去，这是在王郢因部众背叛而丧失了一半力量以后发
生的事。
尽管王郢叛乱与黄巢、王仙芝起义相比规模不算大，但它仍是在朝廷的
一个重要地区发生的严重骚乱。对付王郢战役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镇压暴
动的政府军队的构成。政府军的大部分是常规部队，有些是地方部队，另外
一些部队则是从北方调来，包括来自河南的武宁、宣武和忠武军的部队。但
是政府也接受了由地方精英成员所指挥的地方民团部队的相当可观的援助。
这些指挥官中最著名的是来自杭州的董昌，此人自立为全部民团组织的首
领。①
在镇压了王郢暴动以后，这种民团组织既没有解散，也没有转入地方自
卫体系，而是合并到了道的军事编制中去。董昌被任命为杭州正南的石镜镇
的镇将。他的副手名叫钱镠，以前是杭州的青年团伙的首领。该团伙以杭州
八都而知名，他们曾对抗王仙芝和黄巢的军队，成功地保卫了杭州和它的主
要城市临安。①879 年，他们阻挡了对杭州的一次大规模袭击，自此黄巢几乎
完全避开了这个地区。首先，董昌是完全忠于朝廷的，曾在数次攻打浙西地
区割据独立的节度使的战役中出力，其目的是重建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牢固控
制。887 年，他成为浙东观察使，他的副手钱镠接任杭州刺史。他们两人现
在为控制浙西而开始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董昌在895 年自称独立的罗平国皇
帝。896 年董昌被杀后，钱镠取得浙西大权，并在10 世纪初年被衰弱的唐王
朝册封为越王和吴王。921 年他建立了独立的吴越国，这是十国中最繁荣和
最重要的一个。这样，在50 年期间，它由起初的一个地方自卫组织，几经扩
② 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6—8 页。
① 关于杭州八都的讨论，见谷川道雄：《关于唐代的藩镇——浙西的场合》，载《史林》
，35.3（1952 年），
第297—98 页。在《吴越备史》中有些传记资料表明，这些都的首领是杭州地区地方精英
的成员；见《吴
越备史》（学津讨原丛书本），卷4 第6 页。关于后来的吴越国，见沙畹：《关于吴越国
》，载《通报》，
17（1916 年），第129—64 页。
展，转变为一个大的地区性独立国家，直到978 年才最后为宋朝所征服。
我们对韦君靖的民团组织和杭州八都所了解的情况远比其他这类民团组
织要多。它们肯定不是孤立的，而且它们显示了这个权力瓦解时代的基本特
征。道的政府不管怎样独立，它本质上是政府设置的，可是，这些新的民团
组织是地方武力的产物，是作为崭新的权力结构借以产生的重要机制的一
种，它扎根于地方社会，是从这个时期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四川的流亡朝延
僖宗逃到成都以后实际上成了首要宦官田令孜的囚徒；田令孜指挥在四
川的帝国军队，并通过他的兄弟、节度使陈敬瑄控制这整个地区，但愈来愈
多的重要官员逐渐都来投奔这个流亡朝廷，各地向僖宗送来贡赋并作出各种
支持他的效忠表示，尽管仍只有数人相信王朝有复兴的可能。
流亡朝廷的大臣们仍然争吵不休和受派系活动的支配，就像在黄巢胜利
以前两样。宰相中如曾于880 至881 年、883 至887 年两度任职的裴澈，881
年到889 年任职的韦昭度，他们的地位都因和宦官结盟方得以保持。韦昭度
是田令孜的坚定的支持者。①奴态十足的裴澈没有实权，被同僚们蔑视。站在
对立面的是王铎，他在881 年末被派往关中指挥作战；还有萧遘。
萧遘于881 年至886 年任宰相，他是田令孜最强有力的政敌。②他有很高
的个人威信，直系祖先中（包括他的父亲萧寘）有三人任过宰相。他充满了
出生于世家大族的人的自信，而且喜欢将自己比之于大贵族出身的宰相李德
裕。他公开藐视懿宗朝的宠臣韦保衡，因而也是这个宠臣的许多政治受害者
之一；在懿宗朝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外地度过，直到在僖宗时才被召回朝
廷。尽管他毫不动摇地反对田令孜，后来还试图用武力消灭宦官，但当朝廷
留在四川时，他是没有办法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的。
另一位宦官的有影响的敌手是郑畋，他在将黄巢遏制在京师地区时起过
重要作用，在此以后于882 年回到了朝廷。郑畋是在878 年和他的老对手卢
携一起免去宰相职务的，这是他们在朝廷中就帝国军队的指挥权和对南诏的
政策发生剧烈争吵以后的事。毫无疑问，他的强硬的观点和尖刻的性格造成
了朝廷中很多的摩擦。当他到达成都时，他在一次与高骈的措词激动的往来
通信中重新揭开了旧创伤，他在信中继续主张必须由文官来领导对付黄巢的
战争。他也反对田令孜，而田令孜则与他的对手卢携有密切联系。他对僖宗
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僖宗无疑尊敬他，而他也已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和有
才能的统帅。但他又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一年多以后，他于883 年退休，
由柔顺而无足轻重的裴澈取代。
在这些流亡的岁月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宦官和朝廷官员
之间的敌视继续迅速增长，在884 至885 年特别厉害。其次，无论他们内部
如何倾轧，那些同一出身的旧贵族精英成员（在懿宗朝他们被排除在最高级
官僚之外）继续垄断着最高层官职。即使在那些极端危急的日子里，每一位
宰相都是最高层政治和社会精英的成员。尽管他们是由来已久的和著名的官
僚阵营的代表，尽管当王朝在度过空前的危急关头时他们多少能赋予朝廷以
一定程度的尊严和稳定，但是宦官控制了僖宗，他们在政治上是虚弱的。
宦官控制朝廷也妨碍了帝国在各地重新树立其权威，因为和政治精英的
① 韦昭度传记见《旧唐书》，卷179 第4653—654 页；《新唐书》，卷185 第5410—411
 页。
② 萧遘传记见《旧唐书》，卷179 第4645—648 页；《新唐书》，卷101 第3960—962 页
。
大多数人一样，京城以外的节度使们也都坚定地反对宦官控制政府。僖宗即
位之初的短暂的政治复兴已经蜕化为一种无可救药的政治局面，从此王朝再
没有振兴起来。
叛乱的瓦解
对于黄巢从一个固定的基地指挥大规模战役的能力来说，第一次考验是
在占领京师后几个月来到的。对京师的主要威胁来自邻近的凤翔的效忠王朝
的军队，他们是由以前的宰相郑畋统率的；郑畋要求皇帝留在关中未成，即
被授权负责协调西北的勤王军队。黄巢派遣一名使节前往凤翔，答应赦免这
个地区，如果向他投降的话。郑畋决定战斗，但他的一些军官宁可观望长安
的形势发展，眼下看来黄巢想使凤翔中立，如果办成，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成
就。郑畋终于能够重新集合支持王朝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他对王朝表现出
热烈的忠诚。他向四川的皇帝送去一份用自己的血书写的奏表，发誓要组织
忠义的部队收复京师。除了西北各地的驻军以外，还有许多禁军留在京畿区，
郑畋能立即在凤翔集合起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皇帝恢复了他的宰相职务，
任命他为诸军行营都统，有权委任自己的副将。①
881 年阳历二月，黄巢派遣他的主要将领尚让和王播率领五万军队前去
攻打集结在凤翔的队伍。他们相信这场战斗能轻易取胜，因为郑畋是一介书
生，不能真正打仗。黄巢的人马自从来到长江以北后不曾遭到任何真正的抵
抗，所以他们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向凤翔前进，甚至不屑列队行军。想不到的
是，郑畋证明是一位高明的兵法家，他将自己的副手朔方节度使唐弘夫安排
在适当地方，伺叛军迫近时伏击他们。在一场严酷的和决定性的战斗中，黄
巢的队伍被击溃了，政府宣称杀死了20000 人。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胜利。除了造成黄巢力量的重大损失之外，它还是
一年多以来（自从高骈在长江下游取得胜利后）政府军首次表明有击败盗匪
的可能。唐朝利用这次大胜的机会，要求进一步的支持以收复京师，派遣使
节前往各地，劝说黄巢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他们很快便背弃了叛乱的事业。
880 年未投降黄巢并被委任掌管洛阳周围地区的诸葛爽，现在重申他对王朝
的效忠，并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两个月后，忠武的周岌也被说服放弃了对
黄巢的支持，回头效忠皇帝。目前最后一个黄巢的地方支持者是平卢的王敬
武，但他只是一个次要人物。
881 年最初数月发生的事情，对改变曾经导致叛乱者轻易征服京师的势
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叛乱者在长安统治的虚弱现在是明显了。它不能建立
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机构，并且因在京师实行残酷的和无意义的恐怖统治而失
去了官员们的支持。它现在遭受了当头一棒的军事挫折，最后完全失去了各
地节度使的支持。881 年阴历四月，京师曾暂时被政府军夺回，但在一场流
血的战斗以后又被黄巢占领，紧接着便是长安许多居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原
因是他们欢迎过官军的回来。使事情甚至变得更坏的是，京师开始缺乏粮食，
黄巢力求河中供应粮食，虽然那里的节度使王重荣是他从前的支持者，但是
他的要求现在被断然拒绝。王重荣杀死黄巢的使者，并和效忠王朝的河北义
武（当时称易定）节度使王处存结盟反对黄巢。
由于赋税的丧失和各地支持的减少，当朝廷一边的军队逼近时，黄巢只
能继续据守京师了。京畿地区在唐代从未遭受这样的苦难。人民放弃了他们
① 《资治通鉴》，卷254 第8242—247 页。
的土地和生活资料，逃往山林，躲避众多的军队，盗匪占据的是一座空城，
被切断了一切供应，处于严重的和令人绝望的境地。谷物的价格猛增到天文
数字的高度，吃人肉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①
881 年阴历十月，郑畋把凤翔交给手下一个资历较浅的将领李昌言管
理，动身去四川与流亡中的皇帝会合。政府用王铎（王在京师失陷后便到四
川投奔皇帝）代替他。尽管两年前黄巢从广州北上时王铎有过凄凉的失败，
现在他仍被任命为指挥唐朝反击军队的诸道行营都统。忠贞有力却又屡遭朝
廷羞辱的将领崔安潜被委任为他的副将。选择王铎和崔安潜来领导恢复京师
战役一事表明，王朝只能依赖这些和唐皇室有密切政治联系的官员，他们的
忠诚是可靠的。此外就没有多少人可指望，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再输掉了。
当政府军开始巩固他们在京师周围的地位时，黄巢几次试图向东扩展自
己的力量。他的将领朱温被任命为长安东北位于关内的同州的刺史，虽然朱
温在得到这个职务以前还必须攻下该州的州城。朱温的下一步努力是渡过黄
河进入河中，但被王重荣击败，这样黄巢就不能进入一个能供应京师粮食和
向东发动战役的地区。882 年阴历四月，政府各路人马成功地建立了半圆形
的包围圈，控制了通向京师北面和西面的要道。结果是切断了黄巢在京畿的
所有供应来源。西、北两面包围，南面是不可逾越的秦岭山脉，再加上河中
不能通过，政府军明显地希望黄巢将放弃京师，返回他在东方的老巢。没有
人热切地盼望打一场大战。
围困京师一事有几个有趣的特点，它们足以清楚地显示该时期在政治上
和地区上的极端的四分五裂。首先，没有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支持，特别
是高骈那里没有派来一个人；高骈继续一再向王朝表忠心，但没有派军队。
他几度试图劝说僖宗将朝廷搬到他的道首府大扬州城，但是控制着僖宗的宦
官们是不会自己冒险投入像高骈这样强有力的人物的手中的。①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勤王军中出现了地区集团。当王铎率领四川和兴元军
队屯驻在京师以北的富平时，泾原的军队则进驻京师以西的要冲，其他进攻
部队又构成了一系列联盟。来自河东—河北地区的两个强大的节度使，即河
中的王重荣和义武（易定）的王处存，一起屯驻渭北；邠宁的朱玫和凤翔的
李昌言移驻长安西北的兴平；定难军（来自夏绥）节度使党项人拓跋思恭和
李孝昌的保大军（来自鄜坊），共同屯驻渭桥，他们两人控制了关中东部和
北部大部分地区。最后，忠武的周岌和蔡州的秦宗权派遣军队到长安西北的
武功，二人原是参谋军官，879 年黄巢北上时他们夺取了河南各地的权力。
这些武装中没有人愿意在战斗中与黄巢的仍然可怕的军队较量。所有的
人都希望黄巢向东撤退，谁也不愿意带头向黄巢发动进攻。王铎致力挖掘一
系列工事，目的是阻止黄巢向西方或南方移动，怕他指向四川。①政府军采取
防御的姿态使黄巢有可能在京师周围发动数次成功的局部性袭击，但是没有
多少值得注意的收获。尚让率军攻打长安以东的华州，但在一场没有料到的
夏季暴风雪中丧失了许多人。
黄巢在882 年阴历九月遭到一次较大的挫折，当时他派到京师以东两个
关键的州的刺史——即同州的朱温和华州的李详——都背叛了。朱温背叛是
① 见《旧唐书》，卷200 下第5394 页；《资治通鉴》，卷254 第8263 页。
① 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四部丛刊本），卷2 第11—2 页。
① 《新唐书》，卷225 下第6461 页。
由于他与王重荣对垒时没有得到支持；当他的要求被拒绝以后，他知道黄巢
的力量正在衰落，便决定向王重荣投降。当李详也试图效尤时，黄巢便将他
杀死。但是即使在这些挫折之后，包围京师的将帅们仍没有一个人愿意向黄
巢军队进攻。在这种僵持局势下，政府终于同意召来李克用率领的沙陀军。②
用外军来帮助镇压内部叛乱，这并不是第一次。李克用的父亲在镇压庞
勋叛乱时起过重要作用，为此被赐与国姓，并被任命为一个重要的边疆地区
的将领。但是他已证明是高度独立的，在以前10 年中他大部分时间从事于无
休止的边境战斗，其中多半是在对付一个由唐朝支持的部落联盟。③唐朝在太
原建立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旨在遏制沙陀，阻止他们侵入河东，因为他们能
够从该地轻易地袭击京师。但是，如果想要打破京师周围相持的局面，除了
引进外族军队之外似无他法。883 年正月，王铎被解除统帅职务，战役指挥
由将领们联合负责，李克用在他们中间显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物。
883 年初李克用带了一支大约35000 人的令人生畏的军队来到关中，他
的军队是从边境各族中召集来的。李克用移军沙苑，这是同州以南的一个牧
马地，在那里他初战便击败了黄巢的兄弟黄揆。黄巢决定在一场最激烈的战
斗中向李克用挑战，派出15 万人向正在与忠武、易定和河中各军汇合的李克
用进攻。883 年阴历二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终于在梁田陂相遇，打了一场大战。
黄巢军队完全被击败，被杀或被俘者不计其数。①在屡遭失败之后，黄巢首先
确保了通过山岭去蓝田的道路，最后于883 年阴历四月退出京师。黄巢从京
师的撤退是比较有秩序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无纪律的各路官军的迅速推
进，他们抢劫和破坏了长安的剩余之物，使那些劫后尚存的宫殿尽变灰烬。
尽管失去京师，屡遭失败，黄巢的军队仍是相当强大的。883 年阴历五
月派大将孟楷进攻蔡州，这是关中以外参加收复京师之战的少数藩镇中的一
个。进攻一开始，节度使秦宗权立即投降；与黄巢合流。下一个目标是陈州，
它位于河南中心，是忠武镇的一部分。黄巢对它怀有强烈的仇恨，因为在以
前向他进攻的许多战役（从叛乱初期的宋威和张自勉等人的征剿一直到收复
京师的战役）中，忠武军都曾起了突出的作用。陈州刺史赵犨知道他的城市
很可能是一个目标，便作了准备。陈州在四周建立了防御工事，制作了盔甲
和武器，储备了粮食。20 英里范围以内的人都迁入城内。大批壮丁被招募入
伍，由赵犨的儿子和兄弟指挥。
赵犨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蔡州轻易取胜的孟楷开始向陈州挺进。赵犨得
知孟楷力量不足而且没有准备，便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孟楷军队几乎全被杀
死或成了俘虏。孟本人也遭俘虏，并被杀死。
孟楷的失败和死亡使黄巢大为震惊，他立时将全军向东调动。他屯驻在
陈州东南的溵水，这里是近四年以前政府试图建立联合防御以阻挡他向洛阳
前进的地方。883 年阴历六月，黄巢和蔡州的秦宗权联合围困陈州。赵犨誓
死保卫陈州，并宣布凡建议投降者将处以死刑。他选择精锐部队开出城外，
向围城军队发动成功的袭击。黄巢进一步被激怒了，决心让军队长时期围困
陈州。于是他建立了指挥部并积草屯粮。
883 年的整个秋季和冬季围攻一直在进行，其间只是经常穿插了小的战
② 《资治通鉴》，卷255 第8277 页。
③ 见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851 页以下。
① 《新唐书》，卷225 下第6461 页；《资治通鉴》，卷255 第8288 页。
斗。尽管每一边都作了认真的准备，但供应越来越少。陈州城内有许多居民
饿死。与此同时黄巢的兵马蹂躏了河南的12 个州，不顾一切地为围城的军队
搜索粮食和物资。
当陈州的形势渐渐令人绝望时，赵犨向邻近各州迫切地要求援助。集合
起来的援军之所以一致行动，不是出于对唐朝的效忠，而是因为对黄巢的敌
视和害怕。忠武（陈州平时归它节制）节度使周岌从东面派来军队，武宁的
时溥从西面前来支援，这时任宣武节度使的朱温，也从北面来到。令人啼笑
皆非的是，这三个人现在的官位都应归功于黄巢：朱温是作为他手下的一名
军官而得以发迹的，周岌和时溥是在879 年黄巢北上的混乱时机夺得权力
的。但在这时唯一重要的考虑是维持各自的地方据点，而对于这些将帅来说
——他们实际上是地方军阀——黄巢的军队是严重的威胁。仅仅因为各自的
切身利益才激起他们共同来反对黄巢。
尽管援军对他施加压力，黄巢的军队对于任何反对他的单个将帅来说仍
是非常强大的，而他们也没有作出认真的尝试去联合进攻黄巢。朝廷再一次
感到有必要请求李克用的援助，于是他便带着一支50000 人的军队向东开
拔。李克用和各地前来的节度使们同黄巢的军队前后进行了几次大战，其中
多数给叛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黄巢终于被迫在884 年阴历四月解除了陈州
之围，从开始围城到这时几乎有300 天。①
阴历五月，紧接着他的主要营地被暴涨的洪水淹没以后，黄巢遭到一系
列严重的失败。朱温赢得了对叛乱者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一批黄巢的重要
将领向他投降。当黄巢在过去六年中最重要的伙伴尚让带着10000 人向武宁
的时溥投降时，黄巢知道末日将临。黄巢听到这个消息时暴跳如雷，杀死了
他的其他几个副将。他带着将近千人返回山东的老巢，李克用无情地紧追不
舍。尽管失去了许多人和全部给养，但黄巢对这个地区很了解，仍能躲避李
克用的追击。
李克用在884 年阴历五月停止追击黄巢，回到汴州。但时溥派了他自己
的几个将领（其中之一是新近投降的尚让）前去消灭黄巢的残军。884 年阴
历六月，黄巢最后在狼虎谷（在泰山东南约30 英里处，离他大约10 年前初
次起事的地方很近）陷入绝境。据说他不愿让李克用俘获他而得功，宁可自
刎而死。他最早的支持者和他自己的家属都被他的“外甥”杀死，而此人又
为政府军所杀。叛乱领袖们的首级先送到时溥处，然后又送往在四川的皇帝
那里，皇帝下令将这些首级献于太庙。②
黄巢叛乱终于结束，但是高度地方军事化的复杂模式由于叛乱已经定
型，并将继续许多年代。大规模的盗匪活动也没有因叛乱结束而停止。黄巢
的从子之一继续率领一支7000 人的队伍袭击湖南全境，大约在901 年的某个
时候终于为一个地方豪强所消灭。③
① 关于围困陈州的情况，见《资治通鉴》卷255 各处。赵犨的传记见《新唐书》，卷189
 第5473—475 页；
《旧五代史》，卷14 第5—页；《新五代史》，卷42 第460—64 页。
② 《新唐书》，卷225 下第6463—464 页；《资治通鉴》，卷256 第8311 页。
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
唐朝的最后20 年是一个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每一个地
区都在走向独立割据的道路。在西北的关中京畿地区，所谓的全帝国的联合
（即在880 年以后曾使摇摇欲坠的王朝得以站稳脚跟的皇帝、他的私人支持
者、最靠近王朝的诸道及外族雇佣军的联合）的完全破裂，导致了907 年唐
朝的崩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因为在唐代及其以前时代里，
关中地区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权力和权威的无可争辩的所在地，它
此后再也不能恢复其中心地位了。
在黄河以南的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今河南、山东和安徽北部）曾是唐
朝向中国东半部扩展其势力的支柱，许多强大而闹独立割据的节度使在那些
年代里为了增加或保卫他们的领土而战斗不休。朱温（以前曾是黄巢的伙伴）
是他们中的一个，883 年唐朝任命他为汴州（宣武）节度使，他比其他节度
使更能持久，更能战胜他人，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扩展他的领土。907 年他推
翻了唐朝，完全毁坏了长安，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梁；这个国家从907 年延
续到923 年，在此期间朱温和他的后继者与沙陀的后唐国为了控制中国北部
而战斗。
在北中国的中部和东部（今山西和河北），唐朝的长期衰弱容忍了并在
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外族对广大领土的占领。来自北方的外来民族有沙陀突
厥、回鹘、鲜卑、党项、吐谷浑等等，其中有一些长期居住在长城以内，另
有一些则是新近侵入的，它们先后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只留下黄河以北
的小部分地区仍由纯粹的汉人统治。由沙陀伟大领袖李克用的儿子在923 年
建立的后唐王朝，是这些非汉族的强大力量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丢失给异族
的大部分疆土最后由宋朝收回，但长城内的极北地区，即所谓十六州，则注
定将继续处于外族统治下达四个世纪之久。
最后。在远离北中国诸权力中心的地区，如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四
川，以及中国本部的东北和西北角，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若干独立的不同文化
的国家，它们统名为十国。
下面将依次讨论这些地区的重大发展。图22 和表11 提供了黄巢叛乱以
后中国权力分布的一般概念。不过应该记住，这时地区政府的正常模式几乎
完全破坏了。这份地图上显示的50 个左右的地方统治者将他们力量的绝大部
分放在各自辖地的首府中，这是在一个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的一种正常的事
态发展，同时也难以确定他们的权力究竟伸展多远。不过，他们所控制的大
的区域性的城市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权力中心，在它们周围的地区即使不是由
各自的地方长官绝对控制，也仍然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因此，在图22 上，
有理由仍旧把“道”作为一种行政区划保留下来。
表11 黄巢叛乱后的权力分配（885 年）
地方统治者统治年代
帝国控制
1.京兆（长安）
2.同州 帝国直接治理
3.华州
归帝国管辖
4.西川陈敬瓌880 — 889
5.东川高仁厚884 — 886
6.陕虢王重盈881 — 887
7.黔中憘实885 — 890
8.桂管陈瓌885 — 894
9.邕管崔焯（？） 882 —？
10.容管何鼎（？） 883 —？
续表
地方统治者统治年代
11.岭南郑续879 — 886
12.安南谢肇884 —？
独立的地方统治者；唐朝盟友
13.泾原张钧882 — 894
14.鄜坊东方逵882 — 886
15.河中王重荣880 — 887
16.鄂岳路审中884 — 886
独立的地方统治者；前唐朝将领
17.天德李珰875 —？
18.振武王卞885 — 888
19.义武王处存879 — 895
20.兖海齐克让879 — 886
21.淮南高骈879 — 887
22.浙西周宝879 — 887
独立的地方统治者；前黄巢的将领或盗匪首领
23.河阳诸葛爽881 — 886
24.东畿（洛阳） 李罕之885 — 887
25.宣武朱温883 — 907
26.山南东赵德諲884 — 893
27.江西钟传882 — 907
28.浙东刘汉宏880 — 886
独立的地方统治者；非盟友
29.凤翔李昌符884 — 887
30.邠宁朱玫881 — 886
31.魏博乐彦祯883 — 888
32.义成安师儒885 — 886
33.天平朱瑄882 — 897
续表
地方统治者统治年代
34.平卢王敬武882 — 889
35.忠武鹿晏弘884 — 886
36.武宁时溥881 — 893
37.山南西石君涉885 — 886
38.荆南张瓌885 — 887
39.湖南闵顼881 — 886
40.淮西（奉国） 秦宗权882 — 886
41.宣歙秦彦882 — 887
42.福建陈岩884 — 891
独立的地方统治者；非汉人
43.夏绥拓跋思恭881 — 890
44.卢龙李可举876 — 885
45.成德王镕883 — 907
非汉人占领地
46.大同赫连铎880 — 891
47.代北李国昌883 — 887
48.河东李克用883 — 907
49.昭义李克修883 — 890
50.南诏独立
帝国的联合及其破裂
经过近四年的四川流亡生活以后，僖宗在885 年阴历三月回到京师。经历了
战争和洗劫的岁月的长安已经完全荒废了：“荆棘满城，狐兔纵横。”①皇帝
发布大赦令，宣布改元“光启”（意为
“辉煌的开端”）。皇帝盛陈军容进入他的被蹂躏的京师，他的军队是田令
孜在四川组建的五万余人的神策军。这支军队是帝国赖以复兴的唯一希望。
但是士兵们实质上是被雇佣的，他们的服役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支付能力。这
使朝廷处于一种几乎力不能及的困境，因为它的储备早已耗尽。当僖宗在四
川时，几乎所有地区都逐渐停止了送往京师或流亡朝廷的纲运。皇帝现在仅
仅能从最邻近京师和全在穷困的关中地区的极少数的道得到资助。没有理由
相信帝国的文告会在华北平原和江淮流域这些中国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引起重
视，在紧迫的财政需要被满足以前，对这些地区重建某种程度控制的任何尝
试都会拖延下去。
神策军既是帝国的主要武力，也是宦官（特别是田令孜）权力的靠山，
由于田令孜把持朝廷在京师和各地都引起了极度的憎恶，这样便使供应神策
军士兵的问题复杂化了。不仅如此，更糟糕的是，收复长安以后许多官员回
到这座城市，他们对俸禄的要求又给赋税收入增加了压力；所以，尽快搞到
巨额赋税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样做便产生了种种力不胜任的问题。
① 《资治通鉴》，卷256 第8320 页；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第168 页。
由于全部财政结构完全陷于混乱，加上各地的上供为数极少，政府试图
采用非常时期的食盐专卖办法，如同肃宗政府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做过的那
样，那时安禄山之乱产生了类似的财政危机。最邻近的重要产盐区正好在黄
河对面的河中（今山西省西南部）境内，自880 年起，这一地区就在强悍而
又独立的节度使王重荣控制之下。①如果政府得以控制该地区，那么，蒲州的
安邑和解县两处盐池足以提供需要的赋税收入。可是，这个计划是难以实现
的，因为王重荣是田令孜的一个死敌，他曾反复地提出将田令孜处死的要求。
这样，在唐朝政府和京师周围的节度使之间第一个重大的对抗便产生了。
朝廷知道不可能简单地将王重荣免职，于是决定花样翻新，搞了一系列
精心推敲的重新任命，其中涉及王重荣和中国北部的其他两个节度使，即义
武（河北中部）的王处存和兖海（山东）的齐克让。王处存出身于京师一位
神策军将军的家庭，齐克让曾是指挥与黄巢作战的政府军将领。他们是中国
北部仅有的两位可能接受调职诏旨的节度使。计划是将王重荣调到兖海，河
中代之以王处存，齐克让则从兖海调往义武，以此来完成团团转的换班。同
时，预期帝国将恢复对河中的控制。田令孜擅取了两池榷盐使的头衔。①
如果这一计划成功，它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成就，因为这将证实王朝有
力量调动高级官员，也将把三个有能力有经验的唐朝任命的人安排在中国北
部不可忽视的重要战略地区。可是，王重荣拒绝接受调动，特别在田令孜的
使者对他无礼之后。王处存早些时候曾与王重荣会师恢复被黄巢占领的京
师，他担心任何不利于王重荣的行动会削弱自己的地位，所以也拒绝调动。
并劝告朝廷重新考虑这一计划，免得“摇藩镇之心”。②
王重荣拒绝放弃河中的控制一事，使得田令孜去寻求京师附近其他节度
使的军事支持，准备对河中发起一次进攻。田令孜的第一个盟友是李昌符，
他的父亲李昌言在几年前曾从原宰相郑畋手中夺得了控制凤翔的权力。第二
个重要的盟友是位于京师正北的邠宁节度使朱玫。朱玫原是邠宁地区一处要
塞的将领，他曾杀死一名派去控制这一地区的黄巢将领。对于最后收复京师
的勤王联军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胜利。朱玫后来掌权成为邠宁节度使，
此事得到朝廷的完全赞同。
为了反对田令孜一党，王重荣和山西北部河东的沙陀节度使李克用联
合。李克用对朝廷在他与朱温矛盾冲突时不肯支持他怀恨在心，因此毫不犹
豫地转过来对付朝廷。这就使得关中（今陕西）的主力军队和河中及河东（两
地合成今山西省）的军队发生对抗。河东的军队证明高出一筹。一场大战发
生在沙苑，即883 年李克用曾经大败黄巢之地，这一仗的结果是王重荣（原
文如此，应为朱玫——译者）和李昌符被赶回他们在邠宁和凤翔的首府，他
们的败军则在溃退中造成了严重破坏。①
李克用此时并未返回河东，而是继续前进，直指长安。皇帝和他的惊慌
的朝廷再次放弃京师，此时离他们从长期流亡的四川回来还不到一年。京师
在883 年黄巢撤离后已部分恢复，现在又遭到掠夺成性的士兵们比以往更为
彻底的洗劫。
① 王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 第4695—699 页；《新唐书》，卷187 第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 第8322 页；《新唐书》，卷208 第5437 页。
② 《旧唐书》，卷182 第4700 页；《新唐书》，卷186 第541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 第8326—328 页。
皇帝的随行人员不顾死活地向西逃往凤翔。李克用和王重荣激烈反对田
令孜对朝廷的控制，但实质上仍继续忠于皇室，他们反复要求皇帝将田令孜
处死并返回京师。僖宗试图恢复田令孜的老对手宦官杨复恭的权力，任命他
为枢密使，但这反而促使田令孜把皇帝进一步迁往几乎是关中最西端的宝
鸡。
朝廷中的高级官员渴望阻止皇帝再次离开关中，他们寻求朱玫和李昌符
的支持，以阻止皇帝前往秦岭山脉以南避难。这两位节度使虽则在朝廷新近
企图侵入河中时与田令孜和朝廷联合过，现在却转而反对田令孜，并开始追
赶皇帝仅有数百名官员和士兵的随行队伍，这些官兵是被诱骗或被迫而与皇
帝在一起逃亡的。
僖宗和他的由宦官控制的随行队伍现在实际上没有支持者，他们在非常
困难的状况下继续向西逃跑，然后翻过山岭向南方前进。在逃跑过程中增加
了人数的禁军必须奋勇开道，领头的是由刚受命为神策军将军的王建率领的
500 名持剑武士。①
这一次路过秦岭山脉的经历比881 年的旅程更为艰苦。朝廷选择了连云
道，这是通过秦岭的最险峻的道路之一，因为它的全程430 里的1/3 是悬崖
绝壁之旁的木栈桥，栈桥下面是咆哮的山间急流。②李昌符企图毁坏部分道路
以阻止皇帝通行，但僖宗正好设法通过了。王建似乎对皇帝负有特殊的责任，
皇帝将御玺委托他保管，当难得地停下来休息时，皇帝疲惫不堪地将自己的
头枕在王建的膝上睡觉。在朱玫的追军到达时，他们刚过了生死攸关的大散
岭。旅程已开始付出代价；肃宗的曾孙襄王李煴有病留下，他被朱玫俘获，
带回凤翔。
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皇帝进入他的领地时决定协助朱玫和李昌符追
逐僖宗，这样一来情况变得更坏了，石君涉堵塞了通过山脉的主要关口，焚
烧了皇帝可能安歇的邮驿，迫使僖宗和他的卫士由不可靠而且很少使用的道
路通过山脉，与此同时邠宁的追兵紧追不舍。当石君涉决定北上与朱玫联合
时，皇帝的穷途末路的状况稍有一些缓和；朱玫现在开始作为一个统治关中
的人物出现。僖宗最后抵达汉中盆地，在兴元以西约30 英里处遇到了朝廷任
命的山南西道监军使，后者护送皇帝到了比较安全的兴元。③
这一次僖宗不想继续向南前往四川，以后数周僖宗试图临时拼凑另一个
流亡政府。他指定两位随他逃亡的官员为宰相，他们是孔纬和杜让能，两人
都出身于9 世纪上半期著名官员的家庭。但是这些任命并没有解决朝廷最迫
切的问题，即为伴随皇帝流亡的官员和士兵寻找粮食。汉中盆地人口稀少，
没有什么出产，这就是五年前僖宗放弃它而选择比较富裕的四川的原因。为
了设法得到所需的给养，朝廷现在宁可一厢情愿地任命王重荣为接应粮料
使，并且命令他紧急地运送15 万斛谷物到兴元。这道命令清楚地表明朝廷处
于绝望的境地，因为它曾试图夺取王重荣所控制的河中地区，其结果是迫使
僖宗逃出京师。当然，王重荣不愿自动提供朝廷用武力不能夺去的东西，所
以再次提出，只要田令孜继续在朝中当政，他便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
朱玫现在决定正式废黜僖宗，立不久前俘获的肃宗的曾孙李煴来代替
① 《资治通鉴》，卷256 第8330—331 页。
② 关中这条道路的详细情况，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第612—15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56 第8231—232 页。
他。①萧遘原来寻求朱玫的帮助以阻止田令孜带着僖宗逃出关中，现在他首先
抵制废黜皇帝的计划，但未成功，特别在朱玫宣布任何反对他计划的人将立
即被处死之后，就更不能再反对了。兵部侍郎郑昌图受命撰写李煴即位的诏
书，在凤翔的文官们被安排伴随李煴前往长安，准备举行拥立他为帝的仪式。
与此同时，朱玫自封为神策军的高级将领，这样便掌握了田令孜官职中最重
要的一项职务，并使自己成为皇帝的幕后操纵者。
尽管拥戴新皇帝的想法起初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但事实清楚表明，这
个决定得到许多支持，特别是在各道高级官员和节度使中间。除了结束田令
孜对朝廷的有力控制这一具体目标之外，这也是在一个多世纪中皇位继承问
题第一次摆脱了宦官的控制。崔安潜是田令孜控制政府时比较著名的受害者
之一，他代表在皇帝逃离京师以后逃往河中的朝廷官员，写信赞成废黜僖宗。
另一个重要的支持表态来自高骈，他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并且力促李煴登
基。朱玫还派使者前往长江地区和河北的其他重要节度使处。大多数人保证
承认新的朝廷。①
886 年阴历四五月间，两起重大的发展使情况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
是田令孜决定自动放弃他在流亡朝廷中的位置。他任命自己为西川（四川西
部）监军使，并离开了僖宗，西川这时仍由他的兄弟陈敬瑄控制。田令孜的
离开朝廷，大大缓和了局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僖宗朝就结束了宦官的统治。
田令孜的老对头杨复恭现在接管了他的职务，杨复恭把田令孜的伙伴（包括
王建将军在内）都放逐到外地，有的到四川，有的到贵州北部。第二起重大
的发展是朱玫与李昌符之间的分裂，虽然他们原来共同策划过立李煴为帝。
当李昌符觉察到朱玫企图个人垄断权力时，便撤消了自己的支持，并开始和
流亡的皇帝谈判，要求授以高级官职，僖宗当然立刻答应。
朝廷迅速利用这些发展。现在王重荣所讨厌的田令孜已经离开朝廷，它
便派使者到河中去，想取得王重荣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强有力的河东的
沙陀节度使李克用拒绝支持朱玫。对李克用来说，一个软弱的僖宗回到京师
继续主持礼仪，较之让朱玫那样强大的节度使控制一个傀儡皇帝更有吸引
力。因此李克用同意与王重荣和杨守亮（宦官杨复恭的义子，新近被任命为
金商[山南东道]节度使）联合。这三位节度使的联盟使僖宗终于有可能回到
京师。
朱玫不顾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仍于886 年阴历十月立
李煴为帝。杨复恭代表皇帝传檄京师周围地区，宣称任何可能带着朱玫首级
来归的人，将被任命为节度使。朱玫手下的一个将领王行瑜带着军队从凤州
回到京师，在一场短促的战斗以后杀死了朱玫和朱玫手下党羽数百人。获胜
的士兵们随即放肆起来，在城市中到处抢劫和屠杀，进一步增添了长安居民
的苦难。
许多在朱玫当政时接受了官职的人和僭位的皇帝一起逃往河中，寻求王
重荣的不可靠的保护。王重荣立即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处死，其中包括不幸的
李煴，他的首级送往在兴元的流亡朝廷。皇帝下令，朱玫当政时的宰相和所
① 关于朱玫和他试图将一个僭越者安置在皇位上一事，见栗原益男：《朱玫之乱》，载《
和田博士古稀纪
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 年），第373—82 页：朱玫传记见旧唐书》，卷175 第454
8 页；《新唐书》，
卷224 下第6404—40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 第8334—335 页。
有接受官职的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①
在朱玫被杀和他的权力被根除以后，僖宗回到京畿区，但没有到长安，
因为长安被接连的占领和抢劫蹂躏得不像样子，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
态。887 年阴历三月，僖宗到达关中西部的凤翔，在那里他仍处于节度使李
昌符的“保护”之下；李昌符新近为了得到皇帝的任命转过来断绝了对朱玫
的支持。李昌符希望利用朝廷在凤翔的机会剥夺它的剩余财富和权力，但是
他的野心很快导致了自己的毁灭。887 年阴历六月，李昌符的士兵和皇帝的
军队交战。李昌符袭击并企图焚烧皇帝的“行宫”，在凤翔的街道上双方之
间更是恶战一场。李昌符遭到失败，被赶出凤翔，两个月后在一次短促的讨
伐中被杀。领导了对他的讨伐的前神策军军官李茂贞代替他当了凤翔的节度
使。
僖宗回到京畿区，在这一地区的凤翔和其他地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杀
死朱玫的王行瑜被任命为华州刺史，对于力量大为削弱的王朝来说，这个职
位现在的重要性比平常要大得多。后来当昭宗继位时，他和李茂贞成为十分
重要的人物，虽则他们的权力从未越出中国西北部。
中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在继续不断地变动。对于这些地区来
说，皇帝的回銮并没有多大意义。这些年藩镇的不稳定程度，从885 年掌权
的节度使在890 年已有半数以上被取代这一事实明显地表现出来（见地图22
和附表）。在下面我们将讨论在各地的最重要的发展。
887 年的其余时间僖宗仍在凤翔，888 年正月回到长安。然而，他在凤翔
已经得了重病，888 年阴历三月便死去，只活了27 岁。①僖宗在位15 年，这
15 年中很难说他曾进行过统治。他在位的岁月是军事、政治、社会和制度各
方面的重重危机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时代，远非唐主朝的能力所能解决。
有人把王朝的迅速崩溃归罪于僖宗的孩子气的任性，或归罪于他对施政的漫
不经心，但是，是否有任何统治者能有效地阻遏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崩溃，实
属疑问。
昭宗（888—904 年在位）和昭宣帝（904—907 年在位）
僖宗的继承人是他的兄弟李杰，庙号昭宗，他的统治只是力图使王朝苟
延残喘而已。这是一个无法保持平衡的时代，唐王朝之所似能比其自然生命
力支撑得更久，是因为人们普遍担心一个王朝被推翻后产生的后果。任何一
个手中有些兵力的人几乎都能随心所欲地置唐王朝于死地。但在907 年前这
样的事并未发生，这不是因为缺乏力量和机会，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会像朱玫
那样没有稳定的基础来维持篡夺的皇位。
昭宗嗣位时21 岁，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
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毫不奇怪，他完全没有
能力办到。昭宗不仅根本无力重新树立唐王朝对各地的权威，而且也管不了
朝廷中或京师四周地区发生的事情。
在他即位的第一年，昭宗的主要政治问题仍然是宦官控制朝政的问题。
这时的主要反面角色是杨复恭，他继田令孜之后成为宦官机构的首领，并曾
① 《资治通鉴》，卷256 第8337—342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7 第8364 页。
于888 年安排昭宗即位。①可是，昭宗这个人从来没有像他哥哥僖宗依赖田令
孜那样依赖杨复恭。在即位之后，新皇帝立即向宰相们表明，他希望由宰相
掌握朝政。宰相们于是劝告皇帝要果断地抑制宦官的势力，就像宣宗在半个
世纪以前试图做的那样。在宦官成功地将皇帝的舅父、一个在朝廷有影响的
政治人物王瓌放逐到外地接着将他谋杀之后，昭宗甚至更加下定决心要除掉
杨复恭。昭宗连自己的至亲都没有力量保护，这使藩镇对朝廷更加藐视，并
大大增加了昭宗个人所受的挫折。②
皇帝立即制定了削弱杨复恭在朝廷中的地位的方案，直截了当地将高官
和实权授予杨复恭的另一个养子杨守立（这时杨守立指挥着靠近京师的最重
要的帝国军队），并赐予国姓。更名为李顺节的杨守立这样一来立即由杨复
恭的主要支持者转而成为他的主要对手。③杨复恭随后逃离京师，并纠集以前
收为养子的几个强有力的节度使来支持他；但是他们在892 年一场由节度使
李茂贞和王行瑜从关中发动的战役中被击败了。杨复恭逃到他自己在太原（山
西）的一处庄园中，但被王行瑜的士兵俘获，带回京师处死。他的战败和处
死是许多年代以来宦官们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
当昭宗为重掌朝纲而进行斗争时，他又陷入与李克用的敌对行动之中；
这个沙陀突厥家族在庞勋和黄巢叛乱时曾给唐王朝提供了重大的援助。与李
克用之战的目的是错综复杂的。首先，藩镇和朝廷双方都对沙陀突厥的最终
目的存有戒心。因为沙陀对朝廷的效劳只是在允许他们占领大部分山西的情
况下才取得的，从山西他们可以威胁关中、河南和河北。华北许多地方都普
遍对突厥人怀有恐惧之心，这就给朝廷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采取主动行
动和对他们组织一场得到广泛支持的战役，以显示皇帝的领导地位，甚至使
朝廷恢复对关中以外的疆土的控制。李克用曾是唐朝最有力量和最可信赖的
盟友，但这对朝廷来说似乎已无关紧要了。
这一计划的主要倡议者是怀有利己的政治目的的两个宰相张濬和孔纬，
因为他们希望胜利会增强自己的力量，使他们有可能彻底根除朝廷中的宦
官，结束宦官对帝国军队的控制。征讨李克用的决定是在一次高级官员全体
会议上作出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宰相刘崇望和杜让能在内）反对这
一计划。①皇帝虽然内心相当动摇恐慌，仍不顾反对而批准了这一方案。保证
积极支持这一战役的藩镇有李克用的对头、宣武（河南）节度使朱温和远处
东北的卢龙节度使李匡威。
890 年阴历四月开始动员，朝廷从京畿区征募了近10 万名士兵。下一个
月，宰相张濬带着约五万军队从长安出发。六月，政府军抵达山西中部的晋
州，在那里与朱温派来的宣武军队会合。矛盾几乎立即在朱温和政府军之间
爆发了，因为朱温想要利用这一战役使自己控制山西东南部，政府军则要朱
温协助攻打突厥人，同时又急于阻止他扩张自己的领土。战役一开始便不利，
唐朝一个将领在山西东部被突厥人所俘，因坚决拒绝李克用要他在河东道做
官的建议而被杀。朱温的军队在泽州被李克用的一个盟友打得大败。
① 《资治通鉴》，卷257 第8376 页；杨复恭传记见《旧唐书》，卷184 第4774—775 页
；《新唐书》，
卷208 第5889—892 页。
② 《旧唐书》，卷174 第4775 页；《资治通鉴》卷259 第8446 页中有藩镇蔑视朝廷叙述
。
③ 《资治通鉴》，卷258 第839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8 第8396 页。
对于李克用来说，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关中或河南的军队，而是来自北方
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以及控制山西北部边境地区的吐谷浑首领赫连铎，这两个
人联合起来对付他。②在初战失利之后，李克用派他的儿子李嗣源率领一支军
队去与他们交战，后面紧跟着援兵。在一个月之内，他击败了李匡威和赫连
铎，保证了他的北部边界的安全。与此同时唐朝军队在山西中部被击败，大
多数来自关中的队伍都逃散。剩下的军队仍由张濬率领，被迫逃到晋州躲避，
只是在沙陀将领自动放弃对城市的围攻和撤退之后才得逃脱。政府军在混乱
中逃出山西，从而不光彩地结束了一场注定要倒霉的和完全不必要的战争。
890 年对李克用之战是唐朝对京畿区之外最后一次积极干预行动。从那
时起直到王朝灭亡为止，政府完全忙于抵御长安周围那些越来越咄咄逼人的
和怀有敌意的节度使。朝廷自身继续为内部斗争所折磨。891 年阴历十二月，
神策军的高级宦官将领暗杀了杨复恭以前的义子李顺节，因为他们惧怕他图
谋个人控制军队，可能还想控制政府。893 年中期，昭宗计划绕过不可靠的
将军们而把指挥权交给宗室诸王。①
到893 年，朝廷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对手是李茂贞，此人从887 年起便是
凤翔的节度使，他在关中西部的势力已在迅速增长。他对软弱的朝廷极为藐
视，因为它既在不明智的进攻李克用的战役中战败了，又未能清除宦官的权
势。893 年阴历七月，李茂贞在一封写给皇帝的信中嘲笑朝廷对一次军事反
抗的软弱态度，信的结尾挖苦地问道，“未审乘舆播越，自此何之！”②皇帝
勃然暴怒，于是组织一支由太子统率的讨伐军，前去攻打傲慢的李茂贞，但
结果是凤翔的能征惯战的军队轻易战胜了政府的缺乏训练的新兵。为了继续
使朝廷丢脸，李茂贞紧持要处死三名高级宦官和宰相杜让能，因为他认为杜
让能应该为进攻凤翔一事负责。皇帝无力拒绝，杜让能和他的兄弟被迫自杀。
李茂贞被正式任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也就是正式承认他已经控制了关中西
部和山南15 个州以上的土地。
894 年唐朝的日子显然是过一天算一天。昭宗仍然履行他作为皇帝的形
式上的职责，但是他对新宰相的任命不再认真了，这可以从他于894 年提升
嗜酒的诗人郑綮和散文能手李谿一事作出判断。节度使李茂贞和王行瑜（邠
宁节度使）继续不断地谋求消灭皇帝独立行动的最后痕迹，他们的行动得到
宰相崔昭纬的怂恿：崔昭纬向他们通报所有朝廷中发生的事情。895 年年初
有过派宗室诸王指挥军队去镇压京师周围的盗匪的打算，但是，甚至这种打
算也被官员们劝阻，因为他们害怕这一步骤会导致凤翔和邠宁军队的干预。①
昭宗在895 年差一点被联合起来的关中三个最强大的节度使李茂贞、王
行瑜和韩建所废黜，只是因为沙陀首领李克用害怕关中会出现一股强大的联
合力量而进行了干预，他才得以保住皇位。当李茂贞和王行瑜争论他们之中
谁应控制皇帝时，突厥军队便进了关中。在帝国余下的军队之间发生的战斗
更加剧了危机，在此期间昭宗几乎被杀。他最后设法集合了少数卫兵逃往秦
岭山区，先在一座佛寺中，接着在一个驻兵的小镇避难。在勉强逃脱地方军
② 《资治通鉴》，卷258 第8404—405 页。关于吐谷浑和他们的首领赫连铎，见莫莱《从
北魏到五代时期
的吐谷浑》，第191—19 页及有关各处。
① 《资治通鉴》，卷258 第8409 页；卷259 第8445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9 第8446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0 第8466—467 页。
队的追捕之后，他再次为李克用所救，被护送回到京师。长安的宫殿这时遭
到如此严重的损坏，致使皇帝只好住在尚书省中，只有少数剩下的官员随侍。
皇帝把后宫的绝色美女作为礼品奖给李克用。李克用本人、他的同盟者和子
孙全被封爵，这是朝廷仅存的少数职能之一。
由于有人对李克用说，他长期住在关中可能使人民过分惊恐，他便于895
年阴历十二月离开京师回到河东。他离开时还得到300 万缗钱作为赏给他军
队的“礼物”。但是比起关中的事务来，李更关心的是朱温可能把势力扩展
到河东境内，因此他急于回到自己的首府。不到一个月以后，他便与朱温之
间打了一场大仗。
李克用刚离开京畿区，李茂贞便继续他的扩张，在895 年阴历十二月拿
下了河西（甘肃）三州，并任命手下的一名军官为河西节度使，这是没有先
例的对皇权的侵犯，但也是不足为奇的。
藩镇对朝政的干预在895 年以后甚至有增无已。朱温试图让890 年领导
过讨伐李克用的失败了的张濬任宰相，估计是希望张濬会再次动员关中军队
去攻打李克用。但是当李克用威胁说如果张濬被任为相他将袭击长安时，这
个想法就很快放弃了。后来的派别斗争导致了895 年阴历五月宰相崔昭纬之
死，那是与关中诸节度使（特别是与李茂贞）有密切联系的宦官们安排将他
处死的，原因是他经常致力于劝诱朱温干预朝政解除诸节度使对朝廷的控
制。昭宗再次被迫派诸王去指挥忠于皇室的军队，但这立刻引起了李茂贞移
军指向京师。长安居民为了预防出现最坏的情况，纷纷逃到城外山中。皇帝
的军队在一场短暂的战斗中轻易地被击败，昭宗比以往更加绝望。他决定逃
往河东去寻求李克用的庇护。①
昭宗前往河东时，被华州刺史韩建的儿子拦住了去路，因为韩建的辖境
正在京师和河东之间。韩建之子试图劝说皇帝接受他在华州的父亲的保护。
昭宗开始并不愿意，但后来被韩建说服。韩建在富平与皇帝相遇并警告他说，
如果他去河东“边鄙”向突厥人屈服，以后再也回不到京师；如果他留在关
中，仍有希望使朝廷复兴。韩建对皇帝的劝告隐含的威胁是明确无误的，于
是昭宗在896 年阴历七月十七日到达华州。
伴随昭宗的大臣中没有人对韩建“保护”皇帝的实质存在幻想，他们在
处理任何朝廷事务以前都小心地和韩商议。韩建以皇帝的名义向各道发布檄
文，命令他们将物资送到华州。这份命令受到邻近节度使们嘲笑，他们公开
地蔑视韩建粗暴地操纵皇帝的行为。第二年年初，韩建采取进一步削弱朝廷
的步骤，使皇帝成为孤立无助的傀儡。897 年正月，他向昭宗报告说，他已
发现一个由仍然掌握军队的宗室诸王策划的暗杀他的阴谋，并说他们还计划
将皇帝东移河中。当然，很可能他们确在搞这一计划。韩建命令诸王回到长
安，将他们的军队都改归自己节制。而且，他禁止昭宗与任何外人接触，免
得他被“眩惑”。①
897 年阴历六月，李克用试图组织力量将皇帝从事实上的囚禁中营救出
来，但只能得到很少的支持。下一个月韩建决定采取更激烈的步骤来对付长
安的宗室诸王。他将皇帝与关中诸节度使之间的所有争执归罪于诸王和他们
对帝国军队的控制，决定将他们杀死。在宦官刘季述的帮助下，韩建的军队
① 《资治通鉴》，卷260 第8989—49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1 第8497—498 页。
在897 年阴历八月包围了皇室的王府；刘季述的行为是希望得到韩的援助为
自己谋取利益。诸王中有些人剃头假扮僧侣，另一些人不顾死活地逃跑，但
有11 人被捉住和杀掉了。
898 年年初，由于关中节度使们越来越担心朱温向东扩展力量，特别是
在朱温拿下洛阳并邀请皇帝前去以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导致李茂贞、
韩建和李克用建立暂时的联盟，他们决定宁可让皇帝回到长安，也不能让他
落到朱温手里。于是昭宗在898 年阴历八月回到长安，同时宣布改元“光化”，
以资庆祝。
一回到长安，在宦官和官僚们之间的旧有矛盾又引起了另一场危机。宰
相崔胤与皇帝策划清除朝廷的宦官，特别是他们可恨的首领枢密使宋道弼和
景务修。宦官们和关中的节度使们互相勾结，而崔胤则得到朱温的支持；当
朱温在899 年将他个人的疆土扩展到关中的边界时，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增
长了。崔胤做了很多手脚加深了朝廷中的阴谋气氛，结果却使得他自己暂时
罢官，但通过朱温的干预又恢复了职务，并在900 年阴历六月成功地将一位
敌对的宰相和宦官首领宋道弼、景务修流放到外地，接着迫使他们自杀。①
余下的宦官们觉察到，只要崔胤能够利用昭宗对他们的终身的敌对情
绪，他们个人的和政治的地位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此他们便策划废黜
昭宗，拥立太子，以此来进行对抗。900 年阴历十一月，宦官们实现了他们
的计划，废黜了皇帝，并将他禁锢于宫中，置于严密的防卫之下。被宦官挟
持的新政权对它的真正的和涉嫌的政治敌人一概实行野蛮的报复，有步骤地
将他们杀死，重要人物中唯一幸免于难的是宦官的主要对手崔胤，因为他仍
然得到朱温的保护。900 年末，朱温似乎准备干预朝政，这促使宦官们将控
制朝廷的权力转交给崔胤。可是，朱温并不想在残酷的宫廷政治中使自己陷
得太深，他拒绝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不过反昭宗的政变没有维持多久，因
为新政权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实行政变的宦官们在901 年正月遭到暗杀；昭
宗获得自由并恢复了帝位。在庆祝消除宦官的获胜仪式上昭宗宣布改元，并
宣布大赦，包括半个多世纪以前被处死的王涯和其他官员得到昭雪，他们是
在甘露之变中因祛除宦官的计划流产而招致不幸的。②
在901 年以后，朝廷政局仍在进一步恶化。大臣（由宰相崔胤领导）和
宦官之间的仇视和阴谋恶性发展，每一方为了损害另一方都不惜付出任何代
价。只有操纵双方的节度使们从这种状态中得到了好处。真正的问题是哪个
节度使会得势，朝廷中哪一派终将屈服。
到903 年，这种悲惨的状况接近结束，当时朱温的军队已管辖关中的大
部分，他自己控制了朝廷和京师。他派自己的侄子领兵保护皇帝，任命自己
手下的官员看管京师剩下的东西。由于崔胤极力主张杀掉宦官，但无疑也由
于他自己的冲动，903 年正月朱温命令他的士兵将几百名剩下的宦官赶到内
侍省，在那里将他们残酷地杀掉。
904 年正月，朱温已没有理由留在长安，他便把昭宗迁到由他控制的新
近重建的东都洛阳。在旅途中朱温杀害了所有剩下来的皇帝侍从。904 年阴
① 《资治通鉴》，卷262 第8530 页。关于唐末宦官和节度使们之间勾结的情况，见王寿
南：《唐代宦官权
势之研究》，第47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62 第8552 页。关于大赦令的全文，见《唐大诏令集》，卷5 第31
—3 页。关于甘
露之变后王涯及其他大臣之死，见《资治通鉴》，卷245 第7916 页。
历八月，昭宗被朱温谋杀，他的第九子、12 岁的李柷嗣位。李柷，按传统称
为哀帝或昭宣帝，做了三年有名无实的君主，到907 年朱温将他废黜，并建
立了自己的梁朝。昭宣帝这个最后的短暂时期就其真正意义而言并非唐朝历
史的一部分，它完全可以看作是朱温巩固政权的一个阶段，下面我们将叙述
他巩固政权的过程。
朱温和五代的开始
朱温在904 年带着昭宗回到洛阳时，他正接近权力的峰巅，这是他在过
去二十多年中谨慎地和有步骤地树立自己权力的结果。随后数年尽管朱温在
几条战线遭受挫折，在907 年他仍然强大得足以宣布已经不存在的唐王朝的
结束和建立起他自己的梁朝。①梁朝（907—923 年）是907 年唐朝垮台和960
年宋朝建立之间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北部的一系列短命王朝的第一个。
朱温除了开创梁朝的历史作用以外，他早期的生活和经历特别清楚地说
明了唐代后期新兴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中最重要的成员取得政权的方法。②852
年，朱温生于宋州（今江苏省），这是宣武军的一部分。他的父亲和祖父是
学者和教师，但从未当过官。可是，他们的地位很重要，以致能和本地一个
更有名望的地方官员家族通婚。朱温还很年轻的时候，父亲死去，他的母亲
和兄弟被迫在他母亲家乡一个地主庄园中当雇工。甚至还在孩子时期，朱温
已显示出他的自立和多谋好斗的终生不变的性格，甚至在他长大以后也不曾
有过正式的职业，而是依靠打架的本领谋生。村里的许多人都讨厌他。①
当黄巢叛乱爆发时，朱温和他的几个弟兄加入了叛军的队伍。当盗匪军
队在880 年横扫长安时，朱温和黄巢在一起，在黄巢占领京师后被任命为同
州刺史。由于黄巢势力削弱，他便向勤王军投降，并在883 年被任命为他家
乡宣武的节度使。
在巩固自己对宣武镇的控制方面，朱温显示出他工于心计和有充分的决
心。该镇有长达一个世纪的不稳定的历史，它的动荡主要是由高度闹独立性
的、经常无法驾御的地方戍军引起的。他安排自己的追随者指挥这些军队，
使世袭的军官们只保留从属的职位。更重要的是，像这个时期其他节度使那
样，他建立了一支私人卫队，即牙军，作为他的主要武力。②这些牙军士兵的
来源真是五花八门，其中包括正规的侍卫兵、地方精英人物、农民、商人、
行商、盗匪、罪犯和形形色色的贱民。③有些人是从地方戍军选拔或从本地征
募的，另一些则是投降的或俘虏的军队。许多人显然是节度使私人的半奴隶
性质的随从，全都效忠于他，而不是效忠于戍军军官。没有他们，朱温就难
以维持自己在宣武的地位，更谈不上向外扩张了。除了牙军之外，朱温还专
① 《资治通鉴》，卷266 第8674 页。
② 关于朱温生活的现有材料的讨论，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第27 页
注。
① 《北梦琐言》，卷17 第1 页；《旧五代史》，卷1 第2 页。
② 关于唐末至五代时期牙军的重要研究有周藤吉之：《关于五代节度使的牙军的考察》、
载《东洋文化研
究所纪要》，2（1951 年），第3—2 页；堀敏一：《五代宋初禁军的发展》，载《东洋文
化研究所纪要》，
4（1953 年），第83—51 页；菊池英夫：《关于五代禁军的侍卫亲军司之成立》，载《史
渊》， 70（1956
年），第51—7 页。
③ 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的支配体制》，载《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1972 年），
第576 页。
门建立了一支骑兵，它的军事价值在多次成功地对付沙陀突厥的战役中已清
楚地得到证明。这些骑兵是一个精英集团，由富家子弟组成，因为他们的家
庭能为之提供武器、马匹和给养。①
在担任宣武节度使的初期，朱温面临着许多外来的威胁。当黄巢军队在
883 年初放弃长安以后，他便以发动一次大攻击来威胁朱温，只是由于陈州
的英勇的防御和黄巢决定将大批军队围攻陈州整整一年而终归失败，朱温才
得到拯救。883 年末，朱温投入了在宣武中部的亳州打击黄巢的战斗，他用
他在此地的胜利巩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可是，朱温谨慎地不使自己的力量
在与黄巢的战斗中消耗过多。884 年正月，他和该地区其他节度使一起请求
新近从黄巢手中收复长安的沙陀首领李克用给予援助。如上所述，黄巢在884
年阴历四五月间的一系列战斗中被击溃，并于那一年六月自杀，于是叛乱结
束。
黄巢死去以前发生的两件大事对以后数十年中国权力的结构有深刻的影
响。第一件是当突厥首领李克用在汴州时，朱温曾愤愤地试图谋杀他。李克
用设法逃脱，并回到了他的河东首府，但是这一背信行为使他们之间的猜疑
解不开了。②这也增加了突厥人和中国节度使之间已经存在的不和。他们之间
的冲突已有很长的历史，在10 世纪大部分时间仍继续存在。
第二件大事是，在叛乱快要平息时，黄巢残余部队的绝大部分都向朱温
投降。这些军队是黄巢其他临时组织的武装力量中训练有素和经过战斗训练
的核心，他们并入了朱温的军队，他们的将领也被任命为他手下的军官。在
后来的困难年代里，他们对朱温来说是一支极端重要的支持力量。①
在紧接黄巢叛乱之后的年代里，朱温最厉害的劲敌是另一位节度使秦宗
权，他的某些经历和朱温很相似。②在黄巢叛乱初期，秦宗权是忠武节度使的
幕僚。880 年当黄巢渡长江北上时，秦宗权奉命带一支万人军队去据守蔡州
（前淮西道的首府），它位于淮河南岸，忠武军的正南。由于秦宗权有效地
履行了他的职责，因而在他所处的蔡州让他开府建制任节度使。尽管他是黄
巢占领长安时派遣军队前去协助解救京师的少数藩镇节度使之一，但当黄巢
的军队在883 年进攻蔡州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投向了黄巢。在此以后，秦宗
权和盗匪集团一起去劫掠农村，还参加了对陈州的围攻。在唐末的所有军事
首领和盗匪首领中，秦宗权是有名的最冷酷无情的人之一。
黄巢失败以后，秦宗权自建王朝称帝。他的军队攻打和袭击中国中部的
许多地方，但是这可能反而削弱和分裂了他的政权，而不是加强或巩固了它。
885 年后期，他夺得洛阳和正好位于东都与朱温的基地汴州之间的郑州。886
年结束以前，秦宗权围攻汴州，朱温的反应是和邻近诸州的刺史建立联盟，
因为这些人也和他一样害怕秦宗权的力量。888 年的腊月，秦宗权被他手下
的一位将军出卖，他被交给朱温处死，作为酬报，此人即被任命为蔡州节度
① 关于这个骑兵军团的研究，见堀敏一：《朱全忠的厅子都》，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
洋史论丛》（东
京，1961 年），第819—3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5 第8306 页及以下各页。
① 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第56—7 页；关于朱温政权结构的重要论述见
堀敏一：《朱全
忠政权之性质》，载《骏台史学》，11（1961 年），第38—1 页。
②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200 下第5398—399 页；《新唐书》，卷225 下第6464—4
66 页。
使。③
在取得对秦宗权的胜利后，朱温的辖境附近已没有强大的对手了。在随
后的15 年中他稳步地扩展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控制，最后在907 年建立了
自己的梁国。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善于作战和有决心，他也以此训
练和造就了他的强有力的军队。但也应该提到，他的成功还大大地归因于他
的残酷无情和诡计多端，而这一点甚至在那个野蛮的时代也是数一不二的。
对待自己的士兵他是野蛮的：任何吃败仗的部队会被处死。他是完全不可信
赖的和不择手段的，就像李克用好不容易在他手下逃出性命后觉察的那样。
甚至所谓的盟友们也发现，朱温非常无情和狡猾。当战略上十分重要的魏博
节度使罗弘信对支持李克用还是朱温尚举棋不定时，朱温将俘虏的李克用之
子转交给他，由他处死，从而在896 年解决了问题。①既会使用任何策略，又
控制着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使任何其他中国节度使都不能向他挑战，尽管
有些人能够摆脱他的控制。可是，他所建立的王朝存在不到20 年，在923
年便为中国的主要外族沙陀突厥以优势力量所灭；对沙陀突厥令人注目地取
得对中国北部的统治，我们必须概括地加以论述。
李克用和中国北部的外来占领
有些寻求解释唐朝政权崩溃原因的学者，特别强调唐王朝允许主要是来
自内蒙古的外来民族占领北中国的规模。②当然，以此作为唐朝崩溃的主要原
因是荒谬的，唐王朝的生命由于外来的干预而得以延长的事实就很容易说明
这个问题。但是唐朝结束时，外族存在于中国北部的规模仍是一个很重要的
发展。
唐代后期北方沿边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对于这一地区汉人和非汉
人民族混合方式的实际状况所知甚少。可是我们知道，在有些地区，包括关
中在内，有数量极大的非汉族居民。长城以内中国北部的其他地区已全部或
部分地落在外族战士手中，虽则我们还无法证实是否还有大量非汉族移民随
同移入。从纯粹的种族角度来说，外来民族在北中国的分布规模是值得注意
的。那里有重新定居的吐谷浑人和党项人、铁勒族和契丹族、鲜卑族和回鹘
族。但这一时期尤为重要的却是沙陀突厥人，他们继回鹘人之后成为内蒙草
原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中国本部以内的一个主要因素。
沙陀突厥于唐朝统治的最初数十年中即见于记载，当时他们是西突厥最
东边的部落，生活在远离中国本部以西的地方。8 世纪初，吐蕃人的攻击把
他们向北赶到靠近巴尔喀什湖的地区。8 世纪中叶，沙陀臣服于回鹘，并和
回鹘一起派遣军队协助唐朝镇压安禄山的叛乱。8 世纪80 年代后期，他们不
再为回鹘效忠，大约有七千“营帐”移归吐蕃统治。他们经常参与吐蕃人蹂
躏中国领土的活动，其中有许多人定居在甘肃中部。可是，他们和吐蕃人之
间发生了严重的倾轧，在808 年，三万沙陀人决定归附中国，吐蕃追逐并杀
死了他们许多人，但大约有一万人为灵州节度使范希朝安置在盐州（关中中
部），一个较小的700 人集团则被安置在位于关中以北鄂尔多斯沙漠地区的
③ 《资治通鉴》，卷257 第8382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0 第8489 页。
② 见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821—58 页。
振武。809 年，范希朝奉命守卫太原，他带了1200 名沙陀士兵同行，在816
年范希朝战胜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时，这些士兵起了主要作用。另一个小的集
团则归河南的忠武节度使节制，817 年曾使用于生死攸关的和成功的淮西战
役。在此以后，他们的命运就不清楚了。①
可是，沙陀突厥的主体部分并没有卷入中国内部的这些早期的战争中
去，而是继续留在山西北部。在869 年对付庞勋的战争中，他们起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紧接着唐朝赐予他们的首领朱邪赤心国姓。其后他以李国昌知名
于世，在9 世纪70 年代到80 年代初，这位沙陀首领继续巩固他对山西北部
的控制。唐王朝立即对沙陀入侵的可能性产生了忧虑，于是使用正规军和民
间武装加强了它自己在山西中部的防御。从878 至880 年唐王朝连续向太原
派了六名节度使，但都没有在遏制沙陀入侵方面作出任何成绩。880 年朝廷
最后派一名前宰相前往太原，他带着一批精选的官员，还有来自洛阳的增援
部队，在880 年中期中国人成功地恢复了对山西边境地区的控制。可是，很
快朝廷就被迫答应赦免沙陀诸首领，要他们在从黄巢手中收复京师以及在最
后攻打黄巢时能给予协助。
与黄巢作战的沙陀首领是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早些时候他曾参加对庞勋
的战斗，并曾在唐朝都城长安寄住过，887 年他被任命为他父亲的沙陀军的
副统帅。①他立刻加紧了对北方边境的控制，直到中国人被迫加强防御来对抗
他的侵蚀为止。
李克用尽管在对付黄巢时打了许多胜仗，但他似乎并不想在已经占有的
疆土以外谋求任何土地。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在河东地区的根据地是容
易防御的，而且在一个地方分权和地方战争频繁的时期，此地是建立一个独
立政权的理想基地。李克用很轻易地便挡住了政府在890 年对他的征讨；他
的力量在以后的10 年稳步增加，和他的敌手朱温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并驾齐
驱。895 年，他已能指定自己的人选为河北北部卢龙节度使，并一度从那个
物产丰富的地区正式地征收赋税。②10 年以后，在905 年，李克用和从满洲
老家带着70000 骑兵到山西北部的契丹首领阿保机联盟。③这一联盟标志着沙
陀突厥和契丹之间紧密联系的开始，并且一直延续于整个五代时期，同时也
使满洲南部的民族越来越多地卷进中国的事务之中。
在10 世纪最初的数十年，沙陀突厥的力量继续增长。经过多年的战斗以
后，他们成功地征服了朱温的梁国，建立了自己的后唐王朝，宣称自己是唐
朝的合法继承者，并采用了许多唐朝的政策。后唐的统治只有十余年，到937
年为止，但是这段时间内它成功地建立了对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控制，征服了
在朱温统治时一直保持独立的齐国（关中西部）和蜀国（四川）。因此，这
个国家在合并中国北部政权方面标志着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阶段，也是由宋
朝完成的统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后唐崩溃以后，沙陀在山西依然保
持着一个独立的实体，即十国之一的北汉国。直到979 年为中国人收回为止，
① 关于唐代初期和中期沙陀活动的详尽记述，见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载《新亚学
报》，1.1（1953
年），第311—12 页。
① 详细情况见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6 页注。
② 见《资治通鉴》，卷261 第8505 页。
③ 关于李克用与阿保机之间联盟的详细研究见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年及其背盟
相攻之推测》，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1936 年），第79—8 页。
这个地区被突厥人统治了一百多年。
十世纪的诸独立国：十国
地区割据和文化差异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从来没有像政
治极端分裂的唐代后期那样明显。在山西的突厥统治者与河北、河南的中国
节度使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中，华北的割据界线显得非常明确。尽管在9
世纪末10 世纪初这两个集团是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但它们的斗争不是孤立地
进行的。在中国其他地方，唐朝权威的崩溃导致了一些地区国家的形成，每
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它们在从唐末到宋朝的逐步过
渡中全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些独立国被总称为十国，其中最有名的和最持久的出现在中国中部和
南部。第一个国家出现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9 世纪50
年代后期曾爆发第一次重要的反王朝的叛乱。董昌的短命的罗平国是在杭州
地区组织起来镇压盗匪的民团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见前文），它便是
这些国家中的第一个。前面已经谈到，它于921 年为吴越国所继承，此国是
由团伙头目转而成为民团首领的钱镠建立的，他牢固地控制了浙江的绝大部
分。吴越国的北方和西方是富庶和繁荣的吴国，由“起微贱”的杨行密于902
年建立。它是直接以唐朝将军高骈在淮南建立的政权为基础的。吴国最后据
有广大的领土，中心在长江下游三角洲，但是向北方和南方都伸展得很远。①
闽国在926 年正式形成，但事实上它的统治早在893 年已经控制了福建；
而在10 世纪上半期，福建在闽国统治下具有丰富的和多种多样的文化。②在
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一个地方军阀刘隐在896 年取得了对广州的统治。918
年，他的儿子刘�熜�布建立南汉国，其领土包括唐朝岭南道的绝大部分。在
数十年间南汉的财富日益增加，扩张也越来越厉害，但在10 世纪中期它的力
量先后被一批残忍的和腐败的统治者所削弱，因而无法与宋朝军队对抗；宋
军于971 年攻下广州。③
这些南方的地区政权在它们所统治地区的地方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
且在907 年唐朝统治正式结束以前和以后的年代的中国地图上也占有突出的
地位。可是，还有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更为有趣，因为它的历史甚至
与唐朝崩溃的准确的原委有更直接的关系。这个国家就是由王建于907 年在
四川建立的前蜀国；王建的经历在这个时代无疑是最不同寻常的。④他的外表
威风凛凛，起初是一个农村窃贼（一件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事实），然后受招
募成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将领手下的士兵，最后为有权势的宦官田令孜收为
养子。当僖宗第二次流亡时田令孜被废黜之后，王建于889 年被任命为西川
（四川西部）节度使，到901 年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以成都为都
① 见罗伯特·克龙帕特：《唐代的南方复兴：稳定江淮地区的计划、政策和外交》，加州
大学（伯克利）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3 年，第54 页及有关各页。
② 见E.H.肖孚：《闽帝国》（拉特兰，弗蒙特，1954 年）。
③ 关于南汉国，见肖孚：《南汉国史，根据欧阳修的〈五代史〉第六十五卷》，载《人文
科学研究所二十
五周年纪念文集》（京都，1954 年），第339—69 页。
④ 关于他的经历，有用英文写成的有用的概略，见冯汉镛：《永陵王建（847—18 年）王
陵的发现和发掘》，
载《美国中国艺术学会档案》，2（1947 年），第11—0 页。
城。从许多方面看，他的政权是唐朝在一个地区基础上的统治的扩大和延续。
他得到许多唐朝官员的协助，其中最杰出的是名诗人韦庄；韦庄以唐朝制度
和礼仪为基础制定了一套正规的管理制度和仪式。①韦庄还试图在小范围之内
以大唐都城长安为榜样来建设王建的都城成都，甚至城内的坊的名称也有许
多是相同的。王建在四川的正统性政权成了艺术家和诗人的一个重要的避难
场所，更不用说那些能够从北方的残酷战争中逃脱的唐朝官僚阶级成员了。
他的政权是这些岁月中最稳定和最安宁的一个。
十国构成了我们描绘的唐末中国权力新结构的最后部分。尽管其中任何
一个国家都没有机会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但它们全都在由宋朝完成的政治
统一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85 到907 年之间，大约50 个道的政权合并
成了12 个地区性国家。
但是，十国的重要意义超出了政治统一的内容。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
例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的大量海外贸易和新的文人阶层在
东南的集中，都应追溯到十国统治者所实现的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如果说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是和十国相联系的，那末它的另一些特征则
是和中国北方的发展有关，对此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简单叙述。中国西北部
丧失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唐朝统治最后数十年的
实力消耗与无休止的矛盾冲突造成的，在宋朝统治下这种地位再也没有恢复
过来。宋帝国的力量在唐朝正式结束以前就已牢牢打下了政治和军事基础，
这主要是由朱温及其继承者完成的。最后，使宋朝统治感到苦恼的持久的和
最后处于压倒优势的外来威胁，显然起源于唐代后期的军事上的虚弱，以致
中国人在许多年中失去了对中国北部这一广大而且至关紧要的地区的有效控
制。后记
剑桥历史丛书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这套丛书之一的《剑桥中国史》
已出各卷国外书评予以肯定。本书为第三卷，论述隋唐时期历史。
本书各章的译者分别为：杨品泉（第一至第二章、第六至第八章），张
书生（第三章、第九章），索介然（第四章），胡志宏（第五章），陈高华
（第十章）。全书由张书生、杨品泉总校。李斌城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
前言，详细地论述了本书的特点和价值，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这对读者
很有帮助。谢亮生同志对全书的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① 见江聪平：《韦端己诗校注》（台北，1969 年），第2 页。
表1 隋帝及其在位期
名号在位期年号
文帝581 — 604 开皇581 — 600
仁寿601 — 604
炀帝604 — 617 大业605 — 617
恭帝617 — 618 义宁617 — 618
详细情况见慕阿德：《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公元前221 年至1949 年）》（伦敦， 1957
年），第34 页。
表2 唐皇室家系简表
高祖（ 566 — 635 年，在位期618 — 626 年），生22 子，长子李建成（ 619 — 626 
年为太子），
次子太宗。
太宗（ 599 — 649 年，在位期 626 — 649 年），生14 子，长子李承乾（ 635 — 643
 年为太子），
九子高宗。
高宗（ 628 — 683 年， 643 年为太子，在位期649 — 683 年），生8 子，娶武后则天
（在位期
690 — 705 年），长子李忠（ 652 — 656 年为太子），五子李弘（ 656 — 675 年为太
子），
六子李贤（ 675 — 680 年为太子），七子中宗，八子睿宗。
中宗（ 656 — 710 年， 680 年为太子，在位期684 年； 698 年又被立为皇储， 705 —
 710 年复
位），生4 子，三子李重俊（ 706 — 707 年为太子），四子李重茂（ 710 年在韦后控制
下
作为温王执政）。
睿宗（ 662 — 716 年， 684 — 690 年在武后控制下执政； 710 — 712 年复位），生
6 子，三子
玄宗。玄宗（ 685 — 762 年， 710 年为太子，在位期712 — 756 年），生30 子，次子
李
瑛（ 715 — 737 年为太子），三子肃宗。
续表
肃宗（ 711 — 762 年， 738 年为太子，在位期756 — 762 年），生14 子，长子代宗。

代宗（ 727 — 779 年， 758 年为太子，在位期762 — 779 年），生20 子，长子德宗。

德宗（ 742 — 805 年， 764 年为太子，在位期779 — 805 年），生11 子，长子顺宗。

顺宗（ 761 — 806 年， 779 年为太子，在位期805 年），生23 子，长子宪宗。
宪宗（ 778 — 820 年， 805 年为太子，在位期805 — 820 年），生20 子，长子李宁（
 809 —
811 年为太子），三子穆宗，十三子宣宗。
穆宗（ 795 — 824 年， 812 年为太子，在位期820 — 824 年），生5 子，长子敬宗，
次子文
宗，五子武宗。
敬宗（ 809 — 827 年， 822 年为太子，在位期824 — 827 年），生5 子，长子李成美
在839 —
940 年为太子。
文宗（ 809 — 840 年，在位期827 — 840 年），生2 子，长子李永在832 — 836 年为
太子。
武宗（ 814 — 846 年，在位期840 — 846 年），生5 子。
宣宗 宪宗之十三子（ 810 — 859 年，在位期846 — 859 年），生12 子，长子懿宗。

懿宗（ 833 — 873 年，在位期 859 — 873 年），生8 子，五子僖宗，七子昭宗。
僖宗（ 862 — 888 年，在位期873 — 888 年），生2 子。
昭宗（ 867 — 904 年，在位期888 — 904 年），生10 子，长子李裕（ 897 — 904 年
为太子），
九子哀帝。
哀帝（ 892 — 908 年，在位期904 — 907 年）。
本表所列为在位的皇帝及未继皇位的太子。其他诸王有被授予太子称号作为哀荣的，
实际上不是太子。
表3 唐代诸帝及其在位期
帝王名号在位期年号
高祖618 — 626* 武德618 — 626
太宗626 — 649 贞观627 — 649
高宗649 — 683 永徽650 — 655
显庆656 — 660
龙朔661 — 663
麟德664 — 665
乾封666 — 667
总章668 — 669
咸亨670 — 673
上元674 — 675
仪凤676 — 679
调露679
永隆680 — 681
开耀681 — 682
永淳682 — 683
弘道683
中宗684+ 嗣圣684
（武后控制下的朝廷）
睿宗684 — 690 文明684
（武后控制下的朝廷） 光宅684
垂拱685 — 688
永昌689
载初689 — 690
武后则天690 — 705 天授690 — 692
周“朝” 如意692
长寿692 — 694
延载694
续表
证圣694 — 695
天册万岁695
万岁登封696
万岁通天696 — 697
神功697
圣历697 — 700
久视700 — 701
大足701
长安701 — 704
中宗复位705 — 710 神龙705 — 707
景龙707 — 710
少帝710+ 唐隆710
（韦后控制下的朝廷）
睿宗复位710 — 712* 景云710 — 712
太极712
延和712
玄宗712 — 756* 先天712 — 713
开元713 — 741
天宝742 — 756
肃宗756 — 762 至德756 — 758
乾元758 — 760
上元760 — 761
元761 — 762
代宗762 — 779 宝应762 — 763
广德763 — 764
永泰765 — 766
大历766 — 779
德宗779 — 805 建中780 — 783
兴元783 — 784
贞元785 — 805
顺宗805* 贞元805
续表
永贞805
宪宗805 — 820 永贞805
元和806 — 820
穆宗820 — 824 长庆821 — 824
敬宗824 — 827 宝历825 — 827
文宗827 — 840 太和827 — 836
开成836 — 840
武宗840 — 846 会昌841 — 846
宣宗846 — 859 大中847 — 859
懿宗859 — 873 咸通860 — 873
僖宗873 — 888 乾符874 — 880
广明880 — 881
中和881 — 885
光启885 — 888
文德888
昭宗888 — 904 文德888
龙纪889
大顺890 — 892
景福892 — 893
乾宁894 — 898
光化898 — 901
天复901 — 904
天祐904
哀帝904 — 907 天祐904 — 907
·退位+被废
详细情况见慕阿德：《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公元前221 年至1949 年）》（伦敦， 1957
年），第54 — 62 页。关于详细的历法，见平冈武夫：《唐代之历》（京都， 1954
年）。
表4 皇室的联姻关系
表5 唐代的度量衡制
（ 1 ）长度
10 寸=1 尺（略少于1 英尺）
5 尺=1 步（双步度）
10 尺=1 丈
1800 尺=1 里（接近1/3 英里）
（ 2 ）面积
1 亩=宽1 步×长240 步的狭长地带（接近0.14 英亩）
100 亩=1 顷（接近14 英亩）
（ 3 ）容量
3 升=1 大升（标准容器单位）
10 大升=1 斗
10 斗=1 斛
（ 4 ）重量
1 斛=1 石（接近1
3
4 蒲式耳）
3 两=1 大两（标准单位）
16 大两=1 斤（接近1
1
2 英磅）
（ 5 ）布
1 匹丝=宽1.8 尺×长40 尺
1 段麻=宽1.8 尺×长50 尺
详细内容见S.巴拉兹：《唐代经济史文集》，载《柏林东方语言通报》， 63 （ 1933
年），第49 页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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